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戚本禹：打倒刘少奇幕后推手

[导读]傅崇兰神秘地告诉我：戚本禹让我们今天下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指名要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他们不给，我们就说他们包庇刘少奇，同他们大吵一气。然后就在今天晚上到他们门前贴大字报。

　　这期间，我们所的对立面几次与我们发生冲突。为此，我们要求戚来所里听听我们的汇报。戚在一天晚上来了，当我们汇报到所里有人为尹达评功摆好，攻击“文革”时，戚说，你们要沉得住气，有些人要闹就让他闹，到时候让康老或伯达同志出来讲一句话，他们就垮了。这时戚举起手，伸着小拇指说：“康老和伯达同志只要动动小拇指，他们就完了。”

　　大概是5月份，一天李斌成打电话给傅崇兰，说戚要我们历史所组织一些人查找有关资料，看看外国历史上有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事。傅要我负责找人查一下，我就找了懂外文的黄巨兴、张书生、何兆武、林甘泉等人，让他们分别查查欧美和苏联的材料。大约过了十多天，他们就将有关材料编好送到我那里。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巨兴编辑的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后进行所谓“文化革命”的材料和林甘泉编辑的有关苏联十月革命后所谓“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将这些材料稍加整理就送给了戚。不久戚来电话，说材料搞得不错，还表扬我们用林甘泉参与这一工作。说：“人家林甘泉有一技之长，你们就该发挥他的作用么！”

　　1967年6 月份的一天，学部我们这一派组织了一次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不知道谁通过什么关系找来了刘少奇的前夫人王健，让她在会上发言揭露批判刘少奇。这次会开得声势很大，吸引了不少人，我们很得意。谁知没过几天，戚本禹就打来电话，怒斥傅崇兰：“你们怎么将王健请到台上揭露刘少奇？纯粹是帮倒忙！刘的问题主要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夫妻关系是私生活问题，你们搞这些问题就是干扰斗争大方向。”

　　1967年六七月份，由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指挥的造反行动越来越猛烈。大概是6月份的某天下午，傅崇兰高兴而又神秘地告诉我：“戚本禹让我们今天下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指名要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他们不给，我们就说他们窝藏刘少奇的黑材料，是包庇刘少奇，同他们大吵一气。然后就在今天晚上到他们门前贴大字报。搞成一个让北京都知道的事件，到时候请戚本禹出来讲话支持我们，他们就得乖乖地将材料交出来。我刚刚与张德信一起去了历史博物馆，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的背景，不肯拿出材料。我们就与他们吵了一架，被赶了出来。吃过晚饭，我们就去历史博物馆门前贴大字报。”晚饭后，我们十多个人带着纸、墨、笔和糨糊，蹬着一辆三轮车来到历史博物馆的北门前，遂即在地上刷上了大标语：“历博一小撮窝藏刘少奇黑材料，包庇刘少奇罪该万死！”“历博一小撮包庇刘少奇没有好下场！”又在几张纸上写了揭露历博拒不交出所谓刘少奇黑材料的情况。历博的北门紧靠长安街，人来人往，有不少人停下来看我们所贴的大字报的内容，也有人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当时很得意，就告诉他们说等着看热闹吧。第二天早晨，我们又赶到历博门口，看他们如何反应。只见他们在我们刷的大标语旁边也刷上了大标语：“历史所一小撮冲击历博罪该万死！”“历史所一小撮企图窃取刘少奇黑材料，包庇刘少奇罪该万死！”此后，我们天天等着戚本禹表态支持我们，但他却一直没有出来表态。过了几天，我问傅崇兰戚为什么不表态？傅说：“可能他遇到难处，不便表态。我们也不好问他。”此事不了了之。戚本禹在这桩事件上为什么虎头蛇尾，我至今也不明白。

　　1967年夏天大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从一些知识分子家中搜出了大量线装书，除了当场烧掉的以外，大部分都送到了造纸厂作为重新造纸的原料。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给戚本禹写了一个报告，希望抢救其中有价值的图书。戚要求我们以历史所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中央文革打一个报告，说明抢救这批图书的重要性，然后由陈伯达或康生做一个批示，我们就可以派人到造纸厂挑拣图书了。我们的报告上去后，陈伯达很快做了批示，要求历史所负责抢救送到造纸厂的图书，并批准将东总部胡同的一处闲置房屋交给历史所，作为存放图书的用房。此后，我们带着陈的批示到东郊造纸厂，该厂看了陈的批示，同意我们派人到那里任意挑拣图书。我们于是派张政烺先生等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坐镇北京几个造纸厂，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图书。

　　大约在1967年的5月份，戚本禹又指示我们组织一个小组，就全国将来的工资改革搞一个方案。接着中央文革就派原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过的刘士才和两位福州部队的同志来历史所与我们一起工作。所里指定我负责这个小组的工作，并调来近代史所的耿云志参加这一工作。小组成立后，我们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到当时的劳动部和国务院人事局调阅有关工资问题的资料，受到热情的接待。几乎所有的档案资料都对我们开放，我们挑了部分资料带回作为参考。按照戚的指示，我们小组最后要交出两份材料：一份是对我国现行工资制度的估计和工资改革的必要性与指导原则，一份是工资改革方案，主要是设计工资级别和与之对应的工资金额。在讨论对我国现行工资制度估计时，我们内部就发生了分歧。我，还有刘士才等人抓住毛主席的话“中国现行工资制度，一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一是老祖宗留下的”，主张全盘否定。耿云志则认为现行工资制度基本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但有缺点。争论的结果是同意我与刘士才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拿出了两份材料。记得工资改革方案设计了10个级别，从1级的200元到10级的30元。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没动，仍是56元，这是根据戚的意见设计的。这两份材料搞好后，我们就上呈中央文革了。不久，我看到了这两份文件的铅印件。无疑我们设计的工资改革方案是“极左”思想指导的产物，但在“文革”中，它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付诸实行。

　　1967年六七月份，由于中央文革许多行动不得人心，不少地方出现了批判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大字报，涉及王力和关锋的尤多。7月18日晚上，在中央宣传部小礼堂，中央文革召开了有部分北京市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议。我记得到会的有北京造反舞台上的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历史所的傅崇兰和我，以及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都参加了。总共一百多人。会议由戚主持，先是几位造反派的代表发言。现在我只记得蒯大富发言时说现在社会上保守派很活跃，造反派处于受压的状态。造反派的代表发言后，张春桥讲话，他大讲“文革”的大好形势，说蒯大富你一年前是反革命，被关押监禁，现在你能自由地来这里开会，这个变化多大呀。张讲话后，戚开始讲。他一方面讲“文革”的大好形势，一方面讲被打倒的走资派、反动权威不甘心失败，伺机反扑。说彭德怀天天打太极拳，就是要练好身体，与无产阶级斗争到底。最后，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1978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戚本禹时，还派人找傅崇兰取证这次会议的材料。

　　1967年8月份，一些过激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江青、陈伯达、康生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的“变色龙”和“小爬虫”，宣扬他们一贯与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是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我们名为“大批判指挥部”的一派是从“联队”一派分化出来的，而戚本禹又仍在露面，所以我们这一派暂时占了上风。不过，学部已经有人怀疑戚本禹，连带及我们一派。当时学部形势比较混乱，我们一派也不能统一起来。看到戚没有垮台，我们很高兴，就给他写了一个报告，要求他设法接见我们一次，为我们一派撑腰打气，以壮大我们一派的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