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无信不立是谁说的:三国智谋精粹

三国智谋精粹

自 序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虽逝了，智谋永在，罗贯中用其生花妙笔，将之形象地体现在《三国演义》这部不朽名著之中。
　　《三国演义》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长篇小说，这因其描绘的是近一个世纪的大动荡时代，必然涉及到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也因其是小说，时空间可无限伸延，把我国古代的一切智慧溶化于其中，除文学外，还表现在政治、军事、外交、法律、人事等方面，各反映了其一定的规律，故具有多种的借鉴作用。
　　《三国演义》谈经济的较少，主要是写军事谋略，但商战有如军战，而商战得胜是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日本人运用三国智谋于商战，对日本经济的腾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日本人认为 《三国演义》智谋是企 业经营管理之宝。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侯，对诞生在中国之“宝”，能弃之不用吗？
　　在当今的世界上，各方面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参加任何竞争没有人才和智谋将被淘汰。因此，学习三国的用人艺术及其智谋，决不是毫无作用的。
　　本书主要有四章，第一章“鉴古观今”，阐明了三国的智谋具有多种借鉴的作用，第二章“用人艺术”，评介了三国的用人特点和其长、短处以及其不同的效果：第三章“谋略宝典”，探讨了三国的种种谋略：第四章“取胜诀窍”，用三国的智谋总结了现代商战胜败的经验教训。
　　由于中国经济出版社的支持，和该社杨岗同志的建议，笔者将10多年来所写的有关三国应用研究的论著汇集和重新管理成此书出版。在此，特向中国经济出版社和畅岗同志深表谢忱！绪 论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三国演义》在中国，家喻户晓，有口皆誉；在日本，人们视之如宝，一书在手，如醉如痴。三国热也正在向世界扩展。
　　《三国演义》为何有如此吸引人的魅力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三国演义》汇总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古代智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用众智写成的不朽名著
　　《三国演义》并非成书于一时一人，而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东汉末年，群雄崛起，争战不已，时间长达近百年，从魏、蜀、吴立国算起也近半个世纪。由于三国故事十分丰富动人，它并不因三国归晋而泯灭，而是在民间广泛流传，它的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更是吸引人，人们对他们十分敬佩和怀念，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将之美化，对于一些反面人物则极其憎恨，不断将之丑化。在这同时，文人写的稗史也记录了很多三国动人的故事，据说魏晋时有200多本。宋时，已有专讲三国故事的人，即专说“三分”的说书人。迄元，已出版了可能是说书人的话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并出现了不少有关三国故事的杂戏，如《祭风》、《哭周瑜》、《五丈原》、《三战吕布》等。生活于元末明初有志于图王的罗贯中在前人对三国故事加工、创作的基础上，以陈寿的 《三国志》和”裴注”的史实为主线，参考了《全相 三国志平话》的结构，吸取了稗史、杂剧、传说、说书的精华，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至清，经毛宗岗的修订，才最后定稿，书名改称《三国演义》，这说明，《三国演义》的成书，经历了酝酿、创作、定稿的三个阶段，时间从三国故事流传至清长达1000多年，参加创作的有说书人、戏剧家和文人学者，以及民间加工者，这部不朽名著《三国演义》正是用众智写成的。
　　《三国演义》所写的是近一个世纪的大动荡时代，它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反映了封建社会各种极其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塑造了诸多栩栩如主的历史人物，再现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古代战斗，如此长篇巨著，如果不集思广益，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只是靠个人的虚构，那是不可想像的。《三国演义》的种种战斗，是以《孙子兵法》为指导思想，揉合古代兵家的理论，将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融化于其中，结合三国时代的战争实际写成的。古代兵法的庙算、攻心、伐交、料敌、应变、用奇、造势，示形、用诈、用术等，在《三国演义》里都具体化、形象化了。又如《三十六计》里的“美人计”、“二虎竞争计”、“驱虎吞狼计”、“假途伐虢计”，以及韩信的“十面埋 伏计”和虞翻的“增灶退兵计”等，都被《三国演义》将之花样翻新，加以运用。但它不是照搬，是将之改造纳入所再现的战役，因而显得有声有色。
　　其着重描绘的还是三国时代的战争，如赤壁之战写得多么波澜壮阔，五彩缤纷，而这主要是靠作者的天才虚构：又如曹操解白马之围和司马懿平公孙康叛乱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郭嘉平冀州、定辽东时献“急之则合，缓之则离”之计，这都显示了三国时代兵谋家的惊人智慧！在人物的塑造上，有些不朽人物形象也是在不断加工的过程中形成的。如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就是这样。在元代已有关于诸葛的杂戏，如 《博望烧屯》、《诸葛论功》、《黄鹤楼》、 《诸葛祭风》、《五丈原》、《烧樊城》等。《全相三国志平话》 写诸葛故事也最多。罗贯中塑造诸葛形象时，显然是吸取上述素材加以再创造的，如”三顾茅庐”，《全相三国志平话》写得很简略，还说他是神仙，看了令人感到索然无趣； 《三国志通俗演义》把他拉回人间，以虚写实、烘 云托月的手法，把诸葛亮的亮大形象和刘备求贤若渴的心态描写得活灵活现，使“三顾茅庐”成为求贤的典范，传世的妙篇。可是，诸葛的形象还不尽善尽美，除了有点“近妖”之外，在个别描写上还存在严重的缺点，如写诸葛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把魏延和司马懿一起诱进并准备烧死于葫芦谷，魏延逃出后，诸葛又将之嫁祸于杨仪，以加剧两人的矛盾，对如此写法，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将之删掉了，这才不便诸葛由智者变成奸人，保持了诸葛的高大形象。其他典型的塑造，如阿斗投降后在魏国参加了司马昭举行的宴会时，他看魏舞听蜀乐都手舞足蹈、”乐不思蜀”的神态，以及关于奸雄曹操的种种精采表演，素材也多取自传说、戏剧、史书、稗史，并加以敷衍、夸张、改造。可以说，《三国演义》的动人故事情节和不朽的典型形象，多是集众智形成的。
　　集古代智慧之大成
　　中国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闪烁着我们祖祖辈辈的智慧。《三国演义》正是集古代智慧之大成，将之体现在其所塑造的主要人物身上。它的智慧不是全集中于个别人物，而是体现于诸多人物的身上。过去有人认为诸葛亮是《三国演义》智慧的化身，这不够全面，说表现在他的身上较突出可以，但不能说只他是智者，其他大都是愚者，如果是这样，这部书就不会那么吸引人了。正因三分鼎立的魏、蜀、吴都拥有众多人才，即众多的智者，如魏的曹操、司马懿、郭嘉、程昱、贾翊，蜀的刘备、诸葛亮、庞统、姜维、蒋琬、费祎，吴的孙权、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他们虽都是智者，但各有短长，这使彼此斗智比才各有输赢，才能引人入胜，使人每谈到其精绝处，不禁为之拍案赞叹。“攻心为上”，而攻心最高水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不能说只是诸葛亮能用这绝妙战法，他的“七擒七纵孟获”是攻心的绝唱，能称为攻心绝唱的倒是吕蒙袭荆州擒关羽。诸葛亮平南方以“攻心为上”，虽取得了最佳效果，即使南人不复反，但是在双方反复的、激烈的较量和争战之后，死人不少，如火烧藤甲兵，这不能称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吕蒙袭荆州，先是用种种计谋使关羽麻痹大意，集中主力围樊城而无后顾之忧，他不费一兵一卒用白衣袭荆州，入荆州时严军纪以及安抚和保护随关羽出征的将兵的家属，以瓦解其军心，当曾以善待士卒著称的关羽回军途中，因军心已散，不战而溃，关羽这个具有“万人敌”本领的猛将终于被擒，这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刘备、孙权，过去研究者也不将之列入智者之列，其实刘备是个攻心大师，他的掷阿斗、要投江、辞徐州、遣众将、托孤话，尽得攻心妙用，故都收到最佳效果。对其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孙权明于知人，善于选将用将，不穷自己出征而捷报频传，非明智的统帅不能如此。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曹操，张绣曾几乎置之于死地，杀其长子、侄儿和爱将，而他从全局利益出发，忘却“淯水之难”的深仇大恨，“矫情任算”收降张绣，并结为儿女亲家，非大智者不能为之。
　　《三国演义》的用人艺术，也是我国古代智慧的体现。它阐述三国兴亡的原因，无不归结于能否用得其人，这说明用人是何等重要！三国用人都各有所长，如刘备的”明于知人”，孔明的“德才兼备”，曹操的”唯才是举”，孙权的“疑之不用，用之不疑”。他们既有其用人不同的特点，也有其共同之点，即不论资排辈，破格用人；不论亲疏，赏罚分明，以及其各有巧妙的御人术，等等。
　　《三国演义》的智慧还体现在艺术的开拓和创造上，如用美的辩证法塑造典型人物，并能从发展、对比、矛盾中刻画人物性格；在结构上，将故事情节如此头绪纷坛、纵横交错，组成一个完整的美妙的整体。在这些方面，其同代的同类的中外文学作品是不能与之媲美的。还有它的造形、行情、写景的诗情画意，对以后文学创作也同样有较大启迪和影响。《三国演义》的上述的继往开来的艺术成果，显然是作者集众人的智慧所创造的。
　　具有多种借鉴作用
　　智慧与才智，智谋是同义词，是指对事物具有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前，人类长期是大自然的奴隶，有了这种能力，才逐渐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能改天换地。我国古代人早就认识到智慧的重大作用。《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与刘邦在广武相持不下，项羽要求与刘邦斗力，一决雌雄，刘邦笑着说：”吾能斗智，不能斗力”。结果善于斗智的刘邦终于打败能“力拔山”、勇冠三军的项羽。西汉时出版的《淮南子·主术训》也说：“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可见，智慧是胜利或成功之本。
　　是智慧必能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客观的规律，所做的事会取得成功，相反，会遭到挫折或失败，就不能称为智慧。智慧有种种，有的能正确反映事物总的规律，有的能正确反映相类事物的共同规律，有的能正确反映一定事物的规律。因此，能相应地、实事求是地运用古代智慧，对我们的事业是会起有益的作用的。
　　《三国演义》的许多谋略，虽然是应用于战争，但都可应用于社会上的一切竞争或斗争，即包括政治、经济、外交以至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纷争。”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出于《孙子兵法》，但《三国演义》运用于描绘三国之间的争战是有所发展的。毛宗岗对于邓艾与姜维（一百一十回）斗争的胜败评点说：“知己，而不知彼亦足以知己，是不得谓之知已；知彼，而不知彼亦料我之知彼，则不得谓之知彼。”这段评点说明，《三国演义》不只是照搬孙子兵法，而是有所创建的。孙子的“知彼知己”仅是从一方面说，只有你“知己知彼”，而对方不知已不知彼，当然你是“百战不殆”的，如果对方也”知己知彼”，那你就不一定”百战不殆”了。如果知已，亦能料彼是否知已，知彼亦能知彼是否能料我知彼，这样才能采取万无一失的对策，始能“百战不殆”。《三国演义》还将“固本始能战”、“攻心为上”“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先发制人”、“随机应变”等智谋运用于三国争战，加以生动的描述，使这些古代兵法形象化、具体化，使人易于了解和借鉴。如果不懂得吸取这些智谋，是不可以言竞争或斗争的。
　　有些中外学者预言：“在21世纪，中国古典小说能引起世界注目的非《三国演义》莫属，尤其是它的应用研究。”这是否科学预言，抑或是夸大之词，这只能到21世纪才能分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氏族的智慧将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发扬光大。

第一章 鉴古观今

　　“温古知新”，现今需要鉴古，因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往往会重演，虽然内容不同：我们如能正确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可少走弯路。三国智谋体现于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在各方面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今天的政治、军事、经济、外文、法律、人事仍很有借鉴作用。一、政治：三国兴起的原因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逐鹿中原，当时强的有：淮南袁术，兵粮足备，称霸一方，冀州袁绍，地广民众，人才济济，荆州刘表，据用武之国，威震九州，西蜀刘璋，有天府之国，国富地险。这时，曹操军力最弱，刘备寄人篱下，孙权还未登上政治舞台。可是，曹、刘、孙后未却成气候，分别创造了魏、蜀、吴，而袁术、袁绍、刘表、刘璋等人都先后被消灭了，这是什么原因？
　　策略正确
　　要图天下，制订正确的策略是关键的一着。在政治舞台上较量，必须有政治眼光，对政治形势有透切的了解，才能做正确的分析，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策略。否则，好像瞎人骑瞎马，乱碰乱撞，未有不翻跟头，或摔死的。
　　曹操和袁术、袁绍都想当皇帝，由于他们的政治眼光不同，策略各异，结果不一样。在群雄中，袁术是第一个称皇帝的。本来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谁当皇帝都行，只要有本事。所谓“本事”是指统一天下的本事，而统一天下要有正确的策略。袁术没有这种本事，也没有提出什么策略，只是一心想当皇帝，以享荣华富贵。他主观上认为他家“四世三公”，是“百姓所归”，”
　　应天顺民”，该当皇帝。当他征求部属意见时，大家沉默不言，实是反对，他还是自封为皇帝。所说“百姓所归”、“应天顺人”。是自欺欺人。他占据南阳时，“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当皇帝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梁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由于人心军心厌弃，先为吕布所破，后为曹操打败，奔青州投其侄子袁谭途中病死。袁术只徒有皇帝之名，无皇帝之实。曹操则相反，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曹操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头脑是清醒的：当时汉虽弱，但拥汉派的大有人在，故采纳荀彧的“奉天子以从众望”的策略，将皇帝的实权一下抓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要统一天下，要有众多人才，乃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使才智之士从四面八方投其麾下，为之出谋献策，才能称雄北方，袁绍是个好谋无断的典型。他虽有吞天下之志，但才力不足，喜谈谋略而不能决，有正确战略也不能采用，往往错过良机。他在官渡与曹操相持时，许攸截住曹操的催粮书，知其粮尽，建议“两路击之”，如行此策，打败曹操是大有可能的，袁绍反认为“此书乃诱敌之计也”，说“攸是操的奸细”，将之逐出。攸乃投操，教其到乌巢烧粮，操从其计行之，绍军无粮，军心惶惶，曹军乘胜追击，袁军全溃，官渡之战被打败，决定了袁绍集团的灭亡。
　　刘备以统一天下为已任，刘表和刘璋则胸无大志，只图割据偏安。曹操统兵征乌桓，刘备劝刘表趁许昌空虚，以荆襄之众袭取之，刘表说：“吾坐踞荆州足矣，岂可别图？”当时，群雄逐鹿，你不灭人，必被人所灭，决不容其”坐踞荆州”，刘表因错过袭取许昌良机，使曹平定北方后，挥戈南下，夺取荆州。刘璋心地虽仁慈，但为人闇弱，这种人是守不住地盘的。刘备按照孔明的”隆中决策”，与孙权联合打败曹操，占据荆州后，就着手图川，恰好刘璋邀他入川拒张鲁，张鲁不足为患，让刘备入川是“请狼入室”，结果是自取灭亡，刘璋没有政治头脑如此。
　　孙权善于举贤任能，故贤能竭力相辅，五湖四海之士纷来归附，竭力相助。鲁肃献的“榻上策”，他奉为国策。此策的要点是，“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鼎足江东，伺机以图天下，此策起正确的。要图天下，首先要“深根国本”，因荆州在扬州上游，对东吴威胁大，不占据荆州则难确保东吴的安全；且荆州是用武之国，进可直趋宛洛，直捣曹操的老巢，退可据长江大堑而守。此策对于孙权鼎足江东起了极大的作用。由于孙权的战略正确，又有众才相助，曹操、刘备曾先后犯，都以失败告终。
　　人心向往
　　争天下，胜败决定于人心向背，故说“得人心的得天下”。人心包括民心、军心、将相之心，这“三心”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这“三心”缺一不可，得这“三心”必兴。曹、刘、孙为图天下都注意收拾人心，尤以刘备为最。刘备虽说是”中山靖王胜之后”，实无可考，自己也无靠山，他起自民间，是一个“织履之徒”，一个很普通的平民百姓，后能建立蜀国，全靠自己的本事。他最大的本事是善于”攻心”，故很得人心，他“携民渡江”、“要投江”，荆襄军民感其德都誓死相随；”摔阿斗”、“遣众将”以结将心，使众将死心塌地为之效力：“三顾草庐”，表示其求贤若渴，以“鱼水关系”相待，说明对孔明信任无间，使孔明感其诚，下山相辅，“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即使是夺人之国，首先考虑的还是“人心”，他入川是为谋蜀。
　　但他不纳庞统之策，反对“杀其主夺其国”，趁驻守葭萌关拒张鲁之机，广施恩惠，收拾民心；及起兵夺蜀，不扰民，优待俘虏，故甚得人心，入成都时，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因人心归附，蜀汉政权极其巩固。
　　曹操得将士之心，是因其赏罚分明，史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他出征，如遇稻麦熟，可延缓时，就暂罢征，因恐伤农，如不能延缓，就严禁军士践踏。有一次他骑的马失足误入麦田，践坏了一大片，他“割发以代首”，承认其伤农是犯法，应受惩罚。取冀州后，减免赋税，以收拾人心。曹操虽奸，但他比袁术等害民贼强得多了，他能成大事不是偶然的。
　　孙权也得人心。孙权一见鲁肃，交谈甚悦，来宾告退时，独留鲁肃，邀他入内室，共坐在榻上对饮，虚心请教，肃因之倾心，与之谈图天下的策略，权大为赞赏，“拔鲁肃于凡品”。鲁肃得遇明主也竭力相辅。操大军南下，吴国危急，众文士主张投降，独鲁肃坚持联刘抗操。曹操被打败，鲁肃从前线回，孙权远接，“持鞍下马”迎候，对其敬重如此。孙权用人，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因其信任人，人也效忠他。周瑜率军抗操，操派其同窗好友蒋干说瑜归降，瑜大义凛然申明：他“遇知己之主，”“情同骨肉”，“祸福共之”，其效忠于权之志坚定不移。孙权还在生活上对部下关怀备至，有患病的，常送医送药上门，甚至亲自监护。由于君臣休戚与共，终孙权之世，东吴安如磐石。
　　策略正确，人心向往，三国之兴，实由于此。在古代能建国、治国的，都靠这两条。揆之当令，也是如此。二、军事：一部活的兵书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频繁，在世界上是仅见的；因而兵书之多，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据说共有1300多种，留存到今天的还有四五百种之多。传说我国兵书起源于黄帝，在西周时已有《军志》、《军政》两书，这说明我国兵法源远流长。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古代兵法有《武经七书》，即《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以及影响较大的《孙膑兵法》、《武经总要》、《纪效新韦》、《练兵纪实》等等。《三国演义》的谋略正是凝聚着我国古代兵书的精华，如庙算、攻心、伐交、料敌、应变、用奇、造势、示形、用诈、用术、用间，等等。它是我们祖先遗国下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三国谋略与《孙子兵法》
　　要理解三国的谋略，首先要弄清楚它和《孙子兵法》的渊源关系。不懂《孙子兵法》，则不能把三国谋略概括到理论的高度；不读《三国演义》， 则不能更好地、具体地领会《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神和形的关系。《三国演义》虽然是集古代智慧的大成，而《孙子兵法》却是它的灵魂，它的一切谋略基本上是以《孙子兵法》作为指导思想的。
　　《孙子兵法·谋攻篇》提出了“全胜”思想，它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个思想后来孙膑归纳为“攻心为上”。《三国演义》所写的许多迷人的战役都依据于此，如刘备巧夺西蜀、吕蒙智袭荆州、孔明三气周瑜、诸葛七纵孟获，等等，诸葛亮在与周瑜争夺荆州的斗争中，也是“攻心”战略的具体运用：先是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计，让周瑜与曹仁拼得你死我活之际，不费一卒而袭取南郡：
　　接着破周瑜的美人计，使其囚禁刘备以索取荆州的诡计成了泡影，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是破周瑜“假途灭虢”之计，这“三气”之战，是一场似战非战、伐谋而重在攻心的特殊战争。诸葛亮的智算华容、摆空城计、增灶遏魏军，也都是“攻心”战略的具体运用。而在《三国演义》不少有名的战役中，都是孙武关于“知彼知己”论断的巧妙运用，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胜者都因其知彼知已，败者都因其不知彼、不知己。
　　《孙子兵法·计篇》十分强调智谋的重要作用。如它认为将领要具有“智、信、仁、勇、严”等五个条件：而“智”则置在首位。而有无智谋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它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三国演义》刻画许许多多的将领，对于有智谋的则备极赞扬，对勇冠三军而缺智谋的虽赞其勇，也指出只不过是一勇之夫而已。如吕布、马超等都是世之虎将，吕布曾无敌于一时，马超也曾迫使曹操“割髯弃袍”，因他们都是有勇无谋，到头来，吕布还是被曹操擒杀，马超也被曹操所打败。
　　《三国演义》还描写了不少“多算则胜，无算则败”的战役，以及如何具体运用“诡道十二法”，故很引人入胜。所谓“诡道十二法”，是指孙武在《计篇》里所举的十二种智计，或称十二种作战方法。他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武在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提出“兵者，诡道也”的战术原则；而这些战术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例如，当关羽胜利进军樊城时，曹操就采取“亲而离之”的计谋，拆散孙、刘联盟，以利诱孙权使之袭取荆州，吕蒙则抓住关羽骄傲自大、喜人奉承的弱点，用“卑而骄之”的计谋，使其失去警惕、麻痹大意，撤大半兵赴樊城前线，乃“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用白衣渡江，兵不血刃轻取了荆州。
　　灵活运用和发展古代兵法、战役
　　《三国演义》所吸取的不仅是《孙子兵法》，而是将从春秋至元末的兵法和战例之精华溶化于其中，加以灵活运用和发展。
　　《三国演义》虚构的一些妙计，就出于《三十六计》，如王允为离间董卓、吕布“父子”而采取的“美人计”，曹操为使刘备和吕布互斗而用的“二虎竞食”、“驱虎吞狼”两计，周瑜想夺荆州而使的“假途代虢”计，诸葛亮袭取荆襄而施的“调虎离山计”等等。
　　我国古代著名战例，都可在《三国演义》找到它的影子。程星在仓亭使的“十面埋伏，背水列阵”战法，实是韩信破项羽和打败陈余两计的再现；关羽回军荆州途中被吕蒙策反致全军溃败，颇有点像项羽所处“四面楚歌”的困境，孔明”增灶退兵”也是套用虞翻退兵之计。
　　刘备与曹操、诸葛亮与司马懿、姜维与邓艾的斗智，也源于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但将之发展了：不是写一方“知彼知己”，而是写彼此都“知彼知已”，因而显得千变万化，引人入胜。
　　任何兵法，都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要结合当时实际灵活应用，不然就要碰壁，甚至遭到惨败。《三国演义》描述的有关这方面的不少胜败战例，都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这是一种运用兵法最佳之法，也是一条重要的兵法。
　　对此，毛宗岗评点说，“兵家胜败之故，有异而同者，有同而异者。徐晃拒王平之谏，而背水以为阵，马谡拒王平之谏，而依山以为营。水与山异，而必败之势则同也。黄忠屯兵于山，而能斩夏侯渊，马谡屯兵于山，而不能退司马懿。山与山同，而一胜一败之势则异也。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 '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破竹’耳。熟知坐谈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可叹哉！
　　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第九十五回回评）毛宗岗所谓“善用兵者不在书”，并非反对继承前人的经验，而是反对泥古不化，主张用兵要从实际出发，随机应变而已。毛宗岗上述评点概括了《三国演义》关于活用兵书的思想。
　　在我国军事史上，三国时代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这近百年战争，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兵谋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曹操、周瑜和陆逊都是以少胜多；曹操声东击西解白马之围，以退为进巧夺阳平关；郭嘉的“急之则合，缓之则离”之计，破翼州定辽东；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攻其所必救”破公孙渊，等等，这些著名的战役给古代兵法增添了新的篇章。
　　形象化、具体化的兵书
　　三国时代，虽有不少的兵谋家，但留下兵书的有如凤毛麟角，除了孔明的《将苑》外，未见有其他兵书。传说曹操著有《孟德新书》，但查无可考。
　　陈寿著的《三国志》所载有关战争的则未免过于分散或零碎，幸有罗贯中将之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时代的战争才完整地、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他兵书因其理论化，非有实战经验的，一时难窥其中奥妙，而《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兵书，它所描绘的战役，因其具体而形象，使人如亲临其役，如见其人，故摸得着看得见，易于学习、借鉴。
　　与中外所有的兵书比较，《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兵书，其他兵书大多只就军事论军事，《三国演义》却不然，它不孤立地写军事斗争，而是将之置于社会的总体中，跟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尤其是描述人们如何在其中活动，如决策、用人、斗争，等等，这就能更好地反映战争的全貌，以及更深入、明晰地揭开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故有活的兵书之誉。从这方面说，它优于任何兵书。
　　因此，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等都效之以指导战争。清统治者就是靠这部活的兵书打天下的，并定为将领必读的书。现代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毛泽东为阐明其军事思想，在其著作中多次引之为例子。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就说《三国演义》等书对年青时的他“影响大概很大”，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后，这种影响还是在起作用，如他在著名的 《论持久战》中，就以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役的以少胜多为例子，说明弱小之军如果主观指导正确可以打败强大之敌，用以论证中国抗日必胜。不少外国也用为军事教材，可见，《三国演义》在军事领域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经济：企业经营管理之宝        传出的文化也有回流的，即某种文化的潜在功能，在其诞生国未被人们所发现或重视，传出国外后，被外国将之应用于相应的事业而取得成效，这时才被其诞生国所关注。《三国演义》就有这种现象，它传到日本已300年，对日本影响很大，过去用于军事，二战后将其智谋应用于商战，对于日本的经济腾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日本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企业经营管理之宝。
　　对此，不能不引起我国从事《三国演义》研究的学者的重视。　1987年，海南被批准为经济大特区的时候，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海南大学、海南师院联合主办，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了《三国演义》第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全国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了如何运用三国智谋促进我国的开放、改革，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会议收到的60多篇论文中，有半数以上是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些论文已刊登在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四期（《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专辑）上，受到国内各界的赞扬。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将三国智谋应用于经济工作的研究的开始。
　　日本人给我们的启迪
　　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论是哪一类国家，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在这个世界里共同生活，互通有无，才能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而各国市场之间，各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已不能截然分开，如果哪一个国家想自成体系，必将受到孤立，本国经济的发展必将受到阻碍。哪一个国家要想本国经济较快发展，必须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的席位，占有的份额越多，经济发展越快。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以外贸为其生命线，所以日本人始终瞄准世界市场，而今天日本人能在世界市场上“称王称霸”，除了勤奋外，智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其智慧来源之一，就是《三国演义》。
　　在这个世界市场里，各国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也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特种战争，“优胜劣败”的规律明显地在起作用。这种激烈的竞争，不只在世界市场上是如此，在各国内部也是如此。而要竞争就要有智谋。日本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能力并不高于美国，但其竞争能力或说其智谋却超过美国，故在竞争中美国老是败下阵来。可见，智谋对于竞争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明乎此，便可理解日本企业界为什么如痴似醉地研究《三国演义》。日本企业界人士指出：“人们之所以对《三国演义》推崇备至，视为珍品，就是认为书中有宝。在当今激烈的商业角逐中，读读《三国演义》，大有裨益。”
　　日本一位大学教授说：“诸葛亮的机智多谋，给日本企业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松下电器公司的显赫成功，正是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战略眼光的结果。”日本社会工业研究所所长牛尾治郎说：“无论在国际或国内，日本企业要增强竞争能力，就得学习《三国演义》中应付错综复杂局势的能力。”
　　日本企业界如此重视《三国演义》，而我们对这部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三国的谋略，难道有理由加以忽视吗？
　　现代商战，不只是外贸人员或厂商之事，而是几乎关系到全民之事；它除了不动刀枪外，几乎牵涉到所有的领域，如科技、教育、生产、管理、经营、分配，等等，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其胜败的后果也就非比一般，对于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必然关系到一国之强弱盛衰。所以，人们常说外贸是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如果这“火车头”发不动的话，一国经济也就停滞不前，国家就不可能繁荣昌盛。因此，现在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商战，尤其是日本人，可以说是举国以赴。中国要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必须重视对外贸易，尤其是商战。我国在解放后，因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可以说是“闭关锁国”，实行开放、改革以来，对外贸是比较重视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经验还不丰富，成就还不大，要想快步前进，除了自己加倍努力外，借鉴外国人的经验是极有必要的，尤其是学习日本人利用三国智谋进行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商战的经验，对我们是有裨益的。而我们运用三国的智谋，应该说是比日本人驾轻就熟的。
　　从刘备、孔明身上学些什么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的时候，刘备还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无立锥之地，可是后来为何一跃而成为蜀汉之王？主要原因是：一、知人善任。他求贤若渴，一知孔明是大才，便三顾草庐，虚心请教，孔明感其诚，遂许驱驰。刘备称得孔明如鱼得水，只因君臣关系如鱼水，孔明的才智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二、能团结人。这表现在：以义结将相之心，关、张、赵云和孔明等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以仁结民心，得到荆、益两州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孔明则是有图天下的壮志而没有谋取个人私利的大贤人，为了统一天下，复兴汉室，救民于水火，他贡献了其宝贵的一生，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能与魏、吴鼎足三分，孔明的智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预知天下三分，提出“隆中决策”，使刘备从弱变强，他料事如神，在赤壁之战中，玩弄曹操、周瑜于掌握之中，是实际的指挥官，他用兵有如神出鬼没，司马懿自叹不如。“畏蜀如虎”，甘受“巾帼素衣”之辱。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首先是要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但要付诸贯彻执行，主要靠每一个企业，而企业办得好与否，则决定于董事长和经理。如果董事长有刘备的知人善任和能团结人的本领，经理有孔明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为企业工作，有孔明的智谋以对外竞争，董事长和经理的关系有刘备和孔明那样的鱼水关系，这个企业的不断发展是无疑的。
　　日本商人十分敬佩孔明和刘备，以他俩为学习榜样。当今世界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与群雄割据的三国时代十分相似，日本人普遍认为，公司要想生存，取得胜利，就要学习刘备和孔明的优点，特别是团结对外和争取人才。
　　这是企业经营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正确运用三国智谋将如虎添翼
　　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主要有二：一是对外竞争，一是内部管理，而这两者都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对此， 《三国演义》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攻心”战略的运用。刘备和诸葛亮都是杰出的“攻心”战略家。刘备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开创一个蜀国，关键在于善于用人，且得人心；诸葛许多神机妙算，其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攻心”战略的妙用，不仅用于治国、治军，且用于战争，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企业的内部管理，其核心是对人的管理，而要把人管理好，关键在于得其心，故能使人尽其力、人尽其才，共同把企业管理好。对外竞争，“攻心”也同样具有关键的作用。西方企业家为了树立其企业形象、商业形象，不惜化亿万的钱财大做其广告，实是“攻心”战略的妙用，争得人心向往；以压倒对手。
　　二、知彼知己。《三国演义》描绘了许多有关“知彼知己”的战例，如刘备与曹操、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彼此可说是两才相遇，两雄相争。有时一方知彼知己而胜，有时是彼此都知彼知已，因而使战争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胜败只是棋差一着而已。知彼知己在对外竞争中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不仅要做到知彼知已，也要估计到对方是否也知彼知己，才能确定自己对外竞争的正确决策，才能取得成功：如果不知彼、不知己，而是盲目对外经营，这就往往会栽跟头。所以，对外竞争，强调要有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摸清市场的变化和需要，充分掌握信息的动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以确定对策从事竞争。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如姜维九伐中原，邓艾与之对垒，凡能正确分析局势，且根据已变化的形势，及时采取对策的则胜；反之，则败。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对外竞争中也很重要。我们必须善于掌握国际市场的动态，以确定自己的对策。由于能预料到国际市场的需要，及时推出适销的商品而获厚利的，不乏其例，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利用有利因素以战胜对方。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中，曹操、周瑜、陆逊都能采取这一谋略而取胜。同样，只有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才能在对外竞争中取得成功。五、兵贵神速。司马懿发动的新城之战，是兵贵神速的范例。由于司马懿根据孟达叛变及其与孔阴谋取两京的严峻形势，故不采取先奏后起兵的常规做法，而是立即领军倍道而行急下新城，因此出乎孟达的意料之外，措手不及而被司马懿擒杀。用兵如此，在当今对外竞争中亦如此。对外竞争中，时间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人常道：时间是金钱，因为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如稍一迟缓就会失去机会，抢手货如不及时组织出口，市场被别人捷足先占，也许会变成冷手货。总之，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企业的领导人与统兵作战的将领有相似之处。诸葛亮和曹操、周瑜等能多胜，是因其多谋善断，及时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企业的领导人也必须有这种本领，才能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三国智谋诞生于中国，中国人利用三国智谋将比日本人更得心应手。如能结合实际，正确、灵活地运用三国智谋，参加国际竞争的中国人将如虎添翼，无往不胜。四、外交：三极外交的启示         三国鼎立时期，虽只有魏、蜀、吴三国，但彼此之间，外交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而巧妙的。探讨这三极外交，对于今天还是有所启示的。
　　利害决定外交的趋向
　　国与国的关系，利害关系是主要的，其他关系都是次要的。彼此有利则合，有害则分，而外交关系的趋向也决定于利害关系。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如此。
　　当曹操大军南下，降刘琮，灭荆州，矛头直指向孙、刘时，孙、刘只有如下选择，一是投降，一是联合抗曹，别无他途。在当时，曹操最强，孙权和刘备任何一方，凭已之力，都难抗拒，只有并力拒操，才能图存并有希望取胜。因此，当曹操南征时，孔明和鲁肃不约而同提出“刘、孙联合抗操”的决策，它完全符合双方的利益，故刘备和孙权都乐于接受。但在赤壁之战以后，由于刘、孙之间存在荆州问题未解决，彼此必然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荆州在东吴上游，威胁到东吴安全，孙权为踞江自保，非索还荆州不可，荆州是“用武之国”，是进攻曹魏的战略要地，刘备为北图中原，决不会将之奉还孙权。刘备和孙权的共同弱点是：着眼于各自的眼前利益，只计较荆州的得失，忽视了他们的天然的、共同的敌人——曹魏。因此，孙权和刘备都先后只能诉诸武力解决。曹操则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拉拢。
　　曹、刘之间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曹操只能向孙权方面着手，他以许割江南封权为诱饵，暗使孙权袭击正在胜利进军樊城的关羽，自己则坐山观虎斗，曹操的阴谋终于得逞，曾一度促进孙、刘联盟瓦解。荆州被袭，刘备伐吴惨败后，刘、孙出于抗曹图存的共同利益，又重申旧盟。蜀、吴从联盟变成敌国，又从敌国恢复旧盟，以及东吴从反操到投操、后又抗操的事实充分说明：没有永远的盟国，也没有永远的敌国，一切都以各国的利害为转移。
　　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
　　有两种外交使者：一是诚实型，一是狡诈型，这两种外交型的使者，都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就当不了使者。因为外交是错综复杂的，一不小心或无知，就会上当，使国家遭受损失。说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这很难一概而论，对于敌国，彼此斗争是你死我活，无诚实可言，只能以狡诈对狡诈，对于盟国，或与合作的国家，就要讲诚实，不然，彼此就不信任，难于合作。
　　蜀吴后来的分裂，这是原因之一。
　　鲁肃谨厚、诚实的性格，在他处理对外关系上有着充分的表现。促使刘、孙联盟抗曹后，在任何情况下，鲁肃都坚持这一对外政策，至死不渝。鲁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具有战略的眼光，他认为只有巩固蜀、吴联盟，东吴才能鼎足江东以图天下，而吴、蜀之间的关系有如唇齿，唇亡则齿寒。正是从这个战略观点出发，在对待孔明和解决荆州问题的态度上，他和周瑜截然相反。周瑜要害孔明，他力加保护；周瑜要用武力解决荆州问题，他坚持主张协商解决。鲁肃在世时，尽管孙、刘为争荆州矛盾重重，但因有鲁肃从中调停，双方联盟仍能保持，这对于蜀、吴都是有利的。有人认为鲁肃和孔明打交道时，孔明才智过人，处处取胜；鲁肃老实人，实是笨仔，次次吃亏，孔明胜鲁肃多矣。表面看来，似是如此， 《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写了。为索回荆州，鲁肃三次前往与之谈判：南阳被孔明用计夺取后，周瑜在大怒之下，准备起兵与刘备、孔明一决雌雄，鲁肃坚决反对说，如若自家互相吞并，倘曹兵乘虚而来。其势危矣。”自动要求前往以理喻之，若说不通，动兵不迟。在谈判中，孔明提出：荆州原是刘表基业，应由其子刘琦占据，若刘琦不在，别有商议。鲁肃见刘琦病入膏肓，不过半年必死，便同意达成协议：若刘琦不在，荆州归还东吴。刘琦病逝，鲁肃以吊丧为名前往索取荆州，孔明又赖账，说暂借荆州为本，待取得西川后，才交还荆州。鲁肃为顾全大局，只得听从。他回见周瑜，周瑜一针见血地指出：“名为借地，实是混赖。”鲁肃却认为：“恐刘备不负我。”以己之心忖人之心，活画一老实人！周瑜比他看得清楚，说：“刘备枭雄之辈，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也。”果然，取得西川以后，刘备、孔明又混赖了，这时鲁肃己去世，不能对孙权施加影响，孙权终于用武力夺取荆州，蜀、吴联盟终告决裂。夺取荆州，全据长江，伺机以图天下，是鲁肃为孙权制定的国策，但为巩固蜀、吴联盟，他主张争取用和平手段解决荆州问题，故一再让步。而孔明却使乖弄巧，一再混赖。乍看，鲁肃似有点愚鲁，其实是大智若愚，而孔明虽乖巧，却是狡诈。孔明这样做是不能取信于盟国的，不仅使双方矛盾得不到解决，且日益加深，结果是“关羽毁败，秭归蹉跌”，实非明智之举。在处理盟国之间的关系上，是狡诈还是诚实可取？显然是后者，故鲁肃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使者形象显得更高大！从总的说，孔明跟鲁肃一样，是蜀吴同盟的倡导者和坚持者，其外交成就是辉煌的。正当刘备处于危急之秋，他请命赴吴，以一介之使，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孙权，以其超人的智慧和纵横捭阖的手腕折服吴人，共同联盟，打败曹操，正因此，导致刘备取荆益两州，称帝西蜀。吴、蜀同盟被破坏后，孔明派邓芝赴吴。陈说利害，蜀、吴又重申旧盟。
　　这是蜀吴能与曹魏鼎立达近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两种态度 两种效果
　　《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些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两种不同的使者形象。
　　作为一个使者，切忌自卑和骄傲，自卑则被人看不起，骄傲则引起人反感。
　　只有不卑不亢才是使者应具有的正确的态度。这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的两种不同的使者形象，《三国演义》都有生动的对比描述。趁刘备逝世之机，魏主曹丕兴兵五路伐蜀，其中有一路是东吴之兵。东吴观望，迟不发兵。孔明设计退四路兵后，派邓芝往结东吴，反敌为友，共同伐魏。孙权知邓芝来，与群臣商议，张昭认为是孔明退兵之计，遣邓芝为说客，建议休等此人下说词，设油鼎以待，责以郦食其说齐故事，看其人如何对答。权从其言，遂立油鼎，令武士侍立左右，各持钢刀、大斧、长戟、短剑，直列到殿，乃召邓芝入见。邓芝整衣昂然而入，目睹鼎镬内热油正沸，两行武士杀气腾腾，全无惊色。近臣引到帘前，邓芝长揖不拜。权强令下拜，甚至要他入油鼎以相吓，邓芝终不屈膝，当面严斥孙权：“吾乃蜀中一儒生，特为吴国利害而来。
　　乃设兵陈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权闻言惶愧，即叱退武士，请邓芝上殿，赐坐交谈。邓芝乃为乞陈说绝魏联蜀的好处，孙权才决心与蜀联和，并派张温随邓芝入蜀通好。张温到蜀，孔明设宴相待，张温自以为得志，言谈之间，态度傲慢。次日，后主设宴相送。席间，秦澎乘醉入座，张温怪之，看不起秦宓，为显示已才，陆续以“天有头乎？”“天有目乎？”
　　“天有足乎？”“天有耳乎？”“无有姓乎？“等怪题相难，秦宓不加思索， 答问如流，且有根有据，满座皆惊。当秦宓以天理反问时，张温无言可对，羞愧难当，但也得到教益，乃避席谢说：“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又如赵咨和邢贞，也是这样两个不同类型的使者。刘备伐吴，孙权求和不许，赵咨自请前往说魏主曹丕，使袭汉中，夹击蜀兵。孙权大喜，即写表称臣，命赵咨为使。君主称臣，咨又奉命求救于人，处理不当，易失国体。但赵咨却能折服魏主，倍受敬重。他会见曹丕时，丕问他：“吴侯何主？”咨自夸其君说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在释其意时对“略”
　　字解得很妙：“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权谋之说也，就把孙权称臣之耻轻轻地掩盖过去了。丕接着问：“肤欲伐吴，可乎？”咨不示弱地答说：
　　“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御兵之策。”丕又问：“吴畏魏乎？”咨毅然答 说：“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畏之有？”丕叹说：“'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当之矣。”丕虽接纳孙权臣属，却没有发兵，坐山观虎斗；只封权为吴王，加九锡，派邢贞同赵咨捧执册锡。邢贞到吴，孙权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贞自持上国天使，妄自尊大，入门不下车，被张昭厉声严斥：“礼无不敬，法无不肃；而君尊大，岂江南无方寸之刃耶？”邢贞慌忙下车，与孙权相见。以上的故事，把邓芝、赵咨的不卑不亢和张温、邢贞的妄自尊大，刻画得很形象。而邓芝、赵咨不卑不亢，不辱君命，令人敬佩；张温、邢贞傲慢碰壁，狼狈不堪！

　　五、法律：法治最佳之法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贵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受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一个执法如山的人，畏之是必然，爱之则少见；执法峻急的人，恨之者多，无怨者罕见，而严于执法的诸葛亮，却能使人畏而爱之，受刑而无怨，陈寿说是因“其用心平而劝戒明”。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他不因情废法，执法不忘情之故。
　　不因情废法
　　诸葛亮不因情废法，斩马谡是个典型例子，马谡是他义弟或系戚马良之弟，一开始两人关系便异于常人。诸葛亮南征途中，马谡奉天子命来劳军，因诸葛亮服其才，马谡虽是后辈，他还是虚心请教：“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亮纳其策，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故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叛，使蜀汉从此无后顾之忧，对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谡确是有智计，诸葛亮对他“深加器异”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刘备对马谡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临死前特别对诸葛亮谈及马谡，他问诸葛亮：“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
　　诸葛亮说：“此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临危前特别向托孤大臣诸葛亮叮嘱这些话，说明刘备把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必将大用之，大用必将误大事。刘备看出“马谡言过其实”，认为“不可大用”，而诸葛亮日与马谡共事而未发现他这个严重的缺点，却非常重视他，这是什么原因？这和诸葛亮与刘备的经历以及其两人对马谡的情感深浅有关。刘备一生血战沙场，其才智都是在实战中得到的，他听到马谡死啃兵书的空谈，与实战不符，就发现其“言过其实”。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参与决策和主管内政，实战经验还不太丰富，故一时难看出马谡夸夸其谈。在情感方面，刘备与马谡关系浅，对其考察不被情所制约；诸葛亮与马谡则“情如父子”。
　　且服其才，对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当时可以说他是把马谡当作其继承人来培养的。情感好像白内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他委马谡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舍水上山，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讵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理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
　　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执法不忘情
　　诸葛亮对于犯罪的人，能治之以法，动之以情，即执法不忘情，使被判罪的人心服而无怨。
　　李严 （后改名李平）是刘璋旧部，刘备入蜀时归降，后因平叛乱有功， 被授尚书令之职，刘备临危遗诏托诸葛亮与李严辅后主。为团结对敌，诸葛亮很尊重他，但李严为人图谋私利，喜耍两面手法，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出军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事，因运粮不济，怕诸葛亮见罪，便慌报军情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要诸葛亮回师。为了遮饰已过，又妄奏后主说：“臣已办备军粮，行将运赴丞相军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诸葛亮回成都后查知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斩之，因念他也是托孤大臣，乃上表废为庶人。历史上，凡托孤大臣之间发生内讧，势败者往往被夷三族，而诸葛亮却仍让李严过着富裕的生活，留其子丰在丞相府任中郎参军，并谆谆教诲。他在处分李严后致丰教说：“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获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获，勤追前阙。令员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获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对一个犯严重错误的人，犹如此多情，要其子加以宽慰，使其改过自新；对其子则力加勉励，使其奋发向上，其意诚，其情切，李严父子能不感恩戴德。又如廖立，为人高傲，自谓才智宜为诸葛亮之贰，而竟位在李严等人之下，故很不满，于是常发牢骚，口出怨谤，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诸葛亮认为“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便废廖立为民。但廖立甚敬佩诸葛亮其人，对已受到处分并无怨言。他闻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垂泣说：“吾终为左衽矣！”李严闻此噩耗，纵声大哭，因激动过度，病发而死。盖李严、廖立都相信诸葛亮能复收己，使能以补前过，度诸葛亮死后，后人不能用之故也。严于执法的人，使受处分者毫无怨恨是很难的，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严伤心致死，这不仅是没有怨恨，而是对诸葛亮非常爱戴了。
　　治国不能不讲法，诸葛亮治乱国用重刑，纠正了刘璋治蜀时的混乱状态，使“军民安靖”。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法严而民无怨，民畏而爱之。我们知道法治的主旨是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纪，保证国泰民安，在这方面，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伟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面所述，是因诸葛亮能正确处理情与法的关系，做到寓情于法，使情法交融，这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最高超的艺术，是实行法治最佳之法。 六、人事：人才学的珍贵遗产        三国人才之众，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纵横捭阖，权谋干略，出类拔萃，堪称当世英雄。孔明、荀或、鲁肃以其超人的智慧，描绘三国宏图，促使三分鼎足，不愧称三国时代杰出的三大战略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则有周瑜、陆逊、郭嘉、程昱、司马懿、庞统、徐庶等辈；勇而有谋，武功显赫，则有关羽、张飞、黄忠、赵云、张辽、徐晃、徐盛、朱桓之流；两才相当，棋逢敌手，则有姜维、邓艾和羊祜、陆抗之徒。勇冠三军，骁锐莫当，蜀有马超、魏延，魏有许褚、典韦，吴有甘宁、太史慈。不辱君命，邓芝、赵咨可谓善于外交。文采风流，蔡邕、王粲、祢衡，曹植、杨修亦一时之绝。三国人才济济，不胜枚举。读 《三国演义》宛如进入中国古代人才展览总馆，历代各种人才，在此莫不具备。不禁令人惊叹：
　　三国何其多才！
　　人才济济主要是君主善用人
　　三国人才如此众多，而一些朝代却廖廖无几，是否“造物者”偏爱于三国？其实，“天涯何处无芳草”。西晋文学家左思《咏史》诗中则指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意即哪个朝代没有奇才，只不过是被埋没罢了。
　　为何被埋没？或因无机遇，或因君主不会用才。人才之涌现，多在乱世或盛世，在腐败的朝代人才是难于发挥作用的。盛世之所以多才，是因盛世不是上帝安排，而是靠人去改天换地，没有众多治世之才是难于出现盛世的。乱世，是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变的时期，旧的统治者已不能再统治下去了，它统治的基础——皇亲国戚、各级官吏等已腐朽不堪，这些人大多是碌碌庸人，无所作为，他们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也无本事独树一帜，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的命运。这时草泽英雄纷纷崛起，逐鹿中原。要图天下，必须有人才，故独霸一方革主大多能礼贤下士，千方百计搜罗人才，所以说这正是用才之秋，也是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良机。三国历史正好证明乱世出英雄这个真理。如非乱世，织草履出身的刘备何能称帝西蜀？如非乱世，宦官之孙曹操何以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若非乱世，一县吏之孙孙权何以威镇江东？
　　虽说乱世出英雄，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7次分裂时代，为何人才以三国最多，最引人注目？这是因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都善于用人。他们在其割据的地区竭力发掘人才，可说是搜罗将尽，被埋没的不多。因此，涌现众多人才的时代，一是机遇，二是君主要善于用人，二者缺一不可。而三国人才最引人注目.与《三国演义》作者生花妙笔的描述也有关系。
　　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
　　三国用人艺术，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珍贵遗产。认真进行研究，对于用人是大有裨益的。研究三国用人艺术，要从正确评价人才入手，因为能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而要正确评价人才，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刘备用孔明，可说是善于知人、用人，孔明确是当世奇才，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可是，因孔明未能实现其北伐宏图，人们颇多异议。有的说他六出祁山，所得只不过三郡，劳而无功，说明他非大才：有的说蜀国人才短缺，致使“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见他不善于用人。孔明是蜀国的关键人物，他辅佐刘备开始是谋主后当丞相，刘备逝世后他是实际的执政者，蜀国强弱跟孔明当然大有关系。但不能以成败来衡量孔明，把他的优点说成缺点，从而否定这个杰出的战略家。在用人方面，孔明不拘一格，能因才任用，故陈寿说，“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许靖是大名士，但没有多大实际能力，刘备入川后原不想用他，孔明因许靖海内知名，用他可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才，故力劝刘备任用，刘备乃拜年已70的许靖为司徒。魏延、杨仪两人很有才能，因魏延“性矜高”，杨仪“性狷狭”，两人都不能团结人，他虽依靠这一武一文为军中左右手，却没有任为继承人。他每次出征，治理蜀中事务都委托德才兼备的蒋琬、费祎、董允等人。孔明逝世后，蒋琬、费祎先后管理蜀政，使敌人不敢窥视西蜀，边境无虞达29年。至于孔明未能取胜，这主要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原因。当时魏国兵力、人力都比蜀国多3倍以上，经济力量也比蜀国雄厚得多，其统帅又都足智多谋。战争是人力，物力、智力的较量，而魏、蜀两国人力、物力如此悬殊，智力又不相上下，蜀国是不存在取胜的客观形势的。但是孔明以5万兵力能采取攻势，使魏国驻守秦川前线的20多万大军只能坚守，其主将司马懿不得不忍耻接受巾帼妇人之衣，如果孔明没有超人的军事才略，何以臻此！因此，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正确认识孔明这个奇才的。其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对于人才的评价，不能仅从其人道德品质方面去考察，而更重要是要看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曹操是一个十分残忍又具有雄才大略的奸雄，既有过也有功，对社会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他在用人方面也有其过人之处。他不念旧恶，唯才是举，因而过去的仇人与敌营的人，都奔集于他麾下，为他献智效劳，终于统一北方。如果曹操老是计较个人恩怨，用人吹毛求疵，则不能团结更多的人为己所用，也许他将变成孤家寡人，一事无成。有人因曹操秉性奸诈，连他的雄才大略也一概斥之为邪恶，那是片面的。再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对具体人做具体分析，决不能用一个框框来衡量天下之才。世上没有万才具备的人，有人精于此而粗于彼，孙权未见出奇谋，但能任贤举能，集“众智”、“众力”于一身，故成一代明主。周瑜虽不冲锋陷阵，但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誉为英明的统帅。马谡任主将不行，却是个有智计的谋士。马超不善谋略，却是骁锐莫当的勇将。故用人要量才录用，不要强用其所不能。
　　用人攸关国家兴亡
　　能否用人，对国家之兴亡至为重要。三国之兴，与曹操、刘备、孙权善于用人大有关系。刘备”三顾草庐”，孔朗感其知遇之恩，做出隆中决策，为之效忠竭智，才能由弱变强，称帝西蜀；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听从鲁肃的“榻上策”，故能鼎足江东；曹操虚心求教于荀或，遵其“深根固本以济天下”、“坚守官渡待变”之策，方能称雄北方。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为何只存下三国，而其他人都被消灭了，不善于用人是个重要的原因。袁绍雄踞四洲，兵多粮足，谋士如云。官渡之战，他的兵力比曹操强得多，胜利本应属于他，因他既不听田丰、沮授之谏，又不从许攸之策，疑其所不当疑，决其所不当决，于是贻误军机，被动挨打，以失败告终。
　　刘表居用武之国，拥九洲之众，因其“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又无宏图大志，满足于现状，只能是他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荆州被分解是必然之理。吕布被称为无故将军，效忠于他的陈宫，为他尽智献谋，他当耳边风，对面谀而通敌图他的陈珪父子，却言计听从。在被曹操围困的危急关头，他不依靠张辽等猛将以摆脱险境，而是想凭他的方天画戟和赤兔马以保妻子安全，结果还不是被曹操所擒，脑袋搬了家。后来三国之亡，也是因用不当其人之故。刘禅宠信黄皓、曹魏重用曹爽、孙皓任用岑昏等一小撮佞臣，都加速了蜀、魏、吴的灭亡。
　　善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政策
　　纵观三国历史，凡善于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的政策。曹操的“唯才是举”实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如荀彧、郭嘉、贾诩原是曹操敌人的谋士，张辽、徐晃是亡虏，于禁、乐进是行伍出身，都被曹操所搜罗，加以提拔重用，才得显姓扬名。孙权用人也如此。他不仅重用吴郡人顾雍等，对于避乱江东的广陵人张纮、琅邪阳都人诸葛瑾等，也都重任。刘备取蜀后，除以随之入蜀的荆州人士为骨干外，对于原有益州、东州人士，即便是刘璋的亲疏，都量才录用。孔明在团结这三州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把三州人士团结在刘备的周围，拧成一股力量，对巩固蜀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用人不计恩仇，是曹操、刘备、孙权的共同点。东汉末年，群雄对立，或友或敌，很难固定，人与人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如果以恩仇做为用人的界线，决不能团结更多的人，也对事业不利。因此，曹、刘、孙用人，对事业有利的，虽仇也用。张绣曾杀曹操长子、侄儿、爱将，后他再降，操也纳之。刘巴为刘备宿怨，他取蜀时为团结益州人士，也不计较其既往而用之。甘宁曾结怨于孙权，后他来降，权不咎其过去，甘宁因此拼力很效，屡立奇勋，成为东吴猛将。
　　用人唯亲的恶果
　　用人唯亲的恶果，在《三国演义》中也有深刻的揭露。所谓“亲”无非有二，一是认为是“心腹”，二是亲属。用人而限于此，人才必然是有限的。所谓“心腹”，大多是佞巨，这些人只看其主子脸色办事，为达到个人私利，往往瞒上欺下，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东汉末朝桓、灵二帝，宠信宦官，造成天下大乱，就是典型的例子。因裙带关系而成为权贵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常见的事。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是碌碌无能的庸才，一旦掌握朝政，必然把它弄得一塌糊涂。何进原是屠尸，因妹妹贵为皇后面被封为大将军，正是在这个双料草包的手里，使汉朝名存实亡。用人唯亲即使是曹操、刘备也在所不免，如曹操用夏候渊丢了汉中，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这对于曹操、刘备虽是个别的事件，但也足见完全摆脱用人唯亲也殊不易。
　　树立朋党之害
　　树立朋党之害给人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凡立一朋党，必有另一朋党与之对立。朋党之争，或一败，或两败俱伤，对国家、对事业都有害无益。当然用人必须依靠骨干，不过这与树立朋党是两码事。因依靠骨干是为更好团结大多数，而树立朋党是为捧一派打击一派，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对其党徒也大加重用，于是自成一朋党。拥长子袁谭派也就成立一朋党与之对抗。
　　因朋党对立，内部力量大为削弱，终被曹操所灭。刘表因爱妻而让妻党掌握军权，妻党必然拥护其妻所生的幼子刘琮，一朋党于是产生。长子刘琦不甘心失去其法定继承权，求助于刘备，这又立了一朋党。曹操南征，继位的刘琼不与其兄刘琦协力抗曹，而是为保位投降了曹操，结果不仅丢了荆州，连命也保不了。
　　知人、荐贤是用人先决条件
　　知人、荐贤是用人的先决条件。知人才能用人得当，荐贤才能广招人才。
　　《三国演义》有不少知人美谈和用人轶事，如曹操、刘备、孔明、孙权等都能知人，故能用人；魏、蜀、吴贤士都能辗转相荐，这是三国人才济济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知人、荐人的经验，值得用人者借鉴。第二章 用人艺术 　　 在古今一切人际竞争中，其成败与有否人才大有关系。取胜要有智谋，而智谋出自人才，所以说人才是至为关键的。这一章从“人策”、”风格”、”御人”、“鉴诫”四个方面评介了三国的用人艺术，如能吸取三国用人的经验教训，用其所长，弃其所短，对事业是大有裨益的。一、人策　　用得其人，三国鼎立，用不得其人，国破家亡！三国的兴亡，虽由于经济政治上的原因，但与用得其人与否也大有关系。东汉末年，群雄逐鹿，18镇诸侯先后灭亡，而曹操、孙权、刘备之所以能崛起，三分鼎足，其关键在善于用人。而三国后期的继承者却恰恰相反，都不善于任贤举能，结果被晋所灭。
　　“人策”之重要可见一斑。1.由弱变强：刘备得孔明而兴　　在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隐贤”里，有一段关于用人的对话，水镜先生初遇刘备，见他气色不佳便料到其坎坷遭遇，因问说：”吾久闻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犹落魄不偶耶？”刘备说。“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镜说：“不然。益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刘备说：“备虽无才，文有孙乾、糜竺、简雍之辈，武有关、张、赵云之流，竭忠相辅，颇赖其力，”水镜说：“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若孙乾、糜竺等乃白面书生耳，非经纶济世之才也。”水镜先生的话阐明了一个有关用人的重要思想：有了人才，并不等于会用人；不善于使用人才，就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他说刘备“左右不得其人”，是指没有使用人才的大才，即缺乏统筹全局的人才，也是他所说的“经纶济世之才”。刘备的“命途多蹇”，证实水镜先生的话是对的。
　　从逆境走向顺境
　　“桃园结义”之日，刘备兄弟三人就立下替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尽管他们怀有雄心壮志，却不能如愿以偿。虽然虎将关、张、赵云拼死效忠，孙乾、糜竺、简雍等竭能尽力，也无济干事，仍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他转战沙场，经千辛万昔，才得徐州作为安身之地，却又被吕布夺了；只好附属曹操，因恶其为人，乃设计脱身，借截击袁术之机回师徐州；后被曹操打败，仅以身兔投靠袁绍，因关公助曹轩了颜良、文丑，险些被袁绍杀了：后依刘表，又被蔡瑁和蔡夫人暗算，几乎送了性命。
　　刘备此时的景况是凄凉的，故他见已身髀肉复生，感到”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而功业不遂”，不觉悲从中来，长叹不已。而当他得孔明相助，高兴地比之为”如鱼得水”。鱼没有水，寸步难移：鱼有了水，便可游泳自如了。
　　从此，刘备从逆境走向顺境：联合东吴，打败曹操；取荆益二州，称帝西蜀。
　　孔明何以有如此扭转乾坤的力量？
　　待机而动的决策
　　当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无所了解的时候，人们是无所作大的，如果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任何人都会碰壁，遭到失败，掌握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人们就主动了，就可改天换地。杰出的人物能在历史上起伟大的作用，并非他们有三头六臂，或先知先觉，而是因其能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实事求是地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孔明的”隆中对”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要了解孔明所起的杰出作用，有必要从研究“隆中对”入手。　　“隆中对”是什么？这是刘备”三顾草庐”时，孔明跟刘备的一段重要对话，即孔明为刘备制定圄天下的战略决策。孔明指出：“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以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只有荆益二州可取，”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因主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孔明的“汉室可兴”的愿望虽没有实现，但他的联吴抗曹、取荆益二州、待机而动的决策，在实践的过程中证明是正确的，它使弱小的蜀国能鼎立近半个世纪之久，故有“千古奇策”之誉，孔明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不愧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而他能制定”隆中对”，是由于他对当时天下大势有全面的深刻的了解，对各个政治集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故能明确打击的对象和团结的力量，确定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
　　依形势，定谋略
　　“隆中对”是孔明在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提出来的。这一年天下大势是：在北方，曹操凭着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越地位，先后消灭吕布、袁术、陶谦、张绣、袁绍等军阀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他带甲百万，是当时中国最强者。在这一年春2月，曹操发布的丁酉令说：“天下虽未悉定，吾当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这表明他决意南征。在东南地区，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已7年，在残酷地镇压越族的反抗后，政权基本巩固，加以有长征之险，并得到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的支持；且能举贤任能，有周瑜、鲁肃等文武全才为之辅佐，国力日益强大，在当时其势力仅次于曹操。在西南地区，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都是软弱无能之辈，难与曹操抗衡，迟早必被人所并。只有刘备，他虽寄托于刘表，但很得人心，故荆州豪杰多归之，事实上他已成为荆州地区的新兴势力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实力，很明显，当时力足以争天下的只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而已。而三人中，曹操势力最大，刘备要与曹操对抗，只能联合孙权。故刘孙联盟抗曹，是形势使然。这时，孔明已“躬耕南阳”有12年之久，且由于荆州是当时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和军事咽喉，这给他提供了观察政治风云的有利条件；他经常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谈仕途，议时政，在刘备“三顾草庐”前，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对天下大势已成竹在胸。故在刘备屈身求教下，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
　　下对了关键棋子
　　譬如下棋，关键性的一着下对了，就全盘皆活；关键性的一着下错了，就着着被动。“隆中对”对于蜀国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是关键性的一着棋，自从制定了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便把刘备集团内部潜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各种人才的智慧、力量都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取得了节节的胜利。
　　而“隆中对”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孔明智慧的结晶，足见刘备得孔明对于他事业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刘备未得孔明前和得孔明后的不同处境，给用人艺术添加了一些什么新内容呢？它说明：大凡干事业，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更重要的要有掌握全局的、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才。刘备也是个会用人的人，他的用人特长是善于识贤、集贤、信贤，但对于如何使用人才，则非其所长，这是因他缺乏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才智，故虽有关、张、赵云之勇，也不免屡战屡败。
　　以智谋折服众将
　　孔明则既能从大处着眼，也能从小处着手，即既有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有出入预料的“神机炒算”，他的才智使关、张、马、赵、黄五虎大将如虎添翼，大显神咸，张飞，原是个有名莽汉，从不懂使计，只一味恃勇。他快人做快事，敢于鞭打督邮，屡揪“三姓家奴”吕布：他嗜酒如命，醉后鞭打部属，致失掉了徐州。后来在孔明的领导下，他变了，不再是老粗，而是粗中有细，他义释严颜，使严颜所管的45处关隘，皆望风归顺；他假醉赚张郃，智取瓦口隘。书中虽不说是孔明所教，但既在其指挥之下，显然与孔明的军事部署有关。不服老的黄忠，也是在孔明的激将法的推动之下，勇挑重担，计夺天荡山，勇斩夏侯渊。孔明的智慧折服了众将，连目空一切的关羽，在他面前也服服贴贴，俯首听令，因而能调动三军，沿着他的羽毛扇所指的方向，奋勇直前，去夺取胜利！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才易得，全才难求，如何在众才之中，选拔具有全局之才的人才，这是取得事业成功的至为关键的一环，也是用人艺术的一大学问。 2.统一北方：曹操听荀彧之策　　一统北方成为一代之雄的曹操，虽因时势造成，但他的雄才大略是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他的雄才大略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善于用人。故济济人才，奔集于曹氏，宛如众星伴月。他们出谋献策，为曹魏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其中，以荀彧的贡献最大，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实有赖于荀彧的英明决策。
　　备受赞誉的荀彧
　　曹操一见荀彧来投，便给他高度的评价，“吾之子房也。”魏晋南北朝时期，评点人物的风气很盛，许多人因此而以知人见称，其事迹多记于《世说新语》之中。他们评点人物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其言多中，这很值得研究，因用人要从识人始，不识人就难于用得其人。三国时代，逐鹿中原的群雄都懂得：要打天下，要有人才，故大都谦恭下士以搜罗人才为己用。而用人才要先了解其人之才，始能量才录用。曹操说荀彧是“吾之子房也，”并非出于印象之言：或因“彧为人伟美”，或因其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过去的表现下的结论。《三国演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陈寿著的《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却有记载，说得很明白：在他未投奔曹操前，其才智已为时人所重，南阳何颙就赞他。“王佐才也”。他料事辄中：董卓乱起，为亢父令的荀彧便弃官归乡，谓父老说：“颖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因留恋故土犹豫不去，荀彧便率领其宗族迁居冀州。后颖川果为“四战之地”，乡人多遭难，独荀彧宗族得以保存。袁绍占据冀州后，很重视荀彧，待以上宾之礼，但“彧度绍不能成大事”，乃弃绍投曹。后来袁绍的下场果如荀彧所预料。上述两件事，已足可显示荀彧有超人的才智。曹操赞为“子房”并非过誉。他投奔曹操后，始为曹的司马，后升为汉尚书令，曹操有重要事决策不下，都向他请教，即使“太祖（按：指曹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荀彧多奇计，不下于汉之子房。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记载：“彧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虽“不得尽闻”，但他给曹操提出的三大决策，史书是有记载的，《三国演义》也如实描述了。
　　深根固本才可制天下
　　曹操起事之初，兵力不多，占地也仅有兖州。曹操拟兴兵攻打徐州，这时陶谦已死，刘备领徐州牧，其实力也不弱，曹操想攻入徐州并非易事：而曾经被曹操打败的吕布也不甘心罢休，他驻军山阳，仍对兖州虎视眈眈，如曹攻徐州，吕布必乘虚偷袭，故荀彧坚决反对。他入谏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济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
　　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备，必助备死战。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愿熟思之，”荀彧之言，确是“药石之言，洞见利害。”故曹操深服其言，罢攻徐州之举，先巩固兖州，徐图发展。”深根固本以济天下”，不仅高祖、光武因此而“终济大业”，曹操行此策，也日益强大。荀彧总结两汉”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图天下的经验。不仅是对曹操提供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是”济大业”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
　　奉天子以服众望
　　由于曹操遵从荀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之策，驻军山东，养精蓄锐，兵强将盛。这时，李傕、郭汜混战，百姓遭殃，献帝受苦，经颠沛流离，又移驾返洛阳。曹操知此消息，立即召集谋士商议。荀彧进言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也。”曹操听了大喜，决定克日兴师。荀彧是忠汉派，他之所以投曹操，是因曹操有过为国除奸的壮举，他劝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实出于对汉朝的忠心.而曹操采纳此策，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此之前，田丰也对袁绍有类此建议，袁绍却不接受，而曹操却能采纳这一决策，足见曹操比袁绍高明得多。当时，东汉王朝虽已名存实亡，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汉臣仍多不忘汉，即便是割据者大多也表面“尊汉”，由于群雄混战，饿殍遍野，因而人心思定。故曹操一扯起“尊汉”的旗帜，以进行统一战争，不仅能令诸侯，且得人心。桓、灵二帝先后两次掀起的党锢之祸，士族受害最惨，所以士人最恨宦官。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素为士族所轻，他要搜罗士人则很因难：从他“奉天子以从众望”，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士人逐渐归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重用什么样的人会带来什么样的人，在荀彧的推荐下，郭嘉、司马懿等才智之士纷纷来投，仅几年之间，曹操得士之多远远超过孙权和刘备。曹操采纳荀彧的这一决策，不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且取得了士族的广泛支持，这就为他统一北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坚守官渡以待变
　　官渡决战，是袁、曹谁胜谁败的生死关头。曹操守官渡，自8月起至9月终，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不决，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彧以书报之，略说：“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果然，“情见势竭，必将有变，”由于袁绍内部分裂，许攸来投，授以烧敌粮之策，曹操乃亲率精兵往乌巢劫粮，使袁绍军心大乱，于是乘机出击，大败袁军。如果曹操不听荀或的决策，弃官渡退回许昌，袁绍乘虚追击，曹操必败。对此，后来曹操也承认。他上的表说：“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
　　为三大战略家之一
　　荀彧并不象孔明、鲁肃那样给刘备、孙权描绘国天下的蓝图，但他的“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奉天子以从众望”和”坚守官渡以待变”的三大决策，是属于战略的范畴，是有关曹魏生死存亡、兴亡盛衰的大事，其贡献不亚于孔明的“隆中对”之于西蜀，鲁肃的：“榻上策”之于东吴。故笔者把他和孔明、鲁肃并列，誉之为三国时代三大战略家之一，也正是据此：“而荀彧的三大决策，若非雄才大略的曹操也不能采用。庸主不能用奇才，明主始能用奇才，古今如此！  3.鼎足江东：孙权行鲁肃战略　　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坐镇江东之后，善于举贤任能，故人才济济。鲁肃便是其中佼佼者之一。鲁肃是周瑜所荐，周瑜说他“平生好击剑骑射”、“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是文武全才。他投依孙权后，甚得敬重。一日，众官皆散，权留鲁肃共饮，至晚同榻足而卧，夜半，权问肃说：“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孤承父兄余业，思为桓、文之事，君将何以教我？”肃说：
　　“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权闻言大喜，披衣起谢。因此策是在榻上谈的，故史称之为“榻上策”，因鲁肃献“榻上策”引起孙权的重视，老臣张昭力加反对，认为鲁肃“谦下不足”、“年少粗疏”不可用。孙权并不因张昭的訾毁而疏远鲁肃，而是相反，更加敬重之。
　　认清首要敌人
　　“榻上策”提出于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那时，“北方多务”，曹袁两大军事集团正准备决战，袁绍比曹操兵力强，曹操并未具有必胜的条件，而鲁肃却能断定东吴的主要敌人是曹操，这是很有见地的。他主张乘曹操无力南顾之机，占领荆州地区，“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因为荆州处于扬州上游，如果将来让曹操占领荆州，东吴前线将遭到严重威胁。如果全据长江，凭着这条不易逾越的天堑，则可保卫东吴的安全，然后伺机以图天下。鲁肃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完全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东吴所能采取的最佳决策。此策后来成了东吴的国策，孙权能雄踞江东，三分鼎足，实有赖于此。
　　坚持联盟以抗曹
　　鲁肃为实现其政治蓝图，始终奋战不息。他给孙权制订的其他战略决策，也以”榻上策”为据。曹操统一北方后，决意南征，南北矛盾开始激化，孔明、鲁肃己先后预见天下三分，因此如何处理曹、孙、刘三方的关系，已成为当时急需思考的重要议题。由于曹操势大，孙、刘要想与之抗衡，除了联盟之外别无他策。”智者见诸未萌”，杰出的战略家孔明、鲁肃不约而同提出孙、刘联盟抗曹的主张。刘琮以荆州降曹后，江东上下震惊，张昭等谋士都主降，只有鲁肃坚决主战，并向孙权陈述”诸人可降曹，独将军不可降曹”的理由，使孙权深为感叹说：“诸人议论，大失孤望。子敬开说大计，与吾见相同。此天以子敬赐我也！”在鲁肃的策划和奔走下，促成孙、刘联盟抗曹，最后打败了曹操，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当鲁肃从前线还，孙权与诸将出迎，孙权说：“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说：愿至尊咸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可见其志不凡。
　　鲁肃始终坚持孙、刘联盟抗曹，至死不渝。鲁肃懂得：孙刘双方有如唇齿关系，唇亡则齿寒，故他不象周瑜那样，只从国家眼前利益出发，千方百计拆盟，也不象孔明那样，使尽诈谋以拖延交还荆州，促使双方矛盾激化，而是既坚持国家利益，又保持孙、刘联盟。因此，他不仅比周瑜看得远，比孔明也高明。
　　借荆州、存人才为了全据长江，保卫东吴的安全，他三次前往索还荆州，并以理力争，虽然对方屡次使计推辞，他也耐心等待，避免动干戈。甚至孔明为拖延时间，使刘备立下”暂借荆州”的文书，他也被哄作保人押了字。在与关羽相会时，他好言相劝，指出借荆州是为使刘备有所托足，今“已得西川，又占荆州”，是“贪而背义”。《三国演义》把这次会见，说是“关云长单刀赴会”。把关羽写得威风凛凛，鲁肃则被描绘得呆相十足。史实却不然，是鲁肃前往会关羽，他理正辞严斥关羽，关羽无言以对。至于说“暂借荆州”是鲁肃上了孔明的当，史实也并非如此。据《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赤壁之战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裴松之注《汉晋春秋》记载：“吕范劝留备，肃曰： '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可见借荆州是出于鲁肃本意，是为“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以共同抗曹，不仅如此，鲁肃还向刘备推荐人才。鲁肃向孙权力荐庞统不被录用后，他担心庞统投曹操，便劝庞统投刘备，作书推荐，并嘱之说：”公辅玄德，必令孙、刘两家，无相攻击，同力破曹。”可见，鲁肃所为，都是服从于“孙、刘联盟抗曹”这个战略决策。因此，鲁肃在世时，吴、蜀两国基本和洽。这对两国有利，只对曹操不利，使曹操不能行其”分而取之”之策，在两国同盟面前，无所作为。吴、蜀两国能与曹魏三分鼎足，鲁肃所做的贡献是不亚于孔明的。
　　人才须有识者赏识
　　历史上，杰出人物之所以得行其志，或因得遇机缘，或因得遇明主。韩信在楚，不被知名：后归刘邦，始得施其才。同样，鲁肃如不遇孙权，“榻上策”将不诞生，鲁肃也将默默无闻。故有伯乐才识千里马，善用才者才识大才。所以说有大才的固然了不起，善用才的也了不起，孙权有识见，听了鲁肃的”榻上策”才大为赞赏：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才认为“正与吾见相同。”正因君臣相得是建立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故张昭的流言蜚语，毫不影响孙权对鲁肃的信任。有充分的信任，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反之，纵有大才也会湮灭。鲁肃能成为一代名将，并能充分发挥这个杰出的战略家的作用，不正是因得到孙权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吗？    

4.政权转移：曹爽昏归司马氏

　　魏主曹睿临危，托孤曹爽、司马懿，辅佐年才8岁的幼子曹芳。为争权，曹爽和司马懿激烈搏斗，昏庸的曹爽当然不是奸滑的司马懿的对手，结果落得灭族之祸。而曹魏政权也就掌握在司马氏的手里，为司马炎篡魏打下基础。
　　所用非人。
　　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都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清除异己。曹操虽以善用人著称，但有不从已的大都被其所杀。在他决定立曹丕为太子后，不惜清除曹植的党羽，为曹丕继位扫清道路。曹丕篡汉后，其文武大臣大都是曹氏的心腹，故曹魏政权是巩固的。及曹魏第三代，即曹睿继位时，功勋之臣多数亡故，而其后代都是花花公子，庸碌无能，只知吃喝玩乐。曹爽就是这样的人。他凭着其父曹真的余荫，得到了曹睿的重任。曹睿病重时，曾在曹氏宗族中物色辅政人才，结果还是落到曹爽身上，可见曹氏第三代都是些什么样的庸人了。曹爽在其心腹何晏的启发下，懂得兵权的重要，于是以“司马懿德高望重”为名，请魏主“加为太傅”，太傅地位虽比太尉为高，却不掌兵权，曹爽请封司马懿为太傅实是为削去其兵权。曹爽乃以其心腹统率各军，自是兵权皆归于已。爽掌握兵权后，认为可高枕无忧，便与其心腹纵情淫乐，其衣食住行，奢侈豪华，不下于朝廷。
　　以“阴”制“庸”得政权
　　司马懿是个既很有才智又非常阴险的人，他辅佐曹氏四代，辅政二次，曹魏统治者都被他假装的表象所惑，都以为他是心腹，连善于识人的奸雄曹操也被他瞒过了。司马懿被罢兵权之后，便推病不出，二子亦退职闲居，以伺机反扑。当曹爽派新任荆州刺史李胜去向他辞行，以探听其虚实时，司马懿早料到其来意，乃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请李胜入府。在对话时，他语无伦次，牛头不对马嘴，尽装耳聋说是听不清对方的话。
　　侍婢迸汤，他将口就之，汤流满襟，乃作哽噎之声说：“吾今衰老病笃，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见大将军，千万看觑二子！”言讫躺在床上，声嘶气喘。李胜回言曹爽，爽大喜说：“此老若死，吾无忧矣！”
　　这确是庸人庸话。司马懿见李胜去了，遂起身谓二子说：”李胜此去，回报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猎之时，方可图之。”果然，不一日，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将其总管的禁兵，保护魏主前往狩猎。司马懿一俟曹爽出城，即发动政变，控制军营，然后引兵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桥。
　　曹爽的智囊桓范设法逃出城外告变。司马懿知道了大惊说：“'智囊’泄矣！
　　如之亲何？”太尉蒋济说：“弩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这是说劣马只惦着马棚里的饲料，譬喻无能的人贪图安逸，缺乏远大的志向和谋略，桓范见曹爽后，建议他调外兵以讨伐司马懿。接着司马懿派人来告知曹爽：只是削去他的兵权，别无他意。是夜，曹爽左右思考，意不能决，自黄昏直流泪到天晓，还是狐疑不定。桓范入帐催之说：“主公思虑一昼夜，何尚不能决？”
　　爽叹说：“我不起兵，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范大哭，出帐说：”
　　曹子丹以智谋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犊耳！”就这样，曹爽被司马懿诱骗回城里，以“莫须有”的谋逆罪，将曹爽三兄弟及其党　徒，皆斩于市曹，并灭其三族。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曹爽仍幻想让出兵权后做”富家翁”，其愚如此，其死也活该！曹氏后代庸碌如此，司马氏取而代之是必然之事。

   

5.断送西蜀：刘禅宠宦官黄皓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是孔明《前出师表》总结前后汉兴亡的原因，用以告诫刘禅，确是语重心长，言真情切。而刘禅并没有如孔明所希望的，亲贤臣，远小人，以兴汉室；而是亲小人，远贤臣，重踏桓、灵覆辙，断送了蜀国江山。
　　昏庸无能的阿斗
　　刘禅是少有的昏君，是个不朽的”阿斗”。平心而论，刘禅也不尽坏：
　　他老实得可怜，昏庸得出奇，陈寿给他形象的评价是：“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 '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孔明执政时，他遵其父刘备所嘱：“事丞相如父”，且实权在孔明，他不听也得听。孔明操劳国家大事，整天忙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刘禅却可不费脑筋，饱食终日，乐其所乐。当然，他不是整天在昏睡，遇到国家有事，他有时也有所用心。如刘备逝世后，曹魏乘机兴师五路侵蜀，因这时孔明闭门不出，他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团团转，后来他到相府探望孔明，孔明告诉他退兵之策，他才如梦初醒。他对孔明也不尽放心，当孔明与司马懿斗兵斗阵连续大胜，正欲乘胜直取长安的时候，他中了司马懿的反间计，听信流言——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宦官为之画策，他便遣使资诏星夜宣孔明回。孔明奉旨回成都问他何故诏还？他无言可对，良久，乃说：
　　“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一无他事。”真是憨人憨话， 憨气十足。不过，总的说，孔明在世时，还是贤臣当道、小人远避，刘禅基本上是听孔明的话的，宦官也不敢出面干政。孔明病逝五丈原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蒋琬、费祎等贤相相继去世后，他被宦官黄皓等小人所左右，溺干酒色，不理朝政，政事、军事弄得一塌糊涂。
　　小人弄权，将士难为
　　深得孔明兵法的姜维是蜀国后期的“擎天柱”，是个赤胆忠心的人，他秉承孔明遗志，九伐中原，虽天大胜，但也挫伤敌胆，使之不敢正窥西蜀。
　　当姜维正在前线浴血奋战，困魏国名将邓艾于祁山时，忽连接后主的三道诏书，促其班师。原来是后主听黄皓谗言：“姜维屡战无功，可命阎宇代之。”
　　阎宇何人？他身无寸功，只因阿附黄皓，遂得重爵，官至右将军。黄皓本想用阎宇代姜维，后知邓艾善用兵，恐阎宇非其敌手，又寝其事。任用大将，如此儿戏，是撤是用，全凭一宦官作主，确是超级庸主。姜维回，得悉此事，入奏后主说：”黄皓奸巧专权，乃灵帝时十常侍也。陛下近则鉴于张让，远则鉴于赵高。早杀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后主笑说：“黄皓乃趋走小臣，纵使专权，亦无能为。”姜维因不能杀黄皓担心被其所害，乃听从郤正之言，领军前往沓中屯田，以充军实，徐图进攻。自古以来，庸主当政，小人弄权，大将在外难于立功。昔”乐毅伐齐遭间阻，岳飞破敌被谗回。”姜维岂能例外！
　　西蜀之亡必然也
　　刘禅昏庸透顶，黄皓专权胡为，西蜀之亡是必然之事。钟会、邓艾大举兴兵入侵西蜀，姜维即起沓中之兵前往拒敌，并上表请派精兵分守战略重地阳安关和阴平桥，并指出“若失二处，汉中不保矣。”在这危急关头，刘禅竟听黄皓之言，召师婆入内殿问吉凶，她以“西川土神”附身，胡说什么“陛下欣乐太平，何为求问他事？数年之后，魏国疆士亦归陛下矣。陛下切勿忧虑。”自此，刘禅深信师婆之说，遂不听姜维之育，每日只在宫中饮宴欢乐。姜维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黄皓隐匿。因此，使钟会轻取阳安，邓艾偷渡阴平，姜维虽仍和诸将死守剑阁，使钟会受挫，不能前进，可是邓艾已直趋成都，刘禅已面缚舆梓出阵，姜维纵有“回天力”也无济于事了。

 6、国破家亡：孙皓罢名将陆抗        封建末朝，大都是小人弄权，贤臣遭殃，其亡之因，多源于此。蜀国如此，吴国亦然。无独有偶，刘禅宠信宦官黄皓，孙皓宠信中常侍岑昏。刘禅、孙皓两人性格虽各异，但其用人之道则相同，刘禅昏庸，故被黄皓摆布，孙皓“才识明断”，但为人凶暴，残杀忠良，致使众叛亲离，他所能依靠的只有岑昏等一小撮佞臣而已。而这些人不学无术，好事不做，坏事做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且孙皓暴虐远超刘禅，岑昏之恶甚于黄皓，在暴君、佞臣朋比为奸之下，朝政比蜀国还糟，吴民比蜀民更苦，国弱民穷已到了极点。
　　蜀国亡后，吴国内政如此腐败，其被消灭之日已屈指可数。
　　残暴愚昧失江山
　　在历史上，有的封建统治者，能善始善终，被赞为明主！有的则不然，善始而恶终，成为暴君。孙皓正是后一类的暴君。据 《三国志》裴松之注《江 表传》记载：“皓初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凛，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翁然称为明主。”可是，在他的统治地位巩固后，志得意满，专横日甚，有谏已的动辄杀戮。孙皓是靠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二人扶上帝位的，后濮、布见皓所为，十分后悔，并向他力谏，孙皓大怒，斩二人，灭其三族。丞相万或、将军留平、大司农楼玄三人见皓无道，直言苦谏，皆被斩杀。由是群臣缄口，不敢再谏。前后10余年，杀忠臣40余人。皓酷溺淫色，后宫数千，仍采择无己。宫人有不合意的，或剥面，或凿目，残忍之极。他出入常带铁骑5万，臣民恐怖，莫敢奈何。
　　孙皓为人好大喜功，尚穷兵默武。他拟伐魏以一统天下，便召术士广尚问吉凶，尚对说：”陛下篮得吉兆：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他把术士的话当真，便决意伐魏，可见孙皓其人既暴且愚。中丞华核劝他“先修德以安民”，被他驱逐。于是，皓令镇东将军陆抗部兵屯江口，以图襄阳。陆抗是吴国名将，镇守襄阳的魏国名将羊祜知他足智多谋，坚守不出。陆抗也因羊祜善用兵，不敢轻动。故二人彼此修好，以保边境安宁。孙皓命陆抗急速进兵，陆抗上疏备言晋未可伐之状，劝他修德慎罚，以安内为念，不当以黩武为事。孙皓以抗违己命大怒，降为司马，令左将军孙翼代领其军。孙翼是无才之人，当非晋军敌手。未修内政而欲攘外，未有不败的，故东吴有识之士早料到”东吴锦绣江山，不久属于他人矣！”
　　失去人心天堑变通途
　　长江自古称天堑。而它之所以成为天堑，是因为人民在后做靠山；若无人民协力，它只不过是条“小溪”，一跨便过。孙权雄踞江东时，国富兵强上下齐心，军民协力，曹魏视长江为畏途。曹操与孙权在孺须对阵，见吴军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长叹：“生子当如孙仲谋！”知不能胜，乃撤军，魏主曹丕领兵到广陵，隔江遥望，见吴军兵强马壮，叹说：”魏虽有武士千群，无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图也。”曹操父子如此惊怕东吴，因有前事为鉴。曹魏犯吴界，大多以失败告终。而东吴不可犯，是因人心归附，故能组成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迄孙皓继位，残杀贤臣，掠夺百姓，人心已离散，恨不”吾与汝偕亡，”长江之险，无人为之守，已失去其天堑作用，吴国臣民，对“助纣为恶”的岑昏恨之入骨，北兵临近，近臣认为“今日之祸，皆岑昏之罪。”不等孙皓首肯，数百人一齐拥入宫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
　　由于人民厌弃吴主，故晋将杜预率兵南征，虽有横江之锁、沉水之锥为阻，也一跨而过。江南军民不战而降，剩下孙皓这个孤家寡人，只好效刘禅之样，舆梓自缚，向晋军投降。  二、风格　　形成一国执政者的用人特点，这与其人个性、爱好、道德观念及其处境和所处的时代都有关系。孔明是荆州名士，以才名和德行见称于时，其用人也就具有个人的个性：他选拔人才始终坚持一个准则，即德才兼备。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难得士族的支持。因士人秉承儒学以忠孝相标榜，故多不愿投靠曹操。曹操为了搜罗人才帮他打天下，不管有否德行，只要有才就要，形成了他“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孙权是个慎重、果断的人，他选拔人才是经过认真考核、反复考虑的，当他确定了，便充分信任，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准则，虽为他们带来了许多英才，但却不是尽善尽美，在长处中亦见其短，否则蜀中怎会无大将，曹魏奸逆萌生，而东吴无能臣呢？究竟用人的上上策为何，从三国用人风格的比较中，我们或可悟出一些道理来。  

1 .德才兼备：孔明的用人特点

　　刘备死后，孔明执政时，他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养和大力提拔。他选拔人才不仅重视才干，也极重视德行，如他在《前出师表》里推荐费祎、董允时，特别强调他们为人“良实，志虑忠纯”，并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古人所谓“贤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
　　孔明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抬，是以聘求贤士。”（见《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举措第七》）故孔明把择贤做为其重要职责，把德才兼备做为其选拔人才的准则.他培养和提拔的后继者姜维、费讳、董允和姜维都是德才兼备之士，为时人所淮重，当时蜀人把他们四人并列，称为'四相”，赞为“四英”（《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除了姜维外.
　　《三国演义》对蒋琬、费祎、董允仅简略提及，《三国志·蜀书》有关他们 的传记则写得较详。他们都是蜀国后期的实际执。政者，了解他们的为人及其对蜀国的贡献，始能理解孔明用人的特点。
　　有才无德不能结人心
　　孔明用姜维做为继承人，而不用时人认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而史实并非如此。魏延是蜀汉一员猛将，其武艺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刘备在世时对他是很重视的，如他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后，需大将镇守，众论以为必用张飞，张飞也认为非已莫“属。岂料刘备却破格选用魏延，把他从牙门将军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时倚他为军中支柱，由于他屡立战功，提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时人都认为他是孔明的当然后继者。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孔明早就选定蒋瑰为他的后继者了。他在给后主的密信中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瑰。”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孔明选拔后继者，是根据其德才而定的。魏延虽有才干又勇猛过人，但“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因此，不能团结人。如他与杨仪是孔明军中的左右手，却闹得水火不相容，甚至与杨仪争论时，“举刃拟仪”，使“仪泣涕横集”。显然不能团结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国治理好的。孔明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没有托之以重任，这说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孔明不把后享托付与魏延是正确的。孔明一死，魏延就不顾大局，为个人私怨和权力，与杨仪火并，结果被其部属马岱所杀 （《三 国志·蜀书魏延传》）。
　　蒋琬以德服人
　　孔明把后事付给蒋琬是对的。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刘备因事到广都，误以为他不理事，当时又恰逢他酪酊大醉，心里很火，准备加罪把他杀掉。孔明对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听信孔明，便不加死罪，仅把他撤职。后来，由于孔明的推荐和提拔，由尚书郎至参军，后又升为长吏兼抚军将军。孔明率军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给，对支持孔明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孔明很赞赏他，认为“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孔明病逝，后主遵其所嘱，任蒋 琬为尚书令，主持国政。当时，蜀国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可是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日理万机，镇静如常，因此，深得众望。蒋琬为人度量宽宏，肯纳忠言，秉公办事，不计恩怨。蒋琬跟东曹掾杨戏谈话，杨戏常不回答。
　　有人对蒋琬说杨戏对上太傲慢了，蒋琬反表扬杨戏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戕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如督农杨敏曾对人毁谤蒋琬说“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有人将此告诉蒋琬，主者主张“推治”杨敏，蒋琬不同意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问其“愦愦之状”，蒋琬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杨敏因事 下狱，人们都担心他被处死，可是蒋琬秉公处理，杨敏得免重罪。由于蒋瑰为人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度量宽宏，故深得众望。在他执政期间，做到人和国安，没有辜负孔明的重任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
　　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杰出的贡献。费伟是个很存才干的人，他奉使东吴，吴人“论难锋至”，而费伟“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赞他是“天下淑德”。他后代蒋瑰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应付自如；处理军务，指挥若定，使边境无虞。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董允任侍中守尚书令，他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择民女以充后宫，他据理直争，坚决反对，后主无可奈何。得到后主宠爱的宦人黄皓也很怕他，终允之世，黄皓不敢为非作恶。他不图名利，蒋瑰认为他辅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议“宜赐爵士”，他固辞不受（《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孔明对姜维甚为赏识，认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蒋琬、费伟相继逝世后，由姜维负起保卫蜀国的重任，他继承孔明的遗志，坚持北伐，互有胜负。由于后主昏庸。对姜维派重兵守卫阴平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使邓艾得以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汉终于灭亡。
　　蜀之亡，不能归咎于姜维，除了形势所趋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马昭说：“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孔明逝肚后，蜀国军国大政先后由蒋琬、费祎、姜维主管，时间长达29年，比之刘备、孔明两人治蜀时间还多9年。在蜀魏对峙中，蜀弱魏强，对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观上不存在蜀胜的形势。孔明曾竭尽全力，也劳而无功，单靠姜维等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而蒋瑰、费祎、姜维等竟能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如他们没有非凡的才能和无限的忠心，何能如此！这不仅说明孔明善于”任贤举能”，也证明了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选拔人才的准则是完全正确的。
　　重操守，以身作则
　　孔明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备，这与他个人风格有关。孔明本人就是个德隆才高的大贤人，他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为刘备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他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具有如此崇高风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谋私利，他病危时自表后主说：”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孔明病逝后，经人了解，确如其所言。在孔明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其僚属大都清廉自持。如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姜维也是“宅舍弊薄，资财无饰，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2.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特点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发布《求贤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发表《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张对于有缺点的人，不能废弃不用，不管是卑贱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推荐，《三国演义》没有提及这些《求贤令》，它通过对曹操用人事迹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反映得很具体。
　　各路人马前来效命
　　由于曹操采取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国人才甚众，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阶、贾翊：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名将及许褚、典韦等猛将。这些谋臣、武将有不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谋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谈的杰出战略家苟或外，郭嘉也是个很了不起的谋士。他为曹操多出奇计，而每计必中。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遗计定辽东”里，特别谈及他的超人智计。袁熙：袁尚被曹操打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谆等将主----------------------- Page 37-----------------------
　　张乘胜追击，曹操笑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数日后，忽报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脱，”不出奉孝所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心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这便是郭嘉的”急之贝“合，缓之则离”的定辽东策略。“典韦寨门死拒敌”（第十七回），“许褚裸衣战马超”（第五十九回），”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动地描述了典韦、许褚、张辽、徐晃等猛将 的英勇事迹。这些猛将，有的原是俘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赏识而被捉拔为大将。上述的谋士、广将来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边，为他出谋献策、效命沙场，故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
　　虽不得关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故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以促其归降。尔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其笼络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便以斩颜良、文丑以报之。关羽之去，曹操遵约“开绿灯”，并亲往赠袍送别。如非曹操放行，关羽纵有天大本事，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故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令状，义释了曹操。关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脱华容道的，他早已成为刀下鬼了。
　　不念旧恶，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骂过自己的人，他也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操檄。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获陈琳，他不加责备，仅问道：“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为袁绍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如无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这次战役，操折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史称”清水之难”。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后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宽恕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因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其敢于直谏，切中己弊，对他十分敬畏。诤臣遇明主，传为千秋佳语。雍齿曾助项羽，几置刘邦于绝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 《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 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己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故说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论出身，全凭本事
　　曹操因重视人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对封建社会人事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改革。东汉未年，封建统治者取士大都以门第、品行作为首要条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由于外戚、宦官两大帮派争权夺利，取士只讲派别而不问贤愚，那个帮派掌权，就都用那个帮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个帮派的人。
　　当然对自己帮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实行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门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勋就有官做。这就为下层士人及广大平民广开仕进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讲门第，并不是不重视“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终归是个封建统治者，他的思想意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虽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也竭力争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诈装患风瘫病，拒绝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诱之下，他怕被杀头，只好出来任职。又如张邈叛变时，劫毕湛（是时为操别驾）母弟妻子。操对毕湛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无二心，攥为之感动得流泪。可是，毕湛一转身，便溜了。后毕湛被生擒，人们都认为他必死，谁知操不仅不杀他，反任他为鲁相，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对曹操的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应作如此理解：不管贵贱，不论品行好坏，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荐。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点。不过，这种用人方针仅在曹魏初期施行，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北方士族己都归附，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士族势力，迄曹丕继位，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规定士人等第，微贱的人被排挤不能入品，也就是说微贱的人是没有资格被推荐做官的。这已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又走”唯品是举”的老路了。

    

3.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孙权的用人特点

　　孙权不信任的人，决不重用；信任的人，始托以重任。曹操举兵南征，张昭极力主张投降，反复陈述曹军势大难敌，降曹始安，孙权听了，口虽不说，心甚反感。他是不肯轻易把继承的父兄之业奉送他人的，故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后，很为赞赏。对比了张昭主降和鲁肃主战的动机，他认为张昭是”
　　顾妻子，挟持私虑。”是为个人安全打算，而鲁肃是为公，主战是保卫江东的良策，”正与吾见相同”。赤壁之战取胜后，他对鲁肃十分敬重，周瑜病逝，提拔鲁肃为东吴主将。对于张昭，从此不加重任。
　　充分信任所用之人
　　孙权对于其所重用之人，都能做到深信不疑，让其独当一面，不加以掣肘，放手让他们大干，故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力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在赤壁之战前夕，当他做出抗战的决定后，立即让周瑜挂帅，自己则甘当后援之职。故周瑜得行其志，使其计，”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彝陵之战，东吴取得重大胜利，也是因孙权对陆逊的充分信任。当他提拔陆逊前往迎战沙场老将刘备时，东吴大臣都为其年少而轻之，诸将也多不服，孙权乃设坛拜陆逊为大将，赐以所佩之剑，说：”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
　　陆逊始能指挥如意，执行其坚守待机反攻的战略部署，终于以一把火几乎将刘备全军烧个精光。
　　孙权用人能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这主要是建立在对将领的深刻了解和经过考验的基础上。用人，是疑是信，要有据，决不能主观用事，轻信轻疑。因为轻疑，将会埋没人才，将会误事，轻信，会错用人，也足以误事。
　　孙权用人很慎重，既了解其过去，也了解其现在，既倾听其言论，也观察其所行所为。周瑜曾与孙策生死与共，孙策对他很了解，认为他能胜任外事，临危时留下“外事不决问周瑜“的遗言。孙权也了解周瑜其人，故当他对抗操能否取胜仍有所疑虑时，乃请周瑜裁决。周瑜对敌情分析及抗操必胜之理，孙权深为折服.便委之全权，让他将兵出战。孙权之能信陆逊，是因陆逊策划袭取荆州之策已显其雄才大略，故当诸大臣反对陆逊为将时，孙权说：“孤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关怀将士如骨肉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把将士视如“骨肉”。他曾对众将说：“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 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存之。”这方面材料，《三国演义》谈的很少，《三国志·吴书》关于吕蒙、朱然等人的传记谈得较多。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吕蒙病重，孙权迎置内殿，出千金募医治蒙病，并亲自监护，“时有鍼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吕蒙既死，“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朱然”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
　　由于孙权用人能充分信任，视诸将如”骨肉”，诸将也对他推心置腹，甘为效命沙场。如孙权为山越所困，周泰拼命相救，“身被十二创”，如“是日无泰，权几危殆。”赤壁决战前夕，曹操派蒋干来做说客，周瑜对这位老同窗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已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
　　发挥“众智”“众力”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认识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懂得：疑人不给予信任，则不能发挥”
　　众智”、“众力”的力量。在三国时代，能在理论上阐述“众智”，”众力”
　　的重要作用的，唯有孙权一人而已。这种认识在今天还是难能可贵的。他说：”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
　　故能用众力，则无故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也正因东吴上下一心，出智拼力，故孙权能鼎足江东，魏、蜀都曾屡次倾力来犯，吴国仍岿然不动。

 4.破格用人，赏罚分明：三国用人共同点　　前面已对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特点分别作了叙述，在此特归纳其用人共同之处，将可使我们悟出一些用人之理。
　　不论资排辈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不是看其资历长短、辈份高低，是否亲人好友、同乡同学，也不因其会阿谀奉迎，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胆识、才能，以及功勋大小，给予官职。
　　孙权提拔的东吴四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是因他们才智超人、战功卓著而被重用，其中，除了周瑜早被孙策所倚重外，其他三督都是孙权提拔于“凡品”，破格录用。孙权继承父兄之业时，年才15岁。也许是青年人重视青年人吧，孙权重用的大多是青年人，东吴文武老臣对此多不服气。
　　周瑜33岁就挂帅，孙氏三世老臣，在诸将中资辈最高的程普则只被任以副将之职。程普见周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服，故当周瑜点兵时，他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来告诉程普说周瑜调兵如何动止有法，程普大惊，乃亲诣行营谢罪。在事实面前，程普不得不服孙权用得其人。鲁肃出身于地主家庭，是一般平民，他投奔孙权时才20来岁。孙权并不因张昭进谗言而影响对他的重用，故鲁肃才能充分发挥其才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吕蒙出身于行伍，因作战勇敢，　20来岁便被孙权提拔为横野中郎将。但其人粗野，缺乏文化，连鲁肃也看不起他。后孙权鼓励吕蒙读书，蒙折节好学，谋略大进，鲁肃与谈，觉其学识英博，大惊说：“非复吴下阿蒙。”后代鲁肃，袭取荆州，建立大功。陆逊原是一个书生，年少未被人所知，但孙权却知其有奇才。
　　故不因众人反对而影响他拜陆逊为大将。
　　孔明先后破格提拔庞统和蒋琬也是破格用人的典型例子。庞统和蒋琬两人原都是小县官，开始都不被刘备所重用。而孔明认为他俩都“非百里之才”，而是王佐之才，在孔明的推荐或提拔下，庞统被封治中从事，亲待仅次于孔明，与孔明并列为军师中郎将；蒋琬从被任为相府东曹掾一直官至尚书令。
　　姜继原是魏将，孔明攻天水郡，其玄机屡被姜维识破，姜维还将计就计，屡败蜀军。孔明对具有文武全才的姜维十分赞赏，乃用反间计，使姜维欲归不得，只好投降，孔明高兴地执维手说：“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孔明培养“接班人”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是时，姜维才27岁。孔明写给蒋琬的信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 （李永南）、季常（马良）诸人不如 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孔明确慧眼识人，姜维后成为西蜀后期的”擎天柱”。
　　曹操所用谋士、武将也大多是少年英俊之辈，荀彧来投曹操时年才 29岁，因其屡立功勋，从司马升至尚书令。操认为“天下之定，荀之功也。”
　　乃表荀彧为万岁亭侯。郭嘉27岁就被曹操表为空军祭酒。曹操与郭嘉论天下事，深为其才智所折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追随曹操十有一年，多立奇勋。后随征乌桓途中病逝，亡年38岁。《三国演义》引“后人”诗，对他评价很高：“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远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曹操对郭嘉之死很为惋惜，他对众将说，“诸君年齿，皆孤等辈，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以后每提起郭嘉，仍伤心不已。被曹操赏识而成为名将的，有的是提拔于行阵之间，如于禁、乐进；有的则取于亡虏之内，如张辽、徐晃。
　　不论亲疏，以功过定赏罚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是根据其功过来酌情赏罚，而不管其是否亲疏。
　　故将士用命，官吏不敢怠于职守。孔明赏罚不计恩仇，有功者赏，有罪者罚。
　　马谡违背孔明军事部署致失战略要地街亭，虽然孔明和他情如父子，也挥泪斩之。蒋琬曾加以劝阻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纷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孔明也因其用人不当而自责，上表奏后主，请自贬丞相之职。并要求费祎等“勤攻吾之缺，责吾之短。”魏降将王平是守街亭的副将，他反对马谡的错误指挥，且坚守阵地有功。被加拜参军，从稗将军进位为讨寇将军，封亭侯。刘巴与孔明有宿怨，孔明认为刘巴是个人才，数称荐于刘备，乃得重用，位至尚书，董恢出使东吴，能正确回答孙权提出的难题，显示其见识卓越，回蜀未及三天，孔明便调他到相府，不久提升为巴郡太守。孔明处分下属，用心甚平，且谁有罪处分谁。决不株连家族，故受罚者多无怨言。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出帅伐魏，李严负责供应军粮，他因军粮不济，为遮饰罪责，便使奸计：一面发出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促使孔明回师：一而向后主奏称军粮已办，丞相却无故回师。孔明回师后知道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欲斩之，后因其同已都是托孤大臣，便上疏后主废为庶人，仍让他过富裕生活。但孔明并不因李严有罪而连及其子，反而任其子李丰为丞相府长吏。孔明病逝五丈原，李严闻之，大哭病死。因严尝望孔明复收己，得自补前过；度孔明死后，人不能用之故也。
　　孙权，时人赞他“赏不择恩仇，罚必加有罪。”虽然他曾冤杀和错误处理了一些人，但一般来说确是如此。甘宁英勇善战，曾有功于黄祖，而黄祖以他曾是“劫江贼”不予重用，他拟投东吴，又恐江东恨其救黄祖杀凌操之事，不被东吴所容。后得吕蒙推荐，乃投东吴，孙权见他大喜：”兴霸此来，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破黄祖之策。”甘宁乃陈述先破黄祖后取巴蜀的策略，权认为是”金玉良言”。后果破祖。之后，他又多立功勋，拜折冲将军。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建大功，孙权立即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从此，对他的功勋念念不忘。瑜病死，孙权流涕说：“公瑾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后孙权称帝，对公卿说：”孤非周公谨，不帝矣！”对周瑜遗下两男一女，都予照顾；但对于他们的不法行为则绝不纵容，据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都乡侯周胤是周瑜次子，他自恃是 功臣子弟，“酗酒自恣”，横行不法，孙权曾“前后告喻”，却毫不改悔，孙权不因周胤是功臣子弟而宽恕他，便将他徙庐陵郡。诸葛瑾、步骘因胤是功臣之子不忍他因罪见徒，便上疏为他求情，要求复他原职。孙权不同意说：
　　“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退，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这就是说，周胤有罪，不能不处罚，要让他吃点苦头，使能改过自新，才能挽救他。由于孙权能赏功罚罪，故将士肯为之卖命。
　　曹操，《魏书》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曹操统一北方后并没有把功劳全归自己，而是充分肯定部下的功劳，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攻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便于建安十二年，下令大论功行赏，封功臣20余人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如果拿袁绍和曹操的赏罚相比，更显得曹操英明。袁绍决定出兵与曹操一决雌雄，田丰力加劝阻，认为现时出战非宜，应积蓄力量以伺其机。袁绍不听，后兵败大悔说：“吾不听田丰之言，兵败将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
　　因羞见田丰乃杀之。曹操拟西击乌桓，曹洪等将谏之不从，后历尽险阻始胜。
　　曹操定乌桓后回师，重赏先曾谏者，谓诸将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全之计，是以相赏。
　　后勿难言。”对此，毛宗岗引用苏老泉的话说：”此孟德、本初之所以兴亡乎！”“为明主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言验见罪，故人不敢言，言不验反见褒，故人不难言。人不敢言，将使己闭塞无知；人不难言，则可用“众智”。赏罚明与否，效果大相径庭，也是曹、袁之所以兴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5.各有短长：三国用人不同之比较

　　孔明与曹操、孙权虽都是一时之“伯乐”，但其用人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各有短长，优劣互见。且事物是辩证的，其用人之优点也往往含着其用人之短处：其长处从某方面看比别人优，从另方面看则劣于他人。
　　偏重于德、周延性不够
　　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用人的准则，如抽去具具体内容，仅从抽象方面去借鉴，对于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适用的。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它的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都是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孔明所说的“德”，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德”，从他的言行中，主要是指：一、“志虑忠诚”，“心存汉室”；二、“忠勤时事”，三、“进尽忠言”；四、正直、良实、 清廉。概言之，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汉室”、统一天下，不计较个人私利。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国、争天下的才智。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备取士，其继位者如蒋琬、费祎、姜准等都能忠于蜀汉，清廉自持，团结列敌，故没有出现魏、吴两国内部那种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因此，仅占天下不及1/10的蜀国能抗拒占有天下7/10的魏国近半个世纪之久。也因此，阿斗才能安坐宝座41年。当然，孔明的德才兼备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虽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点偏重于德。如对魏延，他虽“凭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团结人，对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认真考虑，故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孔明这种有点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针，未尝不是蜀国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之相比，在这方面就有其优点。
　　唯才则用有奸逆之虞
　　曹操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有才干的，都尽量录用，故曹魏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如荀彧等之后有司马懿等，司马懿等之后有钟会、邓艾等。不过，从巩固政权这方面来看，曹操这种只讲才不讲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孔明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相比，却大为逊色。对曹操的延揽人才，清代顾炎武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顾炎武看不到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的可贵之处，却一味抹煞，这是不对的，但他说这种政策引致“权诈迭进”是有根据的。司马懿虽是一时之杰，但他控制曹魏政权的手段之诡诈，不下于曹操挟持汉政权，后来司马氏也学曹家逼使汉家皇帝禅让的故伎，夺取了曹魏政权，并把曹氏集团的人大体杀绝了。钟会、邓艾灭蜀后，也各怀异心，想除掉对方，以独霸西蜀。钟会首先叛变，结果两败俱亡。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议论司马氏代魏和钟会叛变的是非问题，而是想阐明这样的一个道理：任何一个政权要巩固，首要的是：其执政的核心人物必须忠于这个政权。
　　互相猜疑如何能成大事
　　在用人方面，孙权是用而放心，曹操是用而疑心。曹操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懂得权特别是军权的重要性：有了军权就可为所欲为，有可能达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丢了军权那是很危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所以，尽管他是“唯才是举”，各种人才都任用，但任用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最信任的还是曹氏亲属，如曹洪、曹真、夏侯淳、夏候渊等，曹魏的军权主要是掌握在他及其亲属手里。曹操不随便让其他将领独自带兵出征，征伐大都亲自出马。为了巩固曹魏政权，他不惜采取了各种残酷手段来对待异己分子。他外宽内忌，表面上不念旧恐，甚至对部属私通敌人也装作不过问，可是暗地里却予以严密的监视。他设“校事”组织，刺探将士及吏民的私情，”校事”刘慈数年之间“就检举案件以万数”。“校事”组织即特务组织，因此，可以说特务组织的设立在曹魏时已开始，曹操是特务组织的创始者。这样，不可能做到上下同心同德，以诚相见，必然是互相猜疑，各怀鬼胎。其部属也整天患心忡忡，提着脑袋过日子，如他的椽属何夔就常怀毒药，以备不测；不少人则因其猜疑而被杀、崔琰、许攸、姜圭等都因一言见疑而遭杀戮。
　　善用众人的力量
　　在对待部属方面，孙权恰恰和曹操相反。孙权对将领既信任又放手，大凡征战，他与部属议定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后，就委托得力将领统帅迎敌，他自己安坐建业，听候捷服。赤壁和彝陵两次大战，关系到东吴盛衰存亡大事，而孙权却先后让周瑜和陆逊挂帅出战，结果取得了辉煌战果。这说明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这方面他比曹操高一筹。孙权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因他认识到发挥“众智”、“众力”始能“无畏于圣人”、“无故于天下”，而要能使“众智”、“众力”为已用，必须充分信任人，二是他从父兄的失误中得到了教训。孙坚、孙策都恃一己之勇，轻而无备：孙坚以 30骑轻出送死，孙策以单骑轻出被刺。这说明光凭个人勇敢是不能图天下的。
　　孙权也曾轻敌出战张辽，如无程普相救，几乎被张辽所杀。长吏张紘谏说：“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即使斩将搴旗，威振疆场，亦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仰贲、育之勇，怀王霸之计。”权服其言，表示“从令当改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统帅，主要是确定决策和使用人，光靠自己拼命沙场是不行的。
　　蜀中无大将
　　在用士人和对待士人态度方面，孔明和孙权各有所不同。孔明成为刘备的谋主后，在求贤以辅助蜀汉方面不遗余力。益州初定，他在任用“荆楚宿士”的同时，竭力争取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士人，因而使西蜀三股势力团结一起，为刘备效力。杜微，原是刘璋从事，以疾去官；刘璋投降后，他诈称耳聋，闭门不出。孔明亲往拜访，因他装聋一问三不答，便跟他笔谈，恳请他“以德辅时”，社微为之感动，同意任谏议大夫。许靖是名士。原任巴郡、广汉太守，刘备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吏，后任太傅，孔明十分敬重他，常向他下拜，虚心请教。孔明虽以法治国，但对士人的小过也不计较。法正协助刘备取蜀立大功，刘备重用他，以为谋主，并任蜀郡太守，他大权在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认为法正太 横行了，应当报告刘备，”抑其威福”，孔明却因法正的功劳而原谅他。由于孔明竭力争取和团结士人，士人多为之用，而蜀国之治，与士人效力有关。
　　也许孔明是名士之故，对文士有所偏爱，对武将则不很重视，在《三国志·蜀书》中关于对待武将如敬重文士的事迹很少，这也许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原因之一吧。
　　重武轻文，而无能臣
　　孙权在这方面又恰恰和孔明相反，他是敬爱将士而轻视文人。对于将士他是关怀备至，甚至对于他们的错误也不追究。如甘宁为人粗暴，“时违权令”，他也能宽恕。但对士人就不一样了。沈友是个才高博学之士，时人公认：“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权以礼聘，既至，论文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重。沈友为人硬直，敢议朝政，而庸臣妒忌其才，便诬他造反，孙权却不辨是非把他杀了。死时，沈友才29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张温德才过人，权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任。后奉令使蜀，蜀人甚敬其才。孙权因他回来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振，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因暨艳案件，权以温曾荐艳且有往还，便加罪张温，将他撤职，逐归吴郡。将军骆统为之辩诬，赞张温”卓跞冠群，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权也不听 （《三国 志·吴书·张温传》）。初，孔明知张温被黜，未明其故，思之数日，才恍然大悟，说：“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虞翻是孙策旧臣，为策所敬重。孙权继位后，以为骑都尉，翻屡犯颜直谏，权很不高兴，便徙扬州泾县。权为吴王，宴群臣，自起行酒，翻佯醉不饮，权大怒，拔手剑欲杀之。后被人劝阻，翻才得免死。翻不因此有所畏惧，仍然是“不平则鸣”，终被孙权放逐（《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从上所述，可见孙权杀害、放逐的都是德才兼备、为时人所推重之士，而其原因是由于这些人敢言敢谏。这说明孙权是个忠言逆耳的人。孙权如此对待德高望重、才气过人之士，也是东吴缺少安邦治国之能臣的重要原因。孙权在世时，靠其权威及将士用命，政权尚称巩固；他去世后，因没有具有德才兼备的能臣治理国家，东吴政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日益走向下坡路了。

三、御 术

　　三国之主，或执政者，御人之法，各有巧妙，有的靠正道，以服民心：
　　有的耍手腕，笼络人心，有的弄诡计，使人效命。然所言所行，既实亦虚，皆能感动人、团结人，使得英才为其所用，誓死效忠，观其权谋干略，实令人拍案叫绝！刘备、孔明、曹操、孙权，真可说是一流的心理学家！

1.长厚而近伪：刘备的御人术 　　刘备的性格，作者本是写他有长者之风，是孚众望的仁君，但有时却写得有些虚伪，鲁迅先生早就指出：“状刘备的长厚而近伪。”其实，历史上的刘备，是三国时代有名的枭雄，他的权谋干略并不亚于曹操。要想图天下，决不能像宋襄公那样蠢猪式的老实，不然，只有挨打，或遭到失败。在特殊情况之下，出现表里不一的事是常有的，且是不得不如此。作者写刘备长厚中有虚伪，是符合历史上刘备这个枭雄的为人的。他的某些言行，说是虚伪也行，说是出于权谋干略也无不可。他的长厚和虚伪是互为表里的，这是说他的长厚中有虚伪，虚伪中又有长厚，而从总的看，是以前者为主的。为结民心，驾驭将领，其所言所行，就 是这样。刘备性格很复杂，其御人术也 就很不简单，要做具体分 析，才懂得其中奥妙。 摔阿斗以示爱将之心当阳长坂之战是一次遭遇战。曹军势大，刘备兵少，曹兵掩 至，势不 可当，把刘备队伍冲得七零八落。赵云保护刘备家小也失散了。赵云自思：
　　“我上天入地，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如果不见，死在沙场上也。”他乃 拼死奋勇杀入曹操的百万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找到了阿斗。他怀抱阿斗，杀透层层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50余员。他追上刘备，备言救小主突围情况，说：“托主公洪福，幸而得脱。”
　　可是他一摸怀中的阿斗便担心他说：“适未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遂解开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赵云喜说：“幸得公子无恙！”双手递与刘备。刘备接过，掷之于他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说：“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这便是刘备摔阿斗的故事始末。
　　刘备摔阿斗，有人认为这种动作是虚伪的，是为结赵云之心。说虚伪也对，刘备仅此一子，不爱是假，说为结赵云之心也是真，这一摔，使赵云十分感动，誓“肝脑涂地”以为报。这样，刘备达到了摔子的目的。不过，刘备听了赵云单骑救幼主的英勇事迹，既服其勇，又爱其忠，因而摔阿斗于地下，也是出于爱将之情的激动。而这种举动也只有刘备做得出，这种话也只有刘备才能说得出，如果换了袁绍、他一定为得子而无限喜悦，把救子之人冷搁在一边，因为他的心思全在爱子身上。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便是很好的说明。第二十四回写田丰入见袁绍，只见他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忙问其故，绍说：“吾将死矣！”再问才知他是因幼子患疥疮之故。田丰建议趁曹操东征刘备乘虚袭许昌，绍说：“五子中唯此子最异，倘有疏虞，吾命休矣。”绍有五子，仅为一子患疥疮小疾，而失去大好战机；而刘备唯此一子，竟掷于地下，以表示对猛将赵云之爱。一智一愚，相去天壤。古之创业主，为天下不顾家。刘邦被敌追，为使马车减重跑得快，竟几次把儿子推下车，确是心狠手毒！刘备为表示对猛将的爱惜，也不惜把爱子掷于地下。前者是为已之安全，不足称道，后者为结将士之心，其御人术令人惊叹！
　　以投江来结民心
　　刘备要“投江”是出于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故事。曹操将攻樊城，刘备自忖不敌乃弃樊城奔襄阳。并派人晓喻百姓：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两县之民，齐声大呼说：“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位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刘备于船望见，大励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对此，毛宗岗夹批说：“或曰，玄德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
　　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说刘备投江是假，且假得很巧妙，使人不知其假，是远胜过曹操，可说是知刘备者，但只看到刘备假的一面，而不看到真的一面，也不能说是尽知刘备者。
　　笔者认为：刘备投江，有假有真。刘备是个枭雄，他的感情不可能如此丰富，意志也决不会如此脆弱，看见老百姓“遭此大难”而要投江自杀。他的这种假动作显然是为结民心，他一装投江，便使“闻者莫不痛哭”，取得荆州士绅、百姓的拥护。说他对百姓“遭此大难”也无动于衷，也不对，在三国群雄中，刘备是比较爱民的。他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第二回）治理新野时，”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百姓称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第三十回）他携民渡江后，曹军也 跟着追来，众将劝他暂弃百姓使能轻装早奔江陵，刘备泣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他拥着民众数万，缓缓而行，甘冒被俘的危险，由于刘备懂得“举大事必以人为本”，故能爱民。尽管刘备爱民有其假的一面，但其爱民真的一面，虽说是有限度的，可是在那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时代，是值得肯定的。刘备之得人心在此。
　　遣人正所以留人
　　刘备据汝南，闻悉曹操出征河北，乃引兵乘虚袭许昌。曹操闻讯，立即回师杀回，刘备大败，众将拚死相救才得逃脱。刘备败军不满1000，狼狈而奔，至汉江暂令安营。土人知是刘备，奉献羊酒，乃聚饮于沙滩之上。刘备长叹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众皆掩面而哭。云长劝说：“兄言差矣。昔日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数败于羽，后九里山一战成功，而开创百年基业。胜负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这便是刘备遣众将的故事梗概。刘备在兵败势危之际，正需人支持，以渡过难关，他本应向众人做些思想工作，说些“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之类的话，以鼓励大家不怕挫折，重新振作，去争取胜利：但他不是这样，反而唉声叹气，叫大家弃己去投明主，以求功名，这确是难于令人理解。这是否刘备已英雄气短，壮志消磨，从此解甲归田，不图大举，或者是刘备真的认为自己不行，为爱惜众将的前程而将之遣散，使他们另投明主得遂其志呢？这两种想法，都没有看透刘备葫芦里的药。刘备是既不灰心丧气，也不想遣散众人。而他之所以遣众人，是知道：在这兵败将亡之际，去哀求众人跟己，不会激起众人留恋之情，他从责己惜众人出发，去遣众人，这使众人知刘备爱己，众人必感激而不愿离去。兵书有说：“将欲取之，必先舍之。”刘备是个沙场老将，深懂得这一策略之妙用，故能翻新出奇，用来御人，这又是刘备御人术的创新。云长跟随刘备多年，却摸不透乃兄心事，竟苦口婆心相劝，确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倒是1000多年后的毛宗岗对刘备的心事了如指掌，他在三十一回回评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备与众将聚饮沙滩之时，惜众人，遣众人，正所以留众人也。亦如舅犯从重耳归晋国之时，辞公子，别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坚，辞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难方深，一是安乐将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结主。虽是两样局面，却是一种方法。”
　　辞徐州，以“义”服人
　　曹操为报父仇攻徐州、徐州牧陶谦势弱难敌，便通过孔融请得刘备率兵来救，曹操因张邈、吕布袭兖州，乃同意刘备的和解回帅救兖州。陶谦和徐州百姓深感刘备相救之恩。陶谦以年迈无力保徐州，乃让位给刘备，刘备坚辞说：“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为义也。今无端据而有之，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之人矣。”陶谦推让再三，刘备总是不受。陶谦病危，又坚让徐州，刘备又坚辞。陶谦死后，众军举哀毕，即捧牌印交送刘备。刘备固辞。次日，徐州百姓，拥到府前哭拜说：“刘使君若不领此郡，吾等皆不能安生矣！”经关、张再三相劝，刘备乃许权领州事，刘备如此再三坚辞，最后还是“权领”，是真还是假？说刘备辞徐州是真也真。刘备救徐州是为义举，如果陶谦一让便接受，岂非为图徐州而来，徐州士绅、百姓如不明真相，将议会他是乘人之危而夺之。这样，人将不服，人心不服，徐州将难守得住，得了徐州也将失之。说刘备辞徐州是假也假。刘备是不甘心于人下的人，他投曹操，算计图之；奔袁绍，是权宜之计；依刘表，暗结民心以聚众，入川支援刘璋，取而代之。刘备为人如此，难道送到口的肥肉（徐州）不吃：且刘备当时只有平原弹丸之地，难以容身，现在有了偌大的徐州，岂有不要之理？而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坚辞徐州，并以“义”标榜，实是为结徐州人心，当徐州百姓拥挤到府前哭拜、哀求，表示对他衷心拥护时，刘备终于“权领”了。
　　所谓“权领”只不过是掩饰前之坚辞，是“实领”之谓也。“辞之愈力受之愈稳”，刘备是深心人有此算计，人自不知罢了。
　　别有用心的托孤话
　　刘备病危时，孔明等泣拜于地下说：“愿陛下息龙体！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刘备令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扶其手，说：“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说：“有何圣谕？”刘备泣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无措，泣拜于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毕，叩头流血。刘备托孤的话和孔明信誓旦旦之言，并非作者的虚构，而是史有其事。后人对刘备托孤的话颇有异议，并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历史学家孙盛指出：“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海；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意思是说，如果认为所托的是忠贤之人，则不必说这种话，如认为所托非人，说这种话就会给他作为篡位的借口。这种诡伪的语言，托孤是不该说的。孙盛所谓“诡伪之辞”是指什么，他没有点明。毛宗岗评点则说：“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话乎？
　　曰： ‘以为真则真，以为假则假也。’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则其义之所 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不得不切矣”。以上两种分析，乍看似有一定道理。但细加研究，实属道学家之言，都没有猜到刘备的灵魂深处。
　　刘备“君自取之”的活，是否出于其肺腑之言？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所谓“禅让”之事，在我国原始社会里也许有之，如尧禅位于舜的传说。但进入阶级社会后，历史上是没有那一个君 主是会心甘情愿让位于他人的。 三国时代，出现的献帝禅位于曹丕，曹奂禅位于司马炎，只不过是曹丕、司马炎借禅位之名以欺天下，其实是血腥腥的、赤裸裸的篡位，《三国演义》对这两次“禅位”已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而刘备是否有例外？不！刘备为了使其子刘禅能顺利继位，早就费尽心机做了安排。刘封是他的养子，此人英勇善战，其才干胜刘禅百倍，且观刘封一生，是忠于蜀汉的。“知子莫若父”，刘备是深知阿斗这个庸才远非刘封的对手，他担心刘禅继位后刘封不服而为乱，便借故杀之，免使有后顾之忧。在他临死前，对辅政大臣的任命也是熬费苦心的。他的托孤大臣不只是孔明，还有李严。李严是原刘璋部队的头头，是时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丞相孔明，在蜀汉中自成一系，具有一定势力，任用他为辅政大臣，可以牵制孔明。可见刘备既不愿把刘家天下让给别人，对孔明也不尽信任，但他为什么说君自取之的话呢？刘备认为孔明才智十倍于曹丕，辅佐刘禅是胜任的，他最担心的是“君自取之”。他知道阿斗是个庸才，今后大权必落在孔明手里，孔明要取而代之易如反掌，如果孔明真的这样做，他不说“君自取之”，孔明也能取之。所以，他先声夺人，以“君自取之”对孔明提出的警告。这使孔明听了吓得“汗流遍体，手足无措。”
　　迫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刘禅。刘备的御人术愈出愈奇，确不愧称世之枭雄。   

2.儒法并用：孔明的御人术

　　孔明是荆州名士，是主张儒法兼用的人，故其御人术既有儒家的学究气，也有法家的严厉作风。其御人术既不象刘备那样深奇莫测，也没有曹操那样诡计多端，而是明来明去，虽有时也略施小计，却不矣丞相风度。
　　力行严明法制
　　益州既定，刘备使军师孔明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法正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对孔明说：”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虑。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法正之所以拜服，是因孔明说得有理。用法是宽是严，可因时因事而异，决不能拘于一道。继暴政之后，要施以宽仁，使民休养生息；继“德政不举”的乱国，必须严明法制，使人畏法而不敢胡为，始能由乱入治。孔明治蜀虽主张严明法制，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则有猛有宽，或 以猛济宽，或以宽济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凡违法的，不管 是谁，孔明一般都严加处理，如对亲如手足的马谡、官高如李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分别予以处斩或罢官。陈寿对孔明治蜀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孔明以法治蜀，并不是说人治已不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法治是表，人治是里，决定性的是人治。因为封建帝王，就是国家，就是法律，一切决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圣旨便可推翻。如果谁要是触犯龙颜，按法罪不该死，君要他死也不得不死。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一切，确是可以为所欲为。便是仁君如刘备也不例外，他冤杀彭羕就是足以说明。彭羕原事刘璋，因被人毁谤，被髡钳为徒隶。刘备入益州，他建议取益州之策，甚得庞统赞赏，刘备也奇其才，提拔为治中从事，后因故稍疏，调为江阳太守。彭羕因此不满，适马超归蜀后不得志，二人有时聚在一起，发点牢骚。彭羕因调外任，心里烦闷，去找马超聊天。
　　超问他，“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说：“老革荒悖，可复道邪！”马超害怕累已，乃如实报告刘备。于是彭羕被捕下狱。彭羕在狱中上书孔明辩解，承认说刘备“老革荒悖”是错误，并说是酒后失言；至于“内外”之言，只不过是说如重用他和马超，则可协力助刘备打败曹操，别无他志（《三国志·蜀书·彭羕传》）。彭羕的“内外”之言，不能说是要谋反，所谓“老革荒悖”，也只是批评刘备这个老兵昏乱，不会用人罢了。彭羕给孔明的书，哀哀陈情，表白心迹，未知孔明读后有何感想，不过，即使他同情彭羕也无济于事，因彭羕触犯了龙颜，刘备一怒之下，竟以叛逆罪把他处死了！彭羕之死，缘因人治，如按法治，何至于死。仁君贤相治国，仍出冤案，如暴君奸相理政，冤案之多，可以想见。在人治即“朕”治的封建时代，不知有多少人蒙不白之冤，有多少人被冤枉致死！人治，可畏哉！
　　攻心为上
　　孔明因蛮王屡侵边界，为安定后方以利北伐，乃决计南征。在与马谡谈论征蛮之策时，马谡说：“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定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就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 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孔明叹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这是说二人不谋而合。孔明乃决定南征的战略是：心战为上。本来南人叛乱，派一大将讨之便可平定，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非攻心不可，而攻城易，攻心难，这就需要孔明亲征。故他不怕艰苦，“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对孟获七擒七纵，最后这个倔强、顽固的蛮王终于心服口服，垂泪对孔明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乃归还所夺之地，令孟获永为洞主。从此，孟获和其宗党以及南人无限感激，终孔明之世，南人果不复反。
　　孔明攻心以抚蛮，这确是安蛮上策。在我国历史上，或因高压政策，或因掠夺过甚，或因有人挑拨，我国各族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当矛盾激化时往往诉诸战争。而封建统治者，只靠武力进行镇压，为使叛乱的少数民族屈服，在战争取胜后只能分兵驻守，设官统治。驻兵则要征收粮饷，收粮饷必加重人民负担；设 官则要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人民必怨，这就潜伏着新的 矛盾，终会有激化之日。故民族之间战争永无息期。孔明南征得胜后，不驻兵，不设一官，不占寸地，仍由南人自治。不仅孟获心服，南人亦感恩戴德，正因心服，故南人不复反。不再动一兵一卒而边境安宁，民族和睦无间。前后两种民族政策相比，始见孔明攻心之效，方知孔明御人术之妙。
　　以信为本
　　人无信不立。己能守信，人始信之；如其无信，人必不信之。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如此，一国之主，一军之主，更要如此。
　　君主不守信，国人将无法听从，统帅不守信，三军难于指挥。孔明能以信为本，令出必行，故可指挥如意，人人效力。卤城之战，正因此使孔明转危为安，并获大胜。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复出师伐魏。魏将司马懿屡败后坚守不战，孔明驻军卤城无可奈何。一日，杨仪入帐告说：“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换，今已限足，汉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会兵交换，现存八万军，内四万该与换班。”孔明说：“既有令，便教速行。”众军闻知，各各收拾起程。忽报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去袭剑阁，司马懿自行带兵来攻卤城了。蜀兵无不惊骇。杨仪入告孔明说：“魏兵来得甚急，丞相可将换班军留下迎敌，待新来兵到。然后换之。”孔明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即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闻之，皆大呼说：“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孔明说：“尔等该还家，岂可复留于此？”
　　众军皆要出战，不愿回家。孔明说：“汝等既要与我出战，可出城安营，待魏兵到，莫待他喘息，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劳之势也。”众军欢喜出城，列阵以待。西凉兵远道而来，人困马乏，方欲下营歇息，被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蜀兵大胜。
　　既有令，必须换军，这是用兵之常规。但敌军20万急拥而至，蜀兵8万除去换兵一半只剩下4万，何以抵敌，而这时孔明仍坚持“以信为本”，坚持换军，这是何故？杨仪要求暂不换军，是老实算计，孔明坚持换军，是另有玄机。因他懂得，既到期换军，且已传令放行，而军士思家，归心似箭，如强行留住，必无心应战，战则必败，不如催其回家，使其知我守信，感我施恩于彼，必不肯即回，愿意死战。孔明研究军士的心理学可谓到家！孔明的御人术，确是高人一等。
　　请将不如激将
　　孔明用黄忠就靠一“激”字，他认为这位老将如不激他，如奉命出战也难成功。黄忠有勇有谋，年虽老却不服老，处处逞强好胜。孔明就抓着他这个特点激之，越激越奋勇向前，争取打胜仗，以证明其宝刀不老。孔明两用黄忠，两次激之，才使“老黄忠计夺天荡山”（第七十回），“逸待劳勇斩夏侯渊”（第七十一回），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魏国名将张郃攻葭萌关甚急，孔明想用黄忠去迎敌，偏说除非去阆中取张飞，别人非放手，黄忠坚决请缨出马，孔明问他，要去用谁为副将，说老的不行，他偏要老将严颜。不管别人笑他俩年老，两老暗下决心建奇功，以服众心。两老经过密谋策划，先后采用“两路夹攻”和“骄兵之计”，打败了张郃，夺取了天荡山。这时，刘备要派黄忠去取定军山，孔明又激之说，要取关公来，方可敌之。黄忠坚持非去不可，孔明乃派法正为助，终于斩了夏侯渊。
　　水不激不起波，人不激不成材。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不正是靠一“激”
　　字才做出惊天动地的奇迹吗！不过，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毫无激情的人，激之也难引起反应。因为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黄忠如服老，孔明则无从激之，因其不服老，孔明激之才奏奇效。故孔朋不是每将皆激，而是因人而激。孔明的激将法，也是其御人妙术之一。

   

3.诡诈高深：曹操的御人术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里评价曹操时指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这句话，确实点明了曹操的本质。
　　这里所说的“智”也含着诡诈之意，而曹操为人诡诈，确是天下无双。他之所以能“揽人才而欺天下”。正是靠“诡诈”二字，本来哭笑怒骂是人的感情的泄露，但曹操的哭笑怒骂却另有妙用，他的一哭一笑一怒一骂都是御人的绝招。有时他也讲义气，表现得宽宏大量，但也与众不同，另具御人妙法。
　　曹操御人术确是独有一格。
　　宜哭而笑，宜笑而哭
　　第五十七回写曹操赤壁之战被打败后，在逃亡途中的“三笑一哭”，把他的诡诈的个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当他逃到鸟林之西时，看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众问其故，他说是“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如之奈何？”说犹未了，两边鼓声震响，火光冲天而起，赵云领军斜刺里杀出，众将死战，操才逃脱。
　　逃至南彝陵大路，人饥马困，行走不上，操令暂歇，他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众问其故。操说：“吾笑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若是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军马，以逸待劳；我等纵然脱得性命，也不免重伤矣。彼见不到此，我是以笑之”。正说间，猛张飞一军杀至，操一见早拨马溜了，众将死战得脱，但多已受伤，狼狈不堪，且天寒地冻，道路泥泞，走到华容道时，已所剩无几。而曹操却在马上扬鞭大笑，众问其故，操说：“人皆言周瑜、诸葛亮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此处埋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若非关云长感其昔日相待之恩，曹操这次必脑袋搬家了。这次逃走，曹操的处境是很凄惨的，这是他该放声痛哭之时，为什么每次在厄境时候他偏偏纵声大笑呢？其实，这“三笑”都是强颜欢笑，用意在于灭敌人的威风，壮自己的志气。他笑敌手无能以显己之高明，是为将士壮胆，鼓起他们的勇气以逃脱难关。可是，曹操逃脱虎口，被曹仁接入南郡置酒与之洗尘时，他反而仰天大恸。对这种反常的举动，众谋士莫明其妙，便问其故。操伤心他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默然自惭。对曹操之哭，毛宗岗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妙用：“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纸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宜哭而笑，宜笑而哭，只有奸雄才能这样笑得出、哭得出，奸雄之奸奸在此。而他的哭笑并非常人之哭笑，都是他御人的妙术。
　　先施以威后结以恩
　　第十九回有一段关于曹操收降张辽的故事：“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说：‘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
　　“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 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 ‘败将安敢辱我！’拔剑 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这时，玄德攀住操臂膊，云长跪于面前。玄德曰： ‘此等赤心人，正当重用。’云长曰：‘某素知文远 忠义，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笑曰： ‘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 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从这一则故事里，我们看到曹操在一霎那之间变换了两副面孔：满脸杀气和满脸笑容。这确是“要杀则亲自拔剑，不杀则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爱亦加一倍爱。奸雄权势，奸不可及。” （毛宗岗的夹批）。
　　其实，曹操的“怒和爱”，只不过是古代御人术“恩威并济”的翻版，即先施以威后结以恩。这种御人术后来也被张飞学到了。张飞生擒严颜，要严颜投降，严叱说：“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大怒，喝左右斩来。
　　严颜喝说：“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张飞为其英雄气概所感动，乃亲释其缚，低头下拜请谅，严感其恩义，乃降。张飞释严颜和曹操释张辽，确是一个模样，是否张飞也向曹操学来，不得而知。而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是因张辽、严颜都忠勇，这种人值得用。曹操能释张辽，因曹操是奸雄；张飞能释严颜，因张飞是英雄。奸雄和英雄虽有差别，但其性格有共同之处：喜不怕死的硬汉子，厌贪生畏死之人。如吕布被曹操所擒时，既向曹操求饶，又求刘备代说情，尽管吕布百般哀求，曹操还是把他宰了。而曹操释张辽，正是被其英雄气概所折服之故。曹操能用张辽，说明其慧眼识人，张辽也因曹操的提拔才能成为魏国名将。
　　“焚书信”的气度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条规律，而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要先了解对方的情况，故魏、蜀、吴三国都千方百计在敌国安置奸细。魏、蜀两国都曾互使反间计，这些反间计之所以取得成功，都是通过奸细来进行的。因此，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是公开的秘密。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故发现和清除奸细，各国统帅都十分重视。 不过，对于处理奸细问题，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掉以轻心，易造成失误，冤枉好人，纵了坏人，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敌人的势力。
　　对于处理奸细，曹操是有独特的处理方法的。他破袁绍后，缴获了自己部属与袁绍私通的大批书信，有人劝他对这些人严加处理，他不同意说：“当时袁绍势大，孤也不能自保，何况他人哉。”便命令把这一大批书信焚了。曹操为何不把这些人严加镇压，而采取如此宽宏大量的措施呢？这是因为曹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以免造成失误。曹操既已掌握了与敌人私通书信的名单，他对这些人已心中有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这样，曹操对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他现在不处理，以后可慢慢处理。且这些人与敌人私通，其罪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都加以镇压，将扩大株连，造成内部混乱。二、不削弱自己力量。当时，天下未定。正在用人之际，曹操示以宽容，将使这些与敌人私通的人感恩戴德，有可能愧悔前非。如果把曹操和袁绍两人处理奸细问题加以比较，更觉曹操这种御人术很高明。许攸因截获曹操催粮书信，知其粮已尽，建议分兵袭许昌，两路击之。这是上策，若绍从之，可获全胜。
　　适审配来书，密告许攸在冀州时纵子侄贪污，袁绍大怒，并主观猜测，说许攸“与曹操有旧，想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便把他驱逐。
　　把主观猜疑当作事实。给许攸扣上“奸细”的帽子，许攸确是冤哉枉也。古往今来，出现的冤案，不正是由主观乱猜造成的么！而袁绍既把许攸当“奸细”又不处理，反把他驱逐，这实是迫他往投曹操。由于许攸为曹操策划烧粮事，促成袁军大败。袁绍如此轻率处理“奸细”，不仅冤枉了好人，自己也倒了大霉。曹操的“焚书信”与之相比，确是明智得多！
　　严守军纪：“割发代首”
　　“割发代首”的故事是这样的：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出征张绣途中，见一路麦已熟，而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割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说：“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即掣所佩剑欲自刎。众急救住。据郭嘉所说《春秋》有“法不加至尊”之议，曹操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他说：“割发权代割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说：“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对曹操的“割发代首”，后人多认为这是曹操的诈术，用以收买军心民心。这没有错。不过，曹操采取这样权变的办法也情有可原。试问：曹操真的因犯自制之法而自刎了，有这必要吗？在东汉末年，割据的群雄，大多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掠民以自肥，有谁因此而自责过，而曹操能“割发代首”，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说明曹操的军纪严明，自己犯了法也不饶恕。曹操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以统一天下，不仅到处搜罗人才为己用，也极力争取民心的归附。因为他懂得“民为邦本”之理，故他每次出征，大都严明军纪，防止扰民。而那四世三公出身的袁术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军纪不明，到处掠夺人民。他派张勋率领征徐州的七路之兵，却于路劫掠将来，故陈登把袁术的七路大军视如“七堆腐草”是有根据的，这“七堆腐草”不堪吕布、刘备联军一击便土崩瓦解了。曹操与袁术两相比较， 谁善用兵不是一目了然吗？袁术既不能治将治兵，又掠民，他被打败是必然之事；曹操能治将治兵又爱民，他出征多胜也是必然之事。曹操驾驭兵将之术，确有其过人之处。
　　封爵赠金
　　曹操能搜罗人才并使之为己效命，是因他有两个“法宝”，一是封爵，二是赠金。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愿为其主效命的无非为了名和利。而曹操的封爵赠金恰好满足他们的欲望，故曹操一祭起这两个“法宝”，无人不乐意归其麾下。当然，“封爵赠金”御人之术，并非曹操独创，那位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早在他与项羽争天下时便懂得个中奥妙了。陈平爱金，他尽量满足他；韩信想当齐王，就给他刻齐王印。故这一文一武都乐意为他效命。
　　他的敌手项羽就不懂得这一套，这位西楚霸王为人有点吝惜，舍不得给人封爵，下属不愿为他出力，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曹操是个饱学之士，对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熟悉的，他不仅善于吸取，且能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对“封爵赠金”运用之妙，远远胜过前人。如他对关羽的笼络收买，便充分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才能。
　　曹操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使之来投后，待之甚厚：赠美女十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斩颜良立功后，封为汉寿亭侯，可说是极尽其拉拢之能事。可是，关羽知其兄刘备所在后，立即封金挂印，留书辞别说：“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于是过五关斩六将而去。
　　为何曹操的“封爵赠金”的两个“法宝”不灵了。这是因为“桃园结义”
　　之“义”令关羽“难忘”，曹操原以为他的两个“法宝”所向无敌，万万想不到被“义”气破了。不过，他的两个法宝并没有完全失灵：先是关羽感其厚待，愿为之报效，斩了颜良、文丑，后来又实践了他的“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诺言，在华容道上甘犯军令状，拼死放走了曹操。

 4.关怀备至：孙权的御人术　　孙权的御人术也有其过人之处，即能关心人，团结人。这虽不新奇，却是御人的根本法。孙权有时也耍诡计，用以御人，但不高明，故易被人识破，弄巧反拙，如“赔了妹妹又折了兵”是也。
　　视将士如己出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吴起善用兵，是因得将士之心，士卒生毒疮，他用口为之吸脓血，故被“将军自吮其疽”的父子俩，都甘心为之战死。这则故事，被后人传诵，列为用兵要术。孙权深懂得这一用兵之法，故对将士很为关心，视如”骨肉”，将士也因之以死报效。周泰舍身卫护他，他对周泰的亲切抚慰，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濡须之战，孙权被曹军围困，势甚危急。周泰得知，挺身杀入，寻见孙权。周泰在前，孙权在后，奋力冲突。突围后，不见权，泰复翻身杀入围中，又寻见孙权。周泰冒着敌人弓弩，左右遮护孙权，身被枪数十，箭透重铠，救得孙权。如无周泰拼死相救，孙权必死无疑。孙权感周泰救护之功，设宴相慰。席上，权亲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说：“卿两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枪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乃孤之重臣，孤当与卿共荣辱、同休戚也。”言罢，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视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剜，盘根遍体。孙权如此抚慰周泰，实是树立榜样，使诸将效法，为其效忠。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如对吕蒙的病亲自监护，对朱然的病送医送药，这都使将士深为感动。故终孙权之世，吴国上下，休戚与共，使东吴安如磐石。
　　善待将士，是御兵的要术，这并非每人都晓得。张飞便是个不善待将士的猛将，他醉后常鞭将士，致造成严重后果：因醉疼打曹豹，丢了徐州；为急兄仇，醉后鞭打末将范疆、张达，被割了脑袋。
　　张飞不善待将士，不得善终；孙权善侍将士，乃成大业。故御兵要御之得法，切不可等闲视之。
　　不计前嫌，化敌为友
　　为天下不念旧恶，曹操有此宏量，孙权也有此胸怀。曹操“矫情任算”，他虽信任张绣，张绣却没有死心追随；孙权不咎甘宁既往，且能化敌为友，使甘宁与凌统从死敌结成死党，同心协力事权，至今仍传为佳话。何以曹操不能使张绣死心相随，而孙权能使甘宁等效忠于己？因曹操待人多从权略出发。因而未尽得人心；而孙权待人以诚，故人心向往之故。孙权与曹操御人相比，仅此而论，孙权胜于曹操。
　　孙权与黄祖战于大江之中，祖军败绩。权部将凌操乘胜追击，被黄祖部将甘宁一箭射中，黄祖乃得脱。后甘宁归降，孙权不念旧恶，厚待之，孙权听甘宁之策，取江夏，擒黄祖，便设宴庆功。席间，凌操之子凌统拔剑而起，直取甘宁，权连忙制止，谓统说：“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我面。”凌统叩头大哭说：
　　“不共戴天之仇，岂容不报！”权再三劝之，凌统只是怒目而视甘宁。为暂 分开二人，以免寻仇报复，孙权乃派甘宁去守夏口，又加凌统为承烈将军，统只得含恨而止。由于甘宁感孙权之恩并得其教诲，也想设法解怨。在濡须之战中，凌统坐下马被暗箭射中，那马直立起来，把凌统掀翻在地。敌将持枪来刺。这时，只听得弓弦响处，一箭射倒了敌将，凌统才免难。凌统得救回寨，孙权对他说：“放箭救你的，甘宁也。”凌统乃顿首拜，对宁说：“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再不为恶。甘宁、凌统协力效忠孙权，屡建奇功。
　　历史证明：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内部团结，力量就强大，内部分裂，力量就削弱。袁绍虽据有四州之广，兵多粮足，将勇士智，因内部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终于自取灭亡。孙权不仅能团结人，且能为部属释仇解怨，化敌为友，因而人心齐，力量大。他能鼎足江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借婚姻以制人
　　孙权与人较量，输的最惨的是：他以妹为香饵，引诱刘备入吴以索还荆州，讵料竟弄假成真；又想以妹控制刘备，那知妹心外向，与刘备出奔，结果是“赔了妹妹又折兵”。这使孙权气得发昏，这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这段故事，在《三国演义》的五十四、五十五两回里，被描写得很有趣。
　　但历史事实却不全如此，孙权嫁妹妹给刘备是出于自愿。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显然，进妹是为“固好”，即企图通过妹妹来巩固盟好，共同抵抗曹操，同时又可使妹妹从中控制刘备。刘备也发觉了，故对孙尚香也提高警惕。在三国斗争中，一切服从于政治，婚姻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孙权与刘备联婚，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刘备也绝不会因与孙权联婚而放弃其政治要求。当彼此发生严重的政治矛盾时，婚姻也就告吹。想用婚姻来控制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三国时代，为政治目的而联婚之风盛行，但有哪个达到其政治目的？如孙策平定江东后，曹操认为“狮儿难与争锋也。”为结好孙策，便使弟女许配孙策的小弟孙匡。而孙策并不因之与曹操永归于好，当曹、袁在官渡相拒时，他就暗中策划袭许都，迎汉帝，会因被刺客所杀才罢了。在古代，婚姻也未见“固好”，而是每为敌国。春秋时，辰瀛嫁于晋，而秦却代晋；穆姬嫁于秦，而晋却绝秦。
　　《三国演义》描述孙权想用婚姻以控制刘备而达不到目的之事，虽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但却揭示了婚姻服从政治的真相。   

四、鉴诫

　　三国时代，人才济济，得力于贤士的辗转相荐：能荐人必知人，知人始能用人。用人得当，犹如下棋时摆对了棋子，那么，这盘棋下起来也就轻松愉快，且笃定地坐收胜利的果实。而用人不当呢？它的恶果足令人性命不保，江山尽失！三国用人，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些历史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用人成功之法及洞悉用人之错，足以作为今日用人鉴诫。

 1.得失一念之间：经验教训　　能否用人，是事业成功、失败的关键，三国用人的经验教训，迄今仍不失去其现实意义。
　　礼贤下士始得士
　　《说苑·尊贤篇》有一段关于求贤的生动的对话：“赵简子游河而叹曰：
　　‘安得贤士而处焉？’舟人古乘对曰：‘珠玉无足而能来者，人好之也；今 士有足而不来，此是吾君不好之耳。’”这位赵简子不去求贤，却躲在游船上悠哉悠哉地表示思贤心切。船工古乘一句话便揭穿了他“不好贤”的底。
　　言下之意是说，只有好贤，贤士才来。但是，不能说好贤便得贤，这位古乘也把求贤看得太容易了。
　　要求得贤士，必须去屈膝求之，真正做到礼贤下士，使对方感到你把他当知己看，才心甘情愿为你效命，“大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士人的共同点。孔明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因刘备“三顾草庐”。
　　刘备求贤，不是下令去召之，像张飞所说的“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而是亲往拜访。一访不遇，二次往访。二访时，正值隆冬，那天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这么天寒地冻，刘备没有裹足不前，而是冒严寒往访，“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二访不遇，又三次往访。
　　三访前，刘备令卜者揲蓍，选择吉期，斋戒二日，薰沐更衣，才往卧龙岗谒孔明。选择吉日，可见这位皇叔太迷信，但也可见其求贤心切，担心这天不是吉日，又见不到孔明；斋戒、薰沐则说明他对孔明的无限尊敬。也许这一天巧碰着好日子，加上刘备求贤的诚心感动了孔明，这次孔明是在家了。可是，这位卧龙却昼寝未醒，是否有意怠慢刘备，以试刘备是否诚意，不得而知。刘备徐步入内，看见孔明仰卧，睡得正香，便拱立阶下，关、张等了好久不耐烦了，而刘备仍耐心等候。望堂上时，见孔明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童子欲报，刘备说：“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这位卧龙才不再卧.口吟其“大梦谁先觉”之诗，多么悠哉悠哉。刘备这么礼贤下士，怎不使孔明感动为之效命呢？！刘备对孔明的旷世礼遇，孔明是永志不忘的。
　　二十一年后，孔明上表要求北伐时还谈及此事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
　　他病逝五丈原前三年，在《后出师 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刘备“三顾草庐”时，他是寄托于刘表，无立锥之地，处境是很艰难，前途是未卜的。当时，中国强者北有曹操，南有孙权，孔明有些好友已北投曹操。孔明却不与行，孔明的大哥诸葛瑾仕吴甚得孙权宠信，他若依吴大可通过其兄引进。而孔明为什么不东依孙权或北投曹操呢？因为在天下大乱之际，不唯君择 臣，臣也择君，因用错了人，将会给事业招来损失，甚至失 败；而臣择错了君，将无所作为，甚至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所以，孔明虽有建功立业思想，却不愿贸然出山，而是隐居隆中，“聊寄傲于琴瑟兮，以待其时。”他之所以归刘备，一是因刘备是个被荆州人士敬佩的英雄，一是感孔明的诚心求贤。如果以两者相比，最能感动孔明的还是后者，正如孔明自己说的，他之所以“许先帝以驰驱”，是因感刘备的”殊遇之恩”。王安石《诸葛武侯》一诗也指出：“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这就是 说，以弱小的蜀国能与魏、吴两国抗衡，鼎足三分，是因刘 备虚心得孔明 的辅佐之故。
　　能团结人才能成大事
　　团结就是力量。一国或一军，当上下一心，攥成一个拳头时，其力量就大，敌人无懈可击；反之，则软弱无力，被人分解，以至被打败。而能否使上下一心，关键在于用人者是否善于团结人。刘备是个善于团结人的明主，故荆州豪杰团结在他的周围，以此为骨干力量，西取巴蜀，据有成都后又能团结益州、东州人士，把荆州和益州、东州三股势力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曹操得陇不敢望蜀，孙权也把蜀国视为盟友以抗拒曹操。刘备未入蜀前，刘璋统治下的西川，人心涣散，矛盾重重。先是刘焉治蜀时，南阳、三辅人陆续西移，流入益州的有数万家，其中青壮年多参加川军，称为东州兵。东州兵恃势欺凌益州人，益州人深恨之。益州人赵韪素得人心，他暗中与益州豪绅密谋，举兵叛乱。东州兵因害怕益州派获胜被报复，乃同心协力助刘璋，与叛军作殊死战，终于镇压叛乱。但益州人并未心服，与东州人有如水火。
　　东州诸将则恃功骄恣，不听调遣，刘璋性宽柔无威略，对此也无可奈何。刘璋与张鲁有仇，张鲁欲兴兵报仇，以西蜀兵力本可敌之，但由于人心不齐，刘璋只得听从张松之言，请刘备入蜀支援以拒张鲁。刘备入川后，先是结民心，机会一到，立即夺取西蜀。他领益州牧后，对荆州和益州。东州人士，都不分彼此，即使与已为敌的，或有宿怨的，也量才录用。 黄权是益州人， 曾忠于刘璋，是坚决反对请刘备入蜀的，刘璋要 往涪城会刘备，他口衔衣 而谏，璋大怒，扯衣而起，权不放，顿 落了两个门牙。刘备不因此而怪他， 反嘉其忠，任为右将军。刘巴是荆襄人士，他在荆州时不愿为刘备所用，北投曹操，后归刘璋，刘备也不咎既往，任为左将军。费祎是刘璋的亲戚，吴懿、费观是刘璋的姻亲，都得到擢用。由于刘备能团结三州人士，尽其器用，故他们都效忠刘备，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蜀国的股肱大臣，除了来自荆襄的孔明、蒋琬，以及关、张、赵、黄、马等五虎将 外，还有李严、费祎等。刘备临危时，任命李严为顾命大臣，费祎则是继蒋琬之后成为蜀国丞相。他们对开拓蜀国和保卫蜀国起了重大的作用。
　　用人要在才不在老少
　　刘备是个善于知人、用人的明主，但由于他后期事业发展较顺利，特别是他登上皇位之后，骄傲自满情绪增长，越来越看不起别人，不是嫌老便是轻少，如言老黄忠无用，蔑视陆逊为“黄口孺子”，因而造成严重后果。正因其把年幼多才的陆逊不放在眼里，麻痹轻敌，招致彝陵之战全军覆没。毛宗岗对刘备嫌老轻少提出了批评；他说，“爱老而不爱少者，不可以用才；爱少而不爱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黄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为是请缨之终军，破浪之宗悫，三表五饵之贾谊而用之也。阚泽之荐陆逊，非以其少而荐之也，直以为是皓首之子牙，白发之充国，耆英之文彦博而荐之也。总之，人而才，则老亦可，少亦可；人而无才，则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当论其才不才，不当论其少与不少云。”（第八十三回回评）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用人准则。三国时无数事实都证明毛宗岗的论点是正确的。《三国演义》描绘的杰出将相，大多在青年时已显露超人的才智，或已建立惊天动地的勋业。孔明初出草庐时只不过二十九岁，便提出“隆中策”，预知 天下三分，促成刘备称帝西蜀。周瑜三 十三岁挂帅，在赤壁之战 中，“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 烟灭。”青年将领陆逊两次用计，使关羽授首、刘备丧胆。姜维二十七岁已表现超人的将才，为孔明所赏识。但论资排辈的人总是轻视少年英才，如关羽、张飞自恃和刘备一起打江山、资格老，也曾看不起年青的军师孔明，经孔明小试锋芒，博望用兵，火烧新野，关、张两人不得不口服心服。徐盛、丁奉也因自恃是东吴老将，开始不服陆逊挂帅，后终于在事实面前认输。有些人则与此相反，总是看不起老将，曹操的“妙才”夏侯渊就因此被老黄忠所斩。
　　用老嫌少，或用少轻老的一刀切用人法，不仅三国时有，且古已有之。
　　东汉颜驷就是因这一刀切的用人法经历三世而郁郁不得志。汉武帝动员诸郎上阵抗击匈奴，自发老翁颜驷以年老不能上阵为辞。武帝见他偌大年纪还当个小郎官，惊问其故？颜驷无限感慨他说：他已经历了三朝，但“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年少，陛下好年青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当然，造成颜驷的三世不遇的悲剧也有其客观原因。文帝时天下太平，需修内政，故重用文人，好武的颜驷也就没有机会去驰骋沙场，以建立功勋；景帝时爆发七王之乱，需要有威望的老臣去镇压，以安邦定国，年少的颜驷也就沾不上边：武帝时老臣大都亡故，需大力提拔年青力量，年已老的颜驷也就得不到重视。但是，造成景帝重老轻少、武帝重少轻老的主观原因，是因景、武两帝存在用人一刀切的片面观点。其实，老年之才经过千锤百炼，经验丰富，但观点较固定，易陷于保守；少年之才，敢作敢为，喜于创新，但不够稳重，易陷于轻浮。这仅是一般而言，也有的老年之才思想仍敏锐活跃，也有的少年之才年少老成的。对于老、少之才，如能多取其所长以互补其所短，则能充分利用和发挥人才的作用。
　　可是，历代统治者不尽懂此理，不是重老轻少，便是重少轻老，这已成为古今的通病。它不知造成多少失误，不知埋没和浪费了多少人才！因此，重温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很有教益的。
　　勿以貌取人
　　以貌取人，古今都曾重复这种错误。因为人总是喜美嫌丑的，容貌美很易给人好感，容貌丑就易使人反感。但如用貌的美丑来取人，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因为外美和内美没有必然等同的关系，外美未必内美，外丑未必内丑。话虽这么说，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貌取人。就是那位孔圣人也是如此。韩非在《显学》一文里就谈及此事。他说：“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儿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故孔子曰： ‘以容取人， 失之子羽。’”子羽是孔子的门徒，外表长得不错，但孔子与他相处时间长了，发现子羽的行为和他的外表很不相称，因而后悔说：以容貌来取人，在子羽身上犯了错误。尽管这位孔圣人给后人留下“以容取人，失之子羽”的教训，但这种错误却还是不断出现。即便是以善于知人、用人见称的刘备、孙权和曹操也都犯过这种错误。
　　水镜先生曾对刘备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凤雏就是庞统，可见其人不凡。不过，这位凤雏先生外貌长得不太雅，浓眉掀鼻，墨面短髯。水镜先生知其才，故不论其貌而赞之，但不了解他的人，一看见他这副尊容就不大喜欢。庞统先被鲁肃推荐于孙权，孙权见他形容古怪，又轻视他所最敬佩的周瑜，故拒不任用。后来，孔明和鲁肃向刘备力荐，虽有两封荐书；庞统却不靠荐书取宠，而是想靠本事见重，故没有拿出来，仅对刘备说因“闻皇叔招贤纳士”而来投。刘备见庞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不过，他不像孙权那样拒不接纳，而是给他个小县官做。刘备悉庞统纵酒不理事乃派张飞去查询，幸好张飞粗中有细，他见庞统半日尽断毕百余日所积公务，大惊下谢，并回向刘备称赞庞统大才，刘备大惊说：“屈待大贤，吾之过也。”
　　孙权见庞但终能认识到“屈待大贤”而重用之，乃得一大贤。一知改悔，一不改悔，其得失如此。
　　张松是益州别驾，为人能言善辩，博闻强记，也是个才智之士。但他的相貌十分丑陋：额镢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真是又丑又矮。他到许都去见曹操，名为请操攻张鲁以助刘璋，实是暗中干出卖西川的勾当。操见他长得猥琐，加以语言冲撞，一言不合便拂袖而起。后来，杨修与之辩论，他口若悬河，又见一读《孟德新书》便能背诵，且一字不错，乃言其才干曹操。曹操次日接见，他又当面讥讽，操便令乱棒打出。曹操同样是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因他怠慢张松，张松亦不向他卖西川。张松对刘璋是卖主求荣，对曹操却是有用之才，曹操失去张松也就是失去取西川的大好机会。
　　刘备、孙权和曹操所犯的错误，也足以为以貌取人者戒。
　　拒谏的危害
　　历代封建王朝，有不少忠直之臣以敢谏见称，而有好下场的不多。因封建帝王是专制统治者，金口一开，圣旨一下，不容更改，且在那“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年代，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冒犯龙颜，必遭严惩：轻则罢官，重则杀头。当然，也有善于听谏纳谏的，如唐太宗因接受魏征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的高见，能兼听纳谏，纠正了自己不少的错误主张和行为，这对于促进盛唐的政治贤明，经济繁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历代统治者大多以英明自居，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便是听也并非兼听，而是偏听偏信，结果是误事误国，甚至国破身亡。袁绍、刘璋和刘备正是因听不进忠言而遭到惨败的。
　　袁绍为人外宽内忌，偏听偏信。他因爱幼子袁尚，想使之继位，对袁尚之死党审配，逢纪等言计听从，对于忠贞、智慧之士田丰、沮授等的忠言则逆耳。他要兴兵助刘备伐曹操，田丰谏说：“兵起连年，百姓疲弊，仑廪无----------------------- Page 62-----------------------
　　积，不可复兴大军。”若备战三年，“大事可定矣”。沮授也反对袁绍出兵。
　　袁绍却听从审配之言进军黎阳，结果损兵折将，——大将颜良、文丑被杀。
　　当袁绍进军官渡与曹操决战时，因反战而被关在狱中的田丰，仍上书谏说：
　　“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逢纪谮说：“主公兴 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绍大怒，欲斩田丰。众官告免。在曹操往乌巢劫粮前夕，因主张缓战被拘禁于军中的沮授，向袁绍建议：乌巢屯根之所，不可不提备。宜速遣精兵猛将，于间道山路巡哨，免为操军所算。”
　　而绍竟以沮授是“罪人”，“妄言惑众”，拒之不理。如果袁绍纳田丰之策，或听沮授之议，将不会有官渡之惨败。袁绍雄踞河北，拥四州之众，兵力远胜于操，而他之所以大败，是由于袁绍有忠臣不用，有忠言不听之故。田丰因袁绍老羞成怒而被杀，智慧之士如此下场，可叹！
　　袁绍拒谏是因他偏听偏信，刘璋拒谏是因他为人暗弱，是非不分。张松请求出使争取外援拒张鲁，其本意非为西蜀，而是卖主求荣。他原想劝曹操趁机取川，因操骄傲瞧不起他，乃转向刘备。回川后力劝刘璋请刘备入川支援。黄权、王累力谏。王累明确指出：“张鲁犯蜀，乃癣疥之疾，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黄权则主张：“可先斩张松，后绝刘备，则西川万幸也。”
　　刘璋却听从张松的花言巧语，不听黄权、王累之谏。当刘璋要亲往涪城会晤刘备时，王累自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谏章，一手仗剑，口称“如谏不从，自割断其绳索，撞死于此地。”刘璋读谏章后，大怒说：“吾与仁人相会，如亲芝兰，汝何数侮于吾耶！”王累自断其索，撞死于地。王累以尸谏，刘璋也毫不悔悟，终于“引狠入室”，奉送了西川。
　　刘备拒谏，则是因其为私义而忽公仇和骄傲自满之故，在未登王位前，刘备还是比较谦虚谨慎，易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可是他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帝王的专制本色便充分暴露出来了。他为报二弟关羽之仇决意兴兵代吴。赵云谏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
　　刘备不同意说：“朕不为二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可见刘备虽有江湖义气，却缺乏“以天下为重”的战略观念？因蜀吴交兵必将互相削弱.只对曹魏有利。刘备整兵要行时，秦宓直谏并指出：“陛下不从臣言，诚恐有失。”刘备认为他出言不利要斩之，秦宓面不改色，回顾刘备而笑说：
　　“臣死无恨，仅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耳！”因众官告免乃囚宓于狱中。 孔明闻悉，也上表救宓，认为宓所谏是“金玉之言”。刘备看毕，掷表于他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曾经是善于纳谏的明主，礼贤下士的典范，他得孔明时说是“如鱼得水”，现在连他认为“水”的孔明的话也不听了，刘备这条“鱼”也就失去了“水”，其遭遇可知。由于刘备骄傲思想大膨胀，自以为是听不进忠言，必然做出错误的决策，其“新创之业，又将颠覆”是不可避免的了。刘备猇亭惨败后，他“悔不听丞相之言”时，为时已迟了。
　　袁绍、刘璋和刘备的失败说明：嫌忠言逆耳，确是误己误国。
　　树立朋党的下场
　　东汉末年，群雄之中，袁绍是最强者。在官渡决战中，他有兵七十余万，操只有精兵七万，袁军十倍于操军，而操能以弱胜强，其原因虽有种种，但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互相争夺，致削弱力量，是操得以逐个击破袁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凡立朋党的，必有朋党与之作对，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实咎由袁绍先立朋党。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欲立为后嗣，因之袁尚的死党审配、逢纪也就得到袁绍的充分信任，掌握军政大权。谋士辛评、郭图则是袁绍长子袁谭的死党，坚决反对废长立幼，拥护袁谭继位，故审配、逢纪和辛评、郭图各为其主，勾心斗角，以夺取嗣位。但他们四人都主张与曹操速决死战，与谋士 田丰、沮授意见相左。田丰、沮授都主张“静守以待时”，因谋 略与审配等不同，这两人又成一朋党。袁绍进军官渡后，沮授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思想：“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不战自败矣。”
　　这是知彼知己的分析。若袁绍听田丰不战之策，不会有败，听沮授援战之计，亦不至于败。而袁绍不只不听，反囚田丰于狱中，锁禁沮授于军中，这就自丢智囊，任由曹操计算了。荀彧就认为“袁绍是无用之人”。他说：“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
　　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故主张与绍决战。
　　由于袁绍废长立幼，又让两子自立朋党，袁绍一死.两兄弟力争夺嗣位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曹操攻之甚急，两兄弟还能拼力死守冀州，操军也难于攻下。郭嘉则向曹操进计说：“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操从其计。果不出郭嘉所料，操一回师，两兄弟又内讧了。始是郭图献计说请袁尚、审配来饮酒，伏刀斧手杀之。谭从其计，乃使人往请。审配对袁尚说：“此必郭图之计也。
　　主公若往，必道奸计，不若乘势攻之。”于是，兄弟两人交锋，袁尚屡败袁谭。袁谭退守平原，因被围危急，郭图乃建议袁谭降操求援。袁氏两兄弟相争，曹操乃得乘隙攻入冀州。
　　凡立朋党，都以私利为重，一切封建伦理关系都被打乱了。袁谭、袁尚本是同胞兄弟，为嗣位而各立一朋党，拚个你死我 活。辛评党袁谭，而辛 评之弟辛毗趁为袁谭求援之机劝操回师取冀州。审配党袁尚，审配之侄因好友辛毗家属被杀，忿而献门放 操兵入城。 袁绍之败，袁氏兄弟之亡，足见朋党为害之大。如果袁绍不偏于一朋党，袁氏兄弟和诸谋士不各立朋党，因私利而忘公利，能做到上下一心，协力抗操，以操之力也难于取胜；纵有郭嘉的智谋，也无所施用。当然，其中的朋党也有所不同，审配、逢纪的朋党是忠于袁尚，郭图、辛评的朋党忠于袁谭，是各为其朋党出谋献策，田丰、沮授也虽一朋党，但是其出计尽智，是为袁氏集团的利益着想。如果仅是田丰、沮授一朋党，也无所谓朋党，袁氏也不至于亡。
　　用诈道得人不得人心
　　在历史上，凡君主以诚信待下，臣下以忠心报效，则君臣相得，至死不渝。若以诈道待人，臣下则忐忑不安，必将上下猜疑，同床异梦。
　　贞观初，有人上书唐太宗李世民请求罢巧言谄媚之官，李世民要他列举其人，那人却说：“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著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李世民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政要》卷五《诚信第十七》）。 李世民对下不行诈道，而是以诚信待人，且他善于纳谏，即便是毒骂他，只要谏言可取，也不以为意，因此，臣下对他也就信得过，敢于直言相谏。由于君臣之间开诚布公，相得无间，同心协力治天下，故能出现贞观之治。曹操待人则恰恰与李世民相反，不是靠诚信，而是用诈道。曹操为图天下也积极搜罗人才，河北之士多归之，但因其行诈道，虽得士而不得其心。曹操只要认为与己不一心，对己不利的，不管有多大功勋，也千方百计除之而后快。
　　因操起事之初打起拥汉的旗帜，忠汉派的荀或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乃弃绍归操， 为操出尽智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得到操的重用。及见操加九锡， 力加反对，并叹说：“吾不想今日有此事！”操见他和已不一心，深恨之。
　　操兴兵南征，荀或托病止于寿春。操使人送饮食一盒给他，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空无一物，意即使荀或绝食，荀会其意，遂服毒身亡。操为摆脱自己的厄境，不惜用别人当“替罪羊”。他和袁术在寿春对峙时，因兵多粮少，便教仓官王垕将小斛散之，以救一时之急。王垕照办，兵士大怨。言丞相欺人。操就密召王垕入内，对他说：“欲借汝头示众。”王垕大惊说：“某实无罪！”操说：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于是推出斩之，出榜晓示说：“王垕放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操为保已之安全，还采取“杀鸡警猴”的手法杀害无辜之人。他恐人暗中害已，常吩付左右：“吾梦中杀人，凡吾睡着，你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寐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杀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葬之。确是猫哭老鼠，这种事只有曹操做得出。操以为他这些瞒天过海法，能掩盖天下人耳目，其实他左右之人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无辜被杀的近侍下葬时，谋士杨修指而叹说：“丞相非在梦中，君在梦中耳！”因此，尽管曹操有时能“矫情任算”，饶了过去的仇人，或焚部下与敌人私通的书信，其所属也不尽信任他，还是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所以操虽得人于一时，却不得人心于长久。刘备曾投入操的麾下，也得到操的重视，但因见其行诈道而弃之。
　　操慕祢衡之名，想召之为己用，祢衡也因其诡诈，坚决拒绝，打鼓大骂以辱之，表现了正直之士不愿同流合污的大无畏的骨气。
　　李世民以诚信待下，故得人又得人心：曹操以诈道用人，虽得人却不得人心。待人之道，是用诚信抑用诡诈，一经对比，优劣不是分明了么。
　　包办代替之弊
　　关于孔明包办代替的作风，《三国演义》有较形象的描述：司马懿坚守不战，孔明遣使送巾帼妇人之衣以羞激之。懿心虽怒却佯笑受之，令重待来使。懿问：”孔明寐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以懿话实告，孔明叹说：”彼深知我也！”主簿杨颙说：“某见丞相校簿书，窃以为不然。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 ‘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 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有也。”孔明泣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众皆垂泪。
　　孔明理政治军，西瓜、芝麻事一起抓，忙得晚睡早起，累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是可嘉的，确使人为之垂泪；但他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是不足取的。主簿杨颙对他这种“亲理细事”的作法提出异议，并以西汉丞相丙吉见牛喘而担忧会影响年成，和陈平认为丞相主要管群臣，钱粮之事应问主管者的故事，说明丞相应抓大事，其他具体事情应由各主管部门去做，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此，孔明口说“吾非不知”，其实他还不知这种作风的弊害。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对别人不够放心，老是担心别人不能把事情办好，也正如他所说“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作为一国的执政者，他的主要职责应是：决定政策，选拔人才。孔明的后继者之一费祎就较明智，他懂得抓大事，故即使政务、军务繁忙，他也能抽出时间与人谈笑、下棋，也能把工作做得不错。孙权对大事，当做出决策，确定人选后，便放手让他去干，也能把事情搞得很好。可是，孔明对即便是”罚二十以上”的细事也要“亲览”，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把事情全做好。这种包办代替作风其弊有三：
　　一、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正因孔明“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不肯放手让人去做事，即便是有奇才也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孔明第一次兴师北伐，魏主曹睿遣驸马夏侯楙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迎敌。魏延上帐献策说：
　　“夏侯桥乃膏梁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 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去。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此亦是韩信暗渡陈仓之计的新用，如敌方主将是司马懿则未必得手，而主将是夏侯楙，此人怯而无谋，此计可瞒过他，行之是可能成功的。而一生未曾冒险又不尽信人的孔明却以“非万全之策”而否定了。魏延也因此以“己才用之不尽”而叹恨。
　　二、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由于孔明总是担心别人把事情搞坏了，事事都要亲管，其下属只能跟着他的羽毛扇摆动团团转。既然大小事孔明都要抓，其下属也就用不着去动脑筋，也没有机会去独当一面以锻炼自己，这就不利于人才的成长。蜀中人才短缺，这未曾不是原因之一。
　　三、没有把事情做好。要使北伐取胜，必须群策群力，如光靠一人操劳，他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孔明由于不能充分发挥”众智”、“众力”的作用，其六出祁山劳而无功是必然的事。对于他本人来说，正如司马懿所料：“食少事倾，其能久乎？”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五丈原留下千古遗恨而已！  2.走向灭亡之路：唯亲恶果用人之错，往往错在一“亲”字。何以出现用人唯亲？因用人者把事业视为一已之私，认为亲者既了解又信得过，他对已忠，而疏者即便是有才干，因信不过故不任用。其实，亲者未必忠，有些善于奉迎阿谀之徒，用花言巧语取得其主信任，如有变故，马上翻脸，另投新主。且这些人善于看风转舵，唯主人的脸色办事，明知有错也不说，如所办之事有利可图，就把错误扩大化，弄得一塌糊涂。东汉王朝之所以衰亡，三国出现的一些失误，都与用人唯亲有关。
　　汉灵帝用十常侍乱了天下
　　《三国演义》一开头便指出东汉末年致乱之由：”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杀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益横。””
　　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 ‘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 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话虽不多，却概括了东汉末年的政治斗争状况。显然，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汉灵帝宠信十常侍之故。
　　在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士族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激烈的斗争，而每次都以士族官僚集团失败告终。经过二次党锢之祸，士族官僚集团势力大为削弱，宦官集团权力达到了最高峰。汉灵帝竟尊称张让为“阿父”，其对宦官之宠敬可想而见。为什么汉灵帝如此信任宦官？由于政治腐败，人民遭殃，被迫纷纷起义，鲠直之臣议论朝政，想有所改革，以挽狂澜之于既倒，汉灵帝不仅不听，却认为这是造反，对士族更加不信任。他以为只有宦官才是“心腹”，所以事事听从”阿父”张让等的话；而他的这些“心腹”都是以媚上利己为业，只要能取悦上意，坏事也说成好事，闹出乱子又瞒着他。
　　对于进谏者，不是驱逐，就是杀头。首先向汉灵帝提出忠言的是议郎蔡邕。
　　他借灾异为辞，上疏指出“灾异”乃“妇寺干政所致”。所谓“妇”是指外戚，“寺”是指宦官。看了这一奏章，汉灵帝毫无悔悟，反听宦官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谏议大夫刘陶向他揭露宦官的罪恶说，“四方盗贼并起，侵掠州郡，其祸皆由十常侍卖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祸在目前矣！”他听了大动肝火，对陶说：”汝家亦有近侍之人，何独不容朕耶？”
　　呼武士推出斩之。司徒陈耽为救陶，以头撞阶而谏，指陈十常侍的罪恶。他命牵出，与刘陶皆下狱，并纵容十常侍于狱中谋杀之。
　　汉灵帝为什么对别人揭发十常侍的罪恶恼怒异常？这是因为十常待所干的祸国殃民罪行，都是在他授意或纵容下酿成的。汉灵帝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侈，便授意宦官去设法捞钱，宦官们也就趁机上下其手，从中大捞一把。
　　他们的私囊是无底的，所以其捞钱花样也就日益翻新出奇。宦宫认为卖官捞钱最易、最快、最多，便索性开了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各种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油水多，其官价也就比朝官高得多，而地方官所在州郡肥瘦不等，乃采取投标的办法，谁肯出高价谁就走马上任。还允许欠帐，但限期加倍交还。为增加卖官名额，卖出一官不久，又卖出一官去接任，有的州郡官一月内替换几次。买官的怕任职不长，为回本赚利，一到任就拼命掠夺。仅是卖官所得还赚捞得不多，又用各种名义，向州郡摊派，勒索财物，而负担最后还是落在人民头上。为保存全家性命，穷苦人家只好把存下的一点谷子也卖掉上缴，因而出现了“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的惨状。人民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
　　汉廷用国舅何进送了江山
　　《三国演义》引诗一首对何进的评价是：“汉室倾危天数尽，无谋何进作三公。几番不听忠臣谏，难免宫中受剑锋。”这位无谋何进何人？他原是个屠户人家，本是不学无术，因妹妹被选入宫为贵人，生皇子刘辩，遂立为皇后。进由是得任大将军之职。为谋杀宦官十常侍，他召外兵入京，因其谋外泄，反被宦官所杀。何进被宦官十常待所杀，并非其力不敌，而是因其愚不可及。人们做错事，会接受教训，而何进却恰恰相反。他干了蠢事，仍自以为明智，于是，一错再错，终于铸成大错。灵帝逝世后，灵帝生母董太后与中常侍蹇硕密谋杀何进立皇子协为帝。何进闻讯，当然不肯罢休，因太子刘辩是其妹妹何太后所生，便率御林军五千人入内殿，扶立刘辩即皇帝位，派袁绍入宫收拾蹇硕。硕慌忙走入御花园，花阴下为中常侍郭胜所杀。硕所领禁军，尽皆归顺。这说明宦官并非铁板一块，正确处理之法，应区分首恶、附从和立功者，惩恶扬善，而何进计不出此，竟听袁绍之言，欲“乘势尽杀之”，把所有的宦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一错。由于何进欲杀尽宦官，中常侍张让等便劝何太后垂帘听政，重用自己派系的人，以策划宫廷政变。
　　这时，宦官已与何进势不两立，但何进在消灭董太后的势力之后，却因何太后的庇护而宽容十常侍。这是再错。后又听从袁绍的错误主张：“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并认为“此计大妙！”主簿陈琳反对说：
　　“若欲诛宦官，如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 却反外檄大臣，临犯京阙，英雄聚会，各怀一心：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乱矣。”陈琳的意见是正确的，何进却轻蔑他说：“此懦夫之见也！”乃派使赍诏召外兵进京以除宦官，终于铸成大错，导致天下大乱，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要诛杀敌手，不是密谋策划，迅速行动，而是大肆宣扬，迟迟不动手，使敌人能充分准备，从容反扑，何进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及知董卓等率兵到，张让等先伏刀斧手五十人于长乐宫嘉德门内，并假手何太后召何进入官，以便杀之。何进得召便行。曹操说，“先召十常侍待出，然后可入。”进笑说：”此小儿之见也。吾掌天下兵权，十常侍敢待如何？”便昂然独自进宫。他一入嘉德门，便彼砍为两段。双方密锣紧鼓，杀戒已开，何进还独自进宫，世间之愚莫过于此。
　　这时奉诏进京的董卓早已屯兵于洛阳近处，他为何不立即进京？因他懂得：凡除君侧之奸，贵密贵速，但他偏不密不速。他一到洛阳近处便按兵不动，同时故意上表泄露入洛阳是为除宦官　之事，好使宦官张让等与何进拼命，造成内乱。及何进被杀，他便乘乱入朝，垄断朝政。此人虽早有“不臣之心”，因恐群臣不服，故不敢马上篡位。他先扶立汉献帝作为傀儡，以任其所为；接着收买士族，封官加爵以收人望，如重用蔡邕，一月之间三迁其官，拜为侍中。由此，董卓把朝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成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在封建社会里，血缘关系盛行，一些人因家中有人被选入宫，或得当贵人，或得当皇后，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家人都成新贵，因是国戚而得到信任，掌握大权，不管他是胸无点墨，十足草包。因此，不知误了多少国家大事。何进以一屠户而成为一国的大将军，便是一例。由于何进无谋引外兵入京，不只他自己被宦官所杀，汉廷大权也就落入董卓的手里，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董卓用吕布搬了脑袋
　　请先看吕布的外表：“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 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这位无敌将军确是威风凛凛，一表堂堂！他的外表多美，谁又想到他灵魂深处的肮脏；董卓因其勇冠三军认为义子，他又哪里料到这位义子搬了自己的脑袋。
　　董卓入京夺取军政大权后，在温明园召集百官，议废帝刘辩，另立新帝陈留王。诸官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带兵前来勤王的 荆州刺史丁原坚决反对 说：“天子乃先帝嫡子，初无过失，何得 妄议废立！汝欲为篡逆耶？”卓怒叱说：“顺我者生逆我者 死！”遂掣佩剑欲斩丁原。谋士李儒见丁原背 后吕布怒目而视，他知此人武艺非凡，急忙劝止。众官也劝解丁原，丁原愤然上马 而去，次日，双方对阵，吕布挺朝飞马直杀过来，丁原率军掩 杀。
　　卓兵大败，退三十里下寨，聚众商议。卓说：”吾视吕布非 常人也。吾若 得此人，何虑天下哉！”帐下虎贲中郎将李肃说：“主公勿忧。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见利忘义。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吕布拱手来降，可乎？”
　　卓大喜，乃派李肃赍礼 去说吕布。吕布因见董卓势大，又被名马、金珠玉 带所收买，便杀义父丁原来投靠董卓。他一见董卓便下拜说：“公若不弃，布请拜为义父。”刚杀了旧义父，又迫不及待地认新义父，吕布为人确如李肃所说”见利忘义”。只要有利可图，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董卓以为有了吕布这个”非常人”，“何虑天下”，且今又认为义子，必死心塌地事义父，从此，视吕布为“心腹”，使其警卫左右，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大凡以利相交的，也必因利而相绝。吕布认丁原做义父，只是为图利——我靠山以便向上爬，所以吕布对了原毫无父子感情可言。及见掌握朝政大权的董卓，投靠之大可飞黄腾达，比依赖丁原其利更大，因此，杀旧义父认新义父，对于“见利忘义”的吕布来说，并非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而在历史上，弃旧主 的人，往往因利之故，这非吕布一人如此。董卓之愚在于不懂得这个道理。
　　既然，吕布因利能杀旧义父，也可以因更大的利而宰新义父，而董卓竟以为义儿吕布捍卫左右便可“高枕无忧”，这便是他的悲剧之所在。司徒王允也和李肃一样，看透了吕布的灵魂深处——“见利忘义”，于是巧施“连环计”，昌布为了和董卓争夺美人貂蝉，便把董卓宰了。董卓是个刮民脂膏、杀人放火的封建统治者。他被吕布所杀后，王允将其尸首号令通衢，“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可见人民恨之入骨，故其死也宜。不过，董卓用吕布也给人们提供一个教训：对于”见利忘义”之徒，要千万当心！
　　这事也从反面说明一个道理：上下之间，要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目标，才能共同奋斗，至死不渝。刘、关、张“桃园结义”，誓“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任何利诱都不能改变其初志，故能同心同德，同生同死。孔明因和刘备都有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壮志，不图私人之利，故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与因利而交、因利而绝的吕布之流相比，真是伟大与渺小，美善与丑恶，泾渭分明。
　　曹操用夏侯渊掉了汉中
　　夏侯渊是曹操的同族兄弟。一姓曹一姓夏侯何以说是同族兄 弟？因曹 操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过房与中常侍曹腾为养子，故曹操与夏侯渊同族。所以，夏侯渊得到曹操的信任，他取得汉中后，便委任夏侯渊驻兵镇守，曹操占汉中时，西川百姓一日数惊，担心操兵入川，司马懿劝曹操乘胜取蜀，曹操叹说：“‘人若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因他被蜀道山川险峻震慑，不敢贸然入川，汉中是西蜀的咽喉，如能守住汉中，对西川刘备是个巨大的威胁，一时不能取蜀，以后可取之。而曹操委任镇守汉中的夏侯渊是一勇之夫，使之冲锋陷阵则可，使之驻守汉中则非其力所能胜任。因他远非刘备的敌手。
　　可是，智如曹操，却缺乏知渊之明，竟因兄弟之情而信任之。刘备兴 兵取汉中，屡战屡胜，夏侯渊坚守定军山不出战，并派人向操告急，操乃起兵进驻南郑。操认为：“若不出战，是示懦也。”并作手书与之说，”吾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 ‘妙才’，勿辱二字可也。”在操的鼓励下，当黄 忠兵临山下时，夏侯渊决定出战。张郃劝他说：“黄忠谋勇兼备，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轻敌。此间山路险峻，只宜坚守。”他也不听，便分军来围黄忠所占领的山头，结果被黄忠所杀。黄忠乘胜夺取定军山。由于曹操的“妙才”
　　被杀，战略要地定军山失陷，曹操虽率大军来战，也无能为力，终于失掉了汉中。曹操身边多名将，如非因亲用夏侯渊而用其他名将，汉中也许不至于失落。
　　不过，用人唯亲并非曹操一人如此，封建统治者大都如此。出于用人的策略，有的在一定时期也能用贤，而最终还是用人唯亲。因为封建统治者总是把天下视为一家之私，故都想用亲属或亲信来控制国权，以巩固其封建统治。昔楚汉相争，项羽就非亲莫信，他所重用的人不是项氏族人即妻室亲人，连一外姓的范增也不能用。用人唯亲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能采取“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故得到韩信、英布、彭越等拼力相助，开创了西汉基业。但他得天下后，狡兔死，走狗烹。”外姓王还不是一个个破除掉，另封刘氏的人为王。他还立下约：今后“非刘氏莫王”。
　　可是，他所封的刘姓王却不能帮他安邦治国，后来还不是酿成“七王之乱”。
　　这一方面说明，用人唯亲是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体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用人唯亲是不足取的。
　　曹操之失汉中，不正也是失在用人唯亲上么。
　　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
　　孔明入川前向关羽交割印绶。孔明问：“倘曹操引兵来到，当之如何？”
　　关羽说：“以力拒之。”孔明又问：”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
　　关羽答：“分兵拒之。”孔明说：“若如此，荆州危矣。吾有八个字，将军牢记，可保荆州。”关羽问：“哪八个字？“孔明说：“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关羽说：“军师之言，当铭肺腑。”“外结孙权”以拒曹操，是孔明未出草庐前为刘备制定的战略决策——“隆中对”的重要内容之一，因关羽接任镇守的荆州是处于曹、孙夹缝之间，故特重申之。关羽并不理解这一决策关系到荆州的存亡，也没有把“军师之言，铭之肺腑”，而是恃己之勇，想用两个拳头一齐出击，既北代曹操，又东得罪于孙权。因此在曹、孙夹击下，他只能走麦城，兵败身亡，失了荆州。
　　关羽英勇绝伦，被称“万人敌”。他温酒斩华雄，万众中刺颜良，三通鼓斩蔡阳，英名闻遐迩。但他刚愎自用，缺乏战略眼光。“北拒曹操”既是蜀国的既定决策，“东和孙权”是必然之理，而关羽却计不出此。孙权原想求关羽女配其子，两相结好，并力破曹，乃派诸葛瑾去荆州求婚。关羽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遂唤左右逐出。关羽奉令取樊城，请权出兵相助，权许之但迟迟不出兵。关羽对来使破口大骂说：“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关羽屡次蔑视孙权，权深恨之。他“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操议迁都以避之。这时，如果能争取孙权的支援，局势将对蜀、吴大利，可是因他和孙权的矛盾甚深，操才能乘二人有隙，遣使以割地相封请孙权夹击关羽。孙权乃潜师密发袭荆州。事前，权用陆逊代吕蒙，以麻痹关羽。陆逊抓住关羽骄做自大、喜戴“高帽”的特点，遣使赍书卑辞奉承他。关羽轻蔑地对来使说：“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
　　便撤荆州的大半兵赴樊城听调，无复有忧江东之意，使吕蒙得以“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荆州既失，已无后援，关羽孤军深入，经不起曹、孙两军前后夹击，便陷入既不能战又不能守的绝境。显然，荆州之失，是因关羽刚愎自用，违背了孔明的”八字”方针。
　　命孔明入蜀支援，令关羽守荆州，是刘备所决定。因此，荆州之失，当与刘备有关。当时刘备尚未得西蜀，荆州不仅是他图天下的战略要地，且是其唯一的根据地，荆州的安危对刘备集团关系甚大。入蜀支援，派关羽也行，何以派孔明？镇守荆州的重任，为何不委之智多谋深的孔明，而托于刚愎自甩的关羽？这里有个信任问题。对此，王夫之早有议论。他说：“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张、赵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刘备之信关羽，是因“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刘备虽也信孔明而不让他镇守荆州。是因“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快己之志也。”王夫之指出：
　　“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故“失岂在羽哉？先主自贻之矣”。 （《读通鉴论》）王夫之的意见是正确的，荆州之失在于刘备错用了关羽。
　　3.知人始能用人：知人美谈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用人必须在知人的基础上，知人始能用人，不知人则用人不当；或大才小用，小才大用；或视奇才为庸人，视庸人为奇才；或把忠贞当作奸佞，把奸佞当作忠贞。知人，不仅能用人，且能料敌制胜。因在与敌斗争中，首先要“知彼”，”知彼”才能拟定制彼之策，胜利则有把握，不知彼，则不知何以对彼，将使己陷于盲目被动，甚至失败。
　　曹操煮酒论英雄
　　一日，青梅正熟，曹操乃邀刘备至小亭，二人对坐，煮酒畅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刘备凭栏观之。操问：”
　　使君知龙之变化否？”刘备答：”未知其详，”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龙之为物，又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刘备陆续例举袁术、袁绍、刘表、刘璋以及张绣、张鲁、韩遂等辈，操皆一一否定，认为袁术是“冢中枯骨”，袁绍是“好谋无断”，刘表是“虚名无实”，刘璋是“守户之犬”，都非英雄；而张绣、张鲁、韩遂等只是”碌碌小人，何足挂齿！”操认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便是著名的“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关于英雄的概念，概括起来就是：要有大志，有良谋，并要象“龙”
　　一样能大能小、能升能隐，这是说干事情要能适应客观形势，随机应变，不拘守于一格。曹操正以此作为标准，用以衡量是否英雄。因为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成大事，称英雄。如徒有大志，而无良谋，也不能成气候，有志有智是英雄应具有的素质，如不能从实际出发和有应变之才，也将会遭到挫折或失败。袁术据淮南，兵粮足备，称霸一方，他虽有大志，僭称帝号，但无智无谋，不自量力，不识时务，终以兵败粮尽饿死，操称为“人家冢骨”，确是适评。袁绍虎踞冀州，因其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智谋之士多归之，兵多粮足，是当时中国最强者；他他有吞天之志，但好谋无断，致屡次失去图天下的良机，是时操虽比他势弱，却因此看不起他，不把他视为英雄。后来，袁绍军被曹操打败。名称八俊、威镇九州的刘表，既无大志，又缺良谋，所以曹操说他是“徒有虚名”。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对刘备既非过誉，对曹操也非自夸。因他俩都有大志，有良谋，有应变之才：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是扶汉室以达己志。曹、刘之志都是”取而代之”，只是巧妙有所不同！操为离间刘备和吕布的关系，用”两虎竞食”之计，使他两人火拚；刘备心知其谋，表面许之，暗中却告知吕布。彼此计谋，堪称棋逢敌手！刘备听曹操说他是“英雄”，吓得不觉筷落于地下，后借雷声巧妙地掩饰过去，操征张绣，道上缺水，将士皆渴，操以鞭虚指说：“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两人应变之才，确是半斤八两！
　　曹操的英雄之论，不仅是识英雄的标准，也是英雄应具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许劭评曹操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未达时往求见之，问：”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操闻言大喜。如果 许劭只赞操是“能臣”，大喜还可理解；而说他是“奸雄”，却也大喜，确令人费解。其实，曹操并不以“奸 雄”为可耻，因奸雄亦雄也。 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英雄无不奸，不奸亦难成为英雄。刘表人不奸，一派名士气，故不能称“雄”。刘璋人较老实，心地仁慈，也不成“雄”。
　　而董卓夺汉廷大权，无恶不作，能否称为奸雄？董卓只能称为强盗，配不上奸雄之称。因奸雄也能行仁义，董卓却一味杀人放火。倒是曹操和刘备才能称“雄”。虽操被称为奸雄，刘备被赞为英雄，但既都是“雄”，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图天下，必须讲究权谋于略，而权谋干略和“奸”字往往混淆不清，难于严格区别，如刘备的摔阿斗、遣众将、要“投江”、托孤话，曹操的“三笑一哭”、焚书信、割发代首，都是弄诈，而这些诈又何其相似乃尔！
　　英雄与奸雄有相通之处，金圣叹早就指出：”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杰之气。”一个人往往能”以豪杰兼奸雄，以奸雄兼豪杰。”（《水浒》第五十五回回评）叶昼评点曹、刘时，也运用这个观点。他既大骂曹操是“大奸雄”，又多次说“老曹是个豪杰。”（第十二回回评）他在肯定刘备“仁厚”、“英雄”的同时，也常说他“奸雄”、“大奸大诈”。毛宗岗的评点，对奸雄曹操屡次说他“奸得可爱”，赞他雄才大略，也是说他有英雄本色，对仁君刘备也多次揭其诈处，说他假得不为人所知，其假处也是其好处。刘备和曹操虽有共同之点，但两人并非一个样，就是说英雄和奸雄还是有区别的。叶昼在第十三回回评中则指出：“刘备似奸雄，非真奸雄也。”
　　在第一回回评中则明确指出曹操的”本性”是“奸滑”。毛宗岗也指出，曹操”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第三十三回回评）奸诈是其主要的一面。
　　但刘备有时虚伪却怀有长者的心肠，仁义是其主要的一面。评价是英雄或奸雄，当然以其主要的一面来论定。
　　许劭说曹操“乱世之奸雄”并非尽是贬语，弄清楚英雄和奸雄异同之处，有助于正确评价曹操。评价人物，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是既要有两点论又要有重点论，评价曹操如此，评价其他人物也如此。
　　刘备谈马谡
　　刘备临危，孔明等入宫探病。刘备以目遗视，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旁，刘备令且退。谡退出，刘备问孔明说：”丞相观马谡之才如何？”孔明说：”
　　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垂危之际，特别向孔明叮咛此事，可见是非等闲视之。因马谡亦荆州学派，与孔明等一起随刘备入蜀。谡才器过人，好谈兵，孔明深加器异，视之如子，他亦视孔明如父。刘备担心孔明将重用马谡，故郑重告诫之。
　　刘备认为马谡“不可大用”，是因其”言过其实”。马谡熟读兵书，但缺乏实战经验，故他谈兵时未免夸夸其谈，不大切合实际。刘备是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知道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做到随机应变：
　　如拘守兵书的片言只语，轻于言兵，未有不栽筋斗的。赵奢之子赵括因纸上谈兵招致失败的教训，刘备是不会忘记的，放刘备对马谡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孔明重视马谡也不是盲目的，马谡曾给他出过一些好计谋。孔明南征时，马谡向他献了“攻心为上”之计，孔明“七擒七纵孟获”，使南人不复反，正是采取这一战略方针。但是，马谡作为参谋则可，因其未有战争实践，让他独当一面则难于胜任。孔明委之以守街亭重任，这是扎明用人不当。
　　马谡之失，正是失在“言过其实”上。对于如何防守街亭，马谡与其副将王平看法大异：马谡以兵书为由，王平以实践为据。王平主张”就此五路总口下寨，却令军士伐木为棚，以图久计”。谡说：“当道岂是下寨之地？
　　此处侧边一山，四面皆不相连，且树木极广，此乃天赐之险也，可就山上屯军。”平说：“参军差矣。若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纵有十万，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将何一军以保？”
　　谡大笑说：”汝真女子之见！兵法云：凭高视下，势若破竹。若魏兵到来，吾教他片甲不回！”平说：“今处此山，是绝地也：若魏兵断我汲水道，军士不战自乱矣。”谡说：“汝莫乱道！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蜀兵岂不死战？以一当百可也。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汝奈何相阻耶！”什么”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街亭地形、来犯敌人是谁都不考虑，这是典型的教条式理解兵法。王平恰恰与之相反，他因富于实战经验，能根据地形布置防守：他坚决反对弃守当道而屯兵于孤山下，是因他预料到如“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再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通过描述马、王两人的争论，突出了马谡这个纸上谈兵的形象，也指出他致败之由。
　　马谡的错误是严重的，因失街亭，蜀军处境极危，如果孔明不用“空城计”，必被司马懿所擒。街亭之败，孔明深悔错用马谡，更服刘备有知人之明。
　　徐庶议刘表
　　“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之。”这是第三十四回写徐庶深夜拜访水镜时对他说的话。刘表是个大官僚大名士，很有名气，为人也明事理，喜善厌恶，但柔懦寡断，处理问题总是怕前怕后，疑此疑彼，犹豫不决。其用人也如此，有才能的人，他虽喜欢却不能用，做坏事的人，他虽厌恶却不能撤换。因此，只能安于现状，无所作为。
　　刘备和刘表是汉室宗亲，刘表敬佩刘备是个英雄，表面上对刘备也很亲热，称兄道弟，心里对刘备却存有疑虑，不敢重用。所以，刘备的才干始终得不到发挥，刘表欲用刘备的三将——关羽、张飞、赵云保卫边疆，蔡瑁恐刘备得势对已不利，便入告其姊蔡夫人，说若此久必为患。蔡夫人乃于夜间在枕边进谗言，要他遣刘备他去。经蔡夫人的挑拨，刘备嘴里虽说“玄德仁人也”，　　　心里却有所疑，次日便让刘备带本部人马到新野县屯扎。曹操统兵远征乌桓时，刘备劝他趁许都空虚，以荆襄之众袭取之。刘表却说：“吾坐据荆州足矣，岂可别图？”他缺乏宏图，安于现状，是其不同意袭取许都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刘备不尽信任，不敢放手让他统兵出征。
　　正因此，致失去了这一大好战机。操统一北方后，刘表知其将南征，又后悔不已，对刘备说：“近闻曹操提兵回许都，势日强盛，必有夺荆州之心。昔日悔不听贤弟之言，失此好机会。”当时，天下分裂，干戈日起，逐鹿中原者不乏其人，你不图人，必将被人所图，这是乱世一条规律。刘表岂能长据荆州。荆州这块肥肉，迟早被人所吞，这是势所必然的。
　　对于妻党察瑁等人，刘表虽知其作恶，他也无可奈何。蔡瑁等嫉贤妒才，屡次设计陷害刘备。刘表请刘备来相会，蔡瑁与蔡夫人密谋，准备于馆杀之，刘备知情逃回新野，蔡瑁又假刘备名写一反诗于壁上，刘表一见大怒，拔剑说：“誓杀此不义之徒！”但又想起“吾与刘备相处许多时，不曾见他写诗”。
　　猛省觉此必外人离间之计，便制止蔡瑁点兵去擒拿刘备，蔡瑁见此计不成。
　　又与蔡夫人密议，借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之机杀之，幸得伊籍告密，刘备乃得逃席而去。刘备后来致书将此事告知刘表，刘表大怒，急唤蔡瑁责骂说：”
　　你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斩之。可是当蔡夫人出面哭求免蔡瑁死罪时，刘表心便软了，责而赦之。刘表也明知妻党羽毛已丰满，荆州军权都掌握在蔡氏族人手里，“后必为乱”，但他因爱蔡夫人而怕蔡夫人，事事受其牵制，不敢撤换蔡瑁等坏人。正因刘表“恶恶不能去”，使蔡瑁等人后来献出荆州，助曹为虐！
　　刘备信赵云不叛己
　　刘备在当阳长板大败，只剩下百余骑，奔到天明，未见来追敌人，才得歇马。正凄惶时，忽见糜芳面带数箭，踉跄而来，口言：“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刘备叱道：“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张飞说：”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刘备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扶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糜芳说：“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张飞说：
　　“待我亲自寻他去，若撞见时，一枪刺死！”刘备说：“休错疑了，岂不见 你二兄诛颜良、文丑之事乎？子龙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龙必不弃我也。”
　　关于子龙投操事，糜芳说是亲眼看见，张飞说是因“我等势穷力尽”，都有据有理，而刘备却坚信子龙决不叛己。事实证明，刘备确是知人。子龙不是去投曹操，而是去找主母、幼主去了。
　　子龙的过去，并没有忠于其主的历史。在投刘备前，子龙已二易其主。
　　他本是袁绍辖下之人，不久弃绍依托于公孙瓒，后又弃瓒投奔刘备。子龙既在前二易其主，他弃刘备而投操并非不可能，为什么刘备能如此信子龙不叛己呢？正如刘备所说：“子龙从我于患难”，故认为他决不会去投操。患难见人心，在患难中是最能考验人的。刘备是在北平太守公孙瓒处认识赵云的，当时刘备兵少势弱，官不过平原相，属于公孙瓒所管，而赵子龙却弃较有权势的公孙瓒去投一个平原相小官刘备，是因他和刘备志趣相投。子龙是个忠汉派，他择主是以是否忠于汉而定。他”因见绍无忠君救国之心”，乃弃之投公孙瓒。他原来以为公孙瓒是个英雄，后来见其所为，亦不过是袁绍一流人物，故甚感后悔。他一见刘备，与话甚投机，因刘备是汉室后裔，是忠于汉室的。刘备对他也很敬爱，一见便有不舍之心。正因子龙和刘备有共同的目标，故能从刘备于患难之际。也因此子龙“心如铁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始终忠于刘备。
　　诸葛瑾知子
　　诸葛瑾之子诸葛俗，人极聪明，善于应对。年六岁时，值东吴筵会，恪随父在座。权见诸葛瑾面长，乃令人牵一驴来，用粉笔书其面说：“诸葛子瑜”。众皆大笑。恪趋至前，取粉笔添二字于其下说：“诸葛子瑜之驴”。
　　满座之人，无不惊讶。权大喜，遂将驴赐之。从此，得到权宠爱，及长命辅太子。陆逊、诸葛瑾病亡，一应大小事务，皆归于恪，官至太傅。孙权死，恪掌握东吴大权，诸葛瑾在日，见诸葛格聪明尽露于外，恪虽得权器重，瑾甚为担忧，叹说：”此非保家之子也。”确是知子莫若父。
　　诸葛格掌握军政大权后，权高压主，吴主孙亮见之，心甚恐怖，常欲除之，未得其使。诸葛惜兴师迎战来犯魏军，在东兴取得胜利后，冲昏了头脑，竟不自量力乘胜进军取中原，结果失败受伤。恪恐人议论，先搜求众官过失，轻则发遣边方，重则斩首示众，于是内外官僚无不惊俱。又令心腹将领张约、朱恩管御林军。原来掌管御林的孙峻大怒，乃奏孙亮说恪”将有不臣之心”，要早图之，孙亮乃设宴召恪，于席间杀之。全家老幼也皆被斩首。
　　郭嘉料敌制胜
　　了解敌人，是取胜的重要环节，郭嘉是一个了不起的谋士，他能料事如神，提出不少奇策，正因其能从研究敌人、认识敌人入手，并从自己一方的实际出发，进行对比研究，去确定战略战术，故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在宫渡决战前，袁绍强大于曹操。曹操要统一北方，必须与袁绍决战，而操恨力不如.乃向郭嘉求良策。郭嘉说：“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高租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俱也：绍繁礼多议，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德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郭嘉“十胜十败”之说，坚定了曹操取胜的信心，后果在官渡大败袁绍。
　　曹操征乌桓前，曹洪等以恐”刘备、刘表虚袭许都”为理由反对远征。
　　可是，郭嘉认为刘表决不会袭许昌。他说：”刘表座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故主张曹操征乌桓说：“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后果如郭嘉所言，刘表按兵不动，曹操西击乌桓。大败蹋顿，取得了统一北方的最后胜利。
　　孙策转战千里，尽有江东，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策准备渡江以袭许都，曹操部下皆惊。郭嘉料之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于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见《三国志·魏书·郭 嘉传》）策临江来济，果为吴郡太守许贡家客杀害。
　　孔明论知人
　　孔明有一篇《知人》论文，谈知人之道。他认为人是复余的，好坏悬殊，情况不一：或外温厚而内狡诈，或外谦恭而内险恶，或外勇而内怯，或外积极而内不忠诚，故知人不易。因此，选拔人才，要先精心考察，了解其人。
　　他根据其用人经验，提出知人要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方面去进行考察，即：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孔明正是根据其知人七条去考察和选拔人才的。孔明用人很强调其”志”
　　和”变”，如他说蒋琬”托志忠雅”，说费祎”志虑忠纯”，说姜维“敏于军事”，“心存汉室”，都是从志、变方面去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托以军政重任。孔明知其人，才用得其人，他任用蒋琬、费祎、姜维等都成为蜀国后朝的支柱。因孔明以廉考察人才，其下属大多是清廉之士。又如孔明任用邓芝出使东吴，是经“咨以计谋而观其识”后才决定的。第八十五回写孔明正在考虑派人出使东吴以重申蜀、吴联盟，拟派邓芝但未知其见识如何，乃请他来，问道：“今蜀、魏、吴鼎分三国，欲讨二国，一统中兴，当先伐何国？”芝说：“以愚意论之：魏虽汉贼，其势甚大，急难摇动，当徐徐缓图，今主上初登宝位，民心未安，当与东吴连合，结为唇齿，一洗先帝旧怨，此乃长久计也，未审丞相钧意如何？”孔明大笑说，“吾思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因邓芝理解与东吴联盟的重要意义，故孔明认为今得其人，邓芝出使东吴，果不辱使命，使蜀吴又重申联盟抗操。
　　孔明的知人七条，对于今天预测人才还是有启迪意义的。   

4.能荐贤是贤人：荐贤轶事

　　魏、蜀、吴三国人才济济，虽说是因其主善于用人，但也得力于荐贤者。
　　能荐贤，首先要有“怕乐”之才，如不知贤，则不能荐贤，其次要出于公心，不怕所荐之贤超过自己。有些人正是害怕别人居己之上，因而嫉贤妒能，这种人不仅不能荐贤，且往往害贤。故能荐贤者也是贤者。三国有不少荐贤轶事：
　　水镜巧荐孔明
　　荐贤也是一种艺术，如方法不对头，就会力不从心，达不到荐贤的目的，水镜荐孔朗很耐人寻味，其荐贤之方甚妙：说是荐贤，又没有点名荐贤：说是随便推荐，却是在力荐。第三十五回写刘备应请去襄阳赴宴，席间伊籍告知蔡瑁要害他，便离席上马向西急逃：他跃马过溪后，巧遇隐者水镜先生。
　　水镜一望其气色，已料到他是在逃难，并指出刘备至今犹落魄不偶，是因“左右不得其人”。又说：“今天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显然，水镜是有意向刘备荐贤，他笼统说”天下奇才尽在于此”，暗示此间有“奇才”，却不具体说明何人，是为了引起刘备求贤的愿望。果然，刘备急问道：“奇才安在？果系何人？”水镜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水镜虽不点出伏龙、凤雏是何人，可是已明白告诉刘备：伏龙、凤雏，不是一般贤者，而是大贤，得了一个便“可安天下”。这么了不起的人，刘备怎不想求之呢，忙问：“伏龙、凤雏何人也？”水镜抚掌大笑说：”好！好！”
　　这时，还是不明指其名，又是一番跌顿。刘备再问，水镜便顾左右而言他，要他“于此暂宿一宵”再说。这位“奇才”，必然引起刘备的悬念。深思念其人，便会出现“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现象，刘备在晚间听隔壁有人和水镜的谈话，便疑此人不是伏龙便是凤雏，寝不成寐，一俟天晓，便迫不及待地求见水镜，问昨晚谈话者的姓名。水镜没有告诉他是徐庶，却笑说：
　　“好！好！”刘备再问，“伏龙、凤雏果系何人？”水镜亦笑说：”好！好！” 水镜是很懂得心理学的奥妙的，他若现若隐地屡次介绍这位”奇才”的本事，道号，却老是不点其名，总是笑说：”好！好！”，给刘备一个悬念又一个悬念；而越是想知其名，而不知其名，就越想见其人，这样，这个“奇才”
　　——尽管还不知其名，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刘备的脑海里了。等到徐庶走马荐诸葛后，水镜先生才上门来拜访刘备。刘备问：“元直临行，荐南阳诸葛亮，其人若何？”这时，水镜才具体介绍孔明的情况，说：“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颖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皆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 ‘公等仕进可到刺史、郡守。’众： 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
　　时关羽在侧，不同意说：“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过？”水镜笑说：“以吾观之，不当比此二人；我欲以二人比之。”关羽问那二人，水镜说：“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众皆愕然。水镜先生推荐孔明，上次是虚荐，这次是实荐，上次是抽象描绘其人，这次是具体介绍其本事。如此荐人，确是煞费苦心，足见其荐人之郑重。这就不得不引起刘备郑重求之，刘备后来“三顾草庐”，实起因于水镜的郑重推荐。
　　徐庶走马荐诸葛
　　非有心人不荐人：或为人尽其才，或为助人成事，或为报人之德。徐庶三者有二：他荐孔明，是因他感激刘备的留恋之情，想荐贤以助他成大事。
　　徐母被曹操囚禁，操假其母手书召徐庶，刘备甚佩徐庶奇才，不愿离别，但以“子母乃天性之亲”，乃割爱让他归去。来日设宴送行，刘备送了一程，又送一程，二人依依不舍，涕泣而别。刘备凝目而望，却被一树林隔断。刘备以鞭指说：“吾欲尽伐此处树木。”众问其故，刘备说：”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留恋之情，溢于言表。正望间，忽见徐庶拍马而回，勒马对刘备说：“某因心绪如麻，却忘一语：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二十里隆中。
　　使君何不求之？”刘备问：“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庶说：“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刘备问其名，庶说，此人乃琅琊郡人，覆姓诸葛，名亮，字孔明。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驾见之。若此人肯相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至此，刘备才知水镜所说的伏龙即孔明。
　　由此可见，厚待贤，贤者才为之荐贤：不然，贤者避之唯恐不及，不会为之荐贤。徐庶曾投刘表，见刘表是无用之人，急遗书告别，那会想到推荐孔明。徐庶告别刘备，尽管归心似箭，因深感刘备留恋之情，才引出孔明来。
　　因此，要人荐贤，要从厚待贤士始，重用一贤士，将会引出其他贤士。
　　孔明力荐庞统
　　凡与己齐名的，荐之不易。战国时，庞涓与孙膑俱学兵法于鬼谷子。孙膑学优于庞涓。涓为魏将，嫉膑之能，伪介于魏而削其足。齐国淳于髡出使魏国，乃得载膑归，威王以为师。魏伐齐，膑设计困涓，涓智穷自刎。膑由是名显天下，庞涓嫉贤妒能，客人终反害己。孔明与庞涓恰恰相反。庞统与他同彼知名，水镜先生对他俩的评价是：“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可见庞统的才智与孔明不相上下。而孔明毫无嫉妒之心，力荐于刘备，对他关怀备至。
　　凤雏先生确是名不虚传。第四十七回写他一出场，便与众不同：“欲破曹公，须用火攻，”这是孔明和周瑜不约而同的决策，但大江之上，一船着火，余船四散，要尽烧敌船，也是难事。庞统却巧妙地借助于蒋干的引进，连夜去见曹操，献上连环计，使曹军战船被烧个精光。庞统的“连环计”，可与孔明的“借东风”媲美。庞统虽立了大功，却不被东吴所用。一直至五十七回，孔明来柴桑口吊丧后，向鲁肃辞回，方欲下船时，只见江边一人道袍竹冠，皂绦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说“汝气死周郎，却又来吊孝，明欺东吴无人耶！”孔明急视其人，乃凤雏先生庞统。孔明亦大笑。两人携手登船，各诉心事。原来他俩是老朋友。孔明乃留书一封与统，嘱说：”吾料孙仲谋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来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宽仁厚德，必不负公平生所学。”后果如孔明所言，孙权没有用庞统，统乃投奔刘备。开始，刘备也以貌取人不重用庞统，后张飞去了解知统大才，乃回报刘备，恰逢按察四郡回来的孔明又力赞庞统之才，指出：“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学，胜亮十倍。”刘备遂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
　　庞统随孔明取川。孔明致书刘备借星异告诫切宜谨慎。刘备据孔明之嘱，要庞统还守涪关。统大笑说：“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统独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庞统因急于立功，他未摸清敌情，便与刘备分路进兵，终于在落凤坡死于敌人乱箭之下。孔明知庞统身故，为”吾主丧一臂”
　　而放声大哭。孔明爱庞统，庞统却错怪孔明，一是丞相之腹，一是谋士之疑，其差别如此。而孔明疼哭庞统，足见其爱贤借贤之心。
　　阚泽以家保陆逊
　　荐贤不易。贤既需人荐，说明此贤还未被众人所认识，因而荐贤必然遇到各种阻力。阚泽推荐陆逊开始便出现这种情况。为报二弟之仇，刘备倾全国之师伐吴，所向披靡，江南之人尽皆胆裂。孙权以还荆州、送回夫人求和，又不允许，孙权大惊，举止失措。阚泽出班奏说：“现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权急问何人。泽说：“昔日东吴大事，全任周郎；后鲁子敬代之：
　　子敬亡后，决于吕子明；今子明虽丧，现有陆伯言在荆州。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论之，不在周郎之下，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愿与同罪。”权说：”非德润之言，孤几误大事，”张昭说：“陆逊乃一书生耳，非刘备对手；恐不可用。”顾雍亦说：“陆逊年幼望轻，恐诸将不服；若不服则生祸乱，必误大事。”步骘亦说：“逊才堪治郡耳，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阚泽大呼说：”若不用陆伯言，则东吴休矣！臣愿以全家保之！”权说：“孤亦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为使文武服其指挥，乃设坛授剑拜陆逊为大都督。
　　陆逊资望未深，因而遭到论资排辈的张昭、顾雍、步骘诸大臣的极力反对。要挽狂澜于既倒，阚泽认为非陆逊不可，乃以“全家保之”，可见其推荐之着力，更增强孙权用陆逊的信心。在大敌压境之际，任用谁来挂帅，对东吴存亡至为关键。阚泽可说有眼力。而陆逊也不负其所荐。这个“内藏韬略”、“不露于外”的“书生”，他不理诸老将急于出战的情绪，不管敌军辱骂百般，而是避敌锐气，坚守待机，终于在夜间用火烧敌四十余营，刘备仅以身免逃入自帝城。
　　荀彧为魏荐贤士
　　曹操因出身宦官家庭，士人多轻之，故操开始搜罗人才难。自从荀或投奔曹操后，因荀或的推荐，各种人才陆续来投。据《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或别传》记载：经荀或的推荐而终为卿相的，就有十数人。其中有司马懿、荀攸、钟怒、陈群、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等人。郭嘉、戏志才。杜畿等人也因荀或的推荐，终各显名。
　　以上这些人，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荀攸随操出征，多出奇谋，平冀州他的功劳仅次于荀或；魏国新建，他被任为尚书令。
　　司马懿则是魏国后期的支柱。他与孔明在秦川对峙时，屯田以守，消耗敌军力量，使孔明不能越雷池一步，以病逝五丈原告终。
　　荀或推荐人才不拘一格，根据其才而荐其所任。郭嘉“有负俗之讥”，因他有智策，乃推荐为谋士，故能发挥其所长。杜畿“简傲少文”，因他有“萧何定关中”之才，故推荐他镇守河东。他在河东十六年，政绩最佳，百 姓勤农，家家丰实，民无异心。
　　荀或能荐贤，是因其知人。曹操认为荀或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唯伯乐能知千里马，荀或不仅是操的”子房”，也是操的”伯乐”。
　　曹魏人才济济，虽因曹操善于用人，但也与荀彧荐贤进才大有关系。
　　东吴贤士辗转相荐
　　孙权继父兄之业坐镇江东后，能举贤任能，是因东吴贤士辗转相荐，始能集众才干其周围，与曹、刘鼎足三分。
　　孙权曾向周瑜请教守江东之策，瑜说：”自古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权说：“先兄遗言：
　　内事托子布，外事全赖公瑾。”周瑜自谦说：”瑜不才，恐负倚托之重”，乃荐鲁肃以辅孙权。鲁肃献“榻上策”，孙权纳为国策，它对保卫江东和鼎足三分起了指导作用。后周瑜病危，遗书荐鲁肃以自代。鲁肃向孙权推荐诸葛瑾，认为瑾博学多才，权拜之为上宾。瑾劝权勿通袁绍，且顺曹操，然后乘便图之。此策与孙策意图相反。孙策被刺前，欲通绍攻操。这是“远交进攻”的策略，因当时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欲袭许昌，迎献帝。而瑾主张“勿通袁绍，且顺曹操”，是因时易事异，这时孙权新政权未稳，无力攻操，故宜“巨顺”之。会稽太守张紘又荐顾雍，其人严厉正大，为人少言，言必有中。后为丞相，是东吴的股肱。由于众贤互相推荐，孙权得贤为辅，威镇江东，深得民心。
　　毛宗岗对东吴贤士辗转相荐评价很高。他说：“人谓管仲不如鲍叔，以鲍叔能荐贤，而管仲不能荐贤也。今周瑜荐鲁肃，鲁肃又荐诸葛瑾，张故亦荐顾雍，其转相汲引如此。管仲于临终时，力短宾须无、宁越等诸人，而未曾荐一贤士以自代，然则如瑜、如肃、如紘者贤于管仲远矣。”（第二十九回回评）
　　羊祜临危荐杜预
　　羊祜是晋名将，他闻悉善于用兵的吴将陆抗被罢兵权，吴主孙皓暴虐日甚，大失民心，认为是伐吴大好机会，乃作表遣人往洛阳请伐吴，晋主不允所请。尽晋主同意伐吴，这时，羊祜年老多病，力不胜任。羊祜病危，晋主到其家问安，并深悔说，“朕深悔不能用卿伐吴之策。今日谁可继卿之志？”
　　祜含泪说：”臣死矣，不敢不尽愚诚：右将军杜预可任，若伐吴，须当用之。”
　　晋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事，在襄阳抚民养兵，准备伐吴。杜预是个儒将，为人老成练达，好学不倦，最喜读《春秋传》，坐卧常自携，每出入必使人持《左传》于马前，时人谓之”左传僻”。著有《春秋经传集解》。由于他深入研究春秋各国的斗争历史，总结前人的经验 教训，并能结合实际予以应用，故善于用兵。他负起伐吴重任后，势如破竹，吴人不战而纷纷投降，终于灭吴，使晋一统天下。羊祜推荐杜预，可说是得人，因而能完成其伐吴之志。
　　羊祜喜举善荐贤，但他的荐人奏稿却自焚之，不令人知。晋主问其故，祜说：“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臣所不愿也，”荐人而不使其知，说明羊祜荐贤是为公而不是为私，足见其风格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