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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与胡风
青岛新闻网 2005-03-04 14:01:08
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姚文元本是著名左翼文人胡风的崇拜者,然而在1955年,姚
文元却突然成了批判胡风的急先锋,这到底是为什么？从姚文元与胡风的关系中,或
许可以看出姚文元后来人生道路的必然性。
请看《党史博览》刊署名霞飞的文章。不入门的“学生”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
。姚蓬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左翼作家,1927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此后,姚蓬子便与鲁迅、胡风、田汉、夏衍、冯雪峰、潘汉年、丁玲等左翼作
家交往密切。后来,姚蓬子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写下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
宣言》,成了叛徒,但后来他隐瞒了这一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姚蓬子在重庆办作家书
屋,仍以左翼作家的面目出现。那时,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主要以出版进步书刊为主。
这时,姚蓬子与胡风的关系仍然很好。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文元1岁时,便由
姚蓬子抱着去见过鲁迅,鲁迅还为此写过一首诗。这一点后来也成了姚文元的“资本
”。“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不止一次地说过：“我1岁的时候见过鲁迅。”当他
后来在重庆南开初中读书时,父亲的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的很多著作,胡风也常来作
家书屋与姚蓬子谈天说地。那时,姚蓬子是胡风的朋友、出版者,自然经常在他儿子
姚文元面前提起胡风。姚文元也十分崇拜胡风,但他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还与胡风这样的大作家、文艺理论家说不上话。于是,性格内向、喜爱读书的他每
天从学校回来后,便躲在自己的屋子里读作家书屋出版的书。在这些书中,他最爱读
的,就是胡风的书。胡风写的许多书和文章,他不止读一遍,有的甚至读过三四遍。新
中国成立后,姚文元进入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业余时间仍经常读胡风的
书。不过,此时他读胡风的书,已经不同于从前了。从前,他只是在学习胡风的思想、
文风、笔法,现在,他读已经成为中国文坛巨星的胡风的书,是为了研究胡风的思想,
通过对胡风思想的研究,走上成为文艺评论家的道路。姚文元整天钻研胡风的书,几
乎成了胡风迷。他在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时,就经常在同事中谈论胡风。姚文元的这
一长处,也引起了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长的注意。经他推荐,1954年底,一向有重视文
化工作传统的卢湾区委宣传部决定：让地位并不高（当时只是科长）的姚文元为全
区干部讲一次胡风的文艺思想。青年姚文元获此殊荣,内心自然十分高兴。他下了
一番功夫,认真准备了一篇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讲稿。在讲稿中,他是把自己置
于胡风“学生”的地位的。只是他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胡风,已经不是抗日战
争时期作家书屋座上客的胡风了,他这个胡风的“学生”,只是一个不入门的“学生
”。
惊怵之后的转向
就在姚文元热心当胡风不入门的“学生”时,中国文艺界却响起了一声惊雷：胡
风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
1954年,胡风深感中国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不提出解决,会妨碍中国
文学艺术的繁荣。于是,当年7月,他直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几年来
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份30多万字（后来被称为“30万言书”）的报告,系统地
总结了建国后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还对当时主管中国文学艺术
工作的中宣部领导人周扬等人提出了批评。胡风的报告,被中宣部认为是错误的、反
动的；胡风向中央直接写报告,也被认定为是不正当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
先后开了8次会批判胡风,周扬在会上还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当时中
央还只是要对胡风的思想进行批判,但到1955年4月,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受到注
意,中宣部把这些信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报送中央。毛
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为发表这些材料写了按语
,将胡风及其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5月18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然而,在1954年底,周扬批判胡风的消息即在文艺界传开了
。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姚文元
读了这篇文章,感到震惊。虽然那时胡风尚未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但是
周扬在文章中已经使用“反动”一词来称呼胡风了。这对姚文元来说,不啻于晴天一
声霹雳,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他心中的偶像,他一直认为是自己“老师”的胡风,怎么
一下子成了“反动”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个晚上。
想来想去,他感到了惊怵,他有一种后怕的感觉。于是,在惊怵之下,几天之内姚文元
就转向了,他真的成了胡风的批判者了。
突然打响的两炮
1955年,文化部主办的《文艺报》在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艺报
》通讯员”的文章——— 《分清是非,划清界限》。这篇文章除了按周扬文章的
观点说胡风是反动的外,还对《文艺报》提出了批评,说《文艺报》“没有对胡风先
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说《文艺报》“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
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这篇文章的实际
作者正是姚文元！那时候,全国文艺界批胡风正处于僵持阶段,真正写文章批胡风的
人还很少。《文艺报》也正在组织这方面的文章,但组织得不很理想。正当此时,姚
文元的文章寄来了。加之这篇文章文笔老到,不像是青年人所写的,编辑们便以为是
个文艺界的老作家所写,很赏识他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也正适合《文艺报》的需要
,于是,便把姚文元的文章用“《文艺报》通讯员”的署名方式发表了。这篇文章的
发表,表明了姚文元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是一篇表态性的文章。由于
文章敢于直言胡风的问题,敢于批评《文艺报》,在当时的文学艺术界引起了很大反
响。不久,《文艺报》上又发表了几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这更抬高了姚文元的身价
。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姚文元打响了第一炮。
1955年初,上海文艺界召开了一次批判胡风的大会。会前,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
了一些人准备在会上发言,姚文元就是其中之一。姚文元那时在上海文艺界算不上有
多大的影响,因此,他的发言被排在会议最后。姚文元一登上台,就拿出事先写好的稿
子一板一眼地读起来：“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
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
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
理论’的每一部分……”姚文元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轰动。对批胡风持有保留意
见的人认为姚文元的发言“上纲”太高,火药味太浓；一些了解姚文元的人认为姚文
元转得太快；一些人则认为姚文元的发言很痛快,揭露了胡风的本质。总之,一时间
议论纷纷,各种看法都有。姚文元的这次发言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张春
桥。上海文艺界开会批判胡风那天,作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悄悄坐
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观望着每一个人的态度。参加会议的人和
发言的人大多让他失望,唯有姚文元的发言使他眼睛一亮。他很注意地听完了姚文元
的发言,在小本子上记下了姚文元的名字、工作单位。会议开完之后,张春桥回到办
公室,立即给上海《文艺月报》的副主编王若望打了一个电话,推荐他在《文艺月报
》上发表姚文元的发言稿。事有凑巧,当天,上海市作协某领导人也打电话给王若望
,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文章。王若望连接两个不小的人物的电话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
文章,他不能不重视。第二天,姚文元就成了王若望办公室的座上客。王若望仔细地
看了姚文元的文稿,建议姚文元拿回去修改一下,去掉前边的口号式的文字。姚文元
回去后,对文稿进行了一些修改,很快交到王若望的手上。不久,《文艺月报》1955年
3月号上刊出了姚文元的这篇题为 《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的文章。姚
文元这第二炮也打响了。这一炮,是改变姚文元命运的一炮；这一炮,使姚文元在全
国文学艺术界出了名。
走向全国文坛
1955年3月初的一天,张春桥主动约姚文元到他《解放日报》的办公室。在了解
了姚文元的经历、家庭、工作之后,张春桥对他说,听了你在上海文艺界批判胡
风大会上的发言,也看了你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文章,感到你的文章很有战
斗力；你还很年轻,大有前途,今后我们经常联系；文艺理论家一定要成为政治家,今
后你一定要多注意政治。谈话中,张春桥向姚文元提出,请姚文元参加《解放日报》
批判胡风的座谈会,请他在会上发言；张同时还提出,请姚文元当《解放日报》的“
文艺理论通讯员”。这两件事,对姚文元都有好处,他自然很痛快地答应了。
1955年3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
——— 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解放日报》是
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在全国特别是在华东各省有很大影响。姚文元的文章作为重
头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姚文元的名字更加广为人知。接着,张春桥又连续
约姚文元写了数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在《解放日报》显著位置上发表。同时,张春桥
还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姚文元的文章推荐给《文汇报》发表。在《文汇报》、《解放
日报》这样全国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使姚文元一时名声大噪,“青年文艺理论
家”、“文艺评论家”姚文元已经广为人知。从那时起,姚文元才算真正步入了全国
文坛。
并非“壮士”的“断腕”
然而,正当姚文元大批胡风之时,他的“后院”却起火了。原来,在胡风的问题被
升级为“反党集团”的同时,潘汉年因受“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牵连而被中央定为
“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而胡风和潘汉年,当
年都与姚蓬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胡风的问题被中央定为“反党”问题后,中央就已经注意到了姚蓬子。1955年4
月4日,潘汉年被中央正式批准逮捕后,中央给潘汉年定的是“包庇特务、叛徒”的罪
名,这也使经潘汉年介绍入党后又叛变的姚蓬子的问题突出出来。在中宣部和中共上
海市委的过问下,1955年5月,也就是姚文元批胡风正起劲之时,上海市公安局审查了
姚蓬子的问题。5月底,姚蓬子以“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双重
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审查。
紧接着而来的,是上海市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对姚文元的审查。6月,区委审干办
公室找姚文元谈话了。姚文元被列为卢湾区委的重点审查对象。姚文元从得意的“
云端”一下子跌落下来,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但他并未完全灰心,一直在想着摆脱
逆境的办法。想来想去,除了与父母亲断绝来往,以此表明自己和家庭划清了界限之
外,别无他法。于是,姚文元干脆住在单位不回家了。
1955年11月,姚蓬子的问题在审来审去后,除了“叛党”这个旧账之外,没有审出
建国后与“胡风反党集团”有联系的问题,也没有审出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有联
系的问题。姚蓬子被送回了上海,姚文元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此时开始回
家了,也不再与父亲划清界限了。他又开始继续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了。当年12月20日
,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给姚文元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虽
然对姚文元很不利,但并没有写下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在姚蓬子被结束审查送回上海
后,对姚文元的审查自然也就草草结束了。姚文元又可以振作精神努力往上爬了。
1957年,姚文元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且,毛泽东在1957年两次提到姚文
元、称赞姚文元。原来,1957年2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
则——— 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此前,毛泽东已读过姚雪垠的文章,还称赞说“姚
雪垠很会写文章”。后来,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
。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泽东
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
况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
话中谈到了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他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
章,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
民党20
年一家独鸣的理论。”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
器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了。姚文元也被确定
为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化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1957年3月10日在北
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3月10日接见上海文化界代
表团时,当着众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提到了他,表扬了他。毛泽东说：“不
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
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此次
,毛泽东不仅当着上海市文化界名流的面提到姚文元、表扬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摆
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这使姚文元心花
怒放。此后,姚文元更加注意研究政治动向了。他写的文章,也更与上边的领导人所
需要的切近了。1957年,他所写的批判“右派”的文章,发表得比较早也比较多。19
65年,他更是在江青和张春桥的安排下,在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共同密谋后,执笔写出
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青岛新闻网 2005-03-04 14:01:08
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姚文元本是著名左翼文人胡风的崇拜者,然而在1955年,姚
文元却突然成了批判胡风的急先锋,这到底是为什么？从姚文元与胡风的关系中,或
许可以看出姚文元后来人生道路的必然性。
请看《党史博览》刊署名霞飞的文章。不入门的“学生”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
。姚蓬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左翼作家,1927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此后,姚蓬子便与鲁迅、胡风、田汉、夏衍、冯雪峰、潘汉年、丁玲等左翼作
家交往密切。后来,姚蓬子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写下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
宣言》,成了叛徒,但后来他隐瞒了这一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姚蓬子在重庆办作家书
屋,仍以左翼作家的面目出现。那时,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主要以出版进步书刊为主。
这时,姚蓬子与胡风的关系仍然很好。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文元1岁时,便由
姚蓬子抱着去见过鲁迅,鲁迅还为此写过一首诗。这一点后来也成了姚文元的“资本
”。“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不止一次地说过：“我1岁的时候见过鲁迅。”当他
后来在重庆南开初中读书时,父亲的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的很多著作,胡风也常来作
家书屋与姚蓬子谈天说地。那时,姚蓬子是胡风的朋友、出版者,自然经常在他儿子
姚文元面前提起胡风。姚文元也十分崇拜胡风,但他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还与胡风这样的大作家、文艺理论家说不上话。于是,性格内向、喜爱读书的他每
天从学校回来后,便躲在自己的屋子里读作家书屋出版的书。在这些书中,他最爱读
的,就是胡风的书。胡风写的许多书和文章,他不止读一遍,有的甚至读过三四遍。新
中国成立后,姚文元进入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业余时间仍经常读胡风的
书。不过,此时他读胡风的书,已经不同于从前了。从前,他只是在学习胡风的思想、
文风、笔法,现在,他读已经成为中国文坛巨星的胡风的书,是为了研究胡风的思想,
通过对胡风思想的研究,走上成为文艺评论家的道路。姚文元整天钻研胡风的书,几
乎成了胡风迷。他在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时,就经常在同事中谈论胡风。姚文元的这
一长处,也引起了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长的注意。经他推荐,1954年底,一向有重视文
化工作传统的卢湾区委宣传部决定：让地位并不高（当时只是科长）的姚文元为全
区干部讲一次胡风的文艺思想。青年姚文元获此殊荣,内心自然十分高兴。他下了
一番功夫,认真准备了一篇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讲稿。在讲稿中,他是把自己置
于胡风“学生”的地位的。只是他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胡风,已经不是抗日战
争时期作家书屋座上客的胡风了,他这个胡风的“学生”,只是一个不入门的“学生
”。
惊怵之后的转向
就在姚文元热心当胡风不入门的“学生”时,中国文艺界却响起了一声惊雷：胡
风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
1954年,胡风深感中国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不提出解决,会妨碍中国
文学艺术的繁荣。于是,当年7月,他直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几年来
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份30多万字（后来被称为“30万言书”）的报告,系统地
总结了建国后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还对当时主管中国文学艺术
工作的中宣部领导人周扬等人提出了批评。胡风的报告,被中宣部认为是错误的、反
动的；胡风向中央直接写报告,也被认定为是不正当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
先后开了8次会批判胡风,周扬在会上还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当时中
央还只是要对胡风的思想进行批判,但到1955年4月,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受到注
意,中宣部把这些信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报送中央。毛
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为发表这些材料写了按语
,将胡风及其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5月18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然而,在1954年底,周扬批判胡风的消息即在文艺界传开了
。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姚文元
读了这篇文章,感到震惊。虽然那时胡风尚未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但是
周扬在文章中已经使用“反动”一词来称呼胡风了。这对姚文元来说,不啻于晴天一
声霹雳,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他心中的偶像,他一直认为是自己“老师”的胡风,怎么
一下子成了“反动”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个晚上。
想来想去,他感到了惊怵,他有一种后怕的感觉。于是,在惊怵之下,几天之内姚文元
就转向了,他真的成了胡风的批判者了。
突然打响的两炮
1955年,文化部主办的《文艺报》在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艺报
》通讯员”的文章——— 《分清是非,划清界限》。这篇文章除了按周扬文章的
观点说胡风是反动的外,还对《文艺报》提出了批评,说《文艺报》“没有对胡风先
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说《文艺报》“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
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这篇文章的实际
作者正是姚文元！那时候,全国文艺界批胡风正处于僵持阶段,真正写文章批胡风的
人还很少。《文艺报》也正在组织这方面的文章,但组织得不很理想。正当此时,姚
文元的文章寄来了。加之这篇文章文笔老到,不像是青年人所写的,编辑们便以为是
个文艺界的老作家所写,很赏识他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也正适合《文艺报》的需要
,于是,便把姚文元的文章用“《文艺报》通讯员”的署名方式发表了。这篇文章的
发表,表明了姚文元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是一篇表态性的文章。由于
文章敢于直言胡风的问题,敢于批评《文艺报》,在当时的文学艺术界引起了很大反
响。不久,《文艺报》上又发表了几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这更抬高了姚文元的身价
。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姚文元打响了第一炮。
1955年初,上海文艺界召开了一次批判胡风的大会。会前,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
了一些人准备在会上发言,姚文元就是其中之一。姚文元那时在上海文艺界算不上有
多大的影响,因此,他的发言被排在会议最后。姚文元一登上台,就拿出事先写好的稿
子一板一眼地读起来：“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
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
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
理论’的每一部分……”姚文元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轰动。对批胡风持有保留意
见的人认为姚文元的发言“上纲”太高,火药味太浓；一些了解姚文元的人认为姚文
元转得太快；一些人则认为姚文元的发言很痛快,揭露了胡风的本质。总之,一时间
议论纷纷,各种看法都有。姚文元的这次发言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张春
桥。上海文艺界开会批判胡风那天,作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悄悄坐
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观望着每一个人的态度。参加会议的人和
发言的人大多让他失望,唯有姚文元的发言使他眼睛一亮。他很注意地听完了姚文元
的发言,在小本子上记下了姚文元的名字、工作单位。会议开完之后,张春桥回到办
公室,立即给上海《文艺月报》的副主编王若望打了一个电话,推荐他在《文艺月报
》上发表姚文元的发言稿。事有凑巧,当天,上海市作协某领导人也打电话给王若望
,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文章。王若望连接两个不小的人物的电话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
文章,他不能不重视。第二天,姚文元就成了王若望办公室的座上客。王若望仔细地
看了姚文元的文稿,建议姚文元拿回去修改一下,去掉前边的口号式的文字。姚文元
回去后,对文稿进行了一些修改,很快交到王若望的手上。不久,《文艺月报》1955年
3月号上刊出了姚文元的这篇题为 《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的文章。姚
文元这第二炮也打响了。这一炮,是改变姚文元命运的一炮；这一炮,使姚文元在全
国文学艺术界出了名。
走向全国文坛
1955年3月初的一天,张春桥主动约姚文元到他《解放日报》的办公室。在了解
了姚文元的经历、家庭、工作之后,张春桥对他说,听了你在上海文艺界批判胡
风大会上的发言,也看了你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文章,感到你的文章很有战
斗力；你还很年轻,大有前途,今后我们经常联系；文艺理论家一定要成为政治家,今
后你一定要多注意政治。谈话中,张春桥向姚文元提出,请姚文元参加《解放日报》
批判胡风的座谈会,请他在会上发言；张同时还提出,请姚文元当《解放日报》的“
文艺理论通讯员”。这两件事,对姚文元都有好处,他自然很痛快地答应了。
1955年3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
——— 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解放日报》是
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在全国特别是在华东各省有很大影响。姚文元的文章作为重
头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姚文元的名字更加广为人知。接着,张春桥又连续
约姚文元写了数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在《解放日报》显著位置上发表。同时,张春桥
还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姚文元的文章推荐给《文汇报》发表。在《文汇报》、《解放
日报》这样全国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使姚文元一时名声大噪,“青年文艺理论
家”、“文艺评论家”姚文元已经广为人知。从那时起,姚文元才算真正步入了全国
文坛。
并非“壮士”的“断腕”
然而,正当姚文元大批胡风之时,他的“后院”却起火了。原来,在胡风的问题被
升级为“反党集团”的同时,潘汉年因受“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牵连而被中央定为
“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而胡风和潘汉年,当
年都与姚蓬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胡风的问题被中央定为“反党”问题后,中央就已经注意到了姚蓬子。1955年4
月4日,潘汉年被中央正式批准逮捕后,中央给潘汉年定的是“包庇特务、叛徒”的罪
名,这也使经潘汉年介绍入党后又叛变的姚蓬子的问题突出出来。在中宣部和中共上
海市委的过问下,1955年5月,也就是姚文元批胡风正起劲之时,上海市公安局审查了
姚蓬子的问题。5月底,姚蓬子以“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双重
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审查。
紧接着而来的,是上海市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对姚文元的审查。6月,区委审干办
公室找姚文元谈话了。姚文元被列为卢湾区委的重点审查对象。姚文元从得意的“
云端”一下子跌落下来,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但他并未完全灰心,一直在想着摆脱
逆境的办法。想来想去,除了与父母亲断绝来往,以此表明自己和家庭划清了界限之
外,别无他法。于是,姚文元干脆住在单位不回家了。
1955年11月,姚蓬子的问题在审来审去后,除了“叛党”这个旧账之外,没有审出
建国后与“胡风反党集团”有联系的问题,也没有审出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有联
系的问题。姚蓬子被送回了上海,姚文元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此时开始回
家了,也不再与父亲划清界限了。他又开始继续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了。当年12月20日
,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给姚文元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虽
然对姚文元很不利,但并没有写下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在姚蓬子被结束审查送回上海
后,对姚文元的审查自然也就草草结束了。姚文元又可以振作精神努力往上爬了。
1957年,姚文元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且,毛泽东在1957年两次提到姚文
元、称赞姚文元。原来,1957年2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
则——— 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此前,毛泽东已读过姚雪垠的文章,还称赞说“姚
雪垠很会写文章”。后来,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
。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泽东
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
况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
话中谈到了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他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
章,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
民党20
年一家独鸣的理论。”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
器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了。姚文元也被确定
为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化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1957年3月10日在北
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3月10日接见上海文化界代
表团时,当着众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提到了他,表扬了他。毛泽东说：“不
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
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此次
,毛泽东不仅当着上海市文化界名流的面提到姚文元、表扬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摆
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这使姚文元心花
怒放。此后,姚文元更加注意研究政治动向了。他写的文章,也更与上边的领导人所
需要的切近了。1957年,他所写的批判“右派”的文章,发表得比较早也比较多。19
65年,他更是在江青和张春桥的安排下,在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共同密谋后,执笔写出
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