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实用英语1第四版49页:往事 “文革”：一个家庭的血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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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往事 “文革” 一个家庭的血色印记
文章提交者：正宗土老冒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往事 “文革”：一个家庭的血色印记
1966年被驱赶到农村之后，从湮没在荒坡野地里的祖坟碑刻中，我知道了我的先祖于道光年间（1826年）移民此地，凭着客家人的勤劳节俭，到我的祖父时，家里已置下一些田产，在县城里还开了几家作坊商铺。祖父死于民国32年（1943年），祖父去世21年后，他儿孙却莫明其妙地被戴上了“地主份子”的帽子，他的一个儿媳和一个孙子因此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如果地下有知，他老人家真会死不瞑目。
我父亲的堂兄（我的九伯父）当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北京谋得了一份工作。父亲在县城读完小学后，就跟随其堂兄到北京上中学，后来在广州上大学。20世纪四十年代，父亲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并继续师从德国导师攻读病理学研究生，此后在某省城省立医院任外科医生；1951年作为志愿军医疗手术队队长率队参加抗美援朝；归来后受命在省城筹建了该市的一所医院；1959年加入ZG***。1963年还作为知名专家出席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
家中兄弟五人，我排第二。1964年12月，我正念大学二年级。清理阶级队伍的“四清”运动开始了，父亲成为了进驻医院的“四清”工作队“挖出”的“隐藏极深的阶级敌人”。在工作队的“引导”下，医院里一些不学无术、但“阶级立场鲜明”的运动积极分子，“揭发”父亲故意在手术中致死致残志愿军战士和工农群众，进行“反革命阶级报复”。据此，父亲被以“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猖狂进行反革命阶级报复”的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狱。我一家长达14年的噩梦开始了。
父亲被抓走的那天是星期六，我正好回家。看到被抄家后家里一片狼藉的情景，事前一无所知，也不知天高地厚的我顶撞了来抓父亲的家伙们，结果，学期末我的政治课被判“不及格”。1965年新学期开学不久，年级政治辅导员通知我：你被学校开除了。理由是，“反革命子弟，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先于我，哥哥已被所在的大学要求“自动退学”，跟一批“社会青年”上山下乡去了。父亲坐牢后，我家被从所住医院宿舍赶出来，落脚在外婆腾出的一间小屋里。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跟随街道的“闲散劳动力”打零工过日子。我的大弟弟1965年初中毕业后，也下乡去插队了。母亲以她微薄的收入不但要抚养个两个正在上学的弟弟，还有未能自立的我大哥、我和大弟弟。
母亲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外祖父1930年代曾任某省高等法院院长，1940年代初外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我母亲中学就读于南京一所教会学校汇文女中，1945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外文系英国文学专业，从事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后在省城某校任教。她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妈妈，还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1966年，“文革”爆发。9月18日，学校“文革小组”以“反革命家属、漏网地主分子”的名义，把我母亲连同在同一户口簿里的我和两个弟弟（二弟十四岁、小弟十二岁）的户口注销，一起遣送回父亲的“原籍”，由“贫下中农”管制劳动。1949年后，我曾祖父这一支族人已流散各地，村里的同姓族人基本是五服以外。生产队在村后菜园的一角原来作牛栏的一排房子里划出一间给我们住下。
1967年春节后，为了生计，母亲让我带二弟逃回城里找条活路。在我们被赶下乡后，城里我外婆的房子就被街道的“造反派”霸占了。外婆只好远走兰州，跟随我小姨生活。那个年月没有亲戚们敢收留我们，朋友们对我家的困境也爱莫能助。没有户口，没有粮食，没有住所，我们无以为生。在城里呆了个多月后，二弟只好回到农村去了。我则继续在朋友的帮助下东躲西藏，奔波颠沛，打“黑工”谋生。这段时间里，我和母亲、兄弟都失去了联系。
1968年夏天，全省刮起了“十二级台风”，各地“革命群众”掀起对“文革”对立派和“牛鬼蛇神”大规模清洗、镇压、屠杀的狂潮。8月，逃亡在外的我，也没能幸免，先被关进了收容所，后又被押送回“乡”，在大队部里，民兵们把我吊起来拷问在外期间是否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关押了5天后才将我放出来，至今我的两个手臂仍留有被捆绑勒下的疤痕。
我永远忘不了民兵们解除羁押放我回家的那天傍晚，我急切地向久别的“家”走去，一位大婶在屋角的暗处叫住我，把我带到一座半塌的农舍前，告诉我，“家”里没人了，我的小弟就栖身在这破屋子里。来不及细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到了昏暗的屋子里小弟孤单的身影。看到我回来，只有12岁的小弟没有任何表情。他告诉我：母亲和二弟都被打死了，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和一堆破烂……霎那间，我
的大脑一片空白，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冰水，从心里往外全凉透了！我的妈妈！我才十五岁的弟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妈妈，长年累月在外飘泊流浪，再苦再难我都能坚持住，我不放弃，是因为您还在家里等待着我；母亲在，家就在；我相信我们一家人总会有回城团聚的一天！就是现在被抓回来，我也很坦然，因为，我又回到了您的身边。有妈妈在，天，不会塌下来！可是，天，真的就塌了下来了！我欲哭无泪……
夜里，躺在破板床上，小弟向我讲述了母亲和二弟的死。
那是1968年6月8日深夜，“贫下中农法院”派民兵把母亲和两个弟弟抓到大队部，同时被抓的还有我一位堂伯、一位堂叔夫妇俩和邻村的“地主分子”和家属老小共20多人（当时还有两个尚在怀里抱着的婴儿）。我这位堂伯父1940年代在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也是在“四清”中被戴上地主份子的帽子先于我们被赶下乡。被抓来的这20多人五花大绑蹲在一间小屋里，整个晚上均不得讲话或离开。6月9日上午，由于“贫下中农法院”尚未想好处理这20多人，每家放一个能做饭的小孩回去给被关着的家人做饭、送饭。
小弟得以回家给母亲、四弟和堂伯父做放和送饭。两天后，即6月11日上午送完早饭，小弟和大队里的“坏分子”、“右派分子”和一些幸免的地、富子弟们约30人被命令到修路工地整整劳动了一天，并告知中午也不让回家做饭和送饭了。就在这天上午，大队的民兵们把母亲、二弟和被关押的共24位“地主、反革命份子”又五花大绑
在一起，拉到村前一个山上的树林里或乱棍、或刀劈、枪刺等活活打死，24人无一幸免，连两个婴儿也没放过！当天晚上雷电交加，整整下了一晚上的大雨。第二天（6月12日），小弟被命令带锄头去“做工”，也就是要他去挖坑埋葬自己被打死的亲人。年幼的小弟那时就比锄头把子高一点儿，他挖的坑要埋下2个人！坑挖好后，在四周荷枪实弹的民兵威逼、监视下，要小弟用锄头把子穿在母亲和二弟绑在身后的绳子上，将尸体拖到坑里掩埋。母亲遇难时，右胳膊从肩部起已被刀砍至将断，二弟至少被刺刀在背部上下刺了两处。经过一晚上的大雨冲刷，尸体已经浸泡得变了形。在凶神恶煞般的民兵的大刀、枪口监视下，所有遇难者甚至连一张破席子包裹都没有，便被草草掩埋了。
……听着小弟木然的叙述，我的心一阵阵发紧，一个如此年幼的孩子，正是在需要父母疼爱、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却被人残忍地强迫面对自己母亲和哥哥的死亡，用自己弱小稚嫩的双手埋葬自己亲爱的母亲和哥哥！……我不知道小弟在看到亲爱的母亲和哥哥成为血肉模糊的尸体的时候；在把自己亲爱的母亲和哥哥掩埋在黄土坑里的时候；在被赶出家门，孤独无助，衣食无着，哭告无门的时候，小小的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恐惧，我不能想象，小弟是怎样熬过这段充满血腥和悲伤的黑色日子……
夜色如墨，我心如墨，世界一片漆黑。像掉进了万丈深渊，我心里充满绝望和悲哀。
城里没有了家，乡下也没有了家！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哥哥、大弟都在艰难之中挣扎，自身不保。我，只有跟小弟相依为命．．．
此后几年，心如死灰的我们，在生产队里完全就像牲口一样，日出日落，风吹雨淋，做牛做马，麻木地劳动、劳动、劳动．．．以图通过繁重的劳动，减轻对亲人的思念、对生活和命运的失望。
1969年，我们得到了寄信的许可，我把乡间发生的事告诉了在外插队的兄弟。在这之前他们也听到了些许风声，但并不完全了解事情真相。
1972年，大弟因为严重胃穿孔，办了“病返”回城。不久，大哥也被招工回城。这年，街道退回了部分占用的我外婆家的房屋，城里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栖身之地，但外婆早已在1969年病故。
1975年春节，我带着小弟逃回城里，兄弟几个历经磨难和波折，终于又聚合在一起了。可是，我和小弟还是随时会被驱赶的“黑人”、盲流，为有一口饭吃，我们又过上了早已熟悉的打“黑工”的日子。记不清我们曾被半夜 “查户口” 抓过多少次，为逃避抓“盲流”的民兵纠察队我们到处躲藏。
回城后，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寻找一切机会，向省、市乃至中央反映、申诉我们一家的冤情。但无数次递交的申诉材料或面陈申诉意见，均石沉大海。
1975年，我第一次去看望了狱中的父亲。父亲早已从其他狱友口中得知了妻儿的死讯，幸运的是他挺过来了。在狱中父亲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我在简陋但干净整洁的监狱医院里伴随父亲度过了三天，亲眼看到父亲被接到附近村里抢救车祸伤员的过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 打倒，“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
1978年，我们恢复了城市户口，我受到的“处分”也得以撤销，我和小弟都有了一份工作。
1979年春天 ，父亲终于平反释放，恢复D籍公职，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担任一所医院的负责人。含冤入狱十余载，父亲终于回来了。然而，世事更迭，岁月无情，特别是自己最亲爱的人和孩子的惨死，给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创伤。归来的父亲已不复往日的健壮，原来满头的黑发已经落满秋霜。
1981年，我和小弟回到农村，在亲人惨死的地方，在小弟亲手堆起的土包下，挖出了母亲和二弟的遗骨……妈妈，弟弟，我们回家吧……暮色中，我们背着亲人的白骨，从山野田间一步步向县城走去，离开了那永远夺去我们亲人生命的伤心地，沿着十五年前的来路，回家。我们，都没有再回头。
1982年，母亲的平反文件下达。在追悼会上，父亲等到的只有母亲和弟弟的骨灰。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出狱30年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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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文革”：一个家庭的血色印记
1966年被驱赶到农村之后，从湮没在荒坡野地里的祖坟碑刻中，我知道了我的先祖于道光年间（1826年）移民此地，凭着客家人的勤劳节俭，到我的祖父时，家里已置下一些田产，在县城里还开了几家作坊商铺。祖父死于民国32年（1943年），祖父去世21年后，他儿孙却莫明其妙地被戴上了“地主份子”的帽子，他的一个儿媳和一个孙子因此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如果地下有知，他老人家真会死不瞑目。
我父亲的堂兄（我的九伯父）当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北京谋得了一份工作。父亲在县城读完小学后，就跟随其堂兄到北京上中学，后来在广州上大学。20世纪四十年代，父亲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并继续师从德国导师攻读病理学研究生，此后在某省城省立医院任外科医生；1951年作为志愿军医疗手术队队长率队参加抗美援朝；归来后受命在省城筹建了该市的一所医院；1959年加入ZG***。1963年还作为知名专家出席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
家中兄弟五人，我排第二。1964年12月，我正念大学二年级。清理阶级队伍的“四清”运动开始了，父亲成为了进驻医院的“四清”工作队“挖出”的“隐藏极深的阶级敌人”。在工作队的“引导”下，医院里一些不学无术、但“阶级立场鲜明”的运动积极分子，“揭发”父亲故意在手术中致死致残志愿军战士和工农群众，进行“反革命阶级报复”。据此，父亲被以“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猖狂进行反革命阶级报复”的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狱。我一家长达14年的噩梦开始了。
父亲被抓走的那天是星期六，我正好回家。看到被抄家后家里一片狼藉的情景，事前一无所知，也不知天高地厚的我顶撞了来抓父亲的家伙们，结果，学期末我的政治课被判“不及格”。1965年新学期开学不久，年级政治辅导员通知我：你被学校开除了。理由是，“反革命子弟，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先于我，哥哥已被所在的大学要求“自动退学”，跟一批“社会青年”上山下乡去了。父亲坐牢后，我家被从所住医院宿舍赶出来，落脚在外婆腾出的一间小屋里。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跟随街道的“闲散劳动力”打零工过日子。我的大弟弟1965年初中毕业后，也下乡去插队了。母亲以她微薄的收入不但要抚养个两个正在上学的弟弟，还有未能自立的我大哥、我和大弟弟。
母亲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外祖父1930年代曾任某省高等法院院长，1940年代初外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我母亲中学就读于南京一所教会学校汇文女中，1945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外文系英国文学专业，从事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后在省城某校任教。她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妈妈，还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1966年，“文革”爆发。9月18日，学校“文革小组”以“反革命家属、漏网地主分子”的名义，把我母亲连同在同一户口簿里的我和两个弟弟（二弟十四岁、小弟十二岁）的户口注销，一起遣送回父亲的“原籍”，由“贫下中农”管制劳动。1949年后，我曾祖父这一支族人已流散各地，村里的同姓族人基本是五服以外。生产队在村后菜园的一角原来作牛栏的一排房子里划出一间给我们住下。
1967年春节后，为了生计，母亲让我带二弟逃回城里找条活路。在我们被赶下乡后，城里我外婆的房子就被街道的“造反派”霸占了。外婆只好远走兰州，跟随我小姨生活。那个年月没有亲戚们敢收留我们，朋友们对我家的困境也爱莫能助。没有户口，没有粮食，没有住所，我们无以为生。在城里呆了个多月后，二弟只好回到农村去了。我则继续在朋友的帮助下东躲西藏，奔波颠沛，打“黑工”谋生。这段时间里，我和母亲、兄弟都失去了联系。
1968年夏天，全省刮起了“十二级台风”，各地“革命群众”掀起对“文革”对立派和“牛鬼蛇神”大规模清洗、镇压、屠杀的狂潮。8月，逃亡在外的我，也没能幸免，先被关进了收容所，后又被押送回“乡”，在大队部里，民兵们把我吊起来拷问在外期间是否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关押了5天后才将我放出来，至今我的两个手臂仍留有被捆绑勒下的疤痕。
我永远忘不了民兵们解除羁押放我回家的那天傍晚，我急切地向久别的“家”走去，一位大婶在屋角的暗处叫住我，把我带到一座半塌的农舍前，告诉我，“家”里没人了，我的小弟就栖身在这破屋子里。来不及细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到了昏暗的屋子里小弟孤单的身影。看到我回来，只有12岁的小弟没有任何表情。他告诉我：母亲和二弟都被打死了，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和一堆破烂……霎那间，我
的大脑一片空白，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冰水，从心里往外全凉透了！我的妈妈！我才十五岁的弟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妈妈，长年累月在外飘泊流浪，再苦再难我都能坚持住，我不放弃，是因为您还在家里等待着我；母亲在，家就在；我相信我们一家人总会有回城团聚的一天！就是现在被抓回来，我也很坦然，因为，我又回到了您的身边。有妈妈在，天，不会塌下来！可是，天，真的就塌了下来了！我欲哭无泪……
夜里，躺在破板床上，小弟向我讲述了母亲和二弟的死。
那是1968年6月8日深夜，“贫下中农法院”派民兵把母亲和两个弟弟抓到大队部，同时被抓的还有我一位堂伯、一位堂叔夫妇俩和邻村的“地主分子”和家属老小共20多人（当时还有两个尚在怀里抱着的婴儿）。我这位堂伯父1940年代在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也是在“四清”中被戴上地主份子的帽子先于我们被赶下乡。被抓来的这20多人五花大绑蹲在一间小屋里，整个晚上均不得讲话或离开。6月9日上午，由于“贫下中农法院”尚未想好处理这20多人，每家放一个能做饭的小孩回去给被关着的家人做饭、送饭。
小弟得以回家给母亲、四弟和堂伯父做放和送饭。两天后，即6月11日上午送完早饭，小弟和大队里的“坏分子”、“右派分子”和一些幸免的地、富子弟们约30人被命令到修路工地整整劳动了一天，并告知中午也不让回家做饭和送饭了。就在这天上午，大队的民兵们把母亲、二弟和被关押的共24位“地主、反革命份子”又五花大绑
在一起，拉到村前一个山上的树林里或乱棍、或刀劈、枪刺等活活打死，24人无一幸免，连两个婴儿也没放过！当天晚上雷电交加，整整下了一晚上的大雨。第二天（6月12日），小弟被命令带锄头去“做工”，也就是要他去挖坑埋葬自己被打死的亲人。年幼的小弟那时就比锄头把子高一点儿，他挖的坑要埋下2个人！坑挖好后，在四周荷枪实弹的民兵威逼、监视下，要小弟用锄头把子穿在母亲和二弟绑在身后的绳子上，将尸体拖到坑里掩埋。母亲遇难时，右胳膊从肩部起已被刀砍至将断，二弟至少被刺刀在背部上下刺了两处。经过一晚上的大雨冲刷，尸体已经浸泡得变了形。在凶神恶煞般的民兵的大刀、枪口监视下，所有遇难者甚至连一张破席子包裹都没有，便被草草掩埋了。
……听着小弟木然的叙述，我的心一阵阵发紧，一个如此年幼的孩子，正是在需要父母疼爱、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却被人残忍地强迫面对自己母亲和哥哥的死亡，用自己弱小稚嫩的双手埋葬自己亲爱的母亲和哥哥！……我不知道小弟在看到亲爱的母亲和哥哥成为血肉模糊的尸体的时候；在把自己亲爱的母亲和哥哥掩埋在黄土坑里的时候；在被赶出家门，孤独无助，衣食无着，哭告无门的时候，小小的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恐惧，我不能想象，小弟是怎样熬过这段充满血腥和悲伤的黑色日子……
夜色如墨，我心如墨，世界一片漆黑。像掉进了万丈深渊，我心里充满绝望和悲哀。
城里没有了家，乡下也没有了家！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哥哥、大弟都在艰难之中挣扎，自身不保。我，只有跟小弟相依为命．．．
此后几年，心如死灰的我们，在生产队里完全就像牲口一样，日出日落，风吹雨淋，做牛做马，麻木地劳动、劳动、劳动．．．以图通过繁重的劳动，减轻对亲人的思念、对生活和命运的失望。
1969年，我们得到了寄信的许可，我把乡间发生的事告诉了在外插队的兄弟。在这之前他们也听到了些许风声，但并不完全了解事情真相。
1972年，大弟因为严重胃穿孔，办了“病返”回城。不久，大哥也被招工回城。这年，街道退回了部分占用的我外婆家的房屋，城里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栖身之地，但外婆早已在1969年病故。
1975年春节，我带着小弟逃回城里，兄弟几个历经磨难和波折，终于又聚合在一起了。可是，我和小弟还是随时会被驱赶的“黑人”、盲流，为有一口饭吃，我们又过上了早已熟悉的打“黑工”的日子。记不清我们曾被半夜 “查户口” 抓过多少次，为逃避抓“盲流”的民兵纠察队我们到处躲藏。
回城后，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寻找一切机会，向省、市乃至中央反映、申诉我们一家的冤情。但无数次递交的申诉材料或面陈申诉意见，均石沉大海。
1975年，我第一次去看望了狱中的父亲。父亲早已从其他狱友口中得知了妻儿的死讯，幸运的是他挺过来了。在狱中父亲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我在简陋但干净整洁的监狱医院里伴随父亲度过了三天，亲眼看到父亲被接到附近村里抢救车祸伤员的过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 打倒，“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
1978年，我们恢复了城市户口，我受到的“处分”也得以撤销，我和小弟都有了一份工作。
1979年春天 ，父亲终于平反释放，恢复D籍公职，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担任一所医院的负责人。含冤入狱十余载，父亲终于回来了。然而，世事更迭，岁月无情，特别是自己最亲爱的人和孩子的惨死，给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创伤。归来的父亲已不复往日的健壮，原来满头的黑发已经落满秋霜。
1981年，我和小弟回到农村，在亲人惨死的地方，在小弟亲手堆起的土包下，挖出了母亲和二弟的遗骨……妈妈，弟弟，我们回家吧……暮色中，我们背着亲人的白骨，从山野田间一步步向县城走去，离开了那永远夺去我们亲人生命的伤心地，沿着十五年前的来路，回家。我们，都没有再回头。
1982年，母亲的平反文件下达。在追悼会上，父亲等到的只有母亲和弟弟的骨灰。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出狱30年
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