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 景点:学者提出大胆观点"让村庄成为历史" 引发争议4

 
在中国消除村庄和建设小城镇的经济、社会效益
在完成六亿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迁移后，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将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实施这一伟大工程所带来的最大经济利益是大量土地由现在的农村居住用地转化为耕地。据统计，我国1996年农村居住用地为人均154平方米，考虑到十年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居住和农民因建房而新占耕地等因素，估计目前这一数字会更高些。根据建设部1991年发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城市规划人均用地（包括居住、工业、道路广场和绿地）的上限为77平方米。即使以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的城镇用地为建设部规定的用地上限计，在农村居民迁入城镇、将原有农村居住用地转变为耕地后，平均每个迁入城镇的农村居民能为我国净增77平方米的耕地。这意味着当全国六亿农村人口完成向小城镇迁移后，总共可以为国家净增7000万亩耕地（这里尚未包括迁入其他城市的农户所置换的净增耕地），折合46000多平方公里。这一面积大大超过中国台湾省的总面积。需要指出的是，村庄所占的土地一般都是优质土地；由其转变成的耕地都是优质耕地。在人多地少的中国，我们都清楚耕地意味着什么。而这一工程的实施所产生的如此庞大的耕地面积是无价的。当然这里所指的净增耕地是在逆转目前由于快速城镇化而造成的耕地急剧减少的现象后所新增的耕地，该面积已除去了未来城镇化所需的耕地占用量。也就是说，这一工程的实施有效地把本来由于城镇化而导致的耕地大量减少的趋势逆转过来，使城镇化过程变成为同时增加耕地的过程，使中国的城镇化真正成为一个利国利民、造福千秋万代的良性运行的工程。
2.当这无数的村庄被两万个左右的小城镇取代后，在全国范围内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将大大提高。其中最大的一项是交通网络的简化：本来需连接百万村庄的交通网络，为主要连接两万城镇的交通网络所取代。目前很难估计建设这两个网络系统的成本差异，但根据交通部2006年2月份公布的数字，政府计划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投入1.2万亿元用于农村道路建设，年均投入2400亿元，可见建设农村交通网络成本之高。可以肯定，用于连接两万城镇的交通网络所需的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而由此节省的投资可转而用在新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或者用来作为对迁移农户的补偿资金。
3.在现有村庄的居住用地转变为耕地后，将使大面积土地连成一片，使农村土地更规范化，有利于未来农村的机械化和大农业运作。
4.这六亿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将创造一个与村庄消费方式完全不同的消费市场。这一庞大人口的城镇化，将为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无数的就业机会，为中国经济开辟庞大的内需市场。
5.当在中国土地上把现有的70万行政村变成约两万个小城镇后，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管理成本，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管理和服务效率，使有限的财政开支效率达到最优化。比如，目前散布在村庄的学校由于规模小，不仅人均成本高，更难以保证师资、校舍的质量，从而影响整个教学水平。而在三、五万人口的城镇，则可创办相当规模的正规中小学，保证师资和校舍的配备，从而确保较高的教学质量。毫无疑问，工程的实施将对中国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国民的整体素质产生深远的影响。同理，在医疗服务、社会治安、行政管理等各个领域，也由于规模效应而将极大地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6.发展小城镇，除了是基于中国和世界城市化经验的现实考虑外，在中国以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主要目标的另一个显著利益是：小城镇临近迁入农户原来的乡村，对一时在城镇就业有困难，但已迁入城镇的居民，便于继续在农村务农。同时，随着城镇的发展，城镇就业机会的增多，务农者也便于逐步转向在城镇就业。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农业就业人口由于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城镇中由于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就业机会将逐渐增多。小城镇可为培育和促进城乡就业动态的良性循环，起到关键作用。
7.在我国以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主要目标，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点：它有利于中国文化中所重视的亲情乡情的维系。由于大多数农户迁入邻近的小城镇，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亲戚、朋友及乡邻等亲情网络影响不大，因此民众在心理上容易接受这种就近迁移，且迁移后对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震荡不大。这一点看似无足轻重，但实际是很重要的，因民众的心理接受程度对这一工程的顺利实施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亲情观念得到充分尊重的今天。
8.实施此项工程，国家对宅基地的补偿是最直接的大笔资本投入。但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政府已完全具备做此投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而言，这是一项造福中华民族的小本大利的投资。就该项投入的具体成本而言，若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二分宅基地计算（实际应低于此面积），则六亿迁移人口共有宅基地1.2亿亩。若以平均每亩补偿5万元人民币计，1.2亿亩土地共需补偿金为6万亿元人民币。以五十年平摊，每年国家共支付宅基地补偿金1200亿元。根据温家宝总理2006年3月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作的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为3397亿元；另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的估算，在中国全面建设新农村的固定资产总投资约需8万亿元人民币。若以林毅夫教授提出的十五年建成新农村计，国家需在未来十五年中每年在农村固定资产的建设上投入5300多亿元人民币。与此两项支出相比，实行迁移补偿的成本要小得多。更为重要的是，与“三农”支出和建设新农村投入相比，国家以对宅基地补偿来换取土地的方式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前两者的投入治标不治本，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即投入后“三农”问题依然存在，更无从解决中国未来走向城市化的根本问题；而通过对宅基地补偿的方式，鼓励农村居民逐步向小城镇迁移，以较小的经济成本换来无价的庞大耕地面积，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小城镇市场。当然，此举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当这一浩大工程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的时候，中国已完成了从村庄大国向城市大国的转变，城乡差别将从此真正消失。(张元林/美国肯恩大学[Kean University]终身教授、博士)

荐者来信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编辑部：
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组工作，结识了美国肯恩大学张元林教授。张教授对中国城镇化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张教授将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我看后感觉文章提出的观点和思路对于我国选择城镇化发展道路有参考价值，特向贵刊推荐。现将张教授的文章用附件附上，请审阅。
顺颂
编安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参赞 戈松雪
2007年2月28日 发自纽约
专家对该设想的不同评论
应给城乡统筹一个明确的空间定位
刘奇 安徽省委副秘书长
读了张元林博士《让村庄成为历史——中国城镇化之路的最佳选择》，总体感觉是张先生的文章是费孝通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小城镇大战略”思想的具体化，文章试图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道路明晰方向，探索路径。文中有些政策思路颇有新意，有些建议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该文隐含的一个重要命题值得研究。目前，我国在大力度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其具体措施就是一面高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一面着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城市化是方向，村庄的衰减是历史的必然，建设新农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缓解城市化过程中日益加剧的城乡矛盾。因此，二者之间并非对立关系，应该是统一的协调关系，在空间坐标上彼此之间应该有一个契合点。我们在推进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工作中应该找准这个空间结点，这个结点就是我们贯彻落实城乡统筹战略的空间定位。
中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其核心就是逐步消除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近几年，城乡统筹的战略思想已经逐步在各个领域被具体化、政策化，但城乡统筹的空间格局一直不甚明朗，致使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两张皮现象比较明显。
城乡在空间格局上实现统筹是消除城乡发展两张皮的重要途径，是城乡之间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统筹，也是中国推进城市化的必由之路。要使我们这样一个“村庄大国”走向“城市大国”，选择小城镇作为城乡统筹的空间结点，让绝大多数农民走“就地城市化”道路是最现实的首选。一是小城镇具有生存成本低、就业较容易、农民熟悉环境等诸多好处；二是大中城市企业普遍不招40岁以上的农民工，老弱病残都要回乡生活，他们要实现城市化，只能在本乡本土；三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文化因素，那就是融化在民族血液中的乡恋情结、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等思想，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不论在哪里，不论多么显赫，中国人总觉得只有在家乡故土才能找到感觉，只有在宗族家祖中这种效应才能被放大、被提升。如今在外地发了财的农民，绝大多数都在自己家乡的县城或集镇购置房屋。有的甚至打道回府，另起炉灶，在家乡创业，这更是明证。可见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从小城镇起步，城乡统筹的空间选择应该以小城镇为结点。
就城市化发展而言，目前，我们还存在着三个模糊：一是内涵模糊。是只重“城”的建设，还是“城”与“市”并重，思路失偏。城市要发展，外延当然要扩大，但内涵更要及时提升。内涵不提升，徒有其表。有城无市，何谓城市？城市的原始解释就是“城堡+市场”。目前的现实是，城市急剧膨胀了，对进城的农民却不认账；土地被圈，很快城市化了，而失地的农民却不能马上为城市所“化”。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重点是如何把人“化”入城市。这种土地过快城市化与农民过慢城市化形成强烈反差。二是路径模糊，是优先发展大中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小城镇，抑或发展城市群。路径不明，重点不突出，遍地开花，力量分散，影响城市化有序、健康、稳步地推进。三是格局模糊。是按行政区划设置城镇，还是按经济规律设置城镇，理念不清，绝大多数地方都以行政区划设置，这样推进城市化显然违背经济规律。上述三个模糊，再加上过快过热的行为，导致城市化方向不清，路数不明。
就新农村建设而言，目前也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容量问题。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集中，由于经济的、社会的、市场的等种种因素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什么时候能转移多少，农民更难捉摸，新农村建设究竟要建一个多大容量的新农村，这对每家每户、每村每乡都是一个无法把握的现实，投多了造大了带来浪费，投少了造小了面貌难改；二是布局问题，新农村建设理所当然要与推进城市化遥相呼应，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样面临着布局规划问题。目前，一些地方小城镇没能按照以省为单位、村庄以市或县为单位，根据生产力布局，经济聚合能力、交通条件、地理环境、风土民情、历史沿革、文化传统、行政区划等方面，实行城乡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依旧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区划状况建设；三是重点问题。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规划好并着力建设好小城镇和重要的居民点，而不是平均用力，遍地开花，有村必建，建必建好。有些村庄必须让它自然消亡。俄罗斯原有15.5万个村庄，现已有一万多个废弃，3.5万个村庄居民不足十人。我国80年代94万个村庄，目前已减少到不足70万个。国家已经在宏观布局上设计区域发展的定位，作为村镇建设在微观层面上同样需要定准位，不能发展的地方就要坚决放弃。
总之，以发展小城镇作为城乡统筹的空间定位，让推进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并驾齐驱，应是落实好城乡统筹的重要基础和深层选择。[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