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教程unit 3 stress:俞可平：政府创新切勿搞政治秀 部门利益遏制公共利益实现(南方都市报 2008-3-27)

 
俞可平

　　否则将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创新一定要重在落到实处　　
　　
　　“政府创新不能搞政绩工程，切勿搞政治秀。”昨天，俞可平在首部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和谐社会与政府创新》的发布会上强调，要善于总结各级政府的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创新动力问题。
　　
　　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很大

　　现在，有很多地方政府抱怨，说政府创新是中央的事，我们地方怎么能改革？俞可平说，“这是一个误解。”地方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另一方面，中央的制度政策给地方留了很大的制度空间。地方完全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从各地实际出发，大胆进行创新实验。其实，这一年来中央推广的许多制度最初都是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产物，像政府采购、行政审批、党支部书记的选举等。
　　
　　政府创新需有整体战略

　　俞可平认为，政府创新尤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

　　另外，政府创新需要有整体战略和长远战略，使之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政府创新方面做出一个不恰当的举措，或者是一些不恰当的制度规定，它的影响就会非常长远。如果政府创新制度有错误，它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很多代价不能够用经济成本来计算。
　　
　　改革创新应有制度保障

　　俞可平指出，政府的改革创新，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否则许多大胆的举措就会因为没有制度保障而无法推出。在这里，要正确处理法律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的合法性，就是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政治的合法性，就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认可。法律的合法性最终要符合政治的合法性，要进行修改相关的法律条文，鼓励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改革创新行为。“我说过，不进行制度性改革，不从制度上保证政府的创新，甚至一些成熟的政治改革也会停步不前。”

　　他强调，要善于总结各级政府的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创新动力问题。
　　
　　喜欢作秀成为部分官员顽疾

　　俞可平说，政府创新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不能简单地学别人的经验。就国内来说，各地的情况非常不同，尤其在县乡两级地方政府，一定要按照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现状、公民素质、干部素质，干部群众的实际要求和宏观社会政治环境的具体条件，既积极主动，又实事求是地进行政府改革创新。

　　他提醒，政府创新不能搞政绩工程，切勿搞政治秀。现在，喜欢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喜欢作秀已经成为地方党政干部的顽疾，改不掉的毛病。政府创新如果也搞成形象工程，就不是简单的劳民伤财，就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政府创新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少说多做，重在落到实处，重在人民群众的满意。
　　
　　三大领域改革将会有突破

　　有记者问，结合四届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奖的实践，哪些领域最有可能出现您刚才谈到的突破性的改革举措？俞可平说，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改革，我觉得这三大类都会有突破。他举例说，比如政治改革，这次中央特别强调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就可以有一些突破。像乡镇领导产生方式，如果能用公推公选，在更大范围进行推广就会有新突破。　　
　　
　　首部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发布

　　部门利益蔓延激化社会不公平感　　
　　
　　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主编的首部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和谐社会与政府创新》昨天发布，该书指出，目前政府改革创新主要有四大障碍。
　　
　　和谐不简单等同于“稳定”

　　首先，各级政府官员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路径还没有明确认识。比如，有的把和谐简单地等同于“稳定”，采用传统的手段措施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消除不同意见及声音，压制而不是疏导社会矛盾；有的把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简单地理解为扩大政府权力，加强社会管制，因此采取各种措施来排挤市场和公民社会在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中的作用。这些错误、片面或扭曲的理解说明，要把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共识转化为公共政策，必须推动政府观念的改变。
　　
　　部门利益遏制公共利益实现

　　其次，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的形成和巩固影响政府内部的和谐，遏制公共利益的实现。部门利益的典型表现是审批权和垄断经营权，个人利益的典型表现是权钱交易，它们主要从三个方面遏制了公共利益的顺利实现：一是干扰了公共政策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策的目标指向和资源的分配对象；二是限制了公共政策的执行，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作为执行政策的标准，造成政策无法落实或者某些有利于它们的效果被放大；三是破坏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总代表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整体行动，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蔓延成了社会差距拉大的一个因素，激化了社会不公平感和阶层之间对立的情绪。
　　
　　公共服务机制建设滞后

　　第三，公共服务机制和配套机制建设的滞后制约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管理好投入与增加投入同样重要，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有效机制。在相关机制建立过程中，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顾客导向，要根据社会公众的要求提供他们最为普遍需要的公共产品；二是公平，要保证所有应该享受某种公共产品的对象都能获得这种产品；三是责任，要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来监督公共服务机制的运作。
　　
　　部分官员过于求稳贻误时机

　　第四，一些官员的意识和能力还难与政府职能的转化相适应。目前，部分官员在意识和能力方面主要存在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缺乏对公众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二是缺乏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三是缺乏开拓新领域、发挥新作用的勇气和能力。一些官员或者囿于知识的限制，或者害怕出错，抱残守缺，过于求稳，结果贻误了改革和发展的时机。　　
　　
　　俞可平　　

　　浙江诸暨人，1959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现为绍兴文理学院)政史专业，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1985年获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88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毕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并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

　　至今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增量民主与善治》、《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政治与政治学》、《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民主与陀螺》、《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等。

　　此外，曾撰文《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广泛反响。　　

　　■南方论坛　　
　　
　　陈杰人
　　
　　3月26日，在首部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和谐社会与政府创新》的发布会上，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强调指出：“政府创新不能搞政绩工程，切勿搞政治秀。”

　　作为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俞可平教授近年来组织评选了许多具有实践价值和开创意义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他认为，中央的制度政策给地方留了很大的制度空间，地方完全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从各地实际出发，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改革等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不过，他对有些地方政府借“创新”之名大搞政治秀的行径亦有深刻的认识，这位知名专家的提醒再次让人们警惕各种“伪改革”。

　　有关政治秀或者“伪改革”的危害，长期以来人们的论述深刻，认识也很全面，正如俞教授所言，那些借改革之名所搞的作秀工程、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已经不是简单的劳民伤财，还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鉴别真创新与政治秀，并在此基础上自觉防范作秀工程，抵制“伪改革”。笔者认为，可以从改革的主观愿望、改革的决策过程、改革的实施方案、改革成败的评价标准体系、对民众不同意见的反应情况等多方面来进行观察分析。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深层次矛盾充分暴露的历史阶段，此前，原有的几次重大改革，澄清了诸如市场与计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模糊认识并因此取得了思想上的突破和行动上的效果，但这也给进一步改革构成了新的挑战，因为，改革总得有创新，固有领域创新了，就得寻找其他途径创新。于是，有的地方官员就因此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为了改革而改革，在已经很规范的领域标新立异，故意整点儿动静出来，其目的不是为了真正在所改革的领域取得进步，而是为了产生诸如轰动效应、个人英雄主义等效果。这种改革，就是典型的伪改革。

　　改革是一个科学、系统的决策过程，一项真正的改良，离不开前期的详尽调研、充分论证，也离不开系统性的制度安排。而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进行改革，屁股指挥脑袋，随意决策，很多改革举措在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方面自相矛盾，这样的改革，也是伪改革。

　　改革决策定下来之后，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实施。历史的经验证明，一项成功的改革，必然在实施过程中注重统筹兼顾，主次分明，注意利益调节。如果一项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只服从长官意志，或者只照顾少数部门的利益，这样的改革，同样是伪改革。

　　衡量改革成败的因素是一个系统指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看是否有利于最广大民众的共同利益。历史证明，违背这两点价值标准的改革，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做得多么光鲜，最终都会被历史抛弃，这样的改革，轻则劳民伤财，重则开历史的倒车，显然还是伪改革。

　　改革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看民意的反应和改革主导者对民意的尊重程度。有的改革，比如政绩工程，的确能给人带来某些方面的一时兴奋和激动，但时间一长，民众的反对声就出来了。如果改革主导者不能正确对待民意，甚至压制民意而一意孤行，这样的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更是典型的伪改革。

　　认识到上述方面的规律后，我们就能对当下充斥于人们视线的各类改革明辨真伪，从而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是配合还是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