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光游戏立绘大小:QQ邮箱 6万元的晚年怎么够养老？60岁开始为自己挣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12:28:51
心清如水！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对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要把爸妈接到北京吗
“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
接还是不接，这是一个问题。
自从春节后送走母亲，林晓虹一直在盘算这件事情。今年母亲正好60岁，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她记得那天母亲蹒跚地走进火车车厢门，抬起头左右看了片刻，才发现自己车厢的方向。
前几年父亲突然去世后，母亲曾安慰说，他走得早不给林晓虹夫妻增加负担。可是眼前，母亲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有车有房。刚刚习惯有孩子的生活，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为赡养老人发愁：首先就是把父母们接到北京后住在哪里？他们家80多平方米的住宅无法容纳两家3位老人。
类似的烦恼不只困扰着33岁的林晓虹，还包括她已经年过40的上司以及80后的下属们。
一般认为，45至60岁为老年前期或初老期，60岁起将进入老年期。根据《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99万。
在高企的房价和不断拉大的支出—收入差距下，赡养老人会不会压垮中国中产阶级、准中产阶级？
养老前传
林晓虹出生于东北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齐齐哈尔。2001年在省城的一所地方大学毕业后，男朋友家里为他在北京的事业单位找了一个有户口的工作。在这个可能令两人分手的当口，爱情显示了力量，两个年轻人决定一起闯荡。
2004年初，两人结婚了。张家其实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安排张斌的工作只是有个偶然的关系，而且花了将近10万元“关系费”。买房时，为了两家各自唯一的孩子，两家各拿了10万元。但张家外借了4万，林家外借了2万。
在2004年的齐齐哈尔，2万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年的收入。那时，振兴东北刚刚在这个满是风沙的城市产生效果。夏夜里，马路两边仍是摆摊的下岗职工。林家就有一个下岗工人：她母亲用2万元“买断工龄”。父亲的工厂常年不开工，但是靠20多年的车工经验，他在一家私营厂里找到了月薪1000多元的工作。
张家爸爸也是工人，不过企业效益不错，一个月里里外外可以拿到1600元。张家妈妈在一个大国企的子弟学校当教师，有1000多元收入。
张家和林家的借款都还了一年多。结婚时，当科员的张斌月薪刚刚超过2000元，在一家国企子公司上班的林晓虹3000元出头，每个月要还掉1000多元的房贷。
其实买这处在南三环的房子时，小两口都有些犹豫。那是一个叫草桥的地方，虽然现在已经车水马龙，但6年前算是三环沿线偏僻的地方之一了。张斌的父亲第一次知道孩子们买房子的地方后，在地图上找了许久：从故宫一路向南，出了老城、再出三环，找到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不是出城了吗？
每平方米4500元的塔楼，80多平方米接近40万元。在贷款时，小两口和张家父母还有些争论：老人们觉得20年贷款比10年要多几万元利息，他们有些不能接受，“他们说，你们俩小小年纪一个月就挣5000多，稍微省点就行了。”林晓虹说，于是他们按10年贷款，一个月要还1500元。
后来6年里两人的“奋斗史”无需多言。林晓虹现在一家外资背景的公司做行政主管，一个月税后收入7000元上下。虽然中间有过跳槽的机会，但两口子商量后，张斌还是留在那个“超级稳定”的单位，月收入不到6000元。
6年里，林晓虹的父亲因为脑溢血去世了。利好消息是张家妈妈的学校“归社会”，脱离了那家濒临破产的国企，收入上升到2000多元。张家爸爸的收入也达到每月1800元。
在林晓虹29岁的时候，她生了个男孩。那时张斌刚刚提薪，他们的收入偶然可以超过万元，这才下了决心要孩子。张斌单位有个“关系幼儿园”，一个月孩子开销1000多元。
2008年，小两口买了一辆丰田花冠，全部办妥花了15万多元。如今家里也就十万多点存款，加上父母手上不多的存款，一共不到15万元。这就是他们开始考虑赡养父母时，三个家庭的情况。
去郊区
林晓虹的母亲是2008年初发现白内障的。手术后半年多开始复发。打算再做手术时，老太太说，不再折腾了。
今年林晓虹夫妇把她接到北京过年，两个人都发现她做家务已经有些困难：刷完碗后，碗底还有些食物残留。那天从火车站回来，林晓虹到后半夜才睡着：自己过去离父母远，其实变相得以逃避赡养义务。
现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似乎还不是难事。她可以和孩子住在一个房间。不过等孩子过两年上小学时，这么安排就有些困难了。由自己的母亲，她想到了张斌的父母。张家爸爸血压不好，张家妈妈有肩周炎等职业病。他们早晚也要来北京吧？
春天的时候，林晓虹和张斌讨论了几次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先在北京找找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开始就没打算住城里。”张斌说。
200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市首届民政与民生论坛上曾表示，今后数十年，北京养老产业的布局将逐步调整到主城区以外，采用政策引导、财政补贴、养老小区建设等措施，鼓励和引导城区老龄人口到空气清新、生活安静的郊区农村养老。
不过，这个“郊区”到底有多远呢？
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燕郊是北京低价房的选择之一。经过张斌“实测”，在工作日从这里至少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北京东部城区。虽然，开发商一再宣传燕郊和北京的关系，但在北京生活的人都知道，那里其实就是河北。
在位于六环外的燕郊，房价春天时每平方米就已超过了万元。两三年的次新房视面积不同，在7000到8000元之间。这样，适合两口人居住的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房子要40万到50万元之间，“不能再小了，不然周末带着孩子去，都没地方呆。”林晓虹说。
燕郊往西是集中体现北京高房价的北部地区：五环外有的地方也超过2.5万元。“在县城里的房子，密云至少8000，平谷8000到1万，房山超过1万、门头沟超过1万、怀柔超过1万，大兴、通州就更不要说了。”张斌对于自己的调查结果相当失望。
9月，北京秋季房展又将开幕。一项调查说，参展的三环内新盘均价在3万左右，郊区楼盘基本在1.5万左右。虽然比春季展会中郊区项目2万以上的均价来说下降不少，但对林晓虹一家来说仍是个“比较天文的数字”。
在她看来，适合父母居住的只有“远郊”。在房山区接近河北的周口店、琉璃河、韩村河等地方，张斌找到了几个价格在3000至5000元的“养老楼盘”。“广告就是老年社区。”他说，从那里每次回京时，都要经过高速公路上的进京检查关卡。
“单位组织郊游去野三坡，就是那附近。”林晓虹想了想，笑了说，“环境确实好，回去看一次父母就当郊游了。”
不过他们没有把看房结果告诉父母们。“不忍心。”张斌说，楼盘附近都是大片荒地、树林，往往开车十几分钟才有比较像样的小型超市。至于医院等设施，“就别提了。”
老人，还是孩子？
另一种方法是换房。林晓虹家的房子现在可以卖2万元/平米以上。这样换成120多平方米的大三居需要多贷款80万元左右。“20年还清，一个月还5000上下。”她想想说，这样可以解决一家老人的问题。
有时候，老人们会说，把他们的房子卖掉到北京来养老。他们两家情况差不多：房改时用不到1万元买下了现在70平方米上下的房子。在齐齐哈尔，这些老房子很少能卖到2000元以上。这个价格被张斌形容说，“到北京就没影了。”
两家老人卖房的30万元，加之他们的15万元存款，月5000元左右的还贷能力，其实对于这对夫妇，不是买不起单价8000元上下的房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仅需要负担父母，还有孩子。“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张斌说，此外两家老人总不能住在一起。
与他们夫妇相比，林晓虹的上司王大国的赡养需求更为急迫些。今年42岁的王大国夫妇月收入有2万元上下，两家父母都年逾70，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下降，“做饭都做不动了。”
去年，他岳母生了一场大病，从河南接到北京做了一个心脏手术。今年春天，老太太又卧床两个多月。由于妻子是独生女，岳父身体也不好，他们夫妇大约每半个月就回去看一次。妻子前后两次请假半个多月回去照看老人。
林晓虹也有类似的经历。母亲白内障手术时，她请假10天回齐齐哈尔。后来都是老家的表妹帮忙照顾。
“经过这个事情，我们觉得，需要离他们近一点儿了。”王大国说，他家有兄弟两个，但弟弟也在南方工作。父母在吉林农村，和在河南小乡镇生活的岳父、岳母一样几乎都没有什么存款和社保。“岳父那边好点，一个月有2000块集体分成和社保。但做一次手术就3万多，每月吃药就把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其实根据《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目前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为1200元，涉及4700余万人，约为当年全部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
张斌父母情况最好。60岁退休后，父亲每月有1700多元退休金，有职称的母亲有3000多元。如果他们在70岁前不出现大病，每月把母亲的养老金都存起来到70岁会有差不多30万元存款。“他们算是把我们都安排好了，开始为自己攒钱了。”
王家的情况是，2007年在东四环买了一处150多平方米的房子，原来那个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可以收3000元左右的租金。“我们手里大约有20万存款，租金基本还月供，孩子现在上初中，因为我们都没北京户口，这块开支很大，学费、赞助费等生活费用平均一个月要5000上下。”在公司做副总的王大国觉得，自己短期内在收入上已经很难有提高，“父母养老、孩子上大学乃至以后结婚，每笔至少要二三十万。”
与张斌拥有稳定的养老保障不同，他们夫妇现在就需要给自己攒养老钱，“多少钱才够，我们也不知道。但现在的情况是，一要保孩子，二是保老人，然后看自己还剩多少钱。”
根据《北京市200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2008年底，按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计算，北京市老年抚养系数为24.3，少儿抚养系数为12.4，总抚养系数为36.7。这意味着，每100个劳动力需要赡养36.7名老人和孩子。而在上海，仅老年抚养系数就达到32.6。
长大的烦恼
不过王大国也表示，恐怕北京的大多数中年人都没有他收入高，“如果一个家庭月收入在1.5万元以下，即使负担一个不太高的房贷和一个不太花钱的孩子，存款也是很艰难了。”
如果把两家父母都接到北京，一家和他们住一起，一家住70多平方米的那处房子，“这样就相当于每个月收入减少3000多。而且孩子现在14岁，10年后就要考虑她结婚的问题，也得准备一处房子。我想那时还是要负担老人的。所以这处房子空不出来。”
至于那些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一点儿资产的80后，无法想象负担老人的问题。“我们公司刚结婚的80后，家庭月收入七八千。两家凑50万左右，在北京也买不起房。”林晓虹说，即使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如果没有及时买房，赡养父母也会面临大问题，“2008年夏天是一个坎，如果那以后才买房子，一般就会耗尽两家老人的积蓄，再让子女的家庭每个月背一个五六千的房贷。”
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除住房外，一般家庭经历过孩子上大学、结婚等耗费后，已经很难有20万元积蓄。而在北京4环均价2万元的情况下，80平方米首付40万元仍要贷款100万元以上，30年月还贷超过6000元。
“第二套房子首付还要高。”王大国说，虽然全国很少有北京同量级的大城市，但是二三线城市工资和房价的比例与大城市不会有太大区别，都面临类似问题。
其实对于林晓虹来讲，生活已经不太轻松。“现在不少东西都涨价。”她最近意见比较大的是北京停车位的问题，“原来2元一小时的地方，最高涨到8元，一般是5元，1.5倍。”
虽然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车位收费来调控北京交通拥堵问题，但她认为这仍是变相增加有车者的负担，“我为什么买车呢？因为我买车的时候，北京城里只有两条地铁。现在如果父母到北京住在6环。我还是要用车，因为交通不到那里。”
其实以他们的收入已很难察觉到蔬菜、粮食价格的上涨，但林晓虹仍然觉得必须支出项目在最近几年增长了至少三到四成，“我现在很怕孩子长大，上学要更多的钱，买衣服要更多的钱，他的生活用品也需要更多的钱。”她估计，孩子每长大5岁，年支出就要增加50%以上，“如果把父母都接到北京，生活就达到天花板了。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比如短暂失业，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就全完蛋了。”
不过，在几个人看来，把父母留在老家仍让人担心。张斌说起，他爷爷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出现脑萎缩，“吃饭前说的事情，饭后就忘。我父母兄弟姐妹5个人商量后，二姑放弃工作照顾他，其他四家每家每月给她300块钱生活费，可大姑两口子都下岗了。这还不算老人生活费和看病钱。如果我父母出现类似问题，我们俩谁能辞职？只有花钱嘛！”
对于几个人来说，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将老家的房子出卖或出租，把老人安置在北京的养老院。这和所谓的“以房养老”十分相似：关键都要“有房”，而且有足以支持养老的房子。
目前北京稍微正规点的养老院每月也要2200元以上。“房子卖15万，或者每月1000块租出去。”这样，卖房的钱可以支撑5年，或者每月补贴1000多元，占他们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按照北京市制定的养老规划设想，到2020年，90%的老人应该能够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可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其余4%的老年人则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家庭仍是赡养老年人的主体。
林晓虹现在还不敢想两家父母来北京后的医疗和其他生活开支问题，“当然，把北京的房子卖了，然后拿着钱回老家，什么都能解决。可是，谁能那么轻易地离开呢？”她说。
贷款养老
虽然有两个儿子，但济南平阴县人田仲良对于谁给他养老心中也没有谱。
三两散酒下肚，脖子根以上的皮肤开始泛红，田仲良经常跟儿子们讲“那过去的故事”。他的语速通常很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指的是他当兵16年间。确切地说，是他1979年入伍后在河北做基建工程兵、月工资8元开始。
1986年，月工资涨到36元，田仲良的二儿子也出生了。虽然国家有政策，但想到“养儿防老”，他决定冒险：“两个孩子可以彼此依靠。”
即使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格的岁月里，农村较城市还是有所不同：城市居民生活在不同的工厂里，一旦怀孕几乎无法隐瞒。
镇计生办也写过“举报信”到部队，但被田仲良从传达室截了下来。二儿子最终被罚款600元。
“当时我开车技术好，出差机会多，手里的活钱儿多。”1988年转为“志愿兵”后，他的月收入达到140元。在田仲良和妻子的记忆里，那时的日子“挺好过”。妻子在家带着两个儿子种6亩地，收获后给父母150斤“养老粮”。如果父母生病或遇有其他重大花销，他们兄弟4人平摊花费。
情况到1993年起了变化，他转业分配到县出租客运公司。而且单位很快改制，所有的资产都出卖了。但那时事业单位不允许下岗。所以现在田仲良的档案还放在客运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县建委。
1996年起，田仲良就开始找建委要“说法”。10年后，2006年县里终于给他办了个低保：一个月150元，但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当时28年工龄的田仲良从银行贷了1.7万元补齐了10年间的养老保险“欠账”，现在还有1万元贷款没有偿清。
田仲良听说连续工龄满30年的，养老保险计发比例可以按本人标准工资85%计算。这样还属于“事业编”的他有望每月拿到近3000元退休金，“再加上几亩地，我和老伴的晚年也有保障了”，但2006年后，田仲良已无力继续缴纳养老保险了。
“儿子成家后，基本帮不上忙。现在就琢磨先把欠银行的钱还上。”他说，两个儿子都去城市工作，自顾不暇。他自己攒钱的方法就是从早7点到晚6点到山上种树，虽然天天都很疲劳，而且没有年轻人种得多，“但每天能种40多棵，发40块钱。”
其实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养老院里的黄昏
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
“有几个老太太有点糊涂，得让着她们，她们才能赢几把！” 80岁的张稳坐在屋头的阴凉地里，就着一张小桌子与三位老人一起打“跑得快”。
他是北京朝阳区嘉德老年公寓的一位普通老人，每天6点左右起床，然后逗逗小狗，再去菜地里数数自己种的白菜，早饭后或者午饭后跟一帮“志同道合”的老人们玩牌。
不过，老爷子念念不忘当初和儿子打的那场拆迁款官司。“人年纪越大，心就越小。等变老了，脾气性格都跟小孩子一样，得好好哄着。” 嘉德老年公寓法人王岩在经营了5年养老院后，觉得开养老院跟幼儿园没什么两样。
随着子女外出工作成为常态，以及住房等生活负担的增加、“421”家庭的增多，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已经成为一些家庭的选择。
在目前情况下，人们为老人挑选养老院的因素包括：可以为老人提供良好的住宿、饮食条件，有经过培训的专业陪护、服务人员，足够的医疗支持等等。
然而，赡养并不仅包括良好的硬件条件。对于这些步入人生最后阶段的老人来讲，他们的黄昏更为特殊和敏感。
“周五病”
“哎呦，疼啊！我这浑身都疼，腰疼、背疼、大腿也疼，我得上医院！”护工将韩淑琴一推进养老院的办公室，她就开始大声喊疼。
轮椅上的韩淑琴今年70多岁，脑血栓后遗症让她再也无法下地。虽然嘴里大声喊着疼，但老人厚厚的老花镜片下，不停转动的眼睛里不时还会透出一丝“狡黠”。
韩淑琴家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都是司机，女儿做护士，有两个孙子还在读书。因为子女们无暇照顾老人，将她送到了嘉德老年公寓。
“到周五了，是该疼了，一见到儿子就好了！”坐在办公室里的郭俊笑着悄悄对本刊记者说。其实，老人平时身体还不错，但每到周五这天，她就害怕子女们因为各种原因不来看她。所以，她总是以身上疼为理由让孩子们带她去医院检查。这样，她就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
“人老了心也越来越小，逐渐回归到跟孩子一样。如果想要孩子们陪着了，他们就会耍一点点小聪明。”郭俊是嘉德老年公寓的专职大夫，今年已经58岁，退休前曾在云南一家医院担任心外科副主任医师。作为嘉德老年公寓的专职医师，他的日常工作不仅包括老人们身体诊疗，还要对老人进行心理帮助和护理。
郭俊举例说，老人只是牙周炎出点血，快到周末时也会打电话跟孩子讲吐血了，“孩子听见后，立马赶来探望。”
“有时候，都住在养老院的老两口之间也会制造一些小摩擦，希望引起子女们的注意，”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洪霞说，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称为躯体化症状：就是像小孩子一样，老人也会通过身体的方式表达自己想要的内容，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如果平时和家人一起居住，老人们也会有类似情况。但养老院的生活使他们表现得更为明显。
它反映了一个突出问题：老人们即使接受养老院的生活，仍不会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他们还是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所以，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
一直以来，在可以得到更好的看护以外，人们都认为老人们在养老院可以和很多同龄人在一起，不会太寂寞。但养老院的陪护人员仍然要面对老人们新的心理问题。
退休后遗症
下午3点多，77岁的王淑兴没有和其他老人一起玩牌或者喂狗，而是一个人径直走到老年公寓大门前，双手紧紧攀住门锁，嘴里念叨着“下班了，下班了”。她要打开门出去找老伴、找孙子。
“她已经糊涂了，经常念叨上下班的事情。”王岩说，王淑兴患有老年痴呆，老伴过世后一个人住进养老院。她每天除了念叨着要下班，就念叨当年上班时的事情。
“其实退休对人的影响特别大。之前在位时权势在身，退休后突然安静下来，很多人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过来，”郭俊说，养老院里有个老人退休前是通州一家中学的校长，同样患有老年痴呆症，见面一开口就说开会。如果不答应，老人就会闹脾气。
为了满足老人的愿望，王岩还经常向他“汇报”养老院发展的事情，“老人就特别高兴，每次都会很认真地听，听完后总是说：这个问题我要考虑考虑。”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个人生活能力、工作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明显的失落感。特别在进入养老院初期，很多人都会觉得到这里就是对社会没有作用了。
遇到周末，许多子女到养老院探望老人或者将老人接回家时，子女没有出现的老人就会非常失落。王岩说，这时养老院往往安排聚餐或者组织文艺活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老人们一般都很敏感。王岩举例说，比如有的老人睡觉时打呼噜，即使很轻，同屋老人第二天肯定闹脾气。再比如，听见有人咳嗽，有些老人就怀疑会不会有传染病，“我们还得给他们解释这是什么类型的咳嗽，讲咳嗽的医学常识，告诉他们普通支气管炎比较容易治疗，也不会传染。”
还有位老人得知孙子要出国后非常不开心，甚至拒绝跟周围的人讲话。王岩安排老人通过视频聊天跟孙子说话，老人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现在他们家有哪些人、做什么工作、发生过什么事情，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
其实无论如何，老人们都无法脱离与家庭的关系，甚至体现在他们对子女的怨恨上。
8月14号是张稳80岁生日。身高有一米八的老爷子虽然年已八旬，但看起来非常健壮。他已经习惯在夏天里光着膀子，肩膀头搭着一条毛巾，说会儿话就抓起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
张稳在嘉德老年公寓已经度过了4年时光。他16岁就当了八路军。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学习修车，1990年以44年工龄从北京建工集团退休。
老人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离婚后，由他抚养儿子，再婚后又生了个女儿。他在朝阳区有两处平房，后来拆迁时有108万元补偿。本来他准备将这些钱平分给儿子和女儿，没想到儿子将他诉至法院，独自获得这笔补偿款。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一提这件事，老人就满脸愤怒，拐棍连续戳地，白色的胡须和眉毛随着呼吸不停地翕动。
张稳说，现在他只有女儿一个亲人了，女儿、女婿时常带着5岁的外孙女来看他，这些都让他觉得幸福。没事打打扑克，带领大伙高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只要不想起儿子”，这些有规律的作息和生活都让他觉得十分开心。
“中国人并不喜欢恨这个感受。”洪霞说，老年人对子女仍然有无法释怀的恨意并不多见，“人老了以后更多地愿意为儿女牺牲。但老人的心理需求最基本的就是亲情等等。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让他们原谅什么事情就特别困难。”
所以，在养老院为老人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以外，心理赡养仍然是子女们无法避免的问题。
越来越贵的养老院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北京养老院中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来自外地，而且趋势是外地老人越来越多。
根据北京市老龄委预测，2010年北京老年人口将达到250万人，占总人口的15.2%。而2009年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共有各种类型养老院339家、4万余张床位。
目前在北京，从每月1000多元到近万元的养老院都可以找到。“但是高端、高质量代表着高价格。”嘉德老年公寓一位老人的家属说，他去看过6000多元的养老院，住宿标准相当于4星级酒店，可以自订菜单、经常泡温泉、到郊区旅游。“一般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呢？所以我觉得，总说养老院向精品发展不对，前提是提高我们的收入或者老人的养老金。”
今年8月，北京最大的四季青养老院上调了价格：原来月360元的伙食费涨到500元、1200元的床位费涨到1500元。住在这里的老人每月至少要2000元。
2005年，王岩夫妻投资创办了嘉德老年公寓，现在已拥有220个床位。目前这里有170多位常住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除了衣食起居等区域外，养老院有菜地、养猪圈、养羊圈等田园生活环境。
在经营这个老年公寓之前，王岩同丈夫在高碑店经营一家二层酒楼，还打理着两三家服装店。一次偶然机会：王岩陪孩子去医院做心室手术时，她发现很多老年人都特别需要照顾，“正好高碑店附近有片空地，乡里也支持我们投资开发使用。”
王岩说，投资最初计划300万，后来追加到了800万。他们不仅将饭店、服装店全部转手，还将木樨地的一套3居室卖掉。
养老院一间房屋一般有两个床位，每个床位每月1600元。还有单人房，月租金2300元左右。
王岩说，2005年他们与嘉德老年公寓所在的高碑店乡半壁店村签订租地合同时，每亩租金3万，而附近经过商业改造的土地租金已经达到每亩15万左右。如果按照这个地价，养老院的费用还要上涨很多。
前几年，村里希望他们腾退土地，后来在养老院往东约300米外的地方重新选址。因为新养老院硬件设施更好，搬迁后费用也有所提高：单人间2550元，双人间每个床位1850元左右。事实上，由于最近几年劳动力价格上涨，护工等人工费用也在大大增加。各种因素作用之下，未来几年养老院费用提高已成必然。
无论是否重视父母们的心理问题，这笔费用都摆在子女们的面前。收起全文阅读原文 |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对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要把爸妈接到北京吗
“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
接还是不接，这是一个问题。
自从春节后送走母亲，林晓虹一直在盘算这件事情。今年母亲正好60岁，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她记得那天母亲蹒跚地走进火车车厢门，抬起头左右看了片刻，才发现自己车厢的方向。
前几年父亲突然去世后，母亲曾安慰说，他走得早不给林晓虹夫妻增加负担。可是眼前，母亲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有车有房。刚刚习惯有孩子的生活，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为赡养老人发愁：首先就是把父母们接到北京后住在哪里？他们家80多平方米的住宅无法容纳两家3位老人。
类似的烦恼不只困扰着33岁的林晓虹，还包括她已经年过40的上司以及80后的下属们。
一般认为，45至60岁为老年前期或初老期，60岁起将进入老年期。根据《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99万。
在高企的房价和不断拉大的支出—收入差距下，赡养老人会不会压垮中国中产阶级、准中产阶级？
养老前传
林晓虹出生于东北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齐齐哈尔。2001年在省城的一所地方大学毕业后，男朋友家里为他在北京的事业单位找了一个有户口的工作。在这个可能令两人分手的当口，爱情显示了力量，两个年轻人决定一起闯荡。
2004年初，两人结婚了。张家其实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安排张斌的工作只是有个偶然的关系，而且花了将近10万元“关系费”。买房时，为了两家各自唯一的孩子，两家各拿了10万元。但张家外借了4万，林家外借了2万。
在2004年的齐齐哈尔，2万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年的收入。那时，振兴东北刚刚在这个满是风沙的城市产生效果。夏夜里，马路两边仍是摆摊的下岗职工。林家就有一个下岗工人：她母亲用2万元“买断工龄”。父亲的工厂常年不开工，但是靠20多年的车工经验，他在一家私营厂里找到了月薪1000多元的工作。
张家爸爸也是工人，不过企业效益不错，一个月里里外外可以拿到1600元。张家妈妈在一个大国企的子弟学校当教师，有1000多元收入。
张家和林家的借款都还了一年多。结婚时，当科员的张斌月薪刚刚超过2000元，在一家国企子公司上班的林晓虹3000元出头，每个月要还掉1000多元的房贷。
其实买这处在南三环的房子时，小两口都有些犹豫。那是一个叫草桥的地方，虽然现在已经车水马龙，但6年前算是三环沿线偏僻的地方之一了。张斌的父亲第一次知道孩子们买房子的地方后，在地图上找了许久：从故宫一路向南，出了老城、再出三环，找到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不是出城了吗？
每平方米4500元的塔楼，80多平方米接近40万元。在贷款时，小两口和张家父母还有些争论：老人们觉得20年贷款比10年要多几万元利息，他们有些不能接受，“他们说，你们俩小小年纪一个月就挣5000多，稍微省点就行了。”林晓虹说，于是他们按10年贷款，一个月要还1500元。
后来6年里两人的“奋斗史”无需多言。林晓虹现在一家外资背景的公司做行政主管，一个月税后收入7000元上下。虽然中间有过跳槽的机会，但两口子商量后，张斌还是留在那个“超级稳定”的单位，月收入不到6000元。
6年里，林晓虹的父亲因为脑溢血去世了。利好消息是张家妈妈的学校“归社会”，脱离了那家濒临破产的国企，收入上升到2000多元。张家爸爸的收入也达到每月1800元。
在林晓虹29岁的时候，她生了个男孩。那时张斌刚刚提薪，他们的收入偶然可以超过万元，这才下了决心要孩子。张斌单位有个“关系幼儿园”，一个月孩子开销1000多元。
2008年，小两口买了一辆丰田花冠，全部办妥花了15万多元。如今家里也就十万多点存款，加上父母手上不多的存款，一共不到15万元。这就是他们开始考虑赡养父母时，三个家庭的情况。
去郊区
林晓虹的母亲是2008年初发现白内障的。手术后半年多开始复发。打算再做手术时，老太太说，不再折腾了。
今年林晓虹夫妇把她接到北京过年，两个人都发现她做家务已经有些困难：刷完碗后，碗底还有些食物残留。那天从火车站回来，林晓虹到后半夜才睡着：自己过去离父母远，其实变相得以逃避赡养义务。
现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似乎还不是难事。她可以和孩子住在一个房间。不过等孩子过两年上小学时，这么安排就有些困难了。由自己的母亲，她想到了张斌的父母。张家爸爸血压不好，张家妈妈有肩周炎等职业病。他们早晚也要来北京吧？
春天的时候，林晓虹和张斌讨论了几次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先在北京找找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开始就没打算住城里。”张斌说。
200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市首届民政与民生论坛上曾表示，今后数十年，北京养老产业的布局将逐步调整到主城区以外，采用政策引导、财政补贴、养老小区建设等措施，鼓励和引导城区老龄人口到空气清新、生活安静的郊区农村养老。
不过，这个“郊区”到底有多远呢？
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燕郊是北京低价房的选择之一。经过张斌“实测”，在工作日从这里至少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北京东部城区。虽然，开发商一再宣传燕郊和北京的关系，但在北京生活的人都知道，那里其实就是河北。
在位于六环外的燕郊，房价春天时每平方米就已超过了万元。两三年的次新房视面积不同，在7000到8000元之间。这样，适合两口人居住的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房子要40万到50万元之间，“不能再小了，不然周末带着孩子去，都没地方呆。”林晓虹说。
燕郊往西是集中体现北京高房价的北部地区：五环外有的地方也超过2.5万元。“在县城里的房子，密云至少8000，平谷8000到1万，房山超过1万、门头沟超过1万、怀柔超过1万，大兴、通州就更不要说了。”张斌对于自己的调查结果相当失望。
9月，北京秋季房展又将开幕。一项调查说，参展的三环内新盘均价在3万左右，郊区楼盘基本在1.5万左右。虽然比春季展会中郊区项目2万以上的均价来说下降不少，但对林晓虹一家来说仍是个“比较天文的数字”。
在她看来，适合父母居住的只有“远郊”。在房山区接近河北的周口店、琉璃河、韩村河等地方，张斌找到了几个价格在3000至5000元的“养老楼盘”。“广告就是老年社区。”他说，从那里每次回京时，都要经过高速公路上的进京检查关卡。
“单位组织郊游去野三坡，就是那附近。”林晓虹想了想，笑了说，“环境确实好，回去看一次父母就当郊游了。”
不过他们没有把看房结果告诉父母们。“不忍心。”张斌说，楼盘附近都是大片荒地、树林，往往开车十几分钟才有比较像样的小型超市。至于医院等设施，“就别提了。”
老人，还是孩子？
另一种方法是换房。林晓虹家的房子现在可以卖2万元/平米以上。这样换成120多平方米的大三居需要多贷款80万元左右。“20年还清，一个月还5000上下。”她想想说，这样可以解决一家老人的问题。
有时候，老人们会说，把他们的房子卖掉到北京来养老。他们两家情况差不多：房改时用不到1万元买下了现在70平方米上下的房子。在齐齐哈尔，这些老房子很少能卖到2000元以上。这个价格被张斌形容说，“到北京就没影了。”
两家老人卖房的30万元，加之他们的15万元存款，月5000元左右的还贷能力，其实对于这对夫妇，不是买不起单价8000元上下的房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仅需要负担父母，还有孩子。“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张斌说，此外两家老人总不能住在一起。
与他们夫妇相比，林晓虹的上司王大国的赡养需求更为急迫些。今年42岁的王大国夫妇月收入有2万元上下，两家父母都年逾70，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下降，“做饭都做不动了。”
去年，他岳母生了一场大病，从河南接到北京做了一个心脏手术。今年春天，老太太又卧床两个多月。由于妻子是独生女，岳父身体也不好，他们夫妇大约每半个月就回去看一次。妻子前后两次请假半个多月回去照看老人。
林晓虹也有类似的经历。母亲白内障手术时，她请假10天回齐齐哈尔。后来都是老家的表妹帮忙照顾。
“经过这个事情，我们觉得，需要离他们近一点儿了。”王大国说，他家有兄弟两个，但弟弟也在南方工作。父母在吉林农村，和在河南小乡镇生活的岳父、岳母一样几乎都没有什么存款和社保。“岳父那边好点，一个月有2000块集体分成和社保。但做一次手术就3万多，每月吃药就把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其实根据《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目前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为1200元，涉及4700余万人，约为当年全部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
张斌父母情况最好。60岁退休后，父亲每月有1700多元退休金，有职称的母亲有3000多元。如果他们在70岁前不出现大病，每月把母亲的养老金都存起来到70岁会有差不多30万元存款。“他们算是把我们都安排好了，开始为自己攒钱了。”
王家的情况是，2007年在东四环买了一处150多平方米的房子，原来那个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可以收3000元左右的租金。“我们手里大约有20万存款，租金基本还月供，孩子现在上初中，因为我们都没北京户口，这块开支很大，学费、赞助费等生活费用平均一个月要5000上下。”在公司做副总的王大国觉得，自己短期内在收入上已经很难有提高，“父母养老、孩子上大学乃至以后结婚，每笔至少要二三十万。”
与张斌拥有稳定的养老保障不同，他们夫妇现在就需要给自己攒养老钱，“多少钱才够，我们也不知道。但现在的情况是，一要保孩子，二是保老人，然后看自己还剩多少钱。”
根据《北京市200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2008年底，按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计算，北京市老年抚养系数为24.3，少儿抚养系数为12.4，总抚养系数为36.7。这意味着，每100个劳动力需要赡养36.7名老人和孩子。而在上海，仅老年抚养系数就达到32.6。
长大的烦恼
不过王大国也表示，恐怕北京的大多数中年人都没有他收入高，“如果一个家庭月收入在1.5万元以下，即使负担一个不太高的房贷和一个不太花钱的孩子，存款也是很艰难了。”
如果把两家父母都接到北京，一家和他们住一起，一家住70多平方米的那处房子，“这样就相当于每个月收入减少3000多。而且孩子现在14岁，10年后就要考虑她结婚的问题，也得准备一处房子。我想那时还是要负担老人的。所以这处房子空不出来。”
至于那些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一点儿资产的80后，无法想象负担老人的问题。“我们公司刚结婚的80后，家庭月收入七八千。两家凑50万左右，在北京也买不起房。”林晓虹说，即使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如果没有及时买房，赡养父母也会面临大问题，“2008年夏天是一个坎，如果那以后才买房子，一般就会耗尽两家老人的积蓄，再让子女的家庭每个月背一个五六千的房贷。”
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除住房外，一般家庭经历过孩子上大学、结婚等耗费后，已经很难有20万元积蓄。而在北京4环均价2万元的情况下，80平方米首付40万元仍要贷款100万元以上，30年月还贷超过6000元。
“第二套房子首付还要高。”王大国说，虽然全国很少有北京同量级的大城市，但是二三线城市工资和房价的比例与大城市不会有太大区别，都面临类似问题。
其实对于林晓虹来讲，生活已经不太轻松。“现在不少东西都涨价。”她最近意见比较大的是北京停车位的问题，“原来2元一小时的地方，最高涨到8元，一般是5元，1.5倍。”
虽然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车位收费来调控北京交通拥堵问题，但她认为这仍是变相增加有车者的负担，“我为什么买车呢？因为我买车的时候，北京城里只有两条地铁。现在如果父母到北京住在6环。我还是要用车，因为交通不到那里。”
其实以他们的收入已很难察觉到蔬菜、粮食价格的上涨，但林晓虹仍然觉得必须支出项目在最近几年增长了至少三到四成，“我现在很怕孩子长大，上学要更多的钱，买衣服要更多的钱，他的生活用品也需要更多的钱。”她估计，孩子每长大5岁，年支出就要增加50%以上，“如果把父母都接到北京，生活就达到天花板了。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比如短暂失业，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就全完蛋了。”
不过，在几个人看来，把父母留在老家仍让人担心。张斌说起，他爷爷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出现脑萎缩，“吃饭前说的事情，饭后就忘。我父母兄弟姐妹5个人商量后，二姑放弃工作照顾他，其他四家每家每月给她300块钱生活费，可大姑两口子都下岗了。这还不算老人生活费和看病钱。如果我父母出现类似问题，我们俩谁能辞职？只有花钱嘛！”
对于几个人来说，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将老家的房子出卖或出租，把老人安置在北京的养老院。这和所谓的“以房养老”十分相似：关键都要“有房”，而且有足以支持养老的房子。
目前北京稍微正规点的养老院每月也要2200元以上。“房子卖15万，或者每月1000块租出去。”这样，卖房的钱可以支撑5年，或者每月补贴1000多元，占他们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按照北京市制定的养老规划设想，到2020年，90%的老人应该能够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可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其余4%的老年人则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家庭仍是赡养老年人的主体。
林晓虹现在还不敢想两家父母来北京后的医疗和其他生活开支问题，“当然，把北京的房子卖了，然后拿着钱回老家，什么都能解决。可是，谁能那么轻易地离开呢？”她说。
贷款养老
虽然有两个儿子，但济南平阴县人田仲良对于谁给他养老心中也没有谱。
三两散酒下肚，脖子根以上的皮肤开始泛红，田仲良经常跟儿子们讲“那过去的故事”。他的语速通常很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指的是他当兵16年间。确切地说，是他1979年入伍后在河北做基建工程兵、月工资8元开始。
1986年，月工资涨到36元，田仲良的二儿子也出生了。虽然国家有政策，但想到“养儿防老”，他决定冒险：“两个孩子可以彼此依靠。”
即使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格的岁月里，农村较城市还是有所不同：城市居民生活在不同的工厂里，一旦怀孕几乎无法隐瞒。
镇计生办也写过“举报信”到部队，但被田仲良从传达室截了下来。二儿子最终被罚款600元。
“当时我开车技术好，出差机会多，手里的活钱儿多。”1988年转为“志愿兵”后，他的月收入达到140元。在田仲良和妻子的记忆里，那时的日子“挺好过”。妻子在家带着两个儿子种6亩地，收获后给父母150斤“养老粮”。如果父母生病或遇有其他重大花销，他们兄弟4人平摊花费。
情况到1993年起了变化，他转业分配到县出租客运公司。而且单位很快改制，所有的资产都出卖了。但那时事业单位不允许下岗。所以现在田仲良的档案还放在客运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县建委。
1996年起，田仲良就开始找建委要“说法”。10年后，2006年县里终于给他办了个低保：一个月150元，但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当时28年工龄的田仲良从银行贷了1.7万元补齐了10年间的养老保险“欠账”，现在还有1万元贷款没有偿清。
田仲良听说连续工龄满30年的，养老保险计发比例可以按本人标准工资85%计算。这样还属于“事业编”的他有望每月拿到近3000元退休金，“再加上几亩地，我和老伴的晚年也有保障了”，但2006年后，田仲良已无力继续缴纳养老保险了。
“儿子成家后，基本帮不上忙。现在就琢磨先把欠银行的钱还上。”他说，两个儿子都去城市工作，自顾不暇。他自己攒钱的方法就是从早7点到晚6点到山上种树，虽然天天都很疲劳，而且没有年轻人种得多，“但每天能种40多棵，发40块钱。”
其实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养老院里的黄昏
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
“有几个老太太有点糊涂，得让着她们，她们才能赢几把！” 80岁的张稳坐在屋头的阴凉地里，就着一张小桌子与三位老人一起打“跑得快”。
他是北京朝阳区嘉德老年公寓的一位普通老人，每天6点左右起床，然后逗逗小狗，再去菜地里数数自己种的白菜，早饭后或者午饭后跟一帮“志同道合”的老人们玩牌。
不过，老爷子念念不忘当初和儿子打的那场拆迁款官司。“人年纪越大，心就越小。等变老了，脾气性格都跟小孩子一样，得好好哄着。” 嘉德老年公寓法人王岩在经营了5年养老院后，觉得开养老院跟幼儿园没什么两样。
随着子女外出工作成为常态，以及住房等生活负担的增加、“421”家庭的增多，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已经成为一些家庭的选择。
在目前情况下，人们为老人挑选养老院的因素包括：可以为老人提供良好的住宿、饮食条件，有经过培训的专业陪护、服务人员，足够的医疗支持等等。
然而，赡养并不仅包括良好的硬件条件。对于这些步入人生最后阶段的老人来讲，他们的黄昏更为特殊和敏感。
“周五病”
“哎呦，疼啊！我这浑身都疼，腰疼、背疼、大腿也疼，我得上医院！”护工将韩淑琴一推进养老院的办公室，她就开始大声喊疼。
轮椅上的韩淑琴今年70多岁，脑血栓后遗症让她再也无法下地。虽然嘴里大声喊着疼，但老人厚厚的老花镜片下，不停转动的眼睛里不时还会透出一丝“狡黠”。
韩淑琴家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都是司机，女儿做护士，有两个孙子还在读书。因为子女们无暇照顾老人，将她送到了嘉德老年公寓。
“到周五了，是该疼了，一见到儿子就好了！”坐在办公室里的郭俊笑着悄悄对本刊记者说。其实，老人平时身体还不错，但每到周五这天，她就害怕子女们因为各种原因不来看她。所以，她总是以身上疼为理由让孩子们带她去医院检查。这样，她就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
“人老了心也越来越小，逐渐回归到跟孩子一样。如果想要孩子们陪着了，他们就会耍一点点小聪明。”郭俊是嘉德老年公寓的专职大夫，今年已经58岁，退休前曾在云南一家医院担任心外科副主任医师。作为嘉德老年公寓的专职医师，他的日常工作不仅包括老人们身体诊疗，还要对老人进行心理帮助和护理。
郭俊举例说，老人只是牙周炎出点血，快到周末时也会打电话跟孩子讲吐血了，“孩子听见后，立马赶来探望。”
“有时候，都住在养老院的老两口之间也会制造一些小摩擦，希望引起子女们的注意，”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洪霞说，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称为躯体化症状：就是像小孩子一样，老人也会通过身体的方式表达自己想要的内容，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如果平时和家人一起居住，老人们也会有类似情况。但养老院的生活使他们表现得更为明显。
它反映了一个突出问题：老人们即使接受养老院的生活，仍不会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他们还是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所以，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
一直以来，在可以得到更好的看护以外，人们都认为老人们在养老院可以和很多同龄人在一起，不会太寂寞。但养老院的陪护人员仍然要面对老人们新的心理问题。
退休后遗症
下午3点多，77岁的王淑兴没有和其他老人一起玩牌或者喂狗，而是一个人径直走到老年公寓大门前，双手紧紧攀住门锁，嘴里念叨着“下班了，下班了”。她要打开门出去找老伴、找孙子。
“她已经糊涂了，经常念叨上下班的事情。”王岩说，王淑兴患有老年痴呆，老伴过世后一个人住进养老院。她每天除了念叨着要下班，就念叨当年上班时的事情。
“其实退休对人的影响特别大。之前在位时权势在身，退休后突然安静下来，很多人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过来，”郭俊说，养老院里有个老人退休前是通州一家中学的校长，同样患有老年痴呆症，见面一开口就说开会。如果不答应，老人就会闹脾气。
为了满足老人的愿望，王岩还经常向他“汇报”养老院发展的事情，“老人就特别高兴，每次都会很认真地听，听完后总是说：这个问题我要考虑考虑。”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个人生活能力、工作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明显的失落感。特别在进入养老院初期，很多人都会觉得到这里就是对社会没有作用了。
遇到周末，许多子女到养老院探望老人或者将老人接回家时，子女没有出现的老人就会非常失落。王岩说，这时养老院往往安排聚餐或者组织文艺活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老人们一般都很敏感。王岩举例说，比如有的老人睡觉时打呼噜，即使很轻，同屋老人第二天肯定闹脾气。再比如，听见有人咳嗽，有些老人就怀疑会不会有传染病，“我们还得给他们解释这是什么类型的咳嗽，讲咳嗽的医学常识，告诉他们普通支气管炎比较容易治疗，也不会传染。”
还有位老人得知孙子要出国后非常不开心，甚至拒绝跟周围的人讲话。王岩安排老人通过视频聊天跟孙子说话，老人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现在他们家有哪些人、做什么工作、发生过什么事情，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
其实无论如何，老人们都无法脱离与家庭的关系，甚至体现在他们对子女的怨恨上。
8月14号是张稳80岁生日。身高有一米八的老爷子虽然年已八旬，但看起来非常健壮。他已经习惯在夏天里光着膀子，肩膀头搭着一条毛巾，说会儿话就抓起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
张稳在嘉德老年公寓已经度过了4年时光。他16岁就当了八路军。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学习修车，1990年以44年工龄从北京建工集团退休。
老人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离婚后，由他抚养儿子，再婚后又生了个女儿。他在朝阳区有两处平房，后来拆迁时有108万元补偿。本来他准备将这些钱平分给儿子和女儿，没想到儿子将他诉至法院，独自获得这笔补偿款。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一提这件事，老人就满脸愤怒，拐棍连续戳地，白色的胡须和眉毛随着呼吸不停地翕动。
张稳说，现在他只有女儿一个亲人了，女儿、女婿时常带着5岁的外孙女来看他，这些都让他觉得幸福。没事打打扑克，带领大伙高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只要不想起儿子”，这些有规律的作息和生活都让他觉得十分开心。
“中国人并不喜欢恨这个感受。”洪霞说，老年人对子女仍然有无法释怀的恨意并不多见，“人老了以后更多地愿意为儿女牺牲。但老人的心理需求最基本的就是亲情等等。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让他们原谅什么事情就特别困难。”
所以，在养老院为老人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以外，心理赡养仍然是子女们无法避免的问题。
越来越贵的养老院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北京养老院中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来自外地，而且趋势是外地老人越来越多。
根据北京市老龄委预测，2010年北京老年人口将达到250万人，占总人口的15.2%。而2009年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共有各种类型养老院339家、4万余张床位。
目前在北京，从每月1000多元到近万元的养老院都可以找到。“但是高端、高质量代表着高价格。”嘉德老年公寓一位老人的家属说，他去看过6000多元的养老院，住宿标准相当于4星级酒店，可以自订菜单、经常泡温泉、到郊区旅游。“一般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呢？所以我觉得，总说养老院向精品发展不对，前提是提高我们的收入或者老人的养老金。”
今年8月，北京最大的四季青养老院上调了价格：原来月360元的伙食费涨到500元、1200元的床位费涨到1500元。住在这里的老人每月至少要2000元。
2005年，王岩夫妻投资创办了嘉德老年公寓，现在已拥有220个床位。目前这里有170多位常住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除了衣食起居等区域外，养老院有菜地、养猪圈、养羊圈等田园生活环境。
在经营这个老年公寓之前，王岩同丈夫在高碑店经营一家二层酒楼，还打理着两三家服装店。一次偶然机会：王岩陪孩子去医院做心室手术时，她发现很多老年人都特别需要照顾，“正好高碑店附近有片空地，乡里也支持我们投资开发使用。”
王岩说，投资最初计划300万，后来追加到了800万。他们不仅将饭店、服装店全部转手，还将木樨地的一套3居室卖掉。
养老院一间房屋一般有两个床位，每个床位每月1600元。还有单人房，月租金2300元左右。
王岩说，2005年他们与嘉德老年公寓所在的高碑店乡半壁店村签订租地合同时，每亩租金3万，而附近经过商业改造的土地租金已经达到每亩15万左右。如果按照这个地价，养老院的费用还要上涨很多。
前几年，村里希望他们腾退土地，后来在养老院往东约300米外的地方重新选址。因为新养老院硬件设施更好，搬迁后费用也有所提高：单人间2550元，双人间每个床位1850元左右。事实上，由于最近几年劳动力价格上涨，护工等人工费用也在大大增加。各种因素作用之下，未来几年养老院费用提高已成必然。
无论是否重视父母们的心理问题，这笔费用都摆在子女们的面前。收起全文阅读原文 |
交够十五年的养老保险金，应该如何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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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缴了15年的养老保险费共15000元，请问个人帐户养老金该怎么算？
怎么让操劳的父母安渡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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