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传(上)

内容简介/1

第01章 辉煌的吴哥文明/2

第02章 西哈努克时代/5

第03章 震惊世界的政变/9

第04章 法国培养出来的革命者/14

第05章 神秘的中学教师/19

第06章 政变转移了敌手——与政敌西哈努克结盟/21

第07章 波尔布特的策略：戒备越南打击朗诺/27

第08章 让西哈努克看看解放区/34

第09章 法国记者眼中的波尔布特王国/38

第10章 美国失去了柬埔寨/44

第11章 历史翻开崭新一页/48

第12章 坚持秘密革命/53

第13章 波尔布特开始亮相——超大跃进/61

第14章 如何对待西哈努克/68

第15章 大清洗/76

第16章 反叛力量与两国交兵/84

第17章 攘外与安内/88

第18章 执政的最后日子/94

第19章 另一个时代的开端/98

第20章 让西哈努克再次站到抵抗运动的潮头/105

第21章 丛林革命家的第二轮苦斗/108

第22章 巴黎协定——向夺回权力迈进了一步/114

第23章 乔森潘血洒金边/120

第24章 给维和首脑的第一个回答/127

第25章 法国方案：以200名士兵打败波尔布特/131

第26章 波尔布特下令：全线收缩/139

第27章 大选后的讨价还价/144

第28章 政府军终于打破红色高棉神话/149

第29章 红色高棉是否能在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156

第30章 波尔布特大本营拉锯战/158

第31章 波尔布特在沉思/164

第32章 世界上最神秘的政治领导者们/170

第33章 兵变——红色高棉终于分裂/176

第34章 最后的一搏/189

后记/200

内容简介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法语名： KHMERE ROUGE ）是世界上所有激进的政治力量中坚持武装斗争最久的军事组织之一。它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具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拥有严密的军事指挥系统，实行着世界上最为秘密的政治制度。它自60年代登上柬埔寨政治舞台以来，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它在70年代执政不足4年，其影响却延至整个世界，至今仍是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

波尔布特几十年来是红色高棉无可争辩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为神秘的政府首脑，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为“不可接触者”。他出身贫寒，曾经远涉重洋，到法国求学，归来后成为柬埔寨激进组织红色高棉的领导者之一。他以渊博的学识，富有感染力的个人魁力和毫不妥协的铁腕统治，在柬埔寨开创了一个“从七零年开始的波尔布特时代”，对柬埔寨和东南亚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西方一些国家认为波尔布特执政期间导致了成百万人的死亡，要求国际法庭以种族灭绝罪对他进行审判。在金边，洪森政府时期早已对他实行了缺席审判，宣布了他的死刑。

波尔布特的个人经历，他的生活背景，政治理想，统治手段，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乃至情报专家们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由于柬埔寨所处的特殊战略地位和至今没有熄灭的战火，波尔布特的动态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最近发生在红色高棉内部的动乱，似乎宣布了这位铁腕统治者政治生命的结束，但是，波尔布特这个名字，将永远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深烙在柬埔寨和世界历史上。

本书以传记的形式，记叙波尔布特一生的经历。作者尽可能用客观的材料，把波尔布特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展现描写，同时充分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战友们的信仰。

第一章 辉煌的吴哥文明

要了解波尔布特必须认识柬埔寨。曾经是一个强大帝国的吴哥王朝被掩没在一片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法国人的发现向世界揭开了一个古代帝国的神秘面纱。吴哥的传统和吴哥的辉煌深深地影响着柬埔寨的历史。1941  年，一位19岁的年轻人被推选担任了国王。那一年波尔布特13岁，刚刚从一个偏远的乡村来到首都。

要认识波尔布特和他的红色高棉，必须首先了解位于东南亚的柬埔寨，了解这个国家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了解波尔布特及以他为代表的一代柬埔寨人奋斗的背景。

1860年，一个名叫亨利·穆奥（HENRIMOUHAUT）的博物学家，拿着一张巴黎地理学会绘制的地图，脖子上吊着一个红色的指北针，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河内出发，经西贡，走入了一片地势平坦，密林如海的地区。从地图上看，他似乎已从越南进入到这个被法国殖民主义者叫做KAMPUCHEA 的国家，但从地形特征上见不到任何国与国之间的分界线。

但是直觉告诉他，他已进到另一种文明。面前的茅草屋全都垫撑着高高的本脚，人们说话不分声调，一律为单音，遇见的和尚一律身披黄色袈裟，偶尔听到的歌声充满抑扬跌宕，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悠扬……

亨利·穆奥有一种成功前的喜悦。他找了个当地向导，继续前进。一年之前，他在巴黎多次听人说起，遥远的东南亚丛林里，有一座古代王朝的城垣。它是在2000 多年前由一位从印度来的甘布亲王和娜亚（海蛇）建立起来的。“甘布”和“娜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甘布亚”，高棉人把它读成了”柬埔寨”，英国人则读成“肯波迪亚”，而法国人则读作“甘彼兹”。

据人们说它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具有灿烂的文明，但不知为什么衰落了，至今没有任何人窥见过它的真实面目，唯一的线索是民间的传说。职业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心，驱穆奥踏上了漫漫途程，走入了这片热带丛林。

他们先是往东，到了一个现在叫上丁（STUINGTRENG ）的地方，然后再往西，沿着平原上崎岖的小道，进入了另一片丛林。眼前的景象令穆奥惊诧不已：郁郁葱葱的灌木丛拥着一片遮天蔽日的丛林，里面藤葛蔓延，树根盘缠，一条小径通向密林深处；路旁知名与不知名的花朵与腐烂的树干以及长有苔薛的大树干傍在一起，衬现出腐朽中灿烂的美丽；飞禽清脆的鸣叫和丛林中野兽沉闷的低吼混在一起，让人觉得进入了一个野生动物园。

丛林里艰难行走令穆奥感到疲乏。他决定坐下来歇息一阵，尽管天空烈日如火，但丛林里却凉爽宜人。穆奥靠在一棵大树干上，目光漫无目的地寻望四周，掠过鲜艳的花朵，斑斓的野果，蒲扇般大的树叶和四处伸展的树根……

穆奥的目光突然凝固了。他发现，一簇树根突然遇见了无法穿透的坚硬物质。它们在一个被苔薛覆盖的平面上四散分开，伸延进细小的缝隙，还有一些根茎继续沿平面往前，勾勒出一段类似墙一般的轮廓。

穆奥一跃而起，抓过向导手中开路的砍刀，斩断树根，剥去苔薛，露出了坚硬的石块。上面那些像是文字的刻痕令穆奥惊喜不已，虽然见到的还是个散落的零星石块，他相信他已接近了那个传说。一个古老文明史的依稀光芒，令穆臭因长途跋涉而虚弱的身体顿时坚强起来。

越往前走，石块越来越多，时不时还可看到方形和圆形的石柱。有的地方像是当年的门梁，虽然它已经倒塌，但紧紧裹住石头门架的树依然竖立，彼此缠绕，形成一个阳光也难以穿透、节瘤赘生而又柔软的拱顶。他用砍刀斩开眼前遮住光亮的草叶树枝，面前现出一个聚满树叶的透光的洞口，阳光从洞口射进来，让他一下子感到目眩，过了好一阵才适应过来。

阳光下，他看见了地上散落的石块，遍地都是，像是一个废弃了的巨大采石场。他用刀小心地除去青灰色的苔薛，又看见了浮雕。他凑近眼睛，发现这些浮雕显然出自远古时代，有着浓郁的印度风格。过了好久，他把目光从浮雕上移开，看到前方有几座倒塌的佛塔，它们的顶部已经看不见了，被荒草和泥土深深地掩进了岁月的底部。四周没有一点动静，连一丝风也感觉不到。穆奥觉得心底有股热血呼地腾起，让他颤栗不已，忍不住大叫一声，啊——身边有什么落下来，悉悉嗦嗦地坠入草丛。穆奥打量一阵，发现是这些浮雕已经出现风化，稍稍一动就有碎石块往下掉落，像是已经不堪岁月的重负了。

穆奥相信，前方一定还会有惊人的发现。他带着向导继续往前，经过一大片沼泽后，他发现地上松软的腐叶道路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坚硬起来，像是都市里坚硬的道路。他用砍刀使劲往下挖掘，碰到了石块，他猜测到这一定是一条用岩石铺展的道路。穆奥一阵欣喜：他正步入一个古老城廓的中心。

向导用手碰碰他，穆奥转过身，循着向导手指的方向望去。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呆了：一座宏大的石砌庙宇出现在眼前。它高耸的座座塔尖，造形别致的雕塑，宫廷般宽敞考究的建筑，是如此的恢宏傲岸，壮丽非凡。一种生机勃勃的古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令穆奥几乎有些支持不住，连忙扶住了一棵树干。

天哪！这是一个被迫弃的王朝，一个被热带丛林湮设的庞贝城，一个堪同任何一种欧州古文明相媲美的东方文明中心！

穆奥强抑住激动，开始在四周古城里探寻、漫游，心里想象当年这里的情形：庙宇林立，市井整饬、车马舟揖，辐辏穿梭。宗教和艺术品混合在一起，在这里构成一种生机勃勃的辉煌！

亨利·穆奥回到巴黎的时候，成了殖民制度的英雄。吴哥王朝遗址的重见天日，使他成为学术界的泰斗。

艰难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开始了。人们挥舞利斧砍断树枝荆藤，现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城，一条长达一英里的石铺大道通向标志着城市中心的巴容寺（BAYON ）。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这两旁当年是如何的繁荣熙攘，肯定堆挤着众多的宫殿官府，娱乐场所，马厩，浴池，旅店，兵营以及市民奴隶的住宅。但现在，华丽的王宫连同臣民们的住宅已经无影无踪了，只余下了一个冷峻宏大的石台基。从台基的规模和造型，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的王宫有何等的不凡气势！

惊人的发现不断出现。面对这座巨大的石雕石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古代的高棉人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些每块足有数吨重的巨石从50英里外的库伦山（PHNOMKOULEN）运到这里，又用什么办法让它们全都垒得如此整齐规则？

长廊上的浮雕艺术水准，可以与欧州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媲美，而这里的浮雕显然要早于欧州几百年。刻绘下它们的大师是谁？古王宫的周围有两个巨大的湖，后来勘明是人工水库，是一套能灌溉千里沃野的水利系统。这个技艺精湛的水利专家是谁？再勘测一下庙宇的位置，人们更是惊得瞠目结舌：所有的庙宇居然都丝毫不差地压在东西走向的轴线上，其天文学的水准足以令当代科学家羡叹不已！人们激动非常。他们发现了一个密林淹没了的古巴比伦，一座东南亚的金字塔。

但是，当蜂拥而来的西方研究者们试图探寻这个古王国的秘密和其衰落的原因时，他们全然一片茫然。任何有关当时的文字和科学的资料——手写本、绘画、衣饰杂物、非宗教艺术品——都没有保存下来。潮湿的热带气候，昆虫、霉菌将当年记录着王朝辉煌的木材、雕饰、羊皮纸、纤维等等，全部化为乌有。

于是，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研究宫殿遗址里的浮雕，研究那些用古巴利文写下的碑文，笼罩着吴哥王朝的神秘雾幛才被层层揭开——远古时代。一位被放逐的印度王子，乘船渡海，来到柬埔寨。

他爱上了释迹牟尼的护卫者蛇王（NAGA）的女儿，并与之成婚，由此建立了一个王朝。王子与女蛇神的结合构成柬埔寨神话与传说的中心，这个国家的全部艺术中，七头蛇（NAGA）的雕像四处可见。被奉为女始祖和女保护神。

一个国家开始在这片热带丛林蓬勃发展起来，到9 世纪，以吴哥为中心的帝国疆界，从缅甸一直延到中国南海边。在中国的古书中，这个帝国被称作扶南（FUNAN）。

令人感慨的是，对吴哥王朝昔日盛景的记录，出自于一个中国人之手。

此人叫周达观（CHOUTAKUAN），于元贞之乙未年（1295年），随元使赴柬埔寨，以一管狼毫记叙了这个古都的风貌——吴哥王城各城门的四方，均有至今犹在的佛头塔相镇，各城门正中一塔饰之以金。靠近王城中央有金塔一座，周围是二十余座石塔。往东是一座金桥，两只金狮分列桥之左右，另有金佛八尊，列于石室之下。王宫、官舍、府第皆面东而建，正室的瓦用铅所铸，其余的为黄色土瓦。这里的桥柱巨大，上面均有佛形雕画，宫内外游廊曲复。国王上朝的王台，装有纯金窗根，左右的方柱上，装有四五十面镜。四周防卫森严，一般人不得越雷池一步。

周达观见到过国王。在这位中国使者眼里，国王身穿铠甲，刀箭不入。

他的头上是一顶巨大的金冠，若不戴之时，髻间便饰带茉莉一类的香花环，项上戴大若数斤的珍珠。国王的手足和各指头皆有金镯戒指，上面嵌着贵重的猫眼石。他足上没有鞋袜，脚掌与手掌上皆染成赤色。但凡出门，国王定持一柄象征王权的金剑；前后左右，环绕持金银器皿与各种文器的宫女；随行的羊车马车，皆以金为饰，镶金凉伞多达百余顶。

除了国王之外，无论男女，包括国王的嫔妃，都是上身赤裸，只用一条缠腰带遮住下体，但几乎人人都戴金戒指金手镯，身上涂着以檀麝等香合成的香药。

这么一个花团锦簇，风光无限的王朝，从13世纪起，因为北面泰族人（古称暹罗）接连不断的入侵，开始衰落了。国王们把首都迁到了金边（PHNOMPENH ），后来辗转又到了菩萨（PURSAT）、洛韦（LOVEK ）、乌东（WUTONG），后来又迁回到金边至今。

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历史隆隆滚动声中消亡了。镌刻有光荣历史的碑铭已经无人理解，一些珍贵的石碑石柱被推倒打碎，抛进寺庙池塘的烂泥里。王室保存的许多档案，又在1587年泰族攻占井焚烧王都洛韦时全被毁。尽管有少数僧侣还住在吴哥城，每日烧香拜佛，但以此为中心的昔日王城渐渐被密林所包围，强大帝国的繁荣首都，深深地埋没于热带植物之中，与世隔绝，并且全部被人遗忘。

到17、18世纪，北面的泰族人和东面不断强大起来的安南人（今越南）

大块大块地分割昔日王朝的国土。1700年，现在的西贡还不过是柬埔寨的一个村镇。

束埔寨国王在暹罗人进攻时，曾设法逃到邻国老挝，但暹罗王在起兵之时，曾发誓要“以柬埔寨王之血洗足”。他攻下了柬埔寨的王都，其誓言也如愿以偿。这个屈辱的插曲至今仍使柬埔寨人无不扼腕叹息。到18世纪末，柬埔寨的疆域同当年放弃王都吴哥时相较，只剩下了一半。

1833年，安南人基本征服了柬埔寨，立他们所中意的人为王，而为人们所接受的王位继承人则被排斥在外。眼看仅剩的半壁河山和神圣宗教即将为安南人所灭绝，佛教僧侣们首先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作为征服者的安南人一个个头颅落地，安南将军战死沙场。这场起义的结果是，柬埔寨人有了自己拥戴的国君——安东国王（KINGANGDUONG）。

由于有以上这段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柬埔寨与暹罗人和安南人结下了夙怨。相较而言，柬埔寨人对安南人更怀有一种恨意与畏惧。后来一直到今天，这两个国家间的纠葛，似乎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剑戟的碰撞之声。

1874年，安东国王进行一系列改革，力图复兴国家，再现昔日辉煌。但连年的战争，瘟疫和暹罗、安南人的骚扰，使这位雄心勃勃的国王无力回天。

这时候，已将殖民之手伸到亚洲的法国人，盯住了这个他们称作KAMPUCHEA 的国家。当1859年伟大的安东国王去世之后，柬埔寨开始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殖民统治持续了90年。1941年，王室中一位年仅19岁的成员诺罗敦·西哈努克被选中，继位成为柬埔寨国王。

源于吴哥王朝的历史，被翻开了新的一页。

应当提到的是，那一年波尔布特13岁，他刚刚从他的家乡来到首都，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国家发生的变化。年轻的国王在他心目中至高无尚的神圣。

接着是这位年轻的国王八方奔走，肩负人民意愿，从法国人手中赢回了独立。

刀来枪往的国际纷争中，柬埔寨小心翼翼地保持了自己的中立。千里沃野之上，是平宁丰腴的田园风光。西哈努克兴味盎然地用摄影机摄下了他的子民伴歌而作的劳动场面，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一个东方的“和平绿洲”。

进入20世纪70年代，轰然一声巨响，平静被打破了。枪声、火光、杀戮随之而起，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浸染在血泊中。

23年过去了。在巨响中诞生的婴儿已在硝烟中长大成人，他的初生幼子一如父亲当年，用惊恐的目光望着被子弹射得千疮百孔的家园。

第二章 西哈努克时代

年轻的西哈努克东奔西走，为国家赢得了独立，接着出人意料地把王位让给了他的父亲。在人们关注着新国王加冕的时候，西哈努克创立了自己的政党，并在24 小时内同两位姑娘完成了婚礼。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柬埔寨内乱加剧。在乱云飞渡中，西哈努克离国出走，就此踏上流亡之路。

1970年3月。

法国格腊斯蓝色海岸边，一幢幢色泽柔和的别墅掩映在绿树浓荫之中。

阳光下，海滩展露出明丽的淡黄色，衬托着前来这里度假的红男绿女和远处湛蓝的海水，以及海滩近处的帆船游艇，呈现出旅游度假胜地的幽静雅致景象。

西哈努克，就住在海岸边的一幢白色花园别墅里。多年来为国事的奔波，特别是近一个时期来国内外局势的恶化，使他的健康状况趋于恶化，过去就有的糖尿病、胆固醇过高、尿酸过多和肝功能弱化等等，日益折磨着这位一国之君。直到住进了这里的别墅，见到了乔治·帕泰博士，西哈努克才觉得真正摆脱了纷乱如麻的大小事务的纠缠，得以稳定下情绪调整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在西哈努克眼里，帕泰博士是一位举世无双的杰出医学专家和实践家。

他同西哈努克建立了真挚的友情，被亲王看作是忠实的朋友和最好的顾问。

白日里，亲王一边接受帕泰博士的治疗，一边同夫人和他的顾问到海滩进行日光浴，游泳，乘游艇巡游海岸，间或，也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会见一些在法国的朋友。晚上，西哈努克则集中精力阅读各种报刊，听秘书汇报收到的各种文电，同顾问们讨论国际局势。当然，他最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祖国。这一次他的远行，当然是因为身体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国内日渐恶化的经济和日趋复杂的政治纷争，使他感到有必要离开一个时期。他相信，一个没有西哈努克的柬埔寨，将会发现在纷乱的国际社会中几乎无法立足，尤其是现在，在施里玛达、朗诺控制下的国家，很快就会处于举步维艰、四处碰壁的艰难境地。

亲王在等待自己的祖国发出那声必然的呼声：柬埔寨不能没有西哈努克。

长期以来，西哈努克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柬埔寨现代历史的象征，对本国人民来说，国家与西哈努克，几乎是同一种意义。这印证了他的曾祖父——著名的诺罗敦国王的预言。西哈努克的母亲是当时的国王西索瓦·莫尼旺陛下之女。当西哈努克于1922年10  月31日呱呱坠地后，酷信星象学的母亲专门请星象学家为这个孩子占卜。祖父诺罗敦·苏他罗亲王是个巴利文专家，未及西哈努克来到人间，他便引经据典，模仿一位印度佛教传奇式的王子的名字，为即将降生的孙子起名为“西哈”（亦可读为“星哈”或“新加”），巴利文的意思是“狮子”之意。他希望这个新生儿有朝一日成为高棉的一位“狮心王查理”（英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国王）。

而国王莫尼旺则预言道：诺罗敦·西哈努克将会占据柬埔寨最高的职位。

他的一生将非凡无比，而且具有足以对付一切要毁灭他的敌人的意志。

为了把西哈努克培养成王国栋梁之才，在他14岁那年，父亲的达尔波小轿车驶过铺满沥青的窄窄公路，将他从金边载往西贡，送进了法国人办的沙士鲁·罗巴贵族中学。在度过了5 年被他自己称作“一生中最美好和最富有教益的岁月”之后，一个重大的转折出现在西哈努克面前。

1941年复活节刚过，莫尼旺国王去世了。当时，一般人都以为，继承人将会是国王的长子莫尼勒亲王。但操纵着柬埔寨政局的法国人却认为这位亲王和他周围的那些“青年激进分子”有违背法国当局的意志的倾向。于是，他们的目光越过莫尼勒和其他早就对金灿灿的宝座心向往之的亲王们，选中了刚刚19岁、受过法国的良好教育、热情温顺的西哈努克，认为他将会维持一个完全服从法国人意志的王国，从而保持住法国在柬埔寨的利益。

对西哈努克的父母来说，原来对儿子的期望不过是在政府机关谋一个体面的职位。现在，金闪闪的王冠突然降临，自然令他们喜出望外。但对于年轻的西哈努克，继承王位则是一种近于恐惧的担忧。多年之后，西哈努克仍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的心情。由于预感到痛苦的命运、莫名其妙的害怕以及本能的不安，他大哭了一场，满心恐惧，全身发凉。他抽泣着对父母说，他无法承担这个担子。他太年轻了，同这个职位不相称。

正处于喜悦之中的苏拉马里特亲王和夫人被儿子面对王位的拒绝惊呆了，两人轮番对儿子进行劝说，母亲更是热泪涟涟。

在强大的感情攻势面前，西哈努克终于作了让步。当晚，苏拉马里特亲王为国王儿子准备了一顿晚餐，并第一次让儿子坐在了主人的首位。望着他所尊敬和爱戴的父亲因为他的身份的变化而“降低地位”，年轻的国王惭愧万分。

1941年10月31日，也即西哈努克19岁生日那天，盛大的加冕典礼在金边举行。自此，西哈努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几乎从就任国王的那一刻起，西哈努克便开始思考如何从法国殖民主义的阴影下挣脱出来，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经过长时间的斗争，终于在1953年11月同法国签定了标志着最终恢复柬埔寨独立的协定。年轻的西哈努克由此被人民称呼为“独立之父”。他非常清晰地记得独立斗争中那个辉煌的尾声——法国、柬埔寨军事权力移交仪式。11月9日上午，法兰西联邦军队最后一次出现在金边的街道上，准备列队离开柬埔寨。临时设立的检阅台上，法国高级专员里斯特·鲁西、驻柬法军司令朗格拉得将军和西哈努克国王，都身子笔挺地经历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国人的《巴黎竞赛画报》后来以悲伤的口吻描绘道：在闪电和雷鸣伴随着倾盆大雨的天气下，法国军队离开了柬埔寨。队伍出发时，检阅台上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刚刚成了民族英雄。

独立的获得，使西哈努克上任之初的最大愿望得到了实现。于是，他开始考虑如何让柬埔寨适应新的时代潮流，走向真正的民主繁荣的目标。同时也考虑如何让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在国内外的政治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1955年3月3日，西哈努克爆炸了他的“原子弹”：放弃王位。

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感悟到，他实际上是想以这种方式来结束君主制在柬埔寨的统治，并直接参加到国事活动中去。为了使君主制的完结有个过渡时期，他同意由他父亲苏拉马里特做国王。由于苏拉马里特没有其他男性继承人，而西哈努克自己又反对当国王，柬埔寨的君主政体的辉光将随着他父母的去世而彻底消失。

放弃王位，是西哈努克走向政治舞台的一个大跨步。为了让国内外了解他放弃王位的真实意图，两星期后，他发表了一次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他说，过去，他在同外国的统治进行斗争的时候，国王的权力是必要的。要是他不以柬埔寨国王的身份讲话，那么，外国统治者就可以说，他并不代表束埔寨，而只代表一个集团或者国家意见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形势已经变化，独立已经到来，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转向了国家的内部。

“假如我继续做国王，锁在王宫里，那么，无论我多么热爱人民和愿意帮助他们，我将永远不会真正知道他们的真正处境。国王的地位太高了，人民不能经常见到他。”西哈努克的这篇讲话，显示出他渴望走进人民之中，了解人民的疾苦，与他们同甘共苦的良好愿望。

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和母亲哥莎玛王后的加冕典礼，一如当年儿子成为国王的盛大仪式。在父母亲忙着登基的时候，西哈努克办了两件对他以后的政治和个人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第一是创立他自己的政党“人民社会同盟”；第二是在两天之内结了两次婚，前者是他心恋已久的姨表妹诺罗敦·诺丽亚公主，后者是后来全世界都熟悉的莫尼克·依吉。

5 年后，苏拉马里特国王驾崩。西哈努克信守自己不再当国王的诺言，被议会选举为国家元首，填补父亲去世留下的权力真空。

其后，他风尘仆仆，奔波于国内国外，历经数度政治风波，受到了广泛的赞扬。1966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柬埔寨，称西哈努克亲王为“伟大的爱国者。”当年说这句话的法国总统已经逝世，安葬于科龙贝大教堂，而亲王却来到了法国，在戴高乐将军曾经陪同他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时光的地方，沉思默想。

西哈努克出国后，国内的所有事务由首相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处理。

他们治下的柬埔寨，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一位国内的朋友给西哈努克来信，说亲王的远行，带走了金边的灵魂。整个柬埔寨都开始感到无助和茫然。

可是，他能立即回到国内吗？

西哈努克想起他刚到欧洲时，正在法国治病的朗诺专程来到西哈努克作短暂停留的罗马，觐见亲王。临回国前，他又来到格腊斯海岸边，就国是问题征询西哈努克的意见，同时也向亲王道别。这位柬埔寨的政府首脑再一次向西哈努克垂首鞠躬，“重申永远忠于西哈努克”。朗诺的态度使西哈努克多少有些安慰，他至少认为，这位他一手提拔井相当倚重的军人政治家不会把他一脚踢开，在柬埔寨重新开始一个时代。所以，当朗诺希望西哈努克尽早回国时，亲王没有明确表示接受。

何时回国远非只是个时间问题。西哈努克要在万里之外，遥遥注视国内发生的一切，然后才迈出他的下一步。

朗诺2 月间回国了。紧接着，国内反越活动升温的电文如雪片般地传到法国。据报，朗诺回国后采取了三个具有强烈反越倾向的举动。一是下令回收所有500 瑞尔面值的现钞。表面上，这是为了杜绝市面上出现的伪钞，实际上是为了对付在柬埔寨边境地区活动的的越南抗美武装。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用这些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在柬境内进行采购。据说，这一次的回收使越方损失了7000  万美元。

朗诺的第二个举动是秘密同“自由高棉”的头子山玉成合作。从50  年代起，“自由高棉”所从事的分裂国家的活动，一直受到西哈努克和全国人民的唾弃。山玉成拉上他的武装，常年活动在与南越交界的边境地区，山玉成本人则住在西贡，靠南越政权的支持和施舍过活。朗诺早就有心利用这支难以剿灭的武装，现在，他派人同山玉成进行联系，要求山玉成的部队在打击柬埔寨边境的越南共产党部队时，予以合作。

为了在舆论上造出声势，朗诺授意金边的传播媒介，对历史上柬越两国的领土问题、民族问题等作文章，煽动对越仇恨。正在此时，美国的轰炸机以柬埔寨境内有越南共产党部队为由，对柬边境地区进行轰炸，造成多人死亡，国内舆论大哗。右翼报纸不去指责美国的轰炸，只一味地抨击是越南人引来了美国人的炸弹，在本来就紧张的对越对立情绪上又烧了一把大火。

读到这些电文和报告，西哈努克紧皱起了双眉。柬埔寨是个小国，在周边国家彼此冲突对峙的环境下，他一直采取小心翼翼避免交恶的政策，这才使柬埔寨平安无事地生存了这么多年。朗诺的这种明显的反共亲美倾向，毫无疑问，将给柬埔寨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更令西哈努克揪心的是，朗诺给柬埔寨军队下令：对在柬边境地区的越共部队进行炮击。

隆隆的炮声，击碎了柬埔寨王国的平安之梦。西哈努克奉行多年的中立政策，就此被朗诺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3 月初起，政府官员们开始策动靠近柬越边境省份的学生和群众举行反对在柬境内居住的越南人的游行示威，高呼：越共滚出去！柬埔寨不是越盟的领土！杀死越南佬！3月11日，经过精心的谋划，金边爆发了大中学生的大规模“自发性”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国民议会，经过王宫，最后冲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大使馆，疯狂地进行捣毁活动，张贴反越标语。令人奇怪的是，平日里的这类骚乱，朗诺的警察从来都不让西方记者进行采访报道，但这一次，却准许外国记者及时赶到现场，不仅进行了录音采访，而且还很悠闲有序地拍摄了电影电视。由于一切都好像事先演练过，完全是程序化的节奏，所以一名英国电视摄制人员在拍摄完毕后得意他说：“看来更像是一部电影，而不像是一部纪录片。”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在西哈努克预定离开巴黎飞往莫斯科前的几小时。

值得人深思的是，24小时以前，西哈努克在巴黎刚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即将对束埔寨进行国事访问。这显然是一个反对亲王政策的行动。在结束法国之行前，亲王对记者们说：在束埔寨的议员中间，真正爱国者的声音受到了压制， 占上风的是一些“  美元爱国者”（PATRIOTSOFTHEDOLLAR ）。

心事重重的西哈努克离开法国，踏上了去莫斯科和北京之路。他要再次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使他的国家免受战火刀兵之灾。

第三章 震惊世界的政变

在出访莫斯科期间，西哈努克得知自己被发生在金边的政变推翻。四顾茫然之际，他决定前往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向这位亲王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重新鼓舞了亲王的斗志。为对抗新的敌人，旧日的敌手第一次握手，在新成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里，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成为军机大臣。

1970年3月18日发生在金边的政变，改变了西哈努克的命运，也改变了波尔布特的斗争目标和作战计划。

按照原订日程，西哈努克在访问莫斯科之后应当访问北京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被推翻的国家元首，中国还会像以往一样对待他吗？

西哈努克曾被西方记者称为“红色亲王”或”粉红色亲王”，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1963年柬埔寨同美国断绝经济和军事援助、两年后又断绝了外交关系之后，美国人和整个西方世界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料到这个受过西方教育、看上去颇为温和的亲王，居然有同“自由世界”抗衡的勇气和胆量。西方记者们发表言论，说这位红色亲王的行为“太轻率了，如同一个三岁的孩子”。

更让西方惊讶的是，自此，西哈努克把国家中立政策的保障建筑在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基点上。他动身前往南斯拉夫、北朝鲜、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访问，又邀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访问柬埔寨。令许多人都感到奇怪的是：把消灭封建王朝当作己任的共产党领袖们，同这位出身皇族的亲王打得火热，甚至引以为友。有人困惑他说：真不知这是亲王拥有的魅力还是共产党人使用的计谋？

在同共产党国家的交往中，西哈努克对中国情有独钟。

自1956年首次访问中国后，他又数次到过这个幅员辽阔的共产党国家。

1964年，他在放弃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后，于9月间到了北京。回国后，他对议会作过一次让人印象很深的讲话。他说，中国人考虑了他的请求，决定给柬埔寨大规模的无条件援助和道义支持。中国的大度和慷慨显得是那么自然和富于人情味。

“我想把话说得直白一些，”西哈努克告诉议员们，“即使我们走上门去恳求，人民中国也不会接受我们为她的仆从，她不会赞成这种不平等。我们高棉民族是幸运的，而这种幸运确实是千载难逢。对别的国家，中国也许会一口把它吞掉。可是对于我们，即便是我们苦苦恳求，她也不会这么做。

我打个比方：我国就像是一位对中国脉脉含情的少女，她眼里纯情的秋波使得中国不忍心去碰她，不忍心破坏了她的贞操。”无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人们发现，亲王对中国的感情与日俱增。后来的历史见证了这种感情，西哈努克成为中国人民最为熟悉的一位外国元首。

如果说，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上，西哈努克还曾想过利用苏联作为他所领导的抵抗政府的一个指挥中心的话，那么，一个月之后，他已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因为失去了祖国而变得分外敏感的西哈努克来说，民族自尊心与对他国家元首地位的尊重与否，成为他尤其关注的问题，否则，他宁可退出政治漩涡，隐居流亡。

朗诺政变之后，虽然柯西金总理当面向他保证，苏联将给他以坚决支持，可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从金边撤走自己的大使，以示对政变当局的抵制的时候，苏联人却留了下来。他们还劝北朝鲜的外交官，不要轻率地撤离金边。苏联人的这种暧昧态度使西哈努克生出极大的反感。

现在，有国难归的他将要在国外组成一个抵抗政府。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上，哪里才是一个理想之处，来设立他的抵抗政府中心呢？

环顾茫茫世界，寻遍斑斓地图，他的目光最后只能落在他的可靠邻邦中国的版图之上。

他征询他的同事、顾问和随员们的意见，得到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回答：

这是世界上最适合的抵抗政府中心。

西哈努克对他的顾问们说：“这些天了，我一直在考虑抵抗政府的地点问题。我认真把中国领导人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作过比较，我发现，中国领导人在谴责帝国主义方面是从不留一点情面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干涉过我们的中立政策。在给我们援助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样子，从来不说：独立吗当然可以，但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必须是‘左派的’中立。他们不光对我们，对整个东南亚都是这样。我在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面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更没有训斥、警告，或者给以什么‘友好忠告’之类的东西。”西哈努克望着他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和秘书们，显得有些激动：“中国人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压力。如果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先声明说‘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我们的方法对你们不一定能适用。’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我坚持来北京是正确的，而且，中国这几天的态度也表明他们是坚决支持我们的，把范文同也专程从河内请到了北京。至少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支持我们下步的斗争方面，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其他人，都注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自1949 年毛泽东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在北京建立过流亡政府或抵抗政府。他西哈努克虽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朋友，但是，事关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形象问题，中国是否会同意他西哈努克在北京领导一个这样的政府呢？再一点，反对朗诺—施里玛达的斗争决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胜利的，这就是说，他的这个抵抗政府，将可能在北京活动好些年。这是否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他的朋友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担忧。这种担忧通过中国外交部的人员，转达给了周恩来。

1970年的周恩来，一面紧张地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动向，竭尽全力，挽中国这幢大厦于危亡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和老资格的外交家，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世界风云的变幻。

当他从外交部同志那里得知，西哈努克决定将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而亲王又担心中国会拒绝的消息时，将手中的铅笔扔到桌上，微微笑了。

“西哈努克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他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周恩来说，“不过，就现在他的处境而言，有这种担心是一件自然的事，这也提醒我们，在接待和礼遇方面，要做得更加一丝不苟，千万不能出差错，伤害了别人的感情。”“亲王提出，想见见总理。”外交部的同志汇报。

“立刻给他答复，我同意与他见面。”周恩来回答，“不过，你们先告诉亲王：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集团的斗争，中国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如果亲王决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或中国任何地方，中国政府都表示同意。在这一点上，亲王不要有任何担心或者顾虑。

“有句话你一定要转告亲王：毛泽东主席对柬埔寨的事和对亲王非常关心。毛主席说，如果柬埔寨的抵抗政府设在北京，这是柬埔寨人民对我们中国的信任，我们要对他们表示感说。”中国的正式答复，把笼罩在西哈努克心上的阴云一扫而光。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成了整个抵抗政府如何开始运转的关键。解决了抵抗政府的所在地，一场武装抵抗运动的指挥系统也就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从现在起，什么政治避难，什么退出政治，远避他乡，都统统见鬼去吧！

当天晚上，工作人员向西哈努克报告：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亲王。西哈努克立即起身，赶到门口迎接。

“非常感谢毛主席！非常感谢总理！”一见面，西哈努克便说道。

“这种感谢是相互的，亲王陛下。”周恩来握着西哈努克的手说，“中国的力量有限，但是我们对柬埔寨人民和亲王的斗争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只要是你们的斗争所需要的，我们都会尽一切力量给以保障。”周恩来同亲王握过手，又同一些他所熟悉和新认识的柬埔寨朋友打招呼。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总理同大家问候寒暄，谈起一些往事，比如他和陈毅元帅在1960年访问柬埔寨时，哥莎玛王后专门为他们准备了高棉式的早餐，两位中国领导人对之赞不绝口，结果，居然连作为米粥香料的茉莉花都给吃光了。

以这种轻松的气氛为起始，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开始讨论在北京设立柬埔寨抵抗政府以及中国将以何种方式来支援柬埔寨人民斗争的问题。

周恩来保证中国将对西哈努克领导的这个抵抗政府提供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周恩来说，他同毛泽东主席商量过后，决定把北京“反帝路”一个新近落成的建筑群的一翼提供给抵抗政府使用。“其他的各种附属设施都由我们负责，”周恩来说，“包括你们的日常必需品，另外还有一支车队。至于工作人员嘛，”周恩来征询式地看着西哈努克，说：“在你的所有人员到位配齐之前，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一些，比如担任临时的文书。一旦你物色到了合适的人，当然最好是柬埔寨人，那我们的人就撤出来。”这次周恩来同西哈努克的会谈，延续了四个小时。亲王详细谈了抵抗政府成立后他的种种计划，以及如何同柬埔寨国内的抵抗领导人协调的问题。

周恩来听得很仔细，同时也帮助亲王分析着将要出现的局势的利弊。当两人分手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关于抵抗政府的政策性问题，是你们的内政。”临走时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我们决不进行干预。我们会非常尊重亲王做出的所有决定。”“请总理转告毛主席，我对中国给予的无比珍贵的支持非常感谢。”“我一定会转达亲王的意思。”周恩来与亲王握手，“毛主席也让我告诉亲王，他本来想马上与您进行一次会谈，但考虑到您刚到北京，抵抗运动的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他想在您的事务稍微轻松一点后，和您见面。”当西哈努克双手合十，以高棉礼节同中国总理道别时，在场的人都注意到，这位被非法废黜的国家元首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光。

1970年4月24日至25日，由西哈努克发起，在越南、老挝和中国边境地区的某地举行了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主席、越南北方的范文同总理、越南南方的阮友寿主席，都在会上讲话，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和发生在金边的政变，强调三国人民要相互支持，长期合作，积极开展抵抗斗争。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三国抵抗斗争的一个历史性发展。

这个历史性发展的特征在于：中立的柬埔寨由于朗诺的政变已经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它的军事基地。而中立政策的倡导者西哈努克已成为一名坚定的抵抗运动领导人。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议闭幕之后，设宴招待三国四方代表团。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后来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两句名言：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有了中国和印度支那另外两个国家的支持，国内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又表示拥护西哈努克领导抵抗运动，另外他还接连不断地收到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或领导人对他的道义和政治上的声援，这样一来，西哈努克原来担忧的外部环境基本得到了保障。现在，他开始着手建立他抵抗运动的核心——民族团结政府。

5月初，西哈努克在北京召集了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是柬埔寨境内的武装抵抗力量的领导人——即红色高棉的首脑和海外的柬埔寨爱国者们组成的。大会的结果是诞生了四项决定：一、拟定了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推选西哈努克担任统一战线的主席；选出了由11个人组成的统一战线政治局；任命了以宾努亲王为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翻开当年的这份第一届民族团结政府的名单，可以发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受到了清洗，有的在监狱里结束了生命，有的则远走他乡，但也有的至今仍活跃在柬埔寨政坛，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

在这份名单上，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有12 人。首相宾努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在60 年代就曾担任过首相，颇具威望，是西哈努克的密友和高级顾问；前驻开罗大使沙林察，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前外交大臣秀木，担任财政大臣；前驻莫斯科大使谢桑，任司法大臣；曾担任西哈努克私人秘书的周成，担任特别使命大臣。内阁成员中，引人注目的有两位将军：曾任过国防大臣的杨森安少将，和曾担任过武装部队参谋长与空军司令的努呼中将。36 岁的江裕朗，在此之前、是驻塞内加尔大使，这次担任人民教育和青年大臣。十几年后，他担任民柬政府驻北京大使，中国的广播电视中时有露面，中国人对他并不陌生。

内阁之中，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一宣布仍然使人感慨顿生的，是三位一直在国内从事武装斗争的柬埔寨前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人自50年代后期便是柬埔寨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颇得青年知识分子的拥戴。由于他们与西哈努克政府的对立，被迫离开金边，到丛林之中加入了游击队。

金边街头因三人的失踪而深感失落。人们以为他们受到了暗算，命丧黄泉了，点上蜡烛为他们的灵魂送行。现在，他们从丛林中走进了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可谓是从地下转入了公开。40岁的乔森潘被任命为国防大臣；41岁的符宁担任了新闻、宣传大臣；42岁的胡荣成为内政、乡村改革与合作社大臣。

当这三位被称作“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名字公布之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曾经是反对西哈努克政权的武装斗争，被历史又引导进了西哈努克的阵营，成为反对朗诺政权的有生力量。当年被通缉、被逮捕的人物，成为今日抵抗政府的实力大臣。

据说，西哈努克在同乔森潘握手时说：“让我们忘了过去吧！”乔森潘很沉静地看着他当年的对手，说：“亲王，我一直是在您的领导下工作的人，我今后会为我们的国家尽我的义务。”他当然不会提及往事。当年，西哈努克为了争取这位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议员，曾赠送他一辆梅塞德斯高级轿车，可是却被乔森潘当场拒绝了。他依然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金边走街穿巷，宣传他的革命真理。

同样引起注意的是这个内阁中的两个特征：相当年轻，平均年龄48岁；文化程度相当高，基本全到国外留过学，受到过西方文化的熏染。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1993年担任柬埔寨第二首相的洪森，执政党人民党主席的韩桑林，以及议会主席谢辛，当时都是乔森潘所在的“红色高棉”游击队里的下级军官，算得是反对朗诺的“抵抗战士”。洪森还为此失去了一只眼睛。

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柬埔寨人民反对朗诺集团的武装斗争有了一个合法正式的领导机构。对广大人民来说，西哈努克就意味着政府，就意味着法律，金边的朗诺政府则被看作是一个反叛的政权。

但是，也有人问：既然有了政府，那这个政府怎么不在国内领导斗争，反而在另外一个国家发号施令呢？西方的一些记者甚至直接向西哈努克提问：为什么您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西哈努克的一些大臣们认为：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削弱亲王影响的新动向。

就西哈努克本人而言，他那种容易冲动的性格常常在驱使他立即动身，往南回到自己的祖国，到解放区去，以证明自己的勇敢。但是，他不能这么做。

他很巧妙地回答西方记者说：“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回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过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对于设在北京的民族团结政府根据地和柬国内的抵抗运动领导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西哈努克明确表示：“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的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系设备。

“把事情说得更确切一些，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国内的部分，同在国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这两个部分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三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总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换意见时就曾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来回旅行显然是有困难的。我在外交和情报宣传方面负有责任，而在我现在的根据地，我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诺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主子们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据地关掉的。”中国人的支持成了西哈努克同意进行这场艰苦抗战的前提。每一谈到这点，西哈努克就会说：我的人民和我们坚强的抵抗战士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鼓舞的源泉。任何抵抗运动都不可能想象有这样好的条件：中国领导人无条件地给我们创造了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斗争条件。

西哈努克经常诙谐他说：要是朗诺- 施里玛达和他们的同伙能预见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也许可能会改变他们发动政变的时间表吧！

第四章 法国培养出来的革命者

凭着在王宫里做了妃子的表姐，6岁的沙洛特绍来到金边，见识到了贫富的巨大悬殊。学校里，他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对拉提琴非常卖力。21岁那年，显得寒酸的沙洛特绍登上轮船，前往法国留学。法兰西的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土壤，没有为柬埔寨训练出一位新的小官僚，却培养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1949年8月，一艘叫“牙买加”（JAMAIQUE）号的远洋轮船离开西贡码头，开始了它穿越印度洋、红海的漫长航行。轮船的目的地是法国的马赛港。

40年代未的印度支那，还处于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船上的上等舱里，坐满了返回法国的官员、商人、军官。只有极少穷途潦倒的欧洲人，才和低等舱里的亚洲人混在一起，忍受着船舱里的闷热和各种难闻的气味。

旅途是极其枯燥乏味的。从西贡到马赛需要一个月的航行。低等舱里的人打发时光的方式非常简单，要么聊夭，要么睡觉，或者坐望茫茫大海，一整天不发一语。不公正的命运和茫然的选择，使人对未来产生种种哀怨的愁绪。

唯有一帮从金边赶到西贡上船的学生不一样。他们虽然呆在低等舱里，但一个个却情绪饱满，兴致勃勃。这21个柬埔寨学生刚刚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10 天之前政府教育大臣在给他们送行的宴会上的讲话犹在耳畔：从法国回来，你们将成为柬埔寨社会的栋梁。

年轻人们——其中最大的仅21岁——当然为此行感到兴奋。须知自1946年以来，只有100个柬埔寨人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他们出发之前，已有几个赴法留学生学成回国，立即被委以重任，而他们的年纪不过才二十几岁。在这21位学生中，大多数都出身豪门望族，他们的父辈已经为他们将来在柬埔寨社会里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到法国的学习，实际上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若干年以后，在柬埔寨社会叱咤风云的人物中，果然有许多人就在此时的这条船上。

在这群年轻人中，有一个相貌朴实、沉默寡言的的学生。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由于对未来踌躇满志而夸夸其谈，一眼看去，他更像是个刚从农村出来的人，由于对身边的事物难以适应而显得腼腆，怯于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

为了打发时光，他大多数时间都在读随身所带的书，偶尔到甲板上走走，望波涛起伏的大海，看一望无垠的蓝天。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沙洛特绍（SALOTHSAR ），20年以后，他名扬天下，在柬埔寨开创了一个时代。在执掌政权之前，他接受了部下的进谏：一个伟大的革命者要有一个革命的名字，像苏联的斯大林，这是革命后的名字，意思是“钢铁”；像越南的胡志明，意思是“光明伟大”。他同意了这个建议，改了名字，但是并没有赋予它特别的意义，反而让其更象一个普通农民的姓氏。

这个名字叫波尔布特（POLPOT）。

关于他名字的问题，曾经使西方世界感到过茫然。1975  年，他领导的革命成功之时，外界对这位革命家几乎毫不知情。分析家们和情报人员花了足足一年时间，才弄清他的履历和真实身份。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感慨万端他说：

波尔布特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挑战，当今世界没有一个革命家曾像他那样，如此处心积虑而又成功地隐藏了自己。

但在“牙买加”号上的这个21岁的沙洛特绍，毫不引人注目，甚至有点寒酸。

柬埔寨的当代史，波尔布特浓墨重彩地写上了属于他的那一笔。认识柬埔寨，你不能不了解他和他的那些战友，那些曾经在丛林里进行反对西哈努克斗争，后来又与西哈努克结盟，共同打击朗诺政权的革命分子。

这位柬埔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出身农家，其父宾沙洛特是磅同省（KOMPONGTHOM）城外普里克沙波村（PREKSBAUV ）的一个富裕农民，拥有9 公顷稻田和好几头耕牛。波尔布特的母亲叫索克妮，因其贤良能干，在当地享有良好名声。由于家境良好，这家人生育了9 个子女，波尔布特排行第八。

这与周围儿女成群的家庭比起来，并没有什么两样。宾沙洛特和索克妮的9 个子女，有5 个活到了90年代。

使这家人与村里其他农民划分开来的，是这家人与金边皇宫的联系。波尔布特有位叫密克（MEAK）的表姐，因其长相身材娇好而被选进宫中的王家舞蹈团。不久，她成了国王的大儿子西索瓦·  莫尼旺王子（PRINCESISOWATHMONIVONG）的妃子，1927年，莫尼旺当上了国王，密克自然也身价倍增，当上了管理宫中所有嫔妃的女官。

由于有了这层关系，波尔布特的大哥洛特颂（LOTHSUONG ）成人后到了金边，在王宫里谋了一个差事，一干数十年，直到1975年他弟弟波尔布特率领的部队打下金边，这才离开王宫，成为乡下农民。洛特颂进王宫后不久，波尔布特的姐姐沙洛恩（SAROEUN ）也加入了王家舞蹈团，并且一度成为莫尼旺国王的妃子。莫尼旺的去世带给沙洛恩无比的悲伤，也使她失去了在王宫里的地位，不久，她离开金边回到故乡，嫁给了当地的一位警察，过上了平民的日子。

1934年，当波尔布特6岁的时候，他和他的一个哥哥被父母送到金边，同在王宫里的密克和大哥洛特颂住在一起。在柬埔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富裕的亲戚家抚养是件很常见的事。就波尔布特个性来讲，他似乎更宁愿在乡下过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后来作为革命家的波尔布特，对这段生活只字未提。革命家和王宫之间，毕竟有着难以调和的鸿沟。

按柬埔寨的习俗，每个男人——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要出家当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尚，了解作为国教的佛教宗旨教义。7 岁那年，波尔布特和其他同龄孩子一道，剃发出家，进到王宫附近的一座寺庙。身披杏黄色袈裟的生活无疑是清苦枯燥的，但他在这里第一次体验了集体生活，知道了什么叫清规戒律。就在这座寺庙里，他开始读书识字。作为法国殖民地的柬埔寨，教育显然是以法国文明为标准的，所以，寺庙里的这个阶段，是波尔布特接受的唯一的正规高棉语教育。在人们的眼里，这个叫沙洛特绍的孩子腼腆胆小，循规蹈矩，从不与人争吵打架，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波尔布特成长的30年代正是欧洲和美洲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柬埔寨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自从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保护国之后，法国人就把这里当作是法兰西的另一个翻版，无论是建筑、邮局、图书馆，还是火车站，都是法国南部的缩影，但柬埔寨人似乎更乐意居住在他们芒果树和香蕉树围绕的木楼竹楼里。

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除了柬埔寨人，还有中国和越南移民，一般来说，柬埔寨人大多在衙门当差，务农，做僧侣，而华侨和越侨则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由于法国人在越南的殖民时间要长得多，在他们眼里，越南人比柬埔寨人更懂得法国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因此，法国人鼓励越南人移民柬埔寨。波尔布特在他的成长时期目睹了首都的落后、愚昧和王宫里的腐朽生活，对身边那些为人嫔妃、争风吃醋。坐逝红颜的舞蹈演员们苦闷的生活深为同情。1975年波尔布特掌权之后，他下达的最初一批指示中就有解散王宫舞蹈团的命令。在他眼里，舞蹈团是腐败的象征。

1936到1942年，波尔布特开始接受他的小学教育。这是法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叫ECOLEMICHE，距离王宫仅一箭之遥。学生大多是法国人机构里的当地人后代，也有信奉天主教的越南人的孩子。学费当然是表姐密克为他交的，而波尔布特的学习成绩也没有辜负表姐的辛勤付出。可惜的是他在这一段的生活没有人能够详细地回忆出来，比如他如何学习法语，如何接受的天主教教义等等。只有一位他当年的同学还记得幼年波尔布特的模样，说他像他表姐密克一样，非常可爱。

1941年，年仅19岁的西哈努克成为国王，随即在磅湛省新建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初中学校。由于波尔布特与王家的关系，已经在王宫附近的一所学校上学的他被挑选出来，和从其他省份挑选的19名孩子们一道，成为这所新国王命名的学校的首批学生。

孩子们对这所新学校充满了好奇心。这里的课程是仿照欧洲式教育设置的，有文学、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科学、哲学等，一切教学统统使用法语，高棉语反而受到抑制。课余时间，孩子们踢足球和打棒球，学习戏剧和乐器。波尔布特选修了小提琴课，在别人都到操场玩的儿时候，独自到教室背后练琴。但他对足球和棒球同样热心，一上场便非常卖力。这个时期的波尔布特在同学和老师们的眼里、是一个直率、热情和有礼貌的学生，不善言谈，喜欢独立思考。

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注意，但后来却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在这20个学生里，许多人都有资格被写入柬埔寨历史。他们中有符宁（HUNIM ），当时一个对莫里哀的戏剧颇为热心的爱好者，后来是柬埔寨共产党的首脑人物之一，曾任民主柬埔寨政府的新闻和宣传部长。乔森潘（KHIEUSAMPHAN），如今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当时磅湛省一个法官的长子，给人的印象是头脑机敏，落落寡合，雄心勃勃。后来他也是柬共的首脑人物之一，当过民柬政府的总理和党名义上的书记。胡荣（HOUYOUN），一度是柬共的第二号人物，担任过民柬政府的内政部长。此外还有好几个学生都成了共产党人。后来有人把“西哈努克学校”称作“柬埔寨共产党的摇篮”，一点也不过分。

在这所学校里，波尔布特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朗农（LONNON）。提到这个名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朗农的哥哥朗诺自50  年代后期，就开始在柬埔寨政坛占有一席之地，当过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首相，后来领导了反对西哈努克的政变，成为”高棉共和国”的总统。依仗着这个哥哥，朗农的仕途一帆风顺，经常在他哥哥举棋不定的时候，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矛盾。1975年，共产党在柬埔寨的胜利己成定局，已身为将军的朗农没有逃走，他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他当年要好的同学、如今共产党军队的首脑人物身上。但不到48小时，这个徘徊于金边的将军便遭到了处决。

1947年，波尔布特和他的同学们离开“西哈努克学校”，有的进了金边的“西索瓦高级中学”，有的放弃了学业开始独立谋生。波尔布特进了法国人在金边办的埃科利技校（ECOLETECHNIQUE）。40年代末的柬埔寨，仅有几千人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就此而言，波尔布特也算是进入了社会的精英之列。

如果要从柬共编年史来讲的话，有一件事情是不可遗忘的，就是在这一年中，波尔布特结识了另一个年轻人——在“西索瓦高级中学”上学的英萨利（IENGSARY）。两人相见恨晚，很快成为密友。

英萨利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在波萝勉省长大。他从小聪颖过人，学业有成，于1945年获得在“西索瓦高级中学”学习的奖学金。他敏捷的思维、雄辩的口才和对政治的热情，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波尔布特比起来，他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而且也更有前途。

1947年的一个黄昏，两人因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在一间破旧的学生宿舍里相遇，由此有了一次长谈。从第二天起，这两个人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柬埔寨共产党的发展，也影响了柬埔寨的历史。

只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一年之后，波尔布特会考取到法国学习的奖学金，两年之后英萨利也步其后尘，在巴黎的那些日子，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共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娶了两姊妹，成了姻亲，50年代后期，英萨利从法国归来后，他们在金边共同组织了共产党小组，1963年，两人一同离开金边，进入丛林，开始秘密地下活动。从60年代初期起，他们两人一直是柬埔寨共产党的核心。

21岁的波尔布特在1949年9 月，经过海上一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了法国马赛。

此时的马赛正是烟雨蒙蒙的时节，一阵凉风吹来，让这些从亚洲热带地区来的年轻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21位学生要去的地方是柬埔寨教育部早就安排好的，下船之后大家便各奔东西，到不同的学校报到注册。波尔布特的目的地是法国首都巴黎。

从港口到火车站，需经过一条宽敞的楼道。楼道的两旁是一些寓言式的巨大雕塑，描绘了法国在海外的殖民地情况。写有“我们在亚洲的领地”字样的那尊雕塑，是一位斜躺的柬埔寨青春少女，旁边是一些象征老挝和越南的半裸少女，托举着一尊佛像和一些水果。第一次到异国的波尔布特站在这尊塑像前，久久没有挪步。他发现，法国人通过这尊雕塑，反映出他们眼中的东方和柬埔寨的三种倾向：原始幼稚、异国风情、性的诱惑。

他为自己的国家沦为法国人的领地感到悲哀和耻辱。

波尔布特的留学生生活就在这种强烈的恢复民族尊严的情绪中开始。他像其他外国学生一样，在城南租了一间房子，然后到学校报了到，在电学与无线电系注册成为正式学生。“头一年我的学习相当用功，”许多年以后，波尔布特回忆起他在巴黎的这段生活时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他当年的几位同学则回忆说，在巴黎的波尔布特嗜书如命，文学、哲学、历史，几乎成为他的全部生活内容。他对19世纪文学的偏爱使得他花了不少时间来背诵其中的名篇，卢梭的哲学思想也成为他苦苦钻研的对象。他的另一位同学则回忆说，波尔布特当时还有另一种爱好，那就是频繁地去电影院。

波尔布特在巴黎共呆了3 年多时间。第一年之后，他对学习的热情就淡漠下来了，对学业不再在乎，也没有参加任何毕业文凭考试。当他在1952年回到柬埔寨时，作为学生的波尔布特没有任何正式的学业证明。

对于柬埔茶来讲，是否有一张文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法国期间波尔布特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的理论。他在这里结识了几位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比如先于他三年到达法国的著名激进派人物秀木（IHIOUNNMUMM），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钻研共产主义，用新的眼光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

1950 年暑假期间，他和另外十几位柬埔寨籍学生和法国学生一道，到了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参加义务劳动，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真实面貌。等他回到巴黎时，他的朋友、后来的姻弟英萨利已经到了法国，这对他精神上的孤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两人在波尔布特寒碜的房间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英萨利兴致勃勃地给他的朋友讲国内的形势发展。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原来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成立自己的共产党组织，以促进自己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运动。这个决议在当时对波尔布特是毫无意义的，它的影响在于后来，它使得柬埔寨共产党人摆脱完全掌握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运动领导权的越南人的愿望，第一次成为可能。

不过在当时，河内的共产党人认为，革命高潮主要在越南，即使在成立了柬埔寨自己的革命党后，其中的大部分人也去了越南参加革命。

就此，波尔布特对于学业的兴趣减弱了，代之以对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和文学、历史，如饥似渴的钻研。就个人兴趣来讲，他似乎特别青睐19世纪的法国诗歌，后来他在金边当教师时，经常向他的学生们背诵那些优美的诗篇。在所有的法国作家中。卢梭的作品最令他爱不释手。

1951年，两位柬埔寨女子到了巴黎。这是毕业于“西索瓦高级中学”的一双姐妹，姐姐叫乔帕娜莉，妹妹叫乔蒂丽。女子能进柬埔寨的高级中学是极少见的事，她们的经历成为金边的一段传说。

毕业之后，两人结伴来到巴黎，妹妹的首要目的是与自己的未婚夫英萨利相会，同时学习英国语言文学；姐姐却是专程来这里学习高棉语言学，不期与身材高大、彬彬有礼的波尔布特相识。虽然乔帕那莉比这位未来民主柬埔寨的总理年长8 岁，但两人还是很快坠入了情网。

谈情说爱并没有分散波尔布特对政治的热情。每次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的柬埔寨学生开会讨论，波尔布特总是发言最为热烈，论点论据最为充分的人之一。在波尔布特成为民主柬埔寨政府的总理之前，当年曾留学巴黎的一位柬埔寨人撰文回忆他们当初讨论的情形，他谈到那个叫沙洛特绍的学生一段很有说服力的发言：“要是没有一个组织巩固、方向坚定的党，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得到贯彻，而社会主义的敌人一定会想方设法篡夺领导权。”年轻的波尔布特大胆道出自己的雄心：“我将来要挺身而出，领导一个革命组织；我要成为它的总书记；我要把一切掌握在手中，所有的部长都要听从我的命令，我要监督他们是不是背离了中央委员会制定的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这位波尔布特当年的同学在70年代写下这段回忆的时候，决不会想到曾经坐在自己对面说这段话的沙洛特绍，已经基本实现了当年的抱负。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波尔布特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其中的内情却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比如，他入党的确切日期？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在党内的直接领导者是谁？他在何处参加党的小组会议？他入党后承担的任务是什么？

1952年，西哈努克解散了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内阁和国民会议。消息传到巴黎，波尔布特提笔写下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君主还是民主？》，揭露君主制度的腐朽没落，赞赏民主思想的传播。这篇文章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此后他基本不再过问学业，成为一个全心从事革命活动的活动家。1978年他曾告诉记者说：“我不再对学业感兴趣，所以学校当局也就没有考虑我的学位问题。”而当时在巴黎的乔森潘、胡荣、符宁、宋成，以及后来英萨利的妻子乔蒂丽等，革命、学业两不误，前三位年轻人在成为共产党骨干的同时，居然获得了博士学位。

1952年12月15日，波尔布特离开巴黎到了马赛，还是搭乘那艘“牙买加”号轮船，开始他回返祖国的航程。

临上船前，他再次来到那尊巨大的雕塑前，久久地凝注着那位象征着柬埔寨的少女。难道她要永远地矗立在这里，作为法国的殖民象征吗？如果她此时有灵，是否会同他一起回柬埔寨，创造一个光明自由的社会呢？

汽笛鸣响，轮船出港。波尔布特下意识地向法国最后一次挥手告别，然后转过身来，望向通往祖国的漫漫航程。他的身边还是那个出国时带的皮箱，不同的是，里面现在装的几乎全是他所喜欢的书籍。他相信，这些书籍，将帮助他改变祖国的命运。

法国的40个月留学生活，没有培养出一个学者或博士，但却造就了一个将使柬埔寨翻天覆地的革命者。

第五章 神秘的中学教师

回到金边的波尔布特以中学教师的身份获得最好掩护。他的同事和同学们都把他看作是一位学识渊博、富有魅力的教师，却没有人想到他是这座城市里反叛者的领导人。这时候，一位有淑女风范的女教师嫁给了比自己年轻8 岁的波尔布特，也嫁给了革命。

1953年1月，波尔布特抵达金边。他找到仍在王宫里当差的哥哥洛特颂，暂时寄住在哥哥家中。

洛特颂注意到，同过去相比，弟弟似乎开始热衷于政治了。当他为此询问波尔布特的时候，这位留学生回答说：“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柬埔寨人民。”他在哥哥面前大肆赞扬俄国，说起他在南斯拉夫的经历。不到一个月，他就离开了哥哥的家。

波尔市特很快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取得了联系，并将他的法国共产党员身份转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员。由于组织的领导者们仍将革命重点放在越南，因此，波尔布特加入了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运动。他的勤勉、好学、朴实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注意。考虑到他出身农家，但在金边有上层关系，既能与越柬两国的共产党人联系，又能同法国共产党拉上关系。因此，不到半年，他成为指挥部的重要联络人员。

工作无疑是繁重的，有时还有生命之虞，但波尔布特没有过丝毫退缩，工作之余，对从巴黎带回来的那些革命书籍仍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攻读。

他此时的一位同伴评价他说：波尔布特的个人天资一般，但却具有对权力的明确欲望。

一位重要人物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此人叫杜斯木（TOUSAMOUTH），出身于一个富豪之家，比波尔布特年长10岁。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斯木是个僧侣。1945年，他脱下袈裟，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爱国热情、雄辩演说和献身精神，吸引了一大批崇拜者，其对柬埔寨的影响如同胡志明之于越南。

波尔布特很快成为杜斯木的崇拜者和亲密助手。

从1953年起，波尔布特那些在巴黎的朋友相继回国。柬埔寨的左派力量陡然增加了生力军。

根据杜斯木发动城市群众、准备革命力量和制造舆论的指示，波尔布特回到了金边。从这时候起，他开始频繁使用他的假名“波”（POL ）。在这之前，他曾经在巴黎使用过一次这个名字。

与他相恋的乔帕娜莉此时已在“西索瓦高级中学”当了几年的柬埔寨文学女教师了。1956年，当波尔布特28岁时，他的恋人已经是个36岁的中年妇女了。在学生们的眼里，这个身材瘦小、爱好整洁的老师，有一种淑女的风范。平日里，她不施粉黛，不戴首饰，衣着朴实，一头短发很显得精明强干。她颇受人尊敬，但难免让人感到深不可测，背地里被人叫作“老处女”。

他们的结合颇让人们吃惊。在那个年代，很少有男人娶比自己年长的女人为妻；反过来，乔帕娜莉已有一份值得骄傲的职业，难得有女人嫁给一个显得穷困潦倒的男人。只有他们自己和很少的朋友明白，这是一种杰出辉煌的结合。只有乔帕娜莉才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终有一天，这个默默无闻的丈夫会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婚后的生活是相当清苦的。两人在城南租了一间中国式的房屋，屋子里家具陈旧，但却一尘不染，桌椅板凳摆放有序，靠墙的书架十分引人注目。但以两位法国留学生的身份来说，实在是找不到一件可以称之为奢侈品的东西。

婚后的波尔布特也开始了教师生涯。这是他成为职业革命家前最后的公开身份。在一所叫“进步知识”（CHAMRAONVICHEA）的新建学校，他担任法语、历史、地理和道德课程。所有曾作过他学生的人和他当时的同事们，都对这位到过法国的教师有着基本相同的深刻印象：亲切和善、热爱学生、为人诚恳、富于同情之心。在他教授法语的课堂上，他的思绪深深地沉入到法国文学的优美诗篇之中，声音变得柔和，富于音乐感，半眯着眼睛，背诵那些不朽的诗歌。学生们仿佛不是在听课，而是在欣赏一次动人的诗歌朗诵。

一位在1962年上过波尔布特教授的历史课的学生回忆说，当时他讲课的内容即便是西哈努克本人听了肯定也大加欢迎，因为他对亲王为柬埔寨争得独立的功绩大加赞扬。他说，波尔布特讲课时使用的是柔和、缓慢和清晰地道的法语，尽量地深入浅出，学生们很容易抓住他授课的要点，考试时几乎能清楚地复述出他讲课的内容。“他在学生中很有声望，是位无可挑剔的教师。”另一位学生则回忆起60 年代波尔布特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说他脸上总是浮现着微笑，衣服的样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总是穿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子卷到胳膊的地方；他的裤子是海军蓝的……虽然他从来不说，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共产党。”

在50年代的柬埔寨，“共产党人”这个名词一般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生活朴实，憎恨腐败的人物。

有人用一句话来形容柬埔寨的共产党：“他们是那些唯一关心穷人疾苦的人。”尽管如此，但波尔布特从来没有把他的主义与他的教学混淆起来，比如他几乎从来不在课堂上宣扬激进观点或猛烈抨击政府，这类的语言和思想他总是局限在他所认定的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

新婚夫妇的家，很快成了一个进步青年的聚会之地。军队的下级军官，教师，学生，政府里的小公务员，常聚集在他们的屋里，听波尔布特用低沉缓慢的语调，讲述对人类理想的追求和对政府腐败现象的痛恨。身为教师的波尔布特已在自己身边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他相信，只要他振臂一呼，他们便会跟随他开展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

这位穿着短袖白衬衣、蓝色长裤的教师，成为金边青年人的偶像。

1957年，已经结婚的英萨利和乔蒂丽回到了金边，他们加入波尔布特夫妇，住在王宫以西一所租来的房子里。英萨利在著名的“柬埔寨之子”中学谋到了教师的差事，乔蒂丽则在家照顾出生不久的女儿范妮（VANNY ）。邻居们感到奇怪的是，以他们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以雇请一个佣人来料理繁琐的家务。但是这四个神秘的人物拒绝了任何可能的干扰和泄密。

正是因为他们的谨慎和受人尊敬的合法身份，到60年代初，这几位柬共的重要领导者没有上过秘密警察的黑名单。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不同，波尔布特从没有尝过铁窗的滋味。

在这段时间里，另一个与波尔布特过从甚密的人是农谢（NUONCHEA）。这是个有中国血统的马德望省人，与波尔布特同年出生。由于二战时期，马德望尚还被泰国占领，所以他的教育是在曼谷完成的。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农谢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54年来到金边，开始从事秘密地下工作。

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乔帕娜莉姊妹，自此成为数十年生死与共的朋友。

就性格而言，农谢和英萨利，后来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更显得尖锐鲜明，咄咄逼人，而波尔布特则沉稳、和善，更讲求政治谋略。

在60年代初，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个不显山露水的人会成为柬埔寨共产党的“大哥大”（BROTHERNUMBERONE）。这正应了一句英国谚语：静水则深。

第六章 政变转移了敌手——与政敌西哈努克结盟

一位重要人物的提携使波尔布特跃升高位。在金边火车站一所小屋子里。波尔布特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由于党的总书记神秘失踪，他成为这个秘密党组织的“一号兄弟”。为逃避警察的追捕，他潜入丛林，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毫无军事经历的波尔布特开始给游击战士们讲解战略战术。由于金边发生政变，波尔布特准备同他原来的敌人握手。但此时，即使波尔布特站到西哈努克面前，亲王也不知道这就是他的警察局曾经通缉的沙洛特绍。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全世界共产党的头号敌人无疑都是统一的：美帝国主义。

在柬埔寨，主政的西哈努克对美国可以说是若即若离，尽管接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并不怎么买美国人的帐。美国人对西哈努克恨之入骨的政敌山玉成的支持，使亲王甚感恼怒，时不时就要对美国人来几句嘲讽揶揄。

这一点很得一些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的赞赏，已经当上议员的乔森潘、符宁、胡荣等人就发表演讲，支持西哈努克的反美举动。

控制着整个印度支那共产党运动进程的河内，给柬埔寨的“部下”发来指示：与西哈努克政府的关系是既联合又斗争，但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开展武装斗争。印度支那革命的高潮集中在越南。

杜斯木和波尔布特等人看着河内的指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完全按越南人的意志办；要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但其结果是与越南人分裂。

杜斯木环顾左右，接受了第一种命运。柬埔寨左派的力量，实在是还不足以独立作战。但几乎人人都明白，他们心向往之的，是第二种选择。

这种按照别人意志开展革命活动的方式，给许多人的心里带来了阴影。

与越南人的隔阂和对立，就此加深，导致了后来的公开对抗。

这时的波尔布特开始频繁地变换身份。与他熟识的人们一般都称呼他为“波尔”，而在朋友圈子之外，人们则仍称呼他的本名“沙洛特绍”。他当时的任务之一仍然是与印度支那共产党保持联系，而在1951  年建立的高棉人民革命党是否还在活动，即便在后来的柬埔寨共产党内也是争论的话题。比较可信的答案是革命党的主要成员都已经被吸收到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内，参加了由河内统一部署的活动。党内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波尔布特承担着与河内联系的重任。

随着革命活动的频繁，波尔布特基本割断了与曾经养育和收留过他的哥哥一家的联系，不过他仍遵从柬埔寨人的习惯，每年的9 月间总要回到他的出生地，很认真地参加追念家族亡人的佛教仪式。他最后一次回故乡的时间是在1959年、他父亲去世，他回家参加葬礼和料理后事。

多年后，波尔布特在谈到他为何不再与家人联系的问题时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很少谈论自己。我是不爱张扬的，我不想告诉人们我是一个领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兄弟姐妹，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事实的确如此，他的亲人数十年没有见过他。在他的家乡，亲友们印象中的波尔布特是个安静、有礼貌的小男孩。后来，他们与其他柬埔寨人一样，受到了由波尔布特发动的红色高棉运动的冲击，有的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到50年代末，波尔布特工作的重要性和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西哈努克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在政府提到激进活动的文件中，波尔布特的名字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虽然人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反政府倾向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警察的盘问。美国大使馆里存有几乎所有参加革命活动人物的材料，唯独波尔布特在这里没有只字片言。

波尔布特还有一点与其他国家从事激进活动的革命家不同：他从来没有尝过铁窗的滋味。

领导着柬埔寨革命运动的人们当时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这个国家的革命，因此必须奉行联合阵线战略，即分阶段、有选择地联合那些与自己立场相近的社会力量。在当时的柬埔寨，人们眼中的头号敌人是美国，所以共产党控制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是反美国的言论，对此西哈努克给予了默许。在公开场合，一些党员尽量把自己扮成西哈努克的支持者，他们中的著名人物有乔森潘，胡荣，符宁，他们均毕业于西哈努克在磅湛的那所高级中学。

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960年9月初，越南劳动党在河内作出决议：

为把南方从美帝国主义和其走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越南南方民族阵线，在广大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为配合这场斗争，老挝和柬埔寨分别建立独立的共产党团体。

当月30日夜里，金边已经陷入沉寂。市中心电杆上昏黄的路灯，映照着这座城市的刚刚铺上的柏油马路，使人对这里熟悉的环境生出一种陌生。由于是雨季，四处都可见到淤积的水洼，在街灯的映照下，发出明晃晃的光亮。行人已经少见了，街上只偶尔有汽车驶过。整座城市显得十分平静寂寥。

在距市中心不远的火车站的一间小房子里，此时正在召开一次关系到柬埔寨命运的秘密会议。波尔布特的良师益友秀木的弟弟秀蒲拉西（THIOUNNPRASI-TH ），当时的铁路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后来的民柬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找了一间工友们白天休息用的房间，供这次特别会议使用。1977年，当上了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把这次会议称作：“党代会”，他说：“参加这次会议的21人中，负责各地区农村工作的代表有14名，负责城市工作的有7 名。这次会议关系到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要是敌人发现了会议地址，党的领导核心将被全部摧毁，党的路线就不会得到确立，革命将由此陷入困境，未来将是一团漆黑。”对于柬埔寨历史来讲，这是一次划时代的重要会议。它确定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劳动党”；选举了党中央委员会，杜斯木当选为总书记，农谢、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通过了党的路线，战略与指导思想，确定了每位中央委员负责的工作地区。会议确定：党的名称和其存在，都须处于绝对保密的状态。

当时的波尔布特、农谢和英萨利，都是刚刚30岁出头的热血男儿。到1977年，当年参加这次“建党会议”的21人中，唯有此3 人仍然留在中央委员会里。其余的人要么去世作古，要么遭到了党内运动的清洗。

关于这次党代会的时间后来成为判别对党态度的分水岭。1975年柬共掌权之后，官方把这次代表大会称作是第一次党代会，而有的人却认为这只能算作是第二次党代会，第一次党代会的时间应当是在1951年。所有把1960年党代会看作是第二次会议的人全部遭到了清洗。

可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从召开会议的时间，党的名称，党的路线，以及其后12年的活动来看，柬劳动党毫无疑问深受越南党的影响。

左派的活动渐渐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不久，几家批判社会激烈的报纸遭到查封，主编被逮捕。

1962年7月20日，总书记杜斯木也神秘地失踪了。在党的文件上，关于这个事件的描述是这样的:“总书记杜斯木同志遭到敌人绑架后失踪，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是党的重大损失。”杜斯木之死引起了多种猜测。一般的意见认为，他确实是被秘密警察逮捕，而后遭到杀害。但是，有人提出疑问：即便是他被警察逮捕，以党当时的秘密程度而言，他们决不可能知道他是劳动党的总书记，除非是他自己招供。如果是他招供，那为什么没有其他党员遭到逮捕呢？

西哈努克的警察既然可以宣传逮捕了这个左派，那个左派，那他们又怎么不可以宣布，还逮捕了一个叫杜斯木的左派呢？

因此有人提出：此事与波尔布特有关。原因有二：一是杜斯木执行亲越路线；二是杜斯木一死，波尔布特便可以取而代之。

这显然是反对波尔布特的人制造的一种舆论。

1990年，金边终于有人出来证实：杜斯木确系警察所捕。他被五花大绑，身上又被捆上石头，从一条小船上推入了湄公河中。

1975年柬埔寨共产党执政之后，金边最繁华的一条街被更名为“杜斯木大道”，牺牲了的总书记的肖像，出现在面值为一百瑞尔的钞票上。

杜斯木失踪后，他的助手波尔布特一跃而成为党的代理总书记。不久，党的代表大会又将他正式选为总书记。

劳动党在城市和农村的活动引起了秘密警察和政府的注意。这次党代会不久，西哈努克公布了一份“34 个颠覆分子”名单，其中有一直在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中央委员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后来成为民柬国民军总司令的宋成（SONSEN）。但是，西哈努克并没有对波尔布特发生兴趣，提供名单的朗诺之所以把波尔布特的名字列上，只是因为在他授课的学校，频繁发生反政府的学生游行活动。

于是，1963年5 月，三人相继离开金边，避入位于金边东部的磅湛省的丛林地区，在一所被称作“100 号办公室”的隐蔽地区，开始了他们革命生涯的新阶段。

1978年，身为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在接见南斯拉夫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了他当时的处境：“1963年，我在金边已经无法呆下去了。我避入丛林是不得已的事情。当时外界对我并不怎么了解，只是朗诺的警察对我的活动穷追不舍，他们知道我这个人，但对我的真实身份却毫无了解。在金边，我是首都革命活动的总负责人，同时还负责与农村活动的联络工作。”波尔布特就此放弃自1953年以来所持有的双重身份，成为职业革命家。

避入丛林使他的活动范围受限，单就他的圈子而言，他却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他现在可以纵情地展望革命前景，挥洒自如地部署他夺取政权的活动了。

1963年9月之后，人们开始正式称呼他为“书记兄弟”或“一号兄弟”。

由于完全处于地下，他由此开始的历史让人难以捕捉描写。

与此同时，身份尚未暴露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仍在首都公开活动。乔森潘和胡荣因与西哈努克发生冲突，虽然不再担任政府的部长职务，但仍是国会议员，在议会内外受到广泛尊重。

60年代的乔森潘，虽贵为政府大臣，但生活朴实、坚持原则、为人正派，在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高员中，能有如此的操守实属难得，因此颇受青年人拥护。但他那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的性格，使人们对他敬而远之。平日里，他与久寡的母亲住在一起，每天公事完毕便是读书。因主编了那份观点左倾的《观察家报》，乔森潘时常被带到警察局接受盘问，有时在大街上突然会遭到莫名其妙的一顿毒打，甚至被扒光衣服，当众受辱，便衣警察拿着现场拍摄的照片，竭力搞臭他的名声。右派议员们为了阻止乔森潘再次当选，居然散布谣言，说他是个性无能者和同性恋者。

对此，乔森潘不屑一顾，依旧执着于他的理想追求。

1966年，三位左派议员不仅身份没有暴露，而且在议会再度当选。在一次特别国民会议上，乔森潘当面指责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政府腐败，惹得亲王大为光火。

1964年到1966年，是波尔布特所度过的最为艰难的岁月。为了躲避朗诺的秘密警察的搜捕，和美国飞机对柬边境地区的轰炸，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地转移，在丛林里艰难跋涉，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袭击。他的指挥部有时不得不驻扎于柬越边界，在国境线上来回迁移。与他朝夕相处的只有十几个人，其中只有4 人拥有武器。在这些人中，有党的高级领导人高密（KEOMEAS ），黎萨南（NEYSARAN）。后来担任柬共大区书记的朱杰的妻子英宁（IMNAEM）专门担任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厨师。为了报偿她的革命热情和周到服务，1966年英萨利介绍她加入了柬埔寨共产党。

后来朱杰因所谓的”叛徒”罪遭到逮捕，他交代的主要罪行，就是他妻子曾经想毒死波尔布特。

越南战争的升级，对波尔布特所领导的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向来既担忧共产主义运动又希望利用共产党遏制美国人的西哈努克，这时候为了保持住柬埔寨的中立，开始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运动联系。1963  年，西哈努克拒绝了美国的军事援助，第二年，他同越南人达成秘密协议，在充分尊重柬埔寨主权的前提下，准允越南共产党军队驻扎在柬领土，作为回报，越南人将在战争结束后尊重柬埔寨的独立和维护其边界安宁。随着战争的升级，柬埔寨的越南基地变得至关重要，从1966  年下半年起，外界支援越南的武器装备开始通过西哈努克港运到越南人手中。

既然西哈努克与越南人之间有了协议，越南人也开始使唤起柬埔寨人来。他们要求柬埔寨共产党为越南人提供军事和后勤支援。好几百名柬埔寨人秘密进入北越，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

使波尔布特受益的还有城市里日益增长的对战争的恐惧和中上层对西哈努克政策的不满。由于受到激进思潮的影响，这些人的孩子希望打破死气沉沉的社会气氛，到1969年，上百名年轻人离开城市，加入到了波尔布特领导的运动之中。

1964年，沙洛特绍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部署一场真正的革命。当年底，他在基地举办了一次训练班，提出要准备反抗由美国策动的一场政变。他认为，美国可能会指使朗诺或者流亡的山玉成推翻西哈努克，如果这种局面出现，他们就得准备同时开展军事和政治斗争。

不过这时候，柬共还谈不上拥有真正的武装。他们距离胜利似乎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

1966年，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受到残酷镇压，近50万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被杀害。消息传到柬埔寨，使丛林里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处境来一番审慎的分析。在1966年9月波尔布特主持的形势研究会议上，这位因为艰苦生活而变得瘦弱的“书记兄弟”（BROTHERSECRETARY）作出了两项决定：将原来的“革命工人党”（REVOLUTIONARYWORKERS’PARTY ）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THECOMMUNISTPARTYOFKAMPUCHEA——CPK ）；将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分散到偏远的东北部地区。

在柬共历史上，这两项决定可以说是一次战术上的转折点。随同他进入丛林的英萨利等柬共高级领导人，离开了大本营“100 号办公室”，分布到了腊塔纳基里、茶胶和蒙多基里等各个偏远的省份，发动群众，准备革命力量。这些地区的人民由于生活状况的恶化和租税等问题，与金边政府有着很深的矛盾，他们非常热情地欢迎了这些同样敌视贵族阶层、言之成理的革命者们。到1968年，这些地区已经成为牢固的革命根据地。

1967年初，在西北部马德望省（BATTAMBANG）一个叫三洛（SAMLAUT ）的地方，由于征粮等问题，当地农民同地方政府官员、警察等发生冲突。两百多个农民打着旗帜，攻击了当地一个军队的据点，两名士兵被杀死，他们的武器被抢走。这次事件如同一粒火星，点燃了当地群众对政府不满情绪的烈火，几天之内，周围的村镇都发生了骚乱，共有13支枪被暴动的农民所抢。

西哈努克当时正在国外，朗诺领导的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快速而严厉的。军队荷枪实弹地冲进村庄，数百名嫌疑暴乱分子遭到逮捕、审讯和拷打，几百名村民落荒而逃，到丛林深处躲避灾祸。

当亲王从国外归来后，他听信了朗诺的报告，肯定了这位将军采取的果断镇压措施，同时，他对议会里的三位“红色议员”进行了严厉抨击，指责他们鼓动金边的学生对暴乱进行声援，威胁说对红色高棉分子要像当年对待自由高棉分子一样严厉镇压。他指名道姓地要乔森潘和胡荣上军事法庭，回答法官的质询。

金边对待左派人物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本来就受到监视的乔森潘发现，他家的周围经常都有陌生人在转悠。为逃避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一个月之后，他告别老母，和胡荣逃离了金边。4个月之后，最后一个在议会里的柬共领导人符宁也步了他们的后尘。

三位左派人物的消失，在金边制造出一个巨大的悬念。人人都以为他们被秘密杀害了，对他们的哀悼之情一时笼罩了整个金边的学校。在干丹省（KANDAL），1500 多名学生走进各个寺庙，悼念三位革命者的英灵。在磅湛省，学生们举行了哀悼“革命志士”、声讨当局镇压的示威游行。

进入丛林根据地的三位“幽灵”（THREEGHOSTS ）默默地听着人们对他们的怀念，开始从事陌生的地下工作。

三洛暴动给丛林里的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启示：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波尔布特对他的部下们感叹说：“如果我们不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就无法保卫革命力量。”当波尔布特说这番话的时候，整个柬共中央委员会，仅有4 个警卫员。

1968年1 月17日，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军”，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

为将武装斗争推向高潮，毫无任何军事经历的波尔布特担任了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在腊塔纳基里省境内举办了首期军事训练班。而后，领导者们又分散到各个地区，同当地的根据地或游击队首脑谈话，鼓舞士气，讲述战术，分析战略。

对曾经是法国留学生的柬共领导人们来讲，这是个非常困难、但又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时期。“革命”二字从书本和城市里的清谈，变成为非常现实的残酷斗争，一种艰苦的受难。

1972年，波尔布特对人谈起了开展武装斗争之初的艰难处境：“在有的地区，敌人控制了群众，我们完全孤立无援，又缺乏人手。经济上没有任何可靠的来源。我们缺乏军事实力，无处藏身。偌大的丛林山地，可是却难有栖身之地。群众对我们虽然同情，但却受到压制和监视，无法给我们提供援助。要是群众对我们怀有敌意，那他们就会听从敌人的命令，对我们冷眼相视。敌人对丛林了若指掌，无论我们到哪里，他们都会追踪而来。我们虽然有寥寥可数的几条枪，但是我们没有牢固的根据地，没有完全由我们领导的群众。”波尔布特的这番话，道出了丛林革命的艰辛。多年后，“赤手空拳闹革命”仍是这位柬共“大哥大”值得骄傲的一段经历，虽然这段经历在当时几乎令他心力交瘁。

但烈火终于还是燃烧起来了。从朗诺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在不断的增多，到1969 年底，几乎每个省都响起了反抗的枪声，波尔布特指挥的柬共武装已达到3000多人。

但是，越南人似乎并不急于打破柬埔寨的平衡。西哈努克的中立，他对越南抵抗部队进入边境地区的默许，通过西哈努克港运往越南的武器运输线等等，无疑都是越南共产党人与美国人殊死拼斗的难得保证。一位越南领导人对派到河内报告柬埔寨国内局势的柬共中央委员说：柬埔寨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它的成功须得等到越南南方完全解放之后。

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越南战争已经事实上破坏了柬埔寨的平衡。经济逐渐滑坡，右派掌握实权，西哈努克开始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1970年3月，朗诺- 施里玛达发动政变，罢黜了国家元首西哈努克。

形势急转直下。西哈努克从莫斯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正在河内的波尔布特随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了北京。在民族团结阵线的成立和开展抵抗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协商过程中，波尔布特始终没有露面，但他无疑了解整个会谈进程。

实际上，即使波尔布特就站在西哈努克的面前，亲王也不知道这就是他曾经通缉过的沙洛特绍。

由于中国和越南坚决支持以亲王为主席的民族团结政府领导的抵抗斗争，波尔布特明白，他的丛林战士们自此将成为一场新型斗争的主角。

自1953年从法国返回柬埔寨以来，波尔布特和他的同学、同事、战友们，靠着信念和希望，支撑着度过了艰难岁月，现在，他们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执掌柬埔寨命运的大权，终于成为现实的可能。波尔布特没有在北京同他昔日的敌人西哈努克握手就踏上了经河内返回柬埔寨的途程。当亲王宣布他的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大臣名单的时候，里面并没有波尔布特的名字。只有很少人才知道，将指挥打击朗诺军队战争的，是这个被同事们称作“大哥大”的柬共总书记，此时的又一个新头衔是：柬埔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总司令。

回到柬埔寨，他给他的丛林战士们下达了第一道命令：停止攻击西哈努克。高举亲王的旗帜，狠狠打击朗诺伪军。

总司令的中军帐，从偏远的腊塔纳基里省迁至中心腹地磅同省。他手上的红色铅笔，开始在地图上很不熟练地标划作战箭头。

柬埔寨的历史，随着这些箭头的指向，开始发生剧烈的演变。

第七章 波尔布特的策略：戒备越南打击朗诺

波尔布特手拄拐杖，艰难地行进在“胡志明小道”上，几次险些丧命。

当他得知越南军队不断向他的武装提出要求后，沉默不语。大批经过越南人训练的抵抗战士给抵抗运动带来了生气，也给波尔布特带来了戒心。

金边的朗诺政权在打击下日趋衰弱，朗诺本人笃信魔法，怪招迭出，军队士气一落千久。

当朗诺接受大批美国军事援助，并亲自在金边观看美军特战队军官训练他的士兵的时候，柬埔寨抵抗组织在国内的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正拄着一根木杆削成的拐杖，艰难地行走在沿越、老、柬边境伸延的“胡志明小道”上。

由于朗诺政变，原来外界支持越南抗美武装力量的重要武器运输线西哈努克港被关闭了。波尔布特一行戴着插有伪装的斗笠，穿过南越、老挝，向南走向柬埔寨的东北部地区。旅途是相当艰苦的。头上是炎热的太阳，身边是接连不断隆隆的汽车队，卷起的尘土一会儿就将人弄得面目全非。当然，最让人担心的是头顶上不时呼啸而过的美国B-52 轰炸机，每天都如鹰群般地扑来，将成吨成吨的炸弹下雨一般倾泻在这条道路上。有时候，他们能搭一程汽车，但绝大部分时间是依靠步行。为走近道，他们有时得进入森林小路，踏着腐叶和沼泽缓缓而行。如果碰巧遇上了当地的大象运输队，经一番口舌，他们会爬上象背，摇摇晃晃地行上一段。夜幕降临，他们走进村子，交上点钱，在老百姓家里借住一宿。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自己动手，搭上一个临时窝棚，歇上一夜。

旅途中，波尔布特曾两次险些掉命。一次是得了疟疾，浑身无力，只得由随从们用担架抬上行走；第二次是偶然吃了毒性很大的“孔雀蘑菇”熬的汤，一行人几乎全部躺倒。幸运的是，波尔布特熬过了这两次灾难，否则，柬埔寨后来的历史，将因为疟疾和蘑菇而被改写。从河内到柬埔寨，足足走了一个半月。

回到国内的第一天，波尔布特要处理的是如何与在柬境内的越南军队合作的问题。在他离开期间，农谢在东北部地区负责了党内各项事务的领导工作；英萨利则在腊塔纳基里省的第二根据地负责。一位越南师长找到英萨利，要他为以后的行动提供支援，特别是后勤输送和伤员问题。英萨利对波尔布特在河内与越南人达成的协议并不了解，只是原则性地接受了越南人的要求。对于建立联合军事指挥部的问题，他则无能为力了。

波尔布特听了英萨利的汇报后，久久沉默不语。几年之后，当柬埔寨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公开冲突之后，波尔布特说：他早就看出了越南人想要吞并柬埔寨的祸心，“越南人急于需要柬埔寨的友谊、援助与支持。”“在越南当权者眼里，解放越南南方并非他们的首要关注点。他们对柬埔寨问题的兴趣要大得多。”（THEPROBLEMOFCAMBODIAWASMUCHMOREIMPORTANT。）但在当时，大敌当前，双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他同时也承认，越南人答应给他的游击队提供5000条枪和国际上的道义支持。这显然是无法拒绝的条件。

波尔布特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索后，决定接受越南人的条件，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援，成立联合指挥部，同意由越南人参与训练柬埔寨游击队。不久，他派英萨利到河内，专门充当柬共与越南人之间的首席联络官。

波尔布特当时别无选择。他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动员尽可能多的柬埔寨人投入到这场反对朗诺政权的斗争之中。

一想到这点，他便感到安慰。美国飞机对柬埔寨领土的持续轰炸，美国军队和南越军队对柬边境地区的入侵，朗诺的政变，西哈努克被废黜，这一连串事件，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恨，从反面动员了人民。仅仅数月之内，就有上万人高呼着拥护西哈努克的口号，加入到抵抗队伍中来。照这样下去，再过一两年，他这支势单力薄的游击队，将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

不久，波尔布特在杉索克山（PHNOMSANTHUK）举行了一次柬共抵抗力量高级干部训练班。在这个只有柬埔寨人参加的会上，波尔布特告诫大家：“我们决不能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权，它们只能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我们应当为农民、工人和所有受压迫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应当“清醒地意识到革命要靠自己，而不能靠别人或者外国人。大家应当保持清醒头脑，明白这场革命是柬埔寨人民的革命，它需要人民自己来进行，掌握住我们民族的命运。我们决不能躺着等待外国人来推动革命。”波尔布特已经向他的部下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使在这个阶段必须同越南人合作，但一切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他丝毫没有提诸如对越南人要保持戒心之类的话，但人人似乎从他的话中明白了什么。

与此同时，上千名长期留在越南的柬埔寨人回到了国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毕业于越- 柬友谊学校，在那里接受过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

政变一发生，他们便摩拳擦掌，要求回国参加抵抗运动。

返国者每一百人一队，往南踏上了抵抗之路。艰难的路程使他们在途中耗费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待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敌机轰炸、事故和疾病而亡于途中。

由于这批人受过一定的训练，他们的加入为抵抗运动增添了有生力量，但同时也给柬共的高层领导带来了戒心。后来在柬共党内进行的清洗，第一批对象大都是这些从越南归国的人。

提及这一点，是为这本书后面章节的叙述开一个头。抵抗运动的发展令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在西哈努克为主席的抵抗政府成立一周年时，美联社的记者凯特·韦布小姐写了一篇综合报道，其中说：

柬埔寨中部和西部现在有几百个柬埔寨共产党训练营。近几个月来，许多红色高棉分子出现在柬埔寨战场上，这就说明，宣传和训练很有成效。柬埔寨人在开展武装破坏活动。柬埔寨共产党人和西哈努克分子……颇为机动灵活，到处活动，进行骚扰，切断道路，阻截供应，几乎为所欲为。

这段报道虽不无偏颇之辞，但它大致反映出了当时抵抗运动的进展情况。实际上，政变不到一年，已经有近80％的乡村和一半以上的人口掌握在民族团结政府的手中。在控制了桔井省后，抵抗力量又解放了腊塔基里、上丁、蒙多基里、柏威夏四个省。这些地区的解放区和其它省的游击区遥相呼应，形成了浩大的声势。西哈努克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到1971年3 月，全国100 个行政区有70个得到解放，1129个村庄中有751个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6个月之后，我们抵抗政府已经能这样宣布：全部国土的五分之四，全国700万人口中的500万，都在我们民族团结政府的治理之下。”当抵抗力量一步步向金边和各大城市逼近的同时，朗诺和他身边的人反而变得不求实际的浮夸起来，在一种全然自己制造的气氛中度日。

朗诺虽然一次都没有见过尼克松，但他经常给这位美国总统写信。他对部下们说，他同尼克松之间，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美国对他的援助就是证明。他号召人们参加他的军队，以学习祖先曾经使用过的隐身术（OCCULTSCIENCES），这样面对敌人，就可以刀枪不入。他还具体解释说，这种隐身术包括符咒，纹身，占星术，以及他早年在西贡上高中时就着迷的徒手搏斗技巧。他在颁发给士兵的指示中写道：“我们高棉民族从来都有赢得战争胜利的魔力。这就是遵循佛祖的戒律，同时又留心于现代科学的发展。”魔法的威力究竟如何呢？朗诺说：“我们可以将石头和木材变成牛排、衣服和别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可以穿越太空到星球上去旅行，可以使用电脑，隔洋通讯，在一天之内绕地球一圈。”在朗诺脑子里，佛祖的教义，种族的美德，现代科学的混合，便可以使高棉人无往而不胜。他曾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金边的头目威廉·科尔比（WILLIAMCOLBY）说：“这场战争有其圣战的渊源，开始于吴哥的辉煌时期。”朗诺身边最受重用的军师并非来自美国或法国的军事专家，而是一位叫曼蓬玛尼（MAMPRUMMANI ）的佛教和尚，自称是罨耶跋摩七世——公元12世纪柬埔寨国王的转世再生。

朗诺的这番话居然有人相信。金边的寺庙，香火很是兴旺了一阵。人们来到和尚们的面前，听他们讲述如何得到佛祖的真传，如何靠焚香敬佛而驱灾避祸。人们忍住疼痛，纷纷在胸口臂上纹身。有的人在腰上或臂上拴一圈红线或斜着由肩头捆一根带子，称这样可以避开敌人子弹的攻击。

更多的人看中的是朗诺所宣扬的那种点石成金的魔法。一个下级军官不无骄傲地对一位西方记者说：“我参加朗诺的军队就是为了学习魔法。学会了魔法，等于就打开了流出金钱的水龙头。”他希望这个水龙头永远都不要关上。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军官的话一点都不错。当美国的军事援助源源不断地运到柬埔寨时，朗诺的许多军官发现了一条迅捷的发财之路。既然每个月的军饱是由美国人的钱来支付的，那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多支付一点呢？

很快，花名册上的名字越来越多，许多人根本不存在，有的军官把自己仅几岁的兄弟的名字写在了名册上，有的甚至写上了姐妹的名字；阵亡或者开小差的士兵从来没有除名这一说，虽然他们早已不在人世或到了抵抗地区，可是他们每月的军饷照样有人享受。

合众国际社的记者从金边发回报道说：在新成立不久的柬埔寨军队里，最常见的贪污现象之一，就是各营的花名册都超出实有的人数，而且有时竟有整营整营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于是，负责的军官就把薪饷据为己有。……有消息说，最高指挥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困难，就是指挥官从各省抽调部队去增援六号公路或防卫金边时，竟发现那些部队只存在于纸上。政变之前，朗诺的部队只有3.5 万人，不到一年，居然膨胀到了十多万人。西方记者把这种只存在于薪饱单上的队伍称为“  鬼影部队”（PHANTOMTROOPS ）。

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可称之为奇闻的是，朗诺的高级军官们居然敢把美国的武器、汽油、药品、弹药和其它设备，私下里卖给敌人。在与抵抗部队交界的某些地段，两军虽然对峙，但却从不发生战斗，与其说这里是战场，不如说这里是通商口岸。美国人的武器弹药头天运到，第二天这里就有一笔交易，第三天这些武器就在别的地方轰然作响，令朗诺的士兵躲之不及。西哈努克在北京非常骄傲地对记者们说：“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从朋友和敌人那里获得武器。”朗诺不知是不了解情况，还是故意对此听之任之，他雄心勃勃地在美国人面前提了一个扩军计划：我的军队要有50万人。

美军和南越军队对柬埔寨的入侵给了摇摇欲坠的朗诺政权一个喘息之机。朗诺深为四处受敌感到恼火，在占卜问卦之后，他决定在9 月初发动一次主动进攻的战役，挥师北上，击退抵抗武装对距金边85公里的军事重镇磅同省的压力。

为了从昔日荣耀的真腊王国祖先那里借得一分幸运，他把这次战役命名为“真腊一号”（CHENLA1 ），而且亲任总指挥。

战役开始那天，一身白色军装、戴着白手套的朗诺恭恭敬敬地站在佛像前，焚香鞠躬，口里念念有词。然后，他转过身来，很是庄严地登上汽车，检阅了先头部队。在一个大约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兵面前，朗诺停下来，走上前用手碰了碰小士兵的肩头，据说这样就把自己拥有的力量传给了对方。人们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举动，不知这位士兵是不是会因为朗诺的法力，可以逃避战场上的子弹和杀戮。

实际上，“真腊一号”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次失败。从没有指挥过战争的将军毫不考虑雨季对作战的影响，结果，部队一出城才发现，他们只能踏着公路上的泥泞和坑洼行走，公路以下，基本都是水淹的泽国，行走尚且不能，又如何谈得上清扫沿途的抵抗力量据点？让人不可理喻的是，这支以蜗牛般速度行进的部队除了拖拽着大量重武器外，居然还拖儿带女的携带着家眷。结果，队伍中不时发出小孩的哭泣和女人们的埋怨声，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士气。沿途基本没有什么抵抗和骚扰，只是在一个叫坦轲克（TAINGKAUK ）的小镇，抵抗部队向他们进行了持续的袭击，足足将这支朗诺的主力阻滞了一个星期，直到美国的战斗机前来帮忙，这才给他们解了围。

先头部队到达磅同省时，已是10月中旬了，后续部队至少有一个礼拜才能跟上。整个战役到11月上旬结束时，毫无战果可言。仅仅是由于它没有导致往常那种巨大的伤亡，因此“真腊一号”被说成是一次非凡的胜利。得意洋洋的朗诺似乎从这次作战中悟到了什么，命令他的参谋们开始着手下一个战役——“真腊二号”。

10月9 日，当参加“真腊一号”战役的士兵们正在雨水泥泞中艰难进行之时，策划已久的”高棉共和国”（THEKHMERREPUBLIC）在金边宣告成立了。

朗诺自任“总统”。

在总统府”桑园”前，一身西装的朗诺到旗杆前，亲手拉动绳索，升上了一面新国旗。这面旗帜设计为红底，左上角的蓝色色块内，是吴哥古都的塔影。升完旗，朗诺发表讲话，宣布他由此结束了延续近两千年的君主统治。

广场上举行了阅兵式。当一个个由士兵组成的方队从总统面前通过的时候，朗诺受过伤的右臂艰难地抬起来，向他的军队致礼。军人出身的总统自然要顾及到军队的利益。在高棉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之后，朗诺宣布了一大批军官的提升命令。一时间，金边将星如云。

但是，战争的阴云仍在每个人的心头飘浮，无法驱散。

1971年1 月下旬，一项由一位在朗诺军队中的工程军官制定的袭击计划辗转送到了北京西哈努克亲王手中，请求批准。这是对距金边市中心仅10公里的波成东国际机场进行大规模攻击的详细计划，它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周密的策划。准备参与攻击的都是原来居住在金边市里的居民，政变之后，他们参加了抵抗运动，在技术突击队里受过越南教官的训练。这时，他们秘密潜回到自己家门口，准备一次对朗诺政权的沉重打击。

由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审阅的这项计划的批准令，在袭击开始前48小时前用无线电发回了柬国内的抵抗组织指挥部。机场周围的住户在袭击即将开始时被秘密告知：为了安全，请立即远离机场。

21日午夜，当机场的守卫士兵正困得打呵欠时，一连串巨响震得山摇地动，炽烈的火光烧红了半边天空。火箭弹、炸药、炮弹，一齐扑向停机坪上的飞机和军用航空设施，十几分钟之内，朗诺军队95％以上的空军力量——10架战斗机、4 架直升机，消灭在战火之中。战斗中，有40人被当场打死，200 多人受伤。

这次袭击令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包括美国人在内，都没有预计到抵抗力量居然可以打到首都附近，轻而易举地消灭了朗诺苦心经营的空军。朗诺更是大发雷霆，指示手下立即进行调查。当他得知这次袭击是一项“有内线的事件”时，他怒不可遏地下令，将嫌疑犯通通逮捕，同时加强机场的保卫力量，24小时不能闭眼。

一批与这次袭击毫无干系的军官被逮捕了。而朗诺真正想要抓的人——一位能干的工程兵军官，在袭击的当晚携带着家属，踏上了通向解放区之路。

朗诺对前途的乐观态度大受打击。两个星期后，朗诺在国民会议作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刚刚结束，他的左半边身体就开始出现中风征兆。他的副官说，一连几个星期，朗诺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他的中风是劳累过度引起的。

可是，由于这次发病正是在机场被袭之后，人们难免要想到，他的空军的覆灭，给他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巨大打击。人们从他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这个刚刚开场的政权的命运。

尽管他的中风未必太严重，美国的飞机还是迅速把他运去了火诺努鲁的美国海军医院。

政变一周年的日子是悄声无息地度过的。政府官员们在这种清冷的气氛中感到了一丝惶惑。他们抬头望着在旗杆上孤独飘着的“高棉共和国”的旗帜，心上不由得掠过一阵凄怆。

为了给这个已无生气的政权打气，也是为了避免它的早日垮台，影响美军在越南的撤出，美国对朗诺的援助大幅度增加了。政变之初，美国的援助还不到2000万美元，现在则增至1.8 亿美元。

夏威夷岛上的一个风景疗养区，朗诺经常独自坐在海边的椅子上，望着波涛万顷的大海出神。驻地离此不远的麦凯恩海军上将经常来看望这位显得有些抑郁的病人，聊起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担忧。朗诺对这位直率、乐观的将军说，他一直在考虑召开一次有泰国、老挝、束埔寨、缅甸几个国家参加的佛教代表团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对东南亚的威胁。在给代理他职务的施里玛达的一封电报中，朗诺要他“尽一切可能推行以佛教宗旨为指导的斗争，准备在金边召开一次佛教代表会议。”施里玛达把朗诺的电报念给他的同事们听后，没有一个人作声。于是，在回电中，施里玛达丝毫不提什么佛教会议的事，只是祝愿他早日康复。

那段时间里，朗诺脑子里是怪招迭出。他向来看望他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麦凯恩将军建议说：美国可以在柬埔寨的上丁省（STUNGTRENG）修一个拦河大坝，阻止下游的越南人使用湄公河水。如果越南人要来进攻大坝的话，那美国人可以明正言顺地进行还击，这样，战争就国际化了。麦凯恩真不相信这话是从一个国家领导人口里说出的。首先，他太不了解美国的政策是千方百计地想从印度支那撤出去，怎么可能再卷入什么大坝的国际化冲突呢？第二，要是筑了大坝，水往哪里流，整个柬埔寨还不成一片汪洋了。

麦凯恩当然还是把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信息传回了华盛顿，他对此唯一的评论是：朗诺的气色看来不错。

1971年4月，拄着拐杖的朗诺回到了金边。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电台发表讲话，提醒国民们说，佛教已经延续了5000年，而诸如共产主义之类的异端邪说是不堪一击的。

回到金边的朗诺多少有了一些令一般人难以察觉的变化。《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在多次采访他之后发现，朗诺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从不予关注，他具有全世界领导人中少见的怪癖：他不读报纸，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更让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他从来不使用电话。

每天，朗诺只花一个小时听他身边的人讲述政府内部情况，其余的时间，他全用在政治权谋的策划上。到他办公室来参见的人川流不息，其中主要是军官和佛教僧侣。令朗诺高兴的是，他面前的这些人都对他表示了极端的忠诚，连美国人也一再对他进行赞扬。他根本不了解，这种现象背后是复杂的政治目的：部下和僧侣们的忠诚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美国人的赞扬是为了给他打气，在结束越战之前，他们还需要这个将军。

7 月间，美国大使斯瓦克拜访朗诺，同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斯瓦克吃惊的发现，这位新任的元帅精神上高度紧张。两人在谈过美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之后，自然转到了国内问题。刚一提及这个话题，朗诺突然变得敏感起来，居然当着美国大使的面，说起高棉民族要远远优越于这个国家的东西两面的邻国。

“你知道我们后来为什么落后了吗？”朗诺问斯瓦克。

美国大使哪知道他要说什么，只得摇头。

“过去，高棉民族有一条凝聚着我们创造性灵魂的圣牛，它被泰国人俘获了，我们就此失去了圣牛几个世纪，国家也落后了。”“是吗？”斯瓦克觉得是在听一个神话故事。

“当然，”朗诺肯定地说，“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民族的灵魂。”斯瓦克发现，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从没有经历过如此让人百思难得其解的国家领导人的对话。回到使馆，他在日记上写道：“我无法抹去我从朗诺身上得出的印象：柬埔寨的前途已经开始暗淡。”1971年9 月20日，金边城在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中醒来。人们惊恐地跑出屋外，发现城边腾起了几柱巨大的黑色浓烟。抵抗武装以火箭筒和迫击炮开道，同时袭击了金边郊区的几个油库。这次袭击摧毁了朗诺75％的石油储备，包括全部的航空燃料。

不久，西哈努克亲自提议：炸毁国内唯一的炼油厂。亲王后来告诉人们说：“根据我个人的建议，按照我的北京总部制定的计划，炸毁了西哈努克城（即磅逊港KOMPONGSOM）里我们唯一的炼油厂。这次的成就很大。事后有人问我，毁掉这样一些耗资巨大的设施，我能不痛心吗？当然我是痛心的。

我们大家也是痛心的。但是，我们并不犹豫。因为油库和炼油厂的汽油会灌满飞机和坦克的油箱，用来屠杀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别无选择。”由于抵抗部队不断的袭击，朗诺军队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为了支撑住越来越危急的局势，8月间，施里玛达前往美国进行访问，寻求美国更大规模的援助。他前脚一走，朗诺元帅便开始实施他的“真腊二号”战役。

“真腊二号”战役实际上是“真腊一号”战役的翻版。上次的战役结束后不久，抵抗力量重又控制了从金边到磅同的6 号公路，并在周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对金边的巨大威胁。由美国军事顾问参与制定的“真腊二号”战役，设定了两个目标：一是重新控制从距金边40公里处的斯昆到磅同省那一段50公里长的战役性6 号公路；二是重新占领6 号公路、7 号公路和21号公路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一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占领这一地区可以占有它的资源，控制人口，并使之成为进攻磅湛、磅同、柏威夏、暹粒等抵抗力量控制区的前沿基地，具有很高的军事和政治价值。由于“真腊二号”战役是在6 号公路和其附近进行，所以它也称之为“6 号公路战役”。

这个战役是朗诺策划已久的行动，他为之投入了14个步兵旅和各种保障部队，并有美国空军和朗诺自己的海军、坦克、火炮的支援，总兵力达70多个营，2 万多人。

先头部队在10月中旬抵达磅同。朗诺得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当即让他的发言人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这次战役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抵抗部队受到毁灭性打击。这个消息被西贡、华盛顿和西方的新闻媒介大量转发，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西哈努克的抵抗力量已经基本失去抵抗能力了。

实际上，当朗诺在金边举行“真腊二号”战役的庆祝活动的时候，真正的战斗尚未打响。

从11月26日开始，抵抗力量炸毁了位与斯昆于磅同中间的布雷德拉大桥，以此为第一记反击，对沿6 号公路的敌军进行了猛烈袭击，切断了通往金边的补给线。参加“真腊二号”战役的朗诺精锐部队被分割包围，大约5万名正规的抵抗武装和游击队对其主要指挥据点发起全面进攻，全歼了设在伦隆的朗诺第四十六步兵旅，并使全线朗诺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到12月1 日，频频接到告急呼救的朗诺下令，所有沿6 号公路的部队向金边撤退。但当他们惊惶不已地沿开进时的道路返回时，发现自己已被分割包围了。更为糟糕的是，指挥系统出现混乱，部队之间失去联系，上级的命令无法贯彻，致使朗诺的又一批精锐主力部队（BESTTRAINEDTROOPS ）被歼灭，另有几千名呻吟不已的伤员躺在路旁，更使军心大乱。混乱中，一万多名士兵扔下包袱般的武器装备，四散奔逃。

当剩余部队终于逃回金边时，人人都看得出来，朗诺军队的元气已经损失一尽。他的精锐部队的一半已经永远不存在了，他的剩余部队已经无法作为一线部队用来增援其他各省的告急。

“真腊二号”战役的悲惨结局，标志着美国人战争“柬埔寨化”的失败，同时，也是柬埔寨军事形势的第一个战略转折点。他是“高棉共和国”军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战。自此，朗诺的主力部队再难走出过金边。

“真腊二号”战役结束后不久，美国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莫尔海军上将（ADMIRALTHOMASMOORER ）访问了金边，试图为朗诺鼓气。

朗诺步履蹒跚地会见了他的美国朋友。莫尔将一个精美的盒子递给朗诺，打开来递到他面前，里面是一支闪闪发亮的手枪。

“我把这支堪称美国历史上英雄时代的牛仔手枪送给您，希望您将来可以用它来庆贺您的胜利。”朗诺口上说了声“谢谢”，看也没看就放到了一边。既然他战胜不了抵抗力量，那么，他显然永远没有使用这支枪的机会。

一个月后，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说“柬埔寨是尼克松主义最纯粹的形式。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也没有美国顾问，一切战争，都是由柬埔寨人自己在进行。”尼克松讲这番话的目的，显然是要安慰美国民众，不管柬埔寨的战争升级到何种程度，都不会有美国人在那里受到伤亡。

反言之，这里的所有伤亡，都是柬埔寨人自己。朗诺瞥一眼他的部队的实力统计表，伤亡人数在呈直线上升。照这么打下去，他能支撑过今年吗？

身为“元帅”和国家“总统”的朗诺，竟然放声大哭。

第八章 让西哈努克看看解放区

隆隆炮声中，波尔布特决定让西哈努克看看以他的名义控制的解放区。

展现在西哈努克面前的是一片充满生气的土地，当人们向亲王大声欢呼的时候，亲王激动不已。身为解放区最高领导人的波尔布特小心翼翼地躲到聚光灯边缘，让亲王以为他是一位普通人物。

1973 年3 月初，一个由吉普车组成的长长车队，驶出中国南方，进入到越南境内。车队穿越过越南北方后，继续往南，进入老挝，开上了随时处于美国人轰炸机威胁下的“胡志明小道”，然后再往西，进入到了柬埔寨境内。

这是一个即将引起国际社会重视的车队。它的出发与行踪是秘密的，处于层层保卫之下，因为其中的一辆汽车上的乘客，是担任柬埔寨民族团结阵线主席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此行的目的，是亲王以主席身份，视察解放区。

从随行人员中有摄影师、摄像师、记者、医生等配备来看，西哈努克此行显然是要在国际社会制造影响，表现抵抗武装的实力和其受国内人民欢迎的程度，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阻止美国及其盟国为接受朗诺的“高棉共和国”所作的努力。（后来所出版的电影纪录片、像册以及大量的文字材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西哈努克所走的道路，基本上重复了3 年前波尔布特从河内回束埔寨时的路线。只是当年波尔布特没有任何专车，他不时得停下来，给在胡志明小道上运送武器弹药的卡车司机们说好话，临时搭一段路；有时候要钻进丛林，随大象运输队走上一程；晚上，常常借住于农家，有时甚至在丛林里绑一条尼龙吊床，凑合着过上一夜。皇族出身的西哈努克没有经历这些。即使是在途中，亲王夫妇每个晚上都会住在沿途专门为他们此行所建的小木屋里。这些小屋尽管简陋，但已是战争条件下的天堂了，至少他们可以享用到抽水马桶，每天都有新鲜面包和蔬菜的法式食物。

为了适应这次旅行和到解放区时的活动，亲王一改平时的习惯，换上了中国毛式服装，莫尼克公主也给人以简朴的印象。颠簸的道路和一路的风尘，使他们的旅行充满了艰辛。当然，最令人担心的，还是美国飞机的轰炸。每当天上有飞机的呼啸传来，车队就会立即停下，警卫们将西哈努克夫妇紧紧地围在中央，或者就近找一个防空工事、丛林，隐身其中。后来，亲王的一个随员在回忆这次旅行时说：3000 公里的路程，每一步几乎都是踮着脚尖走出来的。

从1971年下半年起，老、柬界一直处于抵抗武装的控制之下。亲王一行将要行走的路线，经过了国内抵抗运动领导者们反复的研究，沿途进行了严密的警卫布置。在边界迎接的人马，好些天前就等候在此了，连迎接时的程序，也由抵抗武装的士兵们演习了好些遍。

踏上阔别三年之久的故土时，西哈努克禁不住心潮澎湃。他深深地伏下，亲吻祖国的土地，然后又站起身来，双手合十，如同向久别的老朋友一般，向面前葱郁的丛林和山峰原野躬身致意。做完这个仪式，他这才抬起头，满脸笑容地走向前来迎接他的抵抗运动国内领导人。

西哈努克回解放区视察的全过程都被拍摄成了电影，配了音乐，英文解说。从录像带上看，西哈努克朝抵抗运动领导人走去的时候，发现他要面对的三位人物其实相当熟悉：一位是乔森潘，一位是符宁，一位是胡荣。他们曾经是他政府中的部长副部长，担任过国会议员。1967年，他们共产党人的身份暴露，生命不保，被迫相继逃入丛林，开展武装斗争。朗诺政变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西哈努克于北京公布的民族团结政府的名单上，他们都被委以要职。

从电视上看，亲王与当年与他有过面对面交锋、后来被通缉的乔森潘的见面很令人激动。与保养良好的西哈努克比起来，乔森潘显得精瘦，略有些憔悴，但精神十分饱满。在拥抱的时候，两人似乎都有些冲动，动作显得十分热烈有力，久久没有松开，很有点“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意味。几位共产党人在离开金边五年后，再见亲王，心中自有一番波澜，但高兴的情形是很明显的。长时间的握手之后，西哈努克将乔森潘拉转过身，与他搂肩相抱，示意摄影记者们纪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车队继续向柬西北部前行，两天后，到达抵抗武装北部司令部。在这里，亲王见到了担任抵抗政府部长职务、后来是民柬方面军队总司令的宋成，柬共北部地区的书记贵通（KOYTHUON），担任抵抗武装力量总司令（实际上是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的波尔布特及其妻乔帕娜莉。

对波尔布特，亲王无疑是生疏的。这位当年的留法学生从巴黎归来后，一直从事秘密地下活动，担任柬共总书记后，更是把“秘密”二字奉为首要。

即使是西哈努克，对波尔布特的所有了解，不过是知道他是柬共的领导人之一而已。在亲王视察解放区的电影、照片公诸于世之后，外界对这个身材高大的人仍然一无所知。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西方观察家，都认为领导着柬埔寨国内抵抗斗争的是乔森潘、符宁和胡荣等人。

波尔布特小心翼翼地让自己处于聚光灯的边缘，将显要的位置暂时让给他的同事们。他同西哈努克拥抱时，脸上的笑容有些矜持，但仍让人感到他的热情似乎完全出于真诚。然后，他便退到了一旁。照像的时候，他总是站在最边上的人之一，坐下来看表演的时候，他的位置居然退到了第三排。从录像上可以看出，他似乎很注意亲王的一举一动，总是站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当年他的头号敌人、现在的抵抗阵线上的主席。他给西哈努克留下的印象是，他是领导层中的一个人物，但决不是重要人物。亲王哪里知道，在柬埔寨解放区所发生的一切，和以后柬埔寨将要发生的一切，总导演就是这个当时还叫沙洛特绍的大个子。旅程的第15天，亲王在众抵抗运动领导人的簇拥下，到达了北部的古伦山（PHNOMKOULEN ）。

这里是西哈努克此行的最远点，也是他视察的目的地。幽深的丛林中，瀑布飞溅，花果飘香，凉爽宜人。乔森潘引着西哈努克夫妇，来到了一幢看上去十分简朴，但却显然非常牢固漂亮的木屋。

“得知亲王陛下要来视察，我们的战士们主动修了这座房子，想让您休息得好一些。”乔森潘说。

“非常感谢战士们，感谢他们。”亲王合十微微躬了下身。莫尼克公主在后来写下的这次解放区之行的回忆录中谈到：“那真是我们在解放区的白宫啊！我非常喜欢这座高棉风格的房子。它的内部装饰得十分漂亮，有一间书房，一间小客厅，中间用帘子把它同卧室隔开。屋子里，甚至还有一块地毯，几面窗户上装有窗帘，一个大银碗里盛满了凉水……说实在的，国内的弟兄们对我们的照顾确实太周到了……要凭我自己的意愿的话，我真想同亲王在那里住下去，一直到全国解放！”

西哈努克对抵抗运动国内领导人对他们的照顾也是深怀感激。刚刚住进“白宫”，亲王便掩不住他对这里的喜欢之情。过惯了贵族生活的亲王，这时也像柬埔寨的农民一样，脱光衣服，下身只围一条“纱笼”，到屋外的“洗澡间”淋浴。这里所谓的淋浴，不过是用一个木瓢，舀一个大瓦缸里的水进行冲洗。西哈努克对这种简单到极点的洗浴方式似乎充满兴趣，一面淋浴一面朝拍摄他此时生活实景的摄影师们大声说着什么。哗哗的冲洗声中，亲王感受到了解放区勃勃的生气。

接下来的几天里，亲王开始了他的正式视察活动。一队队的游击战士被带到丛林中，接受抵抗阵线主席的检阅。他们面对亲王时的口号声和激动的神情，令亲王深受感染。3 年前的这个时候，当亲王大声呼吁国内一切反对朗诺政权的人们，离开城市，到丛林里去参加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时，抵抗武装不过几千人；在许多柬埔寨人的心目中，所谓的民族解放阵线，不过是一个设在北京的机构而已。3 年过去了，出现在亲王面前的，是一支经过战火考验、训练有素、纪律严整的军队，其人马已经是3 年前的20倍。而由抵抗力量控制的土地，已经达85％。

一连几天，亲王同国内抵抗运动领导人们举行了会谈，向这些坚持艰苦武装斗争的人们介绍了他所领导的抵抗政府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也同附近的僧侣们进行了会见。乔森潘等人一再告诉亲王，柬埔寨的抵抗运动完全是在亲王的号召下开展起来的，所有的抵抗战士都是在为西哈努克和高棉民族而战。对此，亲王认为这些他过去的政敌现在的朋友说的是实话。

返回北京后，他在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里亚娜·法拉齐（ORIANAFALLACI ）的采访时说：“我百分之百地同红色高棉站在一起。我对他们非常有用，因为要是没有我，他们就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在柬埔寨，没有农民的支持，你就不可能进行革命。”当法拉齐提出一些尖刻的问题要亲王回答时，亲王表现出了一个爱国者的情操，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即使某一天，他们暗杀了我，那又怎么样？难道他们不是在同我的敌人而战吗？要是我仅仅以个人好恶来判断是非，那我成了什么样的爱国者了？”在亲王解放区的“白宫”外，西哈努克度过了几个难忘的夜晚。夜幕降临，乔森潘等人陪同亲王夫妇，在发电机供电的电灯照得通明的舞台前，观赏高棉音乐、民族舞蹈。热烈的气氛，使亲王也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加入到舞蹈者们的行列中，同抵抗阵线的国内领导人们一起载歌载舞。

在抵抗战士们的护卫下，一身游击战士军装、戴着中国式解放帽的亲王出现在象征柬埔寨古代辉煌历史的吴哥王城。当亲王走进那些他再也熟悉不过的石雕建筑、望着那些四面佛像塔时，禁不住感慨万端。七年前，就是在亲王所站的地方，他为来柬埔寨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举行了“声与光”晚会：一盏盏探照灯照亮了阴暗的塔面，每个特殊布置的场景都站立着一位身穿黄色袈裟的僧侣。神秘的气氛中，“画外音”开始讲述高棉的文明历史。

几十头大象，载着数百名身着古代武士服装的人，从夜色茫茫的森林中走出来，行进在当年吴哥王朝的王家大道上，犹如许多个世纪前高棉国王的仪仗队。美丽的高棉少女们，跳起了古典舞蹈，两个儿童身着金丝织品，扮演着国王和王后。西哈努克至今仍记得戴高乐将军为眼前的表演深深打动，连声赞叹：“太出色了！真是神话般的意境！”抵抗领导者们显然发现了亲王对这里的深厚感情和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们远远地注视着亲王走向一尊尊佛像，伸手抚摸着那些历经数百年而仍栩栩如生的雕像。他在一个石门口坐下来，神情庄重地望着远处的山峰、旷野、丛林……

西哈努克回国并出现在暹粒省的吴哥古迹的消息，传到了金边。朗诺对此根本不予相信。他不能想象，西哈努克能够跨越漫长的胡志明小道，冒着飞机的轰炸和炮火的袭击，去看那些贫穷的乡村，住那些简陋的窝棚。美国驻金边使馆对此则将信将疑。斯瓦克大使给国内发回了一封电报，用语是：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西哈努克到了柬埔寨乡村的游击区。详情有待查明。

4 月15日，亲王一行在抵抗战士们的护卫下，由原路回到了河内。在告别身边这些淳朴的游击战士和可爱的“白宫”之前，西哈努克为他的这次解放区之行谱写了一首歌《谢谢你，胡志明小道》。

艰难而又令人难忘的视察结束了。一回到北京，莫尼克公主对前来看望他们的法国大使说：此次的解放区之行，她整整消瘦了10磅。

从解放区归来的西哈努克开始了一系列的宣传抵抗运动成就、反映柬埔寨国内真实局势的活动。他回答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苏兹贝克的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西哈努克在同柬国内抵抗运动领导人会谈、接触之后的印象和自己的心里状况。

苏兹贝克过去曾写过一些有关柬埔寨和亲王本人的文章，其中有几篇专栏文章使亲王感到不快，为此，亲王同苏兹贝克之间曾多次互通电报。虽然这位作家的文章多有得罪之处，但西哈努克觉得他是友善的。这次见到苏兹贝克，亲王便说：“有各式各样的记者。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记者是最客观的。我知道你搞错过一些事，但我仍然觉得你是一个尽力弄清事实真相的人。因此见到你我很高兴。”苏兹贝克的这次采访，自然会问到红色高棉和北越的情况，亲王非常爽快地回答：

“红色高棉不是北越的傀儡。开始时河内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领导过我们，指挥过我们。就像你们帮助戴高乐和法国抵抗运动反对纳粹那样。你们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主人。

“此外，我还可以向你证实，1972年6 月以后，北越就不跟我们并肩作战了。他们撤出了军队。1973年1月，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签定，那时北越人已全部撤离了柬埔寨，转入南越的越共地区。他们只在柬埔寨境内的那段胡志明小道两侧留下一些部队。我并不想向你隐瞒，他们仍然使用着那些小道。此外，只有少数的联络、军械和经济机构以及一些军事顾问，没有作战部队。

“目前河内没有给我们武器。他们怕这样做会妨碍战后重建中从美国得到美元援助的计划。其次，河内接到华盛顿的警告，不得过多地改变柬埔寨目前的局势。这话的意思是，让柬埔寨人自己打出个高低，不要进行干预。否则美国空军将会再次干预柬埔寨和北越。”

“如果北越人不支持你们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如果没有北越的支援，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上月我参加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我曾要红色高棉在会议期间攻克磅逊港（西哈努克城）。我们占领了那里但是由于缺少弹药而又不得不撤离。每当我们袭击一个重要城市，北越就停止对我们的供应。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不能依赖他们。我们取胜就会干扰他们的计划。因此我们必须作长期作战的准备。我们告诉红色高棉，在1976年底尼克松任期结束以前，战争是不会结束的。如果美国抛弃朗诺，我准备让他和其他12个卖国集团首要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离开柬埔寨，这是次要的条件。首要战犯都可以乘美国飞机离开。他们在国外有大量存款，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至于那些朗诺的无赖追随者们，次要的卖国分子，我们将予赦免。我们还承诺进行一次大赦。我们是通情达理的。但是、尼克松却不想接受我们的建议。因此我们必须战斗到1976 年年底尼克松下台为止。”

“那么，那时候亲王陛下是否准备重新执政，或者是同红色高棉组成联合政府呢？”

西哈努克看着苏兹贝克，久久没有回答，刚才眼里流露出的激动光亮渐渐暗淡下去了。亲王无声地摇头，说道：“红色势力和我称之为蓝色势力的保守分子之间，到处充满了根本性的矛盾。我知道，战后我自己也不能与红色高棉在一起共事，因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不可能同共产主义相融合的。”

“那你是准备离开政治，还是担任一个名义上的职务呢？”苏兹贝克问，“我认为，对一个从事国家政治几十年的人，要一下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似乎也是痛苦的。”“一旦问题解决，和平到来，我将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重新独立之后，我不会再当国家元首了。那时，由红色高棉来领导，西哈努克将退休。我非常累，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年轻了。我讨厌政治。”说到这里，亲王摇了摇头，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脑海里抛掉。“我已经决定在中国度过我的余生。我母亲已经年迈，她现在在金边病得很厉害。如果在她去世以前我没有能见她一面——这是她的愿望——那么我将永远不再回到我的祖国。朗诺不许我去见她，对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宽恕他。”

苏兹贝克发现，西哈努克一提到生病的母亲，眼里便涌出了泪水。他对这位不能回国探望母亲的儿子感到同情。他想说点什么来安慰亲王，但又感到无论说什么，都无法驱散笼罩在西哈努克心头的阴影。“我将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还是西哈努克自己打破了哀伤的沉默，“我将支持红色高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亲王摇摇头，“我已经失去了干劲和勇气。”

苏兹贝克发现，亲王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第九章 法国记者眼中的波尔布特王国

一位高棉人装束的法国人不顾危险，踏上了被抵抗战士解放的土地。他发现，这里奉行的战争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担任抵抗运动领导人的绝大多数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每次会议开始之前，都要请来僧侣为人们念经祷告。宗教、王权和抵抗运动“三位一体”，成为解放区最显著的特点。

从外貌上看，这个人更接近于印度人或孟加拉人，皮肤黧黑，胡须浓密。

浓黑卷发下的黛瑁眼镜使他看上去有几分书卷气，但也遮住了他西方人深陷的眼窝。穿一身蓝色的衣服，围一条高棉人用来防晒和灰尘的小方格围巾，乍眼一看，像个道地的柬埔寨人。也许正是他的这种接近于高棉人的服饰，使得他常常在金边街头被人误认为是同胞，在一些敏感的场合也逃避了人们的特别注意。这使他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至少他很轻易地获得了人们的好感，而这种好感又使他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社会调查材料。当柬埔寨因为战争，因为社会分裂，因为大量的死亡而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他也成为西方社会颇有分量和名气的柬埔寨问题专家。

这个人就是法国人萨基·索恩（SERGETHION）。此人在大学念的是社会学，毕业之后对政治发生热情，经常对国内外政局发表评论。后来，他的政治热情、学术追求和周游世界的所见所闻，构成了他写作的“三位一体”支撑点。他是踏着越南战争的硝烟来到东南亚的。他先后在西贡、金边教书，同时观察战争进展，了解风土人情，写了大量有关东南亚和柬埔寨的研究材料和论文。至少到目前为止，如果要研究柬埔寨，人们就不得不去读他的书。

但萨基·索恩是个很不讨当权者喜欢的人。西哈努克时期，他多次受到批评，在金边不受欢迎；朗诺政变之后，他因为如实报道了柬埔寨国内人民对当局的反感，被朗诺的秘密警察列入了黑名单。1971年底，他离开柬埔寨回国，就此被禁止踏上高棉土地。

但他时时关注着柬埔寨。那片土地铸就了他的名声，带给他了名利，同时，那也是一个他倾注了生命热情的国度。

1972年初、他收到朋友的来信，说有一个到柬埔寨的机会，不知他愿不愿意冒险。索恩立即同朋友联系，得知金边的那些同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有联系的“  地下工作者”  传出话来，  说红色高棉特区（KHMERROUGESPECIALZONE ）——即解放区，想邀请一位外国记者报道解放区的情况。索恩闻之兴奋异常，当即便开始收拾行李，飞到了曼谷，然后转乘火车到了泰、柬边境。如何踏进柬埔寨很费了他一番心思。由于他已被列入黑名单，如果朗诺的人发现了他的踪迹，根据他对柬埔寨的了解，那肯定是凶多吉少。

这些年来，曾经有许多西方人尝试过到解放区去，但大多都是空手而回——要么根本没有抵达解放区，就被挡了回来；要么就是被抵抗武装抓获，除了牢房经历外，别无它得；要么就是遇上战斗或炮火轰炸，丢了性命。索恩读到一些报道，说是西方人在解放区根本就不受欢迎，有20多个新闻机构的人为采写解放区而丧生。

但巨大的诱惑终于使他挺而走险。要是在金边，可能他刚出门，就被嗅觉灵敏的秘密警察逮捕关监了。但这里是边境，朗诺的人能想得到他会从这里重返柬埔寨吗？他提上装着简单行李的小包，穿上一身再普通不过的柬埔寨村民装束，胆颤心惊地跨过了标志着泰、柬边境的木桥。幸运得很，柬境内的桥头上，只有一个睡眼惺忪的士兵，只瞟了他一眼便让他过去了。从这时开始，索恩开始了他的冒险。他有时搭老百姓的牛车，有时睡在寺庙，历经辗转，终于在一个黑夜到了金边，藏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

索恩在柬多年，交了不少当地的朋友，与各国驻柬使馆的人也十分熟悉。

他要返回金边并到解放区去的事，早已通过特殊渠道，传给了在金边进行“地下工作”的人，而其中恰恰就有索恩的朋友。他们和城里其他反对朗诺政权的人，组成了严密的地下活动网络，向抵抗武装输送药品和各种必需物资，当然，也安排人员逃往解放区。索恩是上了黑名单的人，当然不宜在金边久留，朋友们立即为他的解放区之行作了安排。

20天后，一个名叫洛切托的“地下工作”年轻人，来到索恩正睡觉的房间，要他赶快拿上行李，立即出城去解放区。望眼欲穿的索恩翻身而起，拉上洛切托的手，立即踏上了去解放区之路。

一辆汽车东拐西弯地出了城，往西插入了郊区的道路。索恩原以为，这趟旅途将会很漫长，但没料想出城仅两公里，过了一个检查站后，他们便下了车，开始穿越荒芜的稻田。没走多远，就有几个人迎上来，很警觉地看着他们。担任联络和翻译的洛切托忙笑着向这几个人说起了柬语。一位显然是头领的人又打量了索恩几眼，没有吭声，只扬扬手，让他们跟上，转身就踏上了另一条道。洛切托告诉索恩，这几个人就是游击队的人了，他们白天常在这一带巡逻。索恩一听大吃一惊。他绝对没有想到，抵抗力量已经渗透到了离金边如此近的地域。实际上，金边已经成了一个完全被抵抗力量包围的城市，要是有足够的兵力，金边已成了伸手可及的目标。

接下来，他们搭过牛车，摩托车，有时候是步行，往复穿行于干裂的田野。不时有手持武器的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一个个都信心十足的样子。不论是村民还是游击队员，似乎都对他们行色匆匆的模样不感兴趣。

漫长的行程中，他们有时会停下来歇上一阵，抽几口烟，同附近的农民交谈上几句，或看看村子边上美国飞机轰炸留下的弹坑。每一天，他们只能吃上两顿饭，早上7 点一餐，下午5 点一餐。村民们对扛枪的游击战士似乎很厚道，常常把自己家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款待他们。索恩不禁感到，抵抗运动有着良好的民众基础，这与金边当权者与民众的对立，形成鲜明的对比。

越往前走，索恩觉得他逐步有了安全感。在民族团结阵线的防区内，人身安全好像根本不是问题，有的干部模样的人赤手空拳在村里转悠，没有任何紧张感；部队的行动也不作任何回避。这使索恩也不知不觉放松下来，不再回避自己的外国人身份。

根据索恩的描述，他在解放区的那些日子，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朗诺军队的进攻，因为自1970年夏天起，朗诺军队控制的地区就一天天缩小了，稍大一点的战斗，基本都发生在金边郊外或各省城郊外，尤其是“真腊一号”和“真腊二号”战役之后，朗诺的部队进行了收缩，他们很难得到乡下进行扫荡，丛林和村民们对朗诺政权的反感使指挥官们真切地感觉到，在广袤的农村作战，正规军一点也占不了上风。

对解放区最大的威胁来自空中。索恩所到之处，几乎每个村庄都遭受过美国人飞机的轰炸，有时候，凝固汽油弹把整个村子烧得一千二净，人被烧得像一段段的木炭。在田野里，人们时常可以看到足有6 码深、25码宽的弹坑。村民们告诉索恩，每次轰炸前，一般是先见到一两架侦察飞机，两三分钟后，美国的“幻影”式飞机就来了，一连几个小时向地面射击，轰炸，一分钟倾泻6000发子弹。

所以，一当看见天上有飞机到来，人们便四处奔逃，隐入丛林，躲进简易防空壕。被炸死炸伤的往往是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病人和小孩子们。他们要么躲避不及，要么胡乱奔跑，成为直接袭击的目标。待飞机消失，人们从躲避的地方出来，发现整个村子己被炸得七零八落，创痕累累。自己的房屋被炸毁了，烧掉了，养的牛或其它牲畜也被炸死了。他们沉默一阵，咒骂一阵，然后开始在废墟里寻找自己破损的家当，到村边的树林里搭盖窝棚。

战争给本来就艰辛的生活，又添上了苦难。

在距金边25公里的巴东镇（BATDOEUNG ），一场激烈的战斗刚刚结束，索恩看到了弹痕累累的房屋、炸得七零八落的村子市场和一些尚在痛苦呻吟的人们。有人告诉他，这里原来是朗诺军队的一个据点，后来被抵抗武装攻下。由于此地位置重要，朗诺的部队向此地发动了数次反扑，但都没有夺回据点。索恩走进被炸毁的据点设施，见到了一些零星破损的武器、弹壳、电台、四散的文件、地图等。让索恩惊诧的是，他在一堆弹壳中发现了半个头颅。陪同的人告诉他，这是上一次战斗中的阵亡人。“我们一直让村民把这些尸体挖坑埋掉，可是总有一些尸体被遗忘。现在这个样子，肯定是一些野狗给啃的。”在这个战斗据点上，索恩见到了一个抵抗力量正规营的营长范立特（VANRIT）。范告诉索恩说，原来这里驻扎的是朗诺的第396步兵营，归属金边特别军区指挥，官兵加一起有250人。这些人原来都是山玉成的“自由高棉”分子，后来向朗诺投诚，被部署到对付抵抗武装的第一线。这些人无恶不作，让人痛恨不已。为了拔掉这颗钉子，抵抗部队白天用广播进行宣传攻势，晚上就用炮火攻击，一步步向这个据点接近。抵抗部队挖地道、清除地雷、剪断铁丝网，一直逼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后来，抵抗组织终于发起了总攻，由于双方距离太近，美国人的飞机帮不上忙，抵抗武装很快占了上风，396步兵营的营长被捉，130人被俘，其余的人要么被打死，要么受了重伤。这个被群众视为眼中钉的据点就此落到了抵抗组织手中，成为进攻金边的一个重要出发阵地。

离此不远的，是一座被凝固汽油炸弹焚毁一尽的索克哈兰寺庙（WATSOKKHARAM）。寺里的老和尚告诉人们说，美国飞机轰炸的时候，寺里有一个年轻和尚被炸死，好几个和尚受了伤。寺庙的院墙上至今仍是弹痕累累。主持说到这里，禁不住老泪纵横，说他在这里已经度过了20多年，一直在募捐修建这座寺庙。他把这里当成是他的唯一家园，也当成他未来的归宿之地。1969年，西哈努克亲王曾亲临这里焚香祭奠佛祖，让全寺的人甚感荣光。老主持说，他现在朝思暮想的是亲王能早一天回到国内，再度驾临索克哈兰寺庙，为他们赐福。

让索恩惊异的是，严酷的战争并没有毁灭人们生存的欲望和热情。虽然战争使生活现出苦难的面目，但人们一如既往地耕田种地。索恩问一个往田里挑水的老农，问他战争中的生活状况怎样，老农望望天，说：“今年的收成肯定比去年的要少了。该死的飞机轰炸弄得人不得安宁，不过真正影响收成的还是老天下雨太少了。”索恩递了一支香烟给老农，两人蹲在田边聊了起来。老农告诉索恩，临近收成的时候，村里将召开会议，决定当年的粮食怎么分配，一般是自留、存种和交给解放阵线各三分之一。如果还有剩余，可以卖给阵线或其他村子，但决不能卖给朗诺的人。“阵线的干部反复告诉我们这件事。如果我们让敌人吃饱喝足，他们就有足够的能力来宰割我们了。”老农很认真地对索恩说。

索恩知道，阵线采取的是中国式的战争策略：发展农村自治，包围和封锁城市，使敌人在城里困死，饿死。朗诺发动的真腊战役，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打通由金边至磅同间各产粮区的道路，维持越来越拥挤的首都的生存。

有时候，朗诺的军队也出城来抢粮，抓住运粮的人，不是枪毙就是吊死，使农民们对朗诺更加愤恨。这使得他们响应西哈努克和阵线的号召，组织起来，对付一些零星的朗诺士兵。每次战斗之后，农民们都有所收获，渐渐地形成了村子里自己的武装，所持的武器有法国和中国步枪，从敌人手中夺取的美国M —16冲锋枪。而有组织的阵线的部队，则是清一色的中国的AK—47冲锋枪，看着都让人羡慕。村民们还很兴奋地展示他们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一箱箱弹药，几乎全是刚运到的美国货。

由于有了枪支禅药，村里根据阵线的命令，成立了游击民兵队，平日里的任务是观察敌人的动向，检查陌生人的身份，对零星敌人进行伏击。如果有了大的军事行动，那民兵们就成了支援和后勤保障队伍。索恩在硝烟刚散的一个村子边上，见到了一些拉着牛车、背着枪支的民兵。他们动作快捷地在田野里搜寻，把散落的枪支、弹药收集拢来，装上牛车拉回抵抗武装的指挥部。有时候头上有美国飞机飞过，他们像习惯了一般，根本连头都不抬。

一位陪同的抵抗武装干部对索恩说，开始的时候，民兵们不知道电台是干什么用的，捡到以后就往石头上摔，砸得稀烂。后来，干部们把大家召集起来，讲明这个方匣子的用途，他们这才把它们收起来装上牛车。

让索恩感到兴趣的是，妇女们也参加到了民兵的行列中，而且一边打扫战场，一边笑声歌声不断。一位妇女干部给索恩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们收拾散落武器的时候，在河边发现了一个赤身裸体的敌人，另一个敌人只捆有一条腰带。妇女们走上前去，喊道：嘿，你不是住在这儿的吧……弄得众人大笑不已。有时候，妇女们也参与押送敌人的任务，常常发现所带的尼龙绳少了，不够把所有的敌人都捆上。她们不得不到丛林里砍些藤葛之类的东西，把敌人绑成一串。孩子们似乎也很乐意同他们的父母一道参与打击敌人的工作。他们常常顺着敌人撤退的道路寻找，往往能发现一些敌人扔下的武器弹药。

索恩闻之感叹不已。从这里的状况完全可以推算得出，金边四周有多少这样的巴东啊！被这样的巴东村围困的金边，又支撑得了多久呢？

不过，他也注意到，抵抗武装在军事素质上和武器装备上，算不得先进。

索恩记得有位越南共产党军官在政变后不久对他说的话：要在柬埔寨训练出一个像样的营和其指挥官，需要两年的时间。现在，两年过去了，抵抗力量的建制营作战单位初具规模，并且有了一些火炮之类的重武器，但要打垮朗诺装备良好的军队，显然还有距离。比如，游击队没有正规的火炮部队，缺乏对空打击武器。对付敌人的装甲车，他们只有射程很近的B —40火箭筒发射器。通信手段还比较落后，后勤供应也相当成问题。这与索恩听得来的共产党国家正全力支援抵抗运动的消息有些矛盾。索恩曾小心翼翼地问一位抵抗干部，说他听说有大量的中国现代化武器通过老挝抵达柬埔寨，他们的游击队怎么看不到这类武器呢？一听这话，抵抗干部就连连摇头，说：“那些好武器全部都由越南人收下了，我们这里，你都看到了……”他没多说什么，但索恩感觉得到，波尔布特指挥的抵抗组织和越南人之间，在合作上已经出现了些问题。

他的这个感觉在抵抗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证实。指挥官号召士兵们：“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敌人。我们不需要别人来为我们作战，我们也不把希望只寄托在武器上。我们的胜利是靠我们的勇气、牺牲、团结、士气，同时也是靠我们严密的纪律。”仅仅才几天，索恩所带的几个笔记本很快就记满了他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

开始，索恩的注意力放在解放区的武器、人力和作战手段上。但是，他渐渐发现，真正构成解放区特色和抵抗运动强大的似乎远不止这些。抵抗运动的真正力量来自于另外一种他很不熟悉、让他感到非常新鲜的气息。

一个没有战事的傍晚，索恩参加了在一所破旧的学校举行的会议。主持者是区里抵抗阵线委员会的主席，坐在下面木凳上的大约有80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妇女。陪同者告诉索恩，这是一个训练班，白天学习八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用于讨论。学习结束之后，这些人将担任从区到省里的干部职务，有的将被分配到游击队里担任领导。

令索恩惊异的是，这些将担任抵抗运动领导职务的人绝大多数是只有初小文化的农民，仅有几个从金边投奔解放区的人上过中学。因此，整个课程的语言非常简朴，主要集中在阵线的政治路线方面。由于授课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因此，关于国际问题只作了短短的讲述，其他时间全都集中在阵线与人民的关系、尊重宗教和土地问题上。

作为一个西方人，索恩不得不惊叹柬埔寨抵抗运动领导者们在将自己的目标与人民的愿望相结合方面所作出的决策的高明。这些刚进入训练班时可能连民族团结阵线是怎么回事都说不清楚的农民，居然能够在半个月后，满口的政治术语，对敌、我关系和各派矛盾能够说出一套完整的看法。虽然所有人的说法都出自于政治教员的课本，但就此，这些人已成了阵线最忠实的追随者，他们在捍卫这些课堂上学来的语言的时候，自然也就捍卫了阵线的利益。过去单纯的村民，变成了村子里的政治家。

索恩的另一个重大发现，是在阵线通信手段落后的情况下，广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每个村子都有由阵线干部管理的收音机，定时地收听民族团结阵线和北京广播电台用高棉语播送的节目，从中了解局势的最新发展和阵线的政策。这实在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手段，仅仅通过一个收音机，就把战争的进程和所有的对策告诉给了所有的追随者，这样，只要广播不停，抵抗运动就可以非常正常地进行。

在发动群众和贯彻阵线的政策方面，索恩发现，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们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往往是在太阳落山时分，得到开会通知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拢来。原来空空的村子边上，搭起了一个临时的讲台，几盏小发电机供电的电灯映着台上悬挂的几幅标语：“扩大解放区！”“欢迎敌占区人民加入我们的队伍！”“英雄的人民武装解放力量万岁！”等等。随着夜幕的降临，人们越聚越多，黑压压在村边坐成一片。坐在最前面的照例是和尚们，面对着台上的领导者们。这些指挥着当地武装抵抗运动的人们从穿着到相貌看起来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抵达这里时，乘坐的是摩托车，有专门的驾驶员兼警卫员。

会议开始之前，和尚们要诵念经文，然后就是区、省和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讲话，有时候，当地的一些爱国组织和妇女爱国联合会之类的代表也要上台讲上几句。会议的后半部分，是群众们围在一起，唱歌跳舞，表演传统的民族艺术，只是加上了一些爱国内容而已。给人以极为深刻印象的一点，是阵线的发言者们都十分强调干部和抵抗战士与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一位军官在台上说：“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是你们这些爱国者们的儿子，是我们尊敬的僧侣们的学生。你们曾经用心血抚养了我们，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为人民和民族服务！”每次会议结束时，都有人带头高呼口号：“由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民族团结阵线万岁！”“由宾努首相、乔森潘副首相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万岁！”“佛教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

由于佛教是柬埔寨的国教，因此索恩很注意僧侣们对阵线领导者们发言的反应。他发现，大多数僧侣对阵线的热情甚至超过了一般的民众。在一次大会上，一位僧侣代表发言说：

“民族、宗教和王权，是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民族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的解放阵线。攻击我们的民族就是攻击我们的宗教和王权。现在，敌人胡说什么这是一场共产主义战争，恐吓我们信奉佛教的人民。他们忘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真理的权利。如果我们的干部们说的是正确的，那么他们一定会有辉煌的收成。”

另一位刚从朗诺控制区逃来解放区的僧侣发言说：

“我从金边逃到解放区已经三个月了。我是被迫离开我的寺院的，因为我无法忍受朗诺政权的压榨。我现在要向所有人呼吁：到解放区来，把你们的心同阵线连在一起，决不要同朗诺作任何妥协。如果你们仅仅为了得到敌人给予的几杯牛奶、几件破衣服，就对他们心存幻想，那么，这场战争就长久地得不到停息。以我在解放区的亲眼所见，这里有足够的土地供人耕种，有足够的粮食供人们生活。”

由于佛教在柬埔寨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可以3日无粮，但不可3日不敬僧侣或听从寺院的归劝，因此僧侣们的话对广大农民无疑有极大的号召力。有许多人趁着星夜走几十里路，就是为了听听他们尊敬的僧侣们说些什么。待他们踏上归途的时候，思想已经起了变化，甚至开始谋划如何离开朗诺控制区，投奔解放区的细节问题了。

索恩曾经不太理解，为何僧侣们会如此热诚地笃信高举着西哈努克的旗帜、由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发现，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们非常尊重僧侣，常常把他们的建议当作大事进行讨论。索恩在解放区期间，不时地会见到来农村或战场视察的抵抗阵线领导人，如柬共中央委员、民族团结政府的部长、副部长胡永（HOUYUON ）、温威（VORNVET ）等人。他们每到一地，必去看望寺院的和尚们，听听他们的意见。有时候，当谈话正在进行之时，逢有和尚从身边走过，这些贵为中央委员、部长，副部长的领导人，居然会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跪下身来向和尚致意。索恩不禁想，尽管朗诺本人也笃信佛教，但他和他手下的那些将军、部长们，面对僧侣时也会跪下身来吗？

当然，对农民们来说，他们眼中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他们尊奉了几十年的西哈努克亲王。边远山区的村民们对国家政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哈努克的政策。所谓民族的独立、国家的中立政策，以及民族的团结，全部包容在西哈努克这个名字里了。这里面既有老百姓们对于王权历行千年的习惯性接受，也有政教合一根深蒂固观念的盛行。政变一发生，老百姓一听有人推翻了西哈努克，这等于是颠倒了他们的世界，自然要群起而维护他们朴实而不可动摇的真理。当西哈努克在北京发出号召，要他的子民们参加抵抗运动，到丛林去，到游击队里去，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亲王同抵抗运动连在了一起。亲王是阵线的领袖，阵线履行亲王的旨意，广大农民当然会揭竿而起，自觉集合在阵线的旗帜之下了，再由于僧侣们的加入，佛教的灵光又为这场抵抗战争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三位一体”的构成，成为柬埔寨民众不可动摇的信念。

对朗诺来说，他的共和国对长期生活在君主制下的人民，实在是太陌生了。尤其是他批准西哈努克的母亲哥莎玛王后离开金边，到北京与儿子相会之后，共和政权与王权的最后一丝联系断裂了，即使在许多城市居民的眼里，新政权也只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临时性统治机构。朗诺发出了多次呼吁，要高棉人民起来进行反对异教徒的圣战，可是响应者寥寥；而西哈努克振臂一呼，反抗之火便立刻成为燎原之势。仅仅两年时间，抵抗运动武装力量从几千人发展到了6 万多人。

在金边被列上黑名单的萨基·索恩继续在丛林里穿行，观察和体验着解放区里的生活。一个偶然，他也看到了柬埔寨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革命旗帜》。

这是发给抵抗运动干部们的书籍，上面谈到了高棉社会的划分、阶级斗争、虚心与骄傲问题、树立无产阶级原则观念等。他很深切地感受到了干部们解放祖国的那种真诚的爱国热情，对他们建立一个纯净社会的理想表示敬意。

他很想知道，如果朗诺本人来到解放区，看到在农村发生的这一切变化，他会作何感想呢？

第十章 美国失去了柬埔寨

波尔布特武装力量的打击逼近金边，首都笼罩着一派失败主义情绪。美国在结束越南战争之后，急欲从柬埔寨脱身，压迫朗诺放弃权力。在解放区，胜利的曙光令波尔布特从病榻上翻身下床，信心十足地视察了他的部队，并在前线下达了针对金边的命令：围城。

1973年1月2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黎德寿，草签了从1968年就开始谈判、历尽波折而诞生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四天之后，这项协议得以正式签署，从而正式地结束了二次大战后世界上最激烈的武装冲突，同时也是美国历时最长、引起最严重国内分歧的战争。

在这项协议里，柬埔寨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被美越双方共同认可应受到尊重，同时保证不使用其土地来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据朗诺得到的情报，在柬埔寨境内的越南部队开始撤退回自己的领土，庇护区里的部队和重武器明显减少。这本来是值得他高兴的事，因为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一直认为对朗诺军队的打击大都是由越南军队进行的。

但是，当越南军队撤离之后，朗诺元帅发现，他面临的军事压力一点没有减小，相反，在某些地方，比过去还更为严重得多了。这表明，仅仅3 年间，柬埔寨抵抗运动所拥有的军队作为独立的武装力量，已经具有远超出他预料的作战能力。

“一想到这点他就感到悲哀。看看他的军队，看看他身边的这些将军们，一个个争权夺利，谋官发财，哪里有人在想着如何战胜共产党？政变近3 年，他的“高棉共和国”的领土越变越小，现在仅有15％的土地在他的控制之下。

再往后怎么办？只剩一个金边给他吗？随着邻国战争的结束，美国对他的援助还能否继续下去？一旦没有了美援，他的军队恐怕连一个星期都支撑不朗诺坐在总统府的游廊上，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山峰，呆呆地出神。由于中风症的影响，他右边的脸在不时地抽搐。

失败主义的情绪笼罩着金边。有人开始私下里议论同西哈努克谈判的事，有人则在谈论朗诺应当辞职，以便使停战谈判能够进行。朗诺身边的政客松山提出，总统到国外去治病，以缓解日益紧张的局势，拯救百姓。他甚至跑到美国大使馆，要迪安大使给朗诺施加压力，促成停火谈判的进行。刚刚上任不久的迪安还没干出点眉目，哪能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让柬埔寨政府陷入危机。他宽慰松山道：“这场战争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你不要操之过急。最好还是等几个月，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朗诺得知朝野内外都有人要他辞职或者“出国治病”，禁不住大发雷霆，“我这个总统是民选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辞职？”他朝一帮手下人大吼。见没有人吭声，他又拿出那张表示政府军和抵抗力量作战态势的地图，用手拍打着说：“不要只看到敌人有多么强大，我们还控制着主要的城市和人口嘛，我们的实力并不比红色高棉差，美国人还在给我们提供援助嘛，我们怎么可能就这么输给共产党呢？”朗诺命令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费尔南德将军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准备同城外的敌人来一场大战。费尔南德曾是西哈努克看重的将军，政变时被剥夺军权。但他对朗诺的效忠和服从很快又使他回到了军界，并且重掌军队大权。为了感谢朗诺的重新起用之恩，这几年他也算是尽职尽忠了，“真腊战役”期间，他亲自到第一线督促战斗，好几次死里逃生。可是时运不济，仗越打越糟，地盘越打越小，即便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是无力回天，何况费尔南德在军事上毫无建树，在大多数柬埔寨将军们的眼里，他只是个相当会溜须拍马的庸才。

就在这个庸才将军和他司令部那一班庸才参谋们拟定新的作战计划的时候，抵抗力量的攻击逐渐变得凶猛，攻占了金边城北面仅30公里的故都乌东。

消息传来，引起金边一片恐慌。货币汇率直线下降；通货膨胀率高达150 ％；弄一本出国护照要价100万瑞尔，价值600 美元。许多人把故都的陷落看成是朗诺政权垮台的象征，对这个政权上台几年来所导致的暴力、腐败、外国干预、经济崩溃的不满，顷刻间爆发出来。以学生和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又站到了反抗的前列。持续的游行示威到6 月初发展到了与警察的冲突。

金边城再度处于恐慌与混乱之中。

1974年7月初，费尔南德指挥着政府军向落在抵抗武装手中的乌东大举进攻，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终于在7月9日夺回了这个古城。

但这个悲惨的胜利再也不能令人激动了。金边城与外界的陆上通道全部被抵抗武装封锁，维持着金边生存的粮食、药品、弹药，全靠美国人从空中支援，或通过湄公河航运。一般老百姓家中，已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手里那一点可怜的瑞尔几近废纸。难民，乞丐云集街头，制造出让人一见就颓丧的氛围。

对朗诺来说，金边以外几乎是没有任何指望了。在距首都西南方向78英里的磅士拉镇（KOMPONGSEILA），朗诺的守军已被围困了9 个月，被断绝了任何外来援助。可怕的饥饿导致了可怕的人性扭曲，士兵们开始吃人肉充饥。据当时在金边的外国记者们统计，每天至少有300人因战事死亡或受伤，至于饿毙者则根本无法统计了。

时间对于朗诺来讲，确实是太苛刻了。1974年8月8 日，朗诺的“私人朋友”、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国会弹劾，被迫辞职。接替尼克松的杰拉德·福特总统当然不愿意背上他的前任留下的包袱，上任伊始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急于摆脱金边这个不可救药的政权，但又要避免一次使美国大丢脸面的失败。于是，白宫一再给朗诺施加压力，要他在最后的失败到来之前，尽快结束战争。通过迪安大使转达的美国政府的立场越来越严厉，傲慢的朗诺终于提出同西哈努克举行无条件的谈判。

但此举立即遭到了亲王的拒绝。8月22 日，正在布加勒斯特的西哈努克对记者说：“我根本不可能同朗诺进行任何谈判。我对他的这个请求没有任何兴趣。目前的战争就如同把一头老虎和一只狗关进了同一个笼子，老虎吃掉狗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亲王说完，脸上漾起了胜利者的微笑。

自1970年3 月他被朗诺的政变推翻以来，人们从没有见过他如此开心的笑容。

拥有一支近8 万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军队，波尔布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胜利充满信心。1974年9月30 日，领导着国内抵抗运动的柬埔寨共产党在干丹省的安林镇（AMLEANG ）召开庆祝柬共成立23 周年大会。仅从会议地点距金边20英里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柬共领导人们对自己的力量和胜利是多么的自信。

这次会议刚一结束，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就病倒了。由于长期在丛林山地生活，自1966年起，波尔布特就一直染疾在身，这次显得更为严重，半身麻木，半边脸部亦出现冰凉和颤抖的症状。这种病症持续了好几天才缓过劲来。自此，他每年都要因为疟疾和内分泌紊乱等倒床一些日子。这位自法国归来的留学生为信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等波尔布特离开病榻，重新站到作战地图前的时候，这位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便开始夜以继日地”大策划”，准备发起一场决定柬埔寨命运的大决战。

在磅清扬省的一个小镇上，波尔布特给一个高级政治、军事人员学习班讲话，发出了总攻的动员令：“我们已经完全把握了敌人的动向，掌握了战场主动；我们的抵抗部队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之后，已经站到了前沿阵地，将向敌人发起最后的总攻！”波尔布特话音未落，下面已是掌声如雷。

1975年的新年到来之前，波尔布特视察了部分抵抗武装的进攻准备和部署情况。

就军事实力来讲，抵抗武装早已今非昔比，过去游击队的概念已代之为正规军队的战略战术。但是，朗诺的主力部队从两年前起就一直呆在城里，没有遭受到重创，加之他们所用的全都是美国入援助的武器，有相当多的军队受过美国人的训练，因此，远不能说可以轻而易举攻进金边。因此，波尔布特用了一个古老但是相当管用的战术：围城。

自1975年元旦那天起，抵抗武装对金边的炮击加强了，这给已被切断了所有陆路的金边增添了新的恐慌。原来往在湄公河东岸的部队匆匆忙忙撤回到金边城里，丧失了首都最后的外围防线。原来政府军驻扎的地方当天就住上了抵抗武装，整个金边城，被围得尤如铁桶一般。

空中和水陆，成为金边与外界联系的仅有通道。

2 月底，抵抗武装开始在湄公河布设水雷。当运送补给品和武器弹药的船只再次冒着炮火从湄公河上驶过的时候，水雷爆炸激起的巨大水柱使船只顷刻覆没在河水之中。连着两天，4 条船触上水雷，无一幸免。

水路被迫关闭了，所有的粮食等补给品顿时减少了一半。按当时的需要量，每天金边要消耗1000吨粮食，可是抵达金边的仅有一半，这意味着有一半的人将在饥饿中苦苦度日。受打击最烈的当然还是儿童们，在笔者保存的记录着当时境况的录相带上，有小孩在街头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就此再也没能起来；有的孩子骨瘦如柴躺在哭泣的母亲怀里，双眼无光地望着天空，连扬手赶走盯在他们眼角的苍蝇的力气也没有了……在朗诺政权的最后几个月里，共有几千名儿童死于饥饿。

金边的唯一通路只剩下了飞机。

既然不能同西哈努克进行谈判，从而尽快结束战争，那美国就只有回过头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让朗诺离开这个国家。迪安大使来见朗诺，委婉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总统先生，就目前情形而言，我们不能不考虑尽快结束战争的一切办法。”迪安对朗诺说道，“我认为，同西哈努克谈判恐怕是所有解决方案中比较现实的。如果他不愿意同这个人谈，我们未尝不可以换一个人同他面对面地坐下来。”朗诺听了这话，只望着迪安，一声不吭。

通过朗诺望着他的眼神，迪安明白朗诺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他尽可能地把语气放得和缓，继续说道：“如果柬埔寨注定要出现一个共产党政权，那从美国的角度、也是从东南亚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倾向于这个政权是个亲北京的政权，而不是越南人的傀儡。毫无疑问，西哈努克对北京的话是听得进去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使西哈努克的实力和地位得到加强，使他在回到金边来的时候真正拥有一些实权。我认为，这样做总比把柬埔寨推到越南人怀里要好得多。”

“大使先生是不是在暗示我必须交出政权，让西哈努克坐到总统或者国王的位置上？”

“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当前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如何结束战争，让和平重新回到这个国家。”朗诺不再说话。迪安发现，这位总统的眼里，有一汪泪水在打转。

在严酷的形势和美国人的压力之下，朗诺终于妥协。在政变五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之际，朗诺邀请了部分新闻记者到他的湄公河边的别墅，准备就他的退隐先造些舆论。一走进戒备森严的别墅，人们立即感觉到了一种颓丧的气氛。

朗诺独自拄着拐杖在花园里来回走动，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不远处已经有那么多人在等待着他，他的走动牵扯着那么多双眼睛。终于，他回过头来，朝向众人站定，用英语说了声”早上好”，接着便喉头咽哽，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的朗诺，哪里还有当初的一派傲慢和自信！

3 月12 比武装部队总司令费尔南德向朗诺递交了辞呈，以身体、年纪，形势等诸多理由说明他无法再担任总司令一职。真实的原因他当然是不会写在辞职书上的。民族团结政府的副首相乔森潘2 月24 日至25 日在解放区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大会，在大会结束的声明中，其第一项就是认定朗诺、施里玛达，费尔南德等7 人为卖国贼头目，指控他们是破坏柬埔寨独立，和平与中立的政变策动者。他们带来了对柬埔寨的大肆烧杀，带来了造成无数人死亡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费尔南德不得不在抵抗武装把他作为卖国贼押上审判台之前匆匆逃走。在递交辞呈后的第三天，他携带家人飞往法国。他在那里早就有一幢漂亮的别墅和几辆高级轿车。

第5个政变纪念日是在沉闷中度过的。隆隆的炮声和酷热、饥饿、停电停水、死亡，使人们忘记了这个日子的特殊。过去，官方还在某个会议厅举行一个纪念会或者招待会，这一次，一切都省略了。失败即将到来之际，眼下的所有苦难都追溯到了5 年前的那个开端。当年对政变的所有赞美都成了腐烂的陈词。

朗诺拄着拐杖，步履沉重地走向他的那辆鼠灰色的劳斯莱斯轿车，到他的总统府召开内阁会议。由于严峻的局势和一些阁员的相继离任，所谓的内阁已无法履行其职责。朗诺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了对内阁成员的调整名单。到这个时候，他开始避免作出强硬的决定。当有人提出终止对几名在押闹事学生的判刑、执行枪决的决定时，朗诺微闭着双眼，不予表态；接着又有人提出枪毙几名罪大恶极的政府中的贪污受贿官员，朗诺仍然没有吭声。末了，他轻声嘟哝了一句：“死人太多了，到这个时候，不要再死人了。”阁员们注视着总统用力撑着拐杖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向了等候的汽车。

长时间笼罩着他们的不祥之兆这时候如重槌一般擂击着他们。当晚，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听到风声：朗诺已在3 月22日为他自己和他的全家办好了出国护照。

人人都感觉得到，最后的尾声正在到来。

1975 年的4月，战争的热浪和酷热的天气合在一起，使整个东南亚的局势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

自2月份起，越南南方的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越南总参谋长文进勇将军和政治局委员黎德寿，换上农民服装，骑着自行车奔赴南方战场，于3 月中旬对阮文绍的军队发起了总攻。用“横扫千军如卷席”来描述这次攻击一点也不过分。一个一个的大城市、有时是一个个的省，在顷刻之间被攻克。4月19日，福特总统在把10亿美元的最后援助拨给南越阮文绍总统的同时，给美国驻西贡使馆发了一封电报，要求马丁大使在两周内完成在越所有美国人及其眷属的撤退。也是在同一天，西贡附近最大的边河空军基地在遭到连续4 天的饱和炮击后被放弃。通过军用机场撤退的道路被切断了。

抱着最后一线侥幸，福特让国会通过了向束埔寨拨款1.22亿美元的议案。总统这种为东南亚局势而手忙脚乱的姿态引起许多国会议员的嘲笑：用这笔钱能拯救柬埔寨吗？福特在说明这笔款项的用途时说，该款用于支援朗诺军队的弹药。可是没有人说得出，有了这批弹药又能怎么样？柬埔寨的紧张局面会不会因为有了这批弹药而出现奇迹？

第十一章 历史翻开崭新一页

金边陷落前夕，朗诺凄楚地踏上了他的流亡之路，政府的各大员们也纷纷各自逃命。美国大使馆的草坪上，迪安大使亲手降下了美国国旗。4 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当天，一个世界上空前的计划便开始实施：将城市里的所有居民迁往农村，由此开始了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执政。

1975年4 月5 日，朗诺和他的全家离开柬埔寨，其名目是到印度尼西亚作非正式访问，另外到夏威夷进行身体治疗。当消息在金边传开，人人都意识到，这位“高棉共和国”的缔造者，将一去永不复返了。

朗诺提拔的政府官员们最后一次向他们的“恩公”效忠。他们以政府的名义，赠给朗诺100 万美元，同时授予他“民族英雄”的称号。

从当年的影片上，可以看到朗诺的流亡相当凄凉。不可一势的元帅抛开了所有的自信与傲慢，泪眼模糊地同他的朋友、亲属和部下告别。政府官员们组织了欢送仪式，到机场的大道上排列着学生和军人。但是，忧心忡忡的市民们已经对这位总统的远行没有了任何兴趣，只麻木地看着那辆鼠灰色的劳斯莱斯轿车从他们面前滑过，永远地消失了。

朗诺的飞机尚未起飞，金边南面仅12公里的重镇肋克龙被攻克了。抵抗运动对这里已经实行了几个月的包围，现在攻克它显然是一个精心的安排：

在朗诺离开柬埔寨之前，向他施以最后一个打击。

由于金边每一天都处于抵抗武装的炮火打击之下，美国减少了飞机援助的架次。4 月5 日，迪安大使就提出美国使馆从金边撤离的建议，但是却遭到了国务卿基辛格的拒绝，理由是等待西哈努克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到4 月10日，抵抗武装已经开始攻城了，亲王仍没有任何新的信息。在迪安的默许下，在金边的美国人、包括使馆人员，开始了代号为“大鹏撤退行动”的撤离计划。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荷枪实弹守卫在美国使馆门前，让直升机直接在使馆草坪降落，然后飞向波城东国际机场在那里，美国士兵们用枪护卫着美国人和他们的眷属，又从直机上到运输飞机上。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个个不堪回首的恶梦。

从4 月10日起，柬埔寨内阁的大多数阁员，都携家带口乘飞机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踏上了海外流亡之路。朗诺离开后，总统职位空缺，新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索哈科（SAUKHAMKHOY ）没来得及登上总统座位，便匆忙登上一架直升机，在国外做寓公去了。

剩下的内阁成员已寥寥无几。与那些匆匆逃命的政客们相反，施里玛达拒绝离开。他在目睹了撤离的混乱之后给迪安大使写信，称：“我绝对没有想到你们美国会抛弃一个选择了自由的民族。你们拒绝为我们提供保护，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4 月12日，虽然才是早上6 点，但太阳已把人们的皮肤烤灼得发烫了。

1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穿上礼服，整齐地站在使馆前面的白色旗杆下。7 点钟，迪安大使从使馆楼里走到旗杆下，抬头久久地凝望着在晨风中飘扬的美国星条旗。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的音乐声中，迪安大使降下了这面自50年代初就飘扬在柬埔寨的旗帜。

迪安一年半前继任驻柬大使的时候，曾经雄心勃勃，想要在美国扶持的“自由大厦”崩塌之前，力搏狂澜，挽大厦于将倾之时。可是，仅几个月，他就被残酷的现实击得没有了一点信心。最后的那几个月，他度日如年，只是由于外交官的职业道德和对国家的忠诚使他继续与朗诺这个已不可救药的政权打着交道。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迪安将头深深地埋到叠好的旗帜上，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直升机。

在两小时的时间里，在美国大使馆里的276 人——其中82  名是美国人——撤出金边。

美国在柬埔寨的使命就此告终。

被列为卖国贼之一的总理隆波烈（LONGBORET ），在朗诺离开时忠实地陪同总统到了印度尼西亚，然后又飞回了金边，将自己的头颅放到了死亡的铡刀上。4 月15日晚，一名叫JEANJACQUESCAZEAU 的法国记者在他的官邸拜会了总理。在3个小时的谈话中，记者向总理建议说，为何不可以宣布金边为不设防城市，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抵抗武装再对金边实施大规模攻击，减少伤亡。隆波烈当即对这个建议表示同意。但当记者回到自己住处4 个小时后，隆波烈给他打来电话，说：“我的将军们不同意无条件的投降。”“那么，你们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记者问。

隆波烈无言以对。

其实，将军们对“不设防城市”建议的拒绝是相当脆弱的。他们慷慨激昂的拒绝发出仅几个小时，就有几位将军表示反悔，同意接受隆波烈总理的意见，然后乘上他们控制的直升机，逃之夭夭。

这就到来了1975年4 月17日。

太阳依旧，风景依旧，空气依旧。唯一给人以不同感觉的是，整个金边处于一片寂静中。两百多万人在注视着通往城外的道路，等待着天翻地覆的一刻。

下面是美国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明灵（MEANLEANG ）从金边发回的最后一篇报道。他断断续续的英语由于这篇报道而写入了美国在柬埔寨的历史篇章。

此后多年，美国人再没有从这个国家发回过任何新闻。

下面是这篇报道：

“我现在独自一人在邮局。我和我们的人失去了联系。我要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感觉到浑身在发抖，连如何发报道都弄不清了。现在街道上一片寂静，但每一分钟局势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当地时间13  点，我妻子到邮局告诉我说，攻进城的士兵威胁我的一家离开我们的住处……我感谢指示。我现在带着一台打字机，在邮局和我的住处间来回奔跑。这也许是我今天、也许是我今生最后的一篇报道了。”

在明灵呆在邮局发报的时候，抵抗部队的士兵们正乘坐坦克、装甲车，或是排着队，步行至金边的市中心。他们全部荷枪实弹，有的士兵警惕地端着枪，巡望着街头的那些工事，制高点上的那些防御沙袋，随时准备反击。

早已忍受不了艰难时世的市民和难民们拥到街头，欢迎抵抗战士们最终占领这个城市。但是，抵抗战士们——有的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对眼前出现的一切场面无动于衷，只警惕地准备反击任何攻击。

先前还是兴高采烈准备迎接时代变迁的人们，开始沉默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来对待这支军队。

他们更不知道，24小时后，他们将被命令全部撤出这座城市，到乡村成为农民。

柬埔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4 月13日是柬埔寨的新年。像中国人一样，每到新年，人们都要抛开手中的活计，用至少3 天的时间，载歌载舞，庆贺新年的到来。

在新年庆贺活动刚刚结束的时候攻入金边，是一种处心积虑的安排，同时也反映出抵抗力量的自信：可以在任何时候拿下首都。

关于1975年4 月17日抵抗武装攻入金边的情形，除了像灵明那样由外国记者发出的断续报道外，外界很少有资料。研究者们来到柬埔寨，进行了大量采访，人们的生动描述终于使外界大致明白了那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最为珍贵的是，一盘当时的录相带，真实纪录了当年的实况。

身着黑色或橄榄绿军装、脖子上围着红色小方格围巾的抵抗战士们全副武装从几个方向进入到城市中心。城里的市民们、各地涌入的难民纷纷走上街头，欢迎这支打败了朗诺政权的军队对他们而言，战争夺去了几十万同胞的生命，足足有一年，他们是生活在炮弹和火箭的爆炸声中。城里的粮食早已告罄，两百万人口的城市里饿殍随处可见，疾病也造成了大量死亡。从乡下逃到城里的难民们由于没有工作，没有粮食，早就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对他们而言，战争的结束展现出了新生活的光芒，意味着苦难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如果革命意味着政权的廉洁，物质的富足，意味着诚实自尊地生活，那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地会与革命热烈拥抱。就此而言，人们对朗诺政府的垮台和抵抗力量的胜利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出于本能地表现出了热情。但由于人们对这支队伍毕竟知之甚少，加之朗诺政权的反面宣传，人们对抵抗武装的态度是相当谨慎的。城里没有出现敲锣打鼓或彩旗飞舞的景象，人们对革命的最初给予是脸上的笑容。他们眼里流露的光亮足以表达他们对艰难生活的结束、新生活开始的兴奋心情。

令市民们吃惊的是，这些扛着机枪、迫击炮，身上挂满子弹的战士们，大都数其实都还是孩子，仅十四五岁。同样令人们吃惊的是他们脸上流露出来的冷漠与警惕。当有的外国记者上前准备采访这些踏着胜利脚步的战士时，他们像看外星人一般盯着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后来，这些士兵们说：谁知道站在面前的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共和政府的人或者士兵呢？

革命开始降临金边，人们于不知不觉之间，便被卷入到洪流之中。

几乎就在抵抗部队攻入金边的当天，一个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计划便开始实施：将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包括难民——疏散出城，全部撤往农村。

这是一项极富想象力同时又非常简单的政策。在1975年2月发起大进攻前，抵抗力量的国内领导人们就在制定胜利之后将要采取的几个政策：将原来共和政府占据的金边和各城市的居民全部撤往乡下，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以获新生。与这项政策同时提出的还有废除货币、废除市场和废除私有财产制度。

抵抗部队没来得及在城里安营扎寨，士兵们便开始贯彻“空城政策”。

广播里开始播送抵抗政府的决定：由于美帝国主义对他们在柬埔寨的失败不甘心，千方百计要阻扰革命的成功，他们将派出轰炸机群对金边进行猛烈轰炸，希望市民们作好充分准备，尽快从城里撤出。抵抗部队的官兵们将帮助大家有秩序地疏散。

市民们尚未来得及适应政权更迭的重大变化，又被这个广播弄得忙乱不堪。对飞机轰炸的悲惨后果，在爆炸声中生活了将近两年的金边市民们是深有体会的。一听广播，人们便开始收拾行李，同亲戚朋友联系，确定去向。

从4 月17日下午开始，从金边通往各地农村的道路上，便出现了扶老携幼的人群。

从当年保留下来的录相上可以看出，官兵们在部署了必要的防御措施后，几人一组，将抵抗部队的政策传达到各家各户，“帮助大家有秩序地疏散”。有的士兵摆动着冲锋枪，告诉茫然不知所措的市民们如何执行命令；军官们挥动手枪，督促着士兵们加快执行速度。但绝大多数的士兵的态度是十分友好的，他们一边帮助市民们收拾，一边真诚地对他们说：“你们赶快撤退吧，由我们来对付美国人的飞机。”

空前绝后的大撤离在金边、马德望等城市同时开始。当时整个国家有700 多万人，城镇人口约300 多万，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左右，仅在金边就有200 多万人。柬共官方对撤民这件事情的解释是，当时美帝和朗诺在金边等城市潜伏下2 万多特务和武装匪徒，旧社会基础在城市尤其是在金边特别强大，这对新执政的柬共是极大的威胁；同时，300 多万城镇人口，粮食和供应是很大的负担。于是，他们便作出了这个“战略决策”，把城市人口全部疏散到乡下，打散潜伏下的特务系统，彻底摧毁旧社会的基础，也解决城镇人口的吃饭问题。就金边而言，200多万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无论老弱病残，均在惊恐中弃城而去。疏散的人群背着包袱、挑着担子，由向东、向北、向西三个方向出城。在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近两百万人如同蚂蚁般在缓慢地移动。虽然沿途有抵抗部队在帮助维持秩序、指点方向，但漫长的道路和炎炎赤日，很快就使疏散者们中间有人中暑倒下，一些原来就有疾病的人和老人们，不得不走走停停，沿途到处是坐在地上满身尘土的人。整个撤民过程中伤亡离散者甚多。有小孩走失了，父母亲四下里疯狂地寻找，长长的呐喊让人们的心上生出了最初的阴影。

在所有这三个方向的人群中，往北方向的疏散显得最为缺乏秩序。当人们来到一个叫磅龙（KOMPONGLUONG）的小镇的时候，人们如同来到了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由此往东，沿6 号公路通往磅同省；而由此往北沿5 号公路，则通往磅清扬省、菩萨省、马德望省，再往前，便可到达柬泰边境。

人群在这里停了下来，被要求说出自己的出身和经历，由抵抗部队的军官和当地的抵抗干部甄别判定他们的阶级属性和他们是否同农村有所联系。

凡是在东部农村有亲戚的便继续往东，反之则往北。由于人人都明白往北最终可以到达泰国，所以大多数人选择了5 号公路。后来在泰国的难民大多是这一批从金边撤到北部的城市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中产阶层。

在担心美国飞机轰炸的恐惧中，近两百万人用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撤离了城市。原来拥挤不堪的金边突然间清静得有如废弃的古城。

市场再没有了一个人影，商店不再营业，学校没有了学生，工厂的机器不再转动。街上偶尔走过的，只有巡逻的士兵，唯一轰鸣的声响是汽车的发动机声。仍留在金边的外国外交官们说：金边成了全世界最安静的城市，大街上没有人，没有汽车，没有红绿灯，没有交通警察，也没有电话。全国除金边到磅逊港的电话线还存在外，其他所有的电话线都被扯断。驻金边的各外交使馆的电话也告中断，使馆人员到民柬外交部办理公务全部徒步而行。

对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有一种失去了根基的虚空感。他们如同落叶一般，被刮到了被指定的村子。原来赖以生存的一切都在顷刻之间被彻底打破了，金钱、地位、职业、教育、财产以及个人拥有的荣誉、影响，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全都变得毫无意义。他们中间，只有根少人略懂一点农活儿，大多数人在这方面属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之辈。

面对这些浑身尘土，满面惊恐的人们，农民们一脸的不屑。偶然有人在村子里遇到亲戚或者朋友，那份激动和庆幸足以令旁人掉泪。柬埔寨是个农业国家，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农村有些关系，所以撤离城市的人们大多到了有人关照的村子，只有少数人属于“插队”，他们要么被安插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乡村，要么到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由这些从城里来的人新建立一个村子。当他们生平第一次动手修建住房，接触到完全生疏的大锯、斧头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意识到，生活从此完全变了个模样。

由于攻占金边的时间是4 月17日，因此，这批从城市疏散到乡村的人，被称作“四·一七人”，“新生者”，或者“安置者”。

对于为什么抵抗武装要在攻占金边等大城市后疏散城市居民，许多研究柬埔寨历史的人都感到困惑。按照抵抗力量官方的解释，先是说防止美国飞机轰炸；后来说是避免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反抗暴乱；再后来说是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城市。在这几个理由中间，人们对后两个理由似乎更相信一些，因为它更接近于事实。抵抗武装对金边和其他一些朗诺政府军占据的城市已经进行了至少一年多的围困，粮食早已成了珍稀之物，美国飞机虽然拼命运送，也最多不过满足需要的一半而已。4 月17日抵抗武装攻占金边之后，新政权的电台就宣布，柬埔寨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国家从此将走上独立自主之路。因此，从1975 年初开始的外国援助将被拒绝接受。这意味着不再有外国的粮食和药品抵达柬埔寨，在生产尚未完全从战争的摧残下恢复过来的条件下，这也意味着相当多的人将因为饥饿和疾病死亡。

在许多红色高棉士兵们的眼里，抵抗武装国内领导者们的英明已经由1975年4 月17日的胜利给予了证实，前人们的伟大同这个巨大的胜利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居然打败了美国，而巨是先于越南人打败美国人两个星期！空城政策是他们一连串胜利中的又一个英明举措。

在一份发给中层指挥员们的文件中，波尔布特说：“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语气里有掩不住的自豪。

第十二章 坚持秘密革命

离别金边12年的中学教师以国家最高领导者的身份回到了首都。牢记秘密工作原则的波尔布特把指挥部设在火车站一幢旧楼房里，让这里成为国家的中心。他反对任何公开党组织活动的建议，道出多年信奉的名言：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他建立起了自己无可动摇的权威，是党内的“一号兄弟”、“书记大叔”、“党的心脏”，有的人干脆称呼他为“组织”。

虽然战争暂时停止了，但由于复杂的形势和敌我难以分清的阵容，使得那些从丛林中走出来的战士们仍然对手中的武器充满了依赖，战争的轮子仍在继续滚动。时不时的，“新生者”们中间流传有人被秘密处决的消息，说是有人因为保护家里的人而作假证，窝藏粮食；说受过高等教育，抱怨劳动生活条件等等，就会被带到拘留室，被施以刑罚后处死。又有人说，在战争停止后的一个星期里，有好几百名前政府的官员和军人，被抵抗武装的士兵们用锄头砸头而死。5 月初，马德望省的几百名前政府军军官被要求穿上他们的军装，说是去“欢迎西哈努克”，结果被带到城郊统统枪毙。这些消息不胫而走，在“四·一七人”中引起很大波动，使人们参与革命的热情大大减退，并且变得警觉起来。无奈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对这些消息予以证实。

外国的观察家们开始分析这个国家出现的情况。他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杀戮现象，很可能是因为革命军队的复仇和戒备心理。过去的政权往往用最为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共产党，再加上美军自1969年以来对柬埔寨的狂轰滥炸，使仇恨成了红色高棉斗争的精神支柱。它的领袖们虽然大多是知识分子，但已长期习惯于在山区和丛林打游击，与农民的关系较为密切亲近，相反，他们过去在巴黎和金边生活时感受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腐化，加强了他们对旧式大城市的猜疑和憎恶，所以处死那些他们认为罪大恶极的人，是毫不奇怪的事。

多年以后的1989年4月，民柬国民军总参谋长塔莫·切春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承认民柬在执政期间，内政和外交均犯过一些错误。他在谈到疏散城市人口的时候说：当时金边做生意的全是华侨、越侨，还有旧政府人员，旧警察，越南和美国特务，朗诺军队的官兵。负责城市工作的农谢和温威，工作比较薄弱，无力搞清敌我情况，因此只好把城里人统统撤到农村，想以此一举搞乱敌人。当时许多城市居民被赶到农村地区，因缺粮而饿死，其中金边迁出的人死得最多。但切春又为自己辩护说：“但是我不承认我是一个大刽子手。”“我们的确也杀了一些人，但他们都是坏人。哪个政权不镇压它的敌人？死人的数字是几十万，真正杀害柬埔寨人民最多的是越南。”切春是民柬方面的实力派，他的话说明了当时疏散城市人口的真实原因。

指挥着金边和各城市行动的波尔布特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于胜利那天出现在金边街头，接受人们的欢呼和鲜花彩带。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出现在这些城市人面前，因为其中充满了反革命分子。这些人对革命犯下了累累罪行，不可能寄之以信任，也无法予以控制。对波尔布特来说，疏散金边和个城市的人口是胜利的链环之一，是诸多战役中的一个而已，它再次展示了革命力量的能量与信心。

空空荡荡的城市成为历史的零点，一个新的柬埔寨由此开创新的纪元。

4 月23日，波尔布特由距金边40公里的磅士碑省出发，乘车秘密抵达金边。

从1963年被列上黑名单仓惶逃入丛林算起，他已经同这个城市阔别了12年。那时候，他的公开身份不过是个中学教师，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寄居于哥哥狭窄的屋子。在西索瓦高级中学里，虽说他是学生们最欢迎的教师之一，但那不过只是教书而已，借古讽今而已，所有的“革命”全都在口上在书上。即便如此，为了避免引起朗诺的秘密警察的注意，他还是不得不小心度日，有时整日里提心吊胆。一想到被绑在木杆上乱枪射杀的政治反对派们的命运，他就会不寒而栗。当风声变得越来越紧的时候，他不得不告别这座都市，匆匆隐入丛林，开始他秘密革命家的生活，同时也开始夺取政权的实际步骤。

那时候。他除了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外，几乎一无所有。12  年来，当他在丛林里忍受饥饿、酷热、疟疾，忍受“胡志明小道”上空美国飞机的轰炸，为敌人的追捕而东躲西藏的时候，他曾无数次想起过金边，想起过他度过少年时代的皇官高墙和繁华街头。革命的终极目标当然是政权，这就意味着他将把金边变成革命的红色之都，让他这佯的革命者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

在历尽艰辛之后，胜利终于到来。“光辉的4月17日”闹得天翻地覆，美国人被打跑了，朗诺流亡海外了，这个城市以及整个国家都成为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将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领导高棉民族的伟大责任。

柬埔寨的历史，将由他的手翻开新的篇章。

汽车按照他的指示，缓缓地在已经没有任何生机的城市里巡游。眼前是他曾经非常熟悉的首都，但在这一天之前，一想到这个城市，他心理上就充满了排斥感。它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物，处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影响之下，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昔日的一切在4月17日这天统统结束了。作为领导革命成功的政党的总书记，他将倾竭全力彻底改变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从4 月17 日起，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将出自于他微笑着下达的命令。

看着眼前仍在冒烟的垃圾，烧毁的车辆，废弃的商店，空荡的房屋以及空无一人的街道，波尔布特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被赶走了，喧闹了几百年的城市被疏空了，隐藏在两百万人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也被赶到了乡下。革命的成功再一次证实，他所领导的党在这些年里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是完全正确的。20 年来，他第一次感到身边没有了可怕的威胁。

尽管如此，他丝毫没有掉以轻心，也没有因为革命胜利而轻易地将党公开。一切都将像过去一样在秘密中进行，党操纵一切但并不展现一切。

也许是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他和战友们在火车站召开了那次有决定意义的党代表大会，当汽车经过火车站时，他让司机把车停下，指着车站上的一幢破旧的楼房说：“我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接着，他又在打开的地图上划了一个圈，命令道：在城市四周建立防御线，严防任何敌人的反扑。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波尔布特在进城之后寻找过曾经在幼时抚养过他的哥哥洛特颂和嫂子切萨密（CHEASAMY）。他从法国归来后，也曾长期住在哥哥家里，直到同乔帕娜莉结婚后才搬了出去。自那时起，他和哥哥一家就少了来往，他的忙碌和礼貌只是让他们觉得他是个敬业的教师，哪里想象得到这个有血缘之连的弟弟是个将会改天换地的重要人物。1963年波尔布特避入丛林之后，洛特颂就再没有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他们曾经为此寻找过，猜想过，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弟弟会是一个革命家。

4月18日那天，洛特颂一家和波尔布特的另一个哥哥沙洛特切（SALOTHCHHAY），与成千上万市民一道，踏上了他弟弟标定的疏散之路。在炽热的太阳曝晒下，他们先是往向东，后来又向北走了一个多月，沙洛特切终于忍受不了这份苦难，倒在了一个泛黄的水塘边上，再也没有起来。

洛特颂和妻子切萨密埋葬了哥哥的尸体，擦一把眼泪，又继续前行，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生身之地磅同省。故乡亲切的山水拥抱了他们，抚慰了他们离开金边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从此，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也开始拿起了锄头镰刀，躬耕田垄，以艰苦的劳动和汗水养活自己。当然，由于世界整个翻了个儿，往日骄傲的一切成为耻辱，他们没有任何人敢于说出这个家庭同王宫的联系。

胜利后的几个月里，波尔布特完全是在旋风般的案头工作、生病、国事访问中度过的，几乎没有一丝空闲。用他的战友秀蒲拉西的话来说，波尔布特一天24小时都是个革命者，即便是睡觉，他梦见的也是革命。

尽管夺取政权与运用政权需要不同的方式与才能，但如同绝大多数国家的革命者一样，波尔布特对在和平时期运用政权怀有充分的自信。既然他们的双手能打下江山，那同样的双手也能够保住江山建设江山，即便这个江山可能已经因为战争变成了废墟。面对着如小山般堆积在桌上的文件，波尔布特常常报以庄重的微笑：这里的每一页纸都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明天的柬埔寨，他决不会在历史在选择面前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

当然，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最为担心的还是敌人的反扑。这些长期作地下工作的人养成了一种职业的本能：除了党内的同志之外，谁也不敢相信。

革命的成功是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如何能够把胜利的彩带撒给城市里的”新生者”和外国人。为了扩大战果，稳定政权，他们选择了继续将革命推向前进的战略。曾经有人提出，是否先对城里的市民进行一番了解甄别，然后再确定下一步骤。此举立即遭到反对。人们反问：有谁可以信任呢？我们有时间来一个一个地了解市民们的出身和政治态度吗？要想不葬送革命就必须付出代价，任何旧时代的人物都必须被彻底地清扫干净！

结果，连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也被撤到了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领导者们认为，他们虽是工人，但长期生活在城市，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影响，需要到农村改造。至于城市需要的工人阶级，基本全部抽调农民和革命军士兵重新“组建”。

当然，也并非所有旧时代的人都遭到了清扫。由于军队急需武器弹药，原来朗诺政府的军工厂在4 月之后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工厂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仍然被允许留在城里上班。8 月份，波尔布特亲自到金边城西一家军工厂进行视察，了解武器弹药的生产情况。当时在场的一个工人若干年后回忆道：

“沙洛特绍走进车间，要我们都到他身边去。他问我们说，有没有办法制造出新机器来，而且要我们自己设计。他说，柬埔寨的技术已经大大落后了，我们还没有制造出新的机器来，当然，过去社会里也没有人发明出我们需要的机器来。他说话的时候，我们都感到他非常诚恳，善良。他说话很慢，但十分坦率。由于天气太热，他的手上拿着一把折扇，时不时地，他会打开扇上一阵。他在我们面前来回踱步，有时舞动他的扇子对他的话进行强调。

那天他穿着一件非常普通的黑衣服，看上去十分朴素。”如同曾经当过他学生的人们一样，波尔布特的个性深深地吸引了大家。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的友好态度，轻缓的语调，柔和的目光，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去想革命为何胜利的缘由：它有一个通达善良的领袖。

但是，几个月后，所有的军工厂全部换成了革命军队自己的人。原来听过他讲话的工人们由于曾经为旧政府工作，全部被遣散到乡下栽种水稻。

千头万绪之中，波尔布特没有忘了用一种特别方式来确认这个尚还没有正式名称的政权。

4 月25日至27日，由乔森潘以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的名义，在金边主持了特别国民大会。为了体现这次会议的代表性，会议代表中有群众组织、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僧侣、民族团结统一阵线、民族团结政府的代表共300 多人。这次会议作出了四项决议，其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认这个柬埔寨劳苦大众及其儿女——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胜利，初步确定了胜利之后的国家发展方向。会议专门对西哈努克和他的密友宾努亲王作了一条决议，确认西哈努克在新的历史阶段仍是国家元首，仍然担任柬民族统一阵线主席；宾努亲王仍然担任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和民族统一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

特别国民大会的公报是由乔森潘宣读的，但其中几乎每个字，都经过了波尔布待的反复推敲。4月28日清晨，当广播里传出乔森潘宣读公报的声音时，波尔布特的脸上漾起了笑容。

一个崭新的柬埔寨已经露出雏型。

仅仅在10天以前，金边还是一个充满了喧闹、燥热、拥挤的都市，现在，随着朗诺的共和国的旗帜的降落，这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由于差不多所有的市民和难民都被疏散，金边实际上成了一个空城，与之相伴的是几百年来第一次出现的陌生平静。王宫前看不到来往熙攘的人群，市中心的莫尼旺大道如一条死街，见不到了任何营业的商店和游人。凝聚着古老而优美的民族传说的“奔姑娘”山下，再也没有人在黄昏日落之时，围聚在老人们的旁边，听他们说起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往事，在一个个故事的动人意境中沉入夜晚……

火车站位于市中心偏西一侧。这条连接着金边至磅逊港、马德望等主要省份的铁路，由于抵抗武装对首都的包围，实际是早在两年前就停开了。窄小的车站上，几个破旧的火车头已是锈迹斑斑，变成一堆堆废铁；那些往日里尚能闪亮的灯光信号，成了永远紧闭的眼睛；候车厅里的长条椅已经荡然无存，整个大厅如同一个被遗弃的乡村市场，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气味……

一夜之间，这个已被人遗忘的角落突然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心，所有关系到国内国外政策的指令统统从这里发出，指导着柬埔寨从新的零点创造历史。车站大楼顶上，架上了密如蛛网的无线电天线；楼下停放着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另有几辆吉普车在繁忙地进出：所有的入口都被布上了重兵，另外还有一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不定时地巡逻；有几个房间的门口还站着笔挺的武装警卫。车站靠西一方的高墙，好些已经崩塌，一眼就可望见外面的农田。

现在这些缺口都被拉上了铁丝网，形成一道严密的安全屏障。

波尔布特站在他办公室的窗口，望着四下里严如铁桶的安全地带，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作为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者，一个长期在通缉中生活战斗的地下工作者，没有人更能比他明白“安全”二字的重要性。

这决不是仅仅为了顾全个人的生命——他们中的好些人，在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已把生命置之度外了——他们要顾及的是他们所投身的伟大事业，如果没有了他们的存在，实际上也就等于没有了革命的中坚，抹杀了革命事业本身。他的导师、也是他的前任杜斯木1962 年7月的失踪，给当时尚还年轻的党造成沉重的一击，酿成了一场危机。至今，波尔布特还常常想起杜斯木那张亲切而严肃的脸庞，心底生出一阵真诚的怀念。还在当时，波尔布特就私下里对人谈起，如果有一天革命胜利了，他一定要为杜斯木立一块碑，纪念他的革命功绩。现在，革命果然胜利了，当他以胜利者的身份重回金边的第一天，当年那些艰苦奋斗的日子突然若浪涛般地冲击着他的脑海，杜斯木的形象也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诺言，只是他觉得要把这块碑立得更大一些，更壮观一些，让人们永不忘怀。

当时分管城市工作的温威正好在他身边，波尔布特对他说道：“我当年说过，胜利了就要给杜斯木同志立碑。我想是不是可以把金边一条主要的街道命名为杜斯木大街或杜斯木大道？”“我完全同意，波尔大哥（BROTHERPOL）。”温威连忙点头，“我建议，我们还可以把所有的街道都重新命名，把帝国主义和朗诺集团称呼过的街道全部换成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温威的迎和获得了波尔布特一句淡淡的赞扬。

没过多久，金边最繁华的莫尼旺大道便被更名为杜斯木大道，与此同时更名的还有一大批街名。

但这种胜利后可以为所欲为的自由并没有使波尔布特产生出政治暴发户心理。他不相信朗诺的近10万部队可以在一天之内统统消失，更不相信曾经为朗诺政权服务的那些大小官僚会在一夜之间就成为拥护革命的群众。虽然这些人已经随着城市人口疏散被撤到了乡下，但是精神上的东西又哪里是一朝一夕可以转变的呢？

所以，他不得不小心谨慎。过去在丛林里，是在暗处，而敌人反倒在明处，敌我阵线分明；但随着胜利同时到来的，是他们这些革命家们处于国家的核心地位，由丛林到城市，由隐蔽到公开，如果有人要想对他们实行攻击的话，下手并不太难。因此，长期紧绷的警惕的神经一点不能松开，甚至要绷得比过去在丛林里还要紧才行。因此，他在有人提出对党的活动和党领导人身份公开的建议时，当即不客气地予以了否定。他盯着提建议的人，只说了一句话：“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他的副手农谢同他一样，也是个深谙秘密工作之道的人。他附合波尔布特的意见，说：“秘密工作的传统绝对不能丢。我们哪能把我们领导人选举这样重大的事情公开呢？再比如，党领导人的住处能够公开吗？难道我们还要再走杜斯木同志的道路吗？只要有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秘密工作就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只有通过秘密工作，我们才能掌握局势，措败敌人的阴谋。我们就是不能让敌人弄清我们的真实身份。”从此再无人敢言党的公开。

新政权领导层的秘密活动方式让国外的观察家们困惑不解。细心的人很认真地研究了特别国民大会的公报，在大会作出的四条决定中，第二条尤为引人注意：

“特别国民大会庄严宣布，承认并尊重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要求：他们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柬埔寨，他们要生活在充满真正幸福、平等、正义和民主的民族大家庭中。在那里不再有贫富、剥削和被剥削的阶层，是一个全体人民生活和谐、和平，全民族大团结中的社会。在那里，全体居民从事劳动，致力于生产，建设和保卫祖国。”通篇寻找不到、但又分外为人所注意的是，整个公报没有一个字提到在国内实际领导了这场胜利的柬埔寨共产党。表面上，领导者仍是西哈努克和他领导的民族团结阵线，但人人都知道，真正发布和确定政策的，是留在国内与敌人殊死搏斗的革命者们。

一开始，有人把这种对自己功绩秘而下宣的现象归结为柬埔寨共产党尚未有作执政党的意识，还没有作好上台执掌国家权力的准备。但这很难解释得通。从1968 年起，柬埔寨共产党就开始了武装斗争，其间风风雨雨七八年，算得是历尽了艰辛，最后攥住了印把子，可是，外界居然不知道谁是这个党的真正领导人。他们是不是在回避什么，或者是这个党有什么难言之隐？

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看法相当幼稚。发生在柬埔寨的一切，无论是城市居民的撤离政策，还是对“新生者”们的特殊关照，以及对市场、货币的打击取缔，全部出自于一个有着严密纪律、相当有效的组织机构——革命组织（REVOLUTIONARYORGANIZATION），高棉语读作“安卡”（ANGKAR）。

而安卡的代表者就是在火车站指挥部里指导着整个柬埔寨改天换地的“大兄弟”波尔布特，“二兄弟”农谢。

在火车站原来用作调度室的房间里，波尔布特主持了好几次重要的会议。

像往常一样，“大兄弟”脸泛微笑，语调轻缓，像当年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一般向他的同事们阐述着他的思想。如果说现在的波尔布特与在丛林时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时候的他脱下了汗渍斑斑的黑色外衣，换上了熨烫得平平整整的白色衬衣，显得比往日容光焕发，笑容里也更多了几分自信。

他对同事们说，柬埔寨历史被掀开了新的一页，但在新的纸上写些什么，很值得大家深思，“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了两句口号，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波尔布特用目光扫视了一遍在座的人，见大家都很认真地看着他，等待着下文，“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来概括我们今后的任务。”他没有对他的这句话作任何阐述就停了下来。同事们对他的这种谈话方式相当熟悉：波尔布特向来是提出一种思想，一种政策，至于完善的问题，需要大家的参与。

人们在沉默中咀嚼着“大兄弟”这句话的意思，尽力去理解它背后的深层含义。气氛慢慢变得热烈起来，人们认为“大兄弟”这两句话是对当前任务的高度概括，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他们完全同意。

“柬埔寨革命的胜利是一个独创。”农谢说，“我们今后的事业中也要贯彻独创的观念。比如从金边和各大城市疏散人口，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这点，但是我们做到了。这就说明，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坐在一旁的英萨利对此点头表示同意。“现在宣称我们国家正在发生什么确实太早了一点。但我们可以很有信心他说，我们不需要有任何模式，我们可以在实践中摸索和学习。”停了停，他又补充了一句：“高棉革命前无古人。就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的提法是相当有理论高度的。”领导者们的宏论很快就被高棉革命的理论家们予以诠释和阐述，并具体到了一个村子应当如何来贯彻这句口号。比如建设国家一说，首先是在政权建设上，彻底摧毁；日政府的政权机构，由那些皮肤黧黑，无立锥之地的赤贫阶层来掌握各级政权的印把子；过去那些朗诺政权统治下得势或者过着悠闲日子的人，将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洗心革面；在经济上，过去通行的一切基本都要打碎，代之以新的经济模式，比如，货币和市场要废除，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避免有人掠夺财富；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化和集体化；尽量减小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包括吃饭都在公共食堂进行。在保卫国家方面，首先重视的是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把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为了明确阶级阵线，对所有人都需要来一次甄别，通过其阶级出身确定他的阶级属性；同时，要严防国外帝国主义和仇视柬埔寨革命的敌对势力的进攻，因此这支8 万人的人民解放武装部队不仅不能裁减，相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用革命的武力挫败敌人的进攻。在柬、泰和柬、越边境，柬埔寨军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支强大军队的威慑力量，不仅可以防止外敌的入侵，同时也给领导层提供了一种安全保证。

仅仅在几个月内，“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观念便传达到了全国的疹一个角落，成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新政权的政策。

曾经有一些西方的观察家们认为，从1978年下半年起，柬国内似乎出现了一种对波尔布特进行个人崇拜的倾向。他们说，如果民柬政权执政的时间再稍长一点，那么它肯定会放弃保持多年的秘密工作方式，使它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如同革命前的柬埔寨政权所做的那样。

从全球范围来看，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个人崇拜的事例并不鲜见，它己成了一些国家政权得以有效运转的方式之一。波尔布特完全可能做到这一点，在清除了党内的反对派和政变阴谋之后，他似乎更有理由来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一番装点，因为毕竟是他的领导，才使得柬埔寨挣脱了美国和其傀儡的控制；由于他的洞察力，才使柬埔寨共产党避免了阴谋分子的颠覆；也是因为他，才确立了气势宏伟的四年计划，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超大跃进”运动。他的同事和部下都把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这位党内的“大哥大”（BROTHERNO 。l ）。

从1977 年开始，人们在提及波尔布特的时候，对他在长期从事秘密活动和革命胜利后所使用的称呼有了微小的变化。过去人们常称他为“大哥大”。

“波尔兄”、“总理”。但到1977年后期，人们开始称呼他为“书记大叔”、“党心”、“领导者”，或直接称他为“组织”。从1978年中期开始，他的巨幅肖像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里。

有趣的是，波尔布特的哥哥洛特颂——这个由金边被遣送回磅同省故乡的“新生者”，居然奇迹般地发现失踪已久的弟弟尚还在人世！

洛特颂有一天从劳动工地拖着沉重的双腿走进食堂，工看见几个干部在往墙上挂波尔布特的大像框。洛特颂无意识地望了一眼，立刻被惊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们恭恭敬敬挂上墙的，竟是他的兄弟沙洛特绍。

小时候，洛特颂尽力照料了弟弟；50年代，沙洛特绍从法国回来，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是住在哥哥的家中。波尔布特和乔帕娜莉结婚后，兄弟之间便少了来往，到后来完全没有了音信，洛特颂和妻子切萨密还以为弟弟已经不在人世了呢。没想到，这个已经从他们生活中完全消失了的亲人现在居然管理着这个国家，而且以这种方式重又唤起了他的记忆。

洛特颂怯生生地走上前，对一位干部指指墙上的画像：“这个人我认识。”干部有些不屑地看他：“当然，谁部队识。他是我们国家的总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洛特颂分辩说，“我是说我和他……有关系。”干部这下转过头来，审视着仍是有些胆怯的洛特颂：“关系？什么关系？

你和总理还有什么关系？”“他是我弟弟！”洛特颂鼓足勇气，一口气说出了他当年如何照料沙洛特绍，如何送他去西贡上船赴法国学习，又如何在他从法国回来后为他提供生活保障。

问话的干部和围上来的人们大力惊讶，他们对洛特颂的话不敢轻易置以是否，但又确实难以把面前这个“四月十六日人”同国家总理和柬共总书记联系起来。但这个消息毕竟不是一般的发现，有人提出，说不定总理也正在寻找他的家人呢，于是，波尔。布特的哥哥和其他亲属在磅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金边。

但回讯迟迟没有到来。人们开始以为，波尔布特大忙，这个消息他没有收到。后来拖久了，有人开始认为洛特颂是自己编造了一个故事，是想逃避艰苦劳动而耍的一个花招。但是，没有人提出来要对洛特颂进行处罚，他们毕竟还是担心，万一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不等于侮辱了总理本人吗？

几个月后，省里有人带来了信，说是要请洛特颂去城里见一个人。干部们心里有数：波尔布特到了省城，他要见他的哥哥了。果然，当天下午，洛特颂兴冲冲地回到了村里，满脸的喜庆之色。

但是，波尔布特并没有因为承认了这个哥哥就让他享受什么特权，只是从此洛特颂一家从”四月十六日人”的另册中解放了出来，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这个生动的故事说明，波尔布特等掌权的领导人在个人事务上是相当注意和有分寸的。

但坚持说存在一种个人崇拜倾向的人又举出了其他一些例子，比如在S 一21 里发现了一些波尔布特的油画肖像，一些半身雕像和一尊银像等，1993年，笔者在S 一21 当年的牢房里也见到厂这些雕像，它们大都被人打了大大的叉。

但是，同曾经管理统治这个国家的前往们所进行过的领袖形象宣传活动比起来，这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而且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波尔布特本人卷入了任何对他的“造神运动”之中。无论是在他执政之前还是执政期间，金边的宣传机器从来没有公布过波尔布特的生平，党的刊物和报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照片。在政治会议上，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生活，他的童年和轶事、他在进入丛林之前的职业等等。此外，在全柬没有出现歌颂他的故事、歌曲，戏剧，没有出版任何他的“思想”，而这是对领袖人物的崇拜所必不可少的，1997年10月，已经被他昔日战友所羁押的波尔布特在对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道出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从我少年时代起，我就很少谈论自己。我是不爱张扬的，我不想告诉人们我是：一个领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兄弟姊妹也1我不想让他们担心。”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谈到革命和党的事业的时候，并不提及领袖的功绩；即使非提不可，那也是以集体领导来一言以蔽之。

波尔布特在小心翼翼回避聚光灯的同时，也不允许任何人追求公众效应或从中央核心分割权力。胡荣、符宁、索平等在柬社会各阶层有很大影响的人遭到清洗这种现象，已经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了波尔布特的权力核心观念。

1978年9 月，柬共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失去执政权力前柬共的最后一次全国大会，参加者均力中央和地方掌握实际权力的60名代表。波尔布特当然地坐在主席台的中央，左右两旁是农谢和后来的民柬国民军总参谋长塔莫（TAMOK），他当时是西南大区的党书记，公认的波尔布特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向其他地区提供和输送了大量对党忠贞不二的干部。

在这次会议上，波尔布持作了长篇讲话，对加紧实施四年计划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在1980年前，三分之一的合作社都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模范。这次会议在政治上并没有作出什么大的决定，它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问题。

会议结束之后，波尔布特来到一个回国知识分子举办的学习班，给年轻知识分子们讲了4 天课程。一位参加过这次学习的人多年后回忆说：“波尔布特一连给我们上了4 天课。他希望柬埔寨能够成为不结盟国家的榜样，希望我国的农业产量能超过日本。他对我们这些刚从外国回来的人说，柬埔寨是个下发达国家，需要赶快苏醒过来，大踏步地前进。一开始，我们对他的话，有点吃惊，后来，他生动的语言把我们全吸引住了。他讲话的时候完全是循循善诱的方式，就像是位父亲在对他的孩子们说话。”波尔布特在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国家强大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不然便谈不上国家的进步与尊严，也没有足够的国力来抵御外来侵略或干预。

柬共每年9月30日的诞辰是全党乃至全国的一件大事，它18周年的庆祝活动是民柬建立政权以来最为有声有色的。为了装点节日，让人们铭记党的恩情，节日期间，人们得到了充足的食物；在国家机关里，每个工作人员还可以领到特别的食品；出入意料的是，金边的电影院里，居然破夭荒地放映了外国电影。

党日前3 天，即9月27日，波尔布特出席了在金边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有2 万人参加的盛大会议。在“洋溢着全民族大团结和伟大胜利”的气氛中，波尔布特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强调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迅速建设国家，提出在15年到20年内，把柬埔寨从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具有工业基础的国家。根据柬埔寨的实际状况，这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目标。

在这篇讲话中，波尔布特用词十分强硬地谈到了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南在政治，经济和财政各方面，在国内外，都困难重重。这是它侵略柬埔寨遭到惨重失败的必然恶果。如果它继续侵略柬埔寨，它将陷入灭顶之灾。”波尔布特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部队在东部和西南边界已经同越南人展开激战，有的地方已经失守。

虽然金边一片平和，既无枪炮又无硝烟，但人们已经感到一场战争的阴影在向他们逼近。

第十三章 波尔布特开始亮相——超大跃进

波尔布特认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革命的坚定性纯洁性可以同柬埔寨相比。他逐字逐句地审定了新宪法，确定了国歌，国旗和国徽，民主柬埔寨政府终于亮相，波尔布特第一次从幕后走到前台。历史学家们大发感慨：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他那样如此成功地隐匿了自己。在“四年计划”的欢呼声中，波尔布特开始了他的“超大跃进”，在全国彻底破除私有制。

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展开。

怀着巨大革命热情的领导者们深入到广大农村，动员人民参加到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运动之中，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在发动群众方面，柬埔寨共产党的领袖们简直可以说人人都是专家。在一次动员人们修建水坝的会议上，一位领导者即席发表讲话。他说：“在过去的年代里，那些大人物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拥有独立。可那是什么样的独立呢？我们又建造了什么呢？是的，他们修建了一个独立纪念碑。可是在哪里修建的呢？在首都。谁能看见它呢？那些大人物的孩子们。农民们看见过它吗？没有。他们只看见过它的照片。大人物的孩子们在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进进出出，然后又回来统治穷人。那么现在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事情呢？我们并不去修建什么独立纪念碑。我们要做的是筑高水坝、挖掘运河这类的事，让我们向己能够。看见我们自己都做厂些什么，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见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什么：我们修建了一座座属于自己的独立纪念碑！”

如此强有力的雄辩唤起了在朗诺政权统治后人们对国家和前途的信心，人们很真诚地行动起来，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和大革命。柬埔寨是个农业国，85％的国民产值来自于农村，因此，根据从金边火车站发出的指示，广大农村立即开始了农业合作运动。

对中国人来说，因为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过这么一段经历，所以对当时的情况并不难理解——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收归集体所有；祖祖辈辈的农民和刚刚从城里疏散到乡下的“新生者”们每天踏着哨音下田劳动、再踏着哨音收工回家；吃饭是在集体食堂、人们无须再在各自的厨房里花费时间；市场和货币被同时废除了，因为一切必须品都由集体配给，无须再由个人用货币购买；胜利前夕在外国印制的钞票全部作废，存放在没有人看管的仓库里。有时大风一吹，钞票满天飞，没有任何人对这种特殊的纸张感兴趣。整个国家，几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商店、市场，贸易交换都消失了。全国只剩下唯——家”友谊商店”，是供应驻金边外国使馆一些日用品的。就是外国使馆人员到这里买东西也不用货币，而是通过记帐的办法结算。

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的地主资本家被打倒了，从理论上废除了主仆的存在，所有的法令和规定都由经过革命考验的干部们来执行；教育普及受到鼓励，小学开始上课，但中学以上的教育暂时还没有提上日程。领导者们认为，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柬埔寨，就必须建立崭新的柬埔寨文化，而这必须从扫盲做起。他们从革命军中选拔优秀战士作教师，结合实践进行教学，所有的大学被视为旧文化的象征而遭关闭，除小学外，只开办中学。由于急需一些实用技术，因此恢复了中等技术学校和电工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是重政治质量，不强调技术的高低。他们认为，技术不会可以学习，而政治质量的高低则是重大问题。过去的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全部受到排斥，被认为是受到敌人很深影响的人，对革命缺乏感情。对这些人，基本上全部送到乡下，为担心他们搞破坏，就让他们干一些不易受破坏的活，比如打石头，砍树等。他们中有的人为此走上了自杀道路。

经过严格的清查运动，全国只有3个旧知识分子和旧技术人员受到正式录用。

在抵抗运动中，宗教曾经被视为“三位一体”的组成部分。革命胜利后，这个观点立即改变。宗教被视为精神鸦片，原来奉为国教的佛教传统受到挑战，寺庙里的僧侣们也被动员起来到田里参加劳动；为防止反革命串联，邮政通信暂时终止；为体现革命者的纯洁和朴素，人们不得再佩带首饰和穿华贵的服装……

尽管人们对这些涉及到生活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时还难以适应，但同1977 年以后的严峻经历相比，这个时期被称为“金色年代”，因为维持人们生活最为关键的粮食还比较充足，人们很少听说有人因为饥饿而死。

1975年5月，一艘叫马亚克斯（MAYAGUEZ）的美国货船满载军事物资从美国出发前往泰国，在柬埔寨水域内搁浅。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柬人民解放武装部队怀疑这是一艘对新生革命政权进行破坏的问谍船，立即作出了反应。货船受到攻击的消息立即在白宫引起强烈反响，刚刚被迫撤出柬埔寨的美国人本来就心存恼怒，这一下找到了借口。很快，五角大楼就提出了报复计划，并立即得到福特总统的批准：立即在就近的美国军事基地派出两百名海军陆战队员，赶往估计关押着美国船员的岛屿，实施营救。

附近海域的柬埔寨军队早已对美国人的进攻严阵以待。没等海军陆战队员们上岸，便遭到了激烈的火力压制，当场有18人被打死。

令美国人难堪不已的是，那些船员根本没有被抓作人质，更不在这个岛上。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发现进攻错了地方，准备撤出前，他们就己被释放。

但在美国，白宫对这次事件似乎特别关注，在等待船员们释放的同时，另一个作战行动也开始实施：美国的飞机轰炸了云壤（REAM）的柬埔寨海军设施，并袭击了柬埔寨设在磅逊的唯一的炼油厂。

虽然双方都宣布在此次事件赢得了胜利，但事实上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赢家。就美国人来说，战后的撤离在心里窝了一团火，如鲠在喉，马亚克斯事件反映出美国人的苦涩与敏感；对柬埔寨的新政权来讲，此事反映了胜利后的骄做和自豪，美国人被看作手下败将，是一只根本不经打的纸老虎。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也暴露出了金边与外部世界的隔膜和通信上的障碍。

据说波尔布特和农谢这两位主要的领导人在整个事件中恰恰有病在身，没有参与对此事的处置，这可能也是金边方面在处理此们上反应迟缓的一个因素。波尔布特直到病情好转才读到整个事件的报告，久久未置一声，后来，军队中传达了他的指示：此事反映出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野心不死，我革命军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接下来的那些天里，柬埔寨全国很是紧张了一阵，以为美国人会卷土重来，至少会重新开始轰炸。一想到刚刚消失的剧烈爆炸声又会响起，人们不禁愁云满面。

值得老百姓们庆幸的是，可怕的爆炸声没有响起。美国白宫发言人在宣布此事获胜后，就转向了国内人民蝶蝶不休的经济问题；福特总统很是为他在此事上的得分感到得意：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他的支持率猛然上升了近十个百分点。所以他逢人就讲：“这粒火星为我们的信心作了美妙的装点。”从病房回到办公室的波尔布特长长地舒了口气。

胜利后的8 个月是在充满自信与乐观的气氛中度过的。从发现的波尔布特和农谢、英萨利等人在这个时期的讲话来看，他们深为自己的胜利所陶醉，认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革命的坚定性纯洁性可以同柬埔寨相比；他们不止一次地表示，柬埔寨革命已. 使这个国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的革命中学到很多经验。有一篇内部转发的文件便这么写道：“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东南亚的革命也会变得强大起来。如果东南亚的革命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同那些理解我们的朋友们展开竞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那些缺乏我们这样成就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后来一些国家的一些革命组织还真向金边派出了学习考察队，在高高的椰树下倾听从丛林战火中走出的柬埔寨革命者讲述他们的曲折经历。

胜利两个月后，波尔布特终于接受了部下的建议，搬进了靠近独立纪念碑的一幢别墅。农谢。英萨利。乔森潘也分别拥有了自己的漂亮住房。领导人们自此少有见面了，过去那种同一口锅里吃，同一顶帐篷里睡觉的生活由此结束。

10月9 日，柬共中央委员会下发了一系列文件，诸如：“关于任务与作战问题”；“总体安排计划”；“对几个特殊问题的处理方法”等。党的名称和存在仍没有公开，担任了新任务的党员都起用了化名开展工作。对一般的老百姓而言，那时只隐约听说有个权力很大的“革命组织”，对其真实情况却一无所知。表面上，出头露面的仍是民族阵线，国家元首仍是西哈努克亲王。

到10月底，虽然政府还没有成立，但柬共已开始确定人员担负政府阁员工作。第一批担任这种秘密部长职务的有13人。“书记同志”波尔布特，负责经济和国防；“副书记同志”农谢，负责党的组织和教育；英萨利负责党和政府的外交书务；乔森潘仍然担任与民族阵线、也即同西哈努克之间的联络工作。鉴于他在60年代曾担任过西哈努克政府的商务大臣，因此他同时还负责商业的统计与物价工作；贵通负责国内和国外的贸易；宋成负责安全与军书参谋部工作。其他被委以重任的还有温威，负责工业，铁路和渔业；苏瓦西（sOEUVASI）负责党中央政治办公室；农顺（NONSUON ）负责农业；青萨莫（CHHIM.sAMAUK）负责总理办公室；顺颂（SEUMSON），后来的驻朝鲜大使，负责中央委员会的新闻和宣传；英萨利的妻子英蒂丽（KHIEUTHIRITH）负责社会福利；宋成的妻子云亚（YUNYAT）负责教育，文化和宣传工作。

这13人中，大多数是在5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算得是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但在后来的3 年中，只有8人活了下来，其中有5个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罪名而被清洗。当然，这是后话了。

第三届国民大会于1975年底在金边召开，紧接着又在1976  年初召开了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会议。两次会议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审议和颁布新宪法。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担任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的西哈努克亲王和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参加了内阁会议。根据1976年1 月5 日金边发布的新闻公报，西哈努克对这部经过“全国的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柬埔寨革命军队”讨论了四次的宪法表示“由衷的满意”，并感慨他说：“我谨以崇高的爱国精神，对全国战士和劳动人民的牺牲精神和建设与保卫国家的活动表示尊敬和钦佩，我对这部新宪法表示由衷的满意。新宪法充分体现了柬埔寨人民的愿望并具有国际水平。它明白易懂，简单扼要，并已完全遵循了人民民主革命路线。这部宪法很好。我完全和衷心地拥护国歌、国旗和·国徽。”据公报讲，“宾努亲王对新宪法鼓掌祝贺，并说，内容极其完善。”乔森潘在解释这部宪法的写作过程时说：“这部宪法并不是对外国宪法研究的结果，也不是学者专家们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是我们的人民——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写下的。”公报上的话和后来西哈努克对这部宪法的评价有着巨大的差异，比如对国歌和国旗，他就有非常尖锐的意见。

但好歹这部宪法通过了。在夺取政权后近一年才成立新政府，通过新宪法，这在世界上是较少见的，其中的延误、耽搁，很令人寻味。

根据宪法，柬埔寨的合法政府更名为“民主柬埔寨政府”，由原来宾努亲王为首相的民族团结政府自然过渡。很显然，这并非是令革命组织满意的政府，但在1970 年朗诺政变后有这么一个总部驻地北京的政府，为抗美救国提供了重要的领导机构和国际地位。现在革命成功了，这个政府的使命也告结束。但结束这个政府又花了4 个月的时间。直到1976 年的4 月，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这才任命了真正在柬埔寨发生实际领导作用的新政府。

“民主柬哺寨政府”的历史应当从1976 年的4 月14 日算起。这一天，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了好凡项重大决定：——确定了人大常务委员会，由农谢担任委员长；——决定接受西哈努克的退休要求；——决定接受宾努力首的前政府的辞职；——决定任命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为乔森潘；——决定任命民主柬埔寨新政府。总理为波尔布特，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为英萨利，负责经济的副总理为温威，负责国防的副总理为宋成，新闻和宣传部长为符宁，卫生部长为秀臣，社会事务部长为英蒂丽，公共工程部长为笃澎，文化教育部长为云亚。

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政府，比如，没有财政部长，没有农业部长，没有工业部长，没有商业部长。不知为何，这几个本来应当有的部长变动成了几个委员会，隶属关系为“直属副总理府的负责经济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的主席相当于政府部长的地位”。

柬埔寨成立的新政府引起了国外的重视。当观察家们对新政府进行研究时，他们对很多第一次公开的名字感到陌生，即使是柬埔寨问题专家们也对政府成员的名单感到困惑。尤其是担任总哩的波尔布特，此为何许人？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有什么经理？过去为何没有听说过此人？他为什么能当上总理？人们关于他的唯一的了解是他参加了人民代表的选举，其身份是东部地区的橡胶工人代表，他是真正的农业工人吗？

一连串的问题都让人费解。

细心的观察家们寻遍了有关柬埔寨共产党的历史，发现在50  年代曾有人用过“波尔”这个名字，但“布特”二字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是不是同一个人？  在巴黎，  当新政府的名单公布后，  波尔布特的老朋友秀蒲拉西（THIOUNNPRAsITH）告诉在法国的柬埔寨留学生们说，这个新任总理出身于柬越边境，曾纤叁加过反对日本人和法国人的斗争，是个真正的橡胶工人。

实际上秀蒲拉西根本不知道，这个新总理是他的老朋友沙洛特绍，他不得个编出一个故事来让青年们接受一个高大的人物。

曾经在1973年驾驶飞机轰炸了朗诺总统府的皮金龙（PECHKIMLUON ），在新政府成立后不久逃往泰国。由于他曾经长期接触过柬共的领导人、所有人们极力想从他口中得知彼尔布特为何许人也。皮金龙说，毫无疑问，沙洛特绍是柬共最有权势的人物；第二号人物是农谢，英萨利排位第三，第四为宋成。他说他曾经为沙洛特绍驾驶飞机在各地视察，并描绘这个一号人物的特征是“身体肥胖，个子高大”。皮金龙特别提到，在4 月17 日庆祝胜利一周年的大会上，沙洛特绍和乔森潘都作了讲话，只是后来电台只广播了乔森潘的讲话。此时，皮金龙还不知道沙洛特绍的新名字，他一再同人们争辩，说波尔布特肯定不重要，只有沙洛特绍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

过了几个月，当报纸上开始对波尔布特进行描述时，皮金龙才猛拍脑袋：波尔布特和沙洛特绍原来是同一个人！

一位历史学家对此大发感慨，“波尔布特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挑战。在当代社会中，从没有哪个国家的革命领导人像他那样，如此成功地隐匿了自己。”自1963年他逃出金边进入丛林以来，波尔布特第一次由幕后走上了前台。

接下来的凡个月，波尔布特的新政府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一项空前绝后的伟大计划之中，这就是将从1977年开始实施的“四年计划”。后来，这个计划被你作“超大跃进”。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雄心勃勃，豪情万丈但同时又充满急躁情绪的国家发展规划。在8 月间召开的党中央会议上，波尔布特充满信心地对与会代表们说：“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4 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他的话赢得一片掌声。

认真研究这个计划便可以发现，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在很多方面还是很清醒的。比如，他客观地分析了柬埔寨是个农业国家这个本质和稳定社会的基本措施，一再说”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鉴于国家曾受外国控制的教训，波尔布特非常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坚决反对模仿外国模式，柬共中央还十分重视清除；日文比和外国文化的影响，注重发展属于新时代的革命文化。

但是，这个“四年计划”的缺陷和弱点也一望而知。比如，在确定生产指标方面过于乐观，根本就不可能完成。1970年前的和平环境内，柬埔寨的粮食产量为每公顷1 吨，而四年计划将此提高到了3 吨；过于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把政治运动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动力。波尔布特告诉人们说：“我们是否能完成这个计划呢？回答是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达到目标，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柬埔寨缺乏矿业资源，但领导者们却对发展重工业寄予厚望。以他们的设想，用不了多久，在平整的农田旁，将崛起一座座烟囱高耸的工厂，人民代表大会里将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来自产业工人。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暴露了领导者们无视于国家的资源、财政和客观条件，只盲目地定计划、提指标的情况。

四年计划非常核心的一点是集体化运动。对于农村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中国入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它意味着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意味着农民们将踏着同一个哨音走向农田，意味着所有农民家庭的厨房将不再存在，人们全都在同一个大屋子里吃着同一种食物，喝着同一种汤水。根据中央的文件，每30—40  户人办一集体食堂，每10人一桌，饭菜统一定量。在农村，社员家庭所饲养的家禽、家畜，以及房前屋后栽种的瓜果蔬菜，全归集体所有，社员家里除了必需的碗筷、衣物、桌椅、床和烧水锅外，基本没有其他东西。工厂和橡胶园的工人也享受供给制，一级劳动力每人每天3 罐大米，二级2.5 罐，三级2 罐。每人每年发给衣服两套，背心裤视两套，帽子一顶，水布一条。农村的集体化被看作是富裕的同名词，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组织里度日。7 —15岁组成少年组，离开家庭集体食宿；15岁以上的青年男女组成流动生产队，男女分别食宿，以当时领导人们的解释，实行了集体化以后，“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会越变越好。”为了表现实现这个“四年计划”的决心，领导人们提出了“超大跃进”（SUPERGREATLEFORwARD）的口号，大兴水利，筑建堤坝，改造农田。为了实现粮食均产，人们开始对农田进行统一改造，把所有的田地部整挖成100 平方米一块。通过录相，我们至今仍可见到当年人热的劳动场面：成千上万人穿着统一的黑衣，围着汗巾，在田野里来回挑土奔忙。附近的田地边上，插着一杆杆红旗，广播里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对这种场面，中国人也相当熟悉，因为它非常接近于70年代修大寨田的情形。

关于“四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各方面的看法和报道有着巨大的差异。

笔者查阅了1977年的报刊资料，如果这些报道是实事求是的话，那么说明这个计划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比如过去小农经济造成的零散小块土地，变成了大面积的整齐的稻田；由于水利工程的普及，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耕地初步解决了灌溉问题；原来的一季稻普遍改成了两季或三季；粮食已经做到了自给有余；像农具厂，水泥厂等中小型企业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全国有了200 多个工厂和车间，一座炼钢厂正在兴建，其产量可以满足全国需求的四分之一……

1978年，柬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在全国开展先进合作社运动。这是一个规定非常细致具体的决定，比如“合作社的学习规定”一项，便力：

“1 、10  天学习一次，每次1 小时30  分钟。

 2 、1 个月讨论一次，用一个上午（3 —4 小时）总结经验。

3 、3 个月召开一次大会，用文件对照合作社的具体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大会时间1 天。

在经济标准方面，规定要种植“战略蔬菜园地和战术蔬菜园地：战略蔬菜如冬瓜，南瓜和空心菜；战术蔬菜如青菜，菜豆角和茄子。”在“社员生活”方面的规定为：“合作社社员身体好。强壮。人口增加；社员有衣着；社员的饮食制度为：1 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3 天一次甜食；按党的规定有休息制度。”研究柬埔寨历史的人们大都认为“四年计划”是个大失败。比如在实现集体化，破除私有化方面，人们原来拥有的一切统统被视为公有，连田边地头的野草荡和食用菜根也被当作集体财产；在破除旧观念方面，凡是戴眼镜的人、皮肤白净和双手柔软的人，均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妇女们不得再留长发，不得佩带首饰，衣服穿着必须符合新的规范，连衣领都必须牢牢扣上；田地里的劳动量增加之后，劳动时间反而更长了，早出晚归已成家常便饭。

于是，人们被要求在往返工地的路上齐声唱歌，说是歌声可以解除疲乏；由于过分强调传统医学，农村里基本没有了西医，充任医生的大都是只经过简单培训的十几岁男女孩子，造成厂一些不必要的伤残和死亡……

对这个时期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基本都是西方的观察家和记者。他们认为，这个时期的柬埔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劳改农场，300 万由城里疏散到乡下的城市人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奴隶。民柬机构接纳了大量十几岁的孩子当作革命尖兵，对“新生者”们进行查祖宗三代的运动，没收私有财产，禁止宗教活动，监视怀疑对象等。“新生者”们的住宿被指定在尽可能集中的地方，晚上有民兵们持枪巡逻，防止逃跑。遇有反抗或问题严重者，村里的干部就有权进行审讯，直至枪毙，使人人自危，恐怖难言。由于民柬方面想要从根本上开创一个新时代，因此在家庭关系上奉行组织决定一切的方针，男女之间谈对象、由组织安排时间地点；择妻时如个人无合适者，由领导指定；结婚后，新婚夫妇度过“蜜周”后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工地或村子，彼此间不得通信，一年中只有两次相会，每次45 天。

如有特殊情况，也不得再超过10天，而且还要事先提出申请，领导特别批准。

若生了小孩，是革命的后代和财富，哺乳期满后，孩子便送进幼稚园，母亲可每月探望一次，父亲每半年探望一次……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不得随意批评干部，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人们生活得颤颤兢兢，不敢越雷他一步，因为“革命组织有上千双眼睛，如同菠萝一般”……

以上这些说法，可能有偏颇之处，属于站在局外、道听途说的产物。

由于“四年计划”所定的目标太高，有的指标根本不能完成，而有的地方干部为了迎合上层的喜欢，便虚报浮夸，报喜不报忧。本来每公顷产量为1.5 吨，但在上报数字上，硬是按“四年计划”的标准写成3 吨，甚至更多。

上层在接到这些虚数后。没有深入调查，很为人们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

大量的粮食被运走了，种田的人们反而缺粮少吃，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疾病，洪水袭击，以及越南军队在边境地区的骚扰，饥饿开始出现，死人的啊也频频发生。这个时期究竟死了多少人，已经无法证实。研究者们的结论也各自下一，有的说死厂几千人，有的说死了几万人；最多者说是死了十几万人，全部是饿殍。

民柬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建设上面，一再强调自己的道路完全是独创，既没有过去的经验，也没有照搬外国的模式。但是，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时期民柬的社会结构，不难看出，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蹈人覆辙。集体化合作化运动，是苏联1919—1921年情况的翻版；“四年计划”有着苏联30年代初期新经济计划的影子；其“超大跃进”的口号实际上是中国50年代末期“大跃进”运动的重复。另外，在政治口号上、理论上，精神和意志的认识上，民柬方面也决不是版权所有者。

胜利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民柬领导者们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农谢等人在这个时期的心态，应当说是“踌躇满志”。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波尔布特非常自豪地告诉人们：“在柬埔寨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柬埔寨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是新的、大的胜利，它具有我们柬埔寨革现阶段的跃进特色。”但令他感到烦恼的事情并不是没有。比如，他对人口只减少不增长就很有看法。他告诫人们说，全国的人口将近800 万，但党的计划是增长到2000多万，还差得远呢！怎么办？说到这里，彼尔布特笑了，又显得信心十足地发出号召：我们的目标是要尽快增加人口！

第十四章 如何对待西哈努克

波尔布特不能无视亲王与中国总理和朝鲜主席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不能无视他在国际国内不可取代的崇高声望。他派出乔森潘前往北京，迎接西哈努克回国。离别前，周恩来在病榻前说出一番肺腑之言。回国的亲王受到了热烈欢迎，但从此后便处于软禁之中，连对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表示哀悼的机会也没有得到，终于，亲王向革命组织提交了辞职信，从政治生活中完全消失了。

北京的4 月正是春光烂漫的季节。人们脱了厚厚的冬装，开始在和煦的轻风和温暖的阳光下展露自己的轻盈。

在民柬政府和柬埔寨民族团结统一阵线北京总部的大楼里，此时洋溢出与气候很相适宜的轻快气氛。攻占金边和马德望等大城市，意味着这场战争已经走到了尽头，也意味着从1970 年3月开始的流亡生活即将结束。有的人已经着手收拾行装，随时准备回归祖国。

看到国内于攻占金边当天发来的电报，西哈努克十分激动，当即回电，对柬人民和抵抗武装战胜朗诺集团。掀开柬埔寨新的历史篇章表示热烈祝贺。在这份电报中，亲王提到：柬埔寨是世界上第一次打败有史以来最为傲慢的帝国主义、也即美帝国主义的国家。5月1 日，西哈努克又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攻占金边的4 月17日为柬埔寨国庆节。

在此之前，柬埔寨的国庆为11月9 日。1953 年，法国结束了在柬埔寨的殖民统治，在这天全部撤出了它在柬的所有武装部队，将国家的所有权力交给了柬埔寨人民。西哈努克由于在争取独立中的功绩，被人称作“独立之父”，每一年的11月9 日，西哈努克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

但昔日的荣光为新的辉煌取代了。因为“1975 年4 月17日是柬埔寨首都金边光荣地被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解放的日子。”“这是柬埔寨2000年历史的最伟大，最美好和最完全的胜利……因此，4 月17日应作为柬埔寨历史和民族生活的最光荣的日子来纪念。”但驻北京的外国观察家们注意到，西哈努克似乎并不急于回国。攻占金边之日，正是其母哥莎玛王后病重之时。医院里的检查证实，王后己身患绝症，生命去日无多。西哈努克从来对母亲就孝敬尊重，郎诺政变时，哥莎玛王后被困金边，令西哈努克日日牵肠挂肚，经多方努力，才得以使朗诺对王后放行，到北京与儿子团聚。现在，胜利到来，而母亲却难以在王宫里与子民们共同庆愤了，想到这里，亲王不禁热泪盈眶。

当然，西哈努克没有立即返回金边决不仅仅因为母亲的疾病。由于战火甫熄，百废待兴，出于种种考虑，住在金边火车站二楼上的波尔布持没有向亲王发出口国的邀请。但是，无论是红色高棉的领导者们还是普通的柬埔寨村民，人人都在胜利之日想到了来王，有的人公开找出在朗诺时期藏匿起来的亲王的肖像，恭恭敬敬地挂到墙上。

尽管朗诺早已否定了西哈努克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否定了亲王所代表的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在一个君主制实行了上千年的国家，怎么可能让人们在一夜之间就抛开国王王后，进入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之中呢？尽管西哈努克其父去世后，亲王没有再归王位，但是他以亲王身份担任国家元首，在人民心目中，实际上一如他当年担任国上时的情形。所以，西哈努克的画像、红墙黄瓦的王宫，都是君主上权和国家统一的象征，令人们顶礼膜拜。朗诺政变之后，宣布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切断了君主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在笃信王权的人民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国家不再有了统一的象征，奉行千年的权威顷刻之间丧失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注定了朗诺得不到人民支持从而必定垮台的命运。

对于波尔布特等人来说，当然明白西哈努克对于抵抗运动的重要意义。

即便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在想到亲王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想到他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朝鲜主席金日成的良好私人关系，同时也想到他在国内政治生活和国际讲坛上其他柬埔寨人不可取代的崇高声望。因此，当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安静的城市之后，他们开始考虑止亲王回到柬埔寨，并在国际上为树立新政权的形象而发挥作用。

由于朗诺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旧政权在国际各类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自然要由新政权取代。8 月份，英萨利代表新政权参加了在利马召开的下结盟国家会议，初露头角。但是，人们对于这个政权和代表这个政权的人实在是了解得大少了，而新政权又迫不及待地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因此，在如何组成将于10月召开的第30届联合国大会柬埔寨代表团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有一番热烈的议论，最后决定：由西哈努克代表柬埔寨前往纽约出席大会。

这是柬埔寨新政权在联合国的第一次亮相，关系到国际社会对这个政权的最初印象。按照波尔布特的想法，在联合国大会结束之后，亲王还将到一些对新政权持友好态度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访问。由于西哈努克远在北京，而新政权如何在国际讲坛上展示自己的形象、如何表述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确需要一番反反复复的认真研究；再则，西哈努克对于新政权有些什么看法，他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次外交使命，对波尔布特等人而言，也是一个急需了解的问题。

为了显示新政权对亲王的尊重和诚意，同时也表示此次使命的重大意义，波尔布特决定派出乔森潘，英萨利夫人英蒂丽前往北京，邀请亲王返回金边。

两位特使在亲王的豪华别墅里一讲明来意，西哈努克便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并双手合十向两位特使表示感谢。“这些年来，我朝思暮想回到祖国，回到我热爱的人民中间。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考虑。”停了停，他又说道：“我非常感谢革命组织对我的信任，交给我这样的任务，使我能实实在在地为我国人民作一些事情。我相信我能够圆满地做好这次联合国工作”“我们想请亲工尽快动身，早一点回国，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我们的外交政策。”乔森潘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亲王。

“在我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西哈努克很爽快地答应，“只是，我想在回国前，去向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辞行。这些年来，中国给了我们全力支持，我也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乔森潘和英蒂丽相互对视一眼，彼此都点头表示同意。当天，西哈努克就收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答复：同意会见，时间由亲王决定。同时，也邀请乔森潘和英蒂丽参加。

作为东方君上制代表人物的西哈努克和共产党中国两位领袖的特殊友谊，是世人尽知的。自从1955年亲王同周恩来第一次会见起，两个国家的关系一直在稳定地发展。1970年朗诺政变，使两国的关系经受了严峻考验，中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支持弱小国家维护独立和尊严、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严正立场。在北京的许多外交场合上，只要一有机会，周恩来总是要尽可能地邀请西哈努克参加，热情地把他介绍给一些中国的新知故旧。对于西哈努克在中国期间的生活和他外出访问参观等活动，事无巨细，周恩来都要亲自过问，并让人为亲王的外出安排舒适的专列或专机。从1970年西哈努克到中国至1975年亲王离华回柬埔寨的5 年中，他访问了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伊拉克、埃及，苏丹、但桑尼亚，赞比亚。乌干达、索马里等国，全部都是乘坐周恩来总理特别为他安排的专机，另外还有一架货运飞机装运亲王在访问中要赠送的礼品。每一次西哈努克出访，周恩来都坚持亲自到机场送行，归来时又亲自到机场迎接，关怀之情让人感动不已。

许多年后，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一书中，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他到医院里向周恩来告别时的情形。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身染沉菏，虚弱不堪地躺在医院病床上。几十年来为革命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已耗尽了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心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近十年翻天覆地的浩劫，周恩来在长久地苦撑危局之后，终于累倒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岗位上。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曾代表了一个时代风范的伟大灵魂，即将熄灭沉寂。

当西哈努克、莫尼克公主、宾努亲王、乔森潘以及英蒂丽来到医院时，身穿长袍睡衣的周恩来正倚靠在沙发上闭目休息。在护士的搀扶下，周恩来撑起身子，按柬埔寨礼节一一向人们双手合十致意。

尽管周恩来已经非常疲惫虚弱，但他神志仍一如往常清醒，一双眼睛炯炯闪亮。西哈努克告诉周恩来，他即将返回祖国并代表新政权前往联合国，周总理一听显得十分高兴，连连向亲王表示祝贺。然后，他转向了乔森潘和英蒂丽。

作为一个革命者，乔森潘对中国总理充满了敬佩之情。1958年，周恩来访问柬埔寨时，乔森潘还是一所中学的教师。他骑着自行车跑了10公里，到机场的栏杆外，目睹了机场欢迎仪式上周恩来的风采。此后多年，周恩来的形象都在他脑子里难以磨灭。此时望着病房里的周恩来，乔森潘心上滚过一丝不祥的阴云。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朝乔森潘说道。由于呼吸不畅，周恩来每说几个字，就要略作停顿，“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此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出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你们的国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做法，那肯定会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说到这里，周恩来停下来，在护士的帮助下服下几粒药片，然后重转向刚才的话题，“共产主义应当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再蹈我们的覆辙。”乔森潘和英蒂丽对周恩来的话频频点头。但当时谁都不可能意识到，中国总理已经多么准确地预见了将在柬埔寨发生的灾难。

3 个多月后，周恩来逝世。消息传到柬埔寨时，正处于创建新国家运动核心的乔森潘想起了这次与周恩来最后的会见，心上不由得一震。那几天，民主柬埔寨的新宪法刚刚公布，柬埔寨的历史正要开始新的飞跃，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阴影下大踏步迈进社会主义，并将共产主义视为整个革命的最高目标。周恩来难道真的看准了柬埔寨将要经历的道路？

被软禁于王宫的西哈努克向波尔布特提出，准允他前往北京，向他最忠实的朋友致以最后的敬意，但却没有获得批准。

在世界政治人物中，毛泽东和西哈努克是具有少见的巨大政治背景反差但却相处非常友好的两位领导人。让所有西方人都感到吃惊的是。中国这位革命领袖在毫不留情地扫除所有封建帝下的残渣余孽的同时，却友好地紧握西哈努克这位柬埔寨王权代表人的手，与他谈笑风声，并一再说，他喜欢同西哈努克这样的人打交道。在中国各种最高规格的外交场合中，西哈努克总要受到被中国人民奉为神一般的毛泽东的礼遇。

西哈努克早就听说，81岁的毛泽东也像周恩来一样，重病在身了过去，每当西哈努克到毛汗东的住处拜访时，毛泽东都要夹到门口迎接，锌别时再执手相送到门口. 直看着汽车驶出视线才回转过身。可是这一次，重病己使毛泽东不可能再重复过去的礼节了。当亲下一行走进他所熟悉的那所游泳池旁边的住所时，正仰靠在一个大沙发上的毛泽东在两位护士的搀扶下站起身来，久久地握住西哈努克的手，然后又同乔森潘等人一一握手。

由于重病，毛泽东说话己非常困难了，要费很大劲才吐出儿个音节，随行的柬埔寨语翻译感到十分为难。好在有一位语言专家在场，能够队毛泽东的嘴唇蠕动和他的手势运动判断出话语的意思，毛泽东那天显得有些疲惫，但他还是微笑地青着西哈努克，如出他对亲王一如既往的好感。

面对这位伟人，所有在场的人部显得十分恭敬，认真聆听他的教诲。他希望乔森潘和英蒂丽能够转达他的意思，不得虐侍莫尼克公主和亲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和纳林卡朋，不得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然后。他转向西哈努克，希望他不要辞去红色高棉政权（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职务。

说到此，毛泽东做了个手势。他伸出左手，用右手往里扳回一个指头，以形象的说明他话里的含义。他说，在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之间，只有一点分歧，但却有口点一致。他重复说，亲王不应该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而应当在高棉人民和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对这个新政权的坚决支持。

对毛泽东的话，西哈努克似乎早有准备，没有作任何回答，只是礼貌地报以微笑。他知道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告诉毛主席所有他此时的感想，而期望主席能另有一番说法呢？而且当时谁也想象不到，波尔布待和他的追随者们会采取一种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给柬埔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毛泽东本人也绝不会想到，亲王一家一回到柬埔寨，就会处于软禁之中，与外界完全失去厂联系，以至于一年后毛泽东逝世时，西哈努克竟然无法向北京发出一封唁电！

西哈努电在阔别5年的上宫里停留了19天，然后启程前往纽约，参加第30届联合国大会。

站在宽敞的联合国会大厅的讲坛上，西哈努克激动不已，直望着大厅熟悉的场景和下面各种肤色的代表，好久没有出声。50  年代和60  年代，他曾代表国家。在这里慷慨激昂地表达过柬埔寨的声音，多次参加决定世界命运的讨论和表决。5 年的阔别之后，他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国际舞台的中心。当大会主席宣布、下而由柬埔寨的两哈努克亲王讲话时，全场一片掌声。

5 年以来，柬埔寨的席位一直由朗诺政权所占据，现在，西哈努克扬盾吐气地宣布：“我作为国家元首的、并且自1950年以来就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柬埔泰国家不会承认在1970年3 月18日和1975年4 月17日之间非法占据柬埔寨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或有联系的各组织中的席位的所谓‘高棉共和国’的发言、声明、投票、保证和其他行动的有效性。”这份由波尔布恃等人审定的讲稿，共13个部分，洋洋万言，涉及到了国际国内的各个方面。由于金边解放后基本处于对外封闭状态，外国人很难了解柬国内的局势，所以西哈努克的讲话自然引人注目，至少它提供了这个国家政策的基调。比如，它强烈抨击了支持朗诺政权的美国；认为柬埔寨是第三世界斗争的榜样；柬埔寨在重建中所走的自力更生、彻底独立的道路；它支持越南进入联合同的姿态；它在外交上的基本政策等等。

西哈努克在联合国的出现是他个人也是红色高棉新政权的成功，至少让亲王在被排斥5 年之后，长长地出了口恶气。会议结束之后，他又去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缔结新政权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不遗余力。

回到北京时，已是10月中旬了。他把跟随他多年的属下们召集拢来，对他们说、由于柬埔寨的战争已经结束，新政权已经建立，设在北京的民族团结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总部的使命已告完结，他已经决定回到柬埔寨，回到人民中间，“当初我发过誓，一旦推翻了朗诺政变集团，我就会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人民中间。现在，我必须实践诺言。但是，”西哈努克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用柔和的目光看着他再熟悉不过的这些同胞们：“我愿意让大家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跟我返回柬埔茶，或者另择他路，我一定会尊重大家的选择。”亲王的这番话让人们感到意外。对情感和民族精神方面来讲，人们当然会选择跟随西哈努电的道路，但是，人们似乎对目前金边的新政权缺乏了解，对他们自4 月攻占金边以来的所作所为——诸如疏散城市人口，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等——难以理解，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大多数人作出了离开亲王，到西方国家生活的选择。眼看朝夕相处的这些亲戚，朋友即将别离，亲王难以抑制感情，在专门举行的告别宴会上热泪横流。

1975年底，西哈努克携着夫人莫尼克公主，莫尼克的母亲以及几个忠心耿耿的随员返回金边。与9月份西哈努克因公务返回金边不同的是，他这次是关闭了民族团结阵线和政府在北京的，总部、以柬埔寨普通公民的身份返回自己祖国的。为了表达对这位民族统一阵线主席的欢迎，让具有忠君观念的民众获得安慰，波尔布特组织了欢迎仪式，让上千名群众在波成东机场和金边市中心挥舞鲜花向亲王致意。乔森潘、宋成和一些高级官员亲到机场，迎接为高棉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前国王和国家元首。

机场欢迎的情景应与说还是很热烈的，至少双方都感到十分真诚。1973年西哈努克从中国经“胡志明小道”回柬埔寨视察解放区的时候，到柬、老边境迎接亲王的就是乔森潘和宋成，这一回，担负迎接使命的仍是这两位与亲王有过多年交往的红色高棉重要人物。当亲王走下飞机，满面笑容的乔森潘和宋成立即迎上前，双手合十，向亲王致意，然后与西哈努克热烈拥抱。

汽车在遭受过飞机与炮火轰炸、尚未完全修复的公路上行进，不时可以听到群众在干部的带领下高呼口号。几年前，每当身为国家元首的西哈努克从国外归来时，从机场到王宫途中所听到的大都是“亲王父亲万岁”，“我们永远忠于亲王”一类的口号，但这次不同，人们虽然是欢迎亲王回国，但没有一句口号跟亲王有关，全部是“革命组织万岁”，“永远忠于革命组织”，“英勇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战无不胜”等等。事隔多年，西哈努克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那天的场面总让人感到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它显得有些不真实。

站在祖国的土地之上，西哈努克感到自己的生命被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但与此同时，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又让他感到非常难以适应。他回国的愿望之一，是要生活于人民之中，但是，以他所见，偌大的金边城已失却了往日的喧闹与繁荣景象，大街小巷连行人都难得遇见；往日香火旺盛的寺庙，如今冷冷清清，僧侣们全都疏散去了乡下修筑堤坝，没有人再念经诵佛了；到了夜晚，本来就缺少电力的金边城，更显得没有生气，偶尔有汽车或装甲车驶过，马达声会打破整个城市的沉寂。

西哈努克在莫尼克公主的陪伴下，踏着银色月光在王城里散步。与前几年相比，王城里的情景有了很多变化。由于失修，宫殿的有些部位已经出现了破漏，装饰壁画出现了污损，石阶出现＼了断裂，让人一看就感到这里似乎是被遗弃多年的古迹。宫里最华贵的银宫，以铺砌约4700块镂花银砖和描绘有柬埔寨历代战争故事的彩色壁画而著称于世。过去，这里是王族朝圣拜佛之地，9 月份西哈努克回柬准备赴联合国讲话时，曾在这里主持了悲悼仪式，对在6 月份逝世于北京的母亲哥莎玛王后进行高棉风俗的祭奠。此刻，西哈努克站在殿内的上千尊大小金佛面前，禁不住想起了与他最爱戴的母亲绝别时的情景，想起了他早逝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和祖父苏他罗亲王的谆谆教诲，由此又想到了许许多多发生在这个宫中的往事，心中一阵阵浪潮翻涌。

新年刚过，西哈努克看到了特别国民大会所属的新宪法起草委员会送来的新宪法草案。在这部宪法里，柬埔寨被正式命名为“民主柬埔寨”，确定了新的国旗、国徽、国歌，设立了拥有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主席团，设立了执法和司法机构。宪法丝毫没有提到君主制度和国家元首，实际上也就宣布了君主制和国家元首制度遭到废除。

1 月5 日，新闻和宣传大臣符宁通过民族统一阵线之声电台亲自宣读了关于实施新宪法的新闻公报，其中提到：1月3日，西哈努克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他对新宪法表示由衷的满意，认为它体现了柬埔寨人民的愿望并具有国际水平。

但是，西哈努克将在新政权中担任什么职务，起什么样的作用，从宪法中一点也看不出来。

1 月6 日，西哈努克的亲密朋友、中国总理周恩来去世。消息传来，亲王悲痛万分，一再要求前往北京参加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但是，这个要求没有获得批准。西哈努克被告知，他有必要到农村看看，了解一下人民群众建设新国家的革命热情。

许多年以后，西哈努克谈到了他在带领下去北部地区参观的情形。劳动场面是前所未有的，给人的震憾也是从没有过的。成千上万人在红旗的辉映下，挑着担予奔跑在修筑水利工程的工地上，他们身穿的几乎完全一样的黑衣和搭在肩头的红色汗巾，也同样给了西哈努克深刻的印象。

3 月初，西哈努克主动向“革命组织”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对柬共中央委员会而言，这多少是个意外，当天，波尔布特便召集会议，研究西哈努克辞职可能会在国内外造成的影响。

西哈努克为何要辞职一事，外界传得沸沸扬扬。许多持偏见的人认为，亲王是对红色高棉政权失望之后做出的抉择；还有的人认为，这是亲王在威胁和逼迫下的举动。

1973年10月5 日，美国著名记者苏兹贝克在采访西哈努克时，请亲王谈谈抵抗运动如果获得胜利，他准备如何来治理国家和安排政治生活。西哈努克出乎意料地回答说道：一旦问题解决，和平到来，他将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我们重新获得独立之后，我就不再当国家元首了。”“那么，由谁来领导国家呢？您又准备怎么安排您的政治生活呢？”苏兹贝克问。

“那时候嘛，由红色高棉来领导，西哈努克将退休。”亲王回答，“我非常累，已经不再那样年轻了。我讨厌政治。我已决定在中护国度过我的余生……我将支持红色高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已经失去了干劲和勇气。”后来，西哈努克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要退休的事情。从1941年担任国王以来，他已经从事政治活动35年，累了，也厌倦了。

“革命组织”是如何研究西哈努克辞职一事的，实在是众说纷坛，这涉及到一个政权当时的最高机密。流传甚广的关于这件事的内幕，据说是来自于民柬政权败出金边后所遗下的文件。

在柬共内部，乔森潘一直负责与北京总部、也即与西哈努克之间进行联系，所以亲王要求退休的信，也交到了乔森潘的手中。在专门为此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乔森潘告诉人们说，西哈努克向“组织”写了两封信。如同他往常一样，这种正式的文件全是用法语写成的。其中一封信是说“因健康原因辞职”；第二封信是给全柬人民的公开信，落款日期为1976年3 月20日，这正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日子。

乔森潘在读完两封信后，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结果还是波尔布特结束了核心领导层会议的冷场：他认为西哈努克的辞职毫无意义。“西哈努克并不是现在才辞职，早在1971年他就辞职了。”波尔布特此话是指从1971年以来，英萨利就被派驻北京，在红色高棉的眼里，是在督导着西哈努克的所有政治活动。波尔布特告诉人们，他完全同意西哈努克辞职。他所依据的理由是“西哈努克、他的妻子和革命之间形成的阶级矛盾。他不再与我们同路了。”第二点是如果让西哈努克继续在柬埔寨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将会使民柬政府感到为难。依据柬埔寨问题专家钱德勒（DAVIDP。CHANDLER）的说法，柬埔寨的革命已经成功了，不再需要西哈努克了，亲王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但是，波尔布特也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依西哈努克的愿望让他离开这个国家，会使中国人感到不快，但如果让他留在金边，他若有不满或发表对当局的批评，又将会使政府感到难堪。

“不过，西哈努克至少是个爱国主义者，虽然他妻子并非适合这个称号。”会议最后采纳了波尔布特的建议：由乔森潘安排一次同西哈努克的会见，对他的辞职建议给以充分的赞扬和高度评价，然后让他暂时收回辞职报告，待所有问题都安排妥当之后再提出来不迟。会议在认真研究了亲王去留问题的利弊之后决定，西哈努克继续留在金边。

两天之后，乔森潘同西哈努克进行了会面。这么些年来，两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深的了解，乔森潘感到，西哈努克辞职确实是出自于个人的意愿，而且亲王一再声明，他的信决无意于使组织感到难堪。波尔市特在听过乔森潘的汇报之后，决定召开一次民族阵线的内阁会议，以对亲王的要求予以批准；另外，亲王要作一个讲话录音，说明辞职原因并表示对新政权的支持。鉴于西哈努克为柬埔寨革命的胜利也作出了贡献，因此他不会受到伤害。

对以上这些关于亲王辞职的说法，虽然广为流传，也多见诸文字，但笔者对此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因为据我得到的正式文件，民柬方面对西哈努克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

4月5日，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了西哈努克于4月2日发表的退休声明。

在这份1000多字的讲话中，西哈努克首先对人民代表大会、民柬宪法进行了赞誉，认为“这个新时代无疑将是我们两千年的民族历史上光辉灿烂和最光荣的时代。”西哈努克对人们说：“当1970年3月18日朗诺及其集团在金边发动政变时，我曾对自己和柬埔寨人民发誓，当我成功地伴随柬埔寨人民到达对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取得了完全胜利的彼岸，也就是到达了新的革命时代的门口时，我就将完全永久地退出政治舞台。因为，按任何理由来说，我的作用都将应该在这个时候结束。”亲王在对革命形势作了高度评价、又对新政权给了他崇高的待遇表示感谢之后说：“从1941年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以来，我已经服务了35年，从1970年3 月18日（朗诺反民族政变的日子）到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队完全和最终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性日子），卖国贼集团对我百般中伤，并且对我进行诽谤和侮辱。我将永远感激柬埔寨人民及其男、女英雄和革命组织，他们给我洗刷了这一切诽谤，并使我在世界和历史面前完全恢复了名誉。我怀着这种感情，相信我们的人民和革命组织对我兄弟般的谅解，谨请他们允许我从今天起退休。同时向他们保证，我将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永远热情支持柬埔寨人民，民主柬埔寨的革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团、革命组织和伟大革命军队。”在同一天的广播中，发表了民主柬埔寨政府4月4日发表的关于西哈努克亲王请求退休声明的声明。

它没有提到西哈努克自1941年从政以来的政绩和成就，只谨慎地评价“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卓越的爱国亲王，他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极其野蛮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内阁会议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这一退休要求表示惋惜，但同时也尊重他的崇高愿望。

内阁会议决定接受这一要求，同时，内闸会议决定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如下建议：

一、鉴于西哈努克亲王在过去5 年……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对柬埔寨民族所作出的贡献，内阁会议一致建议授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伟大爱国英雄的称号。与此同时，内阁会议建议树立一个纪念碑纪念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所作出的功绩。

二、民主柬埔寨政府将完全保证亲王和他的家庭享受到与前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前主要头衔相你的生活条件。同时，民主柬埔寨政府建议发给亲王每个季度2000美元，即每年8000美元的退休金。政府将把上述建议提交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在4 月11日至13日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个建议没有任何疑义地得到了通过。

后来的33个月里，西哈努克完全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在金边王宫由政府划定的区域内，西哈努克和他的妻子莫尼克公主开始过上了事实上的软禁生活。他不能与外界通邮，到柬埔寨访问的外国人士如果提出会见西哈努克的要求，会被政府告知亲王拒绝会见；有时候，外国领导人送给西哈努克的书籍和纪念品。也会遭到扣留。

据说在亲王被软禁期间，唯一前去看望过他的政府高级官员是乔森潘。

这位曾担任过西哈努克政府商务部长的革命者，用自己的汽车带上亲王，到郊外参观乌东古王城，参观万众涌动，参加集体化劳动的壮观场面。可以想见，心情抑郁的亲王和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乔森潘坐在车里，肯定是好长时间没有言谈。他们想说和不想说的一切，大概部包容在无语的沉默之中了。

令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更为悲伤的，是他们的许多儿孙被分开了。西哈努克与他的两个成年儿子、两个女儿和大约10个孙儿孙女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身在何处，是否安好。

告别了繁忙政务的西哈努克亲王开始接触过去在位时决不可能担负的体力劳动，在宫中每日自已打扫房间，做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儿。闲下来，他除了读书，便是在宫内划定的地域散步，看眼前的雕梁画栋，红墙黄瓦，远望银宫里翠玉雕成的玉佛和塑有千尊金佛的辉煌佛殿，心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祖先的伟业功勋。

时不时的，亲王会想起他作为这个国家君王和国家元首期间的许多往事。有的事情在当时就显出了预兆，只不过被忽视掉了。事过多年，尤其是在自已的生命又处于一个低潮期的时候，那种预兆就显得更为明显了——1941年10月30日，西哈努克就任柬埔寨国王的加冕典礼在他19岁生日这天举行。盛大加冕庆典之后的当天晚上，命运给了他一个不祥的预兆：

一场大风吹灭了象征着胜利的蜡烛，而那是当天上午他当着佛教僧侣和宫廷及全国达官显宦们的面点燃起来的。按照惯例，这支蜡烛应该保持3天3 夜的长明。

王宫和金边王权维护者们都为这个意外惊呆了。人们顶言。大难大灾将要降临到西哈努克的头上，降临到国家和高棉民族。而后来，西哈努克把被朗诺废黜看成是这个预言的应验，君主制被那些从君主制捞到好处的人废除了。

这个凶兆多年来一直缠绕着西哈努克。他曾一次次地自句：难道从登基那一天开始，我就是一个不幸的君主吗？

第十五章 大清洗

从1976年9 月开始，波尔布特开始在党内和军内开展大清洗运动，为此专门设立了审判机构。一大批老战士和担任领导职务的高级领导人遭到逮捕。英萨利透露说，当时曾经发生过一场政变。波尔布特再次强调秘密工作的高度重要性，任何靠近他的人都要受到搜身。

为关押“反革命”罪犯，一所中学被改造成临时监狱。

如今被当作“波尔布特种族屠杀展览馆”对外开放。

对于民柬政府来说，1976年的9 月10日带来一个多事之秋。

9 月5 日，党的青年杂志在9 月号上刊登了一篇长达10页的文章，庆祝党的25周年生日。以这篇文章的观点和纪念日来看，显然把党的成立时间定在1951 年9月了，而这与波尔布特等党中央领导人的观点大大相左。在波尔布特等领导人看来，建党的确切时间是在1960年9月30日，在那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等现任党的主要领导人均进入中央委员会，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从1974年起，党的文件在提到建党日的时候，统统把1960年作为党的诞辰时间。在1976年党中央常委会议上，专门对党的诞辰日作了一个决议：“不要再用1951年这个概念，从此对之进行明确分划。”文章发表后仅几天，9 月10日，担任民柬总理的波尔布特突然以健康原因宣布辞职，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农谢代理总理职务。此决议由金边广播电台对外宣布后，国内外颇感茫然。

9月11日，柬共东北大区的书记黎萨南（NEYSARAN）以叛国罪遭到逮捕。

几天之后，党的元老、波尔布特的老战友高密（KEOMEAS ）也以同样的罪名被捕。不久，以同样罪名被捕的还有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老战友、前中央委员科莫立（KEOMONI ），柬埔寨驻河内大使善安（SIENAN），以及东大区好几位资深的高级官员。

10月份，波尔布特又出人意料地恢复了工作，而顶替过他职务的农谢并没有什么被打击清洗的迹象。这说明，波尔布特短暂的辞职可能确实是因为身体原因。但许多国外的观察家们认为，波尔布特此举的目的在于迷惑政敌，让他们统统跳出来，然后再一网打尽。

后来，人们根据黎萨南和高密在监狱里不完整的供词判断，两人并非要策划阴谋推翻波尔布特，而是因为两人都是老革命，他们和他们手下的人对波尔布特所持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四年计划”所反映出来的左倾政策感到不满。

英萨利后来对人说，1976年9月曾发生过一次政变。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并没有异常的军事行动，也没有重要的军事将须被捕，所以这个说法让人难以相信。研究柬埔寨问题的专家们分析：波尔布特很可能是通过对两位颇有分量的人物的逮捕，来对党内的不满和反对情绪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次所谓的“政变”，民柬政府原来是准备将“四年计划”公诸于世的，在当年9 月30 日党的生日那天，原本还计划宣布柬埔寨共产党的公开。由于“杂志事件”和随之而来的清洗，党的公开被推迟了一年，而“四年计划”根本就没有公布。当年党的生日那天，所有的庆祝活动都被取消了，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将大量时间花在判断分析党内外敌人推翻民柬政府的阴谋上。

自此，民柬政府和柬共内部，开始了一场清洗运动。这场运动的代名词是一个叫图士伦（TUOLSLENG ）的地方，代号为S —21。

关于S —21的情况传说颇多，研究者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证实和分辨。可以肯定的是，地处金边东北的S —21  原来是个高级中学，叫乔蓬亚（CHAUPONHEAYAT ），1975年底被用作为民柬关押犯人的看守所，主任为康克尤（KAINGKEKIEU ）。这里的工作人员大多为受过战火考验的农村战士。1975年起用这个地方的时候，只有200 多个犯人：1976年被关进2000多人；1977  年又增加了6000多人；1978年关进这里的人超过了l0000 人。

总和起来，这里至少关押过近20000 人，其中肩14000人有明确记载。所有犯人和他们所犯罪行的档案是留在这里的手写和打印审讯记录与供词，一共4000多份，有的仅仅几页纸，有的则长达几百页。

攻击民柬政府执政时期政策的人，把这里称作为“种族屠杀展览馆”（GENOCIDEMUSEUM），声言在近2 万被关押的犯人中，仅仅只有6人生还，其余全部遭到处死。因此，他们把此地比作为纳粹当年的集中营。

而民柬方面对此的解释是：不承认是刽子手。当时的确杀了一些人，但他们都是坏人。并反问道：哪个政权不镇压它的敌人？

有一点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被关押在这里的犯人，除了一些朗诺政府的官员、刑事犯罪分子外，绝大多数是民柬政权自己的官员或柬共党员，其中不乏党的元老，高级军事指挥官，大区一级（一个大区管几个省）的党书记，知识分子等等。让人惊讶不已的是，几乎所有的供词全部承认犯有反党罪行，并供认自己是外国情报机构的派遣特务。80年代以来，这里的好些供词流传到了外界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的手中，其中曾担任新闻宣传部长的符宁的供词被翻译公开发表。由此，研究者们判断，自柬共掌权以来，在民柬内部，尤其是柬共高层，曾经历了一连串尖锐的斗争。

由于民柬执政时期执行封闭政策，外界对这个国家的内部情况了解甚少，因此，这4000份供词自然成了研究民束政府的珍贵材料。但是，要依据这些供词来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作任何论断都是相当片面的，因为即便是这些供词全都成立，研究者们到1991年也仅只阅读了其中的十分之一。

但纵观整个民柬执政时期，为稳固政权而进行的党内党外斗争肯定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页，从这个意义来讲，这段历中显然是值得研究的。

 队1975年底到1976年初，被关押到S —21来的人大都是朗诺政权的官兵，在国外受过训而被怀疑的人，零星的外国浪人和为数不多的在党的农村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

1976 年5月，一支隶属于柬共170中央师、1975年底刚从东大区调驻于金边的部队，在靠近党中央总部附近，引爆了一个军火库，这次爆炸的起因不明，有可能是意外事故，也可能是人为的破坏，因为当时正值这支部队的士兵要求退伍，解甲归田。各级指挥官立即被撤职并受到看管，其政委蓬桑巴（PROMSOMBAT）——一位33岁的前僧侣——遭到逮捕关入S —21，在一桩定性为“阴谋”的案件中，他被用罗马数字编号为1，到年底，这个案件牵涉到的人已编号到了19。

蓬桑巴出身于一个中农之家，1963年走出寺庙到丛林参加了革命。1968年，他在磅同省加入了柬埔寨共产党。战争期间，他一直在东部大区工作，调入金边还不满半年。有人传说他被捕的真实原因是冈为他在1968年的时候冒犯过一位柬共高级官员，但也有人说，在1976年4 月，金边郊外已经架起大炮，瞄准了波尔布特的指挥部，这才使得政府抢先一步在政变前下手。

蓬桑巴在S —21里受到两个多月的审讯，写下了几百页的供词。他招供说，他一直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越南和革命前极其活跃的亲美，反对西哈努克的“自由高棉”工作。他供词的真实程度很难分辨，因为他同时所说的“自由高棉”得到了苏联和越南的支持这点，让人不可思议。在70年代，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越南情报机构扯到一起显然是荒谬的。

但S —21的主任康克尤却据此整理出了一份报告，报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宋成，再通过宋成转送给中央各位领导人。蓬桑巴被判定为发动一次反对政府的政变，由他而起，牵连至他的同事和战友，引起了一场大逮捕。1980年，后来任金边政权总理、现任柬埔寨第二首相洪森说，蓬桑巴当时招认说要拿下金边，他的同事们则拿下波萝勉省（PREYVENG）和柴桢省（SVAYRIENG ），这是在严刑拷打下供认的。

在柬共青年杂志出现了关于建党日期错误之后被捕的柬共创始人之一高密（KEOMEAS）MEAS）和东北大区书记黎萨南（NEYSARAN）被关进了S —21。

两人对被捕毫无思想准备，当局也没有履行正式的逮捕手续。两人当时显然都认为这是个误会，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被释放。他们持这种想法是相当有根据的，因为两人都是“大哥大”波尔布特的老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50年代。高密还曾同英萨利的妻子乔蒂丽在河内同事，后来又随英萨利一同在北京的民族解放阵线总部工作。黎萨南曾经长期跟随波尔布特，他的妻子在丛林艰苦斗争环境中尽职尽责地担任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厨帅。在他们两人的供词中，充满了被捕后的苦恼和惊讶。同时也流露出了对波尔布特很真切的感情。

高密在狱中给老朋友波尔布特写了好几封信，极力声辩自己的无辜，同时又回顾往事，试图唤起“大哥大”对友谊的珍惜。每封信的开头几乎都是同样的话：“不久前我给您写了一封信，不知您是否收到？”后来，当审讯者指控他组建反对党时，他愤怒不已：“我感到这些指控相当荒唐。”他在供词中写道，“这简直不可理喻。我从来没有作过这种事情……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您认为不能放过我，那么我的前途只能是死路一条。”可是，60年代与他在同一个办公室分析地图的老朋友，没有任何回音。

黎萨南在60年代也是波尔布特在“100 号”办公室的老朋友。1970年以后的战争中，他在东北部颇具名声。被捕10天后，他在他的供词后面附了一个说明：“我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写下以下这段话：我谨郑重声明，从9 月28 日起，我的所有供词均是在严刑之下作出的。”但这句话被康克尤用笔划掉，批示道：“不能写这样的话。你没有权利向组织报告这样的问题。”黎萨南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不满，他在他的供词旁重又写了一句：“如果你们要强迫我照你们需要的回答，那你们就只有用折磨我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对康克尤来说，黎萨南的固执确实太过分了。在10月月1 日看守所的会议上，他告诉负责黎萨南一案的人员：“组织已经对黎萨南的案子作出了决定，如果此人继续隐瞒他的叛国罪行，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不能容忍他继续同我们玩把戏。组织认为，他的行为是在蔑视党。”康克尤向部下们交代：对黎萨南继续使用强制手段，即便这导致他的死亡，也不被看作为违犯组织纪律。

黎萨南又被审讯了一个星期，然后遭到处决。

成立还不到两年的新政权内部几乎没有任何人反对将反革命统统处死。

一旦被捕，被关进S —21，如何交代，交代什么，是真是假，已没有什么关系了。一跨进那道铁门，等于你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既然像高密、黎萨南这佯的资深高级官员同时又同波尔布特有过密切交往的人也不能幸免被捕，那就等于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组织的审查而被关进S —21。

当年11月，在柬共党内颇有威信的农顺（NONSUON ）从国外访问归来，刚踏上祖国土地便遭到逮捕，其罪名仍是叛国。

到1976年底，党内的斗争似乎变得非常激烈，而且有公开化的趋向。对波尔布特、英萨利等领导人来讲，头等大事当然是稳固权力，保住党的地位。

波尔布特身边的人为了保住自己，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和推断能力，在队伍内部拼命深挖“病菌”，在打击“叛徒”们的同时，使自己免被清洗。当时颇为流行的观点是，党永远英明，洞察，一切，党对任何入的指控具有百分之百的权威和正确性。对革命而言，它是阶段性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朋友和敌人。既然如此，当年的革命者今天成为反革命就没何什么感到奇怪的了。

到12月份，又有一批高级官员遭到逮捕，其中有曾驻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部官员韩森雷（HAKSIENGLENY）。他在供词中交代了某些国家时柬埔寨的领土和政权的企图。他的交代更使领导层相信，在柬共党内确实存在一个受到外国操纵的敌对势力，一有时机，他们就会蠢蠢欲动，试图取而代之。

在韩森雷受审的同时，一些曾在与越南交界的东部大区工作过的高级官员或在外国受过训的人也遭到逮捕。当时的驻越大使森安（SIENAN）是英萨利在西索瓦高级中学的同学，50年代又与波尔布特一同留学巴黎。但与领导人长期的交往并没有使他得到豁免。他没有能等过1976 年就被召唤回国，并很快在S —21被处决。

随着来自S —21的供同不断在新政权的办公桌上垒高，党的核心领导层越加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生死存亡。新年到来前夕，柬共在金边召开了一次回顾一年来成就和问题的总结大会。会上，在党内挖反革命的调子大大升温。

波尔市特在作报告的时候，往常那种自信和乐观的语调已很难听到，流露出来的是深深的忧虑和担心。他告诉人们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切判断，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病菌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它们隐藏在党的躯体内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那这些病茵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由于党的干部们听惯了波尔布特大讲特讲成功和胜利的讲话，所以，总书记的这番话让人们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没有等人们反应过来，他又说：“在我们党内，是否还有埋藏很深的秘密叛徒分子呢？他们是不是全部消失了呢？根据我们过去十年来所作的观察，可以很清楚地回答，他们并没有全部消失。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发展太快，一些不可信赖的人也一直在不断地向党渗透，敌人很容易就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他们也许只有一个人。两个人，但他们肯定存在。”因此，波尔布特由此也推论出，党的秘密工作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国内形势的全面发展已经使我们党可以公开活动了，兄弟党也一再要求我们公开……敌人也想我们公开，这样他们就可以清楚地看清我们以达到他们长久没有实现的目标。公开党会带来保卫党的领导核心的问题。在9月和10月份，我们已经考虑公开，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材料反映出敌人正千方百计想打败我们。如果党在这时候公开了，那在一些人中间，就会出现额外的矛盾。”接着他便道出了党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值得信赖的干部严重缺乏，全国合作社的负责人中，只有一半人是党员。在有的地区，“四月十七日人”、“新生者”居然也担任了领导职务，而造成劳动产量下降的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要加快革命步伐，就要对党的队伍进行纯洁，就要开展阶级斗争，重新审查个人历史，充实各地的干部队伍，强调集体食堂、集体劳动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

波尔布特的这番话让人们感到紧张。既然像高密、农顺这样的资深官员都不能保住自己，那么在座的又有谁能保证与S —21永远无缘呢？

果然，一两个月之后，又有几个大人物被捕。其中有当时在政府中担任商务部长的的贵通（KOYTHUON），苏瓦西（SOEUVANSI ），茂金农（MAOKHEMNUON ） 以及克篷（KHEKPEN ）. 指控他们的罪名是阴谋发动政变。

贵通是柬共掌权后很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生于磅湛省，曾作过宋成的学生，1963年追随老师进入丛林参加革命。到1970年，他己是柬共的中央委员，是北部大区的党书记，朗诺政变后，担任过民族团结政府的经济与财政副大臣。1973年西哈努克由中国回柬解放区视察，到北部暹粒省吴哥窟拜竭祖先的辉煌，其行程和安全保卫均是由贵通安排的。

贵通被关进S —21后，写下了厚厚的供词，交代他于1958年就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他根据一个同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越南情报人员的双重间谍的指示，参加了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11月，贵通在他控制的北部地区，为柬、越双方安排了一次会见，讨论加强合作团结、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和朗诺集团的问题。代表柬埔黎一方参加会议的是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由贵通的妻子亲自力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做饭。事过6 年，贵通在供词中交代，他当时想通过他妻子做饭的便利，在食物里下毒。

这当然很难令人相信。但合乎逻辑的推论接踵而来。

1974年，抵抗武装对磅湛省发起猛烈攻击，但却没有取得成功。现在看来，答案是相当清楚了，因为那次战役的指挥官是贵通，一个美国特务。逮捕贵通的另一条重要理由，是他同被判定为试图发动政变的阴谋分子蓬桑巴、乃萨南过从甚密，根据人以群分的原则，贵通肯定也是阴谋的组织者之一。如果5个月后被捕的新闻宣传部长符宁的供词可信的话，1975年波尔布特就对贵通不正当的性关系颇为不满，后来又怀疑他所领导的地区暹粒省发生的炸弹爆炸案与他有牵连。另外的可能是贵通与北大区部队的司令盖博（KEPAUK）多年来一直有矛盾，下排除盖博在贵通被捕一事上应负的责任。

在S —21阴暗的牢房里，贵通向“敬爱的党”一一交代自己所犯的“严重罪行”。S —21的主任康克尤在审讯中对贵通说：“请你老老实实地向党交代，你为什么要拼命地追随臭名远扬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你过去一直在回避，现在一定要交代清楚。”他的供词牵涉面相当广，党内的同事、过去的学生、亲戚、朋友都有涉及。由于他在50年代末期曾与乔森潘共同编辑一张报纸，因此民柬国家主席团主席的名字多次在贵通的供词中出现；符宁因为曾与贵通在磅湛以北共事，因此也有了牵连。

贵通一案导致了一场大逮捕，被捕者中有许多人是知识分子，是多年来党所倚重的智囊。到1977年，贵通一案仅在他所工作过的北部大区，就招致了32位重要干部被关进S —21。

贵通被捕后仅两周，顶替他商务部长职务的苏瓦西（SOEUVANSI ）也被关进了S—21 ，在度过5个多月牢狱生涯后被处死。而在此之前，人们无不认为他是个坚定的革命者，60年代活跃于东部的磅湛省一带；朗诺政变后积极投身武装斗争，在东北部担任高级指挥官，曾与越南军队共同作战。和贵通一样，金边解放不久即受命率部队进驻首都。坐上贵通那把倒霉的商务部长椅子之前，他是柬共中央委员会的行政事务部主任，与其他官员们相比，他享有更大的行动和支配自由，也因之更有理由被怀疑策划一场政变。他在交代自己的罪行时，承认从1976年初起，他便与贵通和担任交通部长的笃平（TOUCHPHOEUN ）策划一场政变，但他却没有供认出他们政变计划的细节和他们政变的动机。不过令康克尤满意的是，他供认出好些个与他共谋政变的民柬高级官员，他们后来全都锒铛入狱。

后来，笃平又对自己的罪行追根寻源，供认在60年代他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招募，一直从事颠覆活动。

当康克尤把笃平的供词整理呈送给中央委员会之后，波尔布特等人大吃一惊。笃平在柬共中央算得是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妻子在外交部的地位仅次于英萨利；笃平被捕之后，他的中央委员会行政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由当时的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暂时代理。笃平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他给人们造成的震撼也就不怎么奇怪了。

由于被逮捕的人越来越多，所揭露的问题越来越惊人，所涉及的人物越来越接近中央核心，这使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感到十分紧张。他们没有料到他们的身边居然有那么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他们深为没有被这些敌人干掉而庆幸，但也因此使他们本就紧绷的警惕之弦又拧紧了几度。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核心领导人是否安全，关系到整个党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柬埔寨的命运，因此，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等人把他们的个人安全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高度警惕的状态防避党内或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袭击。

作为柬共中央的第一号人物，同时也作为民主柬埔寨政府的总理，波尔布特的安全防卫措施可谓是万无一失。在他靠近独立纪念碑附近的别墅内外，警卫森严，一般人根本无法靠近；虽然作了总理，但他仍保持多年来做秘密地下工作的习惯，深居简出，决不轻易在公开场合露面，连住处也经常更换，除了负责他安全工作的警卫局长外，难得有人了解他的行踪；在他身边工作的司机、警卫、打字员、炊事员、技工等人员，并非他的同乡或亲友，而是全部来自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汉子。从60年代起。波尔布特就在蒙多基里这样的偏僻地区开展地下活动，一直受到这些地方人民的庇护和支持，在他看来，这些缺少文化的年轻人，要比那些从外国归来的留学生要值得信赖得多。

为防止行刺，所有参加有波尔布特出席活动的人们，在进入会场之前，都要无一例外的被搜身；波尔布特患病频繁，胃疼不止，这导致了他对所吃食物是否有毒产生了联想，连续地更换自己的私人厨师。

1976年，波尔布特的岳母（也是英萨利的岳母））从法国回到柬埔寨。

由于她对自己的两个女婿领导的这场革命并不欣赏，并对民柬杜绝家庭生活的做法进行尖刻批评，这导致了她的两个女儿乔帕娜莉和乔蒂丽长达两个月没有去探望自己的母亲，只打发孩于们去看看他们的外祖母。1977年，乔帕娜莉和乔蒂丽的大姐乔蒂娜因病死亡。乔蒂丽认为她们的大姐是被谋杀的，要求进行调查，引起了一场不必要的恐慌。

在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农谢等人看来，国内农业的歉收、工业发展的缓慢、大量的外国特务、以及边界上与越南人的对峙，令他们深感形势的严峻。

在几大棘手问题之中，他们认为要保住得来不易的政权，当务之急还是清除队伍中的敌人和伪装分子，因为革命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977年初，波尔布特、英萨利分别到各地部署清党问题。

在吴哥古迹的所在地暹粒省，波尔布特很是为这里人们的生产热情所感动，一再对当地的领导干部们提出了表扬，但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当前党所面临的重大危机是清除队伍中的敌对分子。他用表扬人们所使用的语调，又谈起了纯洁党组织的问题。在人们眼里，“他谈话时让人感觉到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和蔼了。”当时听过波尔布特讲话的人们回忆说。波尔布特视察后不久，北部和西北部许多军官和文职官员翻身落马，要么撤职，要么被捕，有的被就地处决。这些官员的空缺被来自西南部的干部们所填补，那里是康克尤在70 年代初工作的地区，后来那里的最高权威是康克尤的老上司、民柬军队总参谋长塔马克（TAMOK ）。在人们的印象中，那里的官员大都比较直率粗鲁，但对革命却忠贞不二。他们很快就成为新政权闪闪发亮的利刃。

到1977年中期，S —21已成为新政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为加快审讯速度、使供词更为规范、容易辨认，这里又增添了好几台打字机；录音机也开始在审讯中使用。这样，新的敌人不断被揭露出来，S —21的档案越来越厚，而且也越来越有分量。

一份份供词招致越来越多的逮捕，而逮捕又增加了新的供词。雪球越滚越大。党内一度人人自危，已经没有了基本的信任。由于偏重于抓纯洁党组织，其他真正维持国家运转的大事反倒受到冷落，在金边的某些部里，工作已经被废弛了，人们关注的是如何保住自己，如何揭露身边的敌人。

在S —21所在的那条狭窄小路上，每一天都有军用汽车进进出出，每一声响动都反映出当时柬埔寨形势的趋向。在许多人的眼里，被关进S —21的叛徒、卖国贼、间谍和破坏分子，大都是原来的城里人，靠转动脑子而不是靠自己的双手谋生，有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几百名原来的教师、从外国归来的留学生在目睹了许多同伴的命运之后，如履薄冰，以加倍的虔诚和勤奋投入工作，回避任何可能导致灾难后果的社会关系和言行举止。

由于被捕者中许多人都供认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有所牵连，这导致了领导层对任何与外国人接触活动都持怀疑眼光，即便外国人这个概念有时候是民柬的友好国家。如何清除外交部里的异己分子是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外交问题又不是简单用讲求阶级斗争、外交人员的出身和他们的革命意志可以解决的。但为了保持一个纯洁的国家形象，牢牢把外交大权掌握在忠诚者的手中，这里仍受到了严密的清洗，像笃砍敦（TOUCHKAMDOEUN ）这样为柬埔寨的外交做出过重要贡献，后来又曾担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资深外交官也遭到了清洗。从1977年到1978年这一年间，外交部一半以上的人员都受到了各种处理，新近走入湄公河边外交部小洋楼的外交官们大多是受过革命战火考验的农民。那些年里，民柬对如何在国际上赢得各种支持、树立自己的地位并不怎么看重，驻金边的外交使团只有不到十个国家，外交任务似乎并不繁重，不然，真不知他们如何来应付繁琐的外交礼仪和公文。

根据柬共官方公布的材料，到1977年，北部地区的干部被发现有70％与敌人有牵连，原北部地区党的书记就是坏人；原东部地区各级组织中的书记有些也是坏人。为此中央一直忙于对各级组织进行调整，清理基层队伍，有的地方连续撤换了三批干部，仍然感到不甚放心。波尔布特认为，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没有被挖出的潜在敌人还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1954年抗法战争结束后，约有几千名柬埔寨人去了国外。1975年全国解放后，这些人纷纷回国，其中不乏热忱报国者。但柬共却认为，这些人回国来是企图篡夺各级领导权。于是，几乎所有回国的人都立即被遣送到了农村，一边对他们进行甄别。一边让他们通过繁重的劳动改造思想。到1978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遭到处决。

1996年，柬埔寨政府将S —21旧址作为“波尔布特种族屠杀展览馆”对外开放。

1977年10月27日，大雨初歇，艳阳复出，整个金边在一如既往的热浪中显出两年来少有的热闹。城西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内，红旗遍地，人流如潮。

政府的机关和高大建筑物的顶端，出人意料地挂上了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柬共党旗。赶着打印的歌唱党和其使命的歌词发到了各个阶层的党员手中，这一天又被人们频频掏出来反复温习。自从1975年4月17日金边的居民们被疏散之后，这是首都第一次出现如此热闹的场面。无论对于民主柬埔寨政府还是柬共来说，这一天都有些不同寻常，因为波尔布特决定在这天隆重庆祝柬共成立17  周年，同时将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公开。

上午10点，大会开始，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农谢等领导人“健步进入会场，全场掌声雷动。”波尔布特看上去精神很好，满脸微笑，向人们致意。

接着便翻开早已准备好的稿纸，开始了他长达5 个小时的讲话。

“在纪念我们柬埔寨共产党诞生17周年之际，我要在这里正式宣布今年纪念活动的一个特点，我们党决定宣布：柬埔寨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上正式公开。

“我们的各阶层人民都清楚地知道，领导我们柬埔寨革命的，只有柬埔寨共产党是真正的领导。我们的人民更加清楚地知道。为了不断地夺取革命胜利、直到赢得1975年4 月17日的伟大胜利，也正是由于有了柬埔寨共产党的真正领导。多年来，尽管这个党没有公开，然而我们的人民、各社会阶层，特别是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者，都认识，都看到、都熟悉柬埔寨共产党的形象、17年来，我们党没有公开，使得我们的各阶层人民，特别是贫苦人民部在盼望着柬埔寨共产党宣布公开的时刻的到来，以便欢庆在领导全体柬埔寨人民进行人民民族解放革命中作出的各种贡献和功绩。因此，我们大家相信，从今以后，我们全国人民纵情地欢呼光荣、正确的柬埔寨共产党的欢呼声必定胜过过去称之为‘柬埔寨革命组织’的欢呼声。“因此，在我们党在国内和国外正式宣布公开的时刻，我们全体人民一定会兴高采烈地欢呼，世界五大洲远近的朋友们也会热烈欢呼，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我们柬埔寨共产党的威望面前必将更加沮丧。”通过这段话，人们可以看出悬挂在波尔布特等人心灵天空上的太阳是多么的明丽灿烂，荡漾在他们心中的波澜是多么的热烈欢畅。如果革命发展顺利的话，他们一定会顺理成章地把柬埔寨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这篇5个小时的讲话无疑是柬共的一个宣言书，共分为3 个部分：关于柬埔寨共产党诞生以前从奴隶社会到1960年柬埔寨共产党诞生这一时期人民的斗争运动；关于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关于柬埔寨革命的新阶段，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保卫民主柬埔寨的任务。

在波尔市特的这篇讲话中，一直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此从头到尾丝毫没有提到外国对他们革命和建设的援助和支持；一直强调柬埔寨目前的社会状况是柬共的独创，没有任何国内外先例可循；在柬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实施的“四年计划”，在这篇讲话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在讲话中占的分量很重。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是“山于每个人本来所固行的原阶级的阶级烙印，而他们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刚刚开始按照革命和无产者的面貌改造自己”。

敌我矛盾的存在是由于“国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特务还潜伏在暗地里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还有一叫撮反动组织继续反对和破坏我们柬埔寨的革命。这些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根据这个估计，在全柬的敌人和特务的数量大约为14万人。

在S —21关押的只是他们中的十分之一。

公开柬共算是作了一件大事。第二天，波尔布特率领着在他讲话时坐在其左右的几位柬埔寨主要领导人，以柬埔寨政府总理和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开始对外国进行友好访问。

当波尔布特的讲话于9 月30日党的生日那天通过金边广播电台传播到外界的时候，波尔布特一行已经在国外呆了两天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受到高规格的接待而感动的同时，却一点静不下心来享受外国的湖光山色和美味佳肴，因为多灾多难的柬埔寨又面临了新的挑战：同越南的边界战争。

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之外，他们似乎都能听到隆隆的枪炮声。

柬埔寨是不是又要陷入一场战争呢？

第十六章 反叛力量与两国交兵

为逃避波尔布特的清洗，红色高棉的一批军官们逃往越南，成立政党，并发表声明揭露波尔布特政权灭绝人性的军阀独裁制度。西方认为，支持反叛力量是越南武装干涉邻国的决定性步骤。

1978年11月14日，越南的新闻机构第一次以“来自柬埔寨解放区的消息”，说是柬境内的人民已不堪波尔布特- 英萨利集团的压榨，开始起义。两天之后，报纸又以“来自解放区的消息”首次刊登了原柬埔寨东部大区区委员、第四师副师长韩桑林的“传单”，呼吁柬埔寨各地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波尔布特- 英萨利集团。

12月2 日，以韩桑林为主席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宣告成立。

在发布的声明中，这个阵线称：1975年4 月17日的伟大胜利，开创了柬埔寨民族的一个独立、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但在过去三年里，一个历史上空前残暴的军阀独裁制度在柬埔寨得以建立。他们把所有权力掌握在他们家庭之中，走向叛国殃民的道路，给同胞们制造了无数的痛苦和凄惨情景，把我们的民族驱入种族灭绝的危险境地。

这份声明很详细地列举了“波尔布特- 英萨利集团的罪行”：解放刚几天，就取消城市，强迫数百万城市、市镇人民到农村，在苦役劳动制度下过着穷困、极度劳累致死的生活；割断了对父母，兄弟姐妹、夫妻、亲戚和邻居的一切神圣的情感；搞集体吃、集体住、取消货币、取消集市，使人民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他们还制定把人民分类的政策，以便于控制和指使，也使人民互相杀害；无数爱国者革命者，以及建立过功勋的老战土，只因为不赞成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残暴政策而在各级、各地方遭到成批的杀害；他们甚至企图把东部地区约170 万人全部杀掉；他们禁止宗教信仰，强迫僧侣还俗；组织强迫性的集体结婚. 制造了无数家庭离散、伤风败俗的情景；他们将从小学到大学的几乎所有学校全部取消，迫使十三四岁的所有儿童不能上学，而去队军，这份声明宣布，为推翻这个家长式的统治集团，把国家和民族队奴隶枷锁和灭亡灾祸中拯救出来，“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宣告成立，并号召人民同他们一道，奋起斗争。

这份声明公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共有11项，基本与现行全边政权的完全相反。比如，解散人民代表大会，举行普选选举国会；所有柬埔寨人可以重返家园，自由居住和来往；取消“集体劳动、集体吃饭”的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按劳取酬工资制；恢复市场：取消强迫婚姻制度，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取消“波尔布特- 英萨利集团”的反动文化，发展国民教育，设立普通学校、大专和中等专业学校，重用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文化艺术家等等。

这个“阵线”成立之后，世界各国反应冷淡，只有苏联、匈牙利、东德、捷克、古巴等国的报刊刊登了对这个“阵线”支持性报道，但大都比较谨慎，不过300 多字而已。

但敏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越南将要采取下个步骤而拉开的序幕。

西方各国的记者云集于柬埔寨的邻国泰国首都曼谷，密切注意着发生在周边国家的每一个举动——美国《纽约时报》认为：成立“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是越南“在其对西部邻国的战争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这预兆着越南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发动全面攻势。”而成立所谓的“阵线”，只不过是“给这种行动披上柬埔寨的外衣”。

“法新社”发表消息说，越南成立这个组织使河内武装干涉（柬埔寨）现政权就有了理由。

“路透社”报道：曼谷的观察家们认为，建立这个组织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设法使“越南军队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具有合法地位，而不是外国人入侵”。

人们注意到，这个“阵线”虽然声称拥有自己的通讯社和电台，可是在宣布成立组织那天，他的通讯社和电台都没有发出任何消息，而是由越南包办了一切。

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个“阵线”便将成为一个新的政权“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核心。

只有民柬的领导人们，从种种迹象中感觉到了越南人有可能将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在这个阵线成立前的10天，乔森潘以国家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写信给各友好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提出，在越南近日同苏联之间签定越苏“友好合作条约”之后，将对柬埔寨加紧侵略和扩张活动，希望友好国家的政府“将为制止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干涉和侵略、扩张和吞并行径，作出贡献。”在这份呼吁书中，乔森潘准确地预见了越南人的计划：“在今年11月开始的旱季里，越南将再次冒险向民主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侵略。越南军队许多个师已经准备就绪；而苏联由于有‘友好合作条约’，它便合法地把许多军事顾问和军事物资输送给越南。”为对付即将到来的大战，在东部、西南部的丛林和金边附近的军事训练营地里，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年轻战士们正在接受“闪电训练”，学会操纵坦克、飞机、大炮，许多人因为训练中的事故而受伤甚至丧生。

1977年，本来已经平静下来的印度支那地区轰然爆发巨响。硝烟战事随之而起。全世界都注意到，柬埔寨和越南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美国的《时代》杂志幸灾乐祸地在封面写了一行大字：共产党与共产党开战啦（（COM-MUNISTSATWAR）！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众说纷坛。越南方面认为，在柬埔寨抵抗运动反对朗诺政权和美国入侵的战争中，越南给予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包括反击美国顾问策划的朗诺“真腊战役”这样的大战役，都有大量的越南军队参加，有的战役的指挥官本来就是越南军官。似在柬埔寨解放后、波尔布特等人不仅不对越南表示感谢，反倒恩将仇报，在边境地区不断挑起冲突，杀害了大批越南侨民。

但在柬共看来，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柬埔寨给予越南人的支持要远远大过越南人对柬埔寨的支持。比如在越南- 柬埔寨边境的“庇护区”问题上，要不是柬埔寨让越南人在这里修整集训。那越南南方的军队早就被美国人消灭了。根据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说法，早从1930年起越南就梦想取得柬埔寨，建立了一个“印度艾那共产党”的组织，其目的是建立一个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来代替法国的“印度支那联邦”，把柬埔寨和老挝都集合到那个联邦里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越南又吞并了叫做下柬埔寨的领土，其面积为6.5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400万，1975年，越南大肆宣扬“特殊的友谊和特殊的团结”，欲把柬埔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畴。1977年以后，越南和苏联国际扩张主义者有了夺取柬埔寨的具体战略。越南根据它的“印支联邦”战略和它的“在一个党的领导下只有一个国家、一国人民”的政策，想做印度支那的大国，还想做东南亚的大国。

了解了这个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波尔布特等人要与自己在50年代曾经参加过活动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割断一切联系，把建党的日期定在1960年了。

为了证明他的话的确切性，波尔布特说：柬埔寨刚刚解放，越南就侵占了属于柬埔寨的威岛。同时，越南人又不断从陆上对柬埔寨发动进攻，以进行威吓。到1977 年底，越南集中了14个师的兵力，包括5 个精锐师，想通过速战速决的战略一举拿下柬埔寨。在这支侵略军中，有大量的苏联大炮和坦克，苏联顾问还直接到战场进行指挥。越南人之所以要对柬埔寨发动进攻，是因为它在军事、政治、经济和财政各个方面，在国内外，都困难重重。

1977年12月，柬埔寨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和散发了民柬政府的声明。声明说：自1977年9月以来，越南就对柬埔寨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入侵，派军队在边境骚扰，抢夺将近上万公顷的稻谷；烧毁森林，枪杀居民，焚烧民房，偷劫人民的财产和牲口，强奸妇女，真是比以前的阮文绍、阮高其和南朝鲜雇佣军更甚。根据这份声明，越南这样做的重要原因是要用柬埔寨的稻谷，牲畜和鸡鸭来解决自已的饥荒。据说越南教育起军队的口号是：你们不去打柬埔寨也将饿死！你们去打柬埔寨抢夺稻谷才能生存！

这份声明也有一些让外国人不太明白的地方。比如：“自1965年越有军队要求在柬埔寨领土上建亢庇护所和驻扎以来，特别是1970年3 月18日政变以后，越南秘密把一批坏分子组织起来，单独成立一支柬埔寨军队，作为越南在柬埔寨的工具；他们另立了一个柬埔寨政权，作为越南在柬埔寨的工具和力量，反对和打击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柬埔寨革命政权，他们分裂、破坏柬埔寨革命军等等。”

“在1975年和1976年，越南企图通过一小撮叛徒——越南的代理人策动政变，推翻民主柬埔寨。但是，“越南的这些计划不断被柬埔寨人民、柬埔寨革命军措败……柬埔寨一解放，越南军队就偷偷地侵占了柬埔寨的威岛。与此同时他们不断地在边境挑起争端，夺取柬埔寨土地，从一寸土地直到几十公里，他们扫射、炮轰民主柬埔寨国土并无耻地在几个省、东部大区、西南大区等很多地方进行扩张和建立据点。事实上，这些地方都是柬埔寨的领土，都是1965年至1975年越南在柬埔寨领土上建立庇护所的地方，那时他们在越南南方找不到可以隐蔽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鳄鱼本性。”这个由坏分子组成的党和这支由坏分子组成的军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是被消灭了还是退回到越南去了？抑或这是指被关押在S-21里的那些人员？难道由代理人策动的政变真有其事？

在到底是谁侵略了谁的问题上，两国各执一端，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威岛含有石油的消息传出后，关于两国的海岸分界线的争论亦日渐尖锐。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怎么指责，但没有哪国公开宣布处于战争状态。

越南和柬埔寨的民族矛盾由来以久，如果要算上历史上的占领和冲突，那两国的民族纷争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1975年3月18日的政变起因之一就是反对越南人驻扎柬埔寨领土，群众上街游行，并焚烧了越南大使馆。朗诺上台后，大批的越南人被遣返回国，余下的越南人大都是已经嫁给柬埔寨人的越南妇女。实事求是地讲，自70年代以来，在柬埔寨生活的越南人的境况是相当差的。朗诺刚上台，金边就发生了大规模杀害越南侨民的骚乱，原来在金边谋生的越南人一个个陈尸街头，好久没有人收尸。后来由军队出面，用军用大卡车把早已腐烂发臭的尸体运去了乱坟岗。1975年以后，在柬的越南人仍受到严密的控制，属于“另册”人物。直到90年代初，在柬的越南人仍生活无定，经常遭到伤害。

就1977年来讲，发生了这么一连串的边境争端，两国又没有走政治解决的道路（这一点让人感到尤其不解），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波尔布特，当然要想方设法保卫国家的主权。在东部地区正参加农业生产的部队接到命令，立即整装，开赴与越南接壤的东部边境，准备反击越南的进攻。

柬埔寨国家的电台开始播放关于如何保卫国家，唤起人们民族自尊心的节目。到年底，所有的宣传材料，已开始指名道姓地公开指责越南人的侵略行为。虽然还没有宣战，实际上，整个国家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在金边，人们从驻着越南大使馆的大街走过的时候，都要朝那面炽热阳光下的越南国旗怒目而视。

1977年12月31日，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表声明，暂时中断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声明称：由于越南对柬埔寨领土进行的入侵，当年越南由从金边撤走了大使，只留下一个代办，表现了不友好和恶意，因此在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领土和两国恢复友好气氛之前，从当日起中断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关系，越南的所有外交人员须在一周内离开柬埔寨。

越南大使馆的人员撩开办公室的窗帘，便可以看到街对面的马路上，已经开始部署了军警人员。有人的脑海里禁不住掠过一丝阴影：1970年3 月金边市民袭击焚烧越南大使馆的事件该不会重演吧？

与越南人断交的决定实际上在12月25日就已经作出了，同时作出的决定还有向被进攻地区派出增援部队。之所以拖到5 天后才广播，一是因为把这份声明翻译成外文在外交部耽误了些时日，更主要的，是要看在这些天里局势是否会发生某些意想不到的转机。

随这份与越南的断交书同时在电台广播的，是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的《民主柬埔寨政府致柬埔寨革命军和全国人民书》。在这份洋洋万言的公告中，乔森潘一再指出了越南的虚弱本性，和柬埔寨人民、革命军在党的领导下战胜越南侵略军的必胜信心。乔森潘用很具体的数字来说明越南军队和柬埔寨军队不可同日而语的质量差异：从1975年到1976年，敌人伤亡10人，柬埔寨革命军只伤亡5 人，比率为100比5 ，到1977年，这种比率为100 比3 ，只个别时候才达到100 比5 。这个数字是极其惊人的。如果真是这佯，柬埔寨完全不必惊慌。

就在乔森潘发表他的广播讲话的同时，越南军队已经在某些地方深入进了柬埔寨领土20公里，抵达了柴桢省。据柬埔寨方面称，越南军队的这次入侵，一共动用了5 万人。

边境的激烈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1978年元月6 日，越南人开始撤军。

当这个消息传到金边，正在为越南人的猛烈打击而坐卧不安的人们顿时松了口气。电台、报纸、杂志一齐出动，欢呼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1978年元月17日，波尔布特很豪迈地讲：“世界上大多数舆论都认为，我们既然已经打败了美帝国主义，那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和消灭越南。”西方对发生在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武力争端持另外一种看法。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把它说成是一场“代理人战争”。

越南对柬埔寨的这次越境入侵，更使党的高层对越南人的阴谋提高了警惕，同时也对在民柬国内和党内存在的亲越集团和亲越情绪更加敏感。

就在这次越南人入侵之际，在柬共的一次高级官员会议上，人们看到了在1976年12月被捕的原民柬外交部高级官员韩森雷利在S-21中的供词。供词称：越南一直在从事推翻民柬、以亲越分子取而代之的活动。这个阴谋涉及到一些前政权的政客、当年‘印支共产党’的一些成员和部分柬共高级官员。令人惊诧的是，1976年被捕的韩森雷利居然准确地说出了越南将在1977年3 月或4 月对威岛等柬属岛屿进行占领，因为这些地方储有石油。另外，越南军队还将越过边界攻击柴桢省一带。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份供词的准确性都是令人吃惊的。它使人们更加深信：在民柬国内和柬共党内，确实存在一个颠覆阴谋集团。

S-21的主任康克尤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第十七章 攘外与安内

被逮捕的高级领导人供认：党内的反对派一直在策划政变，这促使波尔布特下决心对东部大区的军政领导人进行严厉镇压，担任民柬国防部长的宋成也引起他的怀疑。与此同时，柬埔寨的国门悄悄打开，极端的政策在缓缓调整，波尔布特甚至公开接见外国记者，并准备重新开放市场，对犯人实行大赦。

由于在这次越南人的入侵中，与越南接壤的东部大区的部队缺乏良好的表现，引起了党内普遍不快，同时，来自S-21的报告也使波尔布特等人对东部大区的领导人开始产生怀疑。

当时的东部大区党的书记、东部大区为人民服务委员会主席是索平（SAOPHIM ），一个从40年代起就投身于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斗争的老党员。他同时是柬共党中央委员，柬共中央第二副书记，并担任仅次于乔森潘的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一职。

根据1977年被捕的柬共党校校长莫金龙的供词，党内的反对派一直在策划政变，而这场拟议中的政变的指挥部就在东部大区，暗示当时权倾朝野的索平和他东部大区的那些各区、社的书记们，都与这场政变有关。

在党中央的秘密会议上，人们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已心照不宣地把目光转向了索平和他的东部大区。

此时的东部大区，不仅人口数量在全国居较高地位，而且因其物产丰富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举足轻重，索平本人在东部大区有较深厚的基础，即使在一般民众中也有较大影响。在民柬政策的贯彻执行上，索平也表现出了较大的灵活性。比如，当局所提倡的服装色彩一定是黑色的，汗巾是红色方格的。但在索平的管区内，人们的服装样式和色彩却没有那么严格的管制；在公共食堂、集体开伙的执行上，虽然当局在1977年有了明文规定，但在东部大区好些地方，仍迟迟没有落实，索平对此睁只眼闭只眼。

到1977年中期，索平的名字已经频繁地出现在S-21犯人们的供词中，他身边的一些军事指挥官和地方官员也开始遭到逮捕。即便是这样，在越南人入侵之前，仍然没有人敢于公开指控势力雄厚的国家主席团副主席。

但对他的监视已经开始。

1978年5 月，一份被捕的东部大区军事指挥官的供词，终于导致高层下决心解决索平。

这个名叫桑辉（SAMHUOY ）的军官在他的供词中说：从1977  年起，东部大区的军官们就己开始策划政变，准备在9月柬共党的生日那天对首都发起攻击。按照桑辉的说法，索平是整个政变计划的总指挥和协调人，政变一开始，进行策应的有西北大区的党书记、西部大区为人民服务委员会主席、柬共中央候补常委、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副委员长宁罗（ROSNHIM ）

——他也是从40年代起就开始反对法国人统治的老党员。索平与罗宁之间除了政治上的共识之外，两人还是姻亲，这就使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多了一分理由。

桑辉在他的供词中对索平的活动交代得非常详细。桑辉说：索平想要建立一个反对党，他曾告诉手下的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行事，建立一个与目前的柬共路线完全不同的政党。我们计划要重新恢复使用货币，发放薪金，实行军衔，建立起市场。这些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索平在1977年9 月动用军队实行政变的计划却由于越南人在这个月开始的入侵活动而告吹。到10月份，索平又改变了战略，把原先推翻金边柬共政权的军事政变更改为打开国门，让越南人轻而易举就从东部攻入柬埔寨领土。

这个供词在金边看来很有说服力，因为它解释了在反对越南人1977年12月份入侵时，柬埔寨军队抵抗无力的原因。根据桑辉的说法，1978年1月越南军队从柬埔寨领土撤退之后，政变的计划仍没有停止。据传，已有柬埔寨人开始在越南南方接受训练。

金边经过慎密考虑，决定对东部大区的政变阴谋进行镇压。

为了迷惑政变的组织者们，波尔布特专程来到东部大区，对刚刚遭受越南人侵略的东部人民表示慰问，同时高度赞扬东部大区军民的英雄主义精神。

波尔布特前脚刚走，镇压反叛者的行动便开始实行。1978年5 月，大批从柬埔寨中部和其它地区调集的部队开始向东部开进，把受到索平信任、参与政变活动的各级军事指挥官和各级党的干部予以逮捕。一个月内，整个东部大区的领导层基本都换上了新面孔。为防止越南再度进攻，金边决定对东部进行移民，将几万人从东部迁往西北地区。

索平本人已经预见到他所面临的灾难结局，于6月3 日自杀身亡。

另一些与索平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军官或党的干部，在逮捕的枪口对准他们之前仓促出逃，有的直接越境逃到了越南，寻求政治避难。其中就有当时民柬军队某师的副政委、后来“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韩桑林。

6 月底，整个东部大区的局势完全控制在了金边的手中。英萨利这时候才宣布，一起集中在东部大区的政变阴谋被英勇的柬埔寨军民所挫败。

1977年底与越南人在边界上的冲突使波尔布特对民柬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是将封闭已久的大门稍稍打开，寻求更多的外国支持，欢迎外国访问者到柬埔寨参观访问；二是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四月十七日人”、“新生者”们在政治上给予出路，实行宽松政策。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翻天覆地的变革，但就当时和已经在现行政策下度过了两年的民柬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倒退回10  个月，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代表要求直接会见民柬驻北京大使，提出派一个美国代表团去民柬进行正式访问，如果不能进行访问的话，也可以在东南亚某一个地方会见柬埔寨的代表。但这个要求汇报到金边之后，遭到了断然拒绝。所以有人评论说，开放宽松政策实际上是民柬早就应当实行的路线。如果这个政策早一年开始实行，那么民柬政权完全可能不至于遭致后来的结局。

虽然这种开放还只是初始阶段，但已有许多国家和政党朝这扇半掩半开的大门走来。从1977年底到1978年底，来自缅甸、马来西亚、泰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对民柬进行了正式访问。一些新闻记者——持友好观点或敌对观点的——包括一个电视新闻报道组也来到了这片对于外界来说是神秘的土地。另外，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日本、挪威、美国等国家的一些左派政党，也到了柬埔寨考察这场革命的成就。访问者们大都要被带去参观展示高棉民族辉煌历史的吴哥窟古迹，参观一些组织较好的大规模农业劳动场面。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突然变得忙碌起来，因为大多数代表团都要由他亲自陪同。为了让外界了解民柬领导层的思想和观点，有时候农谢或波尔布特本人也参加一些会见甚至陪同。

随着这个开放政策的实行，原来封闭很严的民柬开始同外界有了交往，国家、政党之间逢到什么节日或庆典，波尔布特等人也以民柬政府或柬共的名义打电报致意。作为开放政策的一部分，民柬开始用英文、法文和高棉文印刷出版介绍自己国家的资料。

让外国人吃惊不已的是，当被外界描述成青面獠牙的波尔布特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是那么的和蔼可亲，谈笑风声，让人容易接近。1978年3 月，在接见南斯拉夫电视采访组的时候，波尔布特出人意料地谈起了自己的生平。“你们是第一批知道我生活经历的人。”波尔布特倚在靠椅上，满面笑容。随即，他又变得严肃，慢慢追忆起了他不平凡的一生，说起了他的真正姓名，他享受的特权教育，他如何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到了法国，又如何在假期到南斯拉夫参加义务劳动。在谈到回国后的经历时，他说他在中学孝过历史、地理、公民道德课程。“这个时期，朗诺的警察一直在跟踪我的活动。

他们知道有这么个人，但并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波尔布特说，言谈中对他成功的秘密活动感到自得。

采访者们当然也问起了民柬的政策。对这一点，波尔布特好像不愿多谈，只是让大家到处走走看看。“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任何模式的，我们也不想对别人的经验照搬照抄。我们的政策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同过去的历史彻底决裂！”波尔布特笑着把记者们迎进采访的房间，又笑着把他们送出门上车。其中的一位记者后来对人说：在他们10天的采访过程中，波尔布特是唯一一个露出真实笑容的人。

电视采访组到一些农村地区和城市进行了采访，发现粮食在这个国家并不缺乏，在有的地方还相当充裕。电视报道员的解说词为：“这里的人民并没有饥饿现象，但同时也并不显得幸福。我们在采访中没有听到歌声，也没有看到任何民间舞蹈。”采访组在金边发现，整个金边的市民大约只有2 万人，供水和供电系统只保障几个政府部门和8个外国使团，其中有7个使馆在同一条大街。工厂里的工人看上去像是孩子，有的人需得站到台上才能操作机器。王宫内外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往日香火旺盛的寺庙大都用作了堆放物品的仓库。陪同采访组的文化部长、宋成的夫人云亚对他们说：“佛教根本不能同革命相提并论。”这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视采访组注意到，整个民柬没有出版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农村地区，党仍然处于秘密活动状态，没有人能确切说出谁是党员；同样的是，没有任何人对国家总理波尔布特有深入的了解。

在西北部地区，采访组深为群众修筑水利工程的壮观场面所感动，对流动突击队的劳动热忱和他们的工作效率大为赞叹。他们发现，在这个国家里，仍有许多东西是值得赞扬和值得相当肯定的。

对波尔布特的第一次电视采访在南斯拉夫播出后，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极大兴趣，接着又分别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播出。波尔布特当年的一位学生此时成了巴黎的出租车司机，当电视上出现这位民柬政府总理的图像时，他简直惊呆了：这不是我当年在金边的老师吗？他抓起电话就拨电视台，记者们随即又对这位出租车司机进行了采访，终于证实今日的民柬总理和柬共总书记，确实是当年金边中学的教师沙洛特绍。

1978年7月，民柬的第二号人物农谢会见了来访的丹麦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在谈话中，农谢回答了外界十分不解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越南人联合推翻民柬的阴谋。这段对话很能反映当时民柬领导人在防备颠覆问题上的思维。

问：在企图控制柬埔寨的问题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之间是合作还是争夺呢？

答：两者都有。一方面他们合作，另一方面他们又互相争夺，争夺控制权。这是一种公开的方式。但在私下里，一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又同越南人勾结起来，以打进柬埔寨。因为美国人进不来，所以就要靠越南人了。在选择颠覆柬埔寨的特务分子方面，越南人是不分对象的。

在回答党的秘密活动方式的时候，农谢讲述了柬共的经验：“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党的领导人。如果我们失去党员而党的领导层没有受到破坏，我们照样可以赢得胜利。只要党的核心存在，党就不会消亡。失去两三个党的领导人和失去200 到300 名党员之间，简直都无法比较。建立一个优秀的党的领导层需要10年到20年的时间。失去一个领导人，等于失去了一大批人，而党的秘密也就失去了。”

继丹麦人之后，日本社会主义党的代表团访问了金边。在问及1975年对金边等城市的疏散时，日本人被告知：从城市被疏散到乡村的300 万人中，大多数原来是农民，虽然他们被迫回到了农村，但并没有因为重新干上农活而吃什么苦头。“在革命政权的领导下，不允许任何人再抓住革命前他们享有的那些特权。同样不可忘记的是，革命前的柬埔寨人中，有90％以上的人是农民，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特权。”这个日本代表团访问了西南部地区，沿途受到的热烈欢迎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时候，他们的汽车会受到在路上慢吞吞行走的牛或水车的阻碍，有时候孩子们会跑上前来向外国人热情问候。看上去，人们似乎对新的政权和形势非常适应。当然，他们也注意到，在农民的房间里除了睡觉的物品外，其它再无所有。于是，代表团问起陪同的干部们，在集体化生活和农民在过去自己拥有土地的基础上产生的家庭生活观念方面有没有什么矛盾？

一位陪同访问的外交部官员回答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取决于革命觉悟。农民们已经受到教育，集体化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尽管如此，代表团的人们对上千人在大食堂里同吃一种食物仍然感到难以理解。访问者中有人揣想：考虑到柬共领导者中大多数人都曾当过教师，他们是不是希望把当年管理学生的经验也应用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呢？

与对外开放政策同时并举的是对内的宽松政策。执政两年之后波尔布特意识到，建设和保卫柬埔寨需要全体国民的充分合作。这就意味着要放宽和松弛对从城市疏散到乡村的“四月十七日人”和“新生者”们的敌意和控制，同时解除对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或商业人士的隔离。从1976年到1977年间，有几百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怀着对革命的敬意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从法国、美国等地回到了祖国。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不能很充分地证明自己的历史和回国动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处死。其余的人被送到工厂和农村干活，1976年底，又全部被送往磅湛省西部的一个特殊营地承担农业劳动。这里的艰苦和芳累可能是他们一生中从未体验过的，但同其他地区的“新生者”们所承担的体力劳动相比，又轻松了许多。波尔布特的仟放政策实行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返回金边，有了充裕的食物，并且受到了英萨利和乔森潘的接见。10月份，有15位归国的知识分子被挑选出来，组成了民柬成立以来的第一所“技术大学”，由老资格的革命家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秀木（THIOUNNMUMM ）担任校长。这所大学的学生名额被定为300 人，年龄从10岁到16岁不等。

引人注目的是，柬共中央这时做出决定，计划在1979年重新使用货币和实行综合经济。换言之，市场也将重新开放。

作为新的国内政策的组成部分，文化教育问题被提到了应有的地位。这方面，民柬以前的政策是“我们的学校主要是建立在合作社和工厂”。“通过群众的伟大革命运动来扫除文盲，而不是通过开办一两所学校来扫除文盲”。但到1978年，小学已在许多合作社建立起来，开始学习孩子们生疏的地理、数学等课程。

在某些地区，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比如人们已可以穿着色彩比较鲜亮的服装，改变了黑色一统天下的枯燥局面。工厂里的工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1978年5月，对人们的等级区分有了变化，自1975年起对疏散到农村的城市居民划分的“全权享有公民”、“选民权公民”和“安置者”（即受管制者）被取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原先划分到敌人范畴的一些人实行了赦免，不再对他们实行专政式的管理。但是，农业合作化、集体食堂仍然没有丝毫的松动，宗教活动和家庭生活以及血缘联系仍受到严格限制。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柬共中央委员会下发了一份重要文件，对尚未被捕的嫌疑犯人们给予大赦，其对象为在过去不同时期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越南人活动的人员，但对其时间和活动状况作了划分，比如，从1946年到1967年间——即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到柬共开始武装斗争之间——为外国情报机构工作的人，如果后来不再犯有叛国罪行，那将不再被追究。从1967年柬共开始武装斗争至1970年朗诺政变、从1970年朗诺政变到1975年柬共取得政权之间犯有罪行的人——其中大量是同西哈努克政府和朗诺政权有联系的人，也将受到赦免。

但是，文件规定：自1975年4 月柬共夺取政权以来“公然纠集起来反对柬埔寨共产党，反对工农政权，反对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反对柬埔寨人民和民主柬埔寨国家的人，仍将受到惩处。”这份文件下发之后，党的机关刊物上又发表了一篇解释性的文章，称：

即使是在1975年以后从事了反党活动的人，“只要他们洗心革面、勤奋工作，”那也不在受惩之列。“这符合党的救人政策，因为我们每打击一个人，受影响的往往还有四五个人，而我们总是想增加朋友，减少敌人。”但是，这个政权的机器有自己的运转方式，它并不因为有了大赦和有限的开放就完全放弃自己固有的轨道。在党的文件中，提高警惕和预防党内、军内和合作社里的”病菌”仍一直受到强调。1978年初，全国开展了一场新的“个人自传自述自查”活动，过去生活在城里的那些“新生者”们自然又处于难堪的境地。

S-21仍一如既往地正常运转。1978年上半年，有5760人被送进了这个大门，其数量相当于整个1977年全年关进这里的人。下半年关进这里的人基本与上半年的人数相同。这些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与东部大区的政变活动和清洗有关。索平自杀后，他的姻兄莫桑巴，西北大区的书记遭到逮捕，关进了S-21。

关于1978年受到处分和逮捕、处决的人的数量，各种资料之间相互差别很大，最高的数字说是仅在东部大区就有10万干部、军人和与他们有牵连的人遭到杀害。东北部也遭到了清洗，只是规模要小得多。相反的意见是，这里虽然遭到了清洗，但并没有发生多少杀人的事件。整个1978年间，遭到处决的人不过几千人。由于缺乏官方记载，所得来的数字都是幸存者们的回忆或从一些当年的文件中的推论，所以很难说哪个数字更有权威性。

到1978年中期，与越南人的对峙相对平稳下来，这使波尔布特下决心加快建设步伐，尽快把柬埔寨从农业社会改变为工业社会。而当时负责工业的是副总理温威（VORNVET ）。

1978年11月中旬，处于民柬领导层核心圈的温威突然遭到逮捕，被关进S-21。在黑乎乎的牢房里，这位从40年代起就参加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老战士招供说他自1956年起就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我的外表是革命的，但我的本质却不是。”50年代后期，他是党的城市支部里的活跃分子，1967年曾设法帮助乔森潘、符宁、胡荣逃出金边，到丛林加入游击队。两年之后，他自己也逃到西南部的丛林加入了游击队，后来又转到金边附近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据他的交代：“到1974年，革命进展十分顺利，我无法完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当上负责经济的副总理之后，温威在1977年的工作似乎并不令波尔布特等人满意，尤其是在波尔布特提出将柬埔寨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口号后，温威并没有为之制定出得力的措施。但是，温威是否真的在从事阴谋活动或意欲出卖柬埔寨，从他的供词里确实还难以得出结论。

在1978年被捕和遭到处决的高级官员，除了温威之外，还有西部大区的书记朱杰（CHOUCHET），西北大区的书记莫桑巴（MUOLSAMBATH ）。这三人自50年代起就同波尔布特和农谢有过密切关系，他们的被捕和处决，令全党都颇感意外，波尔布特也很为自己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先后背叛了他而愤怒不已。先是胡荣，这位当年西哈努克政府里的部长和国会里的左翼议员，朗诺政变后他被西哈努克任命为内政、乡村改革、合作社大臣，在柬埔寨社会颇有影响。柬共胜利不久，他便遭到清洗接着是一大批被怀疑是外国特务、策划颠覆柬共政权的高级官员，他们中有资深革命者高密和农顺，东北大区书记黎萨南，中央党校校长莫金龙，北部大区书记贵通，商务部长苏瓦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索平，交通部长笃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宁罗，外交部高级官员韩森雷利，西部大区书记朱杰，东部大区司令桑辉，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笃砍敦，西北部大区书记莫桑巴，还有一个当年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名字：

符宁。他曾是西哈努克政府里的部长，国会议员；朗诺政变后，担任民族团结政府的新闻和宣传大臣；1975年柬共掌权后，担任新闻部长。他在1977年的大清洗中被捕，在S-21中遭受艰难折磨，精神已完全崩溃。在一份供词的边上，他用笔颤抖着写了一句话：“我不是人，我是畜生。”1977年7月6日，他在S-21中被处死。

随着这几位老战士的消失，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出：“在我们的各级各类机构里都有敌人在活动。中央有，军队的总参谋部有，各地区有，各基层也有。”本来已经开始宽松的国内气氛顿时又变得紧张起来。让人惊诧不已的是，在S-21审讯所得到的供词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引起了高层的注意——这就是当时的民柬国防部部长、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S-21的顶头上司宋成。

第十八章 执政的最后日子

波尔布特接受三名西方记者的采访，被他看作朋友的记者却遭到神秘杀害。1978 年圣诞前夜，越南军队将柬、越边界撕开一个大口，开始对邻国大举入侵。越军派出特遣队，企图到王宫绑架西哈努克。失败前夕，波尔布特第一次单独会见了亲王，说第二天派飞机送他和家人去中国。1979年元月7 日，金边陷落，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仓促撤离首都，由此告别历时将近四年的波尔布特时代。

在民柬政权失去金边前的两个星期，三位西方人经过艰难历程来到了这个古老的首都。三人中，有两人——伊莉莎白·贝克尔（ELIZABETHBECKER ）和理查德·杜曼（RICHARDDUD-MAN）——是持非社会主义观点的美国的记者，这也是民柬接待的第一批来访的“资产阶级记者”。他们两人曾在70年代初来到过柬埔寨，向西方世界报道了那场最后由柬共取胜的战争。他们此次之所以获准来到柬埔寨，是因为在接待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或持社会主义观点的新闻界人士之后，民柬希望建立公正对待新闻界的形象。

第三位西方人叫马尔科姆·科德威尔（MALCOLMCALD-WELL），一位供职于伦敦大学的苏格兰学者，自民柬成立以来便成为它坚定的支持者，几年间写了大量的文章为民柬的政策辩护。此次是作为“朋友”受到友好邀请。

为了他们的这次访问，民柬方面作了详细周到的安排，他们的向导兼翻译是后来民柬派驻联合国的大使秀蒲拉西，外出乘坐的是一辆高级的梅塞德斯轿车。

对于曾经在柬埔寨生活过一些年头、而此次又带有明显挑剔眼光的贝克尔来说，这个国家的情况与几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外表上让她明显感觉得到的，是当年那些零星的天主教堂不见了；人们的表情显得冷漠，难露笑容；所到之处，沉寂无声，缺乏生气；孩子们也少有活蹦乱跳了；人们的服装全一个色彩，单调沉闷。尽管如此，但他们发现，这个政权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在茶胶省，贝克尔和社曼见到了已经被改造得整整齐齐的农田，充裕的粮食收成，运转有序的经济制度，都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尤其让他们感叹的是，农民们，特别是西南部地区的农民，似乎对这个政权感到满意，认为他们现在自给自足的生活得益于发生在这个国家的革命。

12月22日，在他们结束访问柬埔寨的头一天，波尔布特决定接受他们的要求，同意对他个人进行采访。

一辆比他们访问途中乘坐的更为大型的梅塞德斯轿车将贝克尔和杜曼拉到了位于城北的国宾馆，这里曾经是50年代法国总督的官邸。波尔布特早已到达。他穿一件银灰色的外套，坐在一个巨大的扶手椅中，身边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秀蒲拉西和另一名翻译。

令贝克尔不解的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三个人一直站立在一旁。一见客人们到来，波尔布特站起来表示欢迎。多年后，贝克尔在她描述柬埔寨的书中写道：波尔布特“显得温文尔雅，脸上浮现着笑容，看上去虽不英俊却具有吸引力；从身体上看，他显得高大强壮，让人感觉到他是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之中。他的举止言谈有着良好的教养，一点也不显得粗鲁。”在相互问候致意过，又接过服务员送上的鲜橙汁后，波尔布特开始了他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内容几乎全是越南对柬埔寨侵略的历史。而当时贝克尔和杜曼最想要的是波尔布特谈谈西哈努克、他的政府、他身边的同事、人权、国内发展计划、发生在柬共党内的清洗等等。

直到最后，波尔布特停止了谈话，贝克尔和杜曼才得以问几个问题。波尔布特好像不在意他的客人们问了什么，只是跟着自己的思路发挥着语言才能。当贝克尔请他谈谈他的同事们的时候，波尔布特抱歉地一笑，说：再过不久我们也许就要开始打一场游击战争，在这个时候提起他们的名字可不是个好主意。

汽车将贝克尔和杜曼载回旅馆的同时，另一辆车又把科德威尔送到了波尔布特的面前。与这位西方朋友的谈话，波尔布特的话题就显得宽泛多了。

两个年纪相仿的人谈起了农业政策问题和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滔滔不绝。

直到晚饭时间，谈话才不得不结束。

科德威尔回到旅馆的时候，容光焕发，对贝克尔和杜曼说，他同波尔布特之间的谈话非常坦率，而且像朋友般的真诚。波尔布特邀请他在1979年再来柬埔寨，来“衡量一下革命在柬埔寨创造了什么样的成功”。科德威尔非常兴奋，一再把柬埔寨比作他的故乡苏格兰。

三个人兴味盎然地谈到晚上11点，这才各自回房，整理当天的笔记，同时收拾一下行装。按照日程，他们第一二天就将离开金边，飞往北京。

两小时之后，也即午夜1 点，随着几声巨响，旅馆的房门被强行撞开。

黑暗中，一伙荷枪实弹的人闯了进来，房间里发出了乒乒乓乓的撞击声和吵闹声。接下来便响起了枪声，科德威尔和一个闯入者被当场打死。

贝克尔和杜曼被吓得躲在房间的角落里，连大气也不敢出。所幸的是，闯入者们好像并不是奔他们而来，科德威尔一死，他们便迅速撤离了旅馆。

一切都发生得是那么突然，贝克尔和杜曼脑子里好长时间都是一片空白。直到一个小时之后，才有警察赶来，封锁现场，查看死者，询问两个惊魂未定的外国人。

第二天，12月24日，显然是根据波尔布特的指示，在金边举行了对科德威尔的悼念，英萨利出席并且作了一个简短的悼念感怀。下午，贝克尔和杜曼仍按计划飞往北京，科德威尔仍然与他们结伴同行，只不过是一具躺在棺材里再也不会说话和激动了的尸体。

这次晚间的袭击对贝克尔两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难解之谜。他们离开后几天，有两个中级官员以谋杀罪而被捕。在他们交代的罪行中，他们把策划者的罪名推到了已经被清洗处死的副总理温威身上，同时也提到了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宋成和几位高级官员。可是，在供词中涉及到的这几个人，后来一个也没有遭到清洗。

于是，科德威尔的死案便引起了好多种猜测。一是说科德威尔之死是波尔布特亲自下令干的，是不希望这个苏格兰人抨击柬埔寨革命。但这显然站不住脚，因为波尔布特对科德威尔的态度明显要比对贝克尔两人好得多，而当时科德威尔对柬埔寨革命赞不绝口，把这里比作他的第二故乡。仅从波尔布特邀请科德威尔在1979年再访柬埔寨就可以看出，波尔布特显然是希望科德威尔成为柬埔寨革命最忠实的宣传者。从哪个角度来讲，波尔布特都没有必要杀害这个英国人。

第二种猜测是，科德威尔死于波尔布特的对立面之手，他们杀这个被波尔布特视为朋友的外国人，是要给党内的“大哥大”难堪，使这个政权在国际上出丑。那么，是谁才可能知道科德威尔被波尔布特当做朋友呢？只有党内或政府内的高级官员，他们策划了这次袭击，使波尔布特大丢面子。但问题是，此事之后，并没有高级官员被清洗，也就否定了这种说法。

于是，有人提出了第三种推想：科德威尔是因为私人仇恨而被杀。但到达柬埔寨只有短短两个星期，他会得罪谁到非要杀死他的地步呢？、

这件事由于后来越南人的入侵，没有人再对此追究，从而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当几位西方记者正在柬埔寨领土上进行访问的时候，柬埔寨与越南对峙的局势实际上已经非常严峻了。12月21日，负责国防事务的宋成在同一个外国记者组的谈话中说道：柬埔寨军队一直在边界上同入侵的越南军队战斗。越南人开始使用飞机轰炸柬埔寨领土，并且不顾国际公法使用毒气弹。

不过，”这说明越南缺乏步兵力量。也说明越南走投无路。柬埔寨根本不怕越南那几架飞机。实际上，越南的飞机和毒气弹发挥不了什么效力。”宋成很有胜利把握地对记者们说：“我们估计到了苏联帮助越南的各种可能性，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实际上，苏联已派顾问指挥战争。”对此，宋成并没有感到有任何担心的必要，他一再对战局表示乐观和必胜信心。

金边似乎也没有为即将到来的越南进攻感到恐慌。12月23日，金边的电台还在不紧不慢地广播柬共中央10月31日作出的一项决定：建设先进的合作社。提出每个合作社要十天学习一次，每次一小时三十分钟；合作社将来要做到社员一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三天一次甜食……

贝克尔和杜曼离开金边的第二天，1978年12月24日深夜，也即西方的圣诞节的凌晨，越南以14个师、超过12万人的部队向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受过良好训练、武器装备精良的越南部队从与柬埔寨接壤的东部几个地区同时发动进攻，战斗机、直升机，重型火炮等同时支援。隆隆的炮声顿时将边境撕开一个个的大口，蜂拥而入的坦克、装甲车在地上碾出沉重的痕迹。

部署在边境一线的柬埔寨军队——许多是从西南大区调防不久的部队——立即还击，拚死作战。但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作战能力上，柬埔寨军队都处于劣势，况且又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和后援方案。12月29日，茶胶省（KRATIE）陷落。两天之后，上丁省（STUNGTRENG）也落入越军之手，上千名柬埔寨士兵死于越军的炮火和飞机的轰炸之下。到1979年元月4 日，越南军队已经控制了整个湄公河东岸的地区，与金边隔岸相望。

金边此时处于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但最高当局对于取胜似乎并没有失去信心。12月29日，即在茶胶陷落的当天，波尔布特会见了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友好代表团，在一个小时的会谈中，波尔布特说，越南军队遭受了”巨大打击”，而柬埔寨军队正在收复被越南人占据的领土。

到元月1日，1979年的新年之日，金边城里已可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住在王宫里的西哈努克已经明显感到他的玻璃窗在炮声的震动中发出瑟瑟的声响。

据柬埔寨军队情报部门的报告，越军在发起边境攻击的同时，派出了一支由特种兵组成的特遣队，乘橡皮艇横跨湄公河，直袭金边，企图到王宫绑架西哈努克亲王。当这支部队到达金边外围时，被柬埔寨部队发现，越军寡不敌众，当场被打死多人，绑架计划也就此搁浅。当人们从被捕的越军特遣队士兵口中得知绑架计划后，立即上报总参谋部，由宋成直接报告波尔布特。

当天，一辆漂亮的黑色梅塞德斯高级轿车到王宫接走了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等人，与从金边撤退的包括南斯拉夫大使在内的外交人员车队一道，急奔西北部的马德望省而去。

西哈努克等人被安排在马德望省呆了3 天，直到宋成确信那支越南绑架特遣队都被消灭之后，元月5 日，一行人才又从西北部撤退回了金边。

虽然如此熊熊的战火已经映红了金边以东的天空，但这里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任何陷落前的忙乱与慌张。金边广播电台仍一如既往地宣布柬埔寨军队在反击越南入侵战斗中的重大胜利；总理府所属的各部仍如同往常一样在正常运转，甚至比过去的效率还要高得多；波尔布特等高级领导人时不时的在一些场合露一下面，人们一看领导人还在坚持工作，心里也就安稳了许多。

只是波成东国际机场上，援助这个国家的几千名外国技术人员和专家们从新年那天开始撤离，标示着这个城市即将遭遇的命运。

元月5 日晚，与西哈努克和家人刚刚从马德望返回金边后不久，乔森潘便来到了王宫。他对亲王说，波尔布特希望见见亲王，并同亲王一起品茶，希望亲王不要拒绝。莫尼克在刚刚经历了旅途劳顿之后，尚未来得及休息，一听要叫丈夫出外，心里顿时掠过一丝阴影，生怕大乱之际，亲王会遭遇不测，一时间紧抓住亲王的手不忍放开，直到乔森潘向她保证亲王不会有任何安全上的问题，莫尼克公主这才让亲王进了他的梅塞德斯轿车。

当车抵达法国总督官邸时，波尔布特来到门口迎住亲王，甚至还向亲王躬了一下身。两人当时都穿着短袖的白色衬衫和黑色的长裤，这种装束是波尔布特多年前就很中意提倡的。波尔布特用他当年在宫中生活时就学会的那中宫廷语言称呼亲王，显得十分恭敬和尊重。后来，亲王对人谈起了波尔布特同他的这次会见，说：波尔布特身上反映出来的领导人气质十分让人着迷，对他的招待无可挑剔。

两个人的这次谈话持续了4 个小时。他们先是互相问候、致意，使用着彼此认为对对方充满恭敬的词汇。波尔布特喝着桔子汁，回顾起了他们5 年前——1973 年在解放区的会见，同时他很真诚地向亲王抱歉，说自全国解放以来，他忙得不可开交，没有能去王宫看看亲王，对此他深表谦意。

亲王笑着接受了波尔布特的这种解释，很有礼貌地对波尔布特工作的繁忙程度表示理解，说他不必为没有能去王宫感到抱歉。

在对亲王的理解表示感谢后，波尔布特开始谈起了当前的形势，接着建议说：亲王去联合国的讲坛，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向全世界呼吁。他告诉亲王，第二天，也就是1 月6 日，一架大型客机将从金边起飞，同机的还有一些驻柬埔寨的外国外交官和他们的亲属、随员。亲王的亲属也将乘这架飞机离开。

亲王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使命。在他看来，任何矛盾都比不上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了国家他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看亲王接受了他的建议，波尔布特显得十分高兴。正是晚饭时间，波尔布特请亲王入席，第一次同亲王共进晚餐。面对摆满了可口佳肴的餐桌，两人并没有什么兴致，只继续接着刚才的话题谈起对今后局势的预测。晚饭一过，波尔布特又带亲王来到一间挂有一张巨大地图的房间，给西哈努克介绍当前的军事形势。亲王发现，波尔布特对打败越南人充满信心，言谈间尽是乐观的语气。

“由于我们的严密部署，”波尔布特告诉亲王，“我们可望在两个月内，干净彻底地歼灭入侵的越南人。到那时候，我将会非常高兴地欢迎亲王重新回到金边。”“我相信我们的军队可以打垮任何侵略者。”亲王道，“我也将非常高兴回到没有任何外国侵略者的祖国。”亲王回到王宫，已是深夜。莫尼克公主一看丈夫安然无事地归来，禁不住长长舒了口气。

第二天下午，亲王乘坐的飞机准时离开波成东国际机场，正好是越南军队到达金边郊外的前24小时。这是从金边撤退的最后一架班机，上面除了西哈努克和家人之外，如同波尔布特头天告诉亲王的，还有驻金边的外国使馆的余留人员。它起飞之后，整个波成东机场除了几架直升机和几架待修的飞机外，再没有任何固定翼飞机从这里升空。

金边各个部门的人们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乘火车离开金边。

1979年元月7 日，这是民柬政权在金边执政的最后一天。

上午8 点，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官员、法国血统的劳伦斯·皮克（LAURENCEPICQ）像往常一样，按时来到外交部上班。9 年前，出于对这个国家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发生在柬埔寨这个土地上的革命的倾慕，皮克嫁给了一位丛林里的革命者、后来民柬政府里的一位高级官员。她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将民柬政府的公文、公告和文件，翻译成法文，或将法文的文件翻译成高棉文。

此刻，大楼里除了她之外，还有几位同她一样尽职尽责的年轻人。虽然大炮的声音已经很响了，但笃信自己的军队会胜利的皮克并没有怎么在意，到桌前坐下来，很认真地将头天的战报翻译成法文。大约两个小时后，翻译完成，她像往日一样去把译文稿交人油印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没有人干这项工作了。“我当时感到非常悲哀，”她后来写道，“我身边的人们对什么都保密，我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到中午时分，皮克才接到通知，带上家属离开金边，这是最后的机会。她匆忙跑回家中，抱起年幼的女儿就赶往等候的大卡车，随着惊慌失措的人们，前往马德望省。

皮克到外交部上班的时候，金边的最后一列火车正鸣响汽笛，驶离金边。

这列火车上有几百个政府机构里的中下级官员，有几十个从外国回来的知识分子，另外就是从医院里撤出的伤员。火车开动之际，挤在火车站入口处的人们飞奔而来，拼命爬上了车。

除了警卫人员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英萨利也在这列火车上。当时，越南人离金边的距离只剩下了5 英里。（数日之后，当他长途跋涉来到柬、泰边境丛林的时候，脚上的鞋已经磨破，他索性赤着脚艰难行进。）

火车启动后约一个小时，车上的人们注意到，天空中出现了两架直升飞机，朝着与火车头相同的方向疾飞。人们后来才知道，这两架飞机运载的是波尔布特和他的家人、警卫和亲密同事。

1979 年元月7日晚上，越南军队攻入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