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癣什么样算痊愈了:三线建设条件艰苦?为对付虱子只能裸睡

三线建设条件艰苦 为对付虱子只能裸睡

2010年09月09日 11:14 凤凰网专稿

核心提示：为了支援三线建设，当时江浙沪很多沿海地区的工人与学生离开了家乡，奔赴三线，建设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真正离开家时，心里的难受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三线地区的环境艰苦令他们的雄壮歌声化为沉默不语。对于大多数的三线建设者来说，这一去就是四十年，故乡已变为他乡。

凤凰卫视9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在上一期当中，我们说到了三线建设的诸多来由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其中最为令人熟知的段落就是毛泽东说，他为了三线建设睡不好觉，要骑着毛驴去办三线，这样的状况当然并没有发生，最高领袖的指示迅速落实了下来，为此一场耗时17年的三线建设就此拉开序幕，一切变化都是从1964年开始的。

随后的数年，先后有400多万名年轻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从上海、沈阳、哈尔滨、吉林、北京、青岛等各大城市出发，如同蒲公英一般，飞往了那些被叫做三线的地方。在当年，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路上，一场规模庞大的人口迁移运动就此展开。

三线建设者忆往事：哪里艰苦哪里安家

倪同正（三线建设者）：男儿国是家，仗剑走天涯，革命青年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哪里安家。

解说：很多年以后的今天，61岁的倪同正回忆起自己参加三线建设的往事时，最先映入他脑海的便是这种充满革命豪情的场景。那是一个工人阶级担当老大哥的时代，那一年，倪同正21岁，刚从技校毕业，正准备成为一名前途无量的上海工人，然而一声令下，倪同正离开了上海，参加了正在西南地区如火如荼的三线建设，这一去就是四十年。

倪同正：那天我走的时候，亲戚朋友到我家来送，到下午两点钟左右，我们的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他们带来锣鼓，敲锣打鼓到门口来欢送我，还弄了一个红的喜报一样就是欢送某某某支内。

然后到我家，我祖母嚎啕大哭，然后他们就跟她宣讲，这个支内的意义，他是为国家去建设三线，要准备打仗。在欢送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些同学，有很多平时都是，比如说比较粗鲁的那个时候都是嚎啕大哭，火车一开，哭爹叫娘的。

解说：这并不是倪同正一个人的回忆，在那个年代，无数人经历过类似的场景，鲜艳的红花，喧天的锣鼓，在离别的痛哭与未知的前方之间，是一颗又一颗年轻而火热的心。

董家骥（三线建设者）：当时1964年我三十二岁，那时候年轻，有一个很朴实的、很忠实的一个思想，就想来参加祖国的建设。

王大保（三线建设者）：不来也不符合上级的精神，后来我就带个头吧，当时还是毛泽东思想统治咱们的头脑，咱们那个时候是个党外的积极分子，为了自己今后的事业有所发展，这块儿缺人嘛，当时我就决定到这儿来。

李桂秀（三线建设者）：因为我在广西从来没出过远门，所以我总是希望能够走得越远越好，所以我妈，我外婆就哭得要命，弟弟妹妹也舍不得我都来送我，我当时一点都不留念他们。

郜玉山（三线建设者）：当时我犹豫了一下，因为一个是没来过，另外这个地方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家里还有那么多人，我四个孩子，老伴一个人工作，家里负担确实重，但是回去了以后，他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必须想清楚，这是毛主席号召去的，你不上三线，不去的人，当时说一律开除党籍。

三线建设者：支援三线 故乡变他乡

解说：三天不去便开除党籍，这样的话是无法确认的，但是我们能确定的是，抱着建设强大祖国的念头，一张张面孔，一支支队伍，从各个城市奔赴三线。

倪同正：但是真正离开家的那个时候，心里边很难受，当时我写过一篇日记，就是在来的火车上，我都写过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离开家的时候，我写诗的那种豪情都不存在了，当时有的只是一种伤感。

我的祖母在家里穷哭，我的母亲几乎已经是眼泪都流完了，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大，我的弟弟我的妹妹全部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去了，家里还有一个小妹妹，比我小九岁，我的祖母当时已经七十岁了，我的母亲就是家里还有三个。

那么我的父亲是一直在外地工作，所以在这之前不觉得，总是豪情壮志革命豪情，离开家的时候的确心里边难受，想到从此就是几千里路之外，家里的这些老人，母亲、妹妹，她们怎么办？那时候我想了很久。

记者：您自己写决心书的时候，没想过这些吗？

倪同正：没想到这些。

记者：你家里支持你到三线吗？

倪同正：他支持不支持都是这样，因为什么呢，你在单位里已经报了名，而且已经定下来，你要去了，你不能不去，那时候等于就是已经没有选择了。

解说：40年过去以后，身为上海人的倪同正只回过上海几次，正如他所说，一切已经没有了选择，命运发生改变，故乡已变做他乡，这不是他的选择，而是时代的选择，其实像倪同正这样的例子又何止千万。在三线建设期间，江浙、上海等吴语地区人口数量在6000万左右，而其中的十分之一在此期间，迁往中西部参加三线建设。

张玉生（三线建设者）：那个一路上，就是从武汉出发的时候，还觉得挺好玩，武汉出发到贵阳，特别过洞庭湖这一路都还可以，等到一到了贵阳，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吃的东西，语言，街上的环境，再到安顺那就更不行了，所以那就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哭爹叫娘的，就什么事都有了。

三线建设者：为对付虱子大家决定裸睡

陈晓楠：当时年仅23岁，来自武汉的张玉生被派往的地方是攀枝花，当时的攀枝花还叫渡口，那只是一个金沙江畔的一个只有七户人家的小山村，短短两年之后，这里赫然变成了一个20万人的钢铁城市，城市当然只是今天我们对它的称呼，就当时来说呢，更准确的说法，那是一个巨大的工地。

攀枝花是当时被寄予厚望的地方，众多的人力、物资和政策都朝这里集中，和张玉生前来的，还有王大保、李桂秀等等等等，有近二十万各个工种的人才，4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面孔已经苍老，而攀枝花还正在成长。

张玉生：因为很多女孩子，第一没坐过那么长途车，晕的一塌糊涂，第二个，她没见过那个阵势，跟我们一起来的是十九冶工会的，实际是冶金部文工团下来的几个演员，那个小女孩子都挺娇气的。有一个还是近视眼，到了水城吃饭的时候，那个水城的小餐馆，那个牛和人都在屋里一起走来走去的，所以地下一摊牛屎，她眼睛又不好，她又没想到餐馆里面能有牛屎，说谁把酱油洒在这儿了，我们大家赶快逗她，说你赶快拿起来，拿起来吃，拿起来吃。

解说：年轻人凑在一起，总是一件愉悦的事情，然而出发后的旅程并不轻松，从一开始，他们所踏上的就是一条前往荒野的道路。

张玉生：那是1966年的2月14号，我们这一行人坐了三天坐到贵阳，这一路还可以，因为这一路终究还都是老线，从贵阳的等了两天车，又坐车到安顺，这就不一样了。路上也荒凉，到了安顺之后，住不像住的地方，吃不像吃的地方，早就听见他们先来的说的，说那旅馆里都是虱子，只要睡一夜身上就爬满虱子。

因为我是东北人，小的时候在农村，知道那个不洗澡，身上长虱子那个滋味，说这怎么办呢？晚上大家想主意，说干脆就脱光吧，身上一点东西都不留，一丝不挂，然后用皮带把这个衣服卷起来挂在房顶上，早上起来之后互相打扫身上，打扫干净然后再穿衣服，不知道这招起作用了，还是那个时候没虱子了，反正我们这一路上倒是没招上虱子。

三线学兵奔赴工地 雄壮歌声化为沉默

解说：在全国各地工人奔赴三线的同时，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西北展开。1970年为了襄渝铁路迅速上马，陕西段部署了铁路兵3个师，民工40万日夜施工，此外又从陕西境内抽调25000多名69届、70届初中毕业生进行补充，这个学生团体被称为三线学兵。

王增苏（三线学兵）：我们基本是两个班一个车，由部分军代表带领，我们就唱着歌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了。

解说：王增苏是三线学兵中的第一批成员，他们奔赴的主要是襄渝铁路的安康段，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他们来说，出发时的情绪是无限的兴奋和激昂。

王增苏：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杨光第（三线建设者）：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同志们呀，迈开大步，朝前走啊，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王增苏：我大约行车走了十几公里，就进了南山以后，走了十几公里，我就开始晕车了，我这个晕车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是身体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是一直晕到宁强，晕到宁强下车没五分钟就好了。

解说：出发时的雄壮歌声逐渐被沉默代替，尽管他们以军队的编制来进行自我约束，可实际上他们仍然只是一批来自城市的孩子，十六七岁的年纪，还不曾见过这么高大的山，这么遥远的路。

王增苏：为了减轻重量三线学兵以馒头换鱼

王增苏：第一批全部在18号那天，就在安康，就19号开会，开大会以后就分配到说，你是哪个连的，你是哪个连的，就怎么个走法，这就会上已经就宣布了，还有同学表决心，而我们都是带着一点简单的行李，带了一点干粮，红军不怕远征难那种书包，我们就沿着汉江就是走所谓的羊肠小道吧。

我们就按班排，就沿着路走下去，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长的山路，虽然说汉江顺着汉江走路，相对不是要爬山，但是总是在那儿起伏，因为汉江总是拐弯嘛，来回的去，顺着这儿走的话，它总是有起伏的，这样的话，走走就嫌累了，累得不得了，有人呢，就干脆就在路边睡一觉起来再走。

解说：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可如今已经57岁的王增苏仍旧对往事历历在目，在哪里停留，从何处上岸，一直烙印在他的记忆深处，在年少轻狂的年纪，还有什么比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更吸引人呢。

王增苏：很多同学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要备干粮，这个干粮反正从家里拿来的，吃着吃着就觉得肚子饱了，中午吃了再剩那么三两个馒头，扔了不要了，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小孩，不知道从汉江洄水弯那里边找了半条鱼，这条鱼怎么死的不知道，这半条鱼都有二十多斤。

我们看着那个小孩旁边有个同学就把馒头就给那小孩了，实际上他不是可怜小孩，是因为他背着这个馒头太沉，就把这个馒头，你要馒头不，这小孩都惊呆了那个表情，这个一给，旁边不想背的都给，那个小孩当时就搜集了一书包馒头，高兴的把这鱼你们拿走吧，连馒头他都懒得背，他还要鱼呢，什么不要不要，你拿回去吧。

建设者回忆三线场景 称被当地荒凉所震惊

解说：用馒头换鱼的故事令王增苏津津乐道，尽管这只是为了减轻负重，年轻人耍下的一个滑头，可这才是少年人的本性，道路艰难，前方何处，他们并不知情，实际上所有奔赴三线的人都做好了最为艰苦的思想准备，或者最为美好的人生打算，可是他们仍然被最后的目的地所震惊，21岁的李桂秀就是如此，回忆起她第一次来到攀枝花的情景，她用了荒凉这个词。

李桂秀：我以为哪个地方都要比我们这个地方要好的多，结果到了云南赶水城，他们说那里正好在赶集，下面有少数民族，我也顾不得自己头昏，又吐，大家都不下车，我说你们能不能等我一下，我下去看一看，结果一下去就跟我想像的不一样，

那些人脏兮兮的，穿那个衣裳很长长的，那个鸡蛋，拿那些稻草拴起卖，我就感到很奇怪，我看一下，我说我一分钟都不想待，我就赶快又回到车上，我想我到渡口市，再买一点水果吧，我就想到时候下车，结果后来到了以后，我就没想到那里是渡口市，下来没到两分钟又叫上车，那些男同志他们都背的背包，我们就在车没下来。

我想，后来过来以后我讲怎么还没到渡口市啊，结果我们那领导就讲，你刚才没到吗，不是过了嘛，我讲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怎么是渡口市啊，怎么能称一个市啊，我就很不可思议，知道吧。他们又这样说，那时候就讲，那么说你就不想来喽，你思想就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你就看着这个地方荒凉不想来喽，后来我就不敢吱声了，就忍着。

龙锦波（三线建设者）：长江流水长又长，波浪滚滚向远方，高山悬崖挡不住，冲出三峡到海洋。江山浓雾满四方，乌云滚滚埋长江。

三线用品三件套：《毛泽东语录》、《毛泽东选集》、木箱子

陈晓楠：如此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想来呢，原本应该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一切却变得是那么的简单。在我们节目的拍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在三线人当年的行李当中，有三样东西堪称标配。

一个是《毛泽东语录》，这是当年的必备手册，万万少不得的，第二就是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这个一般是工厂领导，亲朋好友之间相互用来赠送的礼物，第三件才是跟生活有关的物件，就是一个木头箱子。前者用来在精神上武装人，后者才是实实在在用来搬家的，物质尽管贫乏，可是精神却并不萎靡，由东向西，由北往南，一代人的青春就此上路。

李宗培（三线建设者）：当时发了一个这么宽，有这么高，一个木头箱子，当时这五面都是木头，上面有一个三分之一的地方也钉上木头，这是三分之二的地方嵌了一块进去，就等于这地方是一个壁扣在上面，当时每个人都有一个。

木箱子成为三线生活的标志 三线建设者珍藏一生

解说：这支箱子的主人叫王大保，当年27岁的王大保从辽宁来到了四川参加三线建设，一个东北人，就此在四川的崇山峻岭之间扎下根来，直到今天。

王大保：当时大小六件，你看一对箱子，结婚时用的一对箱子，一对箱座子，这四件吧，还有一个缸，就是积菜用的缸，这是五件，还有一个炕桌，东北用的炕桌，就六件，六个家具，剩下啥也没有了。

记者：那个东西怎么拿过来的？也是邮过来的？

王大保：邮过来的，都是邮过来的，现在还有呢，我现在箱座子没了，箱座子已经散架子了，我那对箱子和那个缸现在我还用着呢。

解说：一个箱子，不远千里进行邮寄，并且使用超过四十年而不愿更换，所谓敝帚自珍，形容的也许正是这种情感，而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比比皆是。

三线建设者：当年买自行车如同今天买汽车

解说：胡先明是当时三线队伍中，为数不多的研究生，因此他可以享受到当时工人的顶级工资，每个月62元。1971年，26岁的他从无锡迁往四川锦江参加三线建设，与他同行的除了那支箱子，还有一辆在当时堪称稀有的自行车。

胡先明（三线建设者）：那时候要买一个车也不容易，我的工资是62块钱，买一个车120块钱，按道理两个月的工资就够了，但我这两个月的工资，我要养家糊口啊，所以要存一段时间。

存了以后，你并不是有了钱，你就能买得着的，很紧缺，说的不好听，跟那现在有些人买汽车一样困难，那时候有一辆自行车，就相当于现在买一辆汽车一样，牛啊。

胡先明：买了自行车我从苏州骑回无锡

解说：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已很难理解胡先明的话，一辆自行车如何能相当于一辆汽车呢，然而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一辆自行车也是来之不易。

胡先明：到了锦江厂的话，我看地图，它那个地方是交通很不方便，要去赶个集，买菜这些，都需要走五六里路远，所以有个自行车的话，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解说：在那个年代，几乎一切物资的供应都需要票证，这是当年购买凤凰自行车的购车票，没有它，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车，有些师傅告诉我，就是说苏州最近来了一批凤凰自行车，它不要票可以买得着，所以我们就利用礼拜天，约了一个我们也是支内的一个同事，我跟他两个人一道先到苏州。

到了以后把自行车果真买到了，买到以后，我们就骑回去了，骑回无锡，我们骑着从吃过午饭一直骑到晚上十点来钟才骑到，实际上用不着这么长时间。因为那个自行车拿来以后，它都是给你拼凑的，螺丝这些都不是上的很紧，所以走在路上，一路走一路一会儿这个掉了，那个东西又坏了，很辛苦。就在一路上找地方修车，修好车了以后，所以骑起来骑得很吃力，骑到晚上，到无锡已经掌灯了。

三线建设者将自行车从无锡带到四川

解说：胡先明费劲辛苦从苏州骑到无锡，又将其带到四川的是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与之齐名的在当时还有永久、飞鸽等名牌，它们无疑是当时家庭的大件，街头的明星，谁骑上它，在街上转上一圈，都能引来诸多艳羡的目光。

记者：您到厂子里头还是见过这种存钱买车的？

胡先明：不多，也有。也不是很普遍的，可能我想有车的人，能占到城里头的十分之一吧，我估计，这是乐观的估计。

记者：是不是当时得经常擦，经常弄？

胡先明：是，是，那当然要弄的很干净的，自己要把它保养得很好。

记者：您来了以后，假如只有您有车子的话，旁边的人是不是也得来借您的车子出去赶个集什么的？

三线人的周末时光：一家三口骑自行车去赶集

胡先明：赶个集都是礼拜天，那阵是（每周）只休息一天，你赶集这些都是我骑一个车，我前面搭一个小孩，后面我爱人坐在那个座位上面，就是那个轮子旁边还挂一个四川叫背篼的东西，来装东西，那全家人就是这么一个车去赶集。

解说：一家三口骑上自行车去赶集，在三线人的周末时光中，是一个固定的节目，它代表了人们在工厂之外的一种生活，尽管他们的命运已与工厂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了一起，从江南水乡来到四川盆地，从富饶的东北来到云贵高原，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到崇山峻岭之间，点燃他们的除了革命激情，还有对新生活的向往。

陈晓楠：就在三线人大举搬迁的同一时期，美国的一本名为《在路上》的小说风靡全球，也曾经有歌声唱到，背起行囊，城市已在远方，对你挥挥手，不用说再见。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三线人在路上的故事，却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他们带着明晰的政治任务，不是旅游，更不是流浪。

但他们在路上的故事，同样迸发着巨大的张力贯穿了整整一代人，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既然来了，就尽情投身于它，这是当时三线人的心理，于是一个又一个奇迹也就这么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