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英语:美国人：开拓历程·11-5

四十八 没有诗人的诗

沿海各城市出于本身各自不同的理由，为美国普遍识字但文化修养不高的人民有选择地吸收母国的书本文化。有意思的是，相距颇远的各个地区对书籍的爱好竟然全都集中于既具实用价值又有明确目标这两点上。殖民时期美国的居民几乎完全依赖伦敦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书籍，因此，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思想方法的影响，但是他们却没有照搬英国的情况而形成一个文化阶层。

当时美国的城市生活多姿多采，相互进行着平等的竞争，这使各个殖民地不可能自然形成产生文化阶层的环境。这种文化阶层除非是处于各种事物的中心，否则是不可能成长的，但是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心。

处于英国文字语言顶峰地位的，当然要算是伦敦了。在整个殖民时期，美国的书籍基本上全部是从英国进口的。这个简单的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样一来，对于精力充沛的美国人来说，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阶层，不仅可以容忍，甚至这倒是他们所希望的。实际上，殖民时期的美国拥有从海外进口的、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写成的纯文学作品。这种情况使美国人能够享受这一伟大文化的优秀果实（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文化），一切坐享其成，而不必拥有产生这些优秀作品的体制。简而言之，殖民时期的美国人既能够充分欣赏最佳的诗作，又不需要容忍一个诗人阶层的存在；他们可以随意取笑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某些文雅而毫无意义的作品，却不必去养活一个散文作家阶层；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地领略格鲁伯街的作品，但无需自行建造这样一条街。总之，殖民地人民可以充分享受几个世纪来贵族阶级优闲文化的果实，而又不必承受这种文化所造成的社会鸿沟以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

一些留心观察事物的殖民地人士注意到，这种状况既提供了机会，也有不利的一面。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七四四年二月十二日写信给他在伦敦的一位经营书籍生意的朋友威廉·斯特拉恩说：“你们那里的作家很少了解他们在大洋这边享有的声誉。我们尊敬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他们的后辈。”这些后辈的处境是相当舒服的，他们可以享受过去社会里人们最喜爱的果实，却不需要忍受那个社会的特殊习俗：他们可以拜读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而不需要亲身经历曾经是希腊社会基础的奴隶制度，他们可以重温意大利雕刻家本维努托·切利尼的丰功伟业，而不需要到文艺复兴时期该国充满仇杀的道路上去冒险。这些后辈可以进行选择，他们置身于那个环境和发生的事件之外，这使他们能够具有兼容并蓄的品味。“当你挑选要寄送给我的小册子时，请不要过多费神，”富兰克林在信中对斯特拉恩这样说，“我什么样的书都要，好的或者坏的，只要能引起争论和畅销就行。因为我这里什么样的朋友都有，什么样的书都有人看，”他解释订购六套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著作的新版本时说，美国人对所有最著名的英国作家都有广泛的兴趣，“我们公正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完全不抱任何成见，因为我们之间相距太远，不可能受你们那里存在的派别、党派和偏见的影响。我们对他们个人的失败毫无所闻，他们个人的缺点也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他们作品中那些灿烂的、亲切的部分能够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他们从来没有得罪过我们或者我们的任何朋友，我们同他们之间也不存在什么竞争，因此我们赞美和爱慕他们时也无所顾忌，不论汤姆森写了些什么，都请给我寄十几本来。我已经有多年没有读到诗了，直到我看到他的《季节》时为止，我几乎忘记读诗是什么滋味，”但是，美国的文人不是文学家，他们是牧师、医生、印刷商、律师、农民。他们都是一些大忙人，他们越忙，留下来可供考证的记录也就越少。关于十八世纪早期美国生活，我们拥有比较丰富的文字资料，但对十八世纪后期动乱年代的情况，则留下的资料较少。恐怕在所有现代的伟大事件中，没有一次象美国独立革命那样，参加者留下的记载是那么少得可怜。

在美国，这种不存在一个文学阶层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在诸如华盛顿·欧文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这些作家真正形成这样一个阶层之前，这种情况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在我们国内，并不明显地存在什么文学阶层，”杰斐逊在一八一三年写道，“每个人都在勤勉地从事某种专业，科学只是第二位的工作，经常是从属于主要的实业活动。因此，称得上是够格的人中间，有空闲进行写作的寥寥无几。”约翰·皮克林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美国很难说得上存在什么“职业作家”。“在这里，把各种才能充分地运用于职业或某种事业上的需求太大了，”约瑟夫·斯托里法官一八一九年指出。“其结果是，我们中间那些能干的人很少有闲暇全力从事文学或美术的创作……这个明显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职业作家竞是如此之少，而且作家也不是我们中最能干的人。”耶鲁学院的校长蒂莫西·德怀特对美国作为一个依赖输入外国文学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曾经作过明晰的描述：几乎涉及所有题材的各种各样的书籍，都为我们写好了，现成地摆在那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由于我们说着和大不列颠人民同样的语言，而且一般说来，我们同该国又一直和平相处，因此，我们与该国的贸易往往带来不少数量的书籍，简直是泛滥成灾。所有有关艺术、科学和文学的书，我们都能获得，而且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我们自己动手写书的必要性要小得多。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原因，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写出几本书来。

少数抱有恋乡情绪而又喜欢仿效的人，渴望美国也能够产生英国那样的文学。迟至一七六九年，《宾夕法尼亚纪事报》一位自称“严肃的蒂莫西”的作家曾警告说，费城人在忙于生产的同时，再也不应该忽视那九位缪司女神了：“看来，那九位女神，没有一个早期同我们的祖先一起从欧洲移居到这个大陆来。”这位评论家热切盼望：“我们再也不应该象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完全依赖我们的母国供应诗歌店里的全部货物了。我们自己终归会创作出足够的诗歌，那将是我们自己劳动和努力的成果。”但是，即使是在费城——这里比北美大陆上任何其它地方更具有大都会的气息，在创作优雅文学方面，也是僵硬的、不自然的和没有结果的。例如，费城学院院长威廉·史密斯牧师曾企图用“绅士学会”的名称组织一个诗人团体，但结果他只找到几个自封为诗人的傢伙。在殖民时期，甚至还可能包括以后的一些年代，美国最佳的诗歌作品不是存在于讲究韵律的诗歌或优美的散文之中，而是夹杂在上千种其它形式的作品里面：法令全书、宣扬不同政治观点的小册子、工程计划、推销产品的小册子、教堂的讲道、立法机构中的演说、报纸的专栏文章、科学团体断断续续的会议记录。这种文学作品对旧世界的文人说来是根本不能满足需要的。

美国的印刷品就是在没有强大的文学贵族阶层的情况下兴旺发达起来的，它们是分散的，可以说到处都是它的中心，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心。每个人都接近于印刷品内容所表达的水平，每个人都能讲印刷品使用的语言。它创造了一个忙忙碌碌、流动性很大的开放社会，而其本身又是这个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喜爱与它有关的真理，而不是天堂里的真理，它对于来自沙龙的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夸张而诙谐的私人作品，始终抱有一种彻底怀疑的态度。圣公会牧师雅各布·迪歇是美国最早期受人欢迎的一大批讲道者之一，他于一七七二年作过这样的评述：特拉华海岸那些最穷苦的劳工认为，他们与绅士和学者一样享有同等的自由，有权对宗教和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实在的，费城市民相互间的差别，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的城市要少得多。财富并没有产生差别，因为每个人部认为，有朝一日，他也会和他最富有的邻居一样处于同等的地位……同样，现在普遍存在着对各种书籍的爱好，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读者。他对阅读的各种书刊都进行判断（故不论是正确或错误），因而在知识方面。他已把自己置于和作者同等的水平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