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拉瑞亚移动存钱罐:如何才算道德沦丧？

时下，有些“忧国忧民”之士在论及中国现实时，捶胸顿足悲痛欲绝——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面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就像滑了坡的泥石流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崩溃着，下滑着。强权、痰污、腐败、欺诈盛行，假烟、假酒、劣质产品、劣质食物、充斥着社会的角落，念大学会被大学宰割，去医院会被医生宰割，买房子会被开发商宰割，中国这个社会之中，充斥着太多的霸权、欺诈、谎言、贪婪，以至于你不可能独善其身，甚至到了你不学着做，就难以生存的地步。人欺人、人骗人、人害人，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国人已经普遍丧失了高尚的理想与情操，中国人唯一追求的东西就是“金钱”。 他们虽然关心政治——但是他们知道，关心也没有用。百姓们不得不默许了自己被欺骗的现实，转而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如何追求“金钱”上。这是唯一对自己有实际意义的事，并且他们不介意采用欺诈的手段，因为欺诈在中国社会中太普遍了。中国正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欺诈社会。

然而，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道德沦丧其标准不是这个社会有没有宰客、做假、欺诈……而是看这个社会是不是大规模突破人类道德底线并且以此为荣。而人类道德底线为何？不彼此残杀而已。这一点，在世界各大宗教中有鲜明的体现。

基督教视杀生为大忌。在《艾赛尼和平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要吃素，严厉反对杀生、反对吃肉：“你们不可杀生，因为是神把生命给予了一切，神已给予的，不要让人夺走。我真实地告诉你们，大地的一切生命都来自同一位母亲。”“我实话告诉你们，那杀生的，就是杀自己，而且任何人吃那些被杀动物的肉，就是在咬死神的躯干。因为每一滴动物的血在他的血里都变成毒药；它们的气息在他的呼息中都发臭；它们的肉在他的肉中都成疔疮；它们的骨头在他的骨头中都变成粉末；它们的肠子在他的肠中腐烂；它们的耳朵在他的耳朵里如蜡般流出。而它们的死也就是他的亡。它们的眼睛在他的眼中成为污垢。”“不要杀生，也不要吃那些无辜的被掠食者的肉，以免你变成撒旦的奴隶。因为那是痛苦之路，它通至死亡。”“任何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它们的奶也可做你们的食物。正如我把青草赐给它们为食，我也把它们的奶赐给你们。但是肉，和里面的鲜血，你们不能吃。否则，我一定会索要你喷涌的鲜血，因你的血就是你灵魂的所在；我将索要所有杀戮的动物，和所有杀戮之人的灵魂。因为我——你们的上帝，是一个强悍和嫉妒的神，我会因那些父辈所犯的罪而惩罚他那些憎恨我的子孙，直至三四代。而对那些爱我且持守我戒命的，我将垂怜他们直至千万代。”耶稣讲“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至于佛教更是高度反对杀生。其反对杀生的理由是：首先，杀生害命，罪业深重，不能入佛门解脱之道。大智度论云：“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其次，杀害众生，违背大慈悲心。再次，众生皆为过去生中父母，亲戚朋友，因此带来因果循环故。最后，悉具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不可杀，依佛的境界观看一切众生，将来都可成佛。

伊斯兰教主张普慈特慈，重视对于人类、信士乃至动物的爱，然在生活着装、饮食方面只有清洁之规定而无不准宰牲之规定。伊斯兰教的普慈特慈是广泛地，不仅是人类、信士，而且也包括动物。其先知说：“仁慈的安拉，慈爱仁慈的人，所以你们慈爱大地上的一切，安拉就慈爱你们。”大自然是安拉为人而造化的，人类应该爱护这一切，这样才能得到真主的爱。当然，伊斯兰的普慈特慈也有灵活性，例如为了礼仪等重要的活动，宰牲也是必须的。然而，杀人也是严禁的。

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今天的社会，显然不能说现在是道德沦丧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有没有？当然有——不过，不是在现在，而是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尤其是在文革之中，以广西为例，据一本叫《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中，仅1968年7、8月，就有这样的记载——1968年7月：16日：从中午十二时至晚上，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炮击。下午四时许，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要求他们“掩护群众救火”。当时广西“四.二二”广播揭露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如此做法是“既当强盗又做官，既当道公又做鬼！”同日南宁市革委会、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八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二百八十多人，杀害三十三人，还有的人被抓后生死不明。24日：……同日柳州军分区曾于二十一日请示广州军区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即忻城、来宾、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市郊区）“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四.二二”据点，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开支现金十万四千多元，吃去粮食五万三千五百八十三斤。同日〈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社论……。这条消息发表后，全区进一步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台风”的狂潮，从城镇到农村，成批乱杀人。仅宾阳县在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了人。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一天里，全县被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教师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工七十五人，农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使一百七十六户全家灭绝），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三千九百五十一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一九八三年除中央军委纪委为严明军纪，对参与杀人事件的军队指挥者给予应有的法纪、军纪、党纪处分之外，对乱杀人的当地指挥者、策划者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都给予了法纪、党纪、政纪的处分。.

要说道德沦丧，这样的社会才是道德沦丧的社会。那些所谓“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不去谴责这样的社会，却来指责改革开放三十年，能说公平么？

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确是问题多多。然而，这三十年却恰恰是中国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三十年，是从杀人社会到养人社会的三十年。至于因此而衍生出的诸如宰客、做假、欺诈……等等问题，也只是前进中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话是所谓历史进步的“必要之恶”。我们不妨重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言论。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对李嘉图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因为“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思想不仅在科学上是诚实的，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而西斯蒙第带着伤感主义的情绪，责难李嘉图。西斯蒙第把个人福利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对立起来，并且认为，“为了保证个人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要造成个人的死亡。”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不理解“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理解历史进步要付出代价，不理解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上，整个人类的发展，要靠牺牲一部分个体，甚至整个的阶级或民族为代价。只有人类的一部分，而且是优秀的一部分首先发展起来，才符合整个人类发展的利益，才能带动整个人类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