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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政治时代:我们身边的政治文化演变
2011年09月29日16:13    来源：《学习时报》
从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微政治的出现，一方面是政治过程中民众现实生活需求日益受到关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政府将难以应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民众私人领域的问题有关。在后一种意义上，微政治还体现了一种政治技巧。微政治不是微观政治。微观政治与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的角度或层面有关，而微政治则涉及政治的内涵，并需要不断对传统的政治概念进行新的界定。
责任政府和回应性政府无疑是现代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的必然要求。微政治的出现与现代社会普遍的情绪氛围有着重要的关联，而不同国家政府的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情绪氛围，并可能使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更加脆弱。在现代社会，由焦虑这一现代社会病症笼罩下的民众不安情绪，不仅表现为比较普遍的敏感、多疑、脆弱等公众心理特质，还受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使社会文化逐渐演化为与之相伴生的治疗（型）文化（therapeuticculture），进而催生了需要对民众给予照顾和抚慰并使其自我感觉良好的治疗（型）国 家（therapeuticsta-te）。因此，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并不断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也不断界定着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在治疗文化中，情绪已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微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情绪政治（politicsofemotion）的特征。
治疗文化的氛围已然弥漫全球。在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似乎在日益成为“保姆国家”，与养老金、同性恋、堕胎、校园午餐、健康生活方式等问题相关的话题正取代曾经主导国家政治的重大议题而主导了国家重要的政治日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历经济社会迅速变迁过程的国家也困扰于民众普遍的不良情绪状态，并已在诸多方面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政府在其工作议程特别是政治沟通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弥补情绪赤字的努力，不断丰富和拓宽言论与沟通渠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了由社会情绪主导政府日程的日益明显的趋势。
社会普遍的情绪化还在不断改变着公民对自身责任与义务的认识，并使人们对合法权威的认知和情感发生变化。在高度情绪化的社会中，共识与冲突的平衡似乎在不断向冲突的一边倾斜，民众的任性与矫情使质疑政府成为普遍的政治思考习惯和思维倾向，藐视权威、否定权威成为社会流行的政治态度，国家政治日益呈现出“否定性政治”的特征；同时，民众则游移于自我责任与感情用事之间，一方面自认是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又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对政府高度依赖甚至有不合理的期待。这是人类社会进入微政治时代的重要社会背景和根源，也是现代人焦虑不安的重要原因和结果。
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一种策略性转化，但应对和解决微政治时代的问题，特别是实现对社会情绪的有效管理，则不能局限于微政治的“微”层面，也不能寄希望于单一而具体的某项政策。制度层面的努力可以为社会情绪的塑造和表达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和规则，也有助于确立管理和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的有效方式。其中，稳定、顺畅的政治沟通渠道不仅可以连通民众情绪与政府过程，还有助于满足民众作为社会人或政治人表达和释放激情的渴望，有助于公民情绪的自我控制，培育包容性的公共文化。
在价值层面，明确的、富有吸引力的社会共有价值的确立对于有效的情绪管理在微政治时代尤为重要。对个人而言，在一个存在价值共识的社会，社会共有的价值信仰有助于人们对“什么是重要的”作出较为一致的判断，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倾向于作出类似的反应和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共有的社会价值的感召下，人们更容易理解个人生活可能遭遇的困顿和逆境，并在具有反思性的情绪公共空间对个人际遇进行理性思考。对政府而言，价值层面的思考可以避免使政府在弥补政治沟通中情绪赤字的无尽努力之中迷失方向，丧失引导国家实现社会与政治发展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微政治时代，对于权威的复杂心态和不切实际的认知常常使人们迷失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在真实与虚妄之间困惑、挣扎。权威不一定必然带来秩序，但离开有效的公共权威，人类正常生活的秩序一定无从产生。在微政治时代，无论是正式的公共权威，还是非正式的公共权威（特别是媒体），作为重要的情绪工作者，对于情绪管理特别是良性情绪的培育和不良情绪的消解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微政治时代，政治似乎已经从距离人们遥远的天边降落人间，使每个平凡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政治人”，从而要求每个人学习自我情绪管理，并有勇气摈弃和克服将权威与不平等或压迫联系起来的成见，重新确立对合法权威（包括法律与制度权威）的尊重，努力成为一个感性而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
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开放与多元的社会，政府对民生以及与民生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关切，不需要对民众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的廉价同情和情绪化回应，也不是对民众消极情绪的放任和迁就，而需要正视问题并谨慎处治。其中，政府除了作出扎实有效的努力之外，还应避免使社会情绪主导公共政治生活日程，坚持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责任，顺应民意，引导舆论，努力塑造民众积极情绪并促进这一情绪资源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精神资源和社会资源。
纵使微政治已经出现，治疗（型）文化、治疗（型）国家等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以概括和描述今天的社会文化特性和国家角色定位，社会情绪空间和私人生活领域始终只是社会问题产生或得到解决的一个领域或关键领域，而不是社会问题产生、发展和解决的最重要的场域和唯一场域。因此，温情的微政治终究不能完全取代有关制度、价值等传统的政治思考，也不能因微政治时代对民众具体生活需求的关注而模糊了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诸多方面问题特别是长期发展目标的关注与思考。
虽然微政治时代已经出现，但是温情的微政治终究不能完全取代有关制度、价值等传统的政治思考，也不能因微政治时代对民众具体生活需求的关注而模糊了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诸多方面问题特别是长期发展目标的关注与思考。
（责任编辑：朱娜）
彭晓芸：微博时代党媒变化 政治话语走双轨
《环球时报》在中国大陆的新闻圈内，时常是一个被拿来调侃的党媒标签，诸如“做人不要太环球了”。《环球时报》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主办与出版的国际新闻类小报，隶属党报，但又不算机关报，走的是诉诸民族主义的半官方半市场化媒体道路，其发行量据称非常可观，达上百万份。
总编微博“历险”转变话语
不过，自从其总编胡锡进上了微博之后，《环球时报》的社论指向有了微妙的调整。他们开始抨击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判断“中国社会面临全面公信力缺失”，开始预警“舆论监督渐入中国吏治核心”，指出“以往省部级落马官员都是中纪委直接立案处理的，今后完全有可能出现不同的个案：推倒某个高级官员的原动力来自互联网”，也就是说，他们过去对中国社会基本面信心爆棚的姿态有所调整，不得不开始承认民意的力量。
这种变化与该报自称社论主笔的总编胡锡进上微博的经历，恐怕不无关系。从遭遇极大挫败感、被骂得狗血淋头到逐渐转变话语方式迎合民意，胡锡进的微博体验甚至惊动了南方媒体，南方报业旗下的《南方人物周刊》以胡锡进为封面人物，专文记叙其微博“历险记”。所谓“历险”，指的是这一类官方色彩极其浓重的人物，一旦上诸如微博这样的公共话语平台，容易产生广场不适应症，诸如作家余秋雨就被网民骂跑、宣传部门官员伍皓也常被网民戏谑。在今年2月开博之初，胡锡进自称：“打开我的新微博世界，居然半天时间就有了5000多关注者，这真让我吃惊。看到很多留言，许多是批评我的。”短短4个多月，胡锡进的粉丝数量超百万，虽然他自诩对批评之声早有心理准备，但网民的抨击甚至攻击谩骂漫如洪水，想必对胡锡进来说，的确是一个“新世界”。
可以说，在强大的民意汹涌之下，这些原本躲在体制内貌似“高枕无忧”的官方人士，在敞开的话语广场上，已经难以再固执己见，将原来体制化、官僚化的既定思维贯彻到底了。胡锡进的变化当然是显著的，但一个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的转向则恐怕是缓慢且起伏的，环球时报的社论仍然时不时冒出惊人之论，时不时成为网民调侃对象，但除了民族主义立场，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却越来越与南方自由派媒体人有趋同之势。甚至于，连被官方打压已经转战香港的网路维权人士北风都在新浪微博转发胡锡进的评论，人们戏称，终于达成“胡温共识”了（北风本名姓温）。
人民日报出现两种声音
其实，微妙的动向不仅仅从这位微博总编身上可见，就是一向被誉为代表官方权威声音的《人民日报》也在传递着“双轨制”的声音。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纪闻”的评论文章，标题为《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指出“党纪不允许党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看上去声色俱厉，不容有异议，次日，同样是《人民日报》，却发表署名为“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文章，指出“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近日，人民网甚至发出评论文章《不要把“意见领袖”逼成“异见领袖”》，文章说“给不同网民群体，包括‘意见领袖’言说与辩论的空间，就是给社会压力多一条出口，给解决问题多一种可能。”
可以想见，在一个话语权日益扁平化的时代，想要垄断话语空间和控制政治生态的发展，已经不再如同机关大院时代那么具备强制力了，中国大陆的社会力在崛起，而聪明的体制内成员，则提前嗅到了这种变化的气息。（原载《旺报》2011/07/17，作者为龙应台基金会驻台学人、曾任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
微博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渠道
近十年间，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两会报道中的体现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两会”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缩影，务实、高效、亲民、开放的“两会”散发出浓浓的民主政治气息，凸显出政治文明的进步，践行着“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理念。中国媒体的政治报道和中国政治民主化是相辅相成的，从2000年至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对“两会”报道形式的创新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媒体，包括以文字作为传播符号的印刷媒体，有以声音画面为转播符号的音像媒体。作为传播赖以生存的中介，媒体是大众获得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媒体宣传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观众的取向，具有制造舆论、引导公众的特点。在“两会”报道中，社会主流媒体对传播效果及舆论导向的作用将会被放大很多倍。
1、报纸报道
作为传统媒体，报纸对“两会”的报道引起人民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党报拥有强大的报道阵容，注重深度剖析。报纸对“两会”的报道一般是多个版面共同呼应，注重版面的文字和图片编排，内容充满了人性关怀，更体现出人民的两会。2000年以来，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报刊在各个版面的布置上对“两会”做了很全面的介绍，传播最新政策，重点解读“两会”，多采用头版大标题，大幅图片等报道形式来吸引读者关注。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网民力量的强大，2009年，报纸对“两会”报道形式的创新就是“两会”特刊都开设“e两会专版”，把网上“两会”搬上了报纸版面，实现了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传播优势的结合，增强了网民政见的影响力。
2、电视报道
自1958年北京电视台诞生之后，电视陆续走入千家万户，电视在中国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尤其是央视的节目在全国的影响力很大。
对于“两会”的报道，电视在早些时候就实现了实况直播，在每天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中，除了传统形式对于“两会”概况和最新政策的播报外，又增添了一些观众喜闻乐见的栏目。如2000年开播的“小丫跑两会”，已成为“两会”报道中的品牌节目。2004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马斌读两会”、“老姚说两会”、“总编说两会”，把报纸和电视有机的融合在一起。2006年“两会”报道首次出现了由记者名字命名的报道专栏《柴静两会观察》，《小崔会客》、《小撒探会》，以一个记者的视角来报道“两会”。2006年《东方时空》推出《岩松信箱》，利用白岩松的名人效应，吸引观众踊跃投信，加强对两会的关注。
“两会”时期，央视各个频道几乎全天候的报道，包括代表讨论、建议、表决的全过程都直播给观众，并且在黄金时段集精粹播报。作为主流媒体的中央电视台，在宣传方面更注重舆论的积极导向作用，央视节目都是在政治宣传和观众视听习惯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进而培养人民的爱国情操和参政议政的热情。
3、网络报道
网络媒体是“借助国际互联网这个信息传播平台，以电脑、电视机以及移动电话等为终端，以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来传播新闻信息的一种数字化、多媒体的传播媒介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具体包括：信息传播时效性更强，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实时互动，覆盖广、开放性强，表现形式多样性，可根据受众需求细化传播内容。
2010年，中国网民数量突破4亿，位居世界第一。网民作为新生力量，政治觉悟强，参政议政的热情高，中国要想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如何引导和管理网民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从21世纪新纪元开始，我国的主流媒体也开始建立网站，多采用发起新话题，引导网民互动的形式，来宣传报道“两会”。其中人民日报网络版、新华网、东方网等成为领头人。2000年人民日报网络版“两会”专题中推出“网民评说”和网上调查，开创了公众在线点评“两会”的先河。2004年新华网设立“两会”数据中心、“两会”特别提示、“两会”系列调查等多种报道形式。2007年，东方网对上海及全国“两会”中人大代表分组审议等内部议程，进行图文网络直播。在网上直播两会的相关议程，是引导更多的年轻网民关心国事、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两会”时期，主流媒体利用网络这个平台组织相关报道，是充分考虑了受众的年轻化这个特点，标志着政治民主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4、博客报道
博客是一种新型的互联网应用方式，以个人形式创建的，进行知识交流、信息发布和内容共享的传播平台 。2002年7月，方兴东创建了“博客中国”，博客开始进入中国。由于博客具有自主性、互动性等优势，再加上网站利用名人效应，所以在短短几年间，博客迅速普及开来。
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程贻举在搜狐网上率先开出首个实名“两会”博客，开创了代表委员实名网上建站，集纳民意民智的先河。一个月后，人民网、央视国际、新浪网、浙江在线等均开设了“两会”博客专区。人民网的“两会”博客设有“代表委员博客”、“记者博客”和“博客写两会”3个专栏，把记者和主持人的更多亲身感受告诉给网友，网友可以留言交流，它拉近了记者与受众的距离。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两会之后，大多数代表的博客要不关闭，要不就不再更新，代表们在博客中提到的对时事的解决方案也没有落实。博客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沦为政治作秀，渐渐失去群众的支持。
5、手机报道
手机媒体是借助手机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随着通信技术（例如3G）、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手机就是具有通信功能的迷你型电脑，而且手机媒体是网络媒体的延伸 。到2010年，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将达到近7.4亿，而习惯用手机阅读的用户将占到一成多。手机普及率很高，传受一体，及时便捷，互动性强，受众定位细化，可以实现“一对一”传播。手机现在还可以联网，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新闻和图片。
从手机用户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国家开始关注“两会”期间，手机媒体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流媒体与手机媒体相结合，由主流媒体设置议题，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而手机用户可以直接获取最新信息，提供更多的反馈意见，进而使主流媒体适时调整宣传策略。
2005年新华网首次推出了“两会”手机无线报道频道，开辟了手机“百姓建言”栏目，这是手机媒体第一次参与“两会”报道。2007年人民网还首次以“手机报”的形式报道两会，定制用户超过16万，订购率达到85.91%。2008年，中央电视台的手机报道专题以特色栏目《手机记者跑两会》为亮点，播报两会最新资讯；新华网和中国移动推出“两会”飞信在线访谈和“亿万手机读者向总理提问，为总理分忧”活动。这次活动获得很好的反响，手机用户纷纷回复，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言立言，手机媒体对“两会”的报道彰显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提高。
2010年“两会”报道：微博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渠道
今年两会，微博成了“新明星”，许多事件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传播。“微博问政”日渐成为网民热议的新话题。两会期间，全国已经有近30家媒体在微博中注册，将近6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会记者开通了微博，并且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关注。微博作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渠道，究竟“新”在何处？
1、即时更新，迅捷、真实
手机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拍摄与两会相关的新闻图片，第一时间传到微博上，增强了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纵观2010两会，“最牛美女记者”架走部长的图片红遍网络，刘翔被记者围追堵截时很窘的图片也在网上流行，参加“两会”的代表、政协委员将人民大会堂内的布局，门口守卫的士兵等图片都发在微博上，向人民介绍了一些基本的会议信息。3月14日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通过微博上传图片，取名为：闭幕式留在大会堂最后的记者，记录了两会记者真实的工作场景。
3月7日10：06北晚廖燕上传外长发布会的图片，并配以文字说明：“外长发布会，第一个问题，举手的不多啊~~~”，在传统的报道中，公众获知这种信息的可能性很小。
央视记者李小萌在3月6日16：57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一张她个人开会的照片，并配以文字说明：“我在江西代表团听会。有位网友给我留言说，好代表就是“沉下去、听进来、说出去”，这也是这两天我在采访中的心得。”浅显易懂的新闻图片，让受众真正感受到记者就是在现场发布的第一手新闻，提高了可信度，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性。
2、互动反馈，一“博”即发
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全国政协会议、全国人大召开之前，在微博中征求提案建议，网民积极回帖。并且在“两会”召开时期，他们还将提案发在微博上，征求人民意见,自觉接受人们监督。全国政协委员何水法和谢卫都在今年2月末“两会”召开前夕，在微博上征求提案。短短的几十个字却收到了一千多条网民建议，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住房、医疗、教育、村干部选举制度，甚至失踪人口问题，议题广度远远超过委员各自专长和关注领域。最终何水法5个提案中，有3个是来自微博。
人大代表李银河在3月3日09：20在微博上发表一个提案：“建议取消聚众淫乱罪”，立即引来了149条评论，褒贬不一。3月12日14：21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在微博上发表两会提案：关注“国民死亡因素 心理自杀已位居第五”，人大代表的微博中出现了很多提案，网民针对这些提案纷纷展开讨论。
在“两会”的微博传播新渠道中，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实际上担当着意见领袖的作用，他们通过设置议题的方式，引导舆论。“意见领袖”，即舆论领袖，指的是群体中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的人，他们或是比同伴更多的接触媒介或消息源，并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的人，或者同时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的意见往往左右周围的人 。
3、多维视角，全面解读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记者在微博上评价“两会”中的政府领导人以及总结两会中通过的提案，引发网民对两会政策的讨论。以下面两个微博报道为例。
3月5日 15:59两会记者李小萌在新浪微博中写道：“今天总理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显示了总理的胸怀和气度！开怀纳谏，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气质。”李小萌对总理“两会”发言的摘录和评价，引来了171个跟帖。
3月5日 12:37朱永新发表微博：上午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平实，又非常有自信。关于教育的五个方面，从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继续加强职业教育，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招生制度改革，再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抓住了教育的几个关键问题。“强国必先强教”给我们很大的期待。
针对3月5日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记者和人大代表在高度评价之后，从总理个人魅力和教育两个角度思考，向我们呈现了“两会”报道的两个视角，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微博中写到政府工作报告，多视角解读“两会”，这就是微博的这种新渠道的一大特色：允许不同的声音传播，并且迅速及时的回复。
4、真实再现，全“心”体验
微博是沟通人民与代表、委员的桥梁，从两会报道中，人民没有任何反馈渠道，发展到通过网络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不及时，再到现在通过微博这种新媒体，人民和代表可以直接沟通交流，这是政治民主化在中国的一个缩影，代表、委员不再神秘。通过微博，人民了解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真实生活的点点滴滴，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拉近了心理距离。他们也是普通人，是人民的代表，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微博这种新媒体让人民更坚信这一点，从而更信任他们，这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3月12日06:18，张晓梅通过短信发表微博：“北京早上6.30前很好打车，过了就有点悬。路也开始拥堵起来。大城市车越来越多，人就这样，拚命的造车卖车，造福还是造难?”这段文字再现了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的私生活，她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上班也要打车，也会遇到堵车，也会有抱怨，这么真实的人就是我们中的一员。
5、多媒体、超链接
由于140个字符的限制，微博主要通过简明扼要的文字对“两会”进行概况报道，起到提示的作用，就像是新闻写作中导语的作用。微博可以链接到博客或视频，有的微博上直接写明博客或视频的网址，如果感兴趣可以进行深度阅读。这就是自我宣传、自我包装的一种方式。
从3月4日至3月15日，人大代表朱永新在教育在线网站《朱永新教育随笔》中写作了十二篇《春天的约会》“两会”系列报道，并通过微博发布提示，吸引读者阅读，如3月4日 23:33，他通过短信发表微博：“今天准备开始写两会日记。第一篇春天的约会__两会的围脖很温暖。”3月15日 10:23，他在新浪微博中写道：“心中的两会永远不会结束——春天的约会2010之十二 http://sinaurl.cn/hjyUn”。如果拥有庞大的粉丝团，那么微博就是天然的广告平台。
6、琐事花絮，娓娓道来
记者利用微博寻找新闻线索，随时记录下采访心得。同时，记者也在微博上爆料一些“两会”花絮，为严肃的会议报道带来一股新风气。
央视记者敬一丹的微博受关注度很高，“两会”时期，《焦点访谈——一丹代表观察》要做一期关于“蚁族”生活现状的节目，但是剧组没有采访蚁族聚居点的线索。于是，她在新浪微博中向网民征求，网友提供了六里庄、肖家河、西局、六郎庄、五里店等聚居点，这些宝贵的线索保证了这期节目的按时播出。
3月14日 13：45 闾丘露薇发表微博：“想在大会堂围堵全国政协主席，在他去官网访谈的途中，当然，没有得逞，全部被清走了。”虽然很简短的文字，但却真实的记录了记者采访政协主席的场景和结果。
今年，“最牛美女记者”架走部长红遍网络，人民大会堂前，刘翔在天安门广场与记者练百米赛跑，记者微博中退出“最配合部长”李毅中，两会“最耐心董事长”候选人孔丹都是微博这个新媒体捕捉到的“两会”精彩瞬间，很诙谐、温馨， “微博问政”使今年的“两会”更精彩。
结语
网上有许多学者担心，“两会”结束后，代表委员的微博会不会重蹈博客的覆辙，能否延续两会期间的热情和参与度，“微博”能否真正问政?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微博并不会随着闭会而冷落，这个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渠道仍将继续着。具体理由如下：
1、微博简单快捷的特性，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大优势。作为一个新的传播渠道，它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随着需求出现的。现在，人民渴望发出自己声音的这种需求更加强烈，他们仍然需要微博，所以，微博短期内不会衰落、消亡。
2、中国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正在加快，在今年的“两会”中，微博作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渠道得到官方的认可，新华网推出了“新华视点两会微博”，30多家官方媒体都在新浪上注册了微博。
3、微博简明扼要的写作风格为“两会”报道带来了一种新的文风，受到人民的喜爱。它在新闻报道标准和人民喜闻乐见之间达到了一个平衡，因此，它的生命力是旺盛的。
“微时代”兴起下的思想政治工作
[作者：王晖 庚锌] 　　时代能够影响人的意识的所有客观环境。当下，人们写着“客”，制造“微语录”，尝试“微阅读”，发起“微公益”等等，构成了一种客观环境，即“微环境”，“微时代”已经到来，并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微”并非“不足道”，“微时代”对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的影响已经在航天企业的方方面面有所体现，掌握这个时代的规律特点，探索出员工思想意识的变化趋势，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之道。
“微时代”及其特征
传媒大师麦克卢汉曾说过，媒介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与运用，宣告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微时代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场景，首先赋予主体一定的活动模式和规范，当主体遵循这些活动模式进行交往之时，呈现出与传统社会场景中的主体相区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用微传播、微公益等孕育着“微主体”及其“微生活方式”，从思想、行为方式等表现出强大的社会群体力量。
在“微时代”，社会群体的生活体验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呈现出个体对价值观、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的解读。而对于微时代下人们思想行为特点的充分审视，既是回应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出发点，又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必由之路。
特征一：“微时代”的开放性。
以新浪微博为例，用户通过手机与互联网传递的140字符以内的信息，既利于发送又便于，传播速度远远高于以往的网络文字形式，从而将更多的社会群体纳入其中。
微时代中的社会群体的开放性体现在个体之间的跨越，这种跨越既是指物理地域，又蕴涵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微时代中的社会群体在不同年龄、教育背景、职业和阶层之间形成共享的信息系统。如果说大众传媒运用图像和声音打破了传统媒介所塑造出的信息隔离，而微时代的技术平台则将这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开放性日益凸显，它通过个体的“微小”参与其中的社会群体的“大”。
特征二：“微时代”的集成性。
“犀利哥”现象首先源自蜂鸟网上传的一组照片，并成为社会群体的关注焦点和热议；微公益以每个个体的公益行为为基础，又将他们整合为社会群体的整体行动。
在微时代中，社会群体借助于实时技术平台进行信息传播，而这些信息内容和行为方式蕴涵着特定的价值观念、态度、行为取向等，它对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社会群体进行整合，形成群体的共同践行或共同抵制行为。这种集成性体现出微时代中“微小”与“宏大”之间的互换，既将“小事件”放大又将“大事件”分化，既去中心化又中心化，从而产生不同社会舆论和行为方式。
特征三：微时代社会群体话语方式的多元与微化。
一位微博博主说“每天微博上我会做一件事，就是把自己认同的帖子转发一下，如果有些真相需要多一点关注，我愿意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微空间中，不同个体进行信息交流之时首先需要借助一定的话语，同时在相互交流中生成新的话语，并进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微时代的流行语是“织围脖”，在微博中生动反映着社会群体思想和情感的多元和“微化”，又使更多的个体进入微空间。由于话语形成专门的话题设置和传播，引发微空间中社会群体的共同关注，有学者描述为微博力、草根阶层的话语洪流。这种话语洪流背后是价值观和思想交融，对参与其中的社会群体产生出强大的价值认同效应，不同个体的价值观整合成群体的价值观，并通过营造具体的价值情景对参与其中的个体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实现了引导。
空间技术研究院“微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很多年轻人的习惯是在工作间隙或休息的时候先打开论坛，有什么最新消息，看看新闻板块有什么社会新闻，观点板块有怎样的论调和争鸣，再看看“员工风采”有怎样的声音。对于他们来说，院网、所厂网站的主页就好像是“新闻联播”，是用来看通知、了解政策的地方，而论坛则是一个交互式的开放平台，他们在这里寻找共鸣、发表观点，诉说困扰，也参与争论。在这里，他们获得了更为真实、亲切的情感和思想体验。当我们为“微时代”的来临而惊叹的时候，其实“微时代”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一、五院“微文化”现象及其解读。
现象一：关于“六九工作制”的论坛争鸣——“微言”引发蝴蝶效应。2009年我们经历了质量事件后，五院开展了一系列质量活动，强化质量意识和管理。而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实行“六九工作制”。此举措一出台，便在员工中引起巨大反响。最直接的反映就是论坛上展开了关于“六九工作制”的大规模讨论，而看看发帖的内容，从最初的抱怨声一片，到中后期已经转变为更多的思考、内省和理解。正因为论坛的这种交互开放的争鸣，使许多人对院出台的政策从不理解转为理解，从不支持转为支持，更多的年轻人变得成熟起来，以更加冷静、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质量、成长、辩证地思考个人与大局的关系。而论坛的争鸣更使从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积极开展各类交流、座谈、谈心活动，五院积极策划了“舆情分析”专刊……最终确保了员工队伍的稳定，“六九工作制”得以顺利实施，确保了后续科研生产任务的圆满完成。
解读：“微言”不可小视——翻看关于“六九工作制”的帖子，许多帖子都只有短短的一两句话，甚至只有一个标题。即便如此，也可以引发少则一两页，多则数十页的回应。这些“微言”就如同蝴蝶翅膀的轻微扇动，但是如果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够及时、敏锐地捕捉这些言论，很有可能就会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当前，五院35岁以下青年占到员工总数的50%以上，而这50%的年轻人大多数都会接收或直接参与论坛的各种言论，如果这种“蝴蝶效应”是正向的，那么带来的精神驱动力将远远胜于我们做几个月思想工作的效果；反之，如果这效应是负向的，则其在员工思想、行为中导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一旦发生，则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时间进行引导和修复，成本高而收效微。
现象二：五院明星“黄六九”——“微文化”折射员工内心所需所想。2009年，五院诞生了一个明星，它既没有任何惊人之举，也从未发表过任何过人言论，但它却被全院广泛关注，甚至从不浏览论坛的人也知道它的名字，每天午饭后总有人排着队给它送去吃的，摸摸它、逗逗它，而它也总是坦然接受这一切，并怡然自得而又自我地生活着。它是一只长期生活在航天城休息区的流浪猫，它的名字就叫作“黄六九”。
解读：黄六九代言人文关怀——当关注黄六九的帖子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热门的话题里、论坛的帖子里，我们在哈哈一笑的同时不禁要问，为什么黄六九会引发如此之大的效应。事实上，黄六九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映射和承载着五院员工很多情感，许多人羡慕黄六九，因为它怡然自得，没有任何压力，既不必担心节点任务，也不必承受住房、医疗、就学等等负担，在这里，黄六九便成为人们渴望释放压力的诉求象征；黄六九成为人们渴望温情、关注和关爱的诉求象征。每个人都需要爱，也需要被爱。
“微时代”带来“微契机”
微时代为社会群体构建了一个交互式的开放场景，并以特定的交往方式和形态进入个体的精神领域。只要我们对这一场景稍加关注，便会从中发现一些契机。
在微时代，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将理性、效能等注入到社会群体之中，也使传统社会的血缘、地缘等纽带功能弱化，造就个体之间的隔离与孤独，如“宅”化生活和网络化生存。而微时代为个体提供了微化交往方式和内容。一方面，即时的信息传递为参与其中的个体提供丰富的交往内容，从而使个体更具有宽容性，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成理解和共识。另一方面，它拓展个体之间的交往广度和深度，在交往范围上，任何个体都有发言权并接受其它个体发表的言论
以五院论坛为窗口进行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论坛的言论中既有对社会现象的关照，从超女、快男，到富士康事件，以及对汶川、玉树地震、动车追尾的关注，也有对于自身从事事业的观察、思考，其中不乏针砭时政和前瞻性战略的探讨。大到对政策的讨论，小到具体管理、流程优化等等。尤其是情感的即时交流和表达打破了物理空间限制，已经成为员工个体之间进行心理疏导和释放的重要方式，将专门的心理疏导或心理咨询角色转化为人人都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心理保健医生，使员工群体之间产生了精神关照。
“微时代”引发“微危机”
“微时代”是“网络时代”深入人们思想单元的衍生物。社会群体在微时代中获得积极的精神关照之时，也面临因价值取向和选择困惑导致的精神危机，这是微时代传播去中心化和个体多元化的必然现象。网络空间中信息的丰富性和随意性使很多信息没有经过“把关人”过滤便直接进入，尤其是微空间加速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例如，引导个体追求崇高理想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微空间中的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与之形成尖锐对立，这不仅对主导价值观产生异向消解，而且导致个体在多元价值观和行为选择中的困惑和迷茫，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告别崇拜、躲避崇高和拒斥榜样等精神危机。
[论文网站][论文摘自：现代企业文化·理论版 2011年11期]（作者单位：北京卫星制造厂）
王丽萍：微政治 我们身边的政治文化演变
2011年09月27日 08:0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王丽萍
人类社会似乎已进入“微政治时代”。今天的政治已与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责任政府和回应性政府无疑是现代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的必然要求。微政治的出现与现代社会普遍情绪氛围有重要关联，不同国家政府的回应则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情绪。并催生出需要对民众给予照顾和抚慰，并使其自我感觉良好的治疗国家。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新问题，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微政治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情绪政治的特征。
在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似乎日益成为“保姆国家”，与养老金、同性恋、校园午餐、健康生活方式等问题相关的话题，正取代曾主导国家政治的重大议题而主导了国家重要的政治日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历经济社会迅速变迁过程的国家，也困扰于民众普遍的不良情绪状态，并已在诸多方面作出积极回应，如政府在其工作议程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弥补情绪赤字的努力，甚至某种程度上已出现由社会情绪主导政府日程的趋势。
在高度情绪化的社会中，共识与冲突的平衡似乎不断向冲突一边倾斜，民众的任性与矫情使质疑政府成为普遍的政治思考习惯，藐视权威、否定权威成为社会流行的政治态度，国家政治日益呈现出“否定性政治”的特征；同时，民众则游移于自我责任与感情用事之间，一方面自认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又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对政府高度依赖甚至有不合理的期待。
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策略性转化，但应对和解决问题，不能局限于微政治的“微”层面，也不能寄希望于单一而具体的某项政策。制度层面的努力可以为社会情绪的塑造和表达提供基本框架和规则。稳定、顺畅的政治沟通渠道不仅可连通民众情绪与政府过程，还有助于满足民众作为社会人或政治人表达和释放激情的渴望，有助于公民情绪的自我控制，培育包容性的公共文化。
在价值层面，明确的、富有吸引力的社会共有价值的确立尤为重要。对个人而言，在一个存在价值共识的社会，社会共有的价值信仰有助于人们对“什么是重要的”作出较一致的判断；而在共有的社会价值感召下，人们更容易理解个人生活可能遭遇的困顿，并能在具有反思性的公共空间进行理性思考。对政府而言，价值层面的思考可避免使政府在弥补政治沟通中情绪赤字的无尽努力中迷失方向，丧失引导国家实现社会与政治发展的能力。
在微政治时代，政治似乎已经从距离人们遥远的天边降落人间，使每个平凡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政治人”，从而要求每个人学习自我情绪管理，并有勇气摈弃和克服将权威与不平等或压迫联系起来的成见，重新确立对合法权威（包括法律与制度权威）的尊重，努力成为感性而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而中国社会已成为日益开放与多元的社会，政府对民生以及相关问题的关切，不是对民众个人遭遇的廉价同情和情绪化回应，也不是对民众消极情绪的放任和迁就，需要正视问题并谨慎处置。
（本文摘编自9月26日《学习时报》）
电视迈入“微政治时代”
文|本刊记者| 石 勇 |特约记者|王世军
2012年1月1日，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将正式实施。它将对中国的电视业产生深远影响。
用了几十年时间，中国电视，才刚刚走到真正成为一个复制、审视公共生活的公共媒介的拐点。而它到底向何处去，除了受制于其媒介特点、体制约束外，同样受制于中国政治社会的逻辑。
电视与现实的相互复制
如果没有以下两个大背景，显然一些电视节目虽然“过度娱乐和低俗”，但不会被认为没必要存在，或应该呆到它该呆的时间段。
一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这个会议把“文化”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执政的政治认同来源来说，这是对30年来过度依赖经济发展来取得认同的调整，至少是一个姿态，因为后者所制造、积累的诸多矛盾已构成对政治认同本身的严峻挑战，而且，也在慢慢地耗尽其能力。
“文化”的多维度和多内涵使它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产业，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关怀，也可以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凝聚力手段。它能够对很多东西构成辩护。而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和传统文化道德资源来代替一些经济发展在塑造政治认同上的功能，回应中国社会在结构和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正是重构政治认同的核心。
这也就意味着，很多被赋予“思想文化宣传”职能的机构必须服从于这一战略。尤其是对于影响力巨大，在宣传灌输上最容易成功的电视这种公共媒介来说，逻辑上要求它必须具有相应的内容，而且，其所有的内容，看起来不能冲淡“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旨。
另一个背景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道德上、文化价值观上越来越陷入危机。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不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其性质也不是当年所说的“窗子开了，难免有蚊子飞进来”。危机是系统性的。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当社会出现道德滑坡、文化紊乱的景象时，那一定与政治系统的问题直接相关。就当下来说，公权力在一些地方的滥用及其制造的社会不公，也的确是社会道德滑坡、文化价值系统紊乱的一个根源，毕竟，当权力的行使不能提供足够的道德基础时，无法引导或说服整个社会有道德；如果权力本身就汲汲于利益和享受，更不可能让大家变得高尚。
但情况当然远比这复杂。准确地说，一个社会在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上的塑造，是所有人的一种合谋，一种主动被动的“公共选择”。其中，政治、经济、娱乐等具有形塑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机制相互传导，相互影响。
不过，在权力的本能反应中，一个可以被放大的视角是：道德滑坡和文化价值观紊乱的“公共选择”，是通过模仿、传染来实现的。这其中，除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媒体，尤其是最大众化的电视媒体，对于形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至关重要。
电视中，一个拜金女“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和现实中的拜金现象当然是相互复制，但由于电视的传播优势，以及它在价值观引导上处于一个类似于催眠师一样的“权威”位置，它还是可以被权力解读为：正因为很多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和低俗”，助长或引导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而这一点的背后，恰恰是娱乐类节目挤占了本来应该用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地盘。
被打破的默契
娱乐当然是无法限制的。任何取消电视娱乐功能的企图一定会失败。电视虽然可以干很多事情，但往往就是用来娱乐和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无论是何种娱乐，也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国家的，市场的，还是别的。
看电视并不需要思考。正是这一点，使电视遭到了很多文化精英的批判。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电视并不是让人看见现实，而是看见幻象，并把幻象当成真实。而在一个人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幻象的时候，他把这个幻象所暗中携带的价值观念也一并接受过来了。电视改造了一个人对现实的感受和他的世界观。
无论电视对真实世界的何种景观进行了复制，它截取的永远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个片断，所有这些片断的编辑组合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存在于电视中的事实，或者说媒介事实。不幸的是，这些“事实”一旦刺激起了你的情绪、情感，你被催眠的大门就已经打开，它要你相信什么，模仿什么，你根本就无法抵抗。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但意识具有能动性，反过来能够改造“存在”。管理部门的同志们，对此当然都懂。
如果在中国，娱乐节目必须躲躲藏藏，那只能意味着，官方和媒体所形成的某种默契已经被打破。而背后，则是官民之间更大默契的打破。和当初暗中鼓励不同，官方显然已意在改变民众“非政治的、物欲的娱乐”局面。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过于政治化，强烈的“政治意识”一方面对稳定的集权式政治结构形成威胁，另一方面使很多人对经济发展无多大兴趣。改革开放后，这种对民众政治意识的塑造被坚决抛弃。
当“经济建设”成为“中心”时，必须要求民众的意识与之配套。其特点，就是民众少些“政治意识”，多些“经济意识”。而其逻辑延伸，就是专注于世俗物欲，对政治没有兴趣。一群政治淡漠的人，看起来当然不太可能对政治结构形成挑战。事实证明，这种状态对于“中国模式”的成功，功不可没。
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从人性的角度上，当然更愿意追逐利益，追求物欲的满足，原来表现出夸张的政治意识，其实也不过是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补偿而已。因此一旦这种压抑被解除，追逐利益和物欲满足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了正当性。
官方与民间，达成了可贵的共识。以经济发展来作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之一，也正是建立在这个默契的基础之上：只要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民众不对政治结构的改变提出什么可能不会被接受的要求。
但30年来，这个共识和默契，终于快走到了尽头。很简单，物欲的狂欢实在是欲壑难填，而且在社会结构的固化中，只会越来越造成更多人的失落感，而解决失落感的方式，一定是政治的。要控制其产生的风险，就必须遏制它的继续恶化。
而暗中鼓励民众专注于利益和物欲狂欢，采用的是“隔离法”，但这个世界却是一个由政治来决定利益分配的世界。对于政治认同来说，“隔离法”实在没有多大作用，远不如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吸引民众，更能让他们产生政治认同。
微政治时代
社会变了，电视也得变。虽然这种变化因为一纸红头文件而来，带着鲜明的强制色彩，但对中国电视业来说，不一定完全都是坏事。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对于中国数以千计的电视台，尤其是地方频道来说，真正日子过得好的也仅有湖南卫视等少数几家，更多的地方频道多是在山寨与模仿中艰难度日，即使没有“限娱令”，这种已然异化的娱乐化之路也早就举步维艰。
异化的源头正是崔永元多年前就喊出的“万恶的收视率”，但很多年来，社会和官方对于“万恶收视率”的声讨，一直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也让中国电视一次次失去改革的机会。
公共性与商业化，是电视与生俱来的特性。单独推崇公共性，抑或单独强调商业化，都不足以厘清改革的路径。中国电视的评价标准，从“长官意志”到“市场收视”，是一次进步，但对于“收视率”的简单化理解和操作，却导致这种进步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某种退步。
一个庞大的电视市场，多达数十家卫星电视、上千个地面频道，目前大部分只能依靠一家商业机构“央视-索福瑞”提供收视数据，无论从统计样本的布局，到统计样本的代表性，再到统计的手段，关于收视率的“真实性”一直备受业内质疑，而不断爆出的“数字造假、数字行贿”的传闻，更让市场扑朔迷离。
由于没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节目售卖广告，这种被垄断了的收视率指标也就成了唯一导向。当这种导向下的中国电视越来越面目可憎时，权力之手终于出面了，试图扭转电视品味的乱象。
无论是主动而为，还是作为一种附属品，“限娱令”的执行，都将为中国电视节目的改革打开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不改变单一的运营模式，因为“限娱令”而让出的晚间黄金时段，只会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节目填充，如果不建立独立第三方、非盈利的节目评估体系，这种节目填充就会再次泛滥，形成另一次的山寨狂欢和同质化。
事实上，刚刚过去的四川电视节已经昭示着这种局面的开端。在这个一年一度以电视节目买卖为主的行业交流会上，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主流卫视，加大了“抢剧”的力度，17部电视大戏，被抢购一空。过去各大卫视“4+1”模式联合购剧，对抗央视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砸重金购买“独播剧”成为孤注一掷的选择。与此同时，电视剧新媒体版权的交易价格却在不断刷新，早已突破了每集100万元的单价。“限娱令”的效力可见一斑。
虽然，作为中国特色的行政命令，“限娱令”势必会得到严格执行，其影响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真正让中国的电视台承担其原本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最有效的现实路径仍旧在于市场。 事实上，在这一轮大规模管制之前，电视业尤其是各个省级电视台已经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些以俊男美女为载体的歌舞选秀类纯娱乐节目慢慢让位于诸如讨论婚姻、家庭伦理、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矛盾、邻里之间的小区公共空间之争等等现实感极强的节目。
如果有心思在黄金时段打开中国各个省级电视台，你会发现，电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悄然变得像个有模有样的公共空间，他们大多把舞台开放给那些普通市民，这类节目广受欢迎，收视率表现同样不错，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去政治化”的30多年后，这也是在公共空间里，重建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王丽萍教授曾经阐释过一个“微政治”的概念：今天的政治已与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自从福山1989年那篇《历史的终结》以来，宏大的政治哲学理念映射到人类社会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时，“微政治”的特征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鲜明，但中国的情形有些不一样，在微博、报刊等这类媒体上，对理念、信仰、制度的关切依然是主流，但在电视荧屏上，近年来，市场体系支撑下的节目变化趋势却很符合微政治时代的特征。
和广播一样，当电视刚在中国出现时，更多的就是在进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让民众看见最高权力和权力秩序的存在。这是权力通过媒介对民众进行影响的一种方式。电视所具有的这一功能持续到今天，中央和各地方台的新闻联播，干的就是这件神圣伟业。
今天，经济基础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宣示和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其形式及其有效性都需要重新考量。王丽萍教授就认为，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策略性转化。
权力发挥其影响和意识形态宣传不可能通过娱乐的方式把自己“祛魅”来传播，而人民却需要娱乐，如何让电视台也参与“讲政治”，而且是一种无害的公众参与的“政治”，这是一门庞杂待解的传媒课题，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去求解，因为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大路上，呼啸突进，无可逆转。无论是制度革新还是文化重建，不考虑市场这一最重要的变量，都注定将无法成功。
微博参政助推执政方式变革
中国改革
那种要求政府监控微博名人的言论、控制网站的微博管理、疏远微博舆论平台、以及将微博视为情绪发泄渠道的说法，是怂恿政府无视公共舆论的失当之辞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任剑涛
最近，微博引爆的几起非常轰动的社会事件，受到公众和政府的极度关注。因此引导出公众知情权、表达权与参政议政的问题。对公众而言，微博成为了解国事、表达愿望和政治参与的新途径；对党政机构或热心建议加强控制的人士而言，这些事件成为他们强力管控意欲的刺激因素，一时吁请管控微博的建议和管控微博的政策设计思路，纷纷出台。新媒体究竟是对国家权力秩序的威胁，还是对合法、民主和科学执政的推动，就此需要严肃地予以回答。
微博威胁执政秩序？
今年7月-8月，由微博引爆的几起轰动的社会事件，如7月23日的温州动车组事件、关乎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以及关乎中国青年基金会的卢星宇事件，虽还在继续发酵之中，但事件本身已经较为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三起事件的社会政治影响非常巨大。动车组事件直接将党政机构的信任危机呈现在人们面前。而后两件事情则直接打击了公众慈善捐赠的积极性。《京华时报》8月26日报道，据民政部中国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全国捐赠数据监测显示，今年6月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3月-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月-8月的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可见，郭美美、卢星宇微博认证事件，确实引爆了慈善捐赠危机。
微政治与社会情绪管理
汪泳波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丽萍日前在《学习时报》发表《微政治——我们身边的政治文化演变》一文，提出今天的政治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社会情绪已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并不断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也不断界定着公民与政府的关系的微政治概念，并对微政治现象的社会原因进入了深入分析，从多方面论述了政府应当如何应对微政治现象，做好社会情绪管理工作，避免使社会情绪主导公共政治生活日程，坚持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责任，顺应民意，引导舆论，努力塑造民众积极情绪并促进这一情绪资源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精神资源和社会资源。文章发表后，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凤凰网、光明网、中国文明网、共识网、和讯网、21世纪网、东方早报等媒体纷纷转载，引起广泛关注。
从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微政治的出现，一方面是政治过程中民众现实生活需求日益受到关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政府将难以应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民众私人领域的问题有关。在后一种意义上，微政治还体现了一种政治技巧。微政治不是微观政治。微观政治与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的角度或层面有关，而微政治则涉及政治的内涵，并需要不断对传统的政治概念进行新的界定。
责任政府和回应性政府无疑是现代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的必然要求。微政治的出现与现代社会普遍的情绪氛围有着重要的关联，而不同国家政府的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情绪氛围，并可能使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更加脆弱。在现代社会，由焦虑这一现代社会病症笼罩下的民众不安情绪，不仅表现为比较普遍的敏感、多疑、脆弱等公众心理特质，还受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使社会文化逐渐演化为与之相伴生的治疗（型）文化（therapeutic culture），进而催生了需要对民众给予照顾和抚慰并使其自我感觉良好的治疗（型）国家（therapeutic state）。因此，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并不断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也不断界定着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在治疗文化中，情绪已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微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情绪政治（politics of emotion）的特征。
治疗文化的氛围已然弥漫全球。在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似乎在日益成为“保姆国家”，与养老金、同性恋、堕胎、校园午餐、健康生活方式等问题相关的话题正取代曾经主导国家政治的重大议题而主导了国家重要的政治日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历经济社会迅速变迁过程的国家也困扰于民众普遍的不良情绪状态，并已在诸多方面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政府在其工作议程特别是政治沟通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弥补情绪赤字的努力，不断丰富和拓宽言论与沟通渠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了由社会情绪主导政府日程的日益明显的趋势。
社会普遍的情绪化还在不断改变着公民对自身责任与义务的认识，并使人们对合法权威的认知和情感发生变化。在高度情绪化的社会中，共识与冲突的平衡似乎在不断向冲突的一边倾斜，民众的任性与矫情使质疑政府成为普遍的政治思考习惯和思维倾向，藐视权威、否定权威成为社会流行的政治态度，国家政治日益呈现出“否定性政治”的特征；同时，民众则游移于自我责任与感情用事之间，一方面自认是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又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对政府高度依赖甚至有不合理的期待。这是人类社会进入微政治时代的重要社会背景和根源，也是现代人焦虑不安的重要原因和结果。
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一种策略性转化，但应对和解决微政治时代的问题，特别是实现对社会情绪的有效管理，则不能局限于微政治的“微”层面，也不能寄希望于单一而具体的某项政策。制度层面的努力可以为社会情绪的塑造和表达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和规则，也有助于确立管理和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的有效方式。其中，稳定、顺畅的政治沟通渠道不仅可以连通民众情绪与政府过程，还有助于满足民众作为社会人或政治人表达和释放激情的渴望，有助于公民情绪的自我控制，培育包容性的公共文化。
在价值层面，明确的、富有吸引力的社会共有价值的确立对于有效的情绪管理在微政治时代尤为重要。对个人而言，在一个存在价值共识的社会，社会共有的价值信仰有助于人们对“什么是重要的”作出较为一致的判断，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倾向于作出类似的反应和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共有的社会价值的感召下，人们更容易理解个人生活可能遭遇的困顿和逆境，并在具有反思性的情绪公共空间对个人际遇进行理性思考。对政府而言，价值层面的思考可以避免使政府在弥补政治沟通中情绪赤字的无尽努力之中迷失方向，丧失引导国家实现社会与政治发展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微政治时代，对于权威的复杂心态和不切实际的认知常常使人们迷失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在真实与虚妄之间困惑、挣扎。权威不一定必然带来秩序，但离开有效的公共权威，人类正常生活的秩序一定无从产生。在微政治时代，无论是正式的公共权威，还是非正式的公共权威（特别是媒体），作为重要的情绪工作者，对于情绪管理特别是良性情绪的培育和不良情绪的消解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微政治时代，政治似乎已经从距离人们遥远的天边降落人间，使每个平凡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政治人”，从而要求每个人学习自我情绪管理，并有勇气摈弃和克服将权威与不平等或压迫联系起来的成见，重新确立对合法权威（包括法律与制度权威）的尊重，努力成为一个感性而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
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开放与多元的社会，政府对民生以及与民生相关的各种琐碎问题的关切，不需要对民众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的廉价同情和情绪化回应，也不是对民众消极情绪的放任和迁就，而需要正视问题并谨慎处之。其中，政府除了作出扎实有效的努力之外，还应避免使社会情绪主导公共政治生活日程，坚持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责任，顺应民意，引导舆论，努力塑造民众积极情绪并促进这一情绪资源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精神资源和社会资源。
纵使微政治已经出现，治疗（型）文化、治疗（型）国家等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以概括和描述今天的社会文化特性和国家角色定位，社会情绪空间和私人生活领域始终只是社会问题产生或得到解决的一个领域或关键领域，而不是社会问题产生、发展和解决的最重要的场域和唯一场域。因此，温情的微政治终究不能完全取代有关制度、价值等传统的政治思考，也不能因微政治时代对民众具体生活需求的关注而模糊了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诸多方面问题特别是长期发展目标的关注与思考。
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为标志，政治哲学研究在西方全面复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话语政治理论、后现代政治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等都成为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同传统政治哲学相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的范式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为标志，政治哲学研究在西方全面复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话语政治理论、后现代政治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等都成为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同传统政治哲学相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的范式转变。
一、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一般说来，政治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或政治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体制的建构和政治活动的开展进行价值判断，并提供理念基础的哲学反思活动。政治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调控社会秩序，因此，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所谓宏观政治是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而所谓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
按上述区分，可以断言，传统政治哲学，以及传统史学、社会学等，都以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为主导。它们主要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而忽略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或者将这些微观权力视作被宏观权力决定的、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虽然关于宏观权力的思考依旧是研究的主题，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发展趋势。首先，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后现代微观政治学开始了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福柯关于军队、监狱、医院、学校等边缘化领域中的规诫性的、规范化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的分析，以及德勒兹等人关于欲望政治的分析和博德里亚关于边缘与差异政治的分析，都属于典型的微观政治哲学批判。其次，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建立在各种政治因素连接基础上的领导权和多元的新社会运动，以及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策略显而易见属于围绕着领导权而展开的微观政治斗争。再次，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学理论和长时段理论，以及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等，还有20世纪西方哲学界的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等，都在方法论上自觉不自觉地揭示出微观政治的重要性。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中断言，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许多左派的新社会运动开始“拥抱微观政治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他们指出，“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1]。
在对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做了基本的区分之后，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实际上并不存在截然不同、彼此分离的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即使德勒兹和加塔利等力主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思想家，也强调政治既是宏观政治，也是微观政治。同时，我们提出微观政治哲学，并非要彻底否定或完全取代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而是要明确指出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由于忽略了微观政治权力结构而存在的重大局限性。集中到一点，可以说，宏观政治哲学致力于对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宏观的、普遍化的思考和理性建构，它由于否认或忽略了多元差异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同宏观权力之间的多元互动机制而把理性权力和宏观政治建构为历史的普遍的、决定性的力量。这种意义上的宏观政治哲学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的理论表征。
首先，宏观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宏观政治或宏观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理性文化的宏大叙事的内核。换言之，宏观权力和宏大叙事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一致的本质关联。当代各种文化批判流派常常把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批判。从深层次看，各种奠基于启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理性设计、以绝对理性的普遍运动为核心的关于绝对真理的阐发等宏大叙事，之所以能够成立并成为现代社会历史运动的强有力的理性设计，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宏大叙事在深层次上建立在一种关于宏观权力的信念上。换言之，正是关于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之必然性、普遍化、决定论的力量的信念支撑了现代性的各种宏大叙事。正因为如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自己的微观政治学中一方面批判组织化和层级化的主体及主权的权力，把它描绘成“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反对国家式思维方式(state-thought)，反对普遍化秩序、总体性、等级制的“哲学帝国主义”。他们明确指出，“我们不喜欢抽象。不喜欢一、整体、理智、主体”[2]。因为，“这种思想已经与它从国家机器借来的模式相一致，因此，其目标和道路，导体，渠道，机构等整个研究方法都是由国家机器界定的”[3]。抛开这些论述中的一些极端说法，可以发现，其中关于国家权力同普遍化哲学之间的关联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启迪。
其次，宏观政治哲学在现代性背景中已经成为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范式的典型体现。文德尔班在他的《哲学史教程》中断言，从古希腊起，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前者的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严密的理性逻辑、普遍的真理和知识体系，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后者是由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开辟的实践哲学范式，其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人的天职和使命、正当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4]政治哲学显而易见属于实践哲学范式，它本应该反对理性思辨的过分普遍化特征，展示人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丰富内涵，但是，在传统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
二、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要点
通过上述关于宏观政治哲学范式内在局限性的分析可见，如果我们依旧停留在宏观政治哲学的视野内，如果我们依旧受那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统治，所谓回归生活世界只能是一种比较空泛的理论呼吁。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微观政治哲学范式的意义，充分认识微观政治现象或微观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微观视域与宏观视域相结合的政治哲学形态。
在这里，首先应当对微观政治或微观权力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作用方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应当说，在不同文明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微观权力的形态和作用都有很大的差异。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微观权力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例如，氏族、家庭、家族、宗族、血缘网络、乡里制度、民间组织，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家规家法、习俗习惯、礼俗乡约、道德纲常等自发的规范体系。这些控制机制既表现为政治权力，也表现为文化权力。随着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现代社会中，除了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日常生活权力之外，又产生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微观权力结构，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宏观的、中心化的理性权力机制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所有层面的渗透所形成的微观控制机制：二是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增加、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各种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结构。显而易见，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程度的提升，随着政治权力多元化的进程，微观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简要描述微观权力的几种基本的作用机制。
其一，与宏观权力同构的微观权力。在很多历史情形中，宏观政治体制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同深层次的微观政治权力或文化权力的支撑密切相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形中，整个社会从体制到具体运行都表现为围绕着家庭而形成的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宗法体系等日常控制机制的扩大，由此形成一个超稳定的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体系。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福柯、德勒兹等人所批判的现代理性社会的微观权力机制。在这种情形中，中心化的、理性的宏观政治权力机构凭借着渗透到学校、医院、军队等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个角落的微观权力而编织成一个全方位的“宰制社会”。
其二，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权力。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建立民主、法治、理性的政治体制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式、人情化的微观权力机制的严重阻滞。这充分说明，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社会控制模式，例如民主体制、法治模式的建立，都不可能凭借一般的理论号召就得以确立，如果不考虑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微观的、多元差异的权力结构的特点和价值取向，是无法真正扎根的。
其三，反抗宏观政治霸权的微观权力。后现代政治理论、话语政治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等从不同视角不约而同地强调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新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等微观政治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要保护自由、公正、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和自主的生活世界体系不受某种总体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的“殖民化”，其有效途径并非简单地用一种新的中心化的宏观权力来取代另一种宏观权力，而是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各种微观权力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和互动的社会调控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几个主要特征和理论要点。
首先，微观政治哲学通过拆除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的核心地位来解构各种普遍化的宏大叙事，把政治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多元形态中加以考察和把握，形成多视角多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微观政治哲学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理论，它一方面反对把宏观政治权力或宏观经济要素从社会历史的关联之中抽出来，放大为无条件的历史决定因素，而把其他因素边缘化为被决定的、次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对运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排除历史因素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的多元性，把历史描述为类似自然进程的因果必然规律和线性决定论的进程。微观政治哲学充分重视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各种可能的，包括偶然的连接，重视历史进程中各种选择、模仿，包括各种权力模式和机制的生成，以及权力的抵抗等因素的作用，从而把人类历史真正理解为不同于自然进程的人的生成的历史。
其次，微观政治哲学在政治现象和政治事物的视野中，充分重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多形态的、多元差异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理解模式。应当说，这一点是微观政治哲学最主要的贡献，它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体制和权力机制的多元差异的特征，反对把政治的运作简单化为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确立和更替。对于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把握必须坚持具体的和历史的原则，既要揭示特定文明时代和特定社会形态中微观权力机制的生成、进化、发育的状况，又要分析这些微观权力结构同宏观权力结构的相互关联和交互作用，还要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对哲学微观权力结构作出价值判断，例如，自觉地消解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权力机制，积极培育微观权力机制，促进政治权力同文化权力，同生活世界的协调发展。
这一认识对于我们深刻把握20世纪人类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所环绕的核心问题，即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微观政治哲学的视野中，无论现代性的确立，还是现代性的危机，都不可能是一个中心化的、宏观的机制。具体说来，现代性本身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微观的维度，例如，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同时，现代性的危机，即理性的危机，也不是一种宏观权力中心化、一体化的专制统治，而是弥散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微观权力的理性规训和规范。凯尔纳和贝斯特在评价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政治理论时指出，“像福柯那样，他们的中心关怀是：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这种统治以弥散于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的规范化话语和制度的增殖为基础”[5]。因此，现代性不是一个摆在那里可以由我们讨论决定是加以捍卫，还是彻底抛弃的总体性存在。在中国的语境中，关于现代性和启蒙的争论同样不是一种笼统地坚持还是拒斥的普遍化问题，不是一种理论哲学的宏大叙事，相反，首要的任务是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微观层面上具体分析现代性的多元维度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确立，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控制机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危机，进而，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调动世界的和本土的各种文化资源对之加以修正和完善。
再次，微观政治哲学通过各种微观权力机制的分析而深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由此凸显出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因此，微观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与非日常世界中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的相对分离状态不同，日常生活世界呈现为一个未分化的文化意义结构，因此，日常生活之中的各种微观权力机制实际上也是一些文化活动机制和文化领导权。正因为如此，后马克思主义虽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实现了政治哲学的转折，但是，由于对领导权等微观政治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并进一步丰富了文化批判的立场。同样，我们看到，罗尔斯等人实现的政治哲学复兴，虽然依旧以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等宏观政治理念为主题，但是他们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已经凸显了其中的文化内涵，因此，他们的政治哲学也可以同时被看做价值哲学和道德哲学。
微观政治哲学同文化哲学视域的融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它使回归生活世界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微观层面上，我们既可以揭示不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机理是如何阻滞宏观的现代政治、法治、经济体制的确立的，也可以在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找到抵御宏观政治权力和经济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及对社会自由空间的理性控制的反抗力量。同时，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等宏观政治理念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转化为内在的文化机理，才不会变成一种抽象的口号和普遍化的宏大叙事。
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方法与两种视域的结合
建立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我们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坚持用马克思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承认，每一时代的社会历史状况对于理论研究提出的任务都是不同的，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宏观尺度上人类社会变革和革命的问题，在他那里，尚不存在微观政治哲学的思考。但是，马克思毕生强调的具体化的方法论是我们的微观政治哲学得以确立的重要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马克思对思辨哲学范式的体系化特征深恶痛绝，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把“现实的生活生产”当做历史的基础，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观。他们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6]。因此，即使在研究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现象时，马克思也明确反对那种从几条普遍的原理和观点出发，满足于思辨的逻辑推演的抽象化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实践时，总是把它作为具体的、感性的活动，并揭示它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具体内涵：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时，其用意并非为人下一个定义，而是要表明，对人的认识必须涉及人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在揭示现代社会运动时，并非抽象地推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而是深入到劳动、价值、生产、交换、流通、工资、资本、地租、利润、价格、供给、需求、市场等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时强调，“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8]。
因此，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地平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把吃喝住穿等日常生活视作“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把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家庭关系等视作“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9]。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凸显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
进而，坚持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还具有另一方面的意义。
迄今为止，西方许多思想理论流派在微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哲学方面做了理论的和具体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是，这些流派往往由于强调微观政治的意义而忽略甚至否认宏观政治的价值，具有片面性和极端性的特征。显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建立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
注释：
[1]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0、150页。
[2]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0页。
[3]《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陈永国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
[4]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32页。
[5]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10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80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人肉搜索的传统渊源、现实成因与微观政治
张威
【摘要】本文通过对古代“侠客文化”与现代“人肉搜索”的比较研究，以“人肉搜索”的传播主体为视角，总结了人肉搜索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产生的原因，分析了人肉搜索发展到现阶段的特征——影响政府形象、挑战官方话语。
【关键词】人肉搜索、侠客文化、政府行为、微观政治
从2001年至今，“人肉搜索”已经经历了从纯娱乐、恶搞性质，到道德、正义的维护者，再到网络反腐这三个阶段；逐渐深化，被网民赋予了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本文将主要从人肉搜索的第三阶段，即人肉搜索对政府官员和政府形象的影响方面，来展开探讨和研究。
网民自发的“人肉”行动并非毫无瑕疵；在正义的交响乐奏响的同时，也不时有一些不和谐音符传入公众的耳朵：侵权、网络暴力、信息滥用、传媒炒作抑或是传媒假事件诸如此类。古代“侠客”除暴安良、惩强扶弱，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却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支持。它与互联网时代人肉搜索行为主体不谋而合：道德的捍卫者受到法律的审判，正义的维护者被视为网络暴民加以“管制”。
一、互联网时代的侠客情结
（一）中国古代的侠客文化
1、侠客文化释义
侠客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特殊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群体，从春秋战国时期首次登上历史的舞台，到秦汉时期达到鼎盛；“司马迁的《史记》首次为侠客立传，此后《汉书》也专门设有游侠篇，至于后世，在诗词曲赋中，侠客更是屡屡成为被歌咏颂扬的对象……有关侠客的故事不绝于书，一直受到作者读者的热心追捧，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即侠客文化” 。笔者认为，这里所定义的“侠客文化”有三层含义：第一，侠客文化是一种文本样式，古人对侠客所作的诗词歌赋本身，具有相当文学研究价值的文化文本。第二，侠客是受人崇尚、尊重的一种人格、职业形式，即使不然，他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第三，侠客文化更包含精神层面的意义，即自古以来的“侠客情结”，其目的就是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最终树立起代表正义的英雄形象。“从侠客身上折射出来的是中华法文化中的道德与法的纠葛，私力与公力的冲突”。 它与互联网时代人肉搜索行为主体不谋而合：道德的捍卫者受到法律的审判，正义的维护者被视为网络暴民加以“管制”。
2、古代侠客群体的结构分析
古代侠客虽然一直处于法与里的纠葛之中，然而，它的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诸多文献对“侠”的评价甚高。“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司马迁对“侠”作出如此评价；唐人李德裕言：“夫侠者……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 “侠”集信、节、义、德于一身，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评价。然而，“侠客”群体的成员结构与他的高社会评价并不呈正相关；相反，侠客情结为平民百姓、社会底层人民所独有的，与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士大夫贵族有明显的区隔。综上可知，一方面，古代侠客是出身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群体，其行事方式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备受百姓追捧；另一方面，他们除暴安良行为合理而不合法，逾越法律底线，影响士大夫阶层利益。这对古代封建集权国家来说，侠客群体对统治者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恐慌，为体制所不容。
（二）大众文化塑造的英雄侠客形象
事实上，大多时候人们谈论的侠客都是经过媒介传播的“英雄侠”，即大众文化所塑造的英雄侠客形象；它是经媒介过滤、筛选、把关后的结果，而并非历史的、真实的“侠客”，本文也不例外。笔者认为，除以上提到的侠客所持有的特征外，大众文化塑造的侠客文化主要有以下四个个特征：第一，侠客都是自由人，以道德准则为生活、生存信条，不受法律管制和约束。大众文化所塑造的侠客无后顾之忧，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社会本该以道德维系，而非强权。他们唯一信奉的就是江湖道义，因此行侠仗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即生活之本。第二，侠客有过人的技能，总能在危急时刻险境还生。武侠小说中此特征表现为超群的功夫，而在互联网社会会中表现为信息掌握能力，进而成为意见领袖。第三，戏剧性的人生经历。侠客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英雄的身后也总会留下许多传奇的故事；而在网友发起的人肉搜索行动中，也不乏刻意将人物、细节戏剧化、妖魔化者，制造更多不为人知的“背后的故事”，从而引起更大的舆论效应并造成社会轰动。这与古代英雄行侠仗义不留名有着莫大的不同，这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的发展不无关系。第四，讲究民族大义然而却淡泊功名。大众文化塑造的的“英雄侠”总是隐居在 “山野丛”中，一旦遇到国家、民族危机，“大侠”们纷纷“弃暗投明”，为保卫国家子民、民族存亡而战。而大多数时候，参与人肉搜索的网民却少了那份民族大义——或根本没有资格谈论，更多的侧重于社会内部的道德谴责与规训。
二、“网络侠客”的造就——人肉搜索产生的原因
童大焕认为，“诚如贪污腐败不是华人政治的特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就是世界廉洁的榜样），国内‘网络红卫兵’在私人领域中的集体语言暴力和道德迷失，也不是中国网民的特性。我更愿意看成是他们对公共领域的话语空间失去信心和耐心后的一种发泄，在一种暂时的、局部的‘胜利’狂欢中获得快感，同时也自我麻醉。现实的无力感迫使一些人转而从比自己更弱小的身上发泄不满、寻求自己力量的‘证明’，而集体暴力是最能体现这种力量又无需承担个人责任的渠道。一些人过后会觉得无聊，但过程的快感依然具有持续的吸引力。” 人肉搜索的产生并不是简单的网络事件所能解释的，它是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四者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是互联网虚拟社会中的独特产物，是中国人的侠客情结在现代社会的彰显，是现代社会公众情绪释放的依托，更是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下结果。
1、虚拟与现实的自由
网络虚拟社区赋予网民两种自由：一是穿梭于现实与虚拟的自由，一是在虚拟空间匿名存在、体验的自由。再者，网络的互动性使网民集传受双重身份于一身，网民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发挥。现实社会的约束在虚拟空间中得以释放，几千年积淀的“侠客情结”终于在信息社会中找到新型安身之所。虽然是虚拟社区，但网民的侠客情结并没有衰减，反而以新的方式——人肉搜索——酝酿、萌芽、发展，并逐渐涉足政府这一敏感领域。“在封建社会里，所谓为强为恶者，几乎全部来自社会上层，或为贪官污吏，或为豪强劣绅，因此，侠客的剑锋所向，大抵在统治阶层。” 近年的人肉搜索案也有此发展趋势，转剑锋为笔锋，口诛笔伐，网络反腐、惩治官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面对人肉搜索，传统媒体反而有被边缘化的趋势。首先，传统媒体受众的客体地位，使其产生被动心理，没有主动发掘真相的敏感意识。其次，以传统媒体为依托，传受二者尚且缺乏必要的沟通，更何况受众之间。受众之间缺乏交互性，难以做到一呼百应。因此，人肉搜索在中国出现并非偶然：现实的束缚在网际得以释放，中国人的“侠客情结”变梦想为现实。
2、一呼百应的网络“群侠”
人肉搜索令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原因之一在于：“网络侠客”与古代社会的“侠士”不同，他们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以群体的形式散漫于网际之间；其中大多数并非职业“侠客”，而是出于正义的路见不平、锄强扶弱。正是因为人肉搜索行为主体的群体性特征，出现网络侵权、网络暴力等情况时责任追究困难，进一步助长了网络人肉搜索这一“狭义”行为的风靡。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网络是现代人情绪宣泄的最佳场所。现代社会的复杂造成人性浮躁，快餐式的迅速的、廉价的、刺激的事物更能引起公众蜂拥而上。令网民发起人肉搜索的事物大多道德缺失或逾越法律底线，激发了公众的“侠客情结”，加入道德捍卫者的行列；在虚拟空间中体验英雄侠客维护正义的角色，“铲除”破坏社会秩序的个人或群体，使现实中压抑已久的沉重心理终于得到释放，对于心理平衡具有极大的作用。尤其是人肉搜索对象为政府部门官员时，“网络侠客”的弱势群体地位越加凸显；一旦成功其自我认同感和满足度也随之升高。
3、政府功能性的缺失
当社会秩序紊乱，需要在民间组织力量督促之下政府才有所行为时，即政府功能的缺失。人肉搜索行动目前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政府官员腐败、巨额公费花销、道德品格低下，皆在网民人肉搜索下无所遁形。政府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行事被动、表现欠佳。政府部门未能防患于未然或是第一时间发现政府内部存在的违规违纪、贪污腐败等现象已经致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在网民对政府内部的黑暗角落和问题官员发出批评、质疑之声时，政府反应又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公众未能得到政府部门及时的回应，或是相关部门的解释明显有失偏颇时，网络声讨愈演愈烈，政府形象严重受损。
在周久耕事件中，网友对周久耕的声讨经历着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对周久耕个别官员作为的质疑，逐渐演变到对周久耕腐败的声讨，最后发展到对官员群体的质疑。最后各地官员人人自危，纷纷亮出自己没戴手表的胳膊，以示清廉。在这一例人肉搜索案中，政府部门主要有两重功能性的缺失。一方面，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不合理。周久耕被网友人肉搜索缘起于他“处理降价开发商”的不当言论。面对房价居高不下，远远超出百姓承受的范围，政府部门首先考虑的非但不是如何解决百姓的住房难问题，反而是房地产商的利益均衡问题。这种为权势服务的而不为百姓服务的官终被撂倒。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危机处理不当。面对突发危机，政府部门沿袭传统的回避、不予回应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形势。第一，网络谣言和人肉搜索挖掘爆炸性新闻加大了危机发生的概率；第二，公众的广泛参与扩大了危机的规模；第三，信息的重复性传播使得危机延续的时间加长，大量的非公众向公众的转化使得危机给政府造成的损害加重 。政府面临公众问责，一味的沉默并不能消解质疑，反而更多的非公众向公众转化。政府必须立即组织危机应对小组，查清事实真相，通过发通告或新闻发布等形式解答公众疑问，消解公众情绪；政府形象的修复远比化解危机的难度更高，必须在危机爆发之前转危为安，否则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4、社会转型期的必然
“布尔迪厄在分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变时，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传统社会中，权力是以一种捍卫正统排斥异端的形式运作的，因此，本来属于真—伪的问题，在传统的权力关系中都会转化成友—敌逻辑。” 古代侠客为官方所不容，触犯法律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法律也是集权者维护集权统治的工具。侠客在惩奸除恶的过程中破坏了社会上层集团格局，打破权势阶层的利益分配，因此被统治阶层排斥在敌对立面。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不同，“如果我们把分析的焦点指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那么，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正在从一元的社会走向多元的社会，从平均主义的社会走向分化的差别社会，从官本位的社会走向市场化的社会，从身份的社会走向契约的社会，从政治社会逐步转向市民社会等等” 。因此，这是各个“场”逐渐从政治系统中分化出来，完成各领域建立“自律”体系的过程。互联网人肉搜索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公众希望在网络中建立一套特有的机制，惩治合法而不合理——法律底线之内的道德损毁与缺失，维护国家、法律无暇顾及、忽视的弱势群体。
社会转型阶段，国家政策、体制和法律的改革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浪潮不断产生新生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条款或经验性个案进行责任追究，造成了极大的法律缺口与漏洞。人肉搜索的归责问题困难，从根本来说即社会转型期法律改革的步伐远落后于社会发展进程，导致各界对人肉搜索行为争议不休，但明令禁止却又无据可依。
三、人肉搜索：一种微观的权力反抗
“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代表的史官们对侠客褒贬不一的评价体现了侠客尴尬的地位，韩非子从法家的立场出发，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视侠为祸害国家的五种害虫之一；而司马迁则在道德观念上为侠正名：‘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对侠客的评价存在分歧。“道德与法的纠葛，私力与公力的冲突”是侠客文化在中国发展、传承的最大阻碍。
中国封建社会，官府苛捐杂税、战争与豪强欺凌，无权无势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备受摧残；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的侠客是他们精神的寄托。侠客维护社会道义，站在了统治者的对立面，受到官府的打压，这就是古代侠客的社会处境。这与现代人肉搜索行动不谋而合，同样是捍卫道德正义、除暴安良；然而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备受争议。笔者认为，网络人肉搜索不仅是对古代侠客精神的延续，它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尤其是当人肉搜索的触角延伸到政府部门时，是它公民行驶权力，参与公共事务的开始。当然，人肉搜索作为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并没有构成宏大的政治叙事，它只是一种围观层面的权力反抗。
(一)人肉搜索与微观政治
与微观政治相对应的宏观政治是系统的、中心的、一元的宏观层面的政治，它关注于改变经济和国家的结构，它强调国家作为唯一的权力组织。然而福柯并不赞同这种一元的权力体系，他认为，“权力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宏观的领域，而且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国家与国家机器、宪法和法律不能完全等同于权力，相比于前者，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微观政治主要从如下三个维度对宏观政治进行解构：其一，“以国家统治权为中心的宏观权力到多元的微观权力”，其二，“以阶级为主体的中心反抗到多元微观的非中心反抗”，其三，“从元叙事的同一政治到小叙事的差异政治” 。
网络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民自发的临时性公众行为，没有统一的管理体系和游戏规则，却能在网络喧嚣中达成同一，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进而影响行为人日常生活、社会公共事务甚至政府决策。
首先，人肉搜索是一种边缘的微观权力，它并没有涉入或者说根本无法涉及经济、政治的中心。互联网连接不同国家、地区和族群，在地域层面上形成了非中心的、多元的的权力参与；它更多地关注社会道德、公众价值观念等人民日常生活中可触可及之事务，它们一般并不构成影响社会安定与国家的稳定的条件，是一种边缘的非中心的微观权力参与。其次，人肉搜索形成一种微观的权力反抗，它并没有将矛头直指国家与政权，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领域。即便偶尔涉及政府部门或相关公职人员，人肉搜索引发的舆论焦点也只是集中于个别行为人的操守或不健全法律法规。当然，这与国家对于公众话语的管制也不无关系。再者，人肉搜索只是公众的一种话语体验，它并没有形成同一的、系统的话语体系，它只是互联网时代所提供的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中的一种权力体验。
（二）促进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化
当公众遇到困难，首先考虑的不是通过合法的、正当的渠道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求助于民间“侠客”群体，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部门予以关注时，政府对于百姓之信度已经大大降低。发展到第三阶段人肉搜索对象以政府官员为主，即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社会，民告官的成功案例寥寥，这与中国几千年传承的官本位思想和政治文化有着直接关系。
所谓官本位，它是相对于民本位而言的，它包含以下四层含义：第一，“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第三，“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伪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第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形成的官尊民卑的心理格局，是现代社会官员工作生活作风、执行社会公共事务最大的绊脚石。在林嘉祥猥亵女童案中，网友之所以对其进行人肉搜索，原因有二。第一，林嘉祥的“京官”身份。他以“京官”自诩，与市长同级别，更是放出狠话“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林嘉祥的语言有很强的官本位意识。他以官阶来衡量个人的存在价值，彰显自己的权力优势对老百姓进行呵斥、恐吓；很明显地将官本位意识体现在个人的日常语言和行为当中，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公众来说尤其是虚拟空间中的网民来说是极为可笑并令人憎恶的。不仅如此，他还以自己的官员身份俯视公众，试图通过权力的威慑力来压制百姓的声音。第二，事件中的“受害者”是11岁的女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激发了广大网民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与保护心理，即中国人惩强扶弱、维护社会道义的侠客情结。在中国官员的思维中，仍保留着古代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这也是影响政府形象的最大症结之一。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政府要树立开放的、民主的、现代的政府形象，必须从作为个体的官员抓起，以民本位思想替代官本位思维。
改革开放前，“政治系统以其总体系统的机能和普泛化运行机制，广泛地深入到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特定的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前的各种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都明显地受到政治的强有力控制。或者说，任何非政治性的经济或文化活动都是政治性的。经济和文化变为政治的直接延伸。” 以政治目标为运转中心的社会系统，不存在各自领域的利益均衡，一切皆为政治系统服务。因此，政府部门、官员拥有着天然的优越性。而在逐渐多元化、市场化的的今天，政府系统的中心地位趋于消解，市民社会逐步建立，从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向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演进。人肉搜索就是公众在虚拟空间中对政府中心地位的挑战，虽然它目前尚未成熟，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探讨。
（三）人肉搜索与市民社会
“传播空间是由象征交换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所建构的，传播的赌注是力量关系在调节中的权力和反权力。所有的权力同时是权力和反权力，谈判或臣服。” 草根新闻是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权力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行为、官员作风起到了监督、限制的作用。
人肉搜索不仅是对事实的公布，更是像“扒粪者”一样挖掘真相背后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它对政府官员的搜索与揭秘，是对“全能主义政治”体系的解构；人肉搜索是网络虚拟空间中建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的一种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并不完善，甚至常常引起法律领域的争论。
市民社会“最初的含义是指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在成帮众，国家与社会是结合在一起的，公民参与城邦的活动，就是他们利益的表现形式，也是他们自由的体现”，“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概念”。 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监督，从而形成公众舆论，以影响国家权力机构的决策” 。在最近发生的几起对直接针对政府的人肉搜索事件中，网民表现了对政府官员作为的极度不满，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部门不得不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对问题官员调查惩处。在林嘉祥事件中，虽然最终证实其并没有实施猥亵行为，但其言语中却透露除官员以权欺人的蛮横霸道之气，这是在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容的。“最牛房产局长”周久耕，因为不为老百姓利益考虑的言语而被网友搜出其天价烟和名表豪车，最终被撤职查办。新余和温州出国门事件中，政府官员假公济私，以出国考察的名义公费出游，原本不透明的政府开支被网友公之于众，立即引起纳税人的强烈质疑，最终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对相关官员和旅游团相关人员进行处分。这是网络虚拟社会中市民社会对抗政府灰暗面和问题官员取得的初步成功。有理由相信，在法制更加健全、社会越加民主的未来社会，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市民社会将更加强大，并取得更好的成绩。
注释：

微观政治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
作者：唐亚林
与朋友喝酒，谈及身边的人和事，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时，我的看法是包容，但不能突破底线，更不能通过暂时的服膺于权力的淫威而无所作为，以求未来更大的所谓宏大理想之实现。而朋友不这么看，说这些都是无意义的，结果两人争论起来了。因此就有了昨天晚上比较隐晦的“奴性是如何炼成的”博文。
朋友之错，在于没有理解微观政治恰恰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内容。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哪个时代能像今天这样，权力所主导的福祉分配如此侵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深处，如此强烈地与我们的幸福感休戚相关。而问题的要害之处，还在于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还在“丛林法则”中摸索，始终找不到方向。当然，尽管“丛林法则”普遍盛行，奴化人生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主体，可资源的丰富性以及对人的价值评判日益多元化，不在体制内生活照样可以活得下来，甚至更好，但不安全感始终缠绕着我们小人物的人生，这就是整个社会无力感充斥的由来。
或许更要命的是，我们对于微观政治的消极抵抗和主动的迎合与服膺，其结果是让体系化的专制权力碎片化到每一个微观政治之中，让小人物的我们无以挣脱和不得不默从，甚至认命(毕竟能选择逃离的人不多)。可作为主体性的人的价值并不是把蝇营狗苟的生命作为一切，这也是YJ搏命三周年后仍然让人挂念的原因，因为他从一个极端证明了人本身的价值之所在。
我在华理科技处兼职工作时，和青年朋友们聊天，建议朋友们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该把书教好就教好，该发文章就发文章，该申报课题就申报课题，因为体制化的评价体系是我们活下去乃至活得人模狗样的基础。即使碎片化的权力笼罩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作为强权的主导势力想摆平一切，可以不顾一切基本的公正和规则而为所欲为，生杀予夺皆由他掌握，作为弱者的我们第一年可以忍受不说话，第二年也可以忍受不说话，到第三年时，还是继续为非作歹，这时我们要毫不犹豫地给强权者一巴掌(只是一个巴掌而已，而且微观政治的强权者很容易分辨和找到)，因为“不是一切心灵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舒婷语)，毕竟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还是有说理的地方，再说公道是非毕竟在人心。更不要说，你可以超越这些蝇营狗苟的东西，去“克己复礼”了。
因此，我这些年来致力于“闲云野鹤”的生活，但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微观政治不能触犯我做人的底线，干扰到我的日常生活，否则的话，别把“老虎不发威就当它是病猫”，因为我已经不怕失去任何东西了。
岁末年尾，以此作为新年的新展望，也是一种宣言。
微观政治学缺失的原因与构建的意义
严强
【原文出处】《阅江学刊》
【作者简介】 严强，男，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政治学类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公共行政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等职，主要从事公共行政、公共政策、政治学理论研究。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只是围绕国家实体展开的并列的宏大政治知识汇集，没有形成有着内在逻辑层次的、将活生生的政治生活过程再现出来的科学体系。在这种不完整的宏大政治叙事中，与个体、群体的政治参与密切联系的微观政治知识则很少得到研究和阐释。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除了学术研究上的缺乏外，恐怕主流研究方式的影响、意识形态防范的滥用、计划集权模式的干扰是重要原因。研究微观政治，建构专门的分支知识既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政治行动主体的政治行为，依据规律协调他们的行动，也可以因势利导地转变或改变他们的行为，从而为形成和谐、有序的政治局面提供条件。
【关 键 词】微观政治/主流研究方式/意识形态防范
一、不完整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传统的政治学理论着眼于维护集权政治体制和保障统治型政府的运行，服务于这种需要的政治理论根本不是一个有着内部层级结构的、再现政治过程的完整知识体系，只不过是围绕国家实体随意排列起来的、能够控制、规范人们政治行动的教条。在这种政治学理论中，完整的、活生生的政治过程消失了，与人们最为贴近的微观政治行为、行动也消失了。这种政治学理论只能是残缺不全的。
现实的政治生活是由许多政治行为主体，包括个体、群体、团体和党派的行为、行动和活动构成的总和。正是从这些具体的政治行为、行动和活动中，产生出众多的政治组织，产生出作为约束和引导人们活动的各类规则。也正是现实的政治行动主体，凭借政治组织和政治规则，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建构了不同的政治形态，并推动政治生活在曲折中发展。一个人要想对动态的、完整的政治生活有所了解，就必须先对现实政治生活做合理的简化，除了将它从整体的人类生活中分离出来以外，还要从纷繁复杂的因素中过滤出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核心的元素。这些作为基核的因素就是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组织、政治规则、政治形态、政治发展。
如果我们依次将每两个元素加以组合，就会形成政治生活的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由各类政治行动主体和他们的政治行为所构成的。以主体和行为为主要概念，可以编织出帮助我们观察、理解微观政治生活的知识图景。第二个层面则是由各类政治行动主体和他们的行为所形成的各种政治组织与政治规则构成的。以组织和规则为主要概念，可以形成一幅帮助我们观察、理解中观的、制度化的政治生活知识图景。第三个层面则是由各类政治行动主体在一定政治组织和规则导引和约束下展开活动所形成的政治形态和政治发展构成的。以形态和发展为主要概念，可以形成另一幅帮助我们观察和理解宏观政治生活的完整知识图景。①
了解了政治生活的这种层次结构后，还有一个选择从哪个层面开始接触政治生活的问题。通行的政治学理论教科书，多半是从权力、国家、政府、政党、制度开始介绍政治生活。这些学者认为，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就是政治权力、政治国家、政治党派，再就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学习、思考政治就得从最要紧的地方开始。这一点儿都不错。但问题是这些学者不同于那些对政治还不了解、刚刚踏入这一领域的人。对于后者，一上来就思考政治权力和政治国家似乎是难了一点。
其实，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有两种认识模型。一种是“向上渗透”的认识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研究者将精力集中在社会基础层面上，思考政治态度怎样分布、利益集团如何形成，哪些政党获得支持，选民们如何投票。第二层才是国家的制度、政府的体制。另一种是“向下溢出”的认识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研究者将精力集中在国家、政府的制度、政策的决定上，看它们对社会的影响。第二层才是社会基础（见下图）。②
理解政治生活的两种模型
这两种认识模型都有其合理性，因为政治生活与人类生活其它领域是相互渗透、贯通和作用的。但对于想思考和研究政治的人来说，前一种对政治的认识模型还是较为适合的。因为所有政治现象、事件和过程，都是从人类生活的社会领域中产生和分化出来的，许多政治现象、事件和过程，只有将其摆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得到解释。研究政治行动主体及其行为类别和特征是现代政治分析的重要任务。正如经济学家们把对厂商及其交易行为的研究叫做微观经济学一样，政治学家也把这方面的研究称为是微观政治分析。
虽然按照人们思维的习惯，理解政治生活先要从个体能够感受到的、与自己最为贴近的政治生活开始，即从观察、思考大量的政治行为、行动和活动开始，但是，除了从20世纪20、30年代至50、60年代期间，在美国流行过行为主义政治学外，政治学家们似乎很少有将不同类别的政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集聚起来专门加以研究的兴趣。即使是经济学家们在经济生活的分析中，已经成功地构建起微观经济学以后，政治学家们仍然很少去思考和筹划构建微观政治学的知识体系。这当然不能一味地将此种不良状况归咎于政治学家们思维上的懒惰和专业上的无能。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构建微观政治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困难并不完全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对政治生活作宏大叙事式的把握，从而使初创者在建构新的知识体系时缺乏现成的框架可以参照。虽然行为主义政治学曾雄踞欧美政治学学术殿堂几十年，但是，一批名声极响的政治学家们由于醉心于探究诸如“底特律的蓝领天主教徒中投票给民主党的百分比有多高”这类无关宏旨的“琐碎的议题”，而使许多持严肃研究态度的政治学家们感到失望。加上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们多数对政治理论体系的构建抱有成见，并没有能形成微观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框架，从而给构建完整的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留下了缺憾。
至于属于后行为主义流派的那些政治学家们，他们虽然也看到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上轻视理论体系构建的缺陷，并尝试去构建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但也没有能在微观政治分析领域中收获丰硕的果实。一般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对传统政治学的理论研究都程度不等地抱有成见。除了将研究传统政治学理论看作是一种“靠吸吮死人的骨髓过日子”的方式加以谴责外，他们还极力反对构建政治学理论体系。这种状况是和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们只对可以量化的诸如投票心理、投票比例这类琐碎议题感兴趣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从行为主义到后行为主义的过渡性人物的戴维?伊斯顿却是一个例外。他虽然也反对传统政治理论的研究方式，但他却重视政治生活的质化研究，并坚持认为，政治学理论知识只有做到体系化才是科学的。他创立了用政治输入、政治转换、政治输出、政治反馈等主要范畴构成的政治系统理论。③ 但这种政治理论的知识体系并不是以阐释微观政治生活为主的，它仍然主要是有关宏观政治生活分析的知识体系。
政治学是在众多学科知识的支撑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知识门类。微观政治学的构建尤其需要近几十年来先后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一系列研究人的行为的学科知识的支持。同时，构建这一主要是研究人们政治行为的知识体系，也特别需要有诸如人权观念的普遍流行，个人利益受得充分保护，利益团体能够表达自己的诉求，各类民间组织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等等现实条件的支持。
微观政治学的构建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在微观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政治行为主体的形成、结构，以及政治行为主体的心理、行动将是主要的研究对象。由于现代政治生活中的行为主体是以个体的、群体的、团体的、集团的和党派组织的方式存在并展开行动的，因此，多元的政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特征，政治行为主体各种主要的行为、行动和活动方式将成为微观政治学关注的重点。
二、微观政治学缺失的原因
导致微观政治知识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微观政治研究的空缺。没有扎实的研究积累，要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必然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在认识自然界物体运动的过程中，人类逐渐认识到对于处在不同层次和范围中的物体来说，其运动、活动的性质和规律是不一样的。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经过漫长时间的争论，终于同意将物质运动的空间区分为三个世界：由基本粒子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运动所构成的微观世界；由凭人的肉眼就可见到的物体以低于光速运动所构成的宏观世界；在更大的尺度上，由物体以超过光速运动所构成的则是宇观世界。在宏观世界中，物质运动符合由牛顿力学所描述的规律。而在宇观世界中，物质运动需要运用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理论来解释。至于在微观世界中，基本粒子运动的规律究竟怎样，直至今日仍旧没有清晰的、定于一尊的理论，关于微观世界中基本粒子的运动规律，是人类正在努力探索的问题。在这一领域中，虽然人们迄今知道得很少，但却最有可能得到重大收获。
在经济学研究中，人们也发现了相同的层次问题。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与一个企业在市场交易中遇到的产供销关系是不一样的。为了更好地研究国民经济中存在和变化着的整体供求关系，经济学家发挥出聪明才智，构建出宏观经济学。它主要研究与资源配置联系在一起的产业结构、布局和发展的政策。比如一个国家的钢材生产已经过剩了，就需要制定政策，通过控制土地使用、提高贷款利率等方式来限制新的钢铁企业的投产，或者通过实施支持钢材出口的政策，从而使这一国家国内市场上钢材的供求关系保持相对平衡。当然，现代经济学还只是把对外贸易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来加以研究。经济学家们还没有能够依据全球经济关系的既有结构及其现实变动，从中概括、提炼出超出一国国民经济供求关系的、表现全球经济的联结与发展的、反映全球范围之中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的超宏观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家们在对宏观的、超宏观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宏观的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即厂商在市场中的行为、消费者的行为、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行为加以关注。以此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则是微观经济学。这种依据研究对象不同层次来构建不同分析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做法对政治学研究有很大启发。政治学固然是研究政治生活的，但是现实政治生活也是分层次的。对于不同的研究者来说，因为他们所关注的政治生活的层面不同，从而研究活动所围绕的中心问题、所涉及到的范围，以及研究中所要审视和处理的因果联系，都是不一样的。
在政治生活的最表层，也是最贴近人们日常政治活动的层面上，显露的是记载着不同政治含义的政治象征、政治符号、政治程序仪式、政治典范故事，聚集着的是政治个体、政治群体、政治团体、政治集团、以及政治党派，时刻发生着的是由这些不同的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行动、活动所构成的政治关系、政治现象、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这就是微观的政治生活层面。在其上或作为更为更深刻的方面则是由政治机构组织和政治规则所构成的中观政治生活即制度政治层面。由此再向上则是更为整体化的政治生活，它是由政治形态和政治发展作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政治层面。
宏观的和中观的政治生活是以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行动、活动为基础的。只有通过对个体的、群体的、团体的、集团的和政党的行为、行动和活动的探索，只有从他们的行为、行动和所产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现象、政治事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多种多样的政治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政治组织的产生和变化，政治规则的形成和运用，也才能更进一步的去思考政治形态的更替和政治生活的发展。如果不首先对微观政治生活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而是径直去对其他更高层次的政治生活做探究，那么这种研究必然会陷入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困境。
但是，在世界政治知识的结构包括现代中国政治知识的结构中，有关微观政治生活考察和分析的知识存量显得非常稀薄。即使是在促进社会转型的改革、开放持续了30年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研究有了丰富的内容和更为宽松的舞台的情况下，人们仍旧忽略或轻视对各种政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的分析、探究。对于这种状况，决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学家们的无能、懒惰和疏忽来解释。其中必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其次是主流研究方式的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主流政治学研究方式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政治学家们担负着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政治学的重任。最初的新政治学脱胎于作为历史哲学的唯物史观。政治学家们将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形态和国家的内容从历史哲学中分离出来并加以扩充，再增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理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的成分，形成了以政治国家、政治制度、政治革命、民主专政、政治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政治学知识体系。
唯物史观作为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探索，对人类社会的结构、运动和变化发展的阐述有大尺度和跨时空的特点，容易形成宏大叙事的论述方式。当历史哲学被当作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时，人们就习惯于在政治学中构造出宏观叙事式的逻辑结构，喜欢讨论诸如国家结构、国家制度、革命变革、未来社会发展等大问题，不喜欢甚至轻视对最为繁杂的、也最为常见的、最为细微的政治生活诸如个体、群体、团体、集团和党派的政治行为做出细致的描述、阐释和分析。
这种宏大叙事式的政治学理论在一定时期中有其合理性和积极作用，如在刚刚取得革命胜利时期，夺得政权的阶级、政党需要论述革命的合理性，国家建立的合法性；正在建设中的国家需要人们知道国家性质、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知识。但是，当政治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当国家建立的合法性已经无须再作反复证明，当国家事实上已经运转起来的时候，关于国家性质和结构的知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是，不少人觉得这些大的结构还得反复讲，以免年青一代不知晓，更何况，日复一日地从老祖宗那里寻找语录，将其汇集起来，这对于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政治学还具有极大风险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既省事而又万无一失的准学术的选择。
但重要的是，经过持续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实质性转型的时期，人们已经不再需要救世主和大救星了，他们已经学会了通过独立思考来创造自己的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行为主体已经分化，多元行为主体正在创造出多样、多变的政治活动方式。不仅如此，人们对政治学知识的需求也已经发生改变。他们需要知道具体的政治生活是怎样形成和被组织起来的，需要知道不同的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行动和活动的特点，需要知道怎样的政治行为、行动才是正确的。如果不变换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和政治知识的叙事内容和方式，仍旧用宏大叙事式的抽象而又空洞的理论教条来充当政治学研究的精神食粮，其结果只能是阻碍微观政治学的健康发展。
第三是意识形态防范的滥用。导致这种状况的另一原因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防范心理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教条主义政治学除了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反复从革命导师们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取某些语录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本着“敌人反对的我就拥护，敌人拥护的我就反对”的戒律，对于所有外来的、特别是西方政治学说一概采取彻底批判和坚决排斥的立场，其理由是非如此则不能保证纯正的意识形态不受侵蚀。这种意识形态上构筑防火墙的做法，使得微观政治研究被禁止在正统的政治学研究之外。
二战前后，西方的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理论经历了从传统的规范主义向具体实用的行为主义的演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带有本土色彩的政治学开始形成。出于建立新国家的需要，许多年轻人越洋跨海到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学习政治学。因为当时美国正在建立一个新国家，留学德国的美国学生主要是研究国家理论。到二战前后，美国人早已完成了国家建立的任务。这时需要研究的是政治的过程和具体政治生活的变革问题。政治学家们将目光从国家性质、结构、权力划分转移到政府的运行过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来。这种以重视微观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决策为内容的经验性的、实证性的研究被称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甚至包括整个欧美的政治学知识领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处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统治之下。当然，行为主义政治学只是西方政治学理论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当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以后，欧美政治学理论又向后行为主义即规范主义转向了。但这种转向却不是再去重复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教条，也不是再去抱住规范主义不放，而是将国家主义和其他的理论结合起来，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
为了抵制西方政治学的影响，为了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我国意识形态的专家们采取的招数是对着干。美国政治学搞什么，我们就反什么，他们提倡行为主义，研究微观政治行为，我们就坚决不研究政治行为，并把政治行为研究贴上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标签。这样做的结果，就如同列宁曾经批判费尔巴哈这类机械唯物主义对待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时所评论的那样，在帮助小孩洗澡时，将脏水和小孩一块儿倒掉了。
当然，我们完全有必要审慎地对待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美国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就其价值倾向来说，它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从学术的角度来审视，其中也存在很多的错误和缺陷。对于这些我们必须要加以防范和批判。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行为主义政治学是西方学者创建的，就一概加以排斥，更不能为了批判行为主义政治学而盲目地拒绝对政治行为做出科学的分析，从而把对政治行为研究的权利和阵地拱手送给西方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学者。
再有就是计划集权模式的干扰。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还有一个原因是受长期实行的计划集权模式的严重影响。前面讲的两个忽视政治行为研究的原因，其共同点是研究者们在思维观念上出了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学科的研究来说，光是观念上出了问题，还不至于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出在政治实践中。新中国建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实行的都是以人治和权力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整个政治系统处在巨型政府的严密控制下。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发育不良。除了年复一年的群众运动以外，个人、群体和团体并没有太多自主性的政治参与，也没有像样的投票、选举。执政党的党内政治生活也不正常。在公民社会被压制、公众政治参与被限制的情况下，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确实只存在于政治生活的上层。政治系统底层的政治生活趋于萎缩，个体的、群体的、团体的政治行为不可能充分发展。这就决定了政治学者即使想要研究微观政治生活，也缺乏现实的实践基础。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伴随着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战略的提出，民主政治建设被提上政治改革的议事日程。乡村和城市的基层民主选举逐渐制度化，公众政治参与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听证和论辩这类促进决策走向民主的形式也逐渐被发明出来。加上社会阶层分化的加速，各种基于现实利益的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政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行动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虽然执政党、国家和政府之外的民间社会依旧较小、还有待于逐步发育；虽然群体性政治参与还不健全，利益集团的政治自觉性仍然不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各种政治行为主体已经分化出来，他们正以多种多样的、还不够成熟的方式履行着和维护着自身的政治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行为的研究就有了明确的对象，也有了初步的实践经验。
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的出现。由于多年来没有形成适合本土政治发展需要的政治行为理论，而实践又要求人们能拿出这样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只能在未加批判的情况下，将那些政治理论上的舶来品简单地搬出来充数。要让正在出现和发展的政治行为研究变得健康、有序、和谐，当务之急就是进行有中国风格的、适合中国文化特点的政治行为研究，并逐步构建出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微观政治学理论体系。
三、微观政治学建构的意义
构建微观政治知识体系有现实的作用。一是有助于了解政治行动主体的政治行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以后，不少学者从对有限的政治参与研究入手，对政治生活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行为作了分析，并提出了构建微观政治学的设想。构建微观政治学是构建整体的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的重要环节。研究微观政治生活、构建其理论知识体系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下列方面来理解。首先，构建微观政治学理论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各种政治行动主体的政治行为。从表面上看，政治似乎只和国家、政府、军队、警察部门，还有政党领袖、政府官员有关。其实政治生活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政治生活，它不是由上帝事先制造的、安排的，也不是由少数人或少数组织创造的、安排的，当然也不能为少数人所独享和垄断。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政治生活都是由许多具体的活动主体之间的政治行为、政治关系、政治过程的总和构成的。
正是人们的内在政治心理行为倾向，产生出外显的政治行动，形成政治活动，并由此产生出政治关系、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这才是理解全部政治生活的起点。虽然政治生活并不是所有个体、群体、团体、集团、党派的心理、行动和活动的简单累加，但是离开了个体、群体、团体、集团和党派的心理倾向、行动、活动，也不可能存在整体的政治生活。
以往的政治学，试图从国家、政府、权力中推论出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行动。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个体、群体、团体、集团和党派的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并不可能总是和国家、政府的要求相一致。实际情况是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创造了国家和政府，而不是相反。至于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和专制统治的政治系统中，少数人想通过国家、政府命令来严格控制和规定人们的心理倾向和行动，甚至少数政治精英总希望看到一种景象：只要政治领袖人物大手一挥，亿万人就能步调一致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进。这对于没有任何利益要求、也没有任何思想的人们来说，也许是可以办到的。但是，一旦治理的对象是有着自身利益、有着自己思想的个体、群体、团体、集团，甚至政治党派时，这种希望只能落空。许多历史事实已经证明，那套愚民政治学是根本行不通的。科学的政治思维正好相反，它不是从一个预先设计的、规定好的国家和权力的结构、功能出发来规定和塑造不同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而是从现实政治行为主体的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出发来总结、概括出国家、政府的政治过程。
能够对政治系统中的形形色色的个体、群体、团体、集团，乃至党派的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进行观察、描述、阐释，并从中找出特征、规律的只能是微观政治学。它以个体的、群体的、团体的、集团的、党派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和行动，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作为观察、分析的对象，分门别类地了解和把握政治生活中具体行为主体的政治行动。以此为前提，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关于人们政治行为、行动的影响因素、政治行动的结构、政治行动的过程、政治行动的控制与激励机制等等方面的规范知识和理论模型。借助于微观政治研究，我们才能看清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最深刻的关系，看清总体政治生活的源流和规律。
二是有助于改变政治行动主体的政治行为。构建微观政治学理论是为了有效地改变人们的政治行为。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是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行动和活动都能够保证多数人们的政治生活变得和谐、有序。有些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心理倾向是不正常的，带有偏差性的。有时由此产生出来的外显的政治行动和活动就会使政治生活局部的某些运行方向和大多数民众所希望的政治生活运行方向不相一致，其结果就必然会导致政治生活中矛盾激化、冲突迭起。严重者则会毁灭群体、团体，乃至民族和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都是因为少数人的政治行为、行动和活动中出现了违反人性、违背民主的偏差和错失，最终让人类蒙难。今天人们再也不希望法西斯主义再度出现，也不愿意看到致使整个民族遭受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再度重演。
但是，要杜绝这些破坏性的政治行为、行动、活动，最为重要的不是对罪恶的政治行为加以诅咒，更不是向苍天进行祷告，而是要冷静地进行研究，弄清楚那些错误的、罪恶的政治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应当如何去防范这类行为的发生，如何让那些心存邪念、试图做出罪恶行为的政治主体改变其行为。经过无数曲折和磨难的人类，已经从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中领悟到只有依据政治生活的规律，规范各自的行为，从而保持良好、有效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和集体行动，方能保证政治系统的民主、和谐和发展。因此了解和把握不同类型的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特点、方式，还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为我们有意识地引导人们改正不良的、乃至错误的行为，做出正确的政治行动提供前提。
人们的政治行为、行动和活动，是受心理、生理、伦理、制度、体制等等因素的影响，由不同的政治行为主体经过理性选择而产生的能动过程。一种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只要能够创造出可以改变这些影响因素的状况、改变政治行为主体的作用方式、并且规范政治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方向的机制，人们的政治行为、行动和活动就能得到改变。当然改变人们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方式的手段和途径是不一样的。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些暴政，曾经也强制个体、群体、团体、集团改变自身的行为、行动和活动方式，但那种做法是以人权受到践踏、民主遭到破坏，从而使社会政治生活出现倒退为代价的。
在现代社会中，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引导和改变，只能在充分尊重人权、人性和体现民主、和谐的条件下进行。要使这种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引导、规范和改变，既适应全球政治生活发展的趋势，又符合具体的政治系统中绝大多数民众的愿望，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勇气和胆量，也不光光是资源和技术，更为需要的是关于政治行为主体行为、行动发生、演变及其效果的正确知识。这种知识只有微观政治学才能够提供。因为微观政治学通过研究政治系统中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充分展示政治行为主体的生成途径和层次结构。通过对心理、行为的分析，探索政治行为主体从心理倾向的出现到政治行动的发生，直至政治活动产生效果的完整过程。另外，微观政治学还设计出一套通过充分对话、论辩和协商，在规范和选择、利导和自愿有机统一的基础上，让人们的政治行动、行为和活动自觉地朝着人们民主、科学设计出来的方向发展的机制。
因此，只有依据微观政治学理论，人们才能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既遵循规律，又能使用各种有效方式和途径，以科学和民主的方法，引导政治行为主体放弃一些心理上的不正确倾向，尽量使经过心理引导的、外显出来的政治行动和活动朝着更加符合政治系统要求的、符合多数政治行为主体需要的、具有宽容和共识的整体价值目标前进。
三是有助于协调政治行动主体的政治行为。建构微观政治学理论是为了更有效地协调人们的政治行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通行计划经济模式的时代，教条主义政治学把人们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作是政治发展的唯一推动力量。竭力排斥政治行动主体间的宽容、合作、协商、共识。甚至把这种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合作与协商、宽容与共识斥之为中庸之道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去研究政治行为主体间的行为、行动和活动的合作与协调的问题。
在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并把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传统的政治学也希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协调人们的行动，以保持政治生活的有序与稳定。但这种政治学所强调的和所教导的方法仍旧是在大搞阶级斗争的时代中形成的老套路，不是采取意识形态的事先控制，不让人们独立自主的思考，就是不允许人们按照不同的利益追求形成不同的群体、团体、集团，处处实行强制措施，将政治行为主体约束在僵化的体制之中。这种单向的、由上而下的政治沟通、协调和由此得到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仍旧是以政治行为主体失去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自由，限制乃至压制人民平等的政治参与、损害人民当家作主为代价的。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这种不和人民商量的、也缺乏法律依据的、不让人们表达不同政治利益要求的、限制人民自主行动的政治统筹、协调方式是行不通的。经过30年持续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接受了市场经济体制中所蕴含的平等、自由的观念，并逐步形成了以法治为特征的政治习惯的各类政治行为主体，他们不会再盲目地听从某种说教，他们已经学会为了维护个体的、群体的、团体的、集团的、党派的利益，他们已经有能力独立、自主、缜密地进行政治行动选择，他们需要的是通过平等的、相互的政治沟通和协商，形成真正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具有共识和宽容特征的政治协调和政治合作。
在客观上存在多元政治行为主体和产生出来的现实政治行为又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条件下，下决心走向平等、正义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就必须谨慎地研究政治行为主体行为、行动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形成各种有效的、具有包容性的制度安排，探索各种平等的、灵活的、具有较大适应性的途径和方法，让不同的政治行为主体的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期，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相互的沟通和有效的协调，从而产生出政治行动的合力，推动政治生活在多样化、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和而不同，谐而有序。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的就不是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也不仅仅只是研究宏观政治发展和研究中观制度建设的政治学理论，需要的是研究关于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及其控制、协调的微观政治学理论。
另外，建构微观政治学理论还是为了最终构建多层次整体政治学做准备。构建微观政治学固然是为了了解多元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特征，以便能够适当有效地对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加以沟通、引导、规范和改变，能够更妥善地加以协商、合作。但是，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也不全是依据其内在的要求发生、改变的。一定的政治组织结构和相应的行为规则会引导和制约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向和行动方式。而且人们之所以改变和协调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其目的也不在行为本身，而是要让整体的政治生活的走向保持在一定的政治形态上，并让这种政治形态在变革中变得更为完善，以便创造条件向更高级的政治形态转化。
了解各类政治行为主体的形成和行为特征，以及如何去引导、改变和协调其政治行动则是微观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但是仅仅有微观政治学的知识还是不够的。因为政治行为主体的形成和行为的变化，还受到更高层次的政治生活的支配。同时，一个政治系统之所以要了解、改变和协调各种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指向和行为方式，其最终的目的也不在微观政治生活之中，而是要服从于政治形态的演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微观政治学所研究的内容，只有在中观的制度政治学和宏观的政治学的理论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要构建反映整体政治生活的完整政治学理论大厦，其底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底层，中层和上层也就失去了依托。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微观政治学的构建是在做一项最为细微和最为前提性的工作，为整个政治科学理论大厦的建构准备砖块和材料。只有将微观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起来了，制度政治学和宏观政治学才有了现实的材料和合格的砖块。当然，构建微观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必须遵循政治理论体系建构的规则，必须运用具有信度和效度的研究方法，而这些又要依靠政治学基础理论的支撑。
收稿日期：2010－01－03
注释：
① 严强，张凤阳，温晋锋．宏观政治学（第二版）[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② Michael G. Roskin, Robert L. Cord, James A. Medeiros, Wailer S Jones.政治学的世界[M].利后安，洪圣斐，译．台湾时英出版社，2002:22.
③ 参见［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
生活政治学的发端及关注的问题
政治学研究的祛魅与解咒
赵丽江、刘婧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研究西方学者关于生活政治的论著基础上，提出生活政治学的概念。分析了全球化条件上生活政治产生的条件;丰富的生活政治将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各种微观权力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和互动的社会调控体系;生活政治学将揭示生活政治的规律特点及对人们当代生活的巨大价值。特别强调了生活政治学在在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意义，需要用个体的方案来解决系统的矛盾，使人们能够在孤独、疏离、普遍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建立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步靠近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
关键词：生活政治学，全球化，个体，祛魅
自中国政治学从30年恢复以来，所讨论谋划的问题都是国家变革的大事：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革命、政治改革、政府机构、政党职能、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等，这些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并未因为讨论研究而解决，往往用大量的精力普及了诸多的概念。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物质生活的满足，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性稳定，公民个人的生活状态、个人的发展、作为个体的政治抉择、个体人力资源的分配、个人政治抉择与宏大社会政治的发展与连接、个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慢慢进入我们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这种揭示个人生活与政治的关系的规律、个人生活中的政治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活政治学。
生活政治学源于传统微观政治学、社会学，在研究范式上有承袭关系，在研究对象上则与传统的宏大叙述式的政治学有较大的不同，与政治学社会学较多的联系，往往是从细微之处来关照政治的主题。政治学的生命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系于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敏锐反应，生活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全球化的变动，从一个较小的角度切对个体政治生活的关照。
一、生活政治学滥殇的背景
我国政治学研究传统上是从社会政治大视角来研究社会政治的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政治学的范围”归纳了7个主要方面，即：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国际政治，政治学方法论。大体上，生活政治学应于微观政治学的范围，然而我们对于微观政治学的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没有充分地展开。研究生活政治学更多的从个体的视角来研究政治的抉择，个人如何来分配和控制自己个体的资源。
就目前所看到的文献，生活政治这一概念是由欧洲的学者提出来的，如安东尼·吉登斯、齐格蒙特·鲍曼、乌尔里希·贝克等人。仔细读他们的著作，发现他们在上世纪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生活政治学，提出政治私人主义和各种问题。这些学者均为跨界研究的大师，其研究领域从哲学到社会学到政治学，甚至到人类学。国内的学者如衣俊卿等则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出发，讨论微观政治学哲学;在他看来，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i]国内的学者也强调宏观政治学与微观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分野，宏观政治学“主要研究作为系统与整体的政治生活的外部与内部的生态结构以及作为过程的政治演变与发展的规律”;微观政治学“研究作为个体与群体行为体系的政治生活的行为结构与行为演变的规律”。[ii]宏观政治学关注政治权力的配置，微观政治关注政治利益的实现。
在某种意义上就微观政治学与生活政治学有相当部分的重合;微观政治学会更多地关注企业、社区等社会组织的权力控制问题，也包括以个体政治人，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化研究、政治角色研究、政治人格研究等等。而生活政治学则集中地关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选择方式和行动方式，如鲍曼2002年出版的《被围困的社会》一书，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全球政治，第二部分是生活政治：人们消费方式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权威的认同，对于生活的感知，对于政治时刻的寻求等。生活政治学是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政治生活的反映。
对于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决定生活政治学的诞生。在吉登斯、鲍曼、贝克看来，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现代的发展阶段。后现代社会就是后工业社会，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国家完成了战后重建之后，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在社会形态、思想观念、表达方式都有极大的不同，于是产生了哲学、心理、社会学、美学等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表达：
对于整体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对立趋势的解释
福特主义的现代性灵活的后现代主义
规模经济/大师法则/等级制/同质性/劳动的细致分工区域经济/个语言方式/无政府/多样性/劳动的社会分工
偏执狂/异化/公共住房/垄断资本精神分裂症/分散/欲望/无家可归/企业精神
目的/设计/控制/确切性/生产资本/普遍主义游戏/机遇/消耗/非确切性/虚拟资本/地方主义
国家力量/工会/国家福利主义/大都市/跨国公司/金融力量/个人主义/新保守主义/反都市化
伦理学/货币商品/圣父/物质性美学/账面货币/圣灵/非物质性
集中化/总体化/综合/集合竞价分散化/解构/对立/地方契约
操作管理/大师法则/单一任务/根源战略管理/个人语言方式/多重任务/追溯
元理论/叙事/深度/大批生产/阶级政治/技术-科学理性/征服自然语言游戏/形象/表面/小批量生产/社会运动/多元论的他者/生态主义
乌托邦/拯救性艺术/集中/专门化劳动/集体消费异位/表演/分散/灵活工作/象征性资本
功能/表达/所指/工业/新教劳动伦理/机械再生产虚构/自指/能指/服务/临时合同/电子再生产
形成/认识论/调节/都市复兴/相对空间存在/本体论/非调节/都市再生/场所
霸权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对立/领袖/集体/信仰恐怖主义/社区/虚无/个体/偶像
国家干预主义/工业化/国际主义/持久性/时间不干涉主义/非工业化/地理政治/短暂性/空间
纸质媒体/电话/广播/电视网络/邮件/社交网站
部分内容引自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iii]
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等不仅带来了宏观物质世界的深刻变化，而且时时刻刻重构和型塑着人、社区、民族性、国家政治，带来了人类新的风险和矛盾;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政治的景观，政治生活的方式。
二、传统政治及政治学的祛魅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汉语也可译作“解咒”，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此词起源于当代科学哲学，一般的理解为曾经一贯信奉的或被追捧的人或物或事或感情或文化或定论，受到新的认识后地位下降。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讯空前发达，网络使人们对事物的把握迅速达到精细化的程度;政治的透明化和公开性成为一种不可阻挡趋势，政治的神秘纱被揭开，政治本身成为“玻璃樽”;在发达国家政治活动有很大程度的娱乐性与游戏性。于是生活政治学从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中应运而生，开始政治及政治学的解咒过程。
用“大写的”的政治与生活政治标识不同时期的政治发展和变化。当今的政治与20年前的政治有极大不同。“‘大写的’政治需要权威的领导，而生活政治则需要偶像。”[iv]克林顿、奥巴马、普金、布莱尔、卡梅伦能够当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及政治见，而是他们是大众生活政治中的偶像;如俄罗斯流行的歌曲《嫁人就要嫁像普京这样的人》：“一个像普京的人，一个像普京强而有力的人，一个像普京不酗酒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使我伤心的人……”。奥巴马的当选更是把当代人网络生活与传统的选举政治绝妙地结合在一起，把个人的特质：多元文化、奋斗精神、底层背景，转化为美国多数公众的共识及生活体验。现在我们不能想像有人会唱“嫁人就嫁像赫鲁晓夫”。在当今个体问题与公共问题的界限常常被打破，个体问题转换成公共问题，同时，也把共同利益转换成个体权利和义务。
人们通过生活政治，为自己创造生活的条件。鲍曼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讨论生活政治，“人们能够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创造历史的条件。我们可以把这一命题更新，使之适合‘生活政治’的时代需要，可以说人们能够创造生活，但不能选择创造生活的条件。”[v]其意思就是无法选择的条件与适合的行动之间是相互分离，不可沟通;“条件”公然不受人类选择的影响，条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生活政治就是要讨论“条件”与个体行动的边界。在“通往有真正自主权的城邦的道路穿过一片人口稠密、动荡不定的广场。那里，人们每天相遇，继续齐心协力，在个人关注的问题和大众利益之间来回往复地不停转换。”生活政治将研究解决历史宿命，为人们自己开辟一条可行的生活道路。
社会政治发展由解放政治进入到生活政治。“解放”是中国人熟悉的政治概念：“解放以后”、“解放思想”……;解放就是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意味着从限制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封建专制制度是影响人的社会机遇的重要因素。推翻这一制度，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才能使人得到解放。解放政治所关注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使个体从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的状况所产生的行为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他获得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vi]西方学者讨论的解放政治，与中国人理解的解放有大致相同的含意，吉登斯说：“我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vii]
由此可见，解放政治只有把人们划分对立的阶级、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才有意义。目前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公众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社会中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共同体;中共十七大报告就提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它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viii]实际上这种共同体，只存在于人们的希望之中，是人们努力的方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很大一部分国家中，剧烈冲突的解放政治的消解，构建人们期望的共同体的生活政治的开始。
生活政治进程的演进为生活政治学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妇女运动，试图把个人情绪与对“生活方式的反叛”作为向官僚政治体制挑战的一种方式，是“生活政治的先驱”，相当多的妇女从婚姻供养关系中解放出来，涌入劳动市场;她们不再依赖丈夫的收入，而可以建构她自己在家庭内外的生活;她们提出新要求——堕胎、男女分担家务、外出工作、公平的薪酬和社会保障。“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ix]“相对于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 chances)而言，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life decisions)。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x]生活政治所关注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在传统与习惯已趋衰落之后应当怎样生活、如何重建社会团结以及如何对生态问题作出反应等。
由此可见，传统的政治学研究，如选举制度研究、政党制度研究、社会治理研究，均难以涉及和解决生活政治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生活政治学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价值
宏观政治学致力于对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建构和过程的研究，往往忽略了个体日常性的、多元差异的、分散化的权力的支配与控制的研究。中国人目前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阶级的问题，或者说人们不愿意把问题看作是阶级问题，而是个体的问题，于是社会危机表现为个人危机，产生了一种个人和社会的新的即时性，富士康的跳楼的员工、缙云山李一的信徒、法轮功问题等，用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无法透彻地解释，也难找到解决之道。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逃避用传统的观点、方式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阶级分析的方式、专政的方式、意识形态攻势等。现在需要我们要用个体方案来解决系统的矛盾，当然其中也还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一种政治利益关系。
中国依然处于社会转型期，国人正共时性地体验着传统、现代、后现代诸多潮流的冲击。中国大的政治结构延续着它固有的超稳定性，政治学研究的实践性决定了宏观政治学研究难有大的跨越;而微观政治学、生活政治学则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为宏观政治学诉求目标的实现开辟道路。
个体价值的提升将为生活政治学研究提供广阔的纵深与空间。吴敬琏先生最近提出：中国已到了“‘刘易斯拐点’[2]，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已经转完了，劳动力从最高点下来了，已经不是无限供应了。人的价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经济的增长主要不是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主要靠人力资本的投入推动。”[xi]人的价值的提升要有具体的途径和方式，只有法律上的平等是不能构成自由个体公民身份的，必须有政治、社会权力，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权利是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的权利和利益，而这些是可以通过生活政治来以解决的。如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们依凭何何种组织资源和文化源资，来保证在新的工业秩序得到像样的地位。事实上，在世界上最快速、最具有压缩性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几亿农民以原子化的方式嵌入到全球化资本的生产方式之中，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换来了壮观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打工仔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到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在他们实在无法忍受时就会一走了之，甚至一跳了之。就目前的情境，宏观政治变革对于他们境况的改善影响甚微，而工作职位的保障、职业的规划、个体话语权的获得、工作场所的民主，家庭生活的安顿方式均可成为生活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如能通过生活政治学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具体解决中国农民工生存境遇的改进之道，无疑可以大大地提升我们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及意义，拓展政治学研究的视域。
不仅在农民工群体中有诸多的生活政治问题要解决，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仍然很多生活政治的难题没有解决。如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姿态，即中国知识分子如安顿自己;按赛义德的标准，知识分子应具有人文立场、社会良心、和批判精神，“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我在阅读萨特或罗素的作品时，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信念发言，不可能把他们误认为藉藉无名的公务员或小心翼翼的官僚”。[xii]而现在有人把中国的大学比喻为丛林，有尖牙利爪的食肉动物，也有委琐的小爬虫，有草食动物;但大多数老师都是植物，植物是没有发声器官的，处在食物链的底端，顶多是挤挤地朝着阳光雨露丰沛的地方拚命生长而已;一些专业领域成为江湖，对于人际关系经营热情远远超过对真理的追求。形成这种局面，固然有体制性的问题，但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在生活政治中的取向问题。
生活政治学将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个体人力资源的配置。在疏离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是孤立无援，人们可以认识和学习生活政治学，通过家庭、家族、血缘网络、乡里制度、民间组织，构建个人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
国人在生活政治中如能体验到民主、正义、平等等价价值的功用，对于整个民主政治的构建是大有裨益的。中国社会建立民主、法治、理性的政治体制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式、人情化的微观权力机制的严重阻滞。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社会控制模式，例如民主体制、法治模式的建立，都不可能凭借一般的理论号召就得以确立，如果不考虑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微观的、多元差异的权力结构的特点和价值取向，是无法真正扎根的。[xiii]通过丰富多样的生活政治，可以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个人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和互动的社会调控体系。
[1] 赵丽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博士后。
[2]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在过去农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
[i]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6。
[ii] 严强等：《宏观政治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iii]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22页。
[iv] [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v] [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页。
[vi] 郑伟：《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吉登斯政治观管窥 》，《理论学刊》2004/1。
[vii]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8页。
[viii]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ix]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页。
[x]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页。
[xi] 吴敬琏：《中国还处在艰难转型中》，《南方周末》2010/8/12，第22版。
[xii]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页。
[xiii] 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6。
作者赐稿     2010-8-31     本网站发布时间:2010-8-31 23: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