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的挑是什么意思:建国历程·5-3

二十九 把整个大陆划分成块

在东海岸，治理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政府领导人都千方百计掩饰他们的无知。国会议员很少到情况不明的西部去过。在他们看来，这个大陆（或至少是联邦所拥有的土地，其中包括后来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就是一件商品，必须整齐地分割成块以便于出售。如何从这个地方到达那个地方，南隘口究竟位于何处，或者某条河流向这里还是流向那里，对于所有这一些，国会议员们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最关切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如何能使西部的土地尽多尽快地卖出去，同时又要在勘查和绘制地图方面尽量少花钱。其次是如何把这些土地划分成块，以便购买者能够确切知道他那一小块土地的具体位置，使他感到他的所有权和产权都已得到可靠保障，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压倒一切的利害关系虽然同西部实际生活的紧迫问题毫不相于，但是却为美国以后几个世纪土地所有制的格局、土地使用的方式和地力损耗的情况规定厂模式。

正如上文已经谈到的，美国人的开拓先于发现。这一时序颠倒的现象反而培育了他们乐观、竞争和创业的精神。这种精神使美国人不断流动、充满希望，但却没有人对自己掌握的自然资源有充分了解。在对土地进行勘探、了解和测量之前就已经在地图上划定并出售了。土地问题上出现了时序颠倒的现象，其影响同样十分深远，而且流传极广。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合众国国会对于他们正在处理的广袤领土只有模模糊糊的了解，但却早已开始就美国土地政策进行辩论，并且规定出售的模式了。

直到一八三八年七月五日，国会通过法律，建立了地形测量工程队，这时才为系统勘查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或其它有关倡议的指导之下，终于完成了一些意义重大的工作。但是地图绘制工作仍然是零打碎敲，而且仅限于某些具体目标：一条大篷车路、一条铁路、或者标定与墨西哥接壤的边界。只是在南北战争之后，才出现系统而广泛的大面积科学勘查。

最后，在十九世纪的后期，也即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九年之间，才建立了四个对西部进行大面积勘查的地理和地质勘探队。这四个勘探队都是在联邦政府倡议下建立的，每个队都以其领导者的姓名命名。首先是费迪南德·范德索尔·海登（1829～1887）所领导的勘探队，由一八六七年开始，率先对科罗拉多、爱达荷、蒙大拿、怀俄明和犹他的许多地区进行了勘查。接着是克拉伦斯·金的北纬四十度勘探（一八六六至七七年），其勘查范围从科罗拉多东部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随后不久，约翰·韦斯利·鲍威尔的勘探队历尽艰险沿着科罗拉多河顺流进行勘查（一八六九年），并且还勘查了落基山脉地区（一八七一至七八年）。最后，乔治·蒙塔古·惠勒中尉写出了关于子午线一百度以西领土的勘查报告，完成了大勘查的最后部分 （一八七一至七九年）。但是，在这些大勘查开始之前的七十五年，当本大陆很多地区还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时，东海岸新成立的合众国政府的官员们却已经急于要求对土地的处理制定政策了。

按照较老的文化观念，土地之有别于其它经济商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每块土地具有独特性：位置是独特的，不可能有两块土地处于相同的地点。第二是每块土地的不可毁灭性：一座房子可以化为乌有；一匹马可以死掉；银子可以被偷走；宝石可以丢失。“一代人逝去了，另一代人又出现；但是土地永远存在。”没有一个地方（甚至美国也不例外）的土地能够完全摆脱这些固有的特性，但是在美国，土地却开始被当作似乎没有这些特性的东西来处理了。

在美国，未经占用的空地大量存在，历史记载匾乏，再加上人口稀少，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把土地转化成与谷物和金钱相似的东西，每块土地都可以同其它任何一块土地一样来处理。例如，在美国，大家都认为土地可以简单地被“用掉”，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用户会转移到另一块“较新的”土地。正因为美国的空间无比辽阔，“空间”在美国也就成为无关重要的了。土地在美国生活中所以具有这种奇特地位，最大的缘由莫过于美洲大陆长期不为人们所知并且没有地图。由于无知，致使那些代表官方处理土地的人把每块土地都看成是雷同的。

甚至在一七八七年制订联邦宪法以前，这个年轻的国家就因土地财富问题而感到十分为难。因为这种土地财富需要明确划分，加以组织，且按照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管理。一七八四年三月一日国会接受了弗吉尼亚让出的俄亥俄河西北的土地，于是便产生了一片国有领土。接着，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也让出了西部土地，再加上其它从印第安人手中榨取来的土地，这片国有领土很快扩展到整个老西北部。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生效仅仅一年，这个国家除了治理原有各州之外，还马上担负起两倍于法国面积的土地的组织工作。当时，这个地区的地理和资源情况仍然是漆黑一团，神秘莫测。

国会讨论了在这个地区设立新准州和州的建制以及它们的形状、规模和位置，但这些讨论纯粹是形而上学的，先验性的，甚至是出于臆测。这种讨论与实际地理情况风马牛不相及。人们对哪类地形特别有利于发展，哪类地形特别危险，对刮风、降雨、土壤和水流情况，一无所知。杰斐逊的改革主张，即其几何图形的构思（这一点已经使他成为使用公制作为度量和货币单位的先锋战士）再次风行一时，他领导的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划分全部西部土地的规划，这项规划稍加修改遂成为一七八四年的土地法令。

杰斐逊建议的地理模式的中心思想是整齐匀称。从北纬三十一度开始向北，每个新建州部规定为矩形，每州包括两个纬度。这些州的东西州界则都落在直向的子午线上：一条通过俄亥俄瀑布，另一条则经过大卡纳华河的河口。这种格局有点象棋盘。每个方块都有一个假想的名称，诸如：波利波塔米亚、波利西皮亚、麦特罗波塔米亚或亚桑尼西皮亚。但是，当我们把按杰斐逊方案画出的图重叠在一张现代地图上时，他臆想中的真正整齐匀称并没有实现。相反，如果把这个方案的图重叠在托马斯·哈钦斯一七七八年所绘的不确切的地图上（杰斐逊所依据的可能就是那张地图），看起来就要好得多，因为杰斐逊图中横穿俄亥俄瀑布的南北向的子午线正好碰到密歇根湖南端。

杰斐逊的棋盘式方案曾纳入一七八四年的《土地法令》，但实际上却从未付诸实施，主要是由于詹姆斯·门罗的反对，他刚从大西北旅行归来。门罗报告说那里的土地是“惊人地贫瘠”。在密歇根湖和伊利湖周围以及密西西比河和伊利诺伊河沿岸，他所见到的都是大片沼泽和低洼地，偶而点缀着“一些辽阔的平原，在这些平原上多少年来连一棵小树的影子也见不着，将来也未必会长出小树。”因此他认为，杰斐逊把土地划分成小矩形的州的办法肯定行不通，所需要的乃是少一点但划分得大一点的单位。乔治·华盛顿也反对杰斐逊的方案，他担心这个方案会造成一种人口分布更广更稀的局面。“密集和逐步地确立地方建制会给联邦带来实力。在几个新州内稀稀拉拉地移民却会带来相反的效果。”总的说来，一七八七年的《西北地域法令》是采纳了门罗所偏爱的“州要少些但要大些”的主张（“不少于三个但不超过五个”），但是该法令十分明智地把州的确切界线留待日后划定。

尽管一些大规模的问题可以拖延暂不解决，但是许多小规模的问题却没法再拖下去。国会对于未来州的数目及其边界的划分可以暂且放下不管，留待日后再作解决，但是对于把每块土地确切划界以供出售却不敢拖延，实际上每天都有大批人前往那里定居，纷纷建立新农场和基层社会。这些人迫切要求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要求保证他们对土地拥有永久的权利。尽管国会对地形的具体情况毫无了解，正如他们对大的地理轮廓一无所知一样，可是国会没法等待，许多压力集团对国会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还未了解手中有何物可以出售之前就进行交易。幸亏杰斐逊按巨大方块在人们仍然一无所知的西部建州的方案遭到了否决，可是，他的几何图形方案在小范围划分地幅时却得到应用。这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搭乘飞机的旅客会惊叹在如此辽阔而又如此变化多端的美国大陆，竟然到处都是十分均匀对称的藩篱和公路形成的片片长方块。

美国大陆现有面积的四分之三都已明晰地分为以直线为界的块形，许多公路的走向全是按照指南针方向。这些美国土地先是划分为面积一英里见方的小方块，这些小方块又集合在一起而成六英里见方的大方块，它成了至今人类历史中最大的先验论的遗迹之一，而且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一个经常以适应力和经验主义自诩的国家！这个年青的国家需要把土地变为商品，因而甚至还未勘查和测量，便匆忙绘制成图，加以出售。我们的土地模式就是这个年青国家当时的需要所遗留下来的陈迹。这也是主要的例证之一，说明在美国把土地划分成块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

划分成块以备出售的商品就是大批小块的边远荒芜土地。一位国会议员于一七八四年对国会必须选择其一的两种政策作如下解释：南方各州的习惯是由一个土地管理机构发放证书。取得证书的人必须找到同他证书相符的无主土地，然后为这块土地付出一笔款项。按照这种方式，好地首先被人挑走和占有，价值小的地和不成形的非整块地则继续保留为公共领地，但是这种土地……价值会很快上升，并且会被附近好地的持有者买走，以扩大自己的地盘，在东部新英格兰地区各州……习惯的做法是通过债券出售六英里见方“镇区”单位的土地（地界已事先确定），或者整齐均匀地划出一片片土地，好坏搭配，以整块的形式作为定居地卖出去。

按照南方体制，土地是先开垦定居然后再进行勘测，国会将推广这种南方体制吗？还是发展新英格兰体制，把已经测量过的小块连接成片，让定居者一块接一块地逐步迁入？南方的体制适合于把土地直接卖给各个定居者；而新英格兰体制则基于把土地的产权先颁给整个“镇区”，交到有组织的业主集团的手里，然后再通过“镇区”分配给个人。因此，这种体制适合于业己形成社会的定居点。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和北卡罗来纳的休·威廉逊都是公地制度的创始者，自然倾向于他们熟悉的南方体制。为了西部的需要，那种体制是非常有利于在勘测之前接受大批移民的。

在这种情势下又出现了新的因素，那就是杰斐逊热衷于推广十进制和威廉逊大力提倡荷兰经验。此时，杰斐逊的得意杰作之一就是简化全部度量单位。他可能受到法国提出的通过基准线进行全国勘测的计划的影响。荷兰则是一个奉行罗马法的国家，在荷兰接受教育的威廉逊十分熟悉罗马与荷兰的划分土地的长方形体制。他们两人各自根据不同的理由，不约而同地都赞成不考虑自然特点而把全部土地划成整齐的方格。他们一七八四年致国会的报告，经修正后纳入一七九六年的《土地法》中，后来在辽阔的联邦领地上得到有效的推广。

把土地划分成整齐的长方形这种想法远非新的发明。早在一六六九年，甚至卡罗来纳的贵族领主还未向新世界派遣殖民开拓者之前，他们在卡罗来纳基本法里就规定把殖民地的全部土地都划成方块进行勘测，每个方块为一万二千英亩（约为四英里见方）。十八世纪初，罗伯特·蒙哥马利爵士为来自伦敦给佐治亚制订计划的人员提供的方案（一七一七年），也曾经规定在阿尔培马哈河同萨凡纳河之间划定几何图形地区，共有一百一十六个方块，每个方块为六百四十英亩（一英里见方），一七六五年出版的亨利·布凯将军提出在俄亥俄河上游地区设立警备定居点的计划书，也提供了类似的蓝图。丹尼尔·德雷克在十九世纪初期就曾指出：“大家知道，曲线象征着乡村，直线象征着城市。”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这类西部城镇街道的模式全都是棋盘那样整整齐齐。

最终纳入一七九六年《土地法》的方案是一种按新英格兰模式进行修订的南方土地证书制，即允许在勘测之前进行移民定居，但是土地只能按长方形地块进行购买。每个长方形小块为六百四十英亩，即一英里见方，称为“分区”，而这些小块又集合成为较大的长方形地块，成为六英里见方的“镇区”。不论质量如何，所有土地的每英亩价格都是固定的。“镇区”的一半按“分区”一块块单独出售，其余的一半则以每八个“分区”作为一个单位出售。除原来的十三个殖民地外，这种棋盘模式己强加于几乎整个国家：肥沃的河谷，半湿的草原，荒凉的沙漠，石山斜坡，全都切割成方块，并以同样大小的块块出售。

这样一种出售方式根本无视每块土地所具有的特性，“只注意尽量减少费用，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每方地只需标出两条边就行。”人们还认为这样简化地产界线可以“永远避免由于边界而引起的争执”。每块地都按照标准号码制来编号。这样可以不用由欧洲输入美洲殖民地的那种繁琐惯例，即“用界石和边界”来标明地段。在殖民时期，一个马萨诸塞的土地所有者可能拥有这样一块土地，要用法律同语作如下描述：“从他房子下面的集水沟底部开始，向北偏西五度延伸三百二十杆直至一棵标有AB的红橡树；然后向东延伸八十三杆到一棵标有AB的针机树；再向南延伸三百二十杆到一棵标有AB的脂松；最后向西偏南延长五十三杆。这块土地共有一百三十四英亩。”而按照新的方格体制，一个土地所有者可以把他的地块简单描述为“第三十九镇区北第六分区的东北部，第三主子午线东第十四行”。任何掌握基本测量方法的定居者都可以自行查证他购买的土地的边界。

事实是，地球是球形的，其子午线向南北两极会聚，这就产生了一个技术问题。如果土地边界线与真实的子午线相符，那么地块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方块。这个问题在一八O四年就已经找到了具体解决办法，即在进行每项大面积勘测时，首先选择一个合适的任意点来定出一条“主子午线”（在一个经圈上），然后确定一条“基线”（纬度平行线），两线相交成直角。从交点开始，把四个独立象限内的邻近面积都划分成为长方形小块。新的纬度平行线称为“标准纬度”，是以二十四英里为一段向外伸展的。这样就意味着只有第四个“镇区”才是以真正的纬度平行线作为边界的。虽然在每条标准平行线上都会产生微小的边界偏差，但是这不会造成重大问题，因为每隔二十四英里就要对“标准纬度”重新核定，这样便可把误差积累减到最低程度。

整个体制都是以勘测先于定居作为先决条件的，这在实践中就造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辽阔的公共领地上，要对每个小地块部进行事先勘测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正如我们所知，大批移民不等正式合法手续办完就纷纷涌进西部广大地区。他们垦殖的土地往往会侵入其它地块，多达四分之一“分区”或者甚至整整一个“分区”。在方块棋盘上，人们对于哪里可以找到边界线，是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的，但是他们很快就会记住河流流经什么地方，或者哪里是砂地、石地、沼泽地或排水良好的土地。许多基层社会通过他们的产权俱乐部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一旦联邦终于派人来勘测时，地方势力就会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预防措施，防止现有地产布局遭到不适当的干扰。

土地本身千姿万态，远非杰斐逊及其伙伴们所能想象得到。那时，甚至对于“远西地区”（当时的西北领土）的地理全貌也弄不清楚，冰雪覆盖的群山、副极带的冻土地带、密密层层的亚热带森林、大片的沼泽地、沙漠和盐碱地——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但是，长方形土地勘测法却给所有这些地方一概加上了同样的方格。在所有地方，这种方格成为道路、田野、藩篱和街道的几何图形布局的基础，原来把土地划分成这样形状和大小的地块纯粹是为了出售，但是从长远看，甚至土地的使用也受其影响。

美国的创始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准备向市场提供土地的利便方式。但这种体制的其它后果却发现得太晚。一个正常的农业单位的大小（基本的“分区”是六百四十英亩，再细分则还有三百二十英亩大的“半分区”和一百六十英亩大的“四分之一分区”）当然是根据潮湿的东海岸农民所熟捻的需要决定的。在东部，每年平均降雨量非常均匀（全年大约在四十到六十英才之间），广泛分布的河流网对土地进行自然灌溉。在这个地区，举凡面积等于“半分区”的土地都很少缺水。但是在西部的大多数地区，特别是西经一百度以西的地区，水源极为匾乏。

约翰·韦斯利·鲍威尔一八七八年在他划时代的著作《关于美国干旱地区土地的报告》中，指出了这种重大的差异，按照他的说法，整个美国大陆（阿拉斯加除外）“干旱地区”占十分之四以上。在辽阔的西部，平均年降雨量低于二十英寸，类似东部海岸的那种农业在这里是无法推广的。西部凡是能务农的地方，一概都得依靠灌溉。在这些面积不大的可灌溉地区，主要的水源是大的溪流，而这种溪流的开发利用又只能依靠劳动合作，或者巨额投资建筑水坝才能实现。在这类干旱地区，林地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部分土地只适于放牧，由于草长得稀疏，这种土地需要很大面积才有利用价值。每个畜牧场都必须有一小块能够依靠小溪或泉水来灌溉的土地。缺乏水源的牧场土地显然是无用的，而在这些雨水稀少的地区，水的唯一来源只能是小溪。

在西部干旱地区，划分土地的方格模式成了教条主义的胡话。一块六百四十英亩的“分区”实在大小，根本不足以维持一个以饲养牲口为生的家庭。许多这类长方形地块内一点水也没有。按照鲍威尔的看法，最小的牧场单位也应为原定面积的四倍，达到二千五百六十亩，但是仅有的水源可能集中于少数“分区”，那些能够幸运地占有这些“分区”的业主实际上掌握着左邻右舍的生死大权。

　　鲍威尔认为，社会总是有自己所强调的东西，这是无可避免的。土地的边界应该同水源相适应而不是同指南针相适应。他说，牧民的生活将取决于他们分享水源的能力以及提供其它公共设施的能力。西部干旱地区的定居者将由于他们土地的这种特征而聚拢到一起，酷似两个世纪以前的新英格兰清教徒出于他们的信念而聚拢一样。鲍威尔在一八七八年评论说：“由于放牧的地方应具有滨水区和水浇地，由于居民应集聚而居，由于在土地上筑栏围圈不合乎经济原则而必须保持公有，因而制订当地社会的规章和加强合作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从长远来看，西部很少出现强大压力要求全社会共同协作，来推行诸如引水灌溉、建筑水坝和控制水源等大型合作项目；相比之下，人们对于建国初期过分简化的土地划分所施加的压力反而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