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犬猎野猪:房山义和团运动纪略

房山义和团运动纪略戴家斌作者按：房山是由原房山县与良乡县于1958年合并而成。因此，本文所述房山义和团运动包括原良乡县地区，鉴于资料不足，重点则在介绍良乡地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一次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最早起源于山东。它是在反洋教的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北京是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同时也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房山地处北京郊区，是义和团运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由山东、河北一带向京郊发展。4月初，义和团百余人携带兵器在卢沟桥一带散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外国教会的揭贴^①。从5月27日开始到5月29日，良乡地区的义和团与涿县、宛平、黄村的团民一起，“将琉璃河至长辛店铁路焚毁，高碑店迄北各桥梁、各车站车辆焚烧殆尽”。过了三天，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紧急向慈禧报告；“涿州、良乡、宛平等地面、车道、栈房，均被直境窜来拳民焚毁。”与此同时，良乡县三合村(今房山区河北乡三合村)拳民与洋人教会发生冲突，洋人竟开枪将一拳民打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洋人教会的专横，更加激起房山人民的反帝爱国情绪。很快，义和团运动在房山境内发展起来，以至达到“各村无不从拳者”^②。房山城关、良乡城关以及饶乐府、田各庄、石楼、大小十三里、肖庄、园武屯、窦店等村都组织起义和团来。与此同时，各村地主士绅也以“防御盗贼，保卫身家，守望相助”为由组织起本村的团练，以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房山义和团运动，以良乡地区最为活跃。1900年6月6日，慈禧亲自点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到良乡一带视察，以“宣布朝庭德意”。刚毅等人由卢沟桥往南走，沿途查看。只见“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整个良乡地区，“各乡村均设有拳厂，声言灭洋”。他们“虽烧符降神，迹近邪术，然市面买卖照常，尚无骚乱。”社会秩序井然。民众参加范围之广泛，连十岁上下的儿童都卷入到运动中去了，使刚毅等人惊呼“诛不胜诛”。运动发展到这样广泛的程度，加之帝国主义不断侵扰，使清政府意识到不能对义和团运动采取军事镇压的手段了。在主剿派与主抚派经过多次争论后，终于在6月16日的御前会议上，由慈禧亲自决定，改变过去对义和团运动“严加剿办”的政策，责成刚毅、董福祥等人亲自开导，将拳民中“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这样，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招抚局面正式形成。房山地区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由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房山良乡地区义和团的发展壮大，对清政府由“剿办”向“招抚”方向的转化，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房山的义和团员中，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不论男女，都把辫子盘在头顶上，梳成一个小抓髻，老百姓称之为“抓髻团”，也叫义和神团。各村都设有坛口，坛口的负责人叫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一般由本村富户或有文化的人担任。良乡地区的总坛设在大十三里村，按阴阳八卦，称之为“乾”字团，总负责人称之为正、副团董，住在园武屯村三官庙里的一位姓李的老道任正团董。这名老道是由北京最大的道教胜地白云观派下来的。副团董由曾在良乡县衙当过经房负责人的孟守田(字金堂，良乡园武屯村人)担任。据老人回忆，义和神团平时训练主要是练排刀。练习时，一伙团民集中在一大空场上，先由师兄焚表敬请二郎神“附体”。待二郎神真正“附体”后，他们就光着膀子，一手拿一根柴禾棍横在胸前，另一手拿着大刀反复地朝胸前的柴禾棍上砍，边砍边念咒语，直到把柴禾棍砍断，胸前留下一道砍过的白印。如此反复多次，他们坚信神灵附体后可以刀枪不入。当然不是每个团民都可以请得神灵附体的。一般的说，只有师兄等少数团民才能练得神灵附体，刀枪不入。他们往往是刀砍数十下而不伤一点皮毛。正因为如此，才得以吸引更多的团民投入这场运动中。有不少团民因练得不得法或功夫不到家而在刀下丧生。这种练习，近似于现代的硬气功。焚表、念咒、神灵附体等仪式，只不过是在迷信活动掩盖下所作的表演前的准备而已。这种功夫，作为强身健体，防身护卫，当有一定作用。但以赤膊之身来抵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就显得近似于神话了。所以，当义和团失败后，良乡地区的老百姓唱道：“义和团，瞎胡闹，就怕鬼子的搂搂炮。”老百姓的讽刺，只看到这种封建迷信无力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而在这种迷信后面蕴藏着的反帝爱国激情，却是这种迷信活动的本质所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义和团运动的迷信活动，“既是农民小生产者愚昧落后的表现，又是当时联络下层民众保国的一种有效手段；‘神拳’说到底是一种鸦片剂，但在神秘面纱的背后，又蕴藏着灼热的置生死于度外的反帝爱国精神^③。”据老人们回忆，义和团闹得最欢的时期，团员们是顾不上种地的，清政府每月发给团员们一点粮食，由团员们到良乡县衙去领。这点粮食对日夜操练的义和团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和艰苦的操练，于是就有了老百姓称之为“吃大户”的现象。其方法是由师兄写一张条子，指定某大户应交粮食多少斤，团员们以此为据，拿着盛粮用具，呐喊着涌进被指定的人家。见了粮食就拿，直到大家认为满意了为止。被指定的大户不得反抗或讨价还价。这种“吃大户”现象义和团员们称为“均粮”。“均粮”的对象一般是当地的大户、富户。当时的歇谣唱道：“眼望东南山，惊动义和团，老天××××，先灌麦子后灌米。”义和团员们唱道：“大师哥，快上堤，抢完麦子抢大米。”史学家们认为：这种表面上为维持日常生活和操练而产生的“均粮”斗争，实质上是农民群众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所进行的一种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形式。义和团成份复杂，参加者所抱的目的各不相同，正如仲芳氏在《庚子纪事》中所说：“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艰难、入团而求安饱者；有豪富之人，恐遭团民欺讹，目立坛场而谓保家者^④。”这些良莠不齐的众多团民，统统集合在反帝爱国的大旗下。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士绅也或明或暗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良乡县义和团的领导人是与清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白云观老道和在良乡县衙当过差的地方首富孟守田。而地处偏僻、山多民贫的房山县与交通方便、消息灵通的良乡县不同。地主士绅似乎并未投入反帝爱国的洪流中来。鉴于资料有限，我们无从知道房山县义和团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谁。但《房山县志》(民国十七年版)记载：房山南关举人陈智和饶乐府士绅刘琴甫因“拳匪起事，各村无不从拳者”而创办团练以“自救”。周口村的庠生常履贤也“创办本村团练”，以对付“拳匪之乱”。从“各村无不从拳者”的己载来看，房山义和团的规模当是相当大的。据直隶布政使廷雍向清政府的奏章中称：义和团民刘房山县城“眈眈虎视”，致使房山县城“四门屯闭，时逾两月”。在这两个月中，“县衙虽昼夜严加防备”，但还是弄得“一日数惊”，惶惶不可终日。1900年8月14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8月15日凌晨，慈禧挟光绪皇帝仓惶西逃，同日，大学士荣禄与董福祥在得知慈禧和光绪西逃后，两人在追赶中“于良乡行次相遇，随即会同熟商”，经过两天的努力，收编了被冲散的散兵游勇，并“收齐所部马队，尽数带往，尅期二十三日(即8月17日)由良乡开拔”，为慈禧保驾。这样，良乡地区在八国联军未到之前，实际上就已被清政府放弃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于8月17日特许公开抢劫三天。随后继之以私人抢劫，北京城遭到八国联军空前的洗劫。9月7日，慈禧将八国联军的侵略归罪于义和团运动，下令将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尽根诛”。至此，义和团结束了被清政府利用的历史，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义和团。   1900年10月4日，顺天府尹王培佑向清朝廷报告：“西路良乡城关、榆垡、庞名庄等村镇，俱焚烧殆尽。”良乡、黄村一带被八国联军烧毁，紧邻的房山县城也惊恐万状，昼夜防备，不敢稍有松懈，并不时派人到良乡城打探消息。就在王培佑向清作府报告的同一天，良乡县衙派专人到房山县祸报告：“法国来兵队伍陆拾人，赴良、房、涿一带，出示安民。”望房山县衙早做准备。次日，即10月5日，法军若干人，由良乡开赴房山境内，并在石梯村驻扎。到10月14日，“良乡、涿州等地均遭洋兵蹂躏”，顺天府尹王培佑连印信都来不及取出就仓惶出逃，以致于清政府只得用大兴县衙的印信“暂行盖用，以昭信守。”至此，房山、良乡完全被八国联军占领，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帝国主义的蹂躏。据《房山县志》载：“7月，京师陷，溃兵到房……法兵据县城，民教有仇者思报。”同时还记载房山县城赵家胡同任秉璋之妻，年仅二十一岁，“光绪二十六年因拳乱，英、德军由易来房，逃者士女如云。氏慨时局如斯，桃源难觅，奔入后园投井卒。”从这记载看出，房山城曾先后遭到从良乡方面入境的法国军队和由易县、涞水方面入境的英、德军队的洗劫。    京城失守，顺天府尹弃印逃跑，地方政府陷入瘫痪之中。房山、良乡各乡镇士绅纷纷组成民可以维持地方秩序，并与入侵的八国联军及溃散的清政府兵丁周旋。周口村士绅代表民团与到村勒索牛只的洋人讨价还阶，被洋人开枪打死^⑤。地主士绅们组织的民团只是自守家园；而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房山地区的义和团们则在清政府变招抚为镇压的恶劣条件下，对入侵的八国联军备起反抗。据《良乡县志》记载：“光绪庚子八月，拳匪占据城中，联军来攻。从燎石岗轰以巨炮，城遂陷，拳匪半遭屠戳，良民被害者亦多。房舍亦毁十之八九，城垣皆残破，门楼半就倾颓，东南隅奎楼尤令人惨目。”可见，良乡县知县率官兵逃跑后，防守良乡的重任落在义和团的肩上。据良乡地区老人们的回忆，当时防守良乡城西门的总指挥是孟守田。当八国联军攻城时，开始只是步兵端着枪，架起云梯往城上爬，结果被守城的义和团民们砍死不少，后来，八国联军从长辛店调来大炮，架设在良乡塔坡上，对良乡县城猛轰，这样八国联军才得以进城。良乡城失守后，义和团的团董李老道逃到上方山，后来被捉住，官兵用烧红了的铁条从前胸穿到后背，后背还露出三寸铁条来，既使这样，他还不叫饶，只喊口渴，说：“给我几块西瓜吃。”结果，吃了三块西瓜从容就义。副团董孟金堂(守田)在良乡失守后逃往窦店望楚村的弘恩寺内躲藏，后来又从弘恩寺转到妙峰山躲藏，一直到去世。其它各村的师兄们，有的逃往上海，有的各自回家躲藏，房山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重要一页，它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北京义和团运动是整个义和团斗争的核心，而房、良两地的义和团斗争是北京义和团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山人民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注：1、《义和团档案史料》2、《房山县志》3、乔还田《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