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戚本禹：打倒刘少奇幕后推手

　　又过了几天，戚突然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说：“你去一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以《红旗》杂志记者的名义找宁可，问问他对批判历史主义的看法。”当天下午，我带着《红旗》杂志的介绍信乘公共汽车赶到北京师院历史系。系里看到我是《红旗》的记者，知道有来头。当时正是批判之火越烧越旺的时候，宁可的历史主义也在批判之列。该系的党总支书记接待了我，他说宁可参加“四清”还未回来，你们《红旗》对批判历史主义有什么看法？我明白他是在摸我的底，而戚只授权我了解情况，不能表态。就推说我只是来了解情况，至于历史主义应该怎么看，我也不清楚。他说宁可最近有点紧张，因为有不少批判文章涉及他。回来后，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戚作了回报。戚说：“宁可的观点也不是全错，不过他将历史主义强调过头了。翦伯赞讲历史主义，理论上的论证不够，宁可对历史主义的论证就深入多了。”

　　又过了四五天，戚召集我们几个人询问工作进展情况，我们汇报查找资料的问题，谈话中，我说：“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读到陈伯达同志的文章，他是比较早提让步政策的。”戚听了，立即严肃起来，说：“这事你不要向外谈。现在有人正抓这个问题，将‘左派’、‘右派’混在一起打，搅乱阵线，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中有人提到，照目前的批判，郭老和范老都有问题，也应该批判。戚说：“我告诉你们，郭老和范老不能批判，主席已经保了他们。”

　　大概从四月开始，戚就不来上班了，我们几次找他汇报工作都找不到人，问张玉铭，他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到上海参加“五一六通知”通知的起草工作了。不久，我们就搬到西郊的西颐宾馆马列主义研究院继续工作。5月底，《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基本编纂完毕。正在此时，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其中以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影射批判范文澜、翦伯赞等人。我们这些被“极左”思潮激励起来的年轻人再也坐不住了，就向戚要求回所参加运动，戚同意，我们就于6月2日晚上回到历史所参加运动了。

　　回所后，我们看到历史所的运动已经热火朝天。年轻人都很兴奋。此前，已经有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我的导师侯外庐，攻击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时我们对批判侯先生已经不满足，就又批判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尹达，6月2日当晚贴出大字报，说他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早上上班来到办公楼，就看到贴满了反击我们的大字报，说我们是“右派翻天”。此后几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就遭到了大小会的批判。批判我们的理由是：尹达是历史学界的“左派”，历史所一直贯彻的是从陈伯达、康生那里来的红线。尹达又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反对他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但当时的形势却是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报刊电台都是一派鼓励造反的调子。而在历史所却是批判打击造反派，这当然使我们越来越不服气。

　　7月16日深夜，傅崇兰、我、周绍泉、黄秉枢、栾成显、彭邦炯等六人在学部办公大楼门厅最显著的位置贴出大字报，揭露历史所发生的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此事虽然在学部大院引起轰动，但我们几个人也立马引来更残酷的批斗，硬逼我们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后我们都屈服了。傅崇兰又在一天深夜于学部大楼贴出大字报，检讨自己的错误。

　　8月上旬一天下午约4点钟，我正在建国门外的宿舍里，历史所的秘书翟清福突然找到我，说有要事，即同我一起赶到学部大楼的潘梓年办公室。进门一看，我吓了一跳，里面坐着学部工作组组长张际春（时任国务院文办主任），还有关锋、戚本禹，另有曹轶欧（康生之妻）和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后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立即想到，坏事了！肯定是有人将我的情况反映到戚本禹那里，他今天来肯定是批评我的。我僵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戚本禹大声说：“孟祥才这边坐，有人说我是他的后台！”他拍着靠近他的沙发，招呼我去坐。我见他对我的态度不错，心里稍稍宽慰了一点，就走过去，坐在了他的旁边。他小声问我：“受苦了？检讨了吗？”我说检讨了。他说：“检讨收回。你们造反是对的，重新起来给他们斗！”这时关锋与张际春商量了一下，关就开始讲话，大意是：据他们了解，这几天历史所发生了严重的镇压造反派的事件。今天他们几个人按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到历史所为造反派平反。请张老为首的工作组协助做好工作。张际春检讨说他对历史所的运动关心不够，认为尹达是中央文革成员，他领导的单位不会有问题，结果是造反派受了镇压。他要求工作组转过来，一起做好善后工作。这时时间已到晚7时左右，关锋宣布晚上在历史所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要历史所有关人员负责通知，说完他们就到食堂吃饭去了。

　　当晚约8时，在历史所小礼堂召开了全体人员会议。关锋、戚本禹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张际春为首的学部工作组都出席了。会上，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历史所的造反派平反，要求大家一起揭露郦家驹等人镇压造反派的罪行。他说郦是个坏人，解放初曾因倒卖黄金被处罚。由此，我们翻了身。通过批判“资反”路线，将对立面打垮了。不久，历史所成立文革小组，傅崇兰被选为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也被选为文革小组成员。从此，我们所的文革小组就与戚本禹拉上了关系，所有的工作都定时向他汇报。我们所的李斌成被戚调去做了秘书，这更方便了我们与戚的联系。9月初的一天上午，李斌成通知我们，今晚戚要来历史所与我们见面。我们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在会议室等到晚8时，戚来了，将车停在历史所办公楼的后面。他坐下，与大家认识后，说：“现在历史所是你们当权了，但不要走孤家寡人的道路，要团结大多数，批判‘资反’路线也不要过头。例如林甘泉这样的人就应该团结，他过去就写过一些好文章。”我们向他汇报了所里搞运动的情况，其中谈到顾颉刚，问他应该怎么定性，戚说：“顾好办，就凭他攻击鲁迅，也该打倒。”我们又问尹达怎么定性，戚说：“也就是路线错误，在他的问题上，不要为之过甚。”这时戚笑笑说：“我过去认为尹达学问很大，通过前一阶段的接触，我才知道他的学问一般，有时也信口开河。比如，有一次，他硬说赛金花还活着，就住在天桥附近。”

　　1966年底，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戚本禹就布置我们搜罗全国有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选编后送中央文革。我们派人出差全国各地，征集批刘大字报，后来出了两个集子。

　　还是在1966年底，戚本禹将陈里宁交到历史所，说他是最早反刘少奇的英雄。原来陈是湖南人，“文革”前因为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被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准逮捕，判刑后发往新疆劳改。后发现他精神有问题，就让他到安定医院就医。为他治疗的大夫叫金宏敏。在治疗过程中，“文革”开始了，反刘少奇成了大方向。金大夫于是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一起向中央文革反映了陈里宁的问题。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立即决定给他平反，将其树为反刘少奇的英雄。戚指示，陈里宁由傅崇兰直接负责，让他作为历史所的工作人员专门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陈里宁在历史所每天接待来访，不时外出作报告，还经常写文章，成了当时的大名人。

　　1967年初，在全国性的大批判浪潮中，《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个编辑找到陈里宁，要他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他很快拿出了一篇自我吹嘘的文章，那位编辑看后对我说不能用，并说就陈里宁的水平，很难写出可以发表的文章，他要求我找人为他写一篇文章由该报发表。我找了历史所的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为陈里宁写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5月份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后来，陈里宁要求补发他在服刑期间的工资，我们给戚打报告请示，未批准。再后来，陈里宁写的批判文章越来越不像样，胡诌八扯，像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话。接着，有人揭露陈里宁不仅反刘少奇，而且反毛主席。我们又找金大夫和清华造反派了解情况，他们仍坚持陈里宁是反刘少奇的英雄。我们打报告给戚，戚指示让陈里宁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农村搞调查，不要再外出作报告。此后，继续有人，包括当时参与审判陈里宁的公安人员揭露陈里宁的反毛主席的行为。这时，陈里宁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在当时可是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问题。当傅崇兰指出他的问题时，他竟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考虑必须再给戚打一个报告说明陈里宁的问题，否则我们摆脱不了干系。在我们的报告送上去不久，戚便要我们重新将陈里宁送到公安部，这已是1967年的秋天了。

　　1967年初，戚本禹正在写批判刘少奇的大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该文的初稿清样曾送给傅崇兰提意见，我与张显清、周绍泉都看过，我不记得提过什么修改意见。这篇文章的发表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大概是4月的某天上午，戚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部署大批判的会议，到会的有二三十人，现在记得的有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光明日报》的穆欣、詹铭新等，我与傅崇兰也参加了。这天，戚穿了一身军装，神采飞扬。落座后，他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可是不少报刊跟不上，老是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必须将这个形势扭转过来，大家都写文章。吴传启、林聿时，还有傅崇兰，你们都赶快亮相！”说到这里，吴传启接话说：“哎呀，我早就亮了不少时间了！”吴传启这里说的是学部中我们的对立面“红卫兵总队”满北京贴大字报、小字报揭露他反对大跃进，他最精彩的一句话是：“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吴传启坚决不承认他说过这句话。这次会议之后，我们也在所里布置写大批判的文章。此后，我在《人民日报》用“史红兵”的笔名发表过一篇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还给《光明日报》写过纪念五四运动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若干周年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