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消防车生产资质:中国科技发展的几个战略命题(新华文摘2010.17） 梅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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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全面推进，全社会对于科技发展的关注和期待也更加强烈。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我们需要超越科技自身，进一步从战略层面上研究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为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一、力量重于财富
早在400年前，英国哲学家培根就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经典思想深深影响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如果说那个时代人们还只是处在蒙昧和自发状态，那么今天当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和科技革命浪潮之中，科技带给国家、民族以及每一个人的感受无不是前所未有的冲击。实践表明，对于一国经济来说，未来最重要的将不再是生产规模，而是赢利能力；对产业分工地位起决定性影响的也将不是物质资产，而是知识资产。著名的竞争力大师德鲁克认为，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人们最关注的将不是资本，而是知识。
事实上，当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就是体现为知识资产方面的积累。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1998》报告认为，若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增长表明，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不到30%，知识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以美国为例，2006年美国研发支出占其GDP的2.66%，研发投资总额占到全球的40%，并拥有世界专利的50%。全世界科技移民总数的40%到了美国，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美科学家总数的20%左右，全世界62%的“明星科学家”居住在美国。从1900年到2009年，美国有274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占到全世界的70%以上。硅谷的绝大部分研究人员来自于印度和中国，1995年到2005年加州所有新建的工程技术公司中有39%是由移民创建的，硅谷新建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移民创建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强大不仅在于其强大的资源转化能力，更在于其控制资源流向的能力——核心就是知识资源。
近年来，许多人对我国长期保持GDP的高速增长而欣喜不已，甚至以此作为中国国力增强的标志，实际情况也许并非如此。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研究认为：1820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为32.9%；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913年，遭受了八国联军侵华、庚子赔款和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破坏之后，中国GDP仍居世界第二位。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中国GDP约为日本的1.9—2.8倍。然而，GDP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却屡遭欺凌，最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由此可见，GDP统计只是国力对比中的一个狭窄方面，不能完全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更不能反映国家的国际地位。是否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具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往往比GDP更加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断扩大投资以及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作为代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9年我国GDP占全球8%，但消耗15%的能源、32%的钢、30%的锌、25%的铝、23%的铜、18%的镍、54%的水泥。2007年我国万元GDP能耗分别是日本的11倍、法国的8倍、美国的6倍。在生态环境方面，我国酸雨面积达30%—40%，荒漠化、沙漠化面积占1/3，80%的河流以及一半以上的城市地下浅层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我国许多产业的发展尽管在规模上已高居世界前列，但仍然更多地依赖于国外技术的供给，产业成长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形成了外在的“互动”，无法有效积累起自身的知识资产和核心竞争能力，从而也无法主动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长此以往，我国许多产业将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难以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公平合理的博弈地位。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强调要调整经济结构，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应该说与技术能力的不足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古谚说：“国之上下交相言利，国之危也”。德国历史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创造财富的力量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这些思想说明了一个简单道理：财富不能代表一切，没有力量支撑的财富是不牢靠的，甚至是可以被剥夺的。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知识积累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没有强大的知识力量，无论经济增长速度多快，经济规模多大，都将很难避免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对于我国来说，在经济发展中加速积累起属于自己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二、制度重于技术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科技发展不仅存在水平和能力的差距，更大的差距是制度。如果说技术突破更多的是关注点和当前，那么科技体制则更多的是关注面和长远。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远比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目前，无论是科技界内部还是外部，许多同志对科技体制仍然有许多看法和意见。即使是多年来科技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科技与经济结合这个目标，也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综合来看，这里既有发展过程的问题，也有整体改革配套的问题。科技体制改革仍然有一些“深水区”，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意志实现新的突破。
比如，在企业技术创新问题上，近年来，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得到了明显提高。特别是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逐渐得到实施，许多企业开始走上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大量地投资研究开发，大量地吸纳科技人才。但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仍然是困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问题，特别是那些体量庞大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在创新动力和能力上仍然举足不前。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占6.5%，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0.61%；大中型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占24.9%，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0.84%。全国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技术，出口类企业拥有自主品牌的只占到10%左右。据美国学者乔治·吉尔博研究，中国大中型企业在技术本土化方面的资金投入不到其设备总开支的10%，反映出对技术创新的极度漠视。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体制机制不完善，特别是市场竞争不充分、要素市场被扭曲、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等。我认为，当大量的企业可以通过“寻租”行为或垄断获取超额利润的时候，当大量的企业家还处在对领导负责而不是对市场和消费者负责的时候，当大量的低水平重复投资所形成的风险可以由地方政府“买单”的时候，这类企业就很难产生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国家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要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的钥匙就在于体制变革——让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公平，让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让创新资源特别是科技人才更多地向企业集聚。
再比如，在科技体制上，经过多年的努力，科技与经济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应该说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制度障碍，比较突出的包括：一是在产学研结合方面，由于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都致力于无限延伸自己的创新功能，导致创新活动的重复分散和无序竞争，尚未形成完整和高效率的创新链条。二是在现代院所制度建设上，全国近4000家政府所属科研院所基本上还是行政化管理，未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理事会管理制度，也未能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制度要求。三是在科技评价方面，重数量而不重质量、重产出而不重应用、重短期而不重长远、重物轻人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客观上将会导致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四是在宏观管理方面，无论是在国家层次上还是地方层次上，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九龙治水、政策“打架现象”比较突出，使得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
应当看到，近年来我国在科技体制层面上正在发生一系列积极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市场竞争环境的不断改善、市场配置科技资源基础性作用的不断发挥等，都对科技进步和创新产生了积极作用。比如，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正在明显增强，2008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3.3%来自企业，企业研发人员占73.2%；来自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占到国内职务申请的68.1%。再比如，地方各级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已超过中央财政，“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正在一些地区得到落实。2009年我国国际专利申请数达7946项，比2008年增长29.7%，位列世界第五。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改善制度环境，中国科技的巨大潜力就能够得到新的释放和激发。
三、引人重于引资
长期以来，招商引资、投资规模成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之一，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人才队伍建设对于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更具有可持续性。国内外实践证明，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往往是以人才为核心而聚集和流动的。对于我国来说，能否把人才这篇文章做好，充分发挥这个特有的优势和潜力，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未来。
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努力，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据科技部统计，2009年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51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全时研发人员也已近200万人，位列世界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但是，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才结构明显呈现“塔基宽塔尖低”的形态——数量庞大而质量不高，众多领域都缺乏世界级的科学大师和技术骨干。事实上，科技发展水平是以质量而非数量为标准，一个领域只要有少数几位顶尖的科技人才，就意味着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先进地位。如果没有世界级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我国科技就永远无法走到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也将从根本上抑制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与此同时，我国人才流失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据有关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162万，回归49万；自1985年以来，清华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大为76%——美国《科学》杂志称之为“最肥沃的美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人才争夺已从企业上升到国家层面，许多国家为吸引优秀人才而不遗余力。据联合国有关统计，截至2005年全球约30个国家制定了有利于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或技术，其中17个为发达国家。美国是全球人才竞争的最大受益国，历年批准的14万职业移民中，技术移民占到12万多。尽管如此，美国奥巴马政府仍提出到2020年使美国大专院校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再一次达到全球第一的目标。澳大利亚政府设立“未来奖学金计划”，为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卓越的国内外科学家提供为期4年的奖学金，2009年有200名科学家成为首批受资助者。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推出一项名为“杰出印裔科学家/技术专家”的计划，目标就是抓住机遇吸引印度裔的海外领军人才回国服务，增强印度的科学技术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的政策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除中央设立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的“千人计划”之外，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也以各种不同途径和方式资助优秀科技团队，吸收各类优秀人才。最近中央召开了全国人才大会，颁布了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其中对创新型科技人才给予了重点关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培养和吸引人才的软硬件环境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是一些地方仍然把短期经济增长放在优先位置，不计代价地吸引大项目大投资，而在对人才的投入和支持上难有突破，在营造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上难有建树，重物轻人、重短期增长轻长期知识积累的现象未能根本改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认识，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是付诸实际的行动。面对当前的人才发展与竞争太势，我国必须以更大、更积极的作为，把营造有利于人才集聚、成长和发展的环境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形成百川归海、万马奔腾的人才工作局面，努力赢得这场“输不起的战争”。
技术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熊彼特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竞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来自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型组织的竞争——它主宰着成本或质量的决定性优势，它所冲击的不是现存企业的边际利润和产出，而是它们的基础和生活。我国在继续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找到一条更具进取精神、也更具可持续性的道路——建立在人力资本基础上的竞争优势。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的科技人力资源是中国的潜力所在，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新华文摘》2010.17本文作者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