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莱克工程怎么样:真实的“一大”

九十周年，重拾碎片；汇集成篇，谨为追忆；了解历史，以史为鉴。

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

 1921年7月30日，一些代表陆续来到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李公馆里，他们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也就是最后的闭幕式。不料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闯入了会场。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从而改变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

 闯进李公馆的密探究竟是谁？经考证，此人乃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程子卿是怎么闯入一大会场的？人们又是何时认定程子卿就是闯入会场的密探？

 作出这一贡献的是作家叶永烈先生。1990年，叶采访知情者——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后揭开了这一谜底。叶在《名人历史现场》中回忆道：很偶然，有人听说我在写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就建议我找薛畊莘先生聊聊，因为薛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我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闯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此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薛畊莘进行了口述采访，并公开发表。1991年，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程子卿是闯入一大会场的人。

 那么，法租界的密探怎么会这么快知晓中共开会的呢？已有的史料披露，马林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动身来华后，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这些情况迫使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致上海荷兰总领事一信，报告马林的行踪，马林已乘船到达上海，并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东方饭店。

 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密探们已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实际上，租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还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在上海的各国当局。所以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时，就已经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警觉。于是，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察见机行事。

 薛畊莘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闯入会场的事情程子卿对他说过很多遍，因此记忆非常清晰。他甚至认为，是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人：闯入会场的插曲载入史册，说的就是“一个穿灰色长褂的法国巡捕密探”打断共产党事先准备的会议议程！事实上，很可能就是这个密探挽救了他们。法国巡捕们都很清楚，如果那个密探想抓住那些开会的人，他们一个都逃不掉。而事后人们津津乐道那个穿长褂的密探，我是十分了解的：就是程子卿！程子卿终年身穿旧式的长褂，夏天单穿棉布长衫，冬天在里面衬上双层棉夹袄。

 但对薛的回忆，目前尚无其他史料能加以证实。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不得不中止，后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程子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共一大的事情却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

陈独秀李大钊为何不出席“一大”？

 中共上海会议，拟定党的名称和党纲，被后世称为“一大”，如此重要的会议，为何中共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去参加？

关于陈独秀，当时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忙。至于李大钊，有的说法是在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也有人说是在为北大若干所大学教师联合讨薪中被打伤，更有人直接说，当时北京分部的诸人无人重视上海会议，干脆就没让任务繁重的李大钊参加。可是，为何不重视上海会议呢？要知道，这次会议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亲自召集并参加，甚至为了这次会议，共产国际要支付1, 500大洋的巨款，事关中国共产党，竟然被两位领袖如此轻慢？

 也有人说，当时的陈独秀与马林之间有矛盾，所以赌气没参加会议，李大钊与陈独秀保持一致，所以也没参加，两人只是派出各自代表。这个说法或许有一定可能，但或许有个更大的可能性，可以说明为何陈李二人并不重视上海会议：中共早已建党，在党的名称和宣言已经发表，总书记已经确定是陈独秀的情况下，这次的上海会议在两位领袖心中地位实在不高，早已引不起两位更为务实的领袖的兴趣，索性只派出代表与会，参与讨论下党纲即可。

“一大”会场是什么样子？

 说到中共召开代表大会，大家就会想起人民大会堂里一排排整齐的人群，高举的手臂，严肃的气氛。可中共召开“一大”的时候，会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究竟是怎么个开会法子？也是一如后来那样严肃么？

事实上，根据“一大”代表李达的回忆：一大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有张贴什么标语。“一大”的诸位代表确实没有什么经验，在开会的时候也带着一种书生意气，经常为一个问题从讨论变成争论，甚至是争吵，整个会议中的几位主角，分别是张国焘和周佛海，另外的，李汉俊、李达、陈公博、包惠僧、陈潭秋、刘仁静也就积极讨论，至于其他人就比较的安静了。

 以上这些人能够积极讨论并非没有原因，他们多数是北京、上海、广州代表，接触共产主义理论比较早，理论知识比较扎实，其他人在他们面前就只有听的份，尤其是担任会议记录的毛泽东，参加会议时候还不是正式党员，只能算是青年团员，更是对这种讨论无法更多的参与。

 等会议转移到嘉兴游船上，绝非是摆着空荡荡一张桌子，这一次众人有了经验，在游船的桌子上摆了一副麻将，如果有其他船靠过来，就装作打麻将迷惑人，也算是中共地下斗争的一次小小的应用，没有这种经验教训的总结，又何来以后中共的不断成熟与发展？

毛泽东在“一大”上做了什么？

 关于毛泽东在中共“一大”的行止，与会人几乎异口同声的反应，在会上他非常沉默，几乎完全不说话，静静的听别人讨论发言，即使是休息时候，也不过是在房间中溜达，有人向他打招呼也看不到，因此被人评论是“书呆子”“神经病”。

 会场转移到嘉兴时候，根据王会悟的记忆，毛泽东随同众人来到了嘉兴，包惠僧也回忆说：“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这种说法似乎是证明了何叔衡并未中途被撵回湖南。但是，毛泽东自己却从不回忆关于在嘉兴南湖开会的点滴，倒是他的一位友人萧瑜记得，曾与毛泽东一同坐火车来到了嘉兴，并且共住一间房。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16米长的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没洗澡。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整整一天。”（《毛泽东传》，作者：[美]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游览杭州一节，与刘仁静后来的回忆相符，不过，刘仁静是在参加完“一大”后与友人前往西湖，并未与毛泽东同路，仅仅是在西湖偶遇，彼此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刘仁静》，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陈公傅与丢失的“一大”文件

 中共“一大”究竟有无决议文件？答案是：有。但这份决议只是一份草案，并未公开发表，而且并非是在中俄两国的党史文件中发现的，相反，这份文件能保存下来，我们要感谢中途退场的陈公博。在“一大”会议上，陈公博对张国焘极度不满，这种不满更多的不是对张国焘的专横跋扈，而是针对了张国焘处处秉承马林的意思办事。

 7月30日当晚的会议，本已是“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即将讨论出“一大”的纲领和决议，在马林的监督和操控下，这本没有任何悬念。但是，一个巡捕的闯入，令会议突然中断，“一大”代表转战嘉兴南湖的时候，马林出于各种原因没有跟随，这样一来，就给了“一大”代表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

 陈公博固然没有出席嘉兴南湖会议，但他将决议的草案带给了陈独秀。这份在“一大”会议上反复争吵无法表决的决议，在陈独秀看后也决定不将之发表，可见其中杀伤力有多厉害。

 在“一大”几乎就是没有什么成果的情况下，马林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成绩，就是收走了会议记录，算是对上级有个起码的交代。但这种成绩并不能令共产国际满意，自然也没将会议记录保留。

 至于“一大”的决议草案，陈公博在脱党后，将其附在自己的博士论文背后，成为一份参考文献，谁知沉寂数十年，才被中共党史学者发现，终于大白于天下。“一大”会议上的争论核心焦点，就是是否跟随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陈独秀对此事极为反感，并在返回上海后曾拒绝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合作，但是，以当时中共的实力，还无法与庞然大物一般的共产国际对峙，很快，陈独秀一败涂地，不得不与马林合作，他在“一大”后的坚持也随之成为泡影。如此一来，“一大”会议后绝无可能出现公开表决了中共纲领后，共同高唱《国际歌》的场面。

与会者为何忘记“一大”的闭幕时间？

 关于中共“一大”的开幕时间，几乎不存在太大的偏差，不是1921年7月23日，就是24日，至于将中共建党生日定在7月1日，那是在延安时代由毛泽东一锤定音的事了。但是，关于“一大”何时闭幕，竟然出了四种说法，分别是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日期。

 怪哉，好端端一个会议，怎么连什么时候结束的都会记不清楚了？又或者说，是“一大”代表们因为受了惊吓，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都存在记忆不清了？

 支持7月31日说法的有董必武和包惠僧，其中董必武是在1971年回忆的时候，提到这一说法。支持8月1日说法的有董必武、张国焘和陈公博。等下，怎么又有董必武？没错，这里是董必武1929年的回忆时候，提到了8月1日结束会议的说法。至于8月2日的说法，则是由电影里周迅扮演的那个人物，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后来回忆，按说王会悟记忆力非常之好，她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可是，很多事就坏在这个可是上了，8月5日的说法是来自俄文的文件，而这份文件写于1927年，就在中共“一大”结束之后的第66天，加之陈公博回忆的佐证等。另外，根据当年上海报纸对8月1日到3日嘉兴南湖大风灾的记载，以及“一大”与会者的回忆无一人提到这场大风，可以推论，似乎会议结束日期在8月5日。

 如此一来，是与会者的记忆出现偏差，还是说，“一大”的嘉兴会议上有了什么变故，让后来回忆的人都不得不反复犹豫么？“此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史的真相总是这样模糊不清，只存留些许的历史碎片供今人去不断地回味与探索……

（舒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