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安格瑞电器:“元旦”真正热起来始于何时？

[文明之旅]回望2012 中国节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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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真正热起来始于何时？
万象更新，一元复始！
2013年的元旦到了！不少人可能都在享受元旦小长假。古人怎么过元旦？古代的元旦节与现代元旦节有什么不同？从史料来看，差别还挺大的。

元旦，意指岁首一天，古人称为“三元”，即“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一说。通俗理解，元旦就是新年第一月的第一天，一月因此又称是“元月”或“端月”、“履端”。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序》开篇语，“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说的就是这意思。
中国很早就有“元旦”概念了，1960年大汶口时期陵阳河遗址出土灰陶上便发现了“旦”字。据说，它是由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帝提出的，规定了一年从元旦这天开始。但是，颛顼提出了元旦概念，并没有确定“元旦”这一名词，我查阅了一下，在二十五史各朝“律历志”中，并没有使用“元旦”字样。
元旦的别称很丰富，汉多称为“正月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多称“元正”、“元日”、“元会”、“元辰”、“元春”，隋唐及以后有称“元朔”、“岁日”，民间多叫“新正”、“新年”，等等。
由此可见，今天已十分流行的“元旦”一词，在古代并不太受青睐。开始为“元”，天明即“旦”，元旦应该是古代文人杂合了“正旦”、“元正”等词汇要素，慢慢叫出来的。

图：1960年大汶口时期陵阳河遗址出土灰陶上的“旦”字
“元旦”固定组合，在南北朝时已出现。南朝梁萧子云《介雅》诗中有“元旦”一词。雅，系当时的“国乐”，逢重大节庆、祭祀活动时才演奏，《介雅》为十二雅中的一雅，格式为三曲五言，乐名取自《诗经·大雅·既醉》中的“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给天子祝寿便要唱《介雅》。萧子云所写《介雅》便是供新年第一天使用的歌词，他在其中一曲里创造性地使用了“元旦”——
“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趋拜齐衮玉，钟石变箫韶。日升等皇运，洪基邈且遥。”
“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由此成为元旦名句，即便现代元旦庆祝活动中，仍有人喜欢借这两句诗说事。在由不同作者所填写的《介雅》中，与此意思相近的诗句还有，“百福四象初，万寿三元始”，也是供元旦这天在皇家活动中使用。
到宋元以后，“元旦”已不再是生词，当时的志书、笔记中渐多。如宋陆游父子参订的《嘉泰会稽志》中有一句：“元旦男女夙兴，家主设酒果以奠”；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一）“正月”条进一步称，“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元旦”一词真正热起来，应始于民国。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时代，也结束了惟用天干地支纪年的历史，进入了西历（阳历）与中历（阴历）并存的“二元”历法新时期，以西历公元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确定为民国元年的元旦。

图：清人过元旦（《岁朝欢庆图》局部，清·姚文瀚绘）
当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以行政手段，强力推广西历。
可以说，民国对西历和元旦的全新确认，无异于一场民俗和律历领域的辛亥革命，或者说辛亥革命在民俗文化领域的继续。
1912年1月l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继续推行西历。1912年2月17日，袁氏民国政府发布公告：“应自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
改历就要改节。既然弃用中历，那节日也要随之改变。l914年1月，袁世凯批准了由时内务部拟呈的“四大节”提案：“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
原来仅指立春节气的“春节”概念，因此一下子成了热词，顶替了本该属于“元旦”的阴历一月一日，成了过年的代名词。而原本这一天的“元旦”，则被移到了阳历一月一日。这个，大概也是古今元旦的最大不同。
元旦的精神：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从头再来！

在当代人的观念中，“元旦”指的是西历的新年，这个节日是西方的舶来品。而其实，“元旦”作为一个词汇和节日，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且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阳历，甚至出现的年代和精度都胜于古埃及和古罗马，只是没有全盘使用，而选择了更加对应农时、综合阳历和阴历（阴阳合历）的“农历”。
“元旦”据说起始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中国古代曾以腊月、十月等的月首为元旦，汉武帝起为农历1月1日，中华民国起为公历1月1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亦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因此元旦在中国也被称为“阳历年”。
“元”，意为：始，大；元气，元素；同“圆”；古同“玄”。“旦”，意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指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时候，天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所以，“元旦”不仅有着悠久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还有着深邃的哲学内涵和高远的人生意义，集中体现在与之直接相关的“一元复始”和“万象更新”两个词汇上。
据此而生的人生意义，则正是那句高亢豪迈的——从头再来！
“一元复始”之际，天人合一之机

我们在新年伊始之际喜欢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元复始”一语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那么，什么叫“一元复始”呢？
古人对“元”的解释有许多，有人认为“元者，气也”，认为“元”就是形成宇宙之元气；也有人认为“元者，端也”，认为“元”就是开启历史的始端。那么，“元”到底是什么？
典籍中对“元”的论述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春秋》第一句便是“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元”就是君王即位的初始之年，我们可以将元理解为“开始”。“一元复始”之“元”也即开端之意。但在这段话里，“元”又不仅仅是简单的时间性开端，而是包含了某种更高的正当性和命定性。“元”不仅是开端，而且是根据，是基础。
说了半天，似乎可以说“元”就是一年的开始，“一元复始”就是一年又开始了。“元”作为“年头”的代名词，寄托了古人对开端的重视和对生命的沉思。“元”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也是价值与事实的统一，是自然与人事的统一，简而言之，就是“天人合一”。
一元复始之际，也是天人和合的机缘，是宇宙奥秘的绽开，是生命流程的来复，是永恒消息的呢喃。
“万象更新”之时，感而遂通天地

中国哲学相比于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天人合一，合内外之道。那么，这个天人、内外的合一，是以什么形式来表现的呢？正是“象”。
中国哲学的象，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是图像符号所组成的图象，如《周易》卦象、河图洛书之象、太极图象等等。二是文字之象，如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以及仁义礼智信、心性理气命等等。也就是说，现今中国人冠之以“范畴”的中国哲学传统词汇，其实大部分都是“象”。离开了“象”，中国自己的哲学思想无法完整地表述，象是中国哲学自己固有的语言，这就是“象”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
中国哲学的“象”，是显示“存在”而不是反映“对象”。象虽然也指示对象，但它所表示的不是主客分离、天人对立，相反地，它显示的是主客同一、天人合一的状态，并且在这个显示中体现其共同的“理”。象不是范畴，看起来它也在指对象，但指对象只是手段，实际上它是用来显示人与物之存在状态的。中国哲学之所以用“象”而不用范畴，是因为中国哲学的目的不是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是体会人们心中的“理”。
要体会事中之理，人们不仅要通过物去体会与对象“共在”的状态，而且还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感”，这个“感”不是作为认识的低级阶段、准备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感性认识，而是体悟、觉悟，它要做到“感而遂通”，即感到自身与对象的生存状态的同一性并由此而心意相通。中国哲人之观物是为了“通”，即在对象身上认识到自己心中之“理”，这才是“德性之知”，所以必须以心观物。
“象”的主要涵义在于：它是中国人对人的身心体悟、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状态的表述，是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符号系统。在这万象更新之际，最应当的发心，正是感通天地。
人生，何惧“从头再来”！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刘欢《从头再来》
“元”是最初、原本，落到人生上，便是我们原本的热情、最初的理想。“象”是生生不息、创生不已，落到人生上，则正是《易经》中那句流传千古的智语箴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将两者糅合到一起，最贴切、准确的现代语言，正是那振聋发聩的四个字——从头再来！
天人合一与感通天地，所成就的是人的眼界、境界和气象，接下来的追求，便是成就人生的大事业！
过去的一年，你或许历经坎坷，但从来经由坎坷才能完成磨砺。越大的事业，越需要坚韧的心性才能担负得起，所以怕什么挫折，张开双臂欢迎才对！鄙人向来对那些生在豪门、顺风顺水的人生不以为然，因为人生最忌力小而任重，不出篓子才怪，人生路上该跌的跟斗，最终一个都不会少。成长即是如此，如此即是天命。不安天命，不过自苦。
过去的一年，你或许跌跌撞撞、苦觅无门。就算在这新一年开始之际仍然如此，最好的办法也是硬着头皮上，踩着西瓜皮往前飘，不必管飘到哪里、会不会撞墙和滑倒。因为天之道，正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走投无路，正预示着转机即将到来。而这转机的前提，则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合乎生生不息之意——你不行动起来，变化怎生，转机怎起？

人生总会遇到困境、挫折与挑战，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遇到的困难少，而恰恰是战胜的困难多！要么解决问题，要么被问题解决。困难和苦楚是人生的常态，面对这种常态，最积极、乐观、应当的态度是什么？越苦越兴奋，越难越激情！
刘欢的一曲《从头再来》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感染了多少中华儿女，激励了多少有志青年。但说着容易，涌动激情也不稀奇，难的是做到并且坚持。这需要人天然的本色，以及要持久的磨砺，方能具备这样一份傲然的质地。有了这种质地，水自会到，渠自会成！
所以——2015，何必无法释怀！2016，何惧从头再来！了结过去，正是为了开创未来！
本文由儒风大家编撰
2016年是中国经济最为艰难的一年

作者：刘元春、闫衍、刘晓光
来源：人大“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2016年是中国经济持续探底的一年。一方面很多宏观经济指标将出现进一步的回落，另一方面很多微观指标可能会出现全面的变异，使经济探底的深度和持续的时间出现超预期的变化。
必须明确的是，本轮中国经济的底部是多种周期性力量合力的产物。世界经济是否将在2016年出现二次探底？房地产投资是否会在明年二季度成功反转？中国的债务重组是否能够缓解企业的债务压力？中国存量调整是否能够大规模启动？增量扩张是否足以弥补不平衡逆转和传统存量调整带来的缺口？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是否有效改变微观主体的悲观预期，并有效化解“通缩-债务效应”的全面显化？新一轮大改革和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是否得到有效的构建？这些因素将一起决定本轮中国经济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下行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
1、2016年世界经济难以摆脱2015年的低迷状态。
一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化、中国进口需求的进一步回落、国际大宗商品的持续下滑以及全球制造业前期错配带来的深层次问题的显化，都决定了2016年新兴经济体的动荡将超越以往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各类波动。二是各类地缘政治的超预期冲击可能导致欧洲经济复苏的夭折。三是全球投资收缩和贸易收缩并没有结束，世界宏观经济不仅缺乏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缺乏经济反弹的增长基础和中期繁荣的基本面支撑。四是世界危机的传递规律决定了本轮危机从金融到实体、从中心到外围的传递并没有结束，新兴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调整刚刚开始。
因此，世界经济不仅面临总体性的持续低迷，同时还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这决定了中国不仅将面临世界贸易收缩带来的持续冲击，同时还面临全球资本异动带来的冲击。中国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探底之前成功实现周期逆转。
2、中国的存量调整尚未实质性地展开，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剩产能没有全面退出，作为资金黑洞的各类僵尸企业依然普遍存在，高负债的国有企业在滚雪球效应的作用下依然是各类资金投放的焦点……因此，2016年全面启动的供给侧存量调整政策将决定存量运行的底部和反弹的时点。存量经济的底部不现，总体经济的底部就不会到来。
3、过高的库存和过度的区域分化导致中国房地产周期调整比以往要漫长，并存在复苏夭折的风险，2016年房地产全面复苏的预期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但即将出台的存量房地产库存政策将大幅度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并提前实现房地产投资增速的逆转。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不逆转就难以实现短期的经济企稳。
4、增量调整在近几年持续的开展取得了明显的收效，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的培育需要较长的周期，难以在近期完全填补传统力量转型的缺口。2016年持续加码的增量调整，一方面面临政府财政支出的约束，另一方面也面临过度扶持带来的泡沫化风险。
5、债务周期是决定本轮中国经济周期的最直接力量。2015年6-7月的大股灾加速了中国债务率的上扬，2016年中国IPO的全面重启、地方债务的加速置换以及不良资产的剥离和处置将直接决定中国债务周期运行的状况。债务困局不打破，吸金黑洞不消除，中国宏观经济中高速的良性运行机制就难以出现。
6、新一轮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的缺乏是经济持续回落的深层次核心原因。2016年大改革与大调整的再定位是否能够构建出新一轮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是中国宏观经济能够实现触底反弹的关键。
根据上述的一些定性判断，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设定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
（1）2015年与2016年财政预算实际赤字分别为16000亿元与21000亿元；
（2）2015年与2016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分别为6.21：1与6.50：1。
分年度预测2015年与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

1、2015年下半年在各类“稳增长”政策的作用下改变上半年宏观经济快速下滑的趋势，于四季度逐步趋稳。但由于外需持续疲软以及政策刺激效应的弱化，经济趋稳的基础并不扎实，宏观经济总体状况依然疲软。预计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9%，较2014年下滑了0.4个百分点，基本完成了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但由于GDP平减指数为-0.5%，名义GDP增速仅为6.4%，名义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0.2%，较2014年分别下滑了1.8个百分点和4.7个百分点。整体经济的困难度比实际增速所显示的更大。
2、从供给角度来看，在工业萧条的持续冲击下，第二产业回落幅度进一步加大，第三产业逆势上扬，增长较为强劲。预计201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为5.9%，较2014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为8.2%，比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在各类农业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相对稳定，增加值增速为4.0%。值得注意的是：第一，2015年第二产业现价增加值增速（或名义增速）仅为0.6%，工业主营收入和利润都步入“负增长时期”；第二，第三产业实际增速提升的核心作用在于金融业的快速增长，剔除金融业之后的服务业增速仅增长6.7%，剔除金融的GDP实际增速仅为6%，剔除金融的GDP名义增速仅为5.5%。
3、从总需求角度来看，三大需求都呈现疲软的态势，其中投资和出口增速的回落较为明显。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疲软的作用下增速持续回落，全年估计仅为10%，较2014年下滑了5.7个百分点。二是在全球贸易收缩和国内投资下滑的作用下，出口和进口增速都出现大幅度下滑，估计2015年出口增速为-1.3%，进口增速为-12.0%。这种不对称的下滑导致2015年全年的贸易顺差为36069亿人民币（5808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了53.6%，占GDP的比重从2014年的3.7%上升到2015年的5.3%。这种衰退式顺差的扩大表明中国内部不平衡问题进一步恶化。三是消费保持相对稳定，估计2015年全社会零售销售总额同比增长10.6%，与2014年相比，名义增速回落了1.4个百分点，但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速仅回落了0.8个百分点。
4、在供求失衡与输入性通缩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价格水平回落明显。预计全年CPI增速为1.4%，较2014年下滑了0.6个百分点，远低于3.0%的政策目标。值得关注的是：1）2015年GDP平减指数为负，全年同比增速为-0.5%，较2014年回落了1.3个百分点；2）工业领域的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并存在蔓延的趋势，2015年全年PPI为-5.2%，比2014年下滑了3.3个百分点；3）服务价格和核心CPI略有回落，分别较2014年回落了0.5和0.1个百分点。
5、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持续，但受到资金内生性收缩的压力，货币供应量与全社会融资增速之间的差额大幅度扩大，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渗透力进一步下滑。预计M2增速保持在13.3%，社会融资总额为151926亿元，增速为-7.7%，“宽货币、紧融资”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6、在房地产萧条、工业萧条以及进出口大幅度下滑的作用下，中国政府收入2015年预计出现-2.2%的增长，财政压力全面上扬。
2016年将是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探底的第一年，也是近期最艰难的一年。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将进一步回落，微观运行机制将出现进一步变异。这将给中国进行实质性的存量调整、全面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更大幅度的需求性扩展带来契机，从而为2017年经济周期的逆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常态化打下基础。
1预计2016年GDP实际增速为6.6%，比2015年进一步下滑0.3个百分点，但由于GDP平减指数仅为-0.1%，2016年GDP名义增速为6.5%，较2015年回升了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速基本持平，第二产业增速为5.4%，较2015年进一步回落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小幅回落，增速为8.0%。2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回落，增速估计为9.6%，但考虑价格效应，实际增速与2015年基本持平。32016年消费依然平稳，增速估计为10.3%，较2015年略有下滑。4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传递，新兴经济体动荡的加剧，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的乏力，2016年中国外部环境持续低迷，但由于基数因素，全年贸易增速将出现反弹。预计2016年出口增速为2.1%，进口增速为1.1%。贸易顺差为37892亿人民币（5829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5.1%。5随着全球需求的低迷、超级大宗商品周期的持续以及各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输入性通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叠加内部需求的下滑，将使2016年价格水平保持较为低迷的状态。预计CPI为1.3%，PPI负增长明显收窄，GDP平减指数为-0.1%。6经济下行带来的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预计2016年在基金收入持续恶化的作用下，政府性收入同比仅增长2.1%。
小心！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日本？
作者：吉灵浩，华创证券债券分析师
中日两国经济之间的对比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例如，中国沿海地区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城市建设、市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已接近日本，中国在航天技术等科学领域甚至超过了日本，但是仍有许多地方落后于日本。

一、中日经济的相似点：谁是东亚经济龙头？
1、经济增长，先后成为世界工厂
说到中日经济的相似点，就不能不提到中日经济相似的崛起过程。日本经济在二战后崛起，经历了50-60年代的高速增长，70-80年代的中速增长和90年代以来的低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从10%下降到5%左右，最后直接降到90年代以来接近0的水平。
与日本相似，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了10%的增长速度。正如日本在70年代初经历了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由高速增长落入到中速增长，中国在2008年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也开始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进入到7%的中高速增长期。
从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来看，在中日两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投资和出口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依靠持续高速增长的投资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经济增长的奇迹。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同样依靠持续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加入WTO后的出口持续高速增长，造就了连续30年经济增长10%以上的增长奇迹。
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中日两国的工业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两国经济崛起时期的支柱产业，中日两国分别成为了不同时期的“世界工厂”。
由此可见，两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有诸多相似之处。
2、人口，老龄化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作为东亚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日两国在二战后均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人口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成为中日两国经济快速崛起的重要条件之一。
然而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逐渐老去，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从90年代初开始增长逐渐放缓，21世纪后开始逐年下降。而中国由于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随着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逐渐退休，80-90年代出生的人口又大幅减少，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开始出现净减少。人口老龄化成为困扰中日两国的一个共同问题。
由此可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中日两国都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随后，两国也相继经历劳动力萎缩，并对经济增长带来拖累。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都将成为制约两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3、汇率，如何摆脱货币贬值的噩梦？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汇率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短期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可能由市场上对于该货币的供求左右，但从中长期看，一国货币的汇率更多的是由该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增长预期来决定的。二战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元升值的预期一直十分浓烈，但由于日元实行的是以固定汇率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日元汇率在70年代前基本保持稳定。随着70年代日元转为浮动汇率制后，日元经历了长达20年的持续升值。这个过程中虽然有广场协议后各国合力干预的影响，但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依然是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随着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日元汇率也开始逐步趋于稳定。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12年后，随着日本央行的持续量化宽松，日元开始进入新一轮的贬值周期。
人民币汇率的表现与日元如出一辙。由于2005年以前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即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币升值预期浓厚，人民币汇率也一直保持稳定。随着2005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人民币也经历了长达10年的持续升值。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期，人民币汇率也在“8.11”汇改后经历了一波快速的贬值。
我们认为，中日两国目前均处在经济增长放缓和货币政策宽松的阶段，日元和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扭转。
4、资产泡沫：股市风险和楼市危机并存
中日两国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也都经历了资产泡沫的累积和破灭。90年代初，日本由于过剩资本的长期积累、金融自由化的急功近利和两次严重失误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日本股票市场资产泡沫的快速积累和破灭。金融危机期间，日本证券市场也同样经历了股票价格的暴跌。而随着2012年以来日本央行持续的QE和QQE带来的大量过剩资本，日本证券市场正经历着新一轮的泡沫积累。反观中国，2007-2008年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泡沫的产生和快速破灭。2014-2015年“杠杆牛市”带来的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
而两国土地资产泡沫的积累同样触目惊心。日本在泡沫经济时期，1985-1989年，日经平均股价上升了2.7倍；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指数平均增长了三倍以上。中国土地价格则自2001年起开始快速攀升，其间虽有反复，但并未出现显著的降温迹象，泡沫仍在不断的累积中。
由此可见，在经济过热以及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环境下，中日两国都经历过资产泡沫的快速积累和破灭。
5、政府主导产业转型，能否扩大内需？
中日两国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具有相似性。在经济转型期，中日两国政府都积极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转型。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注重支持经济转型，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主要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转化为出口和内需并重。1986年5月，日本政府发表了“面向21世纪产业社会长期设想”，提出以对外实现“国际水平分工”，对内实现“知识融合化”作为产业结构的新发展方向。为此推出三项具体措施：一是刺激国内需求，推进“内需扩大主导型”战略；二是鼓励对外投资；三是充实社会公共投资，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无独有偶，为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包括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在内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涉及到钢铁、汽车、装备制造业、纺织、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有色金属以及物流业，出台了上百项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力求扩大国内消费、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加快产业技术进步。
在转型战略和举措方面，中日两国也颇为相似。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面临的外在压力和贸易顺差，强调扩大内需，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等。1986年4月，为解决贸易和经常收支盈余扩大造成的对外摩擦，特别是为解决与美国的经济摩擦，日本政府采纳了著名智囊团提供的“前川报告书”，其基本思想是“制定国家全面的政策目标，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盈余)，以求达到与国际及其他国家的协调，并表示实现此目标的决心”，提出并强调了“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转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导向。反观中国，中国的内需增长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经历金融危机后，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扩大内需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中国政府提出，实现内需和外需有效互补，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将扩内需、调结构作为中央政府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政策加以实施。
6、产能过剩，也曾经历过泡沫时期
日本在泡沫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增长很快，加之大量过剩资本的存在，日本企业设备投资迅速增加，1990年设备投资额高达88.7万亿日元，比1986年增加了58.6%，占GNP的19.5%。受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影响，日本企业利用金融宽松的条件，建厂房和高档设施，大型生产线等项目也纷纷上马。迅速增加的设备投资虽然推动了平成景气发展，但却导致了严重的设备过剩。
中国在2003-2007年间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迹象，包括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在内的大多数传统行业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本应进行过剩产能的出清，但在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下，产能的过剩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了进一步加剧的迹象。这直接导致了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长下台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产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
当然，中日经济的相似之处远远不止这些。除此之外，中日两国在融资方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污染，文化和传统等等诸多方面同样十分相似。
二、中日经济的不同点，有差距才有动力
1、经济发展水平，中国还是要落后于日本
虽然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与日本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首先从人均GDP的角度来考量，2014年中国的不变价人均GDP尚不足40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
其次，从城镇化率的角度看，日本的城镇化率已超过90%，中国城镇化率刚刚突破50%。
第三，从最终需求的角度来看，日本已经形成了消费主导型的需求结构，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已超过80%。而中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依然十分依赖投资，消费需求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第四，从科技水平的角度看，日本无论是在研发投入方面，还是在科研人员的数量方面，都远远超过中国。
第五，从教育水平的角度看，日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也远远超过中国，日本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60%，在中国这一比重尚未达到30%。
第六，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日本的社会保障无论是在覆盖面还是在保障水平方面，都大幅领先中国。
由此可见，中日虽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到目前为止，从各个角度来看，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十分明显的差距，中国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2、引进来与走出去，谁更崇尚本国制造？
中日两国在对待外资的态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日本更加注重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外资进入有种种限制，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里，外国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着很低的水平，出口企业中以日本本土品牌为主。
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由于严重缺乏资本，制订了引进外资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在中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时至今日，引进外资依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而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尤其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国内市场的萧条进一步刺激了日本资本输出的步伐。截止2014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已经突破25%。相对而言，中国的对外投资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快速的增长，但占比依然较为有限。
3、债务，能否刺激经济增长？
日本政府在经济泡沫破灭后，采取了激进的财政政策，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希望通过财政支出增加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事与愿违，由于日本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很高，财政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十分有限，巨额的财政赤字不仅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反而造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截止2015年，日本公债余额/GDP的比重已经突破230%。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情况就好得多。截止2014年，中国的公债余额仅占GDP的33%，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缺口依然很大，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空间。
4、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控制力，谁更强大？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及监管，大量资金并不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流入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是流入利润较高的股市楼市。同时，日本金融机构、企业法人间交叉持股，股东之间“相互持股、互相抵消”，金融机构由政府保护，企业集团由金融机构保护，从而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优惠、互不干涉的状态，导致整个日本“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集团”三者融为一体，监管职责不明、社会监督不强、约束松弛。日本金融机构是房地产泡沫的最大支持者，为泡沫源源不断输送能量直到泡沫破灭的最后一刻，地产泡沫持续长达10年。
而中国银行和大企业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银行放贷投向和规模受到政府政策的控制。中国政府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可以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从源头上控制投机资本。同时，一旦房地产行业有过度投机的现象，中国政府可适时出手打压泡沫。
三、中国是否会成为第二个日本？
1、中国与历史上的日本相比，处在发展的什么阶段？
对于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能得到许多不同的结论。如果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水平仅仅与50年代的日本相当；而从GDP总量上来说，中国已经超越了日本；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与60年代的日本相似；但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说，中国与90年代的日本相当。而我们认为，作为两个独立的经济体，从某一个特定角度来进行比较都是片面的，无法准确的反映两国的真实发展水平，因此需要从两国的整体经济发展阶段来进行综合比较。从中日经济的整体发展阶段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水平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日本相似。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经济规模、人口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单纯比较GDP总量和人均GDP都有失偏颇，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率是一个相对可比的指标。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与70年代日本的情况较为相似。但由于中国经济体量更大，经济转型的持续时间可能更长，经济增长的韧性也更强，因此这个过渡阶段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
其次，从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看，中国正处在逐渐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第二产业驱动转向第三产业驱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驱动的过程中，这同样与70-80年代的日本较为相似。
第三，从人口结构来看，虽然在201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90年代日本经历的劳动力人口净减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加快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伴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中国劳动力减少的速度将显著慢于日本，由劳动力净减少转向人口净减少的速度也将十分缓慢，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依然充足，随着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推广、城镇化率的提高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望得到释放，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至少在中期内都将十分有限。
第四，从资产泡沫的角度来看，中国与80年代初期的日本较为相似。虽然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出现资产泡沫积累的迹象，但泡沫总体可控，且政府已经意识到资产泡沫的危险性，一直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政策的核心，因此中国资产泡沫快速堆积并破灭的可能性很小。
第五，从产能过剩的角度来看，中国与80年代初期的日本较为相似。中国政府在目前出现产能过剩，但尚未引发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主动化解产能过剩，因此产能过剩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同样不高。
2、日本经历的泡沫破灭与失去的二十年是否会在中国重演？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日本经历的泡沫破灭与失去的二十年至少在中期内不会在中国重演。做出这个判断，我们主要基于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与日本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依然强劲，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依然较高，即使出现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通过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冲，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相对有限。这可以从2008年和2015年的两次股灾中得到印证。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泡沫破灭所带来的冲击也会越来越严重，对于泡沫经济的风险同样需要高度警惕。
其次，从政府债务的角度看，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依然巨大，政府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有充分的空间进行财政刺激。
第三，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中国的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依然相对较高，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政府进行货币宽松的空间很大。
第四，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依然控制着几乎所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远远强于日本政府，无论是在泡沫的防范还是在危机的处理方面，中国政府相对日本政府都更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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