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面内战”和试图控制局面的努力

  2011年05月25日06:13

　　汉七二○事件与“全面内战”
　　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设想，自上海“一月夺权”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夺权活动，在1967年2月至4月间就可以看出“眉目”来，即省级夺权基本结束，“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扫尾”阶段。然而，动乱既起，一时谁都难以驾驭。尽管党中央为稳定局势发出一系列文件，甚至派军队介入，但仍达不到预期成效。在“夺权”的浪潮中，各地普遍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或更多的派别组织。它们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总体上都是在极左思潮支配下活动。从维护各自的派别观点和利益出发，它们对中央的指示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各派之间互不相让，争夺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酿成大规模武斗，不少地方的武斗甚至动用了枪炮。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局面称为“全面内战”。有些地方军队介入之初，往往不但没有平息派别对抗，反而使自身也卷入派性争斗之中，更加剧了事态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干部的结合[1]也是如此。造反派组织各自选择几个领导干部作为“结合”对象，力争由自己一派为核心来实行“大联合”和夺权、掌权。许多原来的领导干部被打倒后，不愿或不能站出来。有的刚刚被这一派造反派组织“结合”，片刻之间又被那一派打倒。
　　1967年五六月间，四川、浙江、广西、安徽、陕西、云南、河南等省区分别发生武斗流血事件。4月底在一些铁路沿线进行的大规模武斗，使铁路平均日装车量直线下降，7月中旬只有2.9万多车，9月下降到1.9万多车，为计划日装车量的46%。黑龙江鸡西各煤矿从4月22日发生武斗导致伤亡后，煤炭日产量由4月上旬的21300吨下降到5月上旬的7000吨，11个矿只有3个维持生产。
　　7月间，湖北武汉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抗议和声讨中央代表团代表事件。7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奉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团”成员名义抵达武汉(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已在武汉)。他们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四出活动，在宣讲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时，发表明确支持某一派的言论，因而遭到被压制的另一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7月20日，“百万雄师”一些人冲入武昌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求与二人辩论。出于激愤，群众和与他们观点相同的战士将王力打伤并强行带走。与此同时，武汉三镇数十万军民连续几天举行声讨谢富治、王力的示威游行，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风潮。这就是所谓“冲击中央代表团住地”、“绑架中央代表”的武汉七二○事件。
　　七二○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武汉地区以至全国各种矛盾积蓄、冲突的结果，表现了地方和军队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对中央文革小组人为地制造社会动乱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事件本身并非有人预谋、策划，然而林彪、江青等人却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武汉发生了“反革命暴乱”的谣言，随即联手制造了一系列揪出、打倒武汉及全国各地“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事件。7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织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25日，北京举行了欢迎谢、王归来，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林彪亲自出席。江青等在将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以“兵变”的罪名撤职批斗之后，又借机煽动在全国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并扬言要追查七二○事件的“黑后台”，把攻击矛头指向徐向前、徐海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军队领导人，并对参与事件的干部群众进行迫害。
　　七二○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和他们所支持的造反派头头，变本加厉地煽动群众组织之间无休止的争斗。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发表讲话，公开表示赞成“文攻武卫”的口号，鼓动“左派”不要“放下武器”。此后，全国武斗急剧升级。8月初，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制造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打伤、关押数百人，用武力压制另一派。8月28日，由康生一手煽动造成的宁夏青铜峡流血事件，伤亡230余人。在此前后，河北、河南、安徽、浙江、江苏、贵州、黑龙江、湖南、广西等地的流血武斗都迅速升级，国家资财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7月底至8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和支持下，北京和外地的数千个造反派组织组成“揪刘(少奇)火线”，数十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上百只高音喇叭日夜高喊着打倒刘少奇等人的口号。陈伯达、康生、江青还违背毛泽东关于“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的意见，公然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邓、陶夫妇，肆意侮辱、抄家。
　　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机关召开的大会上公然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并要求向下传达。由此，全国普遍发生冲砸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的事件。整个公、检、法系统处于瘫痪状态，社会治安难以维持。
　　同日，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时，违背周恩来关于“外交大权属中央，谁也不能夺”的指示，鼓动造反派“动一动”外交部的领导班子，并支持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外交部的运动阻力很大，不要把外交神秘化，红卫兵也能搞外交，外交部的三结合班子要“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造反派当场成立“夺权指挥部”，外交部政治部被砸，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被关押。造反派还擅自以外交部监督小组名义向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因少数国家出现的反华、迫害华侨等事件，也由于极左思潮所导致的中国驻外使馆和涉外人员的某些做法引起驻在国不满，中国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甚至发生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受极左思潮煽动的一些群众对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进行报复性袭击，砸毁了这些使馆的一些设施。8月22日，因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拘捕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并封闭香港《文汇报》等报纸，在北京发生了数万人围困英国代办处，焚烧办公楼，批斗英国代办的严重涉外事件。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空前的损害。
　　以上一系列严重事件表明，“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的局势已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这种情况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所没有预料到的，而这一灾难性局面又恰恰是“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谈话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离京南下，亲自到比较混乱的中南地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沿途经过华北、华东。他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试图在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对某些极端的做法加以限制，使局面能够得到控制。
　　对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一方面指出: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认为，“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同时，他又特别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应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号召各地群众组织都应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在干部问题上，他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对于造反派和红卫兵，他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讲话中，毛泽东纠正了一些“左”的口号，批准了一些纠“左”措施，如制止报刊宣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鼓噪，批评对外宣传中种种强加于人的做法。他还提出要警惕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决定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隔离审查。这是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甚至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9月，他在审阅、修改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称当时以秘密方式散发、张贴传单和大字报，攻击周恩来的[2]为“反动组织”。10月7日，党中央转发了毛泽东视察期间的部分谈话内容。毛泽东还提出，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他重申，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3]。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实际上取消了对全国许多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承认。在此前后，中央连续发布有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资财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并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安全。同时，中央还决定对一些最混乱的省、自治区和重要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开门整风，“斗私批修”，消除派性。中央一些主要报刊也配合发表文章，强调应认清派性的反动性，号召围剿派性，打倒派性，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种对派性大张旗鼓的批判，实际上是承认各地造反派普遍犯了错误，在肯定他们“造反”、“夺权”的前提下，对他们转而采取“批评、帮助”的态度。
　　根据毛泽东关于要教育、解放干部的意见，中央和各地分期分批举办干部学习班，一批干部由此解脱出来，恢复了工作。在舆论上，也加强了要正确对待干部的宣传和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口号的批判，并公开揭露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1968年1月，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名重要成员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隔离审查。
　　以上指示、措施尽管没有也不可能触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在当时条件下对稳定局势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1967年底至1968年初，全国的局势逐渐趋向缓和，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右倾翻案”与反“右倾翻案”
　　“全面夺权”、“天下大乱”和武斗、内战的局面，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不仅正常的生活秩序难以维持，有时往往连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这不能不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所以，一旦对极端行为、极左分子进行批评和约束，广大干部群众对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以至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愤懑便公开表露出来。1967年底至1968年初，上海市某些群众组织相继贴出怀疑和批判江青、张春桥，并反对造反派极端行径的大字报。1968年2月中旬，外交部91名司局级干部联名贴出大字报，揭露并要求彻底批判煽动打倒陈毅的极左人物，要求陈毅回部工作。2月底，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会针对当时两派对党委领导“革”与“保”的激烈争论，明确提出要“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这类情况的不断发生，引起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恐慌和仇视。
　　3月中旬，江青在多处场合宣称:目前在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表现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张春桥说，在上海“右的东西出来了，保守思潮抬头了”。王洪文说:“最近，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右倾翻案风。明显的特点是:否定革命造反派，否定一月革命，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康生也说:“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在这种形势下，《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4]这个论断进一步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各地反击“右倾翻案风”随之而起。
　　3月下旬，在北京发生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5]事件。这是林彪、江青等联合制造的又一起有预谋地迫害军队领导人的事件。林彪宣称:杨成武犯有“山头主义、两面派”的错误，并同余、傅二人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谢富治；傅崇碧不久前率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等等；并称经研究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职务，同时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杨、余、傅事件后，原中央军委常委会及其所属机构停止工作，军委办事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由黄永胜取代杨成武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6]。
　　林彪、江青等人合伙制造杨、余、傅事件，一方面是出于排斥异己、巩固和加强本集团势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矛头指向参加1967年二月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他们的授意和怂恿下，北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肆进行追查“杨、余、傅黑后台”的活动，矛头直指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中央采取强制性措施制止武斗
　　1968年春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一些省市脆弱的“大联合”顷刻瓦解，内战再起。各地造反派重拉队伍，再立山头，大搞武斗。许多地区的派性争斗发展到有预谋地制造一连串大规模破坏活动。
　　1968年五六月间，广西柳州、桂林、南宁等地连续发生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冲击部队指挥机关、抢夺武器装备甚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的严重事件。在陕西一些地方，出现了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以及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恶性事件。7月，针对发生在广西和陕西等地的这类恶性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先后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专业武斗组织，对肇事的组织采取果断措施，强行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据点，无条件地恢复铁路交通，交还抢去的现金、物资和武器装备，逮捕指挥打、砸、抢的坏人，依法严惩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等等。布告的主旨是要对一些混乱地区的造反派起震慑作用，以利于这些地方稳定局面，恢复秩序。但是，由于布告本身的一些缺陷以及个别地方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也造成一些严重的遗留问题。
　　1968年夏，北京等地的一些大专院校里，学生组织中的派性争斗愈来愈激烈，酿成流血冲突。从4月下旬开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连续在校内挑起武斗，造成10多名学生、职工死亡。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数万名队员开进清华大学，宣传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井冈山兵团”竟以武力抵抗，致使五名赤手空拳的工宣队队员惨遭杀害，另有数百人受伤。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一起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几个很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谈话中，毛泽东对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组织之间长期争斗的状况表示十分不满，严厉批评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针对造反派提出的所谓“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的说法，毛泽东警告: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据此，各城市的大、中、小学普遍进驻了工宣队和一些军宣队[7]，一些“老大难”单位和军事院校也派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当时在宣传上将派工宣队进驻学校说成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中央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平息了武斗，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动乱。从此时起，虽然还有反复，但就全国来看，形势开始趋于稳定，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开始逐渐恢复。
　　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到1968年下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党、国家和军队处于最混乱、最艰难状态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领导干部或被解除职务，或被下放管制，或被关进监狱。仅在中央文件和报刊上被点名为“敌我矛盾”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就达60余人。
　　遍及全国的“全面内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的干扰已使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到影响。但由于当时的动乱主要集中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还未被打乱，特别是由于前几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66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仍然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1966年底动乱扩展到工业交通等领域后，就给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灾难。在“全面夺权”中，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的运行失去控制，实际处于无政府状态。由于形势极度混乱，原定的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实际上被废置。1968年则因年度计划无法制订出来，成为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以来唯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按可比价格计算，1967年至1968年间，工农业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出现持续下跌。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306亿元，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在上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59%。工业总产值1967年为1382亿元，比上年下降13.8%；1968年在上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5%，只相当于1966年的81.86%。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居民取暖用煤和棉布定量供应数量都有所减少。事实证明，“天下大乱”并没有“乱了敌人”，而是乱了人们的思想，乱了党和国家发展良好的政治、经济建设，乱了人民群众正常、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经过持续20个月“全面夺权”的动乱和反复，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此前后，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各基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等，也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革委会是在“全面夺权”基础上建立的，其建立的过程又是各派群众组织争夺权力的过程。1967年上半年以后陆续成立的省级革委会，都因几派造反组织分别夺权而经历了派别对抗和内战高潮，然后经过军管会与各派群众组织的反复协商，最后经中央批准而成立。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革委会内部实行“三结合”的体制。当时认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8]革委会成立初期，成员一般以军队干部为主，其下属各机构中，军队干部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革委会还强调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毛泽东强调:“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9]按照这个指示，各级革委会均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革委会内部的“党的核心小组”即为同级党的领导部门，由革委会的主要党员负责人组成。革委会对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大幅度精简。国务院各部委精简后，保留人员最多的也只占原来人数的40%多一点，最少的则只有7.8%；大多数省级革委会刚成立时，都只设政工、生产、办事和保卫四大组，全部工作人员只有150至200人，为原有人员的1/20或1/30。
　　革委会的建立以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党政领导体制为前提，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畸形产物。尽管它被认为是广大群众的“创举”，却不是经过群众代表选举产生的。革委会以抓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被认为是“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战斗指挥部”。它虽然不能不承担起管理社会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方面的职能，但由于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这些职能不可能放到应有的位置。
　　在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大批造反派骨干进入各级领导部门。这些帮派势力的骨干大多既无党政领导工作的经验和能力，也没有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觉悟，却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和派性，在革委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革委会体制上的弊端及其成分的严重不纯，成为国家政治生活长期难以安定的重要原因。
　　然而就当时的情况看，革委会的成立，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大动乱局面，填补了国家和地方权力的真空半真空状态，承担起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生活的责任，使国家的各项工作有可能逐步恢复和展开。
　　注:
　　[1]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要实现“三结合”，即要有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代表和解放军代表参加其中。
　　[2]“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1967年春夏由北京几个大专院校少数人秘密串连的组织。该组织曾公开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标语口号。
　　[3]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的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
　　[4]《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968年4月10日社论。
　　[5]杨成武，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职；余立金，时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傅崇碧，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6]1967年9月中央军委办事组成立时，经周恩来提议，杨成武参加军委办事组并任组长。
　　[7]即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或二者合一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8]《革命委员会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3月30日社论。
　　[9]《革命委员会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3月30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