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0:23:33
厚生利用
日本文化史乃是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融会贯通的历史。如果将日本自身文化称为“母体”的话，那么外来文化则是它的“父体”。因此，作为日本文化重要组成的两个部分，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两者缺一不可。在日本文化构架中，起决定作用的乃是日本原生文化——绳纹文化。虽然日本原生文化带有未开化的、落后的、非理性的特征，但其在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狂潮中均发挥着强有力的主导与制约作用，坚持了日本文化的主体性，将外来文化日本化。虽然在日本历史上曾出现过汉文化一边倒、西欧文化一边倒，也曾出现过国风文化热、国粹主义风潮，但经过反复磨合，日本文化的最终选择则是去除两端极端化倾向，建立了一种自身文化与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发展模式，即“绳魂弥才”、“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和魂美才”的内外结合的文化模式。 “和魂汉才”是在“绳魂弥才”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和魂”除了包括“绳魂”以外，还包括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汉才”是指汉代以后的中国技术，它不仅包括“弥才”中的技术器物，还包括技术制度及其观念。在上述思想意识的指导下，古代日本人积极引进吸收中国的技术（如各种铁制器具）与文化，并创新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技术与文化。近代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威逼，虽然在最初也像中国一样采取拒斥的态度，但在明治维新以后却转变了态度，即把“和魂汉才”转变为“和魂洋才”。 众所周知，在1500年前，日本还僻处东方海洋，一直默默无闻。当他们经过数百年的不断混战，直到5世纪初，才由奴隶制国家“大和”统一全国。而此时的中国已即将迎来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当日本刚刚摆脱野蛮蒙昧的原始社会，环顾四周浩瀚的大海时，才意识到自己处于和外部世界隔绝的不利境地。他们逐渐认识到，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外交往，向外部世界学习的重要性。我国史书《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日本九州的奴国王派人出使东汉都城洛阳，光武帝刘秀亲授金印。1784年2月，九州福冈市志贺岛农民甚兵卫在自家田地里的石头下发现了这枚“汉倭奴国王”金印。公元5世纪，随着中日交往的逐渐加深，日本朝廷开始使用汉字。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臣第二次出使隋朝。第二年，又派遣高向玄理等来到中国，这位日本使臣直到唐初才回国。他回到日本后不久，就被孝德天皇任命为“顾问”——国博士，和僧旻等人一起，依照唐朝的律令制度，把日本改造成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这就是可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的“大化改新”。从此以后，日本吸收唐朝文化的热情更加高涨。政府每年派出的遣唐使都有数百人，其中包含朝廷正式使臣，还有公子贵介、商人、留学生和学问僧。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冒着暴风巨浪，远涉海洋，前来中国，其中不少人被东海的巨浪夺去了生命，但他们的同伴和后来者毫不惧怯，一次次地继续航行。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分头学习专业，有的留唐几年，也有住上二、三十年的。 据中日文献记载，唐朝一代，日本共遣使19次，其中有13次成功来华，其中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是遣唐使活动的高潮。来到唐朝的日本人，在叹服唐朝繁荣昌盛之余，也更加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因而异常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所以学习起来也极其认真刻苦。他们可以原原本本地将唐朝的建筑依样复制回日本，他们仿照唐都长安，兴建了平城京和平安京；他们的京都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以至于在我国今天有许多失传抑或绝迹的东西，在日本却得以保存或发展。例如我国唐初药王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在我国现在刊行的是取自日本的影印本；还有一件东西叫“廛尾”，我们可以在古代人物绘画中经常看到，是魏晋士大夫清谈时手中常执的东西，后人常误认为是蝇拂之类，直到我国学者看到了日本古都奈良藏的实物，才弄清楚。 日本在向唐朝学习的过程中，在初始阶段，他们不是凭一己好恶，主观“取舍”、“扬弃”，而是大规模、全方位的学习。类似于小孩子在学习书法第一、二阶段的“描绘”和“临摹”，然后在经过一段时间、一定程度的消化、理解、吸收之后，达到离开范本的创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日本留有许多中国唐代的影子，但更多的揉进了一些自家的东西。安史之乱后，唐朝逐渐走向衰败，从公元894年起，日本停派遣唐使船。遣唐使被日本人奉为“文化之神”的菅原道真首先提出“和魂汉才”的观点，就是日本的精神为体,中国的智慧技术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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