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敏希电器有限公司:09年中国军事报告

　　自从美国国防部按照《2000 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02 款规定递交了第一份报告时，中国就在建造和实验可靠和有效的军事力量上做出了相当大的进展。国防部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理解随着报告阶段有所提高，但是还有许多关于中国国家和军事战略，它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和趋势，以及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的影响等方面有待研究。中国也有限地提高了其军事和安全事务的透明度，但是除非它把透明度更少看做是个需协商的交易，而更多的看做是一个伴随着国家力量积累的责任，否则本报告中的观点依然不完整，只是经过评估和所知有限的判断拼补而来。这些观点列出如下：

　　国防预算超过经济增长：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国民生产总值（GDP）从2000年的1.95 万亿美金增加到了2008年的4.19万亿美金（按照2008汇率），这使得中国可以在解放军的建造，装备和训练上投入更多，而不会影响到经济。解放军投入增加的一个标准是其政府预算，它从2000年的279亿美金，到了2008年增加到了2倍多，601亿美金。然而这个预算并不是全部的军事花费。虽然美国和其他国家为了能从中国获得更大的清晰度，或为了提高对这些清晰度的缺乏的评估而不断努力，但是国防部对用来解放军投入的资源，资金流和账目机制等的理解依然没有很大的提高。

　　加强的遏制和提高的战略打击。从2000年以来，中国就从一个依靠固定地点发射的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疲弱的战略遏制能力转变为一个存活率更高，更为灵活的战略核武部队。对两种新级别的ICBM----DF-31 和 DF-31A，都是可公路运输的固体推进系统（后者可以瞄准美国本土的任何地点）反映了这个转变。但是没有证明显示中国关于“不首先使用”条例有做更改，这些武器的使用，以及计划中2009-2011年新级别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产生了一个可靠的海上震慑能力，可以给中国领导比之前更灵活的战略打击选择。然而美国的战略部队还远远赶不上中国，中国可以利用这些存活率较高的武器给美国的大部分大城市造成严重的毁坏。

　　提高的反入侵/地区封锁能力。从2000年开始，中国扩大了其反入侵和地区封锁武器，在其边界一直到西太平洋的地区部署和投放了可靠的，分层的进攻力量。中国已经拥有或准备采购那些可以达到以下功用的能力：1）给大型水上舰艇，包括航母造成危险。（通过隐蔽潜艇，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ASCM），制导的尾流归向型鱼雷，或者反舰弹道导弹等）。2）封锁对沿岸机场，安全堡垒和区域后勤中心的使用（通过更远距离和更高精确度的常规弹道导弹，及陆地攻击巡航导弹）；3）对中国领土或部队上空和附近的飞机造成危险（通过进口的和国内的第四代飞机，先进的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空中侦查系统，舰载防空等）。中国太空领域的侦查，和定位，导航，和定时以及地面超视距目标锁定等先进技术正在缩小精确打击能力上的差距。

　　区域性常规打击。从2000年开始，中国继续增强它的常规弹道导弹，建立了针对台湾的雏形的常规短程弹道导弹（SRBM）打击能力，这一能力成为了中国用来压制不仅仅台湾还包括其他邻国的基本工具。在2000年，中国的SRBM部队只是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团级”单位。中国把面对台湾的部队扩展到了7个旅和总数量为1050—1150枚的导弹，而且把这些部队同常规中程导弹（MRBM）系统结合，这些如反舰弹道导弹，和至少两个陆地攻击巡航导弹（LACM）变型，可以从地面或空中发射。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结合提高的夜间战斗和水上战斗训练，为解放军进行区域性打击或海上拦截行动提供了额外的能力。

　　控制电磁波谱的竞争。本报告的2000年版的观察，认为中国“正在改善C4I训练和布置，重点是降低或摧毁敌人的作战系统。”当时，中国的电子战（EW）系统主要是来自 “1950-1980年代科技” 的综合性产物。到了本报告的2006年版，中国在先进的电子战计划上的投资让解放军空军“在技术上同大多潜在对手相当或更为优越。”通过提高空间和陆地的C4ISR以及把通讯设施转移到光纤，中国正在加强自己的能力同时以正在研发的武器系统（例如，反空间，计算机网络行动，和反无线电系统）来阻止其他人的此类能力。解放军2004年的“信息环境下的区域战争”概念的引入，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做出指导，让解放军把重点放在未来战争早期阶段的电磁控制。

　　持续的局限性。虽然中国的区域和地区性行动能力从2000年以来有了一定增长，但是有些局限性还是一直存在。解放军已经为联合战争和组织结构改变制定出新的条例，例如包括部队指挥官代表中央军事委员会来促进向一个更为“联合”的部队转变。然而，联合依然没有很大进展。同样地，解放军空中和两栖运输能力从2000年到现在也没有大的提高，当时国防部估计解放军的海运能力是运输一个步兵师的水平。同样，中国目前的单次运输能力是5000名空降兵（如果同时加上装备的话更少）这同之前的评估一样。中国的海上补给能力从2000年到现在有所提高，但是解放军海军的支援舰只依然数量不多—跟当时差不多。在2000年，国防部计划到2005年把空中加油技术可以达到实战水平。然而，目前中国仅有少数空中加油飞机，它没有足够数量的加油机和适当装备的战斗机或充分的训练在力量投放上使用此类能力。

　　在台湾海峡上的重大转变。从2000年开始，台湾有过两次平稳的政治交接和逐步成熟稳定的台湾民主制度。然而北京对台湾的战略似乎从寻求台湾问题的尽快解决转变为阻止台湾的“法律性独立”，如果有必要甚至使用武力，北京把台湾同大陆统一的目标没有改变。从2000年开始海峡的军事平衡继续对北京有利，标志是对面对台湾的军区持续部署先进的军事装备。在2002年的报告中，国防部评估台湾“几年来都在台湾海峡上空占优势”。这个结论不再正确。相反的是，中国已经能够发展出一系列可以压制台北的有限的军事选择。

　　第1章了解中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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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领导层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外交政策，国家防御，和武器控制的“白皮书”中列出了国家战略目标。然而，此类文献仅仅提供了对目标后面的动力，或着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战略上有限的内容。偶然的战略公告和中国的实际政策决定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明显，特别是在重要时期。结果就是只靠大致的战略对解放军的研究依然不够科学。但是基于传统，历史模式，官方叙述和文件，还有对某种军事能力和外交政策的强调还是可以对中国的战略做出个大概的了解。

　　中国特色的战略

　　中国战略是维持着国家经济发展优先的同时，又要维持可以使得发展进行的安全环境之间保持平衡。中国的领导层把21世纪的开始几十年描述为一个“20年时期的机会”，意思是地区和国际环境基本稳定，而且对中国成长为一个地区性力量和拥有全球影响有帮助。

　　解放军领导和战略家经常以建立“综合国力”来讨论中国战略。综合国力（CNP）概念是一个中国战略计划人员依照其用质量和数量变量评估和测量中国相对其他国家的水平。综合国力融合了软性的，内在的力量指标（例如经济实力，国内团结，文化影响）和硬性的，外部获得的（如，国家核武规模，领土，军事能力，外交影响，经济影响，和国际声望等）。由综合国力的组成可以证明，中国的战略家意识到了内外实力和弱点的联系。这显示中国的决策者可能把内部骚乱看做为外部敌对部队的造成机会的因素，或者是对方造成的结果。中国领导也可能意识到了外部挑战同国内敌人的联系。

　　对中国战略和优先政策的看法

　　中国领导人采用了一套持久的战略优先政策，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维持国内政治稳定，保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努力促进中国的强国的地位。较少透明度是北京用于达到这些目标的明确战略和计划，指导着战略制定和执行的决策结构，以及这些优先政策的调整方式和方向都随着安全环境的改变而调整。

　　制度长期存在和坚持共产党领导为中国领导形成了战略远景，而且驱动着他们的大部分选择。作为用共产主义统一人口和动员政治支持失败的取代物，共产党领导人依靠经济成果和爱国主义当作政权基石。然而两者都有给政治控制造成腐蚀的风险。例如，当中国的领导激起爱国主义热情来操控公众观点，分散国内批评，或支持外交时，他们要意识到抗议一旦开始就很难控制，而且很容易转向国家本身。同样地，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共产党战略成功很重要—促进了经济不平等和紊乱，政府腐败，和环境恶化。目前的国际金融衰退的影响可能会提供一个获得更明晰的中国战略和优先政策，以及看出这两个因素是否和怎样因为这个事件而做出修正。

　　中国领导人重申并继续支持从1978年开始作为中国整体战略和政策基石的“改革开放”。然而，在中国高层领导的言论中出现的这两个中心观念，显示逐步意识到“改革开放”的进程遇到了一些矛盾和挑战：

　　首先，改革使得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但是也给国内稳定带来了重大的新挑战。2006年的中共16大第6次全体会议中的官方报告称“经济重建和社会转型”相应对中国国内稳定产生了“不确定因素”。

　　第二，改革把中国推进到一个外部事件不再独立于其对中国内部环境造成的影响---反之亦然---的全球安全环境中。中国官方媒体和政策文献继续评估“和平，发展和协作已经成了当代趋势。。使得外部环境逐渐有利于我国的发展。”然而，外部挑战持续增多，包括地区性和强权关系，海峡关系，和非传统威胁对大陆未来潜在的影响。

　　这两个观念引导中国领导人总结为，到2020年，他们将注重外部紧张关系的管理或勘测，特别是同强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维持一个对中国发展有力的环境。如前国家委员和外务部长唐家璇在2005年11月解释道：

　　“有必要致力于避免变成重大国际冲突的焦点，减少对我们发展的外部压力和障碍，创造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来完成其计划目标。”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不再注重内部环境。北京持续增长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地位部分地推动了其在外部活动上更为积极的姿态，它展现了要在解决争端和促进地区合作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北京继续威胁如果有必要会使用武力促成台湾争端的解决，并进一步宣称其他国家不接受的南中国海的归属问题。中国增加了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范围，并继续扩大对外军售和外国军官的培训。这些趋势显示北京宣称和保护其利益的方式更为多样性，而且它准备使用各种合作和强迫方式来达到其目标。

　　中国战略中的资源需求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对顺利获得市场和自然资源，特别是金属和石油的依赖性，变成了形成中国战略行为的的重大因素。

　　虽然中国希望继续依靠煤炭作为主要燃料，但是石油消耗和其他液体燃料将会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它在运输领域中增长迅速。中国计划提高天然气的使用，从目前总消耗的3%提高到2010年的8%。同样，中国计划到2020年建造达4000万千瓦的核电站从原来总电力输出的2%增加到8%。

　　中国当前的消耗约为每天785万桶石油，到2015年，中国的石油消耗将增加到每天1000-1200万桶。在2008年5月，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原油进口国，超过了日本。中国当前进口量比例占到53%（2007年大约为每天404万桶）。中国进口量中的46%来自中东，32%来自非洲，5%来自东亚。在2008年沙特是中国最大的供应国，大约每天供应725000桶。其后是安哥拉大约每天供应596000桶，伊朗为每天425000桶。它进口的石油大部分利用船只运输穿越马六甲或龙母岛和吗萨卡海峡。

　　在2004年，中国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在2008年完成了第一阶段，可以提供1亿桶的容量—相当于中国当前25天的石油进口量。第二阶段计划增加2亿桶的容量，大约为42天的进口量，计划2015年完成。在2010年之后，第三阶段的工作可能把净储存量增加到大约5亿桶。但是中国的运输和分配网没有重大的提高，总存储量可能会不足与应对严重的供应断裂。

　　在最近10年中，中国同不同国家签订了长期的供应合同，包括乍得，埃及，印尼，卡萨克斯坦，尼日利亚，阿曼，俄罗斯，澳大利亚，沙特，苏丹，委内瑞拉。在2006年，中国最大的三个供应商是：安哥拉（16%），沙特（16%）和伊朗12%。在2007年中国石油进口量的6%来自苏丹。目前中国超过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且近四分之一来自非洲。

　　中国也寻求在一些海外能源项目和投资上的平等位置，虽然这些同中国的需求和投资相比依然微小。中国的石油公司已经在不同石油公司中开始投资（油田勘探，管线和精炼项目）包括卡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尼日利亚，苏丹和其他在北非，中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北美的超过20个国家的公司。

　　形成中国未来之路的因素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发展并克服了大量的发展挑战。在30年里，这些改革帮助上亿的国民脱离了贫困，提高了国内稳定，扩大了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联系，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虽然中国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但是中国领导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令人佩服。美国欢迎一个和平和繁荣的中国崛起。

　　有些力量可以加强中国国家战略，--有些超过了中国领导者的控制，但是也可以使得中国偏离其和平的途径。中国追寻怎样的途径，或依靠怎样的途径，将大大受到中国领导人选择影响。这些选择受到一套既能促进也能限制他们达到目标的能力驱动力和束缚所影响。

　　经济。持续的经济发展，对中国以地区性和全球性强权的角色出现举足轻重，并一直是共产党受欢迎的基础，同时也加强了其军事力量。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维护了对共产党的支持，并对地区性和全球性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相反，经济打击，例如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给中国造成政治压力。如许多中国分析家说过的，潜在的弱点（例如，贬值的货币，不良贷款，低效的国企，还有城乡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威胁着经济的增长。经济打击，倒退，或者甚至是轻微的增长缓慢都可以造成高失业，通胀，和重大的骚乱，潜在地需要更大地依靠爱国主义来维持对共产党的支持。意外的资源需求增长，全球资源短缺或价格上涨，获得资源收到限制，或着对劳动力和制造业需求的缩小，都可能对中国的战略前景和行为有影响，并可能迫使中国领导中心检验其资源分配政策，包括给军队的资源分配。

　　人口压力。人口压力在未来会增加，对中国维持高速增长的能力产生了结构性限制。在2000到2030年间，超过4亿的人口---比整个美国都多---将要从乡村搬入城市。这个转变的结果使得中国领导人面临创造工作和满足住房和基础设施需要的挑战。有些评估建议预计中国会在这一期间占全球建筑业的一半。中国的人口也在迅速老化；中国的1.46亿老年人口会在2025年增加到约为2。9亿。满足这些老年人口的需要将是共产党维持经济增长，提高国防预算和可能是国内稳定的挑战。

　　国内政治压力。一次成功的北京奥运会和对四川大地震做出有效反应的解放军让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军赢得了公众的眼球。例如中国国有媒体，到处宣传总理温家宝到四川调查毁损和安抚受灾者的图片。然而，关于在四川垮塌的劣质建筑和对学校腐败相关的报道引发了大量的指责。中共在奥林匹克期间压制对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报道的决定产生了另一场谴责。更为广泛的是中共领导人逐渐面对要求提高的政府回应和责任的要求。公开的争论，包括在线论坛，关于三聚氰胺事件和政府拖延公布真相是一些为讨论此类话题更为广阔的公众空间。然而，政府继续极大地限制这些争论大范围。中国领导怎样选择来应对这些挑战将会影响他们维持国内稳定和他们政治上专制的能力。

　　虽然保持一党专政，但是北京进行了行政改革并扩大了专业人士—偶然也有公众的参与，遍布全中国处理人口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中国领导也发起了一场重大的人事改革，计划提高中央领导，地方骨干同有苦衷的城乡工作者之间的沟通。这个计划的基本目标据称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然而，公开的意见分歧被视为非法，媒体和网络被紧紧控制。独立的贸易和劳动单位被压制，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被压制，不被政党认可的宗教集团依然被禁止。中共对中国不认可的组织严密提放，甚至包括非政治性组织，担心这些组织会促进反对意见的组织。

　　腐败。尽管中国做了许多工作整治腐败，但是腐败依然无处不在，，部分是由于国家在经济上的高度涉及和法律的疲弱。

　　在2008年6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了一个5年反腐运动。许多检察院都使用了大量的正文描述并为可以导致确认有罪的线索给与最低440美金的奖励，这使得几个礼拜内的腐败调查增加了两倍。也在2008年，几十名官员因为在跟救灾有关的不当处理被免去职务。

　　在2001年，65%的贪污案件涉及到多个官员，显示出一些腐败网络。中国国家审计局在1996到2005年间调查出1700亿的挪用和浪费的公共资金，学术研究估计2003年腐败的直接成本总计为860亿美金（是国民生产总值的3%），超过当年国防预算的两倍之多。腐败直接影响到解放军；行贿来得到提升，非授权的合同和项目，武器采购都被认为是腐败问题。

　　北京的反应注重利用刑事检控来遏制非法行为。中国一半的省级交通部门领导因为腐败被送进监狱（有些被执行死刑）。在2007年7月，中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被指控受贿来认可假冒药物。

　　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引来了重大的环境成本。北京为了达到奥林匹克可接受的空气不得不关掉许多附近的工业和当地的交通。一个2007年世界银行的报道评估空气和水污染给中国造成其每年GDP的6%的耗费，而且造成了增长的癌症患病率，肺部疾病，和其他慢性病。中国的领导关心的是环境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健康，社会稳定和国际形象的威胁会破坏它的政体。在2006年，中国最高环境官员，周生贤，公布在2005年有51000起跟污染相关的抗议（几乎是每个礼拜1000起）。中国的污染和森林砍伐有着全球影响。中国可能在二氧化碳排放上超过美国成为了第一。日本和南韩都受到中国火力发电站产生的酸雨和在沙漠戈壁生成的黄色沙尘暴的影响。

　　海峡动态。尽管在2008年3月的选举和2008年5月的台湾总统马英九的就职之后对紧张趋势有所缓和，但是同台湾军事对抗和美国军事干预依然是解放军最为关切的问题。中国当前的对台战略明显是阻止台湾向法律独立方向的任何动作，而不是寻求短期解决办法。双方的军事能力或政治意愿的转变，或大陆或台湾内资政治背景的改变，都可以引起北京在计算利益和其有利的行动步骤上的不同反应。

　　地区性的关注。世界上许多“亮点”临近中国，或与其有关（例如，台湾，北朝鲜，南沙群岛，钓鱼岛，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的领导希望避免地区性的不稳定越过中国边境线并因此干扰经济发展或国内稳定。地区性安全动态的变化可以导致中国军事发展和计划方案的转变，可能对邻国产生某些影响。例如北京的观点包括断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就是说，北朝鲜因此而崩溃）；在中亚的民主改革被北京看做是近期和长期的安全挑战；同日本的关系紧张；被认为对中国获得国外资源并将资源运回国内的威胁。

　　观瞻未来

　　中国中国当前的战略是管理外部关系保证一个对经济发展有利的环境。这个战略显然收到北京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的广泛接受。然而中国国内偶尔也会遇到观点上的不同，特别是学术界，关于中国怎样达到这些目标以及它怎样最好地阻止同其邻国和美国的摩擦。有些人喜欢邓小平的传统战略：避免成为领头的角色，并避免那些想要鼓励中国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扮演更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而使中国承担太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认为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这样的被动性不合时宜。他们宣称中国应该积极地同地区性伙伴以及美国合作，不仅仅是提高中国的影响，而且可以向邻国和更遥远的强权保证，中国的强大不会对他们的安全造成威胁。还有其他人相信中国需要在保护其利益上更为强硬和坚定，要对美国威慑中国或约束其对台湾，日本，南韩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的措施做出反应。

　　然而这些讨论显然还保留在在边缘地带，对中共的领导和权威构不成威胁，中国战略在2012年第18次代表大会之前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届时将会产生下一届，第五代党的领导。

 　　第2章中国军事战略和条例

　　总览

　　解放军理论家为条例驱动的改革制定了一个框架，以建设一个可以在“信息环境下的地区战争”中战斗并赢得胜利的部队。通过汲取外国军事经验，特别是美国领导的战役包括“长久的自由”行动和“伊拉克自由”行动，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理论，还有解放军自己的战斗历史，中国的武装部队正在进行全面的改革。

　　这些改革的速度和范围广阔而深远。然而，解放军依然没有经历现代战争的测试。这中作战经验的缺乏使得外界对中国军事改革进程的评估变得复杂。同样也对中国内部的自身军事能力评估有影响，中国的平民领导必须依靠那些没有实践经验的指挥官的建议或者依靠来自脱离了现代战场现实的“科学的”战斗模式。

　　军事战略指导

　　中国没有发表类似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御战略”或“国家军事战略”的东西。外界观察者因此缺乏对促进中国部队建设的战略概念，领导对部队使用的思想，和形成解放军部队结构或条令的紧急计划等方面的直接了解。可靠的言论和文献分析认为中国依靠一套称为“新时期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原则和指导，来计划和管理部队的部署和运用。然而在2008年国防白皮书中的参考和概括显示，解放军没有做出供外界观察的“指导”内容。

　　学术研究指出当前的“指导”大部分类似1993年的指导，反映了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影响和苏联解体对中国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近期对“指导”的修正似乎反映了中国对其安全环境和现代战争的性质有了新的看法，融入了从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学到的经验，并强调建设一个可以赢得“信息化环境下的地区性战争”的部队。

　　“指导”的作战性，或“积极防御”组成部分设定为防御性军事战略，中国不会发动战争或侵略，而只会为了保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而参战。一旦战争开始，根据解放军的《战争科学》（2000） “积极防御的的本质是争取主动并消灭敌人…..而指导在战略上是积极防御，在军事行动中，重点放在在积极防御中争取主动。这有这样，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才能实现”。

　　解放军对近期美国和盟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相关信息和观察的研究，显示在解放军内部就解放军传统上注重消耗和消灭敌人的地面战斗有着争论。一个利用“信息加火力”新的概念模式，认为地面部队是联合部队中迅速占领关键战略目标和战场稳定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个争论目前不可能会对解放军的作战指导造成影响，但是以后或许可能。

　　除了发展可以“消灭”敌人的能力之外，解放军还在开发对部队运用局限性的方法。解放军战斗理论把这些方法定义为包括“非战争”兵力使用—一个政治压制的扩展。1995年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的登陆演习和导弹发射就是“非战争”使用的样板。其他方法包括空中和导弹打击，针对对手领导的目标锁定和秘密破坏。

　　解放军正在全军范围内制定和实施一个对“积极防御”战争和新的作战方法进行支持的条令。

　　海战。“积极防御”的海军部分称为“沿海积极防御”。解放军海军有三个主要任务：抗击海上入侵，保护国家统一，和保卫海洋权。解放军海军条令注重六个进攻和防御性战争：封锁，阻止海上通信，海对地攻击，反舰，海上运输保护，和海军基地防御。

　　陆战。“积极防御”指导下，陆军被部署以保护国家边境，保证国内稳定，和进行地区性力量投放。解放军陆军从一个分置于7大军区—按照市区和山区进攻；沿海防御战；和陆地战而分置-----静止的防御部队转变为一个更有进攻性和更加机动，为在中国边境行动加以组织和装备的部队。中国的地面部队强调整体行动（特别是和航空部队），长距离机动性，“快节奏”行动和特别行动。他们的改革按照俄罗斯条令和美国军事战术为模型。地面部队显然会带领解放军的工作进行特别的，多种部队，联合战术编队来执行整体联合行动的实践。

　　空战。解放军空军从一个局限于领土防御的部队转变为一个更为灵活机动的部队，他们把美国和俄罗斯的空军作为模板，可以在沿海进行进攻和防御性的活动。他们的任务范围包括：攻击，空中和导弹防御，早期预警和侦查，以及战略机动性。空军在“联合防空袭”战役中起着领导作用，这个显然是中国许多反入侵和地区封锁行动计划的基础。解放军理论中进攻和防御概念的模糊，联合防空袭战争在性质上是战略防御，但是在作战和战术水平上，它可以对敌人的基地和海军进行攻击。

　　太空战。解放军战略家把太空看做是促进现代信息战的重中之重；确实，2003年在解放军一个主导杂志上的一篇名为“对太空的控制在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分析文章，提到，中国不会出现专门的太空战；太空行动只会是所有战争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解放军的军事理论杂志《中国军事科学》争论说“信息时代的战争会在太空得到更多的体现。”特别地，基于太空的指挥，控制，联络，计算机，情报，侦查和监控（C4ISR）对促进和协调联合行动并赢得现代战争非常重要。相应地，解放军正在采购可以提高中国基于太空的C4ISR的科技。一个美国和盟军军事行动的解放军分析人士重申了太空行动对促进信息战的重要性，称“太空是战场信息的重点。战场监控和控制，信息沟通，导航和定位，以及精确制导都依靠卫星和其他感应器。”同时，中国正在研发可以攻击对手太空资产的能力。解放军的文章强调了“摧毁，损害和干扰敌人的侦查/观察和联络卫星”的必要性，提到此类系统以及导航和早期警示卫星，可以列为首要目标进行攻击，以“使得敌人盲目，并击败对方”。同一位解放军的美国和盟军军事行动分析人士也称“摧毁或俘虏卫星和其他感应器。。。可以剥夺对手在战场的主动性，并使他们难以施展他们的精确制导武器。”

　　中国军事文章也讨论了太空战对其在敌人战斗心理影响上的重要性。在一本解放军国防大学的书里，作者上校袁泽路在文章《联合太空站》中写道：

　　“太空震慑性和恐吓性打击的目标是阻遏敌人，而不是激怒敌人并使之投入战斗。因此，选择的打击目标必须少而尽量精确……(例如，)打击重要的信息资源，指挥和控制中心，通讯中枢和其他一些目标。这样做会动摇敌方作战组织体系的结构，并将给敌方决策者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

　　2007年1月的直升式反卫星武器(ASAT)测试展示了解放军对反太空系统上兴趣远远超过理论性的东西。除了ASAT展示的动态摧毁能力之外，解放军还在研发干扰，遮蔽或瘫痪卫星和他们地面支持设施的能力。

　　网电一体战。

　　解放军军事文章强调了在战争早期阶段抓住电磁能力上的主动性也是众多保证在战场上胜利的任务之一。解放军理论家创建了一个词汇“网电一体战”来描述对电子战，电脑网络行动，以及动力攻击以瘫痪支持敌手战斗和力量投放能力的战场网络信息系统等的运用。解放军关于联合行动的未来模式中指出“网电一体战”是”综合联合行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提到抓住和控制电磁波的在解放军战斗原理中的重要性。

　　对战争的综合观点

　　在过去20年里，中国平民和军事战略家不断争论现代战争的性质。这些争论从解放军战略传统和其历史经验中抽取资源以提供对“军事事务改革”“不对称战争”和“信息化”战争的看法。这些争论强调了中国在非动力战争手段上的兴趣和提高了电子，金融，信息，法律，和心理等工具在解放军原理和战争计划中的角色。提示了一个对战争全面的，多角度的看法，解放军军事科学学术文章《军事战略科学》，提到“战争不仅仅是军事抗争，也是一个全面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法律上的抗衡。”

　　在200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三种战法”的概念，这是一个解放军信息战概念，其目标是影响军事活动的心理。

　　心理战。寻求通过心理行动以遏制，震慑，和消弱敌人人员意志以及对其进行支持的平民，从而瓦解敌人开展战斗行动的能力。

　　媒体战。目标是影响国内和国际公众观点来建立对中国军事行动的国内和国际支持，并阻止对手进行反对中国利益的政策。

　　法律战。利用国际和国内法律来过的国际支持和管理军事行动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

　　“三种战法”的概念为了在同其他军事和非军事行动关联中的使用而制定出来。例如，中国已经把法律战的个概念融入到它形成国际观点的意图和联合国大会对海洋法的解释中，后者远远背离长期接受的自由航行和领土限制的标准，而把主权扩展到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以及领空，可能还有外太空。

　　解放军军事战略的秘密和虚假信息

　　中国军事文章指出一个对战略欺骗有效的定义为“诱使另一方进入错误感知。。并且通过组织和计划性的手段利用最小的人力和物力成本制造各种虚假现象来建立一个战略优势。”除了信息行动和常规的伪装，遮掩，和封锁之外，解放军还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条例中已有的计谋和欺骗手段中吸取经验。近几十年以来，对经典的中国军事人物孙子，孙膑，吴起，和商鞅以及他们的著作等研究开始复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欺骗的重要性。

　　在中国军事建设偏于过渡隐秘的趋势和民间向邻国和其他国家保证中国对世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属于和平性质之间有着一种矛盾。这个在综合性的全球经济中特别明显，它需要依靠信息的透明性和自由流动来获得成功。中共自己强调秘密性的制度也导致了外界对中国战略意图的错估和误解。相反地，中国领导之间对于计谋和欺骗不确定和未经证实的益处过度自信可能导致他们自己对危机的错误估计。另外，指挥官利用同样的手段来抗击对手也可能被用来减缓-或遮盖—跟解放军有关的坏消息。过度依靠秘密性或欺骗，因此可能会让中国领导和外国人士一样对中国能力，条例，战略环境感到困惑。

　　不对称战争

　　从1991年波斯湾战争和1999年的盟军行动以来，解放军军事战略家已经在强调围绕新型的和未知的能力建立部队结构，战略和战术的重要性。他们也强调发展革新的战略和战术来使用现有的技术和武器系统以平衡同科技上优于自己的对手之间的战场实力。1999年解放军日报上一片文章写道：

　　“一个拥有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当然不会没有弱点。我们的军事预备需要更直接地以寻找勘测强大敌人的弱点的战术为目标。”

　　中国不对称战争的途径可以在其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系统；水下战争系统，包括潜艇和先进的水雷；反太空系统；计算机网络行动；特别行动部队上的巨大投入和“三个战法”概念中看出。

　　中国对于未来军事战略的争论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对维持国际稳定和获得国外市场和资源的依赖逐渐加大。认识到这些依赖性，中国军事平民战略家都开始讨论武装力量在保护和腿间中国边境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角色。这些考虑对形成中国当前防御政策和部队计划上的影响范围尚不可知。然而，越来越明显地是这些关注影响了中国在最高水平防御计划上的思想。

　　在2008年4月的全国人大发言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说“中国的武装力量为保卫国家统一，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任务上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中国2006年国防白皮书在对安全环境的描述中明显说到“同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国际航船路线有关的安全问题逐渐增多。”同样，2008年国防白皮书断称“为战略资源，战略地点和战略控制的斗争逐渐加剧。”它解释解放军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保证国家利益的发展。”在部队内部，军事战略家开始把重点从地面部队行动转向“跨地区机动性”的地区防御，它需要按任务编队机动性作战单位，提高的空地结合行动，远距离机动性，战略运输，远征后勤，快速攻击，以及特别行动。解放军在海外维和行动，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中参与的逐渐增多也显示地面部队可能会在未来有限的远征行动中更多的涉及。

　　解放军显然正在检验怎样把这些新的使命和任务转变到条例，资源分配，兵力结构调整和应变计划之中去。例如，这些在海军未来战略中出现了争论。

　　中国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的一次海军党代表大会上把中国称为一个“海洋力量”并且主张“强大的人们海军”来“维护我们的海洋权利和利益”。其他的中国领导，解放军海军官员，官方文章，和解放军杂志都争论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要依靠对海洋的获得和运用，而且需要一个强大的海军来保卫这样的获得能力。一些解放军海军思想家可能反映出了此类的争论，并为“沿海积极防御”提供了另外的设想，它强调了在第一岛链之内的防御行动，和对台湾意外情况的关注。新的“远洋防御”概念，强调了对越过第一岛链的多方位的精确打击和中国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之外的的行动来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沿海防御的战略深度增加了一个层次。

　　这一战略的拥护者断称中国要求更多数量的大型和中型战舰，舰载飞机，提高的C4ISR，和范围更广的支援舰。解放军海军正在考虑到2020年建设多艘航母和联合舰。然而，有些中国学者升高了关于这个方法的关注，争论说可能会导致同其他国家的摩擦。无论中国是否决定实施远洋防御，中国的思想似乎逐渐向一个考虑除了防御国土之外的海上利益战略概念靠拢，这个也是部队现代化的驱动力。

　　解放军新的使命也推动着关于解放军空军未来的讨论。2008年7月份的一篇文章提到“为了我们国家利益的长久发展，我们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变，以及在空中和太空变得更加剧烈的斗争，使得国家的利益在空中安全上的战略需要也逐渐增强。”文章强调了会在未来影响解放军空军的新型或扩展的使命：

　　控制中国领土上的太空，维持在中国海洋利益上的空中侦查，防御“国外来自太空的攻击”，以及保护中国的国家尊严，统一，权力和利益。

　　为中国海外投资，通讯，和运输，科学调查和其他同中国经济现代化相关的工作提供空中安全。

　　为台湾以外事件做准备；支持打击分裂份子，恐怖分子和其他犯罪力量；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保护中国人民和财产。

　　击败敌人的空中能力，保证中国的防空，对战时联合行动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