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用词与态度

　　美国媒体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大财团的声音，换言之，对“占领华尔街”前期运动的冷淡态度，其实也是大财团的态度

　　张国庆

　　在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上，美国主流媒体明显滞后了。

　　在最初的两个星期里，尽管示威愈演愈烈，网络上也疯传警察攻击示威者的图片和视频，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大报依然保持沉默，直到10月1日，“占领华尔街”才真正作为一条新闻登上《纽约时报》头版的下半部分。10月5日，才第一次有美国全国性的电视台MSNBC(微软(微博)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频道)新闻节目的记者“亲临”曼哈顿下城的游行地点祖科蒂公园做了长篇现场报道。

　　即便如此，美国媒体仍然坚持将“占领华尔街”运动描述为“小打小闹的街头话题”，将示威者说成乌合之众，贬斥其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总而言之，是走了不多远，也翻不了大天。

　　另一方面，美国主流媒体还将示威活动描绘成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大聚会或是一场“示威嘉年华”，力图以政治娱乐化的方式减弱其“攻势”。这使得一些美国媒体人都看不下去了，指称美国媒体在活动初期关注不足，质疑这样一场试图冲击金融业的运动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报道。

　　低调处理、淡化应对的背后，自有其利益线索。如果说，越战和水门事件是美国媒体的一个光荣岁月的话，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媒体就进入了一个外表辉煌、内心纠结的时代，媒体的集团化和公司化使其发生了重要变异。

　　在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并购大潮中，大多数媒体都被大公司买下了，一些有个性的媒体则从此边缘化。到1983年，50家大公司便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的日报、杂志、电视、书籍和动画图片的买卖，此后，这一数目在不断缩小。如今，6家大公司已经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 。

　　与此同时，大媒体集团对国家内政和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在逐渐加大。如今，许多地方报纸都是靠大报集团或是美联社提供国际新闻。比如纽约时报公司，它的属下有4个报业、广播电视和数字化媒体集团，仅其中的一个地区报业集团就拥有14家地方报纸。而这些报纸的国际新闻主要靠纽约时报公司的新闻社来供稿。美国媒体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大财团的声音，换言之，对“占领华尔街”前期运动的冷淡态度，其实也是大财团的态度。

　　广告主的态度也不可小视。随着新闻媒介的集中化和大企业化趋势的加剧，为了更有力地争夺广告份额，全国性媒体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吸引和满足广告客户。为此，他们特别注意考虑广告主的意见，尽量不让他们不开心。

　　对美国媒体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清楚的，那就是“谁是出钱者”。在媒体的运营过程中，广告商的压力是不容忽视的，广告商既然是出钱人，他们便公开地将自己可以对新闻内容施加影响看作是一种“权利”。鉴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反对的是很多媒体的广告客户，采取低调处理也就成了必然的经济选择。

　　媒体与企业精英意识形态的接近也使其不时进行“选择性报道”。由于企业化程度的不断增强，媒体变成了它本应该监督的企业结构的一部分。美国的电视网、报纸、杂志和影片公司的经营者与美国的其他公司一样，其成员也是由属于社会富有阶层的董事会组成的，华尔街各大银行的代表坐在各大电视网的董事会里控制着信用投资和债务资金的筹措。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直接后果是，媒体的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属企业及相关组织的影响，新闻内容也无法完全逃脱公司的干预。

　　连锁反应由此出现。首先是媒体的主编们，需要服从公司董事和老板的统治，因为董事和老板对财政和公司业务拥有最高权力，有必要时还会对处理新闻的方式和下面各级的雇用和解聘人选进行最后裁决。

　　其次是编辑和记者变得温顺和“自律”。作为职场中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注意组织文化和上司的喜好的。在这种职场环境中，编辑和制片人们久而久之就会熟悉了上级的喜好，善于揣摩起上级的意图来，就像一位编辑所说的那样：“不是主编将会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而是我们预计他将会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这便是他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其实就是一种思想调控，只不过这种调控是通过非正式的暗示和自然的推理进行的，表面上都属于“业务”指导。相当一部分媒体从业者在撰写可能惊扰权贵或白宫的稿件时会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感情用事”，不要丧失“客观性”。

　　这也正是事情的微妙所在，在“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运动发起后，无需接到华尔街的直接指令，美国媒体的许多主编、记者就会自觉地采取冷淡和旁观的态度，因为他们预料华尔街的老板们可能并不希望他们轰轰烈烈地报道这些事情。

　　传播媒介的官僚化也使得美国大企业更便于引导媒体的新闻报道。正如杰里尔?罗赛蒂所言，全国性媒介机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企事业机构，它们所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是按照等级关系、专业性质和日常工作程度而组织起来的。

　　在这样的采访系统中，记者往往被所属的媒介机构指派采访某一事件并进行报道。“水门事件”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公关和规制，而媒体所有权集中化则使得《华盛顿邮报》们一改黑幕揭发先锋的本色，讨伐精神明显减弱，调查性和倡导性报道受到限制。

　　事实上，不仅企业和政府意识到了有效影响媒体的必要性，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消息来源保持密切关系，依靠他们，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新闻界的火炮》一书中，美国记者詹姆斯?雷斯顿写到：“聪明的政府官员不能够‘操纵’记者，聪明的记者事实上也不能够真的‘打败’政府。从两方面来说，如果他们互相合作，并且和正在崛起的少数有思想的人合作，而不是把对方当作‘敌人’的话，他们都将会得到更多的收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