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与绿色投资

　　绿色经济与绿色投资

　　发展绿色经济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必须调整和完善企业生产模式、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等

　　文/田江海

　　绿色经济与绿色投资的关联

　　一般来讲，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尤其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投资主导型经济，就更加显示出投资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讲到绿色投资对绿色经济的作用，基本状况也是如此。要使绿色经济得到发展，首先就要有绿色投资的支撑。但是，包括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在国内的广义绿色经济与绿色投资相互之间的关联还相当错综复杂，不是简单表述就能说清楚的。

　　首先，绿色经济的外延边界如何划定，这就是一道难题。从定性分析来看，至今为止，国内外尚无明确一致的共识，而且绿色经济和自然生态、社会环境、人类生活关系十分密切，例如绿色园区、绿色城市、绿色旅游等等，算不算绿色经济范围？人们常提到，要使山青、水秀、天蓝、地绿，这些活动和结果已不单纯是经济现象，可是相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又属于经济范畴，称它为绿色投资也说得通，那么，这到底叫不叫“绿色经济”呢？从定量分析来看，说清绿色经济的规模、结构、效益等等，都需要采取哪些指标？运用什么样的尺度来衡量？更是难度极大、远未解决的问题。例如，绿色GDP。学界和有关实际部门研究探索多年，至今尚未进入实施阶段，没有国际统一标准，各国统计难度很大，即使有了统计结果也不能进行国与国之间比较分析。究竟绿色GDP在目前通行的GDP总额中占多大比重难以知晓，只能大致判断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会高于我国，因为我国在GDP中需要扣除的资源、环境成本及相关服务费用要比西方发达国家数量多。再如，低碳经济。有学者说日本占60%，美国占40%，究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还不清楚。想来，很可能要用节能降耗数据、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以及污染减量数据等，但目前还没有见到相关统计口径的明确规定。这样，低碳经济在绿色经济中占有多大份量也就难以弄清。

　　其次，绿色投资增长与绿色经济(用绿色GDP反映)增长在有些场合不对应甚至背离。一般的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则是对应的，在过去长时期内，在经济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左右是依靠投资带动的。投资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投资增长/GDP增长)长时期在1.3左右，亦即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投资约增长1.3个百分点左右，这种投资增长带动经济相应增长的联动关系是相当稳定的。可是，绿色投资增长与绿色经济增长则在有些场合是不对应的，甚至是背离的。举一个典型例证：我们现在很重视节能降耗，为了保证节能降耗，在初期少不了要投资一定人力、物力和财力，提供必要的设施和设备以及节能降耗技术等，这当然属绿色投资。但这种绿色投资效果是降低产品成本，而降低产品成本并不会导致绿色GDP增加。这就会形成有绿色投资而没有或很少有绿色GDP增长的情况。到后期，不再需要继续绿色投资仍可节能降耗，降低产品成本的效果仍将继续，而绿色GDP不仅不会相应增加反而会有减少。这就会出现无绿色投资却导致绿色GDP下降的情况。

　　再次，绿色投资的效益大小，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大小上，很可能更主要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大小上。例如，生态、环保、文化、教育等投资，可产生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是注重投资的经济效益，而极少关注投资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在宏观投资效益方面，有一系列统计指标，诸如：投资GDP系数(即投资效果系数)、投资劳动者报酬系数、投资就业系数、投资企业收入系数、投资政府收入系数以及相应的边际投资效益指标、投资弹性指标，还有投资对贸易额的贡献、建设项目建成投产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等等指标，这些指标大都反映的是投资的经济效益。只是在近几年，国家统计局才开始成立课题组开始研究和设计有关资源消耗方面的指标，包括土地占用、矿产资源利用情况、主要原材料消耗、水资源消耗等具体指标；有关环境影响方面的指标，包括为改善环境而进行的各项投资指标、投资对环境影响的各项指标、对环境污染进行评价的各项指标等；对10多个高能耗行业拟定了节能降耗的具体指标；在循环发展方面，也设计了不少指标，包括流通环节废旧物品的回收投资、废旧物品加工工业和生态建设投资、企业内部利用废弃物进行的产业投资、可循环利用资源等(详见国家统计局投资司课题组：《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投资统计指标体系研究》，载《投资专业论文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这些循环发展方面的投资，无疑均属绿色投资，然而如何反映这些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仍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课题组也指出了反映资源消耗的投资指标、反映环境影响的投资指标、反映节能降耗的指标以及循环经济投资情况，均为“指标不全，无法整体判断。”可见，要想弄清绿色投资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难度是多么大。在这里，我仅能提出问题，远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有一点我要着重指出，这就是在看待和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关系上，一定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当3者矛盾时，应当本着以民为本的方针，不能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应，在很多场合要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摆在经济效益前面。例如招商引资可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甚至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GDP大幅增长，但如果造成资源很大破坏和流失，环境严重污染和恶化，导致当地和周围群众生活及身体健康遭到明显损伤，那末，这样的经济效益宁可不要。

　　绿色经济与绿色投资的现状与前瞻

　　第一点，这几年，全国上下，各地各行业掀起了一片绿色浪潮，来势迅猛。

　　国际上1962年提出循环经济概念，1989年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随后不少国家陆续出台了发展循环经济、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改革措施，在这种国际背景和大趋势下，中国也采取了适应步骤。面临资源日趋枯竭、环境愈益恶化的严峻挑战，党的十七大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明确提出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于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步伐加快，向绿色经济的倾斜度加大，激发了发展低碳经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全国各地纷纷提出了发展绿色企业、绿色园区、绿色产业、绿色材料、绿色能源、绿色技术、绿色加工、绿色产品、绿色工程、绿色建筑、绿色食品、绿色保健品、绿色饲料、绿色家具、绿色包装、绿色消费、绿色交通、绿色旅游、绿色信贷、绿色家园、绿色区域、绿色城市、绿色神州等等，不一而足，连中央电视台都专门开设了绿色空间节目。这对人们树立和深化绿色理念、绿色文明、营造绿色环境等都具有积极作用。到处绿色，令人眼花缭乱。主流是人们珍惜资源、防治污染的内心映射，也确实做了不少有利于合理开采和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清除污染的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

　　这些成绩的取得，和加大了绿色投资不无关系。近10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总投资接近1万亿元。近年来，我国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三江源头保护和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总投资达7000多亿元，其中用于各种补助性质的支出3000多亿元；开展了大规模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加大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累计安排2000多亿元资金用于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市污水治理，不仅减少了大量污染，而且改善了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2001年以来，还先后投入200多亿元用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见《中国经济时报》2009.9.7)再一次证明，要使发展绿色经济取得可观成就，舍不得绿色投入是不行的。

　　第二点，要使中国的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达到先进国家水平，路途多艰，任重道远。

　　首先，资源环境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巨大，困难奇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数不胜数，俯拾皆是。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种种能源和环境问题正在中国集中显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对能源的需要量猛增。 1990年能源总量9.9亿吨标煤，至2007年则剧增为26.5亿吨标煤。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也是一个最大石油进口国，2007年石油进口依存度高达46.6%。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只占全世界的1%，能源需求的2/3需由煤炭满足，而大量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为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等都是燃煤引起的。

　　中国约1/5耕地受污染；全国城镇集中式饮用水1/5不达标；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普遍“欠帐”；草原地区生态环境仍保持“局部改善、整体退化”的格局；“霾”天气危害逐年增加；广东东莞远丰村成为在垃圾山笼罩下的癌症村；还有我国已成为遭受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入侵的外来物种已有400多种，其中危害严重的达100余种，直接经济损失至少500多亿元。(《中国经济时报》2009.11.3)

　　其次，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理念因素和制度因素错综交织，加剧资源环境危机。虽然很多人把“绿色”喊得很响，但资源理念、环境意识并未真正牢固树立起来，基于局部、个别、一时利益，加上体制机制有漏洞，政策措施不完备等，便不惜采用种种手段来践踏资源，破坏环境。

　　再次，在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存在很多矛盾需要解决。我感到比较突出的矛盾有：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人们知道，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快速进展阶段，也是需要大量消耗资源阶段，这样就形成了资源能源紧缺与加快发展的尖锐矛盾。有些地方和部门为了使经济(实际主要是为了GDP)很快赶上去，急功近利，不惜滥伐乱砍，盲目开采甚至野蛮开采，造成有限自然资源严重破坏；有些能耗大户为了扩大规模增加GDP，不惜浪费能源，即使产能落后也不愿淘汰；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为了自己的发展和利润，不惜违规排污??诸如此类现象，都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发展与资源环境制约的诸多矛盾，我们都提前(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并且是在资源更加短缺、环境更加恶化的不利情况下遇到了。

　　二是很多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自觉性还不足与法制法规缺位之间的矛盾。要合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资源，是需要有科学、长远、全局眼光的；要切实、深广地保护环境和防治污染，是需要全民动员，人人具有环保意识、公德意识和清洁卫生习惯的。当一些人还不具备这种思想理念、素质低下，而某些官员又忽视民生、片面追求“面子工程”和“领导政绩”、对绿色公益事业不能付诸自觉行动时，一套完备的法律法规便成为必不可少、起着巨大作用的强有力手段。世界上，凡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成绩的国家，无不制定一套系列的、严整的法律法规，非常细致，可行，且严格执行。反观我国在这方面还相差悬殊，以致很多事情无法可依或法不严密或有法不依，让一些不法分子、贪官污吏及见利忘义之徒，有很多空子可钻，造成破坏资源环境的事件屡见不鲜。

　　三是发展绿色经济，开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活动，公益性强与财力弱之间的矛盾。从事绿色事业，通常是外部效益高，成本小，内部效益低，成本大，因此一些地方、部门、企业不愿干，但由于事关社会公益事情，不干不行，这时，各级政府便责无旁贷，可是需要足够资金来办，在财力支撑困难的情况下，造林绿化、疏通河渠、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改善水质、整治水土流失等等绿色投资，因资金缺乏而办不成，以致欠帐累累，长期得不到偿还。

　　第三点，掀起绿色革命，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为建成一个绿色中国而不懈努力。

　　我说要建成“绿色中国”似乎有点唱高调，又好像是说空话，其实不然。一个国家象一个人一样，如无远大目标，难有强大动力。唐太宗在《帝范》中说的话“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中讲：“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明朝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中说得好：“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绿色中国”是远景，但也并非不现实。我认为，“绿色中国”就是以“绿色经济”包括“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再加上“新能源经济”为核心与基础；以“绿色社会”为依归，就是在绿色经济基础上，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绿色文明”为前提与先导，以生态文明为核心内容，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新的发展阶段，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新的文明阶段。这些内容并没有脱离现实，只是要建成一个绿色中国的道路是很漫长的，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世界古往今来共有26个文明，其中5个发育不全，13个已经消亡，7个明显衰落，衰落的，特别是那些消亡的，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和自然关系不协调有关。由于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等造成的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是其中的主要原因。玛雅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复活节岛上的文明的衰落即是有力的佐证。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了呢？2007年2月11日发布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其中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五大内容：(1)保持生态赤字为零，(2)实现环境胁迫为零，(3)实现资源的生产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平衡，(4)保持生态容量和区域承载力的合理水平，(5)坚持人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对自然的回馈相平衡。可以说这五大内容把发展绿色经济的基础——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主要方面、主要要求都囊括进去了。如果把这5方面内容的要求都能很好地做到了，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乃至绿色中国的建设，就会具有坚实、完备的基础。

　　诚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等于解决了发展绿色经济乃至建设绿色中国的全部问题，还需要调整和完善企业生产模式、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等。这里不可能一一详述。

　　生态文明建设是发展绿色经济乃至建设绿色中国的前导性和关键性条件，而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更广泛、更深入、更有效地开展起来，需要掀起一场绿色革命。所谓绿色革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采取革命性的举措，为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中国，扫清障碍，铺平道路，提供保障。它要求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以及制度、法制、政策等等，都要进行相应的革命性变革；它要求人人要树立绿色理念，营造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区域、绿色城市、绿色环境；它要求人们具有资源意识、环境意识、节约意识、公德意识、爱的意识，做到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爱护一草一木，爱护一切有益的生物。所有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很现实的。

　　保护环境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的心灵理念决定人的行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思想行为尤其是宣传舆论的力量，足以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甚至是最高决策层。要达到这样的效应，掀起一场广泛深入的绿色革命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绿色革命广及各类人群、各种团体单位、各级政府部门，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国家的决策和制度保障更加重要。例如《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提出了“五大国家补偿制度”：(1)国家产业补偿制度，(2)国家土地补偿制度，(3)国家生态补偿制度，；(4)国家灾害补偿制度，(5)国家社会补偿制度。这些制度，虽然不是绿色革命所需要的全部绿色制度，但其重要性和现实性是无可置疑的。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国的碳酸减排目标——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我认为，“绿色革命”所含内容丰富、深刻，所需干的事情繁多，复杂，如条件允许可容后专述。(作者：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前任所长)

　　中国碳金融市场方兴未艾

　　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预计：从2015年前后开始，配额碳交易和自愿减排将并行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2009年8月5日，国内自愿碳减排第一单交易正式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以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交易达成后，天平汽车保险成为中国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企业。这是中国排放权交易机构在中国的首例碳金融尝试。

　　目前，国际碳交易市场分为配额交易和自愿交易市场，前者为那些有温室气体排放上限的国家或企业提供碳交易平台，后者则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等考虑自愿进行碳交易者提供碳交易平台。

　　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自主减排承诺仍不足以推出配额碳交易，未来短期内中国仍将以自愿减排为主，但不排除配额交易试点。他预计2015年前后开始，配额碳交易和自愿减排将并行。

　　据悉，北交所正在积极推进中国首个自愿减排标准——熊猫标准的开发研究，这将为未来中国碳交易的规则探路。

　　培育国内碳金融市场迫在眉睫

　　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特雷西沃斯腾克罗夫特有过一段精辟的概括：低碳经济是一张3条腿的板凳，其培育和发展离不开政策、技术和资本三位一体的支撑框架。如果缺少任何1条腿，都将导致板凳的不稳。在这3个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

　　事实上，碳排放交易作为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手段，在《京都议定书》之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

　　虽然美国最终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是碳交易制度却是从美国起源和发展起来的。在美国的一再坚持下，CDM、联合履约和排放贸易3种市场交易机制写入了《京都议定书》。有趣的是，最初强烈反对交易机制的欧盟成为了碳交易的践行者和领先者。

　　现在，碳金融已经发展成为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者间接地投资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和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比如碳现货、期货、期权和掉期等产品。

　　碳金融市场的增长非常迅速，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2009年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这个市场到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而据世界银行预计，2012年全球碳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下，并未承担《京都议定书》的强制性碳限额，但是参与了CDM市场的交易，并成为碳交易最大供应国。

　　然而，近来中国风电企业的CDM项目在联合国遇挫，碳价格也因哥本哈根会议未达成实质性减排目标而下跌。CDM的未来显得扑朔迷离。

　　对此熊焰表示，中国其实并未从CDM获得多少好处，反而被国际舆论称为最大的碳供应国，中国每吨核证减排量只能卖10欧元，但到了欧洲二级市场，这些减排指标能卖到20-30欧元，巨大的杠杆收益已经吸引华尔街金融业务的重点转向碳交易。同时，熊焰也不看好哥本哈根会议之后CDM前景。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大地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CDM不能解决多大问题，不要看重这种影响，中国从中获得一共不到2000万美元的资金，签了几亿的合同但是到位的不多，我国一年的GDP就有30多万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的变化对中国的实际起不到什么作用”。

　　熊焰表示，“中国本来应该是国际碳市场具有影响力的主要参与者，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定价权。大量廉价的碳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中介、金融和投机机构不断地倒买倒卖，获取了高额收益，而处在碳市场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由于对CDM规则和盈利模式缺乏深入理解，因此在谈判中大多处于弱势，造成了价格偏低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中国企业希望把减排项目减排的碳卖掉，因为中国并没有成熟的市场，没有技术标准，没有核证机构，那么他们也只能给一些国际中介机构倒买倒卖创造机会。

　　因此，培育发展国内的碳金融市场、建立国内的技术标准和核证机构，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碳交易“熊猫标准”破题

　　随着低碳经济发展和碳交易活动更加活跃，碳金融有可能成为未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因素，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掌握碳交易市场话语权将至关重要。用美国环保协会负责人戴维·亚诺尔德的话说：中国境内的任何碳市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

　　中国最早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3家较大的交易所，2009年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武汉、杭州和昆明等几家交易所也相继成立，目前，大连、贵州、河北、山西的交易所也在筹备中。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成立环境交易所的热潮。此外，北京产权交易所还参股了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下一步还将在东北和西北分别设立交易中心。

　　目前，北京、上海和天津的环境交易所均已开展了自愿减排的碳交易机制，如上海的绿色世博自愿减排平台，天津的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等。

　　事实上，中国碳排放交易仍主要是自愿减排。熊焰预计，中国目前自主减排承诺仍不足以推出配额碳交易。因为在政府给企业进行减排配额之后，由于不同企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各异，才会产生相互交易的需求，然后核证、报告等交易基础出现了，才会有碳交易。而中国当前还不能推出市场化的配额交易，是因为没有给企业进行强制性的配额，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是无法做交易的。所以未来短期内中国仍将以自愿减排为主，但不排除配额交易试点。他预计2015年开始，配额碳交易和自愿减排将并行。

　　因此，北京环境交易所打造并发布推广“熊猫标准”，将为未来真正市场化的碳交易探路。

　　据悉，熊猫标准由卖方、买方、中介咨询、开发公司等利益相关实体以及能源环保类NGO组织等共同制定，一方面确立自愿减排量检测标准和原则，另一方面规定自愿减排流程、评定机构、规则限定等内容。整体设计向促进市场、向工业补偿农业、城市补偿农村、东部补偿西部、高排放者补偿低排放者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