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途x16多少钱:以史为镜 论道德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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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镜 论道德文化复兴
——  修身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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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春锦
全文目录：
一、道德治世神州显
二、道德流失祸之端
三、背叛道德祸循环
四、偶崇道德奇迹现
五、道德修身天下公
各位教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年的老子圣诞节以及清明节都已经过去了，这次所讲的内容其实是在老子圣诞节之前准备好的，是作为向今年老子圣诞的一份献礼而准备的。但是因为在讲学的时间上安排不过来，就移到了今天，在这里讲一下这一篇的内容。
由于这一次的内容，涉猎到了5000年漫长的历史阶段，所以就比较长一点，可能要三次才能讲完。请大家还是在三调以后，处在松静自然的状态当中进行听讲，能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以史为镜论道德文化的复兴》，副标题是《修身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主要是将：
五千余年文化史，钩陈一篇论雄雌；
厘定泾渭评道德，复兴民族弘老子。
一、道德治世神州显
世界东方的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文化历史最悠久、文化沉淀最丰厚的文明古国之一。如果从有文字记载相传的炎黄时代算起，中华民族已有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
5000多年以来，东方的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居住的这块热土，自豪地称之为“神州”。“神州”的意思有多种解释，但是都离不开以下几种意思：这是一块大道畅行尊道贵德的土地；是天神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沃土；是最利益于人类居住繁衍发展的净土；是能够培育众多道德人才成为神仙的福地。
披阅历史的记载，对比西方的历史，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东方这块土地在古代被称为“神州”——名不虚传。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文明。
精神文明，始终是社会健康发展的灵魂，是物质文明正确发展的导航人。古老的中国之所以被称之为“神州”，依据老子对精神文明和社会发展分期的揭示，我们不难看出，神州期就是道治、德治社会和仁治社会的时代。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老子·德道经》）

《老子·德道经》是一部百科全书，包罗万象。老子在“德篇”开卷章中，就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六个阶段的必然性。道治、德治社会时期和仁治社会时期，社会细胞的人类祖先们处在德性淳厚尚未朴散的状态，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老子·德道经》）的境界，人们心中崇敬、信仰、顺应“无（○）”的大道，尊顺、服从道，恪守德的规范而展开行为。心灵和行为都充满着上善，心中无善无恶，所以德性完整而且淳厚，没有分解朴散开来，那时就是自然的无为而治时代，道治、德治、仁治三个社会发展时期，就是中国精神文明的神州时代。
“无为而治”的本义，是一种唯道而治，是唯道独尊而以德作为恪守不离的思想行为准则进行治身和治国的方法论。“无”，是老子虚无生万有，用一（德）就足够了的“道”。“无”，是道的一种代称。“无为而治”，是道为而治，因为道生德养，道并不司理直接治理之职，故用“无”字表述尊道而治。当时的人类通过修之身，天人合一，而能够直接与大道相感通，与神相感应。在道之下，人人一律平等，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善恶美丑之别，人人都自觉地慈爱万物，平等相待。万物都是“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老子·德道经》），道生德养，在唯道独尊的自然信仰中，众生平等，人与人都是兄弟姐妹，物我一体，没有分别。“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而恒自祭也。”（《老子·德道经》）。只有道是最崇高至上之尊，而人类无贵贱，尊道而礼祭大道是社会共同自然信守的共识。
当人的私心欲望逐步滋生以后，由于修之身而天人合一实践的普遍性开始降低减少，能够达到修之身而天人合一境界的人数也同样逐步减少，这就使人们对道的绝对信仰开始产生动摇。由于当时社会的领导者仍然是修之身天人合一的佼佼者，他们在民众的公推下担任公职管理社会，因此社会的主流仍然是“无为而治”。当人们的心灵和行为的德性品质开始下降，进入德的崩解初始状态，这时整个社会就下滑进入了仁治时期。这是道治、德治转折过渡到仁治时代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仁治时期，人类就需要“法”的规范和制约，维护心灵德性和行为不离道德。因此作为五帝之先的轩辕，这位修之身而天人合一治世的黄帝，依据大道的规律法则创立了符合大道规则的人间法律，并且撰写了一部修身治世的经典之作——《黄帝四经》。尊道贵德，顺天应人而维系着整个五帝时代的仁治社会状态。
古代中国的神州时期，在道德治世开极和仁德治世开极时期，各诞生了一位大智慧的圣人级人物，这就是伏羲和黄帝。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大道无为化生的必然结果。
伏羲，修之身天人合一步入道境而创造了东方震旦的易道文化；黄帝，修之身天人合一步入道境而创造了法道文化；易道文化和法道文化为中华道德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的DNA，就是唯道独尊，尊道贵德的道德文化。在自然科学中，生物学超越了细胞水平，发现了生物的基因DNA，才使得人类进入了生物工程时代；而物理学超越了分子水平，发现了原子、电子、中子、质子等物质基因，才使人类进入了原子时代。
人类的精神文明要想进一步飞跃，就必须找到人类文明的文化基因，找到文化诞生的源头活水。由于任何基因都是产生在它本身的原生态之中，而中国文化的原生态只要展开历史的画卷，就不难发现她并不是春秋战国文化，不是义治、礼治时期的封建文化。依据老子五千言开篇中的揭示，义治与礼治时期的封建文化只是次生态文化，并不具备中国根文化的全息性，它只是全息性基因的一种蜕化变质。所以，只有代表道德文化最高形态的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化和老子的德道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基因文化。基因文化不能全面把握，那么社会发展也就必然残缺不全，社会的偏残缺废也就在所难免。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大系统性上，是一部道德文化而不是单纯的儒学文化，道德文化的历史远远早于儒学文化数千年之久，并且道德文化是儒学文化的源泉。道，是中华传统文化各家学说、各个学派的总归宿和最高境界，也是世界各宗教理义中的最高境界之一。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上溯其祖根，是初创于伏羲的“易道文化”；成形于轩辕黄帝的“法道文化”；成熟于老子创立的“德道文化”。这个“易道”、“法道”、“德道”，全部都是唯道独尊。“抱道无离论天下”、“执一以为天下牧”的学说和思想，她们共构成“以易阐道、以法论道、以德证道”的三部曲，非常完美地构成了中华道德文化大系统。
道德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也是中华民族衍生发展的灵魂，同时也是后世各家学派诞生形成的生命源泉。道德文化这个基因，主宰着中华民族2500年以前的漫长历史发展时期；同时，她的升降浮沉、残缺重拾决定和影响着25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社会进程的迭荡起伏。
中国道德文化之肇始，易道文化之发明：
太昊伏羲氏，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我国远古时期的圣明帝王，又名太昊、太皞、宓牺、庖牺，风姓，以木德（仁）而王，是为春皇，都陈（今河南淮阳），在位百十一年，一云百六十四年。太昊伏羲葬于陈。神农氏践位。
伏羲以龙纪官建制，自号龙师，其部落的子民也就是龙子龙孙。这些龙子龙孙繁衍生息，数千年之后演变成如今的中华民族，故华人就有“龙的传人”之称。因此，伏羲为“人文始祖”，“以木德继天而王”。
班固在《白虎通德论》曰：“谓之伏羲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覆后，卧之去去，起则吁吁，饥则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于是，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伏则观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治下伏而化之，故曰伏羲也。”
汉代《遁甲开山图》云：“女娲氏殁，大庭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矢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15代，袭庖羲氏之号，1260年”。可见伏羲氏又代表原始氏族，并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据文献记载：“黄帝时有万诸候”。
另据《竹书纪年·太昊庖羲氏》，载太昊伏羲氏“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流”，“以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是谓龙师而龙名”。这些记载，说明伏羲氏族是由众多氏族组成的较大的部落群体，并以龙为氏族图腾。龙在当时也肯定是一种广泛存在而尚未绝迹的动物。
伏羲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国人确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如《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期的有关伏羲的记载，多散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述之中，自秦汉至明清约二千年间，至少在将近数十部的经史古籍中，保存着伏羲事迹。
据文献记载，太昊伏羲氏继有巢氏之后，早于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为百王先”，为“三皇之一”，列五帝之首。在人类社会文明进化时期，伏羲尊道而修身，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慧识和智识同步双运，具有丰富的科学创造力。他通过修身运用内求法证出身内的河图，从而天人合一感悟出无相的大道自然和有相宇宙的真理，从而演画出八卦，成为易道文化创始者。据文献记载，在中华民族流传的人文始祖中，燧人发明火，有巢发明居，神农发明农业、药物，惟有伏羲，他几乎集中上古时期所有的发明创造，立下了齐天功绩，后人因此称他为“始祖”、“斯文鼻祖”。“太昊”，即是人们对伏羲的赞词，意为伏羲功德无量，像日月那样光明无私，是道在人间的化身。
《帝王世纪》说：“太昊帝庖犧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拾遗记》说：“春皇者，庖犧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犧。”《补史记·三皇本纪》说：“太暤包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里面记载了伏羲氏的出生。
由汉儒戴圣整理的《礼记》，又称《小戴记》，是较多记述伏羲事迹的儒家重要文献。如《礼记·月令》，载“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执伏牺牲”。《礼记·曲礼》，载：“伏羲作琴瑟以为乐”。《礼记·乐记》，载：“伏羲乐名《立基》”。
《汉书》、《帝王世纪》、《史记·补三皇本记》等古代文献中，仍然保存了大量原始的伏羲史料，弥足珍贵。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律历志》中说：“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汉书》叙事周密详尽，具有很大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班固在这一部史学名著中认为夏、商、周三代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可以上溯至伏羲时代，对伏羲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
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记》载：“太暤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之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以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其帝太昊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十一年崩”。司马贞的这段记载，主要以《帝王世纪》记载为依据，对伏羲的生平、功德和传说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成为目前研究伏羲事迹的主要文献。
伏羲是中华文明的肇启者，以画八卦为标志，将中国历史带入新的文明时代。然而伏羲画八卦又是建筑在河图的基础之上，关于河图历史上众说纷纭，在此有必要作出一点探讨。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之根，是中国道德根文化初始的基因文化，是八卦灵感的源起，是阴阳五行术数文化的发端。河图洛书诞生于伏羲天人合一深度状态的真知中。他是在运用修之身内求法，达到天人合一之境后，通过体之于身获得此图案，然后绘画成可观性的图形进行保存，一直保存至周末而被毁。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贵德修身、天人合一的内求法，已经在社会上明显隐退，能够通过内求法获证至内境出现河图而与宇宙外河图相应的人，明显稀少下来。人们都开始外求于前人书画记录下来的河图进行探索研究。按照传统的说法，河图、洛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找到最原始的河图、洛书就等于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最初源头。直到周成王时代，记录下来的河图、洛书还在皇宫陈列着；经幽王之乱，西周的国宝被犬戎劫掠一空，河图、洛书从此也就不见踪影。
孔子因为没有掌握系统性修身的内求方法，只知外求于历史的记录，因此天天祈盼河图、洛书能够重新再出现，但是他一直等到晚年也未能得见。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样子？它们在上古时代有什么用途？历史文献未能记载下来，成为了千古难解之谜。
河图洛书，是中国道德根文化中来自上古时代修身内求法而产生的图案，伏羲正是通过修之身而内求，进入天人合一状态以后，观察到而诞生出这一图案，并且记录下来，并且由此而产生易理哲学而画出八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皆源生于此。它们被广泛应用于中医、易经、风水、五行、子平八字、紫微斗数、择日等占卜学中。
“河图”一词，最早记录见于《尚书》，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尚书》记述：“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书·顾命》有“天球，河图。”传云：“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时“河图、洛书”是指什么？尚无记载。《周易·系辞传》：“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礼记·礼运》：“河出马图。”因此孔子从古籍中记载得知，河图为伏羲时代黄河出现一匹龙马，其身上有文采图案，谓之龙马负图，伏羲将其文字记载下来，因其出于黄河，谓之“河图”。另外于《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礼记》中的这一段解释，将古人在修身内求法中的观察所得，移植成身外的实景现象，颇为有趣。其实，在修身内求法中，本身就将心意比喻为龙马，而肾气之精则喻为神龟，当实践至金水分形阶段时则会呈现龟形的全息图像。人体脊髓内的脑脊液循环系统则喻为漕溪黄河。拴心猿锁意马，进入深沉的静定之中，心液（擒龙、伏意马）下降，肾气之精（神龟）上升（亦称伏虎），心内阳中阴精与肾内阴中阳精自然结合以后，必然会自动进入黄河漕溪的脊髓之内运转，逆行而上进入大脑，在脑中呈现图像，少数人可以在大脑出现内河图全景图像，类似旋极图。当内河图稳定以后，必然会由光点产生光柱冲出头颅而与宇宙全息星象相连接；宇宙中的河图亦同样形成光柱下降，与这些光柱相连接，从而在心身了了若无之中，产生更为细致的全息图形与图像。记录下来也就是河图的产生之源，这就是古代修之身内求法而获得河图洛书的秘密，也是天人合一的一种修身状态。
中国的道德根文化，完全是一个“修之身，其德乃真”的修真文化，也就是一种通过修身而达到天人合一，获得自然、宇宙真知的文化。古代中国的文字以及历史记载，都紧密地与修身实践的结果相连。但是从夏启以后，由于整个社会开始离道失德，家天下的“天下为家”取代了“天下为公”，人的私心贪欲与日俱增，修身文化才逐步退出主流社会，流传于民间。而主流社会则纯以后天智识为用，缺乏修之身的实践。所以对古代修身实践下所诞生的文字以及文化记载，逐步失去准确的解读能力。这些现象早已萌生于夏启时代，逐步严重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自此肢解、歧解文化的现象日增，发展至近代似乎已经面貌全非。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形意墓，距今约6500多年。墓中用贝壳摆绘的青龙、白虎图像栩栩如生，与近代几无差别。河图四象、28宿俱全。其布置形意，上合天星，下合地理，而且墓葬主人在被埋葬时已经预知必被后世所发掘。同年出土的安徽含山龟腹玉片，则为洛书图像，距今约5000多年。可知那时人们已精通天地物理、河图、洛书之数了。据专家考证，形意墓中之星象图可上合二万五千年前。
这一考古发掘成果，更为明显地验证出中国道德根文化完全是诞生于“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内求法之中。青龙和白虎以及朱雀和玄武的图像，全部都是在修之身而内求实践之中，在人身内身国中可以完全呈现显示的图形，并且具有活力性。当修身进入内求法深层时，不仅四象可以呈现，整个宇宙的图形皆可出现，这就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之境。所以古人才有“人身一宇宙”之说。
在宋朝之前，太极与河图洛书的记述只有文字，一直到道家一代宗师陈抟，他又号称“陈泥丸”。“泥丸”即是人体大脑中央区域，整个大脑又全息地与整个自然宇宙相对应。他采用此名，说明他的大脑中天人合一状态极为完整细致。由此修身内求法所得，他才提供出了久已失传的河图、洛书、太极等完美的图案。但是近代的研究者，却罔顾陈抟是一位道家的宗师，弃道家修真运用内求法，获得天人合一的体验于不顾。妄言和误导后学，推测陈抟老祖曾经在中原地区进行长久的考古工作，将道家一代宗师描写成了挖别人祖坟的“盗墓贼”，说他可能是因挖掘出伏羲、神农乃至黄帝时代的古文书，而破解了太极图与河图洛书的千古之谜。
陈抟首创“龙图易”，融合了汉朝至唐朝的九宫学说以及五行生成数的理论，提出图像，名之为“龙图”，始将消失两千多年的“河图洛书”及先天图、后天图、阴阳太极图重现于世。
陈抟老祖提供出河图洛书，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因为宋代及明朝时期，道德根文化基因的完整性，将会由于儒家理学派的出现使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再次出现严重的文化“基因突变”，使传统文化向离道失德方向堕落更远。理学派根本没有承传系统性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修身内求方法。理学派只知仅凭后天聪明的智识，从古籍和道家学说中移植文字所记载的理论，装扮充实自己的理论。如果河图洛书仍不出现，理学派将会使中国的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彻底丢失，畸变成难以想象的形态。陈抟正是由于修之身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以后，具有超前的预见性，才将自己的实证所得贡献于社会；从而在将来理学出现时，能够保护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不至于彻底败丧于理学的绝境之中。为后代接续道德根文化基因，恢复尊道贵德的根文化留下了一线光明。
“修之身，其德乃真”的方法，在尊道贵德的前提下，自古迄今不易不替。伏羲当年，同样是依据修身而天人合一获得河图，依据河图而画出八卦。据《易·系辞》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盖取诸《离》。”这短短72字，是有关伏羲生平活动的最早记载和描述，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系辞〉》中记载完全一样。“以通神明之德”，则是易道文化的灵魂之所在。以易为工具，以修身为基础，才可能跨弦通灵，通灵达神，而明明其德，遵循其德而行、而为。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晚而好《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的记载，知上述72字乃孔子所为，并且在出土的《帛书〈二三子问〉》中同样得到了证实。
我们从孔子的评述中，也不难看出孔子当时修身的层次和天人合一的状态，还只是“志于道，据于德”，而远不及于伏羲、黄帝和老子。他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概念模糊，未能阐明“修身合道”之意，孔子曾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这一段话足见孔子并不沉迷于易术的高尚品格性，但也反应出孔子缺乏修身内证的逆向求证，只能用后天智识观察吸取易中之德，而未能见易中之道。所以，他未能直接揭示出伏羲的易学源于道，就是易道文化。以易尊道、论道、证道、合道；以易演化“道生德养”万物之义，天下循道而治理之理。
作为《易》的基本组成部分，八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道家文化的创始，同时也影响了儒家几千年，所以《易》又有“中华文化之源”的说法。八卦的诞生，是伏羲易道文化的结晶。《贲》卦《彖》曰：“刚柔相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化由此发源，因此八卦是中华文化文明起始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化史的首创，源自于肇始文明的伏羲。太昊伏羲氏时代，“不设法度而天下不乱”，所依靠的就是人们自觉信仰尊奉大道的心灵和八卦的经天纬地之功用。
八卦易道揭开了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八卦是古老一元四素学说（德与道为一元，象数理气为四素）的完美体现，她既是道的规律性，又是德性能量物质，又是数，又是象，又是术，又是理，又是气，又是方位。人们把八卦的八个符号称之为“无字天书”，把“易术”称之为“天机”。其有广大悉备的体系，囊尽道○、德一、太极、三才、四象、五行、八卦、九宫万象之体用。八卦的核心理论是阴阳一断一连两个爻符号，建立了“一阴一阳谓之道”，即一虚（道、○、无相）一实（德、一、有相）表述着“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的真理，是修身治世实践道学的源头体系。中国古来史家奉《易经》为“群经之首”，是“大道之源”，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八卦高深精奥的理论，即使在六千年后的现代，当代世界的一流科学家也无不为之惊叹不已。
《易》为中华文化群经之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支派，无不起源于此易道文化。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易经》这部古籍文献使古今中外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乃至国君、百姓均对其特别关注，千百年来探求不已，玩索不止。清朝乾隆钦定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盛赞其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易经》是七千年中国文明史的源头活水，被中国三大学宗奉为圭臬：道学尊其为修身治世天人合一秘笈的奠基之作；儒学奉其为《十三经》之首；佛学也推其为“理宗”；而且她也雄居世界著名经典之列。其地位之显赫、声誉之崇高、影响之深远、作用之神奇，不可不谓之为“天下第一书”。这在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和空前绝后的。
欧洲的哲学权威荣格，在英文《周易》再版序言中说：“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周易》（八卦），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周易》（八卦）相延6000年之久仍然具有价值，而且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有相同的地方。”
瑞士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1875-1961)，赞誉《易经》：“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
德国辩证法大师黑格尔(G．W.F Hegel)，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美国哲学家卡普拉(F Gapra)，在《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说：“可以把《易经》看成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几千年来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才可以相比。”
丹麦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玻尔(N．H．D．Bohr)，在1927年建立了互补原理，引起世界轰动；但当他在1936年到中国讲学时见到《易经》太极图时，便惊叹“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有了互补的理论思想，并以图形表示”。他手捧《易经》如获至宝，将太极图定为其族徽勋章的标志图案。
日本19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时，统御大权的皇室就宣布：“不知《易》者不得入阁。”正如唐太宗开国宰相虞世南所云：“不读《易》不可为将相。”
德国现代生物遗传学科学家申伯格(M．Schonbergre)，在1973年出版的《生命的秘密钥匙：宇宙公式<易经>和遗传密码》一文中说：“首次发现的六十四个生物遗传密码的‘词’，与六十四卦相对应。”
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在《大易集成》中说：“我们说《易》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原点和源头活水毫不为过……”
英国剑桥学者李约瑟(J．Needham)，在他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中国类似《易经》等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曾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易经》推动西方科学发明的发展，创造产生了丰厚的成果。莱布尼茨(Gottfled Wihelm Leibhiz 1646--1716年)，率先翻开了西方易学应用史的新篇章。
莱布尼茨，是德国人，他是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大数学家和微积分的奠基人。1666年获阿尔夫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因长年研究数学的结果，与牛顿同时获得微积分创始人的殊荣。在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11月间，莱布尼茨收到了他的朋友寄给他的太昊伏羲氏的“64卦卦序图”与“64卦方图”。寄件人，是他的好朋友在中国的传教士鲍威特。这位苦于研究二进制的世界著名大数学家看后，大吃一惊。原来，他大半生所研究的“算术二进制”，中国的太昊伏羲氏在六千多年以前已经解决了。莱氏以连画为一、断画为零判断，不但在这儿发现了数字和符号的涵义，而且由八卦的八个符号的写法悟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数值意义与数序关系，从而发现了二进制的二元算术理论。
后来，在他给鲍威特的信中说：“我的二元算术和伏羲易著之间的关系，人们知道伏羲是中国古代的君王，是世界有名的数学家，中华帝国、东方科学的创立者。这个易图可以算现代科学最古老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六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并没有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他惊叹道：“中国人，了不起！”
莱氏正是运用太昊伏羲氏的“算术二进制”，继续做出了“二元命数法”及其相关的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他对“加法器”的改进与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更重要的是，他首次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演绎出著名的“数理逻辑”。今天仍为国人所仰慕不已、并引以为自己行动圭臬的西方“数理逻辑”思维，其渊源竟来自于中华的古老易学！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莱氏的“数理逻辑”迸发出八卦的慧灵，并未就此遏制，假借莱氏之手又传到了英国。1854年英国昆士学院数学教授布尔（George Boole LLD，1815--1864年)，发表的《思想研究》一书，“对逻辑作一数学分析”，就是莱氏数理逻辑思想的继续。
然而，对“二元算术”的认识是一码事，利用“二元算术”大律掀起波澜形成潮流又是一码事。直至1938年，这个尘封六千年的“二进算制”八卦，被美国一个名叫冼能（GlandeE.Shannon）的硕士班研究生所接受。这位硕士研究生以非凡的天才，产生了“火花放电”的世界科技划时代效应。冼能将二进制逻辑应用于电路中，著为《替续器及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论文，打开了伏羲八卦二进制实用尘封的闸门。即阳连画为一，阴断画为零，逢二进一，终于使“手摇计算机”发展成了“电动计算机”，乃至电子计算机，也就是当今风靡全球的电脑。终于，人类打开了电脑时代的闸门。
八卦的魔力，在6000年后使莱布尼茨的哲学、数学乃至数理逻辑学永远载于世界文化宝库中，使冼能跃居于“落实于电路之中”的首功地位。太昊伏羲氏也被推举为世界尖端科学舞台的巨擎！
太昊伏羲氏所创画的八卦，作为当代世界尖端科学的标志，被嵌在完成于1946年的世界首台电子计算机（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上，成为中华民族始祖太昊伏羲氏对世界尖端科学贡献的历史见证。
正是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世界其他尖端科学亦籍以迅速拓深和发展。当代世界尖端科学，诸如混沌理论、一元数学理论、物元分析理论、天地生偶次序理论、全球地质构造吕德斯线理论、地球经络穴位理论、地球自然节律理论、自然同期可公度理论、生物全息理论、宇宙全息理论、生物64种遗传密码破译理论、人类基因工程理论等等，其中就有十三项的母体理论皆源于“八卦”原理。
由此可见，古往今来，人们盛赞“八卦”，称之谓“无字天书”，这种说法的确不是空穴来风。正因为八卦以大道最简洁、最直观、最简易的象数形式，高度概括涵纳了天地万物的变易气理，才使她具有了无中生万有的无穷生机和魅力。
这些智者的真知灼见，以及无可辩驳的科学成果，都充分反应出《易经》中具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所不包的易道真理，一个阴爻“○”和一个阳爻“一”中所蕴含的自然以及宇宙的真理，既简明扼要又丰富万有。居于○而用于一，才是驾驭宇宙万有的根本之道。离开道○和德一而研究万事万物，必定自生歧途万端，最终还是必然要回归于道○德一，从而整体纲领性地把握自然之道。与其迟归，不如早归速归。
再次回顾这些史实，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十六世纪后西方取得了如此辉煌的科学文明创造成果，而屡屡将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远远地甩在身后了。当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抛弃尊道贵德，遗弃“修之身其德乃真”以后，在大肆篡改割裂古人道德智慧文章，并且痛加否决毁灭之时，她却悄然西游欧洲和世界各国，以顽强的生命力在西方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凭借着西方精神文化信仰尚未沙漠化的土壤，结出了令国人惊羡不已的辉煌科技成果，至今也仍为炎黄子孙们所仰以鼻息。
我们离道失德丢失文化基因的病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罹患，在汉代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开始侵入肌肤，在明朝的“八股兴而经说亡”之后就已经病入骨髓，在国家教育中彻底背叛了易道文化、法道文化和德道文化，异化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基因，离弃了自己精神文明的源头活水，衰败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中华文明肇始的易学，在国内至今仍仅以街头摆摊卜筮的末流身份苟延残喘地寄身于中华大地，我们羡慕西方文明中的科技发明创造成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人才辈出富于科学创造力，可是我们的教育却将自己民族祖先通过修之身而在天人合一状态下获得的科学成果，视为迷信和糟粕。这，的确是民族丢弃道德根文化的剧痛和科学的悲哀。
道德文化之发展，法道文化之诞生：
翻开《史记》第一卷，太史公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尊道贵德、依法修身、法治昌明的时代。这一历史时期，共有五位贤君圣主统领天下，协和万国，他们分别是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
三皇时代的道治与德治社会，随着社会人们私心和贪欲的增加，尊道贵德的信仰与信念开始在私心贪欲的阻隔中相对道治和德治时期有所淡化，不能保持住纯真的“少私寡欲”的状态。不能无私无欲，也就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见素抱朴”，也就不能毫无条件地尊从顺应大道。此时，易道治世也就失去了道德心灵并行不悖的稳定支撑。仅凭易道就难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的发展。
此时，在整个社会离道失德出现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就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修之身而治天下的一位奇才，他就是轩辕黄帝。黄帝通过“修之身，其德乃真”，天人合一而掌握着无所不包的道法，依据道的法则，创造制定出世间法、人间法、社会法规范心身，实践天人合一以明大道之法。他创造出法道文化，针对人们离道失德而产生的身国内现象和社会国家的共象，进行符合自然大道法则的规范性制约，使中国社会离道失德的现象不至于失控而迅速衰败，法道文化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要脱离大道。这就是他所创造的法道文化，他的法道思想、修身而治天下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保留在他的《黄帝四经》一书之中。
黄帝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黄帝为少典之子，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黄帝时各部落之间互相侵伐，百姓受苦，黄帝修之身，其德乃真，天人合一而依道法治理社会，他整顿军队，用武力统一各部落，于阪泉战胜炎帝，又于涿鹿擒杀九黎族的首领蚩尤，得到各部落的拥戴，被拥为联盟共主，建立道法为治基础上的民主联盟共和国。
黄帝法道文化与伏羲易道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都是源出于修之身天人合一以后，感悟自然大道法则规律诞生的大智慧和科学创造力。例如伏羲氏“造书契，作甲历，定四时，造琴瑟”；而黄帝则招纳以道修身而有造诣的人才，共同进行“造文字，定干支，作甲历，作音律”等，这些都是在先祖伏羲易道文化的基础上，全面予以继承和进一步发展。黄帝轩辕氏带领先民开发原始农业，研讨医药经典，发明指南仪，制造干戈、战车，烧制陶器，冶炼宝铜，立铜为币，定历法律率，官有官室，民有定居，集五行之大成，立干支算数等方面，对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依据史载，在太昊伏羲氏作甲历之后，就只有黄帝这位远古帝王制作甲历。在中国历史上，伏羲氏和轩辕黄帝作甲历，中国的纪元与纪年就正式开始了。
从太昊伏羲氏至炎帝神农氏，从炎帝神农氏到黄帝轩辕氏，中华古姓氏伴随着龙的图腾一脉相传。至黄帝轩辕氏之后，一直到舜、禹，个个古帝，皆是黄帝轩辕氏的后裔，即龙的子孙。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姬氏。”
《尚书·序》记载：“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藉生焉。伏羲、黄帝、炎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从《尚书》的“言大道也”和“言常道也”两句纲领性概括之中，大道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祖根，是文化的源头活水。自从中国有了历史的记录，我们就不难看到，东方文化史就是一部尊道贵德而修身的文化史。尊道贵德修身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道德修身与中国文化血肉相连，永远也无法抹去。一旦分裂开来，也就无法正确地解读中国文化史。社会的发展一旦离开道和德，也就必然误入歧途。
《列子·汤问》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但是稀见有人作出正确的解释：“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江浦之间生麽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离朱子羽方昼拭眦扬眉而望之，弗见其形；虒俞师旷方夜擿耳俯首而听之，弗闻其声。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斋三月，心死形废；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
这个故事并不是寓言，也不是神话。它就是一个修之身，突破有相宇宙环境以后，与道同体进入无相自然的高维空间内（古代亦称为“虚空”、“法界”），亲身观察体悟所得。只有修身才能“徐以神视，块然见之”、“砰然闻之”。在古代人们惜纸墨如金的时期，祖先们为什么要将这种史实详加记载呢？这不就是要告诫后人：有相的世间之外，还存在着无相的自然环境，昊天之上，存在着道的环境，只有修之身才能知晓吗？！
正如这段历史记载所言，黄帝就是一位历史上杰出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成功实践者。据史料所载，黄帝生有异于常人的禀赋，早期即遇到广成子的一位徒弟而初识“至道”。他29岁改姬王而称玉王时，就以德令行天下。并且亲自前往崆峒山拜广成子老先生为师，“再拜稽首”其“至道”，前后达3个多月。广成子曰：“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大约十年后，宁封子在青城山著成《龙腾经》，黄帝专程前往拜读，并筑坛于山祭拜大道而领受经典，他赐封宁封子先生为“五岳丈人”。其间又垂问宁先生真一之道的奥义，宁封子则指引黄帝寻找峨嵋山天真皇人，轩辕遂又前往峨嵋山请问“真一之经”。《抱朴子内篇·极言》篇中介绍说：“昔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也，犹复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涓子，论道养则资玄、素二女，精推步而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该秘要，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
上堂课，我们比喻了一下，在轴心时代中国的老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们这一批大智慧者都是运用“内求法”来寻觅宇宙自然的真理。
苏格拉底，这个被德尔斐神坛称为“最有智慧的人”，他的结果却不理想。他是被关在雅典城邦的监狱中，衣衫褴褛、散发赤足，面容却镇定自若地接过狱卒端进来的一杯毒药，一饮而尽。之后，他躺下来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可能像苏格拉底这样一类的西方圣人的这种遭遇跟东方是截然不同的。例如西方的圣人，号称圣人一级的也不外乎就是基督，他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苏格拉底是被一杯毒酒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些圣人都坦然地面对死亡，去面对着自己新一轮的新生；但是他留给世人的这一个影响和教育却是无比地深远的。这些特点，同样与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现象也具有同样大的差异性。这点上，我们应当把握，不要认为西方的文化现象和中国的文化现象没有什么不同。古希腊文明的香火，又从苏格拉传到了柏拉图的手中。因为当时他的弟子柏拉图当时就坐在床前，亲眼目睹了这么惨烈的一幕（——《西方哲学史》）。
柏拉图同样并不认为真正的智慧来自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观测和学习，也就是说，他与我们老子所说的一样。后天的智识是日日新知，“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而是来自于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世界”。柏拉图是这样讲，他把太极黑里面的那种更高级的思维称之为“理念世界”。柏拉图说：“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而至于如何才能回忆起“理念世界”，柏拉图和绝大多数的希腊哲学家一样，认为“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西方哲学史》）。用这个“闲暇”，把它翻译成“闲暇”也是挺有意思的，也就是说身要闲下来，心要闲下来。要留出一段空余的时间给自己的灵魂，进入到自己的“理念世界”当中去进行回忆。所谓“闲暇”，的确与老子的“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德道经》）乃是异曲同工之妙，心身清静就是开启“理念世界”的钥匙。
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又从没有相互进行交流，而且都是各自民族最为杰出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对宇宙和生命的观念却都是这么样“英雄所见略同”，这个巧合绝非偶然。为什么这些圣者、先知者，他们的意识是那么地高度一致？是他们愚蠢，还是我们现代人聪明？还是我们现代人已经没有这种慧性灵觉，远比他们愚蠢得多呢？我觉得，很可能还是我们现代人并没有这些祖先们的智慧来得更深远、更深长。他们的方法，才是最简单、最容易、也能够最直接地、根本地去认识这一个宇宙自然的根本性的方法。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文化，同样地一直到亚里斯多德以前是一个界限，他们的科学方法中同样具备着修身而内求法的因素。然而这些修身内求法，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方法系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系统的文字存留下来。当时应该是有文字留下来的。你看苏格拉底当年，有时站在那儿仰望着天，他可以静静地、默默地站一天的时间，而他的弟子就围着他，等他从那种所谓的“理念世界”中复苏过来，就那样悄悄地等他。应该说，他既然能够进入这种深的无为或者说无不为的状态，那么他的经验和方法应该有所传承。
但是当柏拉图死后，苏格拉底传给柏拉图，柏拉图死了以后，而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却突然带领着整个西方文明完全抛弃了清静内求的这种“闲暇”的方法，与自己前辈的理念分道扬镳了。由此可见，亚里斯多德并没有掌握他的老师、他的师爷这个验证“理念世界”的方法。亚里斯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科技五千年》），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的不同。亚里斯多德几乎对自然界的各个领域都进行过系统的探索，也就是都进行过运用自己后天的智识进行、观察和实验。这与反对观察和实验，甚至以观察为“禁区”的柏拉图完全相反。
虽然亚里斯多德的方法被现代西方科学奉若神明，然而他却在科学上做过许多错误的论断。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说：“自迄十七世纪的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某种亚里斯多德的学说而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见亚里斯多德已经只是一位智者，智者他只用后天的意识就难免不犯错误。而且，看来他的错误还不少：“几乎每一种认真的知识和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开始的。”那么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他们这几个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科学就走上了分析和还原的道路。只依靠直觉与灵感展开逻辑推理和实验证伪进行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将内求法同样地完全丢弃。
这一点与东方的文化转型现象有点类似相同，两者都是发生在这个“轴心时代”期间。我国道德根文化基因流失最严重的现象发生在两个时期，也就是所谓学术（我们现代学术界所说的）最发达的两个时期：一是周秦诸子，二是赵宋诸儒。我们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我国学术最发展的时期。但是如果站在道德根文化的角度来看呢？它并不是学术最发达的时期，而是学术上基因丢失最严重、基因畸变最厉害的时期！周秦诸子时期，是学术界对道德根文化进行肢解瓜分，各取所利，根文化基因散失的时期；而赵宋诸儒时期，则是儒学对道德根文化基因进行全面异变僵化的时期。
西方的分道扬镳，属于一种理性的分手，各走各的路，并不互相干扰；而且，西方文化是向科学方向发展，并没有拼命往皇室之中进行钻营，也未曾对灵感和直觉思维“理念世界”的学说进行清除与封闭。然而，东方却截然相反。在转型的初期，孔子的儒学对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和老子的德道文化，还是处于一种求知学习探索的态度。但是孔子也像亚里斯多德一样，并未能掌握中国道德根文化中早就存在的修身内求法，他的弟子颜回的坐忘水平都要比他高出一筹，孔子曾感叹说“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水平只能随在学生的后面向前跟进了。但是颜回的这个所谓“坐忘”的修身水平，却也未真正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就过早地亡故了。这也可能算孔子一生的重大损失吧。
东方中国文化的转型，似乎大道特别眷顾这块东方的大地。在整个社会严重放弃“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不再通过天人合一而获得事物的法则和真理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全都仅凭后天“为学日益”的智识，从伏羲易道文化和黄帝法道文化中采撷只言片语进行发挥创造。当智者们纷纷逞智显才之时，在这一大批智者涌现之中，却同时诞生了一位大慧大智的圣人，他就是老子。是老子用他那通天彻地、纵贯古今的大慧大智，上承伏羲的易道文化和黄帝的法道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转型的“轴心时代”中，为了不使中华道德根文化枯烂，避免道德文化基因的彻底异变，他悄然地来到了这一个“轴心时代”，创立出无比精湛的德道文化思想，撰写出《老子·德道经》五千言。用她既作为最精辟的东方哲学宣言，同时又将至简至易的修身方法隐藏于五千言之中，从而作为中华民族道德根文化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不至于断灭的瑰宝。成为轴心时代东方文化“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老子·德道经》）的真正轴心，然后又悄然地离去。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24年，孔子已经27岁了。有一天，他忽然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守藏室的史官老子，是个博古通今之人，他明白道德的根本，我要去拜访他。”就这样，南宫敬叔架起一辆马车，不远千里，送孔子求教于老子。
孔子对老子说：“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而人生苦短，我为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而感叹呢！”。老子回答说：“天地无人推动而自行，日月无人点燃而自明，星辰无人排列而自序，禽兽无人制造而自生，此乃自然大道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大道作主。恭顺自然大道之理而思，遵从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 。这是老子当年对孔子的一段开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临别前，老子又告诫孔子说：“我听说，‘良贾深藏若虚’，就是说好的商人、优秀的商人深藏若虚；君子有高尚的品德，外表却谦恭得像一个愚钝的人，你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孔子听了这一席话就回去了。
孔子回到鲁国后，三天一言不发，只是沉思。弟子觉得奇怪就问之，孔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罗网可以捕获野兽，弓箭可以射下飞鸟，丝线可以钓到游鱼。至于龙，它乘风云而上天。我见到的老子就是一条龙啊！”
孔子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曾说：“我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求学，到三十岁的时候才有所成就。” 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27岁时问道于老子，在随后的三年中对老子开示的思悟，还是获益非浅的。但是，孔子的学问却始终未进入慧识科学领域中探索，他对《易经》的研究也只是智者的参悟。
公元前5l6年，周朝王室发生内乱，老子看到周敬王和兄弟相残，就离宫归隐，骑青牛，欲出函谷关。函谷关守将尹喜夜观天象，见东方紫云聚集，其长三万里，形如飞龙，正滚滚向西而来，心知老子将至，就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以迎圣人。尹喜对老子说，“您将要隐居了，请写一本书留世”。老子于是写下德篇在前、道篇在后的《德道经》五千言，然后飘然西去，“莫知其所终”（《史记》）。
当老子西出函谷关化胡而去，孔子哀叹“天下无道久矣”而病殁于鲁国后不久，整个社会就全面陷入战争的金戈之声和百家争鸣的更激烈的振荡之音中。
中华民族所万幸的是，老子在临行前留下了一部《德道经》五千言；孔子则采善贬恶，笔削《春秋》。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共同凝聚成东方中国道德根文化系统得以保存下来；孔子的著作中，也同样保存着大道光芒的余辉；共同成为在大乱后恢复大治时，后世君王开创盛世的最后一点精神文化的保障。
老子的思想在两千多年以来，由于整个社会完全丢弃了“尊道贵德”这个根本，抛弃了老子所说的“尊道贵德”、“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这个实践修身的法则，不能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进行感格、体悟，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他所留下的五千言，意境深远，高深莫测，不受时间、空间的制约，玄妙无比。如果说它是一部自然大道的真经也毫不为过，因为五千言中只字未提中国或外国的人物、事件、朝代和地域，这一点我们注意到没有？五千言当中根本不涉及中国或者外国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事、朝代和地名、地域。五千言所阐发揭示的是人世间一切学问中无出其右的“绝学”。正如老子自己所言：“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无忧”（《老子·德道经》），只要真实地实践圣人之治的方法论，“修之身，其德乃真”，去实践“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在道光德能中保持住朴素无华，忠信厚实，扼制清除过分的私心贪欲，就能掌握圣人之治的“绝学”，永无忧患苦厄！
他告诫一切读者：“为学日益，闻道日损”，每天通过后天认知学习积累掌握的经验知识，并不是人类最高的学问。“会当临绝顶”，要掌握人间绝学，就应当通过修身而掌握圣人之治的绝学。通过修身而天人合一，攀登一切学问的绝顶。“绝圣弃智，民利百负；绝仁弃义，民复畜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德道经》）。这都是老子的五千言当中的原话，怎么样去正确解释呢？当掌握了绝顶的圣人之治的学问，能够“无为而无不为”时，能够“无之以为用”时，人们拼命追求后天智识的积累，实现大智也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这就是“绝圣弃智，民利百负”。当“修之身，其德乃真”，进入到仁性的绝顶“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老子·德道经》）的境界时，整个社会也就慈爱、平等、大公、大同，复归于“尊道贵德”的社会状态中，也就不需要运用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这一套学问来规范制约了，这就是“绝仁弃义，民复畜慈”的正解。能够天人合一、无为而无不为时，一切科学发明创造的灵感巧思就会自然迸发，科学创造发明中什么应当发明、什么不应当发明，也就了然于胸，“无之以为用”进行自然调控。那种仅凭后天智识进行盲目地发展，盗天窃地，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破坏人类生存环境，违背自然道德法则，以及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错误取向，以及仅用智谋进行取利、益己之私的现象，自然就会放弃，盗取剽窃也就自然绝迹。这就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正解。
非常可惜，由于社会上丢失修之身的方法远久，人们对老子说的这个“绝”字难以正确解读，居然解读成老子“竟然自称抛弃智慧、拒绝学问”，这种误读错解，流毒甚广，几乎遍及现代的各类文章论文之中，对复兴道德文化为害甚重。无怪乎，修身的前辈们都要谆谆告诫自己的弟子：“未修身时莫解老”！
老子的一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老子·德道经》），似乎谁都知道，又似乎谁也都不知道；似乎谁都能解释，但又似乎谁也解释不了。其实老子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其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老子·德道经》）。一个“可”字的本义和衍生义，就将隐喻藏诀的秘密全部包涵在其中，至简至易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圣人之治技术方法也同样隐藏于其中！
不仅如此，老子的五千言给中国社会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历史谜团：两千多年以来，不论朝代如何兴亡更替，凡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出现时，竟然没有一个不是遵循了老子的学说而治理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迷团。只要用了他的学术，或是接近他的学说，那就能够产生太平盛世。这是纯粹偶然的巧合呢？还是其中包含着某种神秘的必然因素呢？
两千五百年间，几位遵从老子之说、顺应大道、尊道贵德而治国的皇帝，囊括了仅有的几百年辉煌时代：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等，他们都成功地创造了自己历史的辉煌。就这么两三百年时间——在两千五百年当中，都没有离开老子，老子的思想就把这仅有的九分之一这么一个短短时期的历史上锻造的辉煌，他都全部囊括在他的思想当中了。这些辉煌，都与老子的思想密不可分。
在整个社会经历了春秋战乱、秦朝暴虐、楚汉相争将近六百年的苦难之后，刘邦采信黄帝五德相胜学说而一统天下。汉朝的前几代皇帝都并未尊孔学而治国，而是只重黄老学说。学士陆贾曾经向刘邦建言：“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可见当时黄帝的学说和老子的学说，在朝廷中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刘邦虽然没有全面贯彻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但是到刘邦之子孝文帝执政以后，在酷爱老子学说的窦皇后和老丞相陈平、曹参的扶助下，文帝就开始了专以老子学说为师，尊道贵德，无为顺道而治。虽然文帝仅仅只是运用黄老学说约束心身，规范言行，而并未全面按照黄老学说运用圣人之治的方法论，像黄帝当年那样在自己心身内、心身中展开全面、深刻的修身实践，却也产生了巨大的修身效应，从而使天下进入了清平和谐、人心安定、社会祥和发展的太平盛世时期。
据史载，文帝犹有亲民近民之美、慈恕恭俭之德。以百姓之心为心，而与民休养生息。汉惠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车马和服饰，在刘邦为帝的基础上一点都没有增加，凡是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有一次汉文帝想建造一座露台，找来工匠一计算，需要上百斤黄金。汉文帝说：“这相当于十户人家的产业，实在是太贵了”，就没有动工修建。每当有天灾人祸、边境不宁的时候，文帝就反思自己的道德心性，进行忏悔祈祷。他废止了肉刑和诽谤朝廷的罪名，招贤纳谏。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还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
文帝修建陵墓，殉葬品不用金、银、铜、锡，只用瓦器；没有高大坟茔，保持山川原貌。文帝的遗诏说：百姓只需服丧三天，不得禁止婚嫁、酒肉、祭祀诸事。后宫眷属，夫人以下的宫女全部都遣散安置回家。
汉惠文帝在治国方略中采取德信宽容，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废除了秘密监视，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当惠文帝听说祝祷官在祭祀的时候只为他祈求而不为百姓祈求时，他气愤地说：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昔日先王献祭从来不求自己的福份。今后祭祀上天，不得为我祈福。
文帝之子景帝继位之后，在窦太后的督责下，依然持守黄老学说规范心身而治国。当时人心纯朴，天下丰裕。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时，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此可见，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以黄老学说治世而带来的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为“文景之治”。
汉朝在景帝之后，由武帝继位，因为武帝喜好儒术，从此运用黄老学说修身治国的方略就被逐步抛弃。汉武帝不满太皇太后祖母的管制，在武帝六年时，孝景后之弟的武安侯田蚡向汉武帝献策曰：“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史记》）。而且一位“弃孔学仁治之灵魂，独采义治为法用”的改良型儒学者董仲舒亦向汉武帝献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全面以“三纲”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分等级的观念，完全取代“道生之，而德畜之”的万物平等、和睦、慈爱共生观。同时，也替换了孔子正儒学中的仁政观，彻底否定了亚圣孟子的“民贵君轻”、“臣可易君”等思想。
就这样，在轴心时代的尾声之中，在学术上，一个“狸猫换太子”般的巨大转变悄然地在中国社会中发生。文化学术专制的枯井，在“尊皇贵权”的奉迎之中赫然诞生。伏羲黄老学说和孔孟正统的儒学，全部都被取而代之。黄帝所有有关修身治国的经典也同时消失无踪。老子五千言中的一些关键字句也被加以篡改，例如将“中”改为“冲”等等影响儒学“独尊”的字句。汉初时期，那种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从此夕阳西下，整个社会从此进入了最保守而且最顽固的封建文化时期。在国家教育和学术研究以及仕进前途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独统，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封建专制文化，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不仅禁锢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而且由于个性思想被奴化，严重制约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
汉朝从汉武帝逐步抛弃黄老学说治国以后，好景不长，就遭逢王莽篡权之祸。王莽以繁文缛节托古改制，引起三十年大血战，国人死了三分之二。直到光武帝刘秀收拾残局建立后汉，再次遵循老子学说，以柔道治国，史称“光武中兴”，也是历史在封建专制文化社会时期的第二次启用老子学说用于治国。
有一次他宴请皇亲国戚，一人对刘秀说：你小时候柔顺和气，没想到还做了皇帝。刘秀笑答：我治理天下，也要用柔道。他心地宽宏，不计恩怨。有一次缴获了不少部下当年毁谤他的信件，刘秀非但不看，更令当场销毁，以解除部下的忧虑。刘秀自认无德、不明，常下“罪己诏”忏悔反省，不敢多事。有儒生建议刘秀像汉武帝一样封禅泰山，刘秀说：百姓怨气未消，我这样做是想欺骗上天吗？我要大赦天下，减轻赋税，裁减官吏，释放奴婢。将来我的丧礼也要仿照文帝，一切从简。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调整统治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光武中兴”。
但是，继任刘秀的明帝和章帝，又开始渐渐离弃了“柔道治国”，奉行“以儒治国”。这个转变恰似从文帝、景帝“无为之治”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转变。章帝招集儒生在白虎观撰写了《白虎通义》一书，将“三纲”，“六纪”列为国家教育和取仕的普遍法则。然而好景不长，便引发败局乱象，随之而来的竟是长达三百年的战乱和暴虐。正是：道主治，由治到乱全是儒。
正当东汉由中兴再次转入腐败，明帝与章帝背弃尊道贵德，重又倡行改良儒学之际，并且组织国力埋头于对历史进行“修篡”，将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依照封建文化儒学模式进行全面修订之时，整个社会精神文化重新又进入了混乱时期。背离大道的旁门左道，邪说淫祠大行其道。此时，中国本土宗教民间道教的缔造者张道陵(公元34—156年)应运而出现了。他博通五经，精于儒学，洞悉着改良儒学背叛尊道贵德而沦为“尊皇贵权”的必然性，以及“儒术”必将长期独霸精神文化领域的社会危害性；因此转而开创道教，将道德根文化以民间宗教的形式保存延续下来，使整个民族不至于脱离道德根文化遥不可及，让社会民众仍然能够吸收“道生之，而德畜之”之中“德畜之”的精神营养，从而维护人们的精神营养不至于断源枯竭。
张道陵创立这一民间宗教，大约诞生于东汉顺帝年间(126—144)。民间道教奉老子为教祖，以《想尔注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我们以史为镜，应当了解和把握住，在中国历史上是道德根文化的长期自然信仰，被“儒术”强行取代以后，才退而诞生出宗教。因此本土宗教的道教，绝不能全面代表历史悠久的道德根文化。是老子的学说诞生了中国道教，而不是道教诞生老子思想。道德根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法、老子德道文化，三位一体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基因。道德根文化以及其中的《老子·德道经》并非宗教典籍。《老子·德道经》，是一部大唯物主义的哲学宏著，是人类精神的食粮。
老子尊道贵德、无为而治的学说，恰似一剂能治大乱的良药，当历史推进到封建文化社会第三次启用老子学说治国时，又迎来了大治的时期。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说“我兴起是靠的佛法” (《国清百录》卷二)， “老庄学说没有言明业报，也没有讲透因缘，还是佛教为高” (《唐文粹》卷三十八)。因此，佛教俨然成为隋朝国教，一时间天下风靡出家，佛经多余其它经典数十倍(《隋书》经籍四)。但是，他的儿子却并不畏惧业报，杀戮嗜血，隋朝很快败坏灭亡。
唐高祖李渊，将老子李聃视为自己的祖先。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下达了遵循老子、崇尚大道、道先佛后的诏书。唐太宗李世民在登上帝位前，曾办学馆专心致学，他反省总结了历史的教训，痛定思痛。一部《贞观政要》，记下了李世民尊天顺道、大治天下的秘诀。
魏征上奏李世民：“君王被神所器重，掌国中之大权，受到极天一般的尊崇，所以一定要居安思危，远离奢侈，以简朴为本。君臣无事，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引《老子》），何必劳神苦思，生很多事，管很多事，用尽聪明能事，却背离了无为之大道呢？”。李世民答曰：“真是好啊！我读你的奏章，通宵达旦，忘了疲倦。”(《贞观政要·君道》)
李世民问大臣王珪：“后来的帝王不如先前的帝王，这是为什么？”王珪说：“古代的帝王一心崇尚清静，以百姓心为心（引自《老子》），后来的帝王则不顾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李世民回答说：“是啊，我日夜孜孜以求的，就是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五谷丰年，百姓安乐。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不去摇晃树根，枝叶才会生长茂盛。君王清静了，百姓怎么会不安乐呢？”(《贞观政要·为政》)
李世民又对群臣说：我秉承天命，要至诚至敬地祭祀上天。近代拜五天帝、五人帝，不是神州道统，现在通通废除，只拜昊天上帝。
李世民说：人们以为作了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错了！我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敬畏皇天。皇天虽然高高在上，却聆听卑下者的声音，我怎敢不恭敬呢？
唐太宗贞观二年，有公卿启奏说：“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陛下为自己建一楼阁以居之。”太宗回答说：“朕的身体确实不宜居住在卑湿之地，但是若是答应了你们的请求，花费又太大了。当年汉文帝要起露台之时，因珍惜物力而没有动工，朕的德行不如汉文帝，而花费却比他还多，我看还是算了吧。”公卿启奏再三，唐太宗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贞观二年，关中遇到旱灾。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我听说有卖儿女的，朕很怜悯他们”。于是派遣御史大夫，用皇宫内的金宝赎回所卖的儿女，还其父母。
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我除了需要一些人帮我做些洒扫之事，要那么多妇女有什么用呢？”于是将后宫及掖庭前后三千余人放出宫外，为他们择偶。
据史所载，当时：“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所称赞。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从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都是一致地褒扬。633年，纵狱囚应死者390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曾写诗歌颂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杜甫也有诗曰：“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但是，由于道德根文化中“修之身，其德乃真”圣人之治的方法论和教育方法，未能在国家教育和全民中切实长期展开，“尊皇贵权”的封建文化体制未发生任何改变，独裁专制的温床始终存在着。因此单纯应用老子学说的德治，就难以确保天下大治的持续效应。一旦时机成熟，封建专制文化机制必然反扑而上，将德治的社会成果全部摧毁。
李世民去世后二十年，他那削发为尼的小妾武才人，被前来进香的继任皇帝李治看上，细心的皇后一片慈心，便把武才人接回皇宫伺候皇上。没想到一年之后，皇后被武才人诬陷，砍断了手足，投进酒缸哀嚎而亡。武则天登上皇后之位，待李治一死，武则天就罢黜自己的儿子，自己当皇帝，改唐朝为南周。武则天篡权，在她在位期间任用酷吏，以强硬的手段统治她的王朝。她用酷吏酷刑处死所有质疑他的人，包括自己的舅舅、两个儿子和小孙子。她的亲信发明了一本《罗织经》，专讲怎样确定、告发、逮捕、逼供反对者，直到“坦承不讳，自动招认”，然后灭其全族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武则天在精神文化领域，一反贞观之治的尊道贵德之风，只取佛法为用，改为佛前道后，如同隋朝视佛教为
抓住道德先机 兴旺民族经济
——首届国际道商开幕式讲话
熊春锦
2010 03 27
各位嘉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非常高兴，能乘这次机会，回到国内参加首届国际道商论坛活动；同时，这也是因为国内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高峰论坛暨首届红色管理与民营企业发展论坛的热情邀请回来参加的。
这次国际道商论坛的创立，是我倡导的。为什么要创立这个国际道商论坛？在论坛正式开始前，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作为论坛的开场白。

近百年来，商业是风靡世界一个大的行业，但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可以说近几百年来整个行业一直被西方商业独家垄断，而驰骋于整个世界和市场。我们中华民族的商业，却长期处于萎靡低迷、不能张扬腰杆的忧患状态。特别是近百年以来，我们在大量引进西方商业系统的运作模式、经验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大家已经在这几十年的阵痛当中有一个理会，实际上这也是商业为什么会出现目前的状况，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站在道的高度上去回顾和总结。
我举一个例子，在智能社会开始以后，作为中国的商家，当家鼻祖是哪一位呢？大家能告诉我吗？大家心中都公认范蠡是商家鼻祖。但是，范蠡是哪个朝代呢？他生活在战国时期，他是其中鼻祖之一。其中，在历史上对商业最早做出一个智能式评价和智能式论断的著名人物，就是吕不韦。可能大家没有注意他的一句经典名言，就是：务农，是一本百利；经商，是一本万利；从政，是一本万万利。所以，吕不韦是历史上早在先秦就首开智能社会时期弃商从政的第一人，他以秦国政治舞台作为自己一展生平抱负和胸怀的历史舞台。这就说明，政治和商业内在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由这个故事，我想展开一下。大家想一想，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我们早期的社会革命，在毛主席没有出现之前，在他没有成为领导人之前，中国革命是不是在阵痛中进行挣扎？总是反复的失败。大家说是不是这样？仅仅靠几个留洋欧洲和苏俄的人回来支撑这个革命的摊子，却始终支撑不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证这个道的时候，就会找到答案。大家从显态的现象，也可以分析出其中的答案和必然。这就是因为这帮子留洋的政客回国以后，他们所缺乏的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他们的思想里灌满了洋墨水，把马克思的理论带到中国来，希望自己可以纯粹依靠西方文化、西方知识、西方科技，来引领中国革命；但结果却是，一块挡路牌树立在他们面前，就是：此路不通。还非得要请出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山沟沟里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来当领头人。
这个现象，就说明：离开中国文化之根，中国革命就没有希望。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思想当中充满了两大学说：一种是兵家思想，一种是法家思想。然而，这两种思想的“母亲”是谁呢？——就是道家思想。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在黄老学说这个老师下面培养出来的徒子徒孙，才诞生出来兵家思想、法家思想。自古名师出高徒，包括韩非子、孙武这些著名的法家和兵家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师从道家明师，而从老子、黄帝、伏羲那里获得了智慧和对天地自然的领悟，使得他们创造了兵家思想和法家思想。
毛主席对道学的研究非常深刻，这两种思想使得他成为一个革命家。我在某些特定场合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毛主席作为开创性的人物，是无可挑剔的。也就是说，在1949年之前，我们很难找出他的缺点和错误。他的大手笔、大气魄，引领中国革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种状态。现在评论毛主席，虽然有人反对他，有人歌颂他，我觉得反对和歌颂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要太过，首先要把成绩肯定下来再说，关键是吸取其中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像著名的推背图，早在几百年之前，就已经给他下了结论：“称王只合在秦州”。就是说，毛主席领导全国，当王在陕西是最出色的，给他进行了非常经典的定位。而对他今后主持全国可能犯的错误，却知而不言，不谈。这是道家非常高明评定历史著名人物的一种方法：我不言你的过，言你的过，就会伤我的道。采取这样的方法，对历史各个阶段著名人物进行一种评定、论定。
虽然说，在政治上是一本万万利，毛主席作为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携带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道学文化底蕴。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吸取和采纳了西方当时先进的思想，吸取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农民环境、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客观环境一结合以后，就诞生出一个完整、有效、科学的革命理论，引领中国人走过革命战争后，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共和国。
我们从这个政治事件的教训当中，应该可以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风采，也领略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在宏观大道的调控之下，在中国这块九州之地，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根文化，去谈什么政治，去谈什么商业，那的确是此路不通。
我们的政党要想顺利，要想让我们的商业走在世界之林前列，那非得要遵循自己的祖根，就是学习我们祖先的智慧。不外乎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这三大学说构成了中国根文化的主根。佛学文化思想，从印度传来以后，成了中国文化的辅根。儒学思想，由于孔夫子五次问道于老子，他的思想是在2500年前老子思想的基础之上继承下来，成了道学的辅根。
为什么，近两千多年以来，整个世界都出现了并不遵从、并不回归2500年以前最优秀的道家思想的这个框架之内，而只是局部地采取吸收道家文化精华学以致用的这种现象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创立一个道商论坛，抢先一步，告诉大家如何真正回归到我们祖先的大智慧当中，去办理、开创最接近大道真理的企业、事业以及各行各业？
我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既藏在历史的记录当中，也藏在我们的灵魂之内，同时也可以从美洲玛雅人的古文化当中寻到其中的踪迹。我做了个讲课课件，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示]。
我在其它地方讲课时，就提到了这一点：中国人的机遇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打个比喻，地球在太阳系当中有春夏秋冬，大家都经历过地球在太阳系中的春夏秋冬四季转化，大家都能感受到和体验过春天的温暖、夏天的酷热、秋收的喜悦、冬天的严寒。但是，我们大家曾经感受过太阳系在整个银河系当中的春夏秋冬没有？我们任何人，带着肉身，都没有办法经历和体验整个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的春夏秋冬转换。因为这个转换时间太漫长，需要两万年左右，才能体验到这种周期变化。谁的寿命可以达到两万年左右呢？对于我们个体生命而言，身处某个时空季节里面，却是身在庐山，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就如同苏东坡那首著名的《题西林壁》所描述的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但是，今天可以告诉在座的各位，我们当前正有趣地处于太阳系在银河系的冬天末期，春天马上就要到来，三年之后就要开始了。祝贺大家！我们作为人类，要想亲身经历一次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春夏秋冬转换的变化，这个机遇很不容易，因为人类百年之身很难逢遇这样的机遇。然而，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机会经历这次季节的大转换。
这个季节的大转换，是能量的大转换。因为在2512年以前，地球开始进入到太阳系能量供应的低迷期，宇宙的能量对人类精神领域的作用，处于一种封闭状态；而且，在2500年的时候，这种封闭进入最高潮。所以，在2500年前，人类进入了地球的轴心时代，这是由慧性转向智能的明显转折期。刚好，东方的老子在这个时候诞生了，佛陀也诞生了，孔子也诞生了，他们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理念共同构成了由慧性文明转向智能文明的转换期。
智能文明的发展，经历了2500年的磕磕绊绊和莽莽撞撞的摸索。但是，一旦到了冬天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整个自然界给我们每个人提供了能够开启我们大智大慧的非常丰富的能量。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直接利用道的能量，来经营我们的商业、办理我们的事业。大家说，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顺利？那的确就将顺利得多。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在这个冬春转换的季节，大家最容易患“感冒”。能不能熬过这转换期，能不能度过这十二年，还是个问题。
我们用道的角度，提供思想准备、精神准备、心身准备，大家一起办好我们的事业，迎接这个季节的大转换，使我们顺利地过渡到在地球进入到道德能量春天时期，我们自身能够进入到大慧大智思考阶段中去创造条件，而且要抢先一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我们中华民族非常幸运，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文化基因断裂的一个民族。像西方文明，他们发生了文化断裂，他们的甲骨文都没有了，他们使用拼音文字后，已经不认识祖先的象形文字，唯独中国文化是上下五千年一脉相承下来，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财产，给我们认识五千年之前的道德根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料以及方法，我们只要把它们挖掘出来，掌握在我们身上，运用到我们身上，那么就能够获得成功。
今天和胡会长见了个面，大家一问起来，都感叹他这么大年龄能够辟谷84天，你们能做到84天不吃饭吗？我们鼓掌祝贺这位老寿星。他为我们中国的道学事业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在钱学森教授委托他展开道学研究以后，他花费了一生的精力，全力以赴进行研究，挖掘道学的宝贵财产，并且撰著了丰富的著作，提供给我们研究和实践，居功至伟，的确是我们国内道学的泰斗，是国际知名人士，我遇到很多德国专家提起胡教授都是津津乐道。而且，去年他还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国际道学论坛，首次开创老子道学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先例。我当时非常兴奋，这证明道学已经在国内吹响了复兴的号角。明天，他要赶去香港，今天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为道商论坛助兴，希望我们的道商论坛能够兴旺发达。
我希望，我们这个道商论坛也能开创更好的先机。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在整个商业领域，把老子的道、伏羲的道、黄帝的道很好地进行挖掘、整理和运用，奉献给我们当今的世界和社会，让我们共同走在世界各国民族之林的前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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