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尼斯小三团:上帝对这个世界有益吗？

“上帝已死”

不！

      1882年，弗里德里希•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他认为在现代科学世界中，人们将不再认同宗教信仰的观念。1999年《经济学人》做了《上帝已死》的报道，在这之前，这个问题似乎悬而未决，尽管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几乎各大宗教都出现了宗教政治化——原教旨主义——的现象。例如，阿亚图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高级宗教职衔。为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安拉的象征、安拉的奇迹——译者注）推翻了伊朗国王；宗教锡安主义在以色列崛起；杰里•福尔韦尔在美国创建的“道德多数派”坚决反对世俗人为主义等等。

      但自2001年9•11事件后，证明上帝确实还活着——至少就全球公开辩论而言是这样的。考虑到圣战分子袭击美国，扰乱日渐激进化的中东，并且威胁到进驻白宫八年的重生派基督教徒，你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一观点。甚至《经济学人》的主编最近也合著了一本书，名为《上帝归来》（God Is Back）。当许多人仍然质疑上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意义时，另一场辩论已在全球拉开帷幕：上帝对这个世界有益吗？

       所谓的新无神论者，诸如查理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和克里斯多夫•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等批评宗教信仰不仅是人类退步的表现而且是邪恶有害的东西。他们自封为清扫人类宗教信仰运动的急先锋。他们称，宗教带来了分裂、冲突和战争，束缚了妇女，毒害了儿童的思想；所谓的教义十分原始，没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可言，本质上就是一群轻信并不谙世故的人保留下来的东西。

       这些作者都错了——不仅仅是宗教，而且还有政治——因为他们搞错了人类本性。智人同样也是宗教人。当我们一进化为人类的时候，男人和女人就开始创造宗教。我们是寻觅意义的生物。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狗不会担心自身的环境或者为死亡感到痛苦，可是人类一旦失去生命的意义就会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神学思想时兴时衰，但是人类对意义的追寻的脚步曾未停止。所以上帝哪儿都没去。当我们嘲笑、摒弃甚至破坏宗教时，我们冒着危险放大了宗教最恶劣的一面。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上帝始终存在，现在是时候寻找一个适当的方法以和谐而富有同情心的心态与上帝共存了！

“政教要分离”

未必！

     长久以来，未受过宗教教育的政治家们一直在妖魔化宗教。对上帝认识不足，把他想象成凡人样子的偶像并给予我们的好恶以神学支持，这是思想暴政最恶劣的形式。这种自大导致了十字军东征的暴行。政教分离主义本是为了遏制这种暴行，但其本身已创造出新的罪恶困扰着整个世界。

       在西方，政教分离十分成功，特别是对现代经济和政治体系来说；但是政教分离的逐渐完成经历了近300年的时间，使得统治时间的新观念渗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然而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政教分离太过迅猛以至于招来许多人的憎恨，他们现在依旧依附于宗教而且视西方国家的体系为异端。

       在中东地区，过激的政教分离行为时而事与愿违，使得宗教机构更加保守，甚至是激进。比如说，埃及卓越的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769-1849）残酷的打击神职人员并没收其财产，进而引发他们强烈的反抗。又如，由于伊朗国王们虐待并放逐那些反对其政权的毛拉（伊斯兰教神学家——译者注），一些人，比如说阿亚图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就号召伊朗未来的宗教领袖做出更为极端的回应。

       数个世纪以来，叶什派教义将政教分离作为一个神圣的原则，而霍梅尼坚持认为神职人员应该成为国家领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创新。但是温和的宗教在政治中能够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埃及的大穆夫提（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译者注）穆罕默德•阿卜杜勒（Muhammad Abdu） (1849-1905)担心大多数埃及人不明白国家初期的民主制度，于是将其与传统的伊斯兰原则相结合，这种原则强调立法前进行“磋商”（舒拉——伊斯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性和寻求“一致”（公意或公议）的责任性。

       同样地，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巴纳（Hassan al-Banna）(1906-1949)发起运动时，把古兰经的社会讯息解译为日常白话，并建立了诊所、医院、商会、学校和工厂，这些工厂为工人提供保险、节假日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换言之，他想在伊斯兰宗教的环境中引领大众进入现代化。因此，穆斯林兄弟会广受欢迎，日益威胁到埃及的世俗政府，因为政府不能够为人民提供这些服务。在1949年，班纳遭到刺杀，穆斯林兄弟会的一部分成员分裂为激进派宗教组织，以示报复。

       由此可见，宗教在政治中运作的方式远比政教是否分离更加重要。美国总统，如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奥巴马（Barack Obama）都将宗教信仰作为团结国家的可供分享的经验——承认精神信仰的公共力量，而不是借口君权神授。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美国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美国应当成为一个地道的基督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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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孕育了暴力和狭隘”

不, 是人类！

        在希钦斯的《上帝并不伟大》（God Is Not Great）一书中，他认为宗教本质上是“暴力的……不包容的，充满了种族歧视、部落主义和偏执”；甚至所谓的温和派也因与宗教有关而受牵连。但是并不是上帝或者宗教，而是暴力本身——人性固有的东西——孕育了暴力。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依靠猎杀和捕食其它动物存活下来；我们有时也自相残杀。这种暴力如此普遍，因而渗透在大多数经文中，不过这些有暴力色彩的文章总是被其他译本和谐掉，以促进基于金科玉律之上的慈悲伦理道德的推广：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尽管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准则显然没能成功，但是却仍占据正统地位。

　　希钦斯和道金斯宣称上帝是人类一切残暴行为的来源，但他们忽略了现代世俗社会一些更加黑暗的方面，比如说由于科技的发展使我们能够大规模的杀人，这种暴力着实使人震撼。这就毫不奇怪为何宗教拥有暴力倾向，并且在9•11暴行中展露无遗。

　　但是不管工具多么现代，“宗教”战争总是由政治战争发展而来的。这不仅发生在17世纪的欧洲，也发生在当今的中东地区，比如巴勒斯坦的民族运动由世俗左翼的政治运动日益演变为一场伊斯兰民族主义运动。甚至那些所谓的圣战分子也成为政治的傀儡，其行为并非源于上帝之手。在对1980年至2004年间的自杀式袭击案件进行研究之后，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得出结论说，95%的人动机纯粹，就是想达成一个战略目标：把民主政体赶出他们的领土。

　　不过这种过激行为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最近在35个穆斯林国家里发起了盖洛普民意测验，其中仅有7%的被访者认为9•11袭击是正当合理的。他们的理由也全都与政治有关。

　　原教旨主义并不保守。更确切地说，它非常的革新——甚至离经叛道——因为它总在不断发展以适应感知到的危机。令他们担忧的是，有些原教旨主义者歪曲他们努力保护的传统教义。巴基斯坦思想家茂都迪（Abu Ala Maududi）(1903-1979)是第一个提出讨伐异教徒的穆斯林思想家，标志着“圣战”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为改善自身而奋斗”这一伊斯兰教的主要任务。茂都迪和有名的埃及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 (1906-1966)都意识到这有很大的争议性，但他们相信其正确性在西方的帝国主义和诸如埃及总统阿卜杜勒等统治者的世俗政治映衬下将得到证明。

　　所有的原教旨主义——不管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深深根植于对毁灭的恐惧之中。比如，库特布的思想观念是在集中营里形成的，当时纳赛尔在那里埋葬了数千具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尸体。历史向我们阐明，当这些群体受到攻击时，不管是军事攻击还是言辞攻击，他们几乎总会变得更加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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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光蛋和愚昧的人才需要上帝"

错！ 

　　新无神论者极力强调宗教是幼稚的、荒谬的，正如希钦斯所说，宗教是“人类社会摇篮期”的产物。这反映出弥漫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的普遍的沮丧情绪：当似乎面临无限选择和繁荣富裕的时候，人类应该继续依赖被马克思称作群众鸦片的东西。

　　但是上帝不愿“长大”，即使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发达国家中最为虔诚的国度。各大宗教都不反对经商；起初，他们在初期市场经济中获得发展。虽然圣经和古兰经禁止放高利贷，但经过数个世纪之后，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找到了应对这一禁令的办法并使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基督教创立者认为不可能同时服务于上帝和钱财，然而正如马克斯•韦伯在他1905年写《新教徒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提到的那样，基督教应创造现代资本主义所需的文化环境，这真是宗教历史上最讽刺的事儿之一啊。

　　不过，当前的经济危机说明对贪婪的宗教评判并非完全不切题。虽然并不反对经商，但是主要的信仰传统还是在努力平衡资本主义的泛滥。东方的宗教，比如说佛教，通过瑜伽和其他戒律来克制人们灵魂深处强烈的占有欲。这三个一神论的宗教强烈痛责财富分配的不公——这种批判直指了我们社会中的贫富差距。

　　要想从去年的噩梦中恢复过来，我们就需要战胜唯我主义，这是我们在追寻超然存在的上帝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课。宗教不仅仅是义务遵守一套信念；它是一场修行，需要不断付出辛苦的努力，超越自私的小我，达到仁的境界。

"上帝对妇女不利"

是的. 

　　很遗憾，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中，女性都不占优势地位。即使宗教传统开始时对女性是有利的（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几代人之后男性又会将其拉回古老的父权制传统。但这种状况正在逐渐改变。所有信仰的女性正在向男性们提出抗议，要求平等——这是国有宗教传统最好的特性之一。

　　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使妇女得到解放。但这就意味着当女性放抗现代思想时，原教旨主义者将会过分强调传统的性别角色。然而不幸的是，对这种父系潮流的正面攻击往往适得其反。例如，每当现代化的政府试图禁止妇女穿戴面纱时，她们反而更加起劲儿，更多的人穿戴面纱以示抗议。在1935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列维（Muhammad Reza Pahlavi）命令士兵射杀数百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因为他们在马什哈德（伊朗最有名的圣地之一）和平抗议强制穿洋装的行为。现代以前，面纱并非人尽皆戴，但这些强制行为使其成为了伊斯兰完整性的象征。而今，一些穆斯林认为没必要为了变得现代一些就模仿西方的穿戴，西方时装常常展现出奢侈和特权，但是伊斯兰服装强调古兰经的平等主义。

　　总之，涉及到性别问题时，西方任何形式的直接介入都会事与愿违；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支持本地穆斯林的活动，支持他们发起保障妇女的教育、工作和政治权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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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科学的敌人."

这并非必然.

　　科学成了原教旨主义基督徒的敌人，他们反对在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和进行干细胞研究，因为这些东西似乎与圣经教义有很大的冲突。

　　但是他们对经文的解读太过拘泥于字面意思。在现代以前，很少有人明白第一章起源就是对生命起源的解释；直到17世纪，神学家们强调说如果经文与科学相悖，那么就要对其做寓言式阐释。

　　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象征着现代西方社会对上帝信仰的弱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科学促使许多人将上帝和宗教语言看做事实而非象征，而对于现代科学的经验强调又迫使宗教变得过于理性化、教条化并拘泥于经文的字面意思。

　　流行的原教旨主义代表了对现代性的普遍反抗，对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而言，进化是整个现代世界的谬误的缩影。它被看作是恶魔的象征而非一种科学理论。但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反科学倾向却没有这么明显，他们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往往是由政治问题（如以色列国）引起，而非教义问题或者科学原因。

"上帝与民主誓不两立."

错.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预言说自由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将发生文明冲突，他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就是反对民主的。但在20世纪初期，几乎所有知名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都爱上了西方世界，并且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家像英国和法国那样。而使穆斯林远离民主理想的并不是他们的宗教而是西方政府对独裁统治者的支持，比如伊朗国王，萨达姆•侯赛因和穆巴拉克，他们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人权和民主权。

　　2007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穆斯林世界广泛支持民主自由和保障妇女权利，并且许多政府迫于压力对广泛的政治参与做出了回应，尽管有些犹豫不决。不过，伊斯兰反对全盘接收西方世俗模式。许多人希望上帝能在公共生活中清晰的呈现，正如2006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的那样，46%的美国人认为上帝应该成为立法的来源。

　　伊斯兰法律并不像许多西方人谴责的那样死板严苛。穆斯林改革家们，如阿拉伯酋长阿里•戈马（Ali Gomaa）和塔里奇•拉马丹（Tariq Ramadan），都认为伊斯兰法律需要依据社会环境的变化来重新评估。伊斯兰教法裁决不像教皇的法令一样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它仅仅是颁布裁决的穆夫提的意愿表达。穆斯林可以选择他们能够接受的裁决，然后参与宗教思想灵活的自由市场，就像美国人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参加的教堂一样。

　　也许宗教不是世界政治问题的起因，但是如果想要解决这些难题，我们仍需要理解宗教。伊朗革命之后，一个气急败坏的美国政府官员怒斥：“不管是谁，都要严肃对待宗教！”如果政策制定者之前认真研究当下的叶什派教义，那么他们就会避免危机中的严重错误了。研究宗教应该像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风俗一样，给予同样的学术重视和准确性研究，如此我们便可以了解宗教是如何与政治紧张相互作用的，什么是起反作用的，怎样避免不必要的冒犯。

　　我们最要研究宗教，因为上帝重新归来了！如果我们只是用一种盲目崇拜的心态并拘泥于字面意思去感知“他”，那么在未来几十年中，将会有更多的教条主义、刻板僵化和宗教暴力。

想知道更多吗?

　　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用过去25年的时间撰写了宗教在人类经验中的中心地位的文章。在她最新著作《证明上帝的案例》（纽约：克诺夫出版社，2009年）之前，她写了《圣经：传记》（纽约：亚特兰大月刊出版社，2007年）一书，记述了圣经形成的过程，或许不完全是正统的观点。

　　在过去几年中，所谓的新无神论者越来越多地阐明宗教的危险缺点，比如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信仰的终结：宗教、恐怖和理性的未来》(New York: W.W. Norton, 2004)、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幻觉》(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6)、克里斯托弗•希金斯的《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化了一切》(New York: Hachette Book Group, 2007)。

　　最近，一些书籍已经在无神论和原教旨主义之间寻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比如，罗伯特•莱特（Robert Wright）《上帝的演化》(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9)，它结合演变心理学阐释信仰的转变；《经济学家》编辑约翰•米可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徳里奇（Adrian Wooldridge）的《上帝回来了》(New York: Penguin, 2009)，该书考察了现代性和宗教的让人好奇的紧密关系。

　　宗教学者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和民意调查专家达利亚•莫加海德（Dalia Mogahed）在《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New York: Gallup Press, 2007)一书中写到，几十年来西方都误解了穆斯林。这本书是在穆斯林国家5万多个访谈记录基础上编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