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凤凰之歌:“四声从顺”与“错也不错”

四声从顺

顾土

看见章培恒教授辞世的消息，心中很难过。大约5年前，当舆论正为“乐山乐水”事指斥余秋雨先生时，拙文《错也不错》在新民晚报刊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以后不断听见看见有人反驳，还有一位大学教授打电话找我，要就此理论一番。没料到，章先生却写出上万字的长文，不但支持我的观点，而且进一步论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澄清了是非。可惜，章先生如今竟成古人。

其实，在众多纠正别人读音的“一字师”之外，不少人还有改正他人字调的习惯。

四声是汉民族独有的文化，准确掌握，一丝不苟，并非易事。一些外国人讲中国话，听起来什么都准，就是四声一概不对，结果成了“洋腔洋调”。事实上，中国人讲中国普通话，或叫国语，四声都准的也是少而又少，多数人只是多数时候准确罢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特意拿着字典说话，最终发现，我们有五分之一的四声都没读准。平时听主席台上的人发言，也可以发现，讲普通话的特别失分，因为总有一些四声不准的地方，而那些半方言半普通话的就特别从容，反正两不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在我小的时候，人人都念济南的济为去声，20多年前，由电视台率先纠正，于是，所有人读济南时都略加思索，然后使劲发出那个标准的上声，显得特别有趣。而脊梁的脊读上声，但大家都读阳平，就怎么也扳不过来。我读的大学，校长是成仿吾，这个吾字，在学校里，有人读阳平，有人则读上声，没人去纠正，成校长也听之任之。我父亲的名讳中有个祦字，也应该读阳平，但多数人都读上声。我问父亲，你怎么不纠正，他回答，怎么顺就怎么读吧。档案的档，本该读去声，但我发现，多数人，而且还是身在档案界的人，都读上声。当追问他们时，他们也是一愣，都说知道读去声，但只要读起来就会读成上声，自然而然。相反，不在档案界的人，偶尔读到时，倒显得十分准确。令和华，当这两个字作为姓时，实际都有专门的字调，但我几乎就没听见有人读准过，而且，新版《现代汉语词典》还特意注明：近年来也有读什么什么的。可见，什么读法都允许约定俗成。

老北京人在字调方面特别吃亏，说的时候，人人都以为北京话就是普通话，结果总成为被纠正的对象，可事实上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不但字调有所不同，即便读音，有时也另有一套。我在北京长大，学的是普通话，可同学多半是老北京，所以，说话间常常混杂着一点北京方言，一把年纪以后，聊天时就难免被指谬，十分难堪。

很多人的字调之所以读错，你会发现总是在两个字组合的时候，此时，人们往往喜欢往调顺的方向读，这样的习惯估计很难纠正。所以，我以为，读四声时，仍以从顺为好，只要不太离谱，只要不是很多，有时不妨将错就错，别太较真。（新民晚报2011-07-03）

错也不错

顾土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其中的“乐”发“药”音，是爱好的意思。一位名人最近在屏幕上却叫出了“勒”音，顿时引起许多人一阵兴奋，嘲弄声不绝于耳。看来，做名人比较难，尤其做像他这样的名人更难，似乎总有许多人在那里翘盼着他出错。错就错在他是文化名人，如果他只会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出错了。

说到“乐”的复杂，我想起了几位姓“乐”的朋友。一位说自己这个姓念“勒”音，又一位称对他应该读“药”音，还有一位指正说在念她那个姓时必须发“越”音，并且反复叮嘱我说她与那些“勒”音的并不同姓。吓得我每遇这样的姓，在请问贵姓之后都不得不一再追问“贵音”。其实，“乐”这个字，也可以发“烙”音，河北有个“乐亭”，李大钊的家乡。据说，“乐”字在作为姓时本不存“药”音，但过去发这个音的姓是草字头下加个乐的繁体，就是繁体的药，简化后有人不情愿，于是干脆将自己寓“药”于“乐”了。小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个胡同，老一辈人都称“眼药”胡同，后来路过一瞧，原来是“演乐”胡同，大概这里曾经是文艺班子呆过的地方。陈寅恪这个名字如今出现频率比较高，恪，大家都在念“却”音，可是，“却”是旧时的念法，现在的汉语词典中只剩下一个“刻”音，而“乐”也一样，在词典里也只存取乐的“乐”与音乐的“乐”这两个音了。与我相识的多位日本汉学家，读陈寅恪时一向都念“刻”音；有位学者董乐山，也没什么人称他为董乐（药）山。

我还见过很多字，一旦成为名字合在一起时，大家总是往顺口的方向念，读原来的音或是四声，反倒别扭。还有复姓令狐的“令”，发音应该是阳平，但当所有人都以去声在叫“令狐冲”时，也只能随大溜儿了。记得周一良先生在世时特别反对用“师从”，认为汉语里面无此一词，只有“师事”，尽管坚守多年，但永远被改了过去，最后只得沉默。诸如此类由于历史变迁、由于约定俗成、由于繁体简化、由于习惯成自然而带来的错，现实中比比皆是，不便过于认真，否则，累死不说，还会把所有人都划入文盲之列。

在那位名人念“乐”之后，临近的另一位也将标识的识(音读致)读成“时”音了，但似乎没什么人理会，或许是知名度越高越有人较劲的缘故。名人也会出错，这应该成为一个常识，不足为奇。胡适是大学问家，好发议论，他断定猪没有入过诗，梁启超当即以乾隆皇帝的“夕阳芳草见游猪”予以反驳；他谈墨子时，黄侃给他下了个套，让他难堪，好像他根本不懂墨家。有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评点杜甫诗，谁料谬误百出；还有一位名气不小的文学史家将袁宏道的文章标点得一塌糊涂，而校阅的人更是文学大家。

不知是因为时尚，还是由于过去常年批判别人养成的习惯，好像专等别人出错然后加以指正的人现在特别吃香，与热热闹闹的“一字师”、“一句师”相比，创造、开辟、发明的人却显寂寥。假如指正的都是“致仕”一类的关键词汇倒也具有普及历史文化的功效，可是我们看到的多是鸡毛蒜皮，说错也是错，说不错亦无不可。

“国学大师”如今有滥封之势，有人站出来指谬，但反响微弱，因为大家早已不知国学为何物。纠正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推广国学基本知识，起码明白什么是“小学”，不治“小学”，哪来的国学？最近还看到一篇文字，一连串地喊别人“错”，似乎自己真的对了，仔细一看，所谓的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一出戏里，上世纪30年代的梅兰芳还在称“俄罗斯”，那篇文章指正说当时应该叫“苏联”，可是作者不知道，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一直都说“俄罗斯”，很多老一代人也是一生不改口。这种非错之错，再过几代，还有人明白吗？（2006年7月4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