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水平低下的成因与对策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很大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有很多问题，包括道德水平低下，须要全社会关注，设法改善，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本文论述，道德水平低下的原因并不是改革开放，而是文革与独子女政策。若然，对提高道德水平的方法有什么含义呢？
 　　道德水平低下的一些事实
 　　生活在国内的人们，对道德水平低下的一些具体事实，应该有很深刻的见闻与体会。作为一个关心中国、关心中华文化的海外华裔学者，笔者也谈谈一些经历。
 　　笔者在马来西亚（当时是马来亚）出生长大，受当地的华文教育。本科生时就读于新加坡的南洋大学。于1967年到澳大利亚读博士学位后，长期居住于澳大利亚。然而，四十多年来，约有12年的时间在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居住（访问/讲学、开会、旅游等），包括两年在中国大陆，两年在港澳，两年在台湾，两年在新加坡，两年在美国，两年在英国与欧洲。比较之下，对于各地人们的道德水平、友善、愿意帮助他人的程度等，笔者认为台湾显然位居榜首。在各个不同地区的华人社会，台湾也是维护传统中华文化最成功的地区。因此，中国大陆的道德水平问题，应该不是传统中华文化的问题，而是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在文化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摧毁，以及一些极端政策（包括独子女政策）所造成。
 　　在12年离开澳大利亚的时间，笔者的房子曾经出租至少十多二十次。其中对房子照顾得最好的两三次都是从台湾来的；照顾得最差，好像是从来没有洗过厕所的那次，租客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几个月前（约2011年9月），笔者听一位大陆本土出生的海归学者说，以前海外很多一流大学很愿意收大陆学生，现在包括哈佛在内的许多大学，已经对大陆学生有些敬而远之，因为领教了大陆学生的许多道德问题。当时，这对我是一条新闻。但在三个月后，笔者自己却也开始检讨其‘对华政策’。这是因为，在这几个星期来（2011年12月至2012年初）, 笔者经历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来自一位大陆学生的最不道德的行为。简述如下。
 　　一位大陆学生的不道德行为
 　　根据笔者的记录，我是于2004年底写了‘毫无保留地强烈支持’函件，帮助他获得到敝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2003年我在北京认识他时，请他介绍能够翻译的人。他毛遂自荐，结果我同意让他翻译我的两本书。翻译费提前全部付清。约5年后，连第一本都还没有译完，他说他没有时间译了，他安排另外一位译者译第一本的余下部分，我安排另外一位译者译第二本。我没有向他要回以前已经付清的翻译费，因为他说，当时你只给我X千澳元，好像认为不够。以当时（2009年左右）澳大利亚的翻译费，当然是偏低的，但以2003年中国国内的翻译费，是大大偏高的。而且过期没有完成任务应该是要负些责任的。
 　　于2010年中，虽然他已经把博士论文的主要章节都写完了，但由于还没有找到工作，不想提交论文，但因为奖学金早已经没有了，请我给他在我的研究金下以非全职研究员职位工作，不但有经济来源，对申请工作也大有帮助。一年后（2011年中），他结束这工作（但还没有提交论文），回国到某高校就职。这年中，他对研究金项目的主要工作是写了一篇有关快乐调查的文章，与完成一项网上的快乐调查网站。在他离开之前（约5月份），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在我指导下，在我的研究金资助下，并在我的许多修改建议下完成的，我认为我应该成为文章的第二作者。（如果根据英文姓氏排名，我将是第一作者。）他坚持他应该是文章的唯一作者，并且说，实际上他在得到研究员职位前，就已经大致完成了该文章。（虽然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与研究金项目的快乐问题没有关系。）他既然这么说，我就同意让他为文章的唯一作者，不过我对这件事有些不满。
 　　在我四十多年的教研历史中，从来没有与任何人有类似的纠纷，反而是有很多相反的经验。例如，有很多我指导的博士生主动提出要让我成为其文章的联合作者，因为我在指导过程中对文章的思路、论点、表述等有重要贡献，而我并非全部都接受。与杨小凯合作的1993年的巨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是小凯多次要根据英文姓氏排名，让我成为第一作者，而我坚持应该让主要贡献者（杨）排在第一。
 　　2011年7月，我发电邮向他要快乐调查的问卷，因为我要翻译成中文，计划到中国访问时让学生填写。经过多次电邮，我于9月才拿到问卷。让第二位研究员翻译后，我于11月让学生填写。12月初，我发现问卷很难比较。【问卷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传统与我们的新方法。】我发电邮给他几次，问这问题，他答非所问。我只好上网比较原来英文问卷，才发现原来他在寄问卷给我之前，已经把最后那道比较两种方法的题目删掉，却没有让我知道！我发电邮责问他，他支吾说因为不知道我调查的目的。
 　　我肯定他是有意删掉，不让我能够进行比较，因为他要独占这项研究。我当时只是不高兴，还没有很生气。【回想起来，当时我就应该很生气，因为他的做法太过无理。】我发电邮给他与第二位研究员，说我们应该合作，才能够更好完成研究项目。若不能合作，不如早日分道扬镳。他大概知道自己做错了，我不高兴了，恐怕我对他的博士论文的进展不利，就向校方申请更换我的主要导师的任务，理由是：我们在其他方面有不同意见，会有利益冲突。
 　　我要在更换前，让他交出快乐调查网站的控制信息。他拒绝提供信息，回电邮说，那网站是他的私人财产，不是研究项目的。我回答说，你的两项工作，一项是成为研究员以前就已经大致完成的，另外一项是你私人时间完成的，那你一年的非全职工作都在那里？如果你要把网站认为是你的私人财产，是否应该归还大学至少3/4的薪水？
 　　我问他，如果甲雇用乙看顾一只怀孕的母狗，而乙在甲不知情下，于一个周末把母狗带回自己家里。结果母狗在乙家里生下小狗。乙认为小狗是属于他的，因为是在他家里出生的，这是否合理？他回答说，‘我不要与你争论，要争论必须等到我博士学位完成之后！’。
 　　我还恐怕我偏于己见，问一位也是大陆的学者，他说，‘而对于你而言，我认为没有做错任何事。你对大陆学生、学者的一些状况及心理确实不够了解（一般比你能想象的要扭曲和变态很多），所以有时候“过度乐观” 和 “过度善良” 了。’
 　　当然，上述事件可能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形，只见一斑，未窥全豹，未必能够一般化。然而，一般道德水平的低下，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道德水平低下的成因
 　　许多人认为，道德水平低下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改革开放后，人人向钱看，多少有过分重视金钱的效果。然而，笔者认为这并不是造成道德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其实，在改革开放前，人们的道德已经有问题。不过，那时候金钱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人们比较少表现在贪污之类的不道德行为。
 　　造成人们道德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包括两项。第一是改革开放前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文化革命），第二是独子女政策。
 　　反右使人们不敢讲真话，大跃进使人们讲假话，文化革命使人们人性扭曲。
 　　道德的最基本最重要要件是真诚。真诚是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形都能够做到的。道德的最高水平是大公无私，舍己利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大公无私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在所有情形都能够做到的。要求人人大公无私，是要求人们达到不可能达到的水平，结果是迫使人们弄虚作假，把真诚都破坏了。连最基本的东西都破坏了，像把房子的地基与栋梁打掉了，房子当然要倒塌。
 　　文革又使人们抛弃传统，亲人互斗，天良丧失。几次大运动的失败，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失去信心。旧传统、旧道德丢了，而新道德建立不起来，当然造成道德水平低下。
 　　几十年来，在独子女政策下，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开始，小皇帝做惯了，没有足够学习与他人相处，很多人一切从自己出发，很少考虑到他人。父母亲又是经过文革的摧残的一代，改革开放后，一切向钱看，强调狭隘的自身功利，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有足够重视对道德的培养。自己多次被骗，对真诚的重要性的强调大为减少，当然也严重影响下一代。
 　　另外一项影响人们道德水平的原因是，收生与考试制度使家长与学生都太重视取得考试成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育在于应付考试，自然忽视其他方面的教育。
 　　提高道德水平的方法
 　　除了传统的方法，针对中国当前道德水平低下的成因，提高道德水平的有效方法可能包括下述几项。
 　　第一是中国政府已经在进行的对中华传统文化（包括道德）的恢复。虽然我并不反对在世界各国开设几百家孔子学院，但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在本国提升文化与道德水平。
 　　第二是减少对物质生产与消费的过分偏重，从强调GDP转向兼顾文化、道德、幸福（即快乐）、人际关系等更加重要与终极的目标。徐景安教授[1]在国内主办多次讨论幸福的会议，倡议《21世纪幸福宣言》等理论层次上致力工作，而且通过提供咨询，在实际改善许多机构与企业的员工的快乐上，也有很大的贡献。最近，他与其他人向中共中央建议以“幸福中国”为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目标，希望能够得到重视。
 　　第三，针对小皇帝问题与对狭隘的填鸭式智育的偏重，中小学应该重视德育与人际关系，包括让学生有更多时间与同学们相处与沟通，补充没有兄弟姐妹的不足。然而，在当前的考试制度与各校争取通过学生的考试成绩使学校排名靠前的情况下，各校没有很大的激励去重视德育与人际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大学与中学的收生，可以考虑减少对传统呆板的知识的考试成绩的依赖，而采用或部分采用区域式、抽签式、智力测验式的收生方法。
 　　当然，区域式与抽签式的收生方法，都不是理想的。然而，中国以及许多东亚国家的学童，实在被呆板的考试制度害得很可怜，他们不但丧失了应该快乐玩耍与学习的儿童期，而且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被考试制度严重摧残。即使没有理想的方法，也必须用其他方法来纠正。对这个问题，笔者希望以后有机会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