凌空飞起什么意思:美国人：开拓历程·5-3

二十六 自然形成的知识

在我们的时代，先对一个地方勘探、测绘、进行植物调查、并加以详细描述，然后大批移民才前来密集定居，这种先后顺序对世界上一切边远地区来说已成共同的惯例。总之，探险家、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先行，然后移民才接踵而来。因此，往往在一种定型文化开始发展之前，大量新奇事物就已被罗掘殆尽，或者已被科学专家们所占有。举例而言，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对非洲、内蒙古和北极所掌握的知识，较之殖民时期美国人对他们大西洋沿岸那个狭长地带以外任何地方拥有的知识更为丰富而准确。

那个时代的笼罩新世界的迷雾，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任何地方已不复存在。美国是欧洲移民先于探险家、地理学家和职业博物学家而大量涌入的最后地区之一。当年，引导早期移民奔赴美国的仅仅是一些传闻和宣传，早期美国人尽管过的是永久定居者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中却充满了探险家的喜悦和任务，他们经历着只有探险家才能碰到的惊异和失望。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十分重要的实际情况，它照亮了美国人对周围世界的思路，同时也影响着美国人对人生的看法；它还使美国人从大量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问题中解脱出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曾使比较内向和埋头啃书本的欧洲人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它又诱使美国人的目光和思想转向周围世界变化万千、多种多样、而又无法预知的种种情况——对于这些情况，每一个亲眼目睹的美国人（有时往往也是第一个看到的人）都是自己看法的最高审定者。教养过度的欧洲人面临着非重新认识世界不可的局面。

在此之前，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的物质发展同智力发展具有如此清晰的一致性。为了扩大国土并定居下来，自然也就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知识。杰斐逊出于高度结合在一起的求知目的和政治目的，提出并一手组织的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队（一八O四～一八O六年）就是这种美国一致性的主要象征。即使在约翰·史密斯上尉、威廉·布雷德福，或者约翰·温思罗普最早的记载中，美国的知识的发展同新形成的美国社会的扩大也是并肩齐进的。我们有时忽略了美国的“发现”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它只是占领北美大陆的一项副产品。人们采取行动，向前推移，探险考察，也就意味着知识领域不断扩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知识的概念带有实践性和能动性的特征。学习和行动两者已经合而为一了。

北美大陆本身就是一座未知事物的伟大宝库，而且直到进入十九世纪之前仍然如此。我们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在乡间的门口附近就可以发现动植物的新品种，而是由于当时许多最简单的地理情况也尚未为人所知。任何阅读过问世最早的杰第迪亚·莫尔斯所著一卷本《美国地理》（一七八九年）的人都会看到人类仍然毫无所知的大片地区，这些地区曾使当时美国有名的地理学家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本系统而广博的美国地理书系由一位勤奋的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丹尼尔·埃贝林（1741～1817）所著。他的七卷本《美洲地志和历史：北美的美国》（一七九三～一八一六年出版），乃是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点滴收集和精选出来的大量知识片断。当时，美国人热衷于探明他们的土地，以至根本设法抽出手来著书立说。固然，美国人在殖民时期也曾写出许多地区性的考察资料报告，诸如杰里米·贝尔纳普的《新罕布什尔史》、萨穆埃尔·威廉斯的《佛蒙特史》、杰斐逊的《弗吉尼亚札记》以及其它不少有用的手册（如莫尔斯撰写的手册）。但是，美国人的兴趣在于土地的使用，而不是对于土地作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即使在埃贝林的多卷巨著问世之前，在美国地理学著作方面作出最重大贡献的也并非美国人。莫尔斯在他的著作的序言中就说过，“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有关美国的论著竟是如此残缺不全，甚至那些一度独占最佳资料的人的著作也不例外，从他们那里所能得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的知识真是微乎其微，以致欧洲人成了美国地理书的仅有的著作家。可是，欧洲的作家们又往往以幻想代替事实，这样就把他们的读者引入歧途，尽管他们自称是旨在消除读者的无知。”

虽然人们当时对于东海岸已有了某种程度的具体而细致的了解，但是，对阿巴拉契亚山西麓的地区，人们的知识就充满了假想和虚构。这种异想天开的假设有时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对照绘制确切的现代地图，杰斐逊关于西部各州的计划简直是毫无意义。他的计划必须与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充满假想的西部地志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出自最新和最佳权威之手”的莫尔斯北美最新地图（一七九四年）竟然把落基山脉的南端绘在苏必利尔湖的西北！该地图还把“密苏里河的源头”标注为“未经探明”，并且遗漏了象哥伦比亚河和内华达山脉这样重要的地方！莫尔斯坦率地承认，除了大西洋沿岸一带，他对北美所有其它地方的地志都十分无知。对于北美的海湾、海峡和大陆周围的岛屿（位于美国境内的除外），他“除了名称之外，实在所知极少”。

当时，北美大陆的心脏地带根本未经侧绘，以致人们常常把这一大块地方的种种假设用来解释业已定居的沿海地区的气候特征。人们当时设想大陆内地全都被难以穿越的森林覆盖（假定已达到连太阳都晒不到土地的程度），把这当作是美国气候比较寒冷的原因；而沿海地区，森林逐步被砍光，海风可以登陆，所以自最早期的移民定居以来冬季气候才逐渐转暖。

博物学上的种种新鲜“事实”，包括真实的和想象的，都成了最早期宣传小册子的有声有色的内容。这些宣传小册子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用以鼓动人们移居美国，或者是向移民们推销土地。小册子的作者，同任何时期的宣传广告的执笔者一样，总是不顾一切地随意夸大其词。当时还有大量旅游书籍，这些书的作者也总是竭力发掘，必要时甚至捏造一些引人入胜的新奇事物。其中有几位搞得最离谱，象土耳其作家易布拉欣·伊芬第，他在一七二九年描述了一种可爱的“华克华克”树，这种树所结之果全都是迷人的美女。另外许多人则热衷于描写稀奇古怪的植物和富庶之乡的气候和水的奇迹，真是浮想联翩，随意发挥。

新世界的许多可靠知识都是那些为了特定的实用目的而从事的旅行所得到的副产品。威廉·伯德一七二八年受托从事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边界的勘蔡时，每天都记日记。由此写成的《分界线的历史》，被认为是真正的新世界文献中拥有广大读者的一部经典作品。伯德以他朴素而流畅的风格，不仅描述了勘测美国荒凉地区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广泛收集了周围生活中五花八门而又引人入胜的具体细节——诸如：迷信的印第安人如何不敢“把地上的走兽同天空中的飞禽混煮在同一个罐子里，怕会触犯森林守护神”：印第安人如何“骑起马来比荷兰水手还笨拙，女人如何学着法国流行姿势横跨在温驯的马背上，但是她们十分害羞，以致众目睽睽之下谁也无法劝说她们骑上马去”：还有野生火鸡的习惯、福王草作为医治毒蛇咬伤的特效解毒药的种种特性、美洲野葡萄的功效、熊的习惯和可食用性，以及臭猫肉的惊人美昧……等等。

还有成百个负有具体使命的团体也发掘出成千上万种有关新世界的零星知识。其中有官方勘察人员，如威廉·伯德、彼得·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之父）以及查尔斯·梅逊和杰里迈亚·狄克逊，后两位花了整整五年时间（一七六三～一七六八年）勘察了后来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不祥之线；有做投机买卖的私商，如乔治·华盛顿，其目的纯系发现并取得最佳土地的产权；有巡迥布道的牧师，如英国国教的查尔斯·伍德马森、教友会的托马斯·乔克利，以及美以美教派的韦斯利兄弟，他们每人都想按照自己的特殊方式拯救人们的灵魂；最后还有詹姆斯·邓顿那样专门出售猎奇书籍的书商。一位英国官员亨利·布凯于一七六二年二月从遥远的皮特堡把一包标本寄给在费城的约翰·巴特拉姆，他说：“我想你肯定愿意知道在那些蛮荒之地自然界会产生什么东西。……如果你能抽空给我寄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特有而欧洲土地上不生长的树木和植物的目录，我将感激不尽。因为我打算一旦能有更多的和平时间，便搜集这类标本寄送给我的一位友人。”

在美国，看来全部知识都是由零星点滴而五花八门的资料积累而成的。当时的普遍趋势几乎是只要你发现这类资料，有一点就尽量蒐集一点，先不管它们是否可以列入熟悉的欧洲品种类目中，一般都是由美国人收集各种新奇事物，然后，学究气和书生气十足的欧洲人则使之系统化。欧洲的（特别是英国的）园艺学家和博物学家帮助美国人瞭解自己身边的宝贵财富。约翰·巴特拉姆这位自学成材的费城人发现的植物可能比任何其他美国人都要多，并且还在美国建起了第一座植物园，他之所以能从事这项事业，并且进行广泛旅行，全靠彼得·柯林逊的资助。后者是伦敦的植物学家和苗圃产品商人，他从美国输入植物品种，转手卖给英国的园艺行业。但是，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所描述的，巴特拉姆与其说是“一位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收集家”，他虽然是“一个出奇的天才”，但掌握的植物规律知识却少得可怜。他手中掌握的大量种子和植物在系统的植物学上所具有的意义，全靠英国博物学家汉斯·斯隆爵士和马克·凯茨比、荷兰植物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克·格罗诺维斯以及伟大的瑞典学者卡尔·林奈来发现。巴特拉姆一方面对收集新品种具有强烈的爱好，但另一方面又无力把这些品种系统化，这种特点正代表了美国学术思想的倾向。

另一个这种类型的著名美国植物学家大概要算约翰·克莱顿，他是弗吉尼亚格洛斯特县的一个职员。他所收集的大量标本为格罗诺维斯的著名论文《弗吉尼亚植物志》（一七三九～一七四三年）提供了原始素材，这篇论文甚至林奈本人也曾广泛引用。《弗吉尼亚植物志》这样一篇殖民时期有关美国植物学的最具有指导性而又最有条不紊的论文竟然出自欧洲学者的手笔，这是完全符合美国的特点的。

在殖民时期，为促进系统科学的发展而努力作出贡献的最为突出的美国人是卡德瓦拉德·科尔登。这位精力旺盛而往往轻率作出推论的美国人出生于苏格兰，在爱丁堡获得硕士学位，并在伦敦接受医学教育。他一七一O年来到北美殖民地，从一七一八年到一七五O年退休为止，他在纽约担任过一系列公职——从总勘测长、总督行政委员会成员，一直到副总督。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副职处理这些公务，自己则在公费支助下全心全意从事科学研究，决心在这方面创造出不朽的业绩。由于他的思想极富逻辑性，所以很早就被林奈的分类法所吸引。虽然科尔登在探索一种荒诞的“自然”植物学体系上花费了很多精力，还在这方面写出一大堆东西，并且又热衷于思索最一般性的科学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和承认他那套东西。真正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是他对美国植物学新奇事物的收集和描叙。他的《科尔登宅园周围的植物》，即在他纽约农庄周围发现的各种植物一览表，可算是殖民时期出自美国人手笔的最接近系统植物学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在美国却从未全部印行过。

美国那种散乱地收集材料的治学方法似乎具有传染性。一个名为彼德·卡尔姆的博学的瑞典教授，由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资助，于一七四八年来到美国，专门调查可能对瑞典有用的植物和树木。他来到美国之后就被那些五花八门的诱人事物述住。因此，他虽然也曾发现了某些美国植物新品种，其中有些甚至是新的植物大类，但是他的主要成果完全没有系统化，他所著《北美旅行记》一书包括不少混杂的内容，诸如加拿大妇女的短得出奇的裙子、美国农场主极为浪费的耕作方法、黑蚁的习性……等等。

乔治·布方和林奈都大力鼓励美国人勘探和发现他们的新世界。欧洲人的利益同美国的大好机会是协调一致的。但是，美国人所处地位仅仅是为欧洲专门研究系统化问题的科学家提供原始材料，他们贡献的知识很少带欧洲的色彩。而在当时的欧洲，专门研究系统化问题的科学家又实在大多，有时会使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根本无需去从事大规模的概括工作。况且，美国人缺少空闲时间，他们离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和学术中心是如此之远，而且新世界又有各式各样“意想不到的现象”在吸引着他们。在欧洲，要发现自然界某种新事物需要有哲学家的专心致志、学者的深入研究和百科全书编者的勤奋努力，而在美国，人们想躲开新鲜事物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