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腾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宋氏家族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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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氏家族全传 作者：程广 叶思
　　内容简介
　　宋氏家族当年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家族”
　　在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发迹最早且最具规模的，当首推宋氏家族。其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一度举足轻重，影响深远，故在当年亦有“宋家王朝”之誉。本书首次以较大规模，从家族总体视野出发，全面地叙写了宋氏家族充满传奇经历和悲剧色彩的发迹过程。作者力求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前提下，对宋氏家族中的众多人物及其悲欢离合，做尽可能全面的再现和深入的挖掘。由此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风云变幻、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可以说，宋氏家族现象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独特的，其惹人费解的神秘内涵及令人追崇的楷模意义，迄今仍吸引着广大的读者。
　　引子
　　我们来到风光明媚的祖国第二大岛--海南岛，再从省府海口出发，行驶大约70公里左右，就到了一个盛名久负的地方--文昌县。文昌，单听其名，就容易令人想起，这应该是一个重视文化教育、以昌盛民族文明为传统的地方。
　　文昌县位于海南岛的东北隅，它犹如一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祖国第二大宝岛的边缘上。这里背靠黎山，濒临大海，山青水秀，一派迷人的热带风光。来过这里的游人，常常为此地的缤纷色彩和如诗如画的境界而留连忘返。
　　还是在许多年以前，据说就有深懂风水的人预言文昌背后有靠且出路开阔，是一块地灵人杰的好地方。后来事实也果然不谬，海南文昌在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不止一位的伟大人物。首先，数百年前，中国大明王朝的一位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就出生在文昌。海瑞当年号称海青天，他藐视权贵，刚直不阿，爱民若子，执法如山；甚至于冒犯龙颜，对当朝皇帝老子的昏聩无道，海瑞也敢直言谏骂。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句掷地有声的硬话，最初讲的就是这位海青天。
　　而海南文昌在中国近代史上，还出现过另一位伟大的人物，并且也是深令今天的文昌人引以为自豪的，这便是曾经号称近现代中国第一家族--宋氏家族的奠基人宋耀如先生。
　　说起来耀如先生，对今天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或许已经十分陌生了。但是，如果提起宋耀如先生的三个非凡的女儿：宋庆龄、宋美龄和宋蔼龄，还有宋耀如先生的三个公子中最出类拔革的一位宋子文。那么，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人心中，也仍是楷模一般令人敬佩和景仰的。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宋耀如先生及其缔造的整个未氏家族（尤其是超凡脱俗、无与伦比的宋氏三姐妹），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影响甚至迄今仍难以估量。大概也正是因此，宋氏家族在近现代史上曾为天下瞩目，甚而被人们推崇为“中国第一家族” 及至誉为“宋氏王朝”。
　　在距文昌县城60公里处的昌洒镇，有一个叫做古路园村的地方。这里的一片小丘陵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更有龙眼、荔枝、芭蕉、杨桃、木菠萝等，这些南国花木呈现着完全不同于北国风光的奇姿异彩。高大的椰树和摈榔参差其间，迎着海风，像振翅欲飞的大鹏。红覆翠盖之下，掩映着一处小巧的房舍。门媚上挂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宋氏祖居”匾额。祖居坐西南朝东北，好像日夜翘首远望着先祖所迁来的大陆方向。进得门来，左边有两间住房，青砖砌墙，椰木架，室内陈设着淡黄色的菠萝木老式家具。
　　公元1866年，宋氏家族的第一人宋耀如先生，便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极普通不过的商人家庭里。
　　宋耀如出生后，仅在家乡度过短暂的童年，便孤身一人闯荡海外，从一个为人打工谋生的苦仔，依靠自己坚定向上的信念以及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奋发努力，终于一步步发展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大实业家和大富翁。在出人头地之后，宋耀如先生一方面慷慨解囊，积极资助并参与孙中山先生倡起领导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方面，他又以高远超前的目光和融贯中西的胸襟，相继把自己6个黄肤色的子女（长女宋蔼龄、长子宋子文、次女宋庆龄、三女宋美龄、次子宋子安和三子宋子良）统统送到西方接受西方的高等教育。结果，宋耀如先生的这几位儿女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殷殷瞩望和精心栽培。他（她）们不仅敢于步其父后尘，以留学西洋的举动狠狠地冲击了当时中国仍然很深蒂固的传统体制和保守观念，而尤为令人赞叹的是，宋耀如先生这6位儿女中，竞有4位后来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这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创造这般非凡的奇迹，可谓亘古至今海内海外都是罕见的，甚而前所未有的。
　　在这里特别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仍是宋耀如先生的三位女儿。她们不仅一个个天生丽质，教养良好，而且在人生选择和情感追求上，也都有着非凡的眼光和独特的经历。宋氏三姐妹中，大姐宋蔼龄号称爱钱，结果不仅嫁给了当年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的大财阀孔祥熙，而且真就生财有道贪婪无比，其一生敛积的财富据称达上百亿美元之巨。即便在当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当中，亦可位居首富。宋氏姐妹中的台女宋美龄，缘为爱权而嫁给了先后统治中国大陆和台湾近半个世纪的前国民党元首蒋介石，一度位列至尊，号称“中国第一夫人”。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的20余年里，这位蒋夫人追随其夫，几乎参与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所有重大国事的决策活动。甚至在蒋家王朝沦落、偏安台岛一隅的惨淡岁月里，蒋、宋夫妇二人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台湾岛上的一切生杀予夺。而在宋氏三姐妹中最出类拔苹也最为世人景仰的，当属宋耀如先生的次女宋庆龄女士了。宋庆龄女士毕生以热爱祖国著称于世。她年轻时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孙中山先生，继而又以大无畏的果敢和执着冲破世俗樊篱，成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位尊国母始终不渝，并继承着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仍旧一如既往地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奔走呼号，因而受到了亿万中国人民的衷心敬重和爱戴。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女士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为中国人民誉为“国之瑰宝”。
　　据史家考察，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堪与宋氏三姐妹媲美的，仅有一例。就是隋唐年间的孤独信亦曾生有三位千金，并且分别嫁与了北周的明帝、隋朝的文帝以及大唐朝的开国之君太祖李渊。然而，当年孤独信的三个女儿除了嫁人作妻之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及其身后的影响，可说实在是微乎其微了。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在旧中国那样一个因袭着沉重的封建传统、妇女地位十分低下的社会环境里，宋氏三姐妹仍能凭着她们各自丰厚的内涵、高雅的素养、洋溢的才华和执着的努力，不约而同地成为一代中国妇女中的佼佼者，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女性的骄傲和楷模；甚而巾帼不让须眉，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奇迹。可以说，自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数千年封建社会中，一直都是男人把持的天下，因而也一直都是“阳盛阴衰” 的局面。偶尔闪现的个把杰出女性，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显得那样的孤独和那样的微不足道。而正是到了清末民初，伴随着几千年封建帝国的彻底崩溃，自宋氏家族的三姐妹开始，那一种在中国绵延千年的“阳盛阴衰”的陈腐局面，终于也给彻底地扭转了。
　　或许，也正因为宋氏三姐妹的光彩过于耀眼照人，以至将宋氏三兄弟的应有光彩冲淡了许多。殊不知，当年的宋氏三兄弟在中国现代史的前半叶中，也都曾不同程度地显赫过声名。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当年宋子良、宋子安兄弟二人在中国商界和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作用，单就来门长公子宋子文来讲，这位数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的前中华民国政要，其功过是非及其历史影响，就远远不是我们眼下一两句话所能简单了断的。
　　正如一位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宋氏家族的确是个谜，其家族成员亦可谓个个是谜。宋氏家族现象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居的位置是独特的，其惹人被解的神奇内涵及其令人追崇的楷模作用，迄至今天仍然吸引着众多的人们。我们在海南省的文昌县，在宋氏家族的发迹圣地不难看到，许多来这里凭吊或膜拜的人，虽然事先并无沟通约定，但却大多心照不宣地试图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感悟一种人生的要诀，以期在这种人生要诀的品味中获取些许先验的启示，帮助他们在继续的人生拼搏中，早日领略成功的喜悦。
　　不管怎么说，先验也好迷信也罢，宋氏家族在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发展史中，毕竟是惹天下瞩目的成功典范。尽管其家族成员自宋耀如先生开始，其政治倾向各有不同，所走的人生道路亦各有不同，但就其各自后来的生命追求和价值实现来讲，恐怕成功是不约而同的。单就此一点来讲，那些今天去海南岛闯世界打天下并渴求着成功的人们，前往文昌朝拜宋氏家族故居，应该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时光流转，人世沧桑。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尾，回首再看20世纪时，那一种交织着兴衰得失偶然必然的历史感慨，不禁油然而生：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毕竟太难得也太难＿了。虽然历经坎坷磨难，但中国人民以一种百折不回的努力和拼搏，毕竟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祸天灾，并且终于迎来了蒸蒸日上的今天。
　　而在今天--中国人民这星光灿烂般的辉煌成就之中，应该说既凝聚了此前不止一代人的非凡努力，也蕴含了无数人个体意义上的耀眼成功。其中，应该也包括当年那个获取卓越成功的宋氏家族。在20世纪中国的灿烂星空中，当年的宋氏家族亦如一组摧璨的群星，迸射了耀眼的光芒。
　　第一章 中西合璧的家庭
　　1．宋查理的传奇经历
　　公元1886年初夏的上海外滩。
　　一天清晨，有一群手捧《圣经》的中国人渐渐聚拢在晨光之中。这是一次公开要求摘除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人内” 牌子的抗议行动，当时参加抗议行动的人，大多是中国第一个归国留学生会社--留美学人会的成员。其中的一位青年牧师，长着典型的华南人的面孔，一双深陷的大眼睛里此刻进射着激愤的光芒。就见他高高举着一块用硬纸板制成的标语牌，上面大字写着：
　　“请取下侮辱我们的牌子！”
　　这位青年牧师走在示威队伍的最前列。他一面毫无畏惧地怒视着那些从英国领事馆内向他们凶狠冲来的印度巡捕，一面反复地吟诵着《新约全书》中的一段话：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当年这位年轻的牧师，便是我们本书中的第一位主人公--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查理·琼斯·宋--宋耀如先生。
　　据史料记载，当时宋耀如和他的朋友们进行的这次小示威，最后是以部分胜利而告结束的。当然，这胜利并非只来自《圣经》教给宋耀如他们的“信心”；还来自在印度巡捕殴打来耀如等示威者时，众多围观的中国群众的奋起反抗，以及当时租界内工部局官员对宋耀如等人的美籍牧师身份的忌讳。然而，就是靠着当年对这种“信心” 的无比执着，几十年后来耀如使自己完成了从传教士到企业家直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飞跃，而且开创了一个对20世纪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家族--宋氏家族。以至于后来闻名于世界的宋氏三姐妹和宋家三兄弟在其各自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中，无不渗透了其家父影响的痕迹。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后来闻名于世的是宋氏家族，而当年首先战胜世界的，则正是那位始终充满基督精神的宋查理--宋耀如先生。
　　1886年1月上旬的一天。
　　风涛险恶的太平洋上，一艘远洋客轮犁开黑色的波浪，无声地行驶在黎明前浓重的夜色中。大洋下面跃动的红日已经把它的第一缕曙光挂到了高高的桅杆顶上，并且照出了站在甲板上像雕像一样凝望远方的一个青年人的身影。
　　他就是赴美10年今朝归来的海外游子宋查理。
　　海风留恋地吹拂着他的又粗又硬的黑发，星光眨着疲倦的眼睛仿佛正要睡去。但是宋查理却毫无倦意，他只是固执地一动不动地凝望着远方。远方，水天相接的地方，是他的祖国。海风带着海蜇的腥味吹来，旭日东升，一片火烧的云，连着一片火烧的浪；浮在海浪上面的海礁是黑色的；成万只鼓着翅膀的海鸥，在“火和血”的海空里翻飞，织成壮美的画面。
　　宋查理此刻无心欣赏眼前的风光，他把炯炯目光向前再向前。祖国啊，一提起你的名字就使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就是重洋大海也不能把你和我们隔断。狗不嫌家贫，人不嫌母丑。尽管你是贫穷落后的，在世界上被凌辱、被蔑视，空有那雄伟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和悠久灿烂的文明。但是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中华儿女怎甘祖国母亲长久地在被欺凌和蔑视中流洒鲜血和苦泪！我们要救出我们的母亲！少年的来查理当年正是怀着这个宏愿，含泪一步一回头地离开祖国，踏上陌生的异邦土地的。10年后的今天，当他以“美利坚卫理公会（基督教组织）全州执事” 的身份，踏往故乡的途中时，他是何等的激动啊！10年了，风风雨雨的10年，3600个日日夜夜，作为异乡漂泊的游子，他有多少人生感慨啊！那感慨化作海潮，涌向他记忆的闸门，撞击着他记忆中的深井……
　　宋查理原本并不姓宋，查理也只是他到美国后起的英文名字。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血统，且本姓韩，名字叫做韩教准。他还有一个哥哥叫韩政准，有一个弟弟叫韩致准。此外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教准居家排行老三，其父韩鸿翼，当年是文昌的一个普通的商人。宋耀如亦即韩教准出生时，其家道虽说不上怎么富有，却也比较殷实。但后来，由于韩鸿翼这个人有些文化，思想也相当开明，属于一个比较崇尚中国儒家传统观念的“威尼斯” 式商人，所以他并不把私家财富过于计较，而是为人宽厚，乐于助人。本来韩鸿翼作为一个商人，当地人应称呼其为老板，但就因为他的儒雅为人，当时人们都尊称他为先生。而也就因为韩鸿翼当年过于热心公益事业，经常赈济当地的穷苦乡农，以致渐渐地把祖上积攒的家当全都用尽了。当韩鸿翼生下众多儿女且自己也已上了年纪时，韩家的景况已然大不如前，甚至渐趋穷困潦倒了。
　　据说，当年韩教准出生的时候，正遇上黎山里的老虎出山到文昌江饮水，乡里人都认为这是个吉兆，于是父亲便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阿虎。可惜，后来这个吉兆似乎并未给阿虎及其全家带来什么好运。恰恰相反，阿虎生下来不久，文昌一带就赶上了瘟疫流行，而且阿虎的父亲很快也染上了病。于是，家里的．生意不仅耽搁下来，而且父亲还要天天吃药花钱；结果雪上加霜一般，家中景况更加窘困了。
　　关于宋耀如亦即韩教准的祖籍，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最早的一种说法，说是战国末年秦始皇扫灭韩国，当时韩国宗室的一支不愿臣服暴秦奴役，便几经迁徙来到了海南岛。还有一种说法讲韩家原居山西，当年清兵入关席卷中原时，他们为避战乱而南迁海南，并定居下来。但据文昌迄今尚健在的韩家后人、宋耀如先生的侄子韩裕等人介绍，他们韩家系宋代名将韩琦的后代，祖居河南安阳。当年韩倚因戍边有功，曾被北宋朝廷封为魏国公并显赫一时。后来，由于金人入侵，北宋朝廷南迁，韩椅的后人也便随之南移并屡经周折坎坷，渡海来到了海南岛的文昌县。
　　现在想来，好像历史有意垂青当年的韩氏家族，让这一家族在韩教准即宋耀如出生后，有那么一段潦倒生涯。不然，如果没有宋耀如因不满现状而再度焕发出来的家族拓荒历险精神，并且如果后来的文昌依然是流浪漂泊者的理想避风港和休息地，宋耀如，便很有可能子承父业。那样，或许整个的中国近现代史便会少了许多精彩和意趣。而韩氏家族也不会造就出在20世纪历史中声名显赫的一代。因此，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贫困逼迫当年的韩教准亦即宋耀如加入到最早走出国门闯世界的中国人行列中，这绝对是宋耀如的福分，也是其整个宋氏家族的一大幸事。
　　1872年夏天，年仅9岁的韩教准与哥哥韩政准离开了家乡，远渡重洋来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投靠一个远房亲戚店里当学徒，并订立了3年期的契约。当时的问题在于，小小的爪哇岛和平淡的学徒生涯，实在难以满足韩教准那颗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于是，他开始关注新的能使他进入更加远大的世界的机会。
　　不久，机会便如愿以偿地出现了。
　　1875年夏天。韩教准的一个姓宋的堂舅（他婶母的哥哥）从美国波士顿回国探亲，返程时转道来爪哇作短暂的停留。当时，韩教准的聪明伶俐给这位堂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韩教准也第一次从其堂舅口中，听到了许多大洋那边美利坚合众国土地上，遍布着的拓荒者的传奇故事。那一天，韩教准觉得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处。巧的是，韩教准的堂舅--一位早年赴美修筑铁路的广东移民，虽然靠着自己的毅力和做生意的本领，在美国马萨诺塞州逐渐积攒起资本，开办起了买卖兴隆的丝茶商店，但却一直膝下无子。眼下，他一下就相中了韩教准。他要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家族观念，从旁系近亲的男孩子中，选择一个合适的继承人。于是，在征求过韩教准及其父母的意见后，韩教准便正式改姓了“宋”，取名“嘉树”，又名“高升”，号“耀如”，从此成为了宋姓堂舅的养子。
　　那一年夏天，宋耀如随同其养父前往波士顿的旅程，成为宋耀如毕生难忘的一次不平凡经历。那时，从中国去美国东部和加勒比海群岛，通常是由秘鲁、智利海域向南航行，经过拉丁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或合恩角进入到南大西洋，再沿阿根廷海岸北上至北大西洋。这条航线比凿通巴拿马运河以后的航线要长一倍的路程。更糟糕的还不是这旷日持久的旅途奔波，而是那一次一次意想不到的灾难。先是在太平洋的尽头，进入麦哲伦海峡前，宋耀如乘坐的船突然遇险。一块从南极漂来的冰块撞坏了船舵，失去了控制的船成了断线风筝，当一座小岛搁浅了这条船时，他们发现已置身在与南极企鹅为伴的南极圈中了。等到修好了机器，乘船闯出南极圈，经过麦哲伦海峡时，全船又遭遇上了海盗的劫难；加之船只破损严重，以至不能航行了，宋耀如的堂舅亦即养父也在途中病倒了。所以，等到宋耀如他们结束这趟旅程到达波士顿时，已经是1877年的冬天了。3年后的1880年，当宋耀如在美国南方威明港的卫理公会教堂里，第一次听牧师诵唱《圣经》时，他情不自禁地便想起了那趟首赴美国之行的旅程，想起了旅程中养父鼓励自己坚持下去的话语。此刻与《圣经》再相对照，宋耀如发现，原来《圣经》竟是那样的生活化和大众化。上帝的声音竟然可以很自然地翻译成危难中养父鼓励自己的声音。这种发现，使当年的宋耀如自愿地变成了基督教徒。
　　养父所经营的丝茶商号叫“北美华商先锋”号，在波士顿声誉颇佳。养父不但对自己安定富足的小市民生活满意，也颇满意聪明勤快而又秉性温和的宋耀如。他打好了主意，将来把店铺交由宋耀如经营。然而，养父忘记了一点，在他的商号之外，围绕着宋耀如的还有波士顿城。
　　波士顿不仅是当时美国最古老的港口城市之一，而且是美国民族独立的革命圣地，是早期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中心。这里有1765年波士顿市民抗议英王征收印花税举行示威的地方；有1770年3月5日“波士顿惨案” 的发生地英王街；有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 将英国茶叶倾倒到海里的纪念处；有1775年4月19日马萨诺塞州民军向英国军队发出独立战争的第一枪的列克星顿；有1776年3月17日民军将英军赶出波士顿的纪念地等等。当初，养父为宋耀如请的英语教师不但教会了宋耀如英语，而且经常极有感染力地把波士顿的革命历史讲给宋耀如，使宋耀如一方面渴望投身到如火如茶的民主解放斗争之中，一方面渴望有更好的学习机会，就像英语老师那样认识眼前越来越广阔的世界。
　　成事在于缘分。就在那段时间里，宋耀如结识了两个常来店铺喝茶的中国官方留学生--牛尚周和温秉忠。听着他俩边饮茶边常常争论着如何按西方模式去改造中国的话题，宋耀如心中十分钦佩他们渊博的学识以及口若悬河的谈吐，于是他上学的愿望愈发强烈。当这一愿望得到了温秉忠、牛尚周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之后，宋耀如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店铺读书去，待学有成就后，回到故土报效祖国。
　　显然，宋耀如的这一转变和要求，超越了做为传统商人的养父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范围。他想不到勤快聪明的宋耀如怎么突然动了这等稀奇古怪的念头；更想不到这种念头扎在宋耀如心中之坚定，已经不是他的拒绝所能消灭了的。1879年冬天，宋耀如在最后一次努力仍然遭到养父拒绝后，毅然在夜深人静时告别了养父的店铺。在波士顿港口，宋耀如躲进了一艘即将启锚开航的小艇。后来未耀如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当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命运之神时，他从养父那里只带走了一样东西，就是养父在宋耀如美国之旅时给他的鼓励。
　　小艇在海上行驶没多久，藏匿在甲板后侧的宋耀如便被发现了。当时船长惊讶地听了这个黄皮肤孩子的诉说，知道来耀如放弃了将由他继承的现成“家产”，不畏艰险，主动地去寻求更有价值的生活，船长被感动了。他觉得这个孩子传奇般地出现在船上，正是上帝对他的考验，是上帝让他来拯救一个苦难的灵魂和迷途的“羔羊”。他决定收留这个孩子，并让他在船上服役。而直到此时，宋耀如才得知，他登上的是一艘名叫“考尔法克斯” 号的缉私船，当时正由波士顿开往北卡罗来纳州。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是个敬奉上帝的挪威人，一生大部分时间漂泊在海上。当即，心地善良的埃里克船长，以查理·琼斯·宋的名字为宋耀如登记入册。从此，宋耀如剪掉辫子，穿上漂亮的船员制服，成了美国财政部税务局一名领工薪的船员。
　　后来，宋耀如在那艘缉私艇上愉快地生活了一年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埃里克船长对他倾注了一种父亲般的感情。而埃里克慈祥的人格及其经常阐述的基督教义，也逐渐征服了宋耀如，使宋耀如开始想往基督精神。再后来，当埃里克被调往美国南方的威尔明顿港时，宋耀如亦被船长携同前往。埃里克船长并慷慨地答应，一定满足来耀如上学受教育的愿望。当时的美国南方，极少有中国人，所以宋耀如的到来引起了当地的轰动。由于埃里克船长的介绍，罗杰·穆尔上校和里考德牧师等当地卫理公会的头面人物，对这位来自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很快一致作出决定，接受宋耀如加入基督教会。
　　1880年11月7日，宋耀如在当地第五街卫理公会教堂举行了洗礼仪式。威尔明顿《明星报》星期日为此特刊登消息，称宋耀如为中国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洗礼的第一人。
　　为了能够让宋耀如实现上学的愿望，埃里克船长写信给其上司财政部长，请求让查理·琼斯·宋退役。而罗杰·穆尔上校，为了解决送宋耀如去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这是一所著名的神学院）学习的经费，写信给当年南方最有钱的人之一--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将军，他因经营有名的达勒姆烟草而致富。于是，那位年事已高的慈善家朱利安·卡尔将军邀请宋耀如到他家里做客，当面向他提问了许多问题。结果，卡尔将军认为这个中国年轻人不仅聪明机智，而且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以及不畏惧困难的勇气，这正是经历内战后美国人重建家园以及开拓西部所需要的素质。卡尔将军对这个中国孩子的精神气质非常满意，愿慷慨解囊，做他的监护人，并支付小查理上学的全部费用。
　　1881年，宋查理作为圣三一学院的特别预备生注了册。教授们同意让他进入课程紧凑的预备班，把其他学生要用几年才能学完的课程压缩成几个月，因为他的使命将是回中国传教，神职人员通常必须精通的拉丁文、希腊文和德文，他只须略知一二即可，虽然这些繁难的文字是许多教授的专长；而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教他英文读写和数学。待具备了基本的知识基础以后，再把他带人《圣经》的神圣境界之中。
　　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宋查理住在甘纳韦教授家里，而他的学习却安排在克雷文院长家里。对未查理来说，这样安排是十分有益的。克雷文院长夫人是一个优秀的家庭教师，她自动担负起辅导宋查理功课的任务。她对这个勤奋的中国年轻人很快产生了好感。许多晚上，她同他坐在一起，讲解西方文化的难懂之处。查理有时能够领悟，听不懂时就干脆死记硬背下来。未查理是一个敏捷的模仿者，能够复述他读过的《圣经》上的词句和布道会上听来的说教，仿佛已经懂了似的。他那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和对《圣经》倒背如流的本领，使每一个教过他的老师都感到吃惊。教授称他是一颗“聪明的东方星”。
　　对宋查理来说，虽然进入神学院并非他的初衷，但他经过这么多的艰难曲折，终于能够跨进大学之门，受到正规的教育，也实在是可喜可贺了。他对时光的珍惜如同黄金，抓紧分分秒秒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汁液。有一次，几个同学拿他的国籍和以往拼写的不中不西的名字开玩笑，他们故意问他：“你是一个‘秦尼’（即中国人），怎么会有一个‘SOON’的名字呢？” 他怒气冲冲地回敬道：“现在我是宁愿‘速’，再也不愿‘迟’了！”当时，每一个帮助过查理的美国人听到他刻苦学习的情形后都喜不自胜，认为他们帮助这个中国孩子是办了今生今世最聪明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进入圣三一学院以后，宋查理自感已经迈上了他理想的大道。直到这时，他才写信给当初鼓励他勇敢求学的挚友温秉忠和牛尚周。二人接到他的信当然欣喜若狂，几年来他们一直担心他的处境，不知道他小小年纪只身出走，能否在这陌生的异国土地上活下来。现在看到当年的小阿虎竟然那么幸运，通过民间的教会帮助也同他们受清政府公费委派一样进入了美国大学，他们认为宋查理定有吉星照临，前途无量。二人立即启程，到圣三一学院来看他。三人重新相见，宋查理已从一个初知世事的男孩长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举止风流谈吐文雅。他们都为对方的志气和才华所吸引，聚在一起彻夜长谈。消息灵通的牛、温二人向宋查理介绍了国内的形势：清政府软弱腐败，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朝廷内贪污行贿，人才得不到重用，就连派到美国的督学官也是昏馈无能，他们认为必须改变国内的政治形势，中国才能像西方一样富强起来。当时他们约定在美国一定多学些知识，争取有一天回国后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宋查理也给他日夜思念的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自己现在美国的情况，并请父母放心。由于当时中国的邮政通讯条件十分落后，宋查理为了早日让父母知道他的下落，便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身份，请求当时正在中国上海传教的一位美国牧师、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先生帮助他将信转到海南岛他的家乡。
　　没过多久，宋查理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开始学会打扮自己，经常穿上一件体面的哗叽西服，亚麻布外面再罩上一件背心，领子下面常系着一条活结领带。查理还把头发剪得十分得体，并向右边分开，梳得整齐光滑。那一张经过仔细擦洗的脸上，时时洋溢着青春的笑容。按当时西方人的审美标准来说，宋查理风流潇洒，的确漂亮得让人感到意外。此外再加上他那东方人天生的机灵和豪爽的举止，一时迷倒了不少正值豆蔻年华的美国姑娘。
　　当时与来查理接触最多且交往也最深的要算腰细腿长、金发碧眼的埃拉·卡尔小姐。埃拉小姐的父亲，便是资助来查理上学的朱利安·卡尔将军的堂兄，当年亦在圣三一学院教授希腊文和德文。于是埃拉小姐为此常常怂恿父母，邀宋查理到她们家中作客。每当宋查理坐在她家的客厅里，聚精会神地听埃拉·卡尔小姐弹奏钢琴曲时，埃拉小姐便经常趁着别人不注意，给宋查理暗送秋波。有一天，埃拉的父母有事临时出去了，她便弹了一曲狂热的爱情圆舞曲，然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激情，以西方人那种惯常的感情表达方式，一下扑到了宋查理的怀中。当时就听埃拉小姐言语呢哺，不停地向宋查理倾吐着爱慕之情，并且还表示要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宋查理。宋查理当时自然也是异常激动--眼前一位漂亮姑娘正同自己如此亲见以致海誓山盟，他宋查理又怎能不颜红耳燥兴奋无比呢。
　　但旋即听到埃拉小姐要向自己以身相许时，宋查理却冷静了下来。他当时轻轻地扶起埃拉说：“你是一位非常漂亮且心地善良的姑娘，我从内心深处喜欢你。但是，对于婚姻问题，我目前不能许诺。我作为一个男子，不仅负有社会的责任，也负有对家庭的责任。在我的事业没有成就，经济收人不足以供养家人之前，我是不能考虑婚姻问题的。” 埃拉叫喊起来：“不！那是你们中国迂腐的观念。你应该知道在我们这里是爱情高于一切。为了爱，我们什么都不要考虑，什么都不要计较。我就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你必须答应我……”当时埃拉的长臂勒得来查理有些喘不过气来，他只好安慰说：“埃拉，让我们作朋友。假如有一天我具备了条件，我一定郑重地向你父母提出求婚。”“啊！太好了，你可要说话算数！” 被爱情之火烧得发狂的埃拉小姐拉起比她矮半头的宋查理，发狂的吻了起来……
　　凡有可能出岔的事情必定出岔，好事往往在最不相宜的时候被搅散。正当二人沉浸在无我无他的世界里时，埃拉的母亲不失时机地出现在客厅门口。可以想象她当时的怒不可遏，她把这件事情看作一桩丑闻，把宋查理视为丑闻的主角，采取了行动。
　　宋查理无法再在圣三一学院继续他的学习了。但穆尔上校确信，这个年轻人志向远大，确是回国布道的一块好材料，他不会过早地沉湎在温柔乡里，被透过榆树间飘来的琴声所迷醉。穆尔上校再度出面，查理被安排到远离此地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万德华尔特神学院继续学业。穆尔认为，这里和圣三一学院相比是更有利的学习环境。
　　离开钟情于他的姑娘，也离开非难之声的包围，宋查理是亦忧亦喜。不过这件事给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对美国的人情世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此他与美国姑娘的交往严格限制在最正常的范围内，并且打消了娶一个美国女子作为妻子的念头。后来的3年里，宋查理一心读书，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了学业。
　　毕业前夕，宋耀如收到盼望已久的从中国海南来的家信，得悉故乡正闹瘟疫，死尸火葬，惨不忍睹。文昌县有一名略懂西医的华侨带回许多西药，使不少乡亲获救。母亲在信中叮嘱，希望他能在美国学医，以便将来普渡众生、救死扶伤。遵照母亲的嘱咐，当时宋耀如向他的监护人卡尔将军提出了进入医学院的要求。
　　于是，在通情达理的卡尔将军的关照下，宋耀如走出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便又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了医学院的入学考试。但是，当时宋耀如改行学医无疑违背了南方卫理公会的“领袖”们帮助他接受教育的初衷。19世纪初，美国各地的基督教会派出大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各地传教，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在上海就派遣有一个布道团。当时，各国教会在中国争夺范围，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的儒教、佛教等其他宗教的斗争十分激烈，他们急需能有更多的像宋耀如这样已然美国化了的中国人充当传教士，返回中国以增强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传教布道的力量，以便更好地扩展美国教会在中国的势力。于是，1885年10月北卡罗来纳州监理会在马克谛耶主教的主持下，举行特别仪式，任命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生查理·琼斯·宋为监理会见习牧师，并立即派赴中国传教，在中国上海林乐知牧师手下工作。当彼之际，宋耀如已然别无选择。
　　就这样，1886年1月，太平洋邮船公司的海船将未耀如送至了上海码头。一个阔别了故土14载的海外游子，为着报效祖国回来了！
　　2．查理太太
　　1886年似乎是宋耀如生命的一个临界点。
　　在此之前，漂泊是宋耀如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之后，宋耀如却平心静气地住在了上海，并且一住就是32年，直至其离世而去。其间，只有“二次革命” 失败袁世凯篡政期间，为躲避反动势力对革命党人的迫害，宋耀如携全家渡洋去日本小住了半年。那么当年是什么东西有如此般神奇的魅力，让宋耀如肯将上海视为他的第二故乡呢？人们虽然可以给宋耀如找出种种原因，但我却以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宋耀如是在上海最终找到了自己上下求索、梦寐以求的理想伴侣的。正是这一双牵了手的手，让一颗大生不安分的心沉静下来，并在上海展示其人生最辉煌的一章。而宋耀如当年在上海结识的这位理想伴侣，名字叫做倪桂珍。
　　最初，宋查理满腔热情地从大洋彼岸回到国内后，很快就发现一切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顺利。宋查理遭到了卫理公会的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的白眼。当时几经交涉，他被安排在上海近郊的吴湖口布道，月薪尚不到15美元。
　　而且，据说他当时还要在本教会的学校负责教授孩子，不然15美元也发不全。而彼时的学生全是来自乡下的一些无法无天的粗鲁儿童，喜欢捉弄老师。当年胡适就是宋查理的一个学生，他后来上了康奈尔大学，成了中国赫赫有名的哲学家之一。当年，胡适就是调皮孩子中的“王子”。每当宋查理出现在讲台上时，他宽阔的身体、剪短了的头发和朴实的华南人面容，便引起了学生们嗤嗤窃笑。他等待这阵喧闹平息下来，然后打开他的课本，开始讲课。学生们马上静了下来。倒不是未查理讲的课吸引了这些学生，而是他给人强烈的印象，感到他是和他们同类的人种。宋查理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到西方去的，既不是持有某种清政府的护照，也不是作为受传教保护的人。他是来自下层的。同一辈子打赤脚在稻田里度过、脚趾像鸭掌一样张开的农民一样，宋查理脚趾间也还留有泥土。第一学期结束时，消息传开了，这个班的人数由原来的12人，翻了一番达24人。
　　但是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他的穿戴和举止又是使人发笑的。别的中国人都穿黑布长衫，或褪色的蓝上衣和裤子，头发梳成辫子。而宋查理穿的却是洋鬼子的西服，短发，杭的是整齐光滑的西式背头，显得很精神，富有朝气。他的脸从不掩藏他的感情，而是西方式的坦率活泼。他身材短小精悍，两只眼睛深邃而明亮。儿童们在街上看见他便叫喊“洋鬼子”，他们的父母则叫他“小矮子”。
　　然而，宋查理的上司林乐知博士认为，宋查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抱负的农民，决不能让他以假充洋。他决心剥掉宋查理这种美国外表。首先，宋查理必须学讲上海话，少讲英语。教他的老师是查理·马歇尔，原来也是一位中国人，小时候作为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凯利博士的仆人，在美国呆过14年。
　　当时，查理·马歇尔同宋查理之间的语言课，常常变成争论怎样用正确的英语表达中文。宋查理由于受过大学教育，难免要纠正他老师的英语。
　　“你，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马歇尔勃然大怒，“你干嘛非要用那种北方佬的讲法来纠缠我。我讲英语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呢！我过的桥也比你走的路长。你给我滚，免得我看见你生气！”
　　终于有一天，两个人不欢而散了。出于无奈，宋查理被派到上海远郊，在昆山当一名巡回传教士。当时，来查理活像吞吃了一只绿头苍蝇，败兴透了！
　　尽管这样，宋查理还是走马上任了。在昆山，宋查理依靠微薄的收人租了一所简陋的村舍小屋。这算不得什么小屋，面积小且不说，四面透风。遇到阴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正像这间房子一样，这是一个幻想破灭的严峻时期。他不愿出屋，也不想出屋。他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喜欢他，而有意避开他。喜欢群居和天生幽默的村民对这个陌生人颇有几分戒心。因为他打扮得不伦不类。他为传统封建的中国人所包围，为那些对西方一无所知的人所包围。最后，他不得不收起美国服装，穿起中国长袍，戴起瓜皮帽来。
　　孤独与宋查理作伴，他成了一个怪人。他经常躲在屋里，想入非非，想过去在美国时一些厚道人对他的真诚帮助，想林乐知为什么老跟他过不去？有时他想得发呆。恰在这时，埃拉·卡尔小姐去世的消息，又给了他一个可怕的打击……
　　有道是，时来铁也生辉，运退黄金失色。不久，突然宋查理开始时来运转。那一天，宋查理在屋子里简直闷死了，于是他为散心来到了上海的黄浦滩。当时，他的两腿似坠两个沙丘，徘徊在那里。但是天是晴的，风是柔的，海是平的。而他因为心清不好，头老是低着，似乎是一个幽灵。
　　“查理，是你？”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宋查理转过头去，只见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立在他的面前。他高个儿，宽额，大眼，五官端正，容貌俊美；略欠强壮的体态，但显得挺拔，潇洒。他不是别人，正是宋查理在美国时相识的那位留学生牛尚周。
　　牛尚周和宋查理二人张开双臂，朝着对方扑去。他们尽情地拥抱、亲吻。许久许久，宋查理首先松开了牛尚周，并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心酸，末了他道：“我是多么的孤独啊，有话无处讲，只有影作伴。”
　　“那么说，你还没有夫人？” 尚周听了一愣道。
　　“夫人？我这一生恐怕只能单身了！”宋查理叹口气道：“像我这样的人，人家当面喊我洋鬼子，姑娘见我躲得远远的，谁家的岳丈敢招我这样的女婿！”
　　“别自弃，你这小伙子除了个头矮些，不是蛮精神吗！我看姑娘有的是，怕是还攀不着你呢。” 牛尚周拍了一下宋查理的肩膀说：“要解除苦闷，我看得给你找个老婆了，是不是？”
　　牛尚周的一席话把宋查理逗笑了。“看你说的，谁像你。”宋查理说着说着，挥拳友好地向牛尚周背上砸去。牛尚周马上求饶道：“别打了，打坏了，我看谁给你找婆娘？” 宋查理顿时把拳敛了下来。牛尚周心里明白几分，看来来查理确实想找婆娘了。而他在牛尚周面前那企图掩盖内心秘密的挥拳行动，又显得多么滑稽和可笑。
　　也许是宋查理的敛拳感动了牛尚周，牛尚周果真自告奋勇充当了传统的中国式媒人，并通过他的爱妻，把他那19岁的姨妹介绍给了宋查理老弟。
　　当时，牛尚周刚刚同中国最古老、最卓越的基督教徒家庭之一结亲。相传这个家庭是明朝宰相徐光启的嫡系后裔，在1601年由于耶稣会的先驱传教士利玛窦而皈依天主教。
　　牛尚周的岳母出生在上海西郊徐家的产业所在地。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亦是圣公会的教徒。长期相处后，她嫁给了那位优先生，自己也成了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妻一共生了3个女儿，倪太太让每个女孩都缠足以保持中国传统的三寸金莲之美。可是轮到小女儿就不行了。小女儿对缠足反应不适，发了高烧。出于父母疼爱儿女之心，倪氏夫妇只好作罢。由于倪家三小姐失去了中国传统的三寸金莲之美，因此也不成为当时中国绅士们的求婚目标。像其他大男大女们一样，她成了令父母头疼的“困难户”。要知今日何必当初。父母每每想到这里，免不了互相埋怨一通。
　　“丑小鸭” 成了三小姐的代名词。实际上她的真实名字叫倪桂珍，不过外人很少叫了。女大十八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学者父亲意外地发现，尽管有一双大脚，但她却爱好读书，并且家里的很多重活她都能干得很好。她5岁的时候跟着一位家庭教师学习汉字、书法和经书，而其他女孩子则在练习刺绣。她8岁上布里奇曼女子学校。学校是上海的妇女联合救助机构开办的。14岁时她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送进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17岁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很好，并且还会识谱弹钢琴。当时，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钢琴是洋乐器，弹钢琴可不比一般。
　　牛尚周从美国波士顿回国后，倪桂珍女士的大姐同他是天生一对，非常般配。通过应有的媒人说合，就定下了文明婚姻。后来，牛尚周的表兄和知心学友温秉忠也从波士顿回来。于是，当牛尚周同大小姐结婚后不久，温秉忠便娶了倪家的二小姐。只留下了一个妹妹--就是受过西方教育、喜欢弹钢琴的大脚姑娘倪桂珍了。
　　如果说她找婆家难的话，那么当时来查理找妻室也不容易。为了成全他们二人，温秉忠和牛尚周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宋查理陪他们去教堂，因为倪小姐当时在唱诗班唱赞美诗。且说那个星期天，宋查理随二位长兄去了。在教堂他站在牛尚周老兄的身后，牛尚周给他使了眼色，他展眉一瞧，见是一个使他心满意足、耳目一新的美人。她脸颊丰满，笑靥动情，且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发型轮廓呈可爱的圆形，齐齐的刘海，平直的黑发向后梳，左边的头发里插了很小的一串珍珠，熠熠生辉。当时她身穿翡翠色的紧身旗袍。情人眼里出西施，宋查理一见钟情。虽说19岁的倪桂珍小姐比宋查理还小两岁，但她的个头也几乎同他一般高，而她流露出的特征和风度不同于那些年轻貌美的女人。只要人家小姐不挑自己什么，宋查理何乐而不为呢！
　　当天下午，也有人向倪小姐的母亲介绍了宋查理的优秀人品。眼下正为三女儿婚事发愁的倪母，略一思忖，也就应承下来，表示这门亲事可以谈谈。
　　如果说来查理与倪桂珍的婚事是传奇性的，那么他们二人的婚礼更是闪电式的。一点也不夸张，他们二人从相识到结婚不到两个月。他们既没有花前月下的恋爱史，也没有更多的相互约请。据未查理回忆，他只约了她一次，可是小姐的母亲还没有答应。他们属于中国那种传统式的婚姻，先结婚后恋爱。
　　说起他们的闪电式的结婚，这也合乎了宋查理的典型性格。这个人办事情一向是痛快的，决不像某些人拖泥带水。他有“一急四快” 之称，即是性子急，吃饭快，走路快，说话快，办事快。他胸有大谋，从不甘心寂寞，按心理学分类，他属于胆汁质型，情感强烈、持久，并易爆发。有时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为生气和愤怒，与人争吵，甚至动起手脚来，大有“拔剑而出，挺身而斗”之势。
　　结婚为人生的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情。
　　1887年仲夏的大上海，虽属海洋性气候，天气还是异常的热。
　　天热不如人心热，宋查理闪电式的婚礼便在这坐着也出汗的季节里举行了。仪式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由于仓促，算不上很热闹。证婚人作了简单介绍，新郎新娘向来宾敬了烟、茶，然后一阵喧闹，把二位新人推人了洞房。
　　中午，由倪家出面举行了上海传统式的家宴。客人来了不少，坐满了五五二十五桌，几十道菜，大桶的高架泥酒，数以百计的亲友和宋查理并不认识的其他有势力的头面人物--他们是通过商业、银行、各种行业、军界以及朝廷里的熟人同他新结亲的岳家有来往的人。结婚对于宋查理来说，等于通往一个新世界的门已经微微打开。遗憾的是，没有史料记载表明，宋查理自己的家里当时是否有任何人从海南岛来参加这一盛典。要知道青红帮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有很大势力，如果宋查理的父亲或哥哥来参加是不会使人感到意外的。
　　举行完婚礼之后，宋查理便把新娘带到昆山去度蜜月。蜜月把情人们溶化为一起。当时薪金的菲薄，并没有影响小两口生活的甜蜜。他们15美元维持着生活、维持着这个刚建立的家庭。幸而新娘按习俗从娘家带来丰厚妆妝使收支相抵。这是宝贵的老本，包括那套金银首饰。她的家族还使来查理得以进入某种相当于英国伯爵地位的小圈子。他这时在中国的上层社会有了地位，眼界开阔了，可望充分利用他们的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所提供的机会已经到来。
　　新婚后的宋查理，时来运转。愁闷由欢乐代替，孤独变为伉俪相陪。人生竟像万花筒一般。
　　当时宋查理奉命继续在昆山任职，虽是同样的工作，但未查理已不再对前景感到沮丧了。对于那个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再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了。这不是别的，他胸中已经有了一个绝秘的计划。1887年11月4日他写给《基督教倡导者》的信，可以反映他那美妙的前景。
　　当时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仁慈的上帝一直对我很宽厚，我十分感激他。前景是非常有希望的。上帝的神灵正在快速地找到了通往他愚昧无知的子民的心灵的道路。我祈祷和希望上帝今年为了基督使我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德。
　　我们的中国布道团会议已经举行而且闭幕了。他们没有改变对我的任命。每一个人都继续担任自已管的任务。我回（昆山）再任职一年。依靠上帝的恩惠和帮助，我希望为我的世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我们在苏州为妇女开办的医院已经建成。但是主管人、内科医生菲利普博士正生病在上海。我们在上海英租界建的砖砌教堂正在进行最后的修饰。
　　中国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它已经制订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计划。政府正在考虑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广州的长铁路，行驶西方式的火车，另外还将在福摩萨岛修建一条铁路，运载朝廷军队到各个荒野的地方去制服该岛不驯服的部落。
　　我即将结束这封信，但是在结束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同过去不一样了--我已经结了婚。结婚仪式是由我们布道团的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的。
　　“同过去不一样了”，这就是当年宋查理与倪桂珍的结合给他带来的巨大变化。可以说，宋查理的人生从此开始步人发达，及至后来的辉煌。
　　3．林肯纪念日那一天
　　当年，宋查理的天赋本来就使他不安心于毕生作一个平平凡凡的传教士，他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精力充沛，天性好动，情感强烈，易于爆发，加上他在缉私艇上练就的擒拿格斗功夫，他还爱动不动与人争斗。当初那些企图把他培养成一个终生传教士的人，如琼斯、穆尔、卡尔、马克谛耶等，都是一些善于处世的人，他们仅仅看到了他的聪明、机灵、多才多艺，以为他可以按他们的愿望塑造成型。殊不知这个海红袍的小同乡，内心深处最本质的品性却是胆大包天、旁若无人、蔑视传统。婚后的宋查理在适宜的环境里，这种勇于打破规章的天赋日滋月长，逐渐成为他性格的主流。而这恰恰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可宝贵的品格。当时旧秩序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侄桔，温良恭位礼让只会自我窒息。
　　19世纪末叶，中国社会动乱频频、狼烟四起。1888年古老的春节前后，宋查理正式加入了上海一个势力不小的秘密会社，开始从传教士向革命者过渡。他在美国接受的林肯的思想，替代基督的教义占据了上风。
　　宋查理加入的是以反清朝统治为宗旨的三合会。当然，这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加入的，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三合会在外一般称为红帮，是在中国最有影响、最耐人寻味的组织之一。上海是它的老营，在上海的当权人物中，多数都秘密加入了这一组织，否则就在这里站不住脚。宋查理的加入显然是由于牛尚周、温秉忠的介绍。他们既然非常慷慨地使宋查理进入了他们的家庭，也就有必要把他带入现实世界。从这时起，宋查理大多数最密切的同事都是红帮的爱国成员。
　　奇怪的是，宋查理自从把主要精力放在反清事业上，他作为一个传教士也开始走红了。彼时的林乐知不再和他为难，不久他被提升为正式牧师，接着又凋到上海地区，进一步接近中国财政和革命的中心。
　　为了反清事业的需要，也为了自己的生计，宋查理迫切地感到他需要钱。在美国经商的实践和多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耳儒目染，他很快看出了门路。当时的宗教书刊都由国外印刷再运到中国出售，这样一是价钱太高，一般劳动阶层都买不起，二是这些书都是英文，大多数人买了也读不懂。宋查理当了一段时间的批发商后，一个大胆的计划形成了--自己办一个印刷厂，用当地生产的便宜纸张、硬板纸封皮和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印刷这些书刊。从宗教方面看，这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事业，西方一些传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在金钱和技术方面提供了帮助。从三合会方面看，有一个自己人控制的印刷厂，他们的许多宣传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秘密大批印刷，真是再好不过。宋查理的主意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筹办过程中，宋查理又听取别人的建议，组织人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吴语方言，这样信教的即使是纱厂女工、种稻农民和码头装卸工，也都能买得起，读得懂了，印刷数量可以猛增。
　　宋查理为自己的事业所鼓舞，整天东奔西跑。他的急性子这时显现得更明显，他吃饭快走路快办事快，而且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有一天，他与一个三合会的掌门人约好在一家咖啡店接头洽谈有关厂址的几个问题，约定时间过了两小时那个掌门人还没到，宋查理怒火冲天，不顾天下着大雨，一口气跑到掌门人家里，只见他正和几个人打麻将。宋查理一言不发，上去把麻将桌“哗啦”一声掀翻在地。三合会内部的规矩非常严厉，冲撞会首有可能被秘密处死。宋查理却不管不顾，指住掌门人的鼻子就吼：“约好的时间为什么不遵守？”
　　掌门人倒很宽容：“查理，没看见天在下雨吗？瞧你淋得落汤鸡似的。”
　　宋查理火气更大：“原来是因为下雨，下雨算什么？约好的事情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办！”
　　掌门人也来了气：“既然下雨，约定的事就自动取消了。历来都是如此，你在那里傻等能怪我吗？”
　　当时宋查理想不到还有下雨就取消约定这一说，他气呼呼地喊：“时间，时间！”
　　“什么时间？你少来这一套！这不是美国，不是军队！时间有的是，今天办不了，还有明天，你急什么？”
　　中国人传统的时间观念就是这样，平时约好的时间晚两三个小时都是常事。宋查理回国后吃这样的苦头太多了，他干脆大吵着来一次总发泄。掌门人后来感到实在有损尊严，威胁要对宋查理进行惩处。宋查理警告如果会众不养成良好的遵守时间的习惯，则将一事无成。这次争吵提高了宋查理的威望，许多人知道了他是讲究效率的人，与他打交道或在他手下工作时都不敢懈怠和懒懒散散，他的印刷厂很快开始了运行，并且情况良好。不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因宋查理的名气交给他经营。宋查理作为一个实业家，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了。
　　宋查理结婚几年了，因为经济上的困境，他们夫妇一直不敢要孩子。宋查理怕在贫困中使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影响他们的前程。现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手里有了足够支配的金钱。于是，宋查理决定造一所房子，并要生一个孩子。
　　当即宋查理在虹口买下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准备在这里建造他的新家。他对地点的这一选择被许多人认为是在国外养成的怪癖的表现之一。这时的上海，是个地道的“万国总会”。自从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就一批一批地涌到这里，或是想大发横财，或是来寻欢作乐。中国各地人口也涌向这里。官宦、商贾、财主带了资本来这里经商，破产的农民到这里打工谋生。人口的高度密集，又滋生出不少流氓阿飞、大盗小偷，有的相互勾结发展成黑社会团体。由于缺乏统一管理，治安相当混乱。外国人出门要自带火枪，有地位的中国人则随时带着保嫖。至于建房，有钱的人选址时尽量靠近外国领事馆，以求得到庇护。宋查理居然要建在远离市区的荒田旷野当中，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有远见的。老城里街道又狭窄又肮脏，而这里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很有现代的别墅味道。而且他的房子建好后，又为牛尚周、温秉忠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购买了地皮帮助他们建房，这一带很快发展起来。十几年后这里的房屋纵深已有好几公里，他门前的大街称为东有恒路。他搬往别处后，当初在廉价的地皮上建造的这所房子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租金收人。当然那是后话。他最初在这里建房时，四周确是一片田园风光，他是出于为孩子提供一处适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考虑而特意这样做的。
　　宋查理亲自设计了式样。就当建房开始的时候，夫人倪桂珍怀孕了。宋查理干劲十足，他跟夫人肚里的孩子比速度，要看看是孩子先出生还是房子先建好。
　　宋查理设计的是一所中西合壁、风格独特的建筑。为了孩子着想，房子建在一片绿茵茵的庄稼地中间，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快到门口时又向远处绕个弯再拐回来，很有点风水先生们讲究的“砂环水绕、灵气所聚” 的味道。小河上，一座江南水乡特色的石拱桥指引着进门的路径。门两边延伸出一溜不高的石墙，墙身被涂成深黄色，与四周绿色的田野相映成趣，充满诗情画意。院内有两幢房子。前排是二层楼房，底层有查理的书房、餐厅，又配有红木方桌和立式小凳的中式客厅，摆设着钢琴、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的西式客厅。沿着油漆的木制楼梯可以登上二楼。楼上宽敞的游廊显得气派不凡，尽头通向一个宽阔的凉台，可供一家人露天就餐。楼上的房间是舒适的卧室和浴室，还有孩子们的游艺室。每间卧室里都是精美舒适带有弹簧的美式沙发床。浴室里安装着考究的苏州澡盆。这种盆外面镶着名贵的抽木龙雕，里面是洁白如玉的釉质陶瓷。盆里装有冷水龙头，热水要在楼下烧好提上来。在电没有接来之前，整个房间的取暖由煤气加热炉供给。这在当时是相当豪华了。后面一排平房是厨房、贮藏室和佣人住房。房后有一个菜园，自己栽种蔬菜。宋查理还从美国订购了棕榈等他喜爱的植物，对房前屋后进行了绿化美化。对于多年异乡漂泊和回国后租住农民破旧草房的宋查理来说，这真是一所天上的琼楼玉宇，人间的侯王宫殿。他提前造好了房子，在这里等候他的公子小姐降临人世。
　　1890年2月10日，这一天是林肯诞辰纪念日。
　　当天，在宋查理的提议下，一些反清义士在法国领事馆附近的一所房子里，举行一个小型的集会，纪念林肯的诞辰。宋查理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讲解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宣传林肯“民有、民享、民治” 的主张。但是，他还没有讲完，有人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到后来终于发展成为一场争论。和宋查理争论的主角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名叫洪春魁。他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大哥洪仁发的儿子，15岁随洪秀全参加金田起义，以后转战桂、湘、鄂、皖、赣、苏、浙诸省15年，作战骁勇，屡建功勋，洪秀全亲封他为瑛王三千岁。天京陷落后，洪春魁率残部转战闽粤，后来撤到了香港。他一心恢复太平天国的大业，组织洪门，开展秘密反清活动。宋查理对这位反清老英雄内心非常尊敬。在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这一点上大家是相同的，在信仰上帝这一点上双方也是一致的。但是洪春魁听宋查理今天一再赞颂美国的制度，终于拍案而起，他气愤地说：“天国的事业就坏在美国人手上！传教士罗孝全是美国人，天王待之以国师之礼，封他当丞相，可他却忘恩负义，逃出天京去上海，谩骂天国。洋枪队的头目华尔、法尔思德、白齐文都是美国人，他们用洋枪洋炮帮着清政府打天兵。我曾亲自同他们对阵，天兵只有大刀长矛，洋枪队却有开花大炮，强弱悬殊，惨不忍睹啊！美国人手上沾着天国将士的鲜血，你怎能老讲学习美国……”
　　宋查理耐心解释说：“美国有坏人，有最坏的东西；也有好人，有最好的东西。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效仿，有的东西却可以学习，为我所用。比如这民主、平等……”
　　洪春魁大叫：“不行不行，咱堂堂中国，怎么能没有一个好皇帝，没有一个真命天子！” 宋查理也叫了起来：“时至今日，如果有人还想当皇帝，我们就连他跟清朝一起反！”
　　两人正争得不可开交，平日跟随宋查理的伙计阿怀冲了进来，他急冲冲地说：“先生先生，恭喜先生！夫人……夫人生了！要你快回去，回去看看……”
　　当时宋查理还要和洪春魁辩论，倒是洪春魁大度：“今天休战休战！走，咱们一起去，给你贺喜！”宋查理拗不过，众人一齐随宋查理来到他的新宅。宋查理和倪桂珍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呱呱坠地。这是一位千金，但她的哭声响亮，使新落成的房子一下子充满了生气。洪春魁刚进院门，就听见了孩子响亮的哭声，他满有把握地对阿怀说：“你先不用讲，我一猜一个准！这小儿的哭声霸气十足．定是位将来要成王的公子！” 宋查理呵呵一笑：“我最崇拜主张民主平等的林肯，坚决反对任何人称王称霸。我也希望这是个儿子，好为我们的大业增添一员猛将。但如果她是位可爱的女儿，看来她的底气确实很足，我希望她在我们的事业中敢作敢为，‘巾帼不让须眉’哟！”
　　当下来查理把众人留在客厅，轻手轻脚进了夫人的产房。倪桂珍头上还在冒着虚汗，见到宋查理进来，她似乎有些愧疚地说：“查理，对不起，是个女儿！” 宋查理在她额上轻轻地吻着：“快不要这样说，我本来就希望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况且现在出生的孩子，属于宝瓶星座，若是女儿，必然大有成就！”一席话说得倪桂珍脸上浮出了笑容。
　　此时，宋查理无限爱怜地抱起刚刚出生的孩子仔细端详，只见她胖嘟嘟的脸蛋，红润的小嘴，浑圆的胳膊儿一舞一抢，煞是可爱。宋查理刚想把她的小脸贴上来亲亲，她的小嘴竟嘟嘟地吹了起来，口水喷了宋查理一脸。宋查理笑笑说：“好家伙，刚出世就开始反抗爸爸了！” 他轻轻地把孩子交给妻子：“好好带吧，这孩子日后定有成就！”
　　一连几天，宋查理沉浸在喜得爱女的欢乐中。得女之喜更激发他为孩子的未来争民主争自由的愿望。他的印刷厂日夜开工，在印刷《圣经》的掩护下，勇敢地承担了为革命团体印刷宣言、通告、传单，甚至债券、金币票和委任状的任务。当年，宋查理没有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对女儿的成长步步都注入了自己理想的因子。他给这个刚刚出生的女儿命名爱琳，外国人念起来，很有点像他那位痴情的美国女友埃拉，个中苦心也许只有宋查理自己明白。不过他倒是给女儿另起了个洋名--南希，这是明确表示，他对给予他上学很大帮助的卡尔夫人是很感激的。襁褓中的爱琳随着宋查理的革命活动一天天成长起来。
　　不过在这里，人们可能要问，说宋爱琳后来怎么又叫了宋蔼龄呢。
　　说起来这里面还真有一段小掌故呢。当年宋爱琳随父亲来耀如去看望父亲的老朋友、当时《万国公报》的主笔沈桂老先生。见面后，那位沈老先生十分喜欢站在眼前的宋爱琳，便问起了她的名字。当听说叫了一个洋人的名字“爱琳” 时，老人摇头了。他当即对宋耀如建议道，我们中国人还是应当叫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名字才好。宋耀如当时一听也觉得有道理，便拜托沈桂老先生代为改一个名字。当即老人也没太推托，便取和蔼可亲之意，为宋爱琳将名字改成宋蔼龄了。
　　4．撒旦羔羊
　　1891年初，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
　　当时成千上万的人把各地教堂围住，向教堂吐唾沫，进行抗议的呐喊。花花绿绿的反洋教传单贴满大街小巷，在城市的街道上空飘飞。一些平日耀武扬威的传教者在街上一露头，就会遭到愤怒群众的追打。传教士们惶惶不安，一些有钱的教徒生怕财产受损，纷纷退教。接着，不断传来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的消息。美、英、法等国一面以保护传教为名，开来军舰，一面严厉敦促清朝廷派兵镇压。
　　宋查理因为一直是传教士，他一时难以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洋教，但又不赞成对群众动武，便亲自到一些地方进行考察。结果宋查理发现，主要是教会权力过大，“权力使人腐化”，但丁说的一点不错。当时一些教会依仗外国势力，干预中国行政司法。传教士写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让县官把无辜的农民判处死刑。一些传教士和传教者为非作歹，奸污妇女，霸占良田，这怎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怒？考察回来，来查理向美国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博士建议，不要急于动用武力，应该首先由教会作出反省。不料林乐知非常不满：“如果对传教士和教徒放弃特殊保护，中国就会变成杀戮基督教徒的疯人世界广 当时宋查理愤怒地质问：“像在中国这样传教士享有司法特权的，世界上可还有第二个国家？” 理屈词穷之下，林乐知承认在别国没有，但他强调中国的情况特殊。当即宋查理一字一板地说：“不论怎样特殊，传教归传教，不能侵国政！”
　　也就是自此时起，宋查理公开与林乐知为首的洋教会决裂，独立传教，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原来的宋嘉树，号耀如。
　　而软弱的清政府却采纳了林乐知等人的意见，对反教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宋耀如认为林乐知的行为违背基督教义，又一次激烈地争吵之后，宋耀如宣布脱离美国监理会，辞去该会神职，独立传教。当时，林乐知对宋耀如的反叛行为十分震怒，他一面组织教会人员对宋耀如进行审判式的辩论围攻，一面秘奏上海道台，揭发宋耀如的反清言行。
　　宋耀如和他的家庭处于阴谋和暗算之中。
　　一天，宋耀如带着不满两岁的小蔼龄正在游艺室玩耍，忽然“恍嘟” 一声，一块砖头飞向窗户，玻璃被打碎了。这显然是受人指使的暴徒向宋耀如进行威胁。随着这一声响，宋耀如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小蔼龄已经把手中的布娃娃用力抛向了窗户。宋耀如被女儿及时的还击行为逗乐了，十分赞赏女儿类似自己的斗士天性。他跑过去捡起布娃娃，对小蔼龄说：“掷得好，掷得好！像这样，再掷得有力些！”一边说，一边给女儿做了示范。
　　小蔼龄一天天成长起来，她不同于一般女孩的温柔腼腆，逐渐露出了一股类似宋耀如桀骛不驯的个性。她爱说爱闹，很不愿意服从别人，常常流露出一种造反精神。尤其是孩子中她作为老大，更使她常常喜欢发号施令，指挥一切，成为一帮孩子的班头领袖。
　　在宋蔼龄之后来到世上的是宋耀如的二女儿宋庆龄。当最后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宋耀如已渐渐发展成百万富翁，同时担任革命党的执行秘书，没有多少时间同他们相处，结果只有1890年前出生的几个孩子成了灿烂夺目的人物。这些孩子虽然是同一父母所生，遗传的因子和成长的时代以及幼年接触的事物却略有不同，这使他们的性格各自显出不同的倾向。
　　宋庆龄是这群孩子中最优秀的一个。宋家的其他孩子大都长得身矮体胖，唯独宋庆龄当时修长苗条，她的皮肤细嫩，看上去是那么娇柔、纤弱。她的五官端正，下嘴唇微翘，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想的神情。她似乎正从遥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世态人情，为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的苦难而伤感。她谦和。文雅，与宋蔼龄和宋美龄骨子里的那种自命不凡、傲气逼人绝然不同。她办事有条有紊，就是在梳妆打扮上也很容易显示出来。幼年风风火火的宋蔼龄和被娇惯得不成样子的宋美龄都是把头发匆匆忙忙地往后一掠了事，只有宋庆龄精心地梳理。她在前额上留一纠刘海，再把脑后的秀发用一条色彩鲜艳的缎带扎住，蓬蓬松松地垂在脖子后面，显得是那样清纯美丽，惹人喜爱。
　　小时候，宋蔼龄以大姐身份，对弟弟妹妹的关心爱护、办事专心致志、虑事周全富有心计，以及卓越的组织才能，使她在弟弟妹妹们面前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童年时期，这群各具特色的孩子聚集在宋蔼龄的旗帜下，由宋蔼龄率领他们在游艺室里，在宽敞优美的院子里，在风景如画的田野上，打闹嬉戏，胡乱折腾。童年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明确目的的玩耍，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和加固了他们之间的手足之情。直到成年之后，除了宋庆龄由于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他们分道扬镳外，其余弟妹仍把宋蔼龄奉若神明，唯她之马首是瞻。当宋家子女作为一股强劲的势力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之后，由于宋耀如去世较早，城府很深的宋蔼龄就成了宋氏姊妹的掌舵人，她是宋氏家族真正的领袖，也是这个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里说一不二的国王。
　　当年，宋太太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她严格遵守“男主外、女主内” 的原则，勤俭持家，严厉地管教孩子。她不允许孩子们进行跳舞、赌博等她认为不体面的娱乐活动，不放纵他们的任何越轨行为，哪怕仅仅是由于儿童好奇的天性和缺乏自控的能力。宋蔼龄的性格使她常常和母亲发生尖锐的冲突，但母亲和那时所有的老太太差不多，绝对是家庭中的铁腕人物，任何企图对她的反抗都被严厉地镇压下去了。这些零零碎碎发生的琐事，给宋蔼龄的心灵罩上了一层阴影，直到成年之后还不能忘怀。在她自己做了母亲后，对自己的孩子采取了完全放纵的政策，任由他们随着个人意愿发展，结果闹出了许多乖张事。不过幼年的宋蔼龄也有对付母亲的办法，何况她还有父亲的撑腰，她的童年仍是有声有色、充满欢乐的。
　　宋耀如由于长期在美国生活，养成了终生喜吃西餐的习惯，所以倪桂珍不得不认真学做西餐，并且成了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虽然后来宋耀如发达以后，家里雇用了专职的厨子，但倪桂珍仍经常亲下厨房。她还把女儿们召集起来，向她们传授美式烹调的奇特花样。当时，文静的二女儿宋庆龄和活泼的么女宋美龄都在母亲手把手的传授下，成了不错的厨师；甚至在她们成了第一夫人后，遇有重要的客人，她们还会亲下厨房，做一两样精致的食品招待客人。惟有任性的宋蔼龄不喜欢母亲的传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总是毛手毛脚，不是碰翻了盆子，就是烫伤了手指，以至母亲传授了几年，她还是一技无成。惟一勉勉强强说得过去的，是她的美式烤鸡，也就跟美国最偏远的乡村里家庭主妇烤鸡的味道差不多。
　　刺绣是当时中国女孩的必修课，那纤纤玉指上下舞动，用五光十色的彩线在美丽的丝绸上绣出花卉、小动物、山水云树。它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精美、最撩人情怀的工艺品。女孩刺绣不仅在于它的成品可以装饰鞋子、枕头，有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这可以陶冶女孩们的性情，使她们变得温柔贤慧勤劳，激发她们的爱美之心。古代把刺绣作为“女红”，也即“女工”，把它与妇德妇言妇容并列为女子的“四德”。倪桂珍自己喜欢读书，针线活不行，可她却希望女儿们精通这门技艺。她给女孩们雇了一位刺绣师傅，那是一位针线活做得相当好又有些文化的寡妇。宋蔼龄的天性使她对这种静坐半天才能绣一条花边的光景感到沉闷无聊，她一点儿不愿意学这活计，不敢对抗母亲，她就设法捉弄教刺绣的师傅。在上海方言里“女工伙计”与“女叫花子” 的发音非常接近，宋蔼龄就利用这个双关语大作文章。她还把自己的发现悄悄教给两个妹妹庆龄  和美龄。每天刺绣一开始，三个女孩就轮流把这位女工伙计喊做女叫花子，然后问这问那。每一个人叫一次，其余两个就笑个不住。开始这位女工伙计不明原因，后来她终于发现了她们的秘密，她怒气冲冲地去找倪桂珍，揭发了宋蔼龄对她的羞辱。母亲把宋蔼龄叫来，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她说一个女孩子玩这种把戏，简直太没有礼貌，太违反基督的精神。她甚至要对宋蔼龄进行肉体惩罚。幸亏宋耀如及时赶回了家，他听了这件事，呵呵一笑，把宋蔼龄保护了起来。他说针线刺绣之类，不学也罢，既然只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更好的绣品，倒不如给孩子们腾出时间多学点更有用的东西。从此，母亲再也不要求宋蔼龄学刺绣了，直到成年后宋蔼龄还自豪地向人炫耀自己的胜利，并且自称她一生也缝不直三针线。
　　宋蔼龄更喜欢到大自然中寻找乐趣。她率领弟弟妹妹故意放着大门不走，而爬上不高的院墙，再翻下来跑到外面，像越狱的囚犯逃跑，或者像飞檐走壁的江湖大盗，追求这种刺激的欢乐。他们跑到农民的稻田里，抓小鱼、捉青蛙、踩倒大片的庄稼；到农家庭院附近的果树上，偷摘未熟的青果，糟踏掉农民收获的希望。附近农民由于宋耀如经常帮助他们，开始都隐忍不讲，后来在宋蔼龄率领下的这群孩子，越来越像一帮小匪徒，闹剧愈演愈烈。于是，当地农民只得硬着头皮去找来耀如告状。
　　宋耀如也为女儿如此的淘气和顽皮而哭笑不得。大概也就是在那时，父亲宋耀如戏渡地给宋蔼龄起了个绰号叫做：“撒旦小羔羊”。当年宋耀如把蔼龄称作“撒旦小羔羊”，可以说明确概括了宋蔼龄孩提时代顽皮大胆的个性以及宋查理对女儿行为的欣赏与放纵。
　　就这样，在宋耀如的庇护下，当年的“撒旦小羔羊”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在所有孩子中，宋蔼龄同父亲一起相处的时间最多，受父亲的影响最大，两人的志趣也最相投。宋耀如喜欢唱歌，他的嗓音纯美洪亮。小蔼龄也显示出同父亲一样的才能，黄昏的时候，她常和父亲一起唱二重唱。她向父亲学的歌曲多是来查理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时学到的美国歌曲，因此她对西方音东比对中国的曲调更熟悉。宋耀如自己喜欢骑自行车。宋蔼龄10岁的时候，父亲也送给她一辆“飞鹰” 牌自行车，于是宋蔼龄成了中国少有的自己拥有一辆自行车的女孩。她得到自行车后犹如得了个宝贝，粘在车上就不肯下来。她不顾车高腿短，一次次摔倒仍毫不气馁地又跨上去，很快她就能自如驾驭了。骑车兜风成了他们父女俩最喜爱的运动。一天，两人兴高采烈，一直骑到了南京路的尽头。宋蔼龄嘻嘻笑着骑在前面，路口亮起了红灯，她看也不看就冲了过去，在那里指挥交通的是个留大胡子的印度锡克族交通警，他看到这个中国女孩如此大胆，哇哇叫着要她退回去，宋蔼龄知道他喊什么，但由于平时受到父亲的纵容，根本就不予理睬。暴躁的锡克族警察跳过来抓住车把，把宋蔼龄推回了停车线。待宋耀如赶上来时绿灯已经亮了，气鼓鼓的宋蔼龄蹬车又冲了过去，她围着警察的岗亭一圈又一圈没完没了地绕。来往车辆呼啸而过，警察警告危险，她根本不听。因为这时她已在街心，并不违反交通规则，宋耀如也无法叫她停住，只好在外侧紧紧相随保护。最后这个大胡子锡克族警察不得不过来央求小蔼龄，请她到别处去骑--他怕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交通事故承担责任。但小蔼龄憋了气仍不理睬，直到骑累了才离去。以后骑车到了这里，她总要绕着警察骑上十几圈，以此向警察示威。
　　宋蔼龄虽然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最顽皮的孩子，但她喜爱学习却酷似她的父母。小蔼龄开创了宋家小一辈中热衷接受教育的新家风。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上学，那时她还不完全懂事。宋耀如这时在上海市民中已渐有名气。小小的基督教社会把宋耀如当成了他们的领导人。宋耀如在市府礼堂举办的义演中粉墨登场，扮演一个讽刺性的角色。他自然要让孩子接受卫理公会学校的教育。在马克谛耶学校，他为自己的女孩找到了这种学习机会。这所学校在上海汉口路，由南卫理公会创办，并且以主教的名字命名。宋耀如回国后被破格委任的牧师职务，就是在这位主教的干预下被批准的。
　　马克谛耶学校是当时上海一所有名的外国学校。宋蔼龄从虹口的家里出来到学校有很长的一段路。邻街西藏路上的一所教堂叫摩尔纪念教堂，教堂的旁边就是学校所在的汉口路。宋耀如当时是教堂里主日学校的校长。每个礼拜天，他都带着妻子孩子来这里作礼拜。小蔼龄5岁的时候，她被教堂里唱诗班的情形迷住了。唱诗班都由16岁上下的女孩子组成，她们衣着漂亮统一，嗓音甜美圆润。小蔼龄因羡慕这些女孩子，吵着要来这里上学。母亲告诉她年龄太小，穿衣吃饭之类都不能自理，怎么可以自个儿出来上学呢？但是宋蔼龄的拗劲上来就谁也无法阻挡住她。
　　于是，一天来耀如亲自带小蔼龄去见校长海伦·理查森小姐，商量能否收下他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理查森小姐打量着这个穿一条色彩鲜艳的小裤子、梳两条羊角辫的小姑娘，开玩笑地用英语问她是不是真想上学。小蔼龄也用英语执拗地回答说：“我想上学胜过一切！” 这句回答使理查森小姐吃了一惊，这样坚决的孩子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同意让她作为一名寄宿生暂时来试读一段，看看她究竟能不能适应。
　　当这个小女孩开创她伟大的奇迹时，宋家只有3个孩子。得到入学批准后的宋蔼龄欣喜若狂，一个星期中，她忙着准备东西，收拾衣服和箱子。这是她第一次自己拥有一个箱子，箱子不算太大，但用红油漆漆得光彩照人，上面还有一幅司马光砸缸的彩画。箱子是宋耀如为小蔼龄上学特意订做的。上学的前夜，母亲把小蔼龄需要带的新衣服和课本之类统统装了进去。当小蔼龄看到箱子并没有装满对，大失所望。这可能是她贪婪性情的最初流露吧，她非要把箱子装满才肯罢休。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母亲只好把她冬天的棉衣也都塞了进去。看着满满的箱子，小蔼龄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其实她不知道这时才是初秋，塞进去的冬衣除了满足她贪婪的心理外，纯粹是个累赘。
　　到学校去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此之前，宋蔼龄一直为上学的事缠着父亲，顾不上别的，只有到了临出门时，她才显出有些难过。敏感的父亲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最后征求小蔼龄的意见，是不是要留在家里，现在决定完全来得及。“不！” 当下小蔼龄坚决得毋容置疑。全家人聚在门口发表意见，祖母一再表示，让这样小的孩子一人离家去上学，实在太残忍了，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小蔼龄说：“既然决定了，我决不改变主意！只是……只是……”她转向父亲：“有吃茶点的时间吗？学校的饭好吃吗广
　　宋太太倪桂珍把一篮子的美味食品交到宋耀如手上之前，先让来蔼龄过目，那里面有鲍泽牌黄油硬糖和黑色的巧克力，这都是小蔼龄平时最爱吃的，小蔼龄一把抱住不肯松手，宋耀如费了一番口舌才替她拿过来。一切都已妥当，小蔼龄身穿红色苏格兰方格呢短上衣，绿色灯笼裤，贴在父亲身边，动身走向那大千世界。
　　由于学校没有同样年龄的孩子，宋蔼龄由理查森小姐单独专门上课。理查森小姐有时带小蔼龄上街闲逛，街上的孩子看见这个中国小女孩跟外国人在一起，就一齐高叫：“小洋奴，小洋奴！” 当时，小蔼龄回身伸出舌头向他们做鬼脸，孩子们后退几步后反而喊得更起劲了。
　　为了减轻宋蔼龄想家的压力，理查森小姐不得不兼作类似于幼儿园保姆的工作。她常念一首美国儿歌：有个小姑娘，聪明又漂亮。一束长卷发，留在头中央。
　　理查森小姐每次念完，总要问一句：“小姑娘是谁？” 宋蔼龄总是迫不及待地回答：“当然是我！”
　　两年之后，宋蔼龄开始随集体活动。上课时书桌太高，她爬上凳子后脚就够不着地，课桌上刚刚露出她的小脑袋，她为此受够了罪，但是没有人想到给她作一些改善。吃饭更成了问题，盛菜的盘子放在桌子当中，所有的人都是见菜就抢，宋蔼龄既够不着稍远一点的菜，又不如别人抢得快，多年后她还颇不满地回忆说，那时候她从未吃饱过。人夜，孤独给她带来另一种痛苦。大同学们去上夜自习，宿舍里只留下她一个人。身单影只，她总想象着黑暗角落里有青面獠牙的魔鬼，一只耗子磨牙或者一只昆虫碰撞窗户，也会使她神经质地怪喊怪叫。寂静无声时她更会疑心有某种巨大的危险在悄悄逼近，吓得她瑟瑟发抖，每分每秒都是那样难熬。大同学的晚自习通常以唱圣歌结束，每晚她盼望的事就是听到这首歌，因为这预示着几分钟后同学们就会回到宿舍。长期的这种生活使她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以至几十年后，每当她听到“上帝与我同在” 的歌声，就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解放感涌上心头。
　　学校的大孩子总爱拿这个小不点儿开个玩笑，宋蔼龄要小心翼翼地分辨他们每句话的含义，作出适当的反应，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被他们的哄笑击倒。这种习惯，锻炼了她察言观色、应答如流的本领。一次，一个大女孩看到她因为换牙前面露出的大豁牙，暗合机关地问：“宋夫人，你的牙齿怎么了？”“回太太的话”，小蔼龄不动声色地说，“前门被人偷走啦！” 还击得又巧妙又得体。
　　紧随宋蔼龄之后，宋庆龄也进入了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沉稳的性格使她显出一种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把小手背在背后，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她非常聪明，理解能力强，各门功课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她的自我约束力，有时让人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爱怜。她默默地克服一个初入学校的孩子必然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努力去适应学校的集体生活。连最严厉的教师也免不了鼓励她可以放纵一下，比如在课堂上捣捣乱，和同学闹点矛盾之类，并且表示她这样做了，决不会受到惩罚，还会给予奖励。他们生怕她心里有什么委屈，挫折了孩子的天性。宋庆龄总是微笑着摇摇头，表示她这样做并非由于害怕什么，而是因为这样做心里才坦然愉快。后来的宋美龄与宋庆龄却大大相反。5岁的时候，她也吵着嚷着，要跟两个姐姐去上学。这一次因为有了宋蔼龄和宋庆龄的经验，全家人都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结果却正相反。宋美龄天赋的聪明使她的功课毫无困难，但她在家养成的霸道劲儿在与同学相处上遇到了麻烦。班里的学生，即使比她大好几岁的，也得乖乖听她摆布才行。这些同学可不比自家的姐姐哥哥，往往有人对她的颐指气使不屑一顾。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会气得浑身发抖，厉害的时候她会突然出现麻疹，身上立即长出许多红肿块来。而到了夜晚，就像小蔼龄当初遇到的情况一样，大同学上夜自习走了，黑乎乎的宿舍里只留下她自己，婆婆的树影在窗户上晃来晃去，由于孤独和害怕，她只好钻进被窝闭上眼睛去逃避。时间不长她就会睡着。但到了半夜，她常常又被恶梦惊扰，吓得大喊大叫，搅得整个宿舍不得安宁。这些情况使她终于不能坚持，不得不由父亲把她接回家里，直到又在家中度过两年，她满了了岁，才跟一帮年龄相仿的女孩重新上学。
　　相比之下，宋蔼龄是三姐妹中学习生涯的开拓者和成功者，她在学校很快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强烈欲望的驱使下，她参加唱诗班，表演节目，出人头地的事都有她一份，因此受到老师的好评和不少同学的尊敬。当年宋蔼龄这些经历和她从中总结出的经验，使她终生受益匪浅。
　　1894年，是宋耀如一生中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年，由于陆皓东的介绍，他在上海结识了准备到北京上书的孙中山。这是宋耀如奠定自己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重要地位的一举，也是宋家子女日后在政界崛起的重要契机。
　　当时宋蔼龄是在自己家门口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此时这位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不久前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的孙博士，正值青春盛年，一副晚清书生打扮，英姿勃发。他受两广革命思潮的影响，早就不满于清廷的腐败统治，有心作洪秀全第二。但此时孙中山还没有痛下推翻清王朝的决心，他还抱着一丝希望，就是想效法战国策士的上书游说，以天下大势、国脉所系的利害安危，来打动朝廷中的掌权者，促使他们革新政治，任用贤能，使国家的颓势有所扭转。当时，宋耀如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却对他的上书行为大不以为然。宋耀如认定清王朝已不可救药，非推翻不可，上书不会有任何效果。同时他对孙中山想作洪秀全第二也极不赞成，劝孙中山作中国的林肯或华盛顿。宋耀如请孙中山到自己家中做客。进门之前，两人的争论还未结束，孙中山提议进行一场夏威夷式的摔跤决定争论的胜负。
　　于是，在场的宋蔼龄看到的是一场规则古怪的决斗。两人在嘴上各抹了一把黄泥后，互相扭住较量起来。但这场决斗的胜负不以谁能把淮摔倒为准，而是以在决斗中谁先开口说话为准，谁先开了口谁就算输。结果孙中山赢得了胜利。这在宋蔼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她过去一直把爸爸视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人，今天在自己家门口却有一个人把爸爸赢了，这个人一定是比爸爸更强的英雄。对孙中山的崇拜此刻便在宋蔼龄心中扎下了根，为她日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并且追求比她大几十岁的孙中山埋下伏笔。
　　当时孙中山赢了宋耀如，宋耀如只好同意了他到北京上书一试。结果，孙中山虽然凭人推荐在天津见到了大清权臣李鸿章，却丝毫未能对这位佐相产生一点影响。当时那位宦海沉浮几十年，终于在皇帝手下位极人臣、又热衷操办洋务的中堂大人，自以为洞悉中国之一切，怎么可能为一介书生的几句危言所打动？
　　孙中山无功而返，从此彻底断绝了对清廷的最后一点点幻想。他从天津返回上海后，又住进了宋耀如家中。两人互相切磋，共谋反清大计；同时也开始规划了使中国尽快富强的实业方针。
　　一天，两人就建设国家的问题讨论到深夜，他们想到了开矿、炼铁炼钢、发展电力等，再往下思索时，两个人差不多同时想到了铁路。“铁路！”“对，铁路，铁路！” 当即孙中山站起摇身晃脑吟咏铁路之便利：“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几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博，以免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也！”宋耀如接言：“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岂特商贾之载运而已哉！” 一番酸文之后，二人相视大笑。宋耀如说：“中国之落后，以铁路为最甚。如以现在美国的铁路里程计，我中国这样广大国土，应有300万里铁路才行。” 孙中山沉吟片刻：“以当今之国势，300万里铁路岂非痴人说梦？我看近期如能建20万里，则列强即不敢窥伺我中华！” 宋耀如想了一会儿，“好，建20万里铁路亦是盖世之功！”二人越说越兴奋，他们为自己的宏伟计划所鼓舞，竟然就又动起手来。他们在宋耀如的客厅里先作了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标上各省省会及一些大城市的名字，待等孙中山刚刚在各城市之间标上铁路路线时，东方已经破晓。
　　两个人通宵未睡，竟毫无倦意。早饭以后，造路正式开始。小蔼龄也兴致勃勃参加了这场筑路大业。她在一旁递这递那，忙得两手黑乎乎，小脸蛋红扑扑。一天的折腾，他们居然造出了能够运动的小火车。黄昏，小火车在孙中山铺成的铁道线上开动了。小蔼龄在一旁拍着小手欢呼：“哦--火车开到成都啦，火车开到拉萨啦--火车来啦，快上车啦！”
　　宋蔼龄的欢呼使来耀如和孙中山心头涌起了强劲的热流。近20年以后，孙中山真的放弃了总统宝座，心甘情愿地当起了铁路督办；宋耀如也因此干起了铁路督办司库，费尽心机地去筹措20万里铁路所需的60亿元经费；留美回国的宋蔼龄则成了铁路督办的得力秘书，三个人共同把那一天心血来潮的计划去认真地付诸实施。
　　5．“长大了要像孙文叔叔一样”
　　1894年，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宋氏家族来说，这一年都尤为重要。
　　1894年3月的一天，宋耀如与孙中山相识且一见如故。但就在两人相识几个月之后，公元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 爆发。旋即战争的惨败震惊了中国人，从而推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开始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程。
　　1894年11月16日，宋耀如夫妇终于喜得贵子。当时，他们意味深长为第一个儿子取名“宋子文”。
　　表面上，当时那三个事件似乎孤立无缘。而实际中，这三件事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象征，即象征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大转折：由改良转向革命，并且这一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开始被人民和历史所承认。
　　实际上，当年孙中山上书被李鸿章所拒绝，已经使孙中山和宋耀如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者感觉到“改良” 之路的难通。然而，紧随其后的中日“甲午战争” 和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的纸醉金迷，终于促使孙中山、宋耀如等人痛下革命的决心。当时在天津，当孙中山还未从上书失败的痛惜中解脱出来，中日“甲午海战” 的告急奏报便每日像雪片般朝李鸿章的总理衙门飞来，庞大的北洋水师竟至于一败涂地，使孙中山更加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穷途末路。而当孙中山与陆皓东怀着悲愤由天津转上北京，却发现战争的失败好像与北京无关似的。当时满北京城只关心着一件事，即慈禧太后的60大寿。整个京城被装点成了彩灯的世界。缤纷灯城中的轻歌曼舞，宝马雕车内来来往往的各地进贡祝寿的官员……这一切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的衬托下，进一步显示出清政府的腐败已达到无以复加不可救药的地步。愤怒驱使已痛下革命决心的孙中山，在北京就迫不及待地用英文写信给宋耀如，疾呼：“这个王朝已腐败到生蛆的地步了，当初希望它或可奋起，如今看来，已不能用改良的方法使其进步，惟有革命才是出路。”
　　旋即孙中山一回到上海，立即雄心勃勃地向宋耀如讲述他的颇具冒险精神的革命设想：用外国人的客轮把造反者载送到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利用清政府对洋人的敬畏态度使造反者登岸；然后，立即冲向衙门，树起革命旗帜。
　　推翻清廷虽为革命者惊心动魄的目标，但宋耀如却认为这样贸然起事难以成功。列强将会持何态度？这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尽管如此，宋耀如还是佩服孙中山的勇气和决心。他取出珍藏的一把宝剑，意味深长地对孙中山说：“这把剑具有历史意义，这是当年一位太平军的将领战死前留下的。我原想把这件宝物传给儿女，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上帝保佑你推翻清廷，大展宏图！”
　　孙中山说：“等我推翻了清廷再接受你的宝剑吧。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 随后，他就和宋耀如、陆皓东商议起来。
　　他们认为要推翻清朝，光复河山，首要的是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建立革命团体，为革命大造舆论。孙中山提议，这个革命团体的名字就叫“兴中会” 吧！所谓“兴中”，就是振兴中华之意。
　　接着宋耀如兴奋地宣布：最近他在进口机器的业务中又赚了一大笔钱，这是上帝的恩赐。他决定将这笔钱拿出来，作为捐献给“兴中会” 的第一笔经费。随后，他又意味深长地说：“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坚持到底广
　　要正式成立组织，必须要有一个章程。为此，孙中山将自己关在宋耀如的书房里，整整3天3夜，他拟出了《兴中会章程》的初稿。《章程》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指出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瞬，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
　　当时《兴中会章程》还强烈谴责清朝统治者昏庸无能，“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造成“辱国丧师”，“茶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章程》还进一步说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此外，《章程》还就经费、组织机构、议事制度以及吸收会员等问题做出一些规定。
　　除订立《章程》外，还要求人会人举行秘密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这个誓词所提出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腐败的清朝帝制政府、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兴中会章程》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它体现了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所说的“强邻”，就是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他的革命目的是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得到了宋耀如和陆皓东的完全赞同。他们三人首先举行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宣誓。宣誓后，宋耀如严肃地说：“逸仙弟，我以基督教牧师的身份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决心化专制为自由，变君权为民权，实行民有、民享、民治，我就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但我是个牧师，不能像你们一样叱咤风云地冲在前面，只能幕后辅助你们。我想，开展革命活动需要花大量钱财，就让我来为你们筹措经费吧。另外，我还可以暗中为你们做联络工作。”
　　自此以后，宋耀如和孙中山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宋耀如开设的华美印书馆这时成了孙中山在上海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经宋耀如介绍，孙中山不仅结识了上海会党的首领，还在这里认识了一些有志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青年。他们大都是出过洋、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之士，有几个还是宋耀如主持的耶稣教徒会的成员。孙中山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向他们讲解了《兴中会章程》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革命的远大抱负，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再度到自己少年时读书的地方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他的行李中，有宋耀如辗转托人为他办理的出国护照，有宋耀如慷慨捐助的一笔数额可观的经费，还有华美印书馆印制的《兴中会章程》等宣传品。
　　孙中山一抵达夏威夷首府，就立即开展工作。当时檀香山有华侨约2万人，他们多靠种田开荒、辟蔗园和经营商业为生。其中少数人靠辛勤劳动所得，慢慢发展成为资本家。孙中山在华侨中宣传反清主张，获得了经营商业的宋居仁、夏百子等人的积极响应。但是，多数侨胞安于现状，把孙中山的反清宣传视为“作乱谋反言论”，害怕招致“破家灭族” 之祸，避而远之。孙中山把这种情况描述为“风气未开，人心铜塞”。但是这种遭遇，并没有使孙中山气馁、颓丧。经努力，在不到两个月内，他先后发展“兴中会” 会员129人。11月24日，在檀香山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选举了兴中会的领导人。
　　这是孙中山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
　　宋耀如从孙中山的来信中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跑到银行给孙中山汇去大洋3000元。当时他真是高兴极了，回到家里，抱起刚刚出生不久的第一个男孩，旋灵机一动：“孩子，你将来长大了要像孙文叔叔一样。对！爸爸就给你取名叫宋子文吧。”
　　后来，命运的天秤又一次倾向了宋耀如，并且果然，宋子文不负父亲厚望。作为当时宋家受过来耀如特别熏陶的第一个男孩，宋子文可以说和他的大姐宋蔼龄非常相似--坚韧不拔，富有进取精神。由于当时上海没有马克谛耶女子学校那样的卫理公会男生学校，孩提时代的宋子文只好先在家里跟家庭教师念书，并在几年后直接进入了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上海办的一所学校，当年设有少年班。宋子文坚持每天从虹口家中步行去学校。他学习非常认真，看书的时候总是眉头紧锁。在学校里，宋子文最喜欢参加的活动便是演讲会。要知道，宋子文本来天生有些口吃，可他偏偏来向他的生理缺陷挑战。很快学校里的师生们便发现，宋子文的讲演不仅逐渐自然流畅起来，而且能用英、中两种语言讲演。宋子文的这种克服困难的毅力，令当年圣约翰学校的老师们大为赞叹。
　　此后，在度过了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和大学班的学习生涯后，宋子文也步其三姐妹的后尘，于1912年启程赴美留学，并进了当年亦是美国最著名的学府哈佛大学。
　　1907年3月18日，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他当即秘密来到上海。那天，宋耀如把化了装的孙中山先生接到家中，并为其举行了小型的家庭欢迎会。晚上，孙中山惊奇地发现，当时宋耀如的三个孩子宋庆龄、宋子文和宋美龄（当时大女儿宋蔼龄已赴美留学），竟然能非常熟练地背诵自己在《民报》上写的发刊词等文章，一时不禁感慨万分。接着，孙中山给他们讲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并鼓励几个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学成本领长大报效祖国。听了孙中山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后，当时几个孩子深受鼓舞，且仿佛一下长大了许多似的。尤其是年仅13岁的宋子文，居然很有男子汉气概地表示，他发誓要推翻腐朽透顶的清朝政府，并努力为建立未来的共和国而奋斗。看着宋子文那壮志凌云的少年意气，孙中山和宋耀如都欣慰地笑了起来。
　　就这样，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深深地激励了宋耀如的几个孩子。此后不久，宋子文和宋庆龄、宋美龄姐妹俩，便追随他们的大姐宋蔼龄之后，奔赴美国求取救国的知识和本领。
　　当时，宋庆龄年仅15岁，宋美龄则只有10岁。
　　第二章 宋氏姊妹的留美生涯
　　1．旧金山海关遭遇
　　1904年5月，初夏的上海正是斜风细雨、柳绿花红的最佳季节。一艘装满了中国宋代钧瓷、唐三彩陶马、汉朝瓦当以及敦煌壁画、龙门石佛和各种珍宝玉器的美国轮船“高丽号”，在上海港高鸣着亢奋的汽笛，卷扬机把沉重的铁锚从水底一寸寸收起。此刻，参加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趁火打劫发了财的军官、来中国“考察” 顺手牵羊的“学者”、还有专门来廉价骗购中国古董的商人，心满意足地手拿盛满威士忌的银杯，向上海海关钟楼送去此行最后的一瞥。他们要永远记住这个与他们的财宝紧紧相连的国度，以便回国后向人炫耀他们宝贝的来源和价值，也准备适当的时候旧地重游。
　　在这艘船的甲板上，还有一位身着洋装的中国小姑娘，此刻她正倚靠着栏杆，目不转睛地望着“维多利亚” 号小船。那艘船上载着她的父亲--宋耀如，正沿着黄浦江向上海码头航行。一切的嘱咐她已记在心里，一切送别的仪式已经举行，眼下她心里空空荡荡，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小船隐没在江水泛起的一片白光之中，什么也看不清的时候，她才突然咬住肩膀上的衣服，忘情地哭了起来。
　　轮船平稳地滑向了碧波万顷的东海，看着一群群洁白的海鸥在轮船上方振翅飞翔，姑娘慢慢地停止了哭泣。她在心里安慰自己，这没有什么好哭的，这是自己情愿做的事情。她已经踏上了父亲为她安排的道路，要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了。
　　当时船上这位身材苗条的姑娘便是宋蔼龄。她已在马克谛耶学校度过了将近10年的学习生活。如今她15岁了，国内没有适合她进一步学习的学校，她要到大洋彼岸去，那里--佐治亚州梅肯城里，有世界上第一所为妇女专设的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要在那里获得知识，结交朋友，为她一生的事业奠定基础。
　　现有的资料表明，宋蔼龄是第一位正式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子。为她这次异国求学之行，在宋家和他们的邻居朋友之间，发生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许多人听到宋蔼龄要到美国读书的消息，都翻出了白眼。他们说，若是男孩子出国留学尚无不可，一个女孩子出国学什么？学了又干些什么？女孩子最大的事情不过是要找一个婆家，嫁一个好男人。父母若是真的为她着想，就应该给她攒一笔钱作嫁妆。如今到国外几年，那得多大的开销？岂不是等于把女儿的嫁妆钱给打了水漂？再说在国外呆过的人大都会变得古里古怪，像宋蔼龄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也装了满脑子愚蠢思想回来，谁还肯娶她？这不是要剥夺她一生的幸福，使她成为一个终生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么？宋耀如坚决反对这种僵化的思维和过时的说法，他以自己的经历证明当今之世，必须学习西方的文明才能成就大事。宋蔼龄也不为这些闲言碎语所动摇。父女俩勇敢地冲决旧思想的罗网，为当时的女性留洋趟出了一条道路。
　　宋蔼龄是个刚强自信的姑娘，她很快就为自己刚才的流泪感到难为情，这又不是别人硬要把她孤零零地推到一个不明不白的地方去。与她同行的是愿意悉心照顾她的步惠廉牧师夫妇和他们的4个儿子。刚才在她哭泣的时候，步惠廉牧师就站在她不远的地方，但他装作没有看见，他认为让她哭一下也是必要的，感情总要发泄出来才能进入下一步更佳状态。
　　步惠廉是当年宋查理亦即宋耀如在万德毕尔特神学院的同窗好友。他身材高大，性情诙谐，学生时代和宋查理开过不少至今记忆犹新的玩笑。宋查理回国后，步惠廉也主动申请来中国传教，这使得来查理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对昔日的好友极尽地主之谊。后来，步惠廉多次到宋耀如家中作客，他与宋蔼龄用英语会话，向宋蔼龄讲解美国的风土人情，两人已十分熟悉。此次宋蔼龄赴美留学，还是步惠廉为她联系的学校，并趁步惠廉回国休假之机，把宋蔼龄带到美国，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最好安排。
　　当时步惠廉夫人在中国刚刚患过一场伤寒，身体虚弱。宋蔼龄和她以及她的小儿子住在一个舱里，途中可以互相照顾。度过了离家那一刻的伤感以后，宋蔼龄心情兴奋，她的心咚咚地跳着，盼望早日到达父亲和步惠廉一家向她描绘的那个美丽的国家。
　　人生总是要时时面临一些考验的。
　　宋蔼龄此行的路上，就有一连串的不顺在前面等待着她。几天以后，“高丽号”停在了第一站日本神户。这时船上有一个旅客因病死去。船上的医生说是死于肺炎，而日本海关检疫人员却怀疑是死于鼠疫。那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死亡率很高的疾病。为了防止船上的人把这种病毒传入日本港口，日本海关人员对轮船进行了药剂熏蒸消毒。同时搞来一批大木盆，在里面放上消毒药水，让全体人员在木盆里浸泡。虽说已是5月天气，但在海滩上进行这种消毒方式，却让许多人吃不消。轮船在神户整整被扣留了10天才被允许开往下一个日本港口横滨。但步惠廉夫人虚弱的身体经过一番折腾，发起了高烧。船一到横滨，她就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不久便死在了那里。
　　显然，当时步惠廉已经无法按原定的计划继续航行，他必须留下来处理夫人后事。前面的航程还很遥远，步惠廉想把宋蔼龄交待别人带回中国，适当的时候再安排她赴美。但宋蔼龄坚决不同意，她认为自己一个人也能随船到达美国。步惠廉拗不过这个倔强的姑娘，只好把她托付给同船上的另一对美国夫妇，请他们帮助宋蔼龄到达佐治亚州。
　　船从横滨开出后，宋蔼龄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头上扎了美丽的蝴蝶结，兴致勃勃地去找这对美国夫妇，准备和他们聊聊天，共同打发船上寂寞的时光。她来到这对美国人的舱门口，无意间听到这位美国太太大声的话语：“哦！上帝。船总算开了！离开这些肮脏的中国人和野蛮的人，我心里才好受些。先生，我可再不愿跟你到这种地方来，再不愿看见那些中国人和日本人了！”
　　这是宋蔼龄第一次亲耳听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诬蔑，她感到非常震惊，非常屈辱。以往从父亲口里，从马克谛耶学校的理查森小姐口里，她一直受到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渲染。当年宋查理在林乐知那里受到的歧视和白眼，父亲并不曾给她明说。今日她自己第一次听到美国人这样看待东方民族，她顿感像有人当头砸了一棒，脑袋昏昏沉沉。她准备敲舱门的手久久举着，如同蟠桃园里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法的瑶池玉女。直到有人从船舱另一侧走来，宋蔼龄才醒过神来，她急匆匆地返回自己的舱里，爬在铺上牙咬枕巾哭泣起来。
　　望着船头被劈开的白色海浪，宋蔼龄心情变得灰暗起来，她不知道此行前程究竟如何。她现在是孤零零一人，谁知道还有多少美国人对中国人抱有这种看法。对那个陌生的国度，她毕竟只从别人口里听到一鳞半爪的介绍，其中有多少是客观的情况，有多少是他们主观的想法，她现在真拿不准了。她后悔不该不听步惠廉的安排，现在想返回去也不可能了。对于一个心地纯洁透明、虔诚得像在朝圣一样的15岁少女，她以往心目中天堂一般的美国究竟会怎样迎接她呢？
　　宋蔼龄这次是去美国读书，却首先对中国文化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比如一些古老的谚语格言，真是精辟深刻得让人一言过耳终生难忘。当时一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足以让来蔼龄铭心刻骨了。
　　宋蔼龄没有了平昔挂在嘴边的美国南方小曲，她把一身洋装脱下，换上了中国旗袍。她不想吃饭，也懒得动，第一次体会到了惆怅的滋味。
　　一天，她靠在甲板栏杆上，漫无目的地注视着天水相连的远方，她感到海上的景色是如此单调，如此无聊。海风掠乱了她的秀发，她理了几次毫无作用，低声咕哝了一句：“讨厌的风！”便转身准备回舱。忽然背后传来一声热情的招呼，她回头一望，是一位朝鲜妇女，她依稀记得前两天见过一面，但没有打过招呼。
　　这位朝鲜妇女约摸40来岁，穿着典型的朝鲜高腰裙子，她的脸上已微有皱纹，但仍显得很美。她来到宋蔼龄面前，热情地说：“小姐，认识一下吧。我叫金水姬，是朝鲜开城人。我的父亲在美国经商，他患了重病，我在日本横滨换上了这艘船，到美国去看望他。小姐，你是中国什么地方人？我小时候曾随父亲到过中国的威海、青岛、上海，那些地方的风情我记忆犹新，那些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我永远不会忘记。小姐，你叫什么名字？这两天没有看到你，你好像不大出来活动……”金水姬显然对碰上中国旅伴非常高兴，她一说起来就没完。宋蔼龄心情不好，但也不得不对这位热情的朝鲜妇女表示出礼貌。她用缓慢的语调说：“我是上海人，要到美国读书。这几天身上不太舒服……”
　　金水姬并不知道未蔼龄不舒服的原因，她还以为是女孩子通常来的那种情况，她关切地说：“哎呀，甲板上风大，你要不要到我舱里坐坐？” 宋蔼龄说：“我想回去了。” 金水姬说：“好，好吧，我送你回去。”
　　宋蔼龄无法拒绝人家的好意，只好由金水姬伴着回到自己的船舱。”金水姬回舱拿来自己带的苹果和朝鲜点心，劝宋蔼龄吃一些。宋蔼龄这时才感到确实饿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大口吃了起来。金水姬谈兴很高，她不停地讲自己对中国的感受，讲对遇上中国小姐的兴奋。特别是因为宋蔼龄家在上海，金水姬恰恰到过上海，使得她们彼此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宋蔼龄被她的情绪所感染，心情便逐渐好起来，也说了自己此行的一些情况。当然她没有讲那对美国夫妇的谈话给她的刺激。就这样，宋蔼龄对这位朝鲜女人产生了明显的好感。
　　在海上航行的那些天里，幸亏有这位朝鲜妇女作伴，宋蔼龄不再感到孤独和寂寞，不再为那位美国妇人的偏见所缠绕，她的心情变得明快起来。
　　1904年7月1日，“高丽号”驶进了美国旧金山港口。宋蔼龄和金水姬老早就来到甲板上。
　　不料，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在海关人口处，当时一个满脸横向的海关官员看了宋蔼龄的护照后，粗野地高声说来蔼龄的护照有问题，不许人境，要把她抓起来遣返回国。宋蔼龄惊呆了，也吓坏了，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应付。一路陪伴宋蔼龄的金水姬勇敢地站了出来，向那个家伙发出质问：究竟护照有什么问题，怎能这样对待一个远涉重洋来求学的姑娘？那个海关官员粗野地推开金水姬，威胁说这里没有她的事，命令她立即上岸走开，否则连她一起关起来。金水姬坚决地拒绝了。她说，不让宋蔼龄上岸，她也不会走，必须把问题搞清楚。于是那个官员傲慢地说：
　　“问题就出在你的身上！这女孩尚未成年，她不能独立行动。她的护照副本上表明，她是由一对美国夫妇护送来美的，那对美国夫妇在哪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朝鲜人，你难道还想冒充美国人吗？”
　　金水姬当时忍住极大愤怒，解释了步惠廉夫妇在日本上岸，不能护送宋蔼龄的原因。但问题的实质是因为美国国会1894年通过的旨在把更多的华人挤出美国的排华法案，所以任凭金水姬和宋蔼龄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就当那个家伙要把宋蔼龄抓进拘留所时，又来了一个满脸胡子的官员，他耸耸肩膀说：“美国的拘留所不适合关畜牲般的人，这个中国偷渡女孩只能返回船上，等船重新启航时把她带走。”
　　于是，一筹莫展的宋蔼龄不得不带着悲愤和屈辱退回“高丽号”船上，她做梦也没想到在赫赫有名的民主自由的国度里，竟会发生这样粗暴的事情。美国这个她一直认为是最讲自由博爱的国家，居然不接纳她。金水姬表现出了她真诚的友谊和高度的责任感，尽管探视重病在身的父亲使她心急如火，她还是毫不犹豫地陪宋蔼龄留了下来。她们在船上发泄了不满和愤慨后，还得赶紧想办法。但是宋蔼龄的一切都是按照步惠廉夫妇护送制定的计划，一路上的情况已完全超出了宋耀如当初的设想。宋蔼龄哭干了眼泪，憋坏了脑子，还是无法可想。即使想起了什么人，但美国海关不许她迈进一步，又如何联系呢？她们四目相对，一次次坐到天黑，不知道明天该怎样度过。
　　不过，她总算没有被立即遣返。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思维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他们只是不准宋蔼龄上岸，至于她待在哪艘船上，在船上待多久他们是不管不问的。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不论哪艘船，总不会一辈子停在港口，迟早是要开走的。船走了，船上的人当然也就会离开。毫无处世经验的宋蔼龄也沿着这个方向想，越急越没有主意。但是年龄较大的金水姬却琢磨出这里有空子可钻。当“高丽号” 开走的时候，她带宋蔼龄换到另一艘刚进港的船上。她们就这样连接换了几次船，海关官员并不干涉，宋蔼龄这才逐渐冷静下来，并开始搜索枯肠，极力回想她听到过的美国人的名字。终于，她想起了行前好像父亲和步惠廉谈话时，隐隐约约说起过他们上岸时有一个叫什么里德的人会来接他们。她把这个名字赶紧告诉了金水姬，但是里德住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他为什么没有在船靠岸那天来接她，宋蔼龄都一无所知。不过总算有了一个线索。金水姬安慰宋蔼龄，有了这个人的名字，她就能想出办法，摆脱目前的窘境。
　　金水姬把宋蔼龄安顿在船上等待，自己上岸去打电话。她通过查号台查找里德的电话号码。但美国人的名字好像总共就那么几个，不仅不同的家庭里重名的人特别多；就是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名字也会爷爷用了孙子用，叔叔用了侄子用，遍地都是约翰亨利汤姆逊。就这个出现频率不算高的里德，在旧金山电话局的电话簿上也有上百个。金水姬不厌其烦，拨出一个个电话，向一个个里德发出询问：是否认识一个在中国传教的步惠廉，是否接到通知在7月1日到“高丽号” 船上接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金水姬拨到第33个电话时，终于那边传来了惊奇的声音，接着是连连道歉，表示他马上到港口来。
　　当即金水姬回到船上，拉住宋蔼龄的手绕着圈跳了起来。两人高兴得笑一会儿，埋怨一会儿里德，她们都觉得这下可有救了，里德一来，一切误会都可以解释清楚，她们立即就能上岸了。金水姬忙着收拾东西，宋蔼龄在甲板上把两个没吃完的罐头，狠狠地甩到海里，口里说着：“见鬼去吧，罐头瓶子，我们要上岸吃牛排啦！” 结果引来一个水警的大声呵斥，宋蔼龄朝着金水姬吐吐舌头，作个鬼脸钻进舱里去了。
　　时间不长，一个黄头发、高颧骨的清瘦中年男子急冲冲来到船上，这个人就是里德。他轻轻抱住宋蔼龄，拍拍她的背，接着坦率地述说了那天接人的情况。
　　7月1日那天，他按时来到码头，因为他的女友要拉他去出席一个亲戚举办的舞会，他就没有上船，而是陪着女友在外面等，结果看见船上的人都出来了，也没有步惠廉一家，他以为定是改了船期，没有多想就跟女友去出席舞会了。由于后来没有消息，他早把这件事忘在了脑后，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宋蔼龄被扣的事件。当即他作了道歉和自责，安慰了宋蔼龄，并向金水姬表示谢意，然后就匆匆去找海关官员，准备马上把宋蔼龄带走。
　　但是又一次出乎意料，海关官员说，他们早把这个中国姑娘的事忘记了。当里德要求他们允许宋蔼龄人境时，海关与移民局又互相踢起了皮球，每个部门都说应该去找另一个部门解决。里德在码头上跑来跑去，被人支使着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得要领，没有人说不应该解决，但也没有人肯签署准许入境的意见。里德跑了两天毫无结果，终于忍无可忍，他破口大骂那些官员都是狗官，是狗娘养的。但那些人听了，大都是一副笑嘻嘻无所谓的样子，都认为里德应该骂，不过骂的是该对这件事负责的人，和自己没有关系。
　　此时的宋蔼龄丧气透了，她觉得自己好比一只撞在蜘蛛网上的蜻蜓，虽然一时不会被吃掉，却也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快要坚持不住了。
　　幸亏里德想出了另一种办法。他通过教会的渠道把这件事反映到了华盛顿高级官员那里，教会以宋查理是受美国教会派遣到中国传教的人员为由，对他的子女返回美国教会学校读书受到阻挠，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最后，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出面，总算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只不过到宋蔼龄被允许上岸时，距里德出面活动又过去了整整一周。
　　宋蔼龄一共换了四艘船，被山姆大叔堵在国门之外四个星期，总算踏上了美国的陆地。而且第3天，步惠廉牧师在日本处理完夫人的丧事，改乘另一艘船也到了旧金山。他们无心再在此地停留，匆匆启程赶往佐治亚州梅肯城，因为经过这一番折腾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开学的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了。再稍有延迟，宋蔼龄就要耽误掉整整一个学年。
　　宋蔼龄和步惠廉乘火车转道圣路易斯，然后前往佐治亚州的梅肯市。8月2日午夜顺利到达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睡了一会儿，天就亮了。她的心情非常好，她想象着全家此刻一定围坐在餐桌旁，父亲又在讲解他的美国奇遇，并且会安慰母亲，说她的大女儿这会儿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地方有些什么特点，女儿会愉快地生活在讲文明有涵养的美国人中间，叫她放心。她想到父亲一贯地料事如神，不由笑了起来。如果有直拨电话，把自己这会儿的情况马上告诉家里多好。当然那时打电话是不可能的。她想到外面散散步，熟悉一下环境，然后给父母写信。在旧金山被扣的事还写不写？这不太愉快，徒惹母亲担忧，这次就不写了，以后再说。那么这封信要写点让家里高兴的事，对--把美国的气候、地理、人们行事方法中一些可笑的方面写作，把学院的环境写写，让全家人高兴、放心。宋蔼龄作了仔细观察和准备，并且开始琢磨形容学院设施和教师同学服饰语音的词汇。一出门，她忽然发觉一些同学拿着报纸，在远处指着自己卿卿喳喳。宋蔼龄感到奇怪，这些人尚未谋面，他们对自己知道些什么，又能议论些什么呢？难道报纸会对一位中国姑娘的到来作出评论么？
　　宋蔼龄疑疑惑惑，买了一份当天在梅肯出版的《电讯报》。报纸一拿到手，她就全明白了。美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这家报纸居然对宋蔼龄来这儿读书的事有那么大的兴趣，不惜在一版显著位置发出一条不短的消息。宋蔼龄急忙从头阅读起来。
　　［本报最新消息］前来威斯里安学院途中被扣在旧金山船上的中国姑娘宋蔼龄小姐，已随同步惠廉牧师于今天凌晨零点三十分来到梅肯。步惠廉牧师离开上海后在路上耽搁了一段时间。大家不会忘记，步惠廉夫人回国途中在横滨病逝。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耽搁的时候一直在等待着步惠廉。
　　宋小姐的母亲是一位中国基督教徒，她是在上海长大的。她的父亲希望把她送到美国来念书，完成学业后回国在她的同胞中传播基督教。
　　“她从小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威斯里安学院院长格里昨天说，“我们的传教士步惠廉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休假时很乐意把她带到美国。他当然希望最好是威斯里安学院录取她，因为他的许多姐妹侄女甥女都毕业于我们学院。”
　　步惠廉牧师给格里院长写了一封信，欣然为这位基督教传教士的女儿前来美国作好了安排，并按照威斯里安学院的规定为她作好了一切准备。
　　步惠康牧师到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同他会合。因此她不是孤零零地一个人横越大洋，前来威斯里安学院的。据说这位中国姑娘相当聪明。
　　“当然，学院方面不会勉强其他小姐同这位中国姑娘交朋友，不会的，我们不会强迫或勉强其他任何人这样做。” 格里院长还说，“她们不会因为学院里来了中国姑娘而受到约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一点不用担心，相信她会受到礼貌和友好的对待。”
　　根据格里院长所掌握的情况，宋小姐是前来威斯里安学院学习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也是专为读书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众所周知，该学院过去曾录取过印第安姑娘。
　　宋蔼龄开始看这条消息时还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她觉得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自己那么渺小，怎么可以占据报纸一版的显赫位置呢？看到报纸说她相当聪明，她有些自得地笑了，虽然笑得是那么含蓄，但是笑在心里，甜蜜只有她自己才感觉到。然而到了后来，她明白了那些同学指指划划的原因，也注意到了格里院长此番谈话的用意和报纸如此公开报道的目的。什么不会勉强其他白人小姐同中国姑娘交朋友，什么这个学院过去曾录取过印第安姑娘，通篇报道的主旨原来在这里！在这些人眼里，中国人显然被置于劣等民族之列，录取一个中国姑娘如同一件慈善事业。不会勉强其他小姐同自己交朋友，难道同中国姑娘交朋友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吗？礼貌的对待是一种什么情形？当时宋蔼龄竭力支持住，不让眼泪掉下来，不让自己有任何失态，她从小养成的坚强性格使她成功地掩盖住了内心的愤怒和悲哀，迎着那些同学欣赏怪物的目光，从容地走回宿舍。
　　宋蔼龄的家信一时没有心情写了，她要仔细考虑如何应付目前的处境。”这是别人帮不上忙的。
　　她整整思考了3天，终于有了一套行动计划，她要靠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靠自己的友善真诚，改变那些人对中国人的不正确看法，为自己赢得友谊，让那些白人小姐自愿地同自己交朋友，从而圆满地完成自己的学业。
　　“事不过三”，这也是一句有名的中国格言，宋蔼龄想到了它。也许明天以后的生活会是另一番情景。宋蔼龄在思考和行动中迎来了正式开学的日子。
　　2．“好学生应当这样”
　　一路上的经历使宋蔼龄成熟了许多，还没有正式开课她就学到了不少东西。金秋的9月，宋蔼龄进入了预科班，进一步学习美国英语和一些基础知识，为以后的正式课程作准备。
　　宋蔼龄的性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像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常有的银铃般的笑声很少听到了，她不过分热情地主动去接近和讨好谁。她总显出一副不苟言笑、落落寡合的样子。但在那些从前没有接触过她的人看来，并不会感觉到这种变化，他们会认为她从来就是这种性格，认为这是由于东方女孩的羞怯。
　　宋蔼龄性格上的变化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她自己很少笑，结果却使围绕她的友善的笑声多了起来，她没有表现出硬拉谁作朋友的企图，反而使她赢得了不少真诚的朋友。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那些曾被明确告诫不勉强她们跟中国小姐交朋友的美国同学就发现，这个矮胖的中国姑娘并没有什么丑陋和野蛮的地方，完全不对她们构成威胁。相反，她含蓄持重，富有教养，善解人意，心性率直，是一位很值得信赖。遇事很有办法的可爱的同学和伙伴。
　　在宋家所有的孩子中，父亲宋耀如与宋蔼龄一起相处的时间最多。因为那时宋耀如虽然事业上很有发展，但毕竟还不是太忙，到其他孩子一个个成长起来的时候，宋耀如已经拥有了很大的企业需要照料。再后来他又担任了革命党的执行秘书，闲暇时间就很少了。宋蔼龄小的时候，宋耀如经常与她一起坐黄包车到上海的大街小巷转悠，他们一边观看建筑和行人，宋耀如一边给宋蔼龄讲解城市的秘密。各种人怎样赚钱，怎样生活。怎样判断那些匆匆而过的人是什么职业，在社会上有什么地位。那些房子为什么那样盖，它的主人有多少财产，这样建筑表明了主人什么样的心态等等。这是宋蔼龄显得早熟和富有社会经验的原因。现在当宋蔼龄独处异国的时候，这些知识和经验帮了她很大忙。她不爱慕虚荣，不像与她同年龄的女孩那样过分追求华丽的服饰。她知道矫揉造作市价的高低，她能够确切地判断出每位同学的父亲真正拥有多少财产，她们真正属于社会的哪个阶层。
　　开始，还有些同学想看宋蔼龄的笑话。她们利用英语中一些词尾相同而词意不相干的词来打岔，想陷宋蔼龄于两难之中。一次同学们上山采果子，一个同学问：“坚果是从哪里来的？” 宋蔼龄用流利的语言说：“当然是从树上来的！” 接着同学又问：“那么炸面包圈是从哪儿长出来的？” 宋蔼龄立刻知道这是利用炸面包围词尾与棒子相同的双关用语，她略一思索，大声说：“是从厨房上长出来的！”同学们都笑起来。宋蔼龄的回答太巧妙了，厨房的词尾与树偕音，如果问的是炸面包圈，那她对的是厨房，如果意在词尾的棒子，那么这里的词尾则是树，真是天衣无缝。宋蔼龄从小跟父亲学，在马克谛耶学校跟理查森小姐学，她的英语水平一点不比其他同学差。斗嘴是斗不过她的。
　　后来有的同学又开始精心设计一些小把戏。比如，在半开的门头上面放上一把扫帚之类，然后装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去喊外面的宋蔼龄快进教室，其他人则等着看她推门进屋时被摔下来的扫帚砸一下子的狼狈相。然而，宋蔼龄往往能从别人的眼神中判断出事有蹊跷，她会以守为攻，乘机转移话题，使别人被她牵了鼻子。结果反而使设计这个陷饼的同学忘记了自己的把戏，进屋时被自己放上去的东西砸了头。她邻座的一位同学几次在一上课全体起立向老师致意时，悄悄抽掉她的凳子，想叫她贸然坐下时墩在地上。但宋蔼龄从来没有那么匆忙，坐下前总是回头看一下凳子，或者用手扶住后才坐。宋蔼龄的稳重使她极少上当，但如果偶有一次她上了别人的当，她定会查出谁的主意，谁干的，然后寻找机会给予加倍的报复，让她出更大的洋相。几次下来，这些同学说，让这个中国姑娘上当不容易，让她上了当可了不得。当然这时还是孩子之间玩闹，但宋蔼龄的这种性格却逐渐成型并贯穿了她的一生。几十年后，她瞻前顾后，虑事周全，几乎没有人能够愚弄她。而她的报复心却是越来越重，令许多和她打交道的人提心吊胆。
　　随着同学们对宋蔼龄戒心的消失和逐渐熟捻，她慢慢使出了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她用家里寄来的多余的钱，经常花几个美分买一些棒棒糖啊、爆米花之类，和同学分享。她极善于发挥这几个小钱的作用。她不是买上一堆，平均分给大家。她知道那样徒惹招摇，大家会以为她有意摆阔，结果是没人领情。她也不是只给关系亲近的少数几个人，而经常变换对象，每次往往只给一两人。她们总是先在一起玩耍，到适当的时候，她显出随便的样子，再做出蓄谋已久的事来，使这些人都以为自己是宋蔼龄的朋友呢。
　　当时，最令那些美国同学眼馋的，还是宋蔼龄拥有的那些中国货，漂亮的衣服是最令女孩子们神往的圣物。在一些集会或是出外游玩的时候，宋蔼龄会穿上中国的丝绸旗袍，在辫子上扎一条艳丽的缎带。这些江浙出产的绸缎，本来就属于世界奇珍，加上精心剪裁缝制，穿在一个中国姑娘身上，会令周围那些身着棉布或亚麻布的即使是最美丽的美国小姐也黯然失色。美国小姐们对宋蔼龄衣服那细密的质地、艳丽的色彩、典雅的图案惊羡不已，她们极力讨宋蔼龄的喜欢，想从她手上得到一件。这一点又被宋蔼龄巧妙地利用。她给父亲写信，请她经常寄一些最新花色的绸缎。宋耀如深知这些丝织品对宋蔼龄的作用，他毫不吝啬，第一次就给宋蔼龄寄来40码。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挑选一批，扯成合适的衣服料子，给宋蔼龄寄来。宋蔼龄则会根据平时的留心观察，在恰当的时候，给人送上一块颜色合适的衣料，或桃红浅红粉红紫红玫瑰红，或淡绿翠绿墨绿翡翠绿，或鹅黄海蓝藕荷色。当时那些同学得到绸料的时候，不仅为它的质地、更为宋蔼龄拿出的是自己最喜爱的颜色而激动不已，活泼开朗的美国姑娘会发疯般地和宋蔼龄拥抱，在她额上脸上脖颈上狂热地亲吻。宋蔼龄成了学校里最有人缘的学生。放假的时候，一些同学宁肯不回去和家人团聚，也要陪着宋蔼龄到外地旅游。留学期间，宋蔼龄周游了美国很多有名的地方。她旁听了不少大学的讲座，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在美华人聚会，不仅开阔了眼界，还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当年，在一次纽约华人社团的募捐活动中，她和未来的丈夫孔祥熙已经见过一面，只是未及熟悉便又失之交臂了。
　　赴美留学的第二年，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已越来越深地侵人宋蔼龄的心底。她剪掉了辫子，梳起了美国流行的高发式。她的大部分衣服换成了美国式的，深色的西式裙子，领口低得露出乳房边缘的大开领上衣。她还学会了五花八门的美国俚语，如果不仔细观察她的鼻子，你会把她当成一个地道的美国洋妮。
　　宋耀如当时在国内已想到了这一层。他不断地给宋蔼龄寄来中国的书籍，要求她仔细阅读；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特别提醒她，根还在中国，不论在美国待多久，最终还得回到中国。只有在中国，才能因为受过洋教育而突出出来，受到重视，获得远大前程。而如果在美国，终会因为是外族移民，在政治上发展受到限制，顶多经商赚几个小钱，生活得舒服一些。那样于国无益，也违背了他送她留学的初衷。父亲的教诲如警钟在宋蔼龄耳边常鸣，她一边尽情地享受着美国的物质文明，吸收着大量知识，一边顽强地在内心深处保留着炎黄子孙的自尊。
　　当时学院里有一座蓄水池，一股清凉的河水穿过围墙被引进来，流过几级低矮的水泥阶梯形成宽宽的白色瀑布。蓄水池却是斜斜的土岸，草色青青。池里游着五颜六色的金鱼，岸边有高大的树，树下摆放着一些石桌石凳。宋蔼龄非常喜欢这儿的景色和幽静的环境。下午上完课后，她喜欢独自一人来到临水的石桌旁，捧一本父亲寄来的中国书，背向夕阳，靠在石凳上，乘着习习凉风，专心致志地阅读。父亲宋耀如寄给她的书，有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经典著作，更多的则是反清志士们新写的关于国家形势和中国前途的言词激烈的小册子。当时来蔼龄通过这些书，和中国的传统保持着割不断的瓜葛，和国内革命者保持着同步的思想和情感。
　　一次历史课上，马克涅教授在听完宋蔼龄回答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问题后，非常满意。他用教鞭在全班同学头上划着说：“哦！好学生应该是这样回答问题的！”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请你描述谢尔曼进军佐治亚州的情景。”这等于是要宋蔼龄当模特，再给其他人作示范。宋蔼龄为了避免其他同学对她刚才受到表扬的嫉妒，轻声说：“哦，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说完就自己坐了下来。教授立即借题发挥说：“我想宋蔼龄同学决不是回答不出，而是出于和我们大多数南方人同样的情感。不管美国南北战争的性质如何，谢尔曼是北军将领，他率兵进攻我们南方，对我们南方人都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宋蔼龄同学不愿回答这个问题，说明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美国南方人了。”对马克涅教授的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牵强附会，宋蔼龄感到好笑，认为这是强加于人，但她不愿引起不快，就默不作声。谁知那教授意犹未尽，顿了一下又说：“我认为，现在可以说，宋蔼龄小姐已经是一位优秀的美国公民了。” 这下宋蔼龄可不愿再沉默了。她忽地站起来说：“马克涅教授，我想我应该提醒一句。我不是美国公民，更谈不上优秀的美国公民。我是中国人，我家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而且永远是中国人。我为我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课堂上响起了吃吃的笑声。马克涅教授感到自己的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有些下不来台，便说：“嗯，是的是的。当然谈不上优秀。对，谈不上，谈不上。” 女学生们想到教授平时在课堂上目空一切侃侃而谈的神气劲儿，再看眼下的尴尬相，吃吃的笑声终于转变成格格的肆无忌惮的笑。教授为了摆脱窘境就大声说：“有什么好笑，有什么好笑！我感到一点也不好笑。你们这是不尊敬师长，课没法上了。下课！” 说完他真的夹起讲义包，愤愤地离开了教室。
　　宋蔼龄没想到搞成这种结局，她感到对不起马克涅教授，本想去作解释，但想了又想，自己实在也没有做错了什么，只好由他去。其他同学却因此知道，宋蔼龄对她的祖国是不容亵渎的，反而对她生出了敬意。
　　宋蔼龄出国两年以后的一天，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也来到了美国。他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生意，以便为革命党筹措更多经费而来的。宋耀如先生在美国会见了许多过去的朋友，为生意上的事忙得不可开交。一次他在饭店进餐时，恰巧遇上了好友加姐夫的温秉忠。当时温秉忠是受慈禧太后派遣，率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教育的。谈话中，当温秉忠知道宋耀如因为忙于生意，抵美两个月还没顾上见女儿来蔼龄一面时，立即批评：“你这个狠心的父亲！那些美国朋友能帮你赚多少钱，使你连女儿都顾不上见了！”宋耀如辩解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国内几次举事都失败了，最大原因是缺钱，组织不起更多的人，没有充足的枪械……”
　　温秉忠更为不满：“革命固然重要，但我们革命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孩子们。再说我们革命也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你马上叫她来，你顾不上见她，我还想她呢！”
　　很快小蔼龄接到父亲宋耀如的信，知道父亲和姨夫都到了美国，欣喜万分。她获得校方特别批准，乘火车来到华盛顿。但她兴冲冲走出站台时，却没见父亲的身影。宋耀如因为生意上的事，又去找美国朋友了。当时来迎接她的，是笑容满面的温秉忠姨夫。
　　3．诘问美国总统的中国小女孩
　　宋蔼龄见了亲人后激动不已，有一肚子话要说。但因为当天晚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要在白宫设宴招待当时的中国清政府教育考察团。时近黄昏，温秉忠要立即赶往白宫，便带上了宋蔼龄一同出席。
　　宴会开始前，罗斯福总统在休息室先会见了中国代表团。总统的侍从和随行官员有几十个，再加上一大群新闻记者，官场的排场不同一般。当罗斯福和温秉忠等-一握手时，摄影记者的镁光灯“扑扑” 地闪个不停。宋蔼龄还从未见过这样隆重的场面，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又想到自己并非代表团成员，一时不知作何姿态。当罗斯福来到跟前时，就有些想往人后钻。温秉忠及时走过来，向总统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外甥女，她目前正在美国留学。她对您非常敬重，渴望见到您，我今天把她带来了。”罗斯福听了这番恭维，又见宋蔼龄是位16岁的中国妙龄女子，心情极好。他久久拉住宋蔼龄的手仔细端详，接着露出满脸笑容问道：“姑娘，欢迎你来美国留学！能跟我谈谈你对美国的印象吗？”
　　宋蔼龄见罗斯福没有怪罪自己混进中国代表团的意思，反而对自己很亲切，也便不紧张了。当即她用英语流利地回答说：“总统先生，美国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
　　罗斯福总统听了，登时显出了美国人惯有的优越和自豪感。他得意地哈哈笑起来：“是啊，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也是最著名的自由之邦，任何人到美国来，都会受到最热情的欢迎！”
　　罗斯福不说此话犹可，一说此话，宋蔼龄立即想起了自己初来时在旧金山的痛苦遭遇。当时她不顾一切地反问：“总统先生，您怎么能说美国是自由之邦呢？我为求学而来，刚到旧金山就被您的官员粗暴地拒之门外，竟在港口的船上耽搁了4个星期……”
　　温秉忠一听宋蔼龄扯到了这个话题，顿时慌了，急忙给宋蔼龄递眼色，示意她不要在这种场合讲这件扫兴的事。但此时来蔼龄被勾起的旧事激动着，哪里还顾得了许多，温秉忠又去扯宋蔼龄衣服后摆，宋蔼龄抽出捧着罗斯福大手的左手，一把把姨夫扯衣服的手推开，回头咳怪地看了一眼说：“您让我把话说完怕什么？我想这事决不是总统的意思。”她盯着罗斯福又问：“把一个14岁的中国女孩子拒之门外，这不会是总统的命令吧？如果有美国姑娘到中国去，她们决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这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今天我把这件事告诉总统，会有助于总统克服下面的混乱，更好地治理这个国家。”
　　此时敏锐的记者们早嗅出了这段小小插曲的新闻价值，他们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涌到前面侧耳倾听宋蔼龄激昂的谈话，并当场在采访本上“沙沙” 地记下了整个过程。休息厅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罗斯福总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宋蔼龄童言无忌的直率问话弄得十分尴尬，他面红耳赤，低声咕哝一句：“哦，我很遗憾！”旋即迅速放开宋蔼龄的手，转身出了休息厅。
　　一些记者感到这件事比例行的官方招待会更有报道价值，他们争先恐后地挤出门，赶回去抢发新闻。
　　第二天，美国不少报纸登出大字标题：“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宋蔼龄又一次在美国成为新闻人物。
　　当时不在场的宋耀如从报纸上知道了详细过程，待父女俩一见面，他就给了宋蔼龄一阵热烈的赞扬。
　　4．联袂赴美姐妹花
　　1907年，上海虹口英联码头的早晨。
　　海风送爽，刚刚露出红红胖胖的圆脸、还未施放出淫威的太阳，挂在远方的海水平面上。水的反映，形成上面一个太阳，水下一个太阳，好看极了。
　　一艘“满洲号” 远洋巨轮鸣叫着，缓缓地转向、调舵，离开码头；码头岸边送别亲友的人流在挥手含泪致意。
　　“再见了，孩子！”
　　“再见了，妈妈！”
　　今日一分手，孤篷万里征。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宋耀如是位刚强不屈的人。此时，他和他的太太倪桂珍，站在码头边，向远行的两位千金--宋庆龄、宋美龄，还有护送她们的温秉忠姨夫，拂袖挥泪致别，夫妇俩目不转睛地盯着“满洲号”客轮远去。
　　“爸爸，我已经不小了、不要为我担心！”依在栏杆上的宋美龄挥着手向亲人告别。此时，她自己没把眼泪掉下来。也许她认为，此刻她若是哭了，父母会格外挂念她的，因为她年龄最小，爸爸妈妈最宠爱她。
　　“妈妈，你有病，要注意身体……”站在宋美龄旁边的文静的宋庆龄，她可不像妹妹，一句话没有说完就挥泪不止了。从小看大，也许一个人的性格终生是不会改变的。宋庆龄从小就娇柔、纤弱和沉静，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想和伤感的神情。在宋美龄的眼时，她像《红楼梦》中的林小姐，又象中世纪被囚禁在塔楼里的人质，似乎正在从遥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世态人情。说心里话，宋美龄当时对姐姐倒是充满了同情。
　　如果说分离是痛苦的话，那么团圆则是甘甜的。可是，那团圆的甘甜将在何年何月何日呢？
　　人们挥手依依惜别。
　　依依惜别的深情，像根红绒绳牵着你和我，连着我和他；像扯不断的风筝绳，拴着游子的心。
　　当客轮渐渐远去，人们收回远眺的目光，低下头来不免又有几分哀愁。是啊，宋庆龄和宋美龄是第一次漂洋离家啊！儿是娘的心头肉，作为父母的不挂心是假。
　　为了孩子的上学，宋耀如夫妇间曾有过尖锐的意见分歧。太太倪桂珍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封建土地上生长的女性，封建的“忠孝礼仪、三纲五常” 难免不影响她，她本身的经验就可证明。她认为，女孩不像男孩那样，男孩可以出洋上学，女孩则不必要。和她观念相反的恰恰是她的丈夫，他受了10年的西方教育，思想是比较开放的，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
　　为了培养女儿，4年前也即1903年，他通过老同学步惠廉的关系，将长女、年仅14岁的宋蔼龄送到美国的威斯里安学院学习。该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学院，同范德比尔特大学、圣三一学校和埃默里学院一样，也是南方卫理公会办的一所学院。宋蔼龄学习还算刻苦。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学位后，像父亲25年前那样，从旧金山乘船回到上海。当时宋耀如在虹口宅第的书房里和山东路印刷所的秘密政治部里，分别为她准备了一张书桌。宋蔼龄被委任为宋耀如的秘书，帮助他处理信件，把准备打给孙中山的电报译成电码。这样，宋耀如就能腾出身来，集中精力履行革命组织司库的职责。这是他培养女儿们的第一步战略计划，已经大功告成。当然，这些又都是后话了。
　　时隔4年后的今日，宋耀如又将二女儿庆龄和小女儿美龄送往美国，这是为了实现他的“战略计划” 之二。本来宋耀如这几天患感冒，身体不适。宋庆龄和宋美龄不让他相送，可是他硬是坚持来了，一直等到船消失在天水一线上……
　　“满洲号” 迎着霞光，乘风破浪，很快驶人了公海区。宋庆龄和宋美龄依窗而坐，望着远去的故土，心有依依之情。然后她们又把目光转向前方，霞光五彩缤纷，射出万道金针。银针，又化作一圈圈夺目的光环--那里不就是未来的希望吗！
　　海水是蓝色的，蓝色的海底又是深不可测的。然而她们那蓝色的希望又像这蓝色的海底。
　　此时坐在二姐庆龄旁边的小美龄，可不像姐姐那样文静安然，而是个活泼风趣的小姑娘。她望了望正在托腮沉思的姐姐，同时又理了理自己被海风吹乱了的刘海，说：“二姐，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好姐姐，别想啦。车到山前必有路。届时再说。来，咱们吹吹口琴散散心好吗？”小美龄大眼睛一眨，灵机一动。
　　“我现在需要清静清静。待会儿我再陪你玩。” 宋庆龄推辞道。
　　“我不吗，好姐姐！” 小美龄向姐姐撒娇道：“你要不陪我玩，我一个人吹多没意思呀。”
　　“好，好，咱们一块吹。” 宋庆龄拗不过妹妹，只好依了她。
　　“好二姐，你真好。我去取琴。” 当即喜得小美龄像只欢快的鸽子，返身去行李架取口琴。这时，一个山浪打过来，船剧烈颠簸，小美龄差点儿跌倒在行李架前。
　　“二姐，给。你先吹一支吧广 小美龄把琴交给二姐宋庆龄，像是命令的口气。也许她是尊重姐姐的，可是话一出口就变了口气。
　　宋庆龄是知道小妹任性惯了的脾气的，她没有介意，只是说：“还是小妹先吹一曲让姐姐听听。”
　　“好，我吹。” 小美龄也不客气，把口琴放到嘴边，试了一下音符，接着便吹了起来。
　　那琴声由低转高，由弱转强。时而如淙淙小溪流淌，时而如骏马奔腾，时面如三江翻滚……宋庆龄听出来了，这是一支美国有名的歌曲，叫做《亚格里溪的瀑布》。歌词的大意是：在那古老的大地，在那原始的森林，有一条绿色的瀑布。像银河飞流落下，像绿缎迎着晨霞。百丈悬崖之上是她的娘家，汇入大海却是她的婆家。千轫万壑挡不住她的足迹，一路高歌，一路风尘，不怕身子摔成水花。
　　说实在的，宋庆龄是不喜欢这首歌的。为什么不喜欢，她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得它的格调太高了一点，有点儿硬梆，叫人不好接受。这大概与人的性格不同一样，所以听起来反响也不一样。可是此时的小美龄却美滋滋的用脚打着拍子，合着她那兴致。
　　“来，我也吹一曲让小妹听。” 宋美龄吹完一曲，宋庆龄也来了只致。
　　宋庆龄吹了起来，调子低了八度。琴韵悠扬，其声婉转。正像她本人一样：姿容婉丽，服饰光华，多情善忧。她吹的是一首中国的《思乡情歌》。其歌词大意是这样的：穿上花裙子，蹬上高跟鞋，那是谁呀？那是我。走在长街上，惹得众人瞧。长街无尽头，我走啊走。一直走到天过午。最后回到家，还是爹娘亲，还是家里好。
　　“庆龄吹得不错哇！” 坐在后面的温秉忠姨夫扭过头来也和她们答讪。
　　“我……刚学，不会吹。” 宋庆龄红着脸说：“还是小妹吹得好。”
　　“姨夫。你也来吹吧！” 小美龄说。
　　“我要吹，非把你们吹跑不成。”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吹，懂吗！”说完温秉忠哈哈笑了起来。宋庆龄和宋美龄小姐俩也跟着笑了。
　　随后，宋庆龄和宋美龄又要求姨夫介绍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温秉忠也不客气，侃侃而谈起来。
　　“哎哟，我的包袱被人偷去了厂’那天，轮船快到日本神户的时候，头等舱一位日本乘客喊道。
　　叫不出名字的大个子船长，此时闻讯赶了过来，问道：“包袱里有贵重东西吗？”
　　“有，有。
　　“什么东西，能说出它的名字吗？” 船长进一步问。
　　“这…这……叫我怎么说呢广 原来这位日本乘客丢的东西也是刚从中国盗回来的一件罕世文物--金银镯。
　　大个子船长见这位失主当着这么多的乘客不愿说出，马上给失主使了个眼色，到了他的办公室，方知是一双中国国宝金银镯。
　　头等舱的全体旅客都是怀疑对象了，当然，也包括宋氏姐妹二人。“满洲号”被日本人扣在神户港3天，真是岂有此理。
　　乘客等不及了，纷纷起来造反，向日方提出抗议。别看宋庆龄平时恬静温和，遇到这种不讲理的事，她也敢站出来据理力争。
　　“一个人丢了东西，就惩罚全船乘客，不让开船，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假如我们中国人丢了东西，就让你们日方赔给黄金，你们干吗？”
　　“对，这位小姐说得对！” 全船乘客立刻声援。
　　此时，宋庆龄又要站起来讲话，坐在旁边的小美龄，扯了扯姐姐的衣襟，示意她不要再讲。在异乡他国，多心眼儿的小妹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于是宋庆龄忿忿不平地坐了下来。
　　全船乘客的情绪被宋庆龄的一把火点燃起来，纷纷与日本当局争吵起来。也许是日方做贼心虚，当他们弄清金银镯的不明来历时，马上命令开船，向全船乘客做了让步。
　　一场闹剧结束后，受了屈辱的“满州号” 开出了神户港，向美国的檀香山和旧金山驶去。时值8月金秋，天高气爽，海有多蓝天有多蓝。几只海燕，从海面窜向湛蓝的天空，不时地发出几多低鸣的叫声。
　　那一年的农历七月初十，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满洲号” 终于结束了横越太平洋的航行，抵达终点港旧金山。只见港湾浓雾茫茫，这是一个多雾的早晨，连人港口都看不清楚。待到日出雾散后，轮船才慢慢驶人，在码头停稳。移民局的官员登上船，在休息室的一张桌子后面坐定。乘客们排成一条长队，挨个儿出示证件。宋庆龄和宋美龄姐俩因为有姨夫温秉忠的相送和步惠廉先生的前来迎接，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她们没有像大姐宋蔼龄初来美国求学时那样，屈辱地受到美国人的冷遇和非难。
　　“我们比大姐初来时的命运好。” 当即宋美龄得意洋洋地对宋庆龄说。
　　“爸爸有经验了。” 宋庆龄莞尔一笑。
　　在港口的出门处，爸爸的老同学步惠廉先生，热烈地拥抱了她们小姐妹，犹如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亲人（实际他们在上海分别还不到半年时间）。几个星期后，宋美龄第一次认定，美国的学校会像父亲向她保证的那样好，步惠廉先生也像父亲一般地体贴她们。
　　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俩最初被安排在新泽西州萨密特小镇的一所私立学校补习功课。这所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的学校环境优美，朴实无华。1906年，宋耀如赴美筹款时，曾随温秉忠到该校参观，留下相当美好的印象，当场他即向波特温小姐联系了两个女儿在此学习的事情，波特温小姐愉快地同意了。
　　宋庆龄在萨密特镇私立学校补习法语和拉丁语，准备投考大学，她仍然十分用功。后来镇图书馆馆长路易斯·莫里斯回忆道：宋庆龄--“那个严肃的姑娘”，总是贪婪地阅读成年人读的小说、传记和历史等等，这些“远远超出她那个年龄的普通姑娘的口味”。在她的同学埃米莉·多纳尔的记忆中：“年龄较长的那个女孩，因为由于年龄和气质的关系，她总是回避我们幼稚的游戏和嬉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补习，1908年9月5日，宋庆龄正式考人姐姐宋蔼龄当时正在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这一年秋天，学校开学了。临分手时，宋庆龄把小妹安排在了新泽西州避暑山城德莫雷特的皮德蒙特学校，小美龄住在宋蔼龄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家中。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宋庆龄自小培养出来的勤奋精神再度表现出来，她对哲学课程尤感兴趣。她的文学及写作水平亦较高，又热心于社会活动，因此很快担任了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班上讨论问题时，宋庆龄态度温文，声音柔和，但却滔滔雄辩，颇有见解，深得同学们的钦佩。
　　宋庆龄与家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父母更是关心远在地球另一边的3个女儿。宋庆龄的同学许多年后还记得，她和妹妹到萨米特市不久，就收到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给她俩的花花绿绿的漂亮衣物。当时，她们做美国样式服装，也都是用从上海寄来的料子缝制的。每当她们两个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往往马上换上中国旗袍。
　　但是，宋庆龄最关心的是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和革命的发展。父亲清楚女儿的想法，常常给她写长信，告诉她这方面的情况，并寄给她剪报。因此，身在大洋彼岸的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十分了解，并常常为此担心、忧虑。同学们问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关心国家的事情，而不无忧无虑地玩乐时，她说：“我不能忘记中国，也不能忘记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如果忘记了，人生就失去其意义。”
　　中国必须变革。但到底怎样变革？当时宋庆龄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和探寻。她在《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即《四小点》、《阿妈》、《现代中国妇女》、《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之影响》，这些文章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有一次在历史课上，宋庆龄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这种思想。当时历史老师让学生讨论关于“对祖国的情感” 问题。轮到宋庆龄时，她给大家讲了对自己祖国的情感和希望。讲述时，她声音如平时一样柔和圆润，态度温文尔雅，但是大家却看到，她的大眼睛里燃烧着“足够照亮整个大地的火焰”。后来，在一次测试中，历史老师又看到一份表达了同样思想的答卷。他不得不大为惊叹：“这是使人万万想不到的，从一个看起来是温和的中国学生、且是一个女孩子的身上，竟能见到这样的意见。” 下课后他找到宋庆龄，首先称赞她的答卷是“动人的很好的论著”，但转而又说，这不是在历史课中应该学到的东西。宋庆龄坦率而答：“是的，我明白，但我想这张卷子是个人的表示，一个学生的见解，自然不会有人误解成别的意思吧！我只是追求真理。”
　　就当宋庆龄苦苦探索革命真理的时候，中国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腐败不堪的清王朝轰然塌倒，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第一届临时大总统。宋耀如把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迅速告诉了女儿宋庆龄，并寄给她一幅第一批制作的共和国五色旗。宋庆龄接到信和旗子，激动难已，她跑到校园里，一把扯下清朝的黄龙旗，挂上新的国旗，并振臂高呼：“打倒专制！高举共和旗帜！”接下来，她写了热情洋溢的政论性文章仁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高度评价中国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这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但是非常遣憾，还没等到宋庆龄当时的热情冷却下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
　　1913年8月，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宋耀如全家随后也移居横滨，继续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这一年的春天，宋庆龄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1908年被留在德莫雷斯特山城的宋家小妹宋美龄吧。在这里，宋美龄一共住了9个月。许多年后，宋美龄仍以十分眷恋的心清回顾了那段生活：
　　在皮德蒙特我读八年级。我在皮德蒙特住了九个月，过得非常愉快。使我十分感兴趣的是，我发现和我同读八年级的许多学生实际上是小伙子和大姑娘。他们从遥远的山区来这里，其中许多人，为了弄到来皮德蒙特求学的钱而教了好几年小学。所有这些人对我都表示很大兴趣。而我呢，则开始更深入地了解了那些为了生存、甚至为了要筹措受初等教育费用而奋斗的人们的生活。我认为，我小时与这些人接触，影响了我对那些出身贫寒的人们命运的关心。若不是在皮德蒙特读书，我就永远不会接触到他们。这使我认识了他们的真正价值。因为，说到底，他们和他们那样的人，正是任何民族的主体。
　　正是在皮德蒙特，我初步懂得了如何分析句子的奥秘。当时我的英语知识，顶多是略知一二，因为我在美国才呆了两年。我在词语的表达方面闹了许多小笑话，使我的语法老师感到为难。为了纠正我的毛病，她让我试着从语法上分析这些句子。她的努力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因为人们现在说我的英文写得挺好……村里人总是把我当作什么怪物看待。但是管它怪物不怪物，反正我能和我的伙伴一样喜欢吃老亨特先生杂货铺里卖的五分钱一块的口香糖。我常常买这样的糖吃。我记得，我们三四个小女孩中若谁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能够请别的孩子一道吃奶酪饼干和大棒棒糖，我们认为那就是一次了不起的款待了。这些糖果就摆在亨特老先生小店的玻璃橱窗里，是那样的诱人。尽管那时候玻璃橱窗里除了陈列那些商品以外，还在同样显眼的位置放着满是斑斑点点的粘绳纸，可我们不大懂得苍蝇和细菌的危害，也不在乎这些东西。然而，我还是一直活到今天，以向你们讲述那段往事。
　　弗洛伦斯、海蒂·亨德里克森、弗洛西·埃迪顿和我，在圣诞节前几天，决定做一件使他人愉快的事情，因为圣诞节的真谛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一生中从未体会到行善之举使我何等兴奋。我们共做一件善事，各尽其力，每人出二十五美分，凑足一美元，为铁路那边的一个穷苦人家买土豆、牛肉饼、苹果和桔子。我们努力做到谦逊不骄，不让别人知道我们的高尚行动。但我们太兴奋了，连店里的亨特先生都听到了我们叽哩咕嗜地争论买些什么食品最合适。我记得--因为生理学是我喜欢的课程，因而我坚持主张买糖，而且要多买些，我认为食糖里有大量碳水化合物，能使那些瘦小的孩子们的身体暖和些，使母亲有足够的体力。而向这一“伟业”捐款的另一位好善乐施的伙伴则强烈主张买土豆。她说土豆最能填饱肚子，是产生热量最多的食品。亨特先生好奇而津津有味地听着我们这一激烈的辩论。最后，他慷慨地每样都捐赠了一点，才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在我们抱着包裹吃力地跨过栈桥时，我们都感到自己好像鲜花盛开的圣女贞德行进在执行神圣使命的途中。然而，当我们走近拟定的受礼人藉以蔽身的破烂的木棚子时，我们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心灰意冷。形容枯搞的母亲，她那一窝孩子紧握着她的双手，站在那里，从她的裙子后面偷看我们。我们吓呆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我们把包裹丢在地下，撒腿就跑了，跑出了一段距离，感到勇气又来了，我们又放慢了脚步，我们中的一个人壮着胆子喊了一声“祝你们圣诞快乐！” 然后，我们又更快地跑起来。
　　我们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采集榛子。现在我还能想到那条长长的、尘土飞扬的路。每当星期天下午，我们常常沿着这条路步行到树林里去。有时我们运气好，碰上驾着车赶上来的好心肠的农民，让我们坐上车去，还让我们分享他的午餐。我总是受到人们一些善意的戏弄……
　　我读了大量的书。我最喜欢坐在住房两棵树之间的那条长凳上看书。那是莫斯太太的房子。她是男生宿舍的负责人。我和她一起住在楼下的套间里--有她和两个女儿，罗西娜和鲁华比--莫斯太太想对我表示亲切时，她就允许我做饼干。我做的饼干烤出来总不像样。似乎我天生就不具备当厨师的才能……
　　当年一共9个月的生活使宋美龄对那个南方小镇充满了感情，她的英语发音都带有浓郁的南方乡音。一年夏天，宋美龄在北部的一个暑假补习班学习，历史老师也叫她叙述谢尔曼将军在南北战争中进攻南方的经历。当即来美龄忧郁地答道：“原谅我，这个问题使我很难过，因为我是个南方人广
　　1909年，12岁的宋美龄结束了在皮德蒙特山城9个多月的补习功课生活，也随两个姐姐之后进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但当时由于宋美龄年龄太小，还不够当一名正式学生。于是院长安斯沃思让她住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女儿埃洛伊西一块玩儿。
　　埃洛伊西体质赢弱，但性情活泼，只比宋美龄小两岁。她们两人很快就亲热起来，一道在维多利亚式的主楼过道里跑来跑去，窥视和捉弄学院里的女学生。
　　一天，她们俩看见一男一女向会客室里走去。于是她俩便绕过南楼，溜到会客厅后的窗帘后面，窥看这对情人。
　　“上次我们在小树林里约会的时候，是那两个小丫头打扰了我们的团圆。”男的说。
　　“我亲爱的，今天可好啦，我们不在小树林里啦，而是在会客厅里。”女的接着说。
　　他们说完正要接吻的时候，窗口传来了一阵“嗤嗤”的笑声。待屋里那两人看时，只见又是那对讨人嫌的小女孩。当即那男的要去追她们，被女的拦下了：“你不晓得，那是院长的女儿和她的中国小客人。”
　　一天，她们两人比赛向大门中心抛石子儿，大门是紧闭的，中间有一双门环铃儿，射响了就算赢。一下、二下、三下……    突然间，大门开了，走出一位中年教师叫艾柯卡，但见一个没长眼睛的石子儿，径直朝他脑门儿飞来，他“哎呀”一下捂住了脑门。血顺着他那手指“嘟嘟” 地冒出来。他望了一眼玩石子儿的不是别人，正是院长的女儿和她的东方小客人，也就甘吃个哑巴亏，自己跑到医疗室去了。但宋美龄和埃洛伊西当即却都吓傻了。她们担心艾柯卡会向院长告她们的状。谢天谢地，那位教师并没有告她们的状。于是，她俩再也不敢撒野了。
　　好景不长。有一次她俩因为埃洛伊西弄脏了小美龄的花手绢而吵了嘴。当时小美龄板着脸，很不高兴。埃洛伊西承认了错误，并喊她姐姐，但小美龄还是撅着嘴。埃洛伊西非常怕自己的朋友感情受到伤害，于是便把此事告诉了妈妈。当时院长妈妈出面向小美龄谈到了宽宏大度的美德，并问她是否对自己的狭隘心肠感到羞耻。不料当即小美龄眨了眨大眼睛，脱口回答说：“不，安斯沃思夫人，我倒是挺喜欢这样。”
　　不过，从此来美龄和埃洛伊西的关系又恢复如初，像鸟的翅膀、车的双轮一样儿--形影不离了。
　　不久，学校派专人对小美龄进行个别辅导，她们是青年教师马吉·伯克斯和露西·莱斯特。伯克斯小姐的母亲、英语教授伯克斯夫人照管小美龄的个人需要，为她做衣服，帮助她到城里买鞋。宋氏姐妹穿的是美国样式的服装，但她们的衣服都是用上海寄来的中国料子缝制的。每当她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马上换上中国服装。要是此时有同学突然撞进宋美龄的屋子，她就会忙不迭地钻进大壁橱，换上普通西式服装后才出来。
　　与一般人相比，小美龄当年显得成熟过早。衣服常常是一天三换，男女之间的事她也最敏感。她异常活跃，喜于交际，并且常常恶作剧，但是她的那副伶牙俐齿往往能使她摆脱困境。当时抹胭脂口红被视为伤风败俗，有一天宋美龄用了中国搽脸的粉，又涂了口红，后来被人发现了。
　　“哎呀，美龄，” 一位年纪较大的学生惊叫道：“今天又抹胭脂又涂口红，好漂亮哇！”
　　“是的，” 小美龄回敬了一句：“美国的胭脂口红不能用，我用中国的，关你们什么事！”
　　1912年，宋美龄终于成了大学一年级新生。
　　在校期间，她已显示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她发现两个同她年纪相当的女孩--艾罗斯·安斯涅夫和喀拉瑞贝尔·马歇尔--是她顺从的追随者。但使她恼火的是，人们不让她和这两个朋友参加大一点的女孩可以参加的姐妹会。于是宋美龄同两个充当干事的女孩成立了一个特别组织，自有章程，自行召集会议，甚至邀请一些教师也参加进来，扩大其组织的影响。
　　她们这3个女孩子还创办了一份报纸，主编当然是宋美龄，每周出5份，内容从不相同。每份5美分，销售一空。
　　在整个4年大学生活中，她学了法语和音乐（理论、小提琴和钢琴），还选修了文学、历史、植物学、英文写作、圣经史和．讲演。此外，1916年夏天，她在佛蒙特大学选修教育学，也获得了学历。
　　由于宋美龄幼年开始多年远离祖国，在美国度过了其性格成型的时期，已经变得非常的美国化，以致当时她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了。“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这是她在韦尔斯利大学常被引用的口头禅。
　　5．兄妹异国情
　　当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宋美龄仅仅读了一年便转学走了。当时她转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1913年春季期末，宋庆龄毕业返回祖国。因为大姐宋蔼龄早在几年前已返回，于是此时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只剩下宋美龄子身一人。不久，1913年，宋美龄转到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成为该校一年级的学生。
　　当时宋美龄转学的另一个原因是，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离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哥哥宋子文比较近，兄妹可以互相照应。
　　宋子文是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继宋蔼龄和宋庆龄之后的第三个孩子，也是他们的第一个男孩。能对女儿进行开明教育的父亲宋耀如当年对儿子宋子文的教育更没有丝毫疏忽。1912年宋子文在圣公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父亲即把他送进了当年誉冠全球的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宋子文比小妹宋美龄大5岁，眼下在远离父母的异国他乡，哥哥理所当然便成了小妹的保护人。
　　宋子文能考入哈佛大学的功底，按说应该比宋氏三姊妹基础好。这也是其父亲宋耀如的刻意追求。虽然当年在宋氏家中，男女都一样，但宋耀如还是对长子宋子文格外地下了一番功夫，宋子文自幼就吃了“偏饭”。在幼年时，宋耀如专意为宋子文请了家庭教师，然后他又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少年班，基础一直打得比较牢。
　　圣约翰大学，是当年美国基督教在上海开办的大学，师资力量较强。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立案，设有神、文、理。医、工等学院和研究院。当时，在中国设有许多教会学校，而圣约翰大学是最出名的一所学校。因当时中国并不开放，敌视西洋文明，因此在中国招生人数极少。而作为最早开放的宋耀如--这位上海当年名声赫赫的大实业家（当时也叫“资产阶级买办”），偏不信邪，坚持把大儿子宋子文送到圣约翰，这是相当有眼光的。虽然也遭到上海同行的讥讽，可宋耀如并不在意：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尤其可贺的是，后来宋子文也不负父望。在圣约翰大学毕业时，他的中、英两种语言运用娴熟，可谓炉火纯青；并且无论知识面还是用英文演讲，都曾使美国老师大为惊叹。
　　由于宋子文基础较好，进入哈佛大学后各学科的成绩一直保持名列前茅；老师常常夸奖，自己学得也上劲。用当时他的话来讲，“学习对我来说，是一种兴趣，并没有压力可言。实际我只用了60％的劲，却得到百分之百的收获。”课余之暇，宋子文常到市郊小妹的学校去玩。因为当二姐庆龄回国后，他实际上已成了小妹的保护神和监护人。当年小妹宋美龄住的五德楼如果有记忆的话，每个周六晚上，宋子文都准确无误地出现在这栋洋楼的台阶上。每当听到哥哥的皮鞋声，宋美龄也总是迎上前去，兄妹情谊尽在不言之中。久而久之，宋美龄也通过哥哥的关系，认识了当时不少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作为异国求学的莘莘学子，当年他们以“中华民族”4个字牵线结情，形成了一股“东方派系哥们姐们” 并且亲情、爱情、友情也在此时萌生出来。
　　1914年夏季的一个周日，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门前。
　　那天宋美龄正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等哥哥出来接她，迎面走过来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留学生。此人亦是宋子文班上的同学，人长得一表人材，且气质非同凡响，名字叫做刘纪文。当彼之际，那刘纪文冷丁撞见宋美龄婷婷玉立在那里，并且体态丰满、妩媚动人，不禁心下一阵激动，脸上也腾地红了起来。
　　“小姐，您是子文兄的小妹吧？” 刘纪文手里拿着一份时髦杂志，凑上前来主动问道。
　　“您认识我？” 宋美龄不无娇羞地答了一句。
　　“哦--我和子文兄是一个班里的同学，他马上就出来了。” 刘纪文解释道。
　　此时宋美龄偷偷地打量了一眼面前的这位男青年，就见他颀长的身材，白晰的脸上洋溢着一股青年男子常有的英俊之气，仿佛雕塑家手上的那个“大卫” 似的。说句实话，随着宋美龄逐渐长大成人之后，她留心注意的男孩子也不算少了，但往往都如过眼云烟一般。而眼前这位风流萧洒的英俊青年，不知怎么竟一下叫她产生了“白马王子” 的遐想。
　　当下两人正在尴尬的时候，宋子文走过来了，并热情地道：“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友，同班同学刘纪文，经济系的高材生。这位是我的小妹美龄，在韦尔斯利大学，主攻法语和音乐。小提琴和钢琴是她的拿手好戏！
　　宋子文抚着美龄的肩头，俨然是她的保护人一般。
　　刘纪文很有礼貌地握了一下宋美龄纤细的手，宋美龄却像触电似的把手抽了出来，脸也臊红了，心在怦怦跳，但却跳得怪甜蜜似的。她在心中道，这本来是很平常的呀。今天怎么了？真是活见鬼了。
　　宋子文连忙打圆场道：“纪文，音乐室不是有架好钢琴吗？走，让我小妹表演表演怎么样？”
　　“刘先生喜欢听什么？”宋美龄掉转头，用迷人的眼睛望着刘纪文，且还腼腆地一笑。刘纪文当下不禁暗暗惊叹：我的天哪，多么漂亮的女孩子。世界上竟有如此漂亮的姑娘！像细瓷一样白皙光洁的皮肤，像深潭一样同时却有什么东西在发光的眼睛！他一边想，一边差不多以失态的眼神瞧着她说：“命运--啊，就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吧！”
　　“钢琴是不能弹交响曲的，” 宋美龄笑着纠正道：“我给你弹一首肖邦的《梦乡的绿岛》吧！”
　　当即三个人来到了音乐室。宋美龄坐在高靠背软椅上，身子微微地向后仰着，纤细的手指突然向琴键按去。顿时，一串优美的旋律便像清泉一样，从她的指缝里流出来--恍然之间，那绿色的菩提树，伊甸园似的小岛，一个金黄头发的牧童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少女轻盈地朝他走来……
　　刘纪文渐渐全身都被陶醉，不--简直是羽化而登仙了！
　　那天分别的时候，他没有再同宋美龄握手，而是深深地鞠了一躬，逗得宋美龄咯咯直笑。当时刘纪文恋恋不舍地问道：“什么时间还能听到美龄小姐的钢琴曲？”
　　“随你的便吧，什么时候想听都可以。不过，我更喜爱摄影。对了，是摄影，而不是照像！”
　　“啊，太好了，我早就想搞一本摄影专集。专拍风景照片，每一张照片配一首莎士比亚或歌德的小诗，柳树下、小河边、海滩上，好不好？”
　　宋子文笑着补充道：“刘先生是个摄影迷，上次《明星报》的封面摄影就是他的大作。”
　　宋美龄欣喜地说：“那太妙了，刘先生就收下我这个小妹妹做徒弟吧。” 说着，她对刘纪文妩媚地一笑，那笑容足可使刘纪文三天睡不好觉。
　　“拜拜！” 宋美龄当时摇摇手随哥哥宋子文走了，留下一个迷人的身影，令刘纪文痴痴地望着……
　　几日后在伍德楼宋美龄的宿舍。
　　宋子文在与小妹美龄交谈家事时，忽然提及了此事。
　　“爸爸来信了，说二姐要与孙中山结婚。” 宋子文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广 宋美龄大吃一惊：“孙中山是父辈之人呀！”
　　“要知道，爱情是不分年龄的。不过，这个事倒使爸爸。妈妈很伤心。”
　　“大姐有什么意见？”
　　“与爸妈一样，反对！”
　　“你呢？”宋美龄又问。
　　“我……”宋子文道：“总之，还没想好。因为这是二姐的事，我觉着还是不介人为好。”
　　“那你赞成啦？” 宋美龄道。
　　“小妹，你的意见呢？”宋子文反问。
　　“我的意见很清楚。我早说了，除了脸蛋我全都是西方化了。追求民主、自由，是西方社会的主流。再说年龄大小的事，那都是东方人的传统习俗。我当然是站在二姐一边了。”
　　“但爸爸为此事很气愤，来信要我们做做二姐的工作。”
　　“要我说，爸爸和妈咪也太传统了。我们怎么做二姐的工作？” 我看只能做爸妈的工作。”
　　“千万不能火上浇油啊！”
　　说到这里，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俩都笑了。
　　“对了小妹，你看我们班那位刘纪文，怎么样？”宋子文又问。
　　“不错哇！”
　　“他要同你谈朋友呢。”
　　“人还是蛮不错的。但最近，功课比较紧，我没有时间理他。他倒给我来过一封信。”宋美龄说到这里，便把昨天刘纪文转给她的信，交给了哥哥：“请看吧，里面没有什么秘密。”
　　宋子文当即接过来一看，哈！与其说这是封信，倒不如说是首诗呢。就见上面写道：
　　女人是平凡的。月朗星稀，是女人用展炊点燃新的一天，牵牵连连，是女人将零零碎碎补缝成一个美丽。女人是不平凡的。风雨交加，是女人为我们打开家门，坎坎坷坷，是女人给我们关怀和温馨。然而，女人又是伟大的。人类常把母亲比作美丽和博大的化身，人类在生育女人的同时，女人也生育了整个人类。世界少不了女人。如果少了女人，这个世界将失去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七十的善。百分之一百的美。
　　宋子文看完后脱口赞道：“哦！纪文还真有点文才哩！”
　　“那是他在卖弄文才，故意讨好我。”
　　“交朋友是双方的事，人家讨好你，你也应该讨好人家哩。古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是吗，我的小妹？”
　　“哎呀，人家懂啊广 宋美龄娇瞋了一句，兄妹俩族又都笑了起来。
　　暑假前的一天傍晚，宋美龄大胆地给那个刘纪文挂了一个电话：“是纪文先生吗？我是美龄啊！明天就要度暑假了，我想利用这十几天的假期出去旅游。我们一起结伴而行，好不好呀？”
　　就听电话那边，刘纪文兴奋得声音都有些变调了。他当即二话没说，便答应了宋美龄的邀请，并一再性急地追问什么时候动身，都要准备周游哪些地方等等。最后来美龄约刘纪文明天来她寓所一趟，她打算先和刘纪文好好商量一下。
　　翌日凌晨，宋美龄还在寝室里熟睡呢，门铃突然响了。
　　她睁开惺松的眼睛看着床头的钟，才凌晨4点，这是哪个傻里傻气的家伙，这样早就来打扰？宋美龄连忙换了件便服，打开门一看，竟是刘纪文。就见刘纪文看着宋美龄，愣愣地笑说：
　　“美龄，我一夜没睡觉。我实在等不及天亮了……”
　　宋美龄心下一热，却故意板着脸说：“别说了，进来吧！”
　　刘纪文进屋的时候，几乎被地上的一只旅行包绊了一跤。当即来美龄站在穿衣镜前，一边轻轻地哼着歌，一边打扮起来。就见她穿上一件白绒布衣服，上面绣着一束紫色的花朵，腰上束着一条带银扣的金色细皮带，一头黑发随便披泻着，脸上白净滑爽，丝毫没有化妆，清新得一如早晨的花露似的。梳妆完毕，她冲刘纪文微微一笑，把黑眼睛睁得很大问道：
　　“怎么样，感觉好吗？”
　　“美，真是太美了！”
　　要说，每个姑娘都喜欢献殷勤的小伙子。宋美龄当即报以甜美的一笑：“8点钟我们乘环美旅游公司的车出发，上午就可以到纽约。”
　　接下来的十几天中，他们游览了旧金山、纽约等地，并特意去华侨的聚居地参观了唐人街。当看到那些飞檐斗拱的中国式建筑，两个异乡游子，禁不住沉浸在久别的乡情之中。
　　接着，他们又参观了洛杉矾的电影城，并到了美国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皇家公园，饱览了北美奇景。此外，两个人还特意去了一趟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沉醉在那一派雄浑壮丽的神奇造化之中，他们简直有点流连忘返了。
　　在大自然中，刘纪文是个活泼矫健的“王子”。他穿一套灰色带白线条的运动衣，晒得黑黑的脸上容光焕发，头发稍有点蓬乱。一路上，他不失时机地激动照相机的快门，把以宋美龄为主人公的风景名胜拍了下来，一张张照片拍得如诗如画，如仙如幻。在这些照片上，刘纪文既没有配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诗，也没抄唐诗，而是配上他自己写的诗。那些日子里，刘纪文每到晚上便思如泉涌，做梦都在写诗……
　　爱情来得这样突然，又这样自然，这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原本她心目中的爱情不应是这样的。在选修英国文学课时，她特别喜欢亚瑟王那骑士传奇的激烈战斗场面。宋美龄原本以为，爱情是在血与火的激烈战斗中诞生的，男骑士应该捧着情敌血淋淋的首级来求爱……可现在，没有血也没有火，刘纪文更不是什么骑士，而中哈佛的大学生，手里捧的不是情敌的头颅，而是一架照相机。宋美龄不禁心乱如麻，但同时却又那样地受到感动。她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全身心所感受的骚动情绪，这种如痴如醉的欢乐。她相信这就叫爱情。但爱情啊，你怎么来得这样平常呢？
　　那一天，两个人来到新墨西哥州的咯斯巴德岩。这里有闻名世界的洞窟奇景。洞内水柱形的大钟乳石，从洞顶直插洞底，圆形洞顶如夜空天体，密布的钟乳怪石，在灯光照射下，似满天繁星；脚下密罗河淙淙流水奔泻岩间，圆顶倒映水中，越发深邃莫测。洞中有一处是“亚当夏娃室”。室内岩浆凝成两个人形，似一男一女，体态逼真，冰清玉洁，连那隐秘处也暴露无遗，很有肉感；情不自禁地使人联想起赤条条从娘肚子里来，又赤条条归回大地母亲怀抱里的人来。当时周围没有其他的游人，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时仙洞静极了，静得连双方的呼吸都能听见。这时一只手落在宋美龄的肩头，刘纪文倏地把她搂在怀里，灼热的唇吻像雨点般落在宋美龄的脸上、眼上和唇上
　　十几天的暑期周游结束了。宋美龄终于如愿以偿，其所在大学将“杜兰特学生”的最高荣誉称号授予了她。颁奖仪式是在一个学期的开始时举行的。当时的场面十分隆重，令宋美龄无比兴奋。那天，当她从校长手中接过奖励证书时，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没多久，旅行中刘纪文给宋美龄拍的照片，又在《明星画刊》上刊登了好几幅出来，一时宋美龄的容貌倾国倾城了一般，连《明星画刊》杂志社也为她转来了许多封求爱的情书。这下刘纪文先生就沉不住气了。一天，他急火火地跑来找宋美龄，要求马上就订婚并提前结婚。瞧着刘纪文那慌慌张张的样子，宋美龄心里真是甜甜的。当即她忍着笑意，把面孔埋在刘纪文肩头，温柔地说：
　　“放心吧，谁也夺不走我。我不嫁人，谁都不嫁！”
　　“那我呢”” 刘纪文急了似的。
　　“在上帝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宋美龄故意对刘纪文扮了个鬼脸。沉吟了一会，她又抬起头来认真地说：“真的，我还太小，才18岁。以后的路还很长，等一段时间再说吧……”
　　“不，我要和你正式订婚！”
　　宋美龄的睫毛垂下了几秒钟，旋再抬起来，眼光定定地停在刘纪文的脸上，咬了咬牙说：“纪文，你知道的，我最讨厌纠缠不休的男孩子。”
　　刘纪文叹了一口气，只得悻悻地走了。
　　此时的宋美龄反却觉得怅然若失了。她跑进卧室，把桌上的一个洋娃娃抱在怀里，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宋美龄也知道刘纪文追她追得好苦好苦，刚才的样子也怪可怜的。她心里实际上也十分矛盾：订婚？还是再往后拖一拖？宋美龄总觉得两个人相爱，多磨上一段没有坏处，起码双方的缺点能够尽可能地多磨掉一些。
　　然而，还没等宋美龄再磨下去呢，事情就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当时，宋庆龄的婚姻，给整个宋家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一天，宋美龄收到了大姐宋蔼龄从国内来信，信中谈到她的二姐庆龄的结婚；谈到企图包办的父母，几经努力结果却没能成功。
　　当时宋美龄展读大姐的来信，在深沉的夜色中，一幕幕悲剧又映在她的面前……
　　那天宋美龄读完信后，不禁思绪起伏。当年，一个身栖异国他乡的大学生，其思想感情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宋美龄知道，中国的礼教习俗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一想到此次父母包办二姐的婚姻，她马上联想到自己。将来父母会不会也给自己包办呢？想到将来，宋美龄感到害怕了。冷丁地，宋美龄想好了一个主意：“对，订婚。在离美前一定要订婚，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于是，宋美龄先给哥哥子文打了电话，哥哥倒是答应全力支持她。旋即她又给刘纪文打通了电话。
　　听说宋美龄忽然又要自己马上过去，刘纪文当时真是欣喜若狂哇。这段时间，他为了追来美龄，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简直追得太苦了。要说，真正爱一个人也真难呐！当即刘纪文以一种后来若干年后才有的宇宙飞船速度，只眨眼的功夫，便来到了宋美龄的面前。
　　宋美龄掏出手绢，温柔地为刘纪文揩着脸上那淋淋的汗珠，并且一往情深地望着刘纪文黑眼珠凝聚着的熠熠光彩。好久，她才轻轻说道：
　　“纪文，你真的爱我吗？非常非常地爱我吗？爱到了什么程度？”
　　刘纪文一下把宋美龄拉到自己胸前，且仍然重重地喘口气说：“你杀了我吧。假如我对你有私心，假如你再问这样的话，你就杀了我吧。”
　　“那--明天当着哥哥的面，我们正式订婚，好吗？”
　　“啊！” 刘纪文被这突如其来的喜悦吓了一跳。他从没有如此深刻地体会“惊喜”两个字的含义。当即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人都被爱情浸透了，那是一种甜蜜的、深邃的和莫名其妙的爱情。旋后刘纪文急切地说：“你简直救了我的命，谢谢，谢谢你！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宋美龄一笑：“你们这些男人，真是得尺进丈。听着，”她用手指在刘纪文的额上点了一下，“我们在基督的面前订婚，除了你，我谁也不嫁。但我不想马上结婚，结婚对我来说是一个梦，还很遥远。你如果等不及，还可以另外选择。”
　　“我等，我等。我等你一辈子！” 刘纪文此刻恨不得撕开自己的胸膛，把心掏给宋美龄看看。
　　“我也把心掏给你。给--这双金镯留给你做纪念。” 说着，宋美龄把一双闪亮的金镯放到刘纪文手中。
　　刘纪文欣赏着金镯，道：“那我送你什么呢？”
　　“你不是把心送给我了吗？” 宋美龄莞尔一笑道。
　　刘纪文听后再细一思忖，不禁也笑了。
　　“等待，等待。等着我们回国以后……” 宋美龄哺哺地自语着。落地窗外，远方地平线被初升的太阳镀成了金色，一直蔓延到无边无际。
　　知妹莫如兄。
　　宋子文对小妹的初恋是知晓的。况且小妹也随时将真情向他作了通报。美国是一个高度开放、高度文明的国家，在中西文化的背景下，宋子文没有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干预小妹的婚姻自由，相反却做了她的高级参谋并给予支持。只是他告诉小妹要自尊、自重、自强，尤其不要影响学业。所以直到小妹宋美龄最后与刘纪文的分手，宋子文也觉得很正常。
　　就这样，在美国求学期间，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二人虽然不在一所大学读书，但兄妹二入学业上比翼双飞，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又互相照顾，手足情深。每至周日，他们常一同下海游泳，一同给父母写信。即便后来宋美龄身边出现了刘纪文之后，她和哥哥之间的那一种同胞手足之情，也仍是有增无减，日愈深厚。
　　有道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915年，宋子文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4年之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那天，当宋子文从校长手中接过学位证书时，他心中真是不胜感慨。当时，他想得更多的是远方的祖国，和那里的爸爸、妈妈及姐姐弟弟。是啊，他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此时他仿佛看到了爸爸那双企盼自己进取的目光。毕业后的宋子文急于归国，因为祖国急需他学来的这些知识。紧接着，宋子文来到小妹宋美龄的学校，向小妹道别。旋即他急赴纽约，进入国际银行工作并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当时，宋子文到银行工作并不是目的，因为攻读经济学博士才是他的刻意追求，也是家中老父的殷殷嘱望。说破了，国际银行只是宋子文见习存身的一个跳板。
　　在宋子文离开波士顿的那天晚上，宋美龄也为哥哥举行了饯行晚宴。
　　说实在的，宋美龄为哥哥取得硕士学位而高兴，又为哥哥去攻读博士而自豪；但她又是不愿意哥哥离开的。并不是因为她失去了保护神，更确切地说，是她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哥哥来美4年，给她的帮助太大了。此时，她已长大了，懂得了人生的价值，也懂得了父辈的追求。在哥哥的身上，宋美龄仿佛看到了爸爸的影子。那便是：好男儿要以国为家，报效中华。当她理解了这一切后，也便同意了与哥哥暂时分手。
　　“哥哥，你去吧。不必为我担心”宋美龄那天晚上反倒劝起了宋子文。
　　“好妹妹……”宋子文又一次止不住热泪盈眶。
　　作为哈佛的硕士生，宋子文到纽约国际银行上班后，他的心情是惬意的。因为这里是世界金融中心，并且位于繁华的华尔街上。在这里，宋子文要将多年学习的理论付诸于实践，要继承父辈的传业，做中西经济贸易的代理人，从而为落后的祖国崛起迈开第一步，亦是最重要的一步。
　　西方人的办事效率是很高的。到国际银行后宋子文发现，银行中的那些大小职员们不消说工作，就连吃饭、走路和说话都是快节奏的。此一点最初是令东方人感到不可思议的。
　　宋子文当时作为国际银行的小职员，其主要负责的业务是办理华侨、华商汇款给其在中国的亲人及其在中国国内所办的企业等事宜。此项工作并不十分复杂，但他却干得十分认真。当时中国华侨在美国已有相当数量，其中也不乏有钱之人。因工作之便，宋子文后来均与他们结下了深交。这为他日后回国，实现自己的理想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对他了解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了见习的舞台。
　　宋子文当时的工作是很忙碌的，只有每天的傍晚是他自己的时间。每当送走了最后一位华侨或华商客人，宋子文便开始整理卫生，并在院子里洒上清水，接着又在自己的房间摆出那张活动桌，然后打开自己的公文包，埋头学习，或作笔记。有时他还去近郊的哥伦比亚大学听课。
　　当时，要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亦是不大容易的。
　　心中有大志，何求办不到！宋子文当时靠他的勤奋和天才，每天都与时间赛跑，且工作不误，学习良好。有时他还能抽出点时间，去波士顿看望仍在那里学习的小妹，给她些零花钱。实际上，宋美龄当时井不缺这些钱，但这表明了兄妹之间的情谊。所以，宋美龄每次都高兴地收下了。
　　第三章 革命之初
　　1．学子归来兮
　　当年，轮船的时间从来不像火车那样准确，尽管船上电台不断修正着到港时间，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还是在港口望眼欲穿地等待了大半天。红日斜挂西天的时候，他们盼望的那艘船才在水天相接的地方露出头来。
　　他们的爱女宋蔼龄离家整整5年了。这5年之中，母亲倪桂珍只在梦里和照片上见过自己的女儿。她为女儿做过多少次祈祷，愿耶稣基督保佑她的平安，保佑她早日回到自己身边。现在她就要回来了，母女就要相见了，母亲的眼中噙满泪花。她的心在扑咚扑咚地跳。为女儿去美国留学，她听过多少闲言碎语啊。就在前几天，还有一位远房亲戚的老太太，拐弯抹角地向她暗示，一个姑娘家，到外国住这么多年，回来满口洋话，一身洋装，必定是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为人处事轻浮孟浪，没有了女人气。结婚要找个正经人家，都难啊！当时那老太太劝倪桂珍为女儿婚事及早留心，否则，老姑娘难养啊！倪桂珍不愿听这些絮絮叨叨，可是不听不行呀，毕竟有几分道理。现在她心里是又兴奋又紧张，她想女儿，更怕女儿真变成了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啊，上帝！她的蔼龄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宋耀如此时则不断地来回搓手。这中间，他是见过女儿的。他对女儿蔼龄的成长和进步已经看在眼里，他从自己当年回国的经历中知道，她要有一个适应期。但是他远没有太太倪桂珍的那种过分担心。他想的主要是怎样让大女儿从懒洋洋的校园生活中，很快适应国内革命的紧张工作节奏，怎样从只是和一群无忧无虑的女孩子交往中，变得能够和五花八门的反清组织、派别以及形形色色的人联络、协调、沟通。女儿回国后将担负的任务，他早已经考虑成熟，单等她走马上任了。
　　“爸爸、妈咪！” 一声清脆的招呼，把宋氏夫妇从沉思的天涯拉回到阳光下的现实，从等待的焦灼推向迎接的兴奋。
　　“蔼龄！”“南希！” 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四只胳膊一齐张开，像在等着接住快要摔倒的孩子。
　　宋蔼龄顾不得领取行李，斜挎一只坤包，在人流最前面直向父母扑来。
　　啊！蔼龄！再不是那个掏空人家的南瓜、往里面塞小鱼小虾的淘气包了，再不是那个骑着自行车绕大胡子锡克族交通警的倔女孩了。如今，她体态丰满，秀发飘逸，浑身散发着青春的光泽和青春的气息。她从甲板上跑来，像春风刮过田野，使人眼睛发亮，让人看了异常舒坦。
　　一直担心女儿装束人不人妖不妖的母亲，仔细打量去，只见她紧身的美式夏装，显出胸脯的高耸和臀部的浑圆，一双高跟鞋使她的步伐一跷一颠，别具韵味。巴拿马草帽上的一支艳丽羽毛，颤颤巍巍，是那么招摇，惹人注目。这有点出乎蚂咪的意料，但似乎又本该如此，反正当时倪桂珍第一眼看了，没有反感，没有失望，倒感到自己的女儿确实漂亮。不愧是自己的孩子！也许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留学生嘛，年轻人嘛，难道还能像老一辈的姑奶奶，穿大对襟褂子，脑后盘发吗？
　　宋蔼龄扑过来了，围着父母旋转、叫嚷，搂爸爸的脖子，贴妈咪的脸颊。一时间，欢笑、泪水，不成句的问候，不能从字面理解的哈依哎嘿。
　　一阵热烈的激动之后，一家3口乘汽车回虹口家中。宋蔼龄透过车窗饱览她朝思暮想的大上海。街道两旁新添了不少房子，但她总感到楼房没有童年时看着高了，街道似乎窄了，一座座建筑灰头土脸，两侧的行人衣衫灰黑，就连偶尔几位白人太太，穿着打扮也显得那么过时和土气。当即宋蔼龄揉揉眼睛，是梦？非梦？大上海这是怎么了？当然她想不到这是从美国回来后眼中的必然反差。一丝悲凉的失落，悄悄爬上她的心头。
　　家中，子良和子安两个小弟弟用淘气和厮缠迎接了他们的大姐。宋蔼龄给他们带回了美国的自动玩具和精致食品。打发走两个弟弟，宋蔼龄在家中里外转了一圈，室内的光线那么暗，屋顶是那么低，好像童话里的小人国的房子。家具陈旧，色泽黯淡。尤其这房子的样式，竟是这么古怪。当下未蔼龄心里琢磨着，该劝说爸爸，作一番改造了……
　　宋蔼龄在观察环境，父母则在观察女儿。没多久，宋蔼龄回家的激动在消退，而父母二老的不满却在增长。
　　母亲深情地把一杯浓香的新茶捧给女儿，宋蔼龄只喝了一口就皱起眉头：“妈咪，这水怎么……又苦又咸？”
　　母亲的笑容僵在嘴角上：“哦…哦……前几天，前几天来过台风，海水倒灌……”
　　有一句话母亲没有说出，上海的水从来就是这味儿，你自小也喝了十几年，怎么今天突然成了苦的了？”
　　饭后洗澡的时候，宋蔼龄看了看浴盆又走了出来：“爸爸，用一盆水洗澡不卫生，什么时候把它改成淋浴？再说，还应该加上蒸汽……”
　　这回该宋耀如皱眉了：“嗯，先洗了早点休息吧。”
　　一连几天，宋蔼龄从早到晚忙着寻访昔日的朋友。每当回到家中时，她多是发泄种种看不惯的牢骚，奚落那些人的僵化和守旧。
　　终于有一天，宋耀如忍不住了：“我亲爱的女儿，你现在踩的是中国的土地，不要再用美国的眼光看这看那。我有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做。从明天起，是不是尽量用中国话表达你的思想，多一点时间穿中国衣服。要知道，也有人在盯着你摇头呢。”
　　父亲并没有激动，但这话却不啻二条鞭子，抽在宋蔼龄心上。这些天，刚见面的亲热和客气还笼罩着全家和她所见到的亲友，留学归来的优越感还不时在心头痒茸茸拱起，父亲所说的问题她连想都不曾想到过。现在父亲轻轻一点，她方恍然大悟，顿感惭愧赧颜。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疾步跑回了自己的卧室……
　　于是，宋蔼龄换上了中国服装，尽力在思考问题时就用汉语词汇。5年前，为了适应美国的学习，她进行过一次艰难的转轨。现在那一套刚刚习惯，又要再转回来。这一次显然更困难一些。那时候她还是孩子，现在她已经20岁了，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定型的趋向。说话除非特别留神，否则英语就会脱口而出。她在镜子里看西装和自己的身体是那么和谐，西装把自己衬托得那么富有青春朝气。她看那些在上海住久了的传教士夫人，也不如自己的穿着入时顺眼。唉！改吧，自己是中国人，以后也许还要嫁给中国人，还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建功立业，没有这个转变终究是不行的。好在宋蔼龄是个性坚强的姑娘，一旦想明白了，她有足够的毅力控制自己本能的冲动。
　　那天早上，宋蔼龄穿上了一件白底粉花真丝旗袍，额上的头发压低了梳在后面，脚上的鞋子换成了半高跟。她在镜子里仔细端详以后，满面春风且信心十足地蹦到了父亲面前。
　　“爸爸，早上好！” 她说的是地道的上海话。
　　“啊！我的女儿好漂亮哟！” 宋耀如脸上绽开了会心的笑。
　　宋耀如把宋蔼龄带到了华美印书馆自己的办公室，那儿新添了一张办公桌。宋耀如把这张桌子指给宋蔼龄：“从今天起，你的大部分时间要在这里工作。教会学校的主日教师仅仅是你的公开身份。你的实质身份是我的秘书--不是企业董事长秘书，而是同盟会司库秘书！你要协助我处理革命经费的筹措和安排使用，协助我处理和各地同盟会以及其他会党的联络工作，特别是与孙中山先生的联络要迅速及时，准确无误。”
　　宋蔼龄轻轻地“啊” 了一声，她避开父亲的目光，坐下来随手拨拉了几下桌上那台小巧的英文打字机，又站了起来：“爸爸，这么重要的工作，我……能行吗？”
　　宋耀如用炯炯的目光注视着女儿：“你说呢？”
　　宋蔼龄低头沉思了片刻，猛地扬起头，坚定地迎着父亲的目光：“我能行，我能干好！”
　　宋耀如变得严峻异常：“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我找不出恰当的比喻，这么说吧，今后革命党的一切，包括组织、人员、经费、武器、行动计划，对你来说，没有一项再成为秘密。你手里握着革命成败的一个杠杆--可以把这一切秘密只朝着革命党，也可以把它翻过去面向清廷……”
　　“爸爸！”
　　“当然，由于你掌握的秘密，你也会成为敌人搜捕的目标，危险时刻伴随着你！”
　　“爸爸！” 宋蔼龄激动得眼睛有些湿润。她走到父亲的桌上，捧起一本《圣经》，把右手庄重地按在上面：“我起誓
　　“竭尽全力，干好工作。严守秘密，决不泄露。坐牢杀头，永无翻悔！”
　　宋耀如爱怜地接过《圣经》，双手扶住女儿的肩膀，把她按到椅子上坐下：“好！要说到做到，今后在行动中实践你的誓言。”
　　这是1910年的中国。清王朝风雨飘摇，革命党加紧开展活动，社会上各种势力，哥老会三合会青帮红帮也都异常活跃。同盟会要组织好自己的队伍，也要与这些会党帮派协调行动，以借助他们的力量。宋耀如手中有大量的帐目表册和来往信件，而且其中不少是密信，要经过特殊处理才能解读。以往这些信件只能宋耀如自己亲自处理，这费去了大量时间，还常常搞得精疲力尽。现在他可以完全放心地交给宋蔼龄了。
　　宋蔼龄的秘书工作特别需要的是认真和精细，这对她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她把密信小心剪开，然后用毛笔蘸上药水，抹在上面，字迹就清晰地显示出来。她把密信的内容念给父亲，宋耀如再做出处置决断。需要回复的，宋耀如说个大概意思，具体文字斟酌宋蔼龄就完全代办了。还有一些捐款名单、调拨计划，宋蔼龄也造册登记得清清楚楚。她不仅有女孩子的心细如发，还有一种可贵的实干精神，每一个文书的处理都审读几遍，确保不出一点差错。而且工作不完决不放手。她不是把自己视为宋耀如的女儿，而是作为一个应聘的秘书来严肃认真尽职的。
　　有了宋蔼龄这个助手，宋耀如的文案工作变得井井有条，长期由于过量工作导致的心悸失眠有了明显好转。他变得容光焕发了，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更重要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开拓新的财源。父女俩不仅在这间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也一起走出去参加各种宴会舞会掩护下的秘密接头和聚会。凡未耀如和重要一点儿的人物接头，宋蔼龄都能事先准备出必要的资料，供来耀如了解背景，对提出的方案进行比较，关键时刻提醒父亲注意事情的本质。从宋耀如的感觉上，女儿已经成了他不可或缺的手杖。在其他人看来，宋耀如有这样一位女儿，真是太幸运、太令人羡慕了。
　　当时未蔼龄的工作，使她有了与更多的重要人物接触的机会，不是像从前在家里那样，被来访者看作主人的孩子，在谈话前出于礼貌说上几句笑话，一旦开始谈实质问题，就得避开。现在她是作为同盟会的正式成员，而且是司库秘书这样一个有一定职权范围的人物，参与其事。她的精明和富有心计使她与这些人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她日后在国民党政府各大员之间纵横，奠定了基础。
　　一天，宋蔼龄接到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件。这是孙中山从摈榔屿发来的。宋蔼龄怀着兴奋异常的心情，经过小心处理，在无关紧要的商务信札行间，显出了孙中山有力的毛笔行书。信的大意是，为发动武装起义向美国纽约财团借款事宜告吹了……刚看了一句，宋蔼龄就急了。
　　“爸爸，我在美国时，那么多美国人都说要帮助我们进行推翻清廷的革命，说清王朝一人君临天下的帝制不符合美国的民主，帮助我们责无旁贷。怎么现在借款都不肯呢？”
　　宋耀如神情严肃地原地转了一圈：“也好，不借也好。蔼龄，你还不知道。美国有些资本家惟利是图，滑头得很，他们历来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这笔借款美国人提的条件苛刻哪！革命成功后，他们不仅要享有在中国开矿办实业的特权，还要由他们派人担任政府的陆军部长，由他们中的一人担任中国同盟会驻外国惟一财务代表，这个人可以全权代表中国同一切国家签定协议合同--这样一来，国家主权都丢了，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好，不借才好，往下看，孙先生有什么指示？”
　　孙中山在信中说，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必须紧紧抓住。他要求未耀如立足国内筹措资金，保证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广州按时举行。他自己也将再到其他国家游说，开展募捐。
　　宋耀如的眉毛拧成了疙瘩。在国内筹集起义所需经费，这担子不轻啊。当时国内工商业还十分弱小，财力有限。而一些真正有钱的人还并不愿把赌注押在革命上面而冒太大的风险。难呐！
　　“爸爸，中山先生还有话呢。你看，他说，起义一旦在广州得手，将由黄兴率一支军队出击湖南、湖北，赵声率一支军队出击福建、江西，分兵合击，半壁江山指日可得。我们快想办法筹钱吧！”
　　当年宋蔼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坚定崇拜者。4岁的时候，她与父亲一起认识了那个体内蕴含着无限激情，做事一往无前的小胡子革命者，他与父亲的那场摔跤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马克谛耶学校读书时，孙中山先生是她们家的常客，每次都给她讲一些饶有趣味而且富有寓意的故事。在威斯里安学院，父亲的来信几乎每次都提到中山先生的活动，好像这位领袖是他们家的一员。现在她已是孙中山先生革命队伍中的正式成员，第一次接到孙中山的明确指示，高涨的热情使她迫不及待地催促父亲立即付诸行动。
　　宋耀如听完，像狮子那样晃了几下脑袋，精神立即见长：“好，把上海有钱的人先拉个单子，我们一家一家去登门拜访，要让我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起义需要的钱勾出来！”
　　“时间紧迫，我看我们可以分头行动。”
　　“你--” 这一次宋耀如有些诧异了。他集多年经验，深知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劝人掏钱了。自己老谋深算，尚且常常碰得头破血流。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羞怯腼腆，居然要独立承担这样的任务，是不是太不知深浅了？
　　“爸，我订个指标，互相比一比，看谁先完成。”“好一个初生牛犊--哦，不。好一个阿虎门下之虎女！” 此句一出，父女两个都笑了。
　　宋蔼龄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大银行家、上海自治公所所长沈缦云。上海自治公所有几百人的武装，近来市面混乱，这些武装应上海道台之邀，已上街巡逻。沈馒云闭门谢客，躲在家里静观局势。
　　宋蔼龄刚到沈宅门口，就遇到门房的阻拦。
　　“沈先生今天不在，您改日再来吧。” 门房一脸冰凉。
　　真不在还是假不在？宋蔼龄心里一合计：兵不厌诈，先诈他一下再说。
　　“沈先生今天在家！” 宋蔼龄话说得比石狮子蹲在门前还要肯定。
　　门房略一犹豫：“在家也不见任何人，您请回！”
　　宋蔼龄心头暗喜，还真让我诈出来了。她把脸一仰：“知道为什么不见人吗？他今天等我来！”
　　“等你？”门房满腹狐疑。他重新打量了一下这个一身洋装但绝不是洋人的年轻姑娘。“那……请问小姐芳名，我好通报！”
　　“什么？”宋蔼龄假装生气了，“你去通报，把我晾在大门口。给沈先生惹眼哪？”
　　门房拿不准了，趁他稍一犹豫的当口，宋蔼龄已经登堂入室了。
　　“沈老伯，您好！” 宋蔼龄满面春风，彬彬有礼。
　　“哎哟，这，这不是查理先生的大小姐吗？你刚从海外回来，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啦？” 沈缦云经常出入官场，一派绅士风度。
　　“我在威斯里安读书时，听到不少您当年在美国北长老会学校为强国而勤奋学习的事迹，实为留学生尊敬的前辈与楷模。今天我来拜见，一来当面表达敬意，二来顺便转达几位美国朋友对您的问候！” 来前，宋蔼龄为这次游说进行了精心准备，对沈缦云的基本情况早已烂熟于心。
　　于是，二人就都曾在美国读书这个话题找到了共同点，谈话气氛轻松而融洽。时近中午，沈馒云留宋蔼龄在家里吃饭。“吃饭今天就免了吧。如果沈老伯肯为我破费，我倒想请沈先生做点更有益的事。”
　　“什么事？” 沈缦云警觉起来。
　　“为同盟会捐款。” 宋蔼龄单刀直入。
　　“同盟会？那可是反清组织，朝廷正在通缉它的所有人员，一旦抓获格杀勿论。你在我这里为同盟会募捐，不怕我叫人把你抓起来吗？” 沈缦云神情紧张。
　　宋蔼龄咯咯地笑了起来：“您不会的。我在美国就听说了您向摄政王请愿，要求召开国会的义举。在美国的朋友都为您的民主思想叫好呢！”
　　“嗨！别提啦！” 沈缦云被戳到了痛处，“你猜那摄政王怎么说，开不开国会不是由人民的请求决定的。难道朝廷可以恩赐人民一个民主？恩赐的东西还叫民主？我看这大清朝腐败透顶，无可救药了！”
　　“好啊，既然如此，您何不向同盟会提供资助，早日推翻这个腐败的朝廷呢？”宋蔼龄使出了紧逼法。
　　沈缦云摇摇两手：“这又有不同。它不听忠言，它腐败，它自会灭亡。可你非要用强力去从外部推翻它，这又是大逆不道。再说此事一旦泄露，要遭满门抄斩啊！我可不能上你们的贼船。”
　　宋蔼龄又笑了起来：“但是，沈先生已经上了贼船，已经够抄斩一次了。”
　　“怎么讲？” 沈缦云有些慌乱。
　　“你看，我这儿就有您为《民呼日报》、《民立报》捐资的记载。这两张报纸都是同盟会员于右任创办的，报纸鼓吹革命，煽动人心，抵得上10万军队；您脱得了干系吗？”几句话逼得沈缦云有些透不过气来。
　　宋蔼龄变换表情，又和颜悦色地说：“俗话说，栽花栽到庭前，送佛送到西天。现在的形势，想您比我明白，民众的反清情绪犹如遍地干柴，一见火星，必成燎原之势。眼下同盟会会员上百万，朝廷里、军队里到处都有，一旦举事，必然全国响应，廓清环宇，指日可待。您何不再慷慨解囊一次？清廷不倒，我们绝对为您保密。而革命一旦成功，这就是您的一大功勋。这也是一种投资，名利双收、一本万利啊！”
　　沈缦云连连点头：“自然自然。”
　　宋蔼龄不失时机地拿出认捐单：“沈老伯，请您在这儿签字。” 沈鳗云犹豫不决：“再让我想想，明天签，总可以吧？”
　　宋蔼龄撒起娇来：“哎呀老伯，就是个叫花子到您门上喊半天，您也不能不表示个意思。难道您忍心让我个姑娘家第一次出门就空手而归吗？今天明天还不是一个样，晚签不如早签，您给我个面子就签了吧。”
　　沈缦云被缠不过，只好写了50万。
　　宋蔼龄还不肯罢休：“沈伯，您富压群雄，上海滩首屈一指，还要‘破五’干嘛，干脆，再加50万，凑个整数大吉大利。革命胜利，您是头功！”说着又一张单子塞到了沈缦云手上。
　　沈缦云看看宋蔼龄，宋蔼龄只朝他眨眼，他只得长叹一声，又写了50万。
　　沈缦云一屁股坐进沙发里：“你有了面子我剜了肉。你这小囡太厉害，今天把我绕糊涂了。我可不愿意再见你啦。”
　　宋蔼龄此际脸上笑得像朵花儿：“我再来就是革命政府向您颁奖，您不愿意吗？”
　　初战告捷，宋蔼龄大受鼓舞，筹资工作进展顺利。几天下来，宋蔼龄比宋耀如成效还大。宋耀如问女儿用了什么招数，宋蔼龄笑笑说：“一想到他们会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我就特别兴奋，词也多了，嘴也溜了。谈钱这种事，真来劲儿啊！”
　　宋耀如摇摇说：“不能光想钱，主要应该想到钱对革命的作用。”
　　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宋蔼龄开始对钱有了真正兴趣，并且越来越浓厚了。
　　2．初试锋芒
　　广州起义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宋耀如将筹款购置的武器弹药，秘密发运广州，当时许多具体联络事宜，都由宋蔼龄经办。
　　一天，来了位风流惆傥的人物。宋耀如把他向宋蔼龄作了介绍：陈其美，上海鼎鼎大名的人物。一般人只知他为青帮大头目，却不知他是受孙中山先生派遣，与秋瑾女士等一起联络江浙青帮的同盟会员。
　　宋蔼龄早知青帮在上海的势力非同小可，对陈其美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她又一次显示了担任秘书以来积累资料、在关键时刻发挥资料作用的非凡才能。
　　当即宋蔼龄仪态万方地握住陈其美的手：“陈先生，久仰大名啦！早听说您少时经商，在日本专攻过法律警政军事，回国后又曾是武汉、上海的名记者，现在为革命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天下三百六十行，你行行是状元啦！”
　　只此一句就捧得陈其美心花怒放。不仅是宋蔼龄话说得得体，更主要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从未见过面，却对自己的经历知道得如此清楚，可见自己的确知名度不低啊！当然，他并不知道宋蔼龄还了解他钻勾栏上青楼寻花问柳也是好手的隐私。宋蔼龄是个心机颇重的人，担任同盟会司库兼执行秘书的秘书，对重要人物的情况，她是格外留心的。
　　陈其美是场面上混出来的人物，他自然更善辞令：
　　“宋小姐过奖啦！我留学东洋那镀的是银，小姐留学美国那镀的是金啊！况且小姐作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女子，开一代风气之先，青史有名啊！我早听说查理先生得了一位最能干的秘书，日理万机且能轻松应付，令人羡慕啊！”
　　宋蔼龄抓住话把儿顺杆而上：“陈先生您可是咱们革命党的大人物啊，您要不嫌弃，我给您当秘书吧，也好近水楼台跟您学点真本事。您看如何？”
　　陈其美一听，顿时眉开眼笑，如得这样一个半洋妞儿作小秘，出人相随，不仅能帮大忙，时日一长说不定还能……不过他立即想到宋耀如绝不会答应，随即哈哈一笑说：
　　“陈某何能，敢奢望来小姐作秘书？除非总统--不过那还得看查理先生舍不舍得呢！”
　　宋耀如看陈其美将军将到自己头上，只好表态，不过他话里藏话：“陈先生如果真肯接纳我的蔼龄，那是她的造化，我完全同意。陈先生联系广泛，神通广大，她跟你闯荡几年，定会结识更多的朋友，锻炼得更加成熟，在我们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即使陈先生不想要她作秘书，也会尽一个叔叔的责任，给子她帮助和指导的。对吧？”
　　陈其美听话听音，知道父女二人的本意并不在给自己作什么秘书上，立即转口说：“我今天来，是向查理先生辞行，我马上要到广州参加起义。此次武装暴动，枪林弹雨生死未卜，根本不需要什么女秘书；再说我也不能把蔼龄小姐带到那样危险的地方。”
　　他停了一下又说：“当然，蔼龄小姐刚刚回国，要在上海滩立足，青帮的底细不可不知。这青帮起源于清朝雍正年间，是因承运漕粮而形成的。但他们却把鼻祖推到了明朝永乐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青帮内部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人数众多，鱼龙混杂，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是一股很可怕的势力。不过利用好了，它也能帮大忙，办大事。就说这次我到广州吧，就是从青帮中选拔了一批不怕死的帮员，他们会拼命干的。你要跟这些人交上了朋友，有什么难题他们会为你卖命--当然他们走的多是黑道，不过黑道有黑道的好处。哎，这样吧，等有空我给你介绍认识几个人物，像黄金荣啦，杜月笙啦，张啸林啦，都是手眼通天且手下喽罗又多，是些有大用处的人，不知蔼龄小姐可有兴趣？” 宋蔼龄努努嘴：“只怕陈先生大忙人，顾不上为我费心张罗呀！”
　　陈其美当即作一个有力的劈手动作：“一言为定！只要宋小姐届时不栽我面子，我一定安排。”
　　宋蔼龄赶紧又握住陈其美的手：“一言为定。我先谢谢陈叔叔！”
　　陈其美和宋耀如就广州起义的准备和行动计划又交换了一番意见，当时大家信心十足，对此次起义充满必胜信心。
　　几天之后，陈其美带了一批青帮兄弟，扮作商人模样，从上海港乘轮船赶往广州。宋蔼龄和父亲到码头为他们送行，陈其美忽然悲壮起来：“近年来革命党发动了大小数十次起义，无不以失败告终。谁能知这一次成败如何呢？当此之时，真该舞剑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宋蔼龄接上说：“不！那太令人伤感了。那边有黄兴将军亲自主持，又得陈叔叔强兵相助，定能旗开得胜，一举克复。我看应该唱大江东去，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陈其美一笑说：“好好好，借蔼龄小姐吉言，我当全力以赴。诸位，等着听好消息吧！”
　　送走到广州参加起义的人后，宋蔼龄和父亲工作更紧张了。他们加紧联络上海自治公会、商团武装和洪门青帮，准备广州一旦得手，立即在上海举事接应。
　　他们扳着指头计算日子，焦灼地盼望着南国的惊雷。
　　1911年4月末的一天，牛尚周匆匆赶来，报告了他在电报局从收转的电报中获悉的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宋耀如和宋蔼龄父女俩顿时呆着木鸡。宋蔼龄想不明白，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碰上外国人，逢战必败，但对付革命党的起义时，怎么又变得强大起来呢？
　　不久，陈其美神情沮丧地回到上海。宋蔼龄这才知道了起义失败的真正原因，原来大家都以为这次起义同盟会集中了财力，也集中了人力，形成绝对优势，一定会一举成功。谁知这次又犯了以往的老毛病，同盟会内部纪律松弛，组织不严，领导人优柔寡断，起义时间一变再变，最后仓促起事，结果锣齐鼓不齐，只有少数人采取了行动。虽然一度攻入两广总督衙门，但很快就被清军优势兵力包围。在黄花冈72位烈士英勇牺牲，其余人各自逃生。阴云又笼罩在南国上空。
　　宋蔼龄有些懊恼。这时她又接到孙中山给宋耀如的一封信。孙先生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指示要继续积蓄力量，准备更大规模的起义。他已经赴欧美筹措更多经费，决不要因一时失败而稍微有所消沉。孙中山还认真分析了形势，指出了希望所在、光明所在。这封信扫去了宋蔼龄心头的阴云，也使她更增加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和崇拜之情。她感到目前这个工作真好，每次都能首先看到孙中山先生的来信．上海同盟会给先生的复信也由她发出。上次，她在代替宋耀如写好回信的末尾，悄悄加了一行小字：“此信为蔼龄执笔，她向先生致敬！” 当时她没让宋耀如知道，却害怕孙中山对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在来信中批评，那样就完了。还好，孙中山先生在来信中对此一字未提。宋蔼龄心中暗暗高兴，她认为这说明孙中山接受了她的致意，起码他现在知道了是谁在与他联络。这会产生作用的。
　　在同盟会员讨论给孙中山的复信时，会场里来了位银发银须的长者，许多人起立向他鼓掌致意。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老革命党人谭人风。他看去有50多岁，但身体壮健，声若洪钟。他在会上首先讲了自己到武汉等地考察的感受。他说，现在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已大大超过了两广，尤其是武汉三镇，各种革命团体非常活跃，目前已经掌握了驻武汉清廷新军1／3以上的力量。他建议把发动起义的重点地区放到长江流域，并提出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由宋教仁主持日常工作。
　　宋蔼龄为他介绍的情况所鼓舞，情不自禁鼓起掌来。但她很快发觉掌声稀落，赶忙环顾会场，一些人不仅不像她这样激动，反而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宋蔼龄感到奇怪。
　　这时陈其美站起来发言。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同盟会有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东京本部，成立中部总会没有必要。
　　这一下会场乱了起来，一阵嗡嗡声后，宋教仁站起来大声地说：“本部，本部！那些本部的人有几个是肯脚踏实地干的？他们连国内都不肯回，顶多是到香港，住几个闲散人，办一张机关报，吹一通牛皮就算本领通天了。尤其是本部决策人，眼光只盯着两广，殊不知现在早已不是太平天国时期，偏居一隅岂能掀起冲天巨浪？我看，我们现在就应该推举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人选！”
　　“不行！不经过中山先生批准，擅自成立机构是决不允许的！谁敢自作主张我们先把他轰出去！”陈其美情绪激动。
　　“不要拿孙大炮来压人！他长期不在国内，根本不了解国内形势。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华南起义屡次失败的事实说明他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必须改弦更张。谁阻挠中部总会的成立就是阻挠革命的胜利，就是革命的罪人，他应该首先被轰出去广
　　陈其美一步跳到宋教仁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吼道：“对领袖怀有二心，口出不逊，你已经不配再待在同盟会里了！”
　　宋教仁年轻气盛，毫不相让：“只有我们推翻清王朝的目标是神圣的，其他一切都是扯淡！死抱住过时观念不放的人，最好从同盟会里滚出去！”
　　“你就应该先滚出去！”
　　“你滚出去！”
　　当即二人持拳，大有以武力代替舌战的趋势。会上其他人纷纷助战，也分成两派，吵成一团，火药味儿越来越浓，武斗一触即发。
　　宋蔼龄从没有见过革命党内部发生这种局面，她感到迷惑不解。但看父亲却一动不动，一副冷眼旁观的样子。
　　陈其美虽然在上海势力很大，但今天到会的人却不如对方，眼看处于被围攻的态势。
　　陈其美想到了向宋耀如求援。他甩开宋教仁，向着会场大声说：“大家安静！孙中山先生的私人代表就在这里，我们还是先听听查理先生的意见再说吧厂
　　陈其美来到宋耀如跟前，恭敬地说：“查理先生，违背中山先生意志的事，你不会赞成的，是吧？”
　　宋教仁不等未耀如开口，也来到跟前：“查理先生，你为了推翻清廷，连身家性命都不顾，家财也贡献出来了。现在长江流域有这么好的局面，你总不会让它白白坐失吧？”
　　显然，双方都希望得到宋耀如的支持，至少是不再增加对立面。宋耀如面临一种类似裁判的角色，这显然是一个被烤炙的角色。处于这样的位置，他不好贸然表态。
　　宋蔼龄看出了父亲处境的为难，她决定李代桃僵，遂不等父亲开口就站了起来：“把准备起义的重点由华南转到长江流域，并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这是革命战略的重大转移。决定这样重大的事情似乎不应该太匆忙……”
　　宋教仁眉毛一扬：“时不我待……”
　　宋蔼龄摆摆手，继续说：“谭先生刚才介绍的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的确令人鼓舞。为了充分利用长江流域的大好形势，促进胜利的早日到来，我看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陈其美断喝一声：“什么？”
　　宋蔼龄不动声色，接着说：“当然，像这样重大的革命战略转变，必须经过中山先生同意。否则，大家的意见不能统一，不仅会造成革命阵营的分裂，也会使革命进程欲速不达。”
　　宋蔼龄说到这里，有意识地停了一下。会场上格外安静，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倾听。主要的不是因为她讲得多么深刻，而是她巧妙把握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每一方都生怕对她稍有冲撞，致使她把砝码加到对方一边，进而使天平发生倾斜。
　　宋蔼龄镇静地环视了会场一周，放慢了语调：“我们将尽可能准确、详细地向中山先生报告国内的形势，反映大家的意见，相信他会作出正确的决断。那时我们再来讨论，好吗？”
　　宋教仁虽然对这样的结局并不满意，但是实在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悻悻地说：“报告孙先生，他也会同意的，徒费周折。”
　　陈其美显然感到高兴，说：“同意不同意，中山先生的信来了，自然就会知道。”
　　回到华美印书馆，宋蔼龄就问父亲：“我看谭人凤老先生谈的是个不错的主意，陈其美为什么那么拼命反对？”
　　宋耀如叹口气：“同盟会内部派系众多，关系复杂，争权夺利也很厉害，有些事情真正的原因往往并不是他们口上说的。”
　　陈其美此时跟了进来，进门就嚷：“啊呀，蔼龄小姐，真是有志不在年高。你可真有一套，佩服佩服！”
　　他又转向宋耀如说：“你的蔼龄小姐是块好材料，足可担当更大的重任！”
　　但此时宋蔼龄并没有太高的兴致，她平静地问：“你为什么反对他们的主意？”
　　陈其美笑了：“这个……这个你还没有看透？我主要是反对宋教仁主持中部总会。这个人爱冲动，好意气用事，对孙先生、黄先生也颇多微词。如果由他主持中部总会……”他摇摇头，“不行！”
　　陈其美又恳切起来：“查理先生，蔼龄小姐，向孙先生报告情况，一定要把至关重要的中部总会领导权问题讲明白。无论如何不能让不听孙先生招呼的人占据这个位置。”
　　宋蔼龄抿嘴一笑：“陈先生，您对孙先生的忠心我们明白。” 陈其美哈哈一笑：“自然自然。”说完就告辞要走，走到门口，好像刚刚想起一件事：“蔼龄小姐，陈叔叔答应你的事这几天就办，陈叔叔可向来是重信重义，一诺千金哟！”
　　宋蔼龄挤挤眼：“我们也是出家人不打诳语！”
　　陈其美笑着满意而去。
　　宋耀如有些不满地对女儿说：“你怎么答应他这个？”
　　宋蔼龄娇嗔地一笑：“爸爸，他可的确是忠于孙先生的呀！”
　　1911年7月31日，根据孙中山复信的指示，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陈其美担任了庶务部长--第一把手，与宋教仁、谭人风一起组成领导核心。中部总会决定在长江流域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时间定在1913年。
　　但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比他们预料的快得多。武昌革命党人早已迫不及待，那里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效法传说中的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做法，在当年中秋节这天举行起义。当初两个团体与同盟会并没有密切的联系，9月下旬他们派了代表到上海，表示愿意接受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领导，并且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风到武汉主持大局。因为黄兴在日本，后来又到了香港，没有去成。而陈其美坚持两年后再起义的计划，宋教仁也犹豫不决，最后只有谭人风带病赶去。1911年10月9日，武昌革命党人因一枚试制的炸弹意外爆炸，引起清军注意。闻声赶来的敌人对现场附近的几条街道都进行了彻底搜捕，意外地破获了起义指挥总部，他们不仅搜出了文件、印章和旗帜，而且搜出了起义人员名单。清军紧急出动，关闭了城门，在全城实施戒严，包围了参与密谋的兵营，接着按名单开始抓人。一批批革命者被逮捕，有的当场被杀。怎么办？革命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么束手待毙，要么挺而走险立即发动起义。于是他们选择了后一条路。10月10日，指挥者发出了起义信号，结果出乎意料，在人民群众支持下，革命党人一举占领了武昌，湖广总督逃到长江上的一艘军舰上，黄鹤楼头飘起了十八星旗。
　　中部总会如何应付这一突然的事件？宋耀如仓库里囤积着大批武器弹药如何运用？这时又发生了分歧。陈其美主张把武器运到武汉，支持湖北军政府；宋教仁主张把武器运到南京，在那里发动起义；宋耀如则主张夺取上海，占领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尽快形成与清政府南北抗衡的局面。
　　各地形势不断变化，到10月底，长江以南许多地方已经光复。武汉革命党反倒派出了军事于将李燮和来支援上海。经过一次次激烈的争吵和磋商，上海革命党内部终于统一了意见，决定在11月3日发动上海起义。
　　宋蔼龄当时的任务，仍是协助父亲负责上海各会党派别之间、中部总会与孙中山之间及与其他各省革命军以及外国使馆之间的联络。但是宋耀如大事太多，许多具体工作全靠宋蔼龄自己做主来干。起草文稿、收发信件电报，还要随时掌握起义的动态，一时把宋蔼龄忙得不可开交。幸亏陈其美担任中部总会一把手后，履行诺言，给她引见结识了一批青帮中的重要人物，现在宋蔼龄招来几个青帮中的干练小伙儿，帮她上街各处打探消息，于是她的情报快速准确，联络工作十分出色。
　　上海起义开始后，陈其美率军攻打江南制造局，结果因兵力悬殊，失败被俘。这可把宋蔼龄急坏了。她一直认定陈其美是一个可以指望的人物，对他寄以厚望，决不能让他出现差错。她立即把这一消息通报给起义的各路人马，要求他们务必设法营救。已就任沪军总司令的李燮和手里掌握着训练有素的军队，他调集队伍，向江南制造局发起猛攻，救出陈其美。上海各界人民自发支援起义，人心所向一呼百应，革命风暴横扫黄浦江沿岸，清政府官员纷纷逃命。全市到处挂起白旗，上书斗大的“汉”字，上海光复了。
　　11月6日，上海起义军开会选举沪军都督。宋耀如在起义过程中被英国租界巡捕房以贩卖军火罪诱捕，因病假释后卧床在家，宋蔼龄作为宋耀如的代表到会。由于起义过程中李燮和指挥有方，功勋卓著，又是沪军司令，许多人主张选举李燮和为都督。眼看已成定局，不料这时青帮头子刘福彪秘密调来一营人马，将会场团团围住，这些人手持炸弹，挥舞手枪，连声高叫：“不选举陈其美为都督不准散会！”与会人员在胁迫下，只好改选陈其美担任了沪军都督。李燮和只挂了个空头的都督府顾问。宋蔼龄虽对这种流氓式做法很不满意，但她内心是希望陈其美当选的。
　　李燮和本人对当不当沪军都督倒还罢了，但他手下的人对陈其美恩将仇报和采用不光彩手段夺权却极为不满，他们一来咽不下这口气；二来李燮和没有地位了，他们跟着李燮和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在这些人的鼓噪胁迫下，李燮和与副总司令黄汉湘只好把大批军队撤到吴淞，准备进攻都督府。
　　陈其美则把在日本结识的蒋介石从浙江奉化召到上海，拿出商团捐出的4万元，让他招募新兵，加以训练，组成了沪军第五团，准备进行对抗。
　　刚刚光复的上海，眼看又要陷入了因革命党内讧而引发的战乱。
　　病床上的宋耀如听到这个消息焦急万分。上海刚刚光复，百事尚未理出头绪，在黄浦江边和近海停着大批军舰的外国列强态度并不明朗；武昌方面袁世凯重兵压境；南京还在清政府手中，那里自镇压太平天国时起就一直屯扎着大批清军，革命面临的形势还十分险恶。上海内乱一起，必然殃及整个大局。宋耀如反复掂量了陈李两人的势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让谁俯首称臣都不会心甘情愿，发生决斗又一时谁也吃不掉谁。他思前想后，琢磨出一个折衷方案：陈其美的上海军政府改称上海军政分府，李燮和那里称吴淞军政分府，两家都归江苏的苏州军政府管辖。
　　宋耀如把这个想法跟宋蔼龄一说，宋蔼龄坚决反对。她说，陈其美当初的手段的确不光彩，但他已经打出了上海军政府的旗号，并已通电全国，现在让他改称，他会比李燮和的怨气更大，面子上更下不来，很难让他接受。况且陈其美确是个干才，在上海的基础深厚，主持上海局面会有作为。眼下之计，主要是要劝说李燮和忍耐，以大局为重，日后再设法给予补偿，宁亏一方，不亏双方。宋耀如接受了大女儿的意见，挣扎着从床上爬起，他要亲自到吴淞去见李燮和。太太倪桂珍看宋耀如病得不轻，按着不让下床，宋蔼龄抿嘴笑笑：“妈咪，这个时候，你不让爸爸去，他会更难受，还不如让他走走好得快。” 倪桂珍瞪了女儿一眼：“天下能人多得很，干嘛事事都要你们出面？” 宋蔼龄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大的事情，宋家的人当然应该出面！我们为推翻清王朝做了那么大牺牲，胜利后的上海当然也该有我们的印记。” 此时来耀如把眼一瞪：“革命岂是为谋私利？” 宋蔼龄吐吐舌头，不作声了。
　　宋蔼龄当即陪父亲来到吴淞，李燮和热情招待之后，请他们观看军事演习。只见士兵们在统一号令之下，冲击、射击。刺杀，动作勇猛，身手矫健。宋耀如不禁称赞：“李司令治军有方，名不虚传呐！” 李燮和却叹口气说：“强兵虎将，难于驾驭啊！”宋蔼龄故作惊讶：“他们敢不听李司令指挥？” 黄汉湘插话说：“那要看往哪里指挥。士兵们在光复上海的战斗中，穿枪林淋弹雨，浴血奋战，多少弟兄献出了生命。现在，上海光复了，他们在上海却无立足之地。哪一个真正的军人能够忍受这样的窝囊气？如果让他们去夺回上海，他们会万死不辞。如果让他们居人篱下当孙子，哼哼，我们这些长官难免先作了他们的刀下之鬼！”
　　爱激动的宋耀如一下子站了起来：“这么说，你们今天的演习是为和陈其美火并作准备了？” 李燮和摆摆手：“那倒不一定！你们知道，陈其美从行动一开始就作了清军的俘虏，是我手下的士兵冒死救出来的。他和清军作战无能，对付开会的自己人却有一套。这样的人居然还作了都督，真是我们革命军的耻辱！只要陈其美辞职，换上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无二话。否则……士兵们闹起来，恐怕不好弹压。”
　　宋蔼龄此时笑了：“李司令，您治军严整，声名在外，弹压不住士兵可要让人笑话！” 一句话说得李燮和脸上有些发烧，一时又找不出反驳的话。
　　宋蔼龄顿了一下接着说：“您当初在会上不顶住，现在陈其美已得了都督名分，再动手可就被动了！他当初从您手上夺走都督，外界的人并不太清楚，而今再靠武力从他手中夺回，天下就无人不晓了。”
　　黄汉湘亮开嗓门：“那又怎么样？”
　　宋蔼龄并不着急：“打仗讲究战机，政治的斗争也讲究时机。机会来了要紧紧抓，时机一旦逝去就不宜硬干……”
　　李燮和慢条斯理地说：“照宋小姐的意思，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啦？”
　　“为今之计，我看有三条。第一、现在天下并未定局，实力是第一位的，紧紧抓住手中的军队，就不愁没有地位，不能打无把握的仗输了本钱；第二、给陈其美一个面子，拥护他当上海都督，作为交换，让他帮您谋取别处的都督位置--您知道，上海是他的老巢，得不到上海他不甘心。而只要您让了这一步，别处他就与您无争，就可以帮您了。报您救命之恩，补他夺位之愧；第三、我和爸爸一定向孙中山先生报告您在光复上海战斗中的杰出贡献以及您为顾全大局作出的牺牲，请他日后对您作更好的安排。否则……”
　　黄汉湘大眼一瞪：“否则什么？”
　　宋蔼龄一下警觉起来，幸亏那句胁迫性的话没有出口，她已经意识到，对这样勇武的军人，如果说出过激的话就等于使了激将法，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她立即改口说：“否则……否则我们只好去找陈其美，请他作出让步。不过他这种人可没有二位司令这样通情达理，我们就作难了……”
　　李燮和听到这里，扬扬手：“罢罢罢，你们请他让步，那等于与虎谋皮。只要二位说的后两条能够兑现，我可以劝弟兄们再等一等。这样吧，5天之内，我们听回话。如果陈其美逼迫排挤我们--查理先生，宋小姐，那就不是我们不给二位面子！”
　　当即宋耀如赶忙表示，只要内乱不起，一切都好商量，他并且用自己人格担保，一定要做到对得起李司令和黄副司令。
　　回到市里，宋耀如向陈其美通报了与李燮和、黄汉湘谈判的情况。陈其美自恃有都督名分，有上海地方势力，并不怕与李燮和开战，只是顾虑战事一起，党人必定追究原因，炸弹逼宫事件就会广为流传，对自己名声不利。听说宋耀如父女劝住了李燮和，他自是感激。宋蔼龄要求他答应李燮和的条件，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他当然可以答应。但宋耀如向他指出，这些并非主要的，现在要巩固地位，最好的办法是在光复南京战斗中有大作为，那样才算在党人面前、在全国面前，站稳了脚跟。此时陈其美又顾虑会攻南京时被李燮和抄了后路，宋蔼龄笑他未免小肚鸡肠了。她说，据自己观察，李燮和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决不至于那样卑鄙。再说那样也是夺不走都督的。陈其美放下心来，果然全力组织江浙联军，在攻克南京的战斗中有出色的表现。
　　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岸，清军当时只剩下南京一座孤城，革命军四面围攻，城内革命党人趁机起义，里应外合。12月2日一举端掉了这座顽固的封建堡垒。
　　这时全国已经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浙江、广西、安徽、广东、山东、四川、辽宁、天津等省市成立了革命军政府，清朝皇族内阁辞职，彻底推翻两千年封建专制的革命，眼看胜利在望。但是当时在一片令人鼓舞的大好形势下，令人不安的潜流也在涌动……
　　12月4日，各省代表会议在上海决定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推举黄兴为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投机钻进革命阵营的旧官僚、旧军官和保皇党人，很快纠合起来，要改变这个结果。他们大肆活动，要推举他们的代表人物，篡夺胜利果实。各省代表一到南京，他们就鼓噪重新开会选举，结果仅仅过了十几天，他们就把黎元洪推上了第一把手，把黄兴拉下来给黎元洪当下手。黎元洪本是革命党人临时从床底下拉出来，为借重他高大的身材和原来的官职作门面的旧官僚，他骨子里其实与革命党根本不是一条心，当时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们坚决反对黎元洪作元帅。而那些旧势力代表则抓住黄兴指挥汉口保卫战中的一次失利，阻挠黄兴作元帅。双方互不服气，一场更大的内乱眼看又要爆发。
　　宋耀如和宋蔼龄虽然心急如焚，但已深知对这场最高层内部的争权夺利无能为力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德高望重的孙中山先生立即回国。只有他回来自任元帅，才能镇服群雄，统一各派的意见，把尚在苟延残喘的清皇室彻底推翻。
　　按照宋耀如的指示，宋蔼龄一天之内给孙中山连发三封加急电报，敦促他放下一切，马上回国主持大局。
　　3．孙中山连说“没想到”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奔波在美国继续为革命党筹集经费。黄兴在接到武汉方面要他去主持起义的邀请后，曾在香港给孙中山发过一封密电，内容是党人准备在武汉起事，请速汇经费回国。孙中山因在旅途当中，无法取出密码，直到一周后安顿下来，才将电报译出，但此时孙中山手头没有现款，于是他回了一电，要求暂缓起事，黄兴亦不要立即赶往武汉。至于以后起义的决定、过程及其他详细情形，孙中山就一无所知了。
　　孙中山是在餐桌上偶然得知革命爆发消息的。那时他正在美国的丹佛，这天上午准备乘火车到堪萨斯城。上车前他到一家餐馆用早餐，边吃边随手摊开了一份当天的报纸，只瞟了一眼他的嘴巴就停止了蠕动--革命者胜利占领武昌的消息使他惊喜。虽然这时的消息仅仅是武昌起义，但他已经断定同盟会多年积聚的革命力量必然会因此而全面爆发，推翻清王朝的日子已经来临。当时，孙中山急剧地思考自己的行动方案，如果回国亲自领导这场伟大的革命，马上启程也要20多天才能回到国内；而如果不立即往回赶，还有些什么工作可做呢？他想到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国内爆发革命，政府即将更迭，西方列强的态度极为重要。如果在中国驻有军队的西方大国为维护从清政府手中取得的特权，帮助清廷来镇压革命，则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如果他们能够支持这场革命，则胜利的把握就更大。考虑再三，他决定国内的革命继续由其他同志负责，自己首先代表未来的政府同西方主要国家进行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
　　孙中山取消了原定的旅行计划，立即驰往华盛顿。10月15日途经芝加哥，那里的华侨举行了颇具声势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华侨们兴高采烈，为祖国的新生纵情欢呼，他们把孙中山当作促成这场革命发生的英雄来欢迎。美国报纸上不断刊出文章，预言孙中山将当选未来共和政权的总统。会后许多记者要求采访孙中山，他却悄悄避开了。
　　到达华盛顿后，孙中山要求与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举行私下会见。诺克斯尽管洞悉中国的形势，但没有实际的利益，他不愿为新生政权助威，就傲慢地拒绝了。孙中山知道美国政府一贯歧视东方民族的立场，他不再强求，又匆匆奔赴纽约，在那里搭上一艘去英国的轮船。
　　在伦敦，孙中山拜访了旧友吴敬恒，并与大军火公司维克斯一马克西姆公司老板特雷弗·道森进行接触。为了换取支持，孙中山提出了一些给予英国在华更大特权的条件。道森出于同新政府作成大批量军火生意的期望，答应向英国外交部转达孙中山的意见。但当时英国政府对华方针已经确定，就是坚定地支持清政府新任命的总理大臣袁世凯。他们看不起孙中山，认为他不过是一门“大炮”，成不了什么大事。孙中山的顾问美国人荷马李审时度势，他向英国人说明，如果英国不采取有力行动，野心很大的日本就可能操纵未来的中国局面，必然对英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最后，英国外交部长葛雷只向孙中山表示在这场革命中英国政府将保持“中立”，令孙中山好不失望。
　　孙中山又赶到法国，会见了总统克莱蒙梭，但仍然一无所获。这时他已收到宋蔼龄发来的好几封催促回国的电报，于是在马赛搭上一艘轮船两手空空回国。
　　尽管武昌起义发生时孙中山不在国内，尽管孙中山要求西方列强给予支持的努力没有效果，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革命领袖、民族英雄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轮船到达上海那一天，成千上万的市民和各地涌来的群众早早来到码头，向孙中山表示热烈的欢迎。
　　1911年12月2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据说耶稣就诞生在这一天。西方庆祝它的程度不亚于中国人过春节。往年这一天作为基督教徒的宋耀如和宋蔼龄也会举行各种仪式，进行庆祝，向亲人和朋友祝福。但是今天不同，他们热切盼望着的孙中山先生今天就要回来了，其他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宋蔼龄和父亲一早就来到码头，翘首以待。
　　这是上海常见的那种阴湿天气，蒙蒙的雨雾，噬噬的北风，给人一种透骨的凉意。但是孙中山预定上岸的金利源码头上却是人头攒动，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当时宋耀如等人和每一个前来迎接的人一样，忘却了身边的凉风，只感觉心中的热血翻滚。
　　沪军都督陈其美为迎接孙中山归来作了精心安排，他专派了一艘“建威” 号军舰到吴淞口迎接，总不能让革命的领袖从外国商船上下来与群众见面。但是由于雾大，孙中山乘坐的轮船早就在吴淞口外抛锚等候，建威号军舰竟好久没有发现。
　　孙中山站在甲板上，同样是心潮起伏。16年了，他第一次作为主人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祖国。由于从事反清革命，他被作为“粤省首犯” 长期被清政府通缉，被迫一直流亡海外。他曾被日本政府“递解出境”，曾在伦敦被清朝使馆诱捕，几乎被押解回国处死。然而，“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他革命斗志更加坚定。一次次蒙难，反而使他革命家的名声越传越响，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十几年中，他曾回国几次，但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还要乔装改扮。今天，他再也毋须保密，再也毋须乔装，党内的同志在热烈地盼望他，人民群众在盛情地欢迎他。
　　站在孙中山身边的有胡汉民、廖仲恺以及美国人荷马李。日本人宫崎滔天等。当时他们都分外焦急，奇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不见迎接的人到来。
　　还是宋蔼龄心细，她忽然想到会不会是因为雾大，双方接不上头。宋耀如一听，认为有理，急忙要了一艘汽艇，父女二人疾驰而来吴淞口外寻找。
　　眼尖的宋蔼龄终于发现了停泊的轮船，汽艇划了一个漂亮的大弧圈，靠上了轮船右侧，父女二人顺舷梯登上了甲板。
　　孙中山一眼瞧见留一溜黑密胡子的宋耀如时，他早已忘记了随行人员一再要他保持矜持的领袖风度的劝告，只叫了一声“查理”就奔过去，两人热烈地拥抱到了一起。孙中山向随行故人扼要介绍道：“查理，我的老朋友，同盟会的理财人。”胡汉民等人是知道宋耀如身份的，而廖仲恺、宫崎滔天等人却根本不知道他是革命党，他们一直以为他是虔诚的传教士和善于经营大发横财的两栖怪人。他们看到孙中山与他的亲热就感到奇怪，听了孙中山的介绍更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孙中山见状哈哈大笑：“查理，我今天能堂堂正正回国，你的秘密身份也该结束了！向天下人亮出你的本来面目吧，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吧！” 当即其他人-一前来与宋耀如热情握手，为他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
　　直到这时，一直羞怯地站在一旁的宋蔼龄才低低地叫了一声“孙叔叔，……”孙中山惊愕地望着这位一身西服、胸前还别着一朵漂亮的红宝石胸花的年轻姑娘，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她。
　　宋耀如返身过来，急急地向孙中山介绍说：“这就是你的侄女蔼龄啊……”
　　孙中山热情地“啊”了一声，向宋蔼龄伸出手：“这么大了，没想到，没想到！在我的印象里，你还是那个扎羊角辫。穿灯笼裤的小姑娘呢！” 宋蔼龄紧握着孙中山温暖的大手，脸红了一下，刚要张口，孙中山又认真地说：“哦，蔼龄同志！谢谢你了，这两年就是你在协助查理先生与我联系，你每次提供的情况又准确又生动，每封信和电报都写得像篇优美的散文哩！” 宋耀如一把拉过孙中山：“小孩子家，不要谬奖了……”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阵隆隆的炮声，众人大惊。宋蔼龄却高兴地跳了起来：“是建威号的欢迎礼炮！”
　　果然，不一会儿又一艘汽艇靠了上来，两个军官爬上甲板向孙中山行礼，他们是从建威号过来的沪军都督府代表，请孙中山换乘军舰再上岸。
　　孙中山正准备动身，宋蔼龄过来拉住他的袖子：“孙叔叔，瞧您的衣服……”孙中山低头一看，由于在甲板上站久了，细密的雨雾早把外衣打得湿漉漉、皱巴巴的，孙中山用手抻了一下，苦笑着说，“我就这身衣服，就这样吧。”
　　宋蔼龄娇嗔地看他一眼：“那么多人等着您……”
　　宋耀如立即接过来说：“对！不能这样上岸。今天不仅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争睹先生风采，更会留下无数照片留传于世。要穿戴得不失我们领袖的威严才行！“
　　可是到哪儿去找衣服呢？众人由于事先没有准备，一个个急得团团转。宋蔼龄很快在人群中扫了一眼，发现了沪军都督府代表的军装，黄呢料、板正笔挺，倒不失为一身合适的衣服，况且此时又在与清王朝交战时期，着军服更有革命统帅的威严和风姿。宋蔼龄用手指了一下那军官的衣服，宋耀如立即明白了女儿的用意，跑到那军官跟前，让他脱下军装与孙中山交换。
　　孙中山穿上军装，俨然一位大元帅，众人一看齐声叫好。
　　于是建威号载着孙中山直向金利源码头驶去。途中，孙中山忽然向宋耀如说：“这一回来，必然事务繁冗，能否为我推荐一位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
　　宋耀如略一思索：“现在就有一位。” 用手一指女儿，“她已经给我作了两年秘书了，我相信她能干好。”
　　虽然孙中山刚刚和宋蔼龄见面，但已经从几个细节认识到她确是思维敏捷，善于观察思考，又细心又泼辣。他满意地一挥手：“那……那就挖你墙脚啦！”
　　宋蔼龄听到他们的谈话，马上站到孙中山面前：“先生，我现在听您吩咐！”
　　孙中山想了一下：“上岸以后，国内同志给我汇报的情况，你先认真记录下来。”
　　宋耀如插上一句；“先生的谈话也要认真记录。”
　　当时金利源码头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军乐齐奏，气球飘飞。孙中山在陈其美致欢迎词后发表了讲话，他高度赞扬了武汉军民首义的功勋和大无畏革命精神，高度评价了上海光复的重要意义。接着他话锋一转，对革命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坚决反对与清廷议和，主张巩固光复地区，组织军队，以革命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最后语调铿镪：“愿我将士少希望于和谈之可成，急整军旅，北扫鞑虏，以慰国民之热望！”
　　一批新闻记者涌上来，有的选取各种角度，对孙中山拍照，一时间镁光灯闪闪，咔嚓声响成一片；有的向孙中山提出各种问题，问题提得急迫、尖刻，孙中山简直顾不上认真回答。忽然一名英国记者挤上前来，大声问道：“孙先生，您一直在海外筹款，国内同志已光复了半壁河山您才回来，想必带回一笔巨款作为补偿吧？请问，能不能讲一下，您究竟带回来多少钱？”
　　陈其美感到这样的问题会让孙中山难堪，他开始指示卫兵挡开记者并保护孙中山离开。没想到孙中山对这个问题倒很感兴趣，因为国内不少同志肯定也有这种想法。他微微一笑，说声：“OK，我来回答你。” 接着他拿起了台上的话筒，向着全场大声说：
　　“刚才英国记者问我这次从海外带回来多少钱，我可以公开地告诉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我这次回来是一文不带。带回来的只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宋蔼龄为孙中山坦荡巧妙的回答所激动，禁不住挥手喊了一句：“革命精神万岁！” 顿时，会场上响起了连天的口号声
　　欢迎仪式结束后，孙中山住进了法国租界内的宝昌路 408号。这是一座法式三层洋楼，除陈其美派出的卫队外，法国人也在附近增设了军警，他们是看到孙中山受到的欢迎，才真正意识到他在国内的地位，特意作出讨好姿态的。
　　到了住处，宋蔼龄就分外忙碌起来。同盟会的重要人物黄兴、汪精卫、李平书、陈其美，一个个来向孙中山汇报情况，宋蔼龄静静地坐在一边，飞快地做着记录。稍有间歇，她就去翻阅各地发来的电报，分门别类归拢好，然后摘录要点，把最重要的事情整理清楚，送交孙中山过目，再按他的指示草拟出  回电，交人发出。除了向孙中山汇报情况和听取他的指示，宋蔼龄对其他人大都一言不发，即使党内的重要干部，也只是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仅仅过了几个钟头，孙中山刚回国时那种百事挠心、忙乱无序的心情就有了好转，感到事情虽然繁杂，但经宋蔼龄协调，已经可以提纲挈领，抓其大要了。晚上休息之前，宋耀如来安排警卫事宜，孙中山向着宋耀如由衷地赞扬宋蔼龄：“你推荐的秘书我非常满意，可以说是美国式的高效率！”
　　孙中山一回国，原先关于最高领导者的纷争顿时归于平静。因为一切其他的选择都显得相形见细，不仅是广大的同盟会员、各种派别，就是原先参与竞争的领导者本人也对孙中山心悦诚服。1911年12月29日，全国17省代表集会南京，重新协商光复后全国的最高领导者，会议决定光复后国家名称为“中华民国”，在北方清朝力量没有彻底摧垮之前，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7省代表内部统一意见后，按每省一票进行选举。结果其他人仅黄兴得1票，孙中山得16票，以接近全票当选。这时距孙中山回国刚刚4天，而且本人并不在现场，足见他早已是众人心目中当然的领袖。
　　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不仅是革命阵营有了统一的核心，也象征着一个新的中国的诞生，宣告了尚在苟延残喘的清朝皇帝实际上已被废黜，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将被共和体制所代替。中国再不需要皇帝，中国将再没有皇帝。选举结果一公布，南京城里首先就是一片沸腾，鞭炮、彩旗、口号，热烈的程度胜过春节，胜过以往任何一个盛大的节日。这消息传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同样的沸腾，而且欢乐的情绪由于更多的人加入而愈加膨胀。
　　孙中山此时所在的上海，完全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孙中山身边的人都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早已把命运与孙中山捆绑在一起的宋耀如一家更是高兴得要发疯。宋蔼龄完全忘记了害羞，她从屋里跑出来，同碰上的每个人忘情地拥抱，她笑着叫着：“选上了，总统，大总统，中国的大总统！”
　　相比之下，孙中山倒显得比较平静。他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争的并不是个人地位。他的理想是建立民主国家，使中国独立、富强，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他来说，总统并不是攫取个人特权和享受的职位，而是要挑起一副使国家走向统一强盛的重担。目前，袁世凯手里还有强大的军队，共和政府还面临着沉重的军事压力，四万万同胞绝大多数还处于耕者无田、织者无衣的贫困悲惨境地，他不仅要考虑迫在眉睫的巩固共和政权、彻底推翻清廷统治的问题，还要考虑建设国家，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富足的问题。这天晚上，孙中山室内的灯光亮到很晚很晚……
　　与孙中山一壁之隔的宋蔼龄的房间。前天，她刚刚上任的时候，还只是国内一个革命团体同盟会总理的秘书，今天她却一下子变成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以及执政党魁一身几任的大总统的秘书。她肩上的担子突然加重了千万斤，她必须更加机警、更加主动、更加忘我地工作，不仅要完成好交待下来的日常事务，还要自己动脑筋想事情，千方百计为总统考虑周全。狂欢过后，她立即想到了一项无人交待但必须要做的工作，那就是整理孙中山的简历，以便随时向新闻界公布，让全体中国人也让全世界认识孙中山、了解孙中山。
　　当即宋蔼龄翻了一会儿资料，验证了几处自己记忆模糊的地方，就坐到了打字机前。她毫无倦意，打字机欢快地嘀哒着，一行行优美的英文字体像奔泻的山泉在纸上流淌……
　　孙中山，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名世。6岁参加农业劳动，18岁入塾读书。1878年到檀香山，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皈依基督教。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在澳门、广州开设西医房，治病救人。后感于国势日衰，民族危亡，日益致力于政治活动。1894年经上海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主张，遭拒绝，遂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的革命主张。次年至香港，合并辅仁文社，成立香港兴中会，准备在广州起义，事泄而败，逃亡国外。1896年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诱捕，得英人康德黎等帮助脱险，留居伦敦悉心钻研西方政治经济，寻求救国真理。1900年组织惠州三洲田起义，失败后仍奔走国外。1905年由欧洲再到日本，以华兴会和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其他革命分子，组成中国同盟会，被举为总理。确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的革命政纲。后创办《民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他同保皇派。改良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政治，中国才有前途。
　　1911年12月25日由欧洲回国，12月29日被全国17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
　　他16年流亡海外，挚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愈加炽烈；领导10次起义10次失败，革命的斗志愈挫愈坚；他创立革命团体，提出革命学说，领导革命斗争，是中国革命的思想家、组织家和领导者。在他的影响和直接推动下，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中华终于光复，民国得于新生。他功比华盛顿，堪称中国革命之父……
　　写完总统简历，天色已经微明，宋蔼龄来到院子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晨里那凉丝丝湿漉漉的空气，清爽、惬意，还有一些说不太清的朦朦胧胧的喜悦在心底索绕，她想再去看看孙中山，再仔细看一下中国的总统……
　　这时黄兴从孙中山室内出来，头发有些蓬乱，眼睛布满血丝，宋蔼龄刚要开口招呼，黄兴急匆匆地说：“宋秘书，抓紧准备一下，后天，就是元旦，总统到南京宣誓就职。”
　　黄兴说话的时候，喉咙也显出了沙哑。宋蔼龄望着操劳过度的黄兴，心头不由升起了一股由衷的敬意。孙中山回国之前，他不仅担当起了同盟会总负责的重任，亲临武昌前线指挥作战，还为了抵抗旧军人旧官僚的妥协退让，与黎元洪争夺大元帅职位。孙中山一回国，他立即衷心拥护孙中山。他刚刚在上海迎接了孙中山，又赶到南京主持17省代表选大总统的会议，接着在南京对总统宣誓就职的一系列活动作了安排，然后又赶回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众星捧月，可以说星星与月亮一样伟大！
　　宋蔼龄答应过黄兴刚要转身，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宋耀如等人已陆续进来。宋蔼龄看见宋耀如，甜甜地喊了声“爸爸”，接着把宋耀如拉到一边说：“我刚刚起草了一份先生的简历，准备就职后交新闻界公布，还没交先生过目，你先帮我改一下吧！” 宋耀如在女儿额上点了一下笑着说：“记着，以后要称呼总统大人，不要还老是先生先生的！” 孙中山刚好从室内出来，立即接口说：“我准备公布一项法令，民国一律废除清朝大人、老爷之类人格上不平等的称呼。再说，自己人也不一定非要叫总统，不要忘了，我这个总统是临时的。”
　　听到后一句话，宋蔼龄明显地嘴角抽搐了一下，眼眶里竟噙满泪水……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出发，到南京宣誓就职。
　　为孙中山今天在这样神圣时刻和庄严场合穿什么样的服装，党内高级领导层颇费了一番脑筋。清朝的长袍马褂显然不行，西装呢，又有些人认为，别人穿可以，总统不行；平时穿可以，而今天不行。他们坚持说西装毕竟是外国人的服装，今天民国初始，民族新生，总统穿外国人的服装有伤国体，有失民族尊严。因为几十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太深了，穿西装恐怕老百姓感情上不好接受，甚至可能引起误解。而孙中山亲手设计、中国人一直穿到“文革”结束还盛行不衰的“中山服”，当时又没有设计出来。议来议去，莫衷一是。最后决定还是穿刚回国在军舰上换上的那种军服。宋蔼龄听到这个决定心里美滋滋的，因为从根本上说，这还是由于她的暗示，甚至可以说是她的主意呢。
　　这身军服是连夜特制的。最高档的呢料，更合身的尺码，镀金的大铜扣闪闪发亮，精神焕发的孙中山穿上后平添了一股威严、正气和帅气。但是他坚决拒绝了一切级带和徽章，坚持以简朴和平实的形象面对人民，而不像几十年后蒋介石的总统服装那样过分显摆和耀武扬威。
　　宋蔼龄倒是作了精心打扮。虽然南京的冬天同样是寒冷的，她还是坚持穿了一身海蓝色西服套裙，白皙的脖颈上挂了红宝石项链，吹得蓬松的头发又打了发蜡，更显得乌黑发亮。脸上化了淡妆，唇红齿白，杏眼翠眉。青春女性所具有的一切美丽之处她都作了最充分的发挥，很有些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认为女秘书的漂亮仪表可以衬托总统的干练和伟大。
　　运送孙中山的专列停在上海北站。这是慈禧太后用过的专车，它豪华舒适，车厢内还有许多珠宝装饰，里里外外透着一种皇家气派。今天车头上又披红挂彩，成了一辆地道的花车。孙中山特邀了宋耀如全家一起到南京观礼，作为对他们多年来紧紧追随并一次次盛情款待自己、以及全家为革命作出的重大牺牲和贡献的报答。当时，倪桂珍带着子良、子安两个男孩子早早就到了车上，宋子良和宋子安在车厢里拧这摸那，高兴地乱跑乱窜，倪桂珍追着喊着也制止不住。警卫人员知道他们是孙中山先生特邀的客人，只要不太过分就由他们折腾。
　　当天孙中山由宝昌路寓所出发，前往北站登车。宋耀如和党内其他高层人士簇拥在孙中山周围。宋蔼龄则是手提机要箱，寸步不离地紧跟在孙中山身后。上海北站早已人山人海，欢送的人群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气球彩旗，人人脸上喜气洋洋。孙中山到达车站时，惊雷般的掌声自发地响了起来，口号此起彼伏。陈其美力劝孙中山直接进入车厢，马上开车。孙中山却被热情的群众感染，坚持在月台上走了一个来回，向群众挥手致谢。宋蔼龄心里紧张极了，她怕有敌人的奸细或亡命之徒乘乱向孙中山开枪。她心里暗暗想着，万一出现那种情况，就冲到前面，用自己的胸膛挡住罪恶的子弹，决不能让总统受到伤害。
　　上午门时，花车从上海北站徐徐驶出。沿途到处是迎送的人群。孙中山心头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他觉得不能冷落拥护革命的人民，遂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一次次拉开窗帘，向沿途群众招手。同时他也想饱览一下江南的大好河山，这是他在海外一直梦魂索绕的祖国风光啊！宋蔼龄昨晚为其在总统誓词中随时准备让贤的表示就十分不满，今天又一直为孙中山的安全担心。
　　她看到警卫人员的劝说无效，车过昆山时竟上前“嗤”地一把拉上窗帘。孙中山生气地瞪她时，她竟全无惧色，冒出了一串火爆爆的话语：“我亲爱的总统！您要知道您现在不是属于您自己。您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整个革命阵营，属于全中国！对于您不顾安全的做法，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制止！”
　　孙中山动了一下嘴唇，终于没再说话，向后一仰，坐进了柔软的大靠背椅里。汪精卫正好过来，他故意扮了个鬼脸又假装严肃地说：“小秘书管大总统，这可真造了反、革了命哦！” 孙中山嘻嘻笑了，宋蔼龄却剜了汪精卫一眼走开了。
　　车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大站，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迎送。人海、旗海、军乐、鞭炮，那场面任何人看了都会感动。这时人们挥舞的旗子五花八门，有陆皓东最先设计、已在同盟会前两次起义中使用过的青天白日旗，有孙中山根据黄兴意见做了改动后亲手设计，并在第三、第六次起义中使用过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有共进会设计的代表全国18个行省、并在武昌起义中已在黄鹤楼头升起的十八星旗，有陈炯明设计的代表农业大国田地的“井”字旗，有陈其美在上海起义中使用的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革命初始，百事待举，要办的大事太多了，以至究竟用什么旗的问题都顾不上统一。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一直到1920年才由孙中山确定下来。当时人们就根据自己的消息和判断自发地制作了各式各样的旗子，只不过就是没有一面清帝国的黄龙旗而已。孙中山从这些形形色色的旗子中看到的不是凌乱，不是革命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而是看到了推翻清政府符合千千万万民众发自内心的愿望。在这些大站上，再没有谁能阻止他同群众见面，他把这视为一次革命力量的检阅，一次人民向尚在负隅顽抗的封建势力的示威！
　　列车走走停停，直到下午5时，才汽笛高鸣驶进南京下关车站。这里欢迎的场面达到了高潮。下关江面上停泊着的中外军舰齐放礼炮21响，隆隆的炮声既是对大总统莅临的热烈欢迎，也是对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建立的祝贺。
　　黄兴昨天在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完情况，便连夜赶回南京，亲自组织了车站的欢迎仪式和总统的就职典礼。宋蔼龄紧跟孙中山下车的时候，只听得礼炮雷鸣，十几支军乐队争相鸣奏，“共和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响遏行云。车站上成千上万的人都掂起脚尖，竞相争睹新总统的丰采，人群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各种肤色的外国驻南京领事也来到车站迎候。大街上都挤满了人，沿街店铺、房屋张灯结彩。孙中山兴致勃勃地同各国领事见面握手，向他们表示感谢，并请他们转达自己对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敬意。
　　孙中山同群众见面的时候，宋蔼龄忽然得到一份情报说，一股清军已经化装潜入城里，伺机对孙中山行刺。按照预定计划，孙中山在这里要换乘马车前往总统府。当时，从车站到总统府几公里的路上早挤满了人，甚至房顶、树上都有人，虽然黄兴对警卫工作检查了又检查，但这人山人海之中，谁分得清哪是热情的群众，哪是阴险狡诈的敌人？何况马车对炸弹、子弹几乎没有什么防护能力，这段路上怎么保证总统的安全？眼看孙中山一边向群众挥手，一边向马车走去。大庭广众之前，如何向孙中山报告这个最重要最机密的情况？宋蔼龄心急如焚，情急之中，她连忙写了一个纸条：发现敌情，总统不能走预定路线！一转身，交给了走在孙中山右后侧的黄兴。黄兴看罢纸条，心里格登一下，不管情况是否确实，都必须作出改变，万一发生问题，那就无法交待了。他把纸条塞进口袋，决定改走第二条进城路线。
　　此时孙中山走近了马车，几十辆披红挂彩的马车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驭手们一手高举挂着红缨穗的长鞭，一手扶着车辕；侍卫人员在车前摆好了大红毡垫，已伸手请总统登车。孙中山正要迈过去，宋蔼龄以为黄兴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汗一下子冒了出来，于是她准备跳到前面，直接向孙中山报告了。
　　这时，只见黄兴紧走几步，跨到孙中山前面，用手向前一伸，示意孙中山继续向前。孙中山疑惑地望了黄兴一眼，进了休息室。这时黄兴才向孙中山汇报，实行第二方案，继续乘专车进市内铁轨，直接开到总统府。此时未蔼龄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总统府是由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改成的，太平天国建都南京，这里曾是洪秀全的天王府。黄兴主持对这里进行了修缮。孙中山对选择这里也比较满意，还是年轻时他就曾以洪秀全第二自诩。
　　当晚6时15分，孙中山一行抵达总统府。按原定计划，吃过一顿简单的便饭，就举行就职典礼，但是对《临时大总统誓约》和《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这两份最重要的文件，各方意见还不统一，还在为临时大总统的任期和去职时间、条件等争论不休。宋蔼龄对那些坚持和谈，并主张袁世凯一旦答应逼清室退伍，孙中山就应自动辞职让位给袁世凯的人恨得直咬牙，但这样的场合她是插不上话的，只好干坐在一边生闷气。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胡汉民提议说：“今天天气已经不早，总统宣誓就职是件隆重的大事，半夜三更的恐怕不好，是否延迟到明天上午进行。今夜仔细斟酌把文件改好。”
　　孙中山勃然变色：“不行！今天是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一定要在今天宣告成立。1912年的元旦也就是民国元年元旦，这样的时间有特殊意义。半夜三更怕什么？民国新生，普天同庆！上午虽好，小时间不如大时间。一定要马上把文件改好，赶在12时之前举行仪式。”
　　宋蔼龄听了，立即振奋起来。总统嘛，就得有大气魄，从大处着眼，快刀斩乱麻。她甚至生出一种怪想，总统要实行独裁才好，像现在党内和革命阵营内这种乱糟糟的样子，恐怕麻烦还在后头。
　　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两份文件又逐句作了敲定。宋蔼龄坐在旁边，改好一页，就立即抄清一页。当她把两份完全誊清的历史性文件交到孙中山手上时，激动喜悦的心情胜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晚上门时，胡汉民等人陪同孙中山走进礼堂。宋蔼龄在后面跟进去的时候，飞快地瞟了一眼台下，父亲宋耀如及母亲倪桂珍和子良、子安两个小弟弟，都已经坐在最前排。他们看见孙中山进场一齐站立起来，兴奋地鼓掌。会场上每一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孙中出，向他欢呼致意。宋蔼龄找了个前排角落的地方，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望着孙中山稳步走上主席台，站定在两面五色旗上，掏出誓词并庄严地举起右手，朗声读道：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
　　读到这里，孙中山稍微停了一下。宋蔼龄心想，够了，够了！读到这里就行了，刚刚上任就要谈什么解职，令人丧气。提那种意见的人都应该统统杀掉！对，杀掉！明着不行，就让青帮弟兄们暗中去杀，让杜月笙去干，他搞这个可是很在行……没等她想完，孙中山朗朗的声音又在整个礼堂轰响起来：
　　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典礼结束，宋蔼龄立即把经汪精卫改定的孙中山先生的简历散发给中外记者。她想象着，民国成立、总统就职和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将通过一束束电波传遍中国的山山水水，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地方。明天当人们读到报纸，得知消息，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和一切关注中国命运的外国友人都将为此而欢呼--中国，一个新的世纪到来了！
　　躺下就寝的时候，宋蔼龄忽然想到了毕业回国时梅肯《电讯报》上关于自己的一篇报道，那句预言她将成为中国总统夫人、成为支持宝座最重要力量的话，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她不禁面赤耳热，久久不能成眠……
　　孙中山就任以后，宋蔼龄的工作更加繁忙了。电报、函件、请示、报告，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落到她桌上，半天就堆起个小山来。虽然又添了秘书，但是她是最受孙中山信任的，也是自以为责任最重大的，凡是最重要、最机密的事情总是自己处理。她记性好，遇事果断，再多的事情，她也处理得有条不紊。渐渐地摸着了规律，她露出了一种敢作敢当的劲头，一些向总统请示的函件，如果她认为申述不够明确，就毫不留情地退回去。尤其是一些旧官僚当总长的部门，她常常在文电上挑一些毛病，弄得那些人颇为头疼，但仔细看看，文字上确有不妥之处，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外交部。实业部、交通部都有被她退回去的报告。有些事情她认为可以知道孙中山的意见，就自己答复了，只是事后在方便时向孙中山报告一声，有时甚至连报告也不报告。渐渐地有些人开始怵她了，即使政府中一些地位较高的干部，许多事情也不得不先跟她打好招呼，否则她这一关过不去，就到不了大总统那里。有的事情就是与孙中山讲好，她压住不报也没有办法。中层以下的干部就更怕她了，请求的事情弄不清究竟是总统的意见还是她的意见。她心中的确是为总统着想，想减轻他的一些负担。当然，她心底里有时也是有意搞点恶作剧，故意出一出与总统意见不一致的人的洋相。
　　孙中山位居总统，可在宋蔼龄面前从来没有架子，他跟宋耀如早就像一家人一样了。所以他把宋蔼龄看作最贴心的人，信任她、关心她，闲暇时跟她聊天，有时也幽默地和她开几句玩笑。除了公开场合，宋蔼龄在总统面前总是无拘无束，有时给总统出谋划策，有时则与孙中山发生争论，两个人都认为是很正常的事。
　　一天，大总统应一些人的要求，要率领文武大员去拜遏明朝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宋蔼龄听到后，找到孙中山气淋咐地问：“民国是全新的共和制度，干什么要去朝拜那皇帝佬儿？”
　　孙中山和颜悦色地说：“你在美国呆时间长了，中国的国情有些你还不明白……”
　　“什么国情？那么多人抛头洒血，我父亲倾家荡产，难道是为了推翻一个皇帝，再找一个皇帝供着？让他们那腐骨烂肉来熏染我们的灵魂？”
　　孙中山说：“当然不是这样……”
　　宋蔼龄又抢过话头：“那是哪样？难道您还想当皇帝？我可是听说您过去一直想当洪秀全第二的！”
　　孙中山急了：“你怎么胡说八道？那是我年轻时的想法。我可是一心为了民众，只要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生幸福，我这个总统都随时准备辞职。这是我宣了誓的，你没有听到？”
　　宋蔼龄加重了语气：“总统不能辞！皇帝不能当！明陵也不应该拜！”
　　“唉！”孙中山叹口气道：“有些事情你不懂！为推翻清廷，同盟会联络了青帮、洪门、哥老会、三合会等一批民间闭体，他们的旗子都是反清复明……”
　　“那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
　　“同盟会最初成立时也用过反清复明的提法，以此号召人民。”
　　“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难道说，中华就是明朝吗？”
　　“中华当然不是明朝。章太炎先生1907年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你听我背诵一段意思，也检查一下我的记性。太炎先生是这么说的：‘汉民族自称中华，视其周围的异族为蛮夷戎狄，这些异族因汉民族的伸展而吸收其文化，又因被汉民族的文化所同化，而被同一语言文字和共通伦理观念所浸润，不久便超越了民族界限，扎下了文化共同性的根基，形成走向中华民族成长发展的途径。--也就是说，中华民国是包容文化相同的各民族的国家。’你听听，他对中华的阐释多么深刻！”
　　宋蔼龄此刻却紧追不放：“是说得好！可这跟拜遏明陵有什么关系？”
　　孙中山笑了：“对，是还没有回答你关于拜遏明陵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是……这样说吧，这是一个策略问题。毫无疑问，我们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国家，但现在清王朝还没有彻底倒台，许多民间团体，还有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反清复明的思想还没有改变过来，为了团结他们继续共同奋斗，我们不妨暂时迎合他们一下。我们虽然不再需要朱皇帝孙皇帝袁皇帝等等其他什么皇帝，但是我们拜谒一下明陵并没有什么损失，倒是可以以此显示我们是遵守诺言的。中国人以信为本，我们不能失信于天下哟！”
　　此时宋蔼龄不像刚进来时那么激烈了，她咕哝了一句：“你总是向别人妥协，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最后宋蔼龄还是跟随总统去朝拜了明陵，不过她连装也不愿装出那种至诚至信的样子，完全是心不在焉，把这作为一次到紫金山麓踏青游春的机会，散散心而已。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宋蔼龄一直想给仍在美国学习的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写信，告诉她们这一重大喜讯和自己在这里作秘书的一些感受，但却一直迟迟没有动笔。一方面是她时间紧张，另一方面她也想到她们会从报纸上迅速得知消息的。
　　的确，远在美国的宋庆龄和宋美龄很快得到了消息。当时遍布全球的通信网已经建立起来，民国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中国第一位大总统，这样重大的事件新闻界不会不给予特别重视。当梅肯的报纸发出这一消息时，宋庆龄和宋美龄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扯下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在地上用脚踩踏。面对一大群莫名其妙的美国同学，宋美龄挥舞着白皙的小拳头，涨紫着脸高喊：“打倒--龙广“打倒皇帝！” 宋庆龄拿出了一面早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来的地方，拉过来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举手宣誓般地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不料宋美龄学样却学走了调，她喊：“高举巩固的旗帜”，宋庆龄纠正她：“是共和的旗帜”。宋美龄小嘴一噘：“共和的旗也得巩固了呀，不巩固叫风吹跑了还有吗？” 当时宋美龄因为年幼，还无法更深地体会理解它。而宋庆龄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不久《电讯报》又刊登了孙中山拜谒明陵的照片。宋庆龄和宋蔼龄的态度几乎同出一辙，她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她专心致志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威斯里安学院的杂志上，这篇文章对这场革命评价的准确和思想之深刻，就是亲自经历了这场革命又一直待在大总统身边的宋蔼龄也难与相比。文章的题目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文章是这样写的：
　　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的最伟大的事件。这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是被剥夺的。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五个月以前，我们连作梦也想不到会有一个共和国。对某些人来说，即使许诺尽早成立一个立宪政府，他们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论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劳动者，在他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反满精神。一切苦难，如水灾、饥荒和各方面的倒行逆施，其根源都是由于清朝暴政及其贪官污吏。压迫是这场惊人的革命的起因，它看来是一场灾，实际是造福于人类的一大幸事。我们在目睹着种种改革，在暴君的统治下，这些改革是永远也不会完成的。我们从报纸上读到中国的剪辫子运动，千千万万的人如何剪掉了他们的累赘--中国民族的耻辱……无数其他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
　　这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每个人的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权利，许多人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博爱仍然有待争取。……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没有人类的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可靠的基础，除非人类彼此视作兄弟，否则平等只能是梦想。
　　当时，宋庆龄不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参加者，但她却写出了如此精彩的文章。当年宋蔼龄注重实干，关注实际利益；而宋庆龄却更具有理想，胸怀博大，目光长远。这是最初显示她们姐妹俩不同之处的一个端倪。
　　4．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六朝古都的南京，名胜众多，城池险固。当时宋蔼龄抽空游历了玄武湖、莫愁湖、雨花台、燕子矾、紫金山和中华门等处之后，顿生奇想：这里气象非凡，王气氤氲，和人口拥挤。寸土寸金的上海给人的感受明显不同。上海浓厚的商业气息总使人禁不住金钱的诱惑，而在这里则使人胸襟开阔，滋生出想干一番大事业的豪情。由于这个想法的出现，以后在她着手处理事务的时候，已经不再仅仅是由于职务的原因，而是出于一种发自心底的自觉自愿，越是重大的事情她办起来就越有精神。全国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和民国政府有关的大事，她都想尽可能详细了解、参与意见，与政府各部、外国使馆来来往往的电报、函件、呈报、批转、协调，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激发她生命活力的重要因素。当许多人赞扬她的吃苦耐劳、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时，她却意外发现自己在上下周旋、往来折冲中是这样的得心应手，无师自通。
　　南京是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而它的冬季却是最寒冷的。每当强劲的北国寒流袭来，气温常常降到零下十几度。由于它  已地处江南，实质上可能还是由于燃料缺乏吧，这里普通人家  并无取暖的习惯和设施。一场大雪过后，不少人脸上手上冻出  了紫色发亮的大泡。一天，宋蔼龄到外交总长伍廷芳处去送一份机要文件，并当面传达孙中山关于处理英美关系中不便写在文字上的一个重要想法。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的时候，宋蔼龄偶然膘见一家小院里，一位衣衫单薄的少妇正在淘米，这时她的丈夫--一个满脸胡子的壮汉从外面进来，一把抓起妻子冻得红肿的双手，塞到自己上衣底下捂暖，一会儿又放在脸前用嘴往手上哈热气，又用两只大手握着揉搓，这一情景让未蔼龄顿生感慨。这天她忙完一天的事务，回到她那间小小的卧室时，白天看到的一幕还是在脑海里反复出现。尽管壁炉里的炭火苗子一窜老高，她还是感到一股凉森森的寒意。她紧靠壁炉坐下，让火光扑到自己的身上脸上，直到衣服快要烤糊了，才觉出并不是温度太低。她又怀疑屋里少了什么东西，逐一察看以后，东西什么也没少，只好又坐在火炉旁。但心情还是从处理大事时雄心勃勃的亢奋状态下滑，下滑……
　　哦，是孤独！她需要与人交谈，需要有人陪伴。回国两年来，她始终与父亲母亲和两个小弟弟生活在一起，她已适应了那种暖融融的家庭氛围。参加完总统就职典礼，母亲倪桂珍就带着子良和子安回去了。父亲宋耀如帮助孙中山处理了一些紧急的事情，并作了一次长谈后，也回去了。那次长谈的结果，孙中山多少有些遗憾，宋蔼龄也为父亲的执拗有些不快。
　　原来，孙中山组织内阁班子，遇到了旧官僚势力的强力掣肘，结果政府总长中只有三名同盟会员被接受，宋教仁、章太炎等出任总长的提议遭到坚决抵制，多数总长位置被旧官僚所占据。孙中山只好退而求其次，组织“次长内阁”，即以同盟会员担任各部次长，执掌实权，以求政令贯通，令行禁止。当时孙中山有感于宋耀如的特殊贡献和才能，请他出任外交次长和实业次长，但是宋耀如声称自己不能放弃传教事业，同时以脾气不好不会在官场周旋加以拒绝。他愿意回上海继续经营实业，在财力上给革命政府以支持。
　　当宋蔼龄私下劝说父亲时，父女俩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就来家未来发展方向的一次探讨。当时宋蔼龄劝父亲接受总统的安排，她说依父亲的贡献，出任政府要职当之无愧；同时孙中山现在特别需要忠实可靠的人帮他度过刚刚执政的混乱难关。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奉献，并不是谋求什么个人好处。宋耀如狡黯地笑笑说：“有你在总统身边，也顶个次长位置。宋家的人不能都挤在一条路上。不久子文也将回国，我准备安排他在金融界发展。总之是每个人都要有独立的领域，亲属们挤在一起难免磕碰，反而不美。” 父亲的话宋蔼龄一半信服，一半反对。她说：“这样安排有精明的一面，就是可以互为犄角，殊途同归，万一形势不利，不至于全军覆没，符合狡兔三窟的古训。但也未免太胆怯了些。‘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自己人知根知底，同心协力，人多势众，更容易成气候嘛。”宋耀如说：“年轻人气盛，只知道一往无前，不思量退步抽身，必得经历多了才晓得天有不测风云。政界险恶，宦海浮沉，这且不论。我与孙大总统情如手足，义同生死。政府中的位置谋求的人很多，能干的人也很多。这是顺风顺水船，不难。但我真为他出力，应该站开一些，必要时才能帮上忙，否则我自己也陷进去，到时想帮忙都帮不上。”’就这样，宋蔼龄没有能够说眼父亲，他仍回上海搞他的实业去了。这一次的谈话宋蔼龄还要慢慢体会。固然现在身边没有家人了，但今天宋蔼龄想来想去，似乎并不是想念父亲、母亲，在美国学习5年，并没有过这种感受。她心里有些烦，不顾朔风正紧，猛地推开了窗户，直到看见了孙中山映在窗上的身影，痴痴地盯了半天，这才把情绪理出个头来，原来是为他……
　　当时宋蔼龄已经22岁了。在那个时代，像这样年龄的女人大多已是作母亲的人了，她还是个大姑娘。而且她还没有一次恋爱的经历。她虽然长得像父亲，身材略显矮胖，但并不丑。学问和知识赋予了她高雅的气质，华美的衣服和高档化妆品突出了她的青春，显要的位置衬托着她的精明干练。但是和两个妹妹宋庆龄和宋美龄比起来，她没有她们的美丽，她们那种令男子一见倾心的外表，偏心的上帝没有赋予她。也可能是缺乏性感的缘故，迄今为止，她还没遇上一个青年对她发起那种震颤心灵的猛烈进攻。通过父母来提亲的，向她表示求婚的也有，但就是没有恋爱。父亲对她期望甚高，她也自视不凡，全家都感到没有什么合适的人可以作为她的佳偶，她也还没有对谁动过几心，“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比什么都快乐”的体会她也不曾有过。只是在轮船上见到孙中山那一刻起，她才发现世界上原来有这样出色的男子。她不是因为一种心底喷发的强烈感情而一见钟情，不是出于青年男女那种自然的两性吸引，对孙中山的这种感情完全是一种多日来理智思考的积淀。现在这种连日来潜意识中的东西逐渐上升，开始占据她的心灵大部。多年前和父亲在自己家门口摔跤的那个英俊书生，和眼前作为总统的孙中山又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他谈笑的时候，撩得人心花怒放；严肃的时候，显得刚毅深沉。宽阔的额头，蕴藏着无穷智慧；瘦削的胸中，似有百万雄兵。他提出的理论，成为千百万人的实践。在上海滩上威名赫赫的陈其美在他面前，也是那样俯首帖耳。和蔼、力量、文采和勇武完美地集于他一身。宋蔼龄心里渐渐明晰起来，这样的人，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值得辅佐的中国领袖……
　　北风夹着雪粒打在窗上，漫天的严寒又攻占了这个小屋，直到身上连打几个寒战，宋蔼龄才从幻想的云端跌落在严峻的现实之中。她收回探出的身子，关紧窗户，拨弄了一下快要熄灭的炉火，裹紧被子，和衣躺在床上。
　　啊，风雪退避后的南京，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样的明媚！香樟如盖，玉兰花仰天吹起喇叭，倒挂金钟挑起了大红灯笼。孙中山身着饰有金穗的元帅服，胸前别一支新郎标志的硕大红花，脸上漾着幸福的微笑。宋蔼龄自己披着长长的洁白婚礼服，偎依在孙中山身边。大总统有力的胳膊绕过背后，搂紧自己，两人向教堂缓缓走去。两边挤满了人，柔嫩粉红的祝福花瓣纷纷扬扬落到身上，一些年轻的女人脸上笑着，眼睛里却射出嫉妒的光。对，是要让她们嫉妒！别人的嫉妒正说明自己的幸福。哦！牧师就在前面。“孙中山，你愿意娶宋蔼龄小姐作为你的妻子吗？”“我愿意！我要像心肝一样地疼爱她，让她的聪明智慧帮助我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宋蔼龄……” 啊，牧师的声音怎么变了？怎么变得这样冷峻！宋蔼龄仔细一瞧，牧师竟变成了父亲宋耀如，他眼睛里射出两道寒光，紧紧地逼视着自己，直盯得她周身寒彻……
　　“啊”地一声，宋蔼龄惊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壁炉的火早熄了，屋里冷得如同冰窟。只有清冷的月光透过树影，斑斑点点照在窗上。宋蔼龄拥着被子坐了起来。虽然冻得牙关打架，她还是躺在床上懒得动一下。脑海里的活动够激烈了，用不着身体运动……孙中山是父亲的挚友，他的年龄同父亲一样大，他一直把自己当小侄女看待，自己的一片痴心他会接受吗？父亲能同意吗？年龄的悬殊是一个障碍，但这不是主要的，自己的择偶标准早就讲过，只看本事大小，不论贫富丑俊，父亲是同意的。要看本事，只能从年龄大一点的人当中选，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谁知道他以后会怎样发展，或时运不佳，或走了邪路，难说得很呐！夫妻双方的年龄究竟应该是多大，基督的教义并没有限制，任何国家关于婚姻的法律中也没有规定，年龄大了小了的非议只存在于世俗的观念中，革命者不都是世俗观念的反叛者吗？还有就是孙中山已有妻子，这是个麻烦。不过她是个旧式女人，孙中山和她之间早没有了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当然应该结束。这看来也不会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宋蔼龄想来想去，最最关键的还是孙中山喜欢不喜欢自己。即使喜欢，碍于叔侄情面，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开口。这事嘛，必得自己主动才行。对，明天就应该寻找机会，试试他的态度。可是，怎样去行动呢？宋蔼龄读过的爱情小说中的情节一幕一幕在脑子里出现了……
　　那天宋蔼龄满腹心事，低着头往外走，刚转过天王花园的小圆门，就与迎面来的一人撞个满怀。宋蔼龄满心不悦，揉着撞疼的头刚想发作，眼一斜却见是外交部部长伍廷芳。这位伍总长70有余，平素却依然步履矫健，气宇轩昂--他在清朝就是有名的外交官，曾两度出任驻美大使，在海外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久经风雨，养成了遇事不乱、沉着镇静的潇洒风度。但为何今日如此慌张？宋蔼龄刚想发问，伍廷芳早退后一步，打个半躬：“哦，宋秘书，抱歉抱歉！都怪今天老朽太匆忙了些，不要紧吧？” 宋蔼龄也只得侧身答礼：“不要紧的，伍总长。您这么慌忙，有紧急的事吗？”“是的，我有紧急事情向总统禀报。对不起了！” 说完他闪过一旁就要往里走。
　　宋蔼龄赶紧说：“您来得不巧。总统今天和实业界人士研究实业保护法的起草，刚刚被张总长接走。”
　　伍廷芳显然有些着急：“哎呀，天下未定，怎么顾得上制定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请你帮我快把他找回来，大事不好了！”
　　当下宋蔼龄也着急起来：“嗅，这可不太好办。他们的车子刚出去不久，具体地方也没交待清楚，怎么找呀？”
　　伍廷芳在原地转了几步，显得心神不定，一会儿又抬起头说：“不行，无论如何得赶紧找到总统！”
　　宋蔼龄有些为难，迟疑了一下说：“这样吧，有什么事您先给我说一下，我再想法通知他。同时您赶紧想办法先处理着，免得误事。”
　　伍廷芳想了一下，也只得这样。两人一起到了宋蔼龄办公室。伍廷芳说：“是这样，刚刚得到报告，袁世凯以唐绍仪在和谈中有越权行为作借口，撤消了唐的和谈总代表职务……”
　　宋蔼龄说：“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代表。他撤他的，您又何必惊慌？”
　　伍廷芳苦笑一下：“袁世凯撤和谈代表的职，不过是一个花招，目的是借此推翻已经达成的和约。这说明战事马上就要重开，南京已处在敌人的炮口之下……”
　　宋蔼龄狠狠地说：“袁世凯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和谈更好，乘机向北进军，扫平全国！”
　　伍廷芳摇摇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心腹党羽，掌握了军队实权。慈禧死后，清朝皇室王公大臣担心他野心太大，以他骑马摔破了脚为由，逼他退休。武昌起义后，清室中无人能收拾局面，才不得不又把他请出来，但他已经不肯再为清朝卖死命了。他在革命军和清朝廷之间玩弄两面派手法，借革命力量压清朝，借清朝力量压革命党。既不让革命军向北发展，又不大举进军替清朝消灭革命军……”
　　此时来蔼龄杏眼圆睁：“革命烽火遍地，人民同仇敌忾，岂是他袁世凯想消灭就消灭得了的？”
　　伍廷芳哦了一声，连说“是的是的，” 却低下头不再说话。他想起了自己当初在上海光复的混乱中，对革命党究竟能不能站住脚犹犹豫豫，还是宋耀如父女俩上门等于连劝带逼，自己才答应参加革命行列，出任外交总长的。现在又面临紧急关头，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被怀疑立场动摇。他默默地想着怎样才能既把当前的严峻形势说清楚，又不致让人误解。于是热烈的谈话一下子冷了场。
　　宋蔼龄马上意识到可能是自己刚才话说重了，犯了伍老先生的忌。但这又不能说破，于是立即换了热情的口吻说：“伍总长，你是来建议总统赶紧作军事准备吧？”
　　伍廷芳抬起头来，直视来蔼龄的眼睛，看见没有责难自己的意思，才沉重地说：“如果仅仅是作打仗的准备，事情也就好办了。其实袁世凯这一手，最根本的是因为原来有些人答应，只要他逼清室退位，就让他来作民国总统。现在他看到中山先生已经宣誓就职，才来这一手相逼……”
　　宋蔼龄又有些按捺不住道：“孙中山先生是反清革命元勋，岂是他这条清室走狗能比的？再说这大总统由17省代表公选产生，难道可以由谁说让就让给他了？”
　　伍廷芳抬手示意宋蔼龄暂停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两个人来争论。你一心拥护孙先生，我也完全一样。l月1日总统就职，5日袁世凯就来电质问说，和谈正在进行，国体还未取得一致，为什么就在南京成立共和政府，就让孙中山当了总统，你们这不是破坏和谈么？我作为南方和谈总代表，当即回电反驳：现在十几省已经光复，成立政府完全是为了协调革命党内部行动，别人无权干涉。我们并没有关闭和谈大门。如果说和谈还没有达成协议，共和政府不能成立，那么在协议达成前皇室为什么不先行退位，等就国体问题谈定了再说？”
　　宋蔼龄一拳砸在桌上：“驳得好！”
　　“所以嘛，眼下的问题不在你我之间。我是怕袁世凯来这一手，南京的旧官僚、立宪派又会趁机活动，逼孙大总统给袁世凯让位！”
　　宋蔼龄感动地说：“伍总长，我明白你的心了。这样吧，我赶紧设法找到总统，请他作好抗击袁军进攻和防止政府中有人煽动妥协的两手准备。你赶紧去找英美领事馆，请他们支持孙先生的民主政府，不要再给那个腐朽的皇室输氧了！”
　　伍廷芳点头赞同，告辞去了。
　　当宋蔼龄心急火燎地把这一消息报告孙中山的时候，孙中山反而很平静。他对宋蔼龄说：“孙文几十年冒死舍生推进革命，实为国家民生，并不在求个人地位。我还是坚持就职前给袁世凯电报中的立场和委派伍廷芳谈判时交待的条件，只要他袁世凯赞成共和，让清室退位，中华民国得以确立，我随时准备把大总统职位移交给他。”
　　宋蔼龄一听，气得满面紫涨：“您……您……袁世凯的独裁阴谋，如司马昭之心，3岁小孩子也能看穿。您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是推卸重担！我看您真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您要让位就让吧！您的这个秘书，我不干了！”
　　宋蔼龄说着说着，早不能自持，声泪俱下涕泅横流，最后一跺脚，一路大哭返回了总统府。
　　那天，为尽快发展实业、谋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忙碌了一天的孙中山，回总统府吃晚饭的时候，没有看到宋蔼龄像往常那样，和警卫人员一起检查饭菜，忙进忙出，他知道宋蔼龄还在闹情绪。孙中山匆匆扒拉了几口饭，各处转了一下，证实宋蔼龄确实没来吃饭。他想在天王府的西花园静静地思考一下。这里冬天已没有什么景致，但湿润清冷的空气能帮助人头脑清醒。他站在水榭的台阶下，任凛冽的北风灌进脖颈，看着水面的薄冰陷入沉思……
　　自回国以来，围绕总统职位问题，各种各样的意见听得太多了。归纳起来无非是两种：一种是认为当前中国最有实力。真正能把清朝搬倒并实现共和体制的还是袁世凯，为达到革命目的，应该尽量争取他，而袁世凯在清朝就是大人物，要拉过他来只能给他大总统的职位，革命党可以通过在国会的多数对他进行制约，使他按革命党的意见办事；一种认为袁世凯过去出卖谭嗣同，人格卑下，是个为了个人野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小人，现在对革命势力一会儿打一会儿靠，目的不外是攫取最高权力，决不能相信他，总统职位无论如何不能让，那样多少革命者的鲜血就要白流。这两种意见第一种私下嘀咕的多，第二种当面向自己谈的多，不少人谈时颇为悲壮，大有孙中山不任总统就以头死谏的味道。但当时也有人当面这样说，底下又一说。像汪精卫就是一个代表。他自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被捕后，俨然成了大英雄，在革命党人中名声很大。武昌起义一起，他被放出后，在北京就成了袁世凯的座上宾，和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搅在了一起。这次派他作伍廷芳的副手与袁世凯谈判，他在听取关于谈判条件时，坚决不同意把总统职位作为让步条件，表示既要把袁世凯拉来共同推翻清朝，又要坚决保住孙中山的总统地位。可在私下，他又跟不少人讲，除非让袁世凯作总统，别无办法保住革命成果。孙中山心眼儿直，也以君子之心度人，他拿不准这些意见究竟哪个是客观的，坚持要自己继续作总统是否是出于保全自己面子的考虑。可像今天来蔼龄这样，一个年轻女子，为让不让总统问题大动感情，捶胸顿足，还是绝无仅有的，这不能不让孙中山深受触动。她是老朋友来耀如的女儿，无论如何要跟她认真谈谈，要珍惜这一份真情，不能伤了朋友们的心……
　　此时，一拨又一拨的人请示汇报工作，孙中山都摆摆手不让他们打扰。当他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准备去找宋蔼龄谈谈的时候，才注意到不远处早站了十几位政府要员，一个个在寒风中已冻得瑟瑟发抖。孙中山只好先回办公室-一处理，等把这些人打发走，站起身的时候，墙上的自鸣钟已敲了10下……
　　此时宋蔼龄的宿舍里没有开灯，黑洞洞的。往常这个时候宋蔼龄是睡不下的。孙中山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轻轻敲一下门。停了一会儿，屋里没有动静。只好再敲。这一回里面传出宋蔼龄没有好气的声音：“我不吃饭，不填火！我不冷不饿！不要打扰我！
　　孙中山当即心头激灵了一下，沉默了一会他才轻轻地说：“蔼龄，是我。”
　　“谁？”
　　“是我，请你开一下门。”
　　“嗅--是总统！我这就来广 屋里灯先亮了，接着匆匆的脚步声到了门边，停了一下，隔着门传出一个温柔的声音：“对不起，请稍等！”旋又走开了。
　　孙中山听见里面传出声音，像是在洗脸和整理床铺。很快门开了，里面的灯光照在孙中山脸上，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出一种少见的慈祥。宋蔼龄心头一热，低低地说了声：“总统，请进来吧……”
　　孙中山迈进屋，宋蔼龄随手关了门。小屋东西不多，收拾得整洁雅静，洁白的床单，淡绿色被罩，靠墙的条几上一头一个大花瓶，里面插了几技含苞欲放的梅花，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的横幅。孙中山环视了一周；不由笑道：“真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蔼龄跟随总统，不敢以一室为念，当以放眼环宇，扫除天下……”
　　孙中山笑道：“人小志大，不愧是宋查理的女儿！”
　　宋蔼龄多情地望了孙中山一眼：“应该说不愧是孙先生的……”孙中山盯住宋蔼龄：“不愧是我的什么？”
　　宋蔼龄腾地脸红了：“总统，坐这儿烤烤火吧。”孙中山答应道：“嗯，这屋里是够冷的。”说着往壁炉前走去。宋蔼龄惊叫起来：“哎呀，火都快灭了！”说着赶紧往火里添木炭，边添边说：“幸亏您来得及时，要不这火真要灭了。”孙中山看了一眼壁炉：“嗯，看来今天一直在生我的气，是不是？”
　　“那怎么敢？我只是……
　　“哈哈，不敢？我看天下还没有我们小蔼龄不敢的事哟！”
　　“总统！” 宋蔼龄羞怯地低下了头。壁炉的火旺了起来，一窜一窜的火苗子映得孙中山脸上愈加红光焕发。宋蔼龄心头燥热起来，多少天来一直纠缠她的那个想法直往上冒。现在孙中山就坐在身边，她心里感到幸福、充实，如果能一直这样坐在一起多好！她证实了自己的内心确实爱着他。但这样的时间不会很长，如果没有新的话题，他马上就可能离开。虽然天天在一起，但像今天这样能两个人单独坐一会儿的机会并不多。不能错失良机。她要把自己的心思透露给他，看一看他的态度。
　　宋蔼龄倚靠在壁炉的墙上，和孙中山正对面，露出一副真诚的表情：“我今天惹您生气了，您是来批评我的，是吧？”
　　孙中山欠身拉住宋蔼龄的手，让她坐在旁边的另一个小凳上，慈爱而又幽默地说：“谁那么不识趣要批评咱们小蔼龄呢？她目光远大，忠心赤胆，可是我们革命党中不可多得的女中英杰呀！”
　　宋蔼龄把上身一摇，小嘴一撅：“您这是孙猴子变媳妇，专拿人开心！” 她说完，忽然悟出孙中山原来和孙悟空一个姓，不由“吃吃” 地笑了起来。
　　孙中山当然想不到这一层，他看宋蔼龄笑得可爱，故意板起面孔说：“出家人不打诳语，孙文句句是真！”
　　“真的？”
　　“真的！”
　　“哦，上帝！蔼龄不敢当。”
　　停了一下宋蔼龄又说：“不过……”孙中山追问起来：“不过什么？” 宋蔼龄清了一下嗓子给自己壮胆：“美国人也这么说。”“美国人？美国人说什么？”孙中山一时迷惑不解。宋蔼龄跳起来，打开箱子，拿出精心保存的梅肯《电讯报》，自己先看了一眼，才递给孙中山：“您看这里。”
　　孙中山好奇地读出了声：“若干年后，我们将会从报纸上读到宋小姐同革命后的中国领袖结婚的消息。威斯里安学院的女学生将成为中国的总统夫人。……领袖的妻子是支持宝座的真正力量，由于她的英明睿智，中国已大步迈进……”
　　宋蔼龄屏住呼吸，静静在等待孙中山的反应。
　　孙中山把报纸一放：“美国记者还真有人才。”
　　“他们太爱胡说八道了，是吧？”
　　“不！”孙中山一挥手。
　　“您是说……”宋蔼龄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火辣辣的眼光深情地望着孙中山，期待着他马上说出自己想听的话。
　　“中国要真正走向繁荣昌盛，需要几代人不懈地努力。我们党内年轻能干的同志很多，他们当中会产生真正大有作为的总统。蔼龄，叔叔祝福你，祝愿美国人的预言能成为事实！”
　　宋蔼龄的脑袋“轰” 地一声，多少天来精心构筑的空中楼阁倒塌了。她不知道是孙中山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还是故意用这种方法巧妙地避开了自己抛出的绣球。她脑子里稀里糊涂，直到把孙中山送走，不知道后来都说了些什么。望着孙中山走远的背影，她久久地倚门而立。深夜的寒风把她吹清醒了，她一幕幕回忆刚才谈话的全过程，忽然“嗨” 地一声，自己在脑袋上砸了一拳：“浑！是我本来就没有把意思表达明白。即使他听出弦外之音，作为父亲的朋友，年龄悬殊如此之大，他当然也只能假装糊涂。不能灰心！再找机会，一定要把话挑明了说，不能再让他打岔。”
　　关门的时候，宋蔼龄忽然又想起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关键是不能让他给袁世凯让位，这么好的机会竟然白白错过，一个晚上的宝贵时光一件事也没有说清，真是的！宋蔼龄长长地叹了口气，重重地摔在床上……
　　当时宋蔼龄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是那样快，甚至让人有点淬不及防，有点眼花缭乱不可思议。
　　也许是孙中山太天真，相信袁世凯能够领导国家实现民主共和；也许他认为清帝退位，革命业已完成。1912年2月13日，就是清宣统皇帝博仪签署退让诏书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总统。
　　袁世凯此前虽然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极为恼火，鼓动手下的军事将领联名通电，表示要对南京革命政府大动武力。其实他心里想的既不要孙中山作总统也不要溥仪作皇帝，而是要他自己总揽全国大权。他把大总统看作一块肥肉，必欲自己吞之而后快。而孙中山恰恰相反，他把总统职位看作替人民办事的公仆，得之不喜，弃之不忧。
　　早在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奔赴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求支持革命的时候，就有一封国内拍往英国的电报。这封电报没有发报人的地址姓名，也没有收报人详细地址，收报栏里只有“伦敦孙文”。英国邮电局无法投递，就把电报转给了中国驻英使馆，使馆也不知道孙中山在哪里，又把电报交给了他的一位英国朋友。这位朋友就是当年孙中山被清政府诱捕后，积极营救他脱险的康德黎。当时康不在家，康夫人接电报后抄录暗码汉字和一切，把电报送还信差。待孙来时，康夫人将妙录的暗码电报交给他。孙中山接过电报后，含着微笑在眼前晃了一下就揣进了衣兜。康德黎夫妇不懂中文，对电报内容不甚放心，第二天憋不住还是问了孙中山：“电报中有什么秘密事情吗？” 孙中山淡淡地说：“国内要我回去担任总统。” 说这话的时候，他竟没有任何激动和愉悦之情，别说官本位观念极重的一般中国人，就是当时那位英国朋友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应该大大高兴才是。看孙中山无意再谈此事，康德黎不得不再次发问：“请问你打算就职吗？” 孙中山说：“如果没有更适当的人选，则由我承担也未尝不可……”
　　动身回国之前，孙中山给上海《民立报》发回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说
　　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元洪），闻黎有推袁（世凯）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从这封电报中也可看出当年孙中山对总统职位的态度。
　　袁世凯则一开始就瞄准了时机，打算利用这场革命实现他的独裁野心。1909年袁世凯被清朝摄政王载沣解除一切权力退休，他回到河南项城县老家等待东山再起时，故意叫人拍了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在河边垂钓的照片，在报纸上发表，以迷惑清廷。但他暗中却与自己亲自训练的六镇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武昌事起，清朝派荫昌统帅军队前往镇压，但荫昌根本指挥不灵。那些军官都要先请示袁世凯才决定行动。冯国璋跑到项城县请教袁世凯，袁世凯给了他六个字的方针：“慢慢走，等等看。”于是，那些军队便以需要准备为名拖延出发时间。清廷只好电请袁世凯出山，先是委任他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嫌官太小，回电说足疾未愈，无法行动。这个“足疾”，就是当初载沣要他退休的理由。袁世凯不肯出山，却偷阅清廷和前线军队往来的电报，掌握了一切情况。有些电报他还加以篡改，使清廷得不到真实情况，军队按他的意志行动。清政府只好再升任他为钦差大臣，袁世凯又提出6项条件。当时杨度问他既然想干大事，为什么一推再推？袁世凯笑着说出一番高论：“皙子，你知道拔树的办法吗？马上就用猛力去拔，是不可能把树连根拔起来的；过分去扭，树就会折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这样做，才能使树根松动，然后不必用大力，就可以拔起来。清朝是棵大树，而且是300多年的老树，不容易拔起来的。现在闹革命的都是年轻人，血气方刚，但不懂拔树的办法；而主张君主立宪的人，虽然懂得拔树的办法，却没有力气。我今天这样做，看起来是退隐，实际上是一直摇撼大树。现在树根四周的泥土已经松动，大树不久就要拔起来了。”
　　直到清王朝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他才威风八面地开进北京。并且立即以让他出任“民国总统” 为条件，与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进行谈判。
　　当初革命党推选孙中山任总统的时候，袁世凯使人在同盟．会内部散布：“论功应推黄兴，论才应推宋教仁，论德应推汪精卫。” 企图使革命党内部形不成统一意见。这一着不灵，他又以处于他掌握之中的清朝为筹码，与南京方面交涉；“清皇室退位，孙中山让位；孙中山不让位，则清皇室不退位。” 当时革命力量的软弱和一些人的天真，加上孙中山对总统职位的淡漠，袁世凯终于如愿了。
　　但是真正的革命党人却不愿意大权旁落，使革命成果让人轻易取走。当时宋蔼龄反对孙中山辞职，既有这种考虑，也有她个人的感情因素。但是她说服不了孙中山，也阻止不了袁世凯的夺权阴谋，于是憋了满肚子的哀怨和火气。
　　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怨气的机会。
　　同年12月12日，清朝以隆裕太后名义签署的皇室退位诏书公布，宋蔼龄一句一字读了下来：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主持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于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即隆裕太后）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绪，海宇父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都治之告成。
　　宋蔼龄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不禁拍案而起。这封诏书是由南京共和政府实业总长张春代笔起草的。张春是江苏南通人，清朝科举考试的最末一个状元，文笔漂亮，号称天下第一才子。他在政治上本是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影响很大。袁世凯受命为清朝总理大臣，组织联合政府时，就把他列为内阁部长，但他不肯到职，转而参加了南京革命政府。皇室退位诏书是大文章，自然公推他代笔起草。宋蔼龄看罢诏书，立即找到张春，不凉不酸、软中带刺的话就冒了出来：
　　“张总长，果然是天下第一才子，诏书写得好漂亮哟！”
　　张着听出话里有话，不由得有些惶恐，赶忙问：“宋秘书，有什么不合适吗？”
　　“合适，合适！张总长，在您看来，这大清朝不是被革命推翻，而是深明大义，效法尧舜，将天下禅让了啊！”宋蔼龄当即火大话重，毫不留情。
　　“宋秘书，你在总统身边，说话有分量，可也要有根有据，不能乱猜乱说吧？”张春招架不住，口气也变了。
　　宋蔼龄把诏书“啪” 地往张春面前一拍：“我乱猜乱说？你看看这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是退位还是禅让？”
　　张春急忙低头细看，果如宋蔼龄所说，有这样的话。张春一时急得也说不完整了：“这……这个……宋秘书，这话可不是我写的……”
　　“那是谁写的？”
　　“哎呀：我写完后总统和总长们都看过，确实没有这话。天人可鉴，天人可鉴！”
　　“张总长，你们就是把孙总统挤得下了台，扶起袁世凯，您的忠心……”
　　张春急了：“宋秘书，你……你……” 宋蔼龄不讲理的话，其实正激到了张春的痛处。袁世凯确实曾派唐绍仪给君主立宪派和保皇派们传过话，说是只要自己上台当总统，保留皇室便没有问题，企图以此换取支持。张春并没有给袁世凯效力，但这层意思也从未讲到明处，张春怕有人借此作文章，急于表白自己。也是急中生智，他终于想出了充分理由，立即反击道：
　　“袁世凯当初拉我入他的联合内阁，我没去，革命党成立共和政府，要我来，我二话没说。这就是明证！我不怕你瞎栽派我……。哎，我想起来了！我起草的退位诏书是经你手用电报发到北京的，莫不是你塞进了私货，倒来讹我！”
　　张状元聪明得很，只要克服了最初的慌乱，他立即转守为攻，向宋蔼龄倒打一耙。
　　宋蔼龄一下子也想明白了，事实的确如此。她本是借题发泄，现在知道错怪了人，一时竟拿不定主意是硬撑面子还是承认事实。张春看出了她的矛盾心理，也就不再穷追，和颜悦色地说：
　　“袁世凯诡计多端，他身为清臣竟敢篡改清廷的电报，难道就不会私改我们起草的文件吗？这个人正在得势，我看今后我们都得对他多加提防才是。”
　　宋蔼龄当即顺水推舟，也对袁世凯发了几句牢骚，算作对张总长的赔礼。
　　宋蔼龄把这次谈话的结果报告了孙中山，提醒他防范袁世凯的问题。孙中山大度地笑笑说：“不怕他，我们已经制定了《临时约法》，一可以以国会的多数限制他滥用总统权力；二来我们已经公布南京为民国首都，他必须到南京就职，离开了他的北京老巢，到了南京这个革命大本营，他想胡作非为也没有基础了。”
　　当时宋蔼龄还想说什么，孙中山却又被人拉走了。
　　2月14日，参议院接受了孙中山的辞呈。但是要等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孙中山及各国务员乃行解职。
　　宋蔼龄的担心又一次被验证。袁世凯玩弄花招，唆使曹锟在北京发动所谓“兵变”，抢劫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并冲击南京代表在北京的下榻处。蔡元培等专使只好逃到美国友人住宅避难。袁世凯还策动各地都督、巡抚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最后南京方面相信了袁世凯说的他如果到南京就职，北方就会大乱；因而；作出妥协，同意袁世凯荒唐的“电报宣誓”，在北京就任了总统。
　　于是，宋蔼龄度过了无精打彩的一段时光。3月30日，孙中山与袁世凯最后敲定了内阁成员名单，唐绍仪为总理，9名总长中，同盟会占了4席，分别是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4月1日，孙中山在参议院举行解职礼。他说：“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待实现民生主义。” 当时他念念不忘修筑20万里铁路的宏图，表示10年之内不过问政治，一心完成铁路建设计划，使中国在经济上早日富强起来。
　　面对孙中山的巨大转折，宋蔼龄一时跟不上趟。她处于矛盾的十字路口。
　　第四章 忘年之恋及其他
　　1．再掀感情波澜
　　孙中山卸下总统重担后，顿觉一身轻松。他与黄兴约定，自己去搞铁路，黄兴去搞大西北的开发，共同把民生主义推向一个实际实施的新阶段。
　　4月14日，孙中山从南京出发，准备南下广东，开始考察铁路建设。当时宋蔼龄犹豫不定自己是继续在下了台的总统身边工作还是回到父亲那里，她想和父亲仔细谈谈这个问题，孙中山也想见见宋耀如，于是他们乘坐的“联鲸” 号军舰悄悄停在了江南制造局码头。
　　宋耀如事先接到通知，已在码头等候。船靠岸后，他登上了军舰。两个老朋友一见面，就对铁路问题谈上了瘾，宋耀如非常支持孙中山的弃政修路方针。他说，美国的富强，就是从兴修铁路开始的，铁路一通，沉睡地下的资源很快开发，国民经济就甩开了大步。他完全赞成孙中山的计划，并已着手在资金上想办法。孙中山更是兴致勃勃，两个人越谈越上劲，两个小时过去了，都还意犹未尽。宋蔼龄在一旁根本插不上话，也没有机会同父亲谈自己的事。天色已晚，孙中山欣然接受邀请，住进了宋耀如家中。
　　吃过晚饭，孙中山又站到1894年的那幅全国地图前，他兴奋地对着宋耀如全家说：“从第一次勾出全国的铁路线，我就为它激动不已。可是那时候不首先进行革命，铁路根本无法修建。现在好了，共和革命已经完成，我可以专心致志来实现它了！”
　　孙中山边说边在地图上用红笔划着：铁路建设的第一步是勾通全国三大干线。第一条从广东南海起，经广西、上贵州、进云南、出四川、入西藏最后北上新疆天山；第二条从上海出发，过江苏、安徽、河南，经陕西、甘肃；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到达伊犁；第三条起于秦皇岛，穿越山海关进入辽宁，再向西折入内蒙，北穿外蒙古，到达乌拉海。他说，这些铁路完全修起来，每年仅运输收人就可以达到十万万元，很快就可以使中国进入世界最强国之列……
　　宋耀如一家听得情绪激动并为孙中山的宏伟蓝图所鼓舞，他们为孙中山描绘的光明前景所陶醉，忘情地鼓起掌来。尤其宋蔼龄听到铁路能赚这么多钱的时候，眼睛里闪出了多少天来少见的光芒，她已经对这项工作大有好感了。
　　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来的宋子文，当时正在上海都督府当一名不领薪饷的文书，他对那份工作没有兴趣，此时赶紧缠住孙中山，坚决要求跟随他“起从事铁路建设。
　　乘宋子文向孙中山央求的时候，宋蔼龄拉父亲到了另一间房里，就自己的去向征询父亲的意见。宋耀如并没有看出女儿的心思，他毫不犹豫地说：“跟孙先生干下去！孙先生已经以中华民国的第一位开国总统名垂青史，但百年之后更为人们怀念的，也许是他振兴中国经济的功勋。你想想看，一位既曾率领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又使一个贫弱的民族发达成为世界强国的人物，全球迄今能有几人？”
　　宋蔼龄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宋耀如进一步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事了，你是对他不当总统有看法，对吧？你应该看到，孙先生是主动让位，不是被选下台也不是被人赶下台，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这是已成定论的。现在功成身退，去从事他更有兴趣的事业，这在中国这个争权夺利成为传统的国度里，是一种更加伟大的品格和人格，将更会受到人民的敬仰和尊重，也更加完善了他自己。当初进行革命，是因为不进行革命就无法进行建设，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说到底，革命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通过建设使国家富强起来才是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本意。1894年我们共同绘制那幅全国铁路图的时候，我就看出了他真正倾心的是国家建设，但为了推翻那个阻碍国家富强的腐败政府，他不得不先压制自己的志趣，而先完成革命。应该说现在建设铁路的工作才更符合他的兴趣和愿望，你不应该对他有过多的责难。”
　　宋蔼龄显然已经被父亲说动，但她又提出了自己的另外一种担心：“万一袁世凯……”
　　“哦，这个问题我也有过考虑。不过可以这样想：袁世凯现在还是表示完全拥护共和，对孙先生很尊敬的。孙先生还是同盟会的总理，今后进行国会选举，同盟会广泛的社会基础必将赢得多数。共和制的根本权力在国会，国会通不过的事情，他总统想干也不行。再说万一袁世凯一意孤行，要搞独裁，革命党完全可以再把他打倒。孙先生当初一介平民，不仅在中国呆不下，整个亚洲国家都由于清政府的干预驱逐他，他仍能领导民众把一个300年的帝国摧垮。现在他的威望更高、社会影响更大，袁世凯胆敢践踏共和，孙先生振臂一呼，岂不是应者云集？我的孩子，这些问题在革命党内部已讨论过多次了，你不必疑虑太多，好好跟定孙先生，你会前途远大的。”
　　宋耀如的一席话，像一阵清风吹开了宋蔼龄眼前的云雾。她后悔自己差点因过分沉缅总统夫人之梦而铸成大错，孙中山虽然卸下了总统职务，可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开国总统，仍然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当即她向父亲表示，自己一定跟孙先生走，而且要跟他一辈子，为他献身！”
　　父女俩回到客厅的时候，宋子文一下子扑向父亲：“爸爸，铁路建设事业太伟大了，我要跟孙先生去。让我去吧？啊！”
　　宋耀如笑着瞟向孙中山说：“其实你还是个政治家！你的煽动性太强了厂’
　　孙中山也笑了：“我已经给他说了，你的两个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孩子我不能都带走，你身边也需要帮手。”
　　宋子文嚷道：“那就让我去，姐姐留下来。我是男孩子，总比她的作用大！”
　　宋耀如望着孙中山道：“你来决定吧！”
　　这要是在几小时前，宋蔼龄可能巴不得呢，但现在她已经完全改变了主意，她生怕孙中山说出让自己留下的话，所以不等孙中山开口，就抢先对弟弟子文说：“你不要胡搅了，你的事爸爸已有安排。再说我在先生身边已经工作了几个月，许多事情都已熟悉。对我的工作先生是满意的，有什么必要换来换去呢？孙先生，爸爸，是这样的吧？”
　　孙中山笑而不答。于是宋耀如说：“子文不要争了，还是让你大姐去。” 于是宋子文来了个美国式的耸肩摊手：“在我们家呀，重女轻男！”
　　孙中山被逗乐了：“中国呀，几千年来都是重男轻女，只有杨贵妃时代有过重女轻男的说法，不过那大概也只存在于诗人的浪漫笔下。你倒说说，你们家是怎么重女轻男的？”
　　宋子文手插裤兜，望着天花板不出声。
　　宋耀如对儿子说：“修铁路现在最需要的是钱，20万里铁路共需60亿元。没有钱连一寸铁路也修不起来。我们来个分工，孙先生和你姐负责铁路规划和设计施工，我们两个负责筹措资金。这个不重要吗？我倒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家，最好是作国家银行行长，干什么也离不开财政金融的支持呀！”
　　宋蔼龄赶紧说：“对呀，一切之中钱是王中王！”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了4天，遂换上江南制造局帮办牛尚周为他预备的客轮，开赴广东。
　　宋蔼龄一扫孙中山辞职初期的沮丧情绪，对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不凡举动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解，尤其对孙中山兴修铁路的雄心和计划越来越感到由衷赞赏。她把父亲准备的一大批有关铁路建设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好，适时送给孙中山参阅。对孙中山生活上的照顾，也越来越体贴入微，以至当时随行的孙中山的女儿孙金淡、孙金琬等人，也从开始时对她的感激到后来觉得她有些过分了。
　　船到广州，他们受到了广东都督胡汉民的盛情接待。军乐队吹吹打打，还有天真烂漫的儿童献花，当晚又举行了盛大宴会。宋蔼龄感到很惬意，孙中山却有些不以为然，他对胡汉民说：“兄弟现在不是总统视察，而是个在野人士考察铁路，搞这阵势干啥嘛？” 胡汉民笑笑说：“革命成功了，我们也应该开开心，您现在也不在朝中，没有人能说什么。他袁世凯别看当了总统，他来了胡某还不一定伺候呢！”
　　离开广州，孙中山按照自己划定的铁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遇水行船，旱路乘车，有铁路的地方则有当初孙中山到南京就任总统时的专用花车早在等候。各地官员和百姓都对孙中山表现出无比的热情，欢迎、宴请、安排游览、赠送礼品，有时老百姓还自发地夹道迎送，为的是看一眼这位把皇帝佬儿赶下台的人物究竟是几个头几只手。这多少有些妨碍工作，孙中山一再要求地方上官员们简化接待，以便腾出时间多做些实地考察。对赠送的礼品，价值贵重的他一概不收，宴请除非是党内相熟的同志小范围的小饮浅酌，其他亦统统谢绝。
　　宋蔼龄却完全是另一番感受，她认为孙中山现在无总统之累，却有比总统更大的实惠：且不说三万元的月薪，就是袁世凯表面上也没有这么多；单是所到之处的接待规格，就让人感到孙中山仍是中国第一人，他的威望和号召力，在宋蔼龄当时遇到的所有人中，尚无一人可以相比。于是，宋蔼龄对孙中山一度冷却了的感情，又在悄悄升温。
　　在广西的崇山峻岭中视察未来的铁路线时，宋蔼龄表现了一个女子令人难于置信的旺盛精力和体力，她甩掉了平素穿的高跟鞋和长裙子，换上了平底胶鞋、美国牛仔裤，显出一种潇洒和干练。每天她都始终紧紧伴随着孙中山，搀扶他爬上陡峭的山坡，穿过湍急的河流，在崎岖山路上穿荆棘、越丛林。一天，孙中山为看铁路能否顺一条河谷婉蜒而上，坚持要爬上一座山头，这时正值一阵大雨刚过，苔绿路滑，别人都劝不要上了，孙中山不听，独自向前攀去。宋蔼龄立即紧紧跟随。刚上半山腰，孙中山脚底一滑，向后摔倒，宋蔼龄在后立即张开双臂去接，巨大的惯性连宋蔼龄一起冲倒，两人咕碌碌一齐向下滚去。情急中宋蔼龄使劲抱紧孙中山，结果两人好像成了一段擂木，往下滚得更快了。其他人追又追不上，急得大喊“松开手，松开手！” 可哪里还管用呢！
　　眼看两人向一悬崖边沿滚去，万分危险的时刻，孙中山用脚拼命蹬一巨石，才使两人改变了方向，被一丛灌木拦住。在低矮的灌木丛中，宋蔼龄仍用力抱紧孙中山，她明确地嗅到了孙中山的鼻息，感受到了他胸膛的激烈起伏。危险过去，她竟感到这样相拥相抱是那样幸福，她一动不动，任时光流逝。她真希望这成为她今后生活的一部分。当时孙中山要站起来，她紧抱着不放。直到众人赶来，她忽然又闭紧双眼，双臂无力地松下来。孙中山被人拉起，她还那样躺着不动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孙中山又着急起来，俯下身把她抱起，用力喊她的名字。许久，她才缓缓睁开眼，揉了一下额头，用真诚的目光望着孙中山问：“先生，您……您没有受伤吧？”
　　孙中山越来越确切地感受到了宋蔼龄频频发出的爱情信号，但是他要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既表达出自己不能接受，又不伤害她的感情。当同行人员瞧出端倪，悄悄议论的时候，孙中山告诉他们，宋蔼龄对自己仅仅是一种崇拜，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不许他们乱说。可他在心里却一直琢磨如何处理好这件事。
　　孙中山一直在专心致志地思考他的铁路计划。宋蔼龄跟随他在专用花车上遍游了当时的铁路所能到达的中国每一个地方。火车到达北方的时候，澳大利亚记者端纳也上了这列车。
　　端纳很快向海内外报纸发出了他关于孙中山修建铁路计划的报道。但是他认为孙中山的计划过于天真，像是一个发了疯的人。他在报道中写道：一天上午，博士邀见了我。我进去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正在各个城市之间划线，然后又用橡皮涂掉，把它们改成直线。博士说：“我要用10年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我正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你看见各个省会之间的粗线吗？它们将是铁路干线，其他较细的是支线。”我说：“很抱歉！我不能把您的图展示出去。因为过不了多久，您就会改变想法的。” 博士没有抬头，只是加重了语气道：“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把它们完成。” 我说：“不，您就是用30年时间也不可能修出这么多铁路。第一，这需要大量的钱……” 博士说：“这个我已经想到了，我将用美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英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德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日本的资金修一部分；然后用铁路的收益偿还他们。”我摇摇头接着说：“第二，有些路是永远修不通的。比如，在西藏的那一部分。您的铁路要经过的山口高达海拔1．5万英尺……”这时一直微笑着坐在一旁的宋蔼龄女士插话了：“再高也有道路呀？” 我说：“没有道路！要说有，也只是羊肠小路，盘旋直上云天，陡峭得连一头健壮的牦牛也爬不上去。” 而宋蔼龄却口气坚定地不容置疑：“只要有路，先生就一定能够把铁路修上去！”
　　端纳抵挡不住宋蔼龄的铁嘴，只好败下阵去。
　　这年的7月22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8月，他来到北京，袁世凯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节接待了孙中山。袁世凯对孙中山竭力恭维奉承，对他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袁世凯腆着大肚子在孙中山面前低三下四的卑顺，使宋蔼龄转变了对他的一贯印象。她对孙中山说：“我原来一直以为袁世凯是个猴精猴精的奸诈鬼，没想到是这样一位厚道慈祥的老翁。” 孙中山问何以见得，宋蔼龄说：“人太奸诈了老用心思琢磨别人，就不可能长胖，必定是尖嘴猴腮；只有心眼厚道的人才能心宽体胖，腆出大肚子来。这样的人即使想使坏，也必定不难斗！”孙中山听得大笑，故意说：“听口气你还是个相面专家。我比袁世凯瘦得多，你看看是不是不如他心眼好啊！”当即宋蔼龄心思一时转过来，就撒娇地扑向孙中山，用手捂他的嘴。孙中山只得连连后退。
　　当时孙中山对袁世凯也有些失去了警惕，接受了他“全国铁路督办” 的委任。孙中山诚恳地对袁世凯说：“今后我们二人分工合作，10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20万里，共同使中国走向富强。”
　　宋耀如随即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司库，与孙中山一起奏响了铁路狂想曲。
　　宋蔼龄随孙中山继续考察，他们一起拜访了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向他请教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又参观了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京张铁路。
　　就在孙中山和黄兴热心于“兴实业”、以“奠定中华民国百年根基”的时候，宋教仁等其他同盟会领导人却在热心于走议会政治的道路，他们接受了章士钊提出的“毁党建党”的主张，积极着手同盟会的改组工作。宋教仁想通过“新旧合作”，建立合法的中国第一大党，进而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组织责任内阁，以分享袁世凯的政治权力。经过几个月努力后，同盟会联合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以及共和实进会等，于同年8月25日正式成立国民党。孙中山出席大会并被选为理事长。但他明确表示不行使实际职务，一切党务工作都由宋教仁负责。
　　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开办了中国铁路总公司，自任公司总理。宋蔼龄又多了一个职务：总理秘书。但她越来越多地流露出“督办夫人”、“总理夫人” 的倾向，她处理各种事务时的精明干练令人佩服，但有时过于专断却招致了非议。
　　1913年2月，宋耀如也随孙中山东渡日本考察铁路并筹措资金。一年多来他第一次和女儿朝夕相处，看到宋蔼龄在铁路方面的知识大有长进--她已不再只是给孙中山准备资料，在和日本铁路专家谈话时，她往往能抓住实质，提出最需要了解的情况，还不时插话，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正日本专家的建议。宋耀如为此感到很满意。但他也发现了宋蔼龄的秘密，那就是她对孙中山的其他随员不时流露出的颐指气使，以及在孙中山谈话或工作时她那毫无顾忌的含情脉脉的注视。凭他的经验，他知道女儿可能已坠入情网。而从孙中山有意无意地躲避中他知道这还仅仅是她自己的单相思。凭他回国以来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他感到这会损害孙中山和自己以及女儿的名声，徒招物议而妨害正在进行的大业。宋耀如感到有必要及早斩断女儿的情丝，使她能够正常地生活和工作。
　　在横滨海滩上，宋耀如和宋蔼龄一边欣赏海边的风光，一边进行着一场艰难的谈话。宋耀如装作非常轻松的样子，逐渐把话题引了过来。
　　“蔼龄，看到你这一年多来的进步，我非常高兴。现在你都快成半个铁路专家了。”
　　“是吗？谢谢爸爸的夸奖！”
　　“很热爱这项事业，是吧？”
　　“爸爸，我愿意为孙先生的铁路宏图献出我的一切！”
　　宋耀如凝望着远处的海浪，似乎着有所思：“你年岁不小了，除了事业，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爸爸……”宋蔼龄有些迷惑。
　　“告诉爸爸，是不是有心上人了？”
　　“这……”宋蔼龄犹豫不决。
　　“哦，出发前有人给你介绍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人我已经见过，我和你妈都感到不错……”
　　“不！我不要！”
　　“为什么呢？”
　　宋蔼龄低下头，憋了半天，猛地抬起头来，两眼放出坚定的光芒：“我要嫁给孙先生！”
　　宋耀如迎着女儿的目光，定定地望着。
　　宋蔼龄没有一丝退缩。她的心在激烈地跳动，脸上开始发烫。她想过了，这事可能会在家中掀起轩然大波，爱激动的父亲也许会跳起来。但她自幼形成的坚毅性格，以及对孙中山越来越强烈的情感，使她有信心承受一切。
　　宋耀如的反应却出乎宋蔼龄意外。他并没有发怒和暴跳，而是先笑了一声，宋蔼龄听出这笑声有些干涩，但她决心不去理会，静等父亲的下文。
　　宋耀如平心静气地说：“这真是你的想法吗？”
　　“是的。”
　　“喂--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年龄跟你父亲一样大……”
　　“年龄从来不是爱情的鸿沟。”
　　“他有妻室……”
　　“我只知道我爱他。别的事不属于我的考虑范围。”
　　“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你一直是称呼他叔叔的……”
　　“在我遇到的所有男人中，他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强者！我别无选择。”
　　“那你向他表示过这个意思吗？他的态度怎样呢？”
　　“我已经多次向他传递过爱情的信息，我相信他会接受的。”
　　“你凭什么认为他会有和你一样的想法呢？”
　　“他正在进行一项伟大、艰难的事业。一位哲人说过，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我不敢自命伟大，但是我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对他有一片赤诚忠心，我的工作受到许多人的称赞，他对我的工作一直十分满意。我认为他要完成他的事业，非常需要我和他一起并肩战斗。”
　　“蔼龄，现在你来听我说。你崇拜他、喜欢他，这不难理解。四五十岁的男人是最美的，这一点与女人绝然不同。四五十岁的男人还不显衰老，但又经历丰富，事业有成，还会疼爱体贴别人，与毛头小伙相比，自然透露出一种成熟之美；头上又有一个成功的光环，容易引起怀春少女的以心相许。但这是不是爱情还要具体分析。你知道，爱情是两个人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互相吸引，互相爱慕，既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投靠和占有，也不掺杂任何功利的目的。你现在对他是崇拜呢还是……”
　　“我就是爱他，爱他。非他不嫁！”
　　“你现在陷入了一种感情的盲区，你只看见自己，并没有看清对方，也没有看清环境。革命打倒了皇帝，可人们的观念并没有多少改变。老夫少妻在世俗观念中还是大受非议的。即使他同样喜欢你，注意，我说的是即使，而事实上据我观察，他还没有这个意思。现在还讲即使，即使你们都愿意结合在一起，那么人们也会说，是他欺骗和引诱了你，在他的道德品质上抹上难于消除的污点，使他难于抬头，难于作人；反过来人们也会说，你是因为贪图他的地位和名声，而牺牲自己的青春。总之这件事的结果，不是有助于他的事业，不是对你勇于献身的高尚情操给予赞扬，而是完全招致一种无谓的非议，你们会被流言蜚语所包围，会被好事者的唾沫淹死。这不仅坏了我们来家的名声，也坏了孙先生的伟大事业。孩子，及早回头，重理思绪，你年轻的生命途中应该是鲜花铺路，而不应该是荆棘横道……”
　　“爸爸，你的道理也许是对的。但是任何责难和非议都不能使我有丝毫动摇和犹豫！要我打消念头，除非是……”
　　“除非什么？”
　　“除非是孙先生亲口对我说……不！说他不喜欢我，不需要我！此外没有别的力量能扭转我的决心！”
　　“啊，上帝！愿全知全能的上帝拯救你！你迟早会面临一场痛苦而一无所得。”
　　“我不愿您的预言成为事实！”
　　就在宋蔼龄和父亲那次谈话后的第3天，国内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取得多数席位。就在踌躇满志的宋教仁从上海出发、准备到北京组织内阁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时候，袁世凯派出刺客于同年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向宋教仁连发两枪，一代革命精英在经历了整整两天的巨大痛苦之后，含恨辞世。
　　一时间，孙中山经历了锥心刻骨的悲怆。但是他还不相信谋刺宋教仁是袁世凯下的手，袁世凯在他面前的卑顺表演还历历在目，他把这件事交给“法律” 去解决，自己仍潜心于铁路建设。但直到几年后他彻底放下这项工作前，仍像在革命中的遭遇一样，没有一个外国资本家真心实意为他朝思暮想的铁路提供资金。惟一同他签订了合同的是一家英国公司，而这家公司自始至终履行的也没有超出过勘测阶段的范围。
　　也就当彼时，宋蔼龄直言不讳地向孙中山坦露了心迹，表示愿意为他的事业献身，为自己崇拜的英雄捧出一片冰心，同他喜结良缘，共修百年之好。但这次谈话的结果使她大失所望。她无法忍受这种好心不被领情的痛苦，所以从日本一回来，她就辞去了孙中山秘书的职务，回到上海的家中。
　　2．孔宋谈钱结姻缘
　　当袁世凯动手一个一个解除国民党占据的各省都督职务时，孙中山终于醒悟了。于是他重新披挂上阵，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3年7月，由江酉都督李烈钧首先宣布该省独立，接着黄兴在江苏、陈炯明在广东、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等，都宣布独立。他们发布了讨袁檄文，组成讨袁军，与袁世凯展开了对抗。但早已部署好大军的袁世凯乘机进攻，很快就使匆忙起事、内部涣散的讨袁军不到两个月就土崩瓦解。孙中山只好再度流亡到了日本。
　　革命后跟孙中山公开在一起活动的宋耀如，再也无法充当秘密同党了，当时巨大的危险降临到全家头上。
　　那天匆忙中的陈其美跑来通知宋耀如和宋蔼龄迅速转移。一进门却被刚刚从美国完成学业归来的宋庆龄的高雅美丽迷住了，他痴痴地盯着宋庆龄竟半天没有开口。宋蔼龄一拳擂过去：“这是我妹妹，你老盯着想打什么鬼主意呀？” 陈其美自觉失态，急忙说：“消息不好，我正想用什么词儿说。你催人，那就直话直说吧，讨袁军据守的最后一个炮台已经失守，孙先生、黄先生已经东渡日本，你们最好马上转移。””
　　宋蔼龄不满地问：“转移？往哪儿转，怎么转？”
　　宋庆龄接过来说：“既然孙先生已经到了日本，我们当然应该也到日本，在那里会合。”
　　宋蔼龄嘟嚷道：“那倒不一定。”
　　宋耀如说：“唉，当初要依我的意见，早跟袁世凯摊牌，决不至输得这么惨。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我们马上动身，去见孙先生，到那里聚集力量，重整旗鼓，把革命彻底完成。”
　　陈其美说：“那好，那好！既然定下来，就越快越好，免生不测。”说完就想告辞。
　　宋蔼龄双手把腰一叉道：“大总长，您这就走啊？”
　　陈其美又转回身来：“宋大小姐，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宋蔼龄仰着头，眼睛往上翻着，阴阳怪气道：“哦，革命胜利了，你一会儿都督、一会儿总长，这近来又当了总司令，风光得很呐！眼下失败了，您说一声让我们快走就完了？我们这一家人，到日本走大路还是走小路？坐炮弹还是坐电报？你也该有个交待吧？”
　　陈其美晃晃脑袋：“哎--瞧我这脑筋！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们何时走，找一下汪竹卿，船已经准备妥了，没有问题。”
　　宋蔼龄把头一偏又说：“哟！你安排他呀？他不是和小蒋替你暗杀陶成章的刺客之一吗？可别到了海上，打我们的黑枪哟？”
　　陈其美当即急得满面通红：“哎呀，我的姑奶奶，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你……”
　　宋蔼龄一笑：“好了好了，我是瞧你今天的失魂落魄样儿有点可笑，昔日‘天生冒险家’的丰姿哪儿去了？用得着这么惊慌吗？好啦，感谢你来通知我们，又作了周密的安排，咱们日本再会。拜拜……”
　　陈其美好生尴尬，赶忙说：“拜拜，拜拜！我先走了啊。”说完急忙夺门而去。
　　看陈其美狼狈而去的样子，宋蔼龄拍手大笑。宋庆龄当时看着姐姐，诚恳地说：“姐，人家好心来通知我们，你怎么尽出人家洋相，这好吗？”
　　宋蔼龄却把牙一咬：“你不瞧他色迷迷的小样儿！进了门就只顾瞧美人了……”
　　宋庆龄脸一红：“姐，瞧你！” 母亲倪桂珍也拍了一下来蔼龄的肩膀：“亲姐妹间，也没个正形。” 说完转向宋耀如：“快说说看，都谁走，怎么安排？”
　　宋耀如坚决地说：“都走都走！留下谁袁世凯也不会放过。马上整理东西，只带最重要的，然后把家封了。今晚出发！”
　　当晚，宋宅遭到乱兵枪击，玻璃全被打碎。但此时宋耀如和全家人已经登上了青帮的大木船，趁着黑夜悄悄驶离了长江口。
　　宋耀如全家先在日本神户上岸。为离东京的孙中山近一些，后移居横滨，租了海滨山上的一幢楼房。从这里可以俯瞰东京湾，是外侨中上流人士居住的地区。当时孙中山摒弃了“10年不过问政治”的宣言，宋耀如恢复了昔日和孙中山的密谋，他们共商反袁大计，制定新的建党纲领。顿时孙中山的寓所成了当然的流亡者总部，每日来聚会的革命者络绎不绝。看到孙中山忙碌不堪的情景，宋耀如要求宋蔼龄重新回到孙中山身边，继续担任秘书。宋蔼龄推说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身体不太舒服，要等几天看看再说。
　　当时宋庆龄也参加了流亡者总部的工作，她思路清楚，眼光敏锐，剖析事理直中鸽心，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她没有个人企图，一心一意做好流亡者的组织工作。她文静、谦和，善与人处，很快博得众口一致的称赞。
　　孙中山听从宋耀如的劝告，亲手写了一张条子，对宋蔼龄的身体不适表示慰问，并希望她康复以后，能尽快回到自己那里工作，他需要她协调处理那些繁杂的具体事务。一
　　两天以后，宋蔼龄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孙中山面前。孙中山热情地同她握手，表示在她离开的日子里，许多事情都显得乱糟糟的，希望她能帮助他尽快恢复以往有条不紊的工作秩序。
　　宋蔼龄满怀信心，在孙中山办公室一角安下了她的小桌。并以她的干练很快把孙中山从纸堆中解放了出来，使他有时间和精力专门考虑比较重要的事情。
　　于是孙中山顿显轻松了许多。
　　一天上午，日本友人犬养毅来访孙中山，两人就中国国内局势密谈之后，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
　　犬养毅说：“让我就几个问题提问一下，你要从自己的真心出发，迅速答我，不要犹豫，不要拖泥带水，是什么就直接说什么，行吗？”
　　孙中山点头应允。
　　犬养毅问：“你最喜爱的菜肴？”
　　孙中山答：“广东家乡菜。”
　　“你最喜爱的事业？”
　　“铁路建设。”
　　“你最喜爱的品格？”
　　“坦诚无欺。”
　　两人问答的速度越来越快。
　　“你最喜爱的事物？”
　　“女人。”
　　“其次呢？”
　　“革命。”
　　“再次呢？”
　　“书籍。”
　　犬养毅狂放大笑：“孙博士，你确是位直来直去的可爱的大炮，我原以为你会像其他政治家一样，把革命放在第一位。没想到你不仅承认了喜欢女人，而且把她放在革命之前。好，我尊重你的隐私，决不把此话外传。”
　　宋蔼龄开始听他们对话的时候，并没太在意。听到后来，也来了兴趣，坐到了他们旁边。当她听到孙中山说最喜欢女人的时候，不禁一股春潮涌上心头。她想：经历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孙先生的心情是否有所变化？他把自己重新召回身边，除了工作上的需要，是否又有了别的考虑？当犬养毅大笑并且说出那一番话的时候，宋蔼龄立即接了过来，对着犬养毅说：
　　“这有什么奇怪？人都有七情六欲，即使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难道一旦当了政治家，除了革命就别的不能想，非得作禁欲主义的苦行僧吗？连中国古书上都说‘好色不乱乃英豪’呢！”
　　“不！” 孙中山站了起来，“你们都领会错我的意思了。我刚才讲的是‘WOMEN’，它既包括姑娘，也包括母亲们。我想，干百年来，女人总是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充其量作个贤内助。然而我认为，她应该和母亲是同义语。当妈妈把她身上最有营养的乳汁喂给孩子的时候，当妻子把她真诚的爱献给丈夫的时候，她们的牺牲是那样的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惜，我们好多人却不珍惜这种爱，践踏这种爱。”
　　孙中山的一席话，说得犬养毅连连点头，因为从这里，更显出了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情操和胸怀，更激起了他对孙中山的敬佩。孙中山这样说明自己的“爱女人”，无论如何，要比局限于男女私情的“爱女人” 高尚和伟大。
　　当即犬养毅嘿然称是。宋蔼龄也默默地离开了他们坐着的榻榻米，回到了工作台前。这次谈话彻底打消了宋蔼龄的一切幻想，她把精力都用到实际工作中，扎扎实实做自己份内的事。
　　转眼到了1914年春天。
　　黄昏，料峭西风，潇潇暮雨，使街道上稀疏的行人缩起脖子，脚步匆匆。此时海滨山上的宋家楼房里却灯火通明，壁炉的火光一闪一闪，把整个房间烘得暖洋洋的。宋庆龄兴致勃勃地同妈咪谈着，她对孙中山流亡海外仍坚定不移地进行他理想的革命事业，表现出由衷的敬佩。此时，两个小弟弟宋子良。宋子安专注地听着。大姐来蔼龄却有些烦躁，不时朝门外望去。下午她接到父亲宋耀如的通知，要她早点回家，说是有一位重要的客人来与全家共进晚餐。她猜不准会是一位什么样的客人，且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宋耀如终于出现在客厅门口，相随而来的是一位慈眉善目、身材微胖，约有三十四五岁的男子。当即宋耀如扫视了一眼家人，大声而略带激动地介绍道：“这位是孔子第75代孙。山西首富孔祥熙先生。”
　　“ OK！”宋蔼龄从心底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喊，接着热情地同客人握手，表示了她的欢迎。
　　宋庆龄却身子没动，只故作惊讶地大声说道：“哦，圣人啊！”
　　就因为宋庆龄随口而出的这一句，孔祥熙在宋家终生得了“圣人”的绰号。孔祥熙当时脸上微微红了一下。宋耀如对宋庆龄的举动很不满意，但也只白了她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宋蔼龄此时已经23岁，她对在孙中山身边整日处理那些繁琐的事务有些厌倦，正想物色一名有作为的男子从而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以便开始另一种豪华富裕的生活。而宋耀如今天带孔祥熙参加晚宴，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的。
　　孔祥熙出生于山西太谷县城西的程家庄，他的曾祖父曾和一位姓盂的秀才争夺拔贡失败，气得咯血而死。临终立下遗嘱，不许子孙再进考场，孔家从此弃儒经商，居然发了大财，银号、当铺开到了太原、北京和广州等地，一度成为山西首富。但孔样熙的父亲孔繁慈后来吸上了鸦片，到孔祥熙1880年出生的时候，一大份家业已在烟雾中飘散得差不多了。当时孔祥熙所谓的“山西首富”，其实已是隔辈的神话了。
　　孔祥熙的祖居院中因有一口水井，村里人呼之为井儿院。孔祥熙就出生在井儿院西厢房的土炕上，他3岁上母亲死去，7岁时曾流着两股清鼻涕，蓬头垢面地和村里的孩子一起到县城捡煤核（山西盛产煤炭，太谷一带却无煤矿）。后来在叔叔的坚持下，他才进了学堂。
　　太谷当年虽然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内陆小县，但外国传教士已在这里扎下了根基，教会扶助教育，给人治病，千方百计拉人信教。孔祥熙在教会医院治过一次病后，也信奉了基督教。当时孔祥熙是在极端秘密状态下加入基督教的，因为被时多数中国人对教会没有好感，信教者有被孤立和遭人白眼相看的危险。但是后来的发展表明，孔祥熙信教一事为他带来了他一生享用不尽的好处。
　　孔祥熙在北京协和书院学习时，中国正处于反清革命到处酝酿发动的躁动中。当时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和另一名同学一起，参加了刺杀慈禧的所谓密谋。那个同学声称，他已经结交了一名皇宫中的太监，如果给这名太监一些贿赂，他会安排这名学生进入皇宫。那个同学说，只要进了宫，他就有办法把慈禧杀死，而且他不考虑自己行刺后的脱身的问题，只要谋刺成功，同归于尽或被凌迟处死都心甘情愿。于是孔祥熙从亲朋好友处筹集到一笔款子，作为贿赂太监的资本。两个人遂带着这笔钱在皇宫附近转悠了几天，却始终没再碰上那个太监出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协和书院有不少外国学生，孔祥熙因为信教的原因，和这些外国同学来往较多，这成为他鸿运高照的契机。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山西有159名外国传教士被杀。孔祥熙在太谷基督教福音院也险些作了义和团的刀下鬼，他因为地形熟悉，得以逃脱。后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开始进行疯狂报复。孔祥熙为避免家乡遭受乱兵之灾，利用与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在山西政府和联军指挥官之间牵线搭桥，进行斡旋，从而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避免了外国军队在山西的烧杀掳掠，也使急于发财的外国财团打开了山西的门户。孔祥熙办理教案的立场和才能，当即受到清政府和基督教会两方赏识。清政府为此授予他一枚龙图勋章。基督教华北卫理公会向他发出了到美国留学的邀请。没等完成他在协和书院的学业，即由美国基督教会邀请并经清政府公派，到美国留学去了。在美国他先后获得奥柏林大学文学学士和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孔祥熙信奉基督教和他后来在革命中的表现成为宋耀如特别赏识的两大要素。因已摸着了宋耀如的脾气，孔祥熙在进入宋家之前。把这些经历添油加醋地刻到了宋耀如的心上。
　　孔祥熙在美国读书时向美国人说明，以前所以发生外国传教士被杀事件，是因为中国下层人民愚昧无知。他要求美国人提供帮助，兴办学校。他说如果中国人有了文化，就会认识到外国传教士到中国完全是为了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就会高高兴兴地和美国人拜倒在同一个基督面前。于是美国人拨出了中国庚子赔款中的75万元，在太谷建立了奥柏林大学分校，孔祥熙把它命名为铭贤学校并自任校长，一时博得了很大名声。
　　辛亥革命爆发时，孔祥熙积极响应；组织了巡防队和学生军守护县城。孔祥熙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在领兵打仗上，后来清军进犯山西，在娘子关前线他把军队交给了山西都督阎锡山，自己做了阎锡山的经济顾问。
　　孔祥熙在家乡时曾娶了教会中一位温柔漂亮的韩女士，并倍尝了人生的甜蜜。不料几年后韩女士因肺病死去，加上袁世凯到处迫害革命党人，孔祥熙心情沮丧，也便离开山西加入了东渡日本的“自由主义者联盟”，后经王正廷推荐担任了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宋耀如就是在拜访基督教青年会时见到孔祥熙的。此时的孔祥熙身上，早没了那个检煤核小男孩的痕迹。孔学家渊和西洋文化的熏陶，使他显得学识渊博，谈吐不凡。宋耀如认为这是一个精明的、有实干精神的青年，日后将大有造化。就这样他把孔祥熙带进家门，希望大女儿能够慧眼识人。
　　当晚宋家的餐桌上，宋耀如安排孔祥熙和宋蔼龄分坐在自己左右。当一道道中国菜摆上来的时候，这些流亡异国的人渐渐忘记了屋外的凄风苦雨，沉浸在一种乡音乡风的欢乐之中。
　　孔祥熙虽在美留学多年，英语说得很地道，可一说起中国话来，就总变不了那股山西老陈醋味儿。他家乡话中有爱用重叠词语的习惯，和一些字奇怪的发音，让听惯了上海洋华语的宋家人感到好奇和新鲜。不一会儿，子良和子安两个孩子就学会了好一些。他们一会儿喊：“拿过酒壶壶，俄来满广一会儿说“一槐人一个花碗碗！”“俄吃不了这度些，马刻拿走！” 宋太大倪桂珍伯孔祥熙难堪便不停申斥他们，孔祥熙却并不着恼。这些佐料的加入，反倒增加了家宴乐融融的气氛，使孔祥熙成了能增添快乐的人。
　　那一晚，宋蔼龄显得特别活跃。晚宴开始不久，她忽然记起在美国的一次华人聚会上，曾和孔祥熙有过一面之交。他们两个人都不是那种在公众场合能引人注目的富有魅力的人物，当时彼此印象不深，但在今天的家宴上重提这件事，却使两人谈话如同炭炉浇进了煤油，分外热烈起来。于是他们以故知旧友的身份叙谈，成了宴会的中心。
　　在宋蔼龄的询问下，孔祥熙谦恭地介绍了自己的家世。虽然刚才受到宋庆龄的调侃，他还是在委婉含蓄的措词里，首先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孔子的直系后裔：
　　明朝万历年间，孔子第62代孙孔宏开宦游三晋，曾任太谷县令。因相中太谷这块风水宝地，告老之后他未回山东，就在太谷卜居下来。孔门这一支从此在那里繁衍生息，至今族谱不乱。宋耀如对这一点非常看重。他过去游历曲阜时，曾在孔府大门上看到这样一幅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这幅对联当时给宋耀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哪个家族可以和孔家相比。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在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历代帝王都要举行祭孔大典。孔子的后裔不论散落何地，一直保持着纹丝不乱的族谱排辈，这是一个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家族。自己出身寒微，子女受的都是西洋教育，对中国传统。中国文化都缺乏很深的了解，如果能有一位出自圣族名门的乘龙快婿，宋家就会比较容易为传统观念很深的国人接受。同时，这种结合将使中西合壁，不仅形成一个具有巨大优势的家庭，还会孕育出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观念的优秀子女，对未来的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孔祥熙对家世的介绍隐去了幼年家贫的历史，而说成是一直在山西首富家族的优越环境中长大。而且不止这一次，他终生也未透露过家道中落的那一段。他认为不论什么原因，贫穷都是一种耻辱，必然招致别人的鄙视。
　　宋蔼龄对孔祥熙感兴趣的倒不是他是孔子的第几十代孙，而是他的“山西首富”地位。当时她对孔祥熙第一印象良好。尽管孔祥熙也比自己大了十几岁，但毕竟还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比原来朝思暮想的孙中山朝气蓬勃得多。孔祥熙虽没有孙中山的名声显赫，但他有财富，而且善于使用这些财富；尤其是孔祥熙既在美国受过教育，有相当才能而又性格随和，便于驾驭，日后对自己必定是言听计从，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天晚上家宴结束后，宋蔼龄把孔祥熙留在客厅，继续进行了愉快的长谈。
　　当时的谈话双方都毫不拘谨。孔祥熙是结过婚的人，同女性交往的技巧已不陌生。宋蔼龄虽还是黄花闺女，但从美国回来5年，在父亲和孙中山身边已经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大事，接触过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完全没有一般姑娘单独与男子相处时的羞羞答答。于是，两个人的谈话还是热热闹闹的。
　　宋蔼龄和孔祥熙的谈话不知从哪里引起，逐渐集中到了对钱的看法上。一谈到钱，两个人都特别兴奋，脸上泛起美酒和血液酿成的红光。
　　宋蔼龄先说道：“真的，我从小就有这种感觉，钱这个东西非常奇怪，非常神秘，它有时候就搅得你脑袋发晕，不知道是人掌握着钱，还是钱掌握着人……”
　　孔祥熙笑笑说：“当然是人掌握钱咯。”
　　宋蔼龄说：“可在我一开始上学的时候，哦，那时我才6岁，就觉出了似乎是钱决定人的价值。比如说，你穿了好一点的衣服，用的东西时髦一些，教师、工友就会对你高看一眼；有一把好的糖果，就会有一帮朋友，就会有人甘愿听你指使。而没有这些，你就等着看白眼吧。是不是这样呢？”
　　孔祥熙此刻早忘记了这明明是在批驳自己刚才的观点，他立即就表示赞成说，是咯是咯，俄六七岁时到县城拣煤……
　　说到这里他猛然打住。乖乖，光想顺着人家说，差一点就使自己幼年时那些贫穷和屈辱的事露了馅，而且他也觉出了这和刚才自以为聪明下的结论不符，他干咳两下马上就拐了弯：“俄六七岁进到县城拣……见到要饭的化子，就要把买糖果的钱给他们，人穷了可怜哪！”
　　宋蔼龄说：“可惜世界上像你这么好心的人并不多。我初到美国留学，不少人一听说我是中国人，就把穷跟我联系起来，不愿理我，不跟我交朋友。可我后来看出，美国人有不少人并不比我富，当时我让父亲寄钱，寄咱中国的丝绸，寄火腿和腊肉，把好些美国小姐都比下去了，把她们馋的……我用一点点小钱就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很多人都来恭维我。我有了朋友，还有了一些甘献殷勤的小奴婢。我毕业的时候，连美国的报纸都发了文章吹捧我……”
　　说到这里，不禁又勾起了宋蔼龄被那个“总统夫人”的预言害得几年颠三倒四、白白浪费了许多感情的宿怨，她一时沉默了。
　　孔祥熙急忙接腔说：“人都说美国富，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明显感到纽约不如太谷……”
　　“什么--纽约不如太谷？” 宋蔼龄大吃一惊，“你这不是说梦话吧？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都市，可它在世界城市排名榜上还远在纽约之后。你没听过那首歌吗？一纽约、二伦敦。三巴黎、四柏林、五上海、六东京……我在见到你之前，从来还没有听说过中国有太谷这么个地方，现在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它怎么能胜过纽约呢？”
　　孔祥熙得意地笑了起来：“这个你就不知了。1901年我初到美国时，纽约大街两侧的房屋的确是陈旧而简陋的，远不如太谷的建筑华丽而坚固；街头来来往往的男女，穿着也多是旧棉布衣服，怎么能和太谷城里人的绫罗绸缎相比？”
　　宋蔼龄说：“我也跑过中国好多地方呢，你说的我不能相信，绝对不能相信。”
　　孔祥熙说：“这是事实，你怎么不能相信呢？在清代中叶时太谷就商贾按集，江南的茶叶、丝绸，蒙俄的羊皮、皮货以及各地的药材都在这里交易。而且只做大宗批发，不做小打小闹的零售。太谷本地人则主要是开票号、钱庄和当铺，也就是金融生意，为那些买卖人提供贷款或资金担保，当年获利甚厚。当年有银祁县、金太谷之说，这个民谚你没听说过吗？”
　　宋蔼龄摇摇头，笑道：“你该不是从夜郎国来的吧？”
　　野狼沟？太谷是有个野狼沟，可现在狼越来越少了……看宋蔼龄奇怪的表情，孔祥熙突然醒悟过来：“哦，你是说我夜郎自大，这不对。我当然有事实为证，太谷县城现有经商户2094户计903人，占县城人口的85％，什么地方有这样高的比例？我小的时候县城一户资产在300万两白银以上的，就有13家，七八层楼的大宅院到处可见。”
　　接着孔祥熙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姓孙的大户，修建花园时竟用白玉铺砌地面。当时有个秀才向他勒索钱财没有得逞，就向朝廷告发，说他盖房的规格超过了皇宫，有谋反叛乱之嫌。朝廷三次派员查访，孙家都用大量珠宝打点，回去都说孙家确系良民百姓，决无谋叛之举。皇上放心不下，把姓孙的押到京城，亲自过堂审讯。而姓孙的受了一位高人指点，装痴卖傻。皇上问他：你家花园用什么东西砌成？姓孙的答道：都是些白石头子。皇上遂以为他土里土气，错把白玉当石头，就哈哈一笑放他回家了。
　　宋蔼龄说：“你讲的这个，我姑妄听之吧。”
　　孔祥熙有些急：“我这又不是谈狐说鬼，你怎么能姑妄听之呢？我在铭贤学校，每年新生来了都给他们讲这些，人家听得都鼓掌。你不信--咱们一起到太谷看看，你就信了。”
　　宋蔼龄则用挑逗的眼光斜望着孔祥熙说：“我干嘛要跟你到太谷去呀？”
　　孔祥熙脸红了一下：“不干嘛的，就不兴去看看啦？俄请你么！”
　　宋蔼龄还是那种表情：我去算什么呀？
　　孔祥熙也暗合机关地说：“你算个客人也好，去当主人更好！”
　　宋蔼龄立即笑着说：“哦，刚见面，你就要拐带我呀？”
　　孔祥熙说：“只要你愿意……”
　　宋蔼龄佯装发怒：“少胡说！”
　　“哎，还说正经的。你什么时候打了我的岔？其实我是说还是钱决定人的命运。比如我的父亲，刚从美国来时，没有任何资本，只有一个月15元钱的薪水，连自己也养不起，在上海滩上有什么地位？可自从经商发了财，就俨然一位大人物了，连革命党都来联络他。要不是他出那么多钱资助革命，一个传教士能在党内有这样的地位？再说孙先生，要不是他从华侨中募集到那么多钱，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拥戴他？一个人的命运是这样，团体、国家的命运也往往要由钱来决定。辛亥革命前同盟会10次起义10次失败，为什么？缺钱！钱不够就买不来足够的武器，招募不到足够的人员。武昌起义准备并不充分，仓促起事居然取胜，为什么？清朝政府缺钱！国库空虚，发不出军饷，军官士兵不肯卖力。孙先生游说美英法等国，虽然没有取得他们对革命的支持，但他们答应了保持中立，不再向清政府支付贷款。断了他们的财源，就等于釜底抽薪，使清政府因为没钱而不能扑灭革命。而南京革命政府为什么向袁世凯交权？没钱！没有财政来源难于维持……”
　　孔祥熙竖起拇指，连称高论高论。“这么多重大事件的原因，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你分析得这么透彻精辟。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咯。”
　　宋蔼龄说：“我倒用不着你这么恭维。这不过是我这些年来的一点感受。现在我逐渐明白了，有些事情太理想化了不行。有些人整天空喊革命，革命！好像志向远大得很，其实他们的理想和革命，都不过是糕饼上的糖霜，而糕饼只有靠钱才能买到。一个贫穷的智者，犹如一本未翻阅的《圣经》，在他自己看来他是活着的，在别人看来，他却早已经死去。我现在最渴望的，是掌握巨大的财富。这样，爸爸和孙先生再造共和、修筑铁路的愿望都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当然啦，还可以帮助天下穷苦的人们。”
　　孔祥熙一拍大腿：“对咯！你怎地这会概括总结？俄过去就会这么干，却没有把它在理论上理清楚。你这么一说，好像拨开了云雾，见到了太阳，好像迷路的羊羔找见了娘……”
　　宋蔼龄一撇嘴：“什么话！又讲你会这么干，究竟是怎么干？”
　　孔祥熙说：“比如我想办学校，就对美国人说，中国人为什么杀你们的传教士？没文化咯！你们看我上了学就人了教。你们在中国办些学校，中国人有文化了，自然不会再和教会作对，美国的文化就传过来了。这么几句话，就哄得美国佬一下子拿出了75万块美金，在太谷建了学校。我要来的钱，自然我当校长，这学校还不跟我的一样？当然咯，我也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嘛。”
　　宋蔼龄说：“嗯，教育救国，这也挺时髦的！”
　　孔祥熙随即又绘声绘色地介绍了自己一边当校长、一边开设祥记公司，包销美安石油大发其财的经历。特别是讲到他得知美国人收购铁砂，立即与他们签订了一大笔合同，尔后才在太原订出招牌进行收购，在太原每担铁砂付一个银元，运到天津卖给美国人就是两美元。哪一个环节都不用自己动手，就净赚了一倍多的利润。
　　宋蔼龄听得咯咯笑个不住。她逐渐明确了这样一个印象：孔祥熙从小在金融家和当铺经纪人环境中长大，钱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他有着凭直觉就能使钱成倍增长的本领。虽然孔祥熙的年龄大出自己十几岁，但他赚钱的本领足于抵销这一缺憾。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就当两人谈兴还正浓呢，宋耀如走了进来：“孔先生，我想邀请你今晚还来与我们共进晚餐，希望能够赏光！”
　　孔祥熙朝窗外看去，不禁楞住了，原来自己一个晚上都没走，此时天色已经亮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抱歉抱歉！我留连的时间太久了，太阳都出来了。”
　　宋蔼龄一眨眼说：“日本日本，太阳本来就在这里嘛！”
　　宋耀如又叮问一句：“孔先生，今晚来啊！”
　　宋蔼龄说道：“不必了爸爸，今晚我想请孔先生到外面吃饭。” 孔祥熙赶忙说：“不，该我回请你们全家。” 宋蔼龄说：“那等以后，今晚就是我们俩人去。”宋耀如笑了：“好啊，你们自己去吧，好好谈谈，年轻人要多接触才能增进了解。”
　　不久，在日本横滨市的一所小教堂里，传出了悠扬的《婚礼进行曲》。和十几年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的婚礼相比，当时孔祥熙和宋蔼龄的那个婚礼简直是太简朴太寒酸了。但是简朴的婚礼却产生了强大的动力，孔宋的结合创造了中国首屈一指的私家财富奇迹。
　　3．接班做秘书的宋家二小姐
　　孔祥熙参加宋家家宴后没几天，宋蔼龄就正式向孙中山提出了辞职。孙中山舍不得失去这样一位好助手，当时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他语调沉缓，高度评价了宋蔼龄几年来的工作，赞扬了她的工作精神、办事能力和负责态度，并对宋蔼龄作了诚恳挽留。孙中山说，如果蔼龄准备结婚，以后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处理家务，每天只要能来两三个小时帮他处理一下最重要的事务就行。他将非常感激。
　　当时，宋蔼龄突然发现孙中山好像苍老了许多。辛亥革命给历尽千年黑暗的中国带来一线曙光，结果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又把国家投入黑暗之中。这对革命者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人民的失望情绪达到了极点。孙中山自己也同样心情沮丧，“二次革命”失败的打击，自身面临的危险和党内的涣散状况使他心力交瘁。当时他正着手做国民党的改造工作，以使党能够统一意志，坚强有力，承担起倒袁并重建共和的重任。当时，孙中山要求所有党员都要在誓词中写明“服从孙先生”，并加盖指模。这一条遭到党内不少人反对，一些多年的战友几乎为此闹翻。孙中山需要一种依靠，特别是身边一个忠实能干的秘书更必不可少。这时候离开，宋蔼龄心中也有些不忍。一时为孙中山的至诚感染，宋蔼龄几乎要答应留下来了。但她忍住了，沉默了一会儿，她终于决心彻底离开，她向孙中山推荐了妹妹宋庆龄来接替秘书工作。她介绍说，宋庆龄非常崇拜先生，热情高、意志坚定，是一位凡事务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她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更强，肯定能干得更好。当时孙中山默默点了点头。
　　那一天，两人几乎没再说话。宋蔼龄处理了手头紧急的事务，把其他的案卷作了清理，未完的事情都加了说明性的文字，以便为宋庆龄能很快熟悉情况展开工作做了准备。
　　宋蔼龄那天下午离开的时候，孙中山中断了和党内干部的谈话，他亲自送出门外。握手道别后，他又一直目送她的车子远去。
　　当樱花烂漫的时节来临，宋蔼龄和孔祥熙以闪电般的速度定下了他们的婚事。孔祥熙拿出两枚银币轻轻撞击，银币发出清脆甜润的声音。这是大吉大利的兆头。那年4月的一天，他们的婚礼如期举行了。
　　那天早上，火红的太阳从薄薄的云霓中跳出，射出万道金光。宋蔼龄和孔祥熙向冥冥中的上帝发出他们的赞美和感激：“啊，上帝，保佑我们的婚礼，保佑我们一生的幸福！”
　　宋蔼龄精心打扮，穿了粉红色的缎子上衣，上面绣了一只欢快的小鸟，绿色的裙子上绣着象征富贵的牡丹，乌亮的黑发上面斜插了一枝闪亮的龙凤银钗，一枝鲜艳欲滴的红梅。孔祥熙则是传统的新郎装束--藏青色的长袍马褂，胸前一朵大红花。那天婚礼在横滨山丘上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婚礼的规模很小，只有宋耀如一家人和特意赶来的孔祥熙的一位堂兄参加，他们尽量使婚礼表现一种温馨的情调。没有通常婚礼惯有的起哄、挑逗、放肆和淫荡的笑声，一切都按部就班，温情脉脉。
　　教堂的仪式结束后，不料天却下起了大雨。宋蔼龄和孔祥熙站在教堂门口，望着排空而下的雨箭把满树粉红色的樱花打落在地，又被棕淙的雨水冲到道路两侧的阴沟里，一团一团的花球时聚时散。当即宋蔼龄紧抓着孔祥熙的手有些发抖：“花遭雨打水浇，上帝不保佑我了吗？” 孔祥熙朗朗笑道：“中国风俗，结婚下雨是喜。雨越大越是喜。第一、下雨说明娶的媳妇水灵、漂亮；第二么水是财。雨越大，说明日后发财越大……”宋蔼龄回身对母亲说：“妈咪，祥熙说，结婚下雨是喜。”倪桂珍赶忙也说：“是喜是喜！下吧，再下大点。”
　　过了一会儿，天空又放晴了，阳光从云缝中射下，空气里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呈现出一派风和日丽的春光景象。新郎、新娘立即乘坐一辆马车，两个人在亲人的护卫下，前往镰仓胜地。
　　孔祥熙把他的住处已装修得富丽堂皇，新婚洞房的一切都按宋蔼龄的意见装饰布置的，完全是美国式的西方情调。当时偏有人探知孔宋婚恋的经历，加上结婚当天的天气，遂按中国风俗送上了一幅喜联贴到了门媚上。上联是“风调雨顺，乃为天公作美助兴；” 下联是“金玉良缘，原是泰山牵线穿针。”宋蔼龄对下联中牵扯出父亲作煤一事甚感不快，认为它暗含椰榆，要把它撕掉。孔祥熙却感到这不仅是实情，且抬高了自己身价，就哈哈一笑说：“难得这位才思敏捷！结婚大喜，朋友插科打浑，图个热闹。一撕岂不拂了朋友情面，反不愉快。由它去吧。” 宋蔼龄才只好作罢。
　　当晚两人入了洞房，男欢女爱，开始了蜜月生活。
　　宋蔼龄摆脱了几年来紧张繁重的工作，一下子换成了一种轻松自在的日子。她尽情地享受着新婚的幸福--孔祥熙的温存和他提供的物质享受。一时优哉游哉，好不惬意。
　　宋庆龄接任秘书后，她不仅在工作上帮助了孙中山，更在精神上支持了孙中山。她对革命的赤诚炽烈之心，如同一文火炬照亮了孙中山一度黯淡的心情。现在孙中山精神焕发，信心倍增，浑身都流淌着青春般的血液，改造国民党的大业进行得卓有成效。
　　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创立的新党--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正式成立。当时，孙中山阐述创立新党的考虑是：二次革命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此次创立中华革命党，是为坚定革命信心，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当时由孙中山出任党的总理，陈其美、居正、张静江、胡汉民、张继、廖仲恺等人为总务、党务、军务等各部正副部长。中华革命党的纲领是“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组织原则上，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凡党员有背党行为，除处罚本人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为改变国民党“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 和成分复杂的情况，宣告此次建党办法，务必正本清源：第一、据斥官僚；第二、淘汰假革命党。以防止第一次革命时形形色色的不同动机、不同面目的人纷纷投机混入党内，结果鱼龙混杂，以伪乱真，异党入据，大权旁落，真正革命党反遭排斥，革命也完全变味的情况。
　　4．蔼龄的心事
　　孙中山很快感受到了宋庆龄对他事业的重要和精神上的支持。他感到，要真正完成他的革命大业，他的身边不能没有宋庆龄，她是他精神上的太阳。宋庆龄也由衷地爱着孙中山，愿意为他和他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时他们两个人都尽力保守着这个秘密，但是一年之后，宋庆龄和孙中山相爱的消息还是传了出来。宋蔼龄是宋家第一个听到消息的人，也是感到刺激最大的人。
　　孙中山当时党的改造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他度过了令人担忧的精神上的颓唐时期，重新焕发了朝气，将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风云人物。宋蔼龄对这一事实看得非常清楚。宋庆龄如果和孙中山结婚，从家族的利益上考虑，当然是大有好处的--但是，问题在于自己曾向孙中山抛出过多次绣球，而孙中山都没有接。可现在，宋庆龄到孙中山身边不到一年，他们就相爱了，而且据说爱得那么深。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宋蔼龄想起了一句名言：人最不能容忍的，是看见一个傻瓜在自己曾经失败的领域取得成功。固然宋庆龄不是傻瓜，而是比自己更聪明、漂亮和能干的姑娘；但千不该、万不该她是自己的妹妹。如果她是另外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宋蔼龄也许会为她祝福，为孙中山感到高兴。但不幸的却偏偏是自己的妹妹！这就大不相同了！自己向孙中山摇曳橄榄枝，这在孙中山和宋家的生活圈子里，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自己碰了壁的事，作为妹妹她就不应该再次去做，可她居然不给自己留这个面子……对，面子问题是这件事的核心。宋蔼龄认为，大妹庆龄向孙中山表示爱情是跌自己的面子，孙中山接受她的爱情也是跌自己的面子。她不愿意不声不响地就这样栽了，她要采取行动，反过来栽他们的面子--就是自己曾经敬爱的领袖也不行，就是一奶同胞的妹妹也不行！
　　于是宋蔼龄先向父亲谈了这件事。最初，宋耀如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他跟孙中山接触频繁，同样也经常见到二女儿宋庆龄，并没有发现过任何蛛丝马迹。但宋蔼龄保证这事千真万确。她说，尽管他们的相爱极其秘密，可我有最最可靠的情报。当即宋耀如要求宋蔼龄不要激动，他自己要认真想一想。宋蔼龄说，好的，我等着您的意见。
　　那天来耀如摒退了大女儿，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最后他歪倒在榻榻米上，陷入了沉思。
　　自己和孙中山初次相见的时候，蔼龄4岁，庆龄1岁。多年来，不论是孩子们在国内还是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读书，自己一直在给她们讲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革命思想，希望她们能像自己一样，追随孙先生的革命事业，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而努力奋斗。自己也一直把孙中山看作家庭中的一员，没有什么事情对孙中山隐讳，也同样没有对孩子们隐讳。她们一直是称孙中山为叔叔--这是妥当而放心的称呼。但是没有想到她们一到成年，不仅把聪明才智献给孙中山领导的事业，而且还要把爱情献给孙中山。先是大女儿蔼龄，爱得是那么痴迷，幸亏自己及时点拨，她才抽身没有给自己和孙中山的友谊投下阴影。现在二女儿庆龄也陷入了这个误区。究竟是自己给她们灌输的东西出了偏差还是另外有因？宋耀如苦苦思索，检讨自己多年来的一言一行，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那是什么原因呢？对，一定又是青春期崇拜。一个女孩子到了青春期必然地对异性产生了解、爱慕的渴望，那么首先吸引她们的自然是她们能够接触到的活生生的男人。她们会在诸多异性中比较、选择，而她们倾心的对象当然是其中最优秀者。她们只管把自己的感情向这个男子倾注，并不管对方的身份、家庭和年龄等等状况，不考虑实际可行性。她们会把这个人神化美化，想象得完美无缺，浑身都放射着光晕，然后做出成年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会向一个电影、戏剧里的男人写去肉麻的求爱信，一个丑陋的山里女人会想象着成为皇上的妃子。说到底，这个人并不是她的爱人，只不过是她的偶像而己。对此只要给予适当的引导，甚至可以听之任之--随着她们的成熟，她们自然会放弃这种幼稚可笑的行动。于是宋耀如决定，用不着大惊小怪，压力过甚反而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弄出悲剧。
　　当宋耀如把自己考虑的结果讲出来的时候，宋蔼龄大叫起来：“不！完全不是这样的。庆龄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她已不是你说的那种无知无邪的女孩子；而且她已经20多岁，也过了那种发痴发呆的年龄。如果不采取措施，她会把这种感情变成事实的！”
　　宋耀如惊住了，是的，蔼龄说得完全正确。自己刚才是想偏了，二女儿庆龄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大姑娘了，她不会再陷入那种误区。天哪，先是大女儿蔼龄有这种想法；阻止了蔼龄，现在又出了个庆龄；阻止了庆龄，下面还有个美龄呢。难道冥冥中真有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注定宋家的一个女儿要和自己结交多年的那位朋友结合吗？如果真是那样，眼下莫不如尊重庆龄的选择了。宋耀如语调沉缓：“既然庆龄是一个有责任能力的大姑娘了，那么她在爱情的选择上应该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多加干涉了。”
　　宋蔼龄本来要跳起来的，但她很快控制了自己。她知道，要是反应过分造成和父亲的对立，反而可能促成这件事。请将不如激将，何不从反面激一激，看父亲的反应再说。
　　“爸爸，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吗？当初您怎么对我说的来着？什么年龄的悬殊、教义的约束、家庭的丑闻、社会的影响……那么振振有词，那么理由充分。今天怎么全变了呢，难道您受到什么压力、向谁屈服了吗？难道您为了什么好处，要出卖自己的女儿吗？”
　　“你--你胡说什么呢！” 宋耀如果然大怒了。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阻止这桩蠢事呢？”
　　“这件事有些不妥，我们可以对庆龄提出忠告，让她自己处理。在一个新型的家庭里，恐怕不能采取硬性措施。那样，这件事的传播范围会扩大，对她不好，对我们其他人的形象也不好。”
　　“忠告是没有用的。爸爸！必须采取行动。如果此事成为事实，比采取过头的行动更难堪。”宋蔼龄寸步不让。
　　“这得让我再想想。”
　　“我已经想好了！现在国内的危险已经不大，我和祥熙也准备回去，到他说的那个‘中国华尔街’去看看。我们全家乘机都返回国内，这样就理所当然把庆龄也带走了。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引起任何猜测和动荡，这是最体面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跟庆龄谈谈再作决定吧。” 宋耀如已经有些松动了。
　　“不要谈。这事要做就得干净利索。把船备好，叫上她就走。否则，谈过之后，她不同意走怎么办，采取强制办法吗？她嘴上不说，躲起来怎么办，兴师动众去搜查寻找吗？岂不是反而搞得满城风雨，把丑闻自己张扬了？”
　　“我们跟孙先生怎么讲，他会对我们这样做怎么看？几十年的友谊难道就这样打碎了吗？”
　　“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真正的友谊。假如丑闻发生了，不仅损害我们来家门风，也对孙先生非常不利。我们这样做他会理解的。” 宋蔼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把歪理讲得像真理一样。
　　“依你说来我们只好这样了？” 宋耀如仍有些犹豫。
　　“我们别无选择！爸爸。为了您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这个家，为了孙先生的革命大业，我们只能如此。”
　　宋耀如长叹一声：“好吧，只是这样做我总感到对不起孙先生，也委屈了庆龄……”
　　“爸爸，您把公务上的事处理一下，家事我来安排。我现在正好没有多少事，可以为爸爸分忧。”宋蔼龄说完，带着一脸的刚毅和果决告辞了。
　　“分忧？谁知道是分忧还是添忧呢。”宋耀如望着大女儿的背影喃喃自语。
　　1915年春天，宋耀如突然宣布全家结束流亡生活，返回上海。当时宋庆龄表示反对，她要求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因为改造党的工作非常紧张，她已熟悉情况，突然走开会影响整个进程。但是她的意见家里没人理睬，一切都安排好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再和孙中山联系，便被带上船连夜驶回国内。
　　在此之前，宋耀如已经在上海霞飞路新购了一所砖结构的房子。他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单独住进虹口的老家，恐怕仍难逃袁世凯的迫害。而这所房子在法租界之内，袁世凯不能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行动。更重要的是，宋蔼龄认为这里能受到青帮的保护。当时她通过陈其美已经和黄金荣、杜月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黄麻皮是法租界内的警探头子，杜大耳朵手下喽罗成群，抢、绑、杀、偷无所不为，他们的威慑力足以使想到宋家下手的人心存后顾之忧。
　　回国的船上，宋庆龄一直在猜测。她在家庭中从没有受到如此对待--不听自己的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意见，实际上变成了被裹挟而去。她已预感到，是因为自己和孙中山相爱的事情。她不急不恼，决心和父亲敞开谈谈。她有充分的理由，爱情是不以年龄、贵贱、贫富、种族和肤色而被隔绝的，真正的爱情是心灵的沟通，是摒弃一切利害关系的超凡脱俗的两性间的相互吸引。古来多少父母干过棒打鸳鸯的蠢事，结果不仅毁了子女的幸福，也造成了终生的悔恨。扼杀爱情，是旧世界最落后最不人道的行为，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走这样的老路呢？父亲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旧式的不人道的理学观念应该是很少的，怎么突然变得像个封建卫道士一样了呢？她认为这中间一定发生了某种误会，或者中了不安好心的人的诡计。当时她相信自己可以说服父亲，父亲最终会支持自己，尊重自己的人生选择。
　　但是，这一路上宋耀如内心十分矛盾，他不敢面对二女儿宋庆龄，怕看她那双眼睛，也怕听她谈自己的理由，他知道自己拿不出充分的道理去说服女儿，一旦交谈，投降的可能就是自己。宋耀如采取了躲避的办法，一路上一直和宋蔼龄和孔祥熙待在一起，不给宋庆龄这个机会。
　　回到上海后，很快杜月笙对宋耀如的家进行了拜访，实际上主要的是拜访宋蔼龄。宋蔼龄通过陈其美已经和杜月里处得火热了，这次回来还带了陈其美给杜月笙的信和一些小礼品。杜月笙来的时候，前面先是一车保镖，后面又是一车保镖，他自己坐的车则在中间，旁边还有贴身保驾的。别看杜月笙在上海滩上威风凛凛，又比宋蔼龄年长好几岁，在宋蔼龄面前他却很是谦恭随和。宋蔼龄招待他的时候，杜月笙反而亲自给孔祥熙和宋蔼龄削了一只苹果--孔祥熙第一次看见人可以把削水果削成一种艺术：当时杜月笙左手一下抓了两只苹果，右手水果刀上下翻飞，眨眼之间，两条绿绸子般的苹果皮就抖了下来，两只苹果晶莹剔透，浑圆之态不减于带皮之时。原来，杜月笙曾是上海跑马场前卖水果的，后来投到青帮门下。他最善于揣摸人心，能把人捧得心里痒兮兮地舒坦而又不露故意捧人之嫌，因此在青帮中地位迅速上升，渐渐地连他最初投靠的黄金荣也不得不让他几分。当然，当年他远没有达到他的巅峰时期，他已经看出宋蔼龄的心计将会使她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现在就要巴结讨好她。为她在这个时候提供安全保障，将是最好的感情投资。当杜月笙表示随时听从差遣的时候，宋蔼龄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防止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姻成为事实，但现在还用不着桂月笙的流氓打手，她自己完全有办法对付这件事。
　　当时，宋蔼龄还和家人一起，匆匆忙忙地为宋庆龄另择门婿，准备彻底地包办她的终身大事。
　　宋庆龄此时真急了，她大声抗议：“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还出现包办婚姻？什么打倒封建、什么实现民主自由，都是假的！还口口声声谈论革命，都是假革命！”宋耀如听后十分痛苦，他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都是在追求民主平等，主张个性解放，为什么到了自己家里的问题上，反而扮演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为什么要剥夺女儿的自由？她有爱和被爱的权利呀！还有，由此带来的和孙中山的关系问题，究竟该怎么处理才好？
　　但是，当时未蔼龄却不愿意父亲退缩，而且为庆龄另择夫婚的事已有眉目，眼下只有硬顶下去。她对父亲说，过不了多长时间，庆龄自然会回心转意。她会找到新的爱情，将那段梦幻般的经历忘掉。我们并没有得罪孙先生，他又没有正式向庆龄求婚，没有向宋家的家长表示过这个意思，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有过什么想法。一切都会悄悄平息，事后大家都会装得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根本用不着顾虑。宋蔼龄还建议父亲，为防止出现不测，应该把宋庆龄看管起来，在其婚事定下来之前不能让她随便活动。当即宋耀如惊叫一声：“这不跟山野村夫封建顽固们的做法一样了吗？我们的新式文明家庭里怎可以做出这样的事？” 宋蔼龄微微一笑：“是的，这做法是陈旧了一点，但过去那么多人家采用它，就说明它有效、管用，有效管用的就是好的，就不要再瞻前顾后。譬如我们的革命也是这样，要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权力，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通过国会选举能牵制他，就谋求在选举中取胜；武力可以打倒他，就动用武力。我们办事都该先考虑效果，而不是先考虑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办法都可以用……”
　　宋耀如又征求太太的意见--自从倪桂珍生下6个孩子，宋耀如便随了孩子们，也开始称呼太太为妈咪。妈咪是家庭中的铁腕人物，对孩子们要求素来严厉，宋耀如没想到妈咪会比来蔼龄态度更激烈--宋耀如没有想到宋蔼龄的态度是掺杂了个人情感因素的。如果想到这一层，他也许早就能站在宋庆龄的立场上慎重地考虑--他也没有想到妈咪只说了一句：“基督保佑！”宋耀如感到全家人忽然都成了哲学家，庆龄是理想主义，蔼龄是实用主义，自己是“违心”主义，妈咪呢，好像是虚无主义。她说的更像是一句禅语，只是自己一时猜不透。基督保佑--保佑什么？保佑对女儿庆龄采取软禁吗？保佑庆龄的追求实现吗？一时间来耀如实在犯难了。
　　5．有情人终成眷属
　　于是事实上，宋庆龄被软禁起来。现在她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关在房子里，由女仆看着，不许离开房间半步，不许和外界接触，只等着成亲的日子。当即宋庆龄悄悄地给孙中山写了封信，问他现在是否还需要她，自己应该呆在家里还是仍回到他身边去。负责看管她的女仆同情宋庆龄的境遇。站在了她的一边，把这封信秘密地带出去送到了邮局。
　　孙中山很快回了信。假使没有那女仆的聪明机智，这封信可能就落到了别人手里，那样历史也许就要重写了。孙中山在信中鼓励宋庆龄立即回到他身边，在感情和事业上他都非常需要她。宋庆龄受到鼓励，她不再孤单，她有了精神上的援军，有了可以回归的大本营。于是，她决定逃脱家庭的樊笼，到日本去和孙中山相会。
　　宋庆龄再一次得到女仆的帮助。那天晚上女仆在楼梯上望风，宋庆龄打开后窗，利用撕开的床单，从二楼坠到了地面，然后赶往港口，乘上了一艘开往日本的轮船。
　　待发现宋庆龄离家出走，宋家上下乱成一团。妈咪首先担心的是宋庆龄的安全。宋蔼龄主张由她派人去把庆龄追回来--她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宋耀如否定了大女儿的意见，宋家的事只能由宋家的人自己处理，决不能动用外人，更不允许青帮插手。宋蔼龄知道宋庆龄这一去，事情已无可挽回，眼下父亲又是这种态度，于是她立即又变了口气，反过来劝父亲不要生气，顺水推舟成全他们好了。宋蔼龄说：“这一来，以前一直和您称兄道弟的前大总统孙中山，就自动降了辈，成了您的女婿，今后再见面，您就是他的岳父大人了。”这句话大大刺激了宋耀如，他对宋蔼龄大发脾气：先前主张采取激烈措施的是你，但你只出主意不出面；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又反过来装好人，说风凉话，好像一切都是我这做父亲的不是。当即宋耀如带着一肚子怒气，匆匆赶往日本。
　　宋耀如在神户上岸后又换乘火车赶往横滨，他本是想来阻止这桩婚事的，但是却来晚了一步。当他一路风尘赶到的时候，宋庆龄和孙中山已经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的主持下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迎接他的是一对新人幸福的笑脸。
　　当时爱激动的宋耀如还是向两人发泄了一通不满。孙中山一言不发，宋庆龄向父亲作了解释：这一切均出自自己本心，父亲应为他们祝福而不是发怒。她拿出了两人订立的婚姻誓约书给父亲过目。誓约书已经律师作证并由当事人签字生效。
　　宋耀如接过来，只见那份婚姻誓约书是这样写的：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文（章）
　　宋庆琳（龄）
　　见证人 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木已成舟，一切都无可挽回。当即宋耀如怀着复杂的心情默默返回上海。回到家里，他向家人宣布：“庆龄已经和孙中山正式结合了。”
　　宋耀如和妈咪随即为女儿庆龄置办了丰厚的嫁妆，张张扬扬送到日本，以此回答了宋蔼龄的不满和社会上盛传的流言蜚语。
　　宋蔼龄呆在家里无事可做了，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动紧锣密鼓，她却认为不便再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此时孔祥熙已经回太谷作了一番安排后再回上海来接她，于是宋蔼龄决定和孔祥熙到“纽约不如”的太谷去亲眼看一看。
　　当年宋庆龄和孙中山在日本成婚时，宋耀如先生就已身患疾病了。此后虽经调治，身体亦时好时坏，大不如前。加上辛亥革命后数年之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迄无大进展，尤其是革命内部亦不能精诚团结，以致每每给中外的反动派钻空子。对此宋耀如不免痛心疾首，扼腕慨叹。本来他所患的肝病就怕上火着急，偏且又遇上如此的诸事不顺，压抑心情，终至有一天宋耀如先生再次病倒在床上。1918年春天经医生诊断，宋耀如先生患的是不治之症--胃癌。
　　当即宋庆龄匆匆赶回上海，随侍在父亲的病榻旁边。宋耀如的其他几个孩子也都纷纷赶回来，探望病中的父亲。当时，宋耀如望着眼前一群已经长大并且已学成有为的儿女们，心中总算得到了安慰。许多年来，他苦苦奋斗并奔走革命，多么希望获得成功啊！可是，时至今日，革命仍很渺茫，成功亦很遥远。惟一让他感到有希望的，就是眼前自己的这一群儿女了。弥留之际，宋耀如先生犹鼓励儿女们，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争取早日把民主共和的国家建成并使之繁荣富强起来。
　　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先生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
　　第五章 人说山西好风光
　　1．孔祥熙携妻归故里
　　尽管当初孔祥熙说得天花乱坠，宋蔼龄把一幅全国地图翻了多少遍，还是没有找着太谷的准确方位，只知道它在太原以南，地处黄土高原。说实话，她从心里并不相信孔祥熙说的那儿是“中国华尔街”，而且连美国纽约都难比。她怎么都感觉那里仍是上古时代的蛮荒部落。她抱着一种冒险的新鲜刺激感，体会人类原始生活的悲壮似的，借从孔祥熙踏上了前往太谷的道路。
　　孔祥熙发现宋蔼龄心中的忧郁时，故意逗她说，家里并没有恶婆婆，自己贤惠的母亲早已仙逝，用不着如此作难。宋蔼龄说，我是害怕……孔祥熙知道她怕什么。宋蔼龄从小一直生活在优越的城市环境中，一天没在农村住过，自然把那里想象得贫困荒凉。孔祥熙笑笑说，根本用不着害怕，只怕你一住下后，再不想离开呢。宋蔼龄仍是闷闷不乐。孔祥熙又说：你真的不愿意，我们不去也罢。宋蔼龄反拿眼睛斜着他说：“谁叫我嫁你这么个乡巴佬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死是活只好跟你走这一趟了。” 孔祥熙听了毫不羞恼，仍陪着笑脸：“夫人，那就请了--”
　　他们尽可能乘火车前进，一直到了榆次，往太谷再没有铁路了，这才改换交通工具。
　　下了火车，只见秋末冬初的黄土高原，叶落草枯，一派萧杀气象。瑟瑟秋风卷着沙尘，搅着黄叶，只向人脸上扬来。村庄里一溜低矮的黄泥巴小房，村民满脸菜色，穿着臃肿的大挽腰棉裤，不少人脑后仍拖着清代的长发辫。当时宋蔼龄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这就是孔祥熙说的纽约不如的地方么？这地方人大概连发生过革命的事都不一定晓得哩。她心头升起一股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刚想冲孔祥熙发火，一阵铿镪的锣鼓和嘹亮的唢呐声骤然响起，把宋蔼龄吓了一跳。她抬头一望，一支几十人的队伍早到了跟前。一顶16人抬的大轿子平稳地落在了宋蔼龄脚下，上面披红挂绿，还装有不少正圆、椭圆的小镜子，在太阳下熠熠反光。孔祥熙过来亲自打开轿帘：“夫人，请上轿--”宋蔼龄娇嗔地瞪了一眼：“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让我坐这种玩意儿？”孔祥熙当即嘻嘻一笑。“你我虽结婚一年多了，但仍是第一次回我家乡。我要让人们知道，我的婆娘可是用轿子抬回来的，明媒正娶！”宋蔼龄不满地又瞪了他一眼：“不坐轿子就不是明媒正娶啦？难道我这是私奔……”说到这里心里格登一下，不再说话并钻进了轿子。刚要起轿，宋蔼龄又钻了出来，冲着孔祥熙问：“哎--我说，巡抚大人才坐八台大轿，你怎么用16人抬的轿子？这可是王爷的排场啊！”孔祥熙转头说：“皇上都被我们打倒了，坐坐王爷的轿子怎么啦？你也认为‘季氏八倩舞于厅，是可忍孰不可忍’咯？” 说得宋蔼龄脸一红，回了声“天高皇帝远！”返身钻进轿里，再不吭声了。
　　宋蔼龄打量这轿子里面地方很大，可坐可躺，确实有一种轿车所不及的舒服。左右都有窗子，挂着杏黄纱帘，可以随时打起向外观望。
　　当时孔祥熙要在宋蔼龄面前摆“山西首富” 的谱儿，这一路自然格外用心，把衣食住行都安排得妥妥帖帖。宋蔼龄坐了轿子，孔祥熙则骑一匹枣红色蒙古高头大马紧紧相随。早有山西都督阎锡山派人等候，在榆次城里设了丰盛的宴席款待，孔祥熙毕竟在他老家面前算个人物，凡遇村镇便有七八人的吹打班子呜哇呜哇动起响器，引得很多人出来观望评说。大一点的镇子，都有工商士绅等地方头面人物出来献茶献酒。当时这在漫漫黄土路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使宋蔼龄觉得比在繁华的城市享用高级宴席更有体面排场。越大的反差越容易使人印象深刻，孔祥熙是深悉此道的。
　　他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跋涉，才走完了那段漫漫古道，来到太谷城里。
　　当时就见孔家的亲朋好友和铭贤学校的师生在城门口燃鞭放炮，一路张灯结彩，等于是又给他们补了一个乡下的婚礼。
　　那一天在太谷城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热闹。满街筒子都是人，墙上趴的，树上钻的，人多是这里的一大奇观。当然人们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孔家娶回个洋太太，谁不想一睹为快呢！
　　万众注目之下，宋蔼龄下了花轿，只见她身穿洁白的锦缎旗袍，透着暗花；脚蹬白色皮鞋，一步三响，与太谷城里这些身着对襟黑棉袄，大裤裆挽腰破棉裤的居民们，显现着不仅不是同一个社会阶层而且也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季节。最明显的还是脖子上挂着的十字架，公开表明着她是一位基督徒。她款步走动的时候，裙权间露出白皙的双腿，透着勾魂摄魄的性感，更令庄稼汉们瞠目结舌。
　　当时宋蔼龄大大方方地向父老乡亲们招手问好，激起众人阵阵掌声。她那楚楚动人的风姿，一举手、一微笑，都引来人们的喝彩。作为大家闺秀的宋蔼龄，毫不怯场，在人们追逐着引颈观望之下，拜见了公公孔繁慈，以及孔祥熙的叔叔、婶婶等长辈，然后缓步进入了洞房。
　　一时间，人们纷纷向孔家长辈们贺喜。
　　有的说，你们给咱这土地方娶回个俊媳妇，是你们的福气，也是咱乡亲的荣耀哩！
　　有的说，听说是吃洋面包长大的，每天还要用牛奶洗澡是咯？要不咋那么水灵呢！
　　有的说，听说还是孙大总统的秘书。哈哈，染房里的捶板石，见过大阵仗呢！
　　孔祥熙当时听了这些话，心里美滋滋的。是咯，在太谷、在山西，谁还能比得上俄孔祥熙呢！这回呀，我孔祥熙将不仅以财富闻名，还将以这个夫人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
　　孔繁慈听了这些恭维话，却隐隐感到某些人的一丝挖苦，不过此刻，他也只能咬掉牙往肚里咽，脸上还得装出浑然不知的憨笑来。
　　花烛之夜，少不得一阵土包子粗俗的闹房，虽然一些人出言不雅，好在宋蔼龄已是结婚多时，加上她的伶牙利齿，倒也把这些人对付得晕头转向，便他们得不到多少便宜。当几个楞小子还想动手动脚、上前搂搂抱抱时，宋蔼龄才吓得没了主意。还好，孔祥熙及时进来一递眼色，宋蔼龄早心领神会，趁东邻的二赖子伸去抓她腰带时，立即柳眉倒竖，顺势从腰间抽出一支假手枪，对准二赖子脑袋就喊着要开枪，吓得那小子抱头鼠窜，闹房的人也借机一哄而散了。
　　闹房的人一走，小两口不禁哈哈大笑，孔祥熙顺势抱住宋蔼龄，扔到了床上。“哎哟！床上有虫子！” 宋蔼龄一惊一诈地大呼小叫起来。孔祥熙也兀自吃惊，生怕真有什么蝎子之类的，吓着了爱妻，丢了自家面子，那样以后在夫人面前就更矮三分了。急忙掀开床单去找，哪有什么虫子，原来是些红枣、花生、栗子、黄豆之类，宋蔼龄当即怒瞪两眼质问道：“搞什么鬼名堂？想咯死人呐，不让睡觉啦？孔祥熙这才笑了，哈哈，这是俄这地方的风俗，这叫撒床，是长辈们的一种祝福！宋蔼龄哪里知道这些名堂，兀自怒意不消：撒什么床，祝什么福？孔祥熙笑着解释：“红枣栗子这是要你为俄孔家早生贵子，‘枣栗子’者‘早立子’也。”“那这花生呢？还要我当花瓶，给你孔家长花吗？”宋蔼龄仍是不满地说。孔祥熙还是笑哈哈的说：“这你还不懂么，要你花生--插花着生，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也别光生儿子也别光生姑娘啊！” 此时宋蔼龄听明白了，怒意方才下去。
　　10年之后，孔家长辈们的祝福得到了验证，宋蔼龄插花着为孔家生下了4个孩子，果然是两男两女，成为宋氏三姐妹中惟一留下后代的一个。且那4个子女后来又演出了许多曲曲折折的故事，世人且多非议之。不过此是后话了，暂且不题。
　　黄土高原上的黑夜是真正的黑夜，可不同于大上海非要把黑夜制造成假白昼。夜幕低垂，笼罩四野，天地融合，人性复归。
　　那天，是宋蔼龄在婆家过的第一夜晚，喧闹之后的静谧，夜幕后面的神秘，被窝里的甜蜜，所有的一切都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她期待着夫妻大礼后孔家的第一个黎明。
　　客人散尽之后，宋蔼龄才得以仔细打量山西首富的祖宅。只见占地很大的深宅大院，果然气魄不凡，巨石砌墙，粗木为梁，院子一进一进，简直如同迷宫一般，很有欧洲中世纪古堡的味道。
　　在这黄土高原的腹地，孔家却有着类似江南风光的精致花园：一方莲池映着无边寺里的白塔，一条曲曲折折的长廊，色彩艳丽，与黑粗笨拙的石墙上瓦形成鲜明对照。临池一座古色古香的戏台，显足了主人的排场。尖顶的亭子，上面挂着清代文豪傅山手书的大匾：“赏花亭”。背面一匾，却是龙飞凤舞的“墨庄” 二字。宋蔼龄不解其意，就问孔祥熙，孔祥熙顿时脸色飞红，吱晤了一下才说，文人墨客过去讲究赏花读书，无非是才子风流罢了。宋蔼龄虽然觉出孔祥熙神色有异，但想这里面总不至于有孔家的什么风流吧。宋蔼龄见到一丛枝条苍虬的巨形灌木，便问这是什么树，孔祥熙这才眉飞色舞起来，洋洋得意地说，这是一棵宝树，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没等他说完宋蔼龄就抢白道：“我问它是什么树，没问你它有多少岁了。”孔祥熙嘿嘿一笑：“是是。这叫枸杞，百年枸杞。枸杞子滋阴壮阳，使人永葆青春。哎--你看没看过《三言》、《两拍》？那里面有一则百年枸杞的故事……”宋蔼龄眼一瞥：那都是你们这些不正经男人看的混帐书，我才不看呢。孔祥熙涎着脸说：“夫人此言差矣。待我说来，你听就知道了。有一人经常向一贫僧布施，一天老僧请这位善人到寺里答谢，说有一物吃后可以长生不老。待拿出来一看，那善人见是一只腌死狗，顿时恶心反胃，心里说原以为这和尚是好人所以常常布施于他，谁知道竟是个不守戒律的恶僧，他虽口里不说，只推托不吃。老僧自己吃完后才说，这哪里是什么死狗，而是一只百年枸杞。看来你没这个福气，这也是命。”宋蔼龄盯住孔祥熙说：“你有命，你去吃那个百年枸杞吧。”孔祥熙只好岔开话题，指给宋蔼龄看二楼的闺房。
　　宋蔼龄刚才问到“墨庄”时，孔祥熙为什么脸红？原来这处宅院并非孔家老宅，而是当初和他的曾祖父争夺拔贡取胜的孟秀才孟拔贡的花园。孟拔贡么，当然是舞文弄墨之人，所以他能在自己花园里题名墨庄，而孔家此后世代经商，并不以读书名世，故也不会题这样明显的有文人印记的牌匾的。幸亏宋蔼龄没有深究，否则孔祥熙以孟家花园冒充祖宅的把戏就露馅了。这一层来蔼龄在太谷住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识透，一直把这里当作孔家老院。也许她知道了不愿意揭穿，多年后她同外国记者谈话时，还把这里称作孔家祖宅，并以此作为孔家绝对富有的证据。
　　乡野生活虽然比不上都市文明，但对于在城里住久了、用惯叉子刀子吃西餐的宋蔼龄来说，这一直被她视为荒乡僻野的太谷，倒也不是那么蛮荒可怖，而且她还时时感到一种新鲜和惬意。
　　孔家拿出了当地特有的各种名食，确让宋蔼龄大开眼界。衣着艳丽的女仆把一盘一盘的食物摆上了红木八仙桌：鹌鹑子、烫驴肉、挂炉鸡，香气四溢；瓦桶糕、绿豆糕、穿心酥、万卷酥、六角酥、佛手酥、篓篓酥，各种点心令人眼花缭乱；蒸的汤面、蒸粑、稍梅、糖油包子别有风味；光饼类就有那大薄脆、两张皮、剃头饼、盐包儿、瞪眼儿、牛舌头、石头饼、枣泥饼、一窝丝等，各具特色；那主食叫什么剔尖、擦尖、擦片、纳糟子、碗豆面疙瘩等，更让宋蔼龄闻所未闻。几餐饭吃下来，孔家究竟有多大家业，可真叫来蔼龄心中没谱了，她心里一直琢磨，是孔家人敢挥霍，还是财富无算？心想过去的皇上也不过如此罢了。
　　然而吃住虽好，毕竟太谷没有什么名山大川可以散心，宋蔼龄不觉丝丝无聊又袭上心头：想想当初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的雄心壮志，想想跟随孙中山先生时的踌躇满志，想想心上的人已被妹妹得到，想想自己在这里浑吃浑睡、完全被世界忘却了一般，昔日的朋友们此刻在忙些什么，革命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形，她真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土财主婆，那岂不辜负父母朋友和空怀的一腔壮烈？越思越想，她不觉一声长叹，两行珠泪早顺腮流下……
　　几日来生怕爱妻受了委屈，处处陪着小心的孔祥熙发现了宋蔼龄情绪的变化，不过表面糊涂实则精明似鬼的他，并不去直接点破，而是有意岔开问道：“怎么了，怕把我孔家吃穷，给我们掉金豆子啦？”
　　一句话又把宋蔼龄逗乐了，她娇嗔地剜了孔祥熙一眼，“去你的，把你孔家吃成讨饭鬼才好呢，谁管你金豆银豆！”
　　孔祥熙这才讨好般地说：“你不关心我孔家，我可也顾不上管你了。明天我可要到铭贤学校上班去了，你是留在家里，还是跟我一起去？”
　　宋蔼龄哪里想到这是孔祥熙有意给自己调侃解闷儿，顿时来了兴致，连声说：“好好好，你不管我也别想撇下我。你去我也只好去，嫁鸡随鸡，嫁狗……”孔祥熙立即过来就拧宋蔼龄的嘴，嚷着说：“我再叫你整天说我是鸡是狗……”于是两个人禁不住又一阵欢笑。
　　第二天，宋蔼龄随孔祥熙把行李搬到铭贤学校的校长公馆，铭贤师生不禁欣喜若狂，为迎接一别数年的校长重新回来主持教务，实际是他们的“财神”归位；再加上有宋蔼龄这么一个有传奇色彩的夫人到来，更使他们躁动不安。教师和学生们费尽心机，把校长公馆作了刻意装饰，把学校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又到大门口列队欢迎。
　　在宋蔼龄眼里，当时这铭贤学校可真是孔祥熙创造的一大奇观。它坐落在太谷城的东北角上，一色的洋房建筑，栋栋教学高楼之间，镶嵌着一个个二层楼的小院落。房屋全是雕梁画栋，檐角是中国的龙头，龙身摇摆横贯屋脊。屋顶覆盖着黄白蓝相间的琉璃瓦，墙壁是彩色瓷砖拼成的美丽图案，真正称得上富丽堂皇。不要说在本时代初盖那样的学校，就是在又一个新时代到来时，也没有几所学校可以与它相比；而且，不要说在太谷这样的穷乡僻壤，就是放到上海、北平、广州，它的建筑和园林也自有比不下去的风姿。宋蔼龄看到这所学校，感觉上好像才回到了当代文明之中。她再也不想去住孔家那憋闷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老屋了。于是，她脸上绽开了花，而那些欢迎的师生还以为是对他们而笑呢，一个个更激动了。
　　当即宋蔼龄随孔祥熙来到校长公馆，只见是形成直角的两进小院，坐东向西一进院落，坐北向南一进院落。院里有兰草玫瑰、伞形国槐。圆门方窗，白壁彩绘，煞是赏心悦目。楼下是会客室、会议室，一棵迎客松，似长臂作请。他们的卧室在二楼，门前一溜阳台，视野开阔，室内陈设则是一式西洋床具用品，令来蔼龄大为满意，心情也一下子好了起来。她兴致勃勃地又下楼来仔细欣赏梁柱上的图画。只见左侧横梁上是一老者垂钓，旁有一书生跪地拜谒，宋蔼龄看了半天，疑为张良拜师。右侧画一粗壮汉子舞弄拳脚，旁边一群人围观，宋蔼龄猜想定是拳打镇关西的鲁提辖了。一文一武，倒也符合教育方向，宋蔼龄不禁颔首微笑。看到柱顶上时，宋蔼龄的笑意却收敛了，原来那上面画的是一个荷锄仕女。宋蔼龄把孔祥熙叫下来，皱着眉头问道：“你这会客室门前画个葬花的林黛玉是什么意思？难道原先没有我时，你成天就想着来个什么小姐姑娘的和你相会么？”一句话问得孔祥熙哭笑不得，竟一时结巴了。他赶忙说：“夫人你……你误会了，我这画的不是林…林黛玉…林小姐……林姑娘，我的用意是要表现女子参加……参加生产劳动，新的时代妇女要和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宋蔼龄杏眼一瞪：“你骗鬼去！新时代女性咋是这样装扮？”孔祥熙又佯装细看一番，赶紧想了词说：“夫人有所不知，在这乡下地方，要推行新东西很难，而你把它说成是古已有之，就容易多了。我这画就是说明自古以来就有女子参加劳动，铭贤学生不过是照古行事而已。”看宋蔼龄不深究了，孔祥熙就来了兴致，指手划脚地说：“这天下大事，总以教育为本，教育兴则人才出，人才盛则国势强。民国以来相继有人邀我出去做官，我总舍不得丢下自己亲手创办的这所学校。我要培养一批能文能武、达智权变，有为国为民思想的人才，兴国家富人民……”宋蔼龄又不耐烦了：“好好，你就当你的校长，当一辈子校长吧。可你自己前一阵子跑到日本、跑到上海干什么去了？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想培养下一代人，就是所有的人都成了大学者、大教育家，可谁来担当国家大任？” 孔祥照此刻却一下子口齿伶俐起来：“我是教而优则仕，学校办好了，也可以出去做官。但不论我做到多大官，这校长我一生不能丢，一生都要兼的！”
　　后来，孔祥熙倒真是说到做到，直到他当上了国民党行政院长，铭贤校长也一直兼任，从来不肯交给别人；其间只有宋蔼龄代理过几天的校长，不过时间也不长。
　　孔祥熙离开太谷几年，学校的教学虽未受到什么大影响，可财务上却遇到了一大堆问题。孔祥熙一回来，就忙着听汇报，想办法筹措经费。宋蔼龄闲来无事，免不了到校园里各处转转走走。一日她又走到学校图书馆门前，上面那块“亭兰图书馆” 的赫然大匾引起了她的沉思：为什么别的学校图书馆都和学校同名，这里的图书馆却另起了一个名宇，而且这“亭兰” 二字实在猜不出什么意思。她问一个陪同的教师，这教师哪知会出什么风波，就实话实说：此乃孔校长一片孝心，亭兰二字各是校长父母名字中的一个字。校名既为了铭外国传教士之贤，不好改动；这图书馆之名当然可以自己另起。说完那教师还为孔校长的高明得意地笑了几声。宋蔼龄不听便罢，听后就想开了：他用自己父母的名取了图书馆的名，日后永垂青史，那我的父母呢？我的父母比他的父母--这对老农民可不知强过多少倍。不行，这里也必须留下纪念。她打定了主意，就在校园到处找合适的地方。恰巧这时一座教学试验楼将近竣工，而且位置以此相对，宋蔼龄立即找孔祥熙，仔细看了设计图纸，规模不在图书馆之下，高度和图书馆相同，就提出自己要为这座试验楼取名字。孔祥熙说：“试验楼咯，取啥名字嘛？” 宋蔼龄说：“图书馆为啥能取名？” 孔祥熙就明白了，赶忙说好好，你取你取。宋蔼龄说，那就叫“嘉桂科学楼”好了。孔祥熙略一沉吟：“嗯--这试验室改成科学楼倒很贴切，只是么--‘贾桂’乃法华寺里的奴才，连让坐都不敢的人，用来命名科学楼合适么？” 宋蔼龄顿时急了：“我这‘嘉’是宋嘉树的嘉，‘桂’乃倪佳珍的桂，你有意作践我父母是不是？”孔祥熙噢地一声，连说得罪得罪！陪了半天礼，看宋蔼龄不吭声了，以为这下总算是摆平了，不想宋蔼龄还不满意，非要把科学楼加高不可，明明是要压孔祥熙一头。
　　孔祥熙虽说愿意奉承，但图纸早已设计好，马上就要完工，稍有改动就得费大周折。孔祥熙便以经济原因搪塞，宋蔼龄又发起火来，喊道：“没钱你整天给我摆什么谱？吹什么首富脚富？没钱明天把城里老院卖了，反正我只住这里的花园洋房，不住你那欧洲古堡！”孔祥熙被逼不过，只好下令加高；不意又遭到设计人员抵制，加高以后整个建筑就不谐调了，留下那样的丑陋作品是要坏他们名声的。最后达成妥协，只在原来的基础上加高了一砖，不仔细观察感觉不到。不过在宋蔼龄看来那意义就不同了，一砖高也是高，还是宋蔼龄压住了孔祥熙。
　　原先，孔校长讲授课程并没有多大反响，而他本人当作游戏性质的体育课中的“操练”，却引起社会的注意。当时，其操练实际上是军事持枪训练，学生们手持木枪，按照从美国搬来的士兵持枪动作进行活动。同学们欢迎的原因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现代型中学还没有这一课程，大家感到很新鲜。太谷商会却是大惊小怪，以为太谷来了什么“军事家”，特地盛邀孔祥熙为商团教官，警察局也屈驾上门，聘他为顾问。一夜之间孔祥熙成了当地的知名人士，他也将计就计，当起“军事教官”和“警察局顾问”来。
　　当时孔祥熙在办学之余，不忘经商，此人身上充满经济细胞，具有经商的天才和遗传因素。他所选择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是销售煤油。多少年来中国人习惯的晚间照明用料主要是植物油和蜡烛，孔祥熙看到了煤油的价值，无论是从价格或效果上看，煤油均胜过油和蜡。果然不出他之所料，煤油销售利润不薄。他再凭着经济头脑，用25000英镑的代价以“祥记公司”的名义，购得在山西全省经销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产品的代理权。当时这一垄断经营给孔祥熙带来很大经济效益。经销亚细亚火油是他第一次独自经商尝试，且有两条经验可得：选准投资方向和垄断性经营。在以后的赚钱生涯中，尽管有更多的致富之路，可那两条法则他没有放弃。
　　财大气粗，友交八方，财通四海。一时间，孔祥熙又成为财神式的人物。
　　宋蔼龄在铭贤学校的生活是繁忙的，但也是充实的。她那时已身怀六甲，既要随时准备迎接长女公主孔令仪的诞生，又要协助孔祥熙处理校务，在师生面前树立起“夫唱妻和” 的贤淑形象。
　　当年孔祥熙把铭贤学校一直看作私有财产，为收买学生。笼络人心，他极力装出一副师生之间平等相处的样子，经常讲：“师生有如家人父子，能多聚集，总要多方聚集，能多会晤，总要多方会晤，能多探讨，总要多方探讨，能多畅叙，总要多方畅叙。” 宋蔼龄不反对丈夫此番论调衷心赞成，而且身体力行，瞄准机会就往学生中间凑，还不时邀请部分师生到校长公馆做客便餐。每逢这时，宋蔼龄总是身扎围裙，亲自上灶掌勺，做出拿手的西餐来，让大家品尝。当时一群出身山西土财主家庭的富家子弟，山珍海味都已吃过，就是不曾见过西点西餐，在校长家里他们才算真正“大开洋荤”，吃的是西式糕，喝的是咖啡、可可。校长一家的“恩惠”把那群学生感动得五体投地，众学生遂决定集资买一个金手镯赠给宋蔼龄。
　　“师母，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请您收下啊。不过，不要忘记再加几个好菜啊。”
　　“好、好、好！” 宋蔼龄当即接过金镯：“咦，好漂亮啊！我可不敢要。你们现在是学生，花钱还是父母身上的，父母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等你们日后有了成就，你们纵是给我一座金山，师母也敢收。你们说是不是？” 宋蔼龄虽然喜欢敛财，但却有女人心肠。
　　“师母，这酒就不好喝喽。”
　　“礼不收，酒菜还是要吃要喝的。” 宋蔼龄仍热情劝道。
　　孔祥熙见一时僵持不下，忙出来斡旋道：“师母不收我收下，大家喝酒吃菜。”
　　“还是校长开通。” 大家哈哈笑起来。
　　宋蔼龄也笑了起来。从此学生们一见到宋蔼龄便围住她“师母”、“师母”地叫个不停，直叫得这位师母大人春风满面，喜不胜收。校长先生在旁更是笑口常开。
　　2．宋师母亦能掌教鞭
　　当年在铭贤学校，宋蔼龄不仅仅是校长夫人，大家的师母，同时还是一位执掌教鞭的“良师”。尽管这段教书经历不长，但宋蔼龄以自己的勇气博得了学生的爱戴。
　　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后，主要精力放在增设大学预科方面。等到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开学在即之时，原先应聘的一位美籍教师突然变卦，表示不能来中国任教。这下就使师资力量尚感不足的铭贤学校，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如果再从外国请教师就得推迟开学，即便从中国沿海地区聘请一位教师来代理，也没有了时间，就在孔校长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帮学生来到校长室。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何须费工夫！校长，我们为何不请现成的老师--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学院的校长夫人出来给我们任教呢？”
　　“好主意，好主意。就这样定了。” 孔校长当即连连称好。
　　当孔祥熙回家找宋蔼龄商量时，“我能行吗？” 宋蔼龄起初有点犹豫。
　　“那就试一试吧。”
　　就这样，宋蔼龄这位年轻女子拿起教鞭，走上了当时尚尽是男子的学校的讲台，主讲英语；同时指导卫生和环境卫生课。第一节上课时，她有点卡壳，但在同学们鼓励下，一周后也就自然了。两个月后，她已名扬全校了，很多教师纷纷来听她的课。随着第一个孩子罗莎蒙黛（孔令仪）呱呱落地，宋蔼龄也结束了作为大学教师的那段生活经历，退出了令人尊重的教席。
　　当后来谈到那段经历时，宋蔼龄说道：“我根本不配做这种工作，我相信即使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教书，我也不够格。我之所以能够教书，只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也想为我丈夫分忧。我记得在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在一个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我当时回答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段时间虽短，但却使我终生难忘。从人之生到人之师，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宋蔼龄教书之暇，又要帮助丈夫整理文读、润色文章。丈夫一度曾亲切地称她为“一字师”，宋蔼龄不服气地反驳说：“何止是一字师呢？你真是得了好处卖了乖，那篇檄文也是‘一字师’吗？”
　　宋蔼龄指的那篇文章，乃是当时在《民国报》上发表的讨袁（世凯）文章，洋洋万字。文章中孔祥熙写道：
　　吾公（指袁）将谁欺？欺天乎？他人数吾公以十大罪状，或八大罪状，熙不再深责，即以称帝而言，已属罪在不赦。何况其他？尝思吾公之称帝，不是不智，即为不仁，不智不仁，两者必居其一。然一再思索，二者竟兼而有之，此吾公所以为国人所弃绝而誓不两立也！接着孔祥熙又指出：
　　吾公不图报效，不图尽责，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称帝，丧心病狂，一至如此，尚何言哉！惟事已至此，熙为吾公计，为吾公子孙计，亟应悬崖勒马，幡然改图，通电自责，退栖山林。且将吾公承认之二十一条，宣布取消。如此尚不失为勇于改过之英雄，国人亦必能见谅，而与以自新之余地。否则，若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违，以断送吾炎黄子孙之大好河山，则身败名裂，在指顾问耳，何暇作皇帝迷梦焉！
　　当时孔祥熙那一篇讨袁檄文，通篇义正辞严、语锋犀利，发表之后颇受各界瞩目。港台报刊杂志评价它是孔祥熙一生之中，对外公开披露他政治主张的第一份通电。当时人们只知道那份电报给孔祥熙涉足政坛、扶摇直上添色不少，可以不必过问那位首倡上书并参与谋篇布局、润色斟酌却不曾署名的人亦即宋蔼龄；而孔祥熙则不能不感激给他带来鸿运的“贤内助” 宋蔼龄了。当年曾有人这么形容他们同时代的汪精卫、陈壁君夫妇，“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汪精卫没有陈肇君，难以成为汪精卫，陈壁君没有汪精卫也成不了陈壁君。” 如今将这段精彩的评语换下名字，移植到孔祥熙、宋蔼龄夫妇身上，不也恰到好处吗？
　　当年在山西太谷，传诵着一首尽人皆知的民谣叫做：
　　说铭贤，道铭贤，
　　铭贤美名天下传。
　　自从来了孔校长，
　　铭贤一夜变了天。
　　这是人们对铭贤的褒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次宋蔼龄逛了一趟太原，考察教育，听到这首民谣时竟也美滋滋的。要说收获，这是最大的收获，真有不虚此行之感。当时宋蔼龄急急忙忙回到太谷，把听到的那首民谣唱给丈夫听。孔祥熙高兴地说：“看来我们事业有成了。”
　　那天晚上，宋蔼龄做了一个美梦：一位身穿莽袍、头戴乌纱的大人物，坐着轿子来太谷视察，接见了他们夫妇并夸奖了铭贤，称赞了夫妇二人；还提笔写了匾，且用轿把丈夫抬出了太谷。当时宋蔼龄上前拦轿，有话说给丈夫听。那大人物不答应，宋蔼龄急了，醒来却是一场梦幻。
　　宋蔼龄见天色已亮，便推醒了丈夫，把梦讲给他听。孔祥熙听后哈哈大笑道：“人家是望子成龙，你却是望夫成凤啊！”宋蔼龄用指头点了一下孔祥熙的鼻尖尖：“我这是夫耀妻荣嘛！……”说话间，家人送来了文书一封：山西都督阎锡山要来太谷，并顺便到铭贤拜望。孔祥熙感到惊讶，宋蔼龄起初亦不解，忙抢过一看嚷道：“呀！美梦成真啦！祥熙，我不是说谎吧？”
　　“佩服，佩服！夫人真乃是先天之见。” 孔祥熙哈哈大笑道：“快起床，你负责学校环境卫生，我去组织师生欢迎。”
　　且说阎锡山于1912年3月坐了山西都督的宝座后，施展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作些表面的应付，另一方面积极向袁世凯投诚。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分撤换，只留山西阎锡山和云南的唐继尧未动。1914年6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当即阎锡山以为殊荣，特意在五台县原籍河边村建门楼，镌刻“同武将军府”，以感袁知遇之恩；而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袁世凯的一个儿子袁无宽曾对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
　　于是阎锡山想干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他突然想起一个新的花样，要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新政”，以巩固他的统治。当时所谓“新政”即是阎锡山提出的关于养蚕、植树、水利、放足、剪辫、戒烟等六项“村政改革”。他一方面将此上报，一方面下抓落实。而孔祥熙脑瓜儿转得快，当即表示，阎锡山的“村政改革” 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是殊途同归。他发动铭贤学校的全体师生，在寒暑假期带着督军阎锡山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的父老兄弟们宣传“村政改革”。阎锡山听了铭贤学校的做法，甚是赞赏。于是此次“村政改革” 巡视，他来太谷后便决定要看看“铭贤”，顺便看望治校有方的老友孔祥熙。
　　那天清晨，一阵毛毛细雨过后，阎锡山的大轿便出发了。日坠中天时，阎锡山一行来到铭贤学校。孔祥熙组织的师生欢迎队伍，分列校门两旁，一直延伸到校园内。整个校园绿肥红瘦，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一派节日气象。阎锡山看后，甚为高兴，他在样门口接见了孔氏夫妇，然后紧握着孔祥熙的手说：“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堂尤为英才荟萃之学府。佩服，佩服！”
　　“问将军过奖，过奖了。吾乃不过办点实事罢啦，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嘛！”孔祥熙说完，遂引阎锡山各个校舍参观，尔后在校长公馆再行叙谈。
　　“早就听说，真乃是不看不知道，受教育受教育哇！” 阎锡山边坐边说。
　　“村政改革是阎将军的明智之举，学生是落实者也。“接着孔祥熙把阎的“村政改革” 和自己的“振兴教育” 如何有机结合并创造落实-一道出。阎锡山当即倍加赞赏，还即兴写了两首实在不能称为诗的诗，大赞其功：
　　一、对学生吟
　　其“、我问学生，求学何因？学生答我，本在修身。学个有饭吃，学个做好人。
　　其二、我问学生，设学何因？学生答我，立志爱群。教人有饭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问学生，我来何因？学生答我，整理乡村。盼人有饭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问学生，你来何因？学生答我，为表欢迎。开了同乐会，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爱学生，爱你何因？学生的话，句句是真，说了就要做，不可等别人。
　　其六、我勉学生，勉你何因？学生前程，远大无穷。改造新社会，全凭少年人。
　　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入其境，我心不乐。
　　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途中注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惰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金丹毒。（即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好像我绅商学生说：大家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中邻长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接到这两首不伦不类的诗，当时孔祥熙受宠若惊，大叫阎是妙笔生花。
　　“不敢当，不敢当！” 就见阎锡山高兴得连连摆手道：“现丑啦，现丑啦！”
　　末了阎锡山又坐下来，推心置腹地说：“庸之兄，眼下正是用人之秋，吾有一意想不知该说不该说？”
　　“既是朋友，何有该说不该说之理？” 孔祥熙呷了一口茶道。
　　“那吾就直说了，现任教育厅长推行‘新政’不得力。吾想请见出山，不知兄能否给吾面子？” 阎锡山说完，直视孔祥熙的面孔。
　　“知我者唯有将军也。我岂能推拖，不过……”
　　“有什么困难，你就直说。”
　　“铭贤正处开创，怕是一时难离开啊！不过，我一定随时提供意见，从旁襄赞。”
　　“庸之兄过分客气啦。” 阎锡山精于政坛之道，马上明白了孔祥熙的言下之意，便又说道：“吾任命君为山西督军署参议如何？”
　　“将军知人善任，不敢再推，谢将军！”
　　不久，孔祥熙乐滋滋地走马上任了。
　　临行前，宋蔼龄再三嘱咐：“此是转机，机遇不可多得的。”
　　“知我者莫如夫人也，我一定珍惜。回头待孩子生下，我是亏待不了你的！”
　　那天在月牙桥上，宋蔼龄目送丈夫的身影，默默地站着，微风吹拂她的秀发，就像一株玉美的“桂树”，她的泪眼不由得注满了晨曦的光辉……
　　开始，孔祥熙的任务是帮助阎锡山接待外国客人。阎锡山对孔祥熙说：“为三晋人士体面计，勉先担任贵宾招待之责。”孔祥熙听说要他同“洋人” 打交道，亦满口应允。
　　孔祥熙在外国人面前毕恭毕敬，服务周全。为了迎接外国人，他经常亲自去车站恭候，有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还奉阎锡山之命，径赴石家庄迎接外国人来太原游览。他安排外国客人拜会阎锡山，领着他们出席各种宴会，每次都格外细致，颇令阎锡山满意。他向外国人吹嘘阎锡山的“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更使“阎督军” 飘飘然。
　　在旧中国的官场上，留过学、懂得外国人生活习性，又愿为“洋人”和封建军阀办外交的人，确属凤毛麟角。孔祥熙的热情接待，很快就取悦了“洋人” 们，“洋人”们在给孔祥熙一点小思小惠的同时，也对其大肆吹捧。
　　有一次，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官来山西游玩，孔祥熙领着他们游山玩水。古朴威严的晋词里、高耸人云的五台山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孔祥熙还带着他们到太谷，参观铭贤学校。在欢迎会上，孔祥熙借向师生们介绍克兰之机，将这位美国公使吹捧了一番。接下来，这位公使又在演说中，称孔祥熙“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堂尤为英才荟萃之学府。”
　　就是这样，孔祥熙借助“洋人” 的赞扬，身价倍增。阎锡山也逐渐对他刮目相看，让他帮助处理山西的内政。
　　孔祥熙虽然比阎锡山年长3岁，但在阎锡山面前小心谨慎，从不乱说。阎锡山要知道的事，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阎锡山赞赏的事，他马上随声附和；阎锡山讨厌的事，他又能力陈其弊。两人过从甚密，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孔祥熙当时在外奔走期间，第一次任命了一位代理校长，这就是宋蔼龄。别看来蔼龄教课不大行，挂印管理学校可十分在行，尤其是至关紧要的财务问题，她管得井井有条；尤其是为学校提供资金的那几家商号，生意兴隆，使学校财源滚滚。她又使出些关心体贴人的手腕，直让那些中外教师人人倍感受宠，莫不拼命效力。她还常到学生宿舍走走转转，倾听学生们发表各种见解，对一些大胆的思想她总是表示理解和支持；那些学生更把她当作可爱可敬的导师，倍加崇拜。
　　3．田园虽好，却非久恋之家
　　就在孔祥熙出任阎锡山的参议期间，孔宋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孔令仪，于1915年9月19日在太谷呱呱落地。
　　9月19日，一个令宋蔼龄难忘的日子。
　　人们都说，生孩子是女人的“鬼门关”。当时来蔼龄心里阴森森的，好怕啊！早在一个月前，她就给远在太原做事的丈夫捎信，让其记住这个日子。丈夫也回了信，说他正在“六政考核处”，对职员们进行考核，但表示无论如何忙，保证提前回来。可是，眼看日子一天天挨近，却还不见丈夫的影儿，宋蔼龄不免有些着急。她先是一星期一星期地等，后又一天一天地盼，总盼不回来。她急得坐卧不宁，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终于病倒了。
　　屋漏偏道连阴雨。本来身体就弱，再加上患病，丈夫又不在跟前，结果临产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难产。“鬼门关”啊“鬼门关”，宋蔼龄暗暗落泪了。她多么盼望丈夫能在此时来到跟前啊！可是，直到她闯过“鬼门关”、孩子落地时，丈夫也没有回来。
　　待第3天，直到她发誓再也不去想孔祥熙时，丈夫偏偏立在了她的面前。
　　“蔼龄，我回来迟了，让你受苦啦！”丈夫道。
　　宋蔼龄一声不吭，想着那天分娩时的阵痛，泪水涌出了眼眶。
　　“蔼龄，都是我不好。你看我给你带回什么来了？”孔祥熙哄道。但宋蔼龄仍是不吭声。
　　“你再不说话，我就给你跪下，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孔祥熙说罢，把一束鲜花献到了宋蔼龄的床头。
　　“你还知道有个家呀？” 她的神情仍很平淡。
　　“你知道，这鲜花是谁送给你的？”
　　“不知道。”宋蔼龄摇摇头。
　　“阎将军。”
　　“……”宋蔼龄点了点头，算作回答。
　　“不是我不回来看你，我心里永远装着你，并没有忘记你呀。只因督军署事务缠身，加上眼下‘六政考核’，更是忙中添乱啊。后来同事们催我扔下公事，回来照料你，但我不能那样做呀。我想，你是能理解我的。阎锡山得知了这件事，给我请了功，这鲜花就是他让我亲手转给你的。过一段时间，他说他还要亲自来看你哩。”
　　“谢谢他啦。锣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你说的我都能理解，你也辛苦啦！”宋蔼龄终于露出了笑容。
　　“让我看看咱们的宝贝心肝儿！”此刻孔祥熙有些急不可待。
　　“来。让你爸爸瞧瞧。”宋蔼龄把孩子送给了丈夫。
　　“啊！好胖呀，长得像你。”
　　“鼻子、眼睛更像你！”宋蔼龄笑道。
　　“蔼龄，我可算看到你的笑脸了。将来我要让我们的宝贝，像你一样去留洋、去读书。”
　　宋蔼龄看着丈夫高兴的样子，自己也有了安慰。
　　经历了这场难产的劫难，宋蔼龄对人世的某些东西突然看得透了。喉间有口气喘着，人往往争强好胜，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也难免攻击蹬踹。可上帝把喉间那股气一收，两腿一蹬，什么也就没了。想想也真是。此刻，宋蔼龄仿佛大彻大悟，逐渐从心里减消了对大妹宋庆龄的怨恨。为了减轻心中对以往过分做法的隐痛，重新修好姐妹关系，宋蔼龄提议在自己女儿孔令仪的中国名字之外，再起一个洋名，就叫罗莎蒙黛。这是宋庆龄从前用过的名字。在美国人眼里，下辈人用上辈人的名字，是对上辈人一种莫大的尊崇，完全不同于中国人下辈对上辈名字的避讳。孔祥熙听了，连声称好，因为他一直是以能和孙中山成为连襟为极大荣耀的，宋蔼龄若能打消对宋庆龄的怨恨，以后对家庭、对事业都将大为有利。
　　后来，当宋蔼龄回忆那件事时说，从日本回到国内后，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而且生育时又难产。正如人们大难不死之后常做的那样，她痊愈后也逐渐开始考虑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虔诚的程度问题了。在此之前，她远非像她所自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期间，还写过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阐述中国的教会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她对其母亲所热爱的那种非常拘谨的崇拜方式是不肯接受的。她曾就这个问题同母亲进行过多次讨论，越是讨论，她越是觉得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母亲的宗教信仰相距甚远。孔令仪出生以后，她“才第一次从心底里感谢上帝大慈大悲，保佑她们母女平安。” 宋蔼龄认为在此之后，“她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宋蔼龄为孔家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孔祥熙的婶子大娘们，才算慢慢从心里接纳了她们的这个侄媳妇。那段时间她们不时来到学校，看望小孙女。她们抱着亲着，给这个小生命念叨着她们祖辈流传的儿歌：
　　星宿星宿满天，向望院里擀毡。谁擀嘞？王胡子。王胡子，卖了马儿骑骡子。咯噔咯噔往南的。南头的，女儿多，打扮起来拜公婆。她婆戴的鸡鸡帽，她公打得莲花落。
　　那天，二婶一句一颠，竟把小令仪颠哭了，三婶赶忙接过来，轻轻摇着哼道：
　　毛猴猴，上山搬石头。石头头，砸喽毛猴猴的手手。毛猴猴毛猴猴不要哭，给你娶上个媳妇子。睡觉枕甚哩？枕半（砖）头。铺甚咧？铺尿布。毛猴猴听喽高兴咧，还要逮个麻雀吃。
　　三婶当时这一摇一哼，还真把小令仪摇笑了。四婶一见小孙女笑，也眉开眼笑了，接过来又哼了一段：
　　俺娃精，俺娃能，俺娃大喽走关东。又骑马，又坐轿，山珍海味吃不清。他娃赖，他姓赖，他娃是个胎里坏。从小就把产业卖，茫茫惶惶活受罪。
　　当时宋蔼龄听这些乡谚俚语，虽觉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但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一个孩子的诞生，把自己和娘家、婆家的人都联系得密切了。世界忽然少了些猜忌和怨恨，多了一份理解和相爱。
　　人们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宋蔼龄便是这圣言的使者。在这个家庭里，夫唱妻随，夫忧妻忧，夫喜妻喜，丈夫的前途便是宋蔼龄心中的太阳。当年孔氏夫妇二人，花了很大精力，结交北方的军阀、政客，并开始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孔祥熙继与阎锡山建立了紧密联系后，又相继结交了两“大帅”即张作霖和吴佩孚。后来，他又一度依附了王正廷。
　　那王正廷是浙江奉化人，1882年生。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毕业。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武昌起义时，任湖北都督府外交部副主任。民国成立后，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次长兼总长、参议院副议长，后专任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6年袁世凯死后，复任参议院副议长。不久，第二次国会解散，他又率议员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1919年王正廷同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钩等人一起，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
　　1922年，北洋政府设立一个“鲁案”善后督办公署，专门处理收回青岛主权的事宜。当时担任“鲁案” 善后督办的王正廷，突然想起了比他早毕业几年的孔祥熙，他就要孔“助以一臂之力”。
　　此时，孙中山也致电孔祥熙同意此事，催促他尽早上任。于是，孔祥熙向阎锡山辞去了“参议” 之职，于1922年3月赶赴济南，就任“鲁案” 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同年12月初，王正廷命孔祥熙由济南赴青岛，办理接收事宜。这样，孔又担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
　　这是孔祥熙第一次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公职”，也是他步人仕途的开始。
　　“鲁案” 善后督办公署是个临时机构。1922年12月10日接收完毕后不久，就撤消了。于是孔又一次无事可干。
　　当时督办公署散了摊子，孔祥熙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想起了跟着王正廷游山玩水的情形：趵突泉，三窟齐发，浪花四溅，声若隐雷，势如鼎沸；泰山，山势雄伟，峰峦峻拔；还有那众多的奇山异景，都令他久久不能忘怀，更使他留恋的是那纸醉金迷、前呼后拥的官场生活。孔祥熙前思后想，决定再不能呆在那个鲜为人知的太谷小城了。于是他又多次请求王正廷，设法在官场上再给他找个差事。
　　王正廷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1923年春，王正廷打来电报，请孔祥熙速去北京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报到，另有重任。
　　原来，那一段时间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方面打算与苏联恢复邦交。苏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派王正廷为代表，双方商谈两国间有关的一切事宜，因此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王正廷亦被委派为督办。
　　该公署当时有两个要员，一个是“会办”，一个是“坐办”。“会办” 由张作霖保荐的郑谦担任，“坐办”这把交椅就由孔祥熙坐上了。
　　名为“坐办”，实则没有什么大事可办，彼时王正廷似乎对孔祥熙也不那么重视。于是，孔祥熙只有“案牍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
　　有时实在闲得无聊，孔祥熙便溜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消磨时光，饭后则去命馆相室小坐聊天。那些星相家们看到孔祥熙自称是政府的官员，衣裤笔挺，加之方面大耳、背厚腰圆，当然称许备至并阿谀奉承一番：什么官至特任，资累巨万等等。公署的一帮人自然也随声附和，说得孔祥熙喜形于色哈哈大笑，笑声过后，免不了给那些星相家们多赏几个银元。
　　就在这期间，宋蔼龄又为孔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孔令侃。
　　孔令侃出生时，孔祥熙又未能在太太身边奉侍。此时作为妻子的宋蔼龄虽已能理解丈夫，但是作为丈夫的孔祥熙，却不免又是一次遗憾和追悔。
　　1922年初，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开始轰轰烈烈，正是用人之际。他便致电孔祥熙，要求他速去广东。
　　当时孔氏夫妇商量一下，决定夫人先行一步，以便借此关系斡旋一下。
　　同年4月的一天清晨，孔祥熙的使者宋蔼龄，带着7岁的长女孔令仪从山西出发，路经石家庄、郑州、长沙，径到广州，看望妹夫孙中山和妹妹宋庆龄。
　　孙中山此时正在广州任大元帅，寓所位于观音山粤秀楼；且在指挥革命军挥师东进，一路高奏凯歌。对于大姐的到来，孙中山十分高兴，遂安排夫人宋庆龄先代他接待。
　　宋庆龄对于一奶同胞的大姐的到来，高兴之余并不记恨以前的恩恩怨怨，并且热情地接待了她。特别是见到娘家的第一个侄女--7岁的令仪后，宋庆龄的感情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又是拿糖又是端水果，热情得不得了。
　　在热情的气氛中，姐妹俩进行了长谈。从家庭到社会，又从社会到家庭，谈了许多。
　　“大姐，祥熙是个有本事的人，现在在干什么呢？” 宋庆龄关心地问道。
　　“他呀，现在也没有什么大事。在前阎锡山想用他，但感到话不投机；后来，吴佩孚、张大帅又送密信来，他也没有答应。眼下依附王正廷，但也不是个常法儿。如果这里有合适的事儿，我会竭力劝他来的。”
　　“关于祥熙的事儿，我已给先生说过了，来信让你们来也是为了这个事情。”
　　“谢谢妹妹的关心。他这次没来的原因，主要是手头还有要紧的事儿，一时难离开。要不，他也跟我一块儿来了。”
　　那天晚上，孙中山陪蔼龄大姐吃饭的时候，他又重提此事道：
　　“大姐，祥熙的事庆龄已经给我说了。你回去好好劝劝他，吹吹风，让他尽早来南方参加革命。广东形势很好，正在进行东征，很需要人呢。他要是来不了，我可要找大姐算帐了！”孙中山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要来还不容易。我的大元帅，关键是你给他安排个什么差使？”宋蔼龄倒直言相问。
　　“以祥熙的能力，安排一个部长还是可以的嘛！”
　　“好！此事就这样说定了，我回去一定传达你的话。” 当即宋蔼龄笑了。
　　4．决心追随孙中山
　　当即宋蔼龄也没有游览羊城的风光。便匆匆踏上了归程。
　　回晋后宋蔼龄及时向孔祥熙传达了孙中山的邀请。但是，当时孔祥熙并没有立即奔赴南方。
　　后来，美国记者埃米莉·哈恩分析说，这是因为孔祥熙当时正在热衷于实现在山西的教育计划，所以不愿跻身政界。这个分析并不正确。其真实的原因在于：一是孔当时正在为王正廷的督办公署效命。二是孔彼时亦是受孙中山先生委托，正在北方做一些秘密的活动，一时还脱不开身。
　　1922年春天，却是一个多事之秋。
　　当时孙中山为争取皖、奉二系共同对付直系，积极和皖。奉代表联络，以形成孙中山同段棋瑞、张作霖联合对付直系军阀的三角同盟。同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1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直系军阀。但是时隔几天，奉系惨败，张作霖退回东三省。6月4日，张作霖正式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并表示出“南倾意向”。在此形势下，孙中山致电孔祥熙，秘密指示孔祥熙进入东北，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接触，力谋加强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同奉系的合作关系。
　　孔祥熙当即匆匆备了一些重礼，尽快上路了。来到沈阳奉天府，在宽敞豪华的督军府，那位称雄东北觊觎全国的张大元帅，拍着孔祥熙的肩头说：“老朋友了，这回来了就不要走了。白山黑水，任君驰骋哇。”
　　孔祥熙笑答道：“谢谢！只是此次行前匆匆，有些事务未曾交待。待我回山西物色好人选，当即北来效力。”
　　在沈阳期间，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多次秘密交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些默契。虽然孔祥熙当时没有留在张作霖的奉天府，但是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南方革命的重要情况，还一次又一次地向张作霖表露忠诚之心。于是，一贯颐指气使的张作霖在听到孔祥熙虔诚的表白后，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奸笑。
　　二人当时各怀心事地相互拉拢，相互吹捧。
　　张作霖为了进一步拉拢孔祥熙，在孔祥熙临行前，特意派人送来东北特产的狐裘、人参等贵重礼品。孔祥熙自然先是客套一番，最后还是一件不少地全部收下了。
　　孔祥熙返回山西后，同张作霖函电交驰，互通机密，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
　　1924年1月，孔祥熙接受孙中山的邀请并赶赴广州。
　　亲朋再聚，孙中山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
　　此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刚刚脱稿。孙就拿给孔看，并问他：“你看怎样？”
　　“很好。”孔祥熙自然毕恭毕敬。
　　孙中山接着说：“恐怕还有些人不大赞成。”
　　孔祥熙马上说：“我看是一套很好的救国方法，把它先给我看看可以么？”
　　孙中山当即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说：“好的。你拿去仔细再看看吧。”
　　过了几天，孔祥熙又对孙中山说：“应该把《建国大纲》宣传一下，现在国家情形如此黑暗，大家都嚷着没有办法，我想把总理的《建国大纲》，拿到各地去宣传。让大家知道，对于救国治国已经有了整个的办法，岂不好吗？再者我还想拿去给冯焕章先生看看，因为要想革命成功，非全国一致努力不可。北方人士因历年受种种压迫，对于革命思想，不及南方发达，对于总理三民主义救国办法，更认识不甚清楚。我受了总理的命，在北方秘密工作。这几年来，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要算一位。他既是我的好朋友，又在北方，且他的军队纪律亦好，战斗力也强。不过他对革命虽具热心但常说没有好办法拿出，我去跟他研究研究，也许能够得到他的赞同，不就可以增进他的奋斗精神吗？”
　　孙中山听罢，同意了孔祥熙的意见。
　　于是，孔祥熙就由广州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印了3万本《建国大纲》，然后北上，在北京南苑同冯玉祥会面。
　　冯玉祥当年即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其父为下级军官，家境清贫。自小失学，很早就走上了吃粮当兵的道路。1910年任北洋陆军管带（营长）。辛亥革命前夕，冯玉祥受同盟会的影响，与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等人在军官中组织“武学研究会”，以“求知”为名，秘密联络同志，准备起事。武昌起义爆发后，“武学研究会” 的青年军官也于当年12月31日在滦州举兵响应，并推冯为参谋长。起义很快失败，冯被拘捕，并被押解回保定家乡。1912年以后，冯玉祥又被重新起用，先后任北洋陆军团长、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陆军检阅使等职。
　　冯玉祥1918年至1920年驻兵湖南常德期间，已和孙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来往，并初步读到了孙中山的著作，他对孙中山十分佩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冯部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结为“友军”，互不攻击。1920年夏，当冯部由常德北撤驻于武汉附近的湛家肥时，冯玉祥曾致信孙中山，述说他对孙的敬仰之情，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先生一人。……现下虽厄于环境，但精神上之结合固有日矣。”并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随后，孙中山派徐谦、钮永建带着他的信到汉口见冯玉祥，希望冯“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冯“很是兴奋感激”。1923年2月，马伯援奉孙中山命到北京访冯，冯玉祥亦表示要与国民党人保持往来。
　　由于冯玉祥已有倾向广东革命势力的初步思想基础，因此孔祥熙到南苑后，在一次宴席上他便开门见山地问冯玉祥：“你在北方怎么样？”
　　冯玉祥苦笑着说：“我不说，庸之见还不明白吗？”
　　孔祥熙又问：“你有没有办法？”
　　冯玉祥摇摇头说：“在当今这样局势之下，如何能有好办法呢？”
　　孔祥熙马上接着说：“你没有办法，我这里眼下却有很好的办法。”
　　说完，孔祥熙同冯玉祥走进一间密室，孔祥熙拿出孙中山手书的《建国大纲》说：“总理把他手写的这份送给你，并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
　　孔祥熙走后，冯玉祥将那份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地读了两遍，当即他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他在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和钦慕之情。
　　显然，1920年以来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冯玉祥的影响逐渐加强，使冯逐渐倾向广东革命。这是后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第六章 巨人殒殁
　　1．爱一个人真难
　　在太平洋那蔚蓝色的大海波涛上面，阳光热烈地洒在洋面，泛起一派耀眼的亮光。此时，一艘巨大的远洋客轮，航行在辽阔的大洋之中，朝着东方，朝着那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急急驶来……
　　这是1917年灼热的夏季。
　　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航行，宋子文终于抵达了祖国的上海。5年前，他就是由上海港登船启程前往美国求学的。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一晃5年过去了。此刻，宋子文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的显赫身份，归返自己的祖国了。说来5载春秋虽不算太长，但宋子文毕竟在这段时间内增长了许多知识，因而也增长了许多的力量。如今游子学成归来，宋子文站在船舷旁望着上海码头上那一片欢迎的人群，心中禁不住一阵踌躇满志的激情涌了上来。是啊，终于回来了，终于可以报效祖国了！宋子文心里激动地想着。
　　在上海港，宋耀如夫妇深情地迎接了他们的海外游子。曾几何时，时空把他们隔开，而如今时空又让他们团聚。一时间，亲热的话语说不完，拥抱的双手不忍离去。直到海关的钟声响起，他们一家人才驱车驶回温暖的家中。
　　此时是1917年，国内的形势已有所缓和。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大本营，亦已由日本转移到国内；宋家的人也早结束了流亡日本的生涯。此前，在全国一片的讨袁声中，袁世凯那个窃国大盗，已在国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当时许多人认为，袁贼已死，今后天下太平。而宋耀如当时却自有主见，他对形势并不乐观；并且他主张为恢复约法应继续斗争，并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起草了《规复约法宣言》。
　　尽管当时形势依旧十分险恶，革命前途仍很茫然；但是宋子文的学成归国，毕竟为宋家增添了不小的亮色。当天晚餐，妈咪让仆人多做了几个菜，并加了法国白兰地酒，以示对大儿子归来的由衷欢迎。一时全家人围着餐桌，谈笑风声，尽享天伦之乐。
　　“爸爸，我的工作……” 宋子文没吃几口便急着问道。
　　“子文，本来我想让你留在身边，统管财务。这也是我送你留学的初衷，大概你也知道。”说到这里，宋耀如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可形势不由人啊！国家已成这个样子--军阀大战，烽火连天，不消说搞经济啊，长此下去就连性命也难保全。自古国乱则民不安。眼下，爸爸已经与孙中山先生绑在一起了，以兴国立邦为旨，要铲除军阀割据，实现天下大同。可是这条路还很长啊！所以关于你的工作一事，我已考虑很久了。眼下有朋友的推荐，准备让你先去汉冶萍公司。这是个大公司，在国内外声誉很高，专门经营煤矿、铁矿和钢铁厂，但它目前的日子也不好过。希望你能进去，发挥才能帮助他们把公司搞好。起码把财务理顺，争取早点做出些成绩来，也让爸爸看看。”
　　“爸爸，我听您的安排。”宋子文显得有些激动地表示道。
　　“不过，那位盛总裁眼下还没有给我最后回信。我们是多年的至交了，我相信他会给面子的。” 宋耀如说到这里站起来：“凡事由小及大。倘一个人连一个厂都治理不好，就难成国家栋梁之才！子文，你说我说的对吗？”
　　“是，爸爸。我相信我的知识和我在美国的关系，我能胜任的。爸爸，请您放心。”
　　宋耀如再一次打量着儿子：就见宋子文西装革履，精神抖擞，因为白兰地喝得多了些的缘故，满面红光。在儿子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血脉和自己当年的影子。
　　“OK！爸爸现在就给盛总去打电话。”
　　“谢谢爸爸！”
　　“子文，你若是干得好的话，等革命胜利了，我向孙先生推荐你当国民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好不好？”
　　“爸爸，还是让我从第一步开始吧。”
　　于是，宋子文在上海与亲人团聚还不到一周，就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总裁的催促下，前往该公司的总部报到。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其统辖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1889年（光绪十五年）春，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因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于是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开始动工兴建铁厂；旋又决定在大冶开采铁矿。1891年大冶铁矿投产；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当时共有6个大厂、4个小厂和炼炉两座，1894年投产。上述企业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投入经费白银580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 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旋于1896年将这些厂矿改为“官督商办”，并由盛宣怀招股100万两接办。1898年，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问题又招股100万两；并设“萍乡煤矿局”，在江西萍乡开采煤矿。然而由于这些厂矿经营腐败，没出几年负债便倍于股本。1908年盛宣怀获得奏准合并扩充，且改名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此时该公司虽名为“商办”，实权却仍为盛宣怀把持。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3000人，每年出钢7万吨；萍乡煤矿工人3000余人，每年出煤60万吨。因连年亏损，从1903年起盛宣怀以厂矿财产作抵押，陆续向日本借款，并用生铁和铁砂廉价抵偿，于是该公司逐渐为日人控制。后来，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又续借了大量日款，公司大权则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
　　当时对于哈佛大学博士生的到来，汉冶萍公司总裁盛宣怀及其子盛泽丞总经理表示出了热烈欢迎的诚意，并为宋子文举行了接风晚宴。那天出席晚宴的不光有盛宣怀和他的朋友，还有其家人包括盛的18岁的爱女盛谨如小姐。就见那盛小姐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宋子文见后禁不住一阵怦然心动。
　　席间，盛宣怀总裁问宋子文道：“为什么你爸爸不与你一起来？”
　　“爸爸眼下很忙，抽不出身。” 宋子文回答。
　　“我和你爸爸是老朋友了。当年为修筑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我们就有过深交的。但年轻人，说句实话，你来，我并不只看重关系，而是注重了你的人才难得。你在美国读了几年书啊？”
　　“先在哈佛大学读了3年硕士，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2年博士。”宋子文-一作答。
　　“好啊，你是洋博士，我们公司就缺这样的高等人才！”
　　“那么盛总，您看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当然要学有所用。主要是帮助你大哥泽丞管好帐目。”接着，盛宣怀总裁又把其长公子盛泽丞介绍给宋子文。
　　“欢迎欢迎。” 盛泽丞伸出热情的手。接着又把小妹盛谨如介绍给宋子文：“这是我的小妹盛谨如，也是我的助手。”
　　“欢迎欢迎。”当时盛谨如莞尔一笑，并且落落大方地客气了一句。
　　“今后还请小姐多多关照”宋子文当即深鞠一躬，风度翩翩。给那位盛小姐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第一印象。
　　于是席间大家谈笑风声，好不热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盛谨如小姐还不时地为宋子文碗里夹菜，一时倒使宋子文不好意思起来。
　　就在宋子文来汉冶萍公司3个月后一个落霞的傍晚。那一份美好爱情，悄然向他走来，一时使他猝不及防。本来，回国后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宋子文，像所有有志气的男人一样，打算先立业后成家，所以并没有把爱情提到日程上来。那天傍晚，当宋子文听了盛谨如小姐的表白后，心里竟一时没有了谱。
　　爱情，一个多么撩人心扉的字眼啊！
　　上帝缔造了人，人就有爱和被爱的权力，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这叫做自由抑或缘份。然而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旧中国传统社会里，这种自由常会被扭曲，缘份也常会被割断。
　　那天，盛谨如小姐是拿着一张上海《金融时报》走进宋子文办公室的，那张报纸上登载着宋子文的大名，并称他是“金融界的理财好手”和“汉冶萍公司的希望”。文章中列举了宋子文来公司后的几项大的举动，还称他是汉冶萍公司的“智多星”。当时，对这张报纸宋子文不屑一顾。可是，在旁边姑娘的爱火却在燃烧。那位盛小姐看着宋子文不屑一顾的样子，便说：
　　“中国的金融界还能有第二个宋子文吗？到底还是洋博士啊！”
　　宋子文抬头看了盛小姐一眼：“本来就是平平常常一个人么，有什么好张扬的！”
　　盛小姐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宋子文道：“就是这么平平常常一个人，才讨人喜欢呢！”
　　“可喜欢我什么呢？” 宋子文故意问。
　　“喜欢你的人品，还有能力。” 盛小姐认真地说。
　　“可盛小姐是盛老总的千金，岂是寻常人能随便高攀的呀！” 宋子文不免有些心事重重地说。
　　“那又怎么样，盛老总也是人嘛！而且他的女儿也要找婆家呀！”说着，那盛小姐走至宋子文身边，用手抚着他的双肩道：“子文，我爱你！但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自从你来到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啦。一直到现在我才来找你，请你答应我，好吗？”
　　“这……怕是不行吧！”
　　这句实话，在恋爱中，宋子文已经有过不少的教训了。当年在美国求学时，也曾有过几个比较好的美国姑娘锲而不舍地追求他，但终因中西文化的差距及其女方父母的反对而“落果”，至今他心中的伤口还没痊愈呢。所以，眼前面对如花似玉的盛谨如小姐，宋子文实在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那你是怕……怕我爸我妈不同意？” 盛小姐又追问一句。
　　宋子文点点头，一时默然不语。
　　“那明天--我就给爸爸妈妈说，让你到我家来做客，公开我们的关系。”
　　“哪有那么简单啊！一下子让你爸爸妈妈接受一个他们尚不熟悉的人，恐怕根本是不可能的。再说，也得容一段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啊。”
　　“还考虑什么呀！难道我不配你吗？”盛小姐沉不住气了。
　　“无论如何，也得容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说说吧！”
　　“那就这样定了。”
　　“OK！”
　　就这样，宋子文和盛谨如两个人悄悄地相爱了。
　　在那段时间里，宋子文像整个换了一个人似的，整天精神焕发，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般；常常埋在办公室里，一干就是半夜。而待到了周末休息的时候，他就约上谨如小姐。于是两个人来到湖畔散步谈心，清澈的湖水中不时映现他们相依相伴、卿卿我我的一双身影。
　　不久，宋子文和盛谨如相爱的消息传到了盛家，传到了盛谨如的父母耳中。那天，当大公子盛泽丞把他所听到和看到的关于小妹谨如恋爱的事和盘托出后，盛宣怀夫妇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小女儿谨如是他们的掌上明珠，那一年年方18岁，且才貌出众。当年，盛氏夫妇对这个女儿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关于小女的婚配一事，盛氏夫妇也早已有了安排。他们早已把谨如小姐许配给了人，对方是有门第的富户，那男孩子也长得英俊潇洒，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只因考虑盛谨如尚且年幼，所以此桩婚事一直没有公开。
　　听到消息的那一天夜里，盛宣怀夫妇睡不着觉了。
　　“谨如这孩子太不懂事了。这么大的事，也不给爸妈说一声，就自作主张。”盛太太不停地埋怨着。
　　“要说子文吧，本事倒还真有一些。但他毕竟阅历还浅，况且宋家的景况也属一般。他要娶我们的谨如……”说到底，盛宣怀还是瞧不起宋家的，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都怪你。瞧你养的这个女儿，也不管管好。”盛宣怀开始埋怨太太。
　　“我养的女儿，难道没有你一份吗？”盛太太不服地反驳道。
　　“好好好，怨我怨我。算啦，明天我就把子文调走，走得远远的。”盛宣怀掐灭了烟头，使劲地往烟缸里一戳道。
　　果然没过几天，宋子文奉命调离了。
　　那天晚上，宋子文约来盛谨如小姐，向她告别道：“谨如，明天我就调走了。以后请你多保重吧！”
　　当下盛小姐懵了，连连追问宋子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宋子文当时强抑住内心深处的隐痛，十分冷静地对盛谨如小姐说：“既然你们家里不同意，这种事情也勉强不得。谨如，我看我们还是就此分手吧。不管将来怎样，我都为你祝福。”说着说着，宋子文不禁硬咽，说不下去了。
　　而此时的盛小姐早已泪水涟涟了。她终于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天前，父母把她叫到房中，父亲开口便训了她一通。母亲也在一旁帮腔唠唠叨叨。可老爹老妈讲了半天，也没讲出宋子文到底有什么不好。所以盛谨如自然不肯服气，就由着性子把父母好一顿顶撞。因为谨如小姐自幼已经给父母宠惯了，她一来了脾气，家里人都让她三分，连父母也不例外。于是那天晚上，盛氏夫妇一见把小女儿惹哭了，就都不再讲什么了。本来，这几天盛小姐以为事情已然平安度过了呢。谁料想，父母竟然背着她，对宋子文做出了如此无理的事情。所以无论宋子文怎样拦阻，都没有拦住盛谨如小姐。她一面哭着，一面跑去找父母，非要讨回个说法不可。
　　然而，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当时那个封建传统仍很顽固的年代里，单凭盛谨如一个单纯的小女子，是根本无法真正讨回公道的。于是，盛谨如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心相爱的人，一步步走向了远方。
　　就在宋子文调离后不久，在父母的逼迫和哄劝下，盛谨如只好出嫁了。宋子文得知这一消息后，愤而辞去了在汉冶萍公司的工作，去了另外一家银行谋职。再后来，他便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参加了革命。
　　好多年后，有人慨叹宋子文和盛谨如当年那段本应可能的姻缘，批评盛宣怀夫妇只顾眼前，在儿女婚事上缺乏远见卓识等。此一慨叹后来刊登在《大公报》上，据说还引出了晚年盛宣怀的好一顿自责，亦不知是否确实。这里权且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2．孙中山讲：“子文还真行”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3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其革命性、组织性和当时的先锋性，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于是孙中山先生准备挥师北伐，进行一场统一中国南北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由此开始，在孙中山先生亲自组织和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下，第一次大革命不久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年孙中山拟议发动的北伐战争，首先即指在孙中山领导下，同北洋军阀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
　　北洋军阀是以清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派生出来的武装政治集团。早在清顺治初年，清政府设直隶和江南两省，亦称北洋和南洋。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各帝国主义列强约定五口通商；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江南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习称北洋总督，其所建军队亦称北洋军。后袁受命于天津小站练兵，于1905年建成北洋新军六镇，这就是北洋军阀的最初家底。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是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及其北洋军阀的实力，最后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当年袁世凯利用天津小站练兵的机会，竭力培植私人党羽并扩充自己的班底。他先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和淮军定武军中网罗大批人才。当时，王士珍先被委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总教习，后又提为工程营统带；段棋瑞则是越级提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另一位冯国璋也被袁世凯委任为督操营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后又提升为总办。民国初年，北洋系势力遍及全国，从大总统、副总统、执政、总理、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到各省督军、省长、军长、师长等，几乎都出自于小站的北洋新军。当时这些大小军阀拥兵自重，争权夺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孙中山先生举兵北伐，也是要为民除害。
　　当年在北洋军阀集团中，王士珍、段棋瑞和冯国璋号称“北洋三杰”。这3个人最初都是在袁世凯的栽培下，迅速发迹的。以后，有人根据此3人的特点顺称之为龙杰、虎杰、狗杰。其解释为王士珍雍容大度、深沉内敛，不孜孜于名利，常扮演卧龙先生之角色，故称之为龙；段棋瑞兼学中西，胸有大志，英锐之气咄咄逼人，故称之为虎；冯国漳则忠心耿耿，爱财如命，故称之为狗。后来，袁世凯于1916年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为以冯国湾为首的直系军阀、以段棋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仅王士珍略逊一筹，未成独立体系。于是，一时间此3人皆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当年北洋军阀集团采用西方军事制度和新式装备，依靠封建宗法思想维系官兵之间关系。故北洋军人中，多为才质驽下者。服从、报恩、不党，此为北洋军人当年的3个基本信条。下级对上只知道服从，不敢有所主张。尤其是这样做并非出于公意，而是出于报恩之类的私人感情。当初，为了能够把北洋军人培养成袁世凯的私家军队，袁提拔军官多选拔“粗人劣卫”，用袁世凯当年的话来说：“到底是不识字的人靠得住”。所以在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袁曾以“军民公治，军人不干预政治”等漂亮的言辞来钳制部下，居然也能收到一时的作用。可以想象，如此头脑简单。才质驽下的北洋军人，在羽毛未丰时自然会俯首听命；而一旦羽毛丰满、时机成熟时，这些人也就会另起炉灶。例如后来段、冯叛袁，即是例证。
　　当年，袁世凯当了83天洪宪皇帝，即倒台了。这里面固然有其政治和外交方面等诸多方面失败的原因，而“不识字的部下仍然靠不住”，确也是后来袁世凯始料不及的不治之症。
　　当时的宋子文作为热血青年，正值血气方刚，自然也十分关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及其后的北伐战争。宋耀如作为至尊的家严，早年已是孙中山的人了，这是宋子文早已知道的。而宋子文一向崇敬的二姐宋庆龄，此时也已做了孙中山的夫人，并正在辅佐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的一系列筹划工作……于是所有这一切，更使宋子文心中的天平倾向正义，倾向革命。且恰在此时，宋子文情场失意，心灵上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撕开的伤口使他呻吟不止。于是，他便写一封寻找光明的信，寄给了正在广州的二姐宋庆龄。旋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宋子文很快辞掉了内地的工作，匆匆来到孙中山的身边，来到了革命的大本营。就这样，宋子文做了一名孙中山的追随者，协助中山先生统管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的一切财务工作。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宋子文初到广东后，孙中山先生虽委以重任，但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却是一个烂摊子，着实令人头痛。当时的主要表现：要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况且帐面上的流动资金又极有限。不要说支持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单单维持正常的开支都很困难。
　　但当时宋子文作为孙中山新任的财政总管，却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用他的智力，用他的聪明和才干，一次又一次地使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府度过财政危机，一时深得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赞誉和赏识。
　　当时，宋子文当家理财，犹如“大管家”一般，每一笔账目、每一项财源和每一项开支，他都精打细算，有轻有重且有缓有急；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用宋子文那句后来著名的话说，就叫做“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到发了愁。”
　　宋子文上任伊始，便提出一系列理财主张，例如宏观清楚，微观不失控；确保重点，兼顾全面；八方敛财，精打细算；强化政府，加强税收等等。当时具体可以归纳为“5字方针” 如下：
　　精，即精打细算。无论是开支或收人，一定要帐目清楚，用法合理；
　　保，即确保重点，分清主次矛盾，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
　　整，即整顿金融秩序，严格财务帐目纪律并纳人法制；
　　苛，即苛收税政。税收应该统一归国民政府筹划，各地方财政不得擅自立规；
　　监，即监督体制。所有财务帐目公开，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全民监督，杜绝腐败和贪污。
　　殊不知，当时由理论到实践的执行，还确有一段距离。而且首先要求政府和财政长官，不但要发号施令，还要率先垂范并身体力行。国无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当时为了依法理财，宋子文洒下了不少心血和汗水，同时也发挥了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那是在一个月色凄清的冬日里。
　　面对财政的拈据，当时又有些地方的税收上不来。尤其是“两广”统一后的广西省，既是个大省又是个穷省，而且兵多粥少；加上当时广西的地方长官李宗仁拥兵自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要说让广西给国民政府交税了，广西还不停伸手向中央财政要钱呢。此事经屡屡交涉而未成，当时已经使宋子文伤透了脑筋。
　　那天宋子文正在办公室内吸烟踱步，思索下一步财政上的难题如何破解。此刻雪茄烟已经被他吸掉8支了，正当他燃起第9支雪茄、准备继续吞云吐雾时，忽然桌上电话铃声响起来。
　　宋子文当即走过去拿起听筒，电话里面传出了李宗仁的声音。
　　“财神爷，我已到广州。”
　　“哦，德邻兄，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下车。”
　　“有什么事吗？”
　　“广西的弟兄们又揭不开锅了，找你要饭吃啊。”
　　“请你过来谈吧。不过，子文这里也没开财神店，你老兄也要有思想准备啊！”
　　旋后宋子文和李宗仁两个人，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与其说交谈，不如说是谈判更准确些。而谈判当然少不了火药味，少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宋子文开门见山告饶道：“大有大的难处。你们广西，中央财政已经补贴不少。至于兵多钱少，我也实在无法。再说广西的税收迟迟上不来。小河无水大河干，这应该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呀！”
　　李宗仁摊开双手：“我不管你中央财政收支情况如何，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知道，军队是你们的军队，我这个乌纱帽也是你们封的。下面有了难处，中央不能不管吧。”
　　“中央的财政从哪儿来，说破了还不是靠地方的支持。实在没办法了。不然，广西的税收全部归你还不行吗？”
　　“广西是个穷省，穷省岂能与富省相比！既然是中央统一，就应该有个相互调节的作用。希望子文又老弟在调节上再给我们做做文章。”
　　“我这里收支难以相抵。中央已经对你们补贴不少了。再调节，恐怕政府的正常开支就无法维持了。”
　　“不管怎样，请子文老弟开绿灯。”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下宋子文哪里敢答应下来，只好口干舌燥地继续做工作：“作为政府，这边也有难处啊。目前，不怕德邻兄笑话，我已从家严的私产中拿出了一部分钱来弥补政府的亏空了。眼下我们是竭泽而渔。为了替政府和军队筹措经费，税收方面已快到了横征暴敛的地步了。”
　　李宗仁此刻闻听宋子文如此一说，一下竟笑了起来。他说：“看来，我们的财神爷也要乱用虎狼药喽！只是眼下，你我都是为国民革命奔走办事，倘行苛政，恐怕将来的功过是非不好说清啊！”
　　宋子文亦耸肩摊手道：“不如此又怎么办？都来要钱，革命总得进行下去吧。”说到此处，宋子文停下思忖片刻，遂又决然地表示：“功耶罪耶权且由人吧。至多，我宋子文准备好一颗脑袋罢了。”
　　当天，李宗仁离开宋子文那里后，就再也没有为军费支出找过他。而且，广西不久便也开始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自救做法。
　　宋子文送走李宗仁后，接着又筹划起广东金融界的元老会来。当时筹办此会的目的，无非是两个字：“要钱”。当时宋子文打定主意，借也好，送也好，反正不兑现不能散会。不过，在会上宋子文的口气却很婉转，亦很动听，不愧为外交之才，他很容易讲得那些阔佬动心。
　　后来，有一天孙中山先生当着夫人宋庆龄的面，表扬宋子文在理财方面“还真行！”并赞叹道：“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不保守，有办法也有创造。”
　　宋庆龄当时听罢，不禁嫣然一笑。对于大弟子文，宋庆龄可以说也是看着他长大的。在学生时代，宋子文倒没显出什么特殊的天才，只是爱做一些吓唬人的恶作剧，令她们姐妹们十分开心。子文重姐弟义气，尊重各自的感情，有时又不免有些孩子气；他学习刻苦，不懂善问，有时又显得书生味十足；子文虽爱交际，却从不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他对人诚恳，遇事爱打抱不平，但从不给父母惹出乱子；父母交给子文的钱，他也从不乱花一分，且要花也要花个明白；当年宋子文数学成绩极好，家中日常算账，总是他先脱口而出……本来，在姐姐宋庆龄的眼中，宋子文还是个没长大的弟弟呢。而如今面对子文在财政界崭露头角，且随着人们日益增多的赞誉声，子文倒令宋庆龄刮目相看了。
　　那天，宋庆龄正在感慨中，大弟宋子文进了门。
　　“大总统让我筹措的500万，已按时筹足了。”说着，宋子文疲惫的脸上亦露出了笑容。
　　“哪儿筹的？”
　　“南洋一位爸爸的朋友。我们刚刚谈妥，明天就可进帐。”
　　“嘿！大弟学精明了，连爸爸的关系都用上了。” 宋庆龄有些调侃地赞扬道。
　　“我还不是为了姐姐有面子。再说大总统有令，子文岂敢不执行啊。”
　　说着姐弟二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吃饭了吗？”宋庆龄关心地问弟弟。
　　“吃过昨天的了。”宋子文顽皮道。
　　“那我赶快做饭，庆贺我们子文筹款成功。”
　　“姐夫呢？”
　　“他刚去参加一个会，很快就能回来。”
　　果然，待宋庆龄刚刚把饭做好、姐弟俩还没吃上呢，外面汽车喇叭声传来，孙中山先生开会回来了。当即闻听宋子文已经把款等妥时，孙中山十分高兴，他连连夸奖宋子文道：“太好啦，太好啦！真是及时雨呀！”一边称赞着，孙中山先生坐到了桌前，旋又招呼夫人：“庆龄，怎么没拿酒啊！今天该拿酒来，为子文弟弟祝贺啊！”
　　于是那天晚上，宋子文在姐姐和姐夫家里，痛痛快快地饮了一杯庆功的美酒。
　　3．泪洒北京城
　　1924年的11月13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广州军港，大海仿佛停止了喘息。透亮如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军港中的“永丰舰”此时已作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
　　此时，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了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发令，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此行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 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当时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犹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强烈的回响。一时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不久“基督将军” 冯玉祥向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平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赶走了由“猪仔议员” 贿选出来的“总统” 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并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棋瑞组成了一个联合的政府。当时“三员大将”一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干得正红火，能否请他人伙主持国事--于是邀请之函就这样发了出来。
　　孙中山接信深思良久，宋庆龄心里也犯犹豫。
　　但作为爱国爱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孙中山，虽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却也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迅速实现和平的统一，他毅然决然接受了冯玉祥等人北上之约邀。
　　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宋庆龄还能说什么。她只是提醒孙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庆龄说的自有一番道理。当时，孙中山也有极大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企图把他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彼时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问题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再作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邮轮绕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那就这样，我只是希望先生再想得周到些。” 宋庆龄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氏夫妇又在黄埔军校作了短暂停留，并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讲了话。所有这一切活动之后，他们才登上了永丰舰。此舰也称孙中山的“救命舰”。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4天4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在上海受到了3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时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后，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上海的停留，主要是想休息一下以缓解途中之劳。宋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就对孙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4天，就又起程了。
　　大海扬波作浪，为孙氏夫妇送行。
　　那一天，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颤栗，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
　　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昼夜航行，于 11月24日又来到了日本的神户港。
　　神户，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氏夫妇的蜜月曾在这里度过。她们回到这里，仍倍感亲切。很多老朋友纷纷登门看望。细心的宋庆龄已觉察到，来者很多，但却不见日本政界朋友。再者，从他们的谈话声中，宋庆龄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至今，已分道扬镳了。如今，孙中山转向苏联，也使日本政界反映强烈。不管怎样，孙中山仍在日本发表了演说，开展政治攻势，抨击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
　　宋庆龄也在神户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那是在当月28日的下午，当孙中山先生陪同宋庆龄到达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时，受到该校校长及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并由一女生代表本田须磨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了美丽的宋庆龄。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女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坐无虚席，还有不少站着的，一直到门外。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同时走上讲坛，顿时欢声雷动。当时，先由孙中山先生作简短的致词后，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她在演说中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她说：“妇女对正义的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她认为妇女“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更可贵的是，她没有把妇女运动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争取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上面，她说：“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最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显然，这篇论述妇女运动的演说，是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现代中国妇女》的文章后，11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当时她的许多重要论断，为以后世界妇女运动发展所证实。这篇演说，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均有报道。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曾在现场亲耳听过那次演讲的岛越文子，在57年后的1981年时担任了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她回忆当年情景说：“讲演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不仅如此，这篇演讲对宋庆龄此后漫长的革命道路来说，可以看作是一块里程碑，因为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说。它表明经过10年来孙中山的帮助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她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而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结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 生活。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静静地听着。据说，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腼腆和缺乏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精疲力尽，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
　　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先生又为女子高等学校题写了“天下为公”4个大字作为留念。该校把这个题字视为珍贵文物，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室里，并已列为该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还特地将这4个字刻为石牌，竖立在当年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参观过的“移情阁”，供人参观。1983年，经过修复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先生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当时孙氏夫妇在神户停留了 3天，于11月30日又转向天津的旅途。孙中山禁不住心情的兴奋，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想着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这时，宋庆龄轻步走上前来：“先生的感冒还没好透，别让风再吹了。”说着，便把一件呢制军大衣给他披在身上。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没有什么可以担扰的啊！”孙中山先生哈哈大笑，殊不知此时病魔已在向他进攻。
　　当年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2万余名前来迎接孙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氏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并挥手致意。当时在那数万群众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学生，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邓后来曾在回忆中深情描写到：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宋庆龄）。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令仍然清晰如初。
　　就在抵达天津的当天晚上，孙中山先生突发高烧并且肝病暴发，实令宋庆龄不安。孙中山在天津度过了治疗的26天后，病未痊愈便于12月31日乘火车到北京，当时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中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以表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不是为争地位，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却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国公使馆说，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对此怒斥道：“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北京的协和医院，位于北京城中心，是当时最先进的大型医院。此时，孙中山已由北京饭店转移到这里就诊。到1925年1月该医院已明确诊断：肝脏肿转为肝癌后期。
　　那一天，夕阳西下，像滴遗憾的叹号，融入了北京城的西山。恐怖的死亡之夜步步追逼，落霞的余辉挤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室。经治疗后的孙中山先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脸上露出微笑，不无幽默地说：“我和列宁见了一面，列宁没有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夫，还需要手术吗？”守在床前的宋庆龄急问大夫。
　　“手术方案已经定下来了，请夫人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大夫回答。
　　1925年1月26日动了手术，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当时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宋庆龄日夜守护床前，亦明显显出消瘦来。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到此信，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宋庆龄，使孙氏夫妇在身心和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给孙中山治疗的日子里，何香凝常把宋庆龄拉到隔壁房间进行劝慰说：“中山先生的病，主要是长年艰苦工作、颠沛流离、倍受煎熬所得。多亏婚后10年，你对中山先生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调理。要不，恐怕还到不了今天这个时候呢。”
　　“中间，他的健康是大有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他也告诉我，可以加倍工作了。”宋庆龄又道：“这次病的突发，主要是他带病北上，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再加上一路天色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还饱受风浪之苦；每到一地，又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讲演等，使他精疲力竭。还有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时，朔风呼啸，天气很冷，他站在船头上向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见面，又受了风寒。”
　　“这种情况下，段棋瑞还在继续作恶，外崇国信，实不像话。对先生的病也是个打击。这笔账我们要记在心里！” 何香凝当时像是安慰宋庆龄，也像是安慰自己似的。
　　4．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
　　1925年3月11日下午，孙中山先生病情恶化。
　　但此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宋庆龄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他特地把何香凝喊来，把宋庆龄托嘱给她，并千叮咛万嘱咐地交待：他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孙中山舌头硬了，话也讲不清楚了。何香凝立时表示：“先生，我亲近先生20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此时，宋庆龄在旁悲声欲绝。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当即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宋庆龄过分伤心而一再被推迟的。
　　孙中山先生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当时孙中山先生致苏联遗书的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孙中山说一些单词。4点半时他唤“亲爱的”，是叫宋庆龄；6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
　　弥留之际，孙中山先生关于国事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年3月12日晨，孙中山先生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59岁。他没有留下万贯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不可估量的精神财产，并使宋庆龄终身受用不尽。
　　英年逝夫，当时宋庆龄还只有32岁。这无疑对庆龄是个莫大的打击。况且宋庆龄又是一个执著、感情专一的人，致使她的悲痛延续好长时间后，终于理智清醒，面对现实，继续先生遗志，把自己“奉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新塑造先生在国民中之形象。
　　当年丈夫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于香山碧云寺之后，宋庆龄便回到了上海寓所居住，除了其间去过两次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且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那里。宋庆龄当时的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为此。第一次，选墓地由胡汉民、郭汉章陪同。这其中有段故事值得在此一叙：
　　孙中山的陵地选择在南京紫金山南坡，归葬紫金山亦是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夙愿。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谢职，由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变为一个自由人，当时他欲轻松一下，便与卫队长郭汉章、秘书长胡汉民等去紫金山打猎。一行人经明孝陵至半山寺，忽见一只喜鹊飞过来。孙中山先生急忙举枪射击，因喜鹊飞远而未中。枪声响处，几只野鸡受惊飞起，他调转枪口，“砰” 的一声，其中一只中弹，歪歪斜斜向下栽落，大家追赶过去，在土地庙旁寻到野鸡。此时孙中山先生提议休息片刻，他信步向山上走去，至现在的中山陵墓室处，停下来眺望四方，显得极有兴致。过了一会，孙中山对跟随在后面的胡汉民、郭汉章说：“你们看，这里有山有水，气象雄伟，较明孝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洪武皇帝为什么不葬在这里呢？” 胡汉民接口道：“是呀，此处前有照，后有靠，风水特好，称得上一方大好墓地。”孙中山先生点头笑着说：“我将来死后能葬在这里，也就心满意足了。”胡汉民当即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上面来了。”
　　13年后的今天，孙中山先生当初的笑谈，竟成遗言而变成现实。1929年6月1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安葬在这里。
　　第二次宋庆龄来南京，则是为了中山陵工程的开工典礼而来。两次南京之行，也表现了宋庆龄对孙中山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感。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人。当年的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势如破竹，飞速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昂扬，特别是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办的工厂里，工人们为了反对资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民众2000多人在租界区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吓破了胆，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但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市民当即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并继而席卷全国各地。
　　宋庆龄对此义愤填膺。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也是“中国30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弃国亦不爱也”。当时她号召群众把此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40年革命目的之一。”
　　接着宋庆龄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发表了对运动有指导性的意见，她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宋庆龄当时的谈话颇有见地。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发表指导运动意见的开端，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她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意见，例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长期斗争，以及反对调和和中立等，不少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预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执政当局对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积极地投身到“五卅” 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大力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同年6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她以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 这句话后，她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 宋庆龄讲到这里，含着眼泪说：“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我们必须反抗！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 接着，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不久，广州传来了噩耗。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途径门廊中为刺客的子弹射中。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开始，廖仲恺就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她和孙中山感情最深的挚友。并且廖氏夫妇都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尤其是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所有这些都更激起了宋庆龄的愤慨和反抗，她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
　　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猝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当时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并举行了游行。这是自5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对右派一次有力的反击。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当时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常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彼时，她还没有从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址，尽管不断有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当时，宋庆龄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那天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大会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当时一位妇女领袖刘清扬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当天她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当时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宋庆龄也为之大受感动。
　　第七章  邸柱在中流
　　1．姐弟分手
　　1926年11月26日，武汉火车站。
　　清晨，刚下了一场小雪。
　　车站像一座“白头翁”，显得异常肃静。惟有车站的出口处，人来人往，显出车站的生命之所在。但那些人却把头缩在大衣领内，没有人深情地望上一眼，哪怕仅仅一瞥也好……在车站的出口处，仁立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她身披着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黄色的裘皮领翻卷在脖子上；一双棕色的高筒皮靴，踏在雪地上；一条黑底带绿花围巾包着头，只露出一副俊俏的脸庞。此时，她正在东张西望，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辆甲虫般的乌龟小轿车驶了过来，在她身旁停下，旋即跳下一位与她脸庞差不多的少妇。
　　“小妹，让你久等了。”宋庆龄上前打招呼道。
　　“二姐，冻死我了。”宋美龄搓着手。
　　“快上车吧。”宋庆龄挥手道：“刚刚开过一个碰头会，时间晚了一点。”
　　这是当年武汉的第一场雪，整个武汉城在雪的覆盖之中。小车穿过几条马路，在一个不大的院落前停下来。
　　宋美龄挽着二姐的胳膊下了车，一种姐妹亲情在宋庆龄心中流淌着。然后，姐俩跺跺粘在脚上的雪，便进了屋。
　　卫兵小阚把一盆炭火端了过来，放在客人身旁。宋庆龄又忙去泡茶。宋美龄趁机瞧了一个屋内的摆设：一张单人床。一个办公桌、两排老式沙发，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整个房间显得整洁和恬静。只是那镶着孙中山遗像的镜框，使人看了不免有些沉闷。
　　宋庆龄把一杯清茶端过来，送到宋美龄手中：“小妹，快喝点，暖暖身子。”
　　“嗯。”宋美龄接过茶杯刚呷了一口，旋即叫了起来：“哎呀，好烫啊！”
　　围着炭火盆，姐妹俩畅谈起来，亲情家情，往事新事，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小妹，我想问妈咪怎么样？”宋庆龄理了理腮边的秀发。
　　“妈咪可想你啦。说起你来她就掉泪。”宋美龄望了一眼孙中山的遗像道。“这次来，也是妈咪催我来的，再说我也想二姐了。”
　　“前段听子文说妈咪病了，得的是什么病？”宋庆龄抚着美龄的秀发问。
　　“唉！还不是那老毛病，心脏不好，再加上着凉患了感冒。”宋美龄答，“现在一切都好了。请二姐放心。”
　　“妈咪有病你在跟前吗？”心细的宋庆龄又问。
　　“你们都不在家，我再不在跟前，你说能像话吗？”
　　“唉--”宋庆龄联想到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叹口气道：“妈咪这一生太不容易了。”继而又问：“大姐经常回去吗广
　　“反正，比你回去的多。”宋美龄毫不掩饰地回答。
　　“是啊，我们三姐妹中，我是不孝之女了。”宋庆龄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问道：“小妹，听说你和蒋总司令的事定下来了？”
　　“没结婚就不能算定下来。”宋美龄知道二姐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话就故意没有全部讲出来。
　　“我的事已经给老人添了乱，想起来就觉着对不住老人家。你的事也要多听听妈咪的意见。”宋庆龄不无遗憾地说：“蒋介石这个人能力强，北伐中也出了力，但野心太大。本来说好的国民政府设在武汉，不知为何他变了卦，非要设在南京。”
　　“政治上的事，我不管。”宋美龄说到这里，又感到话说得太绝了点，马上又补充道：“不过，二姐需要捎话的时候，我可以转达，决不贪污。”
　　“不用了！”宋庆龄若有所思：“我只怕你结婚后，就会把二姐忘了的。”
　　“二姐，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我的两位姐姐中，你对我的关心更大些。这一点，小妹一辈子也忘不了。”显然宋美龄是在指在美国留学那段时间。
　　“那就谢天谢地了。”
　　“前些日子，大姐和妈咪议论你再婚的事，不知二姐是如何想的？”宋美龄笑问。
　　“这个事我还没有考虑。再说我也不想考虑。”
　　说着说着，已近开饭时间，宋子文也推门进来。
　　“听说我们的小妹来了，是不是要我来请客？”宋子文幽默地说。
　　“你是国民政府的财神爷，当然应该由你请客。”宋美龄到哪儿嘴都不让人。
　　“小妹是咱家的掌上明珠，你说吃什么，开个菜谱，我包了。”宋子文看了二姐一眼说：“不过，二二姐是我的上司，新当选的中执委员。此事还得经过她点头。”
　　宋庆龄笑了：“你也别请了，今天我来请，你来陪小妹。”说完宋庆龄站起身，对门外的警卫道：“多加两道菜，把饭端到屋里吃。”
　　接着，她们又谈了起来。尽管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着分裂的危局，但在中国这个国度里，亲情永远是神圣的，她像一只无形的手，既能拂平人们的创口，也能揭开旧的伤疤并使其血流不止……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国共合作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事频频告捷，革命军一直打到长江以南。当时为解放全中国，国民政府及时召开了“二大”会议，选举新的机构，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妇女部长。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取得的政治上最高职位。1927年元旦，是宋美龄来武汉的第5天，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为此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和董必武等。
　　此时长江北岸的英帝国主义妄图扼杀新生政权，可新生政权又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一场冲突又开始了……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活动的中国民众。这时期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名国民党并把他们交给了北京军阀政府--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正如早些时候在广州发生的那样，拒不将“关余”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反动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当时并不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反而倒是英国水兵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英国水兵撤回到军舰上，于是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的包围之下。
　　摆在武汉政府面前当时有两种道路：一是仍像过去一百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一丝一毫外国人的特权；再就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边，坚决废止那些外国人的特权！
　　作为新改组的武汉革命政府，当然站在人民一边，支持群众的行动，并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英租界。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一片中国领土。
　　当时宋庆龄曾同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讨论战略，一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则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武力或蒋介石的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则主张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她的论点是：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中国直接冲突，这样的冲突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的地方。虽然他们都不喜欢武汉政府，他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却并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我们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继续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她的看法后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现。同时，宋庆龄还要求陈友仁要把群众运动看作他进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础。
　　在同年2-3月间，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英方认错并签字。中方亦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于是，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当时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想来也一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一时间，武汉政府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也在直速上升。1927年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首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到武汉来共同策进。
　　蒋介石当时则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尽管如此，武汉方面还是以大局为重，希望蒋亦能以团结为重。
　　但是，蒋介石的意图不像武汉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改善蒋同政府之间的合作，使北伐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相反，他开始进行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在同年3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迎头痛击。只是，此后宁汉分裂的形势并未因此好转。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派出军队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并血洗宝山路。其后根据他的密令，由国民党右派军官指挥的部队和特务，在南京、广州等地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当时中共的主要牺牲者包括赵世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萧楚女。邓文辉等一批著名的革命家。据说当时宋庆龄也在密令谋杀的名单之中，只是后来蒋介石出于自己与宋美龄的姻缘而被推迟下来了。
　　同年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没几天功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当时的这一叛逆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民党内广大左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国民党内出现了径渭分明的两大政治派别，并且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以“宁汉”两政府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对立时期。
　　当时的那场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族内部来。自从宋耀如去世后，宋蔼龄以大姐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和亲密的。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基本形成共识，一致赞襄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系来氏家庭内部团结的重要条件。但是，此时的“宁汉对立”给国民党带来了左派与右派的纷争，也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来形成的协调、平衡和友爱的局面，维系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基础条件也已不复存在了。
　　当时，宋氏家族的对立和分裂，主要体现宋蔼龄与宋庆龄两个姐妹之间的针锋相对上。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民众的罪行，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政策；而宋蔼龄则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维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及其亲帝国主义、亲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两姐妹的政治对立，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因素，但同时也再一次显示了两姐妹在思想个性上的强烈反差。宋庆龄是国民党内著名的革命左派，她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坚决捍卫和执行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政策，与国民党内的右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右派势力与强权政治的引诱和高压下，她决不以革命原则做交易。特别是在大批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人物反本的险恶形势下，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往无前，充分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原则立场，从而成为当时左派的旗帜与中坚，也成为几万万中国人民的良知与榜样。宋庆龄的大智大勇，固然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长期影响与熏陶，同时也再一次充分显示了她的理想主义的伟大品质与高尚情操。
　　与宋庆龄的激进思想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反，宋蔼龄的保守思想和追求现实利益的愿望则越来越鲜明。宋蔼龄早年虽然也曾经投身革命，一度是追求进步的青年革命党人。但是当孙中山在晚年推行激进的革命路线与政策后，宋蔼龄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加之那个时期的宋氏家庭与孔氏家庭成员纷纷在政坛和商界崛起，既当官又当买办；从家族利益上来说，已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融为一体，当然对国民党左派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路线及政策极为不满。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失去舵手，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纷纷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到前台表演。于是一部人向左转，一部人向右转。宋蔼龄从维护宋氏家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很自然地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产生了共同语言。这是宋氏两姐妹在政治上所以分道扬镜的主要原因。也说明了宋蔼龄亦是墙头上的草，哪边风大哪边倒。
　　从另一方面来说，宋蔼龄不惜抛弃血浓于水的姐妹之情，转而支持与宋氏家族素无渊源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这也是当时她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从性格上看，宋蔼龄并不是一个传统与保守型的人物。但是，从思想气质上看，她又是一个过分注重现实利益的市侩人物。当年宋蔼龄考虑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然而也十分管用；这就是看谁更有实力、谁的政策更符合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她就支持谁。当时，宁汉对立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是一介武夫，政治上又是个暴发户，声誉不佳，但是由于手握重兵而成为国民党内实力型人物。汪精卫虽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又因雄辩而能在国民党内一呼百应，是当时颇受世人景仰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与左派革命领袖。然而，汪精卫又是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是中看不中用的空心大萝卜。在当时宋蔼龄看来，蒋、汪斗法孰优孰劣，孰胜孰败，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宋蔼龄决定支持蒋介石，与右派联手打击武汉国民政府。显然，宋蔼龄当时做出这个抉择，虽多少带有赌博的味道，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从当时蒋汪斗争的手法来看，蒋介石制变机先，抢先一步把宋蔼龄、孔祥熙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不但是蒋介石转败为胜重要的一步，而且也是导致宋家分裂的重要因素。当时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都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嫡系传人，是国民党的正统政府，并不惜开动一切舆论宣传工具，揭露。指责与打击对方。但是，在当时那场宁汉大战中，南京政府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孙夫人宋庆龄坚定地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是“伪府”、蒋介石是“民贼”。这是蒋介石当年极为害怕和忧虑的。
　　从当时孙夫人在党内的地位来看，虽然只是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妇女部长，但是她在政治上的声望却是如日中天。不仅蒋介石难以望其项背，就是汪精卫也难以与其争锋。因为只有她才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忠实革命伴侣和亲密的同志，是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坚决捍卫者。由此，蒋介石十分希望能把宋庆龄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来，但是，孙夫人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断然拒绝态度，又使他感到又恨又怕。暗杀虽曾也在计划之列，只是始终没敢动手。
　　除了宋庆龄以外，宋氏家族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宋子文当时也是蒋介石争取拉拢的对象。宋子文虽然在政治上不居于重心，但是却握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又由于他与江浙财团的密切关系，在财政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争取到了宋子文，也就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这对南京政府来说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当时宋子文也是跟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后面跑，不肯与蒋介石合作。
　　虽然宋氏家族的两名重要成员都与南京政府对抗，但是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于危急之中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宋氏家族的大阿姐宋蔼龄。他很早就发现这位孔夫人对大局的许多想法，往往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蒋介石早在率军北伐途中到达南昌并驻庐山枯岭的时候，就曾经秘密派人到汉口送信，邀请宋蔼龄到九江会面磋商要事，以便争取她的相助。宋蔼龄接信后，当即搭乘中国银行的船赶到九江。但是宋蔼龄并没有下船，而是差人把蒋介石请到船上，并与蒋介石作了24小时的长谈。
　　蒋介石和宋蔼龄后来都没有公开披露那次会谈的具体内容，但是有一个人倒是记住了那次谈话的内容，因为她就是那一次蒋宋会晤的第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就是蒋介石当时的第三位夫人陈洁如。她在近年来披露的《陈洁如回忆录》中说：蒋介石与宋蔼龄会晤后，孔夫人返回汉口，蒋介石则回到他们当时在南昌的临时住宅袁宅，并一五一十地将经过情形全部告诉了陈洁如。蒋介石说，在那次谈话中，他请求宋蔼龄能对他给予援助。
　　正如蒋介石事先预料的那样，宋蔼龄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有办法的，她不但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而且是一位醉心权势。灵活狡诈且野心勃勃的女人。蒋介石深知这个女人最热衷的就是金钱和权势。为此，蒋把反败为胜的全部赌注与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个女人身上，结果并没有使蒋介石失望。在会谈中，宋蔼龄首先帮助蒋介石分析了他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宋蔼龄告诉蒋介石：
　　“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结束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将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点无可置疑。”说完这番令蒋介石毛骨惊然的话，宋蔼龄接着又帮他剖析：“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要老实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使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足以推动你的工作。但是，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和制定国家宪法的重大责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都没有。环绕在你周围的，尽是些无能的懦夫，其兴趣所在无非私利而已。他们所汲汲营求的，无非一己的私利私益，并非你的目的。你当知这些都是真话。”
　　说到这里，宋蔼龄见蒋介石面色惨白，神情悲哀而凄惨，已知自己的一番说词击中蒋的痛处，当下话锋一转，开始接触此次会谈的核心问题。宋蔼龄说：“不过，局势也并非绝望。我愿与你作成一项交易。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勇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我并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大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所需要的军火，才得继续北伐。我们的交换条件，首先是你同意娶我的妹妹宋美龄，也要答应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的丈夫孔祥熙担任阁首，我的弟弟宋子文做你的财政部长。”
　　对于宋蔼龄当时开出的价码，蒋介石没有反对，这或许正是他求之而不得的目标呢。于是，其后他在向陈洁如转述的时候说：
　　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牺牲来衡量的！……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或者不理汉口，继续进行北伐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
　　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格局。
　　蒋宋在九江达成谅解后，宋蔼龄就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倒汪助蒋、灭汉扶宁的一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一方面将孔祥熙从广州召回汉口，以便夫妻联手共同纵横以助蒋成功。宋蔼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做了分工。宋蔼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族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实现蒋来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助蒋，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
　　当时孔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于是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心目中的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宋蔼龄的倒汪活动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方面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方面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为到上海负责筹款。宁汉对立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请求。当蒋介石不得不抛弃宋子文，直接向上海金融界“借款”时，宋子文又拒绝为银行家们签发偿还“借款”的保证书。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一时又无计可施。不久，宋蔼龄也赶回上海，她暗中向蒋分析并献计：宋子文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宋子文素来自视甚高，对蒋介石靠贩卖破枪出身的新军阀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与汉口方面的许多人和事毕竟卷人太深，特别是与其三姐宋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讲，或是从伦理道德上讲，都将是他一向不屑于做的。为今之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压，使他不得不从；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掉所谓“叛徒”的罪名。另外宋蔼龄认为，宋子文虽然上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船，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出现的阶级斗争亦表示不满，对国民政府亦即武汉政府的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
　　蒋介石一听，连称妙计并当即依计而行。1927年5月，蒋任命特务处杨虎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处长。杨、陈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他一时感到十分紧张，以至不敢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步，否则便可能被捕似的。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令其没收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在蒋介石动用武力对宋子文蛮干的时候，宋蔼龄则配合默契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并发动母亲宋夫人与小妹宋美龄等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实行车轮大战，一起帮助他“洗脑筋”，晓以利害并促其反水，以维护整个家族利益等等。
　　当时宋蔼龄与蒋介石联袂实施的软硬两手，确使宋子文感到穷于应付，心情也极其紧张。当时，宋子文住在位于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寓所内，每天日坐愁城莫知所措。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访煌与动摇，宋子文已知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听从大姐的“劝告”与安排，表示与蒋的南京政府合作，并同意替蒋携带一封信，返回汉口交给宋庆龄，进一步动员宋庆龄脱离武汉政府站到蒋介石一方来。当宋子文于同年7月上旬离沪返汉时，宋蔼龄另叫宋子文给宋庆龄带去一个口信，恐吓她如果不与南京政府合作，蒋就会对她实施一个暗杀计划，到时她将有生命危险云云。
　　宋庆龄接到蒋介石的“劝降”亲笔信与宋蔼龄的恐吓口信后，却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她却为大姐与大弟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深感羞愤与痛苦。她要宋子文答复大姐与蒋介石，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她决不会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叛徒进行合作。宋庆龄当时的这个态度，无疑也是与宋氏家族的断绝。因为在数十天后，武汉政府垮台，蒋汪合流，宋蔼龄及孔祥熙成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大功臣，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等家族成员在大姐的带领下，先后均成为南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唯有宋庆龄不肯屈从于大姐的权威，成为蒋记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也成为宋氏家族的“叛逆”。
　　南京政府的建立，是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故。从此以后，宋蔼龄与宋庆龄姐妹俩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种政治势力，这两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政坛上的消长，也正是姐妹俩以及整个宋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自从大革命失败和蒋记南京政权建立后，宋庆龄已经与宋氏家族分道扬镰，这个时期以及其后的宋氏家族成员，已经不包括宋庆龄在内；宋氏家族在原先意义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均已消失殆尽，其封建性。落后性与反动性日益暴露，以致于逐步成为封建权势豪门的代名词。
　　2．坚贞不屈
　　1927年7月的武汉，人称“火炉”，烈日炎炎。天热得发狂，太阳一出来，地上已像下了火似的。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闷。晚上，西北方向有块云欲要下雨，可就是久而不落，又实在令人躁得难受。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政府的会议厅，正在召开一个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员们一个个摇着扇子，坐着都出汗。会议时而沉默时而争吵激烈，也乱得不行。主持会议的是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一把交椅汪精卫。他不顾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悍然召开这次会议。汪精卫此时一反往常，撕开假左派的面纱，把自己“反共分党”的嘴脸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
　　此会宋庆龄拒绝参加，仅派陈友仁代表她去发言，表明自己的立场。
　　汪精卫好像被蒋介石的屠杀吓破了胆，铁青着脸开场便说：“今天这个会议，不开不行了。共产党在那里杀人，我们不能不管了！关键在我们党内也有同情者。今天，我们要统一思想，制定计划，所以特开这个紧急会议。”
　　会议不免又是一阵沉默。
　　“我发表一下看法。”陈友仁站了起来。
　　“请讲。”汪精卫示意他坐下讲。
　　“我今天是代表宋执委来的，我的发言就是她的意见，同时我也赞同。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制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陈友仁侃侃而谈。
　　“不能笼统这样说！”当场有人起来反对。
　　会议顿时失控，乱成了一锅粥。
　　孙科也坐不住了，他甩下了帽子，立时火了起来：“我老子革命一辈子，把全部心血献给了革命事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他老人家的既定方针，也是你们在座的当时都同意了的。你们不念恩，倒又批判起他来了！”孙科越说越气：“你们说杀人，倒是有啊！不光杀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员也杀了不少啊！如今形势好转，又要闹独立、争军权、争地位，得不到又要成立南京政府。那么，我们武汉政府往哪儿摆？谁真谁伪，不是秃子头上趴虱子，明摆着吗！谁真革命，谁假革命，傻瓜都明白！”说到这里，孙科反问道：“孙中山的旗帜要砍掉，我们武汉国民政府还要不要？”
　　会场一时哗然……
　　与此同时，义愤填膺的宋庆龄，正坐在她的打字机前，面对着汪精卫的投蒋，面对着蒋介石的屠刀，面对着武汉国民政府的生死存亡，面对着中山先生的教诲，面对着全国人民的呼声掠耳……她正在起草自己的一份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声明开宗明义严正宣布，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他们所控制的国民党“违犯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她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以与国民党右派们划清界限，同革命的背叛者彻底决裂。
　　声明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出发，强烈谴责了叛徒们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指出他们“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摧毁了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
　　声明彻底撕破了叛徒们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伪装，明确地指出执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尽管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宋庆龄在声明中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前途仍表示了坚定的信念。她宣告：“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她预言：违背三大政策的叛徒们“注定要失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一切忠实的党员和“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
　　接着宋庆龄在理论上又阐述道：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主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这是谎话。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他在20多岁的时候，曾向李鸿章建议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在19if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登在日内瓦《社会主义者》报上，其中他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标之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1915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要廖仲恺对农民和工人问题作更深刻的研究。
　　孙中山奋斗了40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楼，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德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当时，这是对那些背叛者的致命回击！
　　宋庆龄这篇声明发表在1927年7月18日的《人民论坛》报上。这是由雷娜·普罗梅负责编印的该报最后一期，但被没收。此后，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就以传单的形式散发。
　　当年宋庆龄的“七·一四”声明，不失为一篇战斗的檄文，也是宋庆龄一生奋斗中的又一座重大的里程碑，使她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和中流砒柱，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者。
　　声明发表后，宋应龄决定去莫斯科，因为那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也是丈夫生前要去没去了的地方。于是，她便由武汉回到上海，办理出国手续然后去莫斯科。
　　她在上海的半个月时间里，蒋介石政权软硬兼施，并发动宋美龄、宋蔼龄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庆龄进行车轮大战。又一起帮助她“洗脑筋”，对她晓以利害，讲明大势并促其反水，以维护宋氏家族利益等等。同时蒋介石又以高官厚禄相许，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宋庆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决心。同时她亦发表了《赴苏宣言》：
　　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革命的联合战线已经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义。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接着她话锋一转，又讲道：
　　今天却大不相同了。国民政府的盛名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国民党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了；甚至从前听到国民党部队进军的风声就抱头鼠窜的敌人，现在也轻视它了。
　　蒋介石看软的不行，便要实施硬的方案，决定派特务把宋庆龄干掉。但在宋氏家人的竭力阻止下，蒋介石才松了口气，改为“严密监视，不许出境”。当夜，宋子文把这条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宋庆龄：“二姐，这次我不再动员你了。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的话，也要防备万一啊。”
　　宋庆龄于是做了预防万一的准备，8月23日凌晨3点钟，上海法租界一片寂静，林荫道上黑黝黝的。宋庆龄一副贫苦妇女的打扮，由红头发的美国人雷娜·普罗梅陪同，悄悄地离开莫里哀路寓所。在离寓所不远的法国公园附近，她们两人坐上了苏联领事馆等候在那里的一条小舢板。摇摇晃晃的小舢板从几十个国家的军舰中穿过，顺着江水悄悄地从发出嘎嘎声的大船旁边漂过，经过3小时紧张的航行，她们才到了吴淞口一艘表面已斑驳脱落的苏联轮船旁边。天亮以前，陈友仁和她的两个女儿也匆匆赶到，乘上了这艘轮船。在早晨的浪潮中，这艘轮船便向苏联急速驶去。直到这时，宋庆龄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结束了恐怖的气氛，新生活又向她招手了。
　　当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消息传到宋庆龄耳里的时候，她已到莫斯科3个月了。这个消息犹如一声惊雷，今宋庆龄大为吃惊。宋庆龄早就识破蒋介石追求小妹的用意，曾竭力阻止这门亲事，不让蒋利用她与孙中山的名义去提高南京政府的威望；利用宋家的名门关系去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实现他自己的野心。但是小妹趁自己在国外的机会，竟然匆匆忙忙地与蒋介石结婚了。这不仅是对她的不尊重，而且等于向魔鬼献殷勤。而更使她失望和痛苦的是，不仅仅是小妹一人，而且母亲和姐姐及全家都背叛了她。她敬爱的妈咪曾与她一起反对这桩亲事，现在居然也变了卦；大姐宋蔼龄出于既得利益，竟做起红娘牵针引线，引狼入室与虎谋皮；再想到大弟宋子文，也居然投到蒋介石的怀抱；包括丈夫的大儿子孙科，也抛弃了先父之训而认贼作父了……这一切怎不令宋庆龄痛心呢？她的心在流血……她把门紧紧关上，痛心疾首地哭了。多日的辛酸和委屈，连同她对亡夫的思念，全都哭了出来……她不像乡间妇女那样嚎陶大哭，而是暗暗流泪。是啊，宋庆龄是一位外柔内强的女人，她的柔表现为处事不惊、高雅雍贵；她的强表现在从不把自己泪水流给别人看，即使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也能咬牙忍受。她有自己的理想，也有自己的追求。她想的是祖国的兴旺发达，求的是民族统一大业。正如她自己所说：“人无追求，就等于没有灵魂。”现在想来想去，她把仇与恨都记在了蒋介石的身上。
　　那天宋庆龄哭了许久，终于恢复了理智。她坐在办公桌旁开始办公，写她的理论文章，可是思绪总也收不回来……联想自己来苏联不到3个月的时间，她就遇到了3次大的不幸，而且一次比一次令她忧心如焚--
　　起初是普罗梅的逝世。从大革命的烽火年代，到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险历程以及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活中，普罗梅一直工作在她的身旁，同舟共济，甘苦共尝，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且后来又是她身边唯一的女友。但不幸的是，那一年的11月21日她因脑炎住院，就再也没有回来。宋庆龄为之悲痛欲绝。人，还不是为感情而活着吗！普罗梅的去世，使她病倒了好几天。
　　再者就是南京政府红口白牙制造的谣言，说她与陈友仁准备在莫斯科完婚，并将这一消息刊登在美国的一张大报上。连一奶同胞的宋蔼龄也跟着风传这些谣言，若不是小妹告之，她还蒙在鼓里呢。当时这种人身攻击，极大地伤了宋庆龄的自尊心。人言可畏，致使她与陈友仁之间的好友关系难处。为躲避谣言，她不得不考虑离开莫斯科。冷静后，她又感到这不是一般的谣言，而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去弄臭一个人，抹煞孙中山的形象，进而实现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同时也是蒋介石拉拢自己不成而反施的离间计。可是，这些阴谋当时好心的人们怎么能识别出来呢？为此，宋庆龄曾蒙头睡了几天，像是得了一场大病，浑身出疹。由此再想到蒋介石与小妹的联姻，他蒋某人想通过与宋美龄结亲，成为孙中山的连襟；这又将使蒋介石获得孙中山合法继承人地位，后果亦不堪设想。
　　最近，她又接到了蒋介石的来信，无非是甜言蜜语的劝降，说南京政府形势大好，要她回国且政府仍保留她的位置。在接到蒋介石的亲笔信的同时，她又接到母亲和小妹的亲情劝说，这更使宋庆龄不安起来。她感到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12月17日她在致蒋介石的回电中，尖刻地指出：
　　“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无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指孙中山）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家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这种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
　　后来，蒋介石在复电中含沙射影地说宋庆龄的抗议和滞留莫斯科都是受人胁迫的结果。于是她在12月23日再次致电蒋介石：
　　我留在世界革命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的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你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
　　当时，宋庆龄曾想回国，但一想到她的家庭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心顿时凉了。此时，她已下决心到德国小住，以避开这种干扰和烦心。
　　3．天涯孤旅遇小弟
　　莫斯科火车站，月台上站满了为宋庆龄送行的人。
　　其中有陈友仁，还有鲍罗廷夫妇、多伦泰夫人、苏联外交部的官员们以及中山大学的学生等30余人。
　　宋庆龄一身素装，风姿不减当年，只是眉头似有一点忧愁，与大家-一握手告别。和她同行的还有章克秘书，章克原是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受雇译员，此人系由陈友仁特意安排，做宋的秘书的。另外还有两名随从。
　　列车缓缓地启动了，站台上和车内双方频频招手，依依的深情，依依的惜别。
　　“祝夫人一路顺风！”
　　“祝夫人身心健康！”
　　列车驶出站台许久，宋庆龄才转回头，望着窗外掠去的楼舍，莫斯科的郊区异常美丽。挟着春的气息的春风，吹拂着她的头发；报春的鸽子在草坪上往来梭巡，空中充满着它们的呢哺；是暖流又融化了岩石上的冰层，滴下第一颗粗大晶莹的水珠，宣告了春的来到；山的背阴处虽然还寒气凛凛，可是寒凉的威力已在渐渐衰竭。朝阳处的温暖雪水顺着斜谷流了下来，融化了硬硬的雪层，冲开了山涧溪水的冰面……一切都洋溢着春天的万象更新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宋庆龄来苏联6个月来，莫斯科这座著名的城市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记得去年9月6日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已是暮秋时节。宋庆龄一到站就受到成群结队的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苏联党政领导人、各界群众代表、旅俄华侨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等欢迎队伍，很早就来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等候。列车进站时，乐队高奏《国际歌》，欢迎的人群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列车停稳后，苏联政府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教育部长柯伦泰夫人、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加拉罕及莫斯科苏维埃代表波波夫等，走进车厢亲切迎接，当宋庆龄等沿月台步行出站时，周围群众又伴随着热烈的掌声簇拥上来，把一束束鲜花献到她的怀中。
　　当时苏联人民不是把宋庆龄当作失败的逃亡者，而是作为革命英雄而热烈欢迎的。
　　出站后，宋庆龄一行由李维诺夫和柯伦泰夫人陪同，乘车到红场的大都会饭店下榻--外国元首般的礼遇，环境条件都使宋庆龄无所挑剔。在这样的环境里，初来乍到的第一个月里，宋庆龄连续发表的声明和文章有8篇之多。当时在那些声明和文章中，她明确表示自己代表“国民党左派”或“革命的国民党”，向苏联各界人民致意，感谢苏联政府和人民近几年中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合作、指导和援助。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我深信我们将继续并肩作战，打垮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对国民党反动派所采取的驱逐苏联顾问和诬蔑苏联“借援助之名，行颠覆之实”，借以否定孙中山的“联俄”政策的罪恶行径，她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那段时间，宋庆龄对国民党反动派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在声明中向全世界揭露中国新的掌权者背叛革命的真面目，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和中国革命再起的希望，呼吁世界人民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面对现实，承认革命失败，又看到敌人的弱点，看到革命再起的希望和道路，甚至拥护当时中共开展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便是宋庆龄当时基本的政治态度。
　　她认为“中国的局势是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感到失望的”，因为革命的失败‘“纯粹是表面的”。从地理上看来，这个失败似乎很大。但在那些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权力并不巩固。“另外一个使人不会气馁的基本事实，就是人民的坚强组织。凡是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中国的人民都已经觉醒了……今天他们正挺起胸膛以坚决的斗志来面对未来。”
　　同时，翻开宋庆龄的工作日记，在那短短6个月中，不难看出她的繁忙和追求。
　　当年9月下旬，她和邓演达、陈友仁3次看望中山大学的学生，并作了即席讲演。
　　10月下旬，由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高举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继续进行斗争。
　　11月1日，由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中明确表达了他们3人对当时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宣言》发表后，宋庆龄又立即投入了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11月7日，宋庆龄应邀到红场观礼台上，观看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的盛大阅兵和游行活动。
　　1928年1月，她再到中山大学作讲演报告。
　　更令宋庆龄难忘的是，在她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周，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在日理万机之余，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当时会晤是在克里姆林宫里进行的，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宋庆龄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同仁的友好接待。接着她谈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和任务，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当时斯大林笑道：“你说得对，希望你们合作得更好，迎接光明的中国。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专门讨论，以后我还要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感谢斯大林同志。”宋庆龄表示道。
　　“听说你们现在要去德国？”斯大林问。
　　“是的，也是考察学习，借鉴别人好的东西，为我国革命所用。”宋庆龄回答。
　　“那很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包括反面的。每到一地要有一地的收获。”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亲自把她们送出门外，并目送她们上车。
　　当宋庆龄收回悠悠回忆之时，列车已到达德国首都柏林。
　　在德国，宋庆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这是因为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更不想同中国公使馆发生任何关系。她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要员。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汉国民党的前主席江精卫。他在同蒋介石合流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后者一脚踢开了。另外一个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是从武汉投奔蒋介石那里去的，此刻还得蒋的欢心，但也没有维持多久。
　　宋庆龄等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当时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她的身份是保密的，连房东也只知道她姓“林”，并称她“林女士”。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在柏林住过且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她希望章克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研究中国的上地和农民问题--“我国革命的关键”。她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后来，章克对他曾在柏林的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章克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以及邓演达使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章克就到宋庆龄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点东西，然后宋庆龄回到住所，他再到大学去上课。傍晚，章克又到宋庆龄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庆龄请他吃完晚饭他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个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邓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邓演达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邓演达向她指出，他们怎样在写白话文时运用典故和成语--它们有助于文章生动有力的表达。
　　宋庆龄此时已是一位世界知名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像一名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对这一点章克很敬佩。她当时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达批改，并开始用中文写作，而且取得明显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宋庆龄的一些中文文章写得很美，有独特的风格。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不久从国内来的朋友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太虚。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摧毁国内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只是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气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以采取新的行动。
　　当时，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年一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次出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苏联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当时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解决占中国80％的农民贫困落后的问题，即土地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这一主张，则还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是家庭，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首先应该着眼于农民的家庭，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好分田到户，由农民自己来管理和经营。每户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有权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政府不得干涉。只有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工业所需要的初级原料才能充分保证，工业才可启动发展。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邓演达当时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为了这个。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必须自辟溪径。
　　历史后来将显示，邓演达当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却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坚持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所求变革的主要杠杆。这也是当时两人的分歧所在。
　　宋庆龄来柏林，一住就是3年，并在那里渡过了3年多平静的读书生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说她的莫斯科之行未达目的的话，那么柏林之行，在邓演达的热情帮助下，她在读书研究中，尤其是对中国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却大大地充实了自己。
　　当时，柏林与莫斯科一样，宋庆龄受到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各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仍旧保持镇定，以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从而显示出她的原则性、政治敏锐和处事才能。
　　但不久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宋庆龄来德后约一年时，即是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特从美国来到柏林亲访宋庆龄。来德后希恩住在柏林饭店。本来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生活，不想接见他。因为希恩是位比较有学识的美国记者，对中国人民也算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宋庆龄也是看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们的会见是在一个秘密处所。当时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您，听听您对中国国内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说：“作为逃亡之人，哪有什么高论？我只不过是遵照中山先生的教导，在这里平静地读一些书，充实一下自己而已。”
　　“美国是您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希恩采取了攻势。
　　“这不错，当年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望夫人能给我个面子。”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是要求您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该公司就可以付您50万美金的优厚酬劳。”
　　“这样的优厚待遇，我受之有愧啊。”宋庆龄摆摆手拒绝道。
　　希恩一听有门儿，立时便道：“夫人，这是真的！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合同。”
　　“不！”宋庆龄道：“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清贫，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真的有钱的话，就请捐给中国人民吧。中国人民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眼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夫人风格高尚，实今晚辈佩服。”希恩连连点头。“我指的当然不是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提供武器来屠杀人民。”宋庆龄特别强调。
　　“晚辈明白。”希恩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吧？”宋庆龄转守为攻。
　　“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商讨，以后再作通知给您。”
　　“那好吧，我等着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所谓的美国广播公司的通知，只收到希恩先生的一封信，说是他等有机会再来拜访夫人，以听教诲。
　　事后，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完她开怀大笑起来。
　　此时邓演达也走过来称赞道：“夫人高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事实上，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推向蒋介石政权一边--这也是其小妹宋美龄的功绩。至少使宋庆龄对蒋介石政权的反对，不要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出，去封闭宋庆龄的嘴。
　　后来，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他是当时北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在20年之后曾出任美国驻国民党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当年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小就看着宋庆龄长大。他甚至于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过她的忠诚的秘书、一个燕京的学生章克找到她。后来司徒还写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决定……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万应灵药，所以带着她的部属撤到柏林，在那里我在约一年之后见到她。”而在章克的记忆中，宋庆龄在柏林并没有会见司徒，而是回避他。她曾对章说，司徒像绝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钦佩蒋介石，所以很可能是为蒋办事的。所以她拒绝见司徒，而是把一些有她亲笔签名的、同孙中山先生的结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给司徒雷登。
　　关于宋庆龄当时在德国的处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
　　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的荣誉看作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在中国各地开会之前都要向孙逸仙博士遗像行三鞠躬礼……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在最动人的三十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于她自已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
　　的确，在宋庆龄离沪流亡的那些日子里，她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谣言无时不刻地在包围着她。
　　宋庆龄在柏林的日子，深居简出，尽量把自己埋下去，留下一个空间，来平静自己也平静生活。但是宋庆龄毕竟是“总统的夫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势力，都在竭力争取她以装门面，这些常常使宋庆龄处在烦恼状态中。
　　一天，声称南京政府驻德大使馆参赞登门求见。宋庆龄挥手对秘书章克说：“不见！不见！”
　　章克出来向对方说：“夫人身体欠佳，正在治疗。”
　　对方也有办法，在身后推出了宋庆龄的小弟宋子安，当时小伙子20岁出头，长得很精神。就听那人介绍道：“这位是夫人的弟弟宋子安先生。”
　　宋庆龄一听是小弟子安来了，连忙从屋里走出来。
　　那位参赞好不容易见到夫人，连说：“夫人，打扰您了。这次小弟来了，恕不叙谈。等下次来，望夫人不要见外。”
　　“谢谢您了。”
　　“下次见！”
　　中国有句俗语：一母同胞亲，打烂骨头连着筋。对于小弟宋子安的到来，宋庆龄无比高兴。她把一切对亲情的思念，都体现在了对弟弟的招待上了。
　　“小弟，我给你写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同时，我也接到大姐的信，让我毕业后立即返国。我提出转道看看你。她来信说工作都给我联系好了，不必再耽搁时间。我没有听她的话，前天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我就赶来了。”
　　“你来了，二姐就放心了。要不来，二姐还要哭呢！”宋庆龄说着说着，眼睛有些湿润了。
　　“二姐待我好，我能不来吗？再说妈咪也常来信，说你好可怜，让我来看你。”宋子安懂事地说道。
　　“我不需要可怜。可是我对不住老母亲。年轻时，也像你现在从美留学回来一样，我向妈咪保证，要孝顺她老一生。可是，我只有孝心却没尽孝事，实是一大缺憾。”
　　说到这里，宋庆龄感到十分心酸。宋庆龄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一个十足的“女强人”。她有血肉之躯，她有儿女情长。刚强时，一般男人比不过；柔情时，一般女性难相比。刚与柔形成她个性的强烈反差。宋家三姐妹比来，这两项她都走了极端。也正是这两项极端，塑造了她的为人、她的形象和她的高尚。
　　接着，她又详细地询问了宋子安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耐心地告诉他国内的现状，并勉励他今后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作出贡献。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如今政治把我们姐妹兄弟分开了，想起来令人心痛。希望小弟不要再介人政治，多学点技术。我看当一个工程师蛮不错的。”
　　宋子安则表示很理解二姐近几年的奋斗，他表示听二姐的话。宋庆龄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与小弟宋子安的关系一直是最好的。当时她挽留小弟在柏林住了5天，给他做好吃的，偕同他参观游览了柏林的名胜古迹，并亲自陪他到汉堡和巴黎旅行，然后才在巴黎把他送上赴上海的客轮，并洒下一掬热泪。那一种真挚的手足之情，令周围的人都深为感动。
　　宋庆龄送走小弟，又在巴黎耽搁了一个多月，当年9月3日才返抵柏林，改住在柏林夏洛膝区维兰德大街18号科恩赖希博士夫人家里。
　　当时国内的消息不断传来。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情绪日趋激烈，宋庆龄在柏林期间，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冷淡了。她明显地受到了中共驻德共产国际代表团及旅德支部的冷遇。她本来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可是眼前的一切又使她心灰意冷。
　　1928年12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宋庆龄是这个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又是该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所以以往该同盟召开会议，她都在被邀请之列。但是，这一次她虽然正好在柏林，却没有人通知她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派出黄平和余飞参加会议。黄平根据当时的“理论”，在会上发言时，竟当着邓演达的面说什么“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会后，黄平等人到康特大街中国饭馆吃饭遇到宋庆龄时，双方都视为路人，互相不打招呼。这极大地刺激了宋庆龄的自尊心。当时宋庆龄想哭，却哭不出来。
　　对于共产党内如此敌我不分甚至为渊驱鱼、认友为敌的“左”倾幼稚病，宋庆龄没有更多的理会，而是在把心思用在读书、研究土地问题的同时，不断接见国内的来宾，密切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宋庆龄到柏林后不久，同济大学教授郑太朴随太虚法师到德国讲学，他向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介绍了国内情况：当时一方面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对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的镇压和迫害，另一方面是各地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不少都失败了，但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威胁很大，使蒋介石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郑太朴的思想情绪，代表了当时国内中上层进步人士的倾向。他申述了国内进步人士都盼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早日归国，把国内的进步力量重新组织和领导起来。
　　接着在那一年的8月初，曾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叶挺和黄棋翔，先后到达柏林。他们分别会见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汇报了起义的经过情况。于是，宋庆龄从郑太朴、叶挺和黄琪翔的汇报中，获得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她显得非常高兴，并从中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人民仍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继续奋斗。问题是如何把同志们团结起来，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贯彻下去，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完善和补充。于是，她与邓演达、叶挺、黄琪翔反复研究后一致认为：加速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扩大人员，团结一切肯把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贯彻到底的同志。
　　此时，他们已做好尽快回到祖国怀抱中的准备。用新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并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4．南京奉安大典
　　当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中山陵于1926年6月1日破土动工，历时3年，于1929年春基本竣工。陵园建筑在钟山南麓的缓坡上，呈钟形。以南北为中轴线，大致分南北两部：南部包括石牌坊、墓道；北部包括陵门、碑亭、石阶、平台、祭堂、墓室等。墓室直径16米，高10米，圆顶为穹隆状。地面中部为大理石塘，正中筑长方形墓穴，是灵棕奉安处，围有环形石栏，以备瞻仰。室外砌有环形围墙，外铺草地，并植玉兰、梅等花木。墓门外是祭堂，宽27米，深22米，高26米，是重檐歇山式。堂内立有12根黑色花岗石圆柱。护壁则采用黑色大理石，石上立放着中山先生白色大理石像，端坐平视，神态安详。祭台外是太平台，宽135米，深30米，台两端并筑华表二座，擎柱刻古式花纹。平台尽处是宽大的台阶，共290级。石阶之下是碑亭，亭内在龟跌上立8米高的石碑，上刻“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18年6月1日”。在碑亭之处是陵门，高15米，宽24米，深8米，蓝玻璃单檐歇山顶，用花岗石砌成无梁殿式样。正中拱门相上刻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四个金光大字。陵墓的人口是一座三间三楼的石牌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横匾一方。在石坊与陵门之间，是缓长坡道，循此直达陵门。陵园外观具有我国古代建筑传统格式，色调淳朴，装饰简洁，气势壮观，规模宏伟，别创新格，又有大面积植树铺草陪衬，象征着先生一生功绩不朽，浩然正气。陵园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各距一公里，其间有道路相连，三区名胜联为一体。陵园面积是46000亩，先后施16年，直至1931年10月才全部竣工，所用经费按当时币值计算共400余万元。
　　1929年1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总理奉安委员会”，蒋介石为主任。为了扩大影响，蒋介石还特地邀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
　　同年5月26日凌晨1时，孙中山先生灵枢在30多万人的护送下，由香山抬往北平前门火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炮101响。至5月26日下午3时15分，才将灵枢运上专列。当日4点35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启。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列到此恭候。然后以蒋介石的专列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10时，灵车抵浦口。一时间，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亦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枢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6月1日是安葬日，奉安大典从午夜2时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枢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20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枝、青白布铺地，南京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报纸、电台亦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并大量发行各种纪念书刊。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其政治资本捞了不少，何能用金钱计算。
　　当宋庆龄接到蒋介石要她速回的加急电报后，心情异常复杂：亡夫奉安本是亲情之理，中山陵历时3载竣工，花费巨资百万，她心中丝毫没有感激之情。关键是蒋介石在骨子里已背叛了亡夫的灵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打着中山旗号掩人耳目，行背叛之实。她虽有心回国，又怕落入陷阱。她恨蒋介石出卖亡夫之野心。在她眼里，目下的南京政府已开始走向堕落、死亡。
　　宋庆龄正在犹豫时，一天清晨，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二弟宋子良，代表政府当局和家人万里而来，专程接她回国。同时宋子良告诉宋庆龄：“奉安大典筹备就绪，国旗半降，政府已为她安排了中执委员的要位，南京寓所也已经修好且高档豪华。”
　　宋庆龄叹道：“谢谢二弟，感激亲情。看来虽是陷阱，我也要跳了。”
　　“全家都在盼二姐回去，怎么能说是陷阱呢？”宋子良说。
　　接着宋庆龄又道：“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必须表明，我仍然坚持我于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我虽然参加葬礼……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只要国民党领导继续违背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缓和或转变。
　　“当这项政策作为革命的动力时，我们在实现党的主义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现在三大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又成为军阀及反革命的工具，从而使我们更加远离党的目标。”
　　“二姐，此事已经过去多年，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宋子良当时不太赞成宋庆龄用这样直率强硬的措辞，他担心引起政府恼怒和家庭不快。
　　她当时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后来回国以后，宋庆龄又不断地重复和说明她的这个声明，这无疑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从而对当局企图使她陷人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盆冷水；而对那些为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则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于是，宋庆龄于1929年夏初循陆路从欧洲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张学良派夫人于风至到车站迎接，并在张的私邸会见宋庆龄。宋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密切已久。由于张学良早年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20余岁即已享誉中国、功业辉煌，引起了宋家的关注。特别是宋老夫人和宋庆龄、宋子文及宋美龄，对张学良有特殊的感情，张学良也对宋家十分敬重。日本人原来是支持其父张作霖的，但在1928年却谋杀了他。张学良因此转向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抗日本。但蒋介石却把他推上反苏的道路，那一年中国东北军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
　　尽管宋庆龄是反对军阀的，也许由于她感觉到“少帅”有真诚的抗日情绪，当时她同张的会晤是相当热烈的。她在哈尔滨发表的声明中曾称苏联是中国惟一真正的朋友，这可能是为了劝说张学良放弃反苏的行动。宋庆龄善于交友，她同“少帅”夫人于凤至相处特别融洽，于凤至当时也要去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两人正好结伴同行。
　　旋即宋庆龄一行继续前进。在天津，她的继子孙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车站迎接。当日傍晚到达北平，随即参加孙中山的迁葬活动。在迎灵、护灵、家祭、封棺、国葬等一系列仪式中，蒋介石以党政首领及孙中山亲属的双重身份，与宋庆龄一起参加，但由于宋庆龄有了以上声明，她就能光明磊落、大方得体地应付一切场面；而且也把自己的一切情感，倾注在对孙中山的哀思上面……
　　那天，宋庆龄走下专列的时候，她穿着黑色的长旗袍，在月台上前行，只见她秀慧之气，刚强之志，溢于言表，完全一派巾帼丈夫的风范。想起孙中山先生逝世才4年多，中国革命和他手创的国民党竟被糟蹋到这等地步，宋庆龄到碧云寺时已悲痛得不能移步，下车后由左右搀扶而上。护灵处副官在前导引，并报告迎接布置情形。宋庆龄到灵堂前礼献花圈，然后手指灵棕，示意左右，再看看孙中山的遗容，当即卫士揭开覆盖在棺棕上的国旗，扶她登上石台。她边走边说：
　　“总理，我在此，您往哪里去了！”
　　她于是容仪黯淡，左右请扶宋庆龄下，宋庆龄不忍并抚棺大哭，悲痛欲绝，泪珠滴于玻璃盖上……有此同生，为何不能同死啊！
　　同年6月1日，宋庆龄又亲自护灵到南京中山陵，一步步走上几百级台阶，把孙中山的灵枢送进墓室。孙中山的遗体放在一只精致的紫铜棺内，棺下面有一个特制的楠木座子，棺上还有一层密封着的水晶透明板，站在石扩上扶着栏杆就可以瞻仰孙中山的遗容。公祭后，将紫铜棺盖上，然后由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闭”。
　　奉安大典后，蒋介石苦苦挽留宋庆龄在南京居住，宋庆龄则声称回家瞧看，并于第二天一早即返上海。记者纷纷登门采访，宋庆龄推说身体不佳，对政治无任何意见发表。
　　再说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的回来，曾做三点指示：一是拉拢，二是封其嘴，三是前者不行就来硬的。同年6月9日，蒋介石先委派夫人以姐妹亲情去说服，并请她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对于小妹的到来，宋庆龄满心高兴，但一想起蒋介石，她就厌恶起来。最后宋庆龄对小妹说：“二姐很心痛你。”
　　宋美龄嘴快：“我知道我是二姐一手带大的，我永远忘不了二姐。撇开政治不讲，看在我们姐妹的情份上，我请二姐，二姐也要给我面子啊！”
　　“政治和亲情如今连在了一起，二姐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宋庆龄直摇头：“说不清楚，依就很难理解二姐了。所以二姐不去，让小妹委屈了。”
　　宋美龄满怀信心而来，却扫兴而归。她心里也有气，只觉得二姐变了，变得越来越固执了。
　　宋庆龄送走了小妹宋美龄以后，就回到了生病的妈咪--倪桂珍身旁，终日照料母亲，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尽一分赤子之心。母亲病情稍好，她便陪妈咪去苏州，逛杭州，尽享天伦之乐。此时，宋美龄、宋蔼龄和宋子文虽是公务繁忙，也断不了回去看妈咪，同时也是看宋庆龄。宋庆龄很少说话，因为政见不同，她也不愿说话，说出来又怕伤了全家的和气。她要尽快把过去的缺憾，变成孝敬妈咪的行动。这期间，日子不觉已过去了一个月，国内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在新军阀混战中迅猛发展。当时全国建立了大小15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13个军共10万人。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近在飓尺，像一柄尖刀刺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前胸。对蒋介石来说，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壮大，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他当时的总统美梦将要变成一场恶梦。所以，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他即掉转枪口，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不久，红军向北攻打了连城，牵制住了敌人兵力。而后朱德率领部队折转来进入江西，由宁化打下了广昌，在东韶一带与从连城转来的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合。江西的游击队在东固又编成三个师，红军更加壮大了。至此朱毛红军已使蒋介石如坐针毡，坐立不安。他就派何应钦指挥唐云山旅携带重兵火炮凶猛扑来，红军却在吉安之东、吉水之南的直夏、施家边一带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这个旅，用敌人的枪炮弹药装备了自己，接着将兴国、信丰、南雄一片扫得干干净净。朱德又率一部精锐之师，由广东回江西转福建，拔下金汉鼎部盘踞的汀州这个钉子；从而使江西、闽西两个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后来不久，1929年8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要在柏林召开，并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作为名誉主席的她，刚刚回国难以参加，于是她在寓所便拟定了电报全文，声明自己不参加的理由，同时也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工农、对外亲帝反苏的罪行，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她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统治者的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电文尖锐深刻，像柄利剑直刺蒋介石政权的心脏。一时蒋介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直接封锁了这一消息，并要大报小报一概不准登载。所以宋庆龄的电文也就成了秘密传单，在大街小巷传递。宋庆龄发出电报后，正像她对友人表示的那样：“我发了电报后，心里舒坦了……至于我个人因此有什么遭遇，那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蒋介石政权对她恨之入骨，加上宋美龄把去上海的事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就更激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召来戴季陶商量，决定采取“硬”的方法。可是此事让宋美龄知道后，极力抵制；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戴季陶出面警告。下面是戴季陶去上海和宋庆龄的谈话纪要，是宋庆龄整理的，此文发表在1929年10月20日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为了求真求实，笔者不敢加工，直录下来，以飨读者。此文不难看出当时蒋介石政权对宋庆龄的刻骨之恨，同时也看出了宋庆龄面对白色恐怖，以正除邪，浩气凛然，充分显示了一位伟人的风采和博大胸怀。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开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谈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我对于她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地答复她说，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咕啃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递给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证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中国制造混乱，杀人、抢劫、放火，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您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当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没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人认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全世界人民很容易分辨究竟我致电的“外国团体”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到底是友善的呢？还是有损害的呢？你适才带着“爱国义愤”所援引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现在正为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而积极地工作。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帐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义不能凭空想，由几代人去完成，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谁又能断定呢？
　　宋：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什1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便可以成功的。事实上，当他起草《建国大纲》的时侯，他就有这个意思，革命一定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成功的。不然，你是可以猜想得到的，这样具有天生智慧的人，又是在屡受党内军阀反叛之后，他会赞成军政时期吗？戴君，你的议论很显然地是带了病态的，这是你身体太坏导致你变得大悲观，你已经不再是热衷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季陶了，你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佛教徒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我很遗憾，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经与年俱进了。改进社会状况、改善人民生活，这不正是革命吗？
　　宋：国民党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创建的，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社会，否则，它就应该叫做进步党了。
　　戴：那末请问你是怎样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
　　宋：革命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努力以求建设有利益于社会广大群众的新的社会秩序来代替旧的社会。请问迄今你们有什么革命的成绩呢？
　　戴：恐怕你没有注意到政府各部的进步吧。建设工作正在进行，朽败的房屋变成了新建筑，计划建立新的铁路，改革国家交通，救济人民的痛苦，比如，你看到的南京宽广的中山大道就是。这些不是我们在阻碍横生的困难环境中作出的杰出成绩吗？
　　宋：我徐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的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至于说到你们其他的功绩，宽广的中山大道是谁得利了呢？惟有便于你们这些人们乘坐汽车。我恐怕你们从没有想过成千累万的穷苦人民，为了你们的便利而拆去了他们唯一栖身的茅屋吧。
　　戴：这些都是荒谬不合理的谴责，请你告诉我不拆除破旧的茅屋和一些建筑片能从事改建吗？
　　宋：但是为谁的利益而改建呢？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吗？他努力不屈不挠地奋斗四十年是为着这样吗？
　　戴：任何人都有良心的，这不是个人专有的，你知道在哲学上……
　　宋：请你不要谈那些玄妙的道理，我只知道事实。
　　戴：那末你的意思是要每个人都不要讲求进步，回复到过去时代，仍旧步行，而不用汽车吗？唉！
　　宋：我不要求那种荒谬，我只要求你们停止提高你们的物质生活。这已经是太奢华了，超过了普通一般人万倍以上了。我知道有许多军阀官僚几年前都是很贫穷的，现在忽然坐上高级汽车炫赫夸耀起来，在租界上为所娶姨太太购买大厦。我请问你，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想，假如孙先生还健在，他能容忍这种现状吗？假如，你也还是有良心的，你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吧。
　　戴：你初回来的时候，何以不把你的意思发表出来呢？
　　宋：不是我的意见常常都是被压制的吗？但是我已经向你们的主席自由地发表我的意见，是他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意见，那是他应该负责的。
　　戴：介石正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他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然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宋：实在说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不过你以为中国的情形除了蒋介石以外，再不能有别人能够把它改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偏见。国家的福利，不是任何个人的专利品或私有财产。你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至于说到实现孙先生《建国大纲》，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是蒋介石和他的僚属在那里实行的。即便是他最后的遗嘱，你们每天只用做口头背诵的，你们都把它出卖了！你们禁止言论、禁止集会、禁止出版、禁止建立组织来实行唤醒民众吗？
　　戴：你不会忘记，当民众运动进行的时候，湖南广东发生过什么事变吧？真的，这种恐怖仍记忆犹新啊！你已经看见自由是怎样被人滥用啊！这种集会唯一的结果，是无秩序与动乱。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落后了几个世纪。就是国民党的党员中间，他们曾受过了相当的训练，有时集会起来，还是不免没有秩序与争闹哩。孙先生对此很失望，才写了那个《会议通则》。你怎么能够希望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能集会！至于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那是更谈不到了。他们一定首先要经过一个训政时期。
　　宋：你知道你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的同样的武器，拿来反对我们自己的民众吗！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你们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所说孙先生著的《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呢？戴君，是不是你自相矛盾呢？
　　戴：恐怕这是你自相矛盾吧，你想增进入民的福利，减除人民的痛苦，然而你又反对向人民的敌人--桂系和其他军阀，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人，他们都是革命前途的障碍物--宣战。
　　宋：在军阀的战争之中，除了增加税捐、压迫与丧失生命以外，人民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戴：那末你也明显地意欲和平，但是你又在制造分歧，并且攻击这些为国家与人民努力工作的人们。让我们现在彼此尊敬相互间的意见，我们将听你的意见，但是你也必须倾听大多数人的意见。
　　宋：对于这种埋在坟地里的和平和你对我浪费时间的游说，我都不存一些幻想。
　　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呆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责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精，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了。
　　在当年这篇谈话中，宋庆龄所选择的论点和口气都是有意说给蒋介石听的，因为是蒋介石派戴季陶来的。就戴个人而言，她也变得对他十分鄙视。戴季陶利用他同孙中山先生的老关系，成为蒋介石的主要辩护士。他曲解孙中山的学说，竭力为蒋介石的血腥反动行径进行辩护。
　　同年9月间，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1929年9月21日，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驶往马赛。约一个月后，她又回到了欧洲。一住就是两年时间过去，直到1931年7月，因妈咪倪桂珍在青岛去世，她才重又踏上祖国的圣土。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成燎原之火，汹涌澎湃，如同闪电突破乌云，倏焉万里，闪耀八荒。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撼动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它给亲人的是振奋、鼓舞；它给仇人的是惊心、丧魄。在那段时间里，宋庆龄已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之光，并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此后她再也没有离开伟大的祖国。
　　第八章  权钱联姻
　　1．子文无奈
　　那还是1927年3月末的上海。
　　正值乍暖犹寒的时节，凉风习习，街上行人稀少，整座城市也显得空旷寂寥。也许刚刮过七级台风的缘故，天空显得灰暗，灰暗得使人感到压抑。殊不知，此时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于密室，决心与武汉国民政府分道扬镰，与共产党途穷匕首见……当时，还有一种更大阴谋正在上海孕育着。
　　宋子文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来到上海，按照二姐宋庆龄的吩咐，他住在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寓所。当看望老母，并圆了亲情之后，宋子文又去造访蒋介石，商量接收江浙财政事宜。
　　“子文先生风尘而来，有失远迎！”与庐山时的蒋介石相比，此时的蒋介石就像换了一个模样。
　　“子文这次来，主要是奉国民政府之命，接收江浙一带财政。还请蒋总司令出面帮忙和协助。”宋子文单刀直入。
　　“那好哇！不过，我倒提醒来部长，万一我要是帮不上忙呢？”蒋介石试探着察言观色。
　　“帮不上忙？总司令真会开玩笑！”宋子文先是一怔，旋即呷了一口香茶道：“我们都是一家人。尽管眼下意见有些分歧，但都是为工作，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蒋总司令有什么话要捎给政府，或有什么要求，子文都可以代转。只要蒋总司令提出来，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看来，子文先生是来劝蒋某人噗？”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地又说。
　　“不，也谈不上劝。为了党国的利益，以大局为重嘛！”
　　“宋部长，你来上海的事，要说配合，我蒋某人没啥话可说。但是，汪精卫那里，我把话说清楚，今后中正同他是一刀两断。”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严重哟！”宋子文仍不死心地劝说。
　　“不！中正今天的话是当真的。”蒋介石咬牙切齿道。
　　宋子文见对方交了底，而且态度生硬，也便不再多劝。他话锋一转又道：“子文这几天的工作打算是，想与上海金融界的朋友先接上头，恢复联系并争取支持。下一步计划在沪设立3个顾问委员会：一个是关于政府政券的，一个是关于国家预算的，再一个就是关于银行和商业的。先开几个会，届时也欢迎蒋总司令参加。”
　　“好，只要时间允许，我会参加的。”蒋介石仍满脸堆笑，只不过他笑得不够自然了。
　　“子文非常欢迎！时间不早了，我该告辞了。”说着宋子文站起身来。
　　当蒋介石送走宋子文后，恶狠狠地对身后的副官道：“这个宋公子，先稳住他。我会让他就范的！”
　　随即，蒋介石又拨通了孔氏夫妇的住宅电话，告诉宋蔼龄和孔祥熙夫妇宋子文的来访，并约定按既定方针办。接着蒋介石又电告手下人，对宋子文严加防范。随着蒋氏一个又一个电话，当时的宋子文已经像一头野鹿，撞入猎人的视野了。用蒋介石当时的话讲：看我怎么收拾他！
　　那天宋子文从蒋介石司令部出来时，太阳已经偏西。对此次造访，老蒋口里能讲出配合，凭心而论宋子文还是很满意的。当即宋子文看看表还不到午后4点，心想再会几个工商界有声望的朋友，听听他们的意见有时更重要，往往私下的意见比会上的更有参考价值。于是，宋子文就朝附近的一位叫王福来的家中走去。王福来先生是宋子文父亲来耀如儿时的朋友，专营纺织机械生意，在上海亦是德高望重的老板。对宋子文的来访，王老板双手欢迎，且头一句话就是：“来了就在这里吃饭。”当下双方没有过多寒暄，便交谈起来。
　　王福来先生开门见山：“早就盼你们来。子文侄主管财政我们放心，因为宋家的声望在那里，海内外朋友在那里，关系信誉也在那里摆着嘛。我们知根知底，放债贷款都放心。要说钱多了，也是血汗换来的呀！子文你说是吧！”
　　宋子文点头道：“说得有理。我也早想来，您都是我父亲一辈上的人了，办事实在。”
　　“不瞒贤侄你说，眼下大家最担心也最最不放心的，就是那个蒋介石。他小子什么出身，在上海大家都清楚。他若是当了政，恐怕就没有我们老实人过的了，所以眼下在社会上传言很多。”
　　“哦——都说些什么了？请老伯讲给我听听。”
　　“宁汉分裂是怎么回事？秃子头上的虱子嘛！明摆着的事——姓蒋的是要权。要说贤侄你也要多加小心。你来主持财政，那姓蒋的小子会答应吗？别说你一个财政部长，我看那姓蒋的连汪精卫都不放在眼里呀。”说到此时，那王福来不禁告诫起宋子文来。
　　“蒋介石那里，方才子文已经去过了。还行，他态度还满不错。”
　　“要相信蒋介石的话就危险啦。他的话你能听吗？有多少是真话？”宋子文一时哑然，不知再说什么是好。
　　“外面传言说，姓蒋的要搞清党和大屠杀，贤侄知道吗？你也要注意哇！那小子急了，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
　　“蒋介石要真是这样搞，一定不得人心的……”
　　“反正人家有军权有实力，武汉政府没有。因此贤侄你的工作肯定要有困难，而且困难还很大。你要有思想准备啊厂’
　　当下两个人谈话还没结束，电话铃声响了。王福来先生拿起电话筒，里面传来宋蔼龄的声音：“王老伯，听说大弟到您那里去了？”
　　“有一个叫宋子文的，不知是不是他呀？”
　　“王老伯，您又开玩笑了。”
　　“有事吗？”
　　“我们家庭聚餐。”
　　“我这里还管不起饭吗？”
　　“说到哪里去了，王老伯，今天除外，回头您什么时间请都成。拜托您告诉他好吗？”
　　“好的。”王福来放下电话又讲：“看来老伯说的话没错吧！他们这么快就连你都监视起来了。”
　　“是的，我来这里，没有通知任何人。”宋子文道。
　　“你快去吧。要去晚了，你们家蔼龄又该怪我啦。”
　　宋子文不禁无奈地一摊子，旋摇摇头告辞走了。
　　到了大姐家里，宋子文刚坐下，大姐宋蔼龄就神经兮兮地凑上来说：“子文，幸亏你及时来了。我正打算派人找你去呐！不为别的，眼下形势严峻啊广宋蔼龄故意把“严峻”二字拉长了声，且字也咬得很重很重，真仿佛发生了什么事似的。
　　“大姐，有什么事吗？”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是说为我们家也为你个人前途，要想一想，不然糊涂一时后悔一生哇。”
　　“大姐，瞧你说的，没这么严重吧？”
　　“子文你又犯糊涂了不是！这一党两府，不是明摆着的事嘛。选对了，你就前途无量；选不对，就是十八层地狱。大姐还不是为了你好。”
　　“大姐，那你说我应该怎么选择？”
　　“如今明白人都跟蒋介石。”
　　“那老蒋有什么好？”宋子文不服地问了一句。
　　“那老蒋有军权有实力，汪精卫能比吗？”
　　“再加上一条吧：还有野心！”宋子文仍不屑地说。
　　“不想当皇帝的人就永远当不了皇帝。有野心有什么不好。你要跟他，大姐就能保证老蒋他让你做他的财政部长，这不好吗！”
　　“我不想高攀。我宁愿下十八层地狱，也不跟那个瘪三一起荣耀。”宋子文坚决地说。
　　“子文，那你可就犯傻了！”
　　接着，孔祥熙又走出来开导一通，但最后宋子文还是决定一条路走到底。
　　宋子文走后，孔祥熙胸有成竹地对宋蔼龄说：“别急，允许他有一个思想过程。我看，形势很快就会教育他的。”
　　宋蔼龄只好也点点头。
　　宋子文来上海没几天，不消说别的，光是亲朋好友给他“洗脑筋”，就让他招架不住了。
　　那些日子里，宋子文有些失眠了。每到夜里，他眼望着天花板，就是睡不着，眼睛里似有个小松枝支着似的……
　　然而就在几天后，宋子文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蒋介石搞的一种债券，抢在他的前面在街上发行了。而且蒋介石的这种债券，简直是巧取豪夺一般，向富商大贾硬性摊派。如果谁家不买，马上就有一群青帮打手和军警到门前大闹；如还不知趣，就硬说这里有共产党，旋即将人抓走；最后搞得人家家属只得用钱赎，一时间人心惶惶。
　　当时一些银行家和企业家中，也有不怕的。他们似乎对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不甚明了，遂不甘心把钱白白给蒋，希望至少能拿到一张偿还贷款的书面保证；并要宋子文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名义签字。这些人以为，如果将来不能从蒋介石那里讨回贷款的话，至少也可以在宋子文那里得到一部分。而宋子文对此当然是拒绝签字的。宋子文明白，这蒋氏公债的所得，只能全数用于蒋的军队，根本不会拨给国库与财政部门。这样一来，自己做为一个不名一文的财政部长，岂不要被推到火上去烤吗！他才不干这种败坏名声的蠢事呢。所以，不管蒋介石当时如何恳请，宋子文还是断然拒绝了。
　　宋子文当时的态度，使蒋介石十分气恼。最后，蒋介石竟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不顾，不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且指派自己的财政官员。甚而至于采取了流氓手段，竟把宋子文设在上海的办事处给查封了，并派人监视宋子文的行动，一时搞得宋子文仿佛给软禁了一般。
　　没过多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于是宁汉对峙的局面公开化了，蒋介石也露出了狰狞的面目。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的成立“大典”，遂向世人推出南京政府。蒋介石和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钮永建、古应芬、柏文蔚。陈铭枢、甘乃光、蒋作宾等人出任南京政府委员；且由蒋介石作后台，胡汉民任“国民政府”主席，钮永建为秘书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钱新之代），薛笃弼为民政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
　　当时南京政府的成立，使得中国南部出现了两个政权——武汉国民政府同南京政权对立的形势。一时间，各种政治斗争更为错综复杂。当时南京政府还宣称，已将武汉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以及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人一律免职，并令武汉方面的其他各部部长迅速表明态度；在这些人尚未表明态度前，南京政府虽暂不委任部长，但将任命执行委员，以便尽早执行政务。
　　要说蒋介石这一招也真够绝了。顿时，宋子文成了一个无庙可归的和尚。
　　当时蒋介石封闭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目的即在于迫他就范，屈服淫威。所以蒋介石又一次把电话打给了宋蔼龄，诉说其中原委，并仍请宋蔼龄动用来氏家族亲情，说服宋子文早日归到南京政权麾下来。
　　那天宋子文发现办事处给蒋介石查封后，登时脑袋胀大了许多。他正待那儿发懵呢，一辆海蓝色的小轿车驶到身边停下，旋见车门开处，孔祥熙打车里钻了出来。跟随后面下来的，便是大姐宋蔼龄。
　　“哎呀子文，你到哪里去了，真急死我和你姐夫了。”宋龄连珠炮似地把话讲了出来。
　　“走吧，子文。我们先回家再说。”孔祥熙比较婉转地劝道。
　　“不！我哪儿也不去。我倒要看看，他姓蒋的还有什么本事！”宋子文不屈不挠地说。
　　“哎呀子文，你待这里认什么真呐？别急，我们先回家。回头大姐去找老蒋……”宋蔼龄连哄带劝地说。
　　孔祥熙此时也在旁敲边鼓道：“这介石也是太霸道啦！有什么事大家可以商量嘛，干什么封人家门呐！走，子文，先回家。回头让你大姐去找介石评理去。”说着，孔祥熙硬拽着宋子文上了车。
　　宋子文无奈，只好先随大姐和姐夫回了孔家。在孔府吃了饭后，宋子文不愿听大姐唠叨，就起身回到母亲那里。结果，没消停上多一会儿，大姐宋蔼龄、小妹宋美龄以及两个小弟宋子良、宋子安就走马灯似的过来看他，大姐和小妹还相机继续给他洗脑。最后，把宋子文烦得没办法了，他就索柱倒在床上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就这样，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的巨大压力下，宋子文硬是坚持了一个多月，硬是没有妥协。
　　转眼到了1927年的6月上旬。
　　一天，一位美国记者到宋府来找宋子文。原来，他就是受宋庆龄之托，专程来上海看望宋子文的希恩先生。两人寒暄过后，希恩先生开门见山，转告宋子文说他受了宋庆龄的拜托，准备接宋子文前往武汉。当即希恩先生对宋子文说：“我们一同走，我会保证宋先生的安全万无一失的。”
　　“OK，谢谢您了。”宋子文十分客气地说。接着，宋子文又—一询问了武汉方面的情况，希恩先生亦—一作了回答。当即两个人约好了回头动身的具体时间及方式，希思便起身告辞了。宋子文送走客人之后，马上驱车前往西摩路母亲的住处，他打算跟老母亲告一下别。
　　不料此时大姐来蔼龄和姐夫孔祥熙也在母亲那里。她们是来陪母亲一起过礼拜的。当听说宋子文马上要动身去武汉的消息时，宋蔼龄一下睁大了眼睛，竟脱口而出道：
　　“什么什么？子文你要走？那我和你姐夫不白做工作了吗广
　　“哦——原来你们是受命做我的工作啊！那大姐我倒问你，你们受谁的命？给谁做工作？”宋子文顿时不高兴了，仿佛一直给人愚弄了似的。
　　这时孔祥熙出来打圆场道：“子文，你大姐她都是为了你好，并不是受了谁的命、为谁做什么工作……”
　　“得了吧你们！今天我算把你们看透了。”宋子文依旧不依不饶地说。
　　于是老太太出来说话了：“子文，不许跟你姐姐、姐夫这样讲话。有话好好说嘛！而且今天妈咪跟你表个态，妈咪也不放你走！”
　　“可眼下我去武汉，是二姐安排我去的呀。”
　　“二姐要你去也不行。难道，妈咪还当不了你们的家呀！”说到这里，那宋母倪老夫人有些发火了。
　　就这样，在宋家多数成员的反对甚至阻挠下，宋子文的武汉之行最终没有成行。面对当时国内错综纷繁的政治局面，面对以大姐宋蔼龄为首的家族成员或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或断然拦阻，宋子文思前想后权衡再三，最终他决定像大姐宋蔼龄和姐夫孔祥熙那样，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未来的前程，还是务实了吧。于是，宋子文终于倒向了南京政府，倒向了蒋介石一边，从而完成了他人生道路上明珠暗弃的一次根本转变。
　　当时宋子文倒向蒋介石，无疑给武汉国民政府一个不小的打击。当宋庆龄闻听此事后，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当时宋庆龄心中的苦楚，几乎不亚于几年前丈夫孙中山去世给她的巨大打击。要知道，宋庆龄对自己的这个大弟弟曾经是多么的器重，并且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啊！自此以后，宋庆龄成了宋氏家族唯一在外漂零的一只孤雁。
　　当年蒋介石得到宋子文之后，接着又把目标指向了宋子文的小妹宋美龄。当时他发誓，一定要和宋氏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块，要捆在一起亲密无间。而要和宋家真正地联结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蒋介石当时唯一的一个可能和机遇就是联姻了。所以自本世纪20年代初开始，蒋介石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动了向宋美龄求婚的念头。
　　不料这一次为蒋介石牵线搭桥的红媒，却是宋氏门中的大姐宋蔼龄。
　　但这一次老蒋的求婚企图，在宋家引起了轩然大波。自宋母倪夫人开始，包括宋子文在内家族中的多数成员，坚决反对宋家与蒋联姻。为了此事，当时宋蔼龄还把宋子文专门约到家中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当时，宋蔼龄坐在丝绒沙发上，首先发表了她的务实高论。在她身边，坐着宋蔼龄那百依百顺的丈夫孔祥熙。
　　“这件事我跟庸之商量过不止一次了。依我看，中国的将来都得姓蒋。武汉国民政府那边，归顺过来也是早晚的事。别看眼下庆龄她们在那边嚷得厉害。瞧吧，早晚要被老蒋打垮。所以我主张，小妹这桩亲事我们家应该赶早答应下来。不然夜长梦多，万一哪天老蒋那边变了卦……”
　　“是的，”孔祥熙始终赞同他太太的看法。此刻他又在一旁敲着边鼓道：“太太说得极是，政府要分裂，形势就变化莫测。现在看来，老蒋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眼下他急于寻找支持，说实在的，这正是我们来家的机遇哇！”
　　此刻宋子文坐在沙发里却一言不发。宋蔼龄点到他的名字时，他不软不硬地说道：“我是不赞成。而且老太太那里也绝通不过。”宋子文略停一下又说道：“再说二姐也不会答应这桩亲事的。对了还有小妹，美龄她肯答应嫁给老蒋么？”
　　“小妹那里我可以去做工作，估计没大问题。”宋蔼龄又大包大揽道。
　　“那庆龄若是反对呢？”孔祥熙此时倒不无担心地提醒她们姐弟俩一句。
　　“她反对？”宋蔼龄顿时有些气愤地说：“说句实话吧，庆龄她根本就不能算是我们宋家的人了。她早已背叛了我们的父母，还管她干吗！至于妈咪那里，工作我也包了。这桩婚事对小妹，对我们全家，实在太重要了！子文，你也说句痛快话，到底同意不同意吧？”
　　“我是说老蒋这个人不怎么样，性情暴躁且生活放荡，他的风流韵事太多了。小妹又不是嫁不出去了，何必非找他这么个老头子。我看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宋子文说完一甩袖子。
　　“老蒋今年多大了？”孔祥熙打着哈哈问道。
　　“40多了。”宋子文不冷不热。
　　“小妹今年多大？”孔祥熙问太大。
　　“你管她多大干嘛？”宋蔼龄瞪一眼肥头大耳的丈夫。
　　“说正经话嘛！”孔祥熙仍笑着说道。
　　“小妹今年也快30了。30对40，也不能算太离谱吧？”宋蔼龄反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孔祥熙解释说：“小妹眼下已有了情人刘纪文，再说，此事恐怕刘纪文也不会答应。”
　　“他答不答应还不得听美龄的！”宋蔼龄淡淡地说：“只要老蒋给刘纪文安排好了，我不信刘纪文他会不答应。”
　　“那……老蒋那边的太太也得离婚！”宋子文此时突然又冒出一句道。
　　“这没有关系，只要老蒋明白同小妹结婚以后有些什么好处，他就是有十个八个太太也得离婚。”停顿一下宋蔼龄又道：“要依我看老蒋这个人，有本事，前途无量。回头老蒋得了天下，小妹当了第一夫人，那还不是我们来家的荣耀啊！子文，你就不要再认那些死理了！”
　　“那你就先做做小妹和妈咪的工作吧。”
　　“谁来做媒人呢？”孔祥熙又问。
　　“这还不好办！”宋蔼龄十分有把握地说：“在上海这个地盘，找个合适的媒人怕是不难吧，张静江、杜月笙……”她一连气说出八九个人来。
　　“喝！原来大姐又是心里早有谱啦！”宋子文挪一下身子，不无惊奇地问了一句。
　　“不是大姐心里早有谱——当年父亲过世的时候，已把小妹的终身大事嘱咐给大姐了。你说大姐能不操心吗！”宋蔼龄此时竟也一脸责任感的模样，十分认真地说道。
　　“对了子文，你觉得这桩事小妹会怎样看？”孔祥熙忽然又问出一句。
　　宋子文答说：“在美国时小妹和刘纪文已经确定了关系，而且两个人一直处得不错。眼下就这么忽然变卦了，我看够叫小妹为难的。再说老蒋也绝比不上人家刘纪文。老蒋是流氓瘪三出身，而刘是个出国留学生而且在哈佛名牌毕业。比相貌老蒋其貌不扬，而刘纪文英俊洒脱。哪个女孩子不爱漂亮的小伙子，我看这件事小妹未必肯答应。”
　　“我说小妹会答应！”宋蔼龄力排众议：“不信我们打赌！
　　要知道，哪个女孩子不喜欢丈夫做大官！何况做蒋介石夫人，今后她就是中国的第一夫人！”
　　“那你把二姐往哪儿放？”宋子文觉得大姐又离谱了。
　　“她是现在的中国第一夫人，小妹是将来的中国第一夫人。”说着宋蔼龄瞅了一眼孔祥熙：“就是我这个大姨姐，永远也做不到第一夫人啦！”
　　孔祥熙佯作没听见，只管大口大口地吃着苹果。
　　宋子文抬腕看看手表：“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明天我还要去武汉呢。”
　　1927年7月12日。宋子文受蒋介石的派遣，专程前往武汉，为促成蒋介石提出的所谓“两府统一，实现联合”的主张，与武汉江精卫政府进行谈判。当时的武汉政府，因为汪精卫等人开始动摇，已然人心思动，竟日惶惶，仿佛已经四面楚歌了一般。
　　在南京临行前，蒋介石专门召见宋子文，向他面授机宜，当下宋子文也心领神会。
　　宋子文抵达武汉后，首先去看望二姐宋庆龄。因宋子文倒向老蒋，宋庆龄对自己这位大弟虽然已经失去了先前的那份殷殷瞩望，但毕竟还有手足之情，所以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而当宋子文讲了当时自己的难处后，宋庆龄亦表示理解。
　　宋庆龄道：“子文，你这次来武汉有什么目的？看看二姐能不能帮上忙，能帮的二姐一定帮，不能帮也请你理解二姐。”
　　“二姐，我这次来前，妈咪、大姐、小妹，二弟和小弟都向你问好！为了咱们宋家，大家都希望你能回上海，不要在这里受罪了。尤其是妈咪，老人家非常挂念你。”
　　宋庆龄十分感动，她也要宋子文代她跟妈咪和家人问好。
　　“我来武汉的另一个目的，也是蒋介石的旨意，就是促成两府联合统一。老蒋的条件只有一个，武汉方面必须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二姐你说，你们能答应吗？”宋子文口中哺哺地问道。
　　“就是二姐我答应，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不会答应的。我是先生的人，我不能违背先生的遗志。因此我也答应不了你。他们谁答应你，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宋庆龄说此话时，不禁潸潸落泪。
　　宋子文见二姐伤心，也不便多劝。从二姐那里出来后，他径直到了汪精卫的办公室，并向汪转达蒋介石的问候。于是没谈多一会，两个人便一拍即合……
　　当天，宋子文密电上海的孔祥熙，请他转呈蒋介石。蒋看了电报后大喜，并立即作了批复。
　　第2天，宋子文接到回电。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这样快，就见电文中写道：
　　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下令召开紧急的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井配合蒋介石在上海进行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在武汉也举起了血腥的屠刀，大肆杀戮和逮捕共产党人及其广大的革命群众。当时汪精卫政府提出的一句血淋淋的口号就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人。”
　　一时间，武汉三镇上空，黑云滚滚。曾几何时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至此完全转入了低潮。
　　2．既得天下又夺美人
　　几经周旋，终于好梦成真。
　　宋蔼龄办事认真，只要她认准的事，非办成不可。同时，也让世人看到，她在家庭这个舞台上的作用和威信、威力。实际上，当年在宋家这个颇为解放的家庭里，也保留着“无父尊长”的传统风俗。
　　1927年9月17日《纽约时报》于头版头条刊登一则令人吃惊的消息：“蒋总司令即将与宋美龄女士结婚”，并在该报左上角刊出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近日俪影。
　　当时该报驻上海记者米塞尔维茨发回的一篇报道说：
　　这场在中国空前隆重的婚礼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据说蒋已请来了一位英国著名裁缝正在为他赶做礼服、礼帽，宋家正在为其妹赶制嫁妆。据说这份嫁妆价值3．5万美元，是中国姑娘中至高无上的。据说蒋总司令已同结发之妻毛福梅离婚，采取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做法——休妻制，宣布她再也不是他的老婆了；另外宋美龄也同她的情人、当年赴美留学生刘纪文分手。
　　米塞尔维茨在报道中还说：
　　种种迹象表明：即将举行的宋美龄的婚礼没有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蒋夫人的存在而推迟，他们之间的婚姻完全是以双方的爱情为基础的。蒋同宋家的罗曼史将使蒋身价倍增，成为中国第一人……
　　据米塞尔维茨说，当时向他提供这一重要新闻消息的，既不是蒋总司令本人，也不是宋美龄，而是赫赫有名的孔夫人——宋蔼龄。整个事情都是孔夫人一手操办的。她9月16日在西爱咸斯路的寓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她把蒋介石和宋美龄“介绍”给一群记者，宣布：“将军要同我的小妹结婚。”然后，大家都到正规的庭院给这潇洒漂亮的一对拍照，全世界的报纸和杂志都预先刊登了这些照片。当时谁也没有想一想婚姻掮客宋蔼龄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谁也不想问一问1921年已与蒋结婚的蒋夫人怎么办？所以这些更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往往被一些记者忘记了。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蒋介石清楚，宋美龄更清楚。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此生的恩人——宋蔼龄。
　　婚前，新郎拜见岳母是中国的传统。
　　1927年9月28日，在日本的镰仓。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在镰仓的宋老夫人倪桂珍这天接见了即将成为其门婿的蒋介石。
　　宋老夫人来镰仓已有半年多了。宋耀如死后，她遇到一些感到失望的事。尤其是女儿们的婚事，更使她头痛。她作为基督教徒，希望女儿的婚礼都应在宋耀如的教堂举行，由本教堂牧师主持。大女儿宋蔼龄是在日本结婚的，未能这样做；二女儿宋庆龄也没有这样做。三个门婿，最中她意的还是宋蔼龄的丈夫孔祥熙。对于孙中山和蒋介石，说心里话，她是不中意的，或者说是反对的。开始蒋介石来电讲要来镰仓看她，她拒绝了。后来宋蔼龄和宋美龄来信劝说，她才勉强答应了，时间定在今天。
　　往日不大重打扮的蒋介石，今天却破例穿戴一新。他脱下军服，不免少了点威武。考究的衣服色彩使他精干了些，显得年轻，精神焕发；他的脸擦了油，红光发亮；下巴上的胡须，是他40岁年龄的象征，不过他今天刮得铁青。他手中的盒装礼品，是宋蔼龄深知母亲的口味，特意提醒他买的。
　　“妈，我来看您老来了……”蒋介石一进门便说。
　　“漂洋过海，这么老远，你还何必再跑一趟。”宋老夫人当时并不是十分热情。
　　“这是我给您买的礼品，权作给您祝寿！”蒋介石说完，把那盒礼品献给宋老夫人。
　　“家里什么也不缺，你又何必破费。”宋老夫人客气道：“坐下喝茶吧。”
　　蒋介石在宋老夫人的指点下，坐了下来。他善于察颜观色，从老太太的脸色看，似乎对他不大感兴趣。既来之则安之，蒋介石压抑着心中的焦急。
　　“妈，临来时美龄让我给您老问好。”蒋介石没话找话道。
　　“好。”宋老夫人理了理腮边的头发问道：“听说，你要和美龄结婚？”
　　“对，妈妈，我这次来就是向您老正式求亲的。”
　　“你不是还有原配妻子吗？”宋老夫人提出了疑问。
　　“我们已经离婚了。”蒋介石当即把早已准备好的离婚证明取了出来道：“妈，请看我们的离婚证明。”
　　宋老夫人接过来，认真地看了起来。不错，是份离婚证明。接着，宋老夫人又问：
　　“你也是知道的，我们宋家是一个基督教徒之家。你既愿意同我的女儿结婚，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吗？”
　　“妈，我愿意试一试，我要学习《圣经》，并尽全力去做。”蒋介石事先有准备地讲：“如果妈妈同意我与美龄的婚事的话，我们的婚礼愿在父亲的教堂里举行。”
　　“好的！”宋老夫人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喜色，显然对方的回答使她感到满意。她对蒋介石的偏见从中也得到了抵消。幸运的蒋介石，深为这几句事先有准备的话而感到庆幸。
　　“你既愿人教，就得遵守教规约束，这不是儿戏的！”当即宋老夫人叮嘱道：“你要和美龄每周到西摩路的私邱，一起祈祷一次。”
　　“中正明白！”蒋介石面目庄重。
　　“那你就回去吧。”宋老夫人下了逐客今。
　　旋即蒋介石乘飞机飞回了中国。不久，他们的婚期就确定并宣布了，喜日选在当年的12月1日。美国的《纽约时报》抢先发布了消息，陆续全世界21家报刊杂志作了报道。
　　舆论宣传无疑助长了人们对这场政治姻缘的重视。同时，也给这场即将举行的隆重婚礼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像广告牌一样，招揽全世界的观众，翘首盼望着那一天。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期待多时的婚礼，在上海隆重举行了。
　　婚礼分两次举行：一次是在宋家，这是安静的并且合乎基督教的习俗，时间较短，由宋蔼龄操办。另一次是在豪华的上海大华饭店，带有外交性质，有些中国传统的味道；婚礼时间很长，持续到当晚12点钟。
　　那天清晨，当慕尔教堂沉闷的大钟撞响的时候，宋家的亲戚好友已经聚集到西摩路的私邸。他们是宋蔼龄、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等51名基督教徒和至亲好友。明眼人很快会注意到，当时没有宋庆龄。1927年8月，宋庆龄回到上海她和孙中山曾一起住过的家。但是，她在上海没呆几天，便匆匆离开了。她同一位名叫雷娜·普罗梅的美国朋友，去了莫斯科。说实在的，宋庆龄是很爱小妹的，她认为小妹这样做必为自己的痛苦打下了基础。她力求说服小妹，但生米已做成熟饭，为时已晚了。
　　当教堂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人们聚集在耶稣的像前，一对新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站在最前排。第二排是宋氏家族的人，其次是宋氏家族的亲朋。宋老夫人头发已经花白，但身体很好，神采奕奕，她对今天的一切安排很满意。可以说对第三个女儿的婚礼，她是最满意的。当时她闭目祈祷几句后，主持婚礼的牧师从后门步入教堂，他不是别人，正是南方卫理公会及阿伦纪念教堂的余日章牧师。此人是黄仁霖的岳父，办事干练，在江浙一带是小有名气的。本来教堂是沉静的，他干咳一声后，教堂更是寂静无声。
　　在余日章牧师的主持下，婚礼进行得颇为顺利。
　　接着是一阵朗朗可闻的圣经祷告声，漫过阴森寂静的教堂，那声音像一部合唱的歌曲一样悦耳动听。
　　蒋介石、宋美龄在牧师的指挥下进行各项仪程，直至婚礼告一段落，大家簇拥着蒋、宋二人走出了肃穆宽敞的教堂，接着转移到外滩的大华饭店舞厅，再次举行邀请来宾参加的婚礼L。
　　如果说教堂过于严肃的话，那么大华饭店则是异常的热闹。偌大的大华舞厅，在沪是出名的。一条黄绿相间的玻璃屋檐，把个巍峨的大华饭店和舞厅从蔚蓝的天空中勾画出来，那壮丽的柱廊、淡雅的色调，以及四周层次繁多的建筑，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屋内装饰豪华的天花板上，吊着金黄流苏的五彩宫灯，宫灯四周又有小彩灯相配，犹如众星捧月一般。辉煌的大厅布置得光彩夺目，刘易斯育婴堂用彩带和白色鲜花组成了巨大的婚礼之钟。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悬有一幅孙中山的大幅画像，画像两边是国民党党旗和国旗。台上摆着白色鲜花，一个大“喜”字占了显赫的位置。在另一个台上坐着白俄的管弦乐队，他们个个穿着白衣白褂，可谓浑然一体；在管弦乐队的旁边，是来自各地30余家报刊杂志的记者；他们手提照相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婚礼的开始；大厅里早已坐满了1300多名被邀的来宾，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遗憾的是在这1300多名来宾中，张静江这位月下老人没能来，他是昨天被送进医院的；舞厅外面还有1000多看热闹的人，被门卫堵在门外；大华饭店六层楼的房顶上垂下十行花花绿绿的鞭炮，一直到地面。当时看热闹的人围观着，笑谈着。只等那炮竹点燃，便是隆重婚礼的开始了。
　　当日下午4点15分，炮竹点燃，乐队开始奏乐，一时煞是热闹。“剥剥”的鞭炮声把沉寂多日的大华饭店震醒，把人们的兴致推向高潮。如果说外面热闹，那舞厅里更是热闹。当婚礼主持人、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登上礼台，立在孙中山遗像下的时候，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掌声震耳欲聋一般。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当时中国很有影响的人物，是南京政府的教育部长。本来这场婚礼应由张静江主持，因张有病临时改为蔡元培先生。此时，蔡先生目扫一周，只见来宾中有英国、美国、日本、挪威、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事。陪同这些贵宾的是国民党众位元老，以及上海各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分别坐前三排。杜大耳朵也夹在中间，剃光的脑袋闪闪发光。自然也有宋蔼龄——这位牵线搭桥的红娘，以及她的丈夫孔祥熙。此时孔氏夫妇负责接待，等宾客到齐坐下后，便主动离开了。
　　于是蔡先生用英、汉两种语言向来宾致意。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客盈满厅，让我把各位来宾以及外国来宾介绍一下。”舞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蔡先生遂—一将众来宾向观众介绍，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末了他宣布：“欢迎新娘、新郎人场，向众位宾客致谢礼！”
　　同时，蔡先生还指挥舞女们跳起来、白俄的乐队奏起来
　　就见蒋介石穿着高雅的欧式礼服，在孔样熙和作为男傧相的首席秘书的陪同下出场，舞厅里顿时热闹迭起。他当时穿的是条纹裤子、鞋罩、燕尾服、银色领带，像花生形古怪的脑袋剃得发亮。他满面挂笑，向来宾挥手致意。人们热烈鼓掌欢迎这位下野的军事领袖，摄影师把镜头对着他不停地转动、拍照。
　　又一次掌声响起了，后面的人们再次登上椅子，伸长了脖子。伴随着“新娘来了”的古老乐曲，新娘挽着她的姐姐宋蔼龄及哥哥、前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先生的臂膀从廊子后面走进舞厅。廊子上铺着大红地毯，两边摆着白色的鲜花，宋美龄穿着白色长裙礼服，披着银白色乔其纱，披纱用一枝香橙花别着，稍稍偏向一边。饰以银丝的软缎长裙长长地拖在身后，像一只出水的白天鹅，透过轻纱裙可以看到她脚上的银色皮鞋。新娘的乌发藏在白色尚蒂利桃花的罩纱里，罩纱垂到肩上，形成第二层披纱。她手里捧着一束用银白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的“康乃馨”。
　　当时共有4位女傧相伴随着新娘宋美龄，就见前面两人穿的是桃红色软缎衣，上面镶着钻石和桃花色珠子。软缎袖子长仅齐肘，在肘部用浓淡相宜的桃红色乔其纱做成宽大的袖口。另外两位年纪小的女傧相，穿着同样的衣服，但是颈上装饰的是带褶的乔其纱，袖口也带褶。女滨相后面，跟着撒花的两个小女孩周小姐和陈小姐。她们身穿撑开来的桃红色塔夫绸衣裙，手持装满花瓣的小花篮。最后是两位小侍从孔珍妮小姐和孔路易少爷，他们亦身穿黑色丝绒衣和缎子马夹。
　　这是一次高雅文明的婚礼。与基督教的习惯相反，新郎。牧师或其他人都没有拥抱或亲吻新娘。
　　新娘款款走到新郎身边停下，镁光灯闪烁着，拍下了一张张动人的画面……
　　“向宋老夫人鞠躬！”
　　“向来宾鞠躬！”
　　“夫妻对拜鞠躬！”
　　新郎、新娘按照主婚人的指挥，一丝不苟地做了。他们知道，不认真做，观众是通不过的。
　　接着，蔡元培先生宣读结婚证辞。宣读完毕，一个大印盖在结婚证书上，一式两份，新郎新娘每人一份。在接受证书的时候，一对新人向主婚人蔡元培先生躬身施了礼。然后他们又向证婚人蒋介卿施礼，向周围观众施礼。
　　“向新郎、新娘献花！”在蔡先生的口令下，只见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据说其中之一是宋蔼龄的女儿），头扎红头绳，手捧鲜花，跑上台前向新郎、新娘献了花。
　　在乐队的伴奏下，美国男高音歌手霍尔唱起了《哦，答应我！》。于是宏亮的歌声，伴着人们有节奏的掌声，弥漫于大厅之中。
　　“先生们，女士们！为新郎新娘祝福！为祖国的统一祝福！唱吧！跳吧！”顿时，舞厅活跃起来，一对对舞伴结伴走出，挽臂搭肩，轻歌曼舞。
　　那一天下午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钟，接着，大华饭店又为来宾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宴会中，新郎新娘又举杯向1000名来宾致谢……午夜12点钟时，蔡先生宣布晚宴结束。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蒋介石和新娘快步穿过廊子，走到由鲜花组成的大钟下面的椅子边。缎带拉开了，数百数千的玫瑰花瓣从花钟里落下来，撒在新郎新娘的身上。
　　蒋介石和宋美龄退席了。他们悄悄从后门出去，乘车到西摩路宋家府上换装。旋即蒋介石和宋美龄带着200名卫兵上了已经备好的专列，去莫干山青帮的一个寺院。在那里，他们开始了新婚蜜月的生活。
　　《纽约时报》第2天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婚礼的盛况：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国民党将在星期六召开全体会议。该报还说：“如果会议开得圆满，蒋将再次成为中国的实权人物。”不久蒋介石也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准备重新掌握指挥权：“我们结婚以后，革命工作无疑将取得更大进步。因为我今后能安心地担起革命的重任！从现在起，我们两人决心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
　　旁观者没有忽略参加婚礼的整个外交团。人们注意到美国的布里斯托尔上将参加了在西摩路举行的家庭婚礼仪式和在大华饭店公开举行的婚礼，他手下的人同他一起参加了大华饭店的婚礼。这表明，宋氏家族的新成员蒋介石得到了国际认可，美国感到满意了。
　　宋美龄和新婚丈夫刚到莫干山寺院的次日一早，蒋介石就被叫去参加一个据说是“党的重要会议”。那天会议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
　　正如宋庆龄当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俩的结合是政治，不是爱情厂
　　1927年12月10日，即蒋、宋婚后第9天，蒋介石恢复了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后来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2月的莫干山寺院，正是梅花盛开的时节。这里天然的风景不用人工煞费心机地设计，十分醉人。因为莫干山高，白云缠在山腰。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忽儿阳光灿烂，一会儿雨雪飞驰。却永有云雾，飘来拂去，整个寺院藏在其中。当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蜜月，正是从这里开始度过的。
　　当时他们住在寺院里，青帮特意为他俩准备了新房新床。清晨6点，他们起床洗漱，然后到林中小道散步；早饭后，也就是上午时间则接待各方来宾；下午，他们一对新人讨论国家大事及对时局的看法；晚上，蒋介石陪同宋美龄跳舞。殊不知宋美龄的舞姿在学生时代就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她跳的爵士舞、帕斯舞、丛林舞和摇滚舞等，跳得别致，清新活泼。蒋介石学跳舞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不过，他老踩宋美龄的脚尖，气得宋美龄喷他：“你真是个不开窍的阿木林。”每逢这时，蒋介石总是笑笑：“夫人，我们是会合作好的！”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美龄这个人脾气反常，她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强烈的支配人的欲望。说穿了，她具有一般女性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权欲心。宋美龄在政治上极右。她不像二姐宋庆龄那样浪漫，一切寄托于理想和对于穷人的怜悯；她也不像大姐宋蔼龄那样过分的爱钱，养成一种贪性，以至于发展到嫉妒人，包括姐妹之间。所以说，当时有人把他们三姐妹比做“龙、虎、狗”不能说没有几分道理。当时人们的意思是说，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道德高尚，思想进步，政治上的操守极为纯洁高贵，为全世界民主人士所敬仰，所以是“龙”；蒋夫人宋美龄帮助蒋介石做“外交”工作，在蒋介石的家庭里是只母大虫，所以是“虎”；而孔夫人宋蔼龄则一贯的贪婪成性，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能做，包括小妹美龄的婚事，任何事情她都在所不惜，所以是看家“狗”。但就她们三姐妹之间，宋蔼龄和宋庆龄二人是相互看不对眼的、是有矛盾的，而宋美龄则居间。她同情二姐宋庆龄的不幸遭遇，并且也不同意大姐那样恶言恶语地攻击二姐，以致于双方没有了姐妹之情。
　　“嗨，政治把我们姐妹分开了！二姐要是来看看我该多好哇广那天宋美龄忽然不胜感慨。
　　“她……她算老几，我们宋家就权当没有了她！她要是现在来，我站脚就走！”宋美龄的一句话马上燃起了宋蔼龄心中的一团火。
　　就当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时，她的二姐宋庆龄已经来到苏联的莫斯科。当时宋庆龄已寡居两年多。她才30岁出头，丰姿不减当年，本可以再嫁。母亲也多次劝过她，但是她却不。她一生不仅深切怀念孙中山，而且像她所阐明的那样，她将致力于使孙中山的主义和理想永存下去。
　　宋美龄刚当上第一夫人，就急于行使新获的权力。蜜月刚刚结束，她就使蒋介石同青帮发生了一场纠纷……
　　那是他们俩从莫干山回到上海以后。要知道，上海是青帮所辖地，当年青帮有一项规定：每一个要人都要给青帮支付一笔保护费。蒋介石过去是定期向青帮支付这笔“费用”的。而宋美龄这些年来的保护费，则一直是由宋子文悄悄地替她支付的。关于向青帮支付保护费的事，宋美龄还是这一次在莫干山度蜜月时得知的。她听了很气愤。当天夜里，便在枕边向蒋介石吹了风：
　　“青帮在上海这么坏，无恶不作，你为什么老跟他们走？”
　　“人吗，社会中的人，哪有不交往的。古人云，多个仇人多座山，多个朋友多条路吗！往后你慢慢地就知道了。”蒋介石答道。
　　“哼——我就不信！人以群聚，物以类分。靠近他们的人，也决不是什么好人。”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蒋介石当即辩道：“你把我跟他们划到一块儿去啦，实在是冤枉！”
　　“不是我把你和他们划到一块去了，而是你自己把自己划到他们那儿去了。”宋美龄道。
　　“夫人有何证据？”蒋介石瞪起了眼睛。
　　“我问你，以前你为什么要向青帮支付保护费？”
　　“这是规矩。”
　　“哪家的规矩？”
　　“青帮啊。”
　　“哦，这不还是嘛！”宋美龄说到这里，像抓到了把柄似的说：“我警告你，现在你当上了领袖，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了，今后不应该再交什么保护费了！”当时她把最后一句话倒说得很恳切。
　　蒋介石笑笑：“好好好，听夫人的。”
　　可是，这番夫妻对话后来不知怎么，很快竟传到杜月笙那里。杜月笙气坏了，心想：“看我给她来个下马威，也让她这个第一夫人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没几天，蒋介石便和新娘下了莫干山，悄悄回到了上海。然而不久，可怕的事情便发生了——宋美龄失踪了。
　　那天清晨，蒋介石吃过早饭，便对宋美龄说：“今天我有约会，需要晚些时候回家。”
　　“好的，祝你一路平安。”宋美龄当即和蒋介石接了一个吻，蒋介石便匆匆地驱车离家了。
　　两个小时以后，一辆豪华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开了过来，嘎地停在西摩路的宋家门口。宋美龄听到车响，以为丈夫回来了，便出门迎接。谁知车里坐着一个司机和一个美丽的姑娘，全是陌生人。
　　“夫人，我是奉您大姐的旨意，来接您到她家去。”
　　“谢谢。容我换一下衣服可以吗？”一听大姐来请，宋美龄十分高兴。
　　“当然可以。”
　　宋美龄换完衣服，锁上门旋风似地走过来，坐上汽车。汽车把她带走了。但这辆汽车只在上海市绕圈，根本没往来蔼龄家开。宋美龄憋不住地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带到哪里？”姑娘冷冷地答道：“这就不由你啦！”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宋美龄大声吼叫：“我是第一夫人，你们无权限制我的自由！”
　　“哈哈，好大的口气！”司机却在一旁嘲讽地说。
　　待蒋介石约会后回到家里，不见了宋美龄，他很焦急：“怎么，连个条子也没留下！”当时他等了一小时，还不见宋美龄的影儿，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便立即回到屋里操起电话。直接通话是不可能的了，他拨通了宋子文的电话。
　　宋子文一下子就明白了蒋介石讲的事情。他挂了电话，又重新拨了起来。当即他要了一个当时只有几个人知道的秘密电话号码。一分钟后，一个熟悉而又令人恐惧的声音传过来了。这人便是杜月笙。
　　“子文，你放心吧。蒋夫人平安无事，不要担心，她身体很好。有人发现她只有一个姑娘陪伴，坐着汽车在上海危险的大街上穿行，考虑到无时无地不存在的危险，这样做是很不谨慎的。为了她的安全，我已把她护送到一栋舒适的别墅，她受到了殷勤的接待，因为她是中国新统治者的夫人，大家都十分尊重她。大家极力想让她高兴，但她似乎很生气，什么都不肯吃。”说到这里，杜又埋怨道：“蒋总司令结婚后太忙了，应该给夫人安排一下可靠的保护。要知道，在上海这样一个危险的城市，这确实太大意了。宋先生是否麻烦来一趟，对这件意外的事作出妥善安排呀？”
　　“好，我马上就去！”宋子文放下了电话。
　　宋子文随即匆匆赶到杜月笙戒备森严的寓所，办了“手续”并交了保护费，把宋美龄从那个受到“照顾”的地方接走，送到蒋介石那里。
　　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杜大耳朵等于猛抽了蒋介石一皮带，让他知道，你当官的要严管夫人，不要忘记我们是老朋友，要知道，弟兄们也是不好惹的！
　　宋美龄在同蒋介石结婚时，尚没有意识到自己还嫁给了蒋的“家族”。但当时宋蔼龄知道，孔祥熙知道，宋庆龄知道，宋子文也知道。后来，宋美龄直到被软禁之后，才知道杜大耳朵眼下是她的严厉教父了。
　　那一不愉快的事件，使她永生难忘。
　　3．陈洁如指天发誓
　　当年宋蔼龄包办宋美龄的婚事，完成了宋氏家族在中国成为一个王朝的真正奠基礼。而当她饱餐过宋美龄的结婚宴、心满意足地用甲鱼骨刺剔着牙缝的时候，另一个女人却用骨针刺进了标有宋蔼龄名字的泥人像的心脏。
　　这个女人就是蒋介石当时的前委陈洁如，原名陈凤。
　　船上的锣声响了，这是通知开船的讯号，也是催促送行的客人赶紧下船的讯号。陈洁如站在轮船甲板上，拼命挥动手臂。起锚的轮船开始驶动，将黄浦江的浑水搅得翻滚不已。陈洁如努力向外滩上那些著名的高楼大厦望去，发现那些建筑竟然被迷雾所包围，她用劲揉着眼睛再看，这才弄清迷雾来自于自己的眼泪。
　　轮船经过吴淞炮台，海水逐渐变成黄绿色，这是江水与海水的汇合处，上海已在眼中彻底消失了。陈浩如把陪伴她赴美的两位“宫女”——张静江的女儿海伦和黛瑞莎扔在甲板上，独自回到了客舱里。
　　她打开多年来一直坚持每日必记的日记簿，刚写了一行：“1927年8月19日，乘船离开上海”，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如烟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
　　陈洁如1906年出生于一个纸商家中，家景小康。10多岁时母亲就向她讲授贞操观念，提醒她当心一些男人对女孩子连番设计的引诱。陈凤身材高挑，到1919年13岁时，已出落得如同成熟女性一般。一天，她到张静江府上找她的女同学时，遇上了蒋介石。后来当陈风回家时，蒋介石提出送她回家，陈凤没有答应。但蒋却问了她家的地址，以后到家里去找。陈凤母亲当时对蒋的唐突造访很不满意，告诉他说：“我的女儿虽然长得高些，但她只有13岁，正在上学读书，我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她。”蒋介石走后，仍不断给陈风打电话，搅扰得她不得安宁，只好与蒋介石相会。在一个公园里，蒋介石说：“阿凤，我要向你发誓：海可干枯，山可崩塌，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答应我吧，作我合法的妻子。”陈凤当时被这几句甜蜜的话哄得心里热乎乎的，可她还不懂许多事，只好闭口不语。蒋介石看她不说话，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折刀，拉出发亮的刀片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爱你至深，那就换一种方式证明我的心意。好吧，只要你说出那个‘不’字，我就切下我的一个指头，用我的血为你写下一纸永爱不休的誓书。”蒋介石说着真把指头放在石头上，作出要切的样子，陈凤当时又感动又害怕，赶紧答应下来。
　　没几天，张静江夫人上门正式为蒋介石提亲。陈凤母亲不便严辞拒绝，便派人调查蒋的身世。看了调查报告陈母大失所望，因为当时蒋已是有一妻一妾又无养家之财的33岁男子，陈母遂决定勾销此事。不料几天后张静江亲自上门为蒋说亲。张静江在上海毕竟是一位大人物，陈母引似为荣，便答应定下亲事。1921年12月5日，陈风与蒋介石的婚礼在上海水安大楼大东旅馆宴客厅举行，婚后蒋把陈凤的名字改为洁如，意思是“如同纯洁”或“如同未受世间污染”。
　　当时陈洁如粗通俄语，婚后他们生活在一起，帮蒋介石做些俄语翻译工作，一时倒也夫妻恩爱。陈洁如眼看蒋介石一步步窜升，北伐前已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自以为终身有靠，可以夫贵妻荣了……
　　轮船在海上平稳地航行了两天，便到达了日本神户。这时黛瑞莎把一份从岸上买回的日文报纸递给陈洁如，只见上面有一则消息：
　　美联社1927年8月19日伦敦电讯——据《每日邮报》所收之上海电讯称，前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夫人，今日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启程前往美国。据其友人所述，她拟于抵达纽约前，游历美国各地。
　　陈洁如当时本想上岸一游，看到这则报道后，又无法控制心中的屈辱情绪，便拒不上岸。轮船在驶往火奴鲁鲁的13个无聊日子里，她一直陷于往事的追思之中。
　　北伐之前，蒋介石看到陈洁如有一天流泪，就安慰她说：“我正要出发作战，请你为我祝福而不要哭泣，否则会给我带来霉运。”
　　但是陈浩如到南昌后，蒋介石因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动嘴脸彻底暴露，并与武汉当时的左派政府发生矛盾。武汉政府为羁束蒋介石，拒绝再供应他军火和军饷，且每天都有谴责他抗命的文件传来。一时蒋介石陷人情绪低潮，说自己如同释迦牟尼，修道时面对敌人无情的试炼。
　　忽然一天，蒋介石情绪高涨，说他找到了办法：要搞垮武汉政府，根本是要铲除对方实力，而这最重要的实力就是财源；目前他自己没有财力可言。但他想到了使武汉政府失去财政部长宋子文。这件事要做得巧妙，最好是假手于宋子文的大姐宋蔼龄，因为她对大局的想法与自己接近。蒋介石当下就写信请来蔼龄到九江磋商要事，这封信由陈洁如发出，殊不知因此竟带来了她自己今天的厄运。
　　宋蔼龄接信后，搭乘中国银行的汽轮火速赶来，但她没有下船，而是叫蒋介石上船，两人长谈了24小时，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谈完后，宋蔼龄乘船返回汉口，蒋介石则把秘谈的主要情节告诉了陈清如。
　　蒋介石说：“洁如，我从来不向你隐瞒我的一点情况，这次也不会隐瞒，因为我还需要你的帮助。
　　“孔夫人告诉我：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陨落与升起一样快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被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而已。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你纵然有此精神，也是没用的。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的重大责任，需要很多的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这些你目前一样也没有，现在你周围的人，尽是些无能的懦夫，他们汲汲所求的，无非私利。不过局势并非绝望。我愿与你作成一桩交易，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恿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我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必需的军火。我们拥有所有的关系和门路。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再从汉口得到任何经费。而作为交换条件，非常简单，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作为永久的正式夫人，与我们结成一家。一旦政府成立，当任命我的丈夫孔祥熙为阁首，我的弟弟子文仍作政府财政部长。”
　　蒋介石接着说：“你看她已开出凶狠的条件，我走投无路，只有求助于你了。洁如，你肯帮助我吗？”
　　“你要我做什么呢？”
　　“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取必需的支持，继续推进北伐。洁如，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我是永远爱你的！”
　　“永远爱我？宋蔼龄，你这掉包计——我生不能报夺夫之恨，死也要到阴曹地府与你算帐！”
　　离开火奴鲁鲁，到旧金山还有5天航程。张静江的两位女儿出发时被朋友戏称为陈洁如的两位“宫女”，一路上她们尽可能劝解陈洁如饭要吃，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怎奈那桩桩往事历历在目，件件刺心。对于一个女人，她明知已经被人抛弃，却免不了心存幻想，指望真的5年后她能再返回蒋介石身边。
　　当时蒋介石曾说：“洁如，我的处境不稳，只有你作出牺牲才能挽救我，你救我就是救了中国。如果你不肯离开，我就只有一死了之。”
　　“如果我同意离开，只是为了中国统一，不是为了你，更不是为了宋蔼龄！”陈洁如恨恨而去。
　　陈洁如随即回到上海母亲家中居住，以为这样就可让蒋介石获得支持了。不料没过多长时间蒋介石却宣布“下野”，有人以为真的就是下野了。其实这只是蒋介石为了缓和表面上的矛盾，为他的真正崛起完成必要的手续而已。
　　一天，蒋介石突然来到陈洁如家中说：“洁如，我来同你谈谈赴美之行。我已同张家两位小姐谈好，由她们陪你到美国读书。你只要离开5年，学好就回来。那时中国已经统一，你我再续前缘。这是你的船票。”
　　“我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我不再求其他留洋进学的事。我已经为了你的方便，默默让贤了。因为你说过‘爱情是以一个人的牺牲大小来衡量的’。我这样做，完全为了中国统一，换了别的女人，不把宋蔼龄的眼睛挖出来才怪！”
　　蒋介石紧张兮兮地说：“但是，你不了解，你之所以必须远走美国，亦是宋蔼龄的条件之一。你如果仍留在国内，全盘交易就会告吹！
　　然而就当陈洁如在美国上岸时，她又看到一则新消息：
　　美联社1927年9月19日上海电讯——据引述，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将军于新近在奉化一次记者访问中，宣称本月早些时候自中国搭乘杰克逊总统号前往旧金山之妇人并非其妻。蒋对指述此妇即为其妻，认之为政敌之虚构，旨在以任何手段，使其难堪。蒋并称，他不认识该电讯所述之“蒋介石夫人”。
　　陈洁如当时在愤慨之余，还以为那是蒋介石不得已而为之。不料10天之后，她到纽约中国领事馆取信，一位副领事冷漠地告诉她：“请不要让您的私人信件寄由领事馆转交。我们只办公事，希望您了解我们的处境！”
　　陈洁如愤怒了：“这算什么？我是一个中国女子，在美国你竞这样对我说！我离开上海时，还没有纽约的地址，我母亲给我写信，除了寄给这里的领事馆转交外，怎么会知道寄往何处？我还以为领事馆是为国民服务的地方呢！”
　　“您不必担心。”副领事说，“令堂已经收到通知，她将把你的补助费和信件直接寄到您的私人地址：河边大道301号，这个地址对吗？我很抱歉，我们没有时问处理您的任何私人事务。我们在领事馆无法为您做什么。我们是奉命行事。”
　　“奉谁之命？”陈洁如很想知道。
　　“南京来的命令。”
　　“原来如此！南京何人，是蒋介石吗？”
　　“我们奉命不能说。”
　　“那么，是那个女人的命令？”
　　“那不是我说的。请不要错引我的话。我恳求您了！”
　　回到住处，陈洁如把自己在领事馆的遭遇说给张家两个女儿，她们也义愤填膺，并怂恿陈洁如向蒋介石报复——“你没有正式离婚，你还有你的权利，打电报给蒋介石，把心里话说给他，让他受煎熬。或者向新闻界说明真相，让新人夫妇不得安宁！”
　　“好吧，让我想想。”陈洁如无法把幕后的交易说给她们，而且她还抱有幻想，真的希望5年后能回到中国，回到蒋的政府里做事，并与蒋介石再续前缘。
　　4．依旧是夫贵妻荣
　　当年蒋宋结缘，说明了宋蔼龄的超前眼光，以及她对形势的真知灼见。作为宋家长女，她敢当家作主、力排众议，再一次显示了她的胆识过人。
　　蒋宋结缘，蒋家受益，宋家沾光，可谓真正实现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的蓝图。随着蒋氏政权后来的水涨船高，宋蔼龄当年虽然没有当上第一夫人，但是她使自己的丈夫确也青云直上、官运亨通。
　　1928年2月，孔祥熙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并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的“三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出任实业部部长。
　　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孔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旋于1933年取代宋子文，独掌了财政大权。
　　1938年1月，孔祥熙又出任中央常委、行政院长兼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农业银行董事长、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进而成为蒋介石政权的核心成员。
　　于是历史把他推向仕途的顶峰，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风云人物。
　　1928年底，北洋军阀的割据基本结束，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并不太平；蒋介石一上台就被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所反对。当时在国共两党一场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较量之外，国民党内的汪精卫系、胡汉民系及地方实力派亦不断围攻蒋介石政权。直到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地方实力派对南京政府的军事威胁才告解除。再到其后的“九·一八事变”和“—·二八湘沪抗战”时，汪精卫。胡汉民、西山会议派骨干及地方实力派对南京政府的政治威胁才告停止，于是蒋介石的“龙椅”才算放稳。在那4年间，孔祥熙为新生的蒋介石政权出力甚多。论本职工作，只因南京政府忙于军阀混战，经济建设无大作为，因而主管经建的工商部长和实业部长无辜可做，故孔氏时常另有重任，奔走于各派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作为蒋介石军事打击之外的第二条战线，当时中央军发射的是枪弹，而孔祥熙发射的则是“银弹”。
　　当时孔祥熙有使用金钱收买对手的条件。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让本无本质之争，只是权力、利益分配不均所致。因此只要谁开的价码合适、提供的金钱和职位称心，对手就可以握手，对立就可以并立。有金钱可以发挥作用的场合，还要有“钱源”。孔祥熙利用掌握国民党财政的便利，倾中央财政慷国家之慨，为蒋介石一人服务，专营收买政敌或对手的勾当。当时，孔部长的“银弹”击中不少地方实力派的主将，进而大大缩短了蒋介石收编作乱军阀的周期，减少了军事“围剿”的难度。
　　当年“九·一八”事变”和“—·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已把中华民族推到最危险的关头，但蒋介石却没有因此停止“围剿”红军，他继续打反共内战，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可是，此时统治集团内部却开始发生变化。日寇侵略缓和了当时国民党上层争权夺利的矛盾，南京政府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统一和合作局面，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亦开始走向稳定。
　　从南京政府成立至此，历时5年，蒋介石在组建领导班子并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培植起一批基干力量，以适应建立全国统治的需要。当时孔祥熙作为老朋友和新亲戚，当然成为蒋介石优先考虑的人选。而孔祥熙则不负蒋望，既为自己也为蒋介石政权辛勤工作。于是在此5年间，打下了“蒋家王朝”统治中国大陆22年的根基，孔祥熙也成为蒋家基业的创业者。当然，这也不光是孔祥熙的荣耀，更是宋蔼龄的荣耀。
　　随着丈夫地位的逐步上升，宋蔼龄的地位也在提高。
　　1932年3月上旬，蒋介石被推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3月中旬兼参谋总长。独裁后的蒋介石，即决定孔祥熙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名曰考察访问，实际上是向欧美各国接洽军械枪支和飞机的购买及设厂自制事宜。
　　此前，日本侵略军向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
　　那天天亮后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震天动地的炮声撕裂了晨霭，在震耳欲聋的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压下，碎石铺成的路面惊惶不安地颤动着。一只只漆着太阳徽标的飞机贴着江面飞来，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当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名取”、“鬼恕”、“川内”、“由良”号巡洋舰也一齐开火。顿时，繁华的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大上海保卫战开始了。
　　当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著名的“—·二八”淞沪抗战。这样一来，孔祥熙出访欧美的日程只得推迟了。
　　当时，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涌上街头，汇成了一股股汹涌的人流，奔向前方。人们愤怒的叫喊声、咒骂声以及命令声此起彼伏：到闸北去！到闸北去！杀尽鬼子！杀尽鬼子！鬼子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给我们发检！给大刀片也行，老百姓也能打仗！保卫大上海！上海不能丢！
　　一时间，人们的呼喊声压倒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厉的爆炸声。当时有几艘冒验驶人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河中。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刚从水里冒出头来，只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条、石块砸成了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于是，日本海空军更加疯狂了。
　　从巡洋舰“出云”、“川内”号军舰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那宽大的机身，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并且见工事就往下撂炸弹，见人就往下扫机枪。
　　苏州河沿岸蹿起更多的火苗，并四下蔓延，烧得枯焦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着……
　　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制空权。
　　上海人无处藏身。
　　伤员增加，无处安排。
　　一封一封的加急电报不停地发出去：
　　“南京。南京。航空委员会……”
　　“南京。南京。医械药品……”
　　宋蔼龄当时并不限于从事儿童福利工作，她还关心那些待命战斗的青年军人个人生活的空虚问题，并且与小妹宋美龄一起组织了军官励志社，将南京的一所小楼加以整修，作为该社的活动中心。
　　“—·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宋蔼龄正在上海的寓所里。当时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激昂情绪的影响下，宋蔼龄亦在一段时间里参加了救援工作。
　　一天深夜，宋蔼龄接到上海的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请她帮忙解决涌进城市里的大量伤兵的医治和床位问题。
　　“仅仅1个小时前，有人报告我说，床位很充足，不用准备了！”此刻的宋蔼龄表示怀疑道。
　　“不要说1个小时前，就是3个小时前，床位已经不够用了。不想办法，伤兵就要住大街上了。”
　　“简直是谎报军情！”宋蔼龄当即十分气愤。她放下听筒后，在屋里急得团团转。她心里明白：如不及时抢救，伤员就会死的。可在当时，又没有时间采取通常的“捐助”或义卖等方式来募集资金，怎么办呢？
　　宋蔼龄当机立断，她同她的三位朋友一起商量，拿出了8万美元，以救燃眉之急。于是立即选址，建立了一座配有400张床位的培德医院。一周之内，这所医院就住满了伤兵。
　　同时，来蔼龄又在另一些人手里募集一笔巨款。不久，一所有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亦在上海建立起来。
　　然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蒋介石到浦镇“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日决战”。3月初，中日双方停止战斗。后来，当时的中国政府与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战事稍稍停息，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便于1932年3月13日启程前往欧美。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西方之行。他们此次出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美国。
　　当时他们从上海启程。
　　到机场欢送的不仅有南京政府的要员，还有蒋宋两家亲属，包托委员长蒋介石本人。
　　“祝你们一路顺风！”宋美龄和大姐拥抱后，把一束象征友谊和吉祥的鲜花献给她。
　　“谢谢，谢谢，请诸位静候佳音。”宋蔼龄和孔祥熙一边说着，一边缓缓登上飞机舷梯。二人满面春风站在舷舱口旁，又举起了鲜花，向送行的人们频频致意。
　　一阵轰鸣，飞机像只大鹏一般，越过还弥散着硝烟的上海上空的云层，翩翩飞升。
　　白云托着飞机，飞机在白云上穿行。它要把宋蔼龄夫妇从大洋的此岸，送到大洋的彼岸。
　　从飞机上往下眺望，未受战争影响的华顿盛，犹如幻想中的童话城市一般令人想往。
　　在客机的圆形舷窗中，首先出现的是高矗云天的华盛顿纪念碑，它像一柄白色的长剑直插云霄；波托马克河畔停泊着好多艘漂亮的汽船，岸边行驶的汽车，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只小甲虫；接着浮现在眼前的是方格棋盘般的大街，具有民族文化交融的建筑群令人目不暇接。后来，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和最高法院也—一展现在他们的眼帘。
　　访美初期，孔宋夫妇在一片热情洋溢的欢迎气氛中度过。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其他的大城市，他们日夜不停地出席各种招待会。孔祥熙同美国官员们进行一次次高级会谈，宋蔼龄也借各种机会在美国的同学中尽量重温旧情。
　　从前的朋友都来看望来蔼龄，其中有的朋友还为她举行了接风洗尘的晚宴。
　　旋转门转个不停，会客厅高朋满坐，裹着夹大衣的熟人接踵而来，带着鲜花和他们浓妆艳抹的夫人，还有的带着波斯小狗，一位小姐落落大方地弹起钢琴，她演唱的是《美丽的阿拉斯加》和硼友，祝您晚安》。五彩缤纷的宴席上，摆着香肠、炸牛排、喜三肝、鸳鸯蛋、女士香摈和德国啤酒以及微甜的俄廖怅白酒。
　　舞厅里，霓虹灯闪烁着，优美悦耳的舞曲下，对对双双携手迈进舞池跳了起来，转了起来，优美的舞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休息室里，宋蔼龄与众多的大学同学聊天，好多人的话题都是想买花园式的洋房，换辆新轿车，购买更时髦的家用电器，追求享受和福利以及“三高”物品。有位朋友自信地说，美国正向这个方向前进。当时舞台上的歌星是这样唱，收音机里播音员也是这样讲——战争是个凶神，去你妈的蛋，美国人无意卷进去。
　　不同的思想，使宋蔼龄开始觉得有些说不出的隔阂。朋友们劝她同他们一起作一次环岛旅行，她谢绝了；朋友们劝她参观往日的校园，她也摇摇头；朋友们开车拉她参加美国古老的传统婚礼，她推说有事离不开。对于美国国民当时那种安于现状精神面貌，她表示莫大的惊讶。当波之际，她在想她的东方，战争的凶神正在吞吃千万个婴儿，战争的火焰正在燃烧着千万座无辜的民房。……
　　在访美的后期，有一件事给宋蔼龄夫妇的旅途蒙上了一片阴影。当时，美国舆论界正盛传着有关蒋、宋、孔家族的一些不堪人耳的丑闻。这些从上海传来的消息，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说得活灵活现，使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十分尴尬。当时宋蔼龄心乱如麻，很想中断这次访问，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丑。她谢绝了不少公开场面的活动。
　　后来，曾在美国会见过宋蔼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主编尤妮斯·汤普森说：
　　我看见孔夫人非常真实地流下了女性烦恼的眼泪，并且亲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来，以便使她的神经镇定下来……她担心甚至在最后一刻可能丢人现眼也许会受不了。但我们答应她，不加张扬，而且在朋友们的配合下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确实多少需要保持清静和不受打扰。她的同班同学得到通知，从全国各地前来威斯里安学院同她会合。在整整的两天时间里，她会见的全都是她熟悉的人。于是，她能够一连若干小时把祖国的苦难置于脑后。
　　在美国一些同学的关心下，宋蔼龄的恐惧和悲伤情绪顿时烟消云散，心情愉快多了。为了配合孔祥熙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宋蔼龄以捐献“奖学金基金”的名义，献款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当时孔样熙、宋蔼龄夫妇出访欧美的实际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向“友邦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孔祥熙虽然拜会了美国的胡佛总统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但是最后却没有达成购买军火方面的协议。
　　正是因此，孔祥熙在开始访问欧洲时，就特别重视意大利和德国两国政府的态度了。
　　为了下一站的成功，夫妇俩商量一宿，最后决定由宋蔼龄公关开路，先行一步。
　　于是宋蔼龄在孔祥熙之前，先期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
　　由于宋氏家族的显耀，宋蔼龄受到了非凡的接待。
　　当年靠发动“向罗马进军”的法西斯军事政变而就任意大利首相的墨索里尼，派几位高级官员乘一艘摆满鲜花的游艇去迎接她。看到这种蔚为壮观的皇家场面，宋蔼龄激动不已。后来，她对人说：“这太美了！”“不过为我铺陈这样大的场面，我感到紧张。我在乘船赴意的旅途中，一直在阅读有关意大利的书籍，是大弟子文送我时给我买的。我看的多是些有关政治和许多数字的统计。这么多鲜花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很高兴。还有旅店的房间、官府大厦，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这么多的红色和金色。”
　　随即在首相府，墨索里尼亲自接见了她。
　　不久，孔洋熙也由美国来到了意大利。
　　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名胜古迹颇多。在意逗留期间，孔、宋夫妇尽情地游览了意大利境内的许多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和历史古迹。——世界八大名胜之一的古罗马露天竞技场、摇摇欲倾的比萨斜塔、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世界上唯一的出门乘舟不用汽车的水城威尼斯和圣玛丽亚修道院里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等等，令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眼界大开，流连忘返。
　　乘孔祥熙兴致勃勃之时，墨索里尼同孔谈起军火生意来。墨索里尼装出一副关心中国建设的样子，对孔祥熙说：“贵国建国，应从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经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之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二五年内可见成效。”
　　其实，中国当时尚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腐败，军事落后，民不聊生。靠买几架飞机来建设空军，是不可能“建国”的。何况，战争的胜负是由政治。军事、经济诸因素之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单纯依靠空中力量是不可能致胜的。对于这样简单的常识，不知孔祥熙是根本不懂还是另有考虑，当时他居然对墨索里尼的这种“空中致胜”及“空军建国”的谬论，钦佩得五体投地，并因此还专门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经过几次谈判，孔祥熙购买了一大批意大利的飞霞式轰炸机，并且聘请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墨索里尼将协议的具体事宜交给了他的皮肤黝黑的女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这实际上加强了蒋介石、孔祥熙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尤其是墨索里尼的联系。
　　初有收获，意大利给孔祥熙和宋蔼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接着，孔、宋夫妇一行又来到德国。此时，正是希特勒忙于总理竞选不亦乐乎之时。经过多年的经营，当时希特勒的纳粹党已经在各方面做好了接管德国政权的准备，它的触角像毒藤一样蔓延到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希特勒用他滔滔不绝的叫嚣和民族复仇主义的狂热情绪，到处宣扬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散布的疯狂野心：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
　　在同希特勒的会见中，孔祥熙颇有点兴致而又认真地听完希特勒“创建第三帝国”的计划，并表示了对这位德国纳粹
　　党元首的崇敬之情。当时他握着希特勒的手低三下四地说：“希望日后能加强合作，共增友谊。”希特勒则傲慢地点了点头。经过几次会谈，孔祥熙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后来，这些德国武器大多被蒋介石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了。
　　结束了欧美三国访问，孔祥熙偕宋蔼龄回到了中国。
　　在一个风轻气爽的傍晚，宋蔼龄夫妇专程拜访蒋介石，并给宋美龄捎去了高雅的礼物。借此机会，孔祥熙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出访欧美寻求“援助”的情况，并且表示“谨允就个人在欧所见所闻，随时提供意见，供作参考。”蒋介石遂任命孔为中央航空学校校务委员。
　　最初，孔祥熙不满足“航空学校校务委员”之虚职，并曾有当航空部部长的妄想。他曾对蒋介石的亲信、航空署署长兼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葛敬恩说：“建设空军，已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援，财力物力都有办法，航署应即扩充为部。”并且他还开门见山地表示：“愿意自任航空部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但不知因为什么，后来蒋介石并没有满足孔祥熙的这一奢望。
　　孔祥熙开始发些牢骚，但很快就平衡了自己。
　　后来，孔祥熙订购的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20余架运到，经
　　航空署派人检查，认为“这样的旧东西，炮管里的来复线都已磨光，如何能用？”有人便主张退货。葛敬恩只得将经过情形据实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表面上说要追究责任，但是以后并无下文。
　　当然，孔祥熙是不会过问他购买的飞机质量如何这类事情了。孔宋夫妇既会聚敛金钱，也会在关键时刻“大智若愚”地打发金钱。为了政治目的，多花点钱，他们早习以为常了。此次出国他们周游一路，几次慷慨解囊，其目的就在于建立蒋介石同西方列强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联盟。
　　宋蔼龄就更不管那一套了。她居然以此行为炫耀，反复向人夸奖她和老公的所谓成功。
　　第九章 宋子文俯首效命
　　1．上任伊始
　　1928年，宋子文复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
　　当时，宁汉刚刚合流统一。连年兵爱之灾，政府财政拈据，百事待理，百废待兴。如果说当时宋子文是个难得人才，蒋介石不惜血本启用，亦是慧眼识玉。那么宋子文果然也不负瞩望，在此烂摊子上起家，并很快将其理得有条不紊。他好像是一棵摇钱树，一摇就掉下钱来似的。一时财源滚滚，不断流向蒋介石的钱袋。
　　那么。宋子文的聪明才智在哪里？关键是他视野开阔，看清了国情。他在掌握西方文明国家的财政管理的基础上，将其运用到中国社会，从而实现新的结合和应用。新官上任三把火，当时他大砍了“五刀”，果然是金石开花。这五刀也砍出了他的识、他的胆和他的智。
　　一是争取关税自主。关税是近代各国收人的大宗财源，然而在中国却是个近百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因受不平等条约之协定关税的束缚，中国关税一直是值百抽五，少得可怜。自1858年修订税价后又长期不变，海关征收的税款折合税率还低于值百抽五；从而使很多白银源源不断地流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口袋，数额之巨根本无法统计。当年宋子文曾痛心地说：“协定的约束，产业不能振兴，洋货不能抵制，权利外溢，百业凋残。理财人又不懂此事的重要，这是个悲剧；取消协定关税，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于是，宋子文便从关税开刀了。
　　然而谈何容易？当时情况是宁汉虽然合流，但北京张作霖政权还未覆灭。当时实际等于南北共有两个政府，意见不一，诸端难理。
　　1928年1月27日，上任不久的宋子文首次代表南京政府发表《宣言》，指出“国民政府现统辖二十一省之十六省，所收关税约占百分之七十。北京政府又非前经承认政府之法律继承者，国民政府自不能承认任何团体有单独行使管理关政之权，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种管理之权。”
　　隔日（29日），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郭泰棋接见路透社记者，解释宋子文27日《宣言》说：此举并无干涉以海关税续付外债之意；至于内债，以国民政府辖境之关余，供北京政府用作抵御国民军之兵费，似欠公允。郭当时的这番话旨在说明南京政府行使关税权后，将继续以关税抵作外债，请诸国不必为此担心，以及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宋子文的《海关宣言》发表后，署理总税务司英国人易纨士从北京南下。2月7日，易纨士在上海访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郭，略述关税问题意见：“一、按以前关税会议修正之七级表实行加税；二、由南北两政府各发同文通知书与各国；三、增加数目全”国约六千万两，以一千万两留抵担保不确实外债之基金，余数控三七或四六比例分配于南北（南方可净增年额一千七八百万元）；四、第一次南北委员会议地点定在大连，以后各次在上海。”
　　2月16日晚，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私陈设宴款待易纨士。席散后，宋子文乘夜车回南京以便商定关税问题解决办法，并与北京政府交涉。当时，北京政府从中作梗，致使废除协定关税拖延了一段时间。气得宋子文心里不禁骂娘。
　　同年6月，南京政府第二次北伐。张作霖败北，并放弃北京，结果在退往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自此以后，废除协定关税的障碍废除了。1928年7月25日，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平首先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
　　随后，宋子文又代表政府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
　　在此期间，宋子文规定：凡进口货物均分为7类，按类别分别做纳不同的税率，以7．5％为起点。1928年最高到值百抽27．5％。到1933年5月，南京政府再次修改税率时，最高税额已达80％。长期以来，中国关税款一直是交给外国在华银行储存和保管的，并且由外国银行经手外债的还本付息事宜。自1932年3月1日起，海关税款全部集中存人中央银行，而且由中央银行经手外债还本付息业务。除去偿还外债的税款，剩余的归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于是，关税成为当时南京政府的最大税源，超过总收人的一半左右。例如 1932年关税收人是3．88亿元，除去偿还外债2亿多元，还有1亿多元可由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使用。
　　关税的解决，使宋子文充满信心。
　　宋子文的第二刀便是改革盐业统税。中国的海岸线之长约占国界线的三分之二；再加上中国是个大国，耗盐量巨大。故盐业收人早在封建社会即是政府的重要收人。而自民国以后，盐政与厘金、资本税同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
　　盐政诸弊，为首的是包商制度。其制度的最大弊害是，它使少数盐商凭一点租资，把千百万人的食盐权利独握在手，并借此中饱私囊。仅此一项，每年国家财政收人即损失亿万之巨。
　　当年和包商制度关联的是分区和引岸制度。所谓分区，是指当时全中国在盐务上分两淮、四川、东三省、两浙、长芦。山东、两广、河南、福建。云南、甘肃等12个地区。各区所产的盐，不得到他区销售，一个地区销售的盐，必须由某一包商从某一指定盐场运输，否则即视为私盐。所谓引岸，是指那些不产盐的销盐地区，像湘岸、鄂岸、皖岸等，这些地区销盐也要由某一指定盐包商运来，否则也视为私盐。当时，各盐场的生产条件不一，盐的成本也不一样。照理讲，产盐区和比较便利的地方，人民应该吃到质优价廉的食盐，可是由于分区和引岸制度，许多地区的人民只能吃质次价高的劣盐。
　　盐政之弊，是盐务稽核所的存在。盐务稽核所成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为偿还外国借款而成立的；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会办，实际权力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核所只管稽核造报，后来，其权力扩充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当年孙中山曾经痛骂盐务稽核所一帮人“无恶不作”。
　　国民党政权统治之初，上述盐税中存在的弊端，不只为舆论所垢病，同时也影响了南京政府的财政收人。作为主管税制改革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亦自有他关于盐税改革的思路。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她提出就场征税为整理盐税的突破口，随后他在《训政时期施政纲领》中，又提出统一收人、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建议。
　　并且宋子文应舆论的一致呼吁，明确提出废除包商制。
　　宋子文废除包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一方面，官商结合，并且官、商还与兵匪勾结，严重干扰盐税改革。另一方面，当时南京政府刚成立，百废待兴，财政奇窘，在实际上也没有充足的美金以取代盐商来负责食盐的运销。因而在1931年6月30日新《盐法》公布后，虽然明确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包商仍然存在。据统计，1932年，仅撤销了江浙地区18县的包商；1933年，又废除了山东地区4县的包商，其余则仍旧沿袭。
　　最初，宋子文主张撤销盐务稽核所，但由于各方阻力，非但没有撤销，反在30年代初达到了全盛时期。据1930年9月的统计，其大小机关达1870处，服务人员14815人，经费达1689万元。盐务稽核所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海关的第二大税务机构。
　　当时，宋子文并非不知道由外人把持的盐务稽核所，在中国人心目中臭名昭著，但他希望通过控制盐务稽核所，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于是他规定，盐务稽核所直辖于财政部，由财政部任免人员、制定规章制度，希望以此来控制稽核所。然而，由于盐务系统长期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财政部对其也难以完全控制。
　　为了阻止盐务走私，宋子文于30年代初筹建了税警团，税警团征招有知识的青年人，并在军校加以培训，所以素质较高，加上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亦较强。税警团共分三团，其中有一团在成立后被蒋介石“借用”到江西参加“剿共”，另二团分驻私盐最猖撅的两淮盐场各地。宋子文还和军政部联系，在税警团无法进行海上缉私时，可以取得海军方面的协助。
　　由于宋子文措施得当，南京政府初期，盐税收入增加较快，从1928年度到 1933年度，盐税收人为 3000万元、1．22亿元、1．5亿元、1．44亿元和1．58亿元（除1932年度因东北丧失而损失不少收人外），其他年份都处在稳定的增长之中。所以，宋子文当时颇为得意地提出：“十八年九月，财政部竞能宣布不但能逐年摊还盐债，并有余力可清偿旧欠矣。”
　　如果说宋子文的第二刀--盐政改革是成功的话，那么第三刀则是税制改革。
　　当时宋子文的税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输统税。所谓统税，就是一物一税。具体地说，就是对国内工业产品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捐。南京政府成立后，鉴于清季以来全国各地举办的具有通过税或物货税性质的“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病，他立即着手整理国内税务，以便增加收人，稳定财政。
　　1928年1月，宋子文上台伊始，即颁行烟草统税条例，明确规定卷烟统税为中央税，由财政部设立专门机构掌握。同年2月成立卷烟统税处于上海，随后又在各省设立卷烟统税局。卷烟税率在开征初期，为值百抽五十。1928年冬，宋子文修改烟草统税条例，规定洋烟交纳7．5％，土烟为40％，未制成卷烟的熏烟，税率定为每百斤征收国币3．6元。
　　随后1929年9月，宋子文在上海设立棉纱统税筹备处，办理棉纱统税事宜。当时我国大机器纺纱织布工厂很少，规模也不大。据1929年调查统计，全国华商经营纱厂只有73家，每年产纱额在130万包左右。宋子文规定：本色棉纱在23支以内者（即粗纱），每百斤征收国币2．75元；本色棉纱超过23支者（即细纱），每百斤征收国币3．75元。
　　1930年，宋子文又主持制订了征收火柴统税条例，其规定税率为：长度不及4．3公分，或每盒不过75支者，每大箱征税5元；长度在4．3公分以上至5．2公分，或每盒在100支以上者，每大箱征税10元。同时，宋子文还开征水泥税，其税率为每桶重量380磅者，征税6角；重量超过或不及380磅，其差额在十分之一以上者，按其重量比例征收之。而在麦粉方面，宋子文规定，其税率为值百抽五，即每包1角。
　　以上为开征时生产率。实际上，随着统税条例的不断修订，各种货物的生产率是变化的。而当年统税的开征，为南京政府开辟了财源。以1931年为例，南京政府的统税收入为：卷烟税0．50018亿元、棉纱税0 15656亿元、火柴税0．04168亿元、水泥税0．01735亿元、麦粉税0．05837亿元、熏烟税0．01584亿元、啤酒税0．00663亿元，以上各项计约8000万元。1931年南京政府财政收入为5．53亿元，统税收入约占七分之一。当年来子文筹款理财的这些做法，确实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解决了不少困难。
　　但是，收人增加并不意味着税制改革卓有成效。相反，它在“体恤民间疾苦”的口号下，为人民实际增加了许多苦难。就盐税本身而言，根据亚当·斯密征税原则，一种优良的税法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即收入多，多负担；收入少，少负担，以调节贫富，为大多数人造福。而盐税则不然，它是按消费量征税，而穷人并不因为穷就比富人需要更少的盐。对于这种不良税法，南京政府应该加以废除，而代之以所得税之类按纳税能力大小而征收的新税。但它目光短浅，只为保持收入而继承了封建王朝的弊政，致使当年中国广大的贫苦人民，仍不能摆脱长期以来的经济枷锁。
　　当年宋子文的第四刀是建立中央银行，实行金融控制。
　　宋子文上任之际，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早已有之，只是它不归国民政府而已。中国银行是1905年在北京创立的，前身为“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进入民国后，在“大清银行”基础上，1913年2月另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则成立于1908年，初系清朝的邮传部，主要为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业务的收付款而设立。各地已有支行。这两家银行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独有的银行。和西方文明国家比较，当时中国的银行业还显得陈旧落后。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个经济问题，这已是经济学家的共识。当年蒋介石要独霸天下，即知银行的举足轻重。而宋子文早年作为广州银行行长，更知其重要。
　　1928年夏天，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而被称中国四大火炉的南京，当时更是热浪烤人。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连续组织并主持了两次全国大型会议：一是6月的全国经济会议；M是7月的全国财政会议。就是在这两次大型会议上，宋子文同与会者反复论证了中央银行成立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会议下来，宋子文又冒着酷暑，通宵达旦，组织人起草《中央银行章程》。
　　该章程规定：中央银行性质为国家银行；注册资本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出2000万元公债预约券作为股本；行址设在上海外滩15号，各地设分行。其特权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营国库和内外债；业务范围主要经营国库证券、商业票据买卖和贴现，办理汇兑发行期票，买卖金银，接受存款和贷款等；总裁为宋子文，亦称行长。副总裁为陈行。中央银行除设总裁外，另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等。
　　当时，宋子文提出组建中央银行的书面报告，蒋介石极力赞成。报告呈上没出3天，批复就下来了。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终于在上海成立。蒋介石亲自剪彩，总裁宋子文披红戴花。实际上，这也是蒋宋银行的成立。因为一切都由他们二人说了算；而所谓的理事会、监事会，不过是配角而已。
　　中央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的重视。其实这还不是目的。当时对于野心勃勃的蒋介石政权来说，争霸天下才是其目的。而既要争霸天下，就要实行对金融的垄断和控制。因而他们第一个猎取的目标，就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原有资本2000万元。1927年南京政府指令将该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并修改其银行条例，规定资本为2500万元，并强行加入“官股”500万元，同时指定其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28年宋子文又将交通银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并颁布该行条例，规定资本为1000万元，加入“官股”两成即2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银行”。这样，后来形成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渗入了“两行”。
　　宋子文虽然采取了如此手段，但当时“官股”在中国银行股本中仅占五分之一，在交通银行股本中只占六分之一。就资本、信用的实力而言，当时中国、交通两行都超过了中央银行，因而宋子文对“两行”一时还难以驾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提出修改“两行”条例，并分别予以增资。而到30年代中期，“两行”中的“官股”已超过半数；并且宋子文直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对交通银行也派其嫡系出任董事长。就这样，他终于实现了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制。
　　宋子文当时的第五刀：就是要废两改元，统一中国货币发行权。
　　废两改元，与秦始皇当年的统一度量衡极为相似。因此宋子文的功德也就在这里。
　　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使用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称量银两的衡器为“平”。清代国库所有的“平”称为“库平”。一两等于37.3125克。废两改元前，中国各地使用的银两单位，主要有海关两、库平两、规元两3种。自16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开始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国、香港和美国贸易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既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称为洋厘。通常1银元折合7钱银两左右，且依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多少而浮动。1882年吉林机器局首铸银元，1889年广东亦设局铸造，其后各省仿之。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重7钱2分；当时通行全国，起过主币作用。但市场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如此极不利于中国当年商品经济的发展。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指出“中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既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该提案请求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中国币制之基础。”
　　这一提案呈送到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办公桌上时，立即引起了宋子文的高度重视。
　　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达5447万元。比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机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当时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开银行界会议，讨论废两改元问题。来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之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当时，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
　　1933年3月1日，宋子文指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二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于是，上海从当年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
　　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国民党政府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颁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自当年4月6日起，听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凡持有银两者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为铸造银币，或就地送交中央、中国和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使用。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国民党政府预先于3月1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日元。总重26．697公分；其中含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公分。”
　　当时，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 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 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第三、撤销炉房公估局。第四，经财政部批准，暂设冶金小炉，将散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
　　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莱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中央造币厂计1933年3月到12月共铸银币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 1935年6月总计铸银币 13258万枚。直到 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方不再铸造并改印纸币。
　　当时废两改元的实施，规范了中国币制，活跃了流通，方便了人民也搞活了经济；并拓宽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同时也为以后法币制度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中国经济史上的又一重大改革。
　　2．当家理财难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
　　这是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常说的一句话。
　　当年宋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所指就是蒋介石。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曾经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准备实施。这也是在他心中酝酿多时的，即准备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过，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此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以筹措第二次北伐。依据惯例，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作保障。实际上蒋介石的这次北伐，是在宋子文及其国民政府财政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一天，蒋介石把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唤到自己的官邸里，告知说他打算马上出兵二次北伐，命令宋子文立即着手筹措军费，不能有误。
　　宋子文一听就犯愁：“这……这可没有预算啊？这么多钱不是随时说拿就能拿出来的。”
　　蒋介石却说：“我不管你预算不预算，我也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反正，必须保证我的军费开支。”
　　当时在场的宋美龄见哥哥子文一时为难，又担心老蒋发火，立时出面调解并对宋子文说：“你是银行行长，印发一批政府公债不就有了！”
　　“看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了。”宋子文道。
　　“要以大局为重，就这样办吧！”蒋介石下了逐客令。
　　于是，意见归意见，但钱还要筹。此时的宋子文只好采取高压政策，说是“强迫”也好，”说是“刮民”也好，他要求上海资本家从腰包里掏钱。
　　有一天，宋子文在上海召集了某些金融巨子开会，要求众位“体恤时艰，与政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当场诸位皆认为政府无信誉，所借之款弄不好就是“小卒过河，有去无回”，所以纷纷拒绝再借。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闻报蒋虽不悦，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吩咐宋子文道：“你把那些有钱的大户，统统给我召到南京来，我要训话。”
　　宋子文也只能点头称是并马上去办。
　　第3天，宋子文将上海的20多名商业及金融巨子请到南京蒋介石的官邸。于是蒋介石开始高一腔低一腔地训话，大意是政府急于北伐，急需军费。我派宋部长去上海向你们筹款，你们居然说长道短，实在不像话。说着说着，蒋的话题竟转到“反共”上，声音也随之大了起来：
　　“须知今日不仅有‘共匪’蔓延，就是上海潜伏的‘共匪’也不在少数。你们如果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如何能帮助你们呢？你们先反省反省吧。”讲完蒋介石掉头就走，并且走之不回了。
　　于是不免一时冷场，众人又不敢擅自散去。
　　当时人们等了又等，半天过去了，饭都开过了，实在是等的无奈时，宋子文走了进来。人们纷纷责问是怎么回事，宋子文一时也难答复。最后还是一个“识时务者”提醒大家说：“政府出兵既有困难，我等体念中央难处，愿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借款吧。”
　　当下大家同声赞同。
　　宋子文马上将此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蒋这才下令“散会”，众人也如“放风”一般顿时散了。
　　一来一往，再二再三，很快就弄得宋子文与工商界矛盾加深，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的日益不满。
　　为此，宋子文不得不考虑，要尽快实行中央财政预算制度。
　　1928年6月，来自各地的百余名工商界代表聚集上海大华饭店，南京政府财政会议在此如期召开。
　　宋子文主持会议，并作财经报告。
　　他首先报告了形势，并对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检讨。他讲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应急军费，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强制政策，比如迫使大家出钱买公债并因此引起大家不满，遗留问题也比较大。对此，政府包括他本人在内应作深刻反省，并向大家表示歉意。
　　宋子文讲到此时，站起向大家鞠躬。顿时，场内响起一阵理解的掌声。
　　接着，他针对当时财政中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通过人民。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得不到人民的信任。高压政策，抑或强制政策，只能加剧政府与部属的关系紧张，只能管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应该搞财政预算方案，从宏观加以控制。应该量体裁衣，力所能及。在军费方面应该加以限制并依据我们的财力所及。我认为每年度的军费开支以不突破1．92亿元为好。军队限员应为50万人。否则我们财政负担不起，必重蹈以往高压的覆辙。”
　　宋子文讲到这里，台下又响起一阵更热烈的掌声。
　　宋子文的这个建议作为一个重要提案，得到了与会的银行家、商人及工业资本家的支持；并获大会通过，旋即上报南京政府批准执行。
　　当时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大会成立了5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尽快实施。其中虞洽卿领导成立的国民裁军促成会，在宋子文的支持下，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四个集团军司令：即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开支。
　　据说在北京的蒋介石当天接到通电，甚为不解地随手丢在一边，并骂道：“娘希匹，这虞洽卿搞什么玩艺儿！生怕我抢了他钱袋似的。老子不在前方打仗，哪里还有你的钱袋！”
　　不久，阎锡山找到蒋介石，问蒋收没收到虞洽卿的电报。蒋佯装不知道，故意问阎是怎么回事，实际试探阎锡山对此事的反映。
　　阎锡山当然是反对了。
　　要说宋子文乃是书呆子文官一个，此时还在率领一班人连轴转地修改有关“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以争取在南京财经会议后，正式提交国民党政府批准通过呢。
　　当年7月下旬，当蒋介石回到南京时，宋子文的这个方案立刻遭到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多数人的反对。于是该方案搁浅。宋子文不肯就此罢休。紧接着，在这一年8月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当时，宋子文激动地说：
　　“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军费，我们财政部已将全部重要税收都作了抵押。因此，除非迅速采用统一税收和预算计划，形势很难扭转。中国金融将很快面临破产。因此，我们提出的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子文这番讲话分量颇重，终于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当下蒋介石也只好顺水推舟。为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不得不批准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的提案。会后成立了国家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并由宋子文领导，以便早日统一国家财政。这时，宋子文才松了口气。
　　然而宋子文高兴得太早了。事实并非他想得那么简单，由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尚属军政府，军人掌权军事就要放在首位，故而不愿压缩军费。再加上地方新军阀各自为政，我行我素，不予配合。宋子文的上述提案虽获批准，却实行不了，最终流于形式，成为废纸一张。这令宋子文好生伤心。
　　尽管当时宋子文挖空心思，百般筹财，甚而被人称之为“摇钱树”。但是蒋介石的军费开支却是个“无底洞”，张口就要，永远也填不满。致使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包袱愈背愈重。为填补巨额赤字，唯一办法就是靠借债生存。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1927年6月最高时达48．6％，最低时是1932年7月的16．8％。当时，由于南京政府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欠的外债且国内政权尚不稳固，因而在国际上缺乏信誉，一时很难借到外债。无奈之下，只有举借内债了。仅1927年至1931年5年间，南京政府内债就发行了25种之多，合计10．058亿元。
　　可以说，蒋宋矛盾由来已久，原因则主要在他们当家理财的指导思想不同。
　　宋子文深知，若再采取过去那种强制政策，向上海和江浙财阀们筹款，已无力行通；此次便用了与这些财阀合作的办法发行公债，即以公债和库债大打折扣出售给银行家；也就是将债券在正式发行前抵押给银行，由银行预付债券票面值的50％现金。如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从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笔交易中，以1562万元的预付金，购得3060万元的债券。待债券正式发行后，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银行，由这些银行根据市场价格议定最后出售价。由于有利可图，当时银行家们都愿意做这宗买卖。特别是蒋。宋、孔等几大家族，他们既掌握南京政府的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全国的金融业并且信息灵通。所以他们既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发行公债，又可以通过银行垄断公债的经营，从转手中获取巨额利润。例如宋子良、宋蔼龄等人创办的七星公司，就是利用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关系，参与债券投资活动，从中获取暴利。应该说，蒋氏政权的腐败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据统计，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由于发动中原大战和对红军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军费年年有增无减，所以时称“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宋子文上台后，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其唯一用途，就是供蒋介石穷兵黩武之用。”而宋子文则把财政收入“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买枪械，一部分收买军队，一部分则落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私囊。”
　　从1928年至1933年，宋子文在筹款理财方面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作出了巨大贡献。蒋介石在新军阀混战特别是中原大战中，之所以能击败众多对手，取得全面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宋子文筹措的巨额军费作后盾。当时，宋子文的理财筹
　　款本领，在南京政府中一再显露。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宋子文特别器重，并委以重任。蒋介石不仅把全国财政经济大权交给他，而且几乎把南京政府军事以外的其他权力也交给他负责或由他参与决策管理。于是宋子文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这期间他身兼数职，主要有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防会议成员、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及财政监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禁烟委员会、首都建设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军编造委员会委员等等。蒋介石之所以如此重用宋子文，在当时可能一方面看中了他的才干，一方面也是对宋家的报答。
　　因此，他们之间既争斗又利用，既有政治又有亲情。当政治和亲情最初“结婚”的时候，彼此的关系是进步的；当二者兼容的时候，即是政治融有亲情、亲情融有政治时，就要走下坡路的，亦是腐败的开始；当二者相替代的时候，即政治取代亲情、亲情取代政治亦即“离婚”的时候，这个政权就要灭亡了。这个过程，其实正是蒋家王朝当年所走过的历程。
　　3．力主抗日
　　1931年9月18日深夜。
　　原即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第二天，日本军队侵占了沈阳城。
　　其后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次年的1月2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成立了以原清朝末代皇帝博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的突发，应该说是蒋介石南京政府长期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初，宋子文虽是南京政府要员，但只看到了英美的势力之大，而忽视了日本侵略的潜在危机。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不足的原因，宋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对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致电张学良“不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政策也未持异议。并且他对蒋介石调张学良东北军主力人关打石友三后，仍留驻河北而不回撤东北驻防，亦表示支持。然而，正是由于南京政府的这种妥协退让政策，给了日本关东军以可乘之机，致使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事变的爆发令国人大哗！
　　亡国惨祸真已迫在眉睫。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当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的确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打进中国本土这个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顿时上升到主要地位，并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当时，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几年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于是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当时，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1931年9月28日，上海和南京的学生数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并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并且，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时也有明显变化，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当时，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而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则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
　　而当时南京政府在日本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中国东北军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7万人外，仍有16万余人驻在东北。但蒋介石在这一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当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南京政府即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正是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此时，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
　　当时宋子文是主张抗击日本侵略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国民抗战高潮的推动下，宋子文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谴责日本侵略罪行，争取道义声援并依靠“国联”出面解决东北领土问题。
　　经过宋子文多方努力和争取，1931年9月3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当年10月10日前“将其军队从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日本政府当时宣布接受国联理事会的决议，但又以“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理由，拒绝撤兵。于是，国联对此调解受阻。
　　而南京政府对“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深感忧虑。为此10月初，国民党政府成立对日交涉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任外委会副会长。随即为研究对日外交方针，宋子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商讨对策……
　　1931年10月14日，宋子文召集外委会的成员顾维钧、颜惠庆等开会。
　　10月15日，宋子文邀请蒋介石、戴季陶、顾维钧等人再度开会，继续讨论对日政策。
　　10月间日，外委会议确定了对日交涉的预备方案即：由国联监视之下，日军退出占领区，中国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交涉地点在日内瓦或欧美各地；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原则--亦即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维持东亚和平计，不得用武力行使国策下进行；日本政府必须负此次出兵责任；无论日本提出任何条件，中国皆有保留修正及另行提案之权。当时此项方案中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实际是为了讨好英美等国，希图借英美的力量压制日本。
　　1931年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采纳中国提案并通过一项新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当年11月6日前撤兵完毕。当即日本投反对票，拒绝接受。宋子文闻讯，再次邀请外委员成员顾维钧、颜惠庆、邵元冲、孔祥熙等人开会商讨对策。会后决定发表宣言和声明：“相信日本尊重世界公意，于11月6日前将军队撤尽，其他问题可循序进行”，以保留与日本继续接洽的余地。
　　但是日本侵略者竟置国联决议及中国政府的提案于不顾，于当年11月22日，又向锦州发动进攻。11月25日，有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由英、法、意等中立国军队据守，日军于“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撤出占领区。同时宋子文亦召集外委会讨论锦州问题。当时宋认为锦州若能保全，则日本尚有所顾忌，否则东北难保。但由于英、法、意等国不肯提供军队据守“锦州中立区”，以及日本提出划锦州在日本管辖区以内的要求，国联理事会于12月1日决议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并要求中日双方维持现状。而待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调解计划破产后，1931年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致电张学良，请勿抽调其驻锦州部队入关，以坚守对日防地。
　　1932年1月，国联成立调查团，准备赴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5国组成，由英国代表李顿任团长。当时，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却并非为了彻底阻止日本侵略，使之退出东北，而是企图使东北由日本独占而变为由国际共管。
　　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便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使东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和中国人民的视线，1932年Z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淞沪事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又一次侵略行径，当时的蒋介石仍然不予积极抵抗，仍希望能依靠国联干涉，得到和平解决。是年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
　　在当时那段日子里，宋子文坚守上海，并从外交交涉转移到实地抗战，二者兼顾。
　　1932年2月6日，驻上海英国海军司令克莱拜访宋子文，提出中日停火及划定和平区等办法，并表示愿与顾维钧、郭泰棋洽谈。当天下午，宋子文召集顾维钧、郭泰横、孔祥熙、吴稚晖等开会讨论克莱所提各种办法。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列席了会议。会议认为沪案不宜单独解决，应接受英美调停办法的全部，并乘机谋得中日问题的解决。2月7日，克莱偕英国领事到宋宅续商双方停战退兵事宜。克莱“注意上海租界之安全，欲谋上海问题之局部解决”；但因宋子文等坚持上海问题为中日问题之一部分，须遵循英、法、美、意等国提案来处理，以致最后形成了僵局。
　　然而宋子文这一主张却与蒋介石的方针相违背。当时蒋希望上海问题先解决之后，再谈其他问题。因此同年2月8日何应钦致电宋子文，指责说：“昨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连同东三省问题整体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请兄等在沪诸外委，从速先求停止战争。”
　　但当时蒋介石还没来得及给宋子文以新的指示，2月18日，上海日军司令植田谦吉、总领事村井仓松即分别向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碟，限中国军队20日下午5时前撤退。中国方面当然不予答应。于是3月1日，日军向上海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
　　当日天亮后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铺天盖地的炮火撕裂了晨霭，在震耳欲聋的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压下，碎石铺成的路面惊惶不安地颤动着。一只只漆着太阳旗的飞机贴着海面飞来，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也一齐开火。顿时战火弥漫，大上海的天空，一片燃烧的天空。
　　大上海保卫战开始了。
　　当时，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去抢救伤员。而当时的感人情景是，胳膊上缠着红十字标记的年轻护士，平时手无缚鸡之力，今天却一个人扛起了担架；刚从工厂里出来的工人，顺手抄起太平斧或端起锋利的钢钎；而大、中学生们，挨家挨户募集门板、棉被并送往市郊加固工事。不少戴眼镜的教书先生，也把长袍掖在腰间，不顾吱吱横飞的流弹，跳上方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这便是后来著名的“-·二八”淞沪抗战。
　　当时蒋光鼎、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奋起抵抗，的确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并且，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本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迫于形势也派出第五路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只是，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他害怕战事扩大，引火烧身。
　　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当时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决定调税警团参战，配合十九路军抗击日军进攻。当时，因为宋子文仅是文官，他手中没有兵权。因此他所能拥有的或能指挥调动的，只有税警团了。
　　说到税警团，这里还应交待一下。它是一支非正式部队，即宋子文财政机关的警卫部队。主要负责财政机关正常工作的安全。因而它的指挥和调动由宋子文说了算，无需与蒋介石商量。
　　“-·二八”事变前夕，税警团大部分驻守在上海及浦东一带，第一团驻徐家汇，第二团驻南翔，第三团驻闸北，第四团驻清东，总部设在徐家汇。
　　在此亡国亡家之时，宋子文急忙把自己的税警团拉上去，并亲自颁布作战命令，亲自督促训练，亲自接见官兵并听取他门的汇报，可见他当时的抗战热忱之大。
　　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我们自己。这是当时宋子文经过一番艰辛努力后，所得出的结论。
　　税警团参战，当时还有一难题。由于税警团的一些经费是由八国银行拨给的，如果税警团参加抗战，八国银行必然表示反对并将停拨其余经费，所以税警团不使用自己的番号直接参加抗战。为瞒过八国银行团眼睛，当年2月中旬宋子文决定驻闸北的税警三团和驻在南翔的税警二团，统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抗战序列。后来，当第五军驰援上海抗战时，税警团的参战部队就又改为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独立旅，以原税警团总团长王庚为旅长，同时接受第五军指挥。这样一来，淞沪抗战中自始至终，报上不见税警团的名字。
　　税警团虽不是正规部队，但其编制、装备及士兵素质却比一般正规部队还强。当时税警团参加了守卫龙华机场等战斗，许多官兵英勇无畏，英勇杀敌。税警二团二营官兵在战斗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税警团指挥官内部不团结，以致竟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
　　此事得从税警三团团长张远南说起。
　　张远南是宋子文的妻兄，公子哥儿出身，自恃与宋子文的亲属关系，骄横霸道，根本不把税警团总团团长王庚放在眼里；还散布说王庚有十大罪行，想要取而代之。此事王庚知道后，便拉拢另外两个团长，想合谋赶走张远南以雪平日之恨。果然，当他们几个人合伙在宋子文面前状告张远南于日军进攻下挖墙逃跑的罪行时，宋子文大发雷霆道：
　　“我要撤张远南的职！” 。接着，宋子文下令任命莫雄为三团团长，接替了张远南的职务。
　　但莫雄也是个精明人。当时，他不是不想干，只顾虑的是张远南毕竟是宋的妻兄。现在宋子文在气头上撤了他，等回头火气过后，难免又要启用他。与其现在去接替张远南，代他在战火中拼命，替别人火中取栗，倒不如卖个顺水人情。想到这里，莫雄就对宋子文说：
　　“张团长是部长的至戚，人所共知。当此抗日战事十分激烈的时候，突然撤他的职，名誉扫地后他在社会上怎么见人！如果部长认为用得着我，我不在乎当不当团长，也不一定要当团长才能指挥部队作战，平时就做王庚总团长的幕僚吧。想来王团长也会同意的！”
　　当时王庚虽想撤掉张远南，但也有所顾忌，一听莫雄此话，就也插嘴道：“这个意见很好，请部长即委莫雄为总团部总参议吧！”
　　宋子文不加考虑地连声说：“同意，同意。”并立即亲笔委任莫雄为税警总团部总参议，命令他“马上到差。”
　　此后，莫雄就以总参议名义指挥第三团参加淞沪抗战。
　　后来，宋子文任命莫雄为代理总团长亦即战时的独立旅长，此后，莫雄指挥税警团参加了淞沪抗战末期的战斗。尽管内讧如此，当时这支部队还是给侵沪日军以很大杀伤。应该看到，宋子文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主张抗战，这一点与蒋介石是有明显不同的。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当时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不满。
　　时间到了1932年的1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因手中没有实权，所以处处受到蒋介石的节制。这样一来蒋、汪矛盾再次激化，汪不满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于1932年10月愤然离职出国。汪精卫出国后，蒋介石委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于是，具有抗日倾向的宋子文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打算改变一下蒋介石当时的对日政策。
　　当年12月，宋子文联名孙科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一个议案，以期达到抗日的目的。该议案要求蒋介石将军队集中于“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以抵抗侵犯中国领土的敌军”，如有可能，“军队进入满洲收复失地。”该议案还号召全国民众一致抵制日货，并指责全国大同盟对付日本侵略的行动缓慢；指出“中国人民必须效法奋勇抵抗日本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遗憾的是，宋子文等人的这项议案旋即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决了。
　　1933年初，日寇开始向热河进犯。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安德馨营全体官兵300余人力战殉国。于是震惊一时的长城抗战爆发。但因孤军无援，中国军队寡不敌众，没有抵挡住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不久山海关沦陷。之后，日军开始向长城一线推进。当时，张学良将军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及河北，以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人交涉。山海关战事一开，张学良便知如再不抵抗，热河。河北就不能保住。于是决定调长城以内的东北军4万人进入热河布防。但是，当时张学良对抵抗亦没有把握，便致电蒋介石求援。
　　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开始其北方之行。随行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等人。宋子文抵达北平后，即在阜成门内原清朝顺承王府，会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听取情况的汇报。
　　2月18日，张学良将军陪同宋子文等人视察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承德热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在一次欢迎会上，宋子文慷慨陈词：“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在此期间，宋子文、张学良等人在承德原清帝行官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宋、张联名致电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表示中国军民“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侵略。”张学良还与宋哲元等20余名高级将领发出通电，表示抗战到底并呼吁国人支援。
　　为了确保热河的防守，回北平后宋子文与张学良拟定了热河保卫战计划草案：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辖3个军团；其中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第二集团军司令由张作相担任，辖孙殿英、汤玉麟各一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及冯占海等部义勇军。
　　2月对日，日军纠合伪军共10万人，分二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不料当地守军20万人竟不作抵抗，望风而逃。致使日军长趋直人，于3月4日以百余骑先头部队突入承德，于是热河失陷。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了200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了。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自知失职，先曾表示要亲率王以哲等部去与日军拼杀以收复热河，结果落空。此时的全国上下，一致谴责南京政府，并要求对张学良、汤玉麟等按军法处置。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学良于3月7日电请辞职，以谢罪于国人。8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热河省政府汤玉麟，身膺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缩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去职，交行政院、监察院同军事委员会彻查严缉究办，以肃纲纪。”
　　随即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蒋介石。蒋介石深感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于是就想追张下野，以为自己代罪受过。当时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下野，也有多种原因：一是北方的阎锡山军队和冯玉祥的旧部，都因张学良曾在中原大战中与之作对，所以不听张学良指挥；这就无法靠张学良在北方指挥各军抵抗日寇，而中央军一时又不能调往北方。二是因为张学良体力不支，精神颓丧，统率诸军精力不济。三是蒋介石要张学良为自己代受罪名。后来张学良曾说过，“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失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坐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因眼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则可免同遭沉没；待将来风平流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两人一起相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
　　当年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张学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并补给东北军充足的弹药、以便收复热河的希望，从北平速往保定面见蒋介石。张学良到保定后，首先与先期到达的宋子文会面。宋子文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
　　当即张学良只得表示：“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罪国人。”
　　9日下午4时，蒋介石所乘专列到达保定，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车与蒋见面。当即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先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则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即飞上海，以免夜长梦多；并要张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办妥。此时，张学良只好表示：“我不该丢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今又丢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首先下来，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申国法，而振人心……”同时张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吞并中国，希望中央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蒋介石一边听着一边言不由衷地连声说：“好，好，好！”
　　蒋介石离去之后，张学良失声痛哭，并对随从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郭（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但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讲人民是欺骗不了的……”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随即宋子文为其办完了出国手续。4月11日，张学良启程赴欧洲考察。
　　宋子文送走张学良后，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为此事帮了忙。听说你与张的交情不错，做了不少工作。张这个人还要用，等到一定时机再说吧。”
　　4．宋母身后极尽哀荣
　　公元1931年，人称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如用“天灾人祸”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年，应不算夸张。
　　这一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时间，整个东北三省成了炮火连天的战场；短短几个月内，东北三省沦陷，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此前的6月汛期开始，神州大地一派阴云密布，驱而不散，祈之不走。旋即狂风暴雨，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湖塘横溢，沟渠涨满，甚而江河溃堤一泻千里。
　　当时，中国两条举世闻名的大河，先是长江告急，后是黄河决口。于是几乎顷刻之间，全国各地均发生了大面积的水灾。据后来史料记载：
　　7月20日，苏、皖两省暴雨成灾，告急。江南名城如镇江。无锡、扬州、芜湖等地街市尽成泽国。南京长江水位已超过警戒线3．7米，该市3个区街面水深1．2米。芜湖全城水淹，城内最高建筑仅见房顶……
　　7月25日，长江上游的湘鄂两省也暴雨成灾，灾民无法安置。告急。
　　7月28日，汉口江堤溃决，全城受到威胁，再次告急。
　　8月2日，暴雨连下，江汉水涨，汉口全市被水吞没。
　　8月9日，长江水标达50．5英尺。
　　8月17日，水标增达55．6英尺，达历史最高纪录。陆地即可航行50吨位的船舶。
　　8月18日，黄河水涨旋又决口，河南、山东暴雨成灾。
　　同日，浙江暴雨成灾，告急……
　　当时，一封封告急电报如雪花般落到南京政府的办公桌上，一时忙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小官员们。这些官员平时“火上房都不着急”，眼下却全都绷紧了神经；机要室接收电报的小姐们，也没有了往日的微笑，甚而有的在偷偷抹眼泪，因为她们的家乡如今已成泽国水乡……
　　后经统计核对，这次水灾面积共达8省；受灾良田达1．6亿亩；灾民达6000万人。其面积之大，灾情之重，确属民国历史空前。
　　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大规模地“剿共”，自顾不暇，甚至还一个劲地向宋子文催款要粮。那段时间天灾人祸当前，着实令宋子文上火发愁不知所措。
　　宋子文平均每天要收到十来封来自全国各地的告急电报，要他答复要他处理。他的工作人员和他一起，陷入了忙乱之中，简直疲于奔命一般。
　　然而，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这众多的电报中，某日忽然有一封来自宋子文家中的急电。原来，宋子文的老母亲于当年的7月23日，在青岛病故。
　　如此国难未已，家难又来，仿佛雪上加霜了一样。
　　当下宋子文对老母怀有无限歉疚。在宋家6兄妹中他是长子，而在母亲病重时，他却没能在旁服侍尽孝。此真可谓是，国难当头之际，忠孝难以两全啊。
　　当即，为奔丧宋子文告假1个月，他把手头上的工作简单交待了一下，便回到家里准备动身。太大张乐恰当时正患病在身，因此无法同行，他只好和姐夫孔祥熙先走一步。
　　随即，宋子文一行经上海转乘飞机到了青岛。大姐宋蔼龄。小妹宋美龄和两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
　　“妈咪走了，我来晚了！”说完，宋子文大哭起来。
　　待宋子文瞻仰完母亲的遗容后，问道：“通知二姐了吗？”
　　弟弟子安说：“大姐不让通知，我认为不合适，就向莫斯科发了电报。可到现在也没回电，不知收到没有？”
　　“事不宜迟。先把母亲送往上海，然后再等她。”宋子文决定。
　　于是宋老太太的遗体由青岛运到上海，停放在西摩路宋家老宅，并在那里设下了灵堂。于是整个宽敞的房间布置得庄严肃穆，花圈摆满了四周，一直到外面的院子里。它们分别是孤哀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孤哀女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以及两个女婿孔祥熙、蒋中正等家属和亲朋所送。
　　从花圈上这些显赫一时的名字上看，宋老夫人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其身后的哀荣殊重和显赫不凡，实属中国近代史上所绝无仅有。
　　就在宋老太大遗体抵达上海的当天，孔祥熙也到了上海。当时宋子文想把母亲的丧事搞得体面一些。知道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尚不知能否来到，便把小妹找来问：“委员长通知了吗？”
　　宋美龄回答：“通知了。”
　　“他能回来吗？”
　　“他没说能来也没说不能来。”
　　“小妹，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让他一定回来。”宋子文下命令似的。
　　于是宋美龄再一次拨通蒋介石的军用专线电话，恰巧蒋介石正因连吃败仗而上火牙疼呢。当即宋美龄咬钢嚼铁地说道：
　　“大令，我不管你牙痛不牙痛，你一定要回来。”
　　听蒋介石在电话里犹豫，宋美龄又紧叮一句说：
　　“还记得当年吗？你为了我到日本，向老太太求情。要不是老太太，能有我们今天吗？……你也可以不来，我并不非要求你。”宋美龄一下子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电话里蒋介石顿时缓下了口气说：“子文、祥熙都到了吧？”
　　“他们都在等你哩！就缺你这个孝顺的女婿了。”宋美龄又激将道。
　　“庆龄从莫斯科回来了吗？”蒋介石问。
　　“电报已经来了，很快都要回来了。”宋美龄回答。
　　“好，我回去。”蒋介石终于下了决心。
　　“这还差不多。”宋美龄道：“你什么时间回来？”
　　蒋介石回答：“最迟明天下午。”
　　宋美龄放下电话就找其兄通报情况，宋子文听罢十分高兴。
　　因为宋老夫人病逝时，宋庆龄尚在国外，故葬礼不得不延期举行。8月13日，宋庆龄自欧洲回到上海。于是宋老夫人的治丧委员会决定：8月17日“开吊”，18日“出殡”。
　　1931年8月17日，为宋母倪大夫人开吊之期。灵堂即设在西摩路宋家老宅的外客厅中，厅外悬挂着南京政府颁给的“精忠报国”四宇横匾一方，灵堂内满置花圈挽联，备极庄严。宋老夫人躺在万花丛中，面目安详，接受着四方客人的凭吊。当日上午8时至下午6时，中外宾客往来凭吊者，络绎不绝。当时的来宾中包括：赵晋卿、张群、王晓籁、王一亭、杜月笙和日本公使重光葵及各国领事等，可谓尽是各界名流。
　　当日12时30分，公祭开始。
　　南京政府特派参军杨啸天、田沛卿二人主祭，就见彼二人分立两旁。然后由上海市长张群代表南京政府，致祭于宋母倪太夫人之灵，其辞曰：
　　呜呼，奇惟贤母，系出汉儒，箔灵珠浦，钟秀罗浮；幼著柔嘉，长称淑慎，别葛知勤，采寂识敬；相其夫子，经营四方，比翼万里，联壁一堂；教有义方，既周且至，封的敦廉，丸熊励志；令仪今誉，遐尔闻名，鱼轩就养，鸠杖看山；九点烟青，二陵峰碧，一旦仙游，速归公宅；人怀裁范，国褒女宗，陇罔纪德，彤史扬风；一代哀荣，始终有则，醉酒陈词，灵其教格。
　　当场张群极尽溢美之辞，且亦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对宋母的最高评价。试问现代中国社会还有哪一位母亲可以与之相比！宋母养育的三姐妹又三兄弟，个个天生丽质，聪明过人；且个个皆是当时的国家栋梁。如此伟大的母亲，身后哀荣殊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第3天亦即8月18日，是为宋母倪太夫人举行葬礼的日子。
　　由于宋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故当日清晨6时先举行了宗教仪式--宋氏家人及亲友齐集宋宅花园草坪上，当时按照儿女的年龄大小依次排列的顺序是：宋蔼龄、孔祥熙、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等。仪式开始后，先听牧师讲述倪太夫人的生前恩德和为人。
　　当时就见牧师开头引了几句《圣经》中的话，接着就以倪太夫人的口气说：
　　“我现在坐在一片草地上，天空飘着云彩，周围开着鲜花，环境是这样优美，空气是这样清新，我感到非常愉快
　　那声音，那话语，竟像倪太夫人快乐地和大家告别似的。
　　于是在牧师的带领下，宋家儿女们齐唱赞美诗，顿使悲伤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让老夫人的灵魂，在我们的祈祷下升人天堂吧！”随着牧师的一声祈祷，出殡开始了。
　　蒋介石带领他的政府代表团，此际亦如期赶来。并且，其声势之大，人员之多，前呼后拥，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那天蒋介石抵沪时，身着青色长衫，头戴草帽和墨镜。待他抵宋宅后，旋即改换黑布衣袍，黑袜黑鞋，以示哀悼。
　　宋母的灵枢原定那日清晨5时由西摩路宋宅出发，故参加的政府部长及亲友，均于晨4时30分前就在宋宅集合。后因蒋介石来沪奔丧，当晨5时40分才赶到宋宅，故出殡改迟至6时30分出发。
　　于是军乐队鸣锣开道，宋子文等三兄弟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三个女儿来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以及女婿孔样熙、蒋介石依次相随前行。宋家三姐妹等，均全身“衣黑纱旗袍、布履。黑色纱袜，面罩黑纱，垂首饮泣。蒋、孔两氏亦衣黑纱长衫以克尽半子之礼。”
　　随着一声“灵起”，当场就见宋庆龄哭声尤烈。大概因为联想到政治把亲情分开，她犹如一只离家的孤雁，故更加悲痛不已。
　　当时参加和保卫葬礼的部队，有上海警备司令部宪兵一个营和军乐队、海军部海军陆战队一个连和军乐队、公安局警察第一大队全队包括车队和军乐队，以及英法两租界中西巡捕和各军警机关侦缉员等，总数不下千余人。
　　送葬队伍从西摩路出发，至万国公墓。十里长街，警备森严。
　　整个送葬队伍由公安局车队及捕房探捕为先导，沿途巡视；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为总指挥。而现场来宾有何成浚、贺耀组、连声海、杨杏佛、虞洽卿、张群、马福祥、朱培德。王正廷、杜月笙、黄金荣、陈绍宽、王柏龄、蔡元培等。此外，于风至女士、于右任夫人、戴季陶夫人等，亦亲自前往送殡。
　　当日上午9时许，灵车至万国公墓中央礼堂，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及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还有蒋介石、孔祥熙等人恭站灵前；由江长川牧师主礼，举行了一次约5分钟的小小仪式。而当灵枢伴着牧师的祈祷送人墓穴时；宋家姊妹的泣声遂变成了嚎陶大哭。
　　宋子文悲痛地哭道：“我们没有妈咪了！”
　　宋庆龄扶着小妹哭喊：“妈咪，我在此，你在哪里？”
　　哭声顿时传染了姊妹们，他（她）们拥在一起悲伤地哭泣着。此时，众人目光投向蒋介石，只见他亦频频以巾拭目。
　　接着，10名身着蓝色长衫的彪形大汉，在棺上覆盖以党旗和国旗两面，并对灵枢加封。
　　当日9时50分，葬礼完毕。
　　宋母倪太夫人墓穴在礼堂前左首亦即宋子文父亲宋耀如先生墓西侧，穴深5尺，穴内铺以水泥，墓外四周铺以青草。宋子文等依次在墓前最后行三鞠躬礼，以向母亲告别。
　　宋母的葬礼后，宋家的兄妹姐弟重又回到母亲的住宅。但在对母亲的故宅如何处理上，姊妹几个又发生了分歧。宋蔼龄坚持把旧宅交给教堂，因为母亲一生信仰基督；宋美龄则坚持保留下来，作为宋家兄弟姐妹连结感情的纽带。当时宋庆龄首先站起来支持小妹美龄。最后，大家也同意了美龄和庆龄的意见，于是事情才算了结。
　　然而，当时在宋家姊妹中，亲情使他们团聚，政治又把他们分开。就在倪太夫人的葬礼后，宋家兄弟妹妹由于不同的政见，致使他们很快地分离了。宋庆龄因不满蒋介石对中外进步人士的镇压，继续高举孙中山先生的旗帜，并着手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美龄则支持丈夫转返江西，指挥“剿共”军事；而宋子文、孔祥熙二位，亦返回南京，应急水灾救济事宜……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时光悠悠，沧海桑田。我们不禁想起宋老夫人生前的遗嘱，待将来其子女们辞世后，都要安葬在她们老夫妇俩的墓周围--生前是骨肉，死后是魂归。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天只有宋老夫人的二女儿宋庆龄女士归孝了；而其他已故的子女如大女儿、大儿子和小儿子却仍然落葬异国他乡，未能回到父母的身旁。至于迄今仍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宋美龄女士，我们想，迄至今日她或许该有落叶归根之意吧。
　　5．子文遇刺之谜
　　事情无独有隅，亦言祸不单行。
　　如果说1931年是南京政府“天灾人祸”的一年，那么这一年的7月23日，则是宋子文“祸不单行”的一天了。
　　这一天，宋母倪大夫人在青岛溢然去世。亦是这一天，宋子文又在上海北站遇刺。所幸的是，此次行刺结果未遂。
　　这件事情的起因，还需从头说起。
　　早在1930年下半年，一世枭雄蒋介石逐鹿中原，当时的几个有力的对手接连败北，结果蒋介石大体上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对此，蒋介石暗感“上帝恩赐”，情不自禁竟做起“总统”梦来。当时他也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而上帝在哪里？先前在他向宋美龄求婚时，岳母曾给他讲过《圣经》和基督的故事，并劝他人教；当时，求婚心切的蒋介石也满口答应下来。转瞬几年过去，如今炮火停止，硝烟已散，南北大同，似乎真有一只基督的神手在暗中助他成功似的。如果说当初蒋介石对基督教还半信半疑的话，此时他已彻底由疑转信，并称基督为上帝以为他普降甘露了。所以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向宋美龄提出人教之事。于是，在宋美龄的安排下，1930年10月23日夫妇二人携手回到上海。然后在宋家老宅，由美籍传教士江长川牧师主持仪式，为蒋介石洗礼人教。
　　当时蒋介石人教，并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政治问题。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为结好宋家以及欧美各国。因宋家与美国交情甚笃，眼下日本靠不住，靠近美国就必须亲近宋家，这是其一；其二，此前蒋介石与宋子文在抗日问题上已有不同政见，致使二人关系有些紧张，人教也为缓解这种矛盾；其二，宋美龄的大姐宋蔼龄和其姐夫孔祥熙当年是其红娘，人教更能取得他们政治上的信任和支持，以便为蒋荣登“总统”宝座更加奔走卖命。正因有这三条，蒋介石才铁下了皈依之心。
　　蒋介石入教后，常向下属炫耀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大讲基督的“博爱仁义”以及西方信教的文明史。而实际上是为他这个“上海十里洋行”出身的投机者搽油抹粉，正名镶金，以为来日其荣登“总统”宝座创造条件。
　　在这个渡人耳目的幌子下，当时蒋介石的权力欲极度膨胀。比如他提出早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这实际就是他想登上所谓“总统”宝座的第一步。因此早在1930年，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蒋氏实欲于国民会议提出总统，然不敢明言……拟收买云贵及长江以南之各省猪仔代表，于开国民会议时临时提出修改约法，加入总统。”
　　而胡汉民这位在国民党中有资格的要员、当时的立法院院长，也与孙科看法略同。对于蒋介石欲谋总统之企图，当时他亦竭力抵制。同时蒋氏的独裁，更早使胡汉民不满。蒋、胡之争可说由来已久。
　　一次胡汉民公开发牢骚说：
　　“有一次，在中央党部会议，议决了什么案。这案议决了，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思。这时蒋介石在前方。我听见立夫这么说，先站起身说话……大家也忍不住了，慨然说：‘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作准，又何必提出来？’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告诉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对任何事件总说：‘介石不知意思如何……’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
　　当年胡汉民力主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目的就是要遏制和反对蒋介石权位欲的无限膨胀。
　　但不久有人就把胡汉民上述的一番话传给了“剿共”前线的蒋介石。据说当时蒋介石雷霆大发：
　　“娘希匹，你胡汉民不就是立法院长吗？不行我撤了你！”
　　随即又有人把此话传给胡汉民。胡汉民当即伤心泪下：
　　“我胡汉民出以公心，以党国利益为重，好像我这个立法院长是哪个封的！独裁！最大的独裁！他不仁我也不义！”
　　于是待后来蒋介石从江西回到南京后，二人为“约法”之事动了肝火。当时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蒋介石甩掉了帽子，胡汉民拍红了巴掌。后来多亏宋子文等人出面相劝，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可是蒋介石对此却耿耿于怀，记恨心头，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又发生了后来也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极其痛心的事情。
　　1931年2月28日，夜黑如墨，天狗吞吃了月亮一般。
　　胡汉民正在家中看报，突然撞进两名膀大腰围的军人，声称蒋总司令邀胡赴宴议事，并呈蒋介石的手书。家人情知凶多吉少，力劝胡汉民不要去。胡正犹豫呢。可那两个军人却连推带拉地把胡汉民带到了门外，塞进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吉普车，送到了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作战室内。
　　“你们不是说蒋总司令宴请我吗？”胡汉民当即愤怒质问。
　　“是的，蒋总司令宴请你。这是菜单，你看看吧？”一位军人随即呈上一封指控胡的信件。信上已加了蒋介石的许多红笔批注，并就此构成了胡的所谓罪状。其中包括：
　　一是勾结汝为（许崇智）；
　　二是运动军队；
　　三是包庇陈（群）、温（建刚）；
　　四是反对约法；
　　五是破坏行政；
　　胡汉民一看几乎昏了过去，连声大骂：“这是栽赃，无中生有！”
　　“什么栽脏？”说话间，蒋介石进了屋。
　　“姓蒋的，你们……你们这样不择手段地整人，不是栽赃是什么！我胡汉民还能干下去吗？”胡汉民怒火中烧也出言不逊。
　　蒋介石冷笑一声，顺势说道：
　　“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是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
　　蒋介石一面说着，一面拍着胸脯。
　　但从此胡汉民这位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主席”，并且是蒋介石“最尊敬”的政治家，便被幽禁于南京汤山，犹如笼中鸟一样失去了行动自由。
　　胡汉民无故被囚，一时党内要员哗然。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最后其所谓的“约法”议案无一人反对，竟顺利通过了。
　　但当时的天下尚不完全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国民党内也并不从此太平无事，党内各派反蒋势力又抬头了。当时胡汉民派和孙科派的中委，先后相率南下；并且新任立法院长林森也弃职离京；原司法院长王宠惠远走国外；桂系、汪派、西山派以及唐生智、李烈钧、唐绍仪和陈友仁等一些受蒋打击或对蒋不满的人，当时都相继起来活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一到广州，因为陈济棠自代李济深主政广东以后，手握重兵，便为他们提供了反蒋的物质基础。
　　当初，胡汉民被扣押的消息传到胡的家中，真急死了人一般。胡夫人为营救丈夫，当即被头散发地找到了老亲家--林焕庭商量。本来林焕庭对老蒋也早有成见，听到此事更使他怒火满腔，旋即一个不仁的计划就在林焕庭心中孕育。于是林连夜邀请好友李少川并暗中疏通王亚樵。林要借刀除掉蒋独裁，以解救胡汉民。
　　这时，因“约法”之争，导致国民党内部分裂，孙科等人在广州举旗设营，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闻听林焕庭的计划后，孙科暗下极力支持。因为暗杀可使南京失主断梁，变成无首之龙，而“广州政府”便可乘虚而入，并取而代之。
　　再说王亚樵自从北伐结束后，便与蒋介石闹翻，后来还险遭老蒋的暗算。为报一箭之仇，暗杀蒋介石也是他早有的主意；只是势单力薄，没有实施罢了。眼下闻听林焕庭筹划此事，王亚樵便一口应允下来，并秘密接受了“广州政府”的20万元巨款。于是一手立据一手交钱，这笔“买卖”便成交了。
　　当时王亚樵手下有两员得力大将，皆是非常能干。一是郑抱真，一是华克之。由他们组成“铁血锄奸团”，王自任总指挥并且总部设在大上海。根据当时蒋介石的行迹和他经常穿梭于南京和庐山两地，王亚樵向南京派去郑抱真，庐山派去华克之；先侦探行踪，以便下手。
　　说干就干。这天傍晚郑抱真带着他的“铁哥们”乘车去了南京。旋即通过关系探知，蒋介石近日乘军舰沿长江去庐山，下榻太乙峰别墅。这个消息报给工亚樵后，王好生喜欢，他连夜又派华克之去了庐山。
　　华克之走后，王亚樵生怕枪支子弹不够用。经与助手一番密谋，他派人又买了一只金华火腿并用刀将其挖空，把两支手枪和子弹封装里面；旋即火速派人送上庐山。
　　这天蒋介石一行正好亦赶到庐山。
　　夕阳西下，蒋介石吃过晚饭，便到太乙峰前的竹林里散步。
　　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青翠的竹林，被夕阳的余辉穿透，在庐山的浓雾里发出紫红色的光环，放射出千万道金针银线，一时令蒋介石心恰神往。蒋介石每次到这里时，总免不了兴致盎然地感叹一番。
　　殊不知今天的竹林已今非昔比，似乎显得格外的沉寂，连鸟的叫声也听不到了。因为那竹林的后面已露出了黑色的枪口，目标正对着吟诗作兴的蒋介石。
　　“叭--”一声枪响，倏地打破了竹林的沉寂。
　　“谁？”蒋的侍从官刷地拔出枪来，警惕地巡视着四周。
　　同时又有侍从扑在蒋介石身上。
　　这一枪是陈成打的，但慌忙之中，他其后连发两枪均未命中目标。随即陈成被发现了，蒋的侍从立刻扣响了扳击，子弹射中了陈成的头部。结果，陈成倒地身亡，而蒋介石安然无恙。
　　事情败露后，华克之等急忙撤回上海。
　　蒋介石虽然大难不死，却着实虚惊一场。而后他便更加强了防备，每到一地警戒森严，前挤后拥。一时使郑、华二人无法下手。
　　而王亚樵觉得花了人家的钱，事情不成也无法向人交待。经与出资方商量并征得同意后，王亚樵决定改换目标：刺杀宋子文，以期杀鸡吓猴。宋子文当时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亦是蒋介石的“输血机器”，刺宋成功亦可以断绝蒋介石的财源，逼蒋下台；同时宋的戒备又不如蒋介石，行刺易于得手。
　　于是王亚樵在上海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针对宋子文经常往来南京、上海一线，决定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混乱时下手，然后施放烟幕弹撤退；并为此制定周密计划，秘密布置。接着郑抱真指挥南京行动组住进仙鹤街余立奎家，上海行动组由王亚樵亲自指挥，租下北站附近天目路一幢三层楼房作为据点。同时他们又对宋子文的行踪再次侦探，得知宋子文家住上海西摩路141号，每逢星期五宋自南京返沪，再于下周一返南京办公。
　　就这样，又一场密谋中的行刺在悄悄进行之中。
　　当时上海的八仙桥处有一和平米店，这是王亚樵的另一据点，以专营淮北船帮贩运到上海的大米为掩护，赚了钱作为“铁血锄奸团”的活动经费。米店里郑抱真为老板，郑手下有几名伙计，其中有一绰号为“小泥鳅”的人，极为活跃神通。当时，他已利用各种关系钻进了虹口安清帮中，并与日本浪人有秘密来往。
　　在这次行动中，郑抱真便派他去秘密购置烟幕弹。
　　很快，小泥鳅在安清帮首领常玉清徒弟的协助下，用高价从日本浪人手中弄来一枚秘制的烟幕弹。
　　但在购烟幕弹时，小泥鳅发现库房还有二枚，经他巧妙套话得知，这二枚烟幕弹是日本“魔法军人”田中隆吉雇佣常玉清，亦拟23日那天在上海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时用的。小泥鳅听后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那么，日本军人为何要谋刺其驻华公使呢？50年后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披露了此一事件，其实，当时这是日本策划侵华战争中的一大阴谋。当时的内幕是，田中隆吉拟在上海暗杀日本公使重光葵，然后栽诬中国，并以此挑起军事冲突。此外，因重光葵执行的是“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及扩大在华的权益，并且反对使用武力，所以当时日本军人把他作为暗杀目标。
　　事情竟是这样巧合，两组暗杀竟掺合在了一起。
　　再说那郑抱真坐车到了南京。他在南京夫子庙找地方住下来，当晚便与财政部的一名主办会计--亦是朋友接上了头。
　　朋友相邀无话不谈，再加上郑抱真诱人的大额现金相送，果真是没有不上钩的鱼，很快那会计便实情相告说：
　　“不瞒小弟说，我虽然官不大，宋部长也得听我的。他每天到哪儿去，都向我招呼一声。而我每天都要向宋部长汇报外汇市场行情。所以他的行动我清楚……”
　　接着，二人又相约接头地点，事情就这样搞定了。
　　7月22日下午。宋子文对其属下的那个主办会计说：“顷接青岛电报，知母亲病重，准备今晚回沪打点，不日去青岛。”
　　很快，郑抱真便得到了报告。他看了看时间不早，便立即密电王亚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
　　那天，郑抱真发完电报，松了口气刚到旅馆躺下，就听“咚咚咚”有人敲门。
　　“谁呀？”郑抱真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免吓得魂不守体。
　　“是我。大哥。”
　　“啊，小泥鳅！”
　　郑抱真上前开了门，急问：“你怎么跑来了？我还以为是谁呢！”
　　小泥鳅气喘吁吁地说：“大哥，不好啦！”
　　“怎么不好，坐下来慢慢地说。”
　　“我在买到烟幕弹后，探知田中已收买常玉清在北站同时刺杀重光葵，然后嫁祸中国人，以便在上海实施战争。”
　　郑抱真听一惊“他们什么时间动手？”
　　小泥鳅道：“常玉清也已知道宋子文23日到北站，届时也趁宋子文和重光葵走出贵宾门时行刺。”
　　这里重光葵为何与宋子文同时到上海呢？原来重光葵的基地也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因每周一他到南京公使馆办公，来往宁沪的时间和宋子文基本一致。虽然重光葵在南京主要与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交道，但和宋子文也常往来，关系甚密，并经常同乘一列尾部的花车回上海。所以日本刺客认为这是行刺重光葵的最有利时机，并拟行刺得手后也施放烟幕弹掩护撤退，同时将写有“斧头党”（铁血锄奸团前身名称）的未响炸弹及武器丢在车站内外，以制造栽赃王亚樵的证据。而这样一来，中国就必须承担责任。”
　　“你来前，找到王亚樵吗？”郑抱真急问。
　　“我到处找他不在，所以特赶来向你禀报。”
　　郑抱真一拍大腿道：“坏事了，时间来不及了，我已向王亚樵发了电报。迫也追不回来了！”
　　“那可怎么办呢？”小泥鳅也感到问题严重。
　　“明天王亚樵行刺宋子文，常玉清暗杀重光葵，届时二人必死无疑。但结果，王亚樵正好为常玉清作了掩护，日本军方很容易将一切责任推到铁血锄奸团身上。一旦中日冲突骤起，王亚樵和铁血锄奸团就成了洗刷不清的罪魁祸首，成了民族的罪人。”
　　说话间华克之赶到，他主张立即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突变，停止刺宋。”
　　“好是好，只怕时间已来不及；且电文也难以说清，更要冒泄密的风险。”郑抱真道。
　　当时3人急得团团转，想不出任何好的办法来。
　　万般无奈之中，他们毅然决定，3人搭乘当晚宋子文、重光葵的快车去沪，抢在宋子文和重光葵出站之前对空鸣枪警报，以便提醒他们别出车厢，从而破坏常玉清的计划；同时，他们3人估计王亚樵见情况突变，也会停止行动。
　　且说王亚樵接到郑抱真的密码电报后，便马不停蹄地在上海北站作了周密布置，手下人员分三组以旅客打扮，设成了三道阻击线。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猎物入网。
　　与此同时，另组杀手--常玉清也亲率门徒来到了北站现场。
　　双方人马安排就绪后，只等重光葵和宋子文并肩走出车站，然后动手。然而常玉清根本不知道王亚樵的人马也在这里作了布置，更不会知道郑抱真的“紧急措施”。于是，一场密谋策划的“刺杀混战”在不知不觉的错位中等着开场了。
　　此时，一辆满载旅客的火车正在沪宁线上疾驶。
　　日本公使重光葵带着两名使馆书记官；宋子文带着6名贴身卫士和机要秘书唐腴，乘坐在最后一节花车上。此时，他们万万没有意识到大祸就要临头，一边交谈一边欣赏着已渐清晰的大上海的万家灯火……
　　进站时，列车减慢了速度。
　　列车停稳后，日本公使重光葵和宋子文这边的一行人，下车后方待向车站出口处走去，猛听“叭叭--”两声枪响，旋即车站内外枪声大作，弹如飞蝗。一时间；旅客们争相奔逃。
　　那边重光葵和宋子文等人，一见情形不好，也慌忙躲避。
　　原来，前面说到的郑抱真和华克之二人，方才见宋子文和重光葵下车后已经走近出口，眼看就要进入王亚樵和常玉清的伏击圈内了。情急之下，二人不顾一切地紧急对空鸣枪，以示报警。
　　于是慌乱之中，那边常玉清一干人马不及细辨，只捡一个手持黑色皮包的人当成日本公使重光葵，一阵乱枪射击，那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而这边王亚樵等人，也把宋子文的贴身秘书唐腴错当成了宋子文。当时枪声一响，那位唐秘书方待躲避，不料一下竟数弹中身，脚下一软扑倒地上。当时走在唐腴肿身后的宋子文，一见唐中弹倒地，不免心下慌张也跌倒在地上。后经卫士抢救，旋又躲进站长室，最后宋子文竟一根毫毛未伤。
　　混战过后，众人方知此次暗杀中，替重光葵和宋子文冤死的，分别是日本公使的贴身保缥和宋子文的秘书唐腴肿。那位唐腴当时年仅32岁，刚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且刚刚新婚不久，不想竟这样没头没脑地替人送了命。
　　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为《子弹没有击中宋》，其中登载了宋子文本人对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的叙述：
　　我正往车站外面走，在我离出站口大约15英尺的时候，有人突然从我的两侧同时开枪。我意识到我是射击的目标，立即把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跑进入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整个车站很快被刺客们的左轮手枪发出的烟雾所笼罩，乱枪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卫兵们则开枪还击。整整过了5分钟，车站的烟雾才消散。我的卫兵们看见至少有4名刺容在开枪，可刺客的人数也许还要多些。当烟雾消散的时候，我们发现同我并肩走的我的秘书，肚子、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子弹是从两侧打进他的身体的。他的帽子和公文包弹痕累累。我比他高好多，可是我哪儿也没有伤着，简直是个奇迹。
　　当时究竟是宋子文命大，还是谋划他的人只是想吓吓他，提醒他小心；别跟蒋介石做坏事！这里已无从考证，只能作为悬案了。
　　不过，从宋子文遇刺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政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动荡不安；甚而没过多久，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第十章 蒋氏独裁
　　1．争取美援--财政部长的苦差
　　1933年4月18日。
　　一艘豪华型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缓缓驶离蒙蒙细雨的上海港。客轮发出深沉的笛声，旋即披波斩浪向大海深处驶去。
　　宋子文一行立在船头，迎着海风和细雨，频频向岸边送行的朋友和家人挥手告别。此时，岸边站满了打着伞具的黑压压的人群。
　　他们是：江海关盐督唐海安、法驻沪总领事梅礼蔼、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尔高、交通部长朱家骅夫妇、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财政部次长邹琳、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南京政府顾问何东爵士、银行界代表李馥苏、商界代表闻兰亭。商界要人杜月笙和虞洽卿、宋子文夫人张乐。冶，及弟宋子良。宋子安等。当时前往送行的不下三四百人，光是各界赠送花篮就达100多个。这些花篮，此刻均放在他们身后的船舱里。
　　尤其是那欢送人群上空悬挂的大幅标语更引人注目，上书“欢送宋部长出席华府经济会议”字样，并随着欢送人群的口号和锣鼓声在长风中猎猎抖动……那场面、那声势，令宋子文一行激动。一时，宋子文禁不住地默吟起李白的诗句来：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渐渐地客轮也加快了速度。宋子文停止挥手，收起方才在码头上发表的书面讲稿，并向码头上的欢送人员行注目礼。
　　此刻站在宋子文身边与他一起前往美国的有：中国银行行长贝淞苏、财政部顾问杨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秦汾、前驻美使馆秘书魏文彬、秘书黄纯道等人，此外还有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科员蔡寿生随同赴美并担任宋的译员。
　　海涛涌起山一般的巨浪扑向客轮，客轮迎风斗浪般地艰难前进。
　　宋子文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迄今共有7个年头了。这7年间，那政治风浪并不亚于眼前这大海的自然风浪，此际联想起来，不免令人感慨万端。
　　宋子文坐在头等舱口凝望着咆哮的大海。远方的海是深深的，并看不出是蓝色，而近处的海水太浅淡，又成了无色。巨浪则像一匹精力充沛的野马，无休无止地追随着“总统号”巨轮。“总统号”每前进一步，仿佛都要付出全部艰辛似的。
　　一时宋子文陷入了沉思之中。
　　出访欧美，在普通人的眼里无疑是一趟异国观光的美差，机不可失。可是在宋子文眼里，因肩负着重任，与其说是美差倒不如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说实在的，最初宋子文并没想争取这趟所谓的美差。
　　193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英、法、德、意、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美国政府先通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再由施肇基将美国政府的邀请转致南京政府外交部。当时施电云：“美国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到美之意系：一、观察各国对经济会议所讨论各事项之态度；二、交换对世界经济复兴问题之意见，以示美国政府打开不景气局面之决心。至美政府与各国代表间交换意见，系个别举行，并无会议形式。”
　　当时赴美代表要求规格颇高，原则上是各国内阁总理一级以上。而当时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是汪精卫，故汪应是赴美的最佳人选。但因汪精卫自知不懂经济，且也一向跟英美疏远，所以此次会议他开始便推辞不去。
　　于是，尚有自知之明的汪精卫便竭力推荐宋子文。而当汪找到宋子文商量时，宋一口咬定：“我不够规格，你们的会我无权代授。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可没有这个野心啊！”
　　汪精卫则问道：“那你说除我之外，谁合适？”
　　“立法院长孙科。”宋子文顺水推舟。
　　“究竟咱们三人谁去，请蒋先生拍板定音吧。不过你也要有思想准备。万一呢？我说的是万一。”
　　为此事，汪精卫又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当时想了想说：“你不去的这两条原因，都是实情。你说吧，谁懂经济，谁是美英势力代表？”
　　“除子文莫属。”
　　“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规格也不低。就这样定了！”蒋介石果然一锤定音。
　　于是汪精卫又东下上海，请宋子文出山。当日谈话至深夜2点，二人莫不推心置腹。汪精卫道：“此次来沪，完全是为敦促宋部长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谈话会。因此次会晤关系极大，世界各国莫不派遣第一流人物参加，如英国为首相麦克唐纳，法国为前总理赫礼欧。故我国人选，自应特别慎重。中央本预定你和孙科中择一人出席，但孙氏近期工作特忙。立法院近期要完成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均要于7月1日前完成，故不能脱身。中央决定由你前往，主要是你熟悉世界经济形势，出席更有针对性。”
　　“既然你们已经确定了，我就去吧。”原来宋子文推荐孙科，也并非是出于内心，经汪精卫这么一说，他便应允下来。
　　当时，宋子文是位办事认真的政府要员，他的这种作风，包括政府其他要员和他的部属当时都有口皆碑。赴美一事既然应允下来，就要开始工作，工作就要有工作的样子。于是宋子文开始了出发前的一系列紧张准备工作。
　　据史料记载：
　　4月15日，上午和下午，宋子文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赴美出席会议的主要事宜。当时出席座谈会的有在上海的要员如立法院长孙科、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井由秘书形成了书面材料。
　　4月16日，宋子文前往蒲石路汪精卫住处，与汪商讨其赴美后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安排，及出席华盛顿谈话会的总体意见。当时二人达成以下共识：
　　在宋子文出国期间，部务由次长李调生、邹琳负责，张寿氛孔样熙从中协助；最重要事务，则随时用无线电向宋请示；华盛顿谈话会因无预定议程，一时难以确定具体意见。当时汪、宋认为，此会大致将讨论关税银价问题、中国战债问题及远东问题等等。
　　4月16日晚，当时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代表官方，在上海私邸为宋子文出国举办饯行晚宴。当时出席晚宴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银行界领袖史量才等。当晚王晓籁在欢送词中首先对宋子文进行了一番吹捧：
　　宋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于时局紧急声中，奉政府之命，离国赴美，参与华盛顿召开之经济会议，至关重要。以宋部长之地位及宋部长于各友邦之信誉，自然应该宋部长亲去。希望宋部长此去能带回新鲜空气，解决国内的沉闷，并希望能达到经济制裁日本之目的……宋子文致的答谢词则犹如一篇优美的散文。他说：
　　兄弟蒙各位欢送，非常感激。惟当美国柬邀中国时，余国鉴于内忧外患之日亟，本不预备前去出席，嗣经各方之催促，及详加考虑后，觉此世界经济会议，虽非直接与远东问题有关，然因相互的关系，及有关世界整个经济问题之故，当即决定参加。并为迅速赴美起见，即决定于近日启程。以中国现在之经济而言，农村破产，商业凋敝，通货咸流入都市；尤其是上海，生产力日益衰弱。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则为长江水灾、‘共匪’为患，及日本经济侵略我市场、武力强占我东三省。凡兹三点，皆中国因是而发生之特殊困难情形。然经济不景气，为全世界普遍现象，不仅中国如是，即以号称富有之美国，亦难免于此。故欲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决非各国力量所能办到。中央此次派兄弟前往出席，亦即欲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必须与全世界共同解决之意。但此去决不是去求于人，因为中国有广大之土地，有四万万人口，为世界最广大市场，于挽救解决经济危机，将有极大之贡献于世界。故可与各国开诚相见，互相交换意见，讨论解决办法。
　　4月17日上午，宋子文又往蒲石路与汪精卫再度洽商。最后向汪辞行时，汪精卫对宋子文说：“我建议你最好走前，到江西与蒋先生一谈，听听他的意见。”
　　宋子文说：“只是明天的船票怕来不及了。不行的话，我就电告一下吧。具体事情，回头请你代转吧。”
　　汪精卫当即点头同意了。
　　“总统”号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日夜航行，于1933年5月4日抵达美国西部城市西雅图。宋子文一行稍作休息，然后从西雅图转乘火车去了华盛顿。
　　在华盛顿作为异国宾客的宋子文，受到了美国政府方面热情的接待和欢迎。
　　当时在车站，宋子文发表了简短而精彩的讲话，表明参加此次会议的诚心与态度。面对着前来欢迎的美国公众，他说：
　　华盛顿是美利坚共和国的首都，也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我预祝各国首脑会晤在这里成功。中国朋友怀着真诚而来，将就最大之可能范围从事合作，借此增进世界和平，从而谋世界之福利。为了世界也为了中国……
　　宋子文一行到达华盛顿的当日中午，十分好客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在白宫为宋子文一行举行了接风宴会，并且气氛祥和友好。
　　席间罗斯福总统说：“宋院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同是哈佛大学的校友，同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没错，不过我学的是经济管理学，比阁下低两届。在校时，我还对总统阁下有印象呢！比如阁下的口才真是令人叫绝。有一次演讲会，阁下一口气讲了2个小时，十分精彩。”
　　“真想不到，您还对母校的印象居然还是这样深啊。”
　　翌日，罗斯福总统代表美方与宋子文的中方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首先罗斯福总统说道：“中国的安全是远东经济恢复的前提，美国愿意对中国提供援助，并想以提高银价为前提条件，本着双方互利互惠的原则，推进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
　　宋子文说：“中国也处在特殊的困难时期，中国要发展，也必须实行门户开放。平等互利应是我们双方的原则。”
　　当时经过两次会谈，确定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具体项目与措施。
　　会谈期间，宋子文心血来潮，自作主张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金的棉麦借款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给南京政府5000万美金，合中国当时流通货币2亿元；不支付现金，而是用此款购买美棉与美麦。其中五分之四用于购美棉，五分之一购美麦。合同指定由中国的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5项统税收人作为担保。从协定达成之日起，中国政府即可按商定的使用办法支用此项借款，但只能转帐订购美国棉、麦；而自货物启运时起，即从借款内偿付货物的10％，以后于90天内再支付15％，余额在3年内分期偿还，给息5厘。
　　这就是当年人们所说的宋子文“棉麦大借款”。
　　白宫会谈后也发表了新闻公告称：罗斯福总统与中国财政部宋子文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了若干重要经济问题，并在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功。
　　然而随着电波，此一消息在中国国内引起大哗。一时间，反对的有之，赞成的亦有之。众说纷坛，沸沸扬扬。
　　由于宋子文在南京主政7年，树敌不少。因此当时有人攻击说，政府并没有授予他此项使命啊！名日借款，实为借粮。借粮还要付利息，况且那粮是美国的过剩产品呀。还有人说，这不是美援，而是援美，宋子文是上当受骗！也有人说，应该立即停止这种损国损民的作法。没有立法院认可，一切协议都是无效的等等。
　　当时胡汉民则致电孙科，反对此项借款，谓“此事关系党国前途极大，不能不为兄等言之：一、凡一国国债关系人民负担，未有不经立法机关通过而成立……二、政府成立22年，从无预算案。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需秘密借款至2万万之巨？三、谷贱伤农，今此巨量棉麦输入，究将何用？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
　　于是赞成者在这种强大的反对声势中，一时显得十分被动。南京政府实业部工业司长刘荫弗，首先大加赞扬。实业部准备召集各纱厂商来南京开会，讨论分配办法。赞成者有赞成者的说法，他们认为，美棉麦借款可以补救我们农业的原料不足局面，有了实物也就等于有了钱。中国应该开放，借开放来发展自己。宋子文眼光高，没有错。不过，在当时全国一片的反对声中，赞成者的这种说法显得无力也显得苍白。
　　而蒋介石在当时舆论面前，当然是支持妻兄宋子文了。于是为了平息种种舆论并安定人心，南京政府采取了3项措施。南京政府当时认为，借款既然已成事实，当慎重使用，且只能用以振兴实业，复兴农村，不能用于其它等等。
　　当时南京政府公布的3项措施是：
　　一、由政府有关人士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解释此项借款并非临时举动。后来由孙科出面说明，“此项动机，完全根据党的主张方针，即总理所主张之利用外资以发展国内实业之政策”“罗斯福总统要求中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世界经济谈话会议，因时间紧迫，宋财长子文先生在出国前确无此项安排，事后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曾进行讨论，给宋财长提出一些与罗斯福会谈的方针。而此次借款，就是根据这些方针决定的”。
　　二、紧急补行法律手续。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追认此项借款并提交立法院审议。当年6月14日立法院讨论，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15日，两委员会组成9人小组，审理完竣。16日立法院召开第22次大会讨论通过，于是借款案合法化。
　　三、南京政府许诺，此项借款只用于建设，决不挪作他用。
　　就这样，宋子文的美国棉麦大借款，经过国民党政府煞费苦心的一番安排，便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1933年5月19日，宋子文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发表《共同宣言》，这是宋子文此次访问的最后成果。《宣言》中称：“双方之间对于解决世界当今大问题所必采之一切方案，具有同意”；双方认为“非有政治之安宁，不能达到经济之安定”；双方“完全赞同目下国际贸易上不合理之障碍必须去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必须加以整理”；双方还认为，“东方贸易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其价格”；关于远东问题双方认为，“过去两年中扰乱了世界和平，使两大国军队从事破坏性质之敌对行动”……“此种敌对行动，当立即停止，目下各国重建政治经济和平之努力，得底子成。”
　　1933年6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取消金本位并采银本位。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声明放弃中立主义，亦即中日纠纷中倾向中国，不再持中间立场。这样一来，宋子文此次访美，便把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933年4月，美国罗斯福总统邀请当时各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恳谈，以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实际上此亦是为旋后于同年6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作准备。
　　宋子文出国时，南京政府已拟由宋参加华盛顿谈话会后，继续去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但尚未最后确定。同年5月13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临时会议，决定派宋子文。郭泰棋为正式代表，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于是当年5月27日，宋子文一行自美国纽约启程赴伦敦。
　　当时世界经济会议的发起，出于1932年洛桑战绩会议的决议。关于会务进行，是交由国际联合会负责办理的。国联自接受此项任务后，即着手准备，并确定会议主要纲领为：
　　1．安定物价问题；
　　2．关税体战问题；
　　3．安定币制问题；
　　4．国际贸易问题；
　　5．疏通汇兑问题；
　　6．改善生产问题。
　　谋求解决这6项问题，就是此次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目的。
　　1933年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地质博物院举行。当时与会者有66国代表，正式代表168人，加上列席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不下500人。其代表席次名义上是根据代表人数多少排定的，英、法代表超过8人，排在最前列；美、德、意、日亦各有代表8人，排列其次；中国代表3人，与其他弱小国家一起排列其后。从当时代表席次上，即可显示各国间地位的不平等。
　　大会由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主持，英皇首先致祝辞说：“在此经济痛苦遍及世界之时，我以深切责任之情感，欢迎各位代表前来伦敦参加经济会议；并深信经过此次共同努力，可产生有益的结果。”英皇演说时，全体起立，约有七八分钟。而后由译员将其演说译成各国语言，翻译既毕，英皇即退离会场。
　　接着是麦克唐纳首相致开会辞。他说，“近来各国遭受一次通病，失业人数日增，物价远跌至生产成本以下，且又涨落不定；以致破坏一切经济活动所系之正常关系，再加以贸易之受限制，益增普遍之危机。关税比额及汇兑管理等案，使国际贸易在一、二年间减少一半；金本位放弃者之众，更为自成立国际贸易媒介以来，在承平之时所未见。”
　　从以上英皇和英首相麦克唐纳的演讲中，足可窥见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6月15日，中国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第3次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示了对会议的诚意和信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觅解决世界经济危局之方法，故志愿前来参加此会。当前问题诚属困难，但若以正直之精神与必要之决心，则此难题并非为人类所不能解决者。”宋子文认为：“大会失败，不独将处长期憔悴景象，且将使现有管理之责者，丧失信用；而大会成功，则将导成更大更稳定之繁荣时代。”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中国地位时说：“他国生产过剩，而中国则生产不给，发展不足，及购买力薄弱。试以中国之发展与美国比较，中国仅有铁路7000（英）里，而美国则有300万（英）里；其他工商发达之形式，亦复彼此悬殊。中国对外贸易固已增多，但以其人口计之，仍属甚微，查在1932年仅达国币40万元。参加此会之国家，有对外贸易每户计约及黄金150磅者，而中国则每户仅7先令左右。中国天然资源虽未开辟，但甚丰富，而且人民勤劳奋勉，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地位如此，今后的作用将是：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果提高，则其购买力不独可以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市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生利之运用，相信世界政治家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合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之主张。”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白银问题时又说：“西方现在感受货币价值逐日波动，致碍及对外贸易之困难，而思在大会中有以解除之。中国亦有此同样困难。中国货币虽属金类物，然银价在其对金币与非金币的关系中有剧烈的波动。银价现甚低落，渠个人希望在他种物品以金相较价值涨起时，银价亦将涨起。渠以为银价之稳定的价值，较请银价之涨高更为重要。故渠希望在谋取金币之稳定时，亦当为银价谋取稳定。”
　　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还阐述了中国对外愿行合作的方针。他说：“中国和亚洲各国有些人，咸信亚洲无须效法他人，而西方亦无足畏，并认为西方技术与东方生活低程度之合作，是夺取世界市场；且借‘亚洲人之亚洲’及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义，而摒绝西方之合作。实则此种主义与吾华人国际往来之观念相反，吾人不欲采取此种主义。”“中国欲设世界为一个经济单位，庶各国可依最适合其人民本能及其能力性质之边线而谋发达，中国不欲采经济自给之空谈。”他还指出：“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人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在会上宋子文向西方各国保证：“吾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故财政政策，未以排斥外贸为目的。”
　　宋子文当时在世界经济会议上的发言，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美国工商金融界因棉麦借款成功而兴高采烈，但中国的大市场被美国抢走，其他国家亦不甘心。于是国联又把搁置了将近3年的中国向国联提出的技术合作请求捡了起来。7月3日，国联专门机构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中国的请求。于是德国委员凯勃建议，成立二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以德、西、英、法、意、捷、美及中国代表组成。7月18日，国联在巴黎开会，通过决议，推波兰人拉西曼任联络员，规定其职责有4项：一、以国联各种技术机关的运用，以及如何能援助中国、从事建设之消息报告中国。二、凡中国政府请求技术上援助时，应转达国联秘书长。三、中国政府建设事业需用技术人员之合作时，该联络员应转达联合国提供援助。四、出席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便就地使国联各技术员之行动得以协调。而技术联络员应将其执行任务情形，随时报告国联有关部门，每3个月至少须呈送详细报告书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这样一来，就等于中国市场向国联各国共同开放了。
　　国联的行动当即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响。日本外务省同年7月24日发表非正式声明，称国联的举动是欧美列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敌对日本的目的。当时，日本政府对此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将采取适当手段予以阻挡。
　　宋子文在结束世界经济会议后，于1933年8月9日回到上海，并受到各界的欢迎。不管当时有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宋子文此次出访在民国历史上毕竟是有重大影响的。当然，这种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后来不久宋子文之所以辞职，应该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2．耳光风波
　　1933年3月的一天晚上。
　　在上海孔祥熙的寓所里，刚刚随同丈夫孔祥熙访欧归来的宋蔼龄正打开留声机，一边欣赏着美国西部的《狂舞曲》，一边等待丈夫的归来。
　　当天早晨6点半，孔祥熙就被蒋介石紧急召去，说有要事要谈。但直到晚上10点还不见孔祥熙回来，宋蔼龄不免有些着急。
　　正焦急间，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
　　“出什么事了？”宋蔼龄边给丈夫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你这么兴奋？”宋蔼龄愈加不解地问。
　　“咱们边喝边谈，边喝边谈。”孔样熙把手一扬说。
　　在宴席厅里，孔祥熙饮了半杯白兰地后，方对夫人说道：“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哟--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蔼龄幽默地问。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字咬得很重，一字一顿，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你当总裁，把大弟往哪儿摆？”宋蔼龄顿时惊讶。
　　“大概老蒋另有安排吧。”
　　“介石是不是对子文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另有什么缘故？”宋蔼龄忍不住地追根刨底。
　　“唉！一言难尽……”孔祥熙摇着头说。
　　的确，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主力转向东南战场时，国民党内就出现了两大争论：“定都之争”和“法统之争”。
　　首先，“定都之争”是由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何处引起的。
　　1926年11月16日，广州政府派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鲍罗廷夫妇等人前往武汉，考察迁都事宜。当月26日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同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执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政府未迁之前，先由徐谦为主席，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孙科、鲍罗廷为委员的联席会议执行党政领导职能。1927年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国民党中央党部驻汉口。
　　就当此时，时任北伐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开始闹事了。迁中央机构于武汉，他本是同意的，并曾在1926年11月19日的一则电文中认为：为了提高党政威信，有必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穗迁汉。但后来，因准备绕过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领导的联席会议，另组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故1927年1月7日，他在南昌召开非法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与武汉方面相反的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居南昌，迁都问题留待3月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当时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被他相中的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中心的上海和南京当时还未到手。1927年3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指挥的白崇禧部和何应钦部相继占领上海和南京。随即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实行反革命政变，并于18日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于是宁汉两个“政府”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合流过程。在合流过程中，“定都何处”后来得以解决，从而金陵古城--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权所在地。当时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的理由是，南京位于东南财富之地，是六朝古都，又是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首定之都。
　　当时，宁汉合流中争论最多的问题还有“法统之争”。“法统之争”与“定都之争”同样，即一方主张以武汉为首都，实质上是把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视为正统。而另一方的蒋介石则反对以武汉为首都，实际上也是否认已迁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蒋介石当时自信既能让南京压过武汉三镇，且在法统上也会有办法让对方屈服。他一是自诩为总理信徒；二是攻击武汉政府已经赤化；三是掌握实力和数量都超过当时武汉政府军事支柱的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的军队；四是联合胡汉民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和右派，其中不少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
　　这其中的一、三、四条是真是假、或白或黑，武汉方面还可以与之抗争，可第二条却使武汉方面失去了与南京方面一争正统的资格。于是，当时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开始动摇，本来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个假左派。1927年4月初，他从海外归来时之所以谢绝蒋介石的挽留而前往武汉，名义上是支持国共合作，实质上是看中武汉正空着的“国府主席”的交椅。现在汪氏一看蒋介石扣过来的红帽子使得武汉在“法统之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于1927年7月15日公开反共，把自己的反动真面目暴露给社会，也暴露给了历史。“7·15”反革命政变，完成了宁汉合流的政治基础，此后武汉、南京双方即开始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合流过程。
　　当时；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形势，宋子文经过短时期不适应的彷徨后，很快倒向了蒋介石，并成为宁汉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人物。而宋子文当时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上，一是如何看待二姐宋庆龄，一是如何看待蒋介石。
　　当时，宋庆龄关于继承总理遗志、贯彻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主张，宋子文本是赞成的。而且二姐宋庆龄对蒋介石个人劣根性的分析，最初宋子文也有同感。不过，当时对于宋庆龄主张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的态度，宋子文却又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对工农运动，他更是横加指责。
　　结果，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都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了。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宋子文却对国共合作失去昔日热情。最初，蒋介石怀疑宋子文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并且倾向宋庆龄。这期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子文拒绝了。于是蒋介石就记恨于心，并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还擅自指派财政官员。更有甚者，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还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蒋氏的这些霸道举动，当时宋子文是气得要命的。只是最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到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中来，并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当时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大姐和小妹；尽管他对蒋有气，可思来想去却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
　　当时可以说，宋子文确是有本事的，而蒋介石挖墙角也是有心计的。
　　宋子文一旦成为蒋介石的人，便开始为蒋效劳。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最初，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而这样一未，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拴在一起。因为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政权。
　　于是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当即博得蒋介石的欢心，蒋旋即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9·18”事变之后，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了“1·28”淞沪事变。当时，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于是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后，蒋介石就准备动用浩大的费用，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而宋子文对此则坚决不同意。当时他认为抗日应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蒋之间为筹措“剿共”军费发生矛盾。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至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急需费用，这又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而且还要发行新公债。与此同时，宋子文亦反对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的安排，并坚决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上宋子文当时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已开始提出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其通电所述主要是防止内战。该同盟认为，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于是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决定，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
　　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同盟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当时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
　　但是，蒋介石却仍旧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十九路军调走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宋子文一共向蒋介石提出过三次辞职，而这是第一次。
　　这时，孔祥熙在欧美出访尚未归国。蒋介石感到宋子文此时尚不能撂挑子，便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于是双方达成妥协，宋子文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人支付蒋介石“剿共”的一部分军费。
　　然而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百般阻挠；而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竟一仗未打。尤其是当时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并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于是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这是宋子文第二次辞职。尔后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为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夫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但到此时，出于已然话不投机，蒋介石已不再挽留宋子文了。
　　也就当此时，孔祥熙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启用。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是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且地位显赫等。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着不小的差别。曾有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他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并且他对蒋介石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子文与蒋的关系更为亲密。而宋子文则常常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介石甚至也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曾私下对人忿忿讲道：“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
　　而蒋介石正需要孔祥照这样殷勤驯顺的属下。
　　由于切身利害关系，所以对政坛每一变动，当时宋蔼龄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此时她的心情更是复杂：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显然大弟受了委屈，她是十分同情的。想到这里，宋蔼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打算要出国几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答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蔼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快12点了。孔祥熙提醒他。
　　“那我明天去。我要为他设宴送行。”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蔼龄给大弟宋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电话不通。于是，她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宋子文官邱驶去。
　　可是事不凑巧，宋子文亦驱车刚刚离去。
　　新官上任三把火。孔祥熙在中央银行走马上任后，便大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老蒋要“剿共”，他凭经商的精明才干，鞍前马后奔走，很快就为主子筹备了充足的经费。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亦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赤字已将近1200万元了。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再发行1亿元新公债。
　　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专门打内战的军火，结果很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而这些钱旋即都被蒋介石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
　　当时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即便当时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亦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利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于是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围剿”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当时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
　　当时一位有识之士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于是，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没多久，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当时正巧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且这股萧条之风也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国家矿业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当时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亦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一时间，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此时，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更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南京政府以财政部的名义立即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此项禁令却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遂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当即颁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就此，白银外流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孔祥熙此时已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而作为交换，蒋则让中央银行享受多种特权，如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金券以供兑付关税之用等，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虽然当时孔祥熙已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并赚了一大笔钱。同时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样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们不得不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且就此存人中央银行特设帐户作为储备之用。
　　这个《储蓄银行法》当即遭到了上海银行家们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作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储蓄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于是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春去秋来。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孔祥熙越权亦十分恼怒，对蒋介石则更是生气。终于，宋、蒋矛盾加剧，一场孕育已久的暴风雨来临了。
　　那天，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蒋介石和宋子文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宋子文自幼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实行预算审计制，本是宋子文采纳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得意之作。实行国家预算，对当时中国来说尚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多少年来，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的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会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呢？此事历代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
　　当初宋子文留学西方，对欧美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施行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角度出发，宋子文最初曾非常认真地计划着国家预算，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争取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
　　而蒋介石则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后此事仍无结果。可宋子文却偏凭着国舅地位和执着不改的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政府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并于次年9月24日首次颁布了《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但两个人就是否严格执行预算问题，旋又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 1929年南京政府总支出为6．19亿元，而其中军费竟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却是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如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经济学博士呢，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他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各项支出比例不合适而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所占比例；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且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极为不满。
　　但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当时简直幼稚可笑。现在是“训1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和张发奎等地方倒蒋势力，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由于当时蒋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不断，蒋也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规模和次数多少，如此又怎能确切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蒋介石对军费支出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然而当时，军费支出又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
　　最初，宋子文确实显着“幼稚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但并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以致使军队内部喝兵血之风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所以到后来，宋子文便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一日，宋子文竟为此与蒋争吵起来，蒋一怒之下，给了宋子文一耳光。
　　“你敢打人？”宋子文当即被这一记耳光打懵了。片刻后待他反应过来，方欲向老蒋扑去时，被侍从们急忙进来拦住了。
　　那天，宋子文被送回自己的官邸后，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秀才遇到兵，有理难说清。宋子文此刻为那位曾在上海十里洋场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
　　守在旁边的太太张乐恰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也只能暗暗地落泪不止。
　　张乐恰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在前面我们讲过，当年宋子文娶张乐恰为妻，曾经还有过一段颇为曲折的插曲呢。
　　当初，宋子文经过5年经商后感触颇深，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在贫穷、落后和混乱的旧中国，商离不了官，富离不了权，生意场上的拼杀必须要有政界和军界的支持。50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前鉴，清末民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是实例。所以他自觉应走官商合一的道路，并决心从政。由“商”到“政”再到“官商合一”的转变，充分显示出宋子文年轻时就已属罕有的决策能力和远见，所以在以后短短的20余年里，宋子文在仕途上出将入相，在财力上更是一国巨富。即使那些旧中国名闻全国的实业家，哪个还有宋子文的实力和威风呢！
　　当年离开盛谨如后，宋子文遂改娶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张乐怡小姐。虽然张家不如盛家，可彼时岳父家的家景如何，对宋子文已不起作用，他不再需要把妻家的势力作为上升的动力了。
　　当天夜里，宋蔼龄和宋美龄姐妹二人闻讯后，相继赶到宋子文家里。在张乐怡的陪伴下，姐妹二人当即来到了宋子文的卧室看望。
　　“子文啊。你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宋蔼龄走在前面，心疼地问道。
　　宋子文躺在床上，默然无语。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张乐怡打着圆场。
　　“小妹，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帐不可！”宋蔼龄此话虽是说给小妹宋美龄听的，不过更多的是说给宋子文听的。
　　但到了客厅里，宋蔼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生气，保重身体为要。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话说过来，介石是委员长，子文才是财政部长啊！要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但若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我现在怕的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宋蔼龄讲到这里，把目光投向了宋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宋美龄软中带刚，仍很生气的样子。
　　“有小妹保证，我就放心了。”其实，宋蔼龄心里也很复杂，因为此前蒋介石已放出风来，让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这样一来，一边是自己的丈夫，一边又是自己的亲兄弟，搞得宋蔼龄左右为难，既喜且悲。想着想着，宋蔼龄不禁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真复杂啊！
　　再说当夜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直闹得老蒋不能入睡。她非要蒋介石说个清楚不行。蒋介石只好一个劲儿地向宋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怪我火气太大，我不该拍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认错就完啦？没这么便宜的事！你得保证，今后不能加害于我哥，也不能对我哥抱有成见！”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奶同胞。我姓蒋的是疯了还是傻啊？！”蒋介石再三申辩道。
　　“那就立字为据！”宋美龄抓住不放，仍不依不饶。
　　“好好好，立字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只好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倒果然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自己的妻兄宋子文可以说一直留有情面。
　　当时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但两个人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和决裂。当年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批准。当天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了一通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其离职只是工作的需要，且另有要职安排；并表示两人将继续合作云云。宋子文当下听着，也就心平气和了。
　　事实上，宋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下降，而是更加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他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2月兼任外交部长；
　　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出任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旋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从而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最后的辉煌。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蒋介石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早已被人们渐渐淡忘。
　　3．“哈哈孔”乘虚而入
　　当年“耳光”风波之后，宋子文决心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于是蒋介石急忙请出孔祥熙，并对孔说：“请不计一切艰难，务须接受新命，并且早日就职，以稳定政局。”就这样，孔样熙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3年11月初，就任了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当时，从维护蒋、孔、宋三大家族的利益出发，孔样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以谋求改善蒋、宋之间的关系。最后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宋子文继续当他的私人金融家，但是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可以找他商量。
　　面对“耳光风波”后的新形势和新格局，宋蔼龄不免有些悲喜交加。不过，她很快平静下来，并且心中的天平倾向了丈夫一方。她给孔祥熙暗中鼓劲，把所有的家事都包揽下来，以支持丈夫对官场的全心投入。在此之外，宋蔼龄还开办了“三秦公司”，又称“三不公司”。依靠她那特殊的渠道，大把大把地为孔家捞钱。
　　孔祥熙掌握财政大权以后，10年之间他利用手中职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者，对内利用江浙财阀、流氓集团和特务组织，首先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旋又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来局，从而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并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扬子建业公司、嘉陵企业公司、利威汽车公司等等。因为财政、金融和经济大权在握，一时间孔祥熙简直为所欲为。他或明或暗地用白银国有、发行法币、公债投机、外汇管理、购买军火和出售黄金等手段，搜刮民脂民膏，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当时孔样熙上台的第一步棋，就是垄断银行。
　　在孔祥熙最初推销公债的活动中，趋炎附势的银行家大有人在，而不愿屈从的人也为数不少。
　　这边孔祥熙好不容易让那些容易上当的和虽不情愿但慑于淫威的人，购买了数千万元的政府债券；而那边，有些银行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当时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就是一位不肯听命的强硬派。当年他曾公开演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并大讲日本人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指责国民党军队在“剿共”作战方面花钱太多，以及南京债券不值钱，不要受骗云云。他还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政府债券，致使政府债券一落千丈。当时这位张嘉傲还同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再为孔祥熙提供资金。
　　于是，这位张嘉令孔祥熙极为恼火。
　　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早就有觊觎之心。因为这两家银行的资金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1／3。张嘉自恃有外国资本集团的支持，财大气粗，我行我素，当年根本不把孔祥熙之流放在眼里。
　　因此双方便尖锐地对立起来。
　　孔祥熙自然有自己的心计。他大权在握，气势汹汹，下定决心要垄断所有的银行。一次在家中他忍不住地骂道：“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我一定要叫他滚蛋！”
　　那段时间里，孔祥熙闭门不出，细谋深算策划于秘室。因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这两家银行，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将会失去信心，从而他的垄断地位就会建立。
　　在此期间，他又去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孔祥熙对中国和交通两家银行采取行动。
　　主子有令，更增加了孔样熙的信心。
　　孔祥熙首先对中国和交通这两家银行发起了一次“流言攻势”。他一次又一次地约见当时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含沙射影地对他们说：“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银行家们所造成的。眼下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无法得到贷款？为什么银根这样紧？为什么利率这样高？根子就在这里。”
　　而在这方面，宋蔼龄则更是专家了。于是孔祥熙和宋蔼龄慷慨大方，一次次设宴招待那些忧心忡仲的资本家，引诱这些人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泄不满，以制造对立情绪。
　　在一次由青帮头目杜月笙出面召集的会议上，孔样熙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说：“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面貌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当时正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业资本家们感到极为不满了。他们认为，政府尤其是银行家们并不同情他们的困难，不愿更多地扶植他们发展生产。于是，当时上海一些企业的头面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加500万元的救急款，并且要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同时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以期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就这样，火被点起来了。那些企业家的要求，旋即被孔祥熙用来作为压迫银行家的工具。孔祥熙作为政府官员，抓住时机来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协会、救济协会、城市官员和上海银行家又开了一次会。而且无论是在会内还是在会外，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孔祥熙用尽各种方式，敦促银行家贷款给实业界。
　　到底胳膊拧不过大腿。当时在上海的银行家们最后不得不答应，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商界银行组成银行财团，提供500万元应急借款。
　　这样一来，在孔祥熙的唆使挑拨下，上海的银行家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一时间，孔样熙把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商业受困窘的状况上，并把责任都推给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小银行身上。而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则似乎与此毫无关联。而此时上海的银行家们则一再妥协退让，十分谨慎地响应孔祥熙的号召，力图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然而，孔祥熙之流的所作所为，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很难预料的。妥协和退让，并不能满足蒋介石和孔祥熙的贪婪欲望。终于，厄运降临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头上。
　　1935年3月20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且该二行均须增资，而且必须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当时，由孔祥熙签署的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上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随文发给二十四年金融公债2500万元预约券5张，仰即填具2500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而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交通银行的命令，除资本额外，其它内容均与上文内容大体相同。就这样，不拨一分一文现金，只凭一道命令和几张公债券，孔祥熙就控制了中国和交通两个银行’。
　　孔祥熙到底胜利了，但其手段实在并不高明。
　　孔祥熙对中国、交通银行加入官股的办法，纯系巧取豪夺。因为拨付的官股并不是现银，而是靠政府权利发行的公债券。所以，银行帐面上资金虽然增高，但库存的现银则依然如故。
　　随即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孔样熙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他宣布免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及董事长李铭的现职，并由宋子文兼任两职；并任命张嘉为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当时，这个所谓的“第二副总裁”形同虚设；因为中央银行一直为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所把持，“第二副总裁”必须听命于孔样熙和陈行。这当然是张嘉傲所无法接受的。于是张就以“疲惫”为由，请求辞去“第二副总裁”职务，并向交通银行董事会亦提出其所任的常务董事之职的请假。
　　接着，孔祥熙采取高压和恐吓手段，向中国银行的股东们施加压力。于是，中国银行于1935年4月1日由财政部派了官股董事，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等人跻身其中。同年4月20日，交通银行亦召开股东大会，会上孔祥熙的一些亲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选为官股常务董事。
　　在夺取了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权利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商业银行突然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信誉垮台了”，没有能力兑现其发行的钞票。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状况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为由孔祥熙控制的中央、中国和交通三个银行，囤积了以上三家商业银行的大量钞票后；为了整垮这三家商业银行，他便突然下令在一段时间要求三家银行全部兑现，这当然是三家商业银行无法应付的。
　　这样，南京政府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强迫这三家商业银行的经理们辞职。于是孔祥熙乘机在三家商业银行中安插亲信，培植势力，从而控制了三家银行新的董事会。同时，他还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向三家商业银行各拨款500万元。这样一来，孔又把三家商业银行完全控制了。
　　当年孔祥熙为了实现金融垄断，竟步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尘，不择手段地对一般民族资本银行进行控制、兼并和掠夺，从而逐步形成了南京政权在全国的金融垄断网。与宋子文一样，孔祥熙当年也被毛泽东称之为“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代表之一。而其私家的巨额财富，则是其直接运用政治权力、以超经济的掠夺方式积蓄起来的。可以说，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进行的反革命内战，对于以上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亦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实现金融垄断后不久推行的法币政策，则是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之后的又一次大的行动，也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一举措最先是宋子文提出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竟没能坚持下来。
　　首先，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孔样熙上台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银根奇紧；通货紧缩，物价猛跌；工商业倒闭，金融业停歇；京、津等大城市人心浮动。就连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恐慌，市面更加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孔祥熙首先想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实施币制改革。然而，当时美国政府亦担心，如果贷款给中国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可能会激怒日本，因而对孔祥熙的要求一再冷淡处理。当时在这一点上，孔样熙亦感到自己没有宋子文的本事大。
　　那段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显得十分关心，几次主动表示愿意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提出的是十分恶毒的贷款要求：即中国要雇请日本军事顾问，并且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求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等等。很明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是想通过如此苛刻的条件，以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为交换，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由于蒋介石及孔祥熙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所以对于日本的这些要求，当时的南京政府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当时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8月，派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负责为国民党政府策划币制改革事宜。经过孔祥熙、宋子文同李兹·罗斯的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采用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并提出把中国货币纳人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方案之中。
　　1935年11月3日，孔祥熙以南京政府《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同月25日又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以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文件。
　　当时《法币政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以截至1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当年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就是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而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属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
　　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因为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即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因而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当时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南京政府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准备，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当时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于是美国利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且由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金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国有”名义，进行白银集中。当时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栈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者等，从 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而蒋、宋、孔等几大家族却由此发了一笔横财。可以说从当时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了一层皮。
　　当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为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实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两国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也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1％存在美国，近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等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然而孔祥熙当时却不知羞耻地说：“美国对中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稗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这真是孔祥熙丑陋嘴脸之大暴露。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此之前，中国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和农业四家银行手中，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准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三大家族当时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当时币制的统一和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
　　一时间因有蒋介石倍加信任，孔祥熙不免更加春风得意。1935年11月孔祥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被选为中央常委、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再加上已有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他实际上已成为南京政府“执掌相印”的核心人物之一。
　　接着，孔祥熙又成立了中央信托局，并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还任命自己的大公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并掌握业务用人大权，从而把中央信托局办成了一个为孔氏家族走私贪污、搜刮外汇以及剥削劳动人民的重要机构。
　　总之，孔祥熙当家理财，虽没有宋子文的才干，但由于能顺从蒋介石的旨意，因而深得蒋的青睐和重用。只是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经济更加走向崩溃的边缘。当年有道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应该是对孔祥熙的最大讽刺吧。
　　4．宋子文“绝处逢生”
　　其实，人生如万花筒一般变化莫测。一个人一夜之间可以成为帝王，一夜之间亦可沦为平民，甚至奴隶。1933年9月，宋子文出访美欧回国后不到一个月，便被蒋介石撤销了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二职。于是在以往的鲜花和荣誉衬托下，宋子文仿佛一下跌进了万丈深渊，从而心态也极度失去了平衡。当时宋子文痛恨蒋介石，也恨孔祥熙，然而这二位恰恰又是自己的姐夫和妹夫。在外人眼里，这几乎是不可能之事。然而不可能之事却在一夜之间发生了；且发生得这么突然，以至宋子文起初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宋子文开始反省自己--究竟是自己不对呢，还是政治太无情了？最后他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想来全是老蒋的心黑和“哈哈孔”的阴损拆台。以前，他宋子文错把他们看成自己的财富和：荣耀，而今天他终于发现，蒋和孔实际上全是他自己的敌人。
　　既然一切已成不可挽回的现实，宋子文也就只好认了。
　　就在宋子文大权旁落的时候，第一个去开导他的人，便是大姐宋蔼龄。接着是小妹宋美龄。只是因政治不认亲情，所以宋子文心里更是烦闷。他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是怨恨还是慨叹人生不公。反正宋子文当时心想：你们说得天花乱坠，可事先你们为何不来，还不都是事后诸葛亮！
　　宋美龄当然理解长兄的心情，便慢慢地向他解释说：“你虽然两职被撤，心里很烦，小妹也能理解。但是毕竟还保留了你的中央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还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务呢……他是他，我是我，我能做到的眼下也只能是这些了……”
　　宋美龄的一番话多少使宋子文恢复了些理智。
　　这时宋蔼龄在旁接过话题劝道：
　　“作为大姐，我和小妹这次来，都是出于真心，出于对你的骨肉真情。事实已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心痛。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子文你一定要向前看。江山没有改，人还是我们的么？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找机会我和小妹都会想办法的。”
　　“既然还有你的职务，你就暂且委屈一下，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这也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嘛。”宋美龄道：“何必事事参与，到头来累个要命，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
　　“倒也是的，现在经济委员会共有10人。你掰开手指算算，哪派势力都想利用经济委员会的旗号，发展本集团的垄断经济。那儿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张静江早有过这个企图，还有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等等。”大姐宋蔼龄又开导道。
　　“那么按大姐和小妹的意见，我就去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吧。”宋子文终于露出笑容。
　　接着大姐和小妹又帮助宋子文分析了形势，宋蔼龄道：
　　“美棉麦借款2亿元归全国经济委员会支配，这是汪精卫已决定了的。再说经济委员会由你、汪精卫和孙科三人组成。一切还不是你说了算。现在全国经济界人士企图扩大这个组织，目的还不是想取得使用借款的优先权。这可是一块肥肉啊，能吊很多人的胃口。再说，这个机构事关全国经济命脉之大事，有些好处，现在恐怕还难以估计呢广
　　宋美龄又道：“我抓紧时间给介石吹吹风，全国经济委员会要正式成立，并形成一个专门机构，法定下来。这样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孙科是立法院长，你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我看实际上不比原来那个财政部长差。”
　　于是没过多久，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那天宋子文精神焕发、西装革履地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实际也是他的施政演说。在会上他侃侃讲道：“麦棉借款，数目不小，必须用于生产与建设二项。只有如此，才能再生产，并增强国民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用好管好这笔款项，必须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比如成立棉纱统制机构、粮食管理机构等，以便监督和用好这笔款项。当前首要的是兴修公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国民卫生事业等。如现有的棉业不能立足，则对内复兴农业、对外抵御经济侵略云云，均为空谈。”
　　最后，宋子文要求国人积极和政府“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1933年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发表《统制棉业告国人书》。
　　10月6日，宋子文任命陈光甫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兼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
　　10月11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增补了  28名新委员，以强化政府对棉业和农业的领导。
　　接着宋子文又颁布了2亿元国币的棉麦借款转变成现款后的使用办法草案：
　　“以借款的40％用于币制改革及整理金融，拨交中央银行1400万元，以600万元发展民用航空事业，以180万元为赣省治标费、100万元为治本费”；“续筑7省联络公路拟拨650万元，卫生事业50万元，赣省建设事业190万元，西北建设事业拨250万元，棉业统制拨100万元，蚕桑改良拨75万元，茶叶改良拨6．4万元，燃料研究拨10万元，调查研究拨20万元，所余作预备费。”
　　转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子文代表政府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作经济报告，其报告中强调了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吃饭，二是建设；并追述了争取棉麦借款和国际间技术合作的经过。他宣布全国经济委员会今后的工作重点，在于制定计划并督促完成计划：“内而获全民之赞助，外而得友邦之信仰，经济建设前途，庶有美满之效果。”
　　当时宋子文的报告鼓舞人心，从而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严。
　　在掌声中，宋子文继续讲道：“今后的任务，在两年内要完成的项目有：公路建设，在苏、浙、皖、赣、鄂、湘、豫。闽、陕、甘等10省，共有联络公路2．9万公里。铁路建设主要有5项：一是粤汉铁路，即汉口到韶关段，于1936年底通车；二是陇海铁路，即渲关至西安段，1934年底通车；西安至兰州段，1935年初开始勘测；三是计划修筑粤滇川陕铁路，并开始勘测；四是浙赣铁路，已分段进行。关于水利建设，成立了5个委员会，即导淮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由各委员会分别提出治理项目。关于海港建设，计划修建连云港、东方大港、北方大港等等……”
　　当时，可以说宏伟的计划既表明了宋子文的决心，也表明了他的眼光。
　　不管政府计划落实如何，国人总归要看到希望。宋子文就是从这里切人，从这里起步。并且宋子文不但是计划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就像其父亲宋耀如先生一样，宋子文也不愧是个大实业家，胆识皆俱。为了制定大西北的开发计划，1934年春天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身份，对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省都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足迹。整个考察历时一个多月。在那段时间里，宋子文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那是一个风沙漫扬的清晨。
　　宋子文一行抵达潼关，受到了撞关各界约500人的热烈欢迎。宋子文在专列上接见了当地军政长官及中央社记者，并发表简短的讲话。他还询问了当地交通及建设情形。接着宋子文赴黄河岸视察风陵渡。随后他又抵华阴，下车参观了陕西农具制造厂和华阴兵工厂后，再乘车西进抵渭南。接着宋子文抵临潼，杨虎城夫妇、邵力子夫妇等前往欢迎，杨、邵并在华清池设宴为宋洗尘。宴毕，宋子文在华清池沐浴后上车，最后在杨虎城等人陪同下抵达西安。
　　次日上午10点，西安各界在民众乐园隆重举行欢迎宋子文大会，当时到会者万余人。杨虎城和宋子文相继在会上表发了长篇演说。
　　宋氏首先对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今天承蒙各界盛大的欢迎，子文现在首先想表示的，就是诚恳的感谢和说不出的快慰。”接着，他便说了一番取悦陕西民众的话：“子文此次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到西北实地考察，昨天一到潼关并自潼关一路到西安，沿途所眼见以及昨天本人到西安时所感到的，觉得作为西北门户的陕西，绝不是外间人想像的陕西。陕西的民众已充满了朝气和复兴的景象。”他说：“自民初以来，西北倍受水旱、瘟疫、地震及政治黑暗之灾祸，真是痛苦极了。但最近已是大不相同，中央的人纷纷到了西北。各方也都到西北投资，经济委员会正着手替西北民众做几件有益的事业。”
　　接着，宋子文讲了建设西北的四项计划。
　　一是水利。宋子文说：“陕西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现在各事落后。政治上的不安，当然是最大的原因；而关系经济命脉的水利，不加兴修，亦是根本的病源。关中自秦汉以来，历代对于水利都有好制度，所以关中沃野千里，成为富足之区。清末以迄民国，各方多难，无暇顾及，由是年岁丰欠，一任天命。”他认为，“关中恢复从前的繁荣，并非难事。目前最需要而应先着手的，第一便是协助径惠渠同洛惠渠的完成”。“此外尚有较大计划，就是导渭计划，须款8000万元之巨；如能办到，则全省永无水旱之忧。”他说：“经济委员会现正从事技术上之研究、经济上之筹划，希望国家不久能有此力量可以办到。”
　　二是交通。宋子文说：“要谋西北的繁荣，和全国经济。国防上的联络，最低限度应将铁路西通兰州，南通四川。在目前，中央财力有限，只能先从建设公路起始，以资补救。”他说“现在我们暂时不能企望像欧美交通之精良，但至少要做到天天能通车，天天能运输。”他又说：“经济委员会对西北道路已有计划，只嫌款项不足。杨虎城主任极愿以兵工筑路，军队本消费者，今一变而为生利。倘西北军政与经委会三方面合作，即便经费不够充足，亦必能达到一定的目标。”
　　三是农业改良。宋子文说：“农业为立国之本，故农村建设、农村合作等，皆在经委会研究之中。”他说“棉花是西北特产，成为研究之中心”。宋子文认为，要发展棉产，应从美国选购棉种，分发各省广播，同时要改良工厂技术。至于畜牧业，宋子文认为，“于陕西虽无重要关系，然于西北其他各省之经济，关系甚重。现在所拟办者，一方面为改良畜种，一方面为设立兽医”。
　　四是卫生。宋子文说：“西北于卫生无设备。尝见欧美各国，卫生方面年费几千万元或几万万元国币。中国贫穷，当然不能追从欧美，但是穷亦有穷的办法。”他表示“经委会对此认为极端重要，希望能协助各省积极进行”。
　　同年5月上旬，宋子文一行抵达兰州。
　　听说宋子文一行的到来，当地各界群众自发集会，欢迎他的到来。
　　于是宋子文再次发表演说。他首先赞美兰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接着讲了此来兰州的观感：“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祥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讲到具体计划时宋子文提出：“第一是要把交通道路修好，将运输方法计划完善，以能把东南的经济力量和欧美的科学技术引进；第二是要开展有益农人减轻灾荒的水利工作；第三是农产品改良；第四是卫生实施及兽医的组织。”宋子文最后希望当地各界团结一致，倾尽全力建设西北。
　　5月中旬，宋子文又先后至青海西宁和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同年5月17日他由宁夏银川回抵西安，18日由西安返回上海。
　　宋子文回上海后，即在西爱威斯路经委会办事处接见记者，发表书面谈话。他在谈话中称：“余所得印象之最佳者，西北各省军民长官，对于地方事务，艰苦从事，以身作则……军士服务于道路水利工事，耐苦耐劳。”在谈到人民生活时，宋子文承认当时的“西北农民生活简单，去今两年丰收，本可休养生息，但一部分区域当因派饷制度，以致民不聊生”，宋子文还谈到了“西北各省币制紊乱，确为金融上一大问题，亦生产上之大障碍”。至于经济委员会在西北如何投资，宋则称须待讨论后才能决定。
　　6月22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第9次常务会议，当时出席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等，孙科因立法院开会未能出席。会上，宋子文报告了西北考察经过。其报告分水利、交通、卫生、农村建设四个方面。
　　在水利方面，宋子文说：“陕西水利，要以产棉区域之径惠、洛惠两渠为重要，是以应对于两渠积极规划，赶先修筑。”宋子文提议经委会以100万元作为修补两渠基金，并提出修补两渠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导渭计划，宋认为，大致在宝鸡山谷积水，以供电力，即以电力将渭水引灌北岸高原之田地约500万亩；并将所余电力，供给各种工业及将来陇海铁路西兰段火车发动力之用。估计其费用在8500万元，非目前财力所允许。所以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在交通方面，宋子文主张先修两条公路干线，即西兰线和西汉线。西兰线修通后，3日内可由西安抵兰州，如此则西北交通便利得多。而西安至汉中公路，为经济、国防之要线，亦应尽早开通。为此，宋子文拟拨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
　　在卫生方面，宋子文在报告中说：“西北对于卫生事宜，较各省落后；除都市粗具卫生治疗机关外，各地一无设备，人民几乎不知卫生为何物。”他认为，西北各省近代医疗卫生不发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地方贫苦，外省医药人才不愿西去服务；二是西北子弟能赴外省各大学医科求学的机会太少。宋子文主张将上海同济大学医学科移设西安，以作为发展西北医学的基础。同时他还谈到了兽医及改良畜种等问题。
　　在农村建设方面，宋子文说：“西北各省农村凋敝窘迫，亟待救济。”他又说“因经委会财力有限，只可择陕西首先着手。因陕西为产棉要区。”宋子文主张“禁种婴粟，改植棉田，以抵收益”；并拟由经委会拨款20万元，陕西省府再分期筹款50万元，以此作为基金，支持陕西农村建设。
　　最后，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建设西北所需资金的整体数字：“径惠渠改良经费25万元、洛惠渠建筑经费75万元、民生渠改良经费20万元、甘肃各渠建筑费50万元、宁夏各渠建筑费20万元、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以及陕西运输机关所需经费40万元，共计435万元。”
　　宋子文报告后，当时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建设计划案》、《西北水利事业办法案》及《兴建西北公路进行办法案》等。同时，变更了宋子文考察西北前由经委会原订的西北建设计划。其变更内容大致如下：
　　一、甘肃、宁夏两省水利事业，颇关重要。本会本年度事业进行计划，未经列入，现拟分别举办。预计所需经费，甘省约 50万元，宁省约 20万元，合之陕绥两省原定水利经费 130万元，共计200万元。所增70万元，拟先就西北畜牧经费项下移用10万元，西北合作经费项下移用20万元，余再另筹。
　　二、西兰公路工款，拟加拨35万元，由原拟拨借福建路款内移用 10万元、公路运输费项下移用 10万元，尚欠 15万元，在公路款内另行设法。
　　三、西北畜牧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10万元后，所余30万元，拟并入原定西北兽疫防治及卫生事业费项下30万元，共计60万元。关于应办畜牧各项，由农业专家与卫生实验处会商办理。
　　四、西北农村合作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20万元后，计存20万元。
　　可以说，宋子文的确是一位务实者。在他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推动下，1935年6月，南京政府发起了经济建设新运动，并与当时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相辅相成；一时声势浩大，给人们留下了印象。
　　5．兴办实业--攫取私家财富
　　应该承认，宋子文当年的金融思想，可谓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
　　当年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已是宋子文考虑许久的想法了。早在1933年，宋子文在财政部长任上时他就提出过。不过那时他太忙了，只是在出访过程中提出组织联合企业，以大量国外借款发展中国经济，亦称以财生财，滚动发展。这一想法最初的雏形是，这种联合企业应该由中国与西方各国银行家组成，以代替此前的国际银行团。应该说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先进和超前的，但是因种种原因最后构想流产了。探究原因应有两个：一是这一联合企业最初没有包括日本，所以日本施加压力阻挠外国银行家参加此一计划；二是宋子文偏巧时运不佳，当年10月就被迫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务。
　　当时，宋子文当然不会甘心这种失败。
　　于是在辞去财政部长之后，宋子文便采取另一种形式来实现他的计划。他决定组织中国建设银公司，以作为中外联合投资公司。他希望这一新型的企业能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并与中国资本结合成立众多的合营公司。对此日本继续反对，1934年5月5日，日本驻南京领事表示反对英美等国加入该公司。后来，建设银公司虽然获得了外国贷款，但其资本却只有中国人认股。
　　1934年5月31日，在宋子文眼里应该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中国建设银公司在宋子文的多方努力下，正式挂牌成立。当时参加庆典的有不少来自南京和上海的重要头面人物，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和宋子良，以及财政部官员徐堪、吴启鼎、谢作楷和邹梅初，还有银行家张嘉、胡宪、徐新、周作民、钱永铭、贝祖治、陈光甫等人。
　　宋子文亲自剪彩，一时鞭炮齐鸣，热热闹闹。
　　典礼仪式上，宋子文首先讲了话。他介绍说，该公司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主旨在调查了解备工商企业的财富情况，倘属可行，则可办理中外资金进行单独或联合投资事项；并代表投资者利益，注意该企业的发展。该公司业务不受资金限制，公司并非投资信托公司，而是为中外资金对适合投资的工商企业进行金融互助。该公司资本定为1000万元，共100万股，每股10元。与会人士先行购买50万元作为该公司的基本金。
　　会后，公司委托上海17家银行募集资金。
　　4天后，宋子文在第一次股东会上说，1000万元资金已经全部认足。第一次股东会议是1934年6月4日召开的，当时投票权只限于千股或千股以上的股东，孔祥熙当选为董事长；孔祥熙、宋子文和贝祖治当选为执行董事并执掌公司全权。股东大会，任命宋子良为总经理，并选出21位董事和7位监事。
　　当时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家公司虽然自称“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事实上，其所仰仗的仍是它的发起人和南京政府的关系。有了这些关系，何愁发财不成！当时和该公司有联系的重要商业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后来都归南京政府控制。这样，照顾该公司做生意的政府官员、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经理们，基本上是同一网络上的人。因此该公司一成立就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后来南京政府利用中国建设银公司，从政府系统本身借款。当时财政部想要从政府控制的大银行借款时，就找建设银公司，由公司组成银行团筹措款项。如1937年2月，该公司贷给财政部6000万元，财政部则以印花、卷烟和酒三税作担保。而待该公司没有资金时，便从有股东关系的银行如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借来。当时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通过私营企业建设银公司做中间人，从他所控制的政府银行得到借款。然而，孔祥熙也正是这家私营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
　　由于当时政企不分，该公司得到政府关照，于是效益看好，资产迅速增加。公司成立时只是1000万元资本，但一年后即1936年的6月就扩张到1亿元以上。这1亿多元的数字中，约有9000万元是代表银行团放出的贷款。于是，该公司1936年纯利为190万元，其盈利额度相当于资本额的20％。
　　本来，该公司成立初衷，在于引进外资，可是后来在这方面却没能如意。由于日本的反对和当时国内形势不稳，致使国外投资者不多。最初，宋子文曾和两个英国公司，即汇丰银行和中英银公司进行谈判并于1936年达成协议，由他们和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贷款1600万元，修通沪杭甫铁路。1937年宋子文又和英国公司接洽两笔借款，一笔用于修建广州至梅县的铁路，一笔修建浦口至襄阳的铁路。可惜这两项投资方在开始商谈阶段，即因“卢沟桥事变”发生而中止。
　　由于吸收外资受阻，后来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性质也便发生了变化。
　　也就在这个时候，宋子文采取了行政干预手段。
　　那天，宋子文一个电话，就把时任建设银公司总经理的弟弟宋子良召来，兄弟二人开始进行筹划。
　　“公司要发展，我看必须要紧密配合全国经济委员会活动。不然难免山穷水尽。”
　　“我听大哥的。怎么办请大哥直言就是。”宋子良道。
　　“我所说的活动，是指配合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进行活动。南京政府原来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势力很弱，成立办事处可以扩张在这两个地区的势力，同时壮大建设银公司的实力。”
　　“那好吧。”
　　“下一步计划，争取把全国的分公司尽快都成立起来。”
　　于是，在宋子文的筹划下，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一个个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
　　首先是西安分公司的正式成立。当时名义上是协助经委会工作，实则为个人捞利益。该分公司由前财政部税务署署长。中国建设银公司董事谢作楷任经理。中国建设银公司西北分公司的主要活动，当时是同陕西省政府合办企业，开发一个电力公司和一个煤矿。1936年8月，公司领导人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正式签署协议，拟开发上述计划中的电力公司和煤矿。
　　接着就是中国建设银公司江西分公司的成立。
　　1934年10月，总经理宋子良抵达江西南昌，讨论和江西省政府合办赣省水电厂事宜。次年3月，宋子良再赴南昌，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建立水电厂签订了150万元的借款协定。
　　嗣后，由于实力大增，1936年7月，中国建设银公司接替了当时全国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开始经营重要企业，并向纵深发展。
　　且说当年的全国建设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是蒋介石为照顾其追随者张静江而成立的，张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发展迟缓，至30年代初预算近10万元，经营了几个企业包括南京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等。其中南京电厂是最大的企业，建立于民国初年，属官营企业。1928年由全国建设委员会接管经营，发电量增加很大。戚墅堰电厂是1923年由中德合资建立的，位于江苏武进县戚墅堰，专为无锡纺织厂和面粉厂供电。1928年10月改为国营后，至1935年该公司发电量约增加 6倍。淮南煤矿铁路公司则是由全国建设委员会建立，矿区位于安徽，1931年7月开始开采。为了运输方便，当时还修建了总长22公里的淮南铁路。至1937年该公司资本达到1000余万元。
　　1936年春天南京政府正式决定，将以上几个企业及其管理权由官方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移交给私营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并签定了正式合同。当时为掩世人耳目，合同上的移交不采取直接方式而是表面上以增资为理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命令建设委员会招收私股；而事实上，就是把全部新股卖给中国建设银公司。由于此举合情合法，令外人看不出破绽。
　　当时的合同上写道：建设银公司购买淮南公司股份的60％，建设委员会保留7％，其余卖给上海的银行，以冲抵未付债款。南京电厂和戚墅堰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公司，总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建设银公司占股份60％，建设委员会占40％。
　　1937年5月14日，在新的所谓“私营”扬子电气公司成立会上，宋子文当选为临时董事长。
　　随着当时这些重要工业企业的购进，使得中国建设银公司如虎添翼一般，实力倍增，进而成为宋子文属下的中国银行体系中最大的公司。该公司虽是私营公司，可显然是南京政府间接插手私营工商业的一种力量。宋子文利用这个公司，为自己也为公司的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而这些股东，包括宋子文本人，就是南京政府的官员或与南京政府有联系的人物。
　　就这样，当年便形成了“蒋家王朝陈家党，宋氏家族孔家财”的新格局。
　　此外宋子文的私营经济活动中，还有一个重要基地；便是中国银行。当年，他拥有占中国银行1／4的资产。这在旧中国，也是一个不小的天文数字。
　　有了钱和自己的企业，何愁不能干一番大事业呢？当时宋子文可谓是踌躇满志。宋子文的下一步目标，便是利用上面的那些基地，积极垄断经营工商业，就像其父辈当年一样，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实业家。
　　宋子文首先选中了纺织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宋子文利用中国银行，通过抵押借款摆占了不少丧失赎买权的纺织工厂。当时，他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控制了15家纺织企业，拥有35万纱锭，大约占华资纱厂的13％。并且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还利用债权关系直接经营7家丧失赎买权的工厂，又投资经办4家，由银行的附属机构收购了4家。于是，中国银行的财产一时间遍及全国。如河南的豫丰纺织厂，原系受到美国教育的实业家穆湘阴在1932年设立，该厂是当时内地最大的工厂之一，在经济萧条时期倒闭，1934年归于中国银行。还有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天为中国银行购得。
　　在此基础上，宋子文当时还和一些省政府联营开展投资活动。如1937年4月，中国银行和湖南省政府合建衡中纺织公司，资本总额为350万元，其中70％由中国银行组织上海财团认购，20％由湖南省政府认购，10％由湖南的私人资本认购。、中国银行的贝祖治负责管理新建的公司，其总办事处设在上海。
　　接着宋子文又选择了纺织业以外的行业进行投资。1937年春天，他以同样方式买断了即将破产的渤海公司的面粉厂。电力公司和商业公司。一时间，他或是投资或是分股，资产广布全国各地，的确显得财大气粗。
　　说来宋子文也不愧为留洋博士和银行金融家。他的商业活动，当时还有多种组织和投资计划。如1936年宋组织中国棉业公司，1937年5月确定该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且只分1万股，其中大部分由上海的银行认定：中国银行4430股、交通银行3000股、中国建设银公司1000股。该棉业公司的开设和建设银公司相似，它自己的资本有限，主要是利用参加该公司的银行业财团的资金。当时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多是该公司的董事，包括钱永铭、周作民、贝祖诣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业务，名义上是经营纺织厂，实际主要活动是商品买卖以及进行投机。该公司在上海物品市场上很活跃，开张的第一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公司之一。其原棉交易总额达1300万元，纱布经销约500万元。
　　难怪当时有人说：“宋子文从事许多‘私人’商业活动，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源，他的公务和私事实际上是很难分开的。”
　　据当时有关史料记载：
　　1936年7月，广州的分裂运动失败后，蒋介石南京政府竭力加强对广东省的控制，新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同时和南京政府有联系的重要人物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和孔祥熙等人，均着手控制广东的私营企业。当时由宋子良主持改组广东省银行，并使之受南京政府控制；而宋子文则着手恢复广州银行。他们运用自己的私人活动和政府职权，加强了南京政府对广东省的控制。当然，同时他们也从中乘便作了对个人有利的投资。
　　1937年春宋子文去广州改组该省财政之后，又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新公司亦决定资本1000万元，并表面上宣称从事华中、华南大米的改进、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宋子文为该公司董事长，董事有孙科、宋子良、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银行界的宋汉章、唐寿民、王志率等。而在实际上，华南米业公司最重要的经营，是供应华南饥荒地区的大米。因为1937年春天华南地区大米奇缺，老百姓茹草度日。显然，这又给他们谋取私利，提供了机会。
　　1936年秋天，南京政府为解救两广饥荒，曾考虑从东南亚免税进口 200万担大米。计划经过半年的考虑，于1937年4月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米业公司董事吴铁城批准免税大米由广州进口。这样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大米进口。该公司自称它的宗旨是为开发国内大米销售市场，实则进口洋米乃是它的大宗业务。不过，1937年春天，宋子文确曾指示过在浙江、江苏和湖南等省采购大米，但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稻谷丰收，米价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到要去发展他的故乡海南岛。于是其开发海南岛计划和米业公司成立的情况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质，既为国家又为个人。当时，宋子文希望南京政府增强对海南岛的控制，以阻止日本入侵该地区，当然同时也希望开发海南岛的经济。并且宋子文的计划也包括了为个人投资以赚取私利。1936年11月，宋子文在广州举行的海南故乡开发会议上，宣布了他开发海南岛的计划。其全部计划包括公路、铁路和码头等方面的投资。1937年6月，他到海南岛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但很快就因抗战爆发而中止了。
　　此外宋子文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则纯粹为了个人赚钱，其中最明显的是他购买了足以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当年中国最大的的一家烟草公司。早在20年代，它就和其他很多华商烟草公司一样，兴盛一时。但后来，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自身经营不善而摇摇欲坠。因当时南京政府实行的税制政策有利外商，则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1932年烟税实行二级税率制，中国公司主要产品的低级烟的税率比英美公司高级烟要大得多。1934年上海华商烟厂向南京政府请愿，迫切要求恢复以前的七级税率制，并指出：因多数中国烟厂生产低级烟。过往的经验证明，原来的七级税率制对中国工厂最有利，修改为三级税率制后利益减少，而现在的二级税率制只有利于外国工厂。但南京政府不顾华商公司的具体困难，只求增加税收，拒绝改变税率。其后，1935年南京政府财政部又向英美烟草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承诺继续实行二级税率制，直到还清借款。
　　因经济萧条时期南洋烟草公司困难加剧，宋子文加入南洋公司并出任董事长虽然简氏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但以宋子文为主则会从南京政府得到更多的照顾。1937年3月达成协议，宋买得能控制该公司的半数股票；当初虽估价为1810万元，而后来宋子文仅用100万元即行购得。
　　宋子文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后，1937年4月财政部宣布实行新四级烟税制，各级烟的税率都提高，尤其高级烟比较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较大。当时按箱计算，每箱值100元的增税25％，每箱800元的增税167％。新税制因此有利于中国烟厂。
　　1937年6月南京政府又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由此看来，一当宋子文购买当时中国最大的南洋烟草公司后，南京政府对洋烟与华商烟厂的政策立即就趋于一致了。而在此之前，华商烟草业资本家要求改变征税的请求，却一直是无人理睬的。
　　当年宋子文还积极参与筹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试图在国内生产中国自己的汽车。在1936年12月汽车制造公司成立会上，决定公司资本150万元，制造工厂设在湖南东部，总公司设在上海。该公司董事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张嘉、叶琢堂、陈果夫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总务长秦汾。后来不久，该公司的经营亦因战争爆发而中断。
　　那么在这里，我们怎样评价宋子文呢？有人说他是中国工商界发展的促进派，当年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又有人说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国家蛀虫。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所以这里笔者亦不愿妄加评论，结论还是留给历史去评说吧。但不管怎样，宋子文当年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使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工商业，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这一点事实，应该是历史存在的。当然，在这期间宋子文也中饱私囊，为自己及整个来氏家族攫取了堪称巨额的私人财富。此一点，亦是历史所无法回避的事实。
　　第十一章 宋庆龄坚持反蒋
　　1．斯诺采访孙夫人
　　本世纪30年代一个金风送爽的季节。
　　一天在上海静安寺路旁的一家巧克力商店里，宋庆龄打量着一位约见她的美国小伙子。这是她当年留学时见惯了的那种美国南方小伙子--挺拔的个头，栗黄色的长发，碧蓝的眼睛。他讲话时，那种有些软性化的南方口音，让宋庆龄立刻感到熟悉和亲切。
　　“孙夫人，我还是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埃德加·斯诺，是上海租界里《密勒氏评论报》的代理主编，兼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我这次约见夫人，是应《先驱论坛报》主编威廉之约，准备撰写您的传略。”
　　宋庆龄听罢点点头，显然这些基本情况她已经知道了，而且她对这些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
　　此时斯诺显然也感到，这样干巴巴地开头进行采访是不成功的，自己还必须多说点什么，以尽可能引起对方的兴趣才行。
　　“我3年前就来到中国任职，我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虽然3年来我一直在苦苦奋斗，力求借自己身在中国的优势，写出对中国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让西方从我的文章中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我自己一举成名，成为有影响的新闻记者或专栏作家。但是迄今收效甚微，在新闻界、在中国问题的研究领域，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我写的东西，还没有引起过太大的影响。孙夫人，您不会因此怀疑我的能力、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吧？”埃德加·斯诺试探着问。
　　顿时，小伙子的率直引起了宋庆龄的好感。这正是许多美国人的作风，这比有些人的装腔作势更能博得信任。于是宋庆龄笑了：“小伙子，你还年轻嘛！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总是会成功的。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告诉你，但是有一条要求，就是你必须如实地报道，而不能强加某些我没有讲过的东西。”
　　“感谢夫人对我的鼓励！至于您的要求，我认为是完全正当的，我一定会照着做的。因为从我这方面来说，那也是最起码的新闻职业道德。”
　　一场愉快的谈话开始了。
　　他们共进午餐后，又开始慢慢品茶。宋庆龄感到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特别需要向世界宣传，尤其是她曾留学过的美国。在那里，许多人对中国的事情，一直只能听到一些不负责任的记者“妙笔生花”，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胡扯乱侃。眼下通过这位年轻人如实报道一些情况以正视听，是有好处的。再说，在美国有许多多年来一直在关心她的朋友，自己的情况也有必要让朋友们知道得更详细一些。
　　他们之间的谈话是轻松的。斯诺并不像某些咄咄逼人的西方记者那样，提出一连串尖锐或沉重的问题，让对方犯人招供式地回答。他认为，要同宋庆龄这样一位世界景仰的伟大女性真诚地对话，首先需要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不能光要求谈人家的事，自己的情况也需要让人家有所了解。于是，斯诺先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包括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以及从前所发表的主要文章等。
　　斯诺谈着谈着，宋庆龄笑了。斯诺惊奇地问：“孙夫人，是我讲的什么情况让您发笑了吗？”
　　宋庆龄笑着说：“记者先生……”
　　斯诺连忙纠正说：“孙夫人，我在您面前是晚辈，我希望您在称呼我的时候，能直呼我的名字。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只有这样，才便于我能听到您真正的心声。”
　　“很好，小伙子。你是一位诚实的青年。所以我想我也不必太客气，那样就显得太生分了。你说是么？”
　　“正是这样，夫人。” 宋庆龄端起茶，慢慢呷了一口道：“我现在知道了一个问题的答案。”
　　“关于哪方面的？”斯诺很注意地凑了过去。
　　“是关于你的。开始谈话时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中国已经工作三年了，勤奋并且写了不少东西，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是吧？”宋庆龄问道。
　　“是这样的，夫人。”斯诺点头称是。
　　“我刚才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原因。这就是你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还在受着某些人偏见的影响。你还没有独立地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没有真正地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目前用这样的观点去看问题，你写的东西再多，也难脱别人的范围。虽然有时也能让某些人看了高兴，但决不会引起真正的反响。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吧？”
　　斯诺用茶杯盖把茶水上面的浮叶划了几下才开口答道：“夫人，我听得出来，您是指我对中国问题的根本看法存在缺陷。的确，这些看法我是在国内时就这样听来的，到中国以后别人也是这样对我讲的，我还从未怀疑过这种观点有什么不妥。是的，夫人，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想问一下，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蒋介石发动北伐，把中国从军阀手中解救出来；并且他制止了共产党鼓动的‘暴民’在农村的混乱，阻止了中国赤化的危险。在这些事情上，正义难道不是在他这方面吗？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一心想搞暴力革命，这对你们国家有好处吗？”
　　斯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他想观察一下宋庆龄的反应。但宋庆龄没有立即接话，只是用眼神鼓励他把话说完。斯诺于是又接着说道：
　　“还有，共产党在他们割据的地方搞土地革命，这实际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老办法。靠这种办法恐怕只能鼓励懒惰。我倒是认为，晏阳初的农村复兴运动才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夫人，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有什么不妥，我想听听夫人是否有另外的见解？”
　　宋庆龄又一次笑了：“我是有另外的见解。否则，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而且，如果你不了解我的见解，你就会有许多事情根本无法理解。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比如北伐，那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就制定的计划，并且已经奠定了基础。是他领导的革命把中国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当时那场革命是不彻底的，而且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并且由此又带来一个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孙先生的后半生一直都在同袁世凯以及袁世凯的继承者们作斗争。他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壮大了革命力量，从政治、组织、军事上为北伐作了准备。他去世后，这些政策开始还在实行，所以北伐开始进行得很顺利。这里面就有很大功劳归于共产党的组织和他们的党员，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为北伐奠定了胜利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你所说的‘暴民’，是他们在上海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使蒋介石没费一枪一弹就进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可以说是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使北伐军所到之处，不断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战斗连战连捷，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斯诺听得非常专注，这些事情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不是这位受到过美国教育的、文弱美丽的孙夫人当面这样讲，他会把这些话看作纯属共产党的宣传而不屑一顾的。但是，当这些话出自当时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孙夫人之口时，他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她的直接见证人地位，以及她所叙述的真实性了。
　　宋庆龄看斯诺陷入了沉思，她知道自己方才的这些话对这位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她应该把话讲完，然后一并交给他去比较和辨别。
　　“但是，北伐进行到中途，蒋介石自以为羽毛丰满了，于是他叛变了。他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把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一把推进了血泊里，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些工农群众也举起了屠刀。他实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而这样一来，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同北伐以前相比，就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孙夫人，这些是您的真实想法吗？您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吗？”斯诺仍旧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宋庆龄缓缓地说：“这些就是我脱离现在的国民党并且坚持不参加现政府工作的原因。我并不要求你一定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你应该了解这些。否则，你不仅写不好我的传略，恐怕也难以在记者生涯中达到新的境界。”
　　那天一直谈到吃晚饭时，埃德加·斯诺感到他已经开始了解孙夫人了。他看到了她巨大精神力量，感受到了她的正直与无私，体验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虽然当时他还不能一下子达到宋庆龄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水平，但是他已经感到，孙夫人肯以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享受而追求的东西，一定是具有更高价值的。
　　这次采访宋庆龄而进行的谈话，不啻给斯诺当时的思想注人了一支清醒剂。从此，他们之间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且宋庆龄给斯诺指出了一种新的认识中国问题的思路。在以后的日子里，斯诺用新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思考，终于逐渐看清了蒋介石政府是一个腐败和缺乏效率的政府，是目前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当时的中国不仅不能靠蒋介石政府来拯救，相反倒应该切除这个毒瘤。由此看来，中国确实需要一场血与火的暴力革命。
　　2．《西行漫记》的诞生
　　1936年春天，宋庆龄把半张五英镑的钞票交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让他到西安与赴陕北送信刚刚回来的董健吾接头。
　　这次到陕北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实地采访，是斯诺渴盼已久并且是他对宋庆龄反复要求的。宋庆龄经与周恩来联系后，特意安排了斯诺的此次陕北之行。但是就在临出发之际，不料斯诺又有些害怕起来。
　　“孙夫人，要不，我还是另找机会再去吧。”
　　“为什么呢？”宋庆龄有些不解地望着这个美国小伙子。
　　“我怕到了西安，张学良不放我过去。”
　　“东北军已和陕北红军达成了停战协议，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来往，张学良不会难为你的。”宋庆龄安慰斯诺道。
　　“这几年我已经领教了蒋介石特务的厉害。我想西安一定还有不少蒋的特务和密探，万一他们知道我要去采访共产党和红军，我真怕他们……再说，马海德大夫上次都没能通过西安，我要空走一遭，个人担惊事小；如果一事无成，连在报社老板面前都不好交待啊。”
　　“这个……我可以给张将军打招呼，请他设法帮助你，不至于有大麻烦的。”
　　“嗯还有……就是--红军方面，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们个个都是青面獠牙、吃小孩子不吐骨头的人了。可是我毕竟是美国人、美国记者，是他们常说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他们真的能相信我吗？他们会不会对我审讯拷问呢？万一他们不信任我，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可是呼天不应、喊地不灵啊！”斯诺说到这里的时候，身上竟然禁不住有些发抖。
　　“小伙子，你这是怎么了？这两年你不是对共产党已经有所认识了吗？你不是急于见到他们、想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一个独家报道么？你想想你这种心态像什么呢？”宋庆龄微笑着调侃道。
　　“像什么？”斯诺不解地问。
　　“叶公！”宋庆龄说完自己竟笑出了声。
　　“哦，这好像是一个中国成语里的人物，他……他是怎么回事来着？对，到处画龙，特别喜欢龙，而当真的龙进来让他一睹真容时，他竟吓昏了过去。哈！孙夫人，你嘲笑我了。不过，我眼下的言行举止确实有点像叶公。”当即斯诺也自我解嘲地笑了。
　　“去吧，年轻人，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会看到真正中国的希望，你会受到欢迎的。你如果能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斗争将是一个帮助，对你自己也是一个在新闻界难得的崭露头角的绝好机会。或许你将从此一举成名，因为你做的这项工作是开创性的，是第一份。在你之前，还没有一个西方记者进入他们的生活。”
　　“好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西安到保安，800里山路，从地图上看，都是穷乡僻壤，听说经常有土匪出没，我会不会还没走到保安，就叫土匪‘喀嚓’一下……”斯诺用手掌比量着自己的脖子。
　　“年轻人，美国西部牛仔不是很有冒险精神吗？人龙潭得骗珠！你不会被这种危险吓倒的。是不是？并且我会好好安排，保证你的安全的。”宋庆龄知道斯诺这是临行前的一种心理紧张，是完全正常的，一旦这种心理负担解除之后，他自会勇敢向前的。
　　这次谈话，给了斯诺力量和鼓舞。他和马海德大夫一起踏上了西去的征途。在西安，他用半张英镑与董健吾接上了头。彼时刚刚从陕北返回的董健吾旋又返身亲自护送他们。经过了些许周折，斯诺和马海德终于顺利到达了陕北。
　　当时，共产党和红军自井冈山时期以来，几乎处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没有记者进入他们的区域，并向世界公正报道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情况。当时，斯诺是第一个深入到他们之间的美国记者。毛泽东欢迎他，并接受了他的采访，还在陕北窑洞前留下了那张传之久远的头戴红军八角帽的珍贵历史照片。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足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斯诺在陕北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为所见所闻的人物故事和他们的英勇事迹感动着。历时3个多月的考察采访，使他写出了首次披露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红军战士战斗生活的长篇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后来的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
　　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一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围剿之中，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当时都是世界之谜，并且因此关于他们当时有种种混乱的传说。当时，不仅西方不了解，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太了解；甚至就是一般的中国人也不知道红军和根据地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下就澄清了这个当时世界最大之谜。在它面前，当时所有关于共产党及红军的歪曲诬蔑和不实报道都立即现了原形。这本书帮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当然，也给斯诺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一位外国朋友评论斯诺的这本书“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该书在英国出版后，几周内就销售了10万册。并且从那时起，半个世纪以来，该书一直被列为世界10大畅销书之一；它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相继出版，享誉全球。埃德加·斯诺也从此由一个苦苦奋斗几年却仍不引人注意的美国小青年，一跃而成为东西方世界都在瞩目的著名记者。
　　斯诺成名以后，一直牢记着当年是宋庆龄把他引上了一条人生的正确和成功之路。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之间更加保持着伟大的友谊。
　　后来斯诺又报道了“皖南事变”蒋介石袭击新四军的真相；在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向世界报道了当时被西方认为是处在“铁幕”之后的新中国，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而他同宋庆龄的友谊，则从此绵延一生，始终不渝。
　　3．萧伯纳来访及印第安后裔的故事
　　2月的上海虽说不上严寒，却也是凉风嗖嗖，寒意袭人。某日凌晨5点，天还未亮，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就站到了上海码头上。那天他们要迎接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时著名的大文豪萧伯纳先生。
　　宋庆龄所以不避风寒，亲自到码头迎接，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萧伯纳在世界文坛上的名气，而是因为萧伯纳有鲜明的爱憎，一贯坚持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一切罪恶势力，把同情的手伸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她和萧伯纳两人都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当时，宋庆龄是想通过对这位世界瞩目之名人的接待，来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
　　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不列颠皇后号”才抵达吴淞口。宋庆龄迎着凛例的海风，立即登上甲板，与满头银丝而仍精力旺盛的萧伯纳热烈握手；向他耄耋之年还雄心不已环游世界的精神表示钦敬，也向他登上中国的土地表示热烈欢迎。而一贯以幽默机智见长的萧伯纳随即以机警的口吻，开始了他们之间愉快的对话。
　　当时慕萧伯纳之大名且怀着各种各样目的来求见他的人，在码头上还等了一大群。而萧伯纳则对那些想利用他的名气来追逐个人私利的人不屑一顾。他和宋庆龄在船上共进早餐后，宋庆龄即邀请他登岸。萧伯纳立即施展了他的辩才，出语不俗道：“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经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呢？”
　　宋庆龄笑答道：“上海是有不值得见的人、不值得看的东西，您尽可不见不看。但您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不上岸，这能算您到过上海吗？现在我请你到我的家里作客，一是尽我地主之谊，二也是成就你真正环游世界的宏愿。”
　　萧伯纳对宋庆龄的回答十分满意，同时宋庆龄这样一说，他再也无可推托，只好随同宋庆龄前往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家中。
　　从巨大的游轮下来，到达码头还需坐两个小时的小艇。他们彼此之间一路谈锋甚健。待到宋庆龄家中时，鲁迅、蔡元培、伊罗生、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等人，已在等候。中午宋庆龄特意准备了全素宴招待萧伯纳。那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成员几乎都参加了宴会和谈话。
　　萧伯纳作为当时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他当然十分关心中国的抗日准备情况。席间他问宋庆龄：“请明确告诉我，中国目前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庆龄说：“几乎没有。南京政府眼下把最精良的武器和军队都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伯纳当时还十分关心国共之间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他问：“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庆龄告诉他：“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伯纳称赞说：“这个协议够公平的。”
　　宋庆龄很遗憾地说：“但却没有被南京政府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吃饭过程中，萧伯纳又问起：“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庆龄用简洁的语言回答说：“目前国民党就是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但是谁选出的这个政府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
　　“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因为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伯纳又问：“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宋庆龄告诉他说：“当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伯纳感叹道：“您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您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
　　停了一下，萧伯纳忽然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请告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您‘孙夫人’的称号？”
　　宋庆龄笑了起来：“现在还没有。他们可能想这么做，不过这是他们收不回去的。”
　　当时，宾客之间漫谈话题十分广泛。当说到新闻界时，宋庆龄介绍说：“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说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说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说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等等。而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伯纳说：“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
　　萧伯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岳母大人，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岳母大人一起用的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萧伯纳的这个风趣比喻一时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笑声。
　　当谈到自由问题时，萧伯纳调侃了某些西方国家标榜的所谓自由。他说：“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消这个判决，而仍然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
　　当天下午，由蔡元培主持的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在世界学院举行欢迎会，萧伯纳出席了。当时笔会向萧伯纳赠送了一盒有中国特点的泥制京剧脸谱。萧伯纳仔细看了这些精制的中国工艺品，并高兴地接受了。他赞叹地说：“啊--在京剧舞台上各种人物太好分辨了。老生、小生、花旦，以及战士和恶魔，都能够从脸谱上进行鉴别。可在生活中就不行喽！生活中人们的脸谱大都相同，但内心的善恶却相差太远了。”
　　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又返回宋庆龄的寓所。这时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已聚了一群。因为室内容纳不下，他们就在房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了集体采访。在众多记者面前，萧伯纳往往借记者的提问而大加发挥，他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反动势力冷嘲热讽。而每当萧伯纳妙语涌出时，宋庆龄就带头为他热烈鼓掌。
　　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萧伯纳说：“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及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形式，也许互相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的。”
　　当有人问起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时，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
　　当谈到中国文化时，萧伯纳说：“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入类幸福的行为。”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除开农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了”。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宋庆龄的安排和介人，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可说已经永远地载人了史册。
　　还是30年代的一个夏天，一天中午的阳光直射地面，燥热的空气使蝉鸣都没有了高叫的力气。当时，宋庆龄参加一个朋友的集会回来，她乘坐的是福特出租公司的汽车。长期以来，宋庆龄一直从各个方面帮助革命者，支援抗日，资助那些处在贫困中的孤儿和难民，而对自己却舍不得购买专车，以至出门不得不临时租用一辆车子。
　　汽车在滚烫的路面上平稳急驰。突然，街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撕打着冲到了路中央。于是司机摁响了喇叭并放慢车速，但那两个人好像早已不顾汽车的危险似的，一心往对方身上扑来扑去。司机本想小心绕行，哪知这两人在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车子根本绕不过去。司机只好将车停了下来。
　　宋庆龄初看两人的穿着，像是小商贩，本想下车劝解。她刚要去推车门，坐在旁边的一位外国女子一把将她拉住说：“夫人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不像善类。”宋庆龄再仔细一看，果然这两人穿着虽破，头发却是认真剪理的，而且两人只是跳来跳去，并不真往对方要害部位击打。而车子一停，两人就已经扑打到汽车跟前，眼睛不时往车上窥视。会不会是蒋介石的特务？宋庆龄还未及多想下去，就见身旁那位外国女子早从另一侧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两个家伙一看有人下来，竟一齐扑了过来。一个假装往这女子身后躺，一个就朝她的脸上抢拳打来。
　　就见那位金发碧眼、身强力壮的女子回身一把关好车门，身子往旁边一闪，大吼一声：“ NO！”两个家伙定睛一看，下来的原来是位洋人，而孙夫人却仍在车里。于是两个泼皮一样的人竟像事先商量好的一般，一齐喊道：“我们打架，关你个洋婆子什么事？”说着上前就要撕扯。这时，只见那外国女子左右躲闪着，渐渐把两人引得离开汽车，旋即就听她对司机大喊一声：“快开车！”两个家伙见状，返身又往汽车跟前冲。司机开始还怕洋女子吃那两人的亏，方要打开车门帮她一把，看那两人又返身冲汽车扑来，才知道两人的本意是冲着车上的孙夫人来的。此时那女子看两个家伙丢开自己，又往车子跟前凑，他们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就又大喊一声催促司机快开车，旋即紧跑几步，从背后向一个家伙伸脚一句。那家伙哪里防备这一手，竟一下子被绊翻了，肚皮贴地，向前扑出七八尺远，下巴都磕破了。这时从街道两旁一下子又跳出了五六个人，大嚷道：“不得了了，洋婆子打人了！”司机一看，不顾宋庆龄叫他停车的吩咐，一踩油门车子“呜”冲了过去。
　　街上几个家伙眼看汽车开走了，更加恼怒，嘴里不干不净地怪叫着，要教训那位外国女子，并朝她围了上来。不料那外国女子看汽车已经开走，竟得意地笑了起来。还没等几个人到跟前呢，她忽然把一个口哨放在嘴里，低头转身用劲吹了起来：
　　“嘟嘟--”
　　顿时，尖利的口哨声在这寂静的中午显得那么响亮刺耳，那几个人愣住了。旋见街道那头，两个骑马的法国警察已闻声向这边赶来，得得的马蹄声敲击着柏油路面。刚才还嗷嗷乱叫的几个人一看警察出现，互相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喊声“撤！”顿时四面散开，有的闪进了胡同，有的跳过路边矮墙，眨眼之间连影儿都没了。
　　那外国女子则同前来的警察咕哝了几句，然后也甩开大步，朝莫里哀路29号走去。
　　那么，这位机警地保护宋庆龄安全的外国女子是谁呢？原来，她就是《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同时担任宋庆龄英文秘书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她的父亲是印第安后裔，是个贫苦的农民。史沫特莱从小饱受了美国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双重苦难，但同时也造就了她勇敢坚强的性格。她从童年起就卖报谋生，后来又在富人家庭当侍女；她当过卷烟工人，推销过书报。但是这些粗重的劳动并没有熄灭她心中求知的火焰。史沫特莱曾进入一家慈善机构办的学校读书，却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刻苦自学。史沫特莱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不断写出有独特视角和蕴含深刻主题的好文章。终于在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两家报社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当年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她当时的助手胡兰畦每天帮她分送信件，并代为接待一些客人。一天，胡兰畦收到一封英文来信，信封上注了个“急”的字样，前几天宋庆龄去看望大姐宋蔼龄，且当时就住在大姐家里。胡兰畦看到这封信是急件，就赶忙送到宋庆龄手上。宋庆龄当场打开阅看，看完后她对胡兰畦说：“这封信写得好！写这封信的人英文基础很深厚，话不多，很短，但遣词用句都是很美的。”宋庆龄当时称赞的这封信，正是史沫特莱写的。那时候她们彼此还不相识。史沫特莱的那封信，是为了营救牛兰夫妇，想请宋庆龄在百忙之中给她5分钟时间，听她当面把有关情况谈一谈的。
　　既是人命关天，信又写得那么美好，宋庆龄立即安排了时间，请写信人前来面谈。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一岁。想不到，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史沫特莱大为感动。在她童年的记忆里，那些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的，而这位中国前大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史沫特莱已经从鲁迅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宋庆龄的介绍。这次见面，更加印证了鲁迅的介绍。从此，她们就成了密切来往的好朋友。
　　史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是个活跃人物，她有许多朋友。自从和宋庆龄结识后，她陆续把其中认为忠诚可靠、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介绍给宋庆龄，使宋庆龄在她的中介下，又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像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当时在上海工部局任督察的澳大利亚人路易·艾黎、像医术高明的美国大夫马海德等。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宋庆龄和他们成了终身不渝的知心朋友。
　　当年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宋庆龄的工作量大增，史沫特莱便担当起了宋庆龄秘书的重任。她负责用英文发布消息和处理通信事务，每一件事都极其尽心，常常忙到深夜还顾不上休息。她还利用自己外报记者的特殊身份，把国民党当局残害革命者、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罪行写成稿件，发往国外报刊和国内外文报纸刊登。当时，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向她发出威胁，她却不予理睬并照写照发。即便是从红军方面得到的胜利消息，她也设法发表出去。当时史沫特莱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后来，蒋介石杀害了杨杏佛后，特别急于想知道这“杀杨儆宋”之计收效如何。经特务沈醉多日观察发现，暗杀杨杏佛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人被吓住了，该同盟当时已经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对于南京政府非法逮捕的政治犯，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再公开地在政府人士间活动，并在报刊上公开对蒋介石进行谴责。但是，宋庆龄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她继续营救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只是方法更加巧妙；并且她已经加强了情报的收集，往往把工作抢到特务们下手之前。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她通过各种人和各种渠道护送到外地。
　　当蒋介石听到报告后，更加恼怒不已。当时虽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一再关注二姐的安全，使他不敢危及宋庆龄的生命，但蒋介石并不死心，还是指示戴笠要加强对宋庆龄的监视和骚扰，要经常制造些意外和险情，让宋庆龄知道她的安全并没有把握，从而迫使她在更多的时间里只能乖乖呆在家里，不敢随便到外界参加活动。
　　鉴于这种情况，史沫特莱决定除继续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外，她又主动肩负了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保护宋庆龄的安全。自从上次同几个特务发生冲突后，史沫特莱身上又秘密地增加了一支手枪，随时准备万一宋庆龄遇到实际的危险时，她就挺身而出同敌人作拼死的搏斗。
　　待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去了八路军总部，并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相处了一段时间。其后，她为朱德的事迹所感动，并写出了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
　　4．“七君子”为救国入狱
　　公元1936年1月28日。
　　这是“-·二八”淞沪抗战的4周年纪念日。在上海商会大厦里，陆陆续续来了800多人。他们本是分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职业界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新闻界救国会等各团体的。这些团体的领导者，多是几年来与宋庆龄一起从事民权保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他们今天走到一起，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已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仍然视而不见，仍把主要的兵力都用于对付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运动，必须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以实现“逼蒋抗日”。
　　这是一个纪念“-·二八”淞沪抗战的大会，也是一个新团体成立的大会。这一天，上海各界分散独立的救国会，已经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们选择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向外界公开宣告他们联合的新产物--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诞生。
　　在这天的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和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胡子婴、史良、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等30人被选举出来组成了理事会。后来又于当年5月，在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在上海秘密成立。它代表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那天的大会还选出了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14人为救国会理事会的常委，以主持日常工作。
　　当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之一，她虽没有出面直接进行领导，但是她与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以贯彻党的路线，并帮助救国会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这就是不再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而是要推动国民党与各党派之间实现共同抗日；不再提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是力争使救国会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生存，以便开展更多的工作；同时，救国会还汲取了国民御侮自救会的经验教训，完全以超党派的面目出现。
　　那还是救国会成立之初的一天，一位过去随同宋庆龄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朋友，忧心忡忡地来见宋庆龄。茶水还没上来，他就着急地说：“孙夫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时，您未去参加，你是否对会议文件另有看法？”
　　“噢--不是的。我本来是要参加的，但不巧身体患病，无法出席。当时我写了条子，说明了不能参加的原因；同时也表明了我的态度。你不知道吗？”
　　“那--我倒是听到了。只是……只是大会的文件有些地方我觉得有问题。”
　　“哦--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宋庆龄顿时也有些紧张起来，她生怕稍有不慎之处，给工作造成损失。
　　那位朋友拿出了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指着上面说：“像说救国会‘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而不过是要尽一份人民的天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又如‘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也是很正确的。可是再往下看，文件竟然连共产党也批评，而对国民党的批评揭露却是这样没有力量，这立场哪里去了？这显然不符合孙夫人长期以来同共产党心心相印的态度和作法。孙夫人怎么会同意发表这样的文件呢？”
　　“原来如此！”宋庆龄听到这里，才大大舒了一口气。“文件这样写，我是完全知道并且同意的。现在国家的形势同以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危亡空前严重。我们的斗争必须适应新的形势。你看，10年来一直以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为斗争目的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现在也都宣布了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我们怎能再重复以往的斗争口号呢？文件对各党派都进行了批评，这是一种斗争策略，为的是表明救国会是超越党派之争的，是独立的团体，这是为了不给敌人攻击救国会的口实，争取能够在现政权下合法存在。这种良苦用心，你应该能理解吧？”
　　“斗争策略？那这样对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反对的政党各打五十大板，也不太妥当吧？”此时那位朋友已经不像刚进门时那样情绪激动了，但是显然仍有疑虑。
　　于是宋庆龄耐心地解释说：“其实你只要仔细看看文件，就知道对共产党的批评和对国民党的批评并不是一个等级。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一般性的，而对国民党的批评虽然用语和缓，可捅的却是蒋介石的软肋，是国民党的要害。这可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哟。”
　　那位朋友于是又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文件，才一下子从沙发里弹起来：“孙夫人！您这一席话，可算是给我拨开了云雾，现在我没有疑虑了。我要全力投入救国救亡运动！”
　　“好啊！想通了就抓紧做。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吗？”宋庆龄又关切地问。
　　“困难是不少，但我们会努力克服的。只是，经费问题仍十分严重。现在章乃器先生已经宣布要以‘破家’来维持救国会的活动，他拿出了存款，又卖掉了房子。孙夫人的几千元的捐款也都用上了。可是这救国不是一项小活动，要派人和国民党接触，又要和共产党接触，还要到各地去和地方实力派打交道，这路费和必不可缺的应酬都是要用钱的。救国会不办实业，没有地盘，所有的款项都是只出不进。虽说大家都是一腔热忱，可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这也是现实啊！”
　　“这个么，工作上的事你只管用心去做，经费上的事，我可以再想些办法。”
　　那位朋友一走，宋庆龄就与宋子文联系上了。经过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几次交涉，宋子文已经同意暗中在经济上给予救国会以一定支持。他已准备出一笔款子，但是不愿意公开以自己的名义捐出，他是怕因此生出麻烦。宋庆龄对弟弟的担心表示理解，她安慰他：只要真正为国家做事，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于是他们商定，宋子文把钱交到宋庆龄手上，由她再转交给救国会。
　　就这样，救国会正确的斗争策略，很快就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当时，他们支援博作义绥远抗战、组织鲁迅葬礼大示威、支持沪东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一时间各项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茶，与各党派和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接触，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而且由于当时全国性、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使组织领导这些活动的救国会，迅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
　　然而任何政治力量的崛起，当时都可能危及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对此，蒋介石和他的谋士们食不甘味，寐不安席。
　　当时上海沪东区日资纱厂盘剥和虐待中国工人，引发了工人大罢工。救国会给罢工工人以有力支援，日本资本家损失惨重。于是日本政府借口保护日资，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威胁。
　　本来就对救国会深怀不满的蒋介石，此时又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终于失去了理智一般咬牙切齿地向戴笠下达了镇压的命令……
　　1936年11月23日，如狼似虎的特务们分别闯入救国会领导人家中，非法抓走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和史良，并准备秘密处置。
　　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案。
　　宋庆龄听到消息后，一腔怒火直冲心头。靠秘密抓人杀人，来破坏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这已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了。3年前，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时，蒋介石暗杀了杨杏佛，并且造成了民保盟活动的被迫停止。这一次他不仅故伎重演，而且变本加厉，一下子抓走救国会7位领袖，真是太卑鄙太下流了！当时，极大的义愤使得宋庆龄浑身发抖：山河何辜，国民何辜？遭此独夫民贼的肆意蹂躏！
　　那一天，太阳慢慢地升起，明媚的阳光使屋内亮堂起来，宋庆龄也渐渐从悲愤中挺起身来。她很快给自己明确了两条：第一、要立即全力营救“七君子”出狱，决不允许蒋介石秘密杀害他们！第二，救国会的工作要照常进行，决不能因7领袖的被捕，使这架已经高速运转起来的救国机构停止活动。
　　这时，国会宣传部总干事吴大琨拿着连夜起草好的《全救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来见宋庆龄，宋庆龄阅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并指示要作为《救亡情报》的号外，立即付印并广为散发。她又嘱咐吴大琨立即与各报联系，把“七君子”被捕的事实一定要告白于天下，以防止蒋介石秘密处置他们。
　　当时，营救7位领袖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必须与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但找谁好并且怎么找呢？宋庆龄正在埋头沉思，电话龄声响了。原来是孙中山前妻的儿子孙科到了上海。孙科生于1891年，比宋庆龄还大着两岁。但从辈份上讲，宋庆龄却是他的母亲。孙科因追随蒋介石，在中枢机关历任要职，孙科与宋庆龄的关系说不上十分密切，不过到底是一家人，也还算能够接近。于是宋庆龄想到，现在要营救“七君子”，孙科是位可以争取的人。宋庆龄立即请孙科来家，说是有要事相商。继母招唤，安可不来？孙科旋即到了宋庆龄寓所，且恭恭敬敬。宋庆龄当即把“七君子”被非法逮捕之事，告诉孙科并晓以利害：蒋介石这样做是很不得人心的。国难当头，爱国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岂可因救国而抓人！孙科听了宋庆龄介绍，当下表示愿意为营救“七君子”出力。宋庆龄便写了封亲笔信，请孙科立即回南京找冯玉祥。当年孙中山北上，就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先生北上相商国是的。自那时起，宋庆龄就与冯玉祥有了交往，并且深受冯玉样的敬重。冯玉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资深望重且正义感强。宋庆龄在信中再三说明，把“七君子”说成“共产党”而逮捕，完全是诬指。她请冯玉祥主持公道，敦促蒋介石放人。
　　于是孙科带着宋庆龄的信，星夜兼程返回南京，与冯玉祥商量救人对策。当时蒋介石正在洛阳，布置东北军与西北军继续向红军进攻之事。冯玉祥见了宋庆龄来信，决心不负所托，当即和孙科商量下一步的营救办法。他们商议后，即给在洛阳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先以劝解的口气，请蒋介石电令放人。
　　再说那天安排孙科去后，宋庆龄立即驱车来到救国会总部，主持起日常工作。宋庆龄一到就给大家作了简洁的讲话，宣布自即日起，她将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身份，担负起救国会的日常领导工作。这样一来，当时因7位领导人被捕而陷入混乱的救国会总部立即恢复了秩序，大家充满信心，忙而不乱地继续展开工作。就这样，宋庆龄一方面布置动员各种力量来营救7领袖，一方面安排各地救国会，照常开展群众性的救亡工作。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宋庆龄开始静下心来，亲自起草了一份为沈钧儒等人被捕的声明。
　　一天，秘书给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送来一份报纸：“市长，孙夫人发表声明了。”
　　“哦--能声明什么？反对逮捕救国会几个人是吧？让她反对吧，反对有什么用！”
　　“晤……不光是这个。她说的很不好听呢。”秘书低声说道。
　　“她还知道什么？能说出什么？”吴铁城仍有些满不在乎。
　　“她说……说这是当局和日本人勾结所为……”
　　吴铁城“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什么--和日本人勾结？她怎么说的？”
　　“声明中说：‘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这些罪名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故意制造出来，使中国政府与救国会发生恶感，由是将政府与人民分裂，以送其阴谋的。”
　　“这…这……孙夫人没有明白指责政府，却说这是受日本人影响。高，高！这样也就不好找她的茬了。可是实际上却比明指政府还厉害。你想，这与日本人勾结的罪名，就是汉奸罪呀！这可怎么办呢？”
　　“那就顺水推舟，让日本人承担罪过去呀！”
　　“嗯，这是得给日本人说，看他们怎么办。”吴铁城倒果真从秘书这里受了启发。
　　本来，宋庆龄一站出来，就已证明专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救国会并没垮，还在照常运转着。现在她又发表了这么个声明，把中国人对逮捕“七君子”的仇恨反而引到了日本人身上。日本领事馆对宋庆龄又恨又怕，可折腾了半夜也没想出什么高招。最后还是动用起看家的老本事--造谣。
　　那天坐在救国会总部的宋庆龄，刚刚收到冯玉祥的复函。冯玉祥在函中说，已经遵照孙夫人所示，给在洛阳的蒋介石发电，说明“七君子”热心国事，本意是好的。如若关押反招国人反感，并敦请蒋尽早电令放人。
　　宋庆龄很满意，正拟再给冯玉祥写封回信，忽然有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一看宋庆龄正在办公桌前坐着，那来人既有些惊喜，又不免为自己刚才的冒失有点尴尬。他摸着自己的后脑勺，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嘿嘿，孙夫人，您在呐！”
　　宋庆龄谦和地笑笑，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什么事这么急匆匆的？”
　　“孙夫人，今天的一些报纸，在显著位置刊出一条消息，他们造谣说夫人被法租界逮捕了，而且列出了罪名，说是孙夫人从事共产党活动，与第三国际有联系。我真怕是这样，所以急忙赶来。现在一见夫人还坐在这里，显然那些消息又是造谣。这些卑鄙的报纸！”
　　宋庆龄吃了一惊：“有这样的事？”
　　“您看，报纸我还揣着哪。”
　　宋庆龄接过翻了一下，果然几份报纸在一版位置上都登有这条消息，内容大同小异，显系出自一个地方。她沉思了一会儿说：
　　“你注意到没有？这几份报纸有什么共同点？”
　　“我--没有看出来。”
　　“这几家报纸都是日本人控制的。显然是我前天的声明刺痛了他们，才想出这个办法对我报复的。我猜日本人的本意大概有两个：一是破坏救国会的活动，在外地或不明真相的救国会成员，看了这条消息，一些人可能就不敢再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了；二是他们大概是想暗示法租界或国民党政府，可以用这种罪名对我进行逮捕。这种卑劣的伎俩，是不值一驳的。”
　　“夫人，那也不能听之任之啊！”
　　“只要我在公开活动中一露面，这种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当然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驳斥的。他们的阴谋决不能得逞！”宋庆龄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久，宋庆龄充分利用她的威望和影响，加紧与各地联系，掀起一场营救“七君子”的声势浩大的运动。
　　--当时的美国教授杜威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和科学家，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恢复沈钧儒等7人的自由；
　　--海外有名望的华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请求；尽快释放“七君子’；
　　--冯玉祥、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因为蒋介石对前次他们请求放人的电报不予首肯，也便又在南京等地发起征集十万人签名活动，以表示民意之所向，敦促蒋介石心上觉悟；
　　--张学良去洛阳面见蒋介石时，当面要求释放“七君子”。据说当时蒋介石不仅不听，还对张学良发出严厉训斥，致使两人不欢而散。可以说，此事后来也成为激发“西安事变”且张杨扣留蒋介石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因蒋介石迟迟不肯放人，救国会中一些人不免着起急来。一天，总部一位干部面见宋庆龄时流露出了这种情绪。
　　“孙夫人，蒋介石是个榆木疙瘩脑袋，顽固不化。像这样和平营救，恐怕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宋庆龄点点头，望着他等待下文。
　　“依我看，我们应该再给他烧一把火！”
　　宋庆龄当即激灵了一下：“怎么个烧法？”
　　“救国会现在有您亲自出面领导，组织更巩固、更坚强了。我们在全国有那么多机构人员，如果您发个号召，全国各地就会一齐行动起来。我们发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就可以显示我们的力量，蒋介石就不能装聋作哑了！”此刻那位干部的情绪已经很激动了。
　　宋庆龄站起来，在室内踱了几步，才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为了救‘七君子’出狱，你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这样做于当前来看，恐怕不够妥当。”
　　“为什么呢？”
　　“你想，我们救国会的目的，是为促成全民族的团结以便抗日救亡。如果我们发动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大家的情绪会怎么样呢？那是很容易激起群众对政府当局的不满。那样一来，一是会偏离我们救国会团结一切救国力量，图谋民族解放的宗旨；二来会使蒋介石以及他身边的极右分子，以此为借口，加害7领袖并镇压群众。如果出现那种混乱局面，岂不是让日本侵略者坐收渔翁之利？这样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做呀！”
　　那位干部沉默了好一会儿，站起来说：“孙夫人所虑极是。咳！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宋庆龄又说：“我估计有你原来那种想法的人可能还不在少数，你如果真的想通了，还要向他们多做解释工作。越是在关键时刻，我们越要保持头脑清醒，牢牢把握好斗争的大方向。千万要防止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
　　“夫人放心！只要道理讲透了，我们就不会再干那些不适宜的事情。我一定把孙夫人的想法多多向大家宣传。”
　　就这样，蒋介石一直想等救国会在营救7领袖的行动中一旦出现过火行为，就把“反对政府”的罪名结结实实地加在7领袖和救国会头上，以便进行更大打击的阴谋落空了！
　　一直对国民党政府和救国会的关系进行挑拨，以便双方出现大规模的摩擦对立时，乘机发动更大侵略行动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也等空了。
　　后来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当年宋庆龄领导下的救国会的斗争，有理有节，无机可乘。结果围绕“七君子”关与放的这局牌，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输定了。
　　转瞬到了第2年的初夏，烈日炎炎，暑气蒸腾。
　　这是一个坐在荫凉里摇着扇子还要热汗沾衣的日子。近午时分，从苏州火车站的出口处一溜出来十几个人，人人一色地提一只小箱子，撑一把遮阳伞，径直向当时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走去。
　　没走多远，路旁有人已经认出了走在最前面的那位身材苗条、面容美丽的女性，就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夫人亦即“国母”宋庆龄。
　　一时在旁的群众好奇了：这么大热的天，孙夫人到苏州干什么来了？而且既没带警卫，又没有侍从，反而自己提着行李？于是立刻有一些人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停下来，跟随着宋庆龄一行人后面而去。
　　而紧跟在宋庆龄身后的其他各位，也都是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其中有诸青来、彭文应、张定夫、胡愈之、汪馥炎、张宗粼、潘大逵、张天翼、胡子婴、陈波儿等。就见他们人人脸上显出一种凛然赴难的慷慨神情，目不斜视，紧跟在宋庆龄身后一路前行。
　　众人一直跟到了江苏高等法院和检察院门前，心里越发好奇了：孙夫人到这里干什么来呢？
　　宋庆龄一行人刚刚来到两院门口，值勤的警察便认出了宋庆龄，马上立正敬礼：“孙夫人好！”
　　宋庆龄点点头，平静地说：“请告诉你们院长和首席检察长，就说我和沈钧儒等先生一样犯了‘爱国罪’，今天我特来投案，让他们把我抓起来坐牢吧。”
　　“不敢不敢！孙夫人，您是我们敬爱的国母，是中央领袖，怎么能让您坐牢？夫人，快请到会客厅休息！”
　　却说那警察气喘吁吁地跑进去，把情况向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长一报告，两个人也登时傻了眼。孙夫人发动爱国人狱运动的事他们早已听说了，但他们以为不过说说而已，造点舆论，给审判沈钧儒的案子施加点压力；却万万没想到孙夫人说到做到，这么大热的天，就真的自带行李坐牢来了。一时间，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完全没了主意。
　　原来，救国会“七领袖”被捕后，经宋庆龄亲自领导进行和平营救，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提出的8项要求，其中包括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在内的一切政治犯。但是待蒋介石被放回南京后，他又出尔反尔，不想履行自己的诺言，亦不肯痛痛快快地将“七君子”无罪开释。他认为，那样他蒋介石在全国全世界面前就丢尽了面子。为了个人的面子，蒋介石从来是不惜食言而自肥的。但是当时在全国人民要求的强大压力下，长期关押又不行。蒋介石就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证明自己当初抓人是对的，这些人确实犯有“危害民国罪”；现在放人也是对的，是我蒋某人宽宏大量。他多次软硬兼施，引诱“七君子”写出“悔过书”，然后再用取保释放的办法来了结此事。可是蒋介石的这一小小的把戏却早被识破，“七君子”坚决不承认自己有罪，不肯写什么“侮过书”。于是蒋介石无计可施，就想对“七君子”强行判罪。
　　宋庆龄得知蒋介石要在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强行审判定罪后，感到营救“七君子”的斗争已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改用新的更有效的手段，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以争取对“七君子”完全无条件的释放。为此，她接纳了冯玉祥想出的主意：以国母身份，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
　　就这样，当时宋庆龄联络了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了一场中外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救国人狱运动”。
　　很快救国人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著名的电影界人士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白杨和著名作家何家槐，以及许许多多的大教授、工商巨子，当时都签名表示愿意追随宋庆龄为救国去坐牢。一时间，这一运动轰轰烈烈，震动全国。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中枢又响起了一个更高吭的声音，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女士说：“在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我曾亲口答应孙先生在他身后保护好庆龄，如果庆龄去进监狱，我也必须随行。我已年近六十，行将就木。这残废之躯，无足可惜。为了民族和国家，虽万死亦不辞。”当时，作为孙先生遗嘱证明人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的这一声明，无疑在国民党中央上层，又给了宋庆龄以极大的支持。
　　此刻，江苏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长深知宋庆龄身后站着民众和国民党中央大员，他们互相推倭，谁也不肯出来，并且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于是两人跑又跑不出去，出来又不知该怎么办，最后竟然狼狈地藏了起来。
　　就见两个小办事员被打发出来，他们结结巴巴地说：“夫人，夫人请勿见……见怪，院长和检察长今天……今天都不在，夫人有什么事就对我们说吧。”
　　可惜这两个人表演得太拙劣了，假话说得一点也不像，宋庆龄顿时动了怒：“我每次见蒋委员长，他都要亲自出来迎接。你们院长和检察长的官职能大过蒋委员长吗？怎么架子倒比他还大呢？你们马上回去告诉他们，今天我是非见他们不可！”
　　在宋庆龄那高贵的气质面前，一时两个小办事员唯唯诺诺，简直不敢仰视宋庆龄。听宋庆龄说完，他们只好互相望望，摇摇头，躬着身退了回去。
　　再说里面的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听两个办事员来报，顿时个个哭丧着脸直摸后脑勺。看来，今天不出去见孙夫人肯定是不行了，可是见了又怎么说呢？孙夫人不是来视察工作，不是来作指示，她今天来是要求进监狱的。摸摸自家有几个脑袋敢把孙夫人关进监狱！可是不让她入狱又是不听她的话，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两个人先是一齐发愁，问了一会儿那院长突然冲检察长发起火来：“说到底，孙夫人到这里来，还不是因为沈钧儒等人的案子？这案能判吗？都是你这个家伙吵着嚷着要起诉起诉，要我开庭开庭！现在可好，孙夫人来了，她也要住监狱。这事就该你出去，或者你连她一起起诉，或者你向人家讲清楚。”
　　检察长一听也生了气：“我起诉？你当我愿意起诉吗？我不知道这案子是怎么回事吗？归根结底那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蒋委员长让你我在这里做官，我们就得听他的，他说谁有罪谁就有罪，他让起诉谁审判谁我们就起诉谁审判谁。你怕孙夫人问罪不敢出去，那我更不出去！反正是你开庭审案，沈钧儒有罪没罪是你法院宣判，孙夫人主要是找你，你能躲我更能躲，看最后究竟谁倒霉！”
　　这边两个人还在赌气呢，在旁一个办事员开了口：“两位长官，孙夫人可还在门口站着哪！现在外面已经围了很多人。就这样僵持下去，最后恐怕不好收拾呀。”
　　那法院院长又发了火：“你们这两个笨蛋，干嘛不先把孙夫人请进来坐？这样把人晾在门口，出了麻烦我先把你们两个开了！”
　　那办事员仍辩解说：“院长您别说开了我们，就是杀了我们也办不了这事啊。夫人刚才不是说了吗，她每次见蒋委员长，也都是蒋委员长亲自出门迎接。你们不出去人家就是不进门，她在门口站着是晾的你们的台。我看，你们还是赶快出去迎接的好。”
　　那位院长看了检察长一眼：“唉！我们俩是一根草棍上拴的俩蚂蚌，谁也甭想单蹦，我看咱们还是出去吧。”
　　检察长眨巴了几下眼睛说：“别忙，今天孙夫人为沈钧儒的案子亲自来，我们肯定应付不好，免不了要出丑。她带了十几个人，我们不能让他们都在一起看着，在场的人越少越好。是不是让他们选两个代表……”
　　“好，好主意！一个孙夫人我们都招架不了，再加上那么多人，指不定谁会冒出什么话来呢。对，就这么办！”那位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在这一点上倒是统一得很快。
　　待来到大门口时，那位院长几乎要一躬到地：“啊呀，孙夫人，他们只说外面来人，并未言明是夫人亲自驾到，有失远迎，得罪得罪呀！”
　　宋庆龄故意矜持地说：“二位公务繁忙，我以为你们顾不上接见一个要进监狱的人呢！”
　　此时两人哈着腰，一个说“哪里哪里！”另一个也说：“误会误会！”
　　门口的群众开始看院长不肯出面接待宋庆龄，都愤愤不平；此刻又看见两人在宋庆龄面前的狼狈相，不由地卿卿喳喳，发出嘲讽的笑骂声：“刚才说不在，这会又从哪儿冒出来了呢？“人家到了门口，还躲着不出来，这会还有脸说‘有失远迎’，真是屁话！”
　　旋即在院长和检察长一路点头哈腰地带领下，宋庆龄及其一行人定进了江苏高等法院大门。
　　宋庆龄同意了院长们派代表谈判的要求。经简单商量，宋庆龄和胡愈之等人作为大家推举的代表，和那位法院院长及检察长进行谈判。
　　谈判一开始，宋庆龄就责问那位院长大人：“我先问你一个问题，爱国究竟有罪无罪？如果说爱国无罪，你们就应该马上把救国会的7位领袖释放回家。如果说爱国有罪，我们这些人都是爱国的，你们现在就把我们抓起来，关进你们的监狱。”
　　这简直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当下那位法院院长和那位检察长既不肯放人又不敢说爱国有罪，更不敢让宋庆龄等人住进监狱。于是滑头的院长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支吾道；
　　“夫人，苏州天气太热啦！这几天持续高温，夫人身体要紧，还是请回上海休息吧。”
　　宋庆龄掏出一方真丝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回敬那院长说；“天气热是真情。尤其你们法院大门口，太阳毒得很啊。”说到这里她紧紧盯着对面那两人的眼睛；两人赶忙避开，不敢接腔。
　　停了一下，宋庆龄又严肃地说：“不过我到苏州，并不是来乘凉的。既然你们敢开庭审判沈钧儒等，我们这些人就和他们一样都犯了爱国罪。我们爱孙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触犯了你们的法律。今天我们就来投案自首，主动要求人狱！”
　　此时那位法院院长无法推托，只好说：“嗯…这个……就救国会本身来说，应该是无罪的……”
　　宋庆龄立即追问：“既然救国会无罪，救国会的7位领袖就应该马上释放！”
　　“这个么…还要等法庭审理的结果……”
　　于是宋庆龄把自己的箱子往院长面前一推说：“7领袖不能释放，我们也不能独自在外面生活，今天就进监狱和他们一起坐你们的大牢吧。”
　　对于宋庆龄入狱的要求，那位法院院长吭哧了半天说：“你们要求入狱，这得有证据法院才能受理啊。没有证据，我不敢随便让人坐牢的。”
　　宋庆龄针锋相对地说：“证据充足得很！我和‘七君子’一样都是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他们--”宋庆龄四手一指胡愈之：“他们也都是救国会的成员。‘七君子’有罪，我们自然不能逃脱。你只管把我们关进去就是了。”
　　再说那位检察长情知事情难办，乘宋庆龄和那法院院长说话的当口，竟悄悄贴墙跟溜了出去，再也不肯露面了。
　　此时那法院院长一再推托：“要投案得有证据，否则不能受理。”
　　宋庆龄则强调：“我是救国会的执委，连报纸上都有记载，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宋庆龄逼那法院院长立即为她及其随行的人员办理收审关押手续，搞得那位院长面红耳赤，浑身大汗淋淋，手足无措。
　　当然宋庆龄此时心里明白，说要入狱，谅他们不敢收审。不过是借此制造舆论，支持“七君子”以使他们能够早日出狱而已。
　　在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宋庆龄不无勉强地说：“既然你认为我们证据不足，不好受理。我们就先让一步，今天先到狱中探视7领袖。待回到上海补充些证据，改日再来投案也行。”
　　那位法院院长一听，这等于宋庆龄把他提在空中悬了半天然后又扑通一声放了下来似的，他立即如遇大赦一般，赶紧知趣地说：“夫人要去探望他们，我马上安排！至于补充证据再来投案，我求求您，请夫人千万不要再来了！”
　　此时已在狱中被关押了8个月之久的“七君子”，见到宋庆龄等人亲自到狱中来看望他们，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七君子”中惟一的女性史良见到宋庆龄时，一下子扑在宋庆龄怀里，两个人长时间地紧紧拥抱着。宋庆龄把带来的新鲜水果和营养品送给他们，并且鼓励他们说：“你们在狱中顶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表现了非常可贵的革命气节。我敬佩你们！救国会的同志们敬佩你们！全国人民敬佩你们！”
　　与宋庆龄同来的几位此刻亦一齐用掌声表达对“七君子”的敬意。于是“七君子”也用掌声表达他们对宋庆龄一行的感谢。
　　宋庆龄接着说：“现在全国已经有上万人签名和你们一起同服‘爱国罪’，我们今天就是来投案，要求和你们一起坐牢的。但是他们不敢关押我们。民族危亡，爱国无罪，全中国的人民都在支持你们，你们是一定能够获得自由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一切爱国的人们！”
　　最后，宋庆龄等人看到此行的目的已完全达到，才与“七君子”依依惜别。
　　那日下午，当宋庆龄一行离开苏州的时候，一阵惊雷滚过天空，万条雨线自天而降，给长期间得人喘不过气的江南带来了夏季难得的清凉。
　　当天，“国母”孙夫人为营救“七君子”亲自到苏州要求入狱的消息不胫而走，给各地救国会的同仁和全国正直爱国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营救7领袖的活动顿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当天下午，苏州就有40多人也到法院投案，要求与7位领袖一起坐牢。接着各地又有不少人前来要求服“爱国罪”，弄得国民党江苏高法当局应接不暇，审讯“七君子”的活动再也无法进行了。
　　当天晚上，狱中的“七君子”又给宋庆龄写信，再一次表达了他们对宋庆龄的敬意和谢意；并且详细汇报了他们在狱中坚持读书看报、锻炼身体的情况，以及随时准备出狱参加更艰巨斗争的决心。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宋庆龄与何香凝及其他倡议发起爱国人狱运动的众位同仁，直接给国民党最高当局拍发电报。他们拟好电文后，分别发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立法院长孙科、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和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等人，对宋庆龄到苏州时的司法长官先是避而不见、接着又妄自做大、对宋庆龄的要求充耳不闻的行为表示愤慨；并且表示和全国一切救亡运动中的人一样，断不敢坐视沈钧儒等在狱中受困，而与他们同样进行救亡活动的人在外独享自由。如果沈先生等不能获释，他们将再请入狱。因此敦请上述这些大员们迅速出面主持公道，以慰全国爱国人士之心。
　　这封电报同宋庆龄亲赴苏州要求入狱一样，是她同蒋介石斗争艺术的又一部杰作。宋庆龄明知江苏高法方面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秉承蒋介石意志行事，却故意避而不说，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江苏高法长官，然后再进行谴责；这样就使其他人便于说话，而蒋介石却哭笑不得。
　　正当此际，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袭击，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当即进行自卫还击。于是，一场改变中国百年历史走向并且影响到未来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彻底暴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至此，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正确性，证明了“七君子”真正是为民族和国家前途奋斗的爱国志士，也证明了宋庆龄营救“七君子”的行动也就是拯救中国的行动。这样一来，蒋介石要给“七君子”判罪的借口，就再也站不住脚了。于是，在宋庆龄又一次强烈呼吁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宣布“七君子”无罪，并完全恢复他们的自由。
　　当年宋庆龄领导的爱国人狱运动，最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也是宋庆龄30年代同蒋介石迫害革命志士的罪恶行径进行的斗争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幕。“庆龄爱国”，从此成了镌刻在中国人民心中千古不变的定论。
　　5．面对屠刀
　　最初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力为民请命、保护革命志士的时候，它的内部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甚至叛逆的举动。
　　原来，民保盟对革命者的营救，把蒋介石政府迫害人民。对革命者滥抓滥杀的反动嘴脸暴露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之又恨又怕。几次交手之后，他们竟然把迫害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民保盟。
　　宋庆龄首先收到了特务们用最下流的语言写成的恐吓信。信中说，如果她再为营救别人去和政府为难，她自己就得代替那些人去死--为了证明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信中还夹带了经典性的象征物：子弹。民保盟的其他成员也先后收到了这类卑鄙的恐吓信。
　　面对当时的恐吓，民保盟的多数成员均付之轻蔑的一笑。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了帮助爱国志士，他们早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当时杨杏佛甚至还重新抄写了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发表的一首表达自己为了民众利益视死如归的诗。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他人而献出自己生命的。
　　当时民保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就与杨杏佛的想法大不相同。他不愿担负营救革命志士这种危险的工作，而且还在民保盟内部闹起了摩擦。
　　事情起因在杨杏佛视察北平监狱时。当时在狱中的刘尊棋用英文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揭露监狱中的种种黑暗行为，他托杨杏佛带出。后来经民保盟讨论，宋庆龄签发了这封信。胡适在这封信上大作文章，公开发表谈话时硬说他陪杨杏佛视察时，并没有人交信，诬指这封信是捏造的；而且声称北平监狱根本没有私刑，犯人也受到很好的待遇，从而为敌人攻击民保盟提供炮弹。对胡适这种行为，当时蔡元培和杨杏佛一再对他进行规劝。然而，胡适却变本加厉，又从根本上攻击民保盟。当时他发表文章说：“民权保障同盟不应该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利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而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的行动。”
　　这样一来，民保盟的多数盟员认为，胡适的这些言论，已经不是同民保盟其他成员在个别问题上的小争论，而是对民保盟根本宗旨的否定和攻击了。显然，他要保障的已经不是“民权”，而是镇压民众之权。
　　于是在民保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一贯对罪恶势力“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大众“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终于拍案而起：“鉴于胡适之对民盟根本宗旨的攻击和背叛，我提议，开除胡适的盟籍！”
　　“逐个表决，记录在案。”当即主席宋庆龄作出决定。
　　“我来记录。”总干事杨杏佛说。
　　“我同意开除胡适。”蔡元培第一个表态。
　　“我也同意。”黎照寰举了手。
　　“ OK！”史沫特莱也投了赞成票。
　　“我反对开除！第一，一个组织内部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情，怎么能因意见不合就开除人家呢？第二，胡适是‘五四’运动的大将，是当今的大名人。开除这样的大名人，岂不是我们这个团体的重大损失？我们这个团体靠什么来支撑？”林语堂首唱反调，独树一帜。
　　“对于语堂先生的第一条理由，我有不同看法。民保盟是一个有着明确行动纲领的组织，那就是营救革命者，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它不是一个可以容纳各种派别的政党，尤其不能容忍反对根本纲领、帮助政府压迫人民、或者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因此，我同意开除胡适。”宋庆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对语堂兄的第二条理由也不能苟同！”杨杏佛放下记录站了起来，“说胡适是名人，因此不能开除，简直像个笑话。胡适是名人，那么我请问，宋庆龄同志是否名人？蔡元培名气如何？鲁迅比之胡适名气如何？茅盾的名气如何？有这么
　　多的名人在，怎么能说到靠谁支撑呢？而且，首要的问题不在名气，而在对同盟的纲领持什么态度。若仅以名气大小作为取舍标准，那么我看蒋介石名气似乎更大，我们是否应该先把蒋介石请进来呢？”
　　会场上发出了笑声。林语堂没抬头，只在下面咕哝了句什么。
　　邹韬奋支持鲁迅的提议。
　　胡愈之同意开除胡适。
　　于是对鲁迅提议的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31人中30票赞成、1票反对，鲁迅的提议作为会议的决议得到通过并生效了。
　　胡适被开除了，但宋庆龄感到有些话还要说，她为此写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文章中她说：“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国民党……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同时还要尽力防止类似事件及破坏再度发生。在这许多基本原则上，我们只有绝对团结，不能容许动摇。”
　　开除胡适后，国民党当局干脆宣布民保盟非法，并且不许这个组织再开展活动。
　　不久，在特务的威逼下，民保盟经常租用的开会场所--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不敢再租借场地给他们了。于是一次宋庆龄在上海市区内另找了一个场所秘密开会，但会议刚刚开始，几个贼眉鼠眼的人溜了进来。显然，特务们已经盯上了这里。宋庆龄当即决定转移会场，于是宋庆龄、鲁迅、蔡元培和杨杏佛等人一个个从容撤出，各自乘车散去。不久他们从不同方向又聚齐在黄浦江上的一条船上。杨杏佛安排开船，船在江上游大，会议重新开始。但刚刚开会不久，两艘摩托艇便追了上来，全副武装的警察自称水上警备队并强行登船检查。于是会议又被迫中断了。
　　当时面对如此严酷的盯逼，民保盟还能不能进行活动，还敢不敢继续为被迫害的革命志士大声疾呼并给予营救呢？
　　宋庆龄文弱的身躯里激荡着一股浩然正气，此气充盈天地之间，鬼神亦不敢犯。特务们的肖小之行，反倒使她变得百倍刚强。那次会议两次被冲散后，宋庆龄又毅然选中上海海凌天主教堂作为会议地点，而且把会议时间定在凌晨3点。特务们怎么也不会料到宋庆龄亲自主持的会议能选在这个地点和这个时间。因此，会议顺顺当当开了3个小时，把所有议题都进行完毕了。
　　当鲁迅、蔡元培和杨杏佛陪同宋庆龄回到莫里哀路寓所时，他们不仅没有因为通宵未睡而疲惫不堪，反而个个精神振奋。
　　“夫人棋高一着，这次会议的决议一经贯彻，就又是敲向老蒋的当头一棒啊！”蔡元培余兴未尽地说。
　　“我看要赶快发明一种膏药，献给老蒋贴在头上。要不这蒋委员长满头大包，怎么出来阅兵、训话呢？”杨杏佛也不失幽默。
　　“你如果负责研制这种膏药，一定要注意两用，不光要能在头上使用，还要能贴屁股才行啊！”蔡元培接着调侃说。
　　“此话怎讲？”宋庆龄问。
　　“你想，一旦蒋介石被惹急了，那些连夫人召开会议也看不住的小特务，还不被蒋介石踹屁股吗？”
　　众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一向冷峻的鲁迅忽然显得忧心忡忡地说：“你们那种膏药只治标不治本，真要解决问题我看还得有种‘挺腿瞪眼丸’，叫他们服下效果才好。”
　　虽然讲话时鲁迅没有笑，其他人却笑得更欢了。
　　民保盟继续发出强大的声音，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谴责蒋介石对爱国人士的非法迫害，尽力营救着一批批革命者。终于有一天青帮大亨杜月笙憋不住跑到南京，要求蒋介石下决心除掉宋庆龄。于是在蒋介石的暗示下，戴笠开始制定一项计划，他们要用最卑鄙的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宋庆龄。此时，他们连用“孙夫人”这块牌子，装扮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也顾不得了。
　　寓所门口有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活动，这是宋庆龄早就知道的事实，但是近来这些人好像行动更诡秘了。来访者提醒宋庆龄注意这一点，宋庆龄淡淡一笑说：“我知道的。除非他们杀了我，否则就阻挡不了我为人民做事。”
　　宋庆龄和朋友们当时看得没有错，令人谈虎色变的那个军统少将行动组长沈醉，此刻已经躲在了宋庆龄寓所对面的矮墙下边。
　　烈日暴晒、大雨浇头、蚊虫叮咬，这些往常小特务们吃不了的苦此时沈醉都不放在眼里，他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直盯着宋庆龄的门口和窗户，不肯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记下：早上6点，女仆李燕娥外出，7点10分返回；
　　8点45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来，密谈15分钟，9点离去；
　　10点10分，宋庆龄打开北窗，佯装眺望对面楼顶鸽子5分钟，真实用意待查；
　　12点29分，已查明是共产党的……哎哟！”
　　忽然沈醉轻叫一声。原来，一只大黄蜂把阴影里沈醉的眼睛当成了袭击目标。随着疾如电光的沈醉左手拍死黄蜂，他的右眼皮上已肿起一个枣大的包来。
　　“组长！你的眼……”没等小特务把话说完，“啪”地又一声，沈醉一掌压在那小特务肩上，把小特务打得一屁股蹲在了地上。“不许出声！接着写--已查明是共产党的冯雪峰在两人保护下进入宋宅……”
　　就这样，每天一份详细的监视报告从沈醉手里发出，传给戴笠，再进呈蒋介石。
　　“娘希匹！这有什么用？关键是他们都密谈了些什么？”想不到蒋介石不仅没有表扬，反而大动肝火。
　　那日戴笠回到家里也大伤脑筋：我手下三万六千喽罗，竟没有一个长驴子那么长耳朵的，怎么能听到人家在里面说什么呢？
　　最后还是沈醉有办法：“局长，再发愁我们也长不出驴耳朵了，不过我有一计，可以钻进去，贴近听……”
　　第二天，宋庆龄的女仆李姐上街买菜，被一辆急驰而来的出租车别了一把，人倒没伤着，只是把菜篮子轧扁了。但那出租车司机态度奇好，他帮李姐重新买了菜，还用车直接送到门口。
　　这样一来二去，当时婚姻刚被破坏的李姐对那个潇洒漂亮、出手大方的司机产生了好感，而那司机也趁机提出求婚。
　　不久宋庆龄发现李姐陷入了热恋。当听李姐说了二人相逢的奇遇后，宋庆龄就让把那个司机叫到家里。没想到刚问了两个问题，那司机就露了破绽，落荒而逃。
　　于是沈醉精心设计的打入宋庆龄家中的“美男计”泡了汤。
　　那个假司机回来就说：“孙夫人看上去极文雅，没想到还挺刁钻，您给我准备的那套话，根本用不上。”
　　沈醉倒不怪他：“这种事情，怎么也编不圆满。孙夫人何等样人，谅我们怎能欺骗得过。算啦！”
　　“那我们何不硬来呢？她一个妇道人家，怎能挡住我们？”小特务还不甘心。
　　“哼，这儿是法租界！不是老蒋的地盘。别看高鼻子洋人抓了共产党交给我们，可他们自有一套鬼名堂。我们真要在这儿动手，那洋巡警就会跟咱们过不去啊。”
　　“那我们就天天受这洋罪？那天的大黄蜂……”
　　“对！有了。美男计不成，我们再来个‘打草惊蛇计’，逼她自己搬出外国租界。到了政府的地盘上，我们可就……哈哈！”沈醉很为自己的又一条妙计陶醉。
　　有一天宋庆龄住宅内的电话突然乱响起来，要么就是响过那边没人说话，要么就是阴森森的恐吓：“听着，我们发现有共产党进入你的寓所。改天再来，我们就要开枪，惊着夫人可莫怪我们啊！”
　　宋庆龄一天夜里偶然朝外一望，花园的墙头上竟有几双闪着绿光的眼睛。而李姐某一天黄昏回来时，还受到几个戴着鬼怪面具的人的纠缠。
　　果然没过几天，上海市长吴铁城来访。他先是假意寒暄一番，临走时却似乎不太经意地说：“夫人住在这里，我们不便派人警卫。听说租界近来治安不大好，万一有个情况，我们可不好向全国人民交待。静安寺那边最近有所花园别墅腾出来了，如果夫人愿意，我可以安排您住在那里，并且能多派些警卫，安全比这里有把握。”
　　宋庆龄笑笑：“多谢关照！等得空时我先去看看房子再说吧。”
　　吴铁城满脸堆笑：“那好那好！铁城是孙先生的老部下，理当尽心。夫人哪天去看，一个电话，铁城定当安排妥当。”
　　吴铁城一走，李姐赶紧说：“夫人，要有合适的地方，我看咱们还是换一换。这几天可真怕死人了。”
　　宋庆龄冷笑几声：“毒蛇果然出洞了。哼！”随即她愤愤地把茶杯往桌上一砸，“太卑鄙了！到底是孙先生当初看错了人，还是这些人为了私利变坏了啊？”
　　李姐怯怯地问：“夫人，我说错什么了吗？”
　　“哦--不！”宋庆龄拥着李姐一起坐到了长沙发上：“李姐，是有人想谋害我，因为在这里不便下手，想把我们逼到外面去。我为民族和国家争取光明的前途，虽死何恨！可他们耍鬼把戏，岂能瞒过我？”
　　李姐恍然大悟：“小特务在这里闹鬼，大官出面装人，原来是一唱一和……夫人，我们可不能上当啊！”
　　宋庆龄温柔地笑着说：“李姐，继续住这儿，你害怕不？”李姐腾地站到宋庆龄面前：“我不怕！那些特务再胡闹，我就喊巡警来。”
　　“李姐，好样的！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岂怕那暗中作祟的小鬼！再出门挺起身板来，有人在电话中耍流氓，告诉他我们要录下音来追查！”
　　结果沈醉小把戏要尽，宋庆龄却仍镇静自若地会客、外出，继续揭露蒋介石政府法西斯统治的本质，继续救援那些受迫害的革命者。
　　一时宋庆龄正义的声音震撼得蒋介石食不甘味，夜不安席。
　　“校长，别的办法都试过了，不行。可不可以……”戴笠作了个杀人灭口的手势。
　　“哼！”蒋介石不置可否，转身离开。
　　于是暗杀宋庆龄的方案制定出来了，但这件事太重大了，戴笠不敢像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政敌那样说干就干。没有明确的指示，他不敢动手，或者说不肯动手。万一老蒋回头再变卦，或者受到其他压力要洗清自己，那当替死鬼事小，还要落下万世骂名--到时候子孙后代恐怕都不得作人了。更何况，他戴笠当年对宋庆龄心中也是敬重有加的。
　　但蒋介石长吁短叹，却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很快，根据戴笠理解的意思，沈醉制定了用“车祸”加害宋庆龄的新方案。
　　当时由杜月笙提供了装有装甲的特种汽车。
　　戴笠的要求是，要让宋庆龄受重伤，最好是脑震荡，并且从此神智不清，或者变成植物人也成，以便蒋介石控制利用她的声望。但是决不能危及她的生命，这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当时沈醉在上海南郊军营里作了多次模拟试验，他发现只能从宋庆龄乘车的尾部撞击，而且要在她的车子低速或停止时，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撞击者却可能丧命。即使不死，也会被法国警察抓起审讯。为防止其他特务为保命而出差错，沈醉自告奋勇亲自驾驶并且表示，即便死了为党国尽忠心甘情愿；如果不死，他也不会供出这个阴谋牵连别人。
　　戴笠对沈醉大加赞扬并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请沈醉吃饭。席间戴笠连连给沈醉敬酒：“党国有你这样的忠臣，真是幸事！你放心去干！此事办好了就除了委员长的最大心病，你就是党国第一功臣！万一你要被法国佬抓起来，我保证把你弄出来；而且从此你的老母和其他家人都会受到最优厚的待遇！”
　　随即他们查看了地形，并选定了动手的路口。沈醉在宋庆龄外出时，几次驾汽车悄悄尾追在后，进行预演。只是他没有让速度快起来，没有真的往上撞就是了。
　　待戴笠把详细实施方案报给蒋介石后，这次蒋介石很满意，着实夸奖了戴笠一番。
　　但何时实施呢？蒋介石仍然有些踌躇。
　　宋庆龄当时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确使蒋介石恨之入骨，可一看到宋庆龄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享有的崇高威望，蒋介石又十分害怕，生怕触动宋庆龄后引起更大危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旁敲侧击”。
　　于是蒋介石在宋庆龄身边人中，选了民保盟总干事杨杏佛作为他第一个下手的对象。
　　杨杏佛个子瘦高，浑身充满活力，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后接受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劝告，赴美留学，专攻科学技术。杨当年崇高的思想和翩翩的风度，曾赢得许多在美的漂亮女学生的好感。宋庆龄就是那时与杨杏佛相识的。后来杨杏佛回国后，再次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又任葬事筹备处总于事。北伐时期，杨杏佛在上海配合周恩来策动第三次上海武装暴动，胜利后被选为上海临时政府常委。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就一直开展反蒋斗争--杨杏佛参加过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宋庆龄四处奔波救出许多同志，并且是民保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当年人们曾说，邓演达是宋庆龄的左膀、杨杏佛是宋庆龄的右臂。
　　蒋介石指示戴笠向杨杏佛下手时，戴笠很高兴，这不比让他直接向宋庆龄下手顾忌那么多。
　　戴笠经过一番侦察，初定在杨杏佛经常骑马经过的上海西郊大西路一带派枪手狙击。待向蒋介石一汇报，不料老蒋却不同意：“不行！在政府管辖的地盘上动手，事后这案子怎么破？你倒是省事了，把麻烦都推给了我，叫我对外怎么交待？还有，这一次是‘杀杨儆宋’，离宋活动的地方那么远，能起到‘儆宋’的作用么？所以，一定要在宋居住的法租界动手，离她越近越好！既能吓住她，完事后我还不必负破案之责。你也好洗刷么！”
　　于是戴笠重新布置，把暗杀地点选在法租界内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附近，时机是杨杏佛前往宋庆龄寓所的途中。具体执行交给了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
　　那天6名特务携高精度狙击步枪，潜伏在杨杏佛经常出入的路上。杨杏佛此时虽已经察觉，但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当时他准备用自己的血去唤起更多的人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警醒，去换取人民的光明前途。
　　同时杨杏佛把面临的危险也告诉了宋庆龄，请她保重自己。宋庆龄则一再叮嘱杨注意安全，当时他们只为对方着想，对自己却想得很少。
　　此真所谓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带儿子小佛从中央研究院出来，没走多远，丧心病狂的特务就朝他们乘坐的汽车开枪了。杨杏佛知道自己不能幸免，极力用身体护住儿子。所以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而杨杏佛连中数枪，当场壮烈牺牲，年仅40岁。他的司机也同时遇害。
　　当天听到杨杏佛的噩耗后，宋庆龄简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蒋介石桌上暗杀她的计划、制造车祸致她重残的阴谋，当时她并不知道。原来她总以为，蒋介石即使要动手，也得捏造个名目，把人先抓起来，那样总还有个营救的余地。她万万想不到蒋介石人模狗样地执政多年以后，竟然还会使出当年上海滩流氓的无耻伎俩，进行如此卑劣的暗杀！宋庆龄满腔悲愤，写下了一篇战斗檄文：
　　为杨拴被害而发表的声明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1933年6月20日下午，杨杏佛的人殓式在上海殡仪馆举行，宋庆龄通知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前往参加。这将是该同盟对敌人白色恐怖的一次示威--特务们借杨杏佛的死继续威胁其他成员，他们故意泄露出新的暗杀名单，上面赫然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他们以为这些人将不敢露面，那样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宋庆龄的勇气由于她外表的纤弱和美丽而更加倍地显现出来。她把下午的倾盆大雨看作天公为杨先生哭洒的泪水，把疯狂乱舞的逆风看作反动派向革命者发出的淫威。那天她顶风冒雨，准时出现在殡仪馆门口。
　　面对一袭素衣、臂挽黑纱、神情肃穆的孙夫人，原准备在那里捣乱的特务们顿时被震慑得缩起了脖子，他们不敢正视宋庆龄那一双因哀伤而显得美丽、因悲愤而现出威严的大眼睛。
　　一身正气的何香凝来了，铁骨锌挣的鲁迅来了，无所畏惧的胡愈之、沈钩儒、李四光和茅盾来了……那天的人殓式由于宋庆龄的出席而提高了规格，也由于宋庆龄的出席震慑了特务而相对平安了，整个仪式显得庄严隆重。
　　人殓式结束后，一大群记者围住了宋庆龄，请她发表谈话。宋庆龄以激昂的语气指出，尽管现在围着她的人中，就有冒充记者的特务，但是她并不害怕。她说，我昨天已经发表一篇声明，我已经向全世界公告，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我不会被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所吓倒，我将继续坚持斗争。
　　鲁迅也当场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但是同盟执行委员中当时亦名声不小的林语堂，那一天却没有来。这位以漂亮的散文著称的才子，大概是完全被敌人的子弹吓倒了。他说，“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与其掉脑袋，还不如作顺民”。后来林语堂甚至要求同盟从此停止工作，以免同盟的其他会员都被暗杀。
　　千古艰难惟一死，生死关头辨勇懦。
　　在当时有的人被死亡吓倒、忍辱偷生的时候，宋庆龄以她的实际行动，塑造了自己不避刀丛剑树、笑傲千古艰难的刚烈女性形象，从而赢得了万民敬仰和百代流芳。
　　6．毛泽东曾致函宋子文
　　当年，在国共两党严峻对立的日子里。
　　1936年8月14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突然收到一封寄自远方的来信。而寄这封来信者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动员数十万大军追剿的所谓“匪首”--毛泽东。
　　这不是一封平常的来信，应该说此信亦是宋子文久盼的。当即宋子文激动异常地拆阅展读，就见信中写道：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结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颁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来讲，谁要接到共产党的来信，不杀头也要被清除，甚者祸及全家。可是，宋子文接到此信后却神色不变，且似乎多了一层喜色。只是他没敢将毛泽东的来信在手中多留，而是马上交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再说蒋介石也并没有翻脸，而亦是喜形于色。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呢。
　　日本侵略者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仍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其狼子野心即企图独占中国。而当时的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其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1935年2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但是，当时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却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意愿相反。这样一来，在中国便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热潮。
　　1935年底在北平，抗议日本入侵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且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吞。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指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之间的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它的第二个步骤则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当年10月间，日本在中国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关东军代表名义，向驻守平津和冀察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甚至以最后通碟的姿态，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取河北，六个师的兵力取山东。这时，日军向华北大举调兵。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蓟密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旋即又于是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了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当时的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已危在旦夕。
　　当时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对此反应自然最为强烈，而且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于是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较大破坏时，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在北平还留下30多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了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当群众抗日情绪日趋高昂时，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当时，清华、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于是城内一二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包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前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增加到3000人。此对军警突然用水枪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柄和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结果，游行队伍被打散了。学生中有40多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就这样，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开始了。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使中国人民不仅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而且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只有把国内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就此增强了中国人民奋起救亡的信心和决心。当时，由“一二·九”运动掀起的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当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并发出通电及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当年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并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此后又在宣传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后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学者也发表文章，主张抗日、主张全国合作。一时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此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日的态度，自“华北事变”后也在发生变化。当年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本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然而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最终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并且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了。
　　还是在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议案。当时蒋介石在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这句话，虽然是说现在还不能“放弃和平”或“轻言牺牲”，但又是表示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并且决心“牺牲”了。例如次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亦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便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了。他后来曾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当时，在日本军国主义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已经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最初是在国外，蒋介石密令邓文仪同在苏联的王明进行对话。邓文仪当年是蒋的侍从秘书，后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当时最初的接触是在莫斯科，主要是探讨苏联在军事上的动向。当年秋天，邓文仪马不停蹄回到莫斯科，与当时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的会谈。但由于多种原因，当时这种努力没有什么结果。
　　此时，红军长征--可说一项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已经胜利完成，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亦开始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就生发出在国内寻求与中共谈判的想法。而由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思前想后，蒋介石想到了宋子文。
　　“你是说，我们和中共谈判？”宋子文仍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和中共谈判！”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
　　“那么--让谁去谈呢？”
　　“我看你先联系中共高层，摸个底再说。”
　　“一是你先前是武汉政府过来的，和中共有一定的交往。再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你又是政府部长，和毛润芝、周恩来等人都很熟。更重要的是，那边还有你的二姐宋庆龄。我想了好久了，非你莫属。”
　　“看来你还真了解我。要是这样，你不会待将来‘清党’时把我给清除了吧？！”宋子文开了句玩笑。
　　“我敢清除国舅？怕是我还没有两个脑袋呀？”蒋介石也笑着调侃道，“要尽快去联系。具体你怎样工作？找谁联系？我就不管了。不过尽快把联系情况告诉我。”
　　“那好吧。”宋子文答应下来。
　　“这个情况只限你知我知，绝对保密！”蒋介石又叮嘱道。
　　那天当蒋介石送走宋子文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月色如水，幽幽的星空中竟显得有些神秘似的。
　　那一夜，宋子文回到自己的私邸，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了。他在想，眼下要完成老蒋交给的这个任务，非有二姐庆龄出面帮忙不可。可眼下，由于政治早把姐弟分开，感情已多少也有些淡化。每当想起此事，都不免使宋子文有些伤感。所以临到天亮时，他才犹犹豫豫地拨通了二姐宋庆龄家里的电话。
　　“二姐，我是子文呐，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
　　“我也没有去看你和乐怡啊，孩子都好吧？”宋庆龄仍十分热情和客气。
　　“孩子还好，二姐你身体怎么样？”
　　“我还好。”宋庆龄欲言又止，竭力避开着敏感话题。
　　“上午我想去看看二姐。”宋子文试探着请求道。
　　“二姐欢迎！”
　　“有些事情，我想给二姐谈谈。”
　　“我一定等你。”
　　当天早上8点，宋庆龄刚吃过早点，大弟弟宋子文的小车便驶进院子。
　　宋庆龄当即迎了出来。说句实在话，她对这位大弟弟一直是很疼爱的。进屋落座后，宋庆龄立刻把爱国学生送给她的水果，摆满了一桌子来招待宋子文。
　　自从1927年宁汉分裂旋又合流之后，按宋庆龄当时的话讲：“我已是家中可有可无的人了”。那一段时间里她不想看到亲人，也不想让亲人看她。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当时使宋庆龄性格上多少有些变化。最初大姐宋蔼龄和小妹宋美龄也曾来看过她，但后来也就不来了。只有二弟和小弟子良、子安还是这里的常客，来去无拘无束。宋子文或许因身有政务，来的自然也少。不过三天两头他还打个电话问候问候。
　　“子文，你来有什么事要和姐姐商量？”宋庆龄开门见山，接着把一个剥了皮的桔子递给宋子文。
　　“老蒋最近有些反常，他想与中共联系，让我牵线帮他这个忙！”
　　宋庆龄闻听便道：“蒋介石想与中共对话，说明有他的难处了。他在日军侵略面前一退再退，已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昨天，我接待了几批学生，都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宋子文说：“只要国共两党能坐下来谈判，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既然老蒋有这个要求，我看不妨给他个台阶。”
　　宋庆龄应道：“好的，此事二姐可以答应。不过容二姐想一想，谁去合适呢？”
　　“这个人必须是共产党信得过的人。不然不好办。”
　　“你的同学董健吾怎么样？”
　　“他--”宋子文道：“当年我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时，人还是满不错的。后来听说经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他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并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从事兵运、工运和农运工作。再后来，由于老蒋清党波及冯部，查无法立足，当时有一次还找到了我担保。后来我就不知道情况了。”
　　“后来他回到了上海，在圣彼得教堂从事牧师职业。”宋庆龄补充道。
　　“后来听人说，他专事收留中共的遗孤什么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了。”宋子文又道。
　　“有这个事，那是我让他办的。董来上海后经常与我联系。并且他在我的资助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在上海用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许多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的职业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
　　宋庆龄停顿一下又道：“这个董健吾还作过古董生意，我和小妹在购买字画古董时，曾请他出过主意。她们也都是好朋友。”
　　“既是这样，我们就找他帮办吧。来往陕北的路费，我来出。”宋子文一锤定音。
　　就这样，宋庆龄很快找到了当时正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因为是宋庆龄的安排，董健吾当即应允下来。
　　1936年3月的一天，董健吾出发踏上了去陕北的路程。他身上带着宋庆龄和宋子文委托的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此行他途经西安赴陕北，要把身上的信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并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
　　临行时，宋庆龄对董健吾说：“此行成功，益国非浅。”
　　为了途中安全，宋子文和宋庆龄还给查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董健吾当下将密信缝进贴身背心，急如星火般地赶赴陕西。
　　当时，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之中，要安全进去，首先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因此，董健吾在西安下了飞机，首先去见张学良。
　　当时，二人相见亦在一个落霞的黄昏。
　　董健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径直对张学良说：“我是来向张将军借飞机到红区去的。”
　　张学良当时根本不相信此话会出自财政部大员之口，立刻就说：“你敢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要求？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枪毙！”
　　“要枪毙可以。”董健吾旋即取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亲笔信呈上。
　　董健吾早知张学良的报国心迹，便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和中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果然深受感动。随即，张学良派飞机送董健吾至肤施，旋再派一骑兵连护送他去苏区。
　　不料在突破陕北的红色封锁区时，他们又被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拦下了。
　　一时剑拔弩张。董健吾赶快摘下了礼帽对一个红军战士说：
　　“我要去见毛泽东同志。”
　　经过一番交涉和核实，董健吾被允许进入红色区域；并由红军战士护送，秘密来到瓦窑堡。遗憾的是毛泽东等人不在，但他受到博古和林伯渠的接待。
　　董健吾呈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
　　博古将情况立即电告尚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并将董健吾的身份也电告毛泽东等人。
　　当时毛泽东立即做了批复：通知博古、董健吾和周恩来等马上到前线来，共同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
　　但当博古把这些情况转告董健吾时，董健吾说：“怕是时间来不及了，我还要赶快回去。这样，我留下上海的地址。有什么意见随时联系，我在上海恭候，并请代向毛泽东致歉。”
　　博古及时把董的意见转达给前线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宋子文派董健吾送来的和谈信息。在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中共中央于当年3月4日以毛泽东等人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并请董转告国民党南京政府。当时电文如下：
　　博古同志转董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见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进攻；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见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可以说为日后的国共谈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晨曦初露，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原路返回上海。返回上海后他即向宋庆龄、宋子文和孔祥熙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上述建议。
　　当年查健吾的西北之行，不仅初步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而且同少帅张学良挂上了钩，此后二人关系甚密竟成了莫逆之交。因为抗日救国是他们的共同话题和共同心愿。后来，毛泽东托董健吾把自己的孩子护送出国，董又托少帅张学良帮忙办事。结果都是经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完成的。
　　这件事说起来又不免话长。
　　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时，湖南的中共党组织想方设法将8岁的毛岸英、6岁的毛岸青和4岁的毛岸龙转移到上海，并由毛泽民接送至陶尔裴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大同幼稚园。这是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以互济会名义创办并由董健吾负责的一所幼儿园，目的在于抚育革命烈士和中共党内同志的子女。当年，蔡和森的女儿、彭湃的儿子、浑代英的儿子和李立三的儿子等，都曾在此园寄养过。不久，毛岸龙因患急性痢疾，送广慈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大同幼稚园的内情被敌人察觉，董健吾当即决定解散幼稚园并转移儿童；但他还将毛岸英和毛岸青留下直接抚育。再后来，虽然中共党组织受到破坏，董健吾已失去组织上的资助，但他始终细心照料着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
　　1936年，董健吾同中共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并通过少帅张学良的关系，先把毛岸英和毛岸青送到法国，然后转送苏联读书。这件事就是董健吾陕北之行后意想不到的重要的收获。
　　对于董健吾带回的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南京政府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作出反应。当年6月底，宋子文指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以个人名义函复中共中央，表示赞同“联合抗日”的主张。
　　如果说董健吾当年是一位神秘的人物，那么后来的曾养甫和湛小岑也是两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为了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当年宋子文曾决定再开一条“通道”，那便是曾养甫和湛小岑的功劳了。
　　曾养甫当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同南京政府的许多核心人物关系密切。在承担了打通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使命后，曾养甫于1935年11月找到其部下铁道部劳工科科长湛小岑，委托他办理此事。
　　湛小岑说办就办，迅速通过中共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而吕振羽也立即把消息转告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知事情重大，必须把底细搞清楚，就立即通知吕振羽：“请你立即去南京一趟，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回来向我亲自报告。”
　　于是吕振羽当晚草草收拾了一下就上路了。
　　当吕振羽风尘仆仆到达南京时，湛小岑在车站迎接了他，然后陪他到曾养甫家。曾热情地接待了吕振羽，并表示自己是秉承宋子文意旨办事，希望通过吕振羽找一个同共产党方面谈判的线索。
　　吕振羽旋即把消息反馈到北平。
　　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他向吕振羽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提出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是：
　　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
　　于是吕振羽立即通知湛小岑谈判线索已找到；同时要求国民党方面一定保证共产党方面往来人员的安全和通讯自由，不得加以检查和扣留。曾养市亦当即答应可以保证。
　　那天，周小舟和吕振羽在湛小岑的引见下，与曾养甫会面。
　　曾养甫道：“欢迎欢迎！”
　　湛小岑向周小舟介绍说：“这就是你要见的曾养甫先生。一般人都认为他是CC派，但我知道他同宋子文关系密切。”
　　曾说：“今天我们相见，说明我们有缘。”
　　周问：“我想知道，我们这种接触，贵方高层谁在主持？”
　　曾说：“不瞒你说，迄今为止，这种接触是宋子文先生在主持。”
　　周小舟说：“很好。不知对方有什么条件？”
　　“我们还是先听听远方客人的条件吧。”
　　吕振羽道：“我们的条件很简单。一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且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存在的合法性。”说完他便把文件呈送给对方。
　　周小舟道：“贵方呢，不妨也说说看。”
　　曾养甫说：“政府方面提出了4点要求。这4点要求是，”说着他也掏出文件展读起来：
　　“一、停止土地革命；
　　二、停止阶级斗争；
　　三、停止苏维埃运动；
　　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
　　曾养甫讲完也把文件呈送对方。
　　1936年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当时他带来了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提出的6项要求：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同时周小舟还带来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中共领导同志签名盖章并用墨笔书写在白绸上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罩振和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封信上均附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当时，经过中共北方局代表与湛小岑等多次会晤后，双方于1936年6月底7月初，达成了一份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认可的谈话纪录，双方同意在此基础上，再由湛小岑起草一份正式协定条款。
　　接着，曾养甫与周小舟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二楼曾养甫的办公室里，又进行了两次会谈，当时湛小岑、吕振羽也都参加了。会谈中，周小舟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愿望及所提的6项要求和条件，并对国民党方面的4点要求作了回答。然后，双方就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以及南方游击队集中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并且在有关领导权等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小舟离开南京前，交待吕振羽必须取得国民党方面对我方6项要求的肯定回答。为此，吕振羽又和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为此并要湛小岑写出书面材料。
　　当年7月，曾养甫又找到吕振羽，对他说：“希望两党主要干部会谈，或者周恩来来南京，或者我和张冲去陕北。”但不料同年7月底，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因而无法实现了。由于这时南京当局已直接和中共中央联系，便不再重视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这条线索的联系，所以同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北方局，不必再与南京方面接触，国共接触统归于党中央，于是这条接触通道的使命遂告完成。
　　最初，湛小岑在接受了宋子文通过曾养甫交待的“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后，一方面经过吕振羽找到了同中共北方局的联系渠道，另一方面，他又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如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左恭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得此消息后，立即向上海党组织报告。上海党组织遂于1936年1月，介绍了一位称作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姓黄的同志给湛小岑。此人真名王绪祥，党内名字叫张子华，1930年入党。他在任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去陕北游击区巡视过工作，对陕北较熟悉。张子华和湛小岑交谈几次以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开始，曾养甫准备派一名中共的叛徒去，张子华立即表示反对。
　　此时，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随董健吾一起进入陕北苏区，当面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曾养甫等人的意向，所以张子华当时也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使者身份，进入陕北苏区的。
　　张子华和董健吾虽然同行，但党组织没有向董健吾交待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赴苏区的目的。所以待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博古立即单独接见张子华，听其口头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尤其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表示；并传递了国民党当时正在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动向。以后，张子华又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为了讨论与南京当局谈判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人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条件，并且就同南京政府联络、谈判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1936年4月，张子华返回上海。随即与曾养甫会面，提出要了解南京当局联共抗日的具体方案。湛小岑便手抄了一份南京当局的4条意见给张子华，但没有说明是南京方面的条件，只说是湛小岑自己的看法，供中共参考。
　　后来，张子华还多次同曾养甫和湛小岑见面，商谈国共两党高层之间进行具体谈判等问题；曾养甫还于1936年9月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后来他又向张子华表示：如周恩来不去广州，国民党派人去陕北。当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看到了张子华从广州带回的国民党答应的4个条件，以为南京方面有谈判诚意；同时也获悉蒋介石将于10月16日到西安，即命令正在西安的张子华同国民党方面交涉，拟安排周恩来到西安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后来因交涉没有成功，此举未能实现。
　　就是这样，当时蒋介石、宋子文等人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因此宋子文主持的（后期陈立夫也参与主持）国民党同共产党代表的接触和谈判，在当时也只是一种试探性质的接触，并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宋子文积极开展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活动，使得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突破了单纯在国外的单一渠道，而是在国内多方面展开了。通过国共两党代表们的接触和谈判，双方陈述了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互相传递了双方高层的意向。这样实际上为后来国共两党负责人的正式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
　　当宋子文将毛泽东的信转交蒋介石后，曾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兴趣。他立即任命陈果夫为国民党会谈代表，并立即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同年9月，毛泽东又电告西安的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会谈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会谈。
　　不管后来会谈如何，毕竟宋子文当初为联系国共双方的接触，付出了一定的艰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十二章 西安事变
　　1．兵谏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洛阳机场。
　　蒋介石在结束了“洛阳50祝寿”庆典活动后，于当日再度飞赴古都西安。时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于当日陪同蒋介石同机返回西安。本来，蒋夫人宋美龄也应陪伴丈夫同往西安的，只因那几日她身体不适，正欲赴上海治病，故蒋介石未允其与之同行。
　　张学良则是两日前自西安飞抵洛阳的。
　　张此次飞洛面见蒋介石，本是要向蒋说明西安情形紧急，恐生变故，并请蒋介石移驾古都临机处置的。不想见面后，两人话不投机，再度因为“剿共”抑或“抗日”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当时，张学良恳请蒋介石考虑停止“剿共”并同红军联合抗日，同时张还请求蒋介石释放刚刚在上海被捕的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孰料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一片忧国赤诚根本不买账，他声色俱厉地训斥张学良，当即令张学良十分难堪。尤其是蒋介石当着张的面仍顽固表示，他决不停止“剿共”，更令张学良齿冷心寒。那一日两人终致不欢而散。
　　当时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是太性急，是幼稚“无知”，是根本不能领会他蒋某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此前几天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慨叹道：
　　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其次之理，何其茫然，可叹。
　　蒋介石在日记中所谓的“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指的是同年  11月  27日张学良给他写的一封《请缨抗敌书》。当时张学良在书中写道：
　　……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受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摩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委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须喋陈。乃比大军调赴前线者，或已成行，或已到达，而宠命迄未下这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惊。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想，为国家尽一份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迫，造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来，对于个人或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委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前驱，成败利钝，因所不计。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已难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在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万余人，拥护委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
　　以上张学良这封可谓披肝沥胆的《请缨抗敌书》送至当时蒋介石在洛阳的行辕后，得到蒋的反应竟十分冷淡。蒋介石仅在张的《请缨抗敌书》上批了区区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当即搞得张学良是耸肩摊手哑然无语，可谓绝望已及。
　　尽管如此，当时蒋介石心下还是清楚地意识到，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东北军的动态，已不可等闲慢怠，掉以轻心。因为那一段时间里，戴笠的特务系统已不止一次地跟他汇报过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前线同中共的红军之间实际上的休战状态。虽然，蒋介石最初听了汇报后尚不以为然。他自信地以为，张学良暨东北军不过是因为东北家乡沦陷后的抗日复仇心切，为意气所动，才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但毕竟夜长梦多，蒋介石也担心拖延时日激出变故。所以这一次尽管同张学良又吵得挺凶，但他还是决定再度飞临西安古都，亲自出面安抚东北军和西北军，以求最终“统一军心”，完成他那蓄谋已久的反共大业。当时蒋介石的心情，在他赴西安前一日的日记中亦有所流露：
　　东北军之真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亦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
　　12月4日午后，蒋介石飞临古都西安。
　　那一日西安刚刚落过一场大雪，气温骤降。在凄紧的寒风中，蒋介石瞥见机场外面聚了一群东北军的年轻军官，正等着要跟他请愿呢。青年军官们的要求简明扼要，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即蒋介石心下不免一沉，似有一种不祥之感倏地掠过。尽管内心十分不快，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作为一世枭雄，应付这种场面对他还是不难的。当时蒋介石和缓下面孔，吩咐转告那些请愿军官：所有的意见可以通过他们的张学  良长官转呈给他。旋即蒋介石在张学良等人陪同下，驱车前往下榻地--临潼华清池。不过，坐到车里后，当着张学良的面蒋介石却变了脸色，他要求张学良严厉处分机场上那群请愿军官。在蒋介石看来，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动辄向上峰请愿简直是目无军纪，这是他蒋某人绝对不能容忍的。
　　临潼华清池，位于西安东郊的潼山脚下，系一千多年前唐朝皇帝李隆基恩宠贵妃杨玉环的风流所在。当年著名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有名句形容：“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就中可以想见，华清池的昔日荣华，是何等的空前绝后。
　　蒋介石此次飞抵西安后，立即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摊牌：要么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麾下的西北十七路军同意留在陕北继续“剿共”，要么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其军政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以及樊格甫、万耀煌等人，调集西安，召开西北“剿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旧调重弹，坚称其“剿匪已到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抗日请求，则再次诡称“时机尚不成熟”；并反复兜售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会上蒋介石还任命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立即调中央军嫡系部队计20个师约30万人进驻陕西。同时，为切断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红车的联系，蒋介石还调胡宗南的第一军向陕北靠拢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蒋介石的意图是，如能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进攻陕北红军当然最好；而万一张、杨不听招呼，则利用其中央军大军压境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出陕并分离，以期相机解决。可以说，当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之十七路军的本意，是包藏了一定的祸心的。
　　因此，对于蒋介石当时的这种倒行逆施的安排，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
　　本来，张学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来，屡屡被蒋捉弄带蒋受过，可说吃尽了蒋介石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苦头。尤其令张学良无法忍受的是，1935年秋他受蒋驱使，率部人陕北与红军作战以后，仅数月时间便损兵折将，致使东北军遭到沉重打击。而就当此际，一向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的蒋介石，不仅没有考虑给东北军弥补损失，反却授意何应钦取消了东北军被歼灭的部队番号。终于，张学良认识到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并开始迷途知返了。恰逢此时，毛泽东率周恩来等12位红军将领，发出了致张学良等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公开信。当时中共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东北军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内战首先在陕北前线、在东北军和红军之间打不下去了。
　　与此同时，亦在内战中苦苦寻求出路的驻西北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也在共产党员南汉高等人的影响下，开始积极主张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就这样，截至1936年春天，在陕北前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均已结束了同红军的对峙状态，并实际上建立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
　　前述情形也便就是蒋介石刚愎自用、尚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的危险处境。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再一次面见蒋介石，陈述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但面对张学良慷慨激昂以至痛哭流涕的最后诤谏，蒋介石竟半句也听不进去。最后，他居然拍起了桌子，大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并声称：“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至此，张学良原本对蒋残存的最后一点期望，也就彻底破灭了。恰巧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张学良更加悲愤莫名的事件。可以说，这件事是几天后爆发的“西安事变”的催化剂和直接导火索。
　　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游行示威。当时，示威的进步学生和广大群众徒步自西安市内向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进发，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答应抗日。蒋介石获知此事后，公然调动军队准备血腥镇压，并命令当时正在华清池的张学良“用武力制止”。鉴于情况万分危急，张学良立即驱车赶至十里铺拦阻游行队伍。当时在游行队伍中，有不少东北流亡学生，人们一见是张学良来了，竟情不自禁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让我们前进吧！”其情其景，甚是悲苦，当即感动得张学良热泪盈眶。他无比悲切地向示威学生劝道：
　　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张学良安抚回去了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后，旋于第二日又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作最后一次努力，但结果仍是不欢而散。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变本加厉，大动杀机。他严令张学良和杨虎城抓捕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
　　于是，西安这座处在极度忍耐之中的历史名城，仿佛一座行将爆发的火山一般，山雨欲来风满楼。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此时终于忍耐到了极限。激忿之中他们感到，是蒋介石把他们和东北军、西北军退到了悬崖尽头。不仁不义者，蒋介石是也。于是，一个酝酿心中已久的空前大胆的想法，被两位将军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
　　兵谏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新城大楼十七路军总部下达兵谏命令。旋即在张学良的侍卫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东北军的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卫队团迅速包围了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一时，骊山脚下枪声大作。蒋介石的卫队虽作了顽强抵抗，却终归寡不敌众，蒋介石的侄儿暨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以及20余名卫兵当场被击毙。蒋介石则在混战中仓皇出逃，但亦很快被孙铭九带人捕获，并押送至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绥靖主任公署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西安的随行大员陈诚、陈调元、蒋鼎文、蒋作宾、钱大钧、朱绍良、卫立煌、邵元冲、万耀煌等人，也在西安被张、杨所部软禁起来。其中，邵元冲因越窗出逃未遂，被击毙。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后来当蒋介石脱险之后，曾专门著了一部《西安半月记》。其本意当然是要为自己强词夺理并伪饰狼狈，但文中基本记述了当天蒋介石本人在华清池沦为阶下囚的具体经过。兹摘录如下，以立此存照：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两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日：“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日：“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日：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日：“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子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日：“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零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褪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旅长向余喟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是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之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
　　十时，抵新城大楼……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丸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1936年12月12日傍晚，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联名通电全国，申明“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理由，其电文内容大致如下：
　　“东北沦亡，时愈五载，国权凌辱，疆士日蹩，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我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前述电文内容，就是后来以“八大纲领”著称于世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大约与此同时，张、杨二位将军也将“西安兵谏”的情况及其“八大主张”，通报给了时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
　　同时，张学良还专门致电蒋夫人宋美龄，申明自己“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并请宋美龄放心，他绝不会加害蒋介石。
　　随即，张学良又召集“西北剿总”全体将领训话，陈明他与杨虎城此次发动“西安兵谏”的缘由。当时张学良情词恳切地讲道：
　　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近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的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
　　从前面张、杨二位将军一系列电文内容以及张学良的讲话内容来看，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的确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忠心耿耿，“可质天日”。然而，在当年那样一个黑白颠倒、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好人却实在是太难做了。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一片磊落和赤诚，蒋介石及其当时南京政府的众多宵小们，最初却作出了极其令人失望的反应。先是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份“遗嘱”，要张学良转交其夫人宋美龄。“遗嘱”中蒋介石写道：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以冯玉祥、孙科、李烈钩等人为一派，主张谈判解决西安发生的事变，并认为任何针对西安的军事行动，都可能首先危及蒋介石的生命。而另一派则以戴季陶、居正、吴稚辉、何应钦等人为主，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所谓的“叛逆”。当时，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最终还是主张“讨伐”的一派占了上风。最后，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张学良应先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委改为5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委。
　　五、军事委员会由委员长及常委负责。
　　六、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自12月13日开始，在何应钦力主下，南京政府开始调动军队准备西征。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并四处叫嚣“不惜玉石俱焚”也要“征讨”西安所谓的“叛逆”。同时，国民党空军亦开始在渭南、华县一带实施轰炸。不惟如此，南京政府当时还将发自西安的一切消息都封锁了，并唆使其御用宣传机构大肆制造谎言。于是，西安的真实情况被掩盖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八大救国主张”也鲜为人知，西安“兵谏”方面与南京政府之间，再度陷入僵局。一时间，中原大地密布战争阴云，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空前的战争威胁。
　　当此之际，力主和平的宋美龄及宋子文兄妹，相继返回了南京。
　　2．宋庆龄的最初斡旋
　　蒋介石西安被扣，全国人心大快，一时间许多地方群众上街游行庆祝。
　　多年来一直同蒋介石反动政策作着英勇斗争的宋庆龄，当时正在上海，但她的寓所立刻也成了紧连风暴的又一个中心。
　　当时，宋庆龄的外国朋友格雷尼奇和妻子格雷斯很快来到宋庆龄家里。他们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的战友，曾一起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迫害革命者的罪行作过英勇斗争；也因此受到过蒋介石的迫害，特别是几年前杨杏佛被暗杀，使他们共同遭受了极大的伤害。此时格雷尼奇兴奋地同宋庆龄谈论着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并且提议为此干一杯。宋庆龄欣然同意：“好，我们为此干一杯。不管下一步事态如何发展，这都是一件大好事。张学良和杨虎城舍得个人一身剐，把蒋介石抓起来，必能推动全国抗日大趋势的形成。”
　　而此时，蒋介石的心腹爪牙们，则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疯狂地要到处杀人，制造混乱。
　　一天，歹徒们给宋庆龄寄来了一封恐吓信，信里竟是几粒闪着寒光的子弹。
　　宋庆龄当即轻蔑地一笑：“流氓！”
　　女仆战战兢兢地问：“夫人，我们怎么办？”
　　宋庆龄昂起头道：“不必理它2 如果几粒子弹就能把人吓倒，蒋介石早当皇帝了，还会被抓起来？”
　　宋庆龄此刻的脑海里，正进行着一场也许是有生以来最激烈的思想斗争。
　　宋美龄又打来电话，哀求二姐无论如何帮助挽救丈夫蒋介石的生命。在电话里，宋美龄不禁声泪俱下。但究竟怎么办，她还一时拿不定主意。倒是后来宋美龄谈到南京的一些情况，引起了宋庆龄的深思。
　　电话中宋美龄说，南京政府要员们在商讨如何处置“西安事变”时，有人认为张、杨的主张有道理，表示赞成；甚至有人主张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应该考虑答应张、杨的八项要求。但也有一伙亲日派却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幌子，主张对张。杨进行武力讨伐，甚至派出飞机要去轰炸西安。这明明是要置委员长于死地，或者逼张、杨加害委员长，甚至可能让委员长死于自己空军的炸弹之下。当时宋美龄说，她曾痛斥那些主张讨伐的人，谁知那些以往在她面前像孙子一样乖的人，比如何应钦，眼下竟然翻脸无情，侮辱她头发长见识短，只知有丈夫不知有国家。真是世态炎凉呀！危难之际各种人的真面目都暴露出来了。倒是有些老蒋过去对不住的人，肯为他说话。宋美龄说，南京现在已乱成一锅粥，各种势力都在蠢蠢欲动，尤其是亲日派的行动令人担忧。宋美龄承认，要只从以往观点考虑，蒋介石的生死固不足惜；只怕蒋介石一死，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力量崛起，中国可就要亡于日本人之手了……
　　正是宋美龄讲到的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活动，引起宋庆龄的警觉。要说像蒋介石这样的人，其生也罢死也罢，本是无足轻重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虎视耽耽，随时都可能发动大规模侵略。要是蒋介石的生死问题被人用来做另外的文章，以此为借口挑动起中国军队内部的混乱和对抗，从而让异族的敌人尽得渔翁之利，那此时蒋介石就死得不是时候了，倒不如……
　　宋庆龄第一次感到，眼下这个问题竟如此令人头疼：感情、理智、姻亲、恩怨、民族、国家，纠纠缠缠，竟是那般地复杂和绞扯。
　　就在这时，宋庆龄收到第三国际的电报，电报中要求宋庆龄做工作，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虽然措词的语气令人难于接受，但宋庆龄结合宋美龄谈到的南京情况，猜想也许他们掌握国际间更多的情报。那么就不能让蒋介石一个人的死再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于是，宋庆龄在和中共中央联络后，渐渐定下心来。她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把以往的恩怨放下，自己出面进行斡旋以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机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宋庆龄在13日作出了去西安的决定。胡子婴听说宋庆龄要去西安，不免有些疑惑不解地问：“这个时候，夫人何必要亲自去西安呢？张、杨既然把蒋介石捉了起来，还处置不了他，还怕他跑了不成？”
　　“不，我到西安，是要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知道胡子婴刚才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
　　而胡子婴更奇怪了：“夫人一贯鄙视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百折不挠地同他斗争了10年，今天张学良把他抓起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夫人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反倒要去救他呢？”
　　“是的，为了营救‘七君子’，我要求张学良对蒋介石做工作，甚至也敦促他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张学良这样做，是符合我的本意的。但是现在情况又有些不同了，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正阴谋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如果现在张、杨二位将军杀了蒋介石，不但同红军的战斗不能停止，全国的军队都可能被卷人内战。那样，日本侵略者就会长驱直人。如果要付出那样的代价，现在杀一个蒋介石就不值得了。”
　　胡子婴终于明白了宋庆龄的良苦用心，她立即表示愿意随宋庆龄一同到西安去。
　　于是，她们先到了拉斐德路何香凝的住处，约何香凝一同前往西安。当时何香凝身体不适，正在床上休息。听了宋庆龄的介绍，她也马上表示不顾自己身体有病，要同宋庆龄一起前往。
　　从何香凝家回来，宋庆龄又安排胡子婴抓紧时间，趁银行打烊之前取出一笔款子，以备作路途之用。
　　一切都安排妥当，只等成行了。但不料当时南京政府中把持了实权的人却只愿派出轰炸西安的飞机，而不肯派出前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飞机。
　　结果，宋庆龄前往西安的斡旋最后没有成行，但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观点，当时已晓谕各方了。
　　3．蒋夫人痛斥何应钦
　　最初，南京政府得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时四方哗然。但很快，就有人哭有人笑，政府内一种暗隐的反蒋势力抬头，于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哭的哭不出声，笑的笑不出声；再加上街头谣言四起，当时简直是一塌糊涂。
　　事变爆发时，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等正在上海。
　　当天下午3点多钟，正在香港的宋子文从机要秘书手里，接到一份何应钦打来的绝密电报：“西安有兵变，委员长在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一个小时后，宋子文又接到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的绝密电话，转告了当天张学良致宋子文和孔祥熙电报的主要内容。
　　闻此消息，宋子文的心情极为紧张和沉重。
　　他为“兵谏”的突发感到震惊，也为蒋介石的安危而感到恐惧。虽然他与蒋介石有过恩恩怨怨，但共同利益还是把他们捆在一起。当时他考虑了好一会儿，才拨了一个电话告诉秘书，准备次日晨乘飞机回上海然后转南京。
　　那天，宋蔼龄也风风火火地跑来找孔祥熙。宋蔼龄手上拿着电报，看了一遍后也愣了神儿。片刻她才问道：“小妹知道了吗？”
　　“她的电报在我这儿，还不知道。”
　　“小妹要是知道了，会很伤心的。你要想好了办法以后，再告诉她。”宋蔼龄提醒道。
　　“是的，小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
　　“此事不能瞒她。”
　　“听说南京的情况很乱。”
　　“我知道了。这一切都要给小妹讲清楚。”
　　针对面前的复杂情况，当时夫妇两人又商量了一会儿。
　　当天傍晚，孔祥熙在宋蔼龄的伴同下，驱车直驶宋美龄住宅。
　　此刻，宋美龄正以航空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召集会议，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一事。当听到孔祥熙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时，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宋美龄顿时惊骇万分。当即宋蔼龄急忙上前劝慰。经过紧急商议，他们决定第二天清晨即返南京，并约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同行。
　　当天深夜，经过苦心斟酌，孔祥熙给张学良发出了事变爆发后的第一封电报：
　　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密。
　　顷由京中电话告知，吾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微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须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候明教。
　　弟孔样熙叩
　　这封电报，态度比较委婉，措辞比较谨慎，但却反映了宋氏姐妹和孔祥熙等人对事变的基本看法。
　　而此际在南京，对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来说，12月12日晚上也是一个紧张而恐惧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中央大员齐集何应钦的官邸，正召开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
　　会上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主张讨伐，有的坚决反对。不对，渐渐地讨伐派占了上风。
　　孙科讲道：“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有冯副委员长在此，应当请他表态。”
　　何应钦瞅了一眼冯玉祥摇头道：“当然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应当仔细商量再说。不过，以我之见，应该立派飞机去轰炸西安，以惩叛逆，这才是上策！”……正说话间，宋美龄等人一头闯了进来。
　　当即宋美龄哭着向何应钦问道：
　　“何总司令，一切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现在我来问你，你这样做是何用意？假使发动战争，你能善其后么？你能救出委员长的生命么？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你这样做简直是想谋害他！”
　　何应钦一听，脸色大变。
　　宋美龄扳着面孔继续讲道：“幸亏是你在领导……要是旁人，我一定当他是异党分子看待！何总司令，这是可以闹着玩的事么！一旦出了干系，连你也跑不了！”
　　当下何应钦一个劲儿搓手，皮笑肉不笑道：“那么照夫人的意思，应该……应该如何……”
　　“应该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你必须马上停止讨伐！你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把委员长救出来！而且要把他活着救出来……”
　　“夫人，”何应钦作为难状，同时也在推卸自己的责任：“讨伐这是会上大家通过的，不是一两个人的意思。”
　　“Damn！”宋美龄连英语骂人的话也急了出来：“要不，你就重新召开会议，我和子文、祥熙都出席！”她讲此话的弦外有音是：“免得让你为难。”
　　“不不不，”何应钦仍是一脸笑：“夫人不必劳驾。救出领袖，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他狡猾地试探道：“但今天已经通知20个师出发了！”
　　“20个师也得马上调回来！”宋美龄冷冷地说：“何总司令，你以为武力讨伐真有把握吗？你未免太乐观了！好多外国朋友告诉我，为这件事一旦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西北方面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和宁夏等各地的军事政治负责人，眼下都在相机而动；并且可以确定，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花气力帮助你发动战争……也许，到时候他们全会跑到张、杨那方面去！”
　　“这个……”何应钦讪讪答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研究过，戴笠那边可以派人前往各地设法收买……”
　　“收买？”宋美龄冷笑道：“别做梦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次冲突中扩充势力，谁给你收买！”
　　“是的，夫人。”在宋美龄的咄咄进逼面前，最后何应钦不得不软了下来：“那么照夫人的意思，现在我们应该先做些什么？”
　　“派人到西安去！”
　　“这怎么可以？”何应钦假装吃惊：“那不太危险了么？而且西安附近已经开始轰炸。”
　　“我说过我要你停止一切战争措施！”宋美龄气得拍起了桌子：“我明天便派端纳到洛阳，转赴西安。子文也去，我也要亲自去！”
　　“夫人”，何应钦劝道：“我看夫人就不必去了。冯焕章副委员长愿意代替委员长做人质，就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宋美龄说一不二。
　　“实在太危险，你的安全……”何应钦还没有讲完，宋美龄道：“告辞了！”说完她望了何应钦一眼，匆匆穿上皮大衣，戴上白手套，扭头就走。
　　会议至此不欢而散。
　　然而何应钦会后并没有理睬宋美龄的一番话，而是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向西安张杨方面动武。
　　当天夜里，宋美龄又气呼呼地找上门来。
　　“何总司令，你怎么又下令进攻了？你真的要存心谋害委员长么！”
　　何应钦正一肚子没有好气，见宋美龄三番五次责问，也不禁发起火来。只见他把桌上文件一推，也气哼哼说道：
　　“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国家大事？！”
　　宋美龄冷丁吃了一惊，一时倒没有了主意。她退后一步冷笑道：“好！我倒要看看我们的何敬之先生能耍出什么花招！”她眉间一抬：“我实话告诉你吧，委员长并没有给共产党杀死！张学良刚才还发给我一个电报，欢迎端纳到西安去！怎么样？他没有死，何先生失望了么？”说罢，宋美龄把电报在头顶一摇，又扭头就走。留给何应钦的，是一阵“得得得”的高跟皮鞋声。
　　何应钦却怔住了。怔了片刻，就见何应钦一个箭步抢出去，正好追上宋美龄钻进汽车。何应钦强颜欢笑，挥挥手道：“夫人，不送了。领袖很安全，这真是个好消息。”他话犹未尽，宋美龄的小车已经“呜”地开走了。
　　宋美龄回到自家官邸，端纳等人已在等候。当即宋美龄把皮手套一摔，自有侍卫上前帮她脱下大衣。只见她并不往沙发里躺，却走到写字台边，提起“三A”美式钢笔写了一封信。然后她挨着端纳坐下问道：“我写给委员长的，您以为把这封信放在身上不会有危险吗？”
　　端纳点点头：“绝对不会。我是张学良在东北时的顾问，私人关系不错。不过请夫人告诉我，您是怎样写的？当然我很清楚，夫人是这样聪明的一个人，信上不可能说些什么的。”
　　宋美龄点点头念道：
　　“汉卿等要求抗日，而我夫予以当面拒绝，确属不该，现在果然闹出事来，希望能圆满解决。端纳先生到后，请与他多面谈，他还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及子文等，不日也将离京飞秦，但应以端纳先生此行结果如何而定。至于南京，眼下南京是戏中有戏……”
　　“嗯嗯。”端纳点头道：“这封信写得很好，对于我一点危险都没有，而事实上您已经说了不少话，相信委员长一定会同我长谈的。”端纳伸出手同她握着：“那这样吧，我明天一早就走。从西安这两天情况看来，委员长的安全大概没有问题，夫人不必听信谣言了。”
　　宋美龄道：“这个眼下我倒很放心，如果他们已经杀死了他，绝对不会再要您这个外国人去的，这个我明白。我现在不过是担心飞机乱炸误事，担心军队开进去要出事！我一直有这个顾虑，顾虑委员长的生命倒不是结束在中共红军或者张、杨手下，而是结束在……”她一顿瞧着端纳：“您应该明白！”
　　“是的，夫人。”端纳吻着她的额角？“我明白，您放心！只要我一去这事情好办。我早已看清楚了，中共和红军根本没有参加这次兵变，问题远较南京的谣言简单。我去了！”
　　宋美龄点点头，伸出手去。端纳调侃道：“我去了，这是一件微妙的差使。”他指指自己的心口：“这是对我而言。”
　　宋美龄笑了。她在长窗边扶着绒窗帘目送端纳钻进汽车，却又见陈布雷拢着双手，匆匆来到客厅。
　　“陈先生，”倒是宋美龄先开口：“我看您面色不好，不舒服么？”陈布雷几次三番忍着眼泪，欠身答道：“夫人，您好！我是不舒服，接连两天没有睡着，失眠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呵！”宋美龄以为他有什么重大消息，见他这样说，也透了口气，接着往沙发上一坐：“陈先生在吃药么？”陈布雷连忙答道：“正在服用胚胎素。实在托福，这胚胎素效果不错。”接着他连忙问道：“夫人，西安方面有什么消息没有？”
　　宋美龄反问道：“西安情形还好，倒是您听到些什么了？这几天的谣言，简直是……”
　　陈布雷一拳擂到沙发上，愤愤地说道：“夫人，真是一言难尽啊！中政会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可是代秘书长恰好不在南京，一切会务等等，我不得不以副秘书长的身份处理。可是--难啊，中政会正副主席都不在时要不要开会？怎么开法？都得取决于几位院长，可是这几位院长往往甲是乙否，莫知所从！于院长闲云野鹤，从不问事；剩下戴、孙两位院长，意见往往不能一致。甚至有一次几乎动武……”
　　“唉！”宋美龄叹气道：“这真难为了您，那您这几天做了些什么呢？”
　　“我……”陈布雷揉揉心口：“我发动了报纸上的舆论，运用某方面的力量，在报上发表拥护中共讨逆立场；此外，我又同立夫、果夫和养甫联名试劝张学良；同时，我还代黄埔诸同志发出警告电文。”陈布雷说到这里有点头昏，脸色发白。
　　宋美龄立时吃了一惊，失声叫道：“侍卫官，陈先生有病，快送他去！”
　　陈布雷苦笑道：“不碍事！不碍事！”
　　宋美龄感到有些不耐烦，便下逐客令道：“既然没有什么大事，那就请陈先生回去休息吧！”
　　“不必不必，”陈布雷极力使自己镇静，恭恭敬敬立在一旁：“夫人，那布雷告辞了。现在我只有一句话奉告，这两天张季来找过我两次。他的消息不少，主要是说朝中有人主张讨伐，这回事有利有弊，但以委员长的安全为第一，望夫人镇静应付。此时此地，布雷实在无法作主。”说着，陈布雷的泪水夺眶而出：“夫人，布雷蒙介公垂青，万死不辞，无奈局势如此，使我悲伤！根据各方面的消息，张、杨和中共反而深明大义，这事情对外实在说不出口啊！”
　　“陈先生，”宋美龄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不是说何应钦别有阴谋？”
　　“夫人也知道了？”陈布雷大惊，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问道。
　　宋美龄笑道：“我早就看出来了，我明白！而且我已经请端纳先生带着我亲笔信明天一早飞赴洛阳，前往西安察看风声。何应钦的那点伎俩不会实现，大家尽可以放心。”
　　“夫人！”陈布雷顿时惊喜交加，涕泪纵横：“夫人真是了不起！布雷追随介公这么多年，里里外外，事无巨细，可说了如指掌。但这一次何敬之从中作梗，却使我毫无办法！”他边说边掏出一包安眠药片：“夫人，皇天在上，此心耿耿！如果介公有个三长两短，那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也预备吞服一大包安眠药片追随介公。如今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切又有了希望，布雷又有重生之感了！”说罢他把安眠药片往痰盂中一掷，长揖而别：“夫人，布雷告辞了。今晚毋需安眠药片，托福可以睡一大觉。明天当振作精神，指导宣传部工作。夫人如有见教，请随时指示。”说完，陈布雷竟喜孜孜地走了。
　　当时，宋美龄日夜为丈夫耽心，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她万万料不到已与自己疏于往来的二姐宋庆龄，却对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实在令她感激落泪。
　　12月13日宋庆龄用电话通知孙科，叫他准备飞机，她愿意偕何香凝一同飞往西安；劝说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当时，宋庆龄的这个举动，顿时给濒于死亡的姊妹之情带来了转机。
　　宋美龄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给居住在上海的二姐宋庆龄拨了个电话表示由衷的谢意。宋庆龄接到电话，也当即回电话让小妹不必着急。
　　1936年12月14日下午，端纳安全抵达西安。西安并不像他来前想象的那样可怕，到处是锣鼓喧天，且张学良亲往机场迎接了他。
　　当下二人暂短交谈一阵，张学良便带端纳去见蒋介石。
　　进屋后端纳直趋蒋介石，两人使劲握手。张学良立在一旁。寒暄之后，端纳连忙掏出钢笔拟了个电报，交给张学良道：“请你马上派人把这个电报发出去，希望今晚就能到达南京。”
　　“你这是……”蒋介石有些不解问道：“何必这么着急，我们还没有开始说话呢。”
　　端纳叹了口气道：“唉！委员长，说来话长。我这个电报是打给夫人的。我是受夫人的委托来的，上面只有一句话：‘我已经同委员长见过面了。’至于以后的电报，当然要我们商量后再发了。”蒋介石听了不禁一怔，问道：“难道……难道他们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吗？”
　　端纳尴尬地回答道：“总而言之，目前南京谣言满天飞，把西安说得一团糟，简直没法儿说了！”端纳随即从皮包里掏出宋美龄的亲笔信道：“委员长，夫人在南京一切安好，您别惦念。这是她给您的信。”蒋介石接过，忙不迭拆开，读到那句“现在南京是戏中有戏”时，蒋介石忍不住当着端纳和张学良的面竟咧嘴笑出声来。
　　“委员长，”端纳劝道：“现在一切都走上了正轨，不愉快的事情绝对不会有了。我先来报告前天的事，就是12日那天的情况……”于是端纳把南京政府尤其是何应钦如何主张讨伐轰炸西安的事说了一遍：“我同夫人的看法一样，这不是闹着玩的。但反对也没有奏效。倒是平素和您有矛盾的冯玉祥说了公正话，他大声疾呼反对动刀动枪。可是他手上没有权，也不能解决问题。谣言满天飞，没有人愿意来西安，愿意来的人何应钦又不让他来，于是我决定冒一次险。”端纳说罢长叹：“其中经过一言难尽，以后再说吧。我是先到达洛阳的，旋又接到张副司令的欢迎电报，今天便来到了。在洛阳时，我跟空军说过，如果你们一定轰炸西安，那么除了蒋委员长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端纳，而且夫人、宋子文和孔祥熙他们说不定这两天也要来。我说你们炸吧！空军们说，那怎么能炸西安？不过这是讨逆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此时蒋介石听得双目直瞪，眼睛里冒出火来：
　　“他们竟敢这样胡闹！”
　　“是啊！”端纳说，“自从前天出事以后，南京就千万百计使西安与南京之间的联系断绝，尽力不使全国民众获得这里的真相。譬如说，在夫人接到我刚才发出的电报之前，他们甚至还以为委员长已经死亡了呢”。
　　蒋介石忽地俯向书桌，半晌才又叹道：“汉卿只不过是想对我说话，有什么不可尽言的，却非要把我扣留起来，真是胡闹得岂有此理！”
　　张学良立刻把这几句话译为英语告诉端纳，端纳微笑道：“依我的看法，这几天是您最舒服的日子了，您不也是常常把人扣起来才对他们说话么？”
　　张闻言发笑，不愿意立即翻译给蒋介石听，端纳也尽管在笑。于是蒋介石追问：“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了？”
　　张学良只得说：“我不能把他的话译给委员长听，您将来回到南京再问他吧！”
　　“回南京？”蒋介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此话当真？”
　　“只要您答应一个条件，也就是两个字：：抗日！’明天早晨我就派飞机送您回南京！”
　　“啊！上帝！”端纳像放下千斤重担似的轻松起来：“我这一次西安之行，成绩太美满了！”他奔过去执着蒋介石的双手：“委员长，我给您道贺，毋须多久，我们就可以回南京去了！”
　　1936年12月22日下午4时，西安机场。
　　三架“福克”式飞机呼啸着急速下降并滑向跑道。
　　随即，在头戴皮帽的东北军士兵护送下，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行驱车径向蒋介石的居处驶来。
　　那两天，蒋介石心里有事睡不着觉。他惦记着南京的代表何时来，自己是否马上可以“脱险”？听端纳说，夫人也要来，子文也来，这些是真的吗？……正在一阵朦胧之中，隐约听到飞机声，他神经质地爬起来，小心翼翼地对着镜子整理一番，准备迎接夫人和其他代表的到来。
　　蒋介石伸长脖子望着，就听门前的汽车声震天价响，一连串“敬礼”的口令声中，张学良一马当先大步走进来，后面一位全身黑色装束的女人紧跟着--蒋夫人宋美龄真的来了。
　　当时就见宋美龄、端纳、蒋鼎文、张学良、宋子文等一个个跟着进来。只见宋美龄走在前面略一端详，见蒋介石气色还好，于是立时奔了过来道：“大令，伤在哪里？给我瞧瞧。”
　　蒋介石淡淡地答道：“还好，回去再找个大夫吧。”
　　“啊--”宋美龄立刻皱眉道：“没有大夫替你看伤吗？”
　　张学良连忙接过去道：“有的，夫人。大夫每天替委员长换药、打针。”
　　“那就好。”宋美龄立刻又笑起来：“我知道你们不会亏待他的。”她边说边要大家坐下，东指西点犹如一个主妇似的。此时就听蒋介石低声问道：“你来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不是个太平地方。”
　　“危险？”宋美龄耸肩摊手：“你不是更危险吗？可是你并没有少一条胳膊。”顿时室内响起一片低低的笑声。她再扭过头去问道：“大令，我这次来，你没想到吧？”
　　蒋介石微笑道：“我早知道了。”
　　“哦--”宋美龄一怔：“何敬之来过电报？”
　　蒋介石摇摇头：“今天早上做早祷，在耶里米亚第31章中说得明白，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
　　在座众人闻听一齐发出赞叹之声：“委座了不起，有先见之明！”
　　宋美龄瞅了一眼宋子文道：“瞧，有人还说他道行不深。今天你可亲耳听见的，他的确已经悟到了。”
　　这时，宋美龄把一个小东西放在蒋介石的手里。这东西很小，蒋介石握在手里，旋做出摸脸的姿势并顺势把手举到嘴边，然后把脸转向客人张嘴笑了起来。这是他没戴假牙出逃以。来的第一次微笑。原来，这一次来美龄带来了蒋介石备用的假牙。
　　稍坐片刻，张学良起身各辞。
　　于是蒋家夫妇同宋子文等人坐定，这才言归正传。首先由宋美龄把南京情形说了一遍，她在结束时说道：“我们今天在洛阳耽搁了一阵，已经命令空军千万不能轰炸西安，他们也答应了。陆军方面，眼下真正听从何敬之的也没有几个，他们还不致于发动大攻势。问题是夜长梦多，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西安返回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什么鬼。祥熙这一次本来也是要来的，考虑南京情况，决定让他在家里守摊子。”
　　“那政府的正式代表是不会来了？”蒋介石不免有点失望，他沉吟一会说：“不过你同子文两个也足以代表政府了。对日抗战我口头上已经答应，明天他们会召集会议的。你们在会上，算是见证人好了。旁的我看也不致于有什么问题。”
　　“那你不参加了？”宋子文问蒋介石。
　　“我不参加有不参加的好处。参加了，有些事情事后我就不好说话了，反倒不利。谈判桌上，原则是放人，其他的你们看着谈。”狡猾的蒋介石，此时已经在为其日后翻案用了心计。而且实际上，日后他果然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真的会放你么？”宋美龄问。
　　蒋介石自信地点点头。
　　“南京三番五次传说你已经死了。”
　　蒋介石苦笑，半晌他透口气道：“子文，据你看，明天我们答应了这些，还有没有问题？”
　　“从我来到这里的情况看，我想不会有问题的。”宋子文道。
　　“好，”蒋介石以拳击桌：“那我们首先商量一下，如果他们提出条件，我们应该答应到什么程度，怎么答应，由谁来答应？一切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
　　据有关史料记载：
　　周恩来当时于24日晚同蒋介石会晤，当场主要是周讲话。由于他们当年曾经在黄埔军校共事，周对蒋以“校长”相称。蒋介石后来提到这次会见时说，周恩来是他认识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后来，蒋介石还在另一场合感谢周恩来说：“你帮了我的忙。”蒋介石还提到周恩来当时为释放他而向西北军铁腕人物杨虎城说情，并且说服了杨虎城。当年周恩来就是以这种办法，拯救了蒋介石的生命。当然，周恩来是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策为前提才这样做的，即要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尽可能多吸收国民党右派参加。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当时只能争取蒋介石参加进来。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极其英明的决策。
　　周恩来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了如指掌，也给蒋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谈判犹如疾风暴雨般激烈地进行着，桌上桌下，白天黑夜……直到同年的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宋美龄与杨虎城和张学良之间，大体上才把蒋介石所答应的条件反复商量、斟酌完毕。当时宋家兄妹在谈判代表们面前无非是斩钉截铁地极力保证只要回到南京，一定可以使蒋介石实践诺言。而张、杨方面也讲得十分坦白，他们说并不是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侍候蒋介石已非一日，对他的诺言不敢轻信。即使张、杨能够信任蒋介石，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高级军官们也都在表示怀疑；他们甚至向张、杨二人血泪陈辞，说如果不是存心出卖他们这些弟兄，就应该同宋子文等谈个明白，然后再放人……
　　25日那天，宋美龄到底在西安过了半天的圣诞节。虽然没有盛大的宴会和众多的贵宾，但上帝对他们来家也不能说不够厚爱了。
　　而蒋介石听说谈判结束了，心中倒反而嘀咕起来。他不是怕西北方面不让他成行，而是怕南京方面如张学良那天晚上告诉他的：“随时随地可能要他的命。”
　　那天下午蒋介石看看表，低声向宋子文道：“你问问他们，这个时候起飞，有无危险？他们有无保证？”
　　宋子文皱眉答道：“人家还向我们要保证呢。吵了这好几天，好不容易解决了，现在你又向他们要保证，万一再拖上几日，又拖出变化来，你说合算么？”
　　“这个……”蒋介石想了想支吾道：“晤，这个么……”
　　正沉吟间，张学良前来请示道：
　　“报告委员长，今天下午汉卿送你们一起走。为了欢送委员长，已经备下酒席，请委座、夫人和子文先生赏光。”
　　顿时蒋介石一怔，好像怀疑自己听错了似的：“你也去？”
　　“对，我和你们一起飞南京。我和夫人已经说好了，为表示我的诚意和我的赤心！”张学良道。
　　“这个…酒席嘛……你就说我身体不好，谢了吧。”蒋介石推辞道：“下午就要走，我……”
　　“是啊，”宋美龄在旁也央求似的：“我恨不得马上就能上飞机，今天晚上的南京，不知有多热闹哟！”
　　当天下午3时许，沉寂多日的西安机场又喧闹起来。
　　当即蒋介石一行人匆匆忙忙走向飞机。
　　蒋介石瘫在机上特意准备的沙发里，思潮起伏。从12月12日到25日，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光，他曾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及一生的事业而忧心焦虑，如今总算可以透过一口气来了。
　　飞机迎着朔风行进在西北高原上，掠过崇高的秦岭，之后又迎来了巍峨的华山，紧接着伏牛山脉在望，渭水尽头的地面出现了巨蟒似的陇海铁路。眼前这些山川河流，乃至阳光云雾，不但引不起蒋介石的开阔之感，相反更使他感到不安。他默默地看了身旁的夫人宋美龄一眼。宋美龄此时正打开耳机听音乐。蒋介石不由得感慨起来：真是难得的第一夫人啊！是她平息了南京政府的内乱，也是她又一次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飞机在云层里穿行。宋美龄突然大声喊道：“我们不耽误回南京过新年哩！”
　　蒋介石终于也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对夫人说：“过新年，我送你一件最好的礼物！”
　　“什么礼物？”
　　“军事秘密。它的价值比生命更珍贵。”
　　“那是什么宝贝？”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礼物代表我的心呐。”
　　若干年后，蒋介石在私下会晤他的摘系官员时透露，在那次令人谈虎色变的“西安事变”中，是夫人给了他一条命。他和她没白做夫妻一场，并且他表示愿意来世再做夫妻。
　　4．子文内疚--蒋介石食言囚汉卿
　　当年南京的鸡鸣山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就坐落在这里。其环境幽雅，山高林密，人称避暑的好去处。
　　因为宋子文在西安以个人身份担保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就与宋子文一起居住在这里。
　　宋子文应该说是个有良心的人，虽到南京却始终惦记着自己在西安谈判时的承诺：一是答应西北军仍由张、杨负责指挥；二是张来南京5日即允其返回西安坐镇。
　　可是这些承诺在出尔反尔的蒋介石的眼里，却是一钱不值。
　　张学良一到鸡鸣山北极阁，军统特务便在这里层层设岗，把个偌大的北极阁与世隔绝起来。如其说是保护张学良的安全，不如说软禁他更好。
　　初来的几天，宋子文每天陪少帅下棋、玩麻将、打网球等，有时还陪他一起接待来客。
　　此时，西安方面要求蒋介石和宋子文兑现诺言，立即放张学良回西安主政。消息见诸报端，令宋子文心中十分不安。而蒋介石当时要求宋子文办的第一件事，却是示意张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示。张学良为了早日回到西安，立即写了一封向蒋介石请罪的信，信中表示：
　　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
　　殊不知这是蒋介石玩弄的鬼把戏。当下蒋介石假惺惺地在张信的批语中写道：
　　“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然后他将信转给国民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以表明他不计前仇的大度。
　　张学良来南京第二天，蒋介石便对宋子文提出，要他尽快派人与西安方面联系，索还张、杨扣留的50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余事再说。
　　宋子文立即照办。12月28日他召来阎宝航并作了交待：
　　“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了。”
　　“什么时候去？”
　　宋子文说：“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飞机，明天你就动身。”
　　“遵命。”
　　于是阎宝航于12月29日由上海飞往西安。
　　在西安，阎宝航受到了杨虎城等人的热情接待。
　　当即杨虎城问：“弟来何事？”
　　阎宝航答：“受蒋夫人、宋主任、张副司令员之命，特来此交涉那50架飞机和人员返回南京一事。”
　　说着他呈上了张学良的亲笔信。
　　“那张副司令呢？”杨虎城立即追问。
　　“情况不会有变。宋主任来前特意交待，几日内必回西安。请杨主任及东北军全体官兵不必过虑。”
　　“既然张副司令有命，飞机和人员的事情我们立即照办。”杨虎城又道：“不过，国共两党的共同抗日问题，还请转告委员长尽快落实。国难当头，不可有误。”
　　接着西北的将领又反复向阎宝航进谏，托他力促政府兑现诺言，免得夜长梦多，失去人心。
　　阎宝航当场保证：“不是签发声明了吗，我回去可以再向上峰汇报，决不贪污。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一同带回去。”
　　杨虎城说：“军中无主就要乱套，尽快让汉卿提前回来。”
　　就这样，阎定航顺利索回了被扣的飞机和人员，返回南京向宋子文复了命。
　　可是就在阎宝航去西安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了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由李烈钧任审判长。
　　宋子文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他多次向李烈钧详细询问此案的意见，并且一再流露出“请求为张缓颊”的意思。
　　12月31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10年”。继而，蒋介石又提出“请求特赦”。最后，国民党宣布“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当时只这一纸“特赦令”，从此使张学良将军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遭到长期监禁！
　　宋子文此后三番五次地向蒋介石请求尽快释放张学良，结果却遭了蒋介石的白眼，令他十分伤心。
　　于是，宋子文无法向西北军和东北军官兵交待，亦无法向全国人民交待，无法向老朋友杨虎城将军交待，更无颜再见到张学良。最后宋子文无法在南京住下去了，便托故悄悄地离开了北极阁，怀着愧疚到上海住处办公。
　　据说，当年阎宝航完成赴西安的使命后，回南京向宋子文复命。谁知宋子文当下脸色极不好看，他无可奈何地对阎宝航说：“委员长变卦了，不肯放张，我再三请谏也无用。这让我也无脸再见少帅了。”
　　“可人员和飞机已经放回来了。这不是……杨将军又被我们骗了吗？今后我们还怎么出去办事呀！”阎宝航顿时有些牢骚。
　　接着阎宝航又一五一十地向宋子文反映了西安方面迅速恢复张学良行动自由的强烈要求。末了他又问“难道没有补救的办法吗？”
　　宋子文沉思了一会儿对阎宝航说：“有。你可以去奉化和蒋委员长面谈。”
　　当即不容阎宝航分说，宋子文便操起电话，直接接通了小妹宋美龄的专线。两人说了一阵，再加上宋做工作，蒋夫人便同意间空航去奉化见蒋介石。
　　阎宝航立即表示为难道：“我一个人去怕是不好吧。人微言轻的，恐怕起不到什么作用。再说你们对此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更不应推卸不管，还是善始善终好。”
　　“那就请李石曾出山，陪你去一趟吧。”接着宋子文又用电话邀来了李石曾老先生。
　　李石曾开门见山道；“此事重大。我陪没问题，只怕是也完不成任务，还是子文和我们一起去。边鼓我们来敲，戏你来唱。”
　　于是宋子文一行来到了奉化。
　　当时蒋介石为何在奉化而不在南京呢？这里需作一个交待。蒋介石从西安回来后，为表明他对“西安事变”应付的责任，遂于 1936年12月29日向国民党中央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后经国民党中央加以慰留，并给其一个月的时间回奉化疗养，蒋介石便携夫人回到了家乡奉化。
　　当时正处在休养中的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召见宋子文一行。于是宋子文等人只好住在武陵中学耐心等待，这使宋子文很是心烦。当天晚上，宋子文趁阎宝航和李石曾二位不在之际，偷偷给小妹宋美龄挂了个电话。
　　宋美龄说：“委员长情绪不正常，很烦。我也给他说了几遍，他就是不回话。我看他的意思是不想见你们。”
　　“原来是这样。”宋子文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第二天，仍要面子的宋子文在餐桌上对阎、李二位说：“阎先生，上海那边还有事务，我不能在这里多等。你和李石老在这里暂候吧。我要先回上海，回头必要时我再来。”
　　阎宝航感到不解地说：“这叫什么事，没见到委员长你就要往回走？”
　　“让他回去吧。”李石曾向阎宝航使眼色道。因为李石曾此时已经知道蒋介石并不想见他们。
　　宋子文走后没几天，蒋公馆便来了电话，要李石曾马上去面见委员长。
　　于是李石曾连忙赶到蒋公馆，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假惺惺地表示说：“西安事变后的善后工作要做好，这是一个信誉。”
　　“是的。西安方面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不知委员长有何安排？”李石曾委婉问道。
　　“我想请汉卿到雪窦山来玩几天，这里风光很美。”蒋介石道：“请你回去把他请过来吧。”
　　“好。
　　就这样张学良又由南京转移到奉化。名日游山玩水，实则是“严加管束”。
　　后来，李石曾回到上海向宋子文汇报时叹气道；“看来张学良难回西安了。”
　　宋子文则更是叹气：“没有想到竟是这么个结果。”
　　过了好一阵子，宋子文又问：“委员长没提别的事吗？”实际宋子文问的是在西安晤谈时蒋许诺的“改组政府”一事。当时，蒋介石答应由宋子文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
　　李石曾摇摇头说：“没有提到。”
　　宋子文失望极了，但对蒋介石亦毫无办法。
　　在张学良被国的最初日子里，宋子文还断不了到张学良的囚禁之地走走转转，陪张说说话。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都不乏恻隐之心，他们经常去给张学良送些日用品和名烟名茶之类。
　　那是1937年暮春一天，两辆桥车迎着落日的晚霞，向层林尽染的雪窦山爬去，路显得越来越陡……
　　这是宋子文和宋子良在参加了蒋介石亡兄的丧礼后，经宋子文提议，兄弟二人特意来雪窦山看望少帅张学良的。为争取释放张学良，当时宋子文已与蒋介石搞得很僵。
　　当天，宋子文的卫士段汉斌亲眼目睹了这次会面。事后段记录如下：
　　宋子文、宋子良吃完午饭后，在蒋家派的一位向导带领下，弃车步行10余里，到奉化天目山的一座石刹里去看张学良。这座石刹据说是奉化最大的庙，光和尚就有20余人。古刹左侧有三间青砖造的瓦房，是蒋介石专门为囚禁张学良而指令军统特务建造起来的。
　　宋子文一行来到古刹后，军统局的监视人员便把宋子文、宋子良带到屋子里面去了，几名卫士则在外面等候。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张学良送宋子文、宋子良兄弟俩出来。只见张学良身体十分瘦弱，面容憔悴。张学良与宋子文分别时，咽喉哽塞，两眼泪汪汪的。宋子文也潜然泪下，跟随在张学良身后的赵四小姐更是泣不成声。
　　过了不久，宋子文再次来到溪口。张学良陪宋子文游览雪窦山，俩人谈话非常随便，话题也很多，谈兴极浓。宋子文还在山上住了一夜，与张学良抵足长谈至深夜。次日晨，宋子文下山时，张学良仍与宋子文依依不舍……
　　对于蒋介石囚禁张学良，宋子文当年是十分气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宋子文曾对其亲信说：“蒋介石对张学良这样处置太糟了。我苦谏几次，他都不听，真叫人伤心。”
　　当时宋子文曾对张学良讲：“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然而，“休息几年”完全是个骗局！张学良将军长期遭到监禁，一直处在特务们的严密控制之下。
　　后来，他们又把张学良转移到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和沉陵、贵州修文和桐梓等地。
　　5年后的一天，被囚禁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张学良因患急性盲肠炎后转为腹膜炎，不得已开刀切除了阑尾。
　　此时宋子文尚在美国未回，戴笠便向在美国的宋子文报告了这一情况。
　　翌日，宋子文复电戴笠道：
　　汉卿割治经过良好，甚慰。务请逐日电示病情，并祈饬属慎护为祷！同日，宋子文又致电张学良慰问，其电云：
　　顷间兄患盲肠炎，割治经过良好，稍慰悬念。尚祈格外珍已。已请雨农逐日电告夫人，恐焦念过度，有碍健康。
　　当时张夫人于凤至身体状况极为不好。张学良被囚禁后，即由于风至相伴，流转各地。不久于风至积郁成疾，患乳腺癌赴美就医。当时，宋子文是不敢将于凤至病情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的。这也说明宋子文对张学良一家是深表同情的。
　　尔后，宋子文要戴“逐日电示病情”，戴笠自然领会。也是那一年的7月17日，戴笠由贵阳致电宋子文：
　　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
　　晚笠。贵阳叩。
　　其实，当时张学良的病并未“平复”，而是日益恶化。后来迫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同年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电宋子文，又报告说：“汉卿先生创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的病，动了两次手术，拖了好几个月。宋子文似乎也有点着急。1942年1月26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兄病况，盼示。”短短六个字，流露出宋子文对张学良的关切之心。
　　说来祸不单行。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张学良的一家在张学良患病期间，其长子在伦敦也患了精神疾病。当时于凤至致函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给以照顾，而顾维钧竟不复电。
　　8月20日，宋子文致电顾维钧：
　　汉卿长公子马丁，入牛津精神病院。其弟在伦敦，请询病状，可送美否？请复示。
　　22日，顾维钧复电宋子文，表示不同意送张学良长子赴美医治。顾维钧称：
　　马丁在医院，一时尚不能出。医曾证明，有精神病，恐到美不便。其弟在飞机厂事忙，昨甫获晤。彼以暂留就医为宜，并拟辞去飞机任务，可专照顾乃兄。倘在美预为商治，特许登岸，彼当伴送。汉卿夫人函迟为复，祈代致歉，容另告。
　　当时，于凤至夫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因此，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女儿商量后，决定马丁生病一事暂对于凤至保密。
　　11月12日，宋子文致电戴笠：
　　汉卿长子，入伦敦神经病院。因张夫人病，迄未复元，商得其女同意，暂不转达。闻汉卿现在重庆，不知确否？近体如何？请兄将此事，先告知四小姐，酌量情形通知汉卿，其夫人心神亦颇瞥乱，最好有一信来，以资安慰，盼复示。
　　当时宋子文既要关注在重庆被关押的张学良，又对曾经同宋美龄结拜过姐妹的于风至极为怜悯。而目睹张学良一家如此的悲惨境况，宋子文心中大概总有些不安吧。
　　同年12月4日，张学良的女儿结婚。宋子文特地于3日致电戴笠，请他转告张学良。电文说：“汉卿女子函告，得母同意，于本月4日与陶鹏飞君结婚，请便中转达。”由于此电是经戴笠之手转达，戴笠是否及时告诉张学良，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1946年11月，蒋介石密令特务将张学良押赴台湾。
　　结果，当年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所说的“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以及答应“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等条件，最后完全成了空话。
　　当年蒋介石在软禁了张学良将军以后，又逼令杨虎城辞职“出洋考察”。实际上，后来杨虎城将军的结局比张学良更惨。
　　1937年3月，宋子文对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虎城将军见面，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要提是蒋要见；并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李志刚将此番话转达给杨虎城，杨虎城听后并未理睬。后来，顾祝同也讲出了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于是同意与蒋见面。
　　同年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晋见蒋介石。宋子文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在同杨虎城谈话中首先自我吹嘘一番。他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蒋介石虚情假意，企图麻痹杨虎城。
　　接着，蒋介石又居心叵测地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介石的亲信），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日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可以说这才是蒋介石会见杨虎城的主要目的，他是企图通过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来解除杨虎城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控制，进而达到迫害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罪恶目的。
　　其实，杨虎城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对他下毒手的，只好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但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并未准备“出国”。他认为，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必出国，而可以直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当时为了敦促杨虎城出国，在蒋介石授意下宋子文对李志刚说：“这是最轻的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宋还要李志刚向杨虎城详加解释。
　　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他在上海西爱成思路宋子文公馆住了一段时间，并在宋子文帮助下办理了出国手续。
　　同年6月29日，杨虎城将军一行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出国。在杨虎城出国考察期间，宋子文一直同杨虎城保持着通信联系，并向杨虎城通告国内的形势和南京政府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后，宋子文于同年7月10日和11日，接连自上海致电杨虎城。其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接到第二封电报后，杨虎城经过一番考虑，回电宋子文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近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为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蒋介石）。”同时，杨虎城还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抗敌。
　　1937年7月14日，宋子文致电刚刚抵达旧金山的杨虎城，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看完宋子文的电报，当时杨虎城沉默了，且十分不快。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杨虎城于7月16日专电南京政府，再次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杀敌。另外他又致电宋子文，表明决心，希望宋子文能在旁促成。
　　于是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不料蒋的态度却十分生硬。
　　最后，杨虎城终于在宋的允许下，回到香港。当即宋子文前往看望了杨虎城，并交给他一张从香港至长沙的飞机票，说蒋要他在长沙待命。同时杨亦收到戴笠的电报，约杨先至长沙一同赴赣。
　　而当杨好不容易赶到南昌时，戴笠告诉他：“委员长刚走，要你到武汉相见。”杨虎城信以为真，又赶到了武汉。不料闻说蒋委员长此时又到了南昌，并再次要他去南昌面见。这实际上是蒋介石压根就不想见杨虎城，而故意布置的一种包藏了祸心的阴谋。
　　后来不久，杨虎城便被长期监禁起来，先后由长沙后转移到益阳、贵州息烽山以及四川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6日，就当中国大陆解放前夕，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的军统特务于中美合作所内秘密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杨虎城的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夫妇及儿子。而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则在长期的折磨后于1947年逝世。
　　第十三章 国难当头
　　1．宋家兄妹在抗战之初
　　当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停止了内战。并且国共双方发现，他们实际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对待侵略者的问题上。当时双方还默认，其他问题可以留等日本侵略问题解决后，再行解决。
　　如果现在回想一下“西安事变”后的几个月中，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态度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尽管当时南京政府表面上似乎还在大肆攻击红军，但背地里却答应了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条件；而共产党也同意改变红军的名称，于是抗日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红军同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当时，汪精卫曾说，中国的未来纲领就是收复失地。而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亦被派常驻南京，且国民党的一位领导人也奉命常驻西安。就这样，当年发生在陕西的“未遂兵变”消弥了10年的内战。而此前已向中国开了第一枪的日本侵略者，彼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当时全世界都知道，东京从情感上顽固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而当日本人看到邻国--中国越来越靠近那些危险思想发展地的俄国时，不由得感到恐惧：一旦最后的内战一经消除，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无比。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日本报界虽没有直言，但从报纸不断呼吁政府反共的叫嚣中，却可略见一斑。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会久远了，这一点当时日本人明白；蒋介石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也明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宣告中共和国民党之间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成立。然而，当此中国的“两双铁拳”紧紧握在一起、枪口一致对外的关头，日本军国主义者却仍未停止其侵略扩张的步伐。
　　当时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和日本。他们密切关注着战争的动向。
　　可以说，日本觊觎中国的领土由来已久。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后，它就像一个战争狂人，继续又向中国华北及其沿海一线不停地侵扰蚕食着。等到1937年7至8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先在北京西郊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继而又把战火烧到东面沿海，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并疯狂地叫嚣3个月内要灭亡中国！
　　于是，在日本这个战争疯子面前，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终于觉醒并且奋起了。由此，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战幕随之也拉开了。
　　1937年8月13日，黎明时分，日军突然开始了对大上海的狂轰滥炸。
　　几十架日本飞机突然从黄浦江畔窜人上海市区，当时就见这些飞机鬼怪般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与此同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巡洋舰也一齐开炮。顷刻之间，繁华的上海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大上海的天空，顿成一片燃烧的天空。
　　上海是南京政府的屏障，一但失守将意味着什么？当时人们心里十分清楚。于是，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去支援前线。
　　人们勇敢的呼喊声压倒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利的爆炸声。几艘冒险驶人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河里。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刚从水里冒出头来，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块砸成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但日本侵略军更加疯狂了。
　　一时，从日军巡洋舰“出云”和“川内”号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见人就往下撂炸弹，见工事就往下扫机枪。顿时，苏州河岸上蹿起更多的火苗，并四下蔓延着；烧得枯焦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着……
　　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空军，因而也没有制空权，致使众多的上海军民无处藏身一般，惨遭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上海抗战呼唤着中国空军的到来。
　　航空委员会的办公厅设在古木参天的孝陵卫的一幢别墅里。此刻，古色古香的别墅里，圆形的会议桌上，放着一叠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桌子周围坐着主抓空军工作的要员，他们的眼睑因熬夜而显得浮肿。房间里充满了烟味，连主持会议的空军总指挥周至柔都有些受不了了。他站起身来，拉开黑色的防空窗帘，推开了一扇窗户。他发现，东方已现微微曙光。
　　由于国防落后，中国空军在30年代初期方才筹建，从黄埔军校六期学员中挑选了一小批人在南京成立航空班，并在军政部下面设置了航空署。直到抗战爆发前一年，才成立了航空委员会。
　　当时，若不是第一夫人宋美龄自愿献身于航空事业，并四处奔走，呼吁各国援助飞机和航空设备，中国的航空事业还不知要落后多少年。这些事情，都是到会者有目共睹的。眼下，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虽说在航空委员会注册的各种杂牌飞机有500架，但由于作战频繁，其实真正可供作战的当时尚不足百架，许多飞机早已毁坏却未注销。因此，每次航空委员会例会，大家都一筹莫展，拿不出一个切实的方案来。在目前，空军只能零星地派一些飞机去上海作战，勉强能解前方的燃眉之急。
　　如今又是这样，讨论了大半夜，在座者却一筹莫展。主持会议的周至柔一想到天亮后宋美龄就要听汇报，便如坐针毡一般。他不得不点名叫下属发言了。
　　“邦初，”周至柔招呼说：“你是航空界的元老，对空军的状况了如指掌。我猜想你对目前这种局面会有些新的想法的。”
　　“你要我直说出来吗？”当时任空军副总指挥兼侦察机司令的毛邦初疲惫不堪，用干涩的嗓音问道。
　　周至柔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那好！”毛邦初挺起腰板，用手指弹去桌面上的烟灰：“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个仗不好打，今天损失3架飞机，明天损失5架，总有一天咱们那点飞机都得报销。倘若近期内再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我看这个空军总指挥部就得关门大吉。”
　　“还要糟些哩，”参谋长张有谷插话说：“你们不妨设想一下，等抗战结束，民众知道飞机都在我们手里玩光了，航空委员会的大门前还不闹翻天？我看咱们还是预先准备证词吧，到时好上法庭开脱罪责。”
　　周至柔沉下脸：“诸位，你我都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绝对服从。上峰叫咱们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我会把问题向宋秘书长汇报的，但今天还是研讨一下援沪的作战方案吧。”
　　“得啦，饶了我们吧。”毛邦初从桌旁站起来，替自己换了一杯热茶，不无烦躁地抱怨说：“别冲我们发脾气，总指挥。我只是希望你睁开眼睛，注意一下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飞机可派的困境。”
　　周至柔坐在那里默然无语。
　　毛邦初却兴犹未尽，一个劲儿接着往下讲：“空军缺少经费，零配件供应不足，航校招收学员太少，飞机的机种格外陈旧过时……。”他一口气说出了空军当前存在的十几个棘手的问题。
　　这时，值班参谋走进来，又呈上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文：上海守军要求空军火速增援。
　　周至柔无力地放下电文，用手揉着两侧的太阳穴。
　　窗外传来凄厉的警报声，南京城也开始遭到日军轰炸机的空袭；连孝陵卫的松林，日军轰炸机也丢下了几颗炸弹，瞬间腾起摇曳不定的火光。隔窗望去，那颤动的火光显得缄默而愤怒。航空委员会的官员们不再讲话了，茫然若失地注视着窗外燃烧的天空。
　　“宋秘书长到！”随着卫士的通报，时任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走进了会议室。在她的身后，簇拥着好几位新近聘来的美国空军顾问。他们分别是陈纳德中校、艾利逊中校、希尔中校和阿康纳少校等。
　　今天，宋美龄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单旗袍，领口处那该别领花的地方，端正地别了一枚孔雀蓝色的空军徽章。就见她笑容满面，袅袅婷婷地走到会议桌旁，放下系在腕上的小黑皮包。连日的愁云竟从她脸上一扫而光。
　　宋美龄作为秘书长，她是深知空军的实情的。今天虽然她没有到会，但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听腻了。说来她也是个务实派，当时她有这样的信条：光说不做，等于白说；说的漂亮不如做的漂亮。为此，在走马上任那一天起，她已把空军的首当其冲并需要着手解决的13个问题，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列出，分别记到她那小本子上了，并且全是英文写的。不过，解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得有一个过程，但这过程又不能太长。为此，她从“西安事变”后，曾有一段时间里起早忙夜，废寝忘食；尤其是近一个时期，战争迫在眉睫，她一再叮嘱自己加快办事效率。当时，宋美龄把对丈夫蒋介石的忠贞和对事业的忠诚联系起来，并表现在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她想，难道当今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么？笔者在翻阅资料查找这段史实时，曾深深被宋美龄的那种忠诚和勤勉所打动。
　　“这是杭州发来的电报，杭州也遭日军空袭。”宋美龄把电文工工整整放在圆桌上，等大家就位后，抬腕看表又道：“会议是夜间2点开始的，到现在已是7点，整整5个小时了，方案拿出来没有？我的总指挥！”
　　“这…这……”周至柔有些难言之苦。但眼下，他只得逢场作戏，便又说道：“大家提了很多方案，意见不统一。赶好秘书长来了，不然我们还要请您哩。空军详情您最了解，大家想听听您的见议。”
　　“嗅！弄了半天你们连方案也没拿出来。基于现实，没有好的方案，怕也有差的方案吧。大敌当前，十万火急。不拿出个方案，会让人家说我们航空委员会这帮人只会吃干饭。你们说是不是？”宋美龄显然有些不满意了。
　　“宋秘书长已经说了，把你们的方案和意见都说出来，好不好？”周至柔顿时有些尴尬。
　　又是一阵沉默。
　　“刚才，你们还一个个慷慨激昂。现在让你们发言，你们却鸦雀无声了。”周至柔又引导道。弦外之音，亦表示对他的属下们刚才的发言不甚满意。
　　仍是一阵沉默。
　　“夫人，我不说，您心里也最清楚。咱们航空委员会有多少架能用的飞机，您不会忘记吧！”终于，毛邦初呷一口茶，润了一下喉咙，以空军元老身份自居，率先向宋美龄提出了质问。他本想用“秘书长”一词敬称，不料话到嘴边却成了“夫人”。
　　“邦初，我一向尊敬您这位元老。不过，今天您首先质问我，我并不怪您。因为这里确有我的责任。不过，难道没有诸位在坐的责任吗？我知道现在我们空军正处于起步阶段，百废待兴，困难不少。难道我们就被这些困难吓倒吗？对待困难的态度，应有两种，正确态度是要正视现实，空谈当不了饭吃，所以要勇于克服困难。然而，我看我们飞机装备的陈旧，却远远领先于我们思想的陈旧。”宋美龄尽量克制着自己，把语气变得平缓一些。
　　“有些问题夫人您作为秘书长，不是不知道。关于书面报告，我们哪一年没有向上峰报告。可是又有什么用？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空军只不过是检阅时的仪仗队。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一点准备都没有。”毛邦初仍据理不让。
　　“邦初，你目前要我怎么办？请您把气话全说出来，好不好？”宋美龄心平气和。
　　“说出来就说出来。”毛邦初倒是痛快人：“别的问题不谈，现今当务之急是缺能用的飞机。我们也知道政府的困难，不要多，按咱们航空委员会年初报告的数字落实，100架好不好？有了这些飞机，我愿请命带机作战。”
　　当时在座的各位无不佩服毛邦初的这种胆魄。因为他将了夫人一军。大家憋了一夜的闷气，这会儿感到痛快了。
　　“在座的各位不包括邦初，你们也说说。”宋美龄用她那敏锐的目光扫了一周说。
　　“邦初的意见也是我们的意见。”张有谷道。
　　“有了100架飞机，日军轰炸我们，我们也可以去轰炸他们。”程烈也应声附和。
　　“大家没有要说的了吧？如果想说还可以再说。如果没有了，我可说话啦。不过，我希望我讲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断我。”宋美龄强调了一句。
　　“大家没什么再说的啦，请宋秘书长指示吧。”主持会议的周至柔征求一下意见后，把脸转向宋美龄道。
　　“今天的会开得不错，要说没有方案也不是真的。你们的意见很一致，怎么说不一致呢？”宋美龄把水杯放下，欠了欠身子道：“大家不是要补充100架能作战的飞机吗？这个工作我已经替诸位在座的想到了，并且也做好了。现在我可以正式告诉大家，这100架飞机和2000万美元的巨款，我已经筹来了。而且，已经和美国政府签订了合同，在座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诸位战友可以作证。”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一时愕然。
　　说起这批飞机和筹款，首先还应该归功于宋美龄的胞兄--宋子文在美国周旋的功劳。
　　众人皆知，宋子文是一个抗日派。
　　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即呼吁国际同情中国抗战，并亲自担任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宋氏三姐妹也都参加了此项工作。当时宋子文四处奔走，大声呼号，加强与世界各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的组织和人士联系，并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牵线搭桥的工作。1936年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为了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势力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国内广大的民众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日寇侵略的运动，中国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也于 1938年1月23日在汉口开会成立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并选出宋庆龄、毛泽东、宋子文等72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朱家骅、周恩来、董必武等129人为分会理事，并决定派宋庆龄、胡适、吴玉章等19人出席当年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精采动人的演说，并受到国际人士的关注。当时她在会上引用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空中优势，对中国实行疯狂轰炸的事实--据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统计资料，自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日军对中国江苏、浙江等16个省257个城市以及18条交通线总计共  275处，出动飞机16710架次，进行了2472次轰炸，共计投弹33192枚，炸死中国军民16532人，炸伤21752人；此外还炸死当时在华的外国人77人，伤25人。1938年6月以后，日军飞机又连续轰炸了广州等中国的空中不设防城市。这些事实，当即引起了全世界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致谴责。
　　当年政治把宋氏姐弟分开，而此时政治又使宋氏姐弟团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后，为了共同的一个目标，宋氏姐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首先，他们在武汉组织开展了国际宣传周。计有宗教、妇女、青年、农工、商人、文化、儿童等各界数十万群众，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其次是向世界人民揭露日寇罪行。为了揭露日寇的罪行，1938年7月22日，蒋介石也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谴责日军飞机轰炸广州及其他城市。当时他呼吁大会采取措施，“保卫老弱与非武装平民之安全，并促进国际间之和平与秩序”。同日，宋子文、邵力子也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正、副会长名义致电世界反轰炸大会，要求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制止日军暴行。当时，宋氏三姐妹也利用大功率电台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发出呼吁。
　　当时，宋子文、邵力子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8年7月24日，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通过了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之决议，强烈呼吁各国对日军轰炸加以制止；并主张按国际公约援助中国，抵制日货及停止以军火供应日本；同时亦反对与中国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相抵触的任何解决中日战事的办法。
　　与此同时，宋子文等人还创办了《反侵略》周刊，集中载文介绍和论述世界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情况，特别是中国战场上的最新态势。该周刊第一卷第二期刊载了冯玉祥将军的《为国际反侵略运动打先锋》一文，文中热情歌颂中国人民一年多来英勇斗争做出巨大牺牲的事迹。这些在当时对动员中国民众坚定胜利信念均起了积极影响，并推动了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
　　1938年6月，宋庆龄、宋蔼龄和尼赫鲁、罗伯逊、冯玉祥等中外著名人士联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该同盟旨在鼓励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进一步以医药、救济物资支援中国抗战。宋庆龄亲自担任主席，廖承志为秘书长、廖梦醒为办公所主任、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为秘书、邓文钊为财务主任，办公地点设在香港西摩道英国爵士府邸旁边一座楼房里，并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当时宋子文因中国银行由上海迁往香港，亦住在德辅道广东银行楼上。在宋庆龄的影响下，他也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会长职务。姐弟俩自1927年分道扬镳后，此时又重新携手并肩走到一起来了。直到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联合通电谴责蒋介石时，宋子文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便在美国发表了《关于退出“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明》。宋子文在声明中说：“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蹂躏的平民。而宋子文退出同盟的借口是：“同盟不应该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于是，宋子文在当时的关键时刻，又一次背弃了他的二姐宋庆龄。此是后话了。
　　1940年6月14日，蒋介石委派宋子文赴美并在致美国罗斯福总统函中说：
　　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党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往华府晋谒，彼因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子亲切之洽淡，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
　　当时宋子文夫妇抵美后，即发动了他的外交攻势且进展顺利，并且当年就收到效益：美国政府宣布可以钨砂为抵押，借款2500万美元予中国，供中国政府外汇之需要。同年10月22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签字，李干代表中央银行签字，在华盛顿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中美钨砂借款合同》。该合约规定：美国于本年内贷予中方2500万美元，年息4厘，分5年偿付还清。美方购买价值3000万美元的中国钨砂，以其“净收入”为借款担保。
　　当时，美国密切关注中日战争的进展。1940年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与汪精卫签订“日汪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的前一天，罗斯福要求其财政部长摩根索再安排一项50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当时宋子文在与摩根索会谈中指出：蒋委员长需要二亿至3亿美元，但目前可先予1亿美元，并要求美方立即宣布。摩根索在请示罗斯福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旋同意了宋子文的要求--给予中国1亿美元的贷款，其条件是中国必须答应把这1亿美元用在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上，以牵制100多万侵华日军；从而让日本的庞大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以使侵略者向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速度。当时此项贷款分为各5000万美元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皮尔逊的进出口银行提供，用于支付中国从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公司购买的粮食、汽油、坦克和卡车；另一部分由摩根索的财政部提供平准基金，用来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开始美国财政部只准备实际支付3000万美元借款，其余2000万美元由孔样熙1937年7月所订立黄金作抵押的借款补足。宋子文在与美财政部官员谈话时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声明：如果这次平准借款不能实借中国5000万美元，就是政府公开接受，我个人也不愿接受。因此，当晚双方不欢而散。后来，美财政部经慎重考虑，决定采取宋子文的主张，实借5000万美元，并打电话邀请他开始洽商条件。为了管理这笔巨款及处理由此而来的复杂交易，宋子文着手在纽纽设环球公司，以便出面购买军用物资，然后将这些物资经国际补给线运抵中国。
　　在美国宣布贷款1亿美元的同时，英国政府也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
　　接着1941年的2月4日，中美签订《金属借款合约》。美方由进出口银行借款5000万美元，其中2500万美元交现款，不限用途；2500万美元贷款随用随支，条件是年息4厘，7年偿清。同年4月1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李干代表中央银行，又与美国和英国分别签订了“平准基金协定”；英美两国分别贷予中国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以支持法币并稳定法币对美元、英镑兑换价格。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国获得的最大一次英美贷款。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在要求美国扩大对华经济援助的同时，一再电令宋子文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军事援助，尤以空军为重。抗战初期，日寇有作战飞机2000多架，中国则不到500架，且缺乏弹药。当时中国在空军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因此抗战之初日军完全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肆意对中国大后方狂轰滥炸，就连陪都重庆也难幸免。中国空军虽几经整补，又由苏联提供了近千架飞机，仍不敷使用，空军作战人员亦十分缺乏。1940年7月10日，蒋介石叮嘱宋子文向罗斯福提出从美国出售法国的各种飞机中，转让最新型驱逐机300架、远距离重轰炸机50－100架给中国。9月27日，宋子文要求重庆国民政府速告所需飞机种类及数目、发动机式样。机关枪和小炮等数目，并饬请美国退役上尉军官、当时已担任中国空军战术指导的陈纳德拟定一个训练中国飞行员的大纲，由美国协助训练中国飞行人员2000名。其生源一部分由华侨中挑选，另一部分由国内初级飞行毕业学员中选送。同年10月，蒋介石派陈纳德到华盛顿协助宋子文一道工作，具体洽商购买飞机事宜。于是，陈纳德花了许多时间与宋子文及宋的朋友们一起，拟定一个采购清单，并设法从各个渠道购买战斗飞机。
　　1940年12月9日，宋子文对摩根索财长说：中国需要500架飞机。但摩根索回答说，这等于要500颗星星，因为当时美国已经许诺向英国提供大批战斗机和轰炸机。英国一次就向美国订购14000架，不久又请求美国政府添购12000架。而彼时美国飞机生产产量有限，各厂订货均超过1941年年底。
　　当时宋子文为说服摩根索，便将空军的调查报告送给摩根索阅示，力陈中国若能得到500架飞机就能牵制日军1500架飞机，遏制日本陆、海军南向攻击太平洋群岛的利害关系。终于，他打动了摩根索。摩氏建议宋子文转告蒋介石，如中国空军即行轰炸东京和大皈的话，他可向罗斯福请示从英国所订的且已制成最大最新式的72吨轰炸机--俗称飞行堡垒，拨给中国若干架，并可搭配若干架驱逐机保卫空军基地。宋子文随即向蒋介石报告：“自文东日（即1940年12月1日）为维护法币借款实数事与摩财长力争后，摩态度反加亲善，真所谓西洋人脾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借款大大增加，合计为5．5亿美元。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获得美国借款8次，共7．5亿美元及大量物资援助。而在向美国借款方面，可以说宋子文当年是出了大力的。
　　2．孙夫人香港活动片断
　　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莫里哀路宋庆龄的寓所就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另一条战线上的一个指挥部。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2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抗战宣言，红军随即集结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再次重兵进攻华东门户上海。对此蒋介石调集70多万军队进行抵抗。
　　宋庆龄看到随着国共合作实现，全国新近出现的共同抗日局面，非常高兴。她一直盼望的全民抗战局面已经开始，而且她早已着手进行的抗日准备工作，也将收到成效。
　　在宋庆龄的积极推动下，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何香凝的住宅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何香凝被公推为主席，宋庆龄和宋蔼龄担任了常务理事，一些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太太们也出任了理事。在宋庆龄和何香凝领导下，妇女抗敌后援会立即展开工作：进行抗日宣传，训练妇女担任战地护士，号召大家捐钱捐物支援抗日。一时间，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后来，该团体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从属于宋美龄领导的妇慰会。宋美龄听说后激动万分，除给二姐打电话外，她又亲笔写了一信，派专人把信送到上海宋庆龄处，以表示她对二姐胸怀坦荡和磊落无私的无比钦敬。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以比上次“-·二八”淞沪抗战更高的热情，发动妇女捐款捐物，训练妇女担任照料伤员的战地护士，并组织抗日宣传。一时间，她比以往更忙了。当时她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抗日形势，鼓舞人民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她还到处进行演讲，号召人们为抗日出力出钱；并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争取国际力量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
　　一次，宋庆龄到南洋女子中学演讲，几天后仅该女中附近居住的居民就赶做出1000多件丝棉背心，经宋庆龄转送给了前线将士。在妇慰分会的动员下，上海妇女还赶做了20万双手套送往前线。当国民党政府准备发行5亿元的救国公债时，10年来宋庆龄第一次对政府的决定没有给予批评，而是从支持政府抗战的角度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她亲自布置了上海妇女“献金”日，号召大家踊跃购买公债。仅9月5日那一天，上海妇慰分会的常务理事们就购买了23000多元救国公债。
　　当时宋蔼龄在妇慰分会中也积极工作。一次，宋庆龄筹备了一次中外妇女联席会议，以便向各国在上海的妇女代表报告中国抗日情况；并期望通过她们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以使各国同声谴责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会议召开那天，宋庆龄偏偏病了，不能亲自出席。紧急关头，宋蔼龄当仁不让地登台主持了会议，并且亲自用英语向各国妇女代表进行演讲。她报告了上海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展情况，要求各国妇女主持公道，敦促她们本国政府同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当即宋蔼龄流利的英语和表达的与宋庆龄一致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不久就是1937年的11月，大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后一个严寒过早降临的冬季。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上海保卫战进行了将近3个月，使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成为泡影。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许多弱点。如蒋介石虽然派出了重兵，但他自以为是、越级随意指挥军队的毛病并没有改正。结果，往往使官员不知所措，自乱阵脚。虽然当时国民党允许人民救亡组织存在，但对人民并不真正信任，对各救国团体的活动又给予了太多的限制。加上战争初期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确实存在差距。于是，日本侵略军在付出了五六万人伤亡的代价后，最后还是攻占了上海这座被称为东方明珠的美丽城市。
　　上海失陷，使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也暴露在日军炮口之下。蒋介石先是把政府机关迁往武汉，后来又迁到了战时陪都重庆。1937年岁末，南京军民虽对日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但最后南京还是失守了。于是，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次就屠杀中国放下武器的军人和平民30万人，致使天地变色，人神共愤。“南京大屠杀”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府宣传的“东亚共荣”的虚伪和欺骗，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力征服和亡国灭种的侵略野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当时，国民党政府西撤，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宋庆龄此时要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上海坚持抗战，显然已不太可能，而且也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当时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安全，拍来电报要求她离开上海，最好是到香港开展抗日工作。国民党政府也非常希望利用宋庆龄的声望，所以动员她随国民党政府西撒。此时，虽然尚不是中共党员的宋庆龄，却明确表示要尊重中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的意见，转移到香港开展新的抗日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转移香港和宋庆龄决定尊重党中央的意见离沪去港，都是有着明确的战略考虑的。彼时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宣布同英国交战，香港名义上还是中立地区，香港毗邻广州，便于直接同国内来往而支持抗日；同时因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蒋介石对那里不能直接控制，可以少受国民党特务的干涉和监视，在香港可以更加方便地同各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人和华侨联系，并且宋庆龄在广大华侨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她可以很方便地把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收集起来，运送给中国抗日军民。所以，当宋庆龄的联络员李云把中共中央建议她到香港开展工作的电报交给她时，宋庆龄立即表示，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办，并开始着手进行准备。
　　离开上海前，宋庆龄发表了致国际友人的声明。她用铁一般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呼吁世界各国都来拥护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还建议各国政府采取抵制、封锁、制裁的办法去惩罚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中国的抗日和维护世界和平。当时宋庆龄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及早对侵略者进行惩罚，也是为了世界各国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侵略，使其他国家免遭法西斯的进一步入侵。
　　在当时西方一些大国沉湎于拿中国作牺牲品去满足日本法西斯的胃口、从而保存他们自己时，宋庆龄的识见已经洞穿了时局发展的趋势；可惜他们听不进去，以致后来发生的情形早被不幸言中--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给美国造成极大损失；随即日本进攻香港、新加坡和缅甸等地，又使英国损兵折将，一度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1937年12月23日，一个寒冷而灰暗的早晨。
　　国民党密探和日本特务都缩起了脖子，紧盯着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但是，特务们没有发现今天与往日有任何不同之处。
　　上午有两位外国妇女被邀请进入了孙夫人宋庆龄家中，窗帘半遮着，可以看到宋庆龄与这两位外国女士谈笑风生。她们边谈边饮咖啡，壁炉里炉火熊熊，驱赶着严寒，一明一暗的炉火辉映着她们的笑脸。
　　今天一切正常--国民党密探发出了报告说。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日本特务亦向其特高课报告说。
　　然而，一条事先商定好的秘密指令却在此时发出。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接到宋庆龄的电话，立即雇了一辆出租车悄俏地驶近这所房子，平稳地停在了后门的墙下。车子刚刚停住，孙夫人宋庆龄和女佣李姐就出现了。当即没有任何交谈，车门无声地打开了，孙夫人和女佣李姐迅速从两侧车门进入车内。“沙--”旋即汽车箭一般地向码头疾驰而去。
　　而此时两位外国女士依然在室内大声谈笑，似乎主人仍在盛情招待她们。
　　其实，这两位女士今后很长时间里，将成为这里的主人--她们是宋庆龄请来在她外出时负责照看这所房子的，同时她们今天也负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即掩护宋庆龄平安离开。
　　国民党密探和日本特务都没有想到这一招，他们还站在寒风里，为这两位不知名的外国妇女放哨巡逻呢。
　　上海外滩码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上海，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名义上还是独立的，还在由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管辖。其他外国侨民当时也正在撤退，几艘渡船正把岸上的乘客一批批送往江心的大轮船上。码头上熙熙攘攘，一派大逃亡时的混乱景象。而且本宪兵和特务也夹杂其中，查访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一时间，寒冷、恐怖、混乱和灰暗构成了这里的主调。
　　此时那辆出租车开到了外滩码头，下车后就用头巾掩住半个脸的宋庆龄，挽住艾黎的胳膊，两人用英语大声地说笑着，旁若无人地向挂着外国旗的渡船走去，俨然一对外国夫妇。他们身后，紧跟着提一个小包袱的李姐。那些特务和密探瞪起凶狠的眼睛，但是没人朝他们望一眼，他们也无法看出任何破绽。就当一个恶棍注意到宋庆龄的半边脸庞有些像中国人，刚刚伸手准备拦截盘问时，宋庆龄和艾黎早已跃身一跳，上了渡船的甲板。
　　宋庆龄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李云小姐，此时也在这艘船上。
　　渡船开出很长一段时间，确信没有人跟踪后，宋庆龄才与李云接上了头。
　　李云在船上向宋庆龄汇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宋庆龄到香港后的安排，宋庆龄当时表示完全同意党组织的意见。
　　她们到达香港那天，正值圣诞之夜。到处灯火通明，一派欢乐景象。宋庆龄刚刚来到住处，一位白发长鼻子的圣诞老人就向她献上一份可爱的礼物。在这里她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长期对她的骚扰，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支援抗战、保卫中国的斗争之中。宋庆龄来香港后的心情，顿时就像明净的天空一样，愉快起来。
　　1938年3月，在香港的宋庆龄接到了一个通知，邀她到武昌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何香凝也接到了通知。当时去还是不去，两人商议后决定，不亲往参加，但要密切注视会议的动向。
　　国民党的此次会议是在当时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武汉召开的，会上通过了一个宣言和一个重要文件--《抗战建国纲领》。会后宋庆龄仔细审读了这些文件，她感到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进步，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同时在很多问题上，又显得极不彻底。为了促进国民党继续向进步的方面转变，阻止其向反动的方面倒退，宋庆龄与何香凝对这两个文件进行认真研究后，决定联名发表一个声明。
　　于是在香港一所普通的房子里，这两位现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女性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开始起草她们的重要声明。
　　“国民党既然自己提出了一个包含进步因素的纲领，那么就等于给了人民一个合法斗争的武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武器，推动它前进……”宋庆龄说。
　　“是的，这个纲领还可以按进步的立场去解释，用这个纲领去对国民党进行监督……”何香凝也表示了差不多相同的意见。
　　“好！这个声明的题目我已经有了！”宋庆龄立刻笑着说。
　　“哈哈，肯定要有‘拥护抗战建国纲领’这一句！”何香凝也说。
　　“‘不错。我想的正是《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这个题目，你看怎么样？”
　　“好！我们的文章就做在这个‘拥护’上。”何香凝击掌叫好。
　　“我们要首先肯定临时代表大会制定的这个纲领。嗯，写上
　　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
　　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
　　三、……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
　　四、时刻不忘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困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犹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陷万劫不复之地。
　　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
　　六、严厉执行剥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犹应加以严峻之刑律。
　　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域或作战区域……种种惨痛，……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以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
　　当时，宋庆龄一口气竟说出了7条建议。
　　何香凝听完，故意喊起来：“好啊，你这哪里是什么宋何的七条建议，分明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翻版！”
　　“翻版怎么样？就是照着抄过来也无不可，关键是看说得对不对，中共的主张有利于国家民族，我们当然可以汲取其精华部分，广为宣传！”宋庆龄雍容地笑着。
　　“这回老蒋看了我们的声明，肯定又要心里叫苦，口里骂娘啦。”何香凝说。
　　“我们拥护他的纲领，他要敢骂娘，就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他的纲领是虚伪的。我看他没有这个胆量！”宋庆龄倒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当然不敢在公开场合骂，要骂也只能关在自己的斗室里骂。”何香凝又笑着说。
　　“如果他关在自己屋子里骂，那是自骂自听，等于骂他自己。但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我们这个声明一定会产生强烈反响的！”宋庆龄说。
　　“就这样定稿了，发出去！”何香凝拍板了。
　　1938年4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的联合声明公开发表了。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了两位真正执行孙中山遗志的正直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坚定抗战的心声。她们在国民党中央虽然没有实权，却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个声明果然引起强烈反响，又一次为她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又是一个浓雾迷漫的早晨。
　　宋庆龄来到香港岛的一个码头，准备取道海上前往广州。快要开船时，一位朋友匆匆赶来，一把抓住宋庆龄的手，焦急地说：“孙夫人，现在广州每天遭到几十架日本飞机的轰炸，实在是太危险了！眼下广州是一座没有空防的城市，日本飞机在那里简直是为所欲为，为夫人的安全计，还是不要去了吧！”
　　“不！正因为那里现在是抗战前线，我才要亲自去。你不必为我担心。”宋庆龄感谢朋友的关心，却不能接受她的建议。
　　“夫人，如果那里真有非处理不可的事情，能否改在离城市重要设施远一点的地方，或者就在香港处理最好。日本侵略军的炸弹可是不管你身份如何，落在身边就会粉身碎骨的呀！”当时那位朋友对宋庆龄前往广州的危险看得十分清楚。
　　“广州同我感情上的联系太紧密了，当她遭受战火劫难的时候，我不能漠视不管。我要同那里的人民一起，共同保卫这座美丽的城市。至于危险，你不必太担心。十几年前，叛军陈炯明部炮轰广州总统府，我就经历了极大危险，但是我平安地渡过了难关。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也不能奈何我的……”说到广州，宋庆龄柔情似水；而说到侵略者，她的眼睛里，却几乎喷出火来。
　　当即宋庆龄挥挥手，毅然踏上了轮船的跳板。国难当头，已经没有什么危险能把她吓倒了。
　　当时的形势是，日军攻占徐州以后，紧接着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国民党临时首都武汉，一路从海上进逼广州，企图把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连接起来。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早年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建立大元帅府，宋庆龄在这里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日子。现在她住在香港，与广州咫尺之遥，眼看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遭受战争的威胁和破坏，使她不能不加倍地关注着广州。
　　当时日军进攻广州，为的是切断中国从海上的对外联系。这些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每天出动大批飞机对广州狂轰滥炸，城市设施和平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大损失。但是英勇的广州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同仇敌忾，全力保卫着自己的家园。
　　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宋庆龄不顾广州上空每天盘旋不绝的日军轰炸机，冒着生命危险，数访广州，写下了她直接投身抗战的又一光辉篇章。
　　这一次，宋庆龄得到消息，中共重要领导人邓颖超将亲往广州，帮助组织妇女参加抗日运动。宋庆龄与邓颖超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在工作和事业上互相支持帮助，并有很好的私人感情。但是1927年以来，她们已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邓颖超此次前来广州，使宋庆龄有了与她当面晤谈局势与重叙友情的绝好机会。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她决定为邓颖超的工作提供方便。
　　宋庆龄在广州战事最紧的日子里亲临广州，时任广州市长的吴铁城为她举行了官方的盛大欢迎会，人民群众则在街道两侧自发欢迎她们心目中的国母和民族英雄。
　　在广州宋庆龄加紧工作，为迎接邓颖超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同时全面了解广州的抗战局势，并向有关当局提出保卫这座城市的作战意见。
　　邓颖超此次受中共中央特派来广州会见宋庆龄和何香凝等知名人士，并鼓舞广州人民的抗敌意志；以进一步巩固国共合作，加强抗日统一战线。
　　邓颖超得知宋庆龄已先一步来到广州欢迎自己，十分感动。那天她们像久别重逢的姐妹，亲切拥抱，互相问候。接着，邓颖超专门向宋庆龄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分析和斗争策略。当即宋庆龄坚定地表示，要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多做工作。然后宋庆龄陪同邓颖超一起在广州视察并会见有关人士，为邓颖超在广州的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
　　邓颖超当时在广州活动时间很短，但宋庆龄的风度和热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送走邓颖超，宋庆龄开始对广州进一步视察。当时在广州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日本侵略军已经投下了10万枚炸弹。到处是残垣断壁，记载着日寇的累累罪行。而各医院的受伤难民，则更是日军侵略罪行的铁证。
　　当时宋庆龄来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这里刚好有一个从炸死的妇女腹中取出的婴儿。母亲死了，婴儿还完好无损，嗷嗷待哺。宋庆龄非常怜惜，抱起来在他那可爱的小脸蛋上印上一记亲吻，她嘱咐医生护士要加倍关心这个小生命。于是，宋庆龄抱着这个小婴儿的照片和小婴儿的遭遇旋即见诸报端，从而对揭露日军暴行和呼唤国外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作用。
　　宋庆龄还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向先烈们敬献了花圈，并参观了黄埔港等军事设施。她勉励抗战官兵和人民群众发扬广州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同年9月，日本侵略者对广州的进犯加紧，为了声讨日寇罪行并争取国际援助，广州人民决定举行几万人参加的夜间火炬游行。宋庆龄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遂决定亲往参加。当时，许多朋友再一次劝她：“广州没有足够的高射火炮，弱小的中国空军也没有足够的飞机可以升空同日机作战；而且当时广州的防空预警系统非常落后，只有等日本飞机飞过海岸线以后才能发现，而那时距广州的飞行时间不过几分钟了，人群根本无法疏散。十万人的火炬就是敌机轰炸的最好目标。这样的活动太危险了，精神虽然可嘉，冒此风险却大可不必。”但当时宋庆龄则坚定地说：“抗战必有牺牲，过去没有举行火炬游行，每天照样有官兵和平民死于日机轰炸之中。而今天的游行，实是一种力量和决心的显示。纵有牺牲，亦对国际社会必有震动，对全国抗战必有鼓励！”
　　于是宋庆龄又一次来到广州。游行的当晚，她手持一只火炬，站在成千上万群众的前排，率领大家浩浩荡荡地穿街过巷，呼喊抗日口号。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她毫无惧色。这个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外国记者的笔端传向全世界，为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庆龄还在集会上专门对妇女同胞讲话，号召她们辛勤工作，缝制棉被和军服，并且眼光要放得长远，不限于仅仅支援在广州作战的部队，还要把这些军需品送给远在北方作战的中国军人。她要求每个妇女都要制作一条棉被或者一件军服，而且当场自己捐出了够做几十件军服的钱款。
　　当时宋庆龄为保卫广州呕心沥血，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人却以为广州靠近香港，日军不敢攻占，因而不作认真的抗击准备。结果日军一来，他们只好率先逃窜，从而使广州轻易落入敌手。沦陷后广州居民大多疏散外地，以表示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侵略者合作。宋庆龄在广州沦陷前夕，也悲愤地离开这里，返回香港并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抗日救亡工作。
　　3．“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一天清晨，孙夫人宋庆龄正在九龙岛家中用早餐，联络员李云匆匆赶来，向她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一支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来到香港，准备到中国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医疗工作，请宋庆龄出面给予接待。说完李云又小声地说：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这次来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宋庆龄能出面通过正当途径，安排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到中共游击区工作，不要让国民党安排到他们控制的地区。宋庆龄听后郑重地点点头，随后与李云一起前往白求恩大夫下榻的旅馆去看望客人。
　　当时，国民党在香港搞了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机构，垄断了一切海外的捐赠和援助，且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但是当时国民党中存在大量腐败分子，因此他们工作效率极低，使许多海外捐助的款项和物资不能及时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而且还常常违反捐助人的意志，将他们指名要捐助某地的钱物挪作他用，因而引起捐赠人的不满。再就是他们企图把一切捐赠和援助都由国民党支配，而不想分配给共同合作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这种状况，海外捐助人很有意见，共产党也深感国民党的做法不通情、不合理。当时，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由中共驻港办事处出面活动，但是国民党通过其政府外交部和特务机构双管齐下，进行关、卡、压和干扰破坏，中共驻港办事处此一方面的工作很难开展。此次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本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但如果不进行力争，国民党决不会轻易让他们离开国民党控制区，到共产党根据地去。因而唯有宋庆龄这样一位在国民党中有着崇高威望且又正直的人出面，才可能把事情办成。
　　那天，宋庆龄自己出钱宴请了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
　　“尊敬的孙夫人，我们从加拿大到中国，为的是帮助正在前线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将士，我希望夫人出面，安排我们到艰苦的抗日最前线去，最好是华北方面。”席间白求恩大夫提出了要求。
　　“非常感谢你们前来帮助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我尊重你们的意愿，一定尽力帮助安排！”宋庆龄也动情地说。
　　“ OK！”医疗队员一齐举杯，向孙夫人致谢。
　　后经宋庆龄同国民党驻香港“抗敌后援会”极力争取，终于，白求恩率医疗队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又去延安，再碾转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过办理白求恩医疗队事宜，宋庆龄痛感在香港需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团体，处理国外援助事宜，再不能让国民党政府的官办机构来垄断国外的对华援助了。
　　宋庆龄在认真地思考着。
　　当时，日军攻占广州，封锁了中国的东部海岸线，但是因为它暂时还不敢向英美等国发难，因此香港这个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自由港，一时成了中国与海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成为那些热心抗战且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不满的党团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活动的据点。出于英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港英当局当时对在这里进行的抗日活动并不干涉，甚至还给予同情和支持。这些条件，使香港成为宋庆龄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殊才能，为抗战服务的用武之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庆龄决定成立一个不从属于国内政党的团体，专门从事向国外进行抗日真实情形的宣传及在海外进行摹捐；并根据捐助人的意愿和国内战场最紧急的需要，来分发这些物资。经过与一些著名人士的磋商和广泛征求意见，宋庆龄把这个团体的名称确定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以与早年成立的“民保盟”相区别。
　　1938年6月14日，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先后来到九龙岛宋庆龄寓所。“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会议，今天要在这里举行。
　　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女士最早来到，她仔细察看了宋庆龄的住处。她发现这位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夫人的住处竟是那么简陋--住房不大，客厅更小；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生前手书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大道之行”，下联是：“天下为公”。中间是一幅二尺多宽的中山先生故居的油画。随即克拉克女士又来到宋庆龄的餐厅观看，当时正值酷暑季节，宋庆龄的餐厅里却连个电风扇也没有。在厨房里，克拉克女士又看到一坛腌萝卜，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宋庆龄自己亲手腌的，说是准备过更艰苦的日子。
　　顿时克拉克女士感动了，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里闪出了少见的泪花。中华民国前总统的夫人眼下过的这种生活，不要说与外国政要夫人相比，就是与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一般官员的生活比起来，也是十分清贫的；甚至一些内地逃到香港的“高级难民”，也比她的生活要好许多。当时，克拉克女士激动地说：“从孙夫人的日常生活，就可以推知孙夫人廉洁勤政的品格。国外捐助中国的款项物资，交到这样的人手里管理，人们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会议开始后，宋庆龄简要介绍了保盟的任务，即在“需要者（即中国人民）”与“资金、物资捐赠者（即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方面让国际朋友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区人民的真正需要，一方面把捐款和物资送到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手中。
　　当时，宋庆龄以宏大的政治家气魄团结了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直接参加或者支持保盟。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担任要职，当天未能出席这个成立会议。但是他们都发来了电报或信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准备担负保盟分配的任何任务。会议经过认真磋商和选举，决定了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他们分别是主席宋庆龄，会长宋子文（当时亦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有孙科（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冯玉祥（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尼赫鲁、美国议员罗伯逊、德国知名人士托马斯曼、美国报业巨子卢斯、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等。克拉克女士自告奋勇，担任了保盟的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法郎士任名誉司库，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人员邓文钊任司库。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兰任保盟中央宣传委员，廖梦醒、王安娜、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人也都参加了保盟中央的工作。而宋庆龄的亲密战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则亦是保盟的积极支持者。
　　保盟成立后，宋庆龄始终注意坚持保盟的宗旨和原则立场，她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当时她讲过：“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公开的战场。”她对欧美听众发表谈话说，“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因此在需要者和捐赠者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国际主义关系，而绝不是“乞求”和“施舍”的关系。当年，她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开创了一种既让外国朋友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又不许外国势力借机在中国土地上施加政治影响的良好局面。
　　这一天，迎着初升的朝阳，爱泼斯坦迈着潇洒的步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宋庆龄的香港寓所赶去。作为保盟的宣传委员，今天他就要正式开始工作了。保盟目前没有办公室，宋庆龄就把所有办公地点安排在自己家中，这也是为了节省经费。爱泼斯坦倒乐意这样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在孙夫人身边工作，直接聆听她的教诲。今天上午，他必须赶出保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的第一期。稿件他倒是不愁，感到为难的是这个机关刊物还只能油印。那么，他今天不仅要当编辑，还要兼任刻写蜡纸和推油印机的工人。他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通迅社--美国合众社的大记者，今天操起这种原始的工具，似乎有点与身份不符。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边走边吹起了口哨，最初遇见孙夫人的那一幕，不禁又浮现脑际……
　　那还是广州沦陷以前。那次盛大的广州火炬游行队伍在大街小巷婉蜒行进，当队伍行进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时，利用门前的一大片空地，群众渐渐聚拢起来。当时，宋庆龄被拥到一块高地上，向游行者发表了讲话。而宋庆龄看到聚拢来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外国人，便就一些国际问题激昂地讲了起来：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完全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则是一场反侵略、反奴役的正义战争。世界各国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制裁日本军国主义。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国家却提出了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比如，英国政府率先提出在上海建立‘中立区’，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它的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看起来好像很公平，但实际上呢，这样做只是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对侵略者却起不到限制作用。有人可能以为，这样可以换取日本对他们利益的不侵犯，但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比如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已经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和破坏。日本军舰拦截英国的商船，扣留和破坏香港领海的海关巡逻艇；仅在上海，英国已有数百万英镑的财产被日本的军舰和轰炸机所破坏。
　　至于说到美国所谓禁止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也是虚伪的。近日日本飞机对广州的轰炸，身在这里的美国侨民你们不感到最难受吗？因为落在你们四周的炸弹，就是美国制造的，敌机就是美国汽油发动的。而美国政府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日本轰炸机追击美国大使，险些使他送命。美国政府应该明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包含着对于美国本身的威胁……
　　这时，听众中呼起了口号：“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制止日本侵略！”
　　当时周围正有一些岭南大学的美国教授和留学生，他们听了宋庆龄的演讲，有的摇头叹气，有的耸肩摊手；也有的人皱着眉头表示怀疑：“真是这样的吗？”
　　这时一位英俊的白人小伙子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孙夫人讲得太对了！我就清楚地知道，日本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有80％是购自美国的。”
　　“真的？那我们应该向政府写一份报告，要求他们立即改变目前的方针，再不能姑息和纵容侵略者了！”周围的美国人情绪激动起来。
　　宋庆龄借着火把的亮光，仔细注视了一眼刚才讲话的小伙子，然后悄声问身边的格兰尼奇：“这个白人小伙子是谁？”
　　格兰尼奇诡秘地一笑：“他呀？夫人是同他打过交道的，应该知道他的大名，他就是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不过您同他还没有见过面呢。可是他对夫人并不陌生，早就是夫人的崇拜者了。”
　　“嗅，爱泼斯坦！那是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年轻人。游行结束后，请你设法找找他，我想同他谈谈。可以吗？”
　　“那太好了！他曾给我主办的《中国呼声》写过稿子。一次谈话中，他得知我同夫人熟识后，曾要求我安排一次同您的会面，我还没来得及同您讲呢，现在夫人主动约他，也算是帮我还了欠帐啊。”
　　第二天，爱泼斯坦早早就来到了宋庆龄住处。
　　“小伙子，能给我先谈谈你的情况吗？”宋庆龄满面含笑地问。
　　爱泼斯坦当时虽说采访过不少名人，但像眼前这样面对一位世界知名人物，用这样的方式开始谈话，还是不多的。他多少带出点腼腆来：
　　“孙夫人，我……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啊，小伙子，我们随便聊聊。我们过去打过交道，但是一直无缘见面。昨天晚上你的几句话，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已经感到，你在中国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
　　“感谢夫人夸奖。我还是说说我的简要情况吧。我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美国，但童年是在中国的天津度过的。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哦，就是这么多。”
　　“没了--就这么简单？”宋庆龄笑着问。
　　“对！还有，我在十几岁时就读了美国文森特·希恩写的《个人的经历》那本书。文森特在这本书中对孙夫人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自从读过那本书后，我就对孙夫人充满了敬意；并且一直想见到夫人，想能够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后来当我在天津英语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常常收到有夫人签名的声明和呼吁书。比如，有谴责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罪行的、有1933年在远东反战大会上的演说、有营救‘七君子’的声明……”说到这些情况时，爱泼斯坦已经丢掉了最初的那种羞涩表情。他思路明晰，口齿伶俐，脸上洋溢着对孙夫人的虔诚敬重之情。
　　“哟！你还记得真清楚。”宋庆龄说。
　　“是的。因为像这样的文章是不很多见的。夫人的文章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思想。尽管那些文字常常是一些字迹比较模糊的复写本，但每次我都要不惜费时逐字辨认，然后誊写清楚，再把它发表出来。当时我曾多次想给夫人复信，以表达我的感想。但是很遗憾，夫人的文章往往是装在没有复信地址的信封里寄来的。”
　　“谢谢，谢谢你帮我发表那些文章，也谢谢你帮我辨认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那时不写明地址，是不得已而为之，想你能够理解吧？”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不必谢什么，夫人。倒是我应该谢您。是您的那些文章，使我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了解。”爱泼斯坦说。
　　“好啦，现在情况不同了。那一段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国共两党已经捐弃前嫌，携手抗日。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但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抗日还缺乏了解，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眼下我非常需要一位精通外语的朋友来帮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不知你是否愿意在这方面帮我？”宋庆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啊--如果夫人以为我能够胜任的话，我是非常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我在中国出生，也算半个中国人吧。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出力，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如果必要，我甚至愿意辞掉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即爱泼斯坦站了起来，庄严地像宣誓一样举起了右手。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小伙子。呵--不，爱泼斯坦同志！”宋庆龄紧紧握住了爱泼斯坦的手……
　　此后，爱泼斯坦果然辞去了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一心一意编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当年这个刊物在他的主持下，除了发表宋庆龄一系列致国际友人和华侨的函电文章外，主要刊登外国朋友在中国采写的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战地报告和评论文章。由于它坚持用事实说话，客观、真实、可信，加上爱泼斯坦的加工润色，文笔朴实，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且新鲜及时，很快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于是宋庆龄十分庆幸，找到了一位对外宣传的好助手。
　　后来，经过宋庆龄的努力，《新闻通讯》得到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支持，不久就改为铅印的刊物。此后，《新闻通讯》和保盟编印的其他刊物广泛发行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一时几乎遍及五大洲；其时对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动员他们以捐款或捐赠实物的方式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次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
　　那天，大船主克里斯蒂聚精会神地读着挪威援华会成员安桑带来的保盟编印的《新闻通讯》。他一会儿轻轻点头，一会儿攥紧拳头在桌上咚咚敲着。过了一会儿，他把小册子往桌上一放，站了起来。
　　“先生，您认为中国军人同侵略者战斗的精神怎样？”安桑抓住时机问。
　　“这些军人作战的确是非常勇敢的。不过，敌人打进家里了，叫我也会拿起武器同敌人决战的。”克里斯蒂眼睛并不朝这边望。
　　“但中国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只有落后的老套筒，原始的炸弹，却敢于同装备先进的敌人作战，而且打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样的军人令人钦敬！”
　　“我们西方有一句名言：‘剑短，就向前一步！’武器落后，当然只能靠勇敢了。”克里斯蒂还是这种口吻。
　　安桑并不灰心：“武器落后可以靠勇敢弥补，可是他们在寒冷的冬天连棉衣也没有，负伤以后没有药品治疗。我想您在材料上看到了，八路军根据地一位伤员截肢时甚至只能用锯木头的锯子，你不感到他们确实需要援助吗？”
　　“这种情形是让人同情的，不过我当初创业的时候也吃过不少苦。不经苦中苦，哪得甜上甜呀？”
　　“克里斯蒂先生--”
　　安桑涨红着脸：“这么说，您是不准备为那些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士们提供帮助了？”
　　“我那样说了吗？”
　　安桑脸上露出笑容：“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克里斯蒂先生，那么您准备捐助多少呢？”
　　“我说过要捐助了吗？”
　　“什么？您到底还是不愿帮助中国呀？你这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你白白耽误了我半天时间！不同情别人的人，上帝是不会保佑他的！你的船队在海上将遇到风暴，撞上冰山！你将变成一个穷光蛋！到那时，看谁肯施舍你一餐饭吃！你会饿死的！’） 安桑气呼呼地抓起帽子，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克里斯蒂又开口了：“安桑先生，好大的脾气呀！你不要忙走，我们再谈谈嘛！”
　　“还谈什么？还要再白白耽误我的时间吗？告诉您，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都向中国人伸出了他们的援助之手。即使您一分钱不出，他们也将会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正义战争也会取得胜利！”安桑的愤怒之情仍旧溢于言表。
　　克里斯蒂倒不愠不火：“安桑先生，你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为中国人募捐，你的确是挪威人中的俊杰。可是你说话的艺术还欠火候！我早已拿定主意要捐一笔钱。但老实说，并不是因为你的游说，而是因为我刚才读了宋庆龄女士的文章，她的那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炽热情感打动了我。但是你要知道，我的钱并不是白来的，要我出钱，我是有条件的。”
　　“要什么条件，您说说看？”
　　“全世界都知道宋庆龄女士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圣洁女神，我也对她无限景仰！如果她能答应……”
　　“说……答应什么？”安桑参加的挪威援华会是保卫中国同盟直接促进建立的，与保盟联系密切，因此宋庆龄不仅是保盟的主席，也是这些援华会的精神领袖，安桑对宋庆龄十分敬重。他决不允许任何人对宋庆龄有一点儿不敬言行。此刻他早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准备对面这个老家伙一旦说出无礼的话，就给他来个满脸开花。
　　克里斯蒂对安桑的动作却毫无察觉，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说道：“如果她能答应在我的捐款收据上亲笔签名，我立即把钱汇往香港。”
　　安桑此时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但他立即又想到，这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全世界每天捐往中国的款项和物资该有多少，如果都要孙夫人-一签名，怎么可能呢？于是他狠狠地盯住克里斯蒂看了一会儿说：“我看不出您还有什么诚意！”说完转身就往外走去。
　　克里斯蒂追了出来：“我要捐500万盾，这笔钱足够装备一个炮兵营的！”
　　安桑头也不回：“您还是把它留给自己吧！”
　　克里斯蒂急了，他两步追上抓住安桑的胳膊说：“安桑！你无权替中国人拒绝捐款！”
　　安桑望了望对方，嘴巴微翘，露出一种嘲讽的笑意，什么也没说便走了。
　　当时克里斯蒂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头落手。他望着安桑远去的背影，又使劲喊了一声：“安桑，我等着你再来。”
　　香港，西摩道21号。保卫中国同盟新建会址。
　　克拉克女士拿着电报悄悄进来，看见宋庆龄正全神贯注地起草一篇文稿，便在宋庆龄身后站住了。
　　“你好，克拉克！有什么事？”宋庆龄问。
　　“啊孙夫人！您并没有回头，怎么知道身后有人？又怎么知道是我呢？”克拉克惊奇地问。
　　宋庆龄回头莞尔一笑：“大概是第六感官吧。”
　　“怪不得那些特务都不能暗害您，您有中国神功吧？”
　　“什么事情，请讲吧。”宋庆龄转移了话题。
　　“是这样，挪威援华会电报说，一位挪威船主有意捐款，但他坚持要夫人的亲笔签名。挪威援华会询问是否答应那个船主？”
　　“哦--有这种事？”宋庆龄不无疑惑地说。
　　“孙夫人，我看不必答应。这些实业主算盘拨得很精，说不定他们会拿了夫人的亲笔签名去为他们的企业作广告。他们的捐款从来都是不赔本的买卖呀！”
　　“嗯，不能排除有这种情况。”宋庆龄未动声色。
　　停了一会儿，克拉克女士又开口了：“当然，孙夫人声名远播，也许有人出于对夫人的敬意，只不过想借此得个纪念，要是那样的话……则又当别论了。”
　　“好吧，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人家拿出钱来帮助了我们抗日，我签个名又有何不可以。孙先生生前常讲，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签名比起牺牲性命来，总是微不足道吧！”宋庆龄说。
　　终于，克里斯蒂如愿以偿，非常高兴。他把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原件锁进保险柜，却把影印件挂在办公室里，还刊登在当地报纸上，引得许多人羡慕不已。很快，英国的纺织业主、美国的农场主、加拿大的林场主和新西兰的渔业主等等，纷纷向中国的抗战慷慨解囊。当时这些人一方面确实是支援了中国抗战，另一方面也有得到一个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小小私愿。于是，宋庆龄不论工作多忙，只要捐款人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她总是给予满足。那些日子里，由于宋庆龄和保盟成员的努力工作，世界各国成立的援华会多达100多个，各种捐款和物资源源而来，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日各个战场。而宋庆龄因为要不停地给捐助人签名，她柔嫩的手指上竟磨出了茧子。
　　进入9月后，香港还是裤暑炎夏、热汗沾衣的季节。
　　一天，宋庆龄在保盟仓库整理各地捐赠的物资、药品，整整忙了一天，汗水把她的后背都浸透了。一向爱整洁的宋庆龄是从来不让自己出现这种情况的，她随时都注意把自己的衣裙整理得妥妥贴贴，保持一种雍容华贵的风范。可现在，为了把各地捐赠的物资尽快运送到抗日前线，她自己亲自下仓库，和工作人员一起查点过数，一起分类整理、造册登记，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回到保盟总部，秘书立即劝她赶快洗澡、更衣。就在这时，通讯员通报说有一位自称是陈嘉庚代表的华侨来访。怎么办？是立即会见还是让他先等一会儿，待宋庆龄洗完澡再见？秘书告诉通讯员，你让他在传达室稍等一下，说孙夫人正洗澡呢，马上就来。通讯员刚要转身离去，宋庆龄忽然举起一只手道：
　　“慢！”她回头又对秘书说，“你现在下去亲自把人接上来，我先换个衣服马上就见。”
　　秘书为难地说：“夫人，你一身热汗，满面灰尘，这个样子怎么能会见客人呢？这不仅关系到夫人的形象，也关系到保盟的形象呀！”
　　“道理回头再讲，你快下去接人，无论如何不能怠慢了我们的华侨。”宋庆龄态度坚决。
　　随即宋庆龄简单抹了一把脸，换了一件上衣，就同这位华侨攀谈起来。原来他是受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派遣，来找宋庆龄协商有关召开“华侨抗敌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事宜的。那位华侨谈了很多重要的情况，其中既有海外华侨热心抗战而不惜毁家纤难的，也有先期归国参加抗日而受到国民党政府冷落的情况。当时他代表陈嘉庚先生提请宋庆龄注意这些情况；并争取通过此次华侨代表大会能够使华侨的热情得以保持，且问题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当时，宋庆龄非常重视他反映的情况，亲自做了笔记，并对那位华侨能够及时提供这些情况表示衷心感谢。那位华侨临走时，对宋庆龄表示了歉意。他说：“我已经知道夫人您在保盟仓库里忙了大半天，一身热汗，澡还没顾上洗。我本该等您洗过澡休息一会儿再谈，但是我今天另有一件急事，如果再等就来不及了。我请您原谅我的冒昧，同时我从这件事上也看到了您同孙中山先生一样，对华侨有一颗火热的心。昔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说，孙夫人能这样至诚待我，必能同样对待其他任何人！看来，全世界各地华侨总动员，为抗日大业竭尽绵薄之力，期期可望矣！”
　　那位华侨一走，秘书对宋庆龄说：“夫人这样不顾劳累而立即接待一位华侨，实在是应该的。可惜我刚才没有理解夫人的心意。想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大业时，得华侨资助最多，夫人对此定有深感，与他们感情上联系紧密……”
　　宋庆龄接口道：“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我因中山先生得华侨资助最多之故，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感情不假。但还有一层意思，华侨是祖国的赤子，他们身在海外，思乡爱国之情尤深。祖国的兴衰荣辱，他们往往有切身体会。所以抗日事起，他们为了抗战救国，大都竭尽全力，真正是‘富商巨贾，不吝金钱，劳工平民，尽倾血汗’。这样的赤子之心和爱国之情，我们怎可不以赤心相待、尽力抚慰呢？可是抗战一年来，蒋介石政府中一些腐败的官员，对华侨的抗日热情却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对自愿捐款的人不能尊重人家的意愿，对不避生死愿上前线杀敌者不能及时给予妥善安排，结果冷了这些爱国华侨的心。此事已经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现在还不是向那些腐败官员算帐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以自己的姿态，使人家的热情受到激励和鼓舞，以期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保盟在这方面的形象，比我个人身上有无汗渍的形象更重要啊！”
　　“夫人说得极是。我看今天来人谈的一些情况非常重要，夫人在这次华侨代表会议上，是否有针对性的发表一个讲话…… 秘书及时地提出了建议。
　　“说得对，存些问题我一定要讲的。这几天我已经在打腹稿了，到时你再帮我推敲一下。你想，抗战一起，陈嘉庚先生立即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等赈祖国难民总会’，司徒美堂先生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晌总会’，募集了那么多的捐款、衣服和药品，对抗日事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这种行为一定要鼓励。去年成立“华侨抗敌总会”，各地华侨一致推我出任名誉主席，还不是大家认为我与广大华侨感情深厚，与国共两党和抗日军队都有联系，希望我能从中做些协调的工作。这次华侨抗敌总会会员大会，我一定要讲出大家的心声，并把他们的愿望转达有关方面，把华侨参加抗日的工作组织协调得更完善、更周全。”
　　不久，在宋庆龄的积极参与和热心筹备下，华侨抗敌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了。当时每有一批代表到达，宋庆龄都要亲往看望，同他们热情交谈，询问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情况，他们对抗日大业的想法，他们在支持抗日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并征求他们对保盟以及国内抗日作战的意见。当时代表们都十分感动。许多人说，单凭孙夫人的为人和工作作风，我们也要为抗日多出钱多出力。闭幕式上，宋庆龄归纳大家意见，作了《华侨总动员》的著名演说。她那清丽悦耳的声音，激动着每一位与会者的心扉：
　　“保证华侨能够动员，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加强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以及发扬应有的民主精神。”她鼓励华侨无论在参加抗日工作上还是在其他活动中，都要做到爱国一家，不要分什么地域帮派，要使全体侨胞能够“不分地域，不分国界，亲诚合作”。
　　宋庆龄在讲演中还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国民党政府在以往接待华侨工作上的缺点。她说：“一年以来，先后回国服务、请缨杀敌者，时有所闻。但惜我政府对回国服务侨胞，未能妥予招待，亲切接洽，予以指导。致使久离祖国之侨胞，深感人地生疏之苦，请缨无由，进退两难，访惶歧路，有挫华侨之壮志热忱。深望我政府今后对回国服务之侨胞，对国内华侨团体，予以亲切的扶植，给子工作的机会。对海外侨胞、救国团体，应加强联络，经常给以政治上精神上的帮助，尽量为华侨解除痛苦与困难，更多为华侨谋福利。”
　　宋庆龄的讲话，不但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也为保盟接待华侨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与会者深受鼓舞。会后，宋庆龄又代表保盟给陈其援、赵建生等著名爱国华侨写信，对这些旅美华侨屡次汇款援助祖国抗战将士表示感谢。
　　当年宋庆龄对华侨的一片苦心，旋即得到了理解。那次大会以后不久，欧美以及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都纷纷成立了支援抗战的爱国华侨团体。他们或筹款、或直接派人回国参战，做了大量工作。如一次在筹募前方将士的棉衣时，宋庆龄一纸电文发出，仅在南洋一地一个月就募捐了寒衣30万套。还有一次新四军急需预防虐疾的奎宁丸，这种药当时只产于爪哇，市场上十分紧俏，有时有钱也很难买到。而当宋庆龄把这个信息发出后，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总会想方设法，竟买出了5000万丸寄回祖国。仅此一项就挽救了多少抗日将士的生命！所有这些，实属罕见之成绩。抗战进程不到一半，各地华侨捐款就达26亿元之多。在华侨中募捐，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当时只有宋庆龄能够做到。
　　一次，宋庆龄参加香港知名人士的一个集会。散会后，那些人都坐进豪华漂亮的小汽车，一溜烟似的离去了。当时因为会议地点距离保盟总部不远，宋庆龄就连的士也没叫而步行回去。走到半路，香港总督罗国富从后面赶上来，他一见孙夫人在烈日下步行，十分奇怪，立即下车同宋庆龄打招呼：
　　“您好！孙夫人。我知道早晨散步，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锻炼。难道孙夫人喜欢中午散步吗？”
　　“是啊，每个人的习惯有很大不同呢！”宋庆龄有些幽默地说。
　　“嘿--是不是您的车子今天出故障了？”总督并不太相信孙夫人有中午散步的习惯。
　　“中国有句老话叫：安步当车，如御清风。这份潇洒，并不是非等车子出了故障才能享受呀。”宋庆龄仍风趣地边走边说。
　　“这种潇洒真是不可思议！”当即那总督摇摇头，钻进了汽车。
　　总督一离开，与宋庆龄同行的保盟名誉司库法郎士教授再也忍不住了：“孙夫人，我必须说了，您一定要配一部汽车了。否则，连我这个司库也颜面无光。”
　　宋庆龄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一会儿，法郎土教授又开口道：“买车的事我下午就去办！”
　　这下宋庆龄严肃起来：“不，您没有权力这样做！”
　　第二天一早，一向只见人们紧张有序工作，却不大听得见高声说话的保盟总部，却传出了高声的争论。
　　“现在连逃难来香港的高级难民都有自己的私人汽车，而我们的孙夫人，堂堂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却没有车子，每天上班竟要在路上花费一二个小时，出去参加会议常要步行，这太不成样子了。这部车子我坚决主张买。这也是为了工作需要，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而不是要什么个人享受嘛！”
　　“我也同意，买一部汽车是光明正大的事，任何人不会说什么的。比起某些政府要员来，保盟的人员已经最廉洁了。”
　　“是啊，我们都是志愿服务者，绝大多数人不从保盟领一分钱的工资。难道为了工作需要，买部车子还会有人说什么吗？”
　　“当然，买了车子也不是只为了宋主席。可以算作工作用车，谁有事谁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几乎是众口一辞了，那还争什么呢？然而就在这时，宋庆龄那清丽的声音响了起来，声音虽不高，却是斩钉截铁一般：
　　“不行！保盟的钱只能直接用于抗日大业，其他的项目一个铜板也不能动。”
　　“这……买了车子工作效率提高了，我们可以为抗日做更多的工作，这并不矛盾啊！”
　　“不行！”宋庆龄仍然没有一点松动的口气。
　　此时一直沉默的贝特兰慢悠悠地开口了：“我有一个主意，我们不必动用保盟的捐款，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或者其他报纸上发一篇记叙宋主席日常生活的文章，把她的生活情况透露一些。。这样一来，我想有人也许会直接捐一部汽车，这不是很好地解决了矛盾吗。”
　　“根本不用兜那个圈子，我可以在英国或美国动员汽车制造商捐一部车子来。”克拉克顺着这个思路想起了更好的办法。
　　“好了，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其实真要买车，别看我生活不富裕，买车的钱我还是有的。所以不买，就是要造成一种抗战时期艰苦奋斗的风气，以此来激励人民，警戒政府官吏，也给捐款的外国朋友和华侨一种信心。为了这个重要的目的，每天多跑几步路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买车的问题就这样搁下了。
　　4．姐妹情愫依然浓
　　香港本是个见怪不怪的地方，可能一是各种怪事见多了，对什么事都难引起好奇，二是大家都忙着赚钱和享乐，没有闲空操别人的心。
　　可是偏偏这一天不一样，许多人为街上流传的一个消息所激动，非要亲自跑去看看真假不可。
　　这个流传的消息说，分开已久的宋氏三姐妹，现在一同坐在丽雅饭店里，三姐妹有说有笑，亲切异常。
　　很显然，在那个年代，宋氏三姐妹已经成为许多人家教育子女的一种典范：三姐妹不仅个个天生丽质，而且才华横溢。她们当中出现了两位第一夫人；一位行政院长的夫人，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显赫的同胞姐妹。这三姐妹中，一位爱国爱民，万众景仰；一位权倾朝野，说一不二，连蒋委员长也得让她三分；而另一位虽地位稍逊，却赚钱有术，手掌翻覆之间就是成千上万的财富，可谓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第一富婆。当年，尽管追求有所不同，但她们在各自的道路上都是成功者。
　　平素里，能见到她们之中一位都十分不易，现在竟然有机会同时一睹三姐妹的芳容。况且还有一层意思，这三姐妹十几年前因政治而分道扬镳，虽未见她们之间互相攻击，但宋庆龄对妹夫蒋介石的揭露和怒斥却是司空见惯。当年她们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陈营，宋美龄直接代表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而宋庆龄则更多地代表着在野的左派，有时甚至倡导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主张。多少年来，宋家人的行动往往紧连着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每次大事件。现在三姐妹突然出现在一起，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征兆。但会是什么呢？当时没人猜得透。猜不透就更有诱惑力，就越想要探个究竟。
　　当时这个消息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有兴趣：想看三姐妹芳容的；想满足好奇心的；想以此作为资本日后向人炫耀的；想从她们在一起的事情上揣摩中国最新动向的；想从中抓新闻的；想从中搞情报的……不管什么目的，第一位的是要亲眼看到她们，证实她们确切都在香港，确切是坐到了一起。
　　于是乎男的、女的、穿长袍的、着西装的、黄皮肤黑头发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拎兜子的、挎相机的，一时间都一个方向地往这家饭店跑。早来的，涌到了门口；晚来的，挤在了街上；有办法的，守住了窗户；随大溜的，伸长着脖子；脑袋灵的，亮出了“派司”要求进去；主意稳的，选好了地形就在外面死等，不信她们没有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必再看到三姐妹了，只这个场面当时就是一件大新闻，足以说明三姐妹的影响力。人群占据了道路，阻塞了交通。没有人抱怨，后来者一问明原因，也立即加入了这个浪潮。人们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大。
　　宋庆龄自上海沦陷后来到香港，活动不少，人所共知；宋蔼龄在武汉失守后寓居香港，可她不担任公职，知者甚少；至于本该呆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呆在那个蒋委员长身边的宋美龄，何时来的香港且来香港何为，人们就更不知晓了。
　　此时，三姐妹确实在这家饭店里面。不过她们相聚不是私人的宴会，也不是单纯来叙姐妹亲情，而是为着中国的抗战大业才来相聚的。聚会也并非只有三姐妹，还有香港各爱国团体的一批人士，不过即使在名流面前，人们注目的焦点也还是宋家的三姐妹。
　　她们仍是按着“大让小”的原则，由宋美龄首先讲话。就见宋美龄穿着黑绸绣花中式旗袍，旗袍两侧的开口一直到膝盖，她优雅敏捷地走上主席台，黑亮的眼珠先向会场扫视了一下，她不马上开口，为的是让与会者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时她也用这一瞬间向人们传递一种信心。终于她开口了，她没有讲太多的道理，而是用一种十分赞赏的口吻高度评价了二姐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称赞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即工合）为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联络海内外朋友、募集抗战物资、救助战争难民所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几句话引起了长时间的鼓掌，保盟自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得到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首肯。以往，国民党政府官员对保盟和工合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宋美龄赞扬保盟之后，又特别请求二姐宋庆龄，提出由保盟对她刚刚宣告成立的“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财务帐目进行审计，这也是证明保盟在处理捐赠款物时是公正、廉洁的。
　　宋庆龄依然是那么庄重、娴雅，她首先呼吁人们支持宋美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接着她提出，刚刚成立的伤兵之友香港分社，应该由大姐宋蔼龄担任主席，她称赞大姐早在民国初年担任孙大总统秘书时，就显露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近年虽没有担任公职，但她筹组实业，发展经济，运筹帷幄常操胜算，因此担任这个职务，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
　　此时的宋蔼龄已不像两个妹妹那样年轻美丽光彩照人，但也有她的大家风度，她的手指上戴着钻戒，脑后的发髻上更有一颗硕大的珍珠，显得是那样的雍容华贵。她和两个妹妹一样，都穿中式旗袍，这大概是为了表明一种恪守中国传统的姿态，表明一种与异族侵略者势不两立的心境。她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宋庆龄筹组的妇慰会，而宋美龄是这个全国组织的领袖。她也为抗战捐出了不少钱财，并博得了很好的名声。她在讲话中没有提自己过去所做的工作，而是称赞两个妹妹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表示自己今后要多做工作。
　　共同抗日的大目标，弥合了她们之间的政治鸿沟。
　　这一天是1940年3月12日。
　　这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人们看到的三姐妹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集体出现。
　　在当年宋美龄还没有成为蒋夫人的时候，人们对她没有过多的关注，即使她与两位姐姐同时出现在什么地方，由于她不代表什么政治势力，人们所感到的也只是一位漂亮姑娘而已，不会有人注意。而在她成为蒋夫人之时，宋庆龄已经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了。蒋介石和她虽一再想与宋庆龄公开地出现在一起，以此证明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合法接班人。就是说，取得孙夫人对蒋地位的承认，宋庆龄却一直小心提防，从不给蒋介石这种机会。而且，连与姐妹同时公开出现在一起的事情，也几乎没有过。所以，难怪这一次特别引人注目了。
　　三姐妹公开出现在一起，于宋蔼龄和宋美龄都是企盼已久的事情，但总是因为宋庆龄的拒绝而不能实现。这一次，在香港宋庆龄提议以这种方式的聚会，宋蔼龄和宋美龄当然都非常愿意合作。
　　宋庆龄选择这个时机，这个场合，与大姐和小妹公开出席一个集会，是颇费了一番考虑的。
　　抗战以来，国民党中有一个坚持对日投降的集团，它的首领就是当年曾行刺清摄政王并以此为资本，骗得很大名声的汪精卫。汪精卫曾是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担任过武汉政府的最高领导，当年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不久，他也随之叛变。在那以后，他在国民党中地位总是次于蒋介石，但他因为早年的光荣历史和追随孙中山的资格比蒋介石老，而又非常自负。希特勒在欧洲挑起战争后，有段时间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避免两面作战，策划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妄图让中国投降日本，让日本从而北攻苏联。当蒋介石还在犹豫的时候，汪精卫却悄悄从重庆逃出，经昆明到了河内，然后再转回上海，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诱降声明，准备组织汉奸卖国政府。当时对汪精卫的卖国活动，宋庆龄一直十分关注，随时给予揭露。针对汪精卫为掩盖卖国活动，一再侈谈三民主义，甚至打出“爱护孙先生所手创之中华民国”的旗号，宋庆龄发表讲话，揭露汪精卫历史上就曾多次怀疑三民主义，当年就曾受到孙中山的斥责。她说：“中山先生离开南京时，曾对其党内同志数人，表示失望；现全国人士，均对汪精卫失望，此国家叛徒，竟敢盗窃中山先生之遗教，其恬不知耻，有如此者。”但是汪精卫的卖国活动，仍然变本加厉。也就是在这一天，汪精卫又宣布了一个中日“和平建议”，既是她准备正式卖国的声明，也是对重庆政府提出的带有奴役性的停战条件。当时，正是为了在上层团结蒋介石，使他信守抗日诺言；为了显示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宋庆龄才特意安排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姐妹聚会，并有意使它带上某种神秘色彩，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汪精卫选择这一天也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因为这一天是孙中山逝世15周年忌日，他仍企图使自己的卖国行径能打上继承孙中山的幌子。
　　宋庆龄却比他棋高一着。孙夫人还在，只有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解释是权威的，其他人休想冒名贩卖私货。
　　看到门外引来那么多人观看，各报纸电台纷纷抢发新闻，宋庆龄会心地笑了。这就是说，她独具匠心安排的这一幕，成功了！三姐妹香港聚会的新闻，给了国内民众和国际观察家一个信号，中国国内各派抗日力量的团结更加坚强，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卖国行径在中国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中国仍然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
　　也是天缘凑巧，宋美龄这次到香港本是治病的，没想到倒成就了这么一件好事，演出了这么威武的一出活剧。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能以自己姐妹的活动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宋家的三姐妹情不自禁都笑了。
　　这是雨季到来之前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宋氏三姐妹不事张扬，这天一大早就来到香港启德机场。她们边走边谈笑，既有童年那些可笑的轶事，也有分离时各自遇到的一些奇怪的遭遇。
　　没有记者知道，没有围观的人群，她们完全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在心清下，去作一趟重要的旅行。
　　飞机呼啸升空，从广西的崇山峻岭上空再进入云贵高原，然后折向四川。
　　飞机起飞不久，宋美龄就嚷着要打牌。她在两个姐姐面前还是小时候那种任性顽皮的样子。她有意这样，似乎这样才能够拉近她们这多年分别造成的感情上的距离。
　　牌刚发到手中，飞机一阵激烈颠簸，接着猛地一沉。
　　宋庆龄似乎毫无反应，啪地把牌出到台上。
　　宋蔼龄双眉一皱，立即握紧自己的牌，抬头去看窗外。
　　宋美龄的牌则早撒了一地，她显然有些夸张地大喊一声：“怎么回事？”
　　副官从驾驶舱跑过来报告：“这是一股受高原地面影响的强气流，很快会过去的。”
　　宋美龄没好气地说：“我还以为是飞机中了弹呢！”
　　副官赶紧说：“夫人放心，航线完全在我们控制的地区，不经过日军占领区。”
　　“那日军的飞机就不会起飞啦？”宋美龄不放心地又说。
　　“空军接应的飞机已在四周警戒，问题不大的。”
　　“那就好！我自己的安危事小，今天孙夫人在这架飞机上，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宋美龄又下了命令。
　　“是！我叫他们加倍小心。”
　　经这一折腾，宋美龄牌兴全无。她怕冷落了别人，赶紧转了话题：“二姐，重庆的火锅和成都的小吃都是最有名的。有句俗话说，不到成都，不知道天下好吃的东西有多少！你这次到了那里，我一定请你把四川的小吃尝遍。”
　　宋庆龄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都说大姐钱多，本来我准备到那里大吃一顿的，谁知你们只肯让我小吃。”
　　顿时，宋蔼龄把刚喝到嘴里的一口咖啡喷到小桌上，宋美龄也笑得前仰后合……
　　飞机在重庆机场还未降落，宋庆龄就瞧到下面布置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服装鲜艳的军乐队列成了方阵，雄壮的军乐响遏行云。一队手捧鲜花的孩子们天真地把花举过头顶。中间肃然站立，以蓝黑衣服为主的则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
　　是啊，她此次访问重庆，又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昨天，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
　　今天，孙夫人宋庆龄与姐妹联袂访渝，更象征着国内各派力量的团结御侮、共同抗敌。这是足以压倒汉奸小丑闹剧的大新闻和好新闻。它可以打击敌人，消除群众中的忧虑。宋庆龄同意重庆方面大肆宣扬这次活动，因为这也是她决定此时访问大后方的初衷。
　　机舱门打开了，几千双眼睛注视着。
　　“二姐，快！你第一个出去。”宋美龄催促说。
　　“应该是大姐走第一个，这也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顺序。”宋庆龄谦让着。
　　“要不，还是老规矩，大让小？！”宋蔼龄有意自己在最后。
　　“不！孙夫人走第一个。”宋美龄坚持。
　　“那就这样，不要让外面冷场。”宋蔼龄也催促宋庆龄。
　　于是宋庆龄出了舱门，并没有立即走下舷梯。她在舷梯顶部的平台上站定，等宋美龄和宋蔼龄出来后，三个人并排一起，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三姐妹站成一排，一同伸起了右手。
　　军乐轰然响了起来，孩子们又跳又喊。
　　摄影机在转，照相机的镁光灯闪成一片。
　　在重庆期间，三姐妹同出同归，走遍了战时陪都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伤兵之友医院。当时，处处都留下了她们视察访问的足迹。
　　她们一同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卖国贼。
　　她们一起设宴招待各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定立场。
　　当时，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特地发表了《欢迎孙夫人来渝》的短评，指出孙夫人来渝，定能在反汪除奸和推动宪政运动中，做出宝贵贡献。
　　一时间，各方面为欢迎宋庆龄举行了一个接一个的招待会。蒋介石总是乐于出席。他总是笑嘻嘻地站在孙夫人身边，听任中外记者们拼命拍照……
　　在渝期间，宋庆龄住在大姐来蔼龄家里。孔祥熙极尽姐夫之责，给宋庆龄辟出了单独的一所小院，除了她的秘书和随员外，孔家又拨出了专门的厨子和佣人，让宋庆龄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世界。慈眉善目的孔祥熙，还不时和宋蔼龄一起到宋庆龄的房间问候，询问她有什么需要。
　　外面的气氛是热烈的，回到家里的气氛是温馨的，但不知怎地，宋庆龄总感到还是有一些不舒服。
　　一天，宋庆龄外出刚刚回来，听见一向柔声细语的孔姐夫正在大发脾气：“什么浪子回头，什么承认委员长明智，这些话让她听到，还不把重庆翻了天？现在是团结抗日为重！
　　宋庆龄有些疑惑，这是说什么呢？她本想再听下去，宋蔼龄觉察出了苗头，赶紧对宋庆龄说：“晚上宋美龄在蒋介石官邸举行欢迎我们的招待会，你是有话讲的，可我说些什么呢？”
　　宋庆龄早已会意，知道大姐的用心，就回答说：“我们一起先议一下吧。”说着拉着宋蔼龄进了自己的房间。
　　却说孔祥熙为何发火，原来这天孔家二小姐令俊从街上买回几张小报，上面竟然说宋庆龄此次访渝是因为苏德条约和苏芬战争感到“幻想破灭”，因而到了自己亲属的怀抱。另一张上面说，重庆对宋庆龄的欢迎是因为“一个任性的姐妹”终于承认了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明智，他们已经互相宽恕并表示既往不咎。孔祥熙知道这些中伤的谣言都是蒋手下的那些无耻帮闲炮制出来的，这些流言蜚语如果让宋庆龄看到，很可能导致她对蒋介石的愤怒和再一次的公开批评--她过去一直这样做，那样对当时正处在危难关头的重庆政府将极为不利。
　　孔祥熙把电话打给蒋介石，告诉他小报上出现的这些胡说八道。蒋介石听了比孔祥熙更光火，他大骂：“娘希匹！什么人坏我的事？现在是什么时候，把她请到重庆容易吗？”蒋介石撂下电话就差人去查办，可怜那些帮闲平时造谣受蒋的赏识，这次还依老例行事，却不知这次添乱帮了倒忙，老蒋要收拾他们了。
　　晚上，宋美龄的宴会比到重庆以来哪一次都盛大，因为是委员长官邸嘛，还有她自己的面子在里面。蒋介石更是显得格外殷勤，亲自给宋庆龄布莱，不时小声说两句关切的话，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宋庆龄在讲话中对重庆人民在敌机空袭下坚持工作表示钦佩。她特别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国民大会尽早召开，二是希望宪政尽早实施。这两条都是当时共产党努力推动的大事，因为一旦实施宪政就可以制约蒋介石的独裁，实现人民民主。
　　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报道此次聚会时却大事渲染蒋介石的出席，并引用蒋介石致词中的好听话“孙夫人此次访渝不但为重庆人民所欢迎，全国也为之深感欣慰”，而对宋庆龄的讲话内容却只字不提。
　　当时宋庆龄对这些没有计较，她还是抱着巩固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的愿望，多作鼓舞士气的工作。
　　《新华日报》请宋庆龄题词，她欣然题写了“抗战到底”4个大宇。
　　那段时间，三姐妹在重庆一起活动也引起外国人的兴趣。当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听到三姐妹将一起出席欢迎他的宴会时，他感到非常高兴。而美国的NBC广播网则特意安排请三姐妹发表广播演说，由他们向全美国做现场转播。
　　她们还一起访问了成都，对她们共同热心的工合运动进行了视察和指导。
　　在重庆和成都访问7周后，宋庆龄决定返香港。宋美龄和蒋介石都来极力挽留，希望宋庆龄“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辅助国民政府”。孔祥熙和宋蔼龄也来挽留，说如果住在孔府感到不便，给她另辟住宅。宋庆龄说，重庆很好，但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
　　宋庆龄又回到了香港，继续领导保盟的工作，从另一条战线给国内抗战以坚决有力的支持。
　　这又是一个圣诞之夜，信奉基督教的宋家人举行家庭聚餐会。所有这类聚会几乎都是在孔家举行的，因为只有在这里，宋庆龄才不避讳见到蒋介石。
　　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带着家人都来了，加上孔祥熙。宋蔼龄和他们的4位子女，还有宋庆龄和宋美龄，已是几十口人了。大家凑到一起，海阔天空地聊着，喝咖啡，磕瓜子，煞是热闹。但渐渐地人们疲倦下来，有的打起了呵欠。都快到半夜了，晚宴还不能开始，因为有一个大主角--蒋介石一直没到，所有的人只好一等再等。别人心里有想法都不说，唯独孔家二小姐令俊憋不住地大声喊着：“开始吧！我们在这里傻等，谁知人家钻到哪儿……”宋蔼龄赶紧制止：“不许胡闹！”孔二小姐把脖子一梗：“胡闹？是我胡闹还是别人胡闹？叫这么多人等他一个，在我们家里还摆臭领袖架子！”宋蔼龄怕惹宋美龄不悦，刚想再说，孔令俊却将了宋美龄一军：“干妈！你说吧，他到底还来不来，我们还要等到何时？”
　　干出过不少阴阳颠倒荒唐事的孔家二小姐，平素最得宋美龄喜欢，她嫌姨妈不够亲，干脆让她改口叫干妈。可这个二小姐耍起脾气来，连宋美龄也没办法。眼下，二小姐这一军将得宋美龄就倒憋气，不过她不想破坏今天的气氛，就努努嘴说：“今天有你上海娘娘在，你遵她的令就是了。”
　　宋庆龄把眼睛只望着天花板，脸上是一副捉摸不定的微笑，孔二小姐望了半天也猜不透，但到底还是没再开口。
　　半夜时分，蒋介石终于来了，其他的人都急忙恭敬地站起来。不管怎么说，当时他毕竟是国家的领袖呀！宋庆龄则只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旋又坐下了。这是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立时，宋美龄和蒋介石兴致勃勃，宋蔼龄和孔祥熙则有奉承之意。而宋庆龄和宋子文以及其他人，却已经没情绪了……
　　宋庆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时，和宋蔼龄同乘最后一班飞往重庆的飞机撤离香港来到重庆的。当时，飞机起飞后不久，香港机场即遭到轰炸。
　　但这次宋庆龄来渝，已经没有了上次三姐妹访问重庆时热烈欢迎的场面。因为在她上次访渝回到香港后，发生了蒋介石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当时宋庆龄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狼狈，这使他对宋庆龄特别恼怒。但是又不能发作，只好采取了一种故意冷淡的态度。连国民党元老们在国府礼堂召开的欢迎宋庆龄的茶话会，蒋介石也不肯出席。
　　宋庆龄住进了大姐家里，宋蔼龄和孔祥熙还是那样热情。宋美龄也不时来看望。但宋庆龄仍感到不便住在孔家。因为在孔家既要受到特务们的监视；并且她不好在人家家里会客，别人也不好来拜访，因为来了见不见孔祥熙和宋蔼龄？当时，宋庆龄的朋友并不见得也是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朋友。
　　“二姐，你如果感到住大姐家里不便，我找了一处房子，条件不是太好，周围的房屋都叫日本飞机炸塌了。但这所房子还算完整，它是早年四川富商黄云阶修建的花园，不知二姐是否愿意去住？”
　　面对宋子文伸出的关心之手，宋庆龄是感激的，她去看过以后认为好歹总是自己单独的一块地方，可以获得“一楼之中的自由”，于是不久就搬进去了。
　　虽然前段时间因为宋子文辞去保盟会长职务，姐弟俩发生了摩擦，但多年来宋家兄弟姐妹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政治上的分歧不能影响手足亲情。
　　后来，宋子文又拨出一辆汽车给二姐，这样宋庆龄有了一定的条件，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又在重庆恢复起来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宋庆龄就基本上将保盟募集到的现款和物资都支援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由于蒋介石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封锁，许多东西运不过去，她就把钱直接送往延安。宋庆龄发展了一些外国朋友作为保盟的委员，有他们的帮助许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一个下着蒙蒙小雨的午后，宋庆龄把自己的秘书、保盟财务主任廖梦醒叫到“松籁阁”--宋子文给她安排的新住处，让她在自己家里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打电话，约好以后廖梦醒就悄悄出门走了。她走到中国银行门前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也开到了，她向冀朝鼎招招手，两人一起进去找到孔祥熙的秘书艾德勒先生。艾德勒是宋庆龄新发展的保盟委员，他见廖梦醒来，彼此都心照不宣。廖梦醒把保盟的存折递上去说：“取款。”艾德勒就亲自动手办理，一次就取出了三麻袋现金，然后搬上停在门外的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乘着黄昏的雨色，汽车顺利地把钱带回了办事处。
　　当时一些在延安地区买不到的东西，宋庆龄就想办法让办事处的同志带一些。当时周恩来主持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来往于重庆和延安之间，还能享受到类似外交官的待遇，即他们的行李物品不受检查。一些延安急需的小东西，正好就买了请他们带回去。一次周恩来同志回延安，宋庆龄买好了一批手术缝合针、牙钻钻头等送到办事处，这些东西体积很小，仅在公文包和手提袋里就带了一大批，解决了延安地区中共医院的燃眉之急。
　　还有一次，美国一家机构邀请宋庆龄到美国访问，宋庆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为中国的抗日将士们呼吁援助，但是国民党政府不许宋庆龄外出，她只好另作打算；尽量多结交一些国外的朋友，利用他们在华的特殊身份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她的家里经常有一些各方面的朋友来访，她从不摆架子，热情接待他们，使他们产生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士兵，常常在宋庆龄家里举行舞会，他们玩得很开心。因为他们是士兵，宋庆龄对他们更放任一些，他们想来就可以来，不像其他人必须事先约定。通过这种方式，宋庆龄在重庆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当年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缅印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对中国的事情了解透彻，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认识很明确，他不许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进攻和封锁，主张对华援助应该有中国共产党一份。他的这些观点与宋庆龄很接近，因此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在宋蔼龄家里，当宋蔼龄和宋美龄要求宋庆龄和她们一起打牌时，她多是宁愿和史将军一起做游戏和聊天。
　　没过多久，史迪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蒋介石意见相左，他希望同共产党合作，称赞八路军，指控蒋介石的军队对日作战不力，为此与蒋介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宋蔼龄和宋美龄多次请史迪威的客，对他又打又拉，宋庆龄却从不参加这种活动。
　　一次，保盟从国外募捐到一台大型X光机，怎样运到延安去呢？宋庆龄想到了经常帮助保盟的史迪威将军。在当时中国对外通道只有一条滇缅公路的情况下，史将军欣然同意保盟利用这条公路运进大批物资，还用他掌握的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保盟把募捐到的东西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有时还从他掌握的对华援助物资中直接拨出一些送到边区。这一次，宋庆龄又想到了史迪威掌握的美国军用飞机，她让廖梦醒去找史迪威的副官。副官报告后，史迪威将军一口答应帮忙。但这架机器体积太大，从机舱门进不去。史迪威下令马上改建一架飞机的舱门，把X光机装进去后马上就飞往延安。当时中共控制的边区9000万人口，这是得到的第一台和唯-一台 X光机。通过这架机器，当年不知确诊了多少人的病情，抢救了多少人的生命。这架机器用了多年，它现在被陈列在北京什刹海北岸的宋庆龄故居里。
　　蒋介石在同史迪威的争执中要起了流氓手段，扬言美国如不撤换史迪威，他就要投降日本，并且让当时正在美争取美援的孔祥熙配合，立即停止了谈判。美国罗斯福总统怕反法西斯战线在东方崩开缺口，最后只好召史迪威回国。
　　史迪威回国前去见宋庆龄，宋庆龄当时第一次在旁人面前哭了。这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中共及其整个边区的军队和人民，因为接替史迪威的人选是魏德迈，魏德迈的政治倾向当时已很清楚。就是说史迪威一去，从此将很难再借用美军的条件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帮助了。
　　宋庆龄给史迪威的妻子带了一些中国礼物，目送这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美国将军隐人重庆的苍茫夜色中。
　　山城重庆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又闷又热雾又多。
　　宋庆龄感到憋闷，这不仅有气候上的因素，更有政治上的因素。她坚持不懈地帮助共产党和边区，使一些军民必需的医疗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出去，因此招来决心封锁边区的蒋介石忌恨。尤其是她眼下在蒋介石的身边，也还是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经常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发出批评和谴责，更使蒋介石常常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娘希匹！你们都是笨蛋！乘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你们搞点名堂，谁能说清是怎么回事？”在一次宋庆龄向外国人谈话又捅了他的软助以后，蒋介石把戴笠找来大吼大叫。
　　“是是，我去布置，我马上去布置！”戴笠连连哈腰。
　　松籁阁周围不明身份的人多了起来，到这里拜访宋庆龄的人常常受到跟踪和威胁。
　　一次，日本飞机刚飞临重庆上空，松籁阁附近就有一颗炸弹爆炸，结果飞机根本没有在这一带投弹。于是这一次人为爆炸的真相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要求追查制造爆炸事件的呼声四起。
　　戴笠慌慌张张地跑到蒋介石面前：“校长，不好办哪，这次仅仅是试验，就露出了破绽。而且也很难知道日本飞机什么时候来，谁知道它在不在那一带投弹。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天天做好一切准备，可也不一定能等来时机……”
　　“那是具体技术问题，我不管。我只要你们采取行动！”蒋介石没好气地说。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宋美龄抄起了话筒：“喂，接宋委员！”她说的宋委员就是宋庆龄，因为这时宋庆龄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让人给宋庆龄架了一部经中央总机接转的专线电话，不时通过这部电话和二姐聊聊。她知道二姐最近的行动蒋介石很不满意，生怕二姐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她要不时询问一些情况。但宋庆龄并不愿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告诉她。于是电话里宋美龄和二姐用地道的上海话聊了一会家常后，她特地嘱咐宋庆龄：“二姐，如果你有什么情况需要我帮助，立即直拨3142。3142，这个号码你记下了吗？”
　　“谢谢小妹，我记下了。你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宋庆龄安慰宋美龄道。
　　“不！你还是注意一些。我感觉他们最近有些事情背着我，我不放心。”
　　尽管宋庆龄不讲，那次爆炸的事还是传人宋美龄的耳朵，她朝蒋介石大发脾气，威胁说如果胆敢再对二姐有什么行动，不要忘记几年前那档子事，她会采取行动的。
　　“我发誓，我发誓！那事跟孙夫人绝没有关系，我已经查清楚了。我继承孙先生的事业，怎么会对孙夫人有所不敬呢？”蒋介石仍是信誓旦旦。
　　“你只管干！可别让我抓住把柄！”宋美龄狠狠地说。
　　但宋美龄还是不放心，蒋介石发誓的事太多了，没哪一样是靠得住的。
　　她又接通了宋子文的电话：“哥哥，你关照他们一下，不准在二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了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
　　“好的，我马上通知他们。”宋子文知道这是指的戴笠。
　　宋子文当即找到孔祥熙，两人一起把戴笠叫了来。
　　“啊，二位院长，有什么事尽请吩咐！”戴笠毕恭毕敬。
　　“嗯--是不是你们最近在孙夫人那里干什么了？”孔祥熙先开了口。
　　“哦，为了保证孙夫人安全，有几个弟兄化装在附近守卫，以防日本特务暗中捣乱。怎么？又有人说什么了吗？”戴笠假装糊涂。
　　“那好那好！”一贯不肯得罪人的孔祥熙不再往下问了。
　　“不是那么说的。”宋子文知道话还得自己说：“我告诉你，找你来不光是我们两人的意见。蒋夫人有电话来，要我们关照你，如果发现你的人在那里有不合适的行动，她是决不善罢干休的。”宋子文沉下脸来。
　　“不敢不敢！戴笠是何等样人，敢在孙夫人那里胡来？肯定是误会了，误会了。”戴笠当下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孔祥熙又来敲边鼓道：“我们知道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过蒋夫人不放心，她本来也可以直接给你说，只是她也相信不会有这种事才让我们侧面讲一下，免得把事情看严重了。没有就好，好！”
　　戴笠额角上此刻已经渗出了汗珠，心里暗暗叫苦：乖乖，幸亏还没动手。否则，这事可不好收拾。
　　孔祥熙和宋子文旋又各开出一张支票，他们拍拍一直笔直站立着的戴笠的肩膀，换过一副笑脸：“戴老板，心里没鬼不必紧张。哦，中国银行和财政部各支援你一些经费，可要注意用在对付日本汉奸方面。自己派系之间的事要往长远想，别太死心眼了。今天失势说不定明天又会得势，委员长今天喜欢的人明天说不定就要倒台。给自己留条路嘛。”
　　“是是，我一定关照下面的人，保护好孙夫人的安全。至于其他方面，二位有什么人不放心，也尽管吩咐，我是绝对照办的！”
　　以后，不管蒋介石怎么催，戴笠抱定了主意，对孙夫人--我是不能听你的。出了事夫人一闹，你委员长也顶不住，还不得把我兜出去！再说，宋子文和孔祥熙面前也没法交待，那两位可是财神爷啊。他们要不给钱，我这军统也没法维持。
　　事后，孔祥熙又悄悄给宋庆龄说：“哎，我说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儿啦，老惹他不高兴，把你抓起来怎么办？”
　　“抓吧，我等着他们抓呢，那样更好！”宋庆龄不在乎地说。
　　“唉，这……”孔祥熙连连摇头。
　　宋庆龄照样我行我素。
　　一次，董必武要返回延安，宋庆龄毫无顾忌地在自己家里为他举行欢送宴会。
　　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来了。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徐舜英等人也来了。
　　周恩来在席间纵论天下形势，并特别分析了华北战场的战绩，在座的大家倍受鼓舞，凝神细听。
　　此时窗外寒气逼人，壁炉里却炉火通红，映照着壁炉架上交叉放置的两株稻穗。跳跃的火焰映照得稻穗显出金黄的颜色，十分可爱。周恩来谈完后，李德全指着两株稻穗大声地赞叹说：
　　“你们瞧，多么好看啊！这两株禾穗简直像金子铸成的一样！”
　　宋庆龄笑着说：“该比金子还要宝贵呢！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万万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就比金子还好吗！”
　　周恩来此时也走过去，双手抚弄着禾穗说：“将来打下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到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
　　大家一齐说好，并共同举起杯来，祝愿新中国早日诞生。
　　后来周恩来一直记着自己说过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国徽图案时，他又讲起了当年那段往事。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上，就有了两束丰收的麦稻穗。
　　抗战中，宋庆龄不遗余力地组织保盟举办各种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收入的钱物当时不仅用来支援边区，也用来赈济河南灾民、广东灾民和湖南灾民等；还帮助一批国统区的贫病作家渡过生活难关。当年艾芜、邵筌麟、黄药眠、端木宏良、司马文森、陈残云和孟超等进步作家都曾得到过宋庆龄的援助。
　　终于有一天，鞭炮响了起来，到处是喧天的锣鼓，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那天晚上，在孔家又举行了家人的大聚会，宋氏三姐妹互相祝贺胜利，她们碰杯、跳舞，欢乐通宵。但当看到蒋介石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时，宋庆龄不免心里又忧郁起来：仅有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并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要一个独裁的中国还是民主的中国，要一个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还要进行。她必须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当时她想，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斗中能够站在一起的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关系国家前途的斗争中，还能继续站在一起吗？
　　第十四章 宋孔恩怨及其他
　　1．当初就是“哈哈孔”作祟
　　当年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是民族矛盾，关系着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当时，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的。
　　当时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虽然一直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也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当时，他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并且他还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断向共产党挑衅，袭击人民军队，捕杀抗日干部，制造多起摩擦事件，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当时的这些行径，也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亦不能否定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当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敌后斗争吸引了众多的日本兵力，使国民党正面受到的压力减轻，这是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的重要因素。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要针锋相对，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中国共产党坚决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进步人士和各阶层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与国民党的倒退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这种斗争，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而是为了迫使它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从而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
　　当时中共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汲取了大革命时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教训，又接受10年内战时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实行这个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始终清醒地全面地看问题，胜利地驾驭着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国难当头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各界群众的极大义愤。当时民族战争还没结束，胜利还未见分晓，内部就已开始分裂。这是其一。其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当年也矛盾重重。其中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明合暗不合。尤其是在抗战中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更使宋子文看不惯。
　　如果把宋子文与孔样熙比较，孔的精明和算计要比来的心计多10倍。宋子文充其量不过是个洋书生，留了多年学，空有一肚子理论且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地到处得罪人。“哈哈孔”虽没有多少学问，但有满肚子实践，要对付宋子文应该还不成问题。30年代初宋子文与蒋介石因“耳光风波”撕破脸皮后，就是“哈哈孔”乘虚而入，一举夺去了宋子文手上的财政大权。
　　1939年9月18日，经过孔祥熙的一阵游说，蒋介石信以为真，遂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常务理事。”同时发布了《战时建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办法》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
　　按理说在抗战初期，孔祥熙与宋蔼龄夫妇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他们同时也利用手中的财权，使自家大发了横财。这是当时人们共知的，宋子文当然更清楚。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恐怕永远是个不解的谜。当时，有个说法叫做“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应该是“四大家族”的真实写照。这种说法当然也传到宋子文的耳朵中，而来的心里也是不平衡的，他知道姐夫的底细。怎么说自己是从孙中山时代做的财政部长，而孔祥熙则是从蒋介石执政后才做的财政部长，论资历自己是当然的老前辈。可是，谁又让他做了自己的姐夫呢。
　　抗战爆发之前，孔氏家族通过做军火生意、炒股票及币制改革等，已经发了一大笔横财，但孔宋夫妇却并没有就此满足。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孔祥熙官运亨通一帆风顺，一步一步走向他一生中的顶峰。
　　再说“卢沟桥事变”时，孔祥熙本人尚在伦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来就此在上海成立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当时关于金融方面的领导，完全由宋子文主持，这就是四联总处的开始。孔祥熙回国后，旋又在汉口正式成立四联总处，原上海总处改为分处。且孔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名义担任四联总处主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当时，不是宋子文不与孔祥熙合作，而是他看不上孔祥熙的那副嘴脸，因此当时宋子文挟持中国、交通两行，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最后孔祥熙不得已，只好抬出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名义，出任四联总处主席，孔任副主席，实际上仍由孔祥熙主持。经过此次交锋，孔祥熙意识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此一回合，宋子文最后失败了。
　　再说孔祥熙执掌四联总处大权后，开始了他的真正发迹。孔有孔的绝招，他开始空前地扩大自己过去经营的企业，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等等。
　　首先在金融方面，孔祥熙原本就有山西老家的裕华银行。该行开办于1915年，总行设在天津，名义上有资本200万元，实际上远未达到这个数字。该银行属孔祥熙的私人资本，本质上亦是商业资本，所以裕华银行只是孔祥熙的虚空机构。当时他开设金融机构的原因，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给孔祥熙推销火油的代理权，但要一个银行担保。而当初孔在金融界举目无亲，只好虚设银行于天津，实际也是投机。当时孔为了证明此行不小，就说是从原来颇有名气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并自山西太谷搬来。其实当时志诚信早就关门了，并且与孔祥熙毫无关系。孔祥熙这个人向来说假话是不脸红的。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渐走官运，但金融方面仍没有足够的资本。当时他在上海要开一个中国国货银行，还得靠动用一笔公家资本才启动起来。而设在天津的裕华银行，在20年代早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孔祥熙的真正发迹是在抗战期间。1937年他几经周折，将裕华银行搬到重庆后，该行资本即增为2000万元。手中有了权也就有了方便，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户头，到1941年该行透支额已达3000万元。随后在1941年黄金抛售中，裕华银行遵照孔祥熙指示大买黄金，而且利用它的西安分行从事黄金的转运，以在西安抛出赢利。当时，在重庆黄金市场中，实力最大的是西帮和昆帮。当时，曾有一位记者写道，黄金市场中西帮是大主顾，他们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实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到西安以后，再运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这个西帮就是以山西裕华银行为中心的。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已增资达1亿元，孔祥熙亲任董事长，很有些财大气粗的样子。这家银行也就成为孔祥熙实际的金融中心。此是后话不讲。
　　其次在工业方面，孔祥熙当年也曾办过一些企业，据说不少于10多家。他个人并不出资，多数是挂个名，而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但在抗战期间，由于他掌握了四联总处，有信用膨胀之权，也便乘机插手工业。当时，他插手工业是从华西兴业公司开始的。“华西”公司原是30年代初，由四川人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创办的。经过几年的经营，拥有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并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因此，华西兴业公司在当时名噪西南，引起各方注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孔祥熙为了迅速扩大在西南的势力，开始把手伸向“华西”。最初“华西”并不乐意孔的插手，因为他上面有人，手中有权。1938年“华西”计划将“华联炼钢厂”扩建为年产30吨钢的炼钢厂，因资金不足，派人找到孔祥熙要求贷款。孔表示贷款有困难，但可投资合办“华西”。“华西”认为与孔合资，无异于“引狼人室”，后患无穷，因此只同意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系，并不让其渗人企业内部。此时“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都在抢夺民营工业。于是孔祥熙深恐“华西”落人他人之手，心中十分不安。在一天晚上，孔祥熙把儿子孔令侃叫到跟前，吩咐孔令侃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先哲把“华西”拴住，然后再想办法吞并“华西”。这是孔祥熙的一大妙计。
　　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央信托局经孔令侃批准，很快贷给“华西”60万元，但这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华西”只得先将这笔贷款拿到，分别用于扩建厂房等基建工程；并趁海运尚还畅通之际，在国外订购了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随后，当“华西”要求续贷时，孔祥熙便变了脸，以“前帐未清，碍难照准”予以驳回。此时，“华西”公司在国外订货尚差款无着，建厂工程也因资金缺乏而停工，公司陷入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境地。于是孔祥熙趁此机会，又提出合资办厂的问题。“华西”公司迫不得已，终于答应了孔祥熙，并将“华西兴业公司”改为“中国兴业公司”。当时商定公司资本总额为法币1200万元，孔祥熙随即指示他的裕华银行和祥记公司投资，其投资额占资本总额的80％，以后又逐年增多。到1943年，孔祥熙在华西公司资本总额的1．2亿元中，所投人的股份上升到95％。于是改头换面，“中国兴业公司”也就姓孔了。
　　随即孔祥熙在“华西”公司大捞好处。改为“中兴”公司后，孔祥熙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改组。他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各股东每1股（100元）有一表决权；一股东而有11股以上者，自11股起，每5股有一表决权；100股以上者，自101股起，每10股有一表决权。照此规定，孔祥熙官僚资本股共占9851权，而其他商股仅占2311权，而董事、监察的当选，是以得票的权数多少而定。这样孔祥熙自然占了绝对优势，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选举了。最后，孔祥熙终于担任了该公司董事长，并且一任就是10年之久，直到国民党溃逃大陆始告终止。在这10年之内，孔祥熙在该公司囊括的财产，显然又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而在商业方面，孔祥熙当年更是公司林立。据统计有21家之多。他认为做生意是神圣的事，生财比办工业来得快。1943年重庆银社开献金大会，孔祥熙要求大家为抗战献金。群众见孔只会唱高调，便故意高呼：“请孔院长拿出钱来！”“100万！”结果孔祥熙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薪水才800块，我能捐一点，这是因为我还做一点小小的生意而已！”孔祥熙是一向以金融业为根本，做生意当然是副业了。在此次捐款中，宋蔼龄倒是十分大方，捐出了100万。据说在宋蔼龄捐款的当夜，夫妻二人还吵了一架。主要是孔祥熙认为宋蔼龄捐多了，不符合他在会上讲的话。宋蔼龄可不这样认为，说你是行政院长，我们不带头捐像话吗？你讲话还有威力吗？……
　　孔祥熙虽也有经商之道，却远没有夫人精明。抗战期间，孔祥熙把商业投机交给太太、少爷、小姐和门生们去做，自己则在背后出谋划策。当时孔家在重庆成立的商号有祥记、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当时样记公司有汽车30余辆，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华公司专搞运输与贸易，大元公司搞五金电料，恒义和升和则专营洋杂百货，广茂兴公司则经营参茸药材。这些公司在孔祥熙庇护下，巧取豪夺，自不待说。1945年孔祥熙失宠下台之际，曾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检举祥记公司。后来又是孔夫人出面四处周旋，才平息了那场风波。
　　当年在文化事业方面，孔样熙也插过手。如抗战时期他接办过“四社”，即《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四社初期由张竹平经办，原来是研究性质的报纸，后因得罪了蒋介石而为蒋所取缔，最后只好让给孔祥熙。当时由中国国货银行出面承担了“四社”全部债务，另给张竹平个人5万元，遂将“四社”全部买进。抗战初期，《时事新报》迁往重庆，《大陆报》、《大晚报》留在上海，申时通讯社则停办了。日本投降后，《时事新报》迁回上海，并恢复了申时通迅社，由王正廷任董事长，实际由孔令侃主持。但因报纸销路不好，孔家在这方面没有捞到多少油水。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最初各显其能，维持自下而上的团结和发展。但后来，中华书局的物力在商务印书馆面前相形见细，1937年几乎倒闭。当时，孔家准备渗入，宋蔼龄求其弟宋子文帮忙，宋子文看在姐弟的面上答应下来。但后来又使宋子文后悔一场。因中华书局旧有的股东深恐孔、宋喧宾夺主，就仅借大宗款项，却严格限制孔、宋的股金投资；且资金投了进去，却没有保障一定能得到回报。
　　不料1941年中华书局总经理在香港逝世，孔祥熙即指使其亲信李升明上台，接任中华书局的董事长职务，于是中华书局形式上就完全落到了孔家手中。这又使宋子文十分气愤。抗战胜利后，孔、李谋将上海中华书局全部迁往海外，变中华书局为私有，遭到全体职工的坚决抵制。正在僵持期间，孔祥熙见大势已去便逃往海外，李也随之而逃，那一斗争方告结束。但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的中华书局，却仍落到了孔家的手中。
　　当年孔、宋插手工商企业虽赚了不少钱，但只靠这些还成不了亿万富翁。当年他们的私财，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靠营私舞弊。可以说，这样得来全不费功夫。
　　抗战初期，钞票多在国外印制，如美销公司、德纳罗公司等；香港未沦陷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等也均为中央银行印制钞票。当时这样无限额地大量印刷钞票，供给国民政府军政费用，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而孔祥熙却把国家的金银外汇变相转入私人腰包。后来孔祥熙一核算，印一张钞票成本要美金几分钱，划不来，便决定进口油墨纸张，在香港由中华书局、大业印刷公司和大东书局日夜开工印刷大面额钞票。当年在香港印的钞票，要日夜不停地由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空运到重庆及内地。后来，孔祥熙又下令成立中央银行运输科和中央信托局运输科并自购卡车，先经由越南海防到广西南宁，以及由滇越铁路经昆明转运，以应急需。
　　当年在国民党政府中，政府官僚的私人费用实际上是难以分清楚的。孔祥熙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中央银行支给自家费用。如 1938年10月1日，他曾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令本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请记在国库项上报核”。1939年2月25日，他又以财政部部长名义拨给“行政院孔院长机密费国币20万元”。财政部长孔祥熙拨给行政院长孔祥熙，这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实际是把国家资金变成私产。而此时正值国难当头。
　　当年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费用，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预算时，行政院会计处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且制定后若各省市预算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处批准。但当时，只要走通孔祥熙的后门，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折呈，经孔祥熙一批，预算就可以任意增加，经费亦可任意移用。有一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表示，未得结果。那时甘肃的财政厅长是由孔祥熙官邸秘书处委任的陈立廷，陈便抄近路直接呈给孔祥熙，孔很快就批了准许下来。
　　当时，孔祥熙把中央银行完全看成是他私人的帐房，孔公馆（包括香港浅水湾的公馆）的开支，连草纸、肥皂都是银行付帐。孔家的汽车供应，全部由银行担任。除孔本人以外，宋蔼龄、孔令仪、孔令俊（即有名的孔二小姐）各人都有专用车。因中央银行从来没有预决算制度，这样孔才能用之不尽，取之无度。同时中央银行从来没有人员编制和定额制度；副局长、副处长可以任意增添。有一次行政院办理侍从室转来一件公函，内容是有人联名提议，要求蒋介石派人检查中央银行帐目。孔一见大为震怒，并猜出大概是宋子文的意见。孔祥熙当时歇斯底里地大声说：“他大概是发疯了，要来查我的帐户 后来也就再没人说了。
　　在抗日战争中，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另一手段即走私。1937年国民党政府匆忙由淞沪、南京撤退后，把国内吞吐物资的最大港口上海丢失。于是其后唯一能作通道的，就只有香港--广州一线了。尽管英国人采取绥靖政策并受到日本的压力，但因香港与广州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港英当局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中国内地一些方便。但如果由中国交通部门公开在香港办理接运手续又不行，因此暂许中国的一些机构改头换面，在香港进行半公开的活动。于是孔、宋豪门资本与军统特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香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西南物资运输处和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开始大量的走私活动。
　　西南物资运输处，当时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下设业务处、购料委员会、秘书处、警卫处等机构。当时警卫处实际是军统局直接控制的派驻香港机构。西南运输公司成立后，机构庞大，业务广泛，运输繁忙。尤其是广州于1938年秋沦陷后，广九、粤汉铁路交通断绝，运输更为困难。虽然香港往桂林、重庆有飞机来往，但旅客往来以及中央银行运送钞票的任务，已经是忙不过来了，对于大规模物资运输，以及众豪门的走私货物，必然要另谋出路。于是只得与越南商谈，开辟一条经过海防、镇南关到桂林的公路，以及海防到昆明的滇越铁路。以后又开辟了缅甸到云南的公路。这些交通命脉，当时在西南运输处的控制下，孔家虽然也能装运一些私货，但毕竟有些碍手碍脚。于是，孔家决定在中央信托局也成立一个运输处，以便于更好走私。这样一来，又与宋子文及其二弟宋子良发生了矛盾。
　　中央信托局原是财政部于1935年明令公布成立的，由孔祥熙兼任理事长，负责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的信托业务。1937年底中央信托局总局撤迁到香港后，孔家大少爷孔令侃以常务理事身份主管一切。为了便于走私，孔令侃在中央信托局设立运输处，派孔家最忠实的管家、原中央银行庶务科主任林世良为处长，买了大批卡车，打着“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和替中央银行运钞票以及装运特种物资的旗号，拼命私运孔家需要的一切物资。当年所谓的“3000万元走私案”，就发生在这里。
　　当时的“3000万元走私案”，是孔家包庇林世良走私、不料被军统特务查获的一起案件。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因滇缅公路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对外的唯一海陆交通线，为了统一调度指挥，蒋介石派他的表弟俞飞鹏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身份，驻节缅甸仰光。俞到仰光后，规定任何车辆不准放行。但当时头一个不买帐的，就是孔家操纵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林世良非但不承运西南运输处的物资，而且包庇走私了一批当时价值3000万元的物资，偷偷从滇缅公路运往重庆。事后俞飞鹏向蒋介石哭诉，说林世良倚仗孔家势力，假公济私，阻挠军运，以致他号令不行，无法统制才致造成巨大损失。于是，蒋介石立即下令逮捕林世良。林彼时住在昆明太和酒店，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在乎。突然一天下午来了一队宪兵，拿了蒋介石手令，给他戴上手铐脚镣立即用飞机押往重庆。此际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任许性初，也以串通舞弊的罪名，同时被扣押。林世良自以为手里有孔家这张王牌，关在土桥军法执行总监牢内犹毫不在乎，与他女友赵某通信时，还认为这只是一点误会，不久就可以解决。当时有人向他示意，把孔家王牌交出，可以免他一死。但他表示效忠孔家，并相信以孔家的势力，一定可以保他平安无事，故不愿背叛主人。殊不知此时他的靠山孔令侃远隔重洋，而孔祥熙当时亦正受内外夹击，为了保护自家，孔也只好丢车保帅了。于是林世良终于被判死刑，执行枪决。许性初也被判了11年徒刑。一时人心大快。但事后特务头子戴笠不肯罢休，仍向孔祥熙节节进逼。孔祥熙只好把缉私署全部大权拱手交给戴笠；又在财政部成立货运管理局，由军统特务王挽洲任局长，把鸦片特货业务统一交由军统经营；并附上条子让戴笠以缉私署名义，向中央信托局透支3000万元（当时黄金每两1万元）合黄金3000两。照规定中央信托局只能做短期的工商业贴放承兑业务，50万元以上要经过总处批准。可是孔祥熙与戴笠的直接交易，当时谁也不敢提出异议。
　　其实，蒋介石下令处决林世良，也并非全是因为林帮助孔家走私。蒋当时不过是因为日军占领仰光时，国民党官员自己放火烧毁了存放物资，要找一个替罪羊而已。
　　抗日战争开始后，德国因受到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则因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双方不便于公开往来，但暗中仍有交往。国民政府的兵工署官员都是留德学生，全部生产装备以及操作都使用德国技术。为了补充德国的武器弹药配件，当时在香港有兵工署驻港办事处。德国供给军火武器，中国用土产出口偿还贷款。因此生意不便与宋子文掌握的美国、英国借款相混淆，所以蒋介石把这笔生意交给孔家来做。孔令侃立即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一个兵工储料处，打着奉蒋委员长手令直接办理“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连那些通常要办的手续都免除了。蒋介石本想通过此事，让孔家捞一把。没想到，此事和宋子文又发生了矛盾。
　　孔令侃在香港活动期间，他的娘舅宋子文也在香港。两人因夺权争利，矛盾百出；不仅私下貌合神离，在业务上也剑拔弩张，相持不下。那时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大借款，是由宋子文一手包办的。他通过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等压低价格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等出口物资，以抵押债款。上述物资都是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的统购统销出口物资，原来由宋子文一手垄断并从中取利。孔令侃则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就借口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一定要把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为此，他致电财政部，要其转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全国范围内所有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财政部办事人员中虽有人觉得此事蹊跷，内容有些出入，但上峰交办，谁也不敢明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搞出了一个所谓“双包案”。
　　孔令侃既然决定由信托局收购猪鬃，就命令易货处在桂林、昆明、柳州、常德、西安、兰州等地成立收购处，并派出不少人员张出告示，就地挂牌以官价收购猪鬃。可是复兴公司老早就在各地设置了收购处，他们的根据是宋子文“对美国棉麦借款偿还办法”，也是国民政府明令规定了的。当时两个收购处都有硬后台，谁也不买谁的帐，开始是哄抢，后来把官司打到了重庆。此事宋子文因有一张必须确保美国借款债信的王牌，最后占了上风。
　　孔家一看不成，后来干脆配合德国商行，用中国资金在华北一带日军占领区，收购各种土产，如桐油、猪鬃、矿砂、当归、大黄等运往德国，一方面折充贷款，一方面从中渔利。当年孔家为德国人办事，德国人也关照孔家。1939年9月希特勒突袭波兰的前几天，德方商行代表希米特接到本国密令，要他们立即撤离香港。希米特感到可能会出事，就把这个意思转达给孔令侃，孔令侃又马上告诉了宋蔼龄。她立即指使帐房倾巢出动，把国家外汇拿出，大肆收购美国军火飞机商的股票，由此孔家又发了一笔横财。可见，当年孔、宋两家的暴富是通过多种卑鄙手段聚敛而来的。
　　当年孔祥熙贪赃枉法，还有一件举国皆知，并使他自己声名狼藉的事，那便是鲸吞美金公债了。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国土日缩，民生疾苦，军政两费亦倍感困难。当时的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委员会（蒋介石兼主席）乃借口提倡节约，吸收游资不惜竭泽而渔，向西南地区的川、康、滇、黔和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l亿美元，每美元折合国币20元，总计折合国币20亿元。该项美金公债的券面，分为1元、3元、5元和10元（美元）数种，以当时美国对华贷款差不多5亿美元中的1亿美元为基金，俟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还。最初发行时大肆宣传：“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但由于一般人民从未开过这种洋荤，不相信要到哪年哪月才真正兑得差不多，即便真正兑得差不多了，又不晓得怎样使用；故许多人于购得之后，多愿折本脱手，捞回一文算一文。因此美券黑市，一度曾由官价20元下跌至10元。后因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国币价值日愈低落，因而美券价值日渐回涨，由初时的17、18元，逐渐涨至20多元以至30元。于是对这块肥肉早已垂涎的孔祥熙及其属下亲信、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见机会已到便利用职权，上下其手，对美券干起了贪污舞弊的勾当。
　　当时，是以“财政部鉴于美券黑市上涨，不利继续出售”的名义，突然于1943年10月15日密函国库局，令将该项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万美元，悉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完案。国库局长吕咸秉承孔祥熙的意旨，秘密将该项未售出的余额美券，分期分批，全部侵吞朋分；一下竟胆敢鲸吞相当于三四个省份储额的美券1150余万美元，致使美券市场，由1美元兑20多元和30多元狂涨至数百元，从而影响得物价更加直线上升，金融更加混乱不堪；蒋管区的民心士气亦更为低落。
　　当时，孔祥熙及其随从蝇营狗苟，进行贪污舞弊的具体罪行是：国库局一奉到财政部的密函，吕咸立即转令各省中央银行分行速将尚未售出的余额美券，如数返解该局。按照正规手续，该局于收到各地美券后，应立即转交业务局承购，缴存国库。可是，吕咸竟拟一签呈说：“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多，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符合政府吸引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国人战时生活。”然后又选定一个最“利市”的日期，送请孔祥熙审批。孔祥熙对此本早已馋涎欲滴，就甩开大笔批了个“可”字，但不签名，仅盖上一颗“中央银行总裁”的小小官章。吕成取得合法手续后，第一批购买美券余额350万美元，照官价合国币7000万元，尽送孔祥熙一人独吞。
　　吕咸所拟的签呈，是于1944年1月递送的。当时根据重庆《国民公报》经济栏所载，本月份美券最低价为20日的250元，最高价为16日的273元。以官价每1美元折合法币20元售出，即使售款全部缴入国库，孔祥熙和吕成等人所获暴利之巨，已足骇人听闻。
　　合计上述第一、二批贪污舞弊的两笔款项，共达1150万美元左右。若按当时重庆《国民公报》所载美券最低市价为250元计算，贪污犯仅照官价折合法币20元购进；而且实际上交钱不交钱都无关系，通常是只以期票换美券，即以票换票，买空卖空，其中即有很大的有效期价可赚，其公式略为：（250 X20）元X1150万=26亿元，即被贪污了法币达26亿多元。这就是孔祥熙等人通过黑市的转手所得。如以当时全国4亿人口摊算，平均每人即被剥削法币达6．5元以上。再就美券本身而论，他们第一、二批贪污数额即已高达1150余万美元，等于当时四川省的实际储额，或者三个云南的实际储额。可是，他们却还不满足，得一望二观三，仍在大打其如意算盘，妄想把相当于9个省份的美券实际储额约5000万美元，分期分批地全部鲸吞干净。此真可谓胆大包天，令人发指！
　　横财使人致富，夜草可助马肥。孔祥熙当年如此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难怪后来他能成为“中国的头号富翁”、宋蔼龄也能成为“中国的第一钱袋”！但与此同时，孔氏家族如此的巧取豪夺，不仅加剧了与宋子文等其他几大家族的矛盾，实际上也加速了蒋家王朝的最后覆亡。
　　此一点已然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2．文人相轻
　　那一年圣诞节的白宫。
　　冬日的阳光淡淡地撒在白宫的庭院内，白宫以它与自然朴素的协调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当时，美国政府为了表示对各国使节的友谊，在宽敞明亮的宴会厅里，举行盛大的节日宴会。
　　各国使馆要员的邀请函早在节前3日即已发出。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为胡适其人，人称哲学家，在日本未发动珍珠港事件之前，常握管吮毫写点有识见的文章并引起国人垂青，亦颇受一些美国知识界人士的赞赏，尤其是蒋介石也很欣赏。于是在孔祥熙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
　　此次胡适接到白宫的邀请函后，便列出了中国方面的出席名单。
　　此时，宋子文为推行抗战“金元”外交，正奔走美国。胡适一介文人，当时不知怎地竟稀里胡涂地把财政部长“宋子文”列在一等秘书的位子上。宋子文看后大发雷霆：“这个胡适太不像话了。吾来美国是为了抗战筹资。一等秘书，让吾脸面往哪搁？吾宁可不出席。”宋一面将此事告诉国内蒋介石；一面拜见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摩根索财长陈述此事。旋经美国方面调停，胡适且作改正，风波才算停止。
　　不过，说起来胡适对宋子文亦确实早有不满。可谓文人相轻。两人同是美国留学博士，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经济，多少有些“不是冤家不聚头”架式。抗战爆发后外电传闻宋子文将再度出山，统管国内财政及贸易工作。此时，胡适已赴美就任大使。胡适听此消息，惴惴不安，于是半夜披衣坐起，挥笔给当时蒋介石的贴身秘书亦是胡的文友陈布雷发了一封电报，并请代转蒋介石。其电文中写道：
　　有传说各部将改组……近日报纸又有子文将长财部或贸易部之说……鄙意对行政各部改组消息，颇有顾虑：一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市合作。二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文代陈光前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自来之顺利。三是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政部重提米麦借款，美方认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以上各种情形，因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
　　由此电文中不难看出，胡适对当年宋子文的印象就已不好。或可以说，胡适根本看不起宋子文。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后来传到宋子文的耳朵里，矛盾的前因后果一清二楚，宋子文早有所防。当然，宋子文在蒋介石面前，也决不会说胡适的好话的。而蒋介石对宋、胡之间的龌龊心里十分明白，但他却竭力搞平衡。不过他平衡的砝码更多是倾向于妻兄宋子文一边的，当时对胡适的上书并没有理睬。于是宋子文时来运转平步青云。1940年，蒋介石在已任命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前提下，又委任他作为处理对外借贷事宜的全权代表赴美。鉴于当时宋、胡之间的关系紧张，蒋介石便给宋子文颁发了“私人代表”为通行证，这样赴美就可避开驻美大使馆胡适的干扰，直接与美国高层人物接洽了。
　　当时，宋子文有了蒋的“私人代表”这张王牌后，就开始有意折腾胡适了。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特使”身份飞至美国，下榻后他即拨通了胡适的电话，声言“余今有要事与兄相商，今晚拟去访兄，请兄在大使馆等候。”
　　当即胡适满口应允。可那天胡适等到深夜12点，也没等到宋子文的影儿。
　　第二天清晨5点，胡适刚睡下不久，电话又叫了起来。原来又是宋子文称：“昨夜因事羁身，致未能趋访，至歉安！今晚必准时赴访。”
　　但当天晚上宋子文又未露面。
　　就这样连续折腾了胡适两个晚上没睡好觉。
　　第三天清晨，宋子文即登门访胡，又把胡适堵在被窝里，一时好不尴尬。宋子文则又是一番面致歉意。随即宋子文邀胡适一起去拜见美国罗斯福总统。
　　“我就不要去了。”此时胡适不免推辞。
　　“请而不到非礼也。”宋子文又将了胡适一军。
　　胡适也只好硬着头皮跟去。可在白宫，刚与罗斯福总统见面未谈上几句话呢，宋和罗氏便要单独会晤。胡适因宋是蒋介石的私人特使，也不好多想就离开白宫返回大使馆。不过待第4天中美借款协议正式见诸报端，胡适看了才恍然大悟，大呼“原来如此。”胡适当即拿着报纸向身边的秘书大放厥词说：这宋公子真有一手！他明知我与罗斯福私交甚好，他不来我也能谈判成功。他怕我邀功，他宋子文才是彻头彻尾的邀功呢！
　　后来，胡适又想到了更深的一层：宋公子恐怕一直在忌恨他呢。
　　再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宋、胡矛盾更趋白热化了。
　　那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夜，日本驻美大使被赫尔国务卿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斥出国务院客厅。此时，胡适从2000里以外的城市演讲刚回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脸面没洗就有记者登门采访此事。也许此际胡适真不知道此事，便随口应道：
　　“尚无所闻。”
　　当时亦在美国的宋子文知道此事，便对胡适这种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大为不满，一次竟当面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把胡适训斥一顿，意在逼其辞职。胡适当时有口难辩，只好向蒋介石发电请求辞职。蒋介石为安慰胡适，特发来一电抚慰道：
　　“勉为其难，仍盼继任斯职。”
　　“要我辞职，蒋委员长还不干呢！”胡适一边发牢骚，一边将电文让秘书送宋子文处过目。宋子文于是亦无话可说了。
　　此是第一回合。
　　不久事情又来了。当时重庆外交部与宋子文往来的国内信函，必须到大使馆去盖印。于是胡适并不怎么给宋子文面子，依旧我行我素。因为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并不为权势所动，且不值得拍马屁的人他还真不拍。后来，由于同美国谈判的需要，他便常舞文弄墨，在报端写点随笔、评论什么的，倡导他考据的哲学和文学。而宋子文看了，不免指鹿为马疑神疑鬼，甚至总有些怨恨：这个胡适，写东西少政治多文学，与时局不符。这是宋子文的第一印象，抑或第一直感。后来文章看得多了，作为一名政府要员他觉得有责任去劝说胡适，结果二人又闹得不可开交。最后，那一次宋子文拍桌子道：
　　“你的文稿并不只是代表你个人，因为你是政府派员。今后凡发表政治性演说和文稿，必须要报政府审核同意，以顾全大局和国策！”
　　“必须先报宋先生吗？”胡适讥讽道。
　　“我眼下就在美国，当然我有权先看。”宋子文也毫不客气。
　　话不投机胡适终于被激怒了，他忿忿地说：“你……你算老几？你读过几本中国书？读过几本英文书？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的文稿？”
　　“你要知道，你是政府派员。你代表的是政府不是个人！你要认为有委屈，可以辞职不干嘛！”宋子文仍以理据争。
　　不久，国民政府又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此时，胡适深感官大一级压死人，索性不如一走了之。在这种背景下，胡适不得不再次向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提出辞职。鉴于当时来、胡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国民政府于1942年9月11日正式批准了胡适的辞职报告，并改由魏道明继任驻美大使。从此，结束了宋胡那段不愉快的纠葛。
　　当时对于胡适下台，有亲近胡适者说：他是一介书生，不懂政治，直来直去，早该离开政坛。一次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流着眼泪对人讲：“他卸任驻美大使后，我就劝他离开政界到教育界来。盖我知其为人，一生忠诚和义气对人，毫无政治手腕，不宜在政治上活动，常为人利用而仍自乐。”
　　彼时人们心里都明白，胡适辞职并非出于心愿，实际上是被宋氏家族赶下台的。据后来的《宋氏王朝》一书介绍，宋子文当年迫不及待赶胡适下台，是因有一个鲸吞美援物资的秘密，恐被胡适告发。此事无据可查，目前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
　　嗣后，由于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基地--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像一只到处咬人的疯狗一般，激起了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反对。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再也不太平了。就此，中国历时4年多的抗日战争被正式列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1942年1月1日，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中、美、苏、澳、加、荷等26个参加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份《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后称为《联合国家宣言》。
　　当时，宋子文西装革履，代表中国在《宣言》上签了字。
　　《宣言》中指出：“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的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同时规定各国的义务为：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全部兵力与经济资源，打败法西斯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不到侵略国家无条件投降，每个国家都保证不与法西斯国家合作，不单独缔结停战协议或和约。当时，随着26个国家的名字在此份宣言书上的签订，标志着26双铁拳举起，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随后，宋子文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奔走于中美之间。无疑，此时的宋子文为国家和民族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随着中国战区的应运而生，美国已处于两洋作战的态势。为了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先欧后亚”。同时，也考虑中国战区的实际，认为中国是打败日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基于此，美国当时把战略防御阶段任务选在主要打通滇缅公路、依靠中国军力消耗日本军事力量上；等待欧洲战事结束，再由中国战场转而向日反攻。为完成这个战略企图，美国罗斯福总统曾派其亲信--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以协助蒋介石指挥东方战场的作战。
　　当时因共同的敌人--日本，使中、英、美三个大国走到了一起，结成深厚的友谊。结盟不到一年，美、英为了表示与中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意立即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新约。当时中国政府对此无疑是欢迎的。于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又承担了此一重大使命。后来谈判虽有挫折，最后毕竟达成了共识。
　　后来中美、中英所签定的新约，主要内容基本相同。
　　其中《中英新约》共有9条。这9条分别是：
　　第一条规定条约适用的领域；
　　第二条规定撤销英国政府及其人民或公司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
　　第三条宣布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
　　第四条决定交还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天津、广州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
　　第五条是关于不动产之保护或转移问题；
　　第六条规定两国人民享有在缔约国中旅行、居住、经商之权利；
　　第七条规定依赖之权限；
　　第八条规定待战争结束后，双方缔结友好通商及设领条约；
　　第九条规定新约批准生效的日期。
　　综观当时《新约》内容，第二条最为重要，故在中英换约的附件里又明确规定英国政府应放弃如下特权：一、租界及使馆区之特权；二、内地驻兵权；三、军舰自由驶入权；四。领事裁判权；五、通商口岸权；六、沿海贸易及内海航行权；七、外籍引人权和海关雇用官员权等。这表明，当时除九龙及香港外，英国政府从政治上、军事上基本放弃了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而后通过《中美新约》的签定，美国也取消了在中国的种种特权。
　　一石激起千重浪。在此基础上，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加拿大、比利时、挪威、荷兰、瑞典、法国、瑞士、葡萄牙、丹麦等国也与中国签订了类似的新约。从此，百年受侮的中国逐渐摆脱了枷锁，开始走向一个可能独立自主的国家。
　　1943年1月12日，宋子文在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举行了盛大记者招待会，出席此会的有上百名中外记者，镁光灯闪闪，宋子文红光满面。面对着记者的提问，宋子文侃侃而谈。
　　一位美国记者问：“中国是否对中美、中英两个新约满意？”
　　宋子文回答：“大体可以说业已满意，然尚有少数问题须再讨论。”
　　记者又问：“须待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宋子文回答：“中国曾提出九龙及香港租借问题，然英国政府未准备加以讨论，我方已保留再度提出此问题之权。”最后，宋子文声称：“本人得参加废止特权之新约的签订，无尚欣幸。自1928年对美国关税自主之条约签订后，本人即切望能签订以往之治外法权废止之新约，于今日果如愿以偿。”
　　3．难得姊妹又团圆
　　1943年的春节，应该是当时中国人多年少见的热闹春节了。
　　为庆贺新约的签订，庆贺中国已争回的一部分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蒋介石发表新年祝辞：《告全国军民书》，并决定放假3天，以表庆贺。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颁布了《关于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于是全国上下大江南北，一片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沉浸在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
　　那天，宋美龄像只花喜鹊，飞回了黄山官邸的家里。旋即兴奋的她，又接连拨通了大姐宋蔼龄，二姐宋庆龄，大哥宋子文，小弟宋子安、宋子良的电话，把姊妹团聚的邀请分别告诉了他们。为了春节团圆，大姐宋蔼龄特在重庆酒家订购了个六斤重的大月饼，并开车送了过来，以代表宋家6姊妹的团圆；宋子文也特意派飞机到昆明购买了两只象征团圆的神龟鱼，也送进宋美龄的餐房；两位小弟弟还为宋美龄请来了重庆饭店的高级厨师。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家族的团圆应该是最神圣的，神圣的团圆也凝聚着每个家族成员；尤其是在宋家这个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且在全世界都名声显赫的家族里，他们视团圆为黄金。可以说，宋氏家族的团圆当时远远超过了普通家庭团圆的意义。
　　除夕那天的晚上，黄山官邸楼前一片白灿灿的花朵，山影、石壁、柳树等颜色、形态各异。在淡淡的夜光下，似乎都显得比往日柔和和亲切了似的。
　　此时黄山官邸的宴会厅里甚是热闹。
　　宴会厅内的十几台大吊扇一齐开动起来，阵阵暖风送温情，此刻宋氏兄弟姐妹6人以及他们的家眷、司机和侍卫官等，足足摆了5大桌。十几名侍者身着全套白色制服，有的在一旁悉心伺候，有的满面大汗跑来跑去。
　　为了家族的除夕团圆，今晚姊妹6人辞去了一切公务。在太阳落山时，6辆轿车已驶入这里，排成一溜地停在去鹤楼前的草坪上，煞是壮观。当时在中国物质文明止滞的不发达状况下，宋氏家族的物质条件却是超前发展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不但拥有自己的专车或专机，而且还拥有自己的多处别墅以及富丽奢华的生活。
　　此时，餐桌上的物质文明更是令人称羡不已。
　　五个大大的餐桌上一色地摆满了高级厨师烹制的名菜，它们分别是：油炸团圆神龟鱼、菜鸽蛋汤、眉毛丸子海参、香酥鸡网油蟹卷、生菜大虾、油淋安康鱼，以及叫不出名的山珍海味，还另外备有点心、水果和冰淇淋等。
　　宋美龄的开场白亦像一篇优美的散文诗。短短的几句话，真挚动情，使全家人都兴奋起来，连连地举杯庆贺这多年不见的年夜团圆。那高脚酒杯里的红色液体，通过兄弟姐妹间的碰杯祝福后，仿佛不再是酒而像是母亲的血液，再次注入他们的肌体，使他们有着共同的心声。
　　“莫谈国事。”大姐宋蔼龄一道戒令发布后，兄弟姐妹们竭力维护，尽情地开怀畅饮。以前，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所表现的尊严，在今宵这种场合下已不再矜持。在亲人的面前，各自的性格展露无遗，那才叫亲切和痛快哩。当时，宋氏兄妹们尽情享受着团圆的欢愉……
　　“庆龄，大姐敬你一杯！”宋蔼龄首先站起，举起了酒杯。
　　“谢谢大姐，理应先敬你才是。”宋庆龄也端起了杯，“但我喝酒不行，让我喝一半吧。”
　　“不行，要喝就要喝光。”宋美龄插言道。
　　宋庆龄只好一饮而尽。
　　此时，宋美龄亲自掌勺做的花溪河鲤鱼端了上来。就见宋美龄先夹了一块放在宋庆龄的碗里，“二姐，尝尝我的手艺。”
　　“哎哟！”宋庆龄连声赞道；“有滋味，有滋味！”
　　“既然有滋味，也请二姐喝下小妹的这杯酒吧。”宋美龄此时又站了起来。
　　“好，我喝。”宋庆龄当即又是一饮而下。
　　几杯酒过后，宋庆龄睑色微微发红。她无限深情地注视着身边自己的这些同胞姐妹们。
　　当年经过宋美龄的多次努力，宋家的兄弟姐妹们终于又走到一起来了，并且在新春夜围在一个餐桌上吃难得的团圆饭，这是十分可喜也十分难得的。在当时及以后的岁月中，这也是最后一次姊妹间的团聚了。
　　第十五章 子文办外交
　　1．老蒋无法容忍史迪威
　　1941年底爆发的珍珠港事件，结束了中国独立支撑远东地区的抗日局面，并使得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脐身于英美两大盟国之间。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以183架飞机从海上的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突然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的军港--珍珠港。于是，8日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珍珠港本是一个美丽的港湾，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中部的瓦胡岛南岸，东距火努鲁鲁9．6公里，是一个水深港大的陆抱良岛，亦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空军基地。当年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共有18艘舰船，并装备有260架舰载作战飞机。
　　日本空军偷袭那一天，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人一点也没有防备。日军183架飞机悄悄飞临，一通狂轰滥炸，眨眼之间珍珠港一片火海冲腾。美军的18艘战列舰没待反应过来均已成了废品，260余架飞机也全部化为灰烬；当时驻守珍珠港的大批美军官兵亦都成了日军轰炸的牺牲品。
　　当时这一消息通过大功率电台立刻传到美国，身在异国的宋子文是先于蒋介石听到此一消息的。宋子文感到震惊不已，同时凭着独有的政治敏感，他似乎嗅到了什么，立即给国内的蒋介石发报，通报这一消息及中国的应急对策。
　　待蒋介石接到这个信息时，已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了。他马上向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以及斯大林做出了相同的表示，建议马上召开一次盟国之间对日作战的紧急联合军事会议。
　　结果反映不一：斯大林答复说苏联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大个子罗斯福和矮个子丘吉尔却表示十分赞同。
　　会议在宋子文等人的积极周旋下，于当年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会议决议在重庆成立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当时英国的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要挽救缅甸，因为当时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捷。最后会议同意，从中国采取行动，于1941年底重新开放缅甸公路。此条中缅公路当时确系东方战场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蒋介石也急于使这条道路保持畅通。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当时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就仅剩香港了。
　　但是，此时的香港也处于日本人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护他们的直辖殖民地--香港。尽管这个建议后来没被英国人接受，但蒋还是出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中国大陆这边侧面攻击日本侵略军。
　　当时无疑这是一种被人戏称唐吉河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当年12月18日就离开了九龙，香港也于圣诞节那天沦陷。于是由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军队，旋即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并被来自九龙和广东两个方面的日军所击溃。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拒绝。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终于改变了初衷。就这样，蒋介石把他的第五军和第六军派到了缅甸前线与日军交战。
　　大约也就在彼时，蒋介石作了一次密而不宣的印度之行。
　　当时，蒋介石印度之行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确希望能利用自己的影响，为盟国的事业扭转世界的公众舆论，因为当时大英帝国的威望已降到最低水平。而另外一个不那么无私但亦十分体面的动机是，他要争取在战后的世界上，做一位解放亚洲的伟大领袖。
　　当时，美国罗斯福总统由于宋子文做工作，认为蒋的这次访问是个好主意；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却相反，他认为中国是在未经英国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干涉。
　　于是那次印度之行安排得十分秘密，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到达印度5天之后，才宣布消息。
　　只是他们很快就遇到礼仪上的麻烦。
　　按照中国的礼节，蒋介石应该先到孟买附近圣雄甘地的住处去登门拜访。但是依照印度的习俗，则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处去会面，而且当时的英国总督也要求按印度习俗去做。当时的印度总督是林利恩戈勋爵。于是英国驻中国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一克尔先生将英国总督的一封信交给了蒋夫人宋美龄。英国总督在信上说如果蒋氏夫妇执意要到沃尔塔甘地的住处去，那么总督将处于政治上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不要这样做。丘吉尔此时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进行劝说。当时丘吉尔声称，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会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于是蒋介石终于屈服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加尔各答便被选为双方妥协后的会谈地点。那天，印度当时的人民领袖圣雄甘地是乘坐三等车厢而来的，他与穷苦人一起经受了旅途的辛劳。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倍受感动。随后二人大谈团结，以及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等。
　　1942年2月21日，即蒋介石访问印度的最后一天，蒋夫人宋美龄全文广播了蒋委员长对印度人民讲话的英译稿。这篇讲话不顾英国人的不快，蒋介石表示希望印度尽快得到自治权，并同时号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
　　可是，就在蒋介石结束访问离印不久，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即被捕入狱。据说这种事在当时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斗争中，时常发生。
　　蒋介石为了不再得罪英国，遂请宋子文在美国活动罗斯福总统，由罗斯福总统出面调解。
　　也就是蒋介石回到重庆后没几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于1942年3月6日，抵达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关于史迪威来中国的一事，最初是蒋介石提出来，并交待宋子文具体推荐的。此有“宋史交换函件”为据。然而，后来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6职，则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当时都有哪6职呢？即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
　　其实这些职务，只有蒋介石认可的最后一项，即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余职务全是美国附加的。这等于束缚了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手脚，蒋介石怎么能不生气呢。于是他便埋怨宋子文作事不同他商量，可宋子文当时也是一肚子委屈。而根子还在美国陆军部的官员身上。
　　就这样，史迪威没来就已成了“畸型儿”。于是他到了中国后，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很快产生矛盾并迅速激化，而宋子文则更成了蒋介石的埋怨对象。
　　关于当年史、蒋争论，美国方面已有许多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用语尖刻的观点，让人一听就会猜想到当时的激烈冲突。实际上，摩擦的确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
　　第一次见面史迪威就通知蒋介石，声言他将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上的所有美国军队，在中国所有的国际战争委员会中代表美国政府，并负责对中国根据租借法案获得的物资  以及其它美国的国际援助计划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又是中国最高司令官--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声言负责蒋介石与韦弗尔将军的之间联络，韦弗尔当时指挥着缅甸和印度的英国军队。本来，作为最高司令官的参谋长，史迪威似乎应该接受蒋委员长的命令。但是，当时在史迪威看来，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是高于蒋介石的。
　　而且第一次见面，史迪威便向蒋介石摆出了不可一世的面孔。尤其让蒋介石无奈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予以扣压。起初，蒋介石还能竭力压着自己的火气。实际在他接到中国驻美使馆拍来的有关美国陆军部发表史迪威将军来华任职消息的电报时，蒋介石就把电报狠狠地摔在桌上，对陈布雷说：“这都是宋子文办的好事！”
　　本来，史迪威在受命之前，宋子文对史迪威的出身经历进行过调查，且对他十分满意，认为“挑选担任此项任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同时，宋子文在调查的基础上，还与史迪威作过较长时间的面谈，结果也证实了他当初的那种看法。
　　当时蒋介石政府在享受租借法时，尚没有别国政府那么“平等”。英国和苏联及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规定是华盛顿特意设置的，因为不能让蒋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资的权利。
　　这样一来，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的完人，遇到这种事情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尤其在个性方面，于是双方矛盾愈来愈激化。当时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中，这个“刺头儿”把蒋委员长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尾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史迪威曾把罗斯福也叫作“老软蛋”，并给当时许多著名人士都起了他个人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史迪威当初或许也是带着某种野心来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藏而不露，但后来却不加掩饰了。当时他一度想取代蒋介石担任中国军队最高司令。这当然要遭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不过这种根本不符中国当时实际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可惜此一点史迪威当时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甚至连罗斯福总统也未认识到。史迪威最初只看到了蒋介石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军事天才过于自信，以致于有些目空一切。
　　当时史迪威的这种个性，标明了与史发生冲突的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当时与史发生矛盾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便是飞虎队长陈纳德将军。
　　珍珠港事件之后，陈纳德被并入美国军队，级别是空军少将。当时，陈纳德和他那些志愿兵的到来，已经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当年那支“飞虎队”很快便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此以前，面对日本的空袭，中国毫无防御。而陈纳德的志愿兵便成了美国的中国空军特遣部队，后来又编为第十四航空队。当时按照史迪威和蒋介石制定的战略计划，陈纳德统管湖南、广西和云南的一系列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将使用美国的援助修建，并用飞机从印度翻过喜玛拉雅山空运给养。
　　当时，关于这些空运过来的物资应优先用于何处？史迪威与陈纳德发生了矛盾。陈纳德希望用于他的空军基地，但史迪威却想用于训练在印度拉姆加尔以及云南昆明的中国新兵，史迪威指望用这批军队赶走侵占缅甸的日军。
　　与史迪威不同的是，陈纳德将军当时则与蒋介石相处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与埃里克·周的一次谈话中，蒋介石当年的秘书长吴铁城曾谈到蒋介石与陈纳德这种少见的和睦关系，并分析了其中一些原因。
　　他说，陈纳德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且一贯尊重蒋介石。他只谈论他最了解的话题，即空军问题。这一点极少有例外。另外一个促进蒋陈二人关系的因素是，陈纳德对他手下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十分信任，因而极少提出批评。于是作为职业军人，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因为蒋介石也是职业军人。就这个层次而言，蒋介石同样欣赏史迪威的气质；只不过他是单方面的欣赏，没有得到史迪威相应的回报。
　　史迪威当时指挥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不幸失利。当意识到撤退已不可避免时，他竟连蒋介石这个战区最高统帅也懒得打招呼，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而原来大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此时仅剩下4万人左右了。不过，史迪威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将军拍了两封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拟将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但事前蒋介石就下过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这样，在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之下，史迪威就撤消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入印度。待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后，蒋介石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拍了电报。结果，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聿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的兵力，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生路。对此史迪威大为光火，一回到重庆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指责蒋介石不该直接与他手下的将军发生联系。
　　其实，此时的蒋介石心中也正不痛快呢。
　　2．费力没讨好
　　当时，中国远东军的失败，应该说史迪威的指挥失误是有一定责任的。当初宋子文推举史迪威言过其实，现在史迪威失利的消息传到宋子文的耳朵里，他生怕再次引起蒋介石的指责，便于5月15日在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小心冀翼地询问蒋对史迪威的看法，并乘机出谋献策。
　　宋子文在电文中除直陈“缅战不利之主要原因，无疑为英国不能与我彻底合作”外，还说考虑到“此后我尚须利用印度为运输军械飞机之航空站”；“英美战后或背道而驰，在战时则因生死存亡关系，不能不密切合作，故我如公然向英责难，反失美国同情”。建议蒋介石不若趁此时机，密致总统（罗斯福）及丘吉尔一电，直陈缅战过去之错误，措施严正而委婉。并告以中国为此原因，危难更为迫切，不得不要求：
　　甲、英美即派大批飞机来华助战；
　　乙、英、美、中速策划雨季后反攻缅甸，夺回仰光，恢复中国之国际路线。
　　蒋介石当时对中国军队的失利极为懊丧，并且迁怒于史迪威。这从1942年6月18日，蒋介石以感想形式给熊式辉、宋子文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的电文是：
　　前得删电，询我对史迪威之感想，业已另复。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亦未筹备进行，甚至于维持中国最少限度与其可能方案，亦未曾着手。至于空军之建立与补充、心脏空运按月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亦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与彼无关痛痒。此人（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此或因平日未习幕僚长业务之故，缅战失败之原因，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而彼乃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且谎报罗卓英逃回保山，其实彼自缅甸退却之先……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事前对我并未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于情于理，皆出意外。
　　蒋介石在电文中，虽对史迪威的组织能力、责任观念、指挥经验多有责备，但考虑中、英、美三国之间关系，便仍叮嘱宋子文一人：“我为保全友邦荣誉处计，不愿多言。此时对马歇尔参谋长不必急于答复，将来彼或亦能了解吾人之苦心也。”
　　此时，史、蒋的矛盾亦反映到美国人的耳中。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是最不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值得感谢的东西，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的那笔尾数不小的贷款--5000万美元。
　　当时蒋介石正在印度新德里访问，罗斯福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好消息的电报，电文中并说：“中国军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
　　当时正处于囊中羞涩、焦头烂额之中的蒋介石，接到这份喜报的确是个不小的安慰。他立刻向罗斯福总统回电说：“您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
　　同年3月8日，由宋子文出面达成的中美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在宋子文的活动下，英国也马上送来了500万英镑的贷款，同时有美国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然而这些在蒋介石眼里一码是一码，并不能阻止蒋、史发生矛盾，相反这种矛盾却逐步升级以至于闹僵，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召史迪威归国。这中间宋子文做了大量工作，如其说史迪威身兼6职神气一时，是宋子文一时的工作忽疏；而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也同样是宋子文的点子。殊不知宋子文得知史迪威、蒋介石的矛盾后，始终站在蒋的一边。当史、蒋矛盾升级时，宋子文曾三次策划撤换史迪威。
　　第一次是1942年7月20日，一次史迪威不同意蒋介石要从中国租借物资中拨出两架运输机交航空委员会使用，作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立即对史责问，并要求他向蒋介石的有关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之权作出解释。于是史迪威当日送蒋一份备忘录，陈述其个人权限与地位，为自己申辩。当时蒋介石看到史的这份备忘录后十分气愤，立即给宋子文拍去电报称：平时我对史迪威不用中国战区参谋长名义签署文件，并时时以罗斯福总统代表自居一事“皆不以为过，毫不与之计较”，但这次“再不能不与其政府坦白商讨”其参谋长的地位与权限  了。
　　宋子文知其原委后，亦大骂“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他决定尽快与美国政府交涉；并请示蒋介石是继续留史在华供职，还是乘机更换人选？当时蒋介石复电宋子文：“暂不表示为宜”，暗示“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
　　第二次发生在1943年秋冬之交，史、蒋意见再度分歧。史迪威建议蒋介石“转移西北的兵力来阻止日本”，要把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和共产党军队调出来打日本。但此时蒋介石反共立场已定，岂肯调出？于是史、蒋二人激烈冲突，蒋介石于是公开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
　　那一次蒋介石有令，宋子文便极为卖力。他拟了一份“改进中国战区方案”，目的是想通过改组来撤换史迪威。当时这个方案是：一、在中国战区增设副统帅一人，由美军军官担任，参谋长一人改由中国军官担任，增设副参谋长一人，由美军军官担任，其下处长副处长，则由中美军官混合编成。二、中国代表必须参加C．C．S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如蒋委员长以国家领袖之尊不宜使受C．C．S之统驭，则中国战区统帅可由蒋介石推荐中国军官担任。
　　接着，宋子文开始活动罗斯福总统。同年8月ZI日上午，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接见了宋子文，宋子文当即提交了改组中国战区的意见书。当时双方的交谈是愉快的，宋说：“如史迪威不予变动，中美军事合作甚为可虑。”罗斯福即答：“此事美国政府已经考虑，近期已有召回史迪威、改派斯特莱曼和韦洛接任的拟议，请转告蒋委员长。”
　　当宋子文走出罗斯福办公室后，心情是十分高兴的，他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致电报告此消息。9月29日，宋子文在返国前夕向罗斯福辞行时，再次重申史迪威必须撤换，否则中国战区必将乱套。罗斯福回答：“原则上基本同意，有些工作还待落实。我准备派蒙巴顿将军、萨姆维尔将军偕同你一同赴渝。”
　　“那太好了！”宋子文答道。
　　然而，就在宋子文一行10月1 日飞抵重庆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撤换史迪威之事再度搁浅，宋子文的努力又成泡影。谜底在哪里？宋子文做梦也没想到，此次拆台的竟不是美国方面，而是自己的大姐宋蔼龄和小妹宋美龄。
　　当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9月13日下午3时许，史迪威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话筒里传来了蒋夫人宋美龄的声音：“我和大姐蔼龄邀请参谋长到私邸一晤。”
　　“那好，”史迪威此时正为美国政府要撤换他而焦急万分。因正式命令还没下达，他现下还不十分摸底。于是他心想，到蒋家里了解一下情况也好，便应允下来了。
　　当即史迪威不敢怠慢，准时来到蒋的私邸，只见宋蔼龄和蒋夫人正等着他，于是一阵寒暄后人坐。
　　宋蔼龄首先说道：“我们姐妹让你来，主要想对目前中国战区的情况交换一下意见。中国战区战备情况之糟令人震惊，怎样改变目前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况，美国政府极为关注，蒋委员长更是头痛。”宋蔼龄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下来给对方留个思索的空间。旋又说道：“照我们看，恐怕不出成绩就要换人了！”
　　宋蔼龄的一番话说得史迪威一时心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他开口便问：“听到什么消息吗？”
　　史迪威当时所问的消息主要是指他自己要调动的传言。
　　宋美龄莞尔一笑道：“消息倒是听到些。但我们听说的消息倒是何应钦在中国战区作梗，致使中国战区困难重重。不知史参谋长清楚吗？”
　　“你们是说要撤他？”
　　“对。”宋蔼龄与宋美龄唱着双簧，悄悄给史施加威力。
　　“这…这……”史迪威面有难色。
　　“我们姐妹俩知道史将军目前的处境，只要您有了态度，我们可以在委员长面前为您的问题说话。”宋美龄又道。
　　当时思前想后，史迪威终于下定了决心：“那就这么办吧。”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神气了。
　　事后的一天晚上，宋蔼龄又拨通史迪威的电话，正式告诉他：“有人正在幕后奔走，极力策划撤换你。”同时也转告了人们抱怨史迪威的那些话如何如何等。
　　同一天晚上，宋美龄也拨通史迪威的电话，告诉他：“委员长现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希望将军来委员长这里屈尊走一趟，说几句道歉的话，我看事情就过去了。”
　　接到这个电话后，以“醋性子乔”绰号著称的史迪威，有点害怕，甚至睡不了安稳觉。为了避免不体面的免职，他强压心中怒火，后来真的跑到蒋介石面前道了歉。
　　那天史迪威一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就说：“委员长，请您不要介意！如果我有什么错误，请相信我唯一的目的还是为中国好，并非出于对委员长的不尊。”
　　蒋介石当即也笑了：“何必这样。我也是个脾气不好的人。都是为了共同的抗日事业。今后我们一起继续战斗。”
　　就这样，宋子文几经周折撤换史迪威的事再次搁浅了。
　　只是，当时史迪威向蒋介石道歉，并非本愿。当天晚上他从蒋介石那里回到住处，心里仍很不是滋味儿，于是提笔记下了这一天的日记：
　　这是一次该诅咒的经历，男子大丈大做事从来无悔，想想真是可笑之及。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写完日记后，史迪威毫无睡意。他在想究竟谁在捣鬼，在幕后下策划撤换他？于是他脑袋中浮现了多个面孔。最后停在“宋子文”头上，接着他又在同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吗？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委员长……”
　　那段时间里史迪威疑虑重重，10月21日他又在日记中记道：
　　啊，是宋子文。他在新德里告诉萨姆维尔‘这件事就要实现了’。
　　原来，宋子文和萨姆维尔在飞渝途中，透露了罗斯福总统要撤换史迪威并由萨接任的消息。抵达重庆后，萨姆维尔恐怕由自己顶替史迪威而招致史的怪罪，便将宋子文的原话全盘托出来。这样才使史迪威明白，原来宋子文是他的最大敌人。于是史迪威在后来的日记中又写道：
　　当宋氏姐妹保证其地位将大为改善，将来不致再遭攻击时，我推测宋子文着实受到了打击。
　　再说宋子文听到蒋、史和解的消息后，打击倒说不上什么打击，但他心里着实一肚子火无处发泄。据说，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宋美龄和宋蔼龄邀他吃饭并为他洗尘，他竟连个回话都不给。后来，宋美龄登门问其缘故时，宋子文答：
　　“你和大姐做的好事，还让我说什么？史迪威不走，这件事就没算完。”
　　当时宋美龄只是陪笑，不再说什么。
　　然而事情确如宋子文所预言的那样--后来蒋、史矛盾再度激化，宋子文亦再度出山活动美国总统罗斯福，并终于“赶走”了那位倔强而不请中国国情的史迪威将军。
　　时间为1944年10月20日下午。
　　3．外交家的风采
　　当年在国民党内，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派系，叫做政学系。这个派系中的许多人在美国或在日本留过学，且绝大多数能言善辩，会说英语、日语等，并立志要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当时有两个人颇突出：这就是孙科和宋子文。
　　身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当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作为一位学者和主张国民党改革的人，当时孙科只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勇气与国民党一刀两断。虽然他较长时间内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却无法与陈果夫、陈立夫操纵的国民党党的机器抗衡。当年，蒋介石因为害怕听到开明的议论，常常一连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则差不多也有孙科同样的遭遇。人称“宋公子”，当时亦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虽然敢于大胆直言自己的想法，但是蒋介石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可以说，宋子文也很少讨蒋的喜欢。在此一点上，宋子文尚比不上他的姐夫孔祥熙。
　　当年有人说，宋子文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蒋介石虽讨厌他，却又离不开他，原因就是看中了他的才华。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宋子文再度复职并出任外交部长，可见他是多才多艺的。在当时的国民党要员中，几乎无人可比。
　　1945年4月1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
　　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此次会议的主旨是讨论联合国宪章，并为筹建联合国作准备。
　　飞机在万米高空翩翩飞行，宋子文和他的随员们亦兴致勃勃。
　　联合国最初的雏形，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并表示共同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当时在《宣言》中，中国与美、英、苏同为发起国并列为各国之首。1943年10月30日，中国又与美、英、苏3国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之宣言》。这个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主张，中国由此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而且确定了在联合国中的大国地位。紧接着，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43年11月，蒋介石作为“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一起出席了开罗的三国首脑会议。同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对蒋介石来说更是一大胜利。《开罗宣言》宣布了三大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地方全部归还中华民国。
　　而且，罗斯福还保证支持1944年春天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90个师提供装备和武器。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反对“外国入侵”中国，且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当时罗斯福的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罗斯福总统也让蒋介石作出了解决其与共产党分歧的承诺。
　　于是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当时带着前所未有的声望回到了中国。
　　但他不知道，罗斯福当时在德黑兰还与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了会晤。在那次会晤中，罗斯福向斯大林作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反的保证。
　　的确，后来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蒋介石作出的许诺。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坚持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歧。
　　此刻，宋子文不时望着飞机弦窗外飞掠的白云。而坐在他身后的代表有：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和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青年党代表李磺、民社党代表张君、无党派代表胡霖，一共10个人。
　　飞机于1945年4月13日晨降落在华盛顿机场，然后宋子文一行又换机转赴旧金山。
　　1945年4月25日下午3时30分，丽日高照。
　　这是个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了。
　　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歌舞剧院门前彩旗招展；肩披红绸缎的礼仪小姐分列大门两旁，亭亭玉立，手持鲜花欢迎着46个国家的计856名代表和来宾徐徐人场。当即胸戴红花和代表证的代表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健步拾级而上进入了能容纳万人的剧院大厅。大厅内舞池的军乐队正在演奏着雄壮的人场式音乐；会场庄严肃穆，天蓝色的背景、杏黄色的台柱，映衬着46国的旗帜；每一位要员到场，都有本国的国歌和音乐奏起。当时，整个入场式搞得隆重热烈，持续了近1个小时。
　　4时30分，音乐倏然停止，就见一队美国男女，身着天蓝色和平服装，从讲坛两侧以稳健和自信的步伐，进入主席坛后面站如松塔，以象征联合国的前途似锦与和平卫士的朝气。待一切就绪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斯退了纽斯偕同加州州长华伦与旧金山市市长拉凡步上讲坛，向在座的各国要员招手致意。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大会主持人斯退了纽斯紧紧握着桌上的木槌，郑重地敲了3下，宣布：
　　“联合国讨论世界机构之会议业已开始！”
　　首先，人们为联合国的重要发起人罗斯福总统的病逝默哀1分钟。然后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通过电话向与会各国代表致欢迎词。接着由斯退了纽斯致开幕词，他指明“确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系于此会。最后加州州长华伦、旧金山市市长拉凡均尽地主之谊地讲了话。他们都强调，旧金山能成为此次盛会的地点，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光荣。当时，旧金山至前线距离最近，同时也是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事的供应站抑或大通道。
　　26日大会选举决定，美国国务卿斯退了纽斯、中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相艾登为联合会议主席团主席，轮流负责大会的组织和召集。同时推定中、苏、美、英、法、澳、加、智利、捷克、墨西哥、荷兰、巴西及伊朗等14国组成重要而有权力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斯退了纽斯担任，大家以掌声通过。
　　同时，按照美、中、苏、英4个邀请国的顺序，首席代表分别发表了演说。
　　宋子文的演说生动形象，不时激起阵阵掌声。
　　他首先代表中国，向已故罗斯福总统的病逝表示深切追念。接着他说：
　　在吾人心目中，罗斯福总统不仅为美国第一公民，抑且为世界有灵感之领袖，彼以热烈之情绪，为国际谋正义和平，其高瞻远瞩，与夫政治家风度及魄力，已使联合国之胜利在望。彼虽龙逝，但其事功将继续领导吾人。接着宋子文又话题一转道：
　　自1931年以来，经14年之野蛮的战争，中国已忍受极大劫掠……吾人曾极力寻求一切方法，以谋补救。吾人明了如无一实际有效之集体安全制度，则任何一国之最后安全即无望……为维持集体安全起见，应决不犹豫，以吾人主权之一部分，贡献于新的国际机构。吾人必须准备作若干牺牲，得完成各国共同目标。
　　宋子文的讲话半个小时，其中有八次掌声雷动。
　　4月28日，按轮流值班制由宋子文主持了第三次全体大会。当时给各国代表和记者印象是：中国外长宋子文属学者形，态度慎重，英文清晰，主持会议准确。因而他给各国代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5月1日，联合国举行第6次大会，选举通过了4个大会组委会和12个小组委员会名单。宋子文当选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会议各组委员开始工作后，对于宪章各项问题分别研究和补充修正。至6月15日，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大体完成。
　　宋子文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既是十分繁忙的，同时他又是十分活跃的。5月26日下午在退伍军人纪念大厦，他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当时，到会的中外记者达300余人。
　　这是一次令宋子文施展才华的记者招待会。宋子文首先面对记者介绍了中国的代表团成员，并特别说明中国代表团还有一位新闻界的代表胡霖，并引起同行的一阵掌声。为了说明中国代表并非一党代表所有，宋郑重声言，中国的10位代表代表了各方面的意见，其中有反对党代表，也有无党派代表；并说中国的各位代表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旧金山会议获得成功；中国人民不论政治信仰为何，均衷心赞助国际机构。宋子文还表示感谢全球报界为中国之3项修正建议案广为宣扬，并感谢全球报界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14年中，给予中国的大力协助。
　　整个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共41件，其中包括政治之敏感问题。当时宋子文均对答如流。当时有一个记者指着董必武问：“董先生是否是一个危险人物？”于是宋子文请董老起立，以示其无损于人。
　　另一个记者直接问董必武：“这个会对中国内部团结是否将有直接的影响？”
　　董必武答：“然，但不是直接的。”董必武的答复由翻译员译成英文后，宋子文再用英文高声复述一次，又博得了不少的掌声。
　　亚洲一些国家的记者则关心中国对大西洋宪章的态度，其中一个印度记者问：“中国是否认为大西洋宪章亦适用于印度及亚洲其它地方？”……其余的问题则涉及菲律宾与朝鲜。由此可见，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尤其是东方的民族，都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当时对于这些问题，宋子文或顾维钧逐一作了解答。
　　另外一些记者关注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另一记者问：“中国是否要消灭日本？”
　　宋子文答称：“中国虽时常警觉关于未来的侵略，决不宽恕那些战争罪犯，但亦不主张去灭绝日本整个民族。”
　　朝鲜记者询问，中国何以不提出朝鲜出席旧金山会议之问题，一旦朝鲜解放后，中国是否主张朝鲜独立？印度记者询问，中国是否将建议设立联合国仲裁委员会，以打破印度之僵局，犹太记者则提问，中国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持何种态度，黑人记者问，中国是否愿提出特别平等条款附人世界安全机构宪章之内。
　　宋子文在会上数度声明，此次联合国会议实际上不可能讨论危害世界和平的一切特殊问题。他还说：朝鲜问题已在开罗会议中解决；至于主体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一事，已在中国未参加之雅尔塔会议决定；大西洋宪章并无种族或信仰之区别等等。当印度记者一定要询问大西洋宪章是否适用于印度及其他亚洲民族时，宋子文答称：“此一问题，最好去询问拟订大西洋宪章之国家！”
　　菲律宾记者问：中国对于菲律宾独立持何态度？
　　宋子文回答：“中国深以得与菲律宾为兄弟之邦为荣。”
　　记者询及日本对于中国之和平建议时，宋子文称每次日本提出议和时，中国均告日本：“请与联合国言之。吾国乃联合国之一分子，不能与汝等单独谈判。”
　　有记者问：“战后日本是否将获准加入国际机构？”
　　宋答：“吾人希望日本能补过，不再从事全国性之切腹。”
　　记者问：“战后中国对于日皇将如何处置？”
　　宋答：“吾人望在俘获日皇之前，此一问题已先解决。”
　　记者问：“中国对于惩处战争罪犯及构成战犯之条件，有何见解？
　　宋答：“此并非和平会议，战争罪犯并非本会议讨论范围。”
　　记者问：“击败日本需时几何？”
　　宋答：“余亦希望获知此一问题之答复。”
　　记者问：“日本是否有领袖可能领导战后日本走人联合国家之途径？”
　　宋再称，“余之不幸经验，并未使余获得任何指示”，并说他亦希望此种领袖能够有出现。
　　在招待会上，顾维钧、王宠惠等人还回答了中国对于国际托管制度、国际法院及其他有关问题。
　　随即又有记者问：“中国是否期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宋子文答：“余答复此一问题将冒犯余之好友莫洛托夫君。”
　　记者最后请宋子文评论希特勒之死？
　　宋简明扼要地说：“独裁政治有其容易死亡之道。墨索里尼之死、希特勒之死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记者招待会是宋子文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举行的。当时宋子文身着深蓝色便服，话里夹杂了时髦的美国语调，所以深受记者欢迎。与宋子文坐得最近的是顾维钧，宋氏向他征求的次数最多；而遇有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则由王宠惠致答。王挺直身板，戴着一幅宽边眼镜，颇像一位法官。当时吴贻芳女士身穿朴素庄严的中国黑旗袍并围一条白色的颈巾。。胡适、胡霖则保持缄默坐在旁边一声不吭。中共代表董必武笑容满面，遇有直接有关问题，则从容作答。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此次记者招待会，当时给各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一旦措词不当，就可能引起盟国的反感；如不答复又给人以态度暧昧的印象。而中国代表的回答，一般印象令人感觉中国既坚持公正的立场，也期望与各盟国合作。
　　此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的另一表面印象则是，中国内部正趋于团结。一位英国记者对《大公报》记者说：
　　“今日所见情形，达成一个团结的中国似非难事。”
　　然而，外国记者当时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派出了联合代表团，但对中共派出的代表却百般挑剔，故意刁难。当时只允许董必武一人为代表，随行秘书为章汉夫、陈家庚；并处处加以防范，制定所谓宣传对策，甚至对中共代表的经费来源是否有美方团体资助也要“密加详查”。董必武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并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战绩；同时阐述中共的基本政策，给在美华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种种造谣和诬蔑。这些情况，彼时外国记者在宋子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然是看不出来的。
　　总之，那一次记者招待会是相当成功的。它成功地显示了宋子文的外交家风采。
　　4．赴苏使者--拒绝“外蒙独立”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在国际事务的圈子内敌我阵营分明，战争使反法西斯同盟中国与国之间团结空前，友谊益增。可是过分的亲近，结果也容易惹出麻烦来。
　　应该说，苏联自沙俄时代起，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特别是东北及其它地域的领土主权，即早有非分之心。
　　而当时，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26个同盟国之一，在完成对德战争胜利之后，本该无条件地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可是苏联却偏不。在帮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那种并非出以公心、出于友谊、出于同盟之友的非分之心，再次融了进去，甚而以抗日作为交换条件提到桌面上来。当时，这令蒋介石和宋子文头痛万分。
　　落后就要挨打！此语的确颠扑不破。
　　早在1943年英、美、苏三国首脑德黑兰会晤期间，斯大林就当着美、英首脑面前叫苦不迭，说苏联要承担起远东国际事务的重任来，却没有一个不冻港口。实际上他早已看好了中国大连的不冻港。罗斯福深领其意，遂以国际领袖之身份，保证战后让大连成为世界自由港，且由他去与中国政府商量。当时，罗斯福以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应该是会答应的。
　　待等到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秉承罗斯福之意访华，并向蒋介石提到了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的要求以及罗斯福提出的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建议。
　　当时蒋介石一听愣住了，许久没有说话。
　　华莱士又说：“我此次来华，就是要解决蒋主席与苏联的矛盾。苏方不好提出来，由我们第三方提出来。请您给予考虑。”
　　蒋介石笑了：“这样办吧，就由贵国充当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中介人吧。中国吃亏也吃到明处。”
　　华莱士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这是你们双方的事。我虽乐意成全，但不能做中间人。”
　　“你不做中介人，这事不好办！”蒋介石最后向华莱士表明立场。
　　于是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转眼时间又过了半年，苏联完成了对德作战的胜利。当时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首领之一，遂向苏联提出：苏方应就地由中国东北三省转入对日进攻。此时斯大林便向美国驻苏大使朗里曼先生解释说：“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任务是有条件的。我想这一点贵国总统是不应该不知道的！”
　　“请阁下再重复一下，以便我向总统汇报。”朗里曼先生十分慎重地再问一句。
　　斯大林只好明说：一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二是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三是租借中东铁路；四是承认外蒙现状，保持外蒙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于是“球”就这样被苏联踢给了美国。
　　1945年2月4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会晤中三国首脑秘密地对苏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共识，进而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人们常称的《雅尔塔协定》。
　　其中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其条件是：外蒙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千岛群岛交还苏联等。当时协定虽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和南满路等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促使该项内容得到中方同意，从而使苏联的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则表示准备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协定是一个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与，然而却事涉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三大国之间的协定。
　　显然这个决定应该是无效的。说得严重一些，它是几个大国借一己私利而出卖他国主权。可见中国当时虽然作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实际上还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对此，蒋介石心中亦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他当年内外矛盾重重，寻个靠山不容易，所以他不敢轻易与美英等大国“翻脸”，也没有实力“翻脸”。
　　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曾隐约知道美、英、苏背后干了什么勾当，但并不十分清楚内幕，便急于了解情况。于是，蒋介石把宋子文找来，给他面授机宜。
　　1945年3月6日，宋子文致电华盛顿转当时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总统。但美国方面的答复是：罗斯福总统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间的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有效地商议；此外在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就这样，美方拒绝了宋子文的赴美计划。
　　接着宋子文又于同年的3月10日急电罗斯福总统的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即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里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既然中国没有出席，我认为现在赴美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战场上的努力，有助于旧金山会议4个发起国之间的关系。”但美国方面仍然拒绝宋子文赴美。
　　当时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派人打探。
　　同年3月12日，罗斯福总统在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追问下，勉强透露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东北铁路和不冻港大连提出的要求。但是，当时罗斯福只字不提美英苏已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显然，他也觉得心中愧对中国。
　　不日，罗斯福总统撒手病逝。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同样也恪守前任的口吻，不愿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方。5月10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民政府迫逼下，从重庆电告杜鲁门：罗斯福总统曾委托他把雅尔塔协定告诉蒋介石，蒋已从魏道明处得知了除外蒙古之外的全部内容。他建议向苏联打招呼并向蒋介石通报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但杜鲁门旋即电复赫尔利，指出：
　　“目前，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杜鲁门总统在给赫尔利大使致电后，于5月26日急派霍普金斯赴苏与斯大林面谈。双方约定：一是通知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由苏方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二是宋到达莫斯科后，再由赫尔利大使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
　　明人不做暗事。显然当时这样安排，是要迫使中方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
　　可是7月不到，蒋介石已从赫尔利大使那里私下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5月23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杜鲁门面陈国民政府的基本意志。出乎无奈，这时杜鲁门才金口玉开，于6月9日在华盛顿会见了宋子文，并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他；且还说“为防泄密，暂不要把内容转告蒋委员长。”
　　宋子文道：“看了协定，关于远东条款用词含糊，对某些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如不事先澄清，对中国甚为不利。”
　　杜鲁门支吾答道：“如有什么具体意见，可以书面提出，我们再作商讨。”
　　宋子文此时也只好答说可以了。
　　6月11日，宋子文向杜鲁门出示书面意见，共有6点：
　　一是外蒙古的“现状”可以有多种解释；
　　二是对有关库页岛的条文感到满意；
　　三是关于辟大连为自由港，中国的主权应得到承认，该港的行政管理权亦应属于中国；
　　四是关于租借旅顺港，不得援引日本的先例延长租借期；
　　五是关于南满铁路，苏联不得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并派驻军队，中国反对在南满驻有任何外国军队；
　　六是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所载的苏联在满洲的“优越权益”，须予考虑。
　　同年6月14日，宋子文又向杜鲁门总统指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和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先例。宋子文的这些意见，实际上表露出对雅尔塔协定的不满以及对苏联的担心。
　　中苏会谈仍定于7月初举行。杜鲁门于6月15日致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插手中苏协定，无疑是美国在远东与苏方达成一种妥协和默契。
　　试想，种子撒下了就遇风霜，长出的苗儿会是怎样呢？
　　宋子文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与斯大林吵了起来。当时，也难怪宋子文不冷静。
　　双方会谈之初，斯大林要求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即加以拒绝；雅尔塔协定中有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的字眼儿，问题是如何解释“现状”一词，当时分歧尤大尤烈。
　　会后，宋子文立即致电蒋介石，拟就打开外蒙问题僵局提出3项方案：
　　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
　　二子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
　　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土，性质不同。
　　蒋介石于7月6日复电宋子文，仍坚持拒绝承认外蒙独立，但保证给予外蒙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指示后，于7月7日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三轮会谈。在此一轮会谈中，宋子文将中国方面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方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解释说：“外蒙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自主，外蒙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订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可以让苏联驻军等。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此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做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订立，且苏联才可以对日出兵。此时距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延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当时极力赞同苏联的条件。于是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又向宋子文发电说：
　　中国政府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问题如下：
　　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兹为中苏共同利益计，中国准备同意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至旅顺之行政管理权，则应属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完整。中东南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亦为20年。
　　二、……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三、中国共产党有其单独之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联只以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四、外蒙问题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独立。为避免将来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宜宣布外蒙之独立。关于外蒙区域之范围，应以原疆界中国之旧地图为准。中国政府深望苏联政府能明了中国政府极大之牺牲与诚意，切实谅解，藉以获得两国永久而根本之合作。
　　当时正当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宋子文接到上述指示，并当场向苏方代表阐述了蒋介石的指令；同时再次向苏方表明中方立场说：“割弃领土之痛苦，中国牺牲之重大；倘无有补偿，无法向国人交待。”
　　苏方代表见中方立场有所缓和，当即答称：“关于东北，愿作任何中国所希望之声明，苏联承认中国在满洲之完全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苏方目前不予支持，将来亦无支持之意向。苏方援助应给中央政府，以往既系如此。”
　　然而此次会谈后，东北问题并未因领土主权完整的被承认而得到解决。在此前会谈中，苏联要求铁路经营与旅大特权的期限为40至50年，同盟期限为20年，而蒋介石只答应均为20年。苏联认为太短，要求改为30年，井要求国民党政府同意。其次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铁路管理、旅大管理与旅顺军港附属地之范围等。
　　关于大连问题，苏联当时提出享有港湾专用的特殊权利，两国共同管理，赢余均分。而国民党政府只承认第一点，指定若干码头仓库租予苏联，并给予免除租税之便利；对于第二点，则以苏方已承认领土完整的原则拒绝之。
　　关于旅顺问题，苏方要求军港由苏联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须征得苏联同意方能任命，并要求旅顺附近的缨岛、雷岛不设防。但国民党政府则只允许旅顺军用港共同使用。
　　关于铁路的经营，苏联要求设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各半。理事长华人，铁路长苏人。但国民党政府只允许中东路之理事长为华人，铁路长可由苏人担任，而南满路之理事长应为苏人，铁路长应为华人。
　　当时的谈判犹如一场拉锯战，意见不尽统一，一直持续到7月 12日的第 6次会谈。后因斯大林及其外长急着赴德参加 3国首脑会议，会谈不得不暂告一段落。双方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告，随即宋子文便由莫斯科飞回了重庆。
　　当时中苏双方在公告中声明：
　　在过去数日中，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与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氏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以下人员参加了会谈：苏方为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洛索夫斯基，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华方则为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与蒋经国氏。会谈目的在改进中苏关系。因此，有关双方的重要问题，均曾提出讨论。会谈在友好的空气下进行，并显示极大之相互谅解。会谈以斯大林及莫洛托夫须离苏参加三国会议，宋子文须返重庆数日而暂告中断。惟在最近将来，会谈将继续举行。
　　美、英、苏3国首脑在波茨坦历时17天的会议，于8月2日结束。于是宋子文一行重抵莫斯科，谈判继续进行。不过经过前6次的会谈，双方似乎更冷静了。此时，斯大林明确表态，不把大连港及相连的铁路划人苏方军事区；但也不同意宋子文的意见，把大连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要求应向苏方出租部分港区作商业用途。斯大林坚持建立一个双方有同样名额的委员会共同管理大连港和大连市。此外，苏方还提出，在苏占领区应将包括企业股份在内的一些日本资产视作苏军的战利品。这些问题，当时宋子文均严辞拒绝。
　　当时所以拒绝，其实也是宋子文难拿主意，要想再听听蒋介石的意见。于是会谈后宋又急电蒋介石：“苏方对于大连行政，拟将坚持苏方必须参加管理；关于此职等拟于必要时为权宜之拒纳。因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迁延。”
　　很快蒋介石回电称：“大连问题名义上须为自由港，其与海军有关之事，准由兄等权宜决定。”关于外蒙古之事，蒋又指示道：“对于外蒙及其它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
　　有了蒋介石这副“安心丸”，当时宋子文心里便有谱了。
　　然而恰在谈判的节骨眼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这一新式武器具有2万吨TNT的威力，较英国的11吨“地震式”炸弹的爆炸力尚多200倍。当时，两颗蘑菇云的烟雾还没消散，斯大林似乎已看出了端倪，于是苏联急忙向日宣战出兵。
　　8月9日，百万苏军在东西2000英里的中苏边境上正面突破，与日本关东军发生激战。继而，苏军又越过300英里的西伯利亚地区，四路紧逼满洲里。一周之后，苏联军队已抢占了大连、旅顺，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东北。当时，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乱了日本多年布防的东北防线，加速了日军投降的时间。
　　于是，日本方面在内外遭受双重打击的情况下，于8月10日便向苏联驻日使馆交上了投降书。
　　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应是献给中苏会谈的厚礼。在此基础上，中苏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顺利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并向世人作了公布。
　　当时的《中苏友好伺盟条约》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兹简摘如下，以飨读者：
　　一、中苏友好伺盟条约之签订目的，在求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至完全胜利为止，并求防止日本再度侵略。条约中规定，如他日任何一方再被日本攻击，另一方即予军事援助。至于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有之权利义务，则不受本约之影响。本约有效期为30年。
　　二、苏联对华3项声明。第一，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第二，苏联重申尊重国民政府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第三，苏联声明，对于新疆问题，苏方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三、外蒙问题。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独立。苏联声明，苏方将尊重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四、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合称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该路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其路务由中国政府组织，不由铁路自办。除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期外，该路不运苏联军队。
　　五、关于大连问题。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航运一律开放。大连一切行政权利属于中国，惟港务长由苏籍人员担任，开放期定为30年。
　　六、关于旅顺问题。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30年内，以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之海军基地。该地区民政归中国管辖。在该区域内设中苏军事委员会，以处理有关共同使用等问题。
　　七、苏军进入东三省后之行政问题。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区内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国民政府并派军事代表团，常驻苏军总司令部，以资联系。八、苏联军队撤退问题。斯大林声明：在日本投降后3星期内开始撤兵，最多3个月内苏军全部自中国东三省撤出。
　　就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宣告结束了。
　　第十六章 沉浮末路
　　1．“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5年9月2日，丽日高照。
　　日本东京湾，风平浪静，蔚蓝色的大海显得格外温柔和祥和，海鸥在大海的上空追逐嬉翔。
　　蓝色的海面上，此时停泊着一艘美国的密苏里号战舰。此刻，就在这艘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就世界而言，一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终以胜利告终；就中国而言，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亦告结束。
　　日本垮台之快，当时令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明白：
　　1945年8月的时候，他是萧振瀛的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此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总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电话打得不是时候，搅乱了他们的牌局。当时，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电话的内容。但是陈诚只反复地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就见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吠！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也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则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痛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萧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当时，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并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长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像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转年1月6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萧振瀛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行政院长宋子文要由北平赴天津“视察”。萧振瀛放下电话，便去吩咐秘书准备，恰在此时收音机里传来当日短讯的播音：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其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的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落平一周，办了两件大事即：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由2元钱送一封信，变成20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8角跳到2元。一旦实行，将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此外他成立了代表最高权力的行政院办事处，以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
　　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宋子文还在苏联。宋子文是1945年8月下旬回国的。回国后，他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同时也乘机膨胀了包括私家在内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抗战胜利后，宋子文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接收敌伪物资，并趁机掠夺人民财产。
　　还是在日本投降签字的第3天，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萧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并且各战区及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在宋子文的请示下，蒋介石于1945年10月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以此相袭，各省市亦相应设立了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
　　接收敌伪物产，实际上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个人都有好处，所以当时都争着去做。而宋子文此举，实际上将原来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的敌伪产业处理大权收到了行政院，所以气得那个何总司令顿脚骂娘。而宋子文则不管他那一套，依然我行我素。而事实上，何应钦当时也并没有放弃这块“肥肉”。
　　就这样，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马上涌人收复区执行任务，犹如蚂蚁行雨一般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一时就像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等。当时被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尽管宋子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舞弊现象，但他毕竟为蒋介石聚敛了一大批可供其大打内战的财富。
　　当时，在国民党的接收过程中，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要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肯拿出财物和金银贿赂，往往就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于是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受到了牵连。而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国外交官也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当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接收”机构的房子，当时一共搞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都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洋楼，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那些房子。他挑选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当时在上海人的眼中，那些英国人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员，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曾一度广为流传，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在东北，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一空。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分赃不公时竟动手在大街上打起架来。
　　光复后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均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加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开始在普通老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可想当时的混乱之及。
　　而蒋介石对这些丑行置若罔闻。
　　当蒋介石策划于密室--因为美国人以罗斯福为代表当初曾专门要求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中共对手，于是他亦谋划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的要求。而宋子文此时则似乎不问政治，只乘机一味地为蒋介石敛财。
　　1945年10月11日深夜 2点。宋子文一行乘坐火车到达上海，迎接他的上海市要员们，迎着凉风早已在站台等候。宋子文以“遵照总裁谕令”的口吻，限各国民党机关及军队3日内将所有接收封存的物资，开列清单向他报告。同时，设立敌伪产业管理处，接收各机关所封存的物资。
　　此行宋子文在上海住了3天。上海可以说是宋子文的根据地，这里的官员们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很让他放心。当时他最不放心的便是上海以外的地区。如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于是3天后宋子文便从上海起身前往北平等地。
　　北平的居仁堂，一座豪华的清代皇宫。
　　12月31日，这里聚集着平津地区国民党30余位军政要员。一个紧急动员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调整接收处理事项”。主持会议的正是西装革履、神采奕奕的宋子文。他目扫会场一周，开口先讲了国内局势，并布置了接收任务和措施，然后讲了几点要求。要员们一个个全神贯注，不少人还掏出笔记本记了起来。宋子文的话还没讲完，外面的轿车已经发动，等待他去参加另一个会议……
　　1946年1月1日，虽一元复始，却未见万象更新。
　　宋子文在北平发表演说，宣称要“对内力谋恢复交通，稳定物价，对外确定汇率，发展国际贸易”。第2天也就是1月2日，宋子文又设午宴款待在北平的参议员，听取各方意见，谋求各方支持。
　　按当时人说，接收是一块肥肉，令不少人垂涎三尺。实际上，接收也是国民党内各派权力和物质的再分配。可想，宋子文在北平的那段时间内，多少人来找他。用当时他秘书的话说：出门有人拦，吃饭有人找，夜里有电话。所以宋子文根本无暇出门，几乎终日呆在居仁堂里，最后连重要会议也搬了过来。
　　就这样，当宋子文在北平完成了他该进行的工作后，于1946年1月7日驱车赶到了天津。当即萧振瀛市长陪他召开会议，陪他视察大沽新港，还陪他参观了几家大的工厂，陪他在天津卫逛了几条小街并品尝了风味小吃。当时宋子文一再强调，一定要使工厂的烟筒尽快冒烟，转入生产。政治问题最终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就要出乱子。此时，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宋子文，已经在视察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准、通货膨胀和潜藏着的经济危机。
　　当时经过宋子文一番紧张活动，平津地区共有163个工厂改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重新接收。据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当时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其实这个数已被大大缩小了，因为大量的敌伪物资在接收过程中，已被接收大员鲸吞、隐匿和变卖了。然而，虽然这些隐形的东西是无法看到了，而国民党的腐败则是在此时公开化的。据统计，在对敌伪产业的接收过程中，尽管贪污舞弊现象十分恶劣，以致于人们讥讽为“劫收”，但是宋子文仍为蒋介石政权聚敛了黄金 72．3492万两、白银 763．9323万两、银元37．1783万枚、美元1570万元、英镑2．6544万镑。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缴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便上缴所得收人1000亿元。大约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在“接收”的名义下，也攫取到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的巨额财富。
　　抗战胜利后，宋子文还利用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的钢铁、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等行业，并扩展到水泥、米、盐和造纸工业。他还成立了中纺公司，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他还在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上述为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这样一来，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更以空前的速度膨胀，而众多的民族工商业则日益陷入困境。
　　当时宋子文指令财政部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购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还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及限量兑换等。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35：1和0．5：1。据当时有人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2亿美元之巨。
　　在战后国民党流通货币调整贬值的日子里，一度贬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之内都有不同。当时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因变动太快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更换改贴。人们在饭馆吃碗面，进门时的价钱出门时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表又贴上去了。此种目睹之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没有也！
　　然而国民党在摆不平经济财政的关口，忽然念头转到老百姓头上。当时它又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改行金圆券制。紧急处分令包括下列四种办法：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17条；
　　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15条；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15条；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13条。
　　这些办法内容包罗一切，举凡财政收支、军士待遇、税制税率、工资物价、金银外币、贸易外汇、工商生产、金融税率及人民资产，全部在内。
　　从货币学观点看，当时金圆券的发行，是根本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国民党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而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
　　金圆券存兑限制办法实施后，存兑人数及申请存兑人数越来越多。每日上海外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到傍晚鹊立群众拥挤不堪，以至终于发生挤毙人命的现象。政府遂不得不又暂停存兑数日。
　　后来，上海实行宵禁。挤兑黄金时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等待清晨5点的宵禁解除。待清晨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门前，争取优先兑换。以至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一度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仍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或挤伤踩伤的人随处可见。
　　如此金圆券的命运就是注定的了，其贬值速度之快，不下于法币崩溃前两个月的情形。物价有时一天之内，可暴涨到二至三成。当时，一般人民即便凭着常识就能算出金圆券的币值惨跌在200％左右。
　　于是人民开始明显不满于国民党政府，而蒋介石却仍一意孤行，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并发动内战。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坚持内战的同时，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此次会议历时17天，可谓一塌糊涂。
　　3月8日，宋子文强打精神作政治报告，名曰政治报告，实则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当时企图通过这一报告，平息国民党内对他的攻击。可事与愿违，这一报告反而激起了许多人的当场不满，甚至喝起倒彩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便有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问案65件，令宋子文根本无法解释，这同时也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其他罪恶行为。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贻误”，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讥讽斥责宋子文，此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危机的势头了。
　　1946年3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再一次流露出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悲观心态。
　　关于国共双方对峙态势，当时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运前途具有信念。但如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满，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此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当时引起许多记者的不满意。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无办法吗？”
　　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最后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然而从此，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则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而黄金风潮的爆发，再度导致了宋子文的下台。
　　1947年3月1 日，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之后他又相继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的职务，并且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改选中落选。
　　说实在的，当时宋子文也有一肚子意见：倘若老蒋不打内战，经济财政能有今天的不治之症吗？
　　2．子文做了替罪羊
　　1947年春天，宋子文因财政经济获咎再度下台，当时接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是国民党元老张群。
　　张群和宋子文比较，如果说宋子文是个强硬派，那么张群显然是个温和派。他温和稳健，在外国人中也有点名气，是个半路出家的基督教徒；除了有点能力外，张群待人十分谦虚且藏而不露。
　　张群不像宋子文那样平时我行我素。他十分清楚蒋介石需要什么，首先他应该做的就是遵从蒋的意志。在组阁期间，为了表明自己真心要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张群特意分给青年党4个“内阁”职位、民主社会党2个职位、独立派2个职位、国民党14个职位。当时可谓皆大欢喜。
　　新内阁于1947年4月18日成立，但亦是个过渡内阁，等到在所谓的宪法下选举出新总统后便停止行使其权力。
　　花开花落，世态炎凉。
　　宋子文似乎又成了被遗忘的人了。但宋子文又不是被人们遗忘的人。人们一想到“黄金风潮”，一看到市场物价的飞涨且想想自家的钱袋，便要开口骂娘。当时似乎在人们印象里，通货膨胀与宋子文是个同义词。
　　宋子文离职那天的情绪极为不好。他不想见人，也不想说一句话。只有心疼他的太太张乐驿陪在旁边，偷偷地抹眼泪。
　　小妹宋美龄来了，但她又能说什么呢？她对兄长的下台心里十分清楚。但说句公道话，若不是宋美龄在蒋介石跟前庇护，纵是有10个宋子文也早下台了。老蒋一向是不喜欢宋子文的，只是出于对夫人的尊重抑或因为宋子文难得的才华，才每每启用他的。
　　那天宋美龄走出宋子文府邸时，正碰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上门造访，便禁不住说道：“把我哥哥当作替罪羊了！”
　　然而宋子文究竟是谁的替罪羊呢？宋美龄却没有说出来。当时她只又寒暄了一句：‘’您能来这里看望我哥哥，说明您还是我哥的真正朋友。”
　　司徒雷登微微地笑了：“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宋子文心里确实十分窝火。
　　不错，通货膨胀是事实，人们骂他也应该。可是他为了谁呢？“蒋介石每天要军饷要票子打内战。我只能挺而走险啊！”
　　黄金风潮使他再度浮沉，然而他心底并不后悔这些。真正的责任在谁？是政治所致还是经济所致？宋子文心里比谁都清楚。以前他确实是为蒋介石的政治卖命，甚而一心钻进钱眼里去了，但没想到结果是处处有陷阱。想到这里，宋子文就想哭，仿佛哭一哭才能痛快。不过在太太的面前，他又不敢把眼泪掉下来，现在虽不是国家的顶梁柱了，但毕竟还是家中的顶梁柱啊。如果说女人的痛苦是眼泪，而男人的痛苦则只能把泪咽进去。
　　不久，果如陈行先生预言的那样，宋子文辞职不到一个月便又被政府授予“大同勋章”，实际上也是安民告示，宋子文无问题可查。
　　继而在1947年4月，宋子文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这实际是给宋子文一点安慰，抑或心里平衡。但不料，冤家路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年的7月11日，美国政府亦是当年蒋介石政权的太上皇，鉴于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的形势，特派魏德迈率团来中国进行视察。魏德迈经过十余大的视察，所到之处，映人他眼帘的到处是工厂倒闭、商铺关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前线军心不安、纪律松弛；后方社会混乱、民怨鼎沸。当时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渐渐地魏德迈有些按捺不住了。
　　8月22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全体部长召开联席会议，魏德迈出席并发表演讲。他破口责难，且其用词之难听，使在场的蒋介石夫妇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感到脸红。
　　当时，魏德迈先是就十余天视察的所见所闻作了综合性的概述，对几个事情表示了不满；然后话锋一转，开门见山地点名批评了国民党官员们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透顶。他说：“仅在1947年的头几个月里，中国商人已经获得的美元中就有87％（计3．3亿多美元）却转属了孔宋两家大公司--福建公司和扬子公司的手中。”
　　魏德迈的这番话与其说是指斥宋、孔二人，不如说是指斥给蒋介石听的。鞭子虽然打在奴才的身上，却痛在主子的心上。
　　事后，蒋、宋、孔几大家族免不了又要互相埋怨一通。然而到底又怪谁呢？说不出口的矛盾在他们心里郁积着，而矛盾的总爆发便是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当时他们唯一的上策，就是互相竭力维持和沉默，并且赶快在风雨飘摇中寻找出路。
　　宋子文自从“弹劾案”后，自认为是老蒋庇护了他、帮了他大忙，因此对蒋介石的怨恨也不像先前了。蒋介石旋又在1947年9月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为宋子文作了辩解，称前段舆论界对宋子文的种种指责不符事实，“均系诬蔑”。由于蒋介石出面，此次会议上宋子文再度当选为国民党中执会常委。”
　　于是宋子文为报关照之恩，也为恢复被新闻界毁掉的名声，遂于同年9月18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当场宣布将他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1800亿元全部捐献政府，聊以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之一二。
　　此事宣布后，倒是引来众人的一阵掌声。
　　于是人们把孔祥熙抬出来与宋子文比较。有人说：“宋子文不贪，好于孔祥熙。”还有人说：“孔祥熙有钱就是不掏。”当时孔祥熙听了哈哈一笑完事。后来又有人逼宋蔼龄，宋蔼龄说“大弟有钱，他就掏呗！”
　　也许那1800亿元成了宋子文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资本蒋介石也好说话了，且恰好宋子文捐款不到一周，喜事自天而降，国民政府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
　　当时，宋子文的任命是在投票的基础上，以9票对8票的一票之差险而通过。可见人们对宋子文是有争议的，并不都因为他捐了几个钱而原谅他。可也就是那“几个臭钱”，恰恰又帮助宋子文比别人多了一票。
　　其实，宋子文该感谢新闻界的宣传。是新闻界的前呼后应使他成功。最早宣传宋子文的是《周末观察》，在宋氏捐款当天，该报就抢先一步发出新闻：“宋氏之捐款，为豪门开放第一声，为‘抛砖引玉’，对今后大小豪门继续步尘续捐巨款抱着极大的希望。”而当宋子文的任命令在社会广为公布后，《周末观察》经过冷静的思考，方意识到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然此时已无补于事了。
　　于是，随着宋子文任命案的通过，第2天“宋子文主粤政”的新闻便成了各地报纸的头条。虽然反对派曾再次抬头对宋子文继续发难，可惜本已成舟了。
　　有些滑稽的是，当时南京《中央日报》还大肆吹捧，说宋氏以前曾任等于首相的行政院长，如今愿出任一个地方官，这种不计地位的风度，堪与宋朝寇准以宰相位出任陕州府一事相媲美云云。
　　1947年10月1日，宋子文赴粤走马上任。
　　也就在此前，蒋介石已下定决心与共产党一争天下。
　　当时，中国共产党刚把14万军队渗透到中原地区，摆开架式接受挑战。这显然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后备力量保留在长江以南地区。而且，中共战略反攻的情报，很快又一个个摆到蒋介石面前，令蒋介石不寒而栗。于是在宋子文前往广东主政时，蒋介石再三嘱咐宋子文：“广东就是我的财源了。”
　　如此一来，宋子文在赴广东之前，就已经有了任务，那就是积极拍卖广东资源，换取美元以应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急需。
　　宋子文到任的第2天，便积极投人了这项工作。请看当时他的日程安排：
　　10月2日，即同美国石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商谈广东开矿的电力设备问题，尽早落实；
　　13日，同潘宜公司的代表接洽原定生意和黄埔港的建筑，尽早动工；
　　15日，设宴欢迎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交换“对华南电力意见”，表示通力合作；
　　16日，宋子文果断决定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石的一半启运日本，以换取日元。
　　1948年1月宋子文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商谈华南工矿问题。他们发表声明，决定动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和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和铁矿等。
　　然而，正当宋子文为蒋介石积极寻觅财源大打内战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的号角已吹响了；并向全国人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遂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展开全面反攻。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方一年多时间，人民解放军兵临广州城下。而被时的宋子文则惶惶不可终日，急忙与太太张乐。冶商量如何逃离大陆……
　　3．逃离大陆
　　转眼到了1949年的早春。这是一禾傍晚，夜黑如墨，满布阴沉的天穹下着冷雨。沙沙的雨声，衬托在雨天的气氛中，如泣如诉一般。位于广州东山的宋子文别墅，此时亦笼罩在一种肃杀的氛围中。
　　宋子文此刻正与太太张乐信一起，围着一架美国老式落地收音机，收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方战场报道……
　　据前方新闻综述，我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100万人，又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则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拟经过相当时间后接受改编。这样，对今后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便有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当时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抑或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引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了，从而也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进行中，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各解放区人民更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和小车推送。据统计，当年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余万发，以及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当年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说解放战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这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由于当时形势所致，宋子文常有收听中共电台广播的习惯。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广东省主席，他亦时刻关心着全国的局势。待新华社的新闻一结束，太太张乐怡起身把旋纽关上。夫妇二人坐在床上，又是一阵沉默。
　　宋子文神色沮丧，许久也懒得开口讲话。
　　“子文，我看我们得提前离开大陆了？”太太张乐怡道。
　　“去哪儿呢？”宋子文拾起头，表示接受这个观点。
　　“到美国，到台湾，或者到就近的香港。”张乐怡竟点出一连串地名。
　　“……”宋子文没有说话，显然也在思索。
　　“老蒋那里我约模也会有打算。你没有问过他吗？”张乐怡接着又道。
　　“你还不知道老蒋的脾气，我去问他，那不是找钉子碰吗？”
　　“他不能没有打算。不然我们怎么定方向。”
　　宋子文叹了口气道：“这个年代还是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吧。况且他去的地方咱们也不能去！”
　　“为什么？”
　　“昨天那份材料也许你看到了，老蒋手下的人还在散布舆论整我，要求我把盗用的巨款至少一半充公。我何必再回到他身边受那份气！”
　　“这倒也是。”张乐怡赞同道。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
　　“我们到美国吧？”张乐。冶又道：“前几天，蔼龄大姐来电话说，台湾地方不错。是不是老蒋的意思？如果是老蒋的意思，我看我们就去美国好了。”
　　“只怕眼下还去不了！”
　　“为什么？”张乐怡瞪大了眼睛。
　　“一步到位容易招人误会。先到香港观察一下，下一步再说。现在仗还没打完，局势或许还会好转？”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
　　“局势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张乐怡再次说道：“晚准备不如早准备好。老蒋只会说大话，哪一次也没兑现。这次我是看清了，老蒋必败无疑。”
　　“想是这样想，但不能这样做。”宋子文叹口气道。
　　“既然是这样，早辞职为妙。再干下去还不是活受罪？我看就先退到香港吧。”
　　“容我想想再说吧。”宋子文仍是无可奈何的样子。
　　不久，在绝望之中的宋子文终于辞去了广东省主席一职，旋同家人一道乘机逃往香港。
　　启德机场没有人欢迎，只有满天的凉风，和凉风中有气无力的衰草斜阳。
　　当时的宋子文穿着双排扣西服，戴了一顶翘边帽，手里拿着文明手杖。太太张乐怡则披着一件风衣，戴一副墨镜，墨镜的后面藏着她那哭肿了的双眼，双手搀着丈夫缓缓走下舷梯
　　此时大陆，已作为梦幻一般的往事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宋子文登上飞机逃往香港的当天，国内就有电台报道说：“作为中国共产党通缉的战犯宋子文，举家逃往香港。”
　　初到香港的宋子文，虽然身在香港仍心系大陆。大陆的胜败当时还没有最后定论，于是他逢人声称：“香港只是暂住。”同时在蒋介石的宣传影响下，他仍对国民党报有一丝幻想。
　　初到香港的头几天，也许地理位置的改变，宋子文是睡不实觉的。夫人张乐怡说他常说梦话，但他矢口否认。
　　一周后，他仍睡不安，躺在床上思来想去，原来影响他睡眠的还是对大陆的看来已成泡影的幻想。
　　宋子文提出让太太和他重返大陆一趟。
　　张乐怡不同意宋子文的意见并说：“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是不去了。”
　　“怎么，你不陪我啦？”
　　“不是不陪你，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嘛。老蒋别看他嘴硬，早晚也得撤出来。这一次我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要真不去，我也是要去看看的。”宋子文终于拿定主意。
　　1949年3月25日晨。
　　香港启德机场，阳光灿烂，宋子文乘机飞往广州。
　　宋子文在广州下了飞机，立即秘密住进了其弟宋子良的私邸。不料仍被记者发现，于是在穗报界免不了对其重回广东作出种种猜测性的报道。
　　宋子文飞穗的第2天，孙科恰由上海飞穗。得知宋子文返穗，孙科便径去宋子文住处，拜见宋子文。那天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国际到国内，从前方到后方，包括国民党内部各人的心态，都交换了意见。
　　“老蒋现在怎么想？”宋子文问。
　　孙科叹了口气道：“老蒋现在也不如从前了，外强中干。”
　　“他有打算吗？”宋子文又用试探的口气问。
　　“我看他是有打算的。当然他现在不会告诉我们。不过，前些日子我从夫人口里听出些门道来。”孙科说完呷口水。
　　“她说什么来着？”
　　“她让秘书寻一张台湾的地形图看。”
　　“啊，原来如此。”宋子文答道：“先前也听说过，看来此事是真的啦！”
　　“有何打算哇？”孙科问。
　　“我嘛？说破了我不是他的人。这也包括你。”宋子文说到这里，孙科也笑了。
　　“我当然不随他去了。我想到美国。”
　　“树倒猢狲散。看来我也不能与他同路。”孙科赞同道。
　　宋子文在穗住了3夜4天，分别会见了在穗的国民党中央要员并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第4天，他便乘飞机到了宁波，再转溪口与蒋介石会晤。
　　1949年1月1日，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在党内党外的压力下，别无选择，不得不在元旦当天发表“求和”声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留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留他所谓的“法统”，保留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此时，有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竟竭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解放战争“立即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
　　当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让革命半途而废，从而使反动势力得到喘息机会，卷土重来？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了。在人民革命事业已经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这个问题自然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他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决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使中国重新回到黑暗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愿意参加当前革命事业的人们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8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声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此时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
　　毛泽东发表的声明使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尤其中共电台播送的关于和谈的8项条件，指控蒋介石为“中国头号战犯”、“国民党匪帮头子”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全部卖给了美国政府的民国伪总统。随即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43名“一级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当然被列为榜首。而宋子文梦想亦名列其中。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此时的蒋介石已拿定了主意，暂时以退为进。如果李宗仁认为他与共产党和谈能成功，那就让他去谈好了。事实上蒋介石很清楚，在当时的“宪法”条款中，没有总统辞职的规定。蒋介石只不过是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把权力暂时移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而且，为了表明他并没有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当时他仍保留着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这样一来，在此次和谈中无论李宗仁成功与否，一切都将咎由自取。
　　1月21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时仍虚伪而顽固地坚持道：
　　如果从此以后中共能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下令停战，同意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的话，那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这样，人民就会免受极大的痛苦，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便能得以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也能得以维护。并且，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秩序将会永远地继续下去，人民的生活和自由亦将得到保障……
　　蒋介石下野后，即前往浙江奉化的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
　　宋子文是某日晚间抵达溪口的。当此之际，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气氛中，蒋介石与宋子文两人作了彻夜的长谈，谈的主要是家族后事的安排。此时，亲情代替了政治，一切仇视、矛盾和不快已然都化为乌有。按宋子文后来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十分亲切的，是他和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次握手。
　　次日，宋子文离开溪口转飞香港，随后又飞法国疗养。宋子文走后，当时的各种报刊作出种种猜测，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说宋子文赴法是为国民政府购买军火，并商量太平洋公约；
　　二说他赴法是代表国民政府洽商将马歇尔计划中的援欧物资之一部分转借中国；
　　三说宋子文赴法是为了他个人的债务处理。
　　此外，还有传媒说宋子文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替蒋介石政权的诸多政要购置了别墅和私宅，以备不时之需等。
　　然而中国大地上，此时已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几乎是一夜之间，国民党的所谓“和平”攻势便告破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乘胜进军，一路凯歌一路胜利。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了“渡江战役”的号角，于是从东到西国民党军队的千里江防几乎在倾刻之间土崩瓦解。4月23日，国民党老巢南京宣告解放，至此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了。
　　终于，宋子文的梦幻也成了泡影。同年6月9日，他携太太由巴黎飞赴美国纽约，并决定在纽约定居下来。
　　4．恶梦醒来己黄昏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败亡，使宋子文亦顷刻幻灭。当即他便决定在美国--这个富人的天堂定居下来。
　　宋子文不缺钱。早在大陆期间，他就利用手中权利，把钱袋塞得满满的。
　　当然，宋子文夫妇也不缺房子，因为早在半年前，宋子文就已经在纽约购置了别墅。
　　那天，宋子文夫妇的飞机一着陆，早已在美国的大女儿宋琼颐、二女儿宋曼颐、三女儿宋瑞颐均赴机场迎接，并把鲜花献给了宋氏夫妇。
　　宋子文夫妇及子女在美国朋友的陪同下，步出机场出口处时，突然一帮记者蜂拥而至，问这问那。尴尬之下，宋子文不得不搪塞两句。
　　当时有记者问宋子文，赴美为什么用普通护照？
　　宋子文直率地回答：“当然是为了自己的私事了。”
　　“眼下大陆情况如何？”
　　“每天都有报纸，我就不必重复了。”
　　“蒋介石授予你什么任务没有？”
　　“本人现在不问政治，无可奉告！”
　　实际上，宋子文早在法国巴黎时，就已经与蒋介石就赴美一事交换了意见。因为他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访问美国无须更多人知道。再说，他也早有来美后一住就不走了的想法。说来这样也算宋子文聪明。因为他早意识到，台湾并不是理想之地。回头说不上哪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再翻出来，难免又让他寒心。
　　当时在外人看来，宋子文赴美纯粹是私事。可是他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却一刻也没停止其政治活动。
　　宋子文一安顿下来，就电话约请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见面谈一下。
　　宋子文先向顾大使通报了当时国内的局势：
　　“大陆的局势眼下十分危急。中共已经渡过长江天堑。战局恐怕一时难以挽救……”
　　“蒋总统如何？”顾维钧插话问。
　　“总裁眼下也自身难保。他本不想让我离开国内，是我说服了他。我们虽然痛失大陆，但我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美国，为国家作点有益的事情，克尽自己的义务吧。”
　　“局势变化也太快了。”顾维钧不免感叹道。
　　“我认为我们军队缺乏斗志、指挥官之堕落是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宋子文道。
　　“我虽然没在国内，但有些情况也略知一二。再者，我们的将军们思想落后，赶不上时代的要求。而可悲的是，他们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了。”
　　宋子文忍不住掰着手指说：“一是军事上的庞大开支；二是指挥分散，面面俱到；三是纪律松弛，有令不行。总之，造成今天这个无可挽回的局面，实在令人痛心！”
　　最后，顾维钧用一句形象的话比喻说：“国民党已是一艘四处漏水的航船，在大海中的航行，没有不沉没的道理。”
　　“玩笑归玩笑。只是漏船也得想法补啊！”宋子文把话锋一转道。“我这次又是作为总裁的私人代表而来，想请陈纳德将军再帮助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并请求美国政府派一个正规的军事顾问团，以期挽救国内危局。”
　　“给我点时间，让我先试试吧。然后再给你汇报。”顾维钧信心不是很足的样子。
　　“也好。不过一定要抓紧，迟一步话就另说了。”宋子文叮嘱道。
　　“我明白。”
　　一周后，顾维钧找到宋子文，把情况告诉他说：
　　“陈纳德将军很够朋友，他拟了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的计划。此事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却给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看，此事有希望。”
　　“好！我这就电请总裁批准将陈纳德的方案纳人统一援助计划。此事由我来落实。”宋子文当场拍板：“不过，你可以与陈纳德再作深谈，把计划搞得细一些。长江防线守不住了，但我看在湖南衡阳地区重新布置防御，眼下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顾维钧表示赞同。
　　宋子文又问：“现在情况很危急，轰炸上海发电厂是否可作第一个目标？”
　　顾维钧犹豫一下道：“如果轰炸上海发电厂，恐怕会使上海的工业生产一夜瘫痪。这个主意还得你来拿。”
　　“那……那就这样，先做计划再说。我们分头行动。”宋子文亦犹豫了一下，旋又下命令似的说。
　　此后的日子里，宋子文四处奔走，多方找朋友托关系；并且求见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杜勒斯，向其请求由美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援助蒋介石。1949年8月初，杜勒斯终于给宋子文回了话。他表示赞同宋子文的意见，并告知：“我们准备提供2亿美元的借款，同时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可以吧？”
　　“绝对够朋友。”宋子文异常激动地说。
　　“下一步具体怎么办？你要拿个方案，我们来商讨一下。”
　　“好好好。”宋子文连声叫好。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宋子文毕竟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又彻夜忙碌起来，还打电话把顾维钧召来一起进行策划。
　　但是时间已来不及了。无论是“陈纳德计划”，还是“军事代表团计划”乃至“借款计划”，此时已然远水不解近渴了。
　　当时中国政局发展之快，已经不以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后，旋即占领南京，继而挥师南下摧枯拉朽，5月中旬拿下武汉，5月下旬占领上海，8月初又进军长沙，从而湖南获得新生。9月13日至10月13日解放军发动衡宝战役。衡宝战役胜利之后，人民解放军更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速夺得了衡阳、宝庆和广州在内的64座大中城市。尤其令世人瞩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高高飘扬--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于是，蒋介石及宋子文的企图再次落空了。
　　此后的岁月映在宋子文眼里的是，仓皇中老蒋败逃台湾；并且为了牢牢控制台湾这块弹丸之地，蒋介石又向过去多年倚靠的“重臣”和“元老”们开刀了：
　　--“四大家族”彻底分裂；“二陈”失势，且往日的威风扫尽；
　　--何应钦亦丢军权，成了名义上的“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实际上被“冷冻”了；
　　--大陆上最后一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到台湾后即被夺权，并被打发到台北附近的一座山上去当“理论家”，专门炮制什么反共文章之类；
　　--而白崇禧和薛岳更惨，因被蒋介石怀疑搞阴谋，当时还被蒋经国带人抄了家。
　　宋子文则免去了一切烦恼。他暗忖幸亏及早撤出，激流勇退，眼下既不用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更不用受蒋经国的窝囊气；躲在美国自成一统，豪华日子照过，真是不幸之中万幸啊！
　　宋子文流亡美国之初，“四大家族”的不少重要成员宋美龄、孔祥熙、宋蔼龄、陈立夫等人，也都先后飞赴美国，或观光，或定居，或赴美继续斡旋。其中最不受美国人欢迎的是孔氏夫妇，孔祥熙在位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而名声极臭。因而孔氏夫妇借口身体不好，抵美后也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并且表示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样子。
　　宋美龄赴美时，虽然没像孔氏夫妇那样处处碰壁，但是在美国政界的接待层次和规模上，也较以前大为逊色。此前罗斯福在世的时候，她曾被破例安排在白宫居住，并受邀到国会演讲。
　　当时有美国记者故意问宋美龄说：“杜鲁门总统这次没有给您安排到白宫居住吗？”
　　宋美龄十分尴尬，不予回答。
　　后来，宋美龄向宋子文说：“我想回台湾了。”
　　宋子文问：“那美援不争取啦？”
　　宋美龄叹口气道：“时局变了，怕是不可能了。”
　　“杜鲁门怎么说的？”
　　“他说美国自抗战以来，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援助，而我们在这些援助的使用上太令美国失望了。”宋美龄异常沮丧地说。
　　那天，宋子文把宋美龄送到机场。临上飞机时，她对哥哥说：“望你和嫂子保重。既然我们的人移居美国的已经不少了，何不成立一个组织，以显示我们的力量。”
　　“我也在考虑此事。”宋子文点头答道。
　　宋美龄走后的当天，宋子文便约见了顾维钧大使，与之商讨在美建立一个组织的事。
　　当时两人商量这个组织的宗旨应该是：团结在美的国民党成员，争取美援，以挽救国民党目前的败局并扭转逆境。其成员组成应为知名、廉洁、自由主义的留美文官人员。
　　当时两个人就谁出任这个拟议中的新组织的首脑发生意见分歧。宋子文首先提议由胡适担任较为合适，顾维钧却摇头说：“胡先生目前未必会答应，必须另找人选。吴国桢怎么样？”
　　宋子文却认为“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吴国桢的威望不足以担当此任”。
　　二人想来思去，还真没有一个“合适人选”。最后只好挫子里拔将军--如果胡适坚持不就，就请吴国桢出山。
　　次一日，宋子文就去找司徒雷登大使，并且勉强争得了司徒雷登的支持。于是宋、顾二人又忙一个通宵，草拟了一份新组织的成员名单，共有50人。起初，名单中有宋子文，后来他又让顾维钧圈掉了。
　　待名单呈送到司徒雷登那里后，司徒雷登紧皱眉头，告诉宋子文道：“美国国务院不信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同时又认为李宗仁软弱无能，因为蒋介石的专横个性使他黯然失色。最好是请蒋介石交出政权，出洋考察。我看这个名单还是重拟为好。”
　　宋子文踌躇半晌终于道：“重拟也好，可您一定不能变卦啊？”
　　“那您也应该通知蒋介石本人，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美国政府的本意。”
　　“好好好。”宋子文答应。
　　可是就在宋子文重新拟好名单的时候，大洋彼岸通过电波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苏联等国承认新中国的消息。于是宋子文等人的梦想再次破灭。
　　那天，宋子文痛心疾首地哭了。
　　宋子文移居美国之后，最初一段日子里虽然并没有什么职衔，但他仍在为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奔走呼号，竭尽全力。
　　1949年5月8日，逃离南京的李宗仁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从桂林赴穗任职。然而他既无军权亦无财权，有的只是困难重重。而蒋介石彼时则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躲在幕后操纵广州政府。
　　当时宋子文基于国民党的根本利益，从大局出发进行调节，力图使蒋、李团结合作以共撑危局。
　　当时为了调节矛盾，宋子文先后会晤了蒋、李在美的代表，拉他们吃饭并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尤其是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初到美国时，宋子文使出浑身解数，告诉甘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说句公道话，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不能只忠于哪个人，亲蒋派和亲李派都应该齐心协力，以大局为重。”
　　“你是老蒋的人，当然要这样讲话了。”甘介侯的话戳痛了宋子文的要害。
　　当时甘介侯明确表示不听宋子文那一套，自己私下活动，以寻求美援。而蒋介石的代表当时在美亦我行我素，与李代总统分庭抗礼。他们都把美国奉为自己的上帝。可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却不愿再为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权再施舍半点了。结果是两败俱伤，谁也没捞到美国的一根稻草。
　　因为此事，宋子文也伤透了心。
　　当时不仅在国外是这样，在国内更是这样。
　　1949年9月，香港的一些报纸专门报道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矛盾的情况。当时有消息说，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国民党军队“东南剿共司令部”的总司令，却被李宗仁当场否决。而李宗仁推荐的另外人选，亦被蒋介石否决云云。·
　　闻听这些消息，宋子文不禁彻夜难眠。他不甘心于国民党这样的失败，于是又多次会同顾维钧、吴国桢和胡适等人，联名给蒋、李致电，力劝双方以国民党前途大计着想，通力合作。
　　然而这些电报当时能起多少作用，迄今不得而知。
　　后来不久，又传来李宗仁从桂林转赴香港，并宣布彻底与蒋介石决裂的消息，更使宋子文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
　　再后来，宋子文的幻梦随着国民党的痛失大陆，彻底破灭了。而留给他自己的将是什么呢？宋子文恶梦醒来才明白：那就是自身难保。
　　宋子文很快发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美国当朝官员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宋子文从他们言谈话语中，或从他们的眼神的某种暗示中，感到了空前的难堪。
　　那段时间宋子文下决心足不出户。
　　可是，如此亦并不能阻止外界的传闻，尤其是报纸上那些对宋子文丑闻的揭露，一天几大张，不看也得看，更令他心烦。
　　也许战后的美国，反思和回顾成了他们文化中的时髦；也许美国国体的高度新闻自由的缘故，反正他们净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光宋子文，连同“四大家族”的丑闻，也一件件地往外“拎”，一时在美国成了热门话题。
　　当时，坐在白宫里的杜鲁门总统，也时常与他的要员们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某日，当说到宋家与孔家在美国银行存款高达20亿美元时，杜鲁门突然严肃下来，并立即拨通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以命令的口气说：
　　“迅速查清来氏家族和孔氏家族在美的资产以及存储地点，向政府报告。”
　　接到命令，顿时忙坏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大小官员和职员。尽管当时多数美国银行拒绝为联邦调查局提供线索，但是联邦调查局仍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他们发现，宋子文的流动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的旧金山广东银行里，宋氏家族的许多成员（指宋子文、宋蔼龄和宋美龄等），在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美国城市里都拥有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一些公司被发现是宋家拥有或控制的，其中包括孚中国际公司、芝诺化学公司等。而据已经获得的材料分析，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时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而宋蔼龄在美国一家银行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美国的两家银行里，则存了1．5亿美元。
　　当时，联邦调查局的这些调查结果还没待上报杜鲁门总统，就已变成消息和文章充斥于美国国内的报端和出版物上，一时引起美国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当时一大批公民愤怒谴责政府的无能，并跑到白宫的台阶前聚众请愿，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首脑人物拿出解释，要求了解宋孔两家的家底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美援的成分？甚至要求给以冻结等。
　　当时杜鲁门总统并没有出面接见示威者，而英国的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却出面为美国示威者说了话。
　　在一次自助餐宴会上，他对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的官员们说，那些美国人指的是蒋委员长的家族，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弟弟们，这些人都发了大财。当时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宋子文现在到美国来，名义上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利益，实际上仍是为了谋取他个人的利益。蒋委员长的亲信如宋子文在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行为，实在已经达到了罪恶昭彰的地步。
　　由于不断有关于前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贪污腐败的消息见诸报端，不少文章又直接牵涉宋子文本人，致使宋子文在那段时间里，内心一直忐忑不安。
　　后来经过一番策划，宋子文提出公布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和纽约的银行审计员之间的信件，表明中国银行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转帐行为。但是，宋子文的一些亲信又反对这样做，他们怕欲盖弥彰。他们说，中国银行的信件并不足为证，因为从政府机构的帐户中，另有一些是通过其它银行转给私人帐户的。如果中国银行公布了信件之后，一些美国的消息来源或各家银行随之也将公款转给几个私人户头的内幕披露的话，只会使情况更趋严重。于是，宋子文幻想由国民党政府来发表声明，辟谣说美国报刊登载的此类消息是没有根据的。可惜的是，当时业已被中国人民彻底推翻的国民党政府，此际亦已经完全没可能来为宋子文发表声明了。
　　一时间，宋子文陷入美国朝野的攻击之中。
　　5．“回台主政”的梦呓
　　俗话说，人若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
　　就在宋子文受到美国朝野的攻击的同时，他也受到了来自台湾的指责--当然亦是经济问题。
　　本来，风波初始于孔氏夫妇的经济问题，发展到后来，宋子文也被卷了进去。
　　虽然宋子文掌权时并不像孔祥熙那样贪婪，但反对派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民党痛失大陆，关键是官员腐败。贪官不治民心不平，何以“兴国”又何以“反攻大陆”！最后竟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旋被蒋压了下去，于是风波不平自息。
　　应该说，在国民党痛失大陆后的最初一二年内，其内部矛盾重重。后来被人们称作“美国的航空母舰”的台湾，当时也并不安定。它就像一艘漏水的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1950年2月，正值宋子文受到美国朝野攻击的时候。
　　一天清晨，宋子文刚刚起床洗漱，还没有来得及吃早点，秘书便把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他手里。因为宋子文在那段风波迭起的日子里，神经高度紧张。他给秘书作出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遇有什么情况，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都要马上告诉他。
　　电报是台湾方面发来的，要他立即返回台湾。
　　事后宋子文才知道，国民党当时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常委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在外的国民党员返回台湾，否则就注销护照。
　　于是何去何从，着实令这位前行政院长紧张了一阵子。
　　太太张乐怡吵着说：“要回去，你自己走。反正我和孩子是不会走的。”
　　“我不是说我想回去，这是他们的意见。当然，我也是不愿意回去的。”宋子文道。
　　“你不回去就好。看老蒋能把你怎么样，还能把你吃了？”
　　“不回去也要有不回去的理由，我想把事情做到圆滑一些。怕--我倒是不怕！”
　　于是宋子文又找到顾维钧商量，提出他不想回台的三点看法：一是台湾“政府”已在他心目中丧失了信誉；二是他同蒋介石手下的许多元老都有矛盾；三是台湾小岛并不安全，随时都可能受到大陆的威胁。
　　顾维钧听后也表示，宋子文以不回去为好，但又提醒他说：
　　“老蒋为人你知道，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你要提防。”
　　宋子文点点头：“我不怕。说心里话，老蒋也怕得罪我，他对美国寄予希望，但他的关系没我熟。这些你都知道的。他有几个事还要让我办……看起来，我就是能办也不办了。”
　　顾维钧此刻突然心血来潮，开玩笑地说：“子文兄，老蒋现在要是给你个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职衔，你干不干？”
　　“我不会干，而且他也不会给。”
　　“要是真给呢？”
　　宋子文幽默地说：“我太太早说了，她不回台湾，也不让我回台湾。我得听她的。”
　　后来，顾维钧返台后真向蒋介石建议，让宋子文回来主政。当时蒋介石一听瞪大了眼睛；“你有什么高见？”
　　顾维钧一本正经地说：“高见倒没有。国民政府眼下最困难的是财政。宋子文兜里有钱，只要是为了国家利益，据我了解他还是愿出的。再者，他在美国政界有关系，由他出面做工作，10个顾维钧都比不了。”
　　蒋介石点点头：“有道理。只是他与下面的人矛盾不少。不管怎样，让他先回来再说。”
　　后来，蒋介石再次发电邀请宋子文回台就任政府的正式职务，但什么职务并没有说明。于是宋子文也就没理睬。待蒋介石再次邀请时，口气就生硬多了，意即否则就将未开除国民党的核心集团。但宋子文仍然拒绝了。
　　就当宋子文顶住蒋介石诱惑并准备与国民党一刀两断之时，台湾国民党那边，又召开了“七大”。在当时部分代表提出的“党内重大整肃案”中，所列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名单上宋子文位居第二，仅次于孔祥熙。
　　就在那一天晚上，宋夫人张乐怡把三个女儿召来，做了一大桌菜，全家其乐融融地饱餐了一顿。当时宋子文也特别高兴，还破例喝了几盅酒。
　　席间宋子文说：“我跟蒋介石倒霉了一辈子。共产党通缉，国民党开除。这回该辞旧迎新了。”
　　不久，宋子文一家由曼哈顿公园大街1133号迁到了长岛的一幢豪华别墅里。
　　如此真可谓是新人新房，从新起步了。
　　长岛是美国纽约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当时宋子文尽量把屋内装饰得和风景区协调起来，以避开人群的喧嚣而走向平静，走向自然--这便是宋子文彼时的心态。
　　于是他的会客厅里，出现了这样的条幅，内容为《佛学警世语人生20最》：
　　一、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二、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
　　三、人生最大的罪过是杀生；
　　四、人生最大的愚蠢是欺骗；
　　五、人生最可恶的是淫乱；
　　六、人生最可怜的是嫉妒；
　　七、人生最痛苦的是痴迷；
　　八、人生最羞辱的是献媚；
　　九、人生最危险的境地是贪婪；
　　十、人生最烦恼的是争名利；
　　十一、人生最善良的行为是奉献；
　　十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放得下；
　　十三、人生最大的债务是受恩；
　　十四、人生最大的欣慰是布施；
　　十五、人生最大的破产是绝望；
　　十六、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
　　十七、人生最可佩服的是精进；
　　十八、人生最缺欠的是智慧；
　　十九、人生最高的享受是学佛；
　　二十、人生最快乐的是念佛。
　　当时胡适听说宋子文乔迁新居，特来拜访。进门后他一眼望见了墙上的《佛学警世语人生20最》，遂惊叹不已道：“老兄又对佛学产生了兴趣？”
　　宋子文当即答说：“当年你我是‘对头’，如今一笑泯恩仇。我虽是基督教徒，也兼收百家之精华啊。”
　　胡适一听也笑了：“人生如梦，当年我们之间所以冲突，就因为没学好这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人类最大的悲惨也就在这里。”
　　“现在学好了，恐怕一切又都迟了。”宋子文叹道。
　　“不迟不迟。关键在坚持。应该再加一条，即是人生最大的毅力是贵在坚持。”胡适建议道。
　　这回轮到宋子文笑了：“胡夫子怕我坚持不了？”
　　“世事如此纷繁，金钱如此耀眼，你能坚持得住？”
　　“绝对能！”宋子文下了保证似的。但实际上，他的确只是三分热血。就在那条幅上的墨汁尚未干之时，经他人狂热鼓动，他便又做起了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交易等生意。
　　俗话讲，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亲朋。
　　当宋子文后来手中有了更多的钱后，包括当年曾开除宋子文党籍的台湾政界，一时也如蚂蚁行雨般地涌向宋子文的长岛住宅请求施舍；甚至连当初反对他的人，也厚着脸皮向宋子文乞求。彼时，宋子文真正地笑了：当年我在蒋介石手下当差，你们说我无本事靠关系，论才能充其量也就当个团后勤处长。可今天，没有了蒋介石，你们看我宋子文照样挣大钱吧。
　　而且，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宋子文亦不时看到当年那些竭力攻击他的元老们，一个个结局都不怎么样，且都走向了历史的终点。
　　--先是戴笠，这个一生没做好事的混蛋，战后不久即乘飞机摔死在山上，葬无全尸。
　　--还有那个最大的政敌陈果夫，结果亦被蒋介石革职；1951年迁居台北不久，即病死在台湾，终年不到60岁。
　　--再有一个政敌陈立夫，虽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却又很快被蒋介石骂出台湾，先去欧洲，后来美国，听说混得也挺惨。
　　不过，宋子文虽然有钱，精神却难免空虚。
　　尤其是晚年的宋子文，回忆往事是他的一大毛病。特别是想起当年的辉煌时，他眉飞色舞；想起痛失大陆的事情，他又扼腕叫痛；而当他想起骨肉亲情的分离时，更加心里不安。特别是每每当他想起家父家母临终的遗言--“我死后就葬在上海，希望日后孩子们也都回到我的身边。”可是如今，自己流浪异国无所归依；虽然美国再好，可毕竟不是自己的祖国啊。
　　家父的遗言还能实现吗？每念及此，作为宋家长子的宋子文心里便忐忑不安。此种不安，后来竟导致了他严重的“失眠症”。
　　1958年12月11日，据说这一天是宋子文的家父宋耀如老先生的诞辰之日。那天早上一起床，宋子文突然提出要到香港走走，换换空气。
　　太太张乐怡出来挡驾说：“你最近身体不好，等过了年我和女儿陪你一起去，好不好？”
　　宋子文埋怨道；“本来杜月笙故去时，该让我去的。可那时你偏让秘书代祭，我听了你的。这次我不能再听你的了。”
　　于是，宋子文当即决定出发赴香港。
　　这是宋子文在海外居住9年后，第一次香港之行。
　　陪他一同赴香港的，有其太太和三个女儿。
　　当下，一架被宋子文包下的国际航班专机，把宋子文全家从大洋那一边送到了大洋的这一边，抵港后全家住在了香港般含道余东璇的私邸。
　　来到香港的第2天，宋子文就驱车前往九龙等地，去眺望大海和大海那边的大陆。在海的那一方，有他父母大人的基地--上海万国公墓。已有多少年了，宋子文没有为长眠于地下的父母进香火了。父母太寂寞了！而他也太寂寞了！还有此时留在大陆的二姐宋庆龄，向来是他最敬重的。想起当初在美国留学时，其姐弟之间的手足情谊，宋子文更加想念二姐了--二姐眼下怎么样呢？宋子文无言地惦念着。
　　大海涨潮了。
　　大海起风了。
　　那天宋子文久久地站在海边，任凭海风吹拂着他满头花白的头发，一动也不动。
　　“爸爸，这里风挺凉的，咱们走吧？”最心爱的小女儿宋瑞颐过来劝他。
　　“不，让爸爸再呆一会。”宋子文凝望很久，后来竟掏出手绢揩眼睛。
　　太太张乐怡理解丈夫，此时也掏出手绢揩自己的眼睛。
　　同年12月18日，宋子文又作出一个令太太不解的决定--他要召开一次驻港记者的招待会，宣布自己已来到香港这块中国的土地，从而让世人承认他的存在。
　　这一次，太太张乐怡没有拦他。
　　于是20多名中外记者应邀到会。
　　招待会在能容纳200多人的大客厅里进行。
　　那天，宋子文精神焕发。他身穿西服，颜色是咖啡色的。在随身携带的十几件行装中，他认为只有咖啡色最能表达他当时的心情。当年，他在重庆出任行政院长时，主持记者招待会穿的都是咖啡色西服。
　　当宋子文在太太张乐。冶陪同下，步人客厅并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记者们鼓起一阵掌声。
　　宋子文打了个手势说：“我已离开香港9年，今天在这里会面，我很高兴，也感谢诸位的光临。”
　　有一记者首先问：“宋先生这次来港有何任务？”
　　宋子文道：“此次来港无目的，只是看望一下朋友。如果非要说任务的话，看朋友也可称之为任务。”
　　又有记者问：“先生对时局有何评论和见解？”
　　宋子文道：“我已是在野之人，对此很少考虑，因无考虑也就无所见解。”
　　有记者问：“您和蒋介石有无来往？”
　　宋子文道：“交往是有的，不过是一般的交往。”
　　有记者问：“这次香港之行后，还去台湾吗？”
　　宋子文道：“至少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计划。”
　　有记者问：“台湾如果邀请宋先生去呢？”
　　宋子文道：“我可考虑，去不去还要和夫人商定。”
　　宋子文说到这里，全场都笑了，并把目光投向宋夫人张乐怡。张乐怡莞尔一笑道：“子文身体不好，我管得紧些。不过我声明，大事还是他定。”
　　有记者问：“在美国，您能经常与蒋夫人见面吗？”
　　宋子文点点头：“她是我的妹妹，亲情胜于政治嘛！怎么不可见面？”
　　有记者问：“她元旦前回不回台北？”
　　宋子文道：“我主张私事尽量少关心人家。不过据我了解，她很忙，想必短时间内是不会回去的。”
　　有记者又问：“北京的孙夫人与您家人有无联系？”
　　宋子文道：“至少两岸没有和解之前，这个问题我不会公开，请理解。我担心给别人找麻烦。”
　　当时港台普遍认为，宋子文突来香港是个谜，宋子文召开记者招待会也是个谜。据香港《华侨晚报》的一位记者透露：宋先生来港确是寻根看朋友的。而召开记者招待会，则是放风，让台湾当局知晓：如邀请他去，顺理成章；而不邀请他自去，作为被国民党除名的人，面子上过不去。
　　后来香港《自由日报》又作了详细的报道：
　　原来家氏此次离美东来，本有意复出为国家效力，最初之洽商是宋氏主持救济总会并由宋氏先垫出美金1亿元，辅导国家财经建设，并扩大海外救济工作。因年来救总由谷正纲氏主持，外间颇有烦言，若换一个宋子文，自能将工作圆滑推进。因家民有的是钱，而救济工作则非钱不行也。
　　内幕的报道并说，如果此事能顺利进行，则宋氏复出之第一步工作算是完成，而第二步则是宋氏由主持救济事业进而兼涉财经任务。所传宋子安氏赴台为其铺路，即是如此。宋子安赴台后，即分头和若干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接洽，同时并进谒某巨公（蒋介石），试探当局意见。
　　使宋子安氏感到犹如冷水浇背的是，某巨公谈当局对宋子文之复出，如果单是协力于救济总会工作，是无问题的。如果要进一步重登政治舞台，以宋氏过去遭到各方的不良反应来说，似乎目前尚非时机。当局之意如此，宋子文氏遂不得不知难而退。
　　宋子文此次香港之行，台湾官方始终没作任何反应。看来，宋子文夫妇只好在美国久居了。
　　第十七章 劫波度尽
　　1．宋子文、宋蔼龄相继辞世
　　1963年2月，宋子文终于接到蒋介石的邀请。
　　但接受不接受邀请且去不去台湾？年近古稀高龄的宋子文，当时颇费了一番脑筋。
　　5年前他去香港时，说实在的确想顺便赴台看一看。那里虽有敌手，但也还有朋友。毕竟，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有感情。可在香港那场记者招待会算是白开了，当时台湾没有一点反应。如今5年过去了，宋子文也没有当初那个欲望了，而蒋介石却又作出邀请，岂不强人所难了吗？
　　于是宋子文征求家人的意见。
　　大女儿宋琼颐首先站出来反对：“你在政时，蒋介石没有把您当人看。您想去台湾时，他又不发邀请。我看这一次蒋介石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二女儿来曼颐也随声附和：“前天我看了一份报纸，说台湾正要反攻大陆，火药味很浓。以我看法，怕爸爸去台湾当了他们的炮灰呀！”
　　张乐怡瞪了女儿说：“你就不讲一句好话。”
　　女儿不服气地说：“爸爸让征求意见，我要不说又不好，说了您又瞪眼睛。都叫我不知道怎样做人了。”
　　这时宋子文道：“爸爸不会做炮灰的。爸爸命大，炮弹当年落在我的防护所门上，就是不会爆炸，你们说是为什么？这叫基督的保佑。”
　　三女儿宋端颐是宋子文最喜欢的小女儿，比其两个姐姐来，因能看父亲的眼色行事，故很少受到批评。遇到爸爸高兴的时候，她便嚷着叫着地来了；遇到爸爸不高兴的时候，她就悄没声地飞走了。因为她去的地方尽是叫人高兴的地方，因此宋子文称她“小喜鹊”。这时宋端颐却站起来说话了，显然她的观点是不同于两个姐姐的。也许是她受了“爸爸不会做炮灰的”启示，心里猜测爸爸想去而又犹豫，便说：
　　“爸爸年老了，不去怕机会也不多了。再说姑父有邀请，去散散心未必不是好事。再说爸爸曾有去台湾看朋友的想法，这次顺便捎带吧。”
　　“太太，你也谈谈吧？”宋子文最后点将了。
　　张乐怡理了理花白的头发道：“我吗--孩子们说的都有道理，都是为你好。我就随你个人的意了。你说去咱们就去，你说不去就不去。”
　　“容我再考虑一下。两天后再告诉你们。”宋子文作了总结。不过，经过两天的考虑，宋子文还是接受了访问台湾的邀请。也许，是对祖国故土的深情太吸引他了。
　　就这样，宋子文在太太张乐情的陪同下，当即乘机飞到了台北，开始对台湾为期半月的访问。
　　在台湾，他首先同蒋介石进行了会晤，并对当时世界局势进行了探讨。宋子文特别对老蒋反攻大陆的计划感兴趣。大概这中间，也包括了宋子文“落叶归根”的个人因素。
　　自从1960年6月1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台北访问，双方并达成“长期友好”的协议后，蒋介石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大陆的反攻和宣传，当时也局部地发生了一些空战和海战。在这些战斗中，拥有美国装备的国民党部队时而也对大陆领土发动空袭，时而又向大陆投放所谓的“游击队”和破坏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在广东沿海。但始终没有重大突破。
　　北京则经常公布国民党特务被处死的消息。而台湾国民党政府却又常宣布其“游击军”的成功，但有时也承认失败。例如 1963年1月1日，国民党情报机关承认，中共在各次小规模冲突中共打死国民党“游击军”172人。几天后，北京又宣布5名国民党特务被处死，另有10名被关押在广州和广东省其他城市的监狱里。
　　宋子文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回到台湾的。
　　当蒋介石其乐陶陶地谈论他的反攻大陆计划时，宋子文插言道：“来前我女儿提醒我，不要当了炮灰。”
　　蒋介石笑了：“当炮灰的应是共产党。现在大陆天灾人祸，地里不打粮，苏联又逼债，反攻时机成熟了。”
　　宋子文听着一个劲地点头。
　　可是宋子文并没有提出钱支持的事，蒋介石也不便张口，于是会谈虽热烈却无收获。
　　自国民党退出大陆后，宋子文是第一次来台湾，亦是最后一次来台湾。
　　此后来子文在美国的日子应该说是相当安稳的。
　　晚年的宋子文，寂寞和孤独常常困扰着他。在他看来，那些在官场上混迹的人一个都不能结交，都是些狼心狗肺、无情无义的东西。包括他的姐夫孔祥熙。而且近墨者黑，他感到连其姐姐宋蔼龄也渐渐变坏了。在当时的亲人中，只有宋子良、宋子安和宋美龄与宋子文经常保持着联系。
　　小弟宋子安，是母亲去世时吩咐他和姐姐要照顾好的，因为当时他还没成家。宋子安在1950年以后，即被哈佛大学列人“下落不明的人”。实际上，宋子安一直隐居在旧金山，是那里资金雄厚的广州银行董事长。
　　然而，1969年2月下旬的一天，噩耗突然传来--宋子安在香港不幸病逝。
　　宋子文万分吃惊，想不到小弟竟“走”到了他的头里。
　　亲情驱使着宋子文，赴港为小弟子安送葬。
　　在出席小弟子安的送葬会上，宋子文收到了二姐宋庆龄从北京发来的唁电。当时宋子文老泪纵横：“二姐，你为何不来啊？”紧接着，宋子文急盼二姐来港，又给北京回复了一封电报。但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宋子文离开香港时，也没见回音。
　　带着遗憾，宋子文又回到了美国纽约长岛，回到那幢虽豪华却令他孤独的高级别墅。
　　就在宋子安去世两年后的1971年4月，宋子文已经77岁的高寿了。4月24日晚上，宋子文与太太张乐怡应邀去旧金山老朋友爱德华·尤家里做客。
　　这天宋子文十分高兴，一大早他就提醒太太晚上有人请客，别误了时间。晚年的宋子文因为惧怕孤独，已经把友情放在至高无尚的地位。
　　当晚，老朋友爱德华·尤着实做了一桌全部合宋子文口味的菜。但是万没料想到的是，这位老朋友的好心，最后倒成就了宋子文的送终席。那天，席间高兴的宋子文又说又笑，一连吃了十几道菜。宋子文赞不绝口，大有食胃不饱之意。
　　陪他吃饭的太太张乐怡也感到惊奇，因为她十分清楚平时丈夫的饭量。
　　直到最后一道菜“清炖龟鱼”上来时，按一般常规，宋子文只喝点汤就可以了，没想他又夹了一块。殊不知就是这一块，咽下后顿时使他喘不过气来，旋即面露惊恐之色地倒在地上。当时没容送医院抢救，宋子文便已命归黄泉。
　　随后的尸体解剖证明，就是那块小食物卡在宋子文的气管里。尽管当时他那颈部的神经向周身亮出紧急红灯，可终因年事已高，心脏太弱，不能承受这突来的压力了。
　　宋子文的猝然去世，立即惊动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电报发到北京孙夫人那里，宋庆龄很快作出了准备赴美奔丧的回音。
　　孰料此时在台湾的宋美龄竟以中共将派宋庆龄赴美为由，拒不参加哥哥宋子文的丧礼，只是由蒋介石“颁挽”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个字的匾额。
　　基辛格博士知道此事，大打抱不平。在他的斡旋下，尼克松总统又给台湾蒋介石和宋美龄发了一封追加唁电。言下之意提醒二人，此举未免失体：
　　“……他报效祖国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为美国朋友们铭记不忘。和你一样，我们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损失。”
　　尼克松在电报中高度赞扬了宋子文。
　　1971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宋子文的追思礼拜在纽约市中心的教堂举行。宋子文的太太张乐信及其三个女儿，还有宋子良、顾维钧包括当时的台湾驻美“大使”刘锴等数百人参加了此次礼拜。
　　宋子文的大姐宋蔼龄因丈夫去世时宋子文不到而拒绝出席葬礼。由于当时众所周知的原因，宋子文的二姐宋庆龄最终也未能出席宋子文的葬礼。
　　由于该出席的人物没能出席，致使宋子文的葬礼过于简单和逊色了。就这样，一位一生不甘寂寞的人，终于寂寞了。
　　宋子文病故后，其夫人张乐怡孤守独处，又在美国生活了17年，于1988年在纽约病逝，享年79岁。
　　宋子文和张乐信一共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宋琼颐，丈夫冯彦达；二女儿宋曼颐，丈夫余经鹏；三女儿宋瑞颐，丈夫杨成竹。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定居在美国。
　　1993年初，美国举办中国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曾向大陆借了一批溥仪用过的文物。当时，在幕后促成此项特展的人，便是宋子文和张乐信夫妇的大女儿宋琼颐女士。
　　就在宋子文病逝的第3年--1973年的10月19日，宋子文的大姐--继其父宋耀如先生之后的宋氏家族的实际掌门人宋蔼龄，也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医院故去了。
　　宋蔼龄在临终弥留之际，总算又见上了小妹宋美龄一面。但彼时的宋家大姐已然是万语千言在心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可以说，宋蔼龄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宋蔼龄临终前的遗憾，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宋家的6姊妹中，最早辞世的便是小弟弟宋子安，他于1969年2月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紧随其后的便是宋子文，1971年4月24日故于美国旧金山，终年77岁。旋后1973年10月宋蔼龄病故于美国纽约，终年85岁。8年后，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团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再其后，宋氏姐妹的二弟宋子良--当年亦是著名的金融家也在美国病故了。
　　迄今宋氏姊妹中唯一尚健在的，便是近百高龄的蒋老夫人宋美龄了。
　　可以说，伴随着宋家两位老大宋蔼龄、宋子文以及小弟宋子安的先后谢世，宋氏姊妹间几乎心照不宣的一个共同心愿--团聚，就像在抗战中那样济济一堂、相逢一笑般的团聚，但已经没有可能了。
　　2．“国之瑰宝”宋庆龄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转折的一年，也是宋庆龄感情上大起大伏、悲喜交加的一年。
　　1月至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使宋庆龄陷入难以言状的悲痛之中，精神几乎崩溃。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其上海的党羽妄图垂死挣扎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也被粉碎。当时正在上海的宋庆龄闻讯大喜，高兴的和工作人员举杯相庆。
　　当时厨师特意备了一道菜--螃蟹。盘中放着四只螃蟹。一只圆脐的母蟹，三只尖脐的公蟹。宋庆龄一反常态，端起一杯茅台酒一饮而尽。她和大家抓起螃蟹，剥着、吃着，沉浸在按捺不住的欣喜之中。正像她给罗叔章的信中说的：“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庆祝这个节日。”
　　一个多月后，宋庆龄会见了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法索。客人和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惊奇地发现，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气色非常之好。法索代表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枚纪念真纳诞生100周年的金质纪念章。会谈时，宋庆龄用英语问客人：“你们知道中国 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并风趣地向法索介绍粉碎“四人帮”后，很多群众把“横行霸道的”三只公蟹和一只母蟹拴在一起吊起来的故事和北京市的酒一夜之间几乎卖光了的盛况，并发出阵阵开心的笑声。
　　当时宋庆龄在欢笑，也在反思。建国30周年前夕，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指出：奔腾的江河总还有险滩暗礁。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航船几乎被险滩暗礁所倾覆。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中，妄想篡权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的距离又拉大了。总之，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一场浩劫，我们的建设进程至少被推迟了20年。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1976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庆龄在文中强调：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比较充实的物质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林彪、“四人帮”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因此，我们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使广大人民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们迅速掌握广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培养我们革命的接班人，把广大青年和少年儿童培养成具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人，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宋庆龄能够提出这些一语中的的意见，充分表现出了她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当即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宋庆龄虽已进入体衰多病的晚年，但精神上却青春永驻。她又开始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倾心于自己所钟爱的妇女儿童事业。
　　伴着春风，她又来到了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当时的团长、剧作家任德耀和许多演员亲热地围住他们日夜思念的宋庆龄，兴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的苦乐恩怨。他们记忆犹新的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图取消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儿童艺术剧院，采取的办法是强行将这个剧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正当他们准备下手时，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她驱车直奔儿童艺术剧院，来到剧院门门，宋庆龄撩开汽车的窗帘，深情地凝望着剧院的大门。很快，“孙夫人来看儿童艺术剧院的牌子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宋庆龄无声的抗议，迫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头来，为“合并”而进驻剧院的工作组随即悄悄地撤走了。这件事被儿艺的人们称之为“20世纪新神话”。
　　当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听说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上有所动摇时，深为焦虑，她亲笔给儿童艺术剧院一连写了两封信。
　　她在1979年2月的信上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信发出后，出于对祖国未来的热切希望，使她感到意犹未尽。第二天，她再次给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封信。
　　她在信中说：“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宋庆龄的这两封言简意赅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深情，由此更加坚定了剧院为儿童服务的方向。
　　就在这一年3月，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优秀儿童剧《童心》来北京参加调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时87岁高龄的宋庆龄竟去观看了他们的首场演出。她兴致勃勃，坚持看到了剧终，而且，还让人搀扶着走上舞台，送给了剧院一个大花篮，热情祝贺他们演了一出对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好戏。当时演职员们看到宋庆龄慈祥和蔼的笑容，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
　　几天之后，他们又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宋庆龄撰写的文章《我看（童心）》。文章中她热诚地希望戏剧工作者在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孩子多编戏，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当年，宋庆龄的心总是和祖国的孩子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她的胸中，永远跳动着一颗“童心”！
　　1977年夏末，幽静的后海北洞46号，长廊和南湖，石榴树和七里香，交相辉映，芬芳四溢。宋庆龄家小客厅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只见宋庆龄正与一位客人亲切地交谈，旁边坐着的是来客的夫人。这位客人就是当时第三次重新工作的邓小平。
　　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但体肩宽阔，看上去刚毅有力。这次复出以后，他首先和夫人卓琳一起，来看望德高望重的宋庆龄。他们庆幸终于熬过了恶梦般的10年，并一起展望着祖国的美好未来。当时邓小平特别谈到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对此极为赞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在祖国统一问题上起着其他任何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并相约为此而奉献余生。
　　就在这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和通过第3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统一的新政策；宋庆龄则充分利用自己在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各种关系，不遗余力地为促成国共第3次合作而奔走呼吁。
　　1978年3月，宋庆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届常委会运行后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于1979年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人民解放军从当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并就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单方面提出一系列积极而重大的建议。而在此一过程中，宋庆龄又多次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这一年的国庆节，宋庆龄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提到：
　　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宋庆龄是当年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见证人。在她所珍藏的影集中、有不少反映国共和作的瞬间记录。
　　--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和宋庆龄肃立在主席台中央，旁边站立的是戎装的蒋介石和廖仲恺，背景是当时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而旁白呢？宋庆龄认为应当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创造革命军，将来挽中国的危亡”。这张照片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1924年6月16日。
　　--在宋庆龄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的合影中，除国民党中央委员外，还有当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和恽代英等人。
　　--还有两张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谈的照片。一张是宋庆龄前往上清寺张治中公馆会见毛泽东；另一张是毛泽东送宋庆龄步出住所。从这两张照片上宋庆龄穿着不同颜色、式样的服装来判断，宋庆龄在重庆曾不止一次地会见过毛泽东。
　　往事如烟，却难以忘却。
　　1949年国共大决战后，宋庆龄的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友大部分去了台湾或美国。由于政治主张和立场不同，彼此难念手足之情。现在，为了促成第3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千方百计通过第三者打听海外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属，并且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大陆旅游探亲的人获得了签证。这些人回来后，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见过面还是未见过面，有的还是很小的晚辈，当时宋庆龄都一视同仁，极其热情地在家里接待他们，分手后也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1979年，一次宋庆龄在给其友人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蔼龄和孔祥熙夫妇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我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已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瞻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勃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宋庆龄同她最喜欢的小弟宋子安的遗孀联系上了。“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淬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进入80年代，一次廖承志向宋庆龄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
　　有趣的是知道您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
　　这给晚年的宋庆龄带来莫大欣慰和期望。据中国福利会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说：“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她觉得住她家不方便，可以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沈粹缜认为，宋庆龄确实渴望宋美龄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
　　不久，宋庆龄与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很快便回到中国探亲，并受到了宋庆龄的厚待。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特意提到了此事：“我丈夫的孙女拍尔·孙（孙惠英）带着她的儿子（引发）和女儿（28岁）来看我。”此后，她的侄孙女孙霞专程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看她，还有一位任曾孙孙必达，是世居夏威夷的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后裔，也在她的引导和帮助下来中国经营合资旅游饭店。
　　毫无疑问，当时在宋庆龄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支促进国共第3次合作、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
　　在熟悉宋庆龄的朋友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几次宋庆龄在家中宴客，用鸡血和豆腐制成清淡可口的酸辣汤，她风趣地笑着用英语说：“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这是国共合作汤。”
　　1980年下半年以来，宋庆龄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高烧，甚至终于卧床不起。1981年2月5日，陪伴她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这给本来已十分虚弱的宋庆龄以沉重的打击。
　　李燕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年仅16岁的李燕娥，由一个姓谭的广东老太  太介绍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当女佣。她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天就说：“我要服务您一辈子，夫人。”后来这位纯朴的农家女子果真实现了她的诺言。几十年中，她除了精心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外，还替她传递文件，陪她外出参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宋庆龄也从来没有把她当作仆人看待，一直亲切地称她为“李姐”。5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当时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姐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划上横线以示强调。
　　李燕娥的骨灰迁送上海之前，宋庆龄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李的骨灰盒，一边念叨着：“李姐，李姐！”一边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久久不愿离去。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4月2日，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李燕娥骨灰安葬仪式。宋庆龄赠送了花圈，墓碑上写着：
　　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
　　一个普通保姆与共和国国副主席之间长达50多年的忠心与至爱的对话，就这样永恒地载人了人间最美好的乐章。
　　人们没有想到，当宋庆龄为其李姐送行的时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认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4月底，宋庆龄多次出现高热、呼吸困难和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初，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来华，代表该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有关部门建议由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代表宋庆龄接受学位证书。不料宋庆龄坚决不同意，她说：“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这是维多利亚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我必须亲自出场。”为此，她请医护人员采取特殊措施，靠大剂量药物稳定了她的病情，于8日下午准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授赠仪式。
　　仪式开始时，乐团先后奏中国国歌和加拿大国歌。穿着黑色大礼服的佩奇校长主持了仪式，在他面前放置着权杖。当佩奇把荣誉学位证书亲手交给宋庆龄时，出席仪式的200多位中外人士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束鲜花，祝贺她获此殊荣。
　　佩奇在致词中说：“这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荣誉学位，所以今天的仪式是空前的、独特的。”他颂扬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他说，宋庆龄“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他还强调：“我们今天公认她个人的成就，也是表示我们对她的国家及其人民的友谊和尊敬。”
　　宋庆龄身披荣誉博士的礼服，坐在轮椅上，示意工作人员不要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她的录音讲话。她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用英语发表了近20分钟的讲话。她说：
　　我为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我也是把它看作是把中、加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当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也应邀讲了话。他说出了在场的所有人的共同心声：“宋庆龄女士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领袖，她的一生经历同中国近代历史紧密相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其智慧、勇敢和影响起了独特的作用”。“宋庆龄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解放，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一切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宋庆龄病重后，政治局常委委托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去看望她。
　　邓颖超匆匆来到宋庆龄的家里。以前她常来这里，和宋庆龄一起在花园漫步，看来庆龄安详地饲喂鸽子。现在，她却无心观景赏鸽，径直走进宋庆龄的卧室。
　　非常了解宋庆龄的邓颖超知道，宋庆龄心头还压着一个多年未了的愿望，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整整60年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真正是牢不可破。她很早就希望人党。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就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我相信共产党。”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当有人问她营救了多少中共地下党员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回答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所以我的心情特别愉快。”1937年，她与在她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云谈工作时，突然把声音放低问道：“我算不算共产党员？”后来中共地下党组织让李云回答她：“你同共产党员一样！”她满意地点点头。1957年4月，她又正式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达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去看望宋庆龄，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人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人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当时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和服从，但她的眼中含着晶莹的泪花。
　　事实上，中共中央确实对她从不见外。1956年，中国共产党邀请她列席第八次代表大会；1957年，党中央决定宋庆龄作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从50年代起，中共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她看。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凡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为什么这样做呢？刘少奇有一个权威的解释：“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切负责同志。”
　　邓颖超坐在宋庆龄的床前，拉着她的手，两人进行了亲切知心的谈话。邓颖超真诚地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副委员长，你现在还想提出人党申请吗？”
　　宋庆龄欣喜地点头表示同意，同时又明确地对邓颖超说：“不要再称呼我副委员长。”
　　邓颖超笑着说：“称您庆龄同志好吗？”
　　宋庆龄内心充满喜悦，含笑频频点头。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经过紧急抢救，第二天早晨体温开始下降并神志清醒。她再次向前来看望她的邓颖超、彭真和王光美提出入党要求，并且接连重复了三遍。邓颖超等人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即报告了党中央。
　　15日上午10时许，宋庆龄的人党要求直接报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16日上午，邓小平专程来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衷心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宋庆龄望着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
　　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一结束，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廖承志便驱车直奔宋庆龄家里，告诉她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既是她个人的骄傲，也是党和国家的光荣。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宋庆龄副委员长病情的公告第一号。这一举动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公告全文如下：
　　宋庆龄副委员长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曾多次出现发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14 日晚，突发寒战高热，热度达摄氏40．2度，伴随严重心力衰竭。目前病情危急，正在积极抢救治疗。
　　尽管人们对于宋庆龄的病情恶化已有预感，但公告还是使各界人士极为震惊。于是，寄往宋庆龄家里的慰问信件每天少则百封，多则数百封。曾被宋庆龄营救和资助过的老作家丁玲，当即写了一篇动人的散文诗《诗人应该歌颂您》--
　　诗人写过春天，写过盛天的花曲；但春天哪有您对儿童的温暖。任何鲜艳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诗人写过做霜的秋菊。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您一生相比。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诗人写过白雪，描绘它的洁白飘洒，但白雪哪如您的皎洁，晶莹……听到您病重，我们心痛、神痴。我们深深后悔，为什么不早早把您歌颂？未来还长，您的高风亮节，永远给诗人留下浓郁的芬芳。诗人都会歌颂您的，您会使诗情更加深重，诗意更加隽美，诗文永放异彩；您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我们共产党员，善良的人民，优秀的诗人、作家，天真的儿童，都为您虔诚祝福，祈愿您永离病魔，恢复健康，永远长寿！
　　20日上午9时，宋庆龄同一直守护在她病榻旁边的廖承志作了一次相当长的谈话。这已经是她病情非常危急的时候了。当时，她顽强地战胜病魔的冲击，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了足足20分钟。
　　廖承志的广东腔北京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于是他们只好用英文来交谈了。
　　“叔婆，”廖承志叫她。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以来，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尊称宋庆龄的专用语。
　　宋庆龄睁开眼睛，一直不停地望着他。
　　“您觉得怎样？”
　　她开口讲话了，虽然舌头已有些僵硬，但是还可以听得很清楚：“您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宋庆龄指的是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和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跟着，她喘了几口气，又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
　　廖承志很紧张地俯下耳朵去听。可是她喘了一阵后，又重复了两遍：“如果我发生问题……”她在急喘中挣扎着想再说下去。
　　廖承志感到不能再让她痛苦地勉强讲了，便忍住心清的激荡，向她说：“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宋庆龄点头了。因高度体温烧得通红的面颊浮上了一丝满意的笑影，并且还一再点了头。那以后，她就处于半昏睡状态，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讲话了。
　　廖承志后来令人信服地向人们解释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意思是什么：“原来，她病重之前，就向侍候在旁的邹韬奋夫人沈大姐再三说过，并且把同样的内容也向她的小保姆说过，如果她有‘什么问题’，要送到上海，埋在她父亲、母亲，和已经逝世的同宋主席同甘共苦50多年的李姐的墓旁。并且还向沈大姐说了墓地应如何安置，还划了简单的图样。”
　　22日，当时宋庆龄惟一健在的弟弟宋子良从美国发来慰问电。电文如下：
　　廖承志先生转孙逸仙夫人：
　　获悉您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
　　宋子良
　　同一天，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和她的丈夫张家恭，专程从旧金山赶来北京，看望了她们病中的祖母宋庆龄。25日，她们再一次看望祖母。孙穗英、孙穗华轻声叫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从旧金山来看您了。”这时，宋庆龄睁开双眼看着她们，微微颔首。孙穗英姐妹又连连呼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多爱您啊！希望您早日痊愈。”宋庆龄听后，面露激动之色，并再三颔首。
　　尽管人们都在心中默祷着使人心灵窒息的噩耗不要闯来，但人的生命毕竟是有止境的。大限终于来了。
　　1981年5月28日晚上11点许，宋庆龄已经恶化的病情开始急转直下。当即卫生部的领导和专家进行了紧急抢救。抢救工作持续了20多个小时，终于无效。5月29日晚20时1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宋庆龄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外孙女戴成功和其他亲属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昂、黄寿珍、陈燕，在抢救期间都守候在她的病榻前，一直到她停止呼吸。
　　当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举行国葬，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赶往宋庆龄的住宅，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宋庆龄的遗体致哀。
　　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当晚分别打电报给宋庆龄在美国。台湾和香港的亲属，告知他们宋庆龄不幸逝世的消息，并表示沉痛的哀悼。当时这些亲属分别是：宋美龄、孙科的夫人陈淑英、宋子良和夫人、宋子文的夫人、宋子安夫人，及侄孙满。孙乾，还有蒋经国、蒋纬国，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仪、孔令俊等，此外亦包括长孙孙治平、次孙孙治强。同时发表公告，欢迎宋庆龄在台湾的亲属和好友前来参加葬礼，其所乘专机可到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一切费用由治丧委员会支付。
　　遗憾的是，同年6月1日，台北电报局给北京长途电信局发来“加紧业务公电”，表示“拒绝收受”。
　　6月2日下午，首都近百万群众伫立在长安街两旁，目送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遗体移位八宝山火化。
　　6月3日首都万人集会，隆重追悼宋庆龄名誉主席。追悼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对宋庆龄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
　　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70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宋庆龄逝世后，世界各国领导人、政党、友好人士和团体的唁电、唁函像雪片般飞来，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举行了吊唁活动。
　　6月4日晨，宋庆龄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当天上午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了安葬仪式。在哀乐声中，宋庆龄的骨灰安然放人洁白如玉的大理石墓穴。墓碑上镌刻着：
　　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和亲密战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却不愿进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分享孙中山先生的光辉，而真正心甘情愿地同她的父母和“李姐”同葬在一起。她是人民的女儿，堪称万代楷模。
　　于是，诗人留下了这样的篇章--
　　巴黎有一座圣母院，
　　纽约有一尊“自由’‘一女神，
　　但那些都是装饰品，
　　带点宗教迷信。
　　在我们首都北京，
　　却有一个真正的圣母和女神。
　　--我们尊敬的名誉主席
　　亲爱的同志宋庆龄！
　　3．为夫送终在台北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宋美龄虽然没有在台湾担任什么正式职务，却仍和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尽可能地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蒋介石接见美国官员时，仍由宋美龄担任翻译。蒋介石咕咕哝哝讲几句话，接着宋美龄要讲上5分钟，然后蒋介石又咕咕哝哝几句，接着宋美龄又作长篇发言。当时给人们的印象是，蒋介石只是个“模特儿”，大权掌握在夫人手里。
　　实际上，宋美龄的权威却比在大陆时差多了，只是当出现“政治高压空气”压迫台湾的时候，蒋才求助夫人赶紧到美国活动。
　　1954年，朝鲜半岛战争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英、法、意等国相继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此基础上，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则大声呼吁，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其过硬理由有二：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6．5亿的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台湾却只有2000万人；连共和国的零头都不如；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台湾仅有3万多一点的土地。
　　苏联等国家的连连呼吁，使原来很多处在中间立场上的国家也回到现实中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就连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时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也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于是消息传到台湾。
　　“娘希匹！娘希匹！”蒋介石气得骂娘。在蒋介石眼里，此事非同一般，这不是要开除他的球籍还是什么？他简直不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埃莉诺，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要这样置我们于死地！”他知道宋美龄与埃莉诺有特殊关系，于是他连忙打电话到基隆找劳军的宋美龄，要她连夜赶回台北，然后赴美去说服那个发了疯的埃莉诺。
　　灾难当头，往往也成了蒋氏夫妇团结的凝聚力。宋美龄从基隆赶回的第2天，征尘未抖，便登上了赴美的专机。宋美龄在登机前，紧握丈夫的手说：“请相信我，我会说服埃莉诺--我的好朋友，我也会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静候我的佳音。”
　　“夫人有你这句话垫底，我没有什么要说的！祝你凯旋！”蒋介石把信任的目光投向妻子。夫人不但是他肉体生命的卫士，也是他政治生命的寄托。
　　飞机升入了蓝天，把宋美龄从大洋这岸送到大洋的那岸。
　　在客机的圆形舷窗中，首先出现的是高矗的华盛顿纪念碑，它像一柄白色的长剑直插云霄。波托马克河畔停泊着好多艘漂亮的汽船，岸边行驶的汽车，看上去像是一只只小甲虫。接着浮现在眼前的是方格棋盘般的大街，具有多种民族文化交融的建筑群令人目不暇给--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和最高法院也-一在眼前闪现。
　　在联合国办公楼的会客厅里，宋美龄会见了67岁的埃莉诺，她是已故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十二届总统、民主党领袖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虽是一位高龄老人，仍保持着女性体态和服饰美。带有斗篷领式的黑色风衣，露出欧洲古典式的衣裙。胸口多扣眼结带和饰花边裙摆，具有迷人的风韵。
　　“啊，蒋夫人来了，您好！”埃莉诺首先伸出手来，高兴地说。
　　宋美龄觉得有些刺耳，以前她们总是以“总统夫人”互称，现在却称自己为“蒋夫人”，难道她不承认我是总统夫人了！隔膜、客套一下子拉长了人际和国籍间的距离，她们无法像老朋友似的畅谈了。宋美龄此时多么怀念从前她们姐妹间的直抒胸臆啊。
　　埃莉诺的秘书小姐，穿着金黄色的衣裙，宽垫肩，系装饰细腰带，整体线条柔滑流畅，体现女性的俏丽、浪漫的风度，此时端来了调好的马提尼酒，放在两位夫人中间的茶几上。
　　酒的力量使宋美龄产生了许多感慨：“老了，总统夫人也添白发了。我们彼此都老了，看来您很忙吧？”宋美龄呷了一口酒说。
　　“是啊，我们老了，可是越老越闲不住了！”埃莉诺说到这里，又把联合国一个有关人权会议的邀请函递到宋美龄手里：“这不，后天我还得去联合国参加这个会，讨论人权问题。”
　　“看来，您的社会活动也很多？”宋美龄接过那信函，稍稍看了一眼，便放到了案头。
　　“人权问题，核心问题是如何尊重人的生存权利问题。各国政府对此认识不尽一致，因此处理的也不一样。比如对待群众自由结社和游行问题，各国的法律也不一样。相对来说，美国是自由民主的。怎样来处理？我看还是法制为好。通过讨论，达成共识，让它法定下来。”埃莉诺侃侃而谈。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中华民国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可是……”宋美龄叹口气。
　　“是不是你们也想参加？”埃莉诺马上插言。
　　“可是，我们没有接到那个邀请啊。”宋美龄话里有话。
　　“驱除你们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我个人是举双手不赞成的。可是双手比不上千手啊！”埃莉诺说到这里看上去亦有难言之苦。“目下，大陆外交攻势比较凶猛，不少国家相继承认它为中国合法政府，并要求驱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无疑也给美国政府出了难题。再说大陆和台湾，无论是人口还是地盘都是巴掌和指头的问题。虽然制度不同，但都有个自身利益选择问题。”
　　说到这里，宋美龄再呷口酒的时候，那酒已经变了味道：昔日的朋友也说起了客套话。她不想再坐下去了，也不想再张口让老朋友帮什么忙了。
　　宋美龄决定直接去找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她一向是征服男性世界的能手。
　　建于1800年的白宫，是除华盛顿总统外其余历届总统的官邸，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象征。白宫主楼的顶端，终年飘扬着一面星条旗，表明了它那显赫的权力中心的地位。
　　在白宫的圆形会议旧前，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见了宋美龄。在这位大人物面前，宋美龄丝毫没有拘束，她先向总统汇报了她会见罗斯福夫人的感受。
　　“那是夫人一家之言，您不必介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劝慰道，“赤色大陆能否进入联合国大家庭，最终的结果还不是我们美国人说了算。”
　　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当时没把话说破，实际上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一点宋美龄已心领其意。她也知道，当年联合国共有60多个会员国，美国能控制的就达40多个。这是世人皆知的。
　　“谢谢总统阁下。”此时宋美龄已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后来，果然像艾森豪威尔说的那样，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操纵下，以多数票拒绝了许多国家的正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努力再度被搁浅。
　　宋美龄晚年外交活动的成功，再度提高了她在台湾军、政界的影响力。
　　但当蒋介石77岁寿辰的庆典以后，宋美龄便深居简出，一直住在台北北郊的私邸里。她不像蒋介石那样研究儒家哲学和程朱理学，而是画她的中国画。
　　70年代的台湾上空，阴云四起，浓雾不散。
　　1970年1月，宋美龄做了胆结石手术后，又被确诊为乳腺癌，并做了第一次乳房切除手术；不久又匆匆做了第二次手术。此时她已74岁高寿。这一年的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断交。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了出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会见了毛泽东；且在与周恩来共同发表的《上海公报》里，提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意向。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后数月间，又有20几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每个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于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台。一时，台北外交部被人讽刺为“绝交部”。
　　当时蒋介石的困窘、惶恐以及气愤，可想而知。世界局势的变化，对台湾如同“大地震”。“世界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不能面对现实，拿不出确实可行的应付办法，只是对“国民”空发一纸公告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重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这种空洞的说教式的政治口号，立即被坊间引为笑柄。
　　蒋介石当时惟一能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是在1972年3月，第五次“当选”为“总统”后，5月即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说：“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总统蒋中正。”
　　蒋经国组阁，“总统”是他自己的父亲，“副总统”则可视为可有可无。于是，一个蒋经国统治台湾的时代开始了。
　　1972年3月，蒋介石做了前列腺手术，但其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也有人说是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颓势，如当头一棒，将当年那个86岁的老人一下子打倒了。这也不是牵强附会，谁能说没有那个因素呢。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染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长达一年4个月之久。
　　生、死、病、老，实乃人生的规律。无论多么显赫一时的人，最终都逃不脱这个自然规律。历史进入70年代以后，蒋氏夫妇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站--冬天。
　　冬天是寒冷的。
　　冬天也是无情的。
　　1970年底，74岁高龄的蒋夫人宋美龄因乳腺癌做完第二次手术，身体恢复后便搬进了曼哈顿以东35英里的长岛拉丁敦别墅中。这里环境优美，漫长、迷人的峡谷，装饰着四时各异的色彩，峡谷里贯穿着一条淡蓝色的小溪，在满是洞窟的岩石中潜行。几个晚辈亲属轮流来陪姨妈散步……
　　但1971年4月间，不幸又传来77岁的子文哥哥去世的消息。
　　尼克松总统当时为此向蒋夫人发出了这样的唁电：“他在美国的朋友将长久怀念他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辉煌的一生，特别是他和我们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并肩战斗的伟大业绩。我们同你们一样痛惜他逝世造成的损失。”
　　当时据说是由于健康的缘故，宋美龄没有参加哥哥的追悼会。但第二天早晨散步时，孔令俊发现姨妈戴起一副墨镜，以免人们发现她哭肿了的眼睛。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久宋美龄又接到来自台北的加急电报：“蒋中正病重速回。”当即，望着满天飘落的雪花，宋美龄潸然泪下。虽然晚年她和丈夫分居，但夫妻一场的感情却使她牵肠挂肚。虽然电报上没说“病危”，但这“病重”与“病危”在她的眼中并没有两样。时间不容她犹豫，当天她便草草收拾一下，登上了回台北的“中美号”班机。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随侍在侧。她详细地询问了丈夫的全部病情。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不久，台湾地区发生流行性感冒，蒋再度病发；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时期使用的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物性能增强，治疗颇为费事；接着，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大夫，你认为他的病情怎么样？”宋美龄当时着急地问。
　　“夫人，请您不要着急。总统的自身抵抗力起码坚持半年无问题。”大夫宽慰宋美龄道。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太谢谢你了。”几天来，宋美龄紧张的神经稍微有点松弛。
　　年老事多。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又传来大姐蔼龄病危的消息。宋美龄简直是自顾不暇了。在台北她匆匆做了些安排，星夜乘专机就往美国赶。
　　85岁高龄的大姐来蔼龄此际正在弥留阶段，4个儿女都聚集在她身边。她仍不愿合眼，双眼失神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声音来。
　　当时大家心里都知道：妈妈这最后一口气不能咽，是在等待小姨的到来。
　　宋美龄终于赶来了：“大姐，我来了，我是小妹！”
　　“妈妈，小姨真的来了！您快瞧瞧！”儿女们也尽力帮助小姨呼喊。
　　“大姐，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宋美龄紧紧握住大姐的手，生怕离去。
　　宋蔼龄扩散的瞳孔里终于映出了小妹的面容，她也抓住了宋美龄的手，感觉到了亲人的温暖。她有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轻松感。
　　宋美龄这时看到大姐手在空中一阵抓挠，嘴角现出一丝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一盏长明灯熄灭了。宋美龄没有哭，她没有过分悲伤。大姐似乎不是永别，而是和自己相约到一个地方去，只是大姐先走了一步。她不久也会去的，到那时又可以见面了。
　　宋美龄参加完大姐的葬礼之后，又从美国乘机匆匆返回了台北，因为那里还有一位和她也要分手的丈夫。
　　宋美龄回台北，尽夫人之道，侍候了蒋介石2年。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官邸病逝，终年89岁。
　　蒋介石在第一次被医生紧急抢救过来时，宋美龄知道丈夫难留人世了，就要侍卫通知总统府党政要员严家淦、倪文亚等人赶到草山官邸。当时就见宋美龄伏下身去，对丈夫说道：“老头子，有什么要交待的你就说吧，大家都来了。”
　　于是蒋介石蠕动着干裂的嘴唇，口授了遗嘱：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当时他从三民主义的实践，讲到光复大陆国土，一口气讲了 300余字，却心不如口，脸色越来越苍白，呼吸越来越急迫，最后终于闭目离去……
　　当即在宋美龄主持下，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姐”，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台湾当局又命令从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葬期”，全“国”下半旗致哀。蒋介石的遗体停放在台北市“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后经台湾再三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可见当时葬礼的场面是十分冷落的。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停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慈湖，是蒋介石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块主地。这里的风景酷像他故乡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当时便在这里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介石生前常来此小住。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当年“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当时，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79岁高龄的蒋夫人宋美龄也很明智，认为在台湾再呆下去可能要碍孩子们（指经国等）的手脚，便推说要治病疗养并动身去了美国。
　　一年之后，她为了追念蒋公逝世一周年，重返台北。宋美龄是于4月2日下午2时1刻，搭乘“中美号”专机回到台北的。当时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到机场迎接。宋美龄身穿黑色旗袍，神情肃穆，在蒋经国搀扶下，步下飞机扶梯。当时严家淦夫妇以及倪文亚、谷正纲、张群等党政要员都到机场迎接。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又再度束装赴美，自此长居她当年读书、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
　　虽长年居美，宋美龄对岛内的关心却未减，岛内每有灾难她都会解囊相助，历年辅仁大学毕业典礼，蒋夫人亦会从美国寄来致勉贺词，而“国民大会”也经常与蒋夫人驰电往返。
　　1978年蒋经国先生就位第六任“总统”前，一直期待蒋夫人能返台参加就职大典，并祭悼蒋公。但当时宋美龄以身体不善未能成行。此前，她曾从纽约致电蒋经国“院长”，叙述了半世纪以来与先总统蒋公相依为命的情感与追思。
　　根据电文了解，蒋夫人1978年4月5日未能成行返台，主要是“深恐睹景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已”。
　　当时那封电报的内容是：
　　经国览：
　　3月27日、29日来电均悉。父亲去世三年之期将届，在此三年中，余每倏而悲从中来，上年返回士林，陈设依旧，令我有紧紧人去楼空之感，以往惯常之言音足声皆冥冥肃然，不禁啼嘘。余与父亲除数次负任去美，其他时日相伴近半百年岁，尤以诸多问题，有细有巨均不惮有商有量，使彼此精神上有所寄托，二人相勉，所得安慰非可形诸笔墨。自忖余对我之生父，相处总共仅短短九年余。因我八岁即离家来美术学。返回国年余彼即弃养；与余母亲相与总共只十七年，即与父亲结，可谓自此龄启蒙，最亲近最长久伴侣，兼相依为命者，乃父亲耳。此种扣心怀情性，只有如汝与方媳结合四十余年者，可能体会之。余幼承庭训，均授以对大悲伤、大灾祸以坚强镇静为，余虽不能谓事事做到，但时以之自律自勉。在母子之份，又汝29日电深为关切，能体会余三年之情绪，乃馨心言之。母，4月1日。
　　蒋夫人宋美龄在美10余年，曾发表几篇颇具历史意义的文告性宣言。1965年10月底在纽约她公开一篇《与鲍罗延谈话的回忆》。此后1982年8月中旬，为了回应廖承志于7月4日致函蒋经国，也函致廖承志，以所谓春秋大义规劝廖承志“做总统信徒，幡然醒悟”。另外，她又于1984年2月致函前中共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亦不无荒唐地劝其“信服三民主义，以免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当时，这些文告函件实质上并不具任何说服效应，但却表明了宋美龄誓死与大陆共产党势不两立的立场和观点。
　　此外，1981年1月，宋庆龄在北京病危之时，宋美龄得知这个消息后扶着光滑的桌沿站了起来，慢慢抬起双手压了压太阳穴。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三姊妹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的合影。大姐宋蔼龄坐在中间，两只手搭在一起，神态恰然地凝视着远方。那时她只有20来岁，正在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二姐宋庆龄坐在右边，一只手搭在大姐的身上，一只手搭在小妹的身上，文静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水灵灵的；宋美龄则调皮地斜倚在大姐身上，丰腴洁白的脸上一双眼睛神采飞扬。当年三姊妹是那样亲，那样纯真，那时她们谁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的今天会天各一方：一位在中国大陆，一位已然故去，第三位则是眼下正在美国的宋美龄。也许，上帝在她们出生时就为她们安排了这样的命运！
　　一切都已成了昨日黄花，而今大姐先她而去，二姐又要和她分手。现在她有心在二姐宋庆龄还弥留人世之时，去北京和二姐见上一面，可是当她提笔给北京去信时，却又拒绝了中国政府的邀请。平心而论，这又何尝不是政治意识冲突下牺牲了亲情的人间悲剧呢！
　　1985年5月，台湾国民党妇工会主任钱剑秋一行赴美，前往拜望宋美龄，并且拍了不少与宋美龄合影的照片。从照片中看，宋美龄较10年前出国时稍呈老态，但精神不差。以坐八望九之龄，宋美龄能有如此神态，神采中依稀透出当年之丰采，诚属不易。
　　宋美龄现住美国纽约长岛一幢别墅中。这幢古老的住宅占地15顷，距纽约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房子原是孔祥熙的，现为孔令侃所有，做为宋美龄的客邸。
　　宋美龄返美后，生活极其恬淡。但其身边仍有多位侍从秘书，大部分由台湾派出，其中有不少是蒋纬国的亲信。这些侍从除了为宋美龄安排生活、衣着、车乘之外，再就是替她整理文牍之类。像来美龄每年在辅仁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致词，全由秘书作主送回台湾。另外一些往来函件，也均由秘书处理。
　　宋美龄多年来在美活动都不是公开性质，但不少与她熟识的人，像台湾妇女领袖或遗族子女等，在美国仍经常可以见到“夫人”。每年她过生日时，全美的“国军”遗族子女都会从各处赶到长岛为她祝寿。每次一闹一折腾，起码花两三小时的时间，但宋美龄还是欢迎他们来尽兴，这也是难得的天伦之乐啊。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湾去世。作为母亲（虽非生母），宋美龄不顾90高龄，又回到了台岛。她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在台湾电视上所见，这位备受国民党元老尊崇、仍有一定影响力的前“第一夫人”，看来哀伤满脸。母亲送儿子，也确是情何以堪！
　　宋美龄回到台北，仍住在士林宫邸。
　　这所老“总统”的官邸在宋美龄出国10多年间，虽有人负责维护，但仍有不尽周全之处。所以，在宋美龄回台湾之前，又花了大笔公款特别大加整修，虽不能说是焕然一新但多少已告恢复旧观。蒋夫人回台湾进住时，对此颇表满意。特别是官邸十分宁静，很适合老夫人思考问题。
　　位于台湾士林区一片树木中的老“总统”官邸，十分隐秘，除非在空中鸟瞰，否则根本不可能看到它的建筑结构，因宫邸四周树木成荫，枝叶茂盛，无一空隙，虽附近马路并未管，制，而路经此处，充其量只能看到紧紧被裹住的外围林木而已。
　　至于空中鸟瞰，则更连门儿都没有。官邸附近马路虽未受军警管制，但空中却一直列为“禁区”，这里不可能听到飞机引擎运转而发出的噪音，故此台北士林区居民长久以来，一直感受到空中特有的“宁静”，而尽管松山机场近在咫尺，可是航道不经过士林上空，每一架起降的军用或民航客机，都不能逾越雷池一步，必须沿着林口与松山机场间的固定航道“直线”飞行，管制塔台更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控制飞机行踪不得有误，因为稍稍偏离航道，就有可能“鸟瞰”士林宫邸全貌。多少年来这里一直受特权管制，甚至在蒋夫人到美国长达11年的那段日子也不例外。
　　至于飞机降落，因必须大幅度减速而噪音原本就不大，再加上告诫驾驶员“小心翼翼”驾驶，以及降落方向也是背向士林区由北而东（松山机场系单线跑道且“规定”起降一律由北而东），于是机声噪音也就微不足道了。
　　在充满噪音和人员混杂的台北市区，士林老“总统”官邸实在可以说是一处世外桃源。
　　士林官邸原为日式房屋，宋美龄不喜欢日式卫生设备，曾令人修建西式卫浴设备。由于去台湾之初，台湾一般工人修建西式卫浴设备尚乏丰富的经验，致使修建完成时不甚合用，因而又予拆除重建，始符合现代化西式卫浴设备的标准。另外，由于侍卫安全人员众多，乃新建工作人员办公及住宿房舍。这些新建筑也都是砖建房屋。
　　官邸四周活动空间则相当辽阔，地上种着密集的高丽草，十分柔软，如同铺上一块绿色地毯般，衬托着大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恰。此外还有丘陵假山、健行步道、泳池、篮球及高尔夫球练习场，以及酷似老“总统”故乡--溪口镇的“小桥流水”等。
　　官邸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亦是应有尽有，基于官邸的“特殊性质”，这里的电话设施比一般电信局的设备尤为发达。如收发报、高速传真、程控式交换机等设备样样俱全，当时或许比不上美国“白宫”那样现代化，但是据说比起过去南朝鲜总统居住的汉城青瓦台官邸有关设施，则要齐备得多了。
　　据说宋美龄客居美国纽约11年中，“士林官邸”及“办公室”一切操作如常，宋美龄可以透过这里的电信设备，随时与台湾有关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而对台湾有关事务了如指掌。另据了解，秦孝仪也经常向宋美龄汇报台湾情况。秦孝仪利用家中或办公室电话甚或阳明书屋的电讯设施，均可容易地与宋美龄保持联系，也不用大张旗鼓地前往官邸为之。至于“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有事或奉命与宋美龄联系时，更是拥有“总统府”特设的电讯设备，往来迅速，毫无困难。
　　后来宋美龄虽坐轮椅，却仍然关切世事。当时宋美龄回到台湾后，官邸有关运作自然格外忙碌，但宋美龄毕竟年事已高，她说过“我将再起！”但行动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因而一般事务少有过问。
　　宋美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据说一星期中在官邸小型教堂祈祷或阅读《圣经》占了2小时，周联华牧师每天不间断地主持教堂圣事并分别以中、英文讲解教义。每遇周三和周日，蒋纬国以及“孝”字辈的家人们，都会齐集在官邸教堂做礼拜并聆听讲道，而每周两次与家人聚会，也是宋美龄最开心的时刻。
　　“我从未感觉到我是‘宫廷’牧师。”在蒋经国死后，任凯歌堂牧师34年的周联华说。自1975年，蒋介石死后“奉度大典”由周联华牧师主持追思礼拜之后，周联华即成为人们关注议论的人物。蒋经国的“奉盾大典”，亦由他主持迫思礼拜。
　　谈起在蒋介石筹建的凯歌堂担任牧师一职的经历，周表示，1954年，他刚从美国南部浸信会神学院获神学博士回台湾，并在台湾浸信会神学院任教。不久，就有人找他去任凯歌堂领礼拜，以后每隔一星期去凯歌堂讲道一次。直到1986年，他才担任凯歌堂的专职牧师和祈祷会监督。
　　34年来，周联华自称完全以平常心面对在凯歌堂礼拜的国民党权贵人物，包括蒋介石、蒋夫人宋美龄和他们的家属。袍泽或部属。
　　他不止一次说：“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从来末想要为他们准备‘贵族’信息。”
　　他声称，于公于私他从不发表政治、人事意见，也未传递过一封信给在凯歌堂礼拜的人。他说：“我只守住我讲道的本分。”
　　也许由于他这种“中立”的态度，周联华自称在教会界显得相当“超然”，却也遭到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微词，但是他并不以为意。
　　许多人对已故的蒋经国的“信仰”相当好奇，周联华表示，蒋经国受过洗，并且也到凯歌堂做礼拜，只是他一直很忙碌，从他任“救济团”主任之后，星期假日经常到乡下巡视，晚年因身体很坏，需要多休息，所以接触较少。此次，蒋经国“奉盾大典”要以宗教仪式举行，完全是他家属的意思。
　　主持蒋氏父子“奉盾大典”的追思礼拜，周联华心中不无感触，但是，他仍强调平常心。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也几次前去“官邸”向宋美龄请示汇报。由于宋美龄对蒋家和台湾党政军人物的深远影响力，在台湾的政治运行中，自然难免流露出她影响力的轨迹。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已79岁，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再找不出一位如此更高寿的。而且如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马英九、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然不为潮流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有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不能动她。1987年，“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执行会长李钟桂（国民党中常委、“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夫人）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就是钱剑秋屹立不摇的明证。李钟桂本想当“妇工会”主任多年了，而终于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可见她也是非常“够力”的人物。可惜，她就是想得到“妇工会”的宝座而不可得！
　　如果不是出于宋美龄的认可，钱剑秋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存在。
　　有人认为，与土林官邸有深厚渊源的励志社系统，和夫人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卫人员均出自此一系统。蒋经国死后，这些人又活跃了。这种说法，只有一半正确，励志社确系夫人早年创设，从事“服务性”工作，致官邸某些事业性工作，也由励志社负责，侍卫人员则由军誓系统甄选可靠人充任。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确为宋美龄手下大将，宋美龄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所以，张学良要见蒋介石，则先通过张群（岳军）安排；待具体要见蒋介石时，则不通过张岳军而必须请黄仁霖先行联系。由此可见黄仁霖在宋美龄面前分量之重。不过，后来黄仁霖出“使”外国，而励志社副总干事黎离尘又于60年代中期逝世，励志社如今几乎已告名存实亡了。
　　蒋经国死后的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经过事前的激烈斗争，通过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当时，宋美龄年届90，但对于此次急于推举代理国民党主席之举有不同意见。她虽年迈，却也不糊涂。她充分看出了当时李焕的动机，看出岛内外和台前幕后各种复杂的因素。急促的手段说明了背后的目的。急急推出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是借李登辉阻挡俞国华、沈昌焕、王惕吾，是要夺保守派和夫人派的权。李登辉在台前，李焕在幕后，因此头脑仍然清楚的宋美龄，立即在1月26日晚上，急急致送一封信给李焕，表达出对于此时选举国民党代主席时机不当，理当拖后，应该在国民党“十三大”时决定才比较合适。
　　但李焕等人经过紧急会商，结果仍决定依计进行。1月27日的国民党中常会，由与李焕关系密切的余纪忠（国民党中常委兼《中国时报》老板）主持。由于事先布置周密，俞国华在会上被人奚落，遂大势已去，李登辉于是顺利荣登国民党党主席宝座。
　　宋美龄返台这段期间，曾由医药学院一位中医针灸教授进行治疗，成效甚佳。宋美龄原本说要很快再返美国的，但直到几年之后，她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目前，有人推测说蒋家可能全面撤出台湾。蒋孝勇不久前举家迁往加拿大，在台湾引起了众多的议论。据一位了解台湾官方动向的人士透露，蒋孝勇和夫人方智·冶事前曾赴士林宫邸向宋美龄请安并禀明移居加拿大的意愿。当时这位蒋家最有权威的长者向他们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样也好，回家比较方便。”
　　宋美龄的“回家”二字指的是什么意思？台湾一些敏感的政治家表示：“这不禁令人想起，蒋家的老家原来是大陆的浙江奉化。”
　　关于蒋家主要成员的动向：蒋孝文已故去；蒋孝武升任驻新加坡代表也已有一段时间，没有迁回台湾的迹象；蒋孝勇则举家迁往加拿大。
　　宋美龄很可能此次赴美治病再也不踏足台湾的土地了。她之所以不顾垂暮之年要当外国“寓公”，据说是因为她在台湾活得并不开心。在台湾与宋美龄一样感到寂寞的蒋经国的遗孀蒋方良女士，有消息说蒋孝勇在加拿大定居后，将会通过他的安排让母亲回苏联老家探亲，这也将是她40年来第一次离开台湾。至于蒋纬国，他虽然仍未有离台的迹象，不过他却公开表示过，如一旦卸下公职，则最想的一件事就是回大陆一游。
　　台湾的政治评论家根据蒋家的新动向猜测，蒋家全体成员也许正为回大陆作准备。但愿宋美龄能在她有生之年，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
　　尾声：老夫人暮年中最快乐的一天
　　1993年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规划下，正向纵深迈进。以江泽民为首的新的党中央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正在继往开来。是年初，江西庐山人大胆提出拍卖当年国民党在庐山的别墅群，其中也包括美庐等7处。消息见诸报端，令国人大哗。一石激起千顷浪。
　　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传到了美利坚合众国，传到宋氏家族的耳中，进而也传到蒋老夫人的耳中。时年已近95岁的宋美龄，却睡不好觉了。两眼缝像有个小松针支着，眼望着天花板，怎么也难以成眠。
　　人生如梦啊！
　　爱回忆往事，已成了宋美龄晚年的一大毛病。
　　一生与政治联姻的宋美龄，本来晚年曾发誓不再过问政治。可是政治却偏偏像个幽灵，驱而不散。当年丈夫蒋介石在世时，曾不时鼓吹要“光复大陆”。直到1975年4月5日晚间时，丈夫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蒋经国与宋美龄商量后决定，暂居丈夫的灵枢于距台北市69公里处的慈湖湖畔蒋生前的一处行馆内，“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召开紧急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为“党中央主席”兼“中常会主席”。1978年5月20日，他又成为台湾的“总统”。
　　蒋经国果然没负父志。几年下来他使台湾经济上了个台阶，且与欧洲同步，形势喜人。可是好景不长，很快蒋经国又撒手黄泉路。老夫人心头暗暗流泪。当然，她更多的泪是流给丈夫生前没能实现的遗言。
　　当年来美龄参加完蒋经国的葬礼回到美国长岛，曾消沉很长一段时间。当时，宋仲虎，这位宋子安的长子携妻曹氏断不了到姑姑的卧室劝说老夫人要心宽，过去的过去了，我们的戏唱完了，无病就是福啊……这才使宋美龄渡过了困难期。
　　此后，外面的传闻不断说，宋美龄再不会关注台湾的命运了。而台湾的高层人物，虽也多次访美看望老夫人，却仅是礼仪之道而已。
　　作为一个时代的大政治家，宋美龄不仅反思历史，也反思自己。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亲情、政治已使她淡化，她不但活下来，而且奇迹般的好。这一年95岁高龄的她，在外表上竟像50岁的阔老太，风姿不减当年。
　　她精通老子“清静无为”的圣言。在“有为”和“无为”中，保持了自己的心理平静。
　　晚年作画，是她静时的一种追求。
　　曾几何时，宋美龄的画是被人称道一时的。那画确是极有水平。丈夫蒋介石在世时，也常常仁立她的身边，忘情地看她作画。按丈夫的话说，那是一种享受。她笔下的花鸟极有神韵，喝一声像能飞走似的。
　　宋美龄作画的营养，是从当年母亲倪氏的艺术细胞里汲取的。当年三姐妹各有特色：大姐唱歌，二姐弹琴，而宋美龄作画在孩提时就是独树一帜的。后来，由于种种政治活动和交际，宋美龄终止了作画，直到52岁时才重又拣起来。由临摹。写生到写意，很快那种儿童时代的艺术细胞飞速扩张起来，似乎得了某种仙风道骨一样传神人画。而且，如同打麻将一样，画画对宋美龄来说也是一种消遣。不久，她的那套系列山水画，在她看来还不成功时，竟被当时的邮政总局偷偷印上邮票发行。虽是扬名，可是她并不高兴。她认为那还不是她最成功的作品。
　　若干年后，殊不知那套邮票成了珍品。其中一张叫价竟达5万美元。这连宋美龄都感到吃惊。
　　说起那张邮票，极为普通，大概是沾了名人光吧！那张邮票上的山水，画面是台湾秋韵：阳明山的远影几乎没有用墨，云彩、远林及近树花果，由是工笔勾绘，细腻生动，疏密有致，活灵活现。现在这幅台湾秋韵的原作就挂在老夫人的卧室里，她很欣赏那块圣土。自从丈夫下世后，这幅画还有她的新作，比如南京紫金山的秋韵，也常常进入她的梦乡。今天，她又做了个梦，那不是紫金山的秋韵，而是庐山秋韵。那里更有她可回忆的乐趣……直到天亮，隔窗看到黄叶纷纷从树上落下，她才回到现实--哦，这是美国之秋。于是她索性又挥起笔来……
　　当姑娘时，宋美龄就留学美国数年，这里有她两处居所。
　　长岛又名欢乐岛，是她住得最久也最为喜欢的地方。这里风景秀丽，四季如春。她喜欢这里的梅花，像这里冬天的雪；她喜欢这里的雨，像教堂中的圣水；她喜欢这里的雷，像教堂中沉闷的钟声。这里安静。空旷、高渺，容易使人生出遐想，引出画兴。
　　她的另一处居所在曼哈顿中央公园附近。那里不常住，但有人给她看着家。如果一年分成四季，只有冬天，这个空间才属于她。在宋美龄眼里，似乎曼哈顿的冬天比长岛的柔和。
　　那年的秋天，宋美龄仍在长岛居住，一大早便开始作她的秋色赋……望着隔窗的秋色，她在着墨运筹钩沉着那笔下的真正的秋天。触景生情，那飘落的树叶，似乎有了灵性，更使她哀叹起人生的短暂来。
　　门被推开了。
　　侍从轻脚轻手地端来西式早点。
　　“夫人，用餐吧。”
　　宋美龄转过身来，望了望桌上的点心，没有答话，仍在作她的画。画来画去，美国的秋天又像是庐山的秋天。她不是用艺术作画，而是用她的感觉，用她的阅历。像与不像，似像非像，正如过去的历史，给人以朦胧美。
　　老夫人方用过早点，宋仲虎夫妇便看望姑姑来了。
　　“姑姑，您好。”
　　“哦，是虎儿。”
　　殊不知宋仲虎，彼时也是儿孙满堂的人了。
　　“怎么，没带孩子来？”
　　“他们都出去了。”宋仲虎的太大曹氏回答。
　　“姑姑，我带了一张华文报纸，是纬国兄昨天寄来的。”
　　“有什么消息？”老夫人望着仲虎。
　　“大陆要拍卖庐山美龄宫等。”
　　“哦--有此事？”
　　“这报纸上写得很清楚。”
　　“那你快读读。”
　　“好。”于是宋仲虎一字一句读了下来，老夫人听得认真，像小学生听课一样。
　　宋仲虎读毕，老夫人沉默很久才说：
　　“怪不得我昨晚失眠做梦，老是庐山的景色。今早作画，美国的秋也画成庐山秋了。你说怪不怪？”
　　“那是主给您老托梦了。”宋仲虎嘿嘿一笑。
　　“我一生信主敬主，主会保佑的。”
　　但是主会保佑什么，宋美龄没说出来，只能留给宋仲虎夫妇品味、沉思。
　　宋仲虎停了停，又道：
　　“姑姑，这是个机会啊！姑父当年失去的，我们何不买回来？”
　　“买回来--我何尝不想啊！”宋美龄躺在安乐椅上闭目凝神，沉吟良久，又道：
　　“买过来就是我们的吗？”
　　是啊，买过来就是我们的吗？宋仲虎思付。
　　屋内又是一阵沉默。
　　“不说这些啦。”老夫人收起话头又问：“纬国来信没说别的？”
　　“他说很想来这里看您，这需要回头商量再定。说起来纬国兄也老大不小了。如果我没记错，大概77岁了吧？”
　　宋美龄点点头：“再大也是孩子嘛！你告诉他，让他下周来。我等他。”
　　“好的。”
　　深秋的美利坚合众国，不同于台北的是，树叶没有变得深红。
　　宋美龄作画是极认真的，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当她真正完成这幅“美国秋韵”时，蒋纬国先生奉命已从台北飞到了她的身边。
　　蒋纬国是当天早8时下的飞机。下了飞机便坐上未仲虎的车直驶长岛--宋美龄的居所。
　　宋美龄刚刚做完祈祷，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呢，蒋纬国就风尘仆仆地走进来。
　　“亚母，您好。”蒋纬国这样称道。而蒋经国是从来不这样称谓的，也许母子的关系就这样微妙。
　　“纬儿，你可来了？我以为你不会来呢！”蒋老夫人抬头就问，竟问得这般奇怪。蒋纬国知道亚母的脾气，也随和地说道：
　　“本来，我早就想来。您不召呼我就来。可是……”
　　“可是什么？”
　　“李总统要开会，我的身体也不大好。”
　　“总统开不开会我不管。你有什么病？”
　　“心脏有些供血不足。”
　　“和我一样，你们年轻人要注意保养啊！”
　　说到这里，蒋纬国摸摸头上的白发，和宋仲虎相视一下笑了。
　　这时，侍从送来了茶水，蒋纬国呷了一口，是地道的西湖龙井，大陆货，很合口味。
　　“我想听听台湾方面的情况，还有些事要和你商量商量。”宋美龄开门见山。
　　“唉--”蒋纬国叹了一口气，“我找您也是为这事。现在民进党那几个刺头儿越闹越不像话了，一言难尽啊！”
　　“是不是闹台独的事？”
　　“没错。”蒋纬国理了理思绪道：“最近，他们又游行又演说，把先父在台湾各处的铜像集中起来，砸烂熔化，还论斤出卖。这还不算，他们还有一条宣传就是排挤他族，遣返非台湾籍老兵和其他外省民众。”
　　“能行得通吗？”
　　“当然有反对者。”
　　“李登辉最近有何表示？”
　　“他说：民之愿，我之愿。民之声，我之求。”
　　“嘿，说得好听！”此时，宋美龄也显得无奈。“我想再过若干年，他们不把你父亲暴尸街头才怪呢！”
　　“照这样下去，恐怕真会有那一天。”蒋纬国道。
　　“照这样说，慈湖就可以卖门票当观赏园了。”
　　“我也害怕。说真的，自从先兄经国下世后，李登辉上台，我就感到日子不好过。去年台北举行双十庆典时，李总统口喊继承先父和先兄之志，实际上已经大打折扣了。他是讲给人听的，实际做的并不是那么回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父亲的事，你考虑没有？”
　　“当然考虑了，但还不成熟。”
　　“这西湖龙井的味道怎么样？”
　　“还好。”蒋纬国答道。
　　“和它一样，我们的根在大陆。”宋美龄又道：“你父亲在世时，反复嘱咐我们，叶落归根是他的本意，葬回大陆是他的愿望。如今我们活着的人不能实现其志，真是无能啊！”说着宋美龄眼睛潮湿起来。
　　“亚母，这点我懂。不是母亲无能，而是儿子的无能！”蒋纬国说到这里也激动起来：“先父一生深谋远虑，自从他踏上台湾这个小岛起，就预料到此岛只是暂且栖身之舟。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此事了。不光先父，还有您。再往下说，还有我们蒋家的后辈。我们也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
　　话说到此，除了直率，只有苍凉。
　　宋仲虎此时站起身要走。老夫人发话了：
　　“你也不是外人，也可发表个意见么？”
　　“我看，历史的旧帐已过去了。还是《三国演义》中那句话说得好：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又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仲虎的话倒有意思！”蒋纬国首先赞同。
　　“你大陆那边还有一条线。那里情况怎么样？”
　　宋美龄问的那条线实际是指仲虎夫人的妹妹--大陆上的曹素荣女士。这是他们在大陆惟一的一家家属。
　　宋仲虎答道：“去年，我太太悄悄地返回大陆，由她妹妹陪同，玩得很开心，并且还到了溪口。”
　　“去庐山了吗？”
　　“去了。”
　　“纬儿，听说庐山别墅要拍卖，你怎么看？”
　　“是啊，广告词上说：‘蒋介石失去的，毛泽东得到的，全都卖给你’！”
　　蒋纬国说：“我就是想要也没这个胆啊！”
　　“你没那个胆，我可有那个胆！”宋美龄笑道。
　　“那共产党是看中了您的钱袋？”
　　“钱算什么？说破了还不是一张纸。要是共产党还真有雅量，就让我在大陆购一处土地，海南老家也可，溪口也行，南京更好。不论大小，我要给每一位国民党将领盖上一套房，安居乐业。我有这个信心！”
　　其实，老夫人说的全是心里话。
　　此时，蒋老夫人理智异常清醒，她不仅为丈夫寻求叶落归根，也为蒋家、宋家的后辈，包括她和蒋纬国，安排后路。正如她自己说的，人不能叶落归根，魂也要飘回去的。外面的风景再好也不比家中。
　　那年她和丈夫一起漫游雪窦山，陪他们去的还有风水先生。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夫妇二人携手仁立在朝阳的山坡上，选中了一处风水宝地，前有修竹，后有山泉，准备作为未来的蒋氏墓地。一个人赤条条地来到世上，又赤条条地回去，还不是为了一块好地方。
　　蒋纬国望着亚母，似乎更明白老夫人的本意了。他眼睛一亮，觉得亚母年轻起来：亚母很会保养，如今虽是95岁高龄，依旧是一头乌黑的秀发，遮住了她没有皱纹的白皙而清瘦的脸庞，显得异常仁慈、端庄。蒋纬国当下方欲说什么，亚母忽然将深深埋在美式安乐椅上的身子动了动，说道：
　　“真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啊。当年，我和你父亲在雪窦山峰寻找墓地时，他那天真可笑的形象至今还在我的眼前闪动。临走时，有一条松枝挂住了他的衣服，他完尔一笑道，连这里松树都喜欢我啊！那说话的神情我还能想象得出来。后来事情传出来，有人笑话我们年纪不大就看墓址，未免太早太苍凉了。”
　　“现掘井现挖坑不就晚了！”蒋纬国颇有同感道：“我有一个艺术家的朋友。说来也怪，他家的墙壁上，挂满了骷髅什么的，每当他高兴了，生气了，爱了，恨了，回到家里，看看那满墙的骷髅，心立时静如秋水，往沙发上一躺，扳着手指头平静地告诉自己：又少了一天。”
　　“挺有意思！”蒋老夫人听后眨眨眼，摇晃了一下脑袋：“超脱好啊！即便像我这样的高寿，活一辈子还不是3万多天而已。难怪我们还来不及反思，就要匆匆忙忙为死作准备了。”
　　“人活七十古来稀。我们的日子都数得着了，您老95高龄，仲虎今年刀，我都77了。还能不能再活10年，我看都是个未知数。即便再活10年，又该如何呢？”
　　“纬国兄，别说这些了，说些高兴的事吧。”宋仲虎插言道。
　　“见了亚母，一高兴什么都说出来了。”
　　“纬儿，今天是我们谈话最长的一次，我有些疲倦。我问你，什么时候返回台北？”
　　“如果没别的事，我顺便在这里看看病。老担心自己会得脑血栓，一夜之间身体不能动弹了，那样活比死都可怕……时间还定不下来。”
　　“纬儿，你怎么也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我有预感啊！”
　　“好。我们休息吧。不过，想病有病，不想则病无。”
　　老夫人在侍从的帮助下，进内室休息去了。
　　蒋纬国和宋仲虎又攀谈了一会儿，也各自休息了。
　　这次会面，实际上达成了某种默契。虽然在前也有这种默契。
　　在宋美龄的默许下，海外的蒋家已开始向大陆放一些试探性的气球。先是蒋经国的庶出二公子章孝慈到桂林祭扫生母章亚若的墓地，受到大陆方面的热情接待。且章孝慈那篇祭母的祷文，堪称一篇精制的散文，使人无不落泪。后来章孝慈由于激动，突发急病在北京住院，两岸红十字会携手合作，将章孝慈送往台湾荣民总院治疗，大陆方面还派员前往探视，同胞之情可掬。1994年，大陆还拍下了《蒋经国和章亚若》的电视连续剧。可惜送到台北时，章孝慈已成植物人了。
　　后是蒋经国的大儿媳徐乃锦女士，通过秘密渠道回大陆观光，主要是安排蒋家子孙回浙江奉化祭扫蒋介石生母王太夫人陵墓之事。而更重要的任务，乃是探询蒋氏父子的灵枢迁葬故里之事。
　　再是蒋纬国回台北后，接到大陆亲属曹素荣、李劲祥的“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的亲笔信，当即他欣然命笔，写下了“和平统一，振兴中华”8个大字，赠给其亲属。蒋纬国还一再向其亲属透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回大陆。直到1995年元旦，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又提出台湾问题的“八条”指示，人称“江八条”，给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带来了光明。
　　宋美龄仍密切关注着这种局势。作为一个政治家，她要拥有一生的辉煌，更感到时间的紧迫。前不久，孔家二小姐令俊不幸早逝。作为“养母”，白发人哭黑发人，又一次使她陷入痛境。从台北奔丧后，宋美龄隐隐约约感到上帝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可她要驾驭形势也难啊！
　　就当老夫人正在着急时，又有一个人从台北心急火燎地飞到了美国。此人名字叫郝柏村，是国民党非主流派领袖人物。
　　郝柏村也是日子不好过，特来美国找老夫人诉苦的。
　　说来也窝火。前些年，郝柏村在台湾权力屠宰场上连连挨宰，先是军职被革，继而行政院长一职又被李登辉巧妙地弄掉。现在的处境，还不如蒋纬国。
　　郝此行的目的是，面对国民党十四届全会即将召开，按照惯例，必须甄选部分当然代表。为了争取一些当然代表的名额，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明争暗夺，硝烟四起，一时弄得不可开交。
　　主流派，乃是李登辉为首的当权派，并与民意、工党代表揉合而成一个金三角，掌握实权，力量稳固，且来势汹汹不可阻挡。
　　非主流派则以郝柏村为龙头，包括一些褪色的国民党元老，力量相对弱小多了。这些人虽常有聚会，却多是明哲保身，在权谋上阴柔有余而果断不足。虽然郝柏村不得不以最直接的字眼向李登辉挑战叫阵，但已是强弩之末，胳臂拗不过大腿了。
　　为打赢这场最后的圣战，郝柏村左思右想，决定飞往美国，向蒋家树上最后一枝老干老夫人宋美龄求救，希望这位精神领袖发出行动与精神相结合的最后召唤，给以援助。
　　不料宋美龄听了后，摇摇头说：“自古韩非子有这样的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的这个气力，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权力。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啊！而且，你我现在所没有的，恰恰是权力！懂吗？”
　　郝柏村恍然大悟，叹道：“现在李登辉正在权力的顶峰上，我们看来是鸡蛋碰石头，必败无疑了。”
　　“只能如此了。”但宋美龄忽然仰起脸，直视着郝柏村：“你就准备这样，退却？”
　　“退却，我倒不甘心！”郝柏村在松软的苏绣地毯上踱了几步，老太太低沉而执著的声音，虽带有未卜先知的意味，却也在鞭打着他那坐以待毙的无援情绪。是啊，自蒋公去世之后，老夫人既不为政治而活，也不为信仰而活。似乎她活下去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求证：一个越来越老的老太大，仍具有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偶像的价值。
　　郝柏村也是聪明之人，经过一番思索，他的心似乎与老夫人的心获得了某种默契，遂很有信心地说道：“夫人放心，我不会等待，也不会退却。我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不成功便成仁！”
　　人毕竟老了，宋美龄疲倦地做了个表示同意的手势，那种似乎过时的优雅，使“中华民国”的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有些伤感。他向蒋老夫人行了个生硬得几乎疏远的军礼，便急忙告辞了。而且，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后悔，看来夫人并非人们精神层次上的最后神灵，她仍然是她自己。
　　郝柏村回到台北之后，亲自披挂上阵，大有日本武士道精神，把国民党十四届全会作为最后的生存保卫战。他一反老辈非主流派采用宫廷阴柔权术，深人校园，走访侨界，以唤起特定族群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作最后的拼搏。可是最后，终以势单力薄、实力不足而失败。
　　宋美龄听到这个消息，连连叹息不止。
　　花开花落，1995年春季的一天。
　　宋美龄收到了大陆亲属曹素荣打来的长途电话：大陆中华民族影视中心要拍摄老夫人的20集电视连续剧《美龄春秋》，其外孙女李坚小姐要在剧中饰演夫人形象，电话征询夫人有何见教？宋美龄当时忙说感谢，并要求容她考虑考虑。大陆要拍她的电视剧，说明大陆人民还没有忘记她。这是她感谢的理由之一。另外，她又担心大陆能否公正地评价她？于是她要考虑考虑。
　　宋仲虎懂得姑妈的心理，当时等老夫人放下电话后，便走上前去，直言快语地说道：
　　“人家拍您的片子是件好事。您担心不公正。人家还没拍，您怎么知道不公正？再说不公正外孙女能出演吗？我看真正不公正的还是台湾方面。”
　　“这个外孙女李坚要饰演我，你认识她吗？”
　　“她在美国攻读医学博士，前天还到家里来，长得很帅，很像您当年的样子。”
　　“哦--再来，一定要引我见见这个外孙女。”宋美龄动心了。
　　不久，老夫人又接到美国国会邀请函，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特邀她到国会演讲。
　　1995年7月26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国会山庄以它特有的豪华，迎接了蒋老夫人宋美龄女士。
　　多尔参议员，西蒙参议员，还有上百名记者，早早地汇集在这里，聆听历史的回声。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宋美龄，这位当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经过刻意的一番打扮，风度翩翩，倒像50多岁的样子。就见她身穿黑色旗袍，勾划着她匀称丰腴的体型和线条美；一条肉色的丝筒袜，体现着她的肤色美；脚下的一双精制的美式黑色放着亮色的高跟鞋，又显出她的贵夫人的优雅；一头黑色的波浪卷发，衬托着她那清瘦白皙的脸庞；尤其她那黑色缀着宝石的大披肩，更给人以风度的点缀。有谁能相信，这竟是位近百岁的老人呢？
　　上午9点，宋美龄在其侍从和宋家亲属的陪同下，来到国会山庄。当她一出现在大厅门前的时候，似乎提醒人们一个历史时刻到来了。当即肩扛手提摄影器材的记者们蜂拥上去，争相拍摄。
　　宋美龄则环视一周，随即挥挥手，甩下侍从的搀扶，自己一人走向主席台的座位。
　　也许是高兴的缘故，她的脚步轻盈灵活。随着人们一阵掌声，她记起当年自己也是这样走向国会演讲坛的。
　　宋美龄来到自己的座位，在掌声中再次向众议员挥挥手，并作了一个抛吻的动作，然后落座。
　　她把黑色的缀着宝石的披肩，从肩上取下来，顺手叠了一下，移动一个位置，盖在自己双腿膝盖处。这一切动作完后，她面对观众微笑，风姿绰约不减当年。
　　掌声中，人们再次对这位历史老人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敬意。
　　当年在这里，她通过自己的精彩演讲，赢得了国会的美援支持；今天，她又来到这里，再叙昨天的友谊。
　　主持人开场白过后，宋美龄开始她的演讲了……她没有站起来，而是坐着，人们也充分理解她。毕竟是位近百岁的老人了！
　　宋美龄是用流利的英文讲的。
　　她的演讲，已不像当年战火中那样带有激情，而像一位仁慈的老太太大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
　　她的演讲，精彩动人，仍像一篇优美流畅的散文。
　　多尔参议员，西蒙参议员，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感到幸福的是，你们还记得我这位来自你们战时盟国的一位中国老朋友。
　　1943年2月18日，应美国国会邀请，我曾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那时我说过，我在儿童时代便来到美国，在这里读完大学，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所以我把美国当做第二故乡。今天再来到这里感到非常高兴。（掌声）
　　让我们来共同回顾从1937年到1945年的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日本侵略的头四年半的时间里，中国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自抗战的。直到日本军队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第77届国会才向日本宣战，从此中美两国才结为同盟国。由于我们两国的共同努力，为在1945年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掌声）
　　今天，在我们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5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我不能不回忆那次战争的悲剧以及那充满血与泪的年代；同时，我也没有忘记中美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我愿借此机会，衷心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掌声）。
　　最后，让我祝愿各位健康、快乐和幸福！
　　上帝保佑你们！
　　宋美龄的演讲足足持续了10分钟，这对一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多么不容易啊！10分钟的演讲，有3次被掌声打断。最长的一次掌声达3分钟之久。
　　当来自大陆的亲属--李坚小姐，把鲜花献给宋美龄时，她再次拥抱了李坚小姐。
　　“听说，你要饰演我的形象，谢谢你。”
　　李坚小姐也为得到这位高龄老人的认同而高兴：“外婆，我要让您美好的形象永留人间。”
　　“好，我们宋家的姑娘有志气。”
　　历史不会忘记。
　　请记住：1995年7月26日，这是迟暮岁月中的蒋老夫人宋美龄最为快乐的日子！
　　附录：主要参考资料索引
　　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
　　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
　　古屋奎二著《蒋介石秘录》
　　张普著《民国春秋》
　　陈廷一著《宋美龄全传》
　　宋平著《蒋介石生平》
　　唐人著《金陵春梦》
　　刘红著《蒋介石和他的助手们》
　　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孔祥熙和宋蔼龄》
　　金忠立译《珍妮·陈浩如回忆录》
　　杨耀建著《宋氏姊妹在重庆》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
　　杨者圣著《未加冕的女王宋蔼龄》
　　王炳林主编《宋氏家族秘史》
　　解力夫、冯光著《宋氏家族》
　　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有关篇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中央日报》1938年--1949年4月
　　《民权报》1949年1月--6月
　　《国闻周报》1927年7月--193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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