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ps切换画笔快捷键:同妻，婚内的孀居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19:10:13
2011年1月22日，北京一对男同性恋者举行婚礼
今年6月24日，美国纽约州通过同性恋婚姻法案，当地同性恋者上街庆祝。纽约州是全球“同志运动”的发祥地
古代就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一直“无声”的“同妻”是一个存在历史久远的群体
□羊城晚报记者
她们的丈夫是同性恋者；她们从不知情、受辱、困惑、不愿公开身份，到如今出现在网上，群体发声———
这个群体数量惊人，“80%的中国男同性恋者会进入婚姻或已在婚内”，“同妻数量在1000万以上”……
萧瑶新婚的甜蜜日子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2007年6月，24岁的萧瑶结婚不过一个多月，结婚前体贴细心的丈夫一下子变得冷漠起来。她在丈夫的电脑和手机里发现“第三者”，令她惊讶的是，对方竟是男人！
她之前就接触过同性恋群体，但“万万没想到同性恋会跟我的生活发生关系”。而事实上，萧瑶才是“第三者”。丈夫和他的家人均已在婚前清晰地知道他是同志，并都对她选择了隐瞒。
3个月后，丈夫在种种证据面前仍然欺骗她，说自己是双性恋者。“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愤怒，”萧瑶对羊城晚报记者说，“他一开始就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而不是隐瞒。”
但萧瑶并没有就这样放弃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努力对他好，希望他收心”。可是，丈夫非但没有回心转意，更当着他父母的面，把拳头砸到她的鼻梁上。那段日子，她无比绝望，“我闭了眼，这个世界便在我身边死去。”
对于看不到前景的萧瑶来说，“华人同妻网”博客圈和“天使折翅”QQ群无疑是一柳暗花明处。“难道自己这几十年，就这样在挨打、冷漠和痛苦中度过吗？”家庭暴力彻底破灭了萧瑶的幻想，但就在这个只有25人的群中，最年轻的萧瑶“走出了自己的一些局限”。
“我想离开，但他不大愿意办手续。他觉得分居的方式挺好的，但我觉得这对我不公平。”尽管只能以感情破裂为由、更得不到任何补偿，但急于重返自由身的萧瑶还是决然结束了这段仅一年的婚姻。
萧瑶只是中国大陆上千万绝望的“男同性恋妻子”（同妻）中的一员。同妻婚姻建立在谎言之上，无论女方在结婚时是否知道对方的性取向，只要一名男同性恋者与一名女异性恋者组成家庭，女方就已经是事实上的“同妻”。
据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估计，80%的中国男同性恋者会进入婚姻或已在婚内，人数约为1600万。张教授对此作了解释，“同妻是一个外延宽泛的概念，男同性恋者中的部分双性恋者也会选择婚姻，排除掉这部分人后，狭义上的同妻数量在1000万以上。”
1、同妻，“最富中国特色的现象”
在一篇关于“同妻”现象的博客文章里，中国社科院婚姻家庭研究室主任李银河把中国的同妻现象称为“最富中国特色的现象”。在李银河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社会习俗和对男人“成家立业”的性别期待是造成中国特色同妻现象的根源。
1600万，当这个数字被李银河引用到博客上，让很多人感到吃惊，杨梅媛就是其中一个。现在香港从事纪录片工作的杨梅媛与朋友董然平时一向关注女性议题，这时，她们才发现，中国大陆的同妻问题，自己竟未曾留意到。
于是，她们把下一个纪录片项目聚焦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群体上。今年一月，纪录片项目《同妻》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艺术发展局的专项资助。她们尝试在网上征集愿意出镜讲述自己经历的同妻。大半年来，他们一直在进行第一阶段的采访拍摄。这让他们直接感受到这个群体的边缘与隐秘。
“她们在网络上已经算是很活跃的了，但出来说话的不多。”杨梅媛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目前为止，拍到了几个。曾有河北的同妻联系杨梅媛，但最终“考虑到家庭”而不愿出镜。“有人害怕因此而离婚，”杨梅媛说，“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女人，就不可能重新开始新生活。”
像那位来自河北的同妻一样，“家庭原因”是不少现任同妻站出来开口的最大羁绊。他们或担心影响到孩子，或怕让家人蒙羞，或为保全名誉……对于同性恋，在国内毕竟尚有一定的敏感性，且信息匮乏，因此，同妻中很大一部分人，一直处于不知情或不愿公开的状态中。
“她们只敢在网上说话。”张北川是国内接触同志数量最多的专家。在过去16年里，他接触过数百位同妻。他把她们形容为现实中“无声的在场者”。
互联网的发展，突破社区和管治的边界，也让这些被主流社会孤立的亚文化人群找到了更多的同类。中国互联网报告显示，在萧瑶成为同妻的2007年中旬，中国网民人数达1.62亿，而4年后的今天，中国网络用户已达3.38亿，同妻的交流群，也陆续新开分群，总成员约达800人。
“互联网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使得隐秘的群体呈爆炸式发展。”公益组织爱知行的万延海说。
2、除了嫁给“同志”，各有各的不幸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在一位前同妻看来，“除了嫁给同志，每个人都是个案。”
华东某市的同妻夏雪现在有一个两岁大的儿子。与前男友刚分手，她就和认识不到一年的现任丈夫结婚。发现丈夫是同性恋，正是她怀孕的时候。她只能“一个人查资料，了解Gay知识，一个人哭，一个人安慰自己”。在纠结了1个多月之后，她暂时选择了留守，并告诉自己“如果他哪天真的伤害我，我也会离开的”。
可是，丈夫多次带男性情人回家发生关系，而夏雪的对策唯有去睡觉。她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过去了就好了。”
25岁的小莫是前同妻。与相识11年的男友结婚后，丈夫性格大变，常对她施以拳脚，牙齿被打落，肋骨被打变形。其实，男方一家早已清楚他的同志身份，并默许着家庭暴力的发生。小莫提出离婚，但遭到家人反对。不得已，她说出真相，并以法律方式解决。
离婚判决后第二天，“他”就离开了那个城市。
3、结婚43年后，她才知道自己是同妻
在天津，一位67岁的同妻勇敢地坐在了杨梅媛、董然的镜头前。
“现在我还不如处女懂得多。更不知同性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结婚43年后，玉荷才知道自己是同妻。去年，女儿给她买了一台电脑，她开始在网络上一点点地接触到同性恋的信息。玉荷在同性恋亲友会会长吴幼坚的博客看到不少关于同妻的文章，让她深感“里面内容简直是我生活的再版”。
“你是不知情的一位‘同妻’，”吴幼坚对她说，“四十多年的爱情和光阴都给了同性恋者，而身为丈夫的他无法回报你的付出。”今年9月，吴幼坚把玉荷的故事整理成文发表在博客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自己身份，并愿意公开发声的同妻中，年纪最大者。
1960年，玉荷和丈夫开始了长达8年的恋爱长跑。除了偶尔的书信来往，两个人没有任何亲密举动。见面时，只是一前一后地走在路上，像两个各自赶路的陌生人。而每当关系冷下来，男方就给她写一封信求爱，措辞热烈。“我觉得这么内秀的人写出这封信对他来讲是多不容易。”玉荷最终接受了他。
而新婚当晚，丈夫却热烈不起来，他根本没有碰他的新娘。据玉荷回忆，他是关了灯才脱衣服的，躺在床上，却感叹起单位里一个年轻小伙子：“咱俩在一起，小王一个人多可怜哪。”
婚后数十载，她从没看过丈夫对她笑、为家里的事操心，他也从来不与她谈心。在艰难的努力下，玉荷怀上女儿。自此，玉荷把全部的爱都给了这个宝贝。女儿成了维持整个婚姻最重要的支柱。每当玉荷提出离婚，丈夫就抱着女儿哀求她。“他知道女儿是我的软肋。”
当女儿28岁闪婚出嫁，玉荷把其中缘由归结为：她再也不想在这郁闷压抑的家中度过青春了。当女儿生完孩子后，玉荷终于第一次跟她说起自己怀疑丈夫是同性恋的事。女儿不认同。后来女儿明白后，又问玉荷：“你们为什么要生我？”
4、忍受9年无性婚姻，踏出争取权益第一步
从不知情、不愿公开身份到站出来说话，“从无知到女性意识的醒悟，她的经历是整个时代进步的缩影。”这是杨梅媛采访拍摄玉荷后的感受。
而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柯倩婷看来，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则是促使近年来同妻发声渐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她们不再对性压抑、家庭暴力忍气吞声”，同妻们开始争取最基本的权利，如幸福的家庭生活、孩子抚养、财产分配等等。
近日，果断结束不幸的萧瑶也接受了《同妻》纪录片的拍摄邀请。这3年来，尽管已经摆脱同妻的身份，但萧瑶的生活却更多地和同妻联系在一起。
今年8月，在张北川的帮助下，萧瑶创办了“中国同妻家园”网。与此同时，还设了一条同妻互助热线，187开头的手机号，在每晚6点半至10点开通。唯一的接线员，只有她自己。“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说出来的平台，至少不憋在心里，”萧瑶说，“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希望找这么一个地方，我开始找不到，不知道从哪里去找。”
2007年《朋友通讯》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同妻代表小文到会发言，她的发言与会议主题格格不入，一度被人打断。但其9年的无性婚姻以及充满冷漠和暴力的家庭生活经历震惊了与会人员。她的这次发言，被今天的台湾性别研究者视作“同妻族群踏出公开表达经验和争取权益的第一步”。
小文的发言也引起了粉色空间负责人何小培的注意：“为什么不让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呢？”这使得粉色空间成为最早关注内地同妻问题的民间组织之一。
其实早在1995年，小文就经常给张北川打电话。后来，在中央电视台采访张北川的节目《以生命的名义》中，这位同妻出现了5分钟。2009年，她受邀参加“中国首届同妻会”。
会议在青岛举行。与会者包括来自山东、辽宁、江苏、陕西等地的9位同妻、1名已婚男同和1名艾滋病毒感染者。这些同妻中，已离异的4位，留在婚内的五位，年龄最小的26岁，最大的52岁。有同妻因为担心身份暴露甚至戴着墨镜来。
与会者联合署名的“同妻联合声明”，提出了“同妻到我为止”的口号。
5、她们需要专业的心理、法律支持
然而，青岛的会议后，全国范围内尚无后续同妻线下活动。而会议关于成立热线、建立线下互助小组、采写同妻百人故事、逐渐成立关注同妻问题的民间组织的种种设想，也均未得到落实，一年一次的“同妻会议”没能坚持举办下来。
有媒体称，一个可资参考的事实是，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积极促成同妻问题解决的，都非同妻或前同妻，甚至也非拉拉（女同性恋）或同志，往往是关注同妻议题的普通人。
“没有时间、经费、人员，很多活动都只能止步于计划和设想阶段，甚至最终流产掉了。”作为前同妻，萧瑶道出了同妻互助的困境。之前她有同妻百人访谈计划，并希望“把每个人的故事写下来，翔实具体地，让大众看到她们的遭遇”。可是，由于工作忙，项目一直断断续续。
张北川曾计划发起国内首个针对同妻群体的调查，但困难比想象的大，只能暂时搁浅。他所主办的《朋友通讯》曾刊登过一些同妻故事和报道，但也因经费维持问题，于今年6月停刊。
正在英国修读社会学博士的Marian是同妻联合会的创建者，她认为“同妻间的交流并不能解决每个人的问题”。而何小培则指出，许多女性在倾诉之后获得了极大解脱。一小部分人最终选择了离婚。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将她们虚假而冷淡的婚姻艰难地维持下去。
和国内大量的同性恋互助组织相比，萧瑶坦言目前并没有类似的同妻组织。柯倩婷认为，同妻群体并非要马上发展出自己的组织，不妨先与关注女性、同志的成熟组织合作。“他们有活动经验，也有更具策略性的倡导。”
6、“同志”与“同妻”，被捆绑在一起的社会问题
据杨梅媛介绍，除了同妻，纪录片还从已婚同志、形式婚姻等与同性恋婚姻有关的角度进行采访。在接受杨梅媛访谈时，一位已婚同志一边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边黯然泪下。由于无法面对自己的妻子与孩子，他即便完成工作也要找各种借口“赖”在公司加班。
“同志也是这类婚姻的受害者，”杨梅媛认为，“但他们的欺骗行为必须受到谴责。”
“一个群体要获得尊重，必须尊重比它更弱势的群体，不能因为受到伤害，就去伤害更弱的群体。”张北川这样理解同志与同妻的关系，“不能因为反对一种歧视而造成对另一个群体的歧视。”张北川担心，同妻，或关注同妻的人，会因此，强化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歧视。
而在柯倩婷看来，“同志运动”在追求公平权利的过程中，同妻问题不可回避。“与其说同妻是一个身份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问题”。
而同志问题与同妻问题是被捆绑在一起的社会问题。“如果从教育和法律手段，能较好地尊重和保障男同的权益，那么，同妻会大幅减少。”张北川认为，同妻问题的解决状况，取决于同性恋者平等权运动的进展。
或许，西方社会的过往情况能为中国提供某些经验。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恐慌和歧视普遍存在。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的“同志运动”，至今发展历时数十年。近年来，已有不少国家或地区宣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令更多的同志愿意“出柜”，拒绝异性恋婚姻，从而减少同妻问题的出现。
而同妻的自助行动则兴起于20年之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为同妻和已婚同志服务的网站在美国成立，著名的如“已婚同志”和“同妻在线”。同样拥有同妻经历的美国心理学家邦尼·凯建立了一个超过7000人参与的同妻互助网络。在接受心理学培训后，前同妻、志愿者可以为仍被问题所困的同妻提供一对一的支持和帮助。
在中国大陆，李银河、王小波的《他们的世界》、张北川的《同性爱》、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这三部最早关于同性恋的著作成为大陆地区“同志运动”的源起，至今也近20年。在近年的全国“两会”上，李银河频频提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提案，次次铩羽而归。“当社会行为习惯在人们生活中形成默契，才会上升法律条文。”蔡险峰律师表示。
而在“同妻联合会”创建者Marian看来，随着中国社会环境对同性恋者的日渐理解和接纳，会有越来越多的已婚同志“出柜”。他预计，这批年岁见长的已婚同志与同妻的离婚问题、财产问题、孩子归属以及日后的单亲家庭问题、孩子教育问题，都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新的社会议题。
“这是一条很长的路，”萧瑶认为，同妻问题的解决需要每一位公民发展自身的认识和行动，“就像有人说的公民社会的建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