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萝莉的时间哪集跳蛋:朗读 一个真实的邓丽君0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6: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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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嗓子”周璇（1920～1957）就是那个年代唱红上海滩的歌坛、舞坛和影坛三栖明星。14岁参加上海各电台联合举办的歌星比赛，成为十大歌星之一；媒体称誉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金嗓子”由此便成了她的雅号。1937年，担纲主演“软性歌舞片”《三星伴月》，并演唱了该片的主题歌《何日君再来》。此曲随着影片的上映以及唱片的播放不胫而走，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1941年，日本歌星李香兰也将此曲灌制成唱片。同一时期，她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演唱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迅速走红，并成为不朽的经典名曲。周璇一生演唱过200多首歌曲，其中有114首是电影插曲；拍摄过40多部影片。她几乎是每片必歌，甜润柔和的歌喉深入观众之心。电影和歌曲的互动，使周璇声名远播，深深地烙印在上海、台北、香港及吉隆玻男女老少们的心上，成为了永不褪色的岁月记忆。邓丽君和一代歌后周璇一样，有“金嗓子”的美誉。当邓丽君出道之初那甜甜的歌声，曾让无数人忆起上海滩的红星周璇。
芦洲早期只有两处“眷村”，一处是位于中正路，即邓丽君家所居住的“眷村”，另一处是在信义路的空军“眷村”，当时空军防炮部队的劳军乐团康乐队——“九三康乐队”也驻扎在“眷村”内。邓枢昔日的袍友（同事）李成清恰好在“康乐队”内当是二胡手。当他知道邓家出了个小歌唱家时，他便征得老友的同意，让邓丽君跟随康乐队前往各地劳军演出。邓丽君也就得到了到处表演的小经验。虽然每次公演只有五块、十块的微薄演出费，但这些零星的表演机会与收入，对清寒的邓家可是不无小补。李成清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邓丽君的启蒙老师，他常拉二胡指导邓丽君唱歌，也教给她一些歌唱技巧。可以说，邓丽君的第一次登台表演，便是在“九三康乐队”。邓丽君就在这种清贫和磨难一点一滴积累歌唱的硕果。而幼时的艰辛，也让她在长大成名后长存感恩之心，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即使在半隐退之后，惟一不缺席的就是参加义演。而且，她从出道起，就总是坚持慈善活动绝不缺席。并且邓丽君所办的慰问晚会总能打破传统慰问活动沉闷枯燥，使她成为了台湾人心中的“义演皇后”，享有极高的声望。
不到10岁的邓丽君不仅已经有了跟随乐队各地演出的经历，而且她得到了一次上电台的机会。那是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邓丽君和一群小朋友参加了“中国广播公司”慎芝主持的广播节目《与你共度周末》，而且还客串了一首歌。当时许多已经注意到邓丽君的媒体或音乐人包括慎芝，都称邓丽君是“神童”，而且断定她前途不可限量。慎芝是台視“群星會”的製作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最知名的歌唱制作人、台湾的大作詞家，一位坚强的事业女性。她一生创作无数，《群星頌》、《意難忘》、《榕树下》、《還君明珠》、《玫瑰人生》、《最后一夜》、《我只在乎你》、《情字这条路》等风靡全岛、流传八方，更不知捧红了多少人，为台湾歌坛培育了多少优秀人才。日后邓丽君的大红大紫，正是参加了以慎芝等人为主力的“群星会”。
外地人融入台湾的趋势、本省文化与外省文化的交会使邓丽君迅速崛起于歌坛。由于邓丽君的父母都是来自大陆的第一代移民，邓家全家就被称为“外省人”。邓丽君虽然土生土长于台湾，但也被称为“外省第二代”。外省文化构成邓丽君成长的背景，时时影响着她，她心中也就有了一种遥远的期盼和深切的外省情结。她不停不停地在寻找情系何方。邓丽君时刻不忘“我的家在山那一边”，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伴随着她的一生。与台湾本地人以及第三、四代外省人相比，邓丽君以及她那一代人的外省意识比较浓烈。他们处在一种文化、意识的冲撞和融会中艰难而执著地生存。邓丽君虽然不被看作是道地的台湾人，但她成长的地方如云林、屏东、芦洲却都是以台湾本省人为主的区域，虽然附近有部队与“眷村”，但外省人所占的比例都非常小。成长具体环境的影响、耳濡目染台湾本土文化，邓丽君就和普通台湾人一样生活，有一样的生活习俗和风俗习惯。因此她从小就会说流利的台语，她许多儿时玩伴也是台湾人，对台湾小吃和名胜也是如数家珍。学校教育和外省背景塑造了她国语素养；台湾本土文化的陶冶，又让熟悉闽南话等方言和各地民谣，因此她演唱台语歌曲时也得心应手、别有风味。邓丽君所代表的在父母的“外省文化”与台湾本地的“闽南文化”熏陶下成长的道路正是台湾许多“眷村”第二代子弟的共同成长经历。
三、灿灿童星(1)
邓丽君在启蒙老师李成清的带领和培养下，拉开了她歌唱生涯的序幕。李成清逐渐发现邓丽君对歌唱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希望邓家平时加强对邓丽君的歌唱训练。邓丽君则越发喜欢歌唱这种表演艺术，况且每次演出还能赚些外快，对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是很有益的，这样一来她就更自觉并相当勤奋地练习唱歌技巧。邓枢每天早晨都陪同邓丽君到小河边吊嗓子、练声。在李成清和邓枢的教导协助下，邓丽君每每迎着朝阳，一遍又一遍地唱，声音越来越甜美，唱腔也越来越纯熟起来。
邓家的生活境遇一直没有大的改善。退伍后邓枢曾经因为爱好京剧而加入“康乐队”，并当上了队长。但劳军慰问演出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每月不到三百元，而且每三四个月才清算一次工资。除此之外，还要东奔西走、居无定所，根本无法照顾家庭。因此干了几年后，他就退出了“康乐队”。此后不久，邓枢就做起了小生意，开起了杂货店。可是，邓枢天性率直、不善经商，并未能让家庭摆脱困境。可邓家却有五个小孩须要抚育，一家七口度日如年。1959年是邓家最艰难的时候，那时邓枢的长子15岁，次子11岁，三子8岁，都正在上学读书。邓丽君6岁，最小的才5岁。他们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可是还要支付子女高昂的学费，这是多么残酷却又无法不去面对的现实啊。于是勤俭持家的赵素桂便跟邓枢商量以后只好拿上东大饼来维持生计。尽管如此，邓家仍然是举步维艰。
在邓丽君开始小学教育的同时，也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6岁的时候，邓丽君像日本的美空云雀一样，在母亲的安排引导之下，开始上街卖唱。为了家计，邓丽君勇敢地承揽了街头卖唱的神圣使命，忍受着卖唱的无奈与痛苦。眼睁睁地看着幼小的女儿过早地踏入那冷漠严酷、灯红酒绿的社会，邓枢也只能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呀，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痛，但广阔的生存空间被逼得只剩下了这条甬道，却也不得不如此；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说不定邓家会因此而时来运转呢，更说不定也许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愿一切平平安安。赵素桂对这个小女儿怜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温柔而博爱的母亲总是寸步不离、无微不至地照料女儿的日常生活。
这段时间，邓枢总是天刚蒙蒙亮就带邓丽君去反复练习发声，晚上就由邓妈妈带着她四处买唱。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她们母女俩才在住处附近的路边小摊上吃些宵夜。即便是星期天小丽君的生活依然如此。
穿梭街头的日子，也正是邓丽君这位乡下小歌手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
“邓丽君二年级担任学艺股长时，我正好是学校的主任。有位老师看她很有歌唱与表演的天分，常常指导她，那时候邓丽君正渐渐成为全校的“风云人物”，尤其是唱歌与表演更是出类拔萃。但她也常被老师，因为上课时她老是背歌词。”邓丽君当年的芦洲小学主任回忆道。
的确，对邓丽君而言，忘记歌词比被老师训斥还要恐怖。她当时被混编在“康乐队”里，不但要参加军队慰问演出，而且她还要到夜市街头、粗俗的酒屋里去卖唱，年幼的她不得不努力记住那些她当时还不知所云的歌词和抑扬顿挫的曲调。班长陈辉龙提起那时邓丽君专注于背歌词的情景时说：“上课时她总是吟着歌，哼着旋律，置身于自己的世界里。而坐在后面的男同学因被吵得无法专心听讲，心里很不高兴。当时邓丽君长发梳辫，这位男同学就把她的辫子绑在椅子上。下课时，班长喊'起立’时，慌张的她连同椅子也一起提了起来，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小丽君由于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并四处买唱，她的演技也就得以飞速提高，优异的表现总是赢得束束鲜花与阵阵的掌声，这更让她信心倍增，自尊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她的歌唱天分更是让观众惊诧不已。可是她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却平平，国语还可以，数学就比较差了，并且还常常不及格。音乐课上如鱼得水的邓丽君一遇到其他的学科，总觉得自不如人。她还常常为自己的不争气而哭鼻子。每当这个时候，邓枢就极力安慰女儿：“有什么值得哭的？咱们歌唱得好，将来就去唱歌，说不定，还唱成个状元哩﹗”邓丽君便下定决心要从歌唱中找回自己幼小的自信。
邓丽君就读的小学位于乡下，采取非常严格的教育方式，体罚学生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对那些成绩不太好的学生。邓丽君当然有时会是这种教育方式的受难者。体罚的执行者是老师或者班长，而受罚者可以自由选择执行者。体罚大多是打手心或屁股，而每当这种时刻，邓丽君总是挑选班长来执行，因为他下手多少会轻一些。
邓丽君小学三、四年级的美劳老师张汉权回忆道，邓丽君不仅从小学一年级就经常代表班上参加运动会和歌唱表演，而且她从小就很乖巧、很懂事，最特别的是她的语文能力好，口才极佳，常常被学校选派为演讲比赛代表，参加校际比赛。当时张汉权常常看到赵素桂用留声机放音乐，教邓丽君唱歌。差不多小学六年级时，赵素桂就不时带着邓丽君出外表演。由于影响了功课，当时他还常与邓妈妈沟通，提醒她小孩子唱歌可能无法兼顾学业，希望邓丽君能以学业为重。
三、灿灿童星(2)
与邓家老屋只有一排竹篱笆之隔的台北县议员陈信义回忆起那段岁月时，颇有感慨地说，邓家确实生活很苦，邓枢每天都要自己亲自做大饼，做完大饼后还要绑在自行车后头出门沿街叫卖。由于邓枢的乡音很重，“讲话听不懂”，因此平日里除了与周围的本省邻居打个招呼外，很少跟他们打交道。可是赵素桂很会“公关”，经常与邻居聊天，每天下课后几乎都会看到她带着小丽君出门卖唱。在陈信义的印象中，邓丽君大约在小学毕业后就长时间在台北市的夜总会驻唱，在家附近出现的时间越来越少。后来邓家搬走后，也几乎不曾看到过邓丽君回来。另一个比较了解邓丽君童年事迹的杨莲福也说，邓丽君小时候乖巧、懂事，可是功课一般，数学比较差，但是音乐一项自小学一年级即崭露头角。
曾与邓丽君有直接接触的故旧一致地认为小邓丽君人缘好、待人亲切随和。那时芦洲小学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本省人，一个班级只有一两位像邓丽君那样的外省人。并且芦洲当地居民几乎都姓李，但邓丽君却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畏缩。她一贯很活泼开朗，热心公益，待人诚恳，因此结交不少好友，人缘极佳。“她跟我们瞎闹在一起，会用半生不熟的台语和大家一起喧嚷，也打着赤脚跟我们去挖芋头。”陈辉龙班长披露了这些陈年往事。
邓丽君在人们心目中的童年印象与她成名后的形象非常接近，这都显示了出身平民家庭的她，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性格和谦虚谨慎、奋发向上的品质。邓丽君在歌坛的这种特有形象绝非商业包装的结果，更不是因为自己成为巨星后而刻意塑造出的新形象。
孩童时代的邓丽君也曾经一度因为家境贫寒而感到过些许的忧郁和尴尬。由于邓枢以卖山东大饼为生，他每天早上总是骑着叫卖大饼的脚踏车送她上学，年幼的邓丽君曾以父亲的职业而感到很羞怯。因此哭闹着不要父亲再亲自送她上学校了。经过级任导师费老师的开导，才除去邓丽君心中的阴影，她便深深地体谅到父亲的艰难与辛劳，于是根父亲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而当父亲有事不能到邓丽君的小学附近去兜售大饼时，邓丽君就会亲自带上大饼到学校去卖。费老师和邓枢一样是从大陆来台的退役军人，再加上邓丽君模样可爱，讨人喜欢，学习上也肯下功夫，费老师就经常把邓丽君叫到办公室给她辅导功课，以应付当时台湾学生必经的“国中联考”。
邓丽君和赵素桂的感情极好。邓妈妈陪伴着邓丽君走过歌唱事业的风风雨雨，从她默默无闻到红遍世界。邓丽君对她的母亲一直感激不尽，邓丽君的歌迷们也很尊敬这位贤淑而坚强的女性。虽然，母女情深，但邓丽君和她父亲邓枢的感情也极为融洽。据邓家的一位老邻居说，整天在外工作的邓枢极疼爱这惟一的掌上明珠，反倒是在家料理家务的赵素桂对孩子的管教比较严格。收集和整理有关邓丽君文物的杨莲福也认为，从事军职的邓枢尽管严肃，但也很怜爱这惟一的女儿，与女儿的感情极为亲密。邓家即使连打理三餐都经常捉襟见肘，但在邓丽君小学毕业后，疼惜女儿的邓枢还是东拼西凑地筹钱让邓丽君进入台北以出美女见称的金陵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