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直男拍钙片:中国对外援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22:33:01
中国的对外援助始于1950年。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等三种方式向非洲、亚洲、东欧、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16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在援款项下，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成了近2000个与当地人民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项目，涉及工业、农业、交通、通讯、文教、卫生以及社会公共设施等领域。此外，根据受援国要求，中国派遣技术人员赴当地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实施成套项目建成后的技术援助和单项技术援助。中国还向受援国提供了大批物资和少量现汇援助。
中国政府为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长期以来一直重视援外培训工作，近年来更加大了工作力度。迄今，已有近10万名官员及管理和技术人才来华参加了培训和研修。
为减轻受援国负担，促进发展，推动国际社会履行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承诺，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的同时，还减免了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对华到期政府债务。截至2007年底，中国已累计对非洲、亚洲、加勒比和南太地区的49个国家，免除到期债务374笔。
中国还对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及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如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大地震、马达加斯加飓风、朝鲜火车爆炸、印尼地震、菲律宾强台风等。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救援行动，帮助灾后重建。
应受援国要求，中国一直向部分发展中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自1963年以来，先后派出援外医务人员约20,000人次，遍及亚、非、拉和东欧的65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共有48支医疗队约1200多名医务人员在47个国家工作。
为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中国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优惠贷款是由指定金融机构提供本金、政府财政贴息的一种具有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贷款，根据受援国发展需要，主要用于支持中外双方企业合资合作建设、经营的项目。
自2005年起，中国又开展了对外派遣青年志愿者工作。迄今，已向泰国、埃塞俄比亚、老挝、缅甸、津巴布韦、塞舌尔等国派遣了200多名援外青年志愿者，开展汉语教学、中医治疗、农业科技、体育教学、计算机培训、国际救援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建国后，毛主席对我们这个饱经战乱、饱受列强蹂躏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概括的一个词语是：一穷二白。可是，在这种国情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援朝、援“非洲兄弟”、援“社会主义明灯”、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援钱财、援粮食、援焦煤、援武器、援拖拉机、援衣物、援医疗、援医药、援汽油、援人血、援士兵的生命……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能拿得出的，我们都拿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中国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对越南的援助似乎可作为评估全貌的着眼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告诉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人们无法知晓政府在类似的行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个200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无法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在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的估计是，中国援了10亿美元。当时（乃至今天），我们是那么穷，我们的人民是那么苦；子女们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我们的“家长”对子女却异常刻薄，对外族倒如此慷慨，如此乐善好施……
但我们换来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不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吗？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聊以自慰的“友谊”都没有得到！看看吧，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兄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1、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我们花了我们异常宝贵且稀缺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粮食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水飘，无声的水飘！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Cai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啤颉蜮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只得到了一样：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无产阶级……这一“伟大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坚定支持！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和美国交恶，阿国会站在哪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章程的规定，它肯定会像当年毛主席的决策一样，施行“一边倒”政策，但要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2、越南：
对于越南，这个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伙伴，从我们的超巨额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中国人痛哭一场！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主义”！
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助了枪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则数不胜数，举不胜举。我们的军人是这样为他们修路的：在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中，中国军人随时会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是在战场上。
我们有1,100位（也有资料说是2,000人）同胞阵亡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4,200人负伤。（有文章说，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国内甚至30多年内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我们这一切的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付出，换一个“友谊地久天长”应没有问题吧？但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国人在高呼“同志加兄弟”时绝没有想到的结果---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在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年长一些朋友兴许会想起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更加令中国人痛彻心扉的是狼心狗肺的越南人把俘虏的70多名中国女兵在疯狂进行长时间的轮◎◎之后把她们全部一个个肢解成海豹人（斩掉四肢），除了个别烈性女兵被杀以外，几乎全部被俘女兵都活着并在战争结束以后通过交换战俘而交还给了中国。在战争期间这些被俘女兵在越南军营里甚至连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绝食者被强行灌.....实在不行就被紧紧捆绑着成天用吊针输葡萄糖.....!
3、朝鲜：
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即使在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后的阶段，对朝鲜的饥荒援助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中有印象的几次是：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Q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上面的列举援助，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稍后，又找到了新的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如果该报道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生命，中国人的血肉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中朝友谊”？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牢不可破”！
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以示不悦---两国首脑间的“正式访问”因此中断了八年。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我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其他人---包括美国人---更厉害！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友谊”，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颗粒无收”更糟的结局！
3、“非洲兄弟”：
就从著名的“坦赞铁路”说起吧。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很潇洒地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但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祭扫（包括非洲人），无人安魂。我们为这些“兄弟”援建的企业---如援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由于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拼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我们“奋不顾身”地帮“兄弟”，我们得到了“友谊”了吗？也没有！我们得到了“兄弟”发泄的怨愤---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现在，我们当年唤作“兄弟”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429期的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兄弟”，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的都是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600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谁又能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实现“进来”目标的唯一选择？！……
如今，还有一些小国在对我们耍着惯用的伎俩：出台湾牌，以此来勒索经济援助。比如三年前，一个挨近澳洲的袖珍小国，人口只相当于北京的1/4，对我们的援助很高兴。但听到台湾有可能给它更多的好处时（15亿美元），就准备与台搞大使往来。后来又觉得金元到手的可能性不大时，又对中国抛来了媚眼。国家的存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一个经典，是国家间通行的博弈法则。
这个小国的决策者对有利于自己的利摇颉蝤行了选择，它没有错。它今后肯定还会这么做。但倒霉的，利益受损的，却是两岸的中国人。从中国人的对峙中坐收渔利的国家还少吗？小国们无论是得到了大陆的物资，还是台湾的金钱，都是两岸中国人的血汗创造。我们能找到使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少受损、不使外人常玩的“火中取栗”的伎俩得逞的策略吗？---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在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任何人企图通过说一句话：“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指望能获得中国的一次资助或奖励的惯例该结束了！如果他们的类似行动能屡屡得到满足，他们的依赖将没有止境，我们的国力将不堪负担！就凭我们总体上人均所占世界人均1/4的资源拥有水平，就凭我们人均所得仍在区区几百美元的额度、处在世界100多位的排序，再加上9亿农民总体上赤贫的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实力去援助任何国家。漠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害国家未来发展的援外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这类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农具，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可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这是一种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大家知道，国际上一直在帮助非洲国家的不发达群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参与向全球的贫困化宣战的运动，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在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农民，他们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最不发达”的群体，而他们的悲惨处境并未被外界了解，他们最迫切的、理应受到援助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就永久丧失了接受国际救援的资格！他们经受的苦难将没有尽头！中国的农民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民中至少会有5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有一件事值得玩味：10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对国民义务教育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就鼓励民间财力来资助“希望工程”。运作10年后，到99年12月31日止，这个“工程”共收到的钱款折合成人民币是18.4亿元。区区之数呀！我们穷吗？我们穷到在为外国人办事时，可以上千亿千亿地给他们掏钱；我们富吗？我们富到当办自己的事情时候，却会为18亿为难……
在这个国际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在涉及利益的分配上是有排序的。像北京市，它以前每年要发布一个公告，告诉外地人：哪怕是一个售票员、一个司机的就业岗位，它都要考虑北京人处在绝对优先的位置（当然，这是不象话的）；还有，各国的继承法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一笔财富、和利益的分配，继承者们是会要求按照与被继承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进行优先次序的排位。
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我们为什么不优先救济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拿去援人！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我们的学者曾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是，我们对以上做法，对以前的英明领导们的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在2001年11月12日，我国的元首在会见卢旺达总统时，又给两国30周年建交送了一份厚礼：向卢国提供3,000万元无偿援助；豁免卢国1.1318亿元和270万美元的到期债务。
从电视的画面来看，这位叫保罗-卡加梅的总统一脸不肖的表情。私下揣测，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个数额提不起精神来，内心有所不快。稍后，又在电视里听到朱总对这位总统解释说：您刚刚访问过的上海，是中国最繁荣、发达的地方。我们对你们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还不富裕……
外交档案解密之一：建国头十年的对外授助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要求便纷至沓来。
1950年7月，蒙古国向我国提交了总计12250名援蒙工人的清单，包括建筑工人、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1955年4月底，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至1960年，援助蒙古进行建设的中国工人多达13000人。
1951年5月15日，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130箱酒及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向刚果提供5000吨小麦。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向兄弟国家和亚非国家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对朝鲜的援助）。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40.28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有经济学家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40.28亿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六百亿）
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等，一共22国。（来源：《新民晚报》）
外交档案解密之二：饥馑年代的对外援助
飞机千里送螃蟹
“想不到周总理还记得这件事。”缅甸最高法院院长吴敏登1960年10月接到周恩来总理赠送的螃蟹时，非常感动。
此前一年，周恩来在访问缅甸和吴敏登谈话时了解到，吴敏登喜欢吃螃蟹，便答应在第二年秋季送吴敏登一些上海螃蟹。外交部礼宾司在接受这一任务后，于第二年10月让上海外事处购买了25市斤螃蟹托班机运到北京，次日又用飞机运往缅甸，由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以周恩来总理名义送给吴敏登。
礼轻情义重，这样的事情在外交档案中有诸多记载。
在更多的时候，中国甚至是牺牲自己，援助朋友。
“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意越南中央和政府提出的要求，借给他们10万吨大米，存放在我国，待越方需要时运去。”这是196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批复给外交部和外贸部的一份电文。中国在此时正经历着罕见的大饥荒，已经有许多地方开始用草根、树皮充饥。这种情况下，中国却选择把10万吨大米借给遇到同样危机的越南。
一系列解密档案显示，在1959年-1960年三年大饥荒中，中国的对外援助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仅在1960年，外交部解密档案中共有99个相关档案。这一年，中国的对外援助达到3.63亿元人民币，偿还外债6.73亿元人民币。
同年10月，中国向几内亚赠送了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和汽车；派出一批专家去摩洛哥指导当地人种菜。中国节衣缩食，援助他国，这让中国赢得了很多的朋友。
还礼之后再买粮
中国粮食供应面临困境，“进口粮食”成为必需的措施。
原外贸部副部长林海云在回忆周恩来总理对外贸工作的指导时说，“为缓解当时国内粮食供应的困难，进口粮食成为外贸部的一项主要任务。同时，我们还承担着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重担。”“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我国决定从国外进口小麦。当时，美国粮食很便宜，我们买不买？从经济利益角度，买美国粮食当然好，但是从政治上考虑，我们不能买。”
困难中的中国有时候显得相当爱面子。1960年中国和缅甸就边界问题达成一致，缅甸总理吴努给周恩来写信提到：“我还想在签字的那一天做一件特殊的事情，那就是由缅甸政府发给居住在中缅边界的大约一百万云南居民以每人一“卑”(注：约等于4.7磅)大米和两磅食盐(注：总计2000吨大米和1000吨食盐)，以将象征着边界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信中同时提到与中国进行粮食贸易的计划。
缅甸提出的这一“赠送”建议被发往云南外事处进行讨论，云南外事处党组在讨论中认为送礼要收，但收礼要还。并且在还礼的品种和数量上要略高于对方，否则会给缅甸边民我方缺粮的印象。
当时提出的拟赠礼品是棉布50万公尺；农具、打谷机(新式)500部；还有瓷器等。合值75万元人民币(缅甸赠送大米、食盐约值70万元人民币)。这些礼品的准备，显然带给云南省很大压力。特别是打谷机更是紧缺，根本无法备齐。
最后，经中央考虑决定，又作了调整，在周恩来总理给吴努的回信中写道：“中国政府准备在我访问缅甸的时候，赠送居住在中缅边界的大约120万缅甸边民花布240万公尺和瓷盘60万个。”
礼尚往来之后，中国才正式开始和缅甸商谈购买大米和马铃薯的事宜。
外交档案解密之三：“文革”期间中国援外知多少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19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1、援助阿尔巴尼亚：
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找到刘少奇，要求粮食援助。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2、越南：
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对于越南，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
另外，中国还援助了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
在1978年暴发的中越战争中，越军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3、朝鲜：
中国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4、非洲
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主席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单是10年的艰苦施工。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来源：《消费之声报》）
邓小平果断叫停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是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的。中国政府从1954年开始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1960年6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惟独阿尔巴尼亚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中阿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一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歌声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中国进行“文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惟一执政党。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而霍查却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竞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
耿飚大使如是说
1969年5月16日，耿飚任驻阿大使。耿飚在回忆录中所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耿飚强调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霍查大骂中国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我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3条机密消息使霍查十分不安：第一条：中国共产党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第二条：林彪事件，霍查直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霍查认为中共看轻了他。第三条：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霍查于8月上旬，致毛泽东一封长信，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听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是罕见的。
邓小平叫停援阿时隔不久，邓小平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1978年7月7日，我公布了外交部照会。霍查于是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中国对阿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摘自《炎黄春秋》）
中国政府为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长期以来一直重视援外培训工作，近年来更加大了工作力度。迄今，已有近10万名官员及管理和技术人才来华参加了培训和研修。
为减轻受援国负担，促进发展，推动国际社会履行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承诺，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的同时，还减免了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对华到期政府债务。截至2007年底，中国已累计对非洲、亚洲、加勒比和南太地区的49个国家，免除到期债务374笔。
中国还对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及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如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大地震、马达加斯加飓风、朝鲜火车爆炸、印尼地震、菲律宾强台风等。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救援行动，帮助灾后重建。
应受援国要求，中国一直向部分发展中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自1963年以来，先后派出援外医务人员约20,000人次，遍及亚、非、拉和东欧的65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共有48支医疗队约1200多名医务人员在47个国家工作。
为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中国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优惠贷款是由指定金融机构提供本金、政府财政贴息的一种具有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贷款，根据受援国发展需要，主要用于支持中外双方企业合资合作建设、经营的项目。
自2005年起，中国又开展了对外派遣青年志愿者工作。迄今，已向泰国、埃塞俄比亚、老挝、缅甸、津巴布韦、塞舌尔等国派遣了200多名援外青年志愿者，开展汉语教学、中医治疗、农业科技、体育教学、计算机培训、国际救援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建国后，毛主席对我们这个饱经战乱、饱受列强蹂躏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概括的一个词语是：一穷二白。可是，在这种国情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援朝、援“非洲兄弟”、援“社会主义明灯”、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援钱财、援粮食、援焦煤、援武器、援拖拉机、援衣物、援医疗、援医药、援汽油、援人血、援士兵的生命……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能拿得出的，我们都拿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中国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对越南的援助似乎可作为评估全貌的着眼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告诉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人们无法知晓政府在类似的行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个200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无法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在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的估计是，中国援了10亿美元。当时（乃至今天），我们是那么穷，我们的人民是那么苦；子女们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我们的“家长”对子女却异常刻薄，对外族倒如此慷慨，如此乐善好施……
但我们换来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不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吗？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聊以自慰的“友谊”都没有得到！看看吧，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兄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1、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我们花了我们异常宝贵且稀缺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粮食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水飘，无声的水飘！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Cai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啤颉蜮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只得到了一样：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无产阶级……这一“伟大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坚定支持！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和美国交恶，阿国会站在哪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章程的规定，它肯定会像当年毛主席的决策一样，施行“一边倒”政策，但要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2、越南：
对于越南，这个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伙伴，从我们的超巨额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中国人痛哭一场！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主义”！
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助了枪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则数不胜数，举不胜举。我们的军人是这样为他们修路的：在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中，中国军人随时会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是在战场上。
我们有1,100位（也有资料说是2,000人）同胞阵亡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4,200人负伤。（有文章说，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国内甚至30多年内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我们这一切的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付出，换一个“友谊地久天长”应没有问题吧？但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国人在高呼“同志加兄弟”时绝没有想到的结果---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在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年长一些朋友兴许会想起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更加令中国人痛彻心扉的是狼心狗肺的越南人把俘虏的70多名中国女兵在疯狂进行长时间的轮◎◎之后把她们全部一个个肢解成海豹人（斩掉四肢），除了个别烈性女兵被杀以外，几乎全部被俘女兵都活着并在战争结束以后通过交换战俘而交还给了中国。在战争期间这些被俘女兵在越南军营里甚至连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绝食者被强行灌.....实在不行就被紧紧捆绑着成天用吊针输葡萄糖.....!
3、朝鲜：
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即使在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后的阶段，对朝鲜的饥荒援助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中有印象的几次是：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Q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上面的列举援助，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稍后，又找到了新的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如果该报道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生命，中国人的血肉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中朝友谊”？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牢不可破”！
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以示不悦---两国首脑间的“正式访问”因此中断了八年。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我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其他人---包括美国人---更厉害！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友谊”，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颗粒无收”更糟的结局！
3、“非洲兄弟”：
就从著名的“坦赞铁路”说起吧。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很潇洒地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但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祭扫（包括非洲人），无人安魂。我们为这些“兄弟”援建的企业---如援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由于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拼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我们“奋不顾身”地帮“兄弟”，我们得到了“友谊”了吗？也没有！我们得到了“兄弟”发泄的怨愤---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现在，我们当年唤作“兄弟”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429期的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兄弟”，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的都是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600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谁又能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实现“进来”目标的唯一选择？！……
如今，还有一些小国在对我们耍着惯用的伎俩：出台湾牌，以此来勒索经济援助。比如三年前，一个挨近澳洲的袖珍小国，人口只相当于北京的1/4，对我们的援助很高兴。但听到台湾有可能给它更多的好处时（15亿美元），就准备与台搞大使往来。后来又觉得金元到手的可能性不大时，又对中国抛来了媚眼。国家的存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一个经典，是国家间通行的博弈法则。
这个小国的决策者对有利于自己的利摇颉蝤行了选择，它没有错。它今后肯定还会这么做。但倒霉的，利益受损的，却是两岸的中国人。从中国人的对峙中坐收渔利的国家还少吗？小国们无论是得到了大陆的物资，还是台湾的金钱，都是两岸中国人的血汗创造。我们能找到使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少受损、不使外人常玩的“火中取栗”的伎俩得逞的策略吗？---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在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任何人企图通过说一句话：“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指望能获得中国的一次资助或奖励的惯例该结束了！如果他们的类似行动能屡屡得到满足，他们的依赖将没有止境，我们的国力将不堪负担！就凭我们总体上人均所占世界人均1/4的资源拥有水平，就凭我们人均所得仍在区区几百美元的额度、处在世界100多位的排序，再加上9亿农民总体上赤贫的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实力去援助任何国家。漠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害国家未来发展的援外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这类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农具，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可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这是一种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大家知道，国际上一直在帮助非洲国家的不发达群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参与向全球的贫困化宣战的运动，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在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农民，他们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最不发达”的群体，而他们的悲惨处境并未被外界了解，他们最迫切的、理应受到援助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就永久丧失了接受国际救援的资格！他们经受的苦难将没有尽头！中国的农民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民中至少会有5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有一件事值得玩味：10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对国民义务教育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就鼓励民间财力来资助“希望工程”。运作10年后，到99年12月31日止，这个“工程”共收到的钱款折合成人民币是18.4亿元。区区之数呀！我们穷吗？我们穷到在为外国人办事时，可以上千亿千亿地给他们掏钱；我们富吗？我们富到当办自己的事情时候，却会为18亿为难……
在这个国际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在涉及利益的分配上是有排序的。像北京市，它以前每年要发布一个公告，告诉外地人：哪怕是一个售票员、一个司机的就业岗位，它都要考虑北京人处在绝对优先的位置（当然，这是不象话的）；还有，各国的继承法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一笔财富、和利益的分配，继承者们是会要求按照与被继承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进行优先次序的排位。
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我们为什么不优先救济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拿去援人！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我们的学者曾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是，我们对以上做法，对以前的英明领导们的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在2001年11月12日，我国的元首在会见卢旺达总统时，又给两国30周年建交送了一份厚礼：向卢国提供3,000万元无偿援助；豁免卢国1.1318亿元和270万美元的到期债务。
从电视的画面来看，这位叫保罗-卡加梅的总统一脸不肖的表情。私下揣测，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个数额提不起精神来，内心有所不快。稍后，又在电视里听到朱总对这位总统解释说：您刚刚访问过的上海，是中国最繁荣、发达的地方。我们对你们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还不富裕……
外交档案解密之一：建国头十年的对外授助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要求便纷至沓来。
1950年7月，蒙古国向我国提交了总计12250名援蒙工人的清单，包括建筑工人、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1955年4月底，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至1960年，援助蒙古进行建设的中国工人多达13000人。
1951年5月15日，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130箱酒及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向刚果提供5000吨小麦。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向兄弟国家和亚非国家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对朝鲜的援助）。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40.28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有经济学家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40.28亿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六百亿）
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等，一共22国。（来源：《新民晚报》）
外交档案解密之二：饥馑年代的对外援助
飞机千里送螃蟹
“想不到周总理还记得这件事。”缅甸最高法院院长吴敏登1960年10月接到周恩来总理赠送的螃蟹时，非常感动。
此前一年，周恩来在访问缅甸和吴敏登谈话时了解到，吴敏登喜欢吃螃蟹，便答应在第二年秋季送吴敏登一些上海螃蟹。外交部礼宾司在接受这一任务后，于第二年10月让上海外事处购买了25市斤螃蟹托班机运到北京，次日又用飞机运往缅甸，由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以周恩来总理名义送给吴敏登。
礼轻情义重，这样的事情在外交档案中有诸多记载。
在更多的时候，中国甚至是牺牲自己，援助朋友。
“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意越南中央和政府提出的要求，借给他们10万吨大米，存放在我国，待越方需要时运去。”这是196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批复给外交部和外贸部的一份电文。中国在此时正经历着罕见的大饥荒，已经有许多地方开始用草根、树皮充饥。这种情况下，中国却选择把10万吨大米借给遇到同样危机的越南。
一系列解密档案显示，在1959年-1960年三年大饥荒中，中国的对外援助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仅在1960年，外交部解密档案中共有99个相关档案。这一年，中国的对外援助达到3.63亿元人民币，偿还外债6.73亿元人民币。
同年10月，中国向几内亚赠送了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和汽车；派出一批专家去摩洛哥指导当地人种菜。中国节衣缩食，援助他国，这让中国赢得了很多的朋友。
还礼之后再买粮
中国粮食供应面临困境，“进口粮食”成为必需的措施。
原外贸部副部长林海云在回忆周恩来总理对外贸工作的指导时说，“为缓解当时国内粮食供应的困难，进口粮食成为外贸部的一项主要任务。同时，我们还承担着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重担。”“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我国决定从国外进口小麦。当时，美国粮食很便宜，我们买不买？从经济利益角度，买美国粮食当然好，但是从政治上考虑，我们不能买。”
困难中的中国有时候显得相当爱面子。1960年中国和缅甸就边界问题达成一致，缅甸总理吴努给周恩来写信提到：“我还想在签字的那一天做一件特殊的事情，那就是由缅甸政府发给居住在中缅边界的大约一百万云南居民以每人一“卑”(注：约等于4.7磅)大米和两磅食盐(注：总计2000吨大米和1000吨食盐)，以将象征着边界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信中同时提到与中国进行粮食贸易的计划。
缅甸提出的这一“赠送”建议被发往云南外事处进行讨论，云南外事处党组在讨论中认为送礼要收，但收礼要还。并且在还礼的品种和数量上要略高于对方，否则会给缅甸边民我方缺粮的印象。
当时提出的拟赠礼品是棉布50万公尺；农具、打谷机(新式)500部；还有瓷器等。合值75万元人民币(缅甸赠送大米、食盐约值70万元人民币)。这些礼品的准备，显然带给云南省很大压力。特别是打谷机更是紧缺，根本无法备齐。
最后，经中央考虑决定，又作了调整，在周恩来总理给吴努的回信中写道：“中国政府准备在我访问缅甸的时候，赠送居住在中缅边界的大约120万缅甸边民花布240万公尺和瓷盘60万个。”
礼尚往来之后，中国才正式开始和缅甸商谈购买大米和马铃薯的事宜。
外交档案解密之三：“文革”期间中国援外知多少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19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1、援助阿尔巴尼亚：
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找到刘少奇，要求粮食援助。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2、越南：
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对于越南，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
另外，中国还援助了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
在1978年暴发的中越战争中，越军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3、朝鲜：
中国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4、非洲
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主席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单是10年的艰苦施工。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来源：《消费之声报》）
邓小平果断叫停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是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的。中国政府从1954年开始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1960年6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惟独阿尔巴尼亚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中阿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一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歌声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中国进行“文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惟一执政党。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而霍查却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竞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
耿飚大使如是说
1969年5月16日，耿飚任驻阿大使。耿飚在回忆录中所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耿飚强调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霍查大骂中国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我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3条机密消息使霍查十分不安：第一条：中国共产党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第二条：林彪事件，霍查直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霍查认为中共看轻了他。第三条：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霍查于8月上旬，致毛泽东一封长信，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听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是罕见的。
邓小平叫停援阿时隔不久，邓小平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1978年7月7日，我公布了外交部照会。霍查于是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中国对阿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