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宫彩叶中文字幕作品: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与精神世界诉求

邵龙宝

摘要:信仰的失落与生成导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信仰危机主要表现为一些人失落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信仰,使得信仰的精神追求蜕变为一种对生存需要的“期待”,对造就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的怀疑。其缘由是“新”、“老”文化传统负面效应的勾连、现代性日益强烈的“无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威胁、当代虚无主义的影响,诱因是苏东演变,形式主义、教条化所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等,但其深层原因则在于当代资本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内部。信仰重建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诉求。我们应注意信仰重建的方法、着力点、构架,注重共同信仰的提炼和做人信仰的强化。

关键词:信仰危机;信仰重建;精神文明建设

历史是通过信仰的培育和人性的不断改造而走向自由的进程。一个国家必有其灵魂与躯壳,灵魂者,信仰也;躯壳者,经济物质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是单纯的经济转型,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元结构模式的转型。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信仰,即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建设或文化重塑的核心问题,信仰重建是当代中国人最高的精神诉求。

信仰重建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在实际生活中实现状态的再认识和修行践履,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的再认识,是对“以人为本”核心价值在实践层面贯彻落实状况的深层反思。信仰重建并非意味着当下中国人完全处于信仰迷失和价值混乱状态之中,而是为反思、梳理和概括中国人从传统走向现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由价值观念到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的实践进程,以及中国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了人对人的依附和人对物的依附关系,吸收和融合了效率、公平、法治、民主、人权、平等、正义、治理等先进文化理念,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提供合法性的解释、合理性的辩护、价值性的认同,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成为指导我们行动的精神指针和内驱力的。

一、信仰的内蕴与本质

信仰是人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的灵魂的自我形象,是人对终极价值的肯定、持有和关怀,是人对自我超越性的一种执著的探究。信仰是价值观念系统的核心,是对世界和人生“应当”怎样的设问、追求与回答,它不仅关心这种“应当”的现状,同时包容并着意超越这种“应当”,我们可以把这种不是立足于现实的“应当”,而是立足于将来的“应当”,看做是信仰的独一无二的价值立场。

从人类文化的渊源看,信仰更多地蕴含着一种非理性,表征着一种对理性的超越。理性引导人们走向信仰,信仰则在理性消失的地方取而代之,可见信仰和理性并不同质。我们反对非理性的信仰,并不等于反对信仰具有非理性的特性。人的精神意识活动是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和统一。正是人的理性的局限给信仰留下了存在的理由,在理性把握不了的时候人们才可能依据信仰来把握,信仰正是在理性的极限处发挥着自己的功能。“信仰是一种以‘相信’为中心的知、情、意相统一的综合性的精神状态。从它的‘信’之层级程度和结构来划分,可包括可信和确信两种状态。任何一种信仰必须是可信和确信的统一。”[1]102可信是建立在对信仰的对象进行逻辑论证基础之上,属于信仰中的理性因素;确信是相信在情感上的强化,是相信发展到必须在行动上不可遏制地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状态,属于信仰中的非理性因素。信仰形成的关键和标志是确信而不是相信。在康德看来,这种确信不是逻辑的而是实践的。“信仰不完全随客观的理由而定,而随主体的道德兴趣而定。这种实践的确信因而是道德的理性信仰,在最正确的意义上,惟有后者才可被称为信仰。”[1]103康德所主张的“限制知识以为信仰留出地盘”不仅指出了知识与信仰的对立,同时也强调了信仰与知识的同一,他突出信仰中的“知”的理性因素,他所强调的实践理性就是道德信仰。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信仰与理性的统一,又看到了信仰对理性的超越。由于人认识到自身理性的局限性,同时又意识到自身潜能的无限性,才有了超越意识,这种超越意识实际上就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理性是信仰的前提,而信仰则是理性之目标探究的精神动力,即理性的实现。它们互为包容,在对立中得到真正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又充满了矛盾:道德的信仰是不能向理论证明什么的,它不是研究自然的手段,而是实现自我的道德义务之手段。康德诉诸“至善、幸福、自由”于信仰,使信仰赋予道德活动以意义,使道德获得“自律”的本性。康德的信仰观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或者说至少没能阐明道德信仰是现实生活的内化,道德观念来自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

科学的信仰观认为,“信仰既是人类世代实践的结晶在精神中的积淀,又同时以这种‘积淀’为文化根基,成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制度)和社会理想目标,并以此制约和牵导着人类奔向永恒的未来”[1]139。因而信仰不仅对人格有塑造功能,对社会有控制功能,而且对终极目标有评价、牵导和动力功能。

马克思主义承认信仰的本质是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诸人类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包括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并使信仰不断转向理性。科学的信仰是一种以人的方式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是实现主客体统一的、全面个性的、真善美的价值世界。人生的最高价值不在超世脱俗的彼岸,而在现实和世俗的此岸,马克思主义的“终极”既不是已经给定的存在,也不是永远处在彼岸世界、实现不了的抽象存在,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之中,奠定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对未来的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价值关系。社会对个人有一种超越关系,它造就人类最根本的信仰。马克思依据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论述了人发展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充分证明社会信仰建立在社会现实之中。在第一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的形态,是以个体自主性消融于社会的自然群体性为存在的方式。这种存在方式一方面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和自然和谐的社会信仰,另一方面严重束缚着人们之间的交往联系和创造性潜能的发挥。当历史将人类社会推进到第二阶段——“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个体自主性为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在极大地开发了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同时,造就了崇尚个人、金钱、追求绝对自由的社会信仰;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资本主义文明,把人们从自然群体的人身依赖和等级从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却又使人成为物的奴隶,这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异化的根源所在。马克思所描绘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是历史进程正在趋向的美好社会,是我们坚信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相适应的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它扎根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中,成为我们值得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

二、信仰危机的成因

在21世纪的今天,信仰危机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信仰危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它是在文化传统、现实的社会变迁及个体人的特殊境遇相互作用下而产生的一种特殊阶段。信仰危机以困惑、忧患、幻灭的形式呈现,是走向“新的信仰”的推动者。从个体人的思维发展的角度看,它是与信仰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机制,是一个自身矛盾着的意识,这种思想中的矛盾状态反映了人类精神意识形态的真实图景。怀疑作为和信仰相对应的一种主体的意识机制,对信仰而言,其作用是使信仰机制能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信仰危机通常被用作贬义,常被认为发生在心理脆弱、思想不坚定、缺乏知识和理性洞察力的人身上。其实恰好相反,那些心理成熟、思想深刻、博学多才、阅历深广的人才会有对人类的最深层、最内在、最本质的终极价值的关切,正是他们面对困惑、怀着多愁和忧患的冲动寻找着精神家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仰危机乃是信仰主体不断追求自己终极目标的一种心理过程或精神驿站。

当下中国人的信仰危机是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在人们精神意识中呈现出的一种尖锐对立状态。具体表现在一些人失落了对道德作为“人之为人”的中国人的做人信仰,关注对自我欲望、利益和目标的期待,缺乏对社会目标的关注,对公民社会、公共精神缺乏认同,否定利他主义价值观,对造就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终极关怀表现出怀疑和漠视。具体讲来,有以下几个成因:

第一,当下一些中国人失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信仰的原因十分复杂,首先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人的信仰主要体现在人文方面,有实用理性的味道,各路神仙都拜,功利色彩较浓,且具迷信色彩,与西方那种超验的、彼岸的信仰、纯精神性的信仰不同。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建立在“道”与“天”的相互说明和矛盾纠葛之中,强调世俗生活中的一种伦理规范,如天道、天理虽说也有一定的超越性,但“道”代表伦理精神的崇高,“天”除了更具体地说明“道”以外,还代表皇权。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中有一种伦理境界的崇高,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的超越性境界,但同时又主张圣王崇拜、天命崇拜和祖宗崇拜。臣僚、士大夫和寻常百姓的信仰基本上都掌握在天子、皇帝的手里,自己缺乏个人的主体性。在鸦片战争以来近一个半世纪的两次社会转型中,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未能摆正其应有的位置。一方面我们把德性的崇高当作信仰进行教化,另一方面孔孟之道未尝一日真正得以在现实生活中实行;一方面应该继承和弘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未能在可操作层面发挥应有的效用,另一方面对应该坚决批判和剔除的糟粕未能在现实生活层面加以很好地反思,在制度的运行层面加以检讨和克服。

信仰和传统本来有着一种天然的关联。信仰借助传统发挥作用,传统依赖信仰获得自己的本质并发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传统离开信仰将失去自身的特质,信仰离开传统将陷入虚空。所以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危机问题实际上可看作是传统的危机问题,而信仰的重建问题实际上就是传统的转换和创新问题。中国人信仰失落的实质是伦理意义上的崇高境界的失落,是做人的终极关怀的失落。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不仅有五千年的“老”传统,还有近代以来启蒙思想的“新”传统。一方面,“新”、“老”传统的联姻即好的方面的结合已经成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模式,正享誉海外。这是仁爱、和合、中庸及传统美德与科学、民主、理性结合的产物,它们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渊源和中国人价值重建的重大成果之一。另一方面,“新”、“老”传统负面因素的勾联则是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的拦路虎。例如“新”传统的消极因素使理性走向一个极端,成为一种社会管理中的僵化的模型和人们谋利的狡诈的计算;使“自由”变种为“自我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使科技成为消弭一切价值的至高无上的膜拜物。“老”传统对权力崇拜使个体主体性难以得到张扬,在一定程度上使民主和自由成为一种摆设;亲缘关系与人情优先与现代法律倡导的契约精神相背离。“新”传统的负面效应是崇拜“金钱”与“货利”,会消解道德和人文的意义和价值,并使人漠视和抛弃优秀的“老”传统。二者在特定的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背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成了“莫逆之交”。它们是官僚腐败的文化根源之一。一些人在追逐利益时漠视人的尊严,为满足自我欲望,任意解释和使用权力。在集体无意识中,人们信仰和崇拜权力,许多潜规则是这种信仰和深层心理的外在表现。一些腐败官员的堕落除了道德人格和制度缺陷等原因外,还受到人们的这种信仰和“潜规则”的影响。可见,信仰在这里不是纯粹超验的精神现象,它降低了人们对社会、团体和交往中的个人的信任度,弱化了社会资本。

第二,一些人崇拜“自我”,关注对自我各种欲望、利益和目标的期待,轻忽社会目标,对公民社会、公共精神缺乏认同,否定利他主义价值观,这种信仰的失落几乎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及物化处境的扩张过程中,中国社会也被裹挟进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中;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现代性日益强烈的“无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威胁越来越大,使信仰的追求蜕变为一种对生存需要的“期待”。市场经济前所未有地使中国人解脱了在经济和政治纽带上的束缚,也使人失去了这些纽带曾经给自己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宿感;全球化使人从封闭中得到解放、自由和独立,但也意味着焦虑和孤独,独立意味着失落和疏离。现代性的社会氛围使一些人崇拜市场经济、科技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信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犹如美国学者桑德尔对美国社会的看法:“我们已从市场经济转型为市场社会,市场意识形态影响主导了社会关系,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这种趋势在美国甚至一些欧洲国家中正发生着。”[2]如果市场不是处于它们该在的位置,而是任其向其他领域渗透,就会导致信仰的失落。可见,信仰问题不单是人的精神领域的问题,它产生于政治、法律、科学、宗教、教育及艺术等专门系统的社会大系统,信仰危机的根由在现实社会的结构变化之中。

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的风险性和不可控性愈来愈大,“各个行动者,不管是个人或集体,对于行动的复杂性,都抱着同样极端复杂的‘期待’心理和态度……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运作中,面对系统同环境的各种可能状况,行动者始终都只能以‘期待’的心理和态度从事其实际的行动过程,包括选择及决定其行动过程的程序、策略和方式……期待的心态,使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随时随地都以复杂的心情策划其行动策略、方式、手段和程序,同样也以复杂心情,对待其行动的开展过程及其结果”[3]。期待是比信仰更加具体、实际,与各种眼前的目标相联系的意愿,它似乎指向信仰,却最容易淡化信仰。期待虽然导致行动者永远不满足其行动结果,永远怀抱“未完成感”,永远追求新的行动可能性,但“期待”毕竟是与“实现”和“现实”紧密联系。它更多的是追求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与信仰作为一种精神的动力对意义的追寻有着相当的隔膜和区别。按照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现代社会结构系统内各功能不断分化,促使社会系统不断演化,致使任何社会系统内部,都不可能形成和维持共同的和统一的价值观念系统,从而也不可能造就一个具有统一指导价值的普遍性规范体系。这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社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佐证,这一论点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一个时代性课题切实做好。

第三,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迷惘,对造就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终极关怀的怀疑和漠视,这一信仰危机的诱因是苏联和东欧的演变,不顾现实、违背常识致使共产主义实践走向形式主义、教条化而导致人道主义灾难的后果,但其深层原因在当代资本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内部。目前中国社会不仅面临新技术革命、信息化、网络化的挑战,还面临全球金融资本运作的挑战和消费主义的压力,以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进入文化生产占据社会生产主导地位等新的情势。社会形态已从“马克思面临的主要是产业资本,到列宁时代注重金融资本,现在已进入了知识资本的时代,并且由地区性民族资本、跨国资本发展到全球资本。”[4]随着知识与技术进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要素,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表面看,眼下消费主义文化、福利国家等因被资本运用,成功地克服了它曾被认为无法克服的“生产过剩”这个内在限制,而实际上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来看,这种以消费社会形式重新获得活力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隐藏着一种新形式的‘野蛮化’趋势”[5]。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资源遭到更大破坏,以及对人的需要的扭曲和操纵,以至于产生了“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充满逻辑上的矛盾。一方面,处理这个逻辑上的矛盾,是技术和制度安排问题,另一方面,这种新的社会模式的建立和运行的支撑力则是信仰体系的建构,它们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信仰体系的建构绝不能在封闭状态中进行,而应在全面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文明对话中建构。信仰体系的建构是社会模式建构这一系统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应受到社会的控制和约束,不能让它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我们既要看到资本作为物化的符号其本性是对剩余劳动的追求,它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也要看到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创造剩余劳动,它是可以进行积极评价的工具理性,绝不能否定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对推动人类文明的巨大作用。所以,我们既要让资本在市场经济中最大限度地驰骋,又要防止它有违法和扩张政治权力的本性,造成对社会和人的尊严的轻视和排斥,对人的生命潜能的漠视和戕害。我们要把资本的活动限制在经济领域,同时理性地品味美国新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坚信“观念比枪更致命”理念的深刻性,充分认识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统领劳动和资本的现代性的核心,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加强公共领域建设,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新的价值信仰观。共产主义价值信仰的生成,是通过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逐步消除人在自我确证中的异化现象的过程中展开的,这是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方向,也是以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为基点提出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信仰的建构思路和目标。

三、信仰重建:精神世界的诉求

1.信仰重建的方法论。所谓信仰重建,并非是指重新寻找和确立新的信仰对象,而是对原有信仰及其状态作更为科学的理解、阐释和重新论证或架构。

首先,重建信仰要使人的精神意识处于良性的运作之中,即使信仰与怀疑处于适度的张力场:“只有怀疑没有信仰,人的精神会成为一种盲目的不可琢磨的意识流;而只有信仰没有怀疑,人的精神意识又会成为一种不起波澜的池水。适度的张力,就是在信仰基础上怀疑,在怀疑的基础上信仰”[1]285。以往我们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时存在着将理性和信仰割裂开来的认识和做法,要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纯粹真理或知识体系加以学术性研究,要么将其作为一种纯粹信仰的体系加以膜拜;有时抽掉了它的文化意蕴,把它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纯粹工具,将其完全教条化、形式化和神化,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在思维方式上使理性和信仰相统一,用科学认识和科学信仰相统一的思维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中世纪到近代,理性和信仰的矛盾亦即哲学和宗教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真正解决,致使在客观世界,本质与现象不关联;在主观世界,理性和信仰不相干。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以实践为核心的统一理性和信仰的思维方式,将这一矛盾放置在实践当中加以解决,不断从现实世界中吸取营养,使科学信仰不断从科学认识中获得检验、证实和丰富,又使科学认识在科学信仰的指导下不断深化为实践。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研究还有一个偏失,即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说、文化包括宗教完全对立起来,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正确,批判其他文化的谬误和错失。现在我们应努力找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传包括古代文化、近代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点,对其加以创造性地转换。只有这样构建起来的信仰体系才可能血肉丰满。

其次,信仰重建必须通过文化的中介才能对整个社会发挥作用。信仰重建要基于对文化传统的理性批判、继承和弘扬,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发展的互动机理的深入剖析。我们赞成韦伯的观点:民族文化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特定的经济发展仰赖于一定的信仰。我们也基本赞同韦伯在他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家庭关系的紧密联系创造出一种限制性过强的家族牵制,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企业组织所需的共同价值观和对事不对人的社会关系,便无法顺利发展起来”[6]80。我们还认可福山所指出的“着重家族主义的社会比较难以创建大规模的经济机构,而规模的限制终将阻碍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的幅度”[6]76。但是,我们坚决反对韦伯的断言:儒学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事实是,儒学不仅有对现代经济的阻碍效应,更有促进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用。梳理、论证和剖析儒学的两重性,不是一个静态的分析和厘清的问题,而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过程,必须立足于对现代经济与社会、文化、人的发展的互动之考察。另外,在认可福山上述的观点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还有一种“大一统”的凝聚力、包容性和整体主义的文化因素,它是神州5号、神州6号、神州7号、长江三峡、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浩瀚工程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功的文化背景原因,这是比韦伯和福山所说的大企业还要大得多的企业才能完成的产品和任务。

2.信仰重建的构架。将信仰的问题作为一个体系来设计,必须搞清其层次和构架。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目标是我们的终极关怀,处于信仰体系的最高层。作为终极关怀的信仰是人的价值的创造源头和动力机制,它不但是对个体人的价值创造物的肯定和自觉,而且是对人类整个价值创造物的肯定和自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阐发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实现“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7]对这一终极关怀的深刻理解和阐释,要解决好“如何常识化、生活化的问题”[8],使高深的理论通俗化,以使当下中国人能够感受到我们置身的社会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趋近。马克思主义在这里集中地表现为一种科学性、政治性、社会性的理想信念。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终极关怀,即最高的信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会缺乏目标,失去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仰,符合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现阶段的初步要求,是中国人民最直接、最普遍、最现实的实践形式,是信仰体系的中间层次。确立这一信仰,要将社会的共同理想与社会成员的个体的价值结合起来,让人们在实践生活中体验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新”、“老”传统及其相互勾连的负面效应在不断消解,体悟到发挥自由个性、创造才能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在日益扩展,人们就会自觉地为现阶段的共同理想而奋斗,从而为实现最高纲领而不懈追求。

信仰体系的底层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在这一层面要对中华民族的母体性、根源性、民族性的做人的道德规范通过批判加以继承,并将其与全人类的传统美德加以整合创新,在其中尤其要注重公共理性、公共精神的融入,使其上升为做人的信仰,从而为共同目标的实现奠定根基,使之成为终极关怀的奋斗归宿。如果没有对最高纲领、理想和目标的执著的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如果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间层级的信仰,崇高的终极关怀就无法落到实处,个人的修身践履就不能与社会目标相衔接;如果中国人失去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最基本的做人的信仰,就意味着整个信仰体系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崇高理想和共同理想就无从落实。

3.信仰重建的着力点。中间层信仰的重建要以体制、机制、媒介和制度创新为中介或连接点,使之转化为一种对社会和个人信任的品格、态度、社会风气或社会资本。信任是一种态度,是交往活动中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秩序性、他人的连续性的相信,“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9]。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人类世代实践的结晶在精神中的积淀和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等特性而言,信任与信仰有相通之处,它们都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与统一的特征。信任是具体有形的信仰,信仰是无形和抽象的信任。信仰比信任更加深刻,具有终极性,信任相对信仰要肤浅,直接在事理上兑现,不含终极关切。类似三鹿奶粉事件所导致的社会不信任会对信仰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其民众的信仰必然会游移和散漫,更难以指向崇高。所以,信任是信仰确立的通道和必经之路。一个对自己、他人、家庭、团体和社会缺乏信任感的人是难以确立真正的信仰的,一个具有信仰的民族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更富有信任度。“一个社会越大,信任越难建立;变化越快,信任越易流失。中国社会既巨大,变化又快,如何建立信任,就成为艰难又极为重要的问题。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为此目标而努力。”[9]

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要想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用,就必须有信仰和信任。任何信仰都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是历史的产物。信仰的确立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作为依据,有体制机制和制度的保证作为前提。从长远的观点看,控制信仰和信任的是经济制度和内在的运行规律是否体现了公平和正义,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例如前苏联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走了弯路,偏离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方向,演变为“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再如资本主义后期的进步性是奠基于前期的野蛮性,后期的相对公平和正义是建立在前期的野蛮和残忍的基础上。当资本主义在上升时经济规律内在地需要新教伦理的信仰精神去推动它时,新教精神便应运而生,发挥了它的动力作用。商品法则需要资本主义的信仰和信任产生,它们就作为规范社会经济运行的文化精神起到了规范秩序的作用。民主与自由也是理想和信仰本身,但没有固定的内涵。有人不顾中外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的差异,又不论理论与实际的区别,就会使民主与自由信仰走偏。公平正义和自由民主的制度安排是建立社会信任的制度保证。信任不能依靠专制的权力建立,权钱交易建立起来的信任是暂时的,经不起正义和公平的审讯。在以权力为本的社会中,官员的升迁取决于他的上司的信任,上司的升迁取决于上司的上司,如此一来社会腐败和对社会资源的掠夺在所难免,这是当年国民党的败北和苏联东欧演变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权和钱勾结起来的社会氛围当中,人与人的关系会充满怀疑和敌视,毫无信任感。所以,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若能顺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必能符合大众的意志。一方面,要让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感受到因他们的嘉德懿行而得到报偿。最近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和表奖道德楷模之所以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就是因为这项活动有利于奖励有德之人之行,有利于淳化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还需建立起民众对政府的民主约束机制,但制度和机制是否能有效实行又与管理者、领导者的道德自律密不可分。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不仅源于制度、机制的不完善,同时与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的人格品行密切相关,如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窃公”,危及国运民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最具杀伤力。历史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用小米加步枪之所以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靠的是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执著信仰、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极其高效的组织体系、上下同心、军民合力;靠的是“实事求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对崇高理想的坚定信仰。共产党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不但弥补了简陋的制度缺陷,甚至弥补了因物质匮乏而导致的战斗力不足。这是制度创新与信仰力量、人格魅力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的优良传统。

4共同信仰的提炼。首先要澄清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是一个自然和历史的形成过程,整个社会秩序看似如同物理定律一样,是永恒不变的,世界各国、各地区都不可避免地会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趋同。实际上,各个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地理特征,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各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讲求和谐、中庸、爱人,注重改革和创新,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动力,坚持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坚持以先进文化引领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信仰和价值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公平正义、进取创新、民主法治、和谐文明”。共同信仰要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制度安排应使所有的公民不论贫富贵贱,都能在影响国家政治方面有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在这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世界里,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可以在法律划定的框架内公开地为自己的利益而奔走,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可以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要求政府采取或拒绝某种改革措施。”[10]各级党和政府的干部必须在全民共同利益中寻找自己的利益,“表现出足够的‘奉献精神’,才能取得公信力”[10]。这种“奉献精神”取决于建立一种能把那些廉洁和称职的干部与不廉洁、不称职的干部区分开来,并能给他们公正的待遇和报酬的制度。这应取决于由人民群众对他们做出的正确评价,而不是取决于他的上司一人的意志。2007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工、青、妇委员联组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的理念。共建共享机制标志着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开始形成。如何使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理性互动,关键在于改革政府部门,使其更加高效、廉洁、开放、透明,在政治文明建设中不仅要学习西方政治文化的优长,还应在传统文化中发掘资源,例如民本、吏治、“富民”、“均富”、“养老”、救济弱者、赈灾思想,在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举贤才、防止公权力滥用等诸方面都可以在批判地继承后转化为建设“共建共享”的现代精神资源。由制度的科学合理的制定、运行而形成的整个社会的信任度,是形成这一层级信仰的始基点,也是关键点。

5做人信仰的强化。孟子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传统道德的规范,无论为官为民、担水劈柴,只要堂堂正正做个大写的人就没有枉活一生。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应当将其上升为中国人的做人之基本信仰。我们从《论语》、《道德经》、《孟子》和《庄子》中都可以体悟到这种做人的信仰。例如“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是孔子人格理论的风韵。在孔子看来,人凭什么自立?一是知识,二是能力,三是智慧,四是德行,更重要的是生命的境界。这就是孔子做人的信仰,也是中国人做人的信仰。老子认为,权威不是自封的,财富是不能一味占有的,名望是不可以四处夸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中国人对待名利的信仰。庄子说:“万物一府,生死同状。”在庄子看来,生和死如同春夏秋冬的日月交替,是大化流行的规律,何必恐惧和焦虑?这是中国人对待生死、命运和苦乐的信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交谈的故事,一方面说明庄子和惠施看待“鱼之乐”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不同,惠施采用的是理性分析方法,庄子采用的是直觉顿悟的思辨方法,另一方面体现了庄子那种与天地自然神游的乐境。这种乐境是对天地人生其乐融融的真信仰,是中国人独有的人生信仰。这种人之为人的做人之信仰,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很丰富,可惜自近代以来就在不断地丢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中国人的信仰重建就是要把这种信仰找回来。

在技术主宰的今天,尤其需要一种历史的眼光,一种人性的关怀,一种做人的信仰。在传统所认可的价值如仁爱、诚信、忠诚、勤奋、勇敢、节俭、责任感等也愈来愈向“有用价值”倾斜时,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信仰必须得到坚守。我们应力求将做人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仰和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的信仰与现代经济的发展统一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用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信仰、待人的诚信来面对人与人、单位与团体、国家与国家的相互依赖性。在一个被绝对客观化的科技世界面前,我们应防止自己被“物化”。在改革和创新制度架构中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都要从自己做起,去努力推进民主和法治,力求使各种政策法规向弱势群体倾斜,以保证制度的公平和正义。相信在上述几个方面的互动中,中国人一定能从“权”和“钱”的异化中解放出来,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信仰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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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邵龙宝(1951—),男,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员,同济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