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强发微博生日快乐:[转载]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兰德公司对中国现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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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兰德公司对中国现状的分析

姚建国http://blog.voc.com.cn/yaojianguo

　　 我一直沉浸在对“民族性”的思考中不能自拔。

　　今年是中国的大悲大喜之年，每一次大悲和大喜都张扬着浓重的民族情结：从湖南的冰雪灾到汶川大地震，国人在民族的悲泣中刻意寻找着悲壮的因素；从奥运会到神七升天，国人又在大喜中宣泄着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所有这些，都被山西的泥石流和三鹿毒奶粉的严重事件拷问着：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就在这个时候，看到了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现状的分析报告》（见附文），这是一个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的所谓“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个报告从中国现今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民族心理诸方面给与了全面的分析，其中不乏严厉的批判。如果从民族主义的心理来看这份报告，那么中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批评，因为它从民族的劣根性上拷问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我本人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如果我能像柏杨那样用“丑陋的中国人”作为前提，凛冽地批判自己民族的劣根性，肯定会招来人们的咒骂，而且我也对自己的民族揭疮痂于心不忍。可是让外国人来骂中国人，心里总是感到很别扭，怪怪的。我知道，我的这种别扭就是民族劣根性的一种：虚伪而不知认错。面对别人的批评抑或是批判，我们能不能用自省的方式来对待？如果别人骂得对，骂到我们的要害上，这就需要我们忍住庄稼火，深刻地反省；如果他骂得不对且别有用心，那我们就进行反攻。问题的关键是，兰德公司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和批判是不是客观的？这就需要我们去辨析。如果在这个命题上深入思考，无疑会让我们想起鲁迅。

    二十世纪以降，对“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声势浩大。鲁迅的小说及其杂文总是被自然地与对国民性的激烈批判相纽结。关于“国民性”的话语在二十世纪初与反对专制的社会学话题密切相关，而就民族心理和个性而言，这还不是鲁迅先生独有的批判内容。谈中国国民性问题，我们应该记住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即鲁迅在逝世前不久提到希望有人翻译出来的“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中国人的性格》于1890年在上海英文《北华捷报》连载，后由纽约一家公司结集出版，算是第一部系统地分析中国人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征的著作。书中列举的中国人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注重面子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但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思绪含混；坚韧，善于忍耐，却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

史密斯意识到生存条件是形成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成千上万命该贫困而又无知的人，他们的眼界狭窄，自然头脑含混。”同时，作者指出：“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有相当比例的人总是生活在死亡线上。”

    我已经意识到，史密斯看到了问题的重要之处：那就是贫穷和粗陋的生活状态导致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即自私、不觉悟、无理性、麻木、愚昧和无休止的耐性。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那么，如果中国人富裕起来，就会远离这种民族的劣根性了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民族的劣根性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中国喜欢把孔子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而孔子又给了中国人什么呢？是非常实际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哲学直接导向就是自私。孔子是喜欢往后看的，所谓“法先王”就是如此，由此引导中国人过度依赖自己的历史经验，导致因循守旧而在知识上有致命的缺陷。有关这一点，我们的学者们都不能勇敢地面对这个事实。所以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封闭的生活使广大的中国人没有见到过条件更为优越的国家，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尽管史密斯怀有自己的宗教目的，但还是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其虚伪的一面：“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个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的背井离乡而哀叹。”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自私而圆滑。你不能要求一群中国人用团结的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因为他们是盘散沙，这是自私导致的结果。中国人不能用群体的力量走向成功，而只能用群体的力量走向毁灭。在南京大屠杀中，只一个班的日本人就可以看住站满整个体育场的中国人。如果这时有一个人带头冲向日本人，潮水般的人流就会把那几个日本人淹死，可是没有人这样做，一个极为自私的共同心理在起作用：我带头反抗死去了，你却活下来，凭什么？就这样，整个体育场的中国人就被一个班的日本人统统地枪杀掉了。这就是中国人，典型的中国人。在这之前，鲁迅不厌其烦地追问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就是对中国人的这种自私早就不耐烦了。身为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民族就是这样一盘散沙，怎能不感到羞耻呢？

　　鲁迅一生始终坚持改造国民性，求得人的真正解放，以最终在“立人”的基础上建立“人国”。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从来不曾像梁启超那样罗列国民性的优缺点，所着眼的基本上是“坏根性”。中国国民性在鲁迅眼中是“堕落”的，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和“贪婪”，要“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国民性”作为一个贬义词和攻击的靶标进入中国现代思想话语，是鲁迅所留下的精神遗产中重要的一部分。鲁迅本人的独特经历、性情和气质显然直接影响他对国民性的认知，一方面是极端的深刻，另一方面因其个性中独有的“毒气”和“鬼气”，他更多的时候是偏于负面和否定的，连他自己也承认：“我的作品太黑暗了。”鲁迅以《狂人日记》揭示儒教吃人，振聋发聩。（但取吃人的喻意则可，如以其间所述的“易子而食”等典故来证中国人天性为食人民族则不尽然。食人是古代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不独中国人专有，对此周作人在其散文中也曾论到。） 鲁迅先生预先设定要以阿Q作为一个集所有劣根性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实施批判，固然有强大的启迪作用，《阿Q正传》在1921年的问世，以讽刺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将对国民性的反思推向极致，却也引导人们集中于批判乃至嘲弄国民弱点，而不再像早期的论者那样辩证地分析，去直击造成不良国民特性的制度根源，尽管这未必是鲁迅的本意，因为在同一年发表的《故乡》中，鲁迅说：“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指闰土）像一个木头人了。”假如读者不注意“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而一味批判这个“木头人”身上的“国民性”，意义安在？

　　所以我们不必太苛求鲁迅时代的中国人。那么现在呢？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何改变呢？我想，变化不大，鲁迅先生批判的国民性已经在中国人的灵魂里安家。四川汶川大地震全国哀悼日时，默哀之后马上就成为一种狂欢，这让一个正常人无法接受。悲哀之后的狂欢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操纵着人们的灵魂。奥运会就是一个运动会，而且应该是一个城市运动会，而我们却要举国办奥运，非要把它作为一个展示国人风貌的窗口不可。那几天北京见蓝天了，可是奥运结束后，工业烟尘又弥漫在北京的上空，这又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虚伪到就为了让外国人看到我们的所谓好处而不惜一切？这让我想起一个相声小段，说一个很虚伪的穷人每天早上出来要用一块肉皮抹嘴，让外人看到他每天在吃肉，其实他连裤子都没得穿。那一天他的儿子跑来告诉他，那块肉皮叫猫给叼走了。这个人马上着急地说：叫你妈妈赶快追呀！孩子说：没法追，我妈的裤子不是叫您穿来了吗？——这就是典型的阿Q行为。当我看到那么多中国人在奥运期间露出自豪的微笑时，就想到那块肉皮，就想到阿Q自负的傻笑。当三鹿奶粉酿成了一场灾难时，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最低的道德底线，这样的行为也许连阿Q都不敢为的。

　　最终，伴随着鲁迅身后的巨大影响，“国民性”从一个中性词蜕变为一个意义消极的词语，与“国民劣根性”同义。国民性被看成是一切缺陷的集合体，是中国人的特征，它的存在不再需要被解释，因为它本身就成为一种解释模式，而且越来越被看成一种内在固有的、持久的“心理构造”。

　　而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批判又是一个不同的视角，如果我们能接受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那么就应该耐心和冷静的分析美国民间对我们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国人愚弱的根源是专制的压迫和民权的匮乏。当社会批判转向民族劣根性批判并看似深入一层的同时，批判和嘲弄的锋芒却从社会指向受害者，这似乎冷血了一点。可是我们需要同情吗？

　　附：

兰德公司对中国现状的分析报告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 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