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日常用品英语怎么写: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来龙去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06:50:04
2011年11月17日08:29书摘林蕴晖我要评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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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1949年4月、5月天津讲话，8月在东北局会议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还说：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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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百年潮》1998年6期
原题：刘少奇“剥削有功”说的来龙去脉
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座谈时，曾说过“剥削有功”的话。这曾是高岗用来散布流言；猛烈攻击刘少奇的一发重型炮弹。党内不少同志也曾认为这句话是少奇说“走了火”，“不够妥当”。
但是，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党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为弄清历史的是非曲直，话还得从头说起。
进城后的当务之急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当即对接管平、津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由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市长。毛泽东指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统归华北局负责，并着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赴北平，担负先遣任务。薄一波回忆说，他赴北平前曾专门到中央请示。毛泽东特别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向薄谈得较多的是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都写进了嗣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诀议。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于中国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上海，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业无产阶级，但它终究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其成员又多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长期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不能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这些思想观点和做法，在进入城市以后，自觉不自觉地被带到城市工作中来。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收复山西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曾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时，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仍发生乱拿东西的现象。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抢私人的财物，还鼓动城市贫民去拿，以至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再就是，进城以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更为普遍的是，分不清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搬到城市，造成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因此，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专门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注，严肃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吏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凡此种种说明，取得城市以后，能否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曾有明确指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又说，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占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如果认为现在可以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民族资本家的忧虑
1949年的天津，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北平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厂也有三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拐、穿的、用的……都靠他们供给。这些私营工业，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但是，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没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唐山有个启新洋灰公司，解放后与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半年合同，收购它生产的洋灰，后来物价上涨，合同订的价格就明显太低，继续执行合同，资本家就得赔本。当地的华兴纱厂也跟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八个月的合同；贸易公司供给棉花，华兴将生产出来的纱布卖给贸易公司。后来纱价大涨，但合同价不变，这样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钱，华兴虽未赔本，也没有赚多少钱。而税收部门收税，还得按市场价格收他们的税。又如，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盐卖不掉，经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说是可以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于是久大公司就把盐运到了临清。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作卖盐生意的，就想办法对付他。结果国营贸易公司把盐的价格一跌，使得资本家的盐卖不出去，舍了本。这些事都弄得天津地区的资本家叫苦不迭。有的工人组织只是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就在平、津接收后不久，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两市的财经情况说，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 ”4月，华北局向中央详细报告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指出：除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 一个月内，曾发生53起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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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1949年4月、5月天津讲话，8月在东北局会议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还说：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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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百年潮》1998年6期
原题：刘少奇“剥削有功”说的来龙去脉
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座谈时，曾说过“剥削有功”的话。这曾是高岗用来散布流言；猛烈攻击刘少奇的一发重型炮弹。党内不少同志也曾认为这句话是少奇说“走了火”，“不够妥当”。
但是，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党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为弄清历史的是非曲直，话还得从头说起。
进城后的当务之急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当即对接管平、津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由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市长。毛泽东指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统归华北局负责，并着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赴北平，担负先遣任务。薄一波回忆说，他赴北平前曾专门到中央请示。毛泽东特别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向薄谈得较多的是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都写进了嗣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诀议。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于中国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上海，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业无产阶级，但它终究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其成员又多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长期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不能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这些思想观点和做法，在进入城市以后，自觉不自觉地被带到城市工作中来。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收复山西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曾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时，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仍发生乱拿东西的现象。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抢私人的财物，还鼓动城市贫民去拿，以至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再就是，进城以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更为普遍的是，分不清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搬到城市，造成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因此，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专门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注，严肃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吏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凡此种种说明，取得城市以后，能否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曾有明确指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又说，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占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如果认为现在可以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民族资本家的忧虑
1949年的天津，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北平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厂也有三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拐、穿的、用的……都靠他们供给。这些私营工业，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但是，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没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唐山有个启新洋灰公司，解放后与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半年合同，收购它生产的洋灰，后来物价上涨，合同订的价格就明显太低，继续执行合同，资本家就得赔本。当地的华兴纱厂也跟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八个月的合同；贸易公司供给棉花，华兴将生产出来的纱布卖给贸易公司。后来纱价大涨，但合同价不变，这样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钱，华兴虽未赔本，也没有赚多少钱。而税收部门收税，还得按市场价格收他们的税。又如，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盐卖不掉，经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说是可以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于是久大公司就把盐运到了临清。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作卖盐生意的，就想办法对付他。结果国营贸易公司把盐的价格一跌，使得资本家的盐卖不出去，舍了本。这些事都弄得天津地区的资本家叫苦不迭。有的工人组织只是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就在平、津接收后不久，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两市的财经情况说，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 ”4月，华北局向中央详细报告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指出：除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 一个月内，曾发生53起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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