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医院激光近视:《超限战》-------上卷 论新战争

                                        上卷  论新战争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司马穰苴
                                                                   
   科学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通过一系列革命步骤——向前的巨大步伐，给了我们一幅关于自然界的全新图景。——伯纳德·科恩
                                                                               
   技术是现代人类的图腾[1]。

    在功利主义的熏风吹拂下，技术比科学更受人们青睐是不足为奇的。科学大发现的时代，已经留在了爱因斯坦以前的岁月。现代人则越来越倾向于：在我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一切梦想实现。这使他们在为自己的明天下注时，大都透过上千度的近视镜片去乞灵膜拜于技术。如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技术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爆炸性发展，给急功近利的人类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好处，而我们自豪地把它称之为技术进步，却不知此时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迷失了心性的技术蒙昧期[2]。

    技术在今天已日益变得令人眼花缭乱和不可控制。贝尔实验室和索尼公司不停地推出新奇的小玩艺，比尔·盖茨年年开启他的新视窗，克隆羊“多莉”证明人类已经打算替代造物的上帝。俄制令人生畏的SU－27战斗机还没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派上用场，SU—35就已经登台亮相[3] ，而SU－35能否在战场上出尽风头后再功成身退也是件大可怀疑的事。技术就像套在人类脚上的“魔鞋”，在被商业利益拧紧了发条后，人们只能随鞋起舞，按照它给定的节奏飞快地旋转。

    瓦特、爱迪生的名字几乎是技术大发明的同义语，用这些技术巨匠去命名他们的时代可以说理所当然。不过，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百多年来无法数计的五花八门的技术发明，使得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很难在人类生活的领域中妄自称大。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这些提法在当时还可谓名至实归的话，今天，当种种新技术像不断拍打时代堤岸的涌浪，使人们连短暂的欢呼都来不及，便被淹没在更高更新的技术潮头之下时，仅以一种新技术或一位发明家就命名一个时代的时代已成昨日黄花。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当今时代称之为“核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话，仍会让人有以偏概全之感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福音。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唯一能给从潘朵拉盒中放出去的所有技术“瘟疫”注入更大能量，同时又加上一道紧箍咒对其进行控制的手段。只是谁又能为它也戴上道紧箍咒眼下还是个问题。悲观的论点是，假如这一技术朝人类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的话，最终将使人类成为它的牺牲品[4] 。如此可怕的结论却丝毫没能减弱人们对它的热情。它本身显示的乐观前景对渴望技术进步的人类具有更强烈的诱惑性。毕竟它所独有的交流与共享的特性，是我们可以期望的引领人类走出技术蒙昧的灵性之光，尽管这还不足以让我们与那些一叶障目的未来学家们一样，用它的名字来冠名整个时代。它的特性恰恰使它无法取代大量已有的、正在出现的和即将诞生的各类技术，特别是像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纳米技术这些与信息技术彼此借重、彼此推进直至彼此共生的技术。

    三百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在技术领域里盲目的喜新厌旧，对新技术的无尽追求成了解决一切生存难题的灵丹妙药。人们沉迷其中而渐入歧途。就像为掩饰一个错误通常会再犯十个错误一样，为解决一个难题人们也常常不惜为自己带来十个难题[5] 。如为更便捷的代步人们发明了汽车，但紧跟在汽车屁股后面的一长串问题——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石油开采、橡胶提炼、道路修筑等等，又需要同样一长串的技术手段去解决，直到最终导致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挤占耕地、交通事故等更多更棘手的问题出现。到头来，以车代步的原始目的与这些派生的问题相比，倒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了。技术的无理性膨胀，就是这样让人类不断地把一个个初始目标遗失在枝杈横生的技术之树上而迷途忘返。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枝杈效应”。所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了。这肯定是技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革命。其革命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更在于它是一种能轻松穿透技术间的重重壁垒，把看似毫不相关的各种技术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通过它的黏合，不但可能派生出许多非驴非马又亦此亦彼的新技术，而且还给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人类只能站在人类的角度，才能认清技术的工具性实质，才不至于在解决自身面临的生存难题中，成为技术——工具的奴隶。人类完全可以充分展开自己的想像力，在使用每一项技术时穷尽其潜能，而不必像熊瞎子掰苞米那样，只会不断地用新技术去淘汰旧技术。在今天，单项技术的独立使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想象。信息技术的出现，为各种新旧技术以及高新技术间的匹配使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数事实证明，技术的综合运用甚至比技术的发明更能推动社会的前进[6] 。

    单声部引吭高歌的局面正在被多声部大合唱所取代。技术的大融合正在不可逆转地导致全球化趋势的上升，而全球化趋势又反过来加速了技术大融合的进程，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这一特征必会将其特点投射到时代的任何方向上，战争领域自然也不会例外。任何一支渴望现代化的军队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喂养，而战争的需要从来就是新技术的催产士。 海湾战争中有500多种80年代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使得这场战争简直就像是新武器们的表演场。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新武器本身，而是武器发展和使用中的系统化趋向，像“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看似用霰弹枪打鸟那么简单， 实际上要牵动部署在大半个地球上的许多兵器：DSP卫星发现目标后，向澳大利亚地面站传送警报，经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所再把信息发给利雅得中心指挥所，然后是命令“爱国者”操作员进入战位，光是在90秒钟的预警阶段，就要依赖空间系统和C3I系统的多次传接配合， 真可谓“一弹动全球”。众多武器间超距离的实时合作，形成了前所未见的作战能力，而这正是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假如说，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单件武器的出现还可能引起军事革命的话，那么在今天，已经没有谁能独领风骚。

    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取消了武器对战争的冠名权，在新的基点上重新排列了武器与战争的关系，新概念武器特别是武器新概念的出场，使战争的面孔日渐变得模糊。一次“黑客”侵袭，算不算敌对行动？利用金融工具去摧毁一国经济， 能否视为一场战争？CNN对美军士兵曝尸摩加迪沙街头的报道，是不是动摇了美国人充当世界宪兵的决心，从而改变了世界战略的格局？以及对战争行为的判断是看手段还是看效果？显然，从传统的战争定义出发，已经无法对以上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非战争行动都可能就是未来战争的新的构成因素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战争新模式进行一次新的命名：

    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

    如果这一命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

    但是，战神的脉博是难以把握的。要想谈论战争，特别是谈论发生在明天晚上或是后天早晨的战争，你别无它法，只能屏息定性，仔细号切战神在今天的脉相。

    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恩格斯

                                         第一章  总是先行到来的武器革命

    武器革命总是比军事革命先行一步，当革命性的武器到来之后，军事革命的到来就是迟早的事了。战争史在不断提供这样的证明：青铜或铁制的矛造就了步兵方阵、弓箭和马蹬为骑兵提供了新的战术[1] 、在使用黑火药的枪炮中萌生出了整套近代战争的模式……从圆锥子弹和来复枪[2] 作为技术时代的尖兵登上战场的时候起，武器干脆就在战争的胸前缀上自己的名字。先是钢甲巨舰充当海上霸主，开启了“战列舰时代”，再到它的兄弟“坦克”名冠陆战，然后是飞机称雄天空，直到原子弹横空出世，昭示“核时代”的来临。今天，大量的高新技术武器不断涌现，使武器俨然成了战争的首席代表。当人们谈到未来战争时，已经很习惯地用某种武器、或是某项技术去称呼它，叫它“电子战”、“精确武器战”、“信息战”。在思维轨道的惯性滑跑中，人们还不曾察觉，某种不显眼但很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来临。

                                         没有谁能拥有战争冠名权

    武器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前奏。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即将到来的军事革命，将不再被一两件单一武器所推动。大量的技术发明，在不断刺激人们对新武器心向神往的同时，也迅速消解了每一种武器的神奇。以往只需要数件武器或装备的发明，像马镫、马克沁机枪[3] ，就足以引起战争样式的改变，现在则需要上百种武器构成若干个武器系统，才能从整体上影响战争。然而武器发明得越多，单一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就越小，这是隐含在武器与战争关系里的悖论。就此意义上说，除了全面使用核武器这一越来越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可以称之为核战争外，其它任何一种哪怕是极富革命性的武器，都已不再拥有对未来战争的冠名权。

    或许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才有了“高技术战争”和“信息战”[4] 的提法，意在以宽泛的技术概念替代具体的武器概念，用模糊学的方法解决这道难题。可这似乎仍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细究起来，最先出现在美国建筑业中的“高技术”[5] 一词，实在是有点语焉不详。什么是高技术？它针对什么而言？从逻辑上说，高和低只是相对概念。而用一个可变性很大的概念，刻舟求剑式的为干变万化中的战争命名，本身就很成问题。当一代所谓的高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低技术时，我们是否还准备把接下来出现的新鲜玩艺儿再次命名为高技术？而这是否会给我们在技术大爆炸的今天，称呼和使用每一项新出现的技术带来混乱和麻烦？何况是否高技术，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就技术本身来说，每一项技术都是具体的，因而也就有它的时限性。昨天的“高”，很可能是今天的“低” ，而今天的“新”，又会成为明天的“旧”。相对于M－60坦克、 “眼镜蛇”直升机和B－52这些60－70年代的主战兵器，“艾布拉姆斯”坦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17以及“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是高技术； 而在B－2、F－22、“科曼奇”直升机和“杰斯塔”联合监视目标攻击系统面前，它们眼看着又要成为明日黄花。如此说来，始终都是一个变数的高技术武器概念，岂不成了“新娘子”的头衔，随着“年年花开人不同”，只剩下空壳一样的名分，不断地戴在那些正在成为“新娘子”的女人头上。那么，在接连不断的一环环战争链条中，每一种武器都在随时随地地由高变低、由新变旧，时间之矢不肯在任何一点上停留，也就没有一种武器可以久居高技术的王座，既然如此，所谓的高技术战争，究竟是指哪一种高技术？

    泛泛而言的高技术不能成为未来战争的同义语，作为当代高技术之一的、几乎在所有现代武器的构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信息技术，就更不足以用来命名一场战争。即使在一场未来战争中所有武器都嵌上信息元件而被充分的信息化，我们仍不能把这种战争称作信息战争，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信息化战争[6] 。因为不论信息技术如何重要，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每一种技术本身的功能和作用。比如，已经充分信息技术化了的F－22战斗机仍是战斗机， “战斧”导弹仍是导弹，而不能笼统地把它们称作信息武器，用这些武器进行的战争也不能称作信息战[7] 。广义的信息化战争和狭义的信息战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指被信息技术所强化并伴随的各种形态的战争；后者则主要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手段获得或压制信息的作战。此外，信息崇拜制造的当代神话，使人们误以为它是唯一的朝阳技术，其它的一切都已经日薄西山。这种神话可以给比尔·盖茨的口袋里带来更多的钱，却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其它技术的发展，相关材料技术的开发直接制约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如生物技术的进展就决定着信息技术未来的命运[8] 。说到生物信息技术，我们不妨回到前面的话题，再做一个小小的假设：如果有人用信息制导的生物武器打击了生物计算机，它应该算是生物战呢还是信息战？恐怕没有人能用一句话答得上来，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人们根本不必为信息技术能否在今日坐大煞费苦心，因为它本身就是技术综合的产物，它的第一次出现及每一次进步，都是一个与其它技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过程，而这正是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最本质的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会像钢印数码一样在每一件现代武器上留下它的典型印记。我们并不否认在未来战场上，某些先进武器仍会起主导作用，但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败，已很难有谁还能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它可能是主导的，却不是唯一的，更不会是长久不变的。也就是说，没有谁还能把自己的名字大言不惭地冠于某一场现代战争的前面。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两句话道出了传统战争与未来战争的明显分野，也点明了在两类战争中武器与战法的关系。前者反映了处于自然状态下进行战争的人类对武器与战法关系的不自觉或被动适应，后者则预示了进入自由状态时人们对同一命题的自觉或主动选择。自有战争史以来，人们一直遵循的一条不成文的通则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往往在先有了一种武器之后，才开始形成与之匹配的战法。武器在前，战法随后，武器的演变对战法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这里固然有时代和技术的局限因素，但也不能说与每一代武器制造专家们都只考虑武器自身性能是否先进而不论其它的线性思维无关。或许这就是武器的革命总是先于军事革命的一个原因。

    尽管“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句话就其本质而言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潜台词所折射的是一种无奈，我们却无意贬低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就是立足现有武器，寻找最佳战法。换言之，就是力求找到最能与既定武器相匹配的作战方式，从而使其性能的发挥达到最大值。今天，从事战争的人已经在有意无意间完成了使这一法则从消极向积极的过渡。只是人们仍然误以为这是落后国家在无奈中唯一可能采取的主动。殊不知就是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也同样需要面对这种无奈，即使富甲天下，也未必就能用清一色的高新技术武器去打一场费用昂贵的现代化战争[9]。只不过她在新旧武器的选择搭配方面有更多的自由罢了。

    如果能找到良好的契合点，也就是找到最恰当适宜的战法，新旧不同代次的武器搭配使用，不仅能消解武器单一性的脆弱，还可能成为武器效能的“倍增器”。曾多次被人预言早该寿终正寝的B－52轰炸机在与巡航导弹及其它精确制导武器的结合后又重放异彩， 至今仍未歇下它的翅膀；A－10飞机利用外挂的红外导弹，使自己具备了原本没有的夜间攻击能力，而其与阿帕奇直升机的配合相得益彰，更使这种70年代中期出现的武器平台雄风大振。可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并不是消极无为。如今日益开放的武器市场，多元的武器供应渠道，为武器的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余地，多代次武器的大量并存，为武器间的跨代次组合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广阔也更可为的基础，只要破除把武器代次、用途、联结方式固定化的思维惯性，就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以为打现代战争就一定要靠先进武器，一味迷信这类武器的神奇作用，反倒会化神奇为腐朽。我们正处于以火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向以信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跃进的武器革命阶段，这期间会有一个相对漫长的武器更迭期。眼下我们无法预言这一时期有多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这一更迭没有结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就是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这样拥有先进武器最多的国家处理武器与作战间关系的最基本的办法。需要指出的是，最基本的不一定就是最有前途的。在消极的前提下积极进取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做法，而并非永恒的法则。科技进步在人类手中早已从被动发现变成主动发明，美国人提出“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设想，引发了武器与战法关系自有战争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变革。先确定作战方式然后再来研制武器，在这方面，美国人吃到的第一只螃蟹就是“空地一体作战”，时下沸沸扬扬正当红的“数字化战场”和“数字化部队”[10]则是它的最新尝试。这种做法标志着武器总是领先于军事革命的地位已经动摇，战法先行而武器随进或是两者相互砥硕、推挽前行构成了它们之间的新关系。同时武器自身也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变，它的发展不再只是看单件武器性能的改进，而更要看武器是否具备与其它武器之间联结和匹配的良好性能。像当年高蹈独行的F－111因其太先进无法与其它武器匹配而只能束之高阁的教训已被汲取，那种企图依靠一两件高新技术武器充当“杀手钢”就能制敌于死命的思想显然已经过时。“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实验室特征的做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也可以被当成以不变应万变之策，它在酝酿战争史的重大突破的同时也隐含着现代战争的潜在危机：为一种尚在探讨研究中的战法度身定做一套武器系统，就如同为不知谁来赴约的盛宴准备菜肴，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之千里，从美军在索马里遇上艾迪德军队后一筹莫展的表现看，最现代化的军队也不具备调节众口的能力，应付不了不按常规行事的敌手。在未来战场上，数字化部队很可能会像擅长烹饪奶油浇龙虾的大厨师一样， 面对坚持啃玉米棒的游击队员徒呼奈何。 武器和军队的“代差”[11]也许是需要格外重视的问题，代差越近，代位高的一方战果越显著，而代差拉得越开，彼此间相互对付的办法就越少，甚至可能谁也吃不掉谁，从已有的战例来看，高技术军队难以应付非正规战争和低技术战争，这其中或许有某种规律存在，起码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12]。

                         新概念武器和武器新概念

    与新概念武器相对，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武器几乎都可统称为旧概念武器。所以称其为旧，是这类武器的基本性能就是机动力加杀伤力。即或像精确制导炸弹等高新技术武器，也不外乎添加进了智力和结构力这两种因素而已。从实用角度来说，不论如何改头换面也无法改变其传统武器的性质，即它始终被职业化战士所掌握并在一定战场上所使用。所有这些沿传统思路制造出来的武器和武器平台，在适应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的努力中，无一例外都已走进了死胡同。那些想用高技术的魔法使传统武器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愿望。最终落入无休止消耗有限经费和军备竞赛的高技术陷阱。这就是传统武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悖论：

    为保持武器的领先，只能在研制经费上层层加码；层层加码的结果，则无人有足够的经费保持领先。其最终的结果是，保卫国家的利器，反倒成了导致国家破产的诱因。

    最近的例证也许最有说服力。  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元帅敏锐地洞悉了“核后时代”武器发展的走向，相机提出“军事技术革命”这一崭新概念时，他的思想显然领先于他的同时代人。但思想的超前并没有给他的国家带来福祉，反倒带来了灾难性后果[13]。这个在冷战背景下被他的同僚们视为独步一时的设想一经提出，便大大加剧了美苏间存在已久的军备竞赛，只是当时还没有人会预料到，其结果竟是苏联解体及其在超级大国的角逐中彻底出局。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就土崩瓦解，活生生印证了吉卜林的一句名诗：帝国的灭亡，不是轰隆一响，而是扑哧一声。不独前苏联如此，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也在步其老对手的后尘，为我们提出的武器发展悖论提供新的证明。随着技术综合时代的轮廓日渐清晰，他们投入新武器研制的费用越来越多，武器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60－70年代研制F－14、F－15的花费是10亿美元， 80年代研制B－2飞机就突破了100亿美元，而90年代F－22飞机的研制费超过了130亿美元， 若以重量计，单价在13－15亿美元的B－2飞机[14]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3倍[15]。像这样昂贵的武器在美军武库中比比皆是，如F－117A轰炸机、F－22主战飞机、“科曼奇”武装直升机，这些武器的价格几乎件件超过或接近上亿美元，大量费效比如此不合理的武器，给美国军队披上了越来越沉重的甲胄，把他们一步步拖向在经费上层层加码的高技术武器陷阱之中。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尚且如此，其他每每囊中羞涩的国家在这条路上又能走多远？显而易见，谁都很难走下去。步出困境的办法当然是另辟蹊径。

    于是，新概念武器应运而生。只不过让人感到有点不平的是，在这方面领先于潮流的又是美国人。早在越战时期，投放在“胡志明小道”上空造成倾盆暴雨的碘化银粉末和撤播在亚热带丛林中的脱叶剂，即已使“美国鬼子”在新概念武器和手段残忍两方面都独领风骚。此后30年，他们更在财力和技术的双重优势下，令人无力在此领域望其项背。

    不过美国人也并非事事占尽风头，在新概念武器之后提出范围更其广泛的武器新概念，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美国人没能在这方面理清头绪。因为提出武器新概念无须凭借新技术做跳板，只需要一种明快而犀利的思想。而这并不是思想附丽于技术的美国人之所长。美国人总是在技术未曾到达的界域停顿思想的呼吸。不容否认，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地震、海啸、灾害性天气或是次声波、新生化武器等都属于新概念武器[16]，并且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武器已有很大区别，但它们都还是与军事、军人、军火商有关的以直接杀伤和损毁为目标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只不过是改变了武器的机理和在杀伤力、损毁力方面成倍放大了的非传统武器而已。

    武器新概念则不同。它和人们所说的新概念武器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新概念武器是超出传统武器范畴的、可以在技术层面上掌握和操作的、能够对敌方造成物质或精神杀伤的武器的话，那么，这种武器在武器新概念面前，仍旧是狭义的武器。因为武器新概念就是广义武器观，它把所有超出了军事领域，但仍能运用于战争行动的手段都看做是武器。在它眼里，一切能造福于人类的，皆可加害于人类。也就是说，今天世上的一切没有什么不能成为武器，这就要求我们对武器的认识要有打破一切界限的自觉。当技术的发展正在努力增加武器的品种之际，思想的突破则一举拓开了武器王国的疆域。在我们看来，一次人为的股灾、一次电脑病毒的侵入、一次使敌国汇率的异动，或是一次在互联网上抖落敌国首脑的绯闻、丑闻统统都可被纳入新概念武器之列。武器新概念为新概念武器提供指向，新概念武器则使武器新概念固定成型。对于大量出现的新概念武器，技术已经不是主要因素，关于武器的新概念才是真正的深层原因。

    必须明确的是，武器新概念正在打造与平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武器。假如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新概念武器的出现，肯定会将未来战争提升到普通人甚至是军人都难以想象的水平；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就该是：武器新概念则将使普通人和军人一起对自己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成为进行战争的武器而大感骇异。相信人们会在某一个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性。

                           武器的“慈化”倾向

    原子弹出现以前，战争一直处在杀伤力的“短缺时代”。改进武器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增加杀伤力，由冷兵器和单发火器构成的“轻杀武器”，再到由各种自动火器构成的“重杀武器”，武器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不断增加武器杀伤力的过程。漫长的短缺，造成了军人们对拥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难以满足的渴求。随着美国新墨西哥州荒原上腾起的一朵红云，军人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不仅能将敌人全部杀死，而且还够再杀死他们一百次一千次。它使人类拥有了超过需要的杀伤力，战争的杀伤力第一次有了富余。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事物达到极致都会转向它的反面。发明像核武器这样的、能够毁灭全人类的“超杀武器”[17]，使人类掉进了自己设置的生存陷阱。核武器成了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它迫使人们思索：我们真的需要“超杀武器”吗？把敌人杀死一百次和杀死一次有什么不同？打败敌人却要冒毁灭地球的风险又有什么意义？怎样避免同归于尽的战争？“确保互相摧毁”的“恐怖的平衡”是这些思索的直接产物，而它的副产品则是为不断增速的提高武器杀伤性能的疯狂快车提供了刹车装置，使武器的发展不再是沿着轻杀武器——重杀武器——超杀武器的高速通道向前猛冲，人们试图寻求武器发展的新路径，既要有效，又能对武器的杀伤力实行控制。

    任何重大的技术发明，都会有深刻的人文背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与此有关的50多个公约，为世界规定了一套人权国际准则，其中认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严重侵犯了“生命权”，是“对人类的犯罪”。在人权等新政治概念的影响下，再加上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犬牙交错，对生态环境特别是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概念的提出，导致对杀伤和破坏的顾忌，形成了新的战争价值观和新的战争伦理。武器的“慈化”[18]正是对人类文化背景的这种大变迁在武器生产和发展方面的反应。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具备了直接打击敌方中枢而不殃及其他的手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这一切使人们相信最好的取胜办法是控制而不是杀伤。战争观念、武器观念都发生了变化，那种通过无节制杀戮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想法，已成为旧时代的陈迹。战争已经告别了凡尔登战役式的绞肉机时代。

    精杀（精确）武器和非杀（非致命）武器的出现，是武器发展的转折点，它标志武器第一次不是向“强化”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慈化”倾向。精杀武器可以精确地打击目标，减少附带杀伤，像能切除肿瘤却几乎不必流血的伽马刀，它导致了“外科手术式”打击等新战法的出现，使不起眼的战斗行动亦能收到十分显著的战略效果。如俄国人仅用一枚导弹追踪移动电话信号，就使令人头痛的杜达耶夫永远闭上了强硬的嘴巴，顺带着也就缓解了小小车臣惹出的巨大麻烦。非杀武器能够有效地使人员和装备失去战斗力，但不会致人死命[19]。这些武器所体现的趋向标志着人类正在克服自己的极端思维，开始学习控制已经拥有却日显多余的杀伤力。在海湾战争长达一个多月的大轰炸中，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数仅以千数计[20]，远远低于二战期间的德累斯敦大轰炸。慈化武器是人类在武器领域进行多种选择中最新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它在给武器注入了新技术的因素之后，又加入了人性成份，从而破天荒地使战争涂上了温情色彩。但慈化的武器仍然是武器，并不会因慈化的需要便降低武器的战场效能。剥夺一辆坦克的作战能力，可以用炮弹、导弹去摧毁它，也可以用激光束去毁坏它的光学设备或是使乘员致盲。在战场上，一个伤员比一名阵亡者需要更多的照料，无人武器平台可以省去越来越昂贵的防护设施，发展慈化武器的人肯定已经对此经过了冷冰冰的费效比计算。杀伤人员可以剥夺敌人的战斗力，让敌人恐慌且丧失战斗意志，可谓非常上算的取胜之道。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技术，可以创造许多更有效的造成恐惧的办法。像在天幕上用激光束投射一个受难圣徒的影像，就足以震慑那些虔信宗教的士兵。制造这样的武器在技术上已没有什么障碍，只是需要往技术成份中添加更多一些想像力。

    慈化武器是武器新概念的派生物，而信息武器则是慈化武器的突出代表。不论是进行硬摧毁的电磁能武器，还是实行软打击的电脑逻辑炸弹、网络病毒、媒体武器，都是着眼于瘫痪和破坏而不是人员杀伤。慈化武器这种只可能诞生在技术综合时代的武器，极可能正是最有前途的武器发展趋势，同时也就会带来我们今天还无法想象和预知的战争状态或是军事革命，它是人类战争史迄今为止最具深刻内涵的改变，是新旧战争状态的分水岭。因为它的出现，已足以把冷热兵器时代的战争统统划进“旧”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沉湎于技术浪漫主义的幻想，以为战争从此就会成为电子游戏般的对抗，即便在计算机房内完成的虚拟战争也同样需要以国家的整体实力为前提，一个泥足巨人拿出十套虚拟战争的方案，也不足以威慑任何在实力上强于它的敌人。战争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容不得丝毫的天真。哪怕有一天所有的武器都被充分慈化了，一场或许可以避免流血的慈化战争却依旧是战争，它可以改变战争的残酷过程，却无法改变战争强制性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改变残酷的结局。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战争总是 在改变的。 ——博弗尔
                                                        
                        第二章  战神的面孔模糊了

    从先民们把对动物的狩猎变成对同类的杀戮之后，战争这头巨兽便始终被披甲执锐、为不同目的所驱使的军人们锁定于血腥的战场。战争是军人们的事，俨然已成天经地义。几千年间，军人——武器——战场，一直是任何战争不可或缺的三项硬件，贯穿其中的则是它的软件：战争的目的性。这一切构成了战争的基本要素，从没有人对此提出什么疑问。问题是有一天，人们发现所有那些似乎一成不变的要素统统变得让人把握不定时，战神的面孔还会是清晰的么？

                         为什么而战和为谁而战？

    对古希腊人来说，特洛伊战争的目的既显明又简单，美女海伦是值得用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去争夺的，如果荷马史诗的记载真实可信的话。视野的有限，活动范围的狭小，生存需求程度低下，武器杀伤力严重不足，这一切使我们的先人们所进行的战争，在目标上大多比较单纯，几乎谈不上什么复杂性。只要是用正常手段无法得到的东西，他们一般都会毫不犹豫地用非常手段去获得。克劳塞维茨正是据此写下了他那句被几代军人和政治家们奉为信条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们可能会为一支宗教派别的正宗地位而战，或为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而战，甚至为香料、为烈酒、为国王和王后的风流韵事也不惜大动干戈，在史书上留下了诸如香料战争、情人战争、朗姆酒叛乱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词条。此外还有英国人为鸦片贸易对大清帝国发动的战争，这大概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贩毒行动。由此不难看出， 近代以前的战争在动机和行动上的单一性。 及至后来希特勒提出“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和日本人所谓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尽管从字面上看要比此前所有战争的目标都复杂了些，但其实质不过是新列强企图重新划分老列强的势力范围和攫夺其殖民地利益而已。

    然而在今天，要判断人们为什么而战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冷战终结后，横亘于两大营垒之间的铁幕陡然崩毁，不论是“输出革命”的理想还是“遏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口号，都失去了昔日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号召力。壁垒分明的时代结束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曾经对革命和反革命都是首要问题的问题，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难于把握。昨日的放手正在成为今天的伙伴，从前的盟友则可能在下一场战事中兵戎相见。头一年还在两伊战争中为美国人猛击伊朗的伊拉克，第二年又成了美军猛击的对象[1] ；由中央情报局一手训练的阿富汗游击队，一夜间变成了美国巡航导弹最新的打击目标；同是北约成员的希腊和土耳其，为塞浦路斯问题争得几近动武，而缔有盟约关系的日本和韩国，则为一座小小的岛屿差点撕破脸皮。所有这些都一再印证了那句老话：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战争的万花筒被利益之手摇动着，呈现出变幻不定的镜像。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更加剧了这种利益分化与利益组合的不确定性。从领土资源、宗教信仰、部族仇恨、意识形态，到市场份额、权力分配、贸易制裁、金融动荡，一切都可以成为开战的理由，不同的利益诉求，模糊了战争的目的，使人们越来越难以说清他们在为什么而战[2]。

   不必追问，每一个参加过海湾战争的小伙子都会告诉你，他们是为在弱小的科威特恢复正义而战。但战争的真实目的却可能与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相去甚远，它们就隐藏在这一理由的大伞下而不必担心直接面对阳光。事实上每个参战国都是在精心掂量过了自己的动机和目标之后，才决定投身于“沙漠风暴”的。整个战争中，西方都在为他们的石油生命线而战， 在这个主要目标之上， 美国人附加了建立以USA为标记的世界新秩序的追求， 或许还有几分传教士式的维护正义的热忱；沙特人为了消除近在肘腋的威胁，甘愿打破穆斯林禁忌而“与狼共舞”；英国人为回报山姆大叔在马岛战争中的鼎力相助，自始至终都热情响应布什总统的每一项举动；而法国人则为了他们对中东的传统影响力不致消失殆尽，终在最后一刻出兵海湾。这种情形下进行的战争，当然不可能是对单一目标的角逐，众多参战国构成的利益集合体，使一场“沙漠风暴”这样的当代战争，变成了一个在共同利益的旗帜下不同利益的追逐赛。于是，所谓共同利益，便成了在战争算式中能被参战各方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要共同进行战争就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因为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场战争中肯定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利益阶层对战争也各有诉求。复杂的利益关系使我们无法把海湾战争归结为是为石油而战，还是为新秩序而战，抑或是为驱逐侵略者而战。只有极少数军人会领悟到政治家们人人都懂得的原理：现代战争与过往战争最大区别就是，公开的目标和隐蔽的目标常常是两回事。

                            在什么地方作战？

    “上战场去！”背着行囊的小伙子向家人告别，姑娘和亲人们含泪相送。这是战争影片的典型场景。至于小伙子是骑马离去，还是格火车、乘轮船、坐飞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地永远不变——烽火连天的战场。

    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战场很小，也很紧凑，一块平地、一处隘口或是一座城池就可以展开两支大军捉对厮杀。在现代军人眼里，那令人神往的古战场不过是军用地图上不起眼的点状目标，根本容不下近现代战争波澜壮阔的场面。是火器的出现导致了军队阵形的疏开，点状的战场被逐步拉成了散兵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绵延千里的壕堑战，把点线式战场扩展到极致的同时又把它变成了几十公里纵深的面式战场。对当时的参战者来说，新战场意味着壕沟、碉堡、铁丝网、机关枪和炮弹坑，他们把在这种战场上展开的伤亡惨重的战争称作“屠宰场”和“绞肉机”。军事技术的爆炸性演变，不断酝酿着战场空间的爆炸性扩展。战场由点式走向线式，又从平面走向立体不像一般人以为的那么久，可以说几乎是接踵而至。当坦克轰鸣着碾过战壕的时候，“齐柏林”飞艇早就学会了扔炸弹，而螺旋桨飞机也装上了机枪。只是武器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地带来战场的改变，战争史上任何重大的进展都有赖于军事家的主动创新。富勒的《1914－1918年大战中的坦克》和杜黑的《制空权》，再加上图哈切夫斯基提出并指挥操演的大纵深作战，把驻留地表几千年的战场一下子托举到了立体空间。另一个试图彻底改变战场的人是鲁登道夫，他提出“总体战”的理论，想把战场与非战场连为一体，尽管没有成功，却使他成为了此后大半个世纪中所有那些相似的军事思想的先驱。鲁登道夫的战场注定只能在马祖里湖和凡尔登。这是一个军人和他的时代的宿命。那时战神的翼展所及不可能比克鲁伯大炮的射程更远，当然也就不可能射出一发抛物线纵贯前后方的炮弹。20年后，比鲁登道夫幸运的希特勒掌握了远程武器，他用梅塞德斯轰炸机和V－1、V－2导弹，打破了英伦三岛从未有入侵者染指的记录。既不是战略家也不是战术家的希特勒凭着直觉搅混了战争的前后方界限，却并没有真正理解打通战场与非战场隔墙的革命性意义。也许，对一个十足的战争狂人和半吊子军事家来说这是无法完成的思考。

    但这一革命迟早都要到来。这一回，技术又一次走在了思想的前面。还没有一个军事思想家提出广泛已极的战场概念时，技术已尽其所能，把现代战场扩延到了几乎无边无际的程度。太空有卫星，海底有潜艇，弹道导弹能打到地球任何地方，看不见的电磁空间里正进行着电子对抗，连人类最后的避难所内心世界也躲不过心理战的打击，天罗地网，令人无处逃遁。作战地域的宽度、纵深和高度这些概念都已显得陈旧过时，战场空间随着人类的想像力和掌握技术的程度直逼极限。

    即或如此，被技术牵引的思想也还不肯停下它的脚步。因为前者已经向后者展示了更加诱人的前景：仅止在中观的常理空间中扩大战场的幅员是远远不够的。未来战场的改变已经不可能是对以往战场的机械式放大。那种以为在海洋更深处或是天空更高处进行的战争，就是未来战场扩展趋势的看法，不过是一种停留在普通物理学程度上的肤浅观察和结论。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战场改变来自对非自然空间的拓展，你无法把电磁空间视作原来意义上的战场空间，它是由技术创造又依赖于技术的另类空间，在这种“人造空间”或曰“技术空间”[3]里，长、宽、高或是陆、海、空、天的概念都失去了意义，因为电磁信号是不占据任何常理空间同时又能充盈并控制这一空间的特殊存在。可以预料，今后战场空间的每一次重大改观或延伸，都取决于某种技术发明或是多项技术结合是否能创造出崭新的技术空间。正在广泛引起当代军人们关注的“网络空间”，就是由电子和信息技术再加上专门设计的独特联结方式而形成的技术空间，如果说在这一空间进行的战争还是由人来操控完成的话，紧随其后出现的“纳米空间”，则有望使人类真正实现无人化战争的梦想。一些充满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军人们，正企图把发生在明天的战争，导入这些新技术构成的空间。战场——战争的场所即将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用不了多久，发生在我们身边却谁也不曾察觉的网络战争或纳米战争就可能成为现实。它会非常激烈，却几乎不流血，但依然会决出战胜方和战败方。更多的情况下，这种战争将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并辔同行。两种战场空间——常理空间和技术空间，既重合又交错，既各行其是又互为表里，使战争同时在宏观、中观、微观和其它不同物理特性的领域间展开，最终构成人类战争史上亘古未有的战场奇观。与此同时，随着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职业军人和非职业化战士愈来愈不分彼此，战场空间将越来越多地与非战场空间重叠，两者之间的界限也愈见模糊不清。原本相互隔绝的领域统统被打通，任何空间都被人类赋予了战场意义。只要你有在任何地方使用任
何手段向任何目标发动攻击的能力，战场就无所不在。试想，如果在电脑工作室或是股票交易所也可以发起致敌国于死命的战争，那么哪里还有非战场空间呢？

    倘若那个衔命出发的小伙子这时候问：哪里是我的战场？

    回答是：任何地方。

                             什么人在作战？

    以中国军队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为前奏，十几年里，世界各主要国家相继对军队进行了一轮接一轮的削减。在许多军事评论家们看来，冷战结束，往日彼此对立的国家急于分享和平红利，是此番全球范围普遍裁军的重要动因。殊不知这只是露出海面的一角冰山。导致军队精简的原因远不止这一点，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大工业流水线上铸造成型、按机械化战争需要组建起来的大规模职业军队，在日益高涨的信息化战争浪潮面前，已明显地过于庞大且力不从心。正因如此，有远见的国家在这次军队的精简中，主要不是着眼于人数的压缩，而是更注重军队成员素质、武器装备中高技术含量的提升乃至军事思想、作战理论的更新[4] 。“赳赳武夫国之干城”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在一个连核战争都可能成为陈旧军语的世界上，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白面书生，会比一个前额低浅、肱二头肌隆起的壮汉，更适合做一名现代军人。流传于西方军界的关于一名中尉军官凭借一部调制解调器使一支分舰队缴械的故事，或许就是最好的佐证[5] 。经过20世纪整整一百年不间断的技术爆炸的洗礼， 或许还要加上摇滚乐、迪斯科、世界杯、NBA和好莱坞这些世界流行文化的熏陶，今天的军人和他们的前辈之间的代差，就如同我们在前面指出的武器的代差那样一目了然。这种代差无论在体能上还是在智能上都显现出鲜明的不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军人，即使是用西点军校的兽营式训练，也难以蜕去他们根植于当代社会的文弱习性。现代武器系统更为他们提供了远离开通常战场，从视距以外的地方去打击敌人，而不必直面血淋淋厮杀的可能性，使军人一个个都成了远庖厨的谦谦君子。数字化战士开始取代铁血武士在战争中几千年未曾动摇的地位。

    在信息技术登场亮相，打破大工业社会传统分工的壁垒之后，战争也不再是职业军人独自往还的禁苑，开始呈现出“平民化”[6] 倾向。这一倾向并非是受毛泽东“全民皆兵”理论的影响，因为它不需要广泛的民众动员，甚至恰恰相反，只是平民中技术精英分子不请自来的破门而入，使职业军人和职业化战争不得不面对多少有些尴尬的挑战：谁更有可能成为下一场未知战争的主角？最先出现也最为著名的挑战者就是电脑“黑客”。这些大多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又从未从事过军事职业的家伙，仅仅凭借个人的技术专长，就能轻易给军队或是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美国《FM100－6信息作战》条令中列举了一件典型事例：1994年，一个计算机黑客从英国攻击了位于纽约的美军空中发展中心， 危及到30个系统的安全， 并侵入了100多个其它系统， 受害者包括韩国的原子研究所、美国航空航天局。让人惊讶的不光是这次攻击的波及面之广，危害之巨，还有这名黑客竟然只是个16岁的少年。一个少年黑客以游戏为目的的入侵，当然不能视作战争行为。问题是你如何去认定什么是游戏的破坏，什么是战争的破坏？什么是平民的个人行为，什么是非职业化战士的敌对行动甚至是有组织的国家黑客战争？1994年，美国国防部受到23万起涉及安全的网络入侵。这里有多少非职业化战士有组织的破坏行动？你也许永远无法知道[7]。

    与社会上存在的各色人等相对应，黑客族中人也同样形形色色。在网络的青纱帐里隐藏着不同身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各种黑客，好奇的中学生、网上淘金者、心怀怨愤的公司职员、不折不扣的网络恐怖分子或者是网络雇佣军。这些人从理念到行为都截然不同，却麇集在同一个网络世界里，他们根据自己独特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判断行事，有的干脆就是个茫无目标者，因此他们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都不受现实社会中游戏规则的约束。他们可以通过电脑手段在别人的帐户上巧取豪夺，可以恶作剧式地删去他人辛辛苦苦获得的宝贵数据，也可以像传说中的独行侠一样以自己高超的网上技能向恶势力挑战。被苏哈托政府严密封锁消息的对印尼华人有组织的侵害行动，就是被有正义感的目击者首先在互联网上披露的，其结果是令全世界备感震惊的同时，也把印尼政府和军队推上了道义的审判席。而在此前，另一群自称“MilwOrm” 的黑客，也在互联网上上演过一场好戏。为抗议印度核试验，他们穿过印度原子研究中心网络的防火墙，改变了它的Web主页，并下载了5MB的数据。这回黑客们还算客气，只是点到为止，没有给对手捣太大的乱。这类举动除了它本身的效果外，还很有象征意味：在信息时代，一枚核弹的作用，或许不敌一名黑客。

    比黑客们更杀气腾腾也更对现实世界构成威胁的，是那些一提起名字就让西方世界心惊肉跳的非国家组织。这些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军事色彩的组织，像伊斯兰圣战组织、美国的白人民兵、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直到最近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本·拉丹式的恐怖团体，大多都被一些极端信念和动机所驱使。他们种种怪异的迹近疯狂的破坏行动，无疑比单枪匹马的黑客行为更有可能成为当代战争新的策源地。而遵循一定规则且只动用有限力量去达到有限目标的国家和军队，在与那些从不遵守任何规则、敢于用无限手段打无限战争的组织对抗时，往往很难占上风。

    进入90年代以来，与非职业化战士和非国家组织所展开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同步，由另一类非职业化战士进行的非军事性战争，也开始显露端倪。这些人既非一般意义上的黑客，也非那些准军事组织的成员，他可能是一名系统分析员、软件工程师，也可能是一个股票操盘手或是拥有大量游资的金融家，甚至还可能是控制多家媒体的传媒大王、著名专栏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与某些盲目残酷的恐怖分子不同，他们通常都有坚定的人生理念，其信仰的狂热决不亚于拉丹，并且不乏随时投入一场战斗的勇气和动机。以这样的标准衡量，谁能说索罗斯不是一名金融恐怖分子？

    现代技术就是这样在改变了武器、改变了战场的同时，也模糊了参战者的概念。战争从此不再是军人的专利。

    技术融合带来的全球化趋势的副产品之一，是全球性的恐怖活动，非职业化战士和非国家组织正在对主权国家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这使得他们成了一切职业军队分量越来越重的对手。与他们相比，职业军队就像硕大无朋但在新时代面前缺乏适应力的恐龙，而这些人则是生存力极强的啮齿类，能用他们尖利的牙齿啃掉大半个世界。

                       用什么手段和什么方式作战？

    说到未来战争的作战手段和方式，美国人的看法是绕不过去的。不仅仅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后一只霸王龙，更因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其它国家的军人相比，确有过人之处。不说别的，单是把未来战争归结为信息战、精确战[8] 、联合作战[9] 和非战争军事行动[10]这四种主要作战样式，即可看出既富想像力又很现实的美国人，对他们眼中的未来战争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四种作战样式，除了联合作战是从传统的合同作战、协同作战乃至空地一体战演进过来的以外，其它三种均算得上军事新思维的产物。信息战被美陆军前参谋长戈登·沙利文上将认定为未来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为此他组建了美军也是世界上第一支数字化部队。并基于“未来战争将全面转向以信息处理和隐形远程打击为主要基础”这一认识，提出了精确战的概念。 在美国人看来，精确制导武器、全球定位系统、C4I系统和隐形飞机等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出现，有可能使军人摆脱消耗战的梦露。被美国人称作“非接触打击”而被俄罗斯人称作“远战”[11]的精确战，具有隐蔽、迅捷、准确、高效、附带杀伤小的特点，在初战即可能是决战的未来战争中，这种在海湾战争时已初显锋芒的战法，大概是美国将军们最乐意接受的首选方式。但真正有创见的提法却既不是信息战也不是精确战，而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一概念显然建立在美国人一向宣称的全球利益基础上，带有典型的美国式“以天下为己任”的僭妄。不过，如此评价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称许，因为它毕竟破题头一遭把维和、缉毒、平暴、军援、军控、救灾、撤侨、打击恐怖活动这些20至21世纪人类需要全面应付的问题，统统装进了“非战争军事行动”这只篮子里，使军人不至于在战场以外的天地间茫然无所措手足。从而也使他们的思维触角差一点碰到了广义战争的边沿。只可惜篮子小了些，最终没能把“非军事战争行动”这一崭新的概念也装进去，而这才是人类对战争的认识上，真正有革命性意义的见解。“非军事战争行动”与“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比字面上所显示的要大得多，绝非某些词汇前后顺序
颠倒的文字游戏。可以认为，后者只是对军队在非战争态下的任务和行动进行了明确的命名，而前者则把对战争态的理解，扩展到了远远超出军事行动所能包容的一切人类活动领域。这种扩展是人类为达目的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的当然结果。尽管几乎在各种军事理论领域中都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人，并没能率先提出这一新的战争概念，但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和高新技术提供的无限可能性，仍是这一概念产生的深层动力。

    那么，哪些看似与战争毫不相干的手段，最后竟成了“非军事战争行动”——这一正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频繁展开的另外一种战争的宠儿呢？

                               ★  贸易战

    如果说“贸易战”在十几年前还只是一个形容词，今天的它却实实在在成了许多国家手中的非军事性战争工具。尤其在美国人那里被玩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国内贸易法的国际化运用，关税壁垒的任意建立与打破，信手拈来的贸易制裁，关键性技术的封锁， 特别301条款，最惠国待遇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任何一种手段产生的破坏性效果都不亚于一次军事行动。 由美国发起的对伊拉克长达8年的全面禁运，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战例”。

                               ★  金融战

    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没有人会比亚洲人对“金融战”有更深刻的印象。不，岂止是印象，简直是锥心刺骨：一场由国际游资拥有者们处心积虑发起的金融偷袭战，竟把一个接一个不久前还被世人誉为“小龙”、“小虎”的国家掀翻在地，曾令整个西方艳羡不已的经济繁荣，一夜间秋风落叶般地萧条了。仅一个回合下来，便不止一个国家的经济向后倒退了10年。经济战线的失守，更使社会政治秩序几近崩溃。此起彼伏的骚乱造成的伤亡简直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而对社会机体的伤害程度甚至比局部战争还要严重。这是那些非国家组织用非军事手段向主权国家打响的第一场非武力战争。由此，金融战作为虽不流血但同样具有巨大破坏力的非军事战争形态，正式登上了曾被军人和武器、流血和死亡一统天下数千年的战争舞台。相信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成为正式的军语理所当然地进入各类军事词典，并且在下个世纪初叶人们编修的20世纪战争史中，成为极为醒目的一节[12]。在这一节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而是乔治·索罗斯。当然，把金融武器用于作战并不是索罗斯的独家专利。在他之前，科尔用马克攻破了用炮弹未能轰塌的柏林墙[13]；在他之后，李登辉趁东南亚金融危机自贬台币借以打击港币、港股特别是红筹股。这还不算在此番金融饕餮大聚餐中一拥而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炒家”，包括以发表信用评估报告为名，给金融大鳄们提示打击目标的摩根·斯坦利公司和穆迪公司[14]这类间接参与并获益者。

    进入1998年夏季以来，于整整一年前打响的金融战，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次第展开了它的第二轮战役。这回被拖入战争的不光是在上一年惨遭败绩的东南亚诸国，还加进了两个庞然大物——日本和俄罗斯。其结果是使全球经济形势愈加严峻和难以控制： 看不见的熊熊火势甚至点着了玩火者自己的战袍。 据说，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仅在俄罗斯和香港两地，就损失了不下数十亿美元[15]。金融战争损毁力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在核武器已成为吓人的摆设日渐丧失实战价值的今天，金融战正以其动作隐蔽、操控灵便、破坏性强的特点，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战略武器。在前不久的阿尔巴尼亚骚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富可敌国的巨富和跨国集团设立的各种基金会的作用，这些基金会控制媒体、资助政治组织与当局对抗，致使国家秩序崩溃、合法政府倒台，我们或许可称之为基金会式的金融战争。令人担忧且必须正视的是，这类战争有频度越来越密、烈度越来越强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组织有意使用的趋势。

                  ★  新恐怖战  相对于传统恐怖战而言。

    通常意义的恐怖战由于规模所限，虽然可能比一次战争或战役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要小，但却带有更为浓重的暴力色彩，并且无一例外的在行动中不受任何传统社会规则的约束，其军事上的特点就是以有限手段打无限战争。这一特点使总是按一定规则行事，因此也就只能用无限手段打有限战争的国家力量总是在战端未启便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于组成的恐怖组织，也常常让强大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备感头疼，而用牛刀杀鸡的办法又往往不能奏效的原因。最近在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同时发生的两起美国使馆爆炸案，就是最新的证明。本·拉丹式的恐怖主义的曝光，向世人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任何国家力量，不论其多么强大，都难以在一场无规则游戏中占上风。即便这个国家使自己也变成恐怖分子，就像美国人现在正在做的那样，也未必就能取胜。

    不过，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把自己的行动仅仅局限在爆炸、绑架、暗杀和劫持飞机这类传统路数上的话，倒还不是最恐怖的事。真正让人感到恐怖的，是恐怖分子与各种可能成为超级武器的高新技术的相遇。这一前景眼下已令人堪忧地初露端倪。奥姆真理教徒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其恐怖效果远远超过了毒气造成的伤亡，这一事件警示人们，现代生化技术已经为那些企图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恐怖分子锻造好了凶器[16]。与以通过滥杀无辜来制造恐怖效果的蒙面杀手们不同，意大利“长枪党武装”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高技术恐怖组织，它目标明确，手段高超，专以突入银行和新闻机构的计算机网络，窃取存储资料、删改程序、散布虚假信息为能事，是典型的针对网络和媒体的恐怖行动。我们不妨把这种采用最新技术在最新领域与人类为敌的恐怖行动称作新恐怖战。

                               ★  生态战

    运用现代技术对河流、海洋、地壳、极地冰盖、大气环流和臭氧层的自然状态施以影响。通过改变降水、气温、大气成份、海平面高度、日照及引起地震等办法破坏地球物理环境或另造局域生态，这是一种新的非军事作战样式——生态战。也许用不了多久，人造“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现象就可能成为某些国家或非国家组织手中的又一种超级武器。特别是那些带有恐怖性质的非国家组织，他们不承担对社会和民众的责任，一向不肯按牌理出牌，所以更容易成为发起生态战的主体。而现实的危险在于，为求得尽快的发展速度，全球生态环境经常处在灾变的临界线上，任何微小变量的加减，都足以引起一场生态浩劫。

    除以上所述，我们还可举出非军事战争许多已有的和可能有的作战手段及方式，如造谣恫吓瓦解对方意志的心理战，搅乱市场打击经济秩序的走私战，操纵视听诱导舆论的媒体战，祸殃他国谋取暴利的毒品战，潜踪匿形防不胜防的网络战，自定标准垄断专利的技术战，展现实力示形于敌的虚拟战，掠夺储备攫取财富的资源战，明施恩惠暗图控制的经援战，引领时尚同化异己的文化战，把握先机创立规则的国际法战等等， 举不胜举。 在有多少种新技术就可能有多少种新的作战手段和方式（还不算这些手段方式的交叉组合及创造性使用）的时代，若想把所有的手段和方式都一一列举出来，简直是徒劳，并且也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所有这些已经加入、正在加入和将要加入战争行列的手段及其使用方式，已开始悄悄地改变整个人类的战争观：面对近乎无限多样的选择性，人们为什么要作茧自缚，把战争手段的挑选和使用，局限在武力和军事的范围之内？非武力、非军事、甚至是非杀伤、不流血的方式也同样甚至更可能有利于实现战争目标。这一前景顺理成章地修正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说法，同时也就改变了人类一向把武力战当做解决冲突的终极手段的定见。显然，正是手段的多样化，放大了战争的概念，而概念放大的结果则是战争活动领域的放大。在这里，局限于传统战场的狭义战争将很难再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发生在明天或后天的任何一场战争，都将是武力战和非武力战混合的鸡尾酒式的广义战争。

    这种战争的目的将不会仅仅满足于“用武力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意志”，而应该是“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满足自己的利益”。

      海湾战争性质特殊……是否引起了一场“军事革命”？这始终是一个观点问题。——-----安东尼·H·科德斯曼亚伯拉罕·R·瓦格纳

                         第三章  背离经典的经典

    与战史上任何战争相比，海湾战争都称得上是一场大战。6个航母集群的300多艘军舰， 4000架飞机，12000辆坦克和12000辆装甲车，30多个国家的近200万军队参加了这场战争。 42天的战争中，有38天是空中打击，地面战只进行了100小时，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歼灭了伊拉克42个师，伊军伤亡3万人，被俘8万人，有3847辆坦克、1450辆装甲车、2917门火炮被摧毁，美军仅阵亡184人，而耗资却达610亿美元之巨[1]。

    也许是胜利到手得过于轻而易举，欣喜若狂的山姆大叔们至今还很少有人能准确估价这场战争的意义。一些头脑发热者由此开始无休止地杜撰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另一些头脑还算冷静的——大多是未能参加“沙漠风暴”的将军和军事评论家们，则怀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认为，“沙漠风暴”不是一场典型的战争[2] ，意即在如此理想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不足为训。这种话听上去多少有些狐狸吃不到葡萄的味道。的确，用传统的眼光看，“沙漠风暴”不是那种典型意义上的经典战争，但对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军事革命正在到来时进行的战争，是不能用传统的甚至过时的标准去衡量的。在新的战争需要新的经典之作时，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在海湾正当其时地创造了它，只有因循守旧者，看不出它对未来战争的经典意义。因为未来战争的经典之作只能在背离传统的模式后诞生。我们无意帮着美国人制造神话，但当“沙漠风暴”以其参战国之众、规模之大、时间之短、伤亡之小、战果之辉煌，举世惊讶地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展开和结束时，谁能说，一场预告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战争来临的经典性战争——尽管它还只是由美国技术和美式打法创造的经典——不正向神秘诡谲的战争史洞开了它的第一扇大门？

    当我们试图通过已经发生的战争去谈论什么是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时，只有“沙漠风暴”能够提供现成的范例。眼下，从任何意义上说，它都既是唯一的，又是经典的，因而也是值得我们仔细解剖的一只苹果。

                              “露水”联盟

    在萨达姆看来，与伊朗革命扣留美国人质相比，吞并科威特更像阿拉伯大家庭里的家务事，更何况事先还打了招呼。但是他忽略了两者的区别——伊朗扣留人质固然是扫了美国人的脸，可伊拉克掐住的却是整个西方的脖子。命脉当然比面子更重要，美国不能不较真，感受到伊拉克威胁的其他国家也不能不较真。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结盟，更多的考虑是要铲除萨达姆这个伊斯兰的异数，以免他坐大后殃及自己的利益，而很难说真的是要为科威特伸张正义[3]。对利益的共同担心，使美国人能飞快地编织起一张捕捉伊拉克的联盟之网。西方大国对现代国际政治技巧早已烂熟于心，反伊联盟被聚集在了联合国的旗帜下。正义的光环成功地消解了阿拉伯人的宗教情结，使萨达姆扮演现代萨拉丁、发起一场对基督徒“圣战”的打算落了空。许多的国家自愿成为这张联盟之网上的一个负责任的结点。日本和德国虽不情愿但毕竟还算爽快地张开了自己的钱袋，比出钱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失时机的派出了自己的军事人员，从而悄悄迈出了重新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象征性一步。埃及则说服了利比亚和约旦在战争中作壁上观，不再支持伊拉克，使萨达姆彻底成了孤家寡人。连戈尔巴乔夫也为了获得美国人对他在国内软弱地位的支持，最终默认了多国部队对其昔日盟友的军事打击。即使强大如美国，也同样得依赖盟国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提供行动的合法性和后勤援助，而不在于增加多少兵力。布什总统的政策之所以能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赞同，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建立了国际联盟，从而使民众相信这次不是为别人火中取栗，为战争掏钱和准备流血的不光是美国人。至于把第7军从德国运到沙特， 动用了北约4个国家的465列火车，312艘驳船和119个船队；与此同时日本也提供了美军装备急需的微电子部件，这进一步证明美国对盟国越来越强的依赖性。在新的时代，“单干”既不是聪明的，也不是现实的选择[4]。如是，结盟便成了一种共同的需要。从安理会要求伊拉克撤军的660号决议，到授权会员国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的678号决议， 临时拼凑起来的联盟得到了国际社
会最广泛的认同。 110个国家参加了对伊拉克的禁运，30多个国家参与动武，其中还包括许多阿拉伯国家！显然，每个国家在这次行动之前，都充分估量过了自己的利益所在。

    联合国的全面介入，并不能使这个在很短时间里形成的、脆弱的像挂满露水的蛛网般的联盟，足以经受住一场战争的撞击。联盟对政治家来说，可能只是对利益仔细权衡后的一次高层会晤，一次签约，甚至是通过一个热线电话的口头承诺。而对于进行一场联盟战争的军队，则任何细节都不容忽略。为避免美国大兵触犯伊斯兰戒律，美军除规定必须严格遵守驻在国的风俗外，还租用“丘纳德公主”号游船停在海上，给美国兵提供西方式的娱乐；为防止以色列对“飞毛腿”导弹的攻击采取报复行动，搅乱讨伊阵营，美国极力为以色列提供空中保护，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这张联盟之网。

    更具深意的是“露水”联盟的出现结束了一个时代，即从1879年缔结德奥军事联盟开始的固定式联盟的时代。冷战后，以意识形态为结盟基础的时期已然消逝，为利益而结盟的做法上升到了主位。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现实主义大旗下，任何联盟都只会更加赤裸裸地以利益为指归，有时甚至连道义之旗都懒得扯起来。毫无疑问联盟现象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更多的是松散的、短暂的利益聚合体。也就是说，不再有没有利益只有道义的联盟。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利益目标，结盟与否将由此而定。越来越现实，越来越不受任何道义羁绊，这就是现代结盟的特点。所有的力量都被利益之网联结，可能极其短暂，但却非常有效。现代国家以及跨国组织甚至地区性力量间的利益关系从此开始变得愈发飘忽不定，就像摇滚歌星崔健所唱的那样：“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今世界千变万化的力量组合方式，也正与千变万化的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形成了决非偶然的某种暗合。由是，为海湾战争而结成的“露水”联盟，正式撩开了新结盟时代的帐幕。

                          恰逢其时的《改组法》

    日空一切的美国人常常有反躬自省的举动，这种看似矛盾的性格，使那些期待着目睹狂妄的美国佬吃苦头的人一次次大跌眼镜的同时，也使美国人一次次获益匪浅。确实如此，美国人几乎总是能从每次军事行动的教训中，找到打开下一次行动之门的钥匙。

    军兵种间的门户之见和利益之争久已有之，各国皆然。美军各军兵种为维护自身利益和争取荣誉的竞争更是尽人皆知，无出其右。在这方面，令人印象殊深的是，远在60年前的对日作战中，为突出本军种作用，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就各搞过一套太平洋战略。对此，连老谋深算的罗斯福总统也难于平衡；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30年前轰炸越南的美国飞机， 居然要同时听命于4个独立的司令部指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直到15年前，指挥系统分割独立和职权不明，给驻贝鲁特的美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就是直接导致大约2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丧生。而身为“格林纳达”行动联合特遣部队副司令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少将，即使在他日后升任“沙漠风暴”的联军统帅之后，依然对在格林纳达时参战美军按军兵种各行其是所暴露的问题记忆犹新。这个问题就是，在联合作战中究竟谁该听谁的指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困扰了美军几十年的问题，不是由身经百战的将军或经纶满腹的专家所攻克，  倒是被名叫戈德华特和尼科尔斯的两个参议员解决了。1986年国会通过了他俩提出的《国防部改组法》[5] ，用立法的方式一举解决了联合作战中的各军种统一指挥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就剩下需要一场战争了。不早不晚，恰在这个时候，萨达姆愚蠢地发动了入侵科威特的战争，这对于急欲检验《改组法》灵验与否的美国人简直是天赐良机。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改组法》恰逢其时，倒不如说是海湾战争的到来恰逢其时。

    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幸运地成了《改组法》的最早受益者，同时也就成了美国战争史上权力最大的两位将军。作为参联会主席的鲍威尔，第一次明确地获得了总统首席军事顾问的地位，这使他得以直接听命于总统和国防部长，并可据此发号施令于三军，而不必再去充当军兵种参谋长之间没完没了扯皮的协调员；作为战场司令官的施瓦茨科普夫，则更是耳根清净，大权在握。来自五角大楼里的唠叨絮语他尽可以拣自己愿意听的去听，照自己愿意做的去做，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派头，而麇集海湾的百万大军乃至太空中的卫星、海水下的蛙人直到每一艘滚装货船，却都要服从他的号令。这使他可以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行使《国防部改组法》赋予联合总部司令的超军种权力，比如当海军陆战队的前线指挥官强烈要求在科威特海岸实施两栖登陆时，他统观全局，果断地行使了否决权，继续专心致志于他早已成竹在胸的“左勾拳”行动。

    一部刚刚颁行不到5年的法令， 在随之而来的战争中能得到如此彻底的贯彻，这不能不归结于美国这个法律社会中人们的契约精神。而由此衍生出的新的指挥模式，则成为有军种分野以来，最成功的军事指挥权的恰当运用。它的直观效果就是减少了指挥层次，真正实现了委托式指挥，使以往根深蒂固的树状指挥体系开始向网状结构演化，这一演化的副产品则是让更多的作战单位能够在第一时间共享战场信息。

    如果把《改组法》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不难发现美军的此番改组，并不是偶尔为之的巧合，而是适时地顺应了新的时代对旧的军队指挥关系提出的理所当然的要求，即对原本分散的军兵种权力进行重新组合，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为某个临时目标而凝聚的凌驾于所有军兵种权力之上的超级权力，使之能够在任何一场战争的竞赛中胜任愉快。《改组法》在美国的诞生及其在美军中产生的效果是发人深思的，任何一个希望在21世纪赢得战争胜利的国家，都将无可逃遁地面临这一抉择，要么“改组”，要么失败，别无它途。

                       比“空地一体战”走得更远

   “空地一体作战”，原本是美军为在欧洲平原上对付随时都会像潮水般涌来的华约坦克集群想出的扼敌之策，只是苦于始终没有一试锋芒的机会。海湾战争为这些满怀创造和杀戮欲望的美国军人提供了充分表演的舞台，但实际战况与人们事先对它的设想有相当大的差距。“沙漠风暴”基本上是一次持续了几十天的有“空”无“地” 的战役， 好不容易在最后时刻亮出的“沙漠军刀”，包括那一记漂亮的“左勾拳” ，也不过才挥舞了100小时就悻悻收场。地面战斗并没有如陆军期望的那样成为压轴戏，倒更像是一部只演奏了一个乐章就匆忙煞尾的协奏曲[6] 。“空中战场将成为决定性战场”，杜黑的这一预言似乎得到了迟来的证明。不过在海湾上空发生的一切远远超出了这位空军制胜论者的想象力。无论是在科威特还是伊拉克，所有的空战都不是通过单纯的骑士式决斗夺取制空权，而是融侦察、预警、轰炸、格斗、通信、电子攻击、指挥控制等所有作战行动为一体的空中战役，其中还包括了对外层空间和电子空间的占领和争夺。

    至此，这些提出“空地一体战”概念的美国人比杜黑所能走得已经远了许多，即使这样，他们也还要等几年时间才会明白，一旦把一体作战的理论诉诸实战，其范围远比他们最初的预想要宽泛得多，以至宽泛到了陆、海、空、天、电无所不包的地步。尽管对海湾战争果实的消化还需一段时日，但它已经注定要成为日后美国陆军中的精英们突然开悟时提出“全维作战”理论的原点。

   有趣的是，你尽可以认为美国人的悟性滞后了些，但这居然并不影响他们先期获得通向“全维作战”的密钥：这就是著名的“空中任务指令”[7] 。这一由陆、海、空共同制定，使陆军出身的联军统帅施瓦茨科普夫得以号令整个联军空中力量的每天长达300页的“空中任务指令” ，是空中战役的灵魂，它根据作战的总攻击计划，逐日为所有飞机选择最合适的打击目标。每天上千架联军的飞机从阿拉伯半岛、西班牙、英国、土耳其起飞，按照经过计算机处理的“空中任务指令”，展开跨军种、超国界精密配合的空中打击。虽然这个指挥程序在海军看来过于“空军化”了——为此他们甚至打起小算盘，悄悄留下部分飞机，以备在最终也没能到来的海军大出风头的时刻派上用场——但它毕竟成功地组织了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繁复的空中战役。

    不仅如此，“空中任务指令”还为从此后一切作战行动提供了一种组织指挥的范型。一纸“指令”就是一份极佳的军种间战斗力量的组合方案，而跨国组合的复杂和成功，更是它的精彩之处。仅此一点，已使它大幅度地超越了“空地一体作战”理论设计者们的视界。这就是说，美国大兵在不经意间把战争之神带入了一片她过去从未涉足过的开阔地。

                             谁是陆战之王？

    山本五十六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富创新力的军事“异才”，用航空母舰偷袭珍珠港并大获全胜是他在海战史上留下的神来之笔。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同是这个山本居然没能理解自己这一独创战法的划时代意义。在指挥联合舰队重创美国海军之后，他仍然抱定只有战列舰才是海上决战主力的信念，把已经在握的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重又扔进了太平洋的万顷波涛之下。如果说第一个犯错误者尚能让人惋惜的话，第二个犯同样错误者就简直是愚不可及，特别是犯那种已经做到却偏偏想不到的错误的人。遗憾的是战争史上这类思想比行动滞后的例子屡见不鲜。和当年的山本五十六一样，尽管美国陆军用直升机把伊拉克的装甲机械化部队打得溃不成军——据说在整个地面战斗中，   除了被美国第7军包围在巴士拉以南的共和国卫队“麦地那”装甲师作过一次困兽之斗外，几乎没有发生过像样的坦克战。可当海湾的硝烟散尽之后，分明已经用直升机开创了陆战新时代的美国人，却同样令人费解地又退回到了战前的思维水平，把本应成为战争新宠的直升机晾到一边，在其他兵器包括坦克都增加了研制费用的情况下，独独削减了对直升机的拨款。抱残守缺，依旧坚持把坦克当做未来陆战的决胜兵器[8]。

    其实，早在越战时期，直升机在美国人手中就已经初露锋芒，紧跟其后，又有苏联人在阿富汗山区、英国人在马尔维那斯群岛，让直升机大放异彩。只不过由于其对手主要是游击队和非装甲步兵，才使直升机对坦克王座的挑战整整晚了二十年。海湾战争终于给了直升机一次大展拳脚的机会。这一次，不算联军的直升机部队，仅美军就在海湾部署了1600架各种型号的直升机，如此庞大的直升机群足以编制起整整一个直升机集团军，但一向标榜创新精神的美国人，此番却毫无创意地像法国人在二战时把坦克分散配属给步兵一样，也把直升机作为装甲机械化部队和其他部队的配属力量。所幸的是注定要在此战中一战成名的直升机，并未因此掩去它的王者气象。

    就在美国人通过CNN把“爱国者” 、F－117、“战斧”导弹等战地明星捧上云霄之际，直升机（只有对“阿帕奇”的宠爱还差强人意）不公正地受到了冷落，除了美国国防部在战后写出的《致国会的最后报告》外，很少有人还记得为“沙漠风暴”立下首功的不是别的什么武器新宠而是直升机。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连续轰炸开始前20分钟， 经数小时贴地飞行后，MH－53J和AH－64直升机用“狱火”导弹先行摧毁伊拉克预警雷达，为轰炸机群开辟出安全通道，展示了直升机无与伦比的突防能力。作为最灵便的战场飞行平台，它还承担了大量的运输补给、医疗后送、搜索营救、战场侦察、电子对抗等任务，在海夫吉战斗中，迅速遏止伊军攻势，最终击退伊军的主要力量也是直升机。在这场战争中，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展现直升机深厚潜力的是“眼镜蛇行动”：第101师运用300多架直升机来了一次战争史上最远的“蛙跳” ，在伊拉克纵深内100多公里处建立起“眼镜蛇”前方作战基地。随后他们依托基地切断了伊军沿幼发拉底河谷后撤的唯一退路，并截住了沿哈马尔堤道逃窜的伊拉克部队。这肯定是这场战争的陆战中最意味深长的一次战术行动。它宣告了直升机从此完全可以自立门户进行大规模的单独作战。当成群结队的伊拉克士兵从被直升机摧毁的工事中跑出来跪地乞降，又被直升机驾驶员像驱赶西部原野上的野牛一般圈成一堆时，“最后解决战斗只能靠步兵”的观点，已经被这些美国的“飞行牛仔”们从根本上动摇了。而本来这次直升机“蛀跳”行动的最初意图，只是为担任主攻的装甲部队提供支持，但直升机部队出人意料的成功，使计划远远落后于战况的进展。 为此，施瓦茨科普夫不得不下令第7军提前15小时发起进攻，尽管在弗兰克斯将军的指挥下美国第7军在沙漠上的推进速度远远超过了当年以发动坦克闪电战闻名于世的古德里安，但并未像那位前辈一样赢得“闪击战”的美誉，反倒被斥为“像老太太一般一步步慢慢往前挪”。战后，弗兰克斯将军以伊军尚有战斗力为由，反驳来自设在利雅德的联军总部的批评[9] 。但实际上不论批评者或是反驳者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弗兰克斯将军摩下坦克的机动性受到的指摘，正是以直升机作为参照系的。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战例证明，哪一种坦克能够跟上直升机的作战节奏。

    其实不光是机动性，坦克作为昔日的“陆战之王”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了来自直升机的挑战，与需要为不断克服地表的磨擦系数而痛苦的坦克相比，直升机的作战空间在一树之高，完全不受任何地面障碍的影响，良好的机动性足以抵消其装甲不厚的缺陷。同样是运动中的武器平台，其火力也丝毫不比坦克逊色，这是坦克带着“水柜”的绰号登上战争舞台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更让坦克难堪的是，为组织起一次成规模的坦克集群突击，所花的精力（光是如何把一定数量的坦克远程输送到集结地域就令人伤透脑筋），所冒的风险（在坦克处于集结状态时，极易遭敌先制打击），在长于分散部署、集中突击，聚可以打正规战，散又可打游击战的直升机面前，已毫无优势可言。事实上，坦克和直升机作为一对天敌，前者远不是后者的对手， 不要说AH－64直升机这样的“坦克杀手”，就是陈旧的AH—1“眼镜蛇”直升机在海湾战争中也击毁了上百辆坦克，而自己却无一伤亡。面对直升机的强大攻击力，有谁还会坚持认为“对付坦克的最好武器是坦克”[10]呢？

    现在可以说了，直升机是坦克真正的终结者。这颗在海湾的波涛之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以“沙漠风暴”中的赫赫战果为自己的王位加冕，毫无疑问，它将坦克逐出战场只是个时间问题。或许用不了多久，“从空中打赢陆战”将不再是耸人听闻的口号，越来越多的陆军指挥官们将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而以直升机为主战兵器的“飞行陆军”和“飞行陆战”这样的新概念就会成为标准的军语，出现在每一部军事词典中。

                        隐在胜利背后的另一只手

    如果撇开作为三军总司令的布什事先肯定知道进攻时间这一点不谈， 单从CNN的电视报道而言，全世界都与美国总统一样，在同一时间看到了开战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处于信息共享时代，一位总统并不比一位平民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特权。这就是现代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战争之处，实时或是近实时的报道，使战争成了普通人可以从传媒中直接审视的新节目，由此传媒也就成了战争的直接组成部分，而不仅仅只是提供来自战场的信息。

    与直播一场世界杯足球比赛不同，人们所看到的一切除了先要受到电视记者主观视角的限制（被派往前线的1300名新闻记者谁都知道美国国防部刚刚颁布的《关于海湾战争新闻报道的修正规定》，哪些能报道，哪些不能报道，每个人心里自有分寸），还要经过设在宰赫兰和利雅德的联合新闻处的保密审查。也许是美国军界和媒体都接受了越战时期双方龃龉甚深的教训，这一次新闻机构与军方相处得很融洽，有一个数字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发出的1300多份新闻稿件中，只有5份被送到了华盛顿去审查， 其中4份在几小时内即获通过，剩下的1份则被新闻单位自行撤销。战地指挥官在新闻记者的通力协助下，成功地牵动了全世界的视听，让人们看到了军方希望人们看到的一切，而所有他们不愿被人们知道的东西，于是谁也都没能看到。美国新闻界一致放弃了向所标榜的中立立场，满怀热情地加入了反伊阵营，与军界配合得就像一对出色的双簧演员，十分默契又十分卖力地演绎着同一个战争剧本，使传媒的力量和联军的力量形成了一股对伊进攻的合力[11]。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不久，各类新闻中很快出现了大量美军源源不断开进沙特的报道，使伊军在科沙边界望而却步，悄悄为“绊马索”行动造了声势；“沙漠风暴”开战的前一天，又是西方传媒大肆张扬的美国航母编队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消息，起到了迷惑萨达姆的作用，使其在大难临头时还以为美军尚未完成作战部署。同样，如果不借助媒体的渲染，在海湾战争中派上用场的任何一件所谓高新技术武器，其威力都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大。在整个战争期间举行的多达98次的新闻发布会上，人们看到了精确制导炸弹如何沿通风孔钻入建筑物中爆炸的画面和“爱国者”击毁“飞毛腿”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这一切给了全世界包括伊拉克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关于美制武器奇特威力的神话由此确立。“伊拉克必败，美国必胜”的信念也由此而生。显然，新闻帮了美国人的大忙。不妨可以这样说，是美国军方和西方传媒有意无意地联手做成了一个死扣，把萨达姆的伊拉克吊在了绞架上。在战后修改的《作战纲要》中，美国人着意提到了“媒体报道的力量能对战略方向及军事行动的范围造成戏剧性的影响”，而新近制定的FM100－6号野战条令《信息作战》中，更是把海湾战争中的新闻战当做范例。看来，从今以后的所有战争，除了军事打击这一基本手段，传媒力量将越来越变成战争的另一只手，对推动战争进程起到与军事打击等量齐观的作用。

    与过分带有主观色彩而容易被对手和中立者拒绝的战场宣传不同，媒体由于其巧妙地披着客观报道的外衣而悄然发生着无法估量的影响。在海湾，如同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在军事上剥夺了伊拉克的发言权一样，强大的西方媒体剥夺了伊拉克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辩护权甚至是被同情、被支持的权力，与伊拉克宣传中布什是十恶不赦的“大撤旦”的微弱声音相比，萨达姆作为侵略者、战争狂人的形象则被渲染得更加令人信服。正是一边倒的媒体力量和一边倒的军事力量一道，使伊拉克在战场和道义上受到双重重拳的猛击，这就注定了萨达姆的失败。

    不过，媒体的作用一向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意味着它在指向敌人的同时，会有另一面同样锐利的锋刃朝向自己。 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地面战之所以在100小时后戛然而止，居然是由于布什总统被战地新闻发布官在电视上发表的一通对战争进程的轻率看法影响后做出的同样轻率的决定，“戏剧性地缩短了从战略决策到结束作战的时间”[12]。结果使余日无多的萨达姆逃过了必死的一劫，也就为日后掌政的克林顿留下一串最终没能炸响的“沙漠惊雷”。传媒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直接，以至于连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做出类似停战这样的重大决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一次电视新闻的反应。媒体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分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冕之王已经成了打赢任何一场战争的重要力量。在“沙漠风暴”横扫海湾之后，将不会再有仅仅依靠军事力量而没有媒体力量介入就能取胜的战争。

                           有许多个剖面的苹果

    作为结束旧时代、开启新时代的第一场最具技术综合特点的战争，“沙漠风暴”是一次能给予各国军人以全方位启迪的经典之战。任何乐于对军事问题进行探究的人，不论把目光投向这场战争的哪个角落，总能从中得到教益或者是教训。基于此，我们把这场在经验和教训方面都具有多义性的战争，称之为有许多个剖面的苹果。而这只苹果的剖面远不止前面已经谈到过的那些，只要你有一把锋利的思维之刀，便随时都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剖面出现在你的眼前：

    在布什总统对美国和全世界为科威特所负有的道义责任慷慨陈词时，没有一位自负的经济学家预见到美国会为这场战争的军费开支提出典型的A－A制“责任分担”计划，从而开创了分担国际战争费用的新模式——一起打仗，共同付帐。即使你不是商人，也不得不佩服这种华尔街式的精明[13]；

    心理战并不是新颖的战法，“沙漠风暴”心理战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创造性。把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投下后，再让飞机撤下传单，警告那些在几公里外被这次爆炸震得心惊肉跳的伊军士兵：下一颗炸弹就会轮到你了！仅此一招，就足以使成建制师的伊拉克军队土崩瓦解。一位伊军师长在战俘营里承认，心理战对伊军士气的打击，仅次于联军的轰炸[14]；

    战争开始时， A－10被美国人自己都认为是一种已经落后的对地攻击机。在与“阿帕奇”直升机进行了被称为“致命的联合”之后，这种飞机以大面积淘汰伊军坦克而使自己免遭淘汰的命运，直至成为海湾上空众多耀眼的明星之一。一种并不先进的武器与其它武器搭配，竟产生如此神奇的效果，这对武器的设计和使用当会有一言难尽的启示；

    对于开战前不久才匆忙接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麦克皮克将军来说，他在“这只苹果”上留下的齿痕，是在战争中实现了他打破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界限，建立空军混合联队的梦想，并在战后以“减7加4”的办法对美空军指挥体制进行了有空军以来最富创见的改革，即在取消了战略、战术、空运、后勤、系统、通信、保密等7个空军司令部之后，又组建了作战、机动、装备、情报等4个空军司令部[15]。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海湾战争，麦克皮克将军的同僚们会接受如此大胆的变革[16]。而我们这些海湾战争的局外人，就更无法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和借鉴。

    等等，等等。

   假如照此穷举下去，我们会看到这只苹果更多的剖面，而且并不都是随处可圈可点。老实说，它的缺陷和可疑之处几乎和它的长处一样多，但这无论如何不会使我们对它产生丝毫的轻视。尽管这场内涵丰富的战争，还不能被看做是现代战争的百科全书，起码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战争的全部现成答案。但它毕竟是大量高新技术武器出现后，头一回最集中使用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军事革命的实验场，凭借这一点，已足以为它赢得战争史上的经典地位，并为我们思维的根芽，提供一张全新的温床。

 空中作战是对伊战争获胜的决定性因素……有效使用高技术武器，既是空中和地面部队在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关键原因，也是使联军伤亡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关键原因。 ——L·阿斯平

                   第四章  美国人在大象身上摸到了什么

    海湾战争是美军在近几十年战争狩猎中捕获的最大猎物。战争刚一结束，美国军界、国会议员、种种民间机构就已经从不同角度开始对这只猎物进行详尽的解剖。从他们提交的每一份报告和美军随之而来的每一步调整中，都可以看出此番大解剖极其富于成果，而这些成果对于全世界的军队和军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断不可等闲视之。至于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美国人，由于其民族天性特别是存在于军兵种间由来已久的门户之见，在他们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论盲点和思维误区，以至于把对一场宏伟战争的审察，变成了一次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盲人摸象，则是需要我们去清醒甄别的课题，而不应以此作为否定其价值的借口。但，美国人究竟从这个庞然大物身上模到些什么？还是让我们看看再说。

                           军种藩篱下伸出的手

    从南北战争时就扎起的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篱笆，在美国空军诞生之后非但没能拆除，反倒成了横亘在三军之间的藩篱，成为让上至总统、下至五角大楼甚感头痛的历史顽症。即使是在海湾战争中行之有效的《改组法》，针对于这道无形的障碍，与其说是治本的妙方，不如说更像是治标的权宜之计。一俟战尘落定，诸军班师回国。依旧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各行其是。不过，领率美国三军的将领们倒并非冥顽不化的庸碌之辈，海湾战争出人预料的进程和结局，在令举世震惊之时也同样使这些“沙漠风暴”的决策者们深受震动；继之而来的苏联解体产生的失去对手的茫然感和重新确立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新秩序的使命感，更使这些将军们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了必须改革这支军队的迫切性，尽管他们仍无意放弃军种成见。从九十年代陆续出台的各军兵种作战条令来看，美军的改革已全面起步，其出发点无一例外都建立在海湾战争带来的大量鲜活经验和教训之上。就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展现在美国三军眼里的是三场海湾战争。对这场既是旧时代最后一战又是新时代揭幕之战的战争，陆海空三军备执一词，力求从中找出最有利于本军种的证据，殊不知从军种篱墙后面伸出的手，是不可能摸遍一头像海湾战争这样的大象的。

    沙利文将军摸到的或许是一条缺少弹性的象腿。在这位海湾战争时的陆军副参谋长、战后几个月才上任的陆军参谋长看来，“沙漠风暴”中美国陆军的表现虽不是乏善可陈，但绝对谈不上突出。特别是与在38天狂轰滥炸中风头出尽的空军相比，四天时间风卷残云般的地面战，没能给他的军种带来期许已久的荣耀。对陆军的每个关节都了如指掌的他，比谁都更清楚这支古老军种在这场划时代战争中的症结所在。尽管他接手时的美国陆军正挟“沙漠风暴”的余威如日中天，更由于苏军的式微而水落石出，成为无人与之争锋的强大军种，但他仍极富远见地向世人表达出了预言家式的忧虑。他的最大担心就是在冷战之弦猛然松弛下来后，已经显示出老化迹象的军队结构和急于分享和平红利的政治家们会使他的陆军无法迈过21世纪的门槛，在新的一千年开始时仍确保它在各国陆军中的领先地位。使它重新获得活力的唯一办法，就是狠下猛药，对其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为此，他提出了建设一支全新的“21世纪陆军”的设想，力主“从散兵坑到工厂”的各个环节上重新设计美国陆军[1]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弥漫在层层机构中官僚习气的影响，他组建了直属他领导的最初只有1100人的“路易斯安娜演习特遣部队”，用海湾战争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去塑造这支通常被人们称为“数字化部队”的特殊部队，并用它的成功“四两拔干斤”，把陆军带到信息化战争的边缘，一步跨到了其它军种的前面。从而也把这支军队带上了一条虽然大胆创新，但也前景难料的道路。整个过程中，他从未明确说出口的是，进行如此充满诱惑力的改革，其间还藏有一份军种私心，那就是从几十年里头一回缩小了的军费蛋糕上，为陆军切下比其它军种更大的份额。

    沙利文的继任者赖默将军也深谙此道，他在前任勾画的蓝图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2] 。谁都知道，数字化部队的建立花费甚巨，而这正是沙利文和赖默的精明之处：多花钱正是为了多要钱。从《21世纪陆军》到《2010年后陆军》，再到《后天的陆军》，两步三个台阶，用颇为令人信服的发展目标做钓饵，把国会山的支持和更多的军费吸引到了陆军的建设上来。至于那些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的政客们，面对着将军们从一场胜仗中得出的未必就能导致新的胜利的结论与做法，大都害怕出乖露丑，无人敢对极可能是披着新装的皇帝说三道四。其实，不管对“数字化部队”的炒作如何沸沸扬扬，现在都还远不到对这一设想的正确性给出定论的时候。别的不说，光是按美国陆军的标准做法，一种新武器装备从军方提出要求、工业部门研制再到军方验收的采购周期长达十年，而计算机自身发展的“18个月定律”和网络技术的“60天定理”这两种无法协调的节奏，就让“数字化部队”很难在技术上定型和编制上成军，从而使它成为被不断变化的新技术之鞭抽打的陀螺，在疲于应付的旋转中，既无所适从又无所作为[3] 。仅此一点，把一个军种的命运，系于某种技术的普及之上，这一颇具超前性的大胆设想，也就难以真正成为指导未来陆军发展的唯一路标。何况，谁又敢现在就断言，在未来战争中，这不是一条耗费靡巨却因其过于依赖单一技术反而变得脆弱异常的电子马其诺防线[4]？

    对空军来说，决人快语的杜根将军被解职，以及在整个“沙漠风暴”行动中参战的空军部队都被一位陆军上将所指挥，并没有妨碍它成为海湾战争的大赢家[5]。“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的建军方针首次经受了战争的考验，空军作为一支可以在任何战场单独遂行战略和战役打击任务的力量，其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煊赫[6]。这使得踌躇满志的麦克皮克将军和他的后任下决心走得更远一些。他们以为一次胜利就足以让自己在今后的三军排位中扮演主角，50年前从陆军身上抽出一根肋骨捏成的空军，此时已非吴下阿蒙，因为他们在海湾摸到了大象身上赫然长出的翅膀。即使空军参谋长弗格尔曼和陆军参谋长赖默一致认为，通过海湾战争，“两个军种对21世纪的军事作战行动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但“当双方试图将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教训具体化并加以利用时，陆军和空军的关系就变得紧张了”[7] 。原因很简单，翅膀越长越硬的空军和老子天下第一的陆军，谁也不愿把作战指挥控制权拱手相让于对方。这种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貌似有理而超越其上便会发现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军种之争，使得每次研究联合作战行动的军种领导人会议，都变成了不解决问题的例行公事，也使得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鲜活经验，无法在军兵种间得到充分有效的共享。这一点，只须看看战争结束后空军和陆军陆续颁布的作战纲要和条令，便会一日了然。

    需要指出的是， 空军在战后所做的当然不止是与其它军种争权夺利。 作为对“沙漠风暴”的主体——空中打击战役的成功经验的回应，他们把所有的作战飞行联队，都按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模式改编成了混合联队；接下来又用减七加四的办法彻底改组了整个空军的指挥机构；眼下他们正在试行组建能够在48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战区、并在危机和冲突的全过程都能保持作战能力的空军远征部队。一向都对电子战乃至信息战表现出极大热忱的空军，还在沙利文建立数字化部队之前，已率先建立了空军信息战中心。这些举措的出台显然与海湾战争的收获直接相关。可惜的是如此有益的尝试并没能超逸出军种的边界，结果鸹噪已久的“军种间联合作战行动”，到头来依旧还是一句口号。只是这一切并不妨碍美国空军的将军们仿效他们的陆军同僚，把军种内积极变革与军种外积极争夺，当成推进本军种利益的两只轮子。一支死气沉沉没有任何新鲜打算的军种，是不可能从掌管军费拨款的议员们口袋里掏出一个美分的。这方面，空军自有它的小九九[8] 。在军兵种间愈演愈烈的预算争夺战中，航天武器系统就是空军手中的一张有力的王牌。尽管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一开始就带有虚张声势的味道，并且直到把总统权杖往下交了两任之后也没能真正形成作战能力，但美国人对于建立太空打击力量的热情却始终不曾冷却[9] 。凭借这股热情，数任空军参谋长都为自己的军种争到了尽可能多的军费。至于美国的航天力量是否如航天司令部司令埃斯蒂斯将军所说，“航天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证明其具备了独立使用的潜力”，恐怕只有天知道。

   如果真的把海湾战争看成一头大象的话，可以说美国海军的前鳍几乎没擦着这头大象的皮毛，摸象之说也就无从谈起。也许恰恰是由于这一点，从“沙漠风暴”的冷板凳上滑下来的心高气傲的水兵们，还在返航的途中，就开始了美国海军史上最痛苦的战略思想转变。这痛苦整整把那些长着鳃的军人们折磨了一年半时间。然后，一份由几个中校和上校提出的名为《由海向陆》的白皮书，摆在了海军部长的案头。该文明显背离了美国海军精神教父马汉的教义，一改旧章，不再把洋上决战夺取制海权当做海军永远不变的神圣使命，头一回将支援近岸和陆上作战列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不啻于让游弋在深海的长尾鲨变成在泥沼里打滚的短吻鳄。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此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居然得到了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陆战队司令的联合签署，成了自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之后最重要的海军文献。大胆的战略突变，给了这支在世界格局大变动的背景下寻找再生之路的军队一次重要的转机。虽然看上去海军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不如陆军的更激进，也不及空军更有抱负，但它的转变显然更具根本性，且更带整体性。在拨动军种的算盘珠子时丝毫不比陆、空军逊色的海军，当然也希望在变革自身和争取军费两方面一箭双雕。但对于一个没能在一场大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种，要想在战后新一轮利益的切割中保住既定的份额并且还野心勃勃地企图获得更大的一块蛋糕，就必须拿出最漂亮的方案，进行最彻底的改革。于是，在提出《由海向陆》两年之后，海军又发表了新的白皮书《前沿……由海向陆》[10]，把更为积极的“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前沿作战”等新的激素注入了海军战略；又过了两年，海军作战部长布达尔上将提出了《2020年海军构想》；在他为挽回被自己败坏了的军人荣誉而自杀后，接任的约翰逊上将萧规曹随，继续推动由历届前任开始的改革。他把“和平时期参与、威慑和防止冲突、作战并赢得胜利”列为美国海军在21世纪的三大任务。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他也和他的每位前任一样，但凡提出任何一项方案，无不是以海军为轴心。这一回他的理由是，在美军所担负的频繁的海外作战任务中，陆军需要借助多方运力展开部署，空军则过分依赖别国基地，唯有海军具备在任何海域自由巡弋、以多种手段投入作战的能力，结论当然是，海军应该成为联合作战部队的核心。这位海军上将的心里非常清楚，只要他的这一论点得到三军统帅和国防部的认同，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该是， 为他的军种拿到顶算拨款的优先权。据美国19 98财年国防预算透露，近十年来，在一直呈削减趋势的美军经费坐标图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是诸军兵种中军费削减最少的两家。海军上将们总算如愿以偿[11]。

    以上分析勾勒的，是海湾战争后美国三军的大体走向和军兵种间裂隙犹在的现状。你或许会被美国军人为总结这场战争所做的种种努力而打动，你可能会被美国军人为捍卫军兵种利益而采取的每样做法所感染，但与此同时，你也会有深深的惋惜，这么多出众的军人和出色的头脑，竟然被阻隔在军种的藩篱之内，彼此牵制，彼此抵消，以致使每个看上去都十分强大的军种，最终组成的仍然是一支被几把音调不定的号角吹乱了整体步伐的美军。

                            奢华症与零伤亡

    大量使用昂贵武器，为实现目标和减小伤亡而不计花费，这种只有富翁才打得起的战争，是美军的拿手好戏。“沙漠风暴”再一次显露出美国人在作战中的奢华无度，已经到了成瘾成癖的地步。出动平均2500万美元一架的飞机在42天时间里进行11万架次的狂轰滥炸， 用每一枚单价130万美元的战斧导弹去摧毁复兴社会党总部，拿价值几万美元的精确制导炸弹去瞄准散兵坑……即使美国的将军们一开始就知道， 这顿开销610亿美元的战争豪宴，无需由自己来“买单”，如此阔绰的“金弹子打鸟”式的阵仗，仍未免让他们感到过分的奢侈。一架美制轰炸机就像一座会飞的金山，比许多被它攻击的目标都要昂贵，把成吨的美元砸在一个很可能微不足道的目标上， 这么做是否值得的确教人生疑。此外，在长达161天的时间里，昼夜不停地把多达52万的人员， 重达800余万吨的物资，从美国本土和欧洲各地运到前线，其中包括不知在何处压了几十年仓底早已报废的数千顶太阳帽和成集装箱的烂在利雅德码头上的美国水果。负责后勤支援的指挥官帕戈尼斯少将，把如此大规模的混乱加奢侈的保障行动，称作“或许是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海空运输。而按美国国防部的形象说法，这相当于把密西西比州首府杰斐逊市的全部生活设施搬到了沙特阿拉伯。全世界的军人中，恐怕只有美国人才会认为这是为赢得一场战争所必要的奢华[12]。

    让人奇怪的正是这一点。被麦克纳马拉用商业精神彻底改造过的五角大楼，却一向只会打不计成本的豪华式战争[13]。连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这个经常为钱与四星上将们打嘴仗的机构，也对这场战争的骇人花费不置一词。在他们分别做出的关于海湾战争的调查报告中，几乎如出一辙地对高技术武器的关键性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国防部长切尼说“我们在武器技术方面领先整整一代”，议员阿斯平则回应“高技术武器表现之好超过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如果你听不出这些自我称许的弦外之音，仅仅以为他们是得意于美军在高技术武器帮助下，圆满实现了打败伊拉克的战争目标，那么你会以为这不过是两个典型的技术致胜论者的口吐狂言，也就还没有悟透美国式战争的全部含义。要知道，这是一个从来不肯不惜一切生命代价，却永远不惜一切物质成本去争取胜利的民族。高技术武器的出现正好可以满足美国人的这一奢望。海湾战争中，美方50万大军仅148人阵亡，458人负伤，几乎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零伤亡”。自越战后，不论是军方还是美国社会，都对军事行动中的人员伤亡敏感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减少伤亡与实现作战目标成了美国军方天平上并重的两只砝码。本该作为战士走上战场的美国大兵，现在成了战争中最昂贵的抵押品，珍贵得如同怕人打碎的瓷瓶。所有与美军交过锋的对手大概都已掌握了一个诀窍：如果你无法打败这支军队。那么你就去杀死它的士兵[14]。这一点，从美国国会强调“减少伤亡是制定计划的最高目标”的报告中，可以得到明白无误的印证。“追求零伤亡”这一充满悲悯色彩的朴素口号，竟变成了造就美国式奢华战争的主要动因。如是，无节制地使用隐形飞机、精确弹药、新型坦克和直升机，再加上超视距攻击和地毯式轰炸，所有这一切，武器也好，手段也罢，便无不同时担负起近乎悖论的双重目标：要胜利，但不要伤亡。

    被这样的前提框定的战争只能是杀鸡用牛刀，其高技术、高投入、高消耗、高回报的特征，使它对军事谋略和作战艺术的要求远不如对武器技术性能的要求为高。以至在这场规模形同一场战役的成功战争中，竟无一个出色的战斗可圈可点。与其所拥有的先进技术相比，美军在战术上明显滞后，并且也不擅长捕捉新技术为新战术提供的机遇。除了对先进技术兵器的有效使用，我们看不出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展示的军事思想与其它国家有多大差距，起码不会比他们之间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更大。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场战争才没能成为军事艺术的杰作，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武器的豪华博览会，并由此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传布美国式的战争奢华症。大把大把的美元在砸垮伊拉克的同时，也一度砸懵了全世界的军人。作为世界头号军火商的美国人对此自然乐不可支。面对这场典型的技术先进、战法单调、花费巨大的战争，一如面对情节简单、特技复杂、模式雷同的好莱坞大片，人们在战后很长时间理不清头绪，以为现代战争就是这么一种打法，并为自己打不起如此昂贵的战争而自惭形秽。这就是为什么海湾战争之后，世界各国的军事论坛上，充斥着一派对高技术武器的向往和呼吁打高技术战争的原因。

    诗人杰佛斯在谈到产生过天才爱迪生的美利坚民族时，这样写道：“我们……精于机械，且迷恋奢侈品。”美国人天生对这两者存有浓烈的偏好，并有一种在技术上追求极致和完美，甚至把机械包括武器也变成奢侈品的倾向。喜欢佩带象牙柄手枪的巴顿将军就是一个典型。这种倾向使他们执著地迷恋进而迷信技术、迷信武器，总是想在技术和武器的层面上寻找战争的制胜之道；这种倾向还使他们随时担心自己在武器领域的领先地位被动摇，便不断地以制造更多更新更复杂的武器去消弥这种担心。在这种心态的导引下，当日趋繁复的武器系统与实战所要求的简洁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站在武器一边。他们宁可把战争当成与对手在军事技术上的马拉松赛跑，而不愿更多地把它看做是士气和勇敢、智慧和谋略的较量。他们相信只要当代爱迪生们没有沉睡，胜利的大门就会一直向美国人敞开。如此自信使他们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与其说战争是沿着技术和武器这一固定赛道上的角逐，不如说它是一场不断改变方向、具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球赛。穿上阿迪达斯的队服和耐克鞋，并不能保证你总是成为赢家。

    但美国人似乎并不打算理会这一点，在海湾战争中尝到了高技术致胜甜头的老山姆，显然已决心不惜重金也要保持住高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经费方面的捉襟见肘，虽说使他们面临难以为继的困窘，却并未能改变其对新技术和新武器近乎偏执的热衷。看来，被美国军方不断开列出来并被美国国会不断认可的奢侈的武器清单，肯定还会越拉越长[15]，而美军士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伤亡名单，则未必会一厢情愿地定格在“零”位。

                         群  远征军  一体化部队

    “21世纪美国陆军需要何种师？”这是—个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使美国陆军备感困惑的问题[16]。海湾战争中，陆军差强人意的表现和高技术兵器对作战节奏的影响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向都比海空军更保守的美国陆军，终于意识到了对编制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有趣的是，这一回扮演阻力角色的不是陆军的上层，倒是那些刚刚从师级指挥官爬上更高位置和接替他们的新任师长们。向他们开火的，则是受到陆军参谋长嘉许的一群上校和中校。由来已久的“师派”和“旅派”之争战端重开，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肩上大多扛着两颗或者三颗将星的“师派”认为，现行师的编制刚经过战火考验， 可以小改但无须大动。 而佩戴鹰徽和槭叶标志的“旅派”们看法截然相反。认为正是陆军师未能通过战争考试，才必须要动大手术。于是，“精锐师”、“模块师”、“旅基师”三种方案同时交到了沙利文将军的手上。这位陆军参谋长尽管倾心于体现了“未来作战新思维”的第二方案，却未能说服大多数将军们接受它。结果是在他卸任后，作为介乎于保守和改革之间的一种折衷， 美陆军于1996年1月以第四机械化步兵师为基础，组建了有1.58万人的新实验师[17]。“师派”的主张明显占了上风。“旅派”们却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坚持认为“师的编制过于庞大和笨重，难以适应21世纪的战场需求”，从短射程来复枪时期就开始实行的师编制必须全部撤销，应代之以5－6千人的新型作战旅为基本作战编成的新型陆军。为了缓解将军们的反感情绪，他们表现出人情练达的一面，在新方案中保留了与老式陆军同样多的将官职位[18]。正值“师”、“旅”两派争论不已的当口，美国陆军战斗指挥实验室主任、陆军中校麦格雷戈另发新声，他在所著《打破方阵》一书中，主张同时废弃师、旅体制，代之以5000人左右的12种战斗群。它的新鲜之处在于跳出了编制大与小、人数多与少的窠臼，可根据战时需要，采取搭积木的办法，实行任务式编组。他的看法在陆军中引起的震动有些出人意料，以至赖默上将要求所有陆军将官都必须读读这本书[19]。也许这位现任陆军参谋长独具只眼，认定中校的点子虽未必是解决难题的灵丹，却不失为蜕去那些裹在将军服里的老兵们思维茧壳的妙药。

    本来， “群” 的概念对美国陆军并不新鲜，50－60年代的“五群制原子师”[20]的改革，被普遍认为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甚至被指责为导致美军在越战中表现不佳的间接原因。而在麦格雷戈看来，一个早产儿未必就不能长大成人。如果说“群”诞生在三十年前是生不逢时，那么今天对它来说则可谓恭逢其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已足以使任何一支较小规模的部队，在火力、机动力方面部不逊于以往规模比之大得多的军队， 特别是C4I的出现，使优势互补的军兵种联合作战成了新的战斗力生长点，如果这种时候还抱着十八般武器齐备的师体制或旅体制不放，那才真叫不合时宜。但军事技术的发展即或是高新技术的出现，也只是一种契机，并不会自动带来先进的军事思想和体制编制。一俊遮百丑，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的领先地位，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军在编制体制上如同在军事思想上一样，明显比其所拥有的先进军事技术要滞后。从这个意义上看，用“群”打破由师、旅构成的方阵，这是海湾战后美陆军在体制编制上最有创意的构想，代表了美军体制编制改革的新思潮。与陆军不同，空军和海军没有根深蒂固的“方阵”传统，他们的调整步伐相对要显得轻灵些。特别是空军，它巧借沙漠风暴的势头，把师级编制一风吹，全部取消；顺势又将所有的作战飞行联队改为合成联队，率先完成了第一轮体制编制的改革。在把“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确定为新的空军战略目标后，它又继续煽动改革的翅膀，开始试验由约翰·江珀空军中将提出的建立“空军远征部队”的方案。根据这位将军的设想，所谓空军远征部队，是由一支1175人和34架旨在夺取空中优势、实施空中打击、压制敌空防力量及空中加油等飞机组成的、能在命令下达后48小时内到达战区、并在冲突全过程保持空中作战能力的精悍部队。在这方面，美空军的行动可谓是超音速，目前已组建了三支“空军远征部队”并完成了实兵部署。当第四、第五支这样的部队开始组建时，它的前三支“空军远征部队”已经在“南方瞭望”、“沙漠惊雷”等军事行动中崭露峥嵘[21]。

    对海军而言，既然已经有了《前沿……由海向陆》的新战略，组建由海军舰队和陆战队混编的远征部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与举步维艰的陆军、狂飘突进的空军不同，海军更乐意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演习和实战来打磨“海军远征部队”的构想。从1992年5月大西洋总部的“海洋冒险” 、欧洲总部的“双重突击”、太平洋总部的“无声杀手”、陆战队的“海龙”演习，到建立伊拉克南部禁飞区的“警惕南方”、威慑伊拉克的“警惕勇士”，以及在索马里的“恢复希望”、波黑的“精干卫兵”、海地的“维持民主”，每一次行动，海军都在孜孜以求地试验着自己的新编组[22]。他们给这支出一个航母战斗群、一个两栖戒备大队和海军陆战特设部队组成的“海军远征军”规定的任务是，迅速控制海洋并在沿海地区作战。最令海军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这支远征部队所需的两栖登陆装备，竟然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国会批准的预算资金[23]。美国政治家们对海军近乎某种情结式的偏爱，使海军特别是海军陆战队走出了海湾战争时遭受冷遇的阴影，并在建立新的海军体制编制后，对占据美军中第一军种的地位充满自信。

    海湾战后开始的体制编制改革，不仅调整了美军内部结构，而且也推进了武器的研制和战法的变化，甚至对美国国家战略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小型、灵活、迅捷，既可用于军事打击，又能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的“远征军”，成了各军兵种竞相采用的新编制模式，也成了美国政府手中方便又有效的工具。我们发现，由于有了这几支得心应手的“杀手锏”，甚至促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危险倾向：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物时，已经变得越来越喜欢动武，出手也越来越快，并且是睚眦必报。这种军队与政府、军事与政治的互动，正在使美军从体制编制进而到战略思想都开始经历一次深刻的但也很难说不是灾难性的变化。目前，美国国防部试图着手把地面、空中和海上的远征军组成一体化的“联合特遣部队”，就是这一变化的最新步骤[24]。只是这种充分一体化后的部队，在灵便迅捷地完成美国政府赋予的全球使命时，是否会以同样的特点把美军乃至美国拖进某个令其伤透脑筋的泥沼，现在还难以逆料。

                 从联合战役到全维作战——距彻悟一步之遥

    我们说美国军事理论滞后，仅仅是相对其先进的军事技术而言。比之其它国家的军人，美国人充满技术色彩的军事思想，在假定未来战争就是高技术战争这一尺度下，当然处于无人可及的领先地位。也许率先提出“新军事革命”的苏联奥尔加科夫学派，是唯一出现过的一次例外。

    经过海湾战争的铁砧锻打，“军事革命”呼之欲出。不独在美军，甚至在全世界的军人那里，这四个字都成了东施效颦的时髦口号。因为对他人技术的向往和对某种口号的追随，并不是什么费力的事情。费力的只有美国人。要想在一场业已开始并将马上全面到来的军事革命中，确保自己的领先地位，首先要解决的，是消除美军在军事思想与军事技术之间存在的落差。其实，战尘甫定，美军还没有完成从波斯湾的撤军，就已经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思想换血”，意在对军事技术革命启动后未能同步跟进的军事思想革命进行补课。尽管归根结蒂也未能完全摆脱对技术的口味式偏好，美国人还是在此番非同寻常的“突围”中，获得了某些不光是对美军，亦对全世界的军人同样有益的成果：先是“联合战役”概念的成型，然后是“全维作战”思想的出炉。

    “联合战役” 的提法，最早出自1991年11月美军参联会颁布的第1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力量的联合作战》条令。这一明显洋溢着海湾战争气息的新鲜概念，大大突破了流行已久的“协同作战”、“合同作战”的局限，甚至也超越了一度被美国人视为法宝的“空地一体战”理论，该条令把“联合战役”的四要素——统一指挥、军种平等、全面联合与全纵深同时作战凸显出来，首次明确了战区联合司令部司令的指挥控制权；规定任一军种都可能根据不同情况担任作战主角；把“空地一体战”扩展为陆、海、空、天一体战；强调在整个作战空间里进行全纵深同时攻击作战。在美军参联会的强力推进下，各军种相继着手制定与联合条令相匹配的军种条令，以示公开对这一代表未来战争走向的新战法的认同。尽管私下里他们仍念念不忘突出本军种的核心作用，尤其希望实行一种界限清晰的联合——即明确各自领域和权利，由条令、法律和军种荣誉感区分彼此的联合。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看来这一次不打算对各军种参谋长表示妥协，他通过颁布被称为“引导美军共同行动的‘样板’”的《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25]，决心扮演它一回现代摩西，在满天令人狐疑的暮色中，带领美军拆除军种间藩篱。迈上为真正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艰辛跋涉的旅途。

    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很容易传播相接受新鲜事物的国家，事情也远不像沙利卡什维利以为得那么简单，随着他的退役，美军中对“联合构想”的批评渐渐多了起来，怀疑论重新抬头。海军陆战队认为，“不要将‘联合’奉若神明，而去压制有关未来军队编成的讨论”，“联合的一致性将导致军种独特性的丧失”，而这是与“强调竞争、多元化”的美国精神相违背的。空军则委婉地表达了“2010年联合构想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并鼓励军种间相互学习”、“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实验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要灵活，不能僵化”的意见[26]，海军、陆军在这方面的看法也相去不远，大有将沙利卡什维利的心血毁于一旦之势。可见，并不是只有发生在东方的改革才会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境况。我们作为旁观者，当然会对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牺牲一种可贵的思想扼腕而叹。因为“联合战役”、“联合构想”的实质根本就不在于对军种利益的肯定或剥夺，而是意图使各军种能在统一的战场空间内实现联合作战，最大限度地降低各军种自行其是的负面效应。显然这是在尚未找到真正一体化军队的办法之前，人们能够想出的上乘战法。只是这一可贵思想的局限性在于：它的起点和终点都落在了武力战的层面，而没能将“联合”的视野，扩及到人类可能产生对抗行为的所有领域。这种思想上的缺陷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广义战争的端倪已然露头的时刻，显得如此醒目，以至于如果没有美国陆军在1993年版《作战纲要》中提出“全维作战”的概念，我们简直就会对美国军事思想界的“贫血”感到惊讶。

    这份被第13次修改后的纲领性文件，极富远见地洞察到了美军在今后若干年间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首次提出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崭新概念。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概念，才使人们认识到进行全方位战争的可能性，也就便美国陆军得以为自己的作战理论找到了一个非常大气的新名字——“全维作战”。有意思的是。主持修订美国陆军1993年版《作战纲要》并表现出强烈创新精神的，正是在海湾指挥第七军时被人们指责为作战保守的弗兰克斯将军。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走向，这位战后初任的陆军训练和条令司令部司令差点就让美国军事思想史产生一次历史性突破。虽然在此版《作战纲要》中，弗兰克斯将军和他的条令编写组的军官们，没能理清“在整个战区实施太空作战支援下的统一的空中、地面、海上和特种作战”与“在战争和非战争行动的各种可能行动中运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以最小的代价去果断地完成受领的任何任务”这两句话之间的巨大差异，更没能发现在作为军事行动的战争之外，还存在着远为广阔的非军事战争行动的可能性，但它起码指出了“全维作战”应具有“全纵深、全高度、全正面、全时间、全频谱、多手段”的特点，而这正是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作战方式最具革命性的特征[27]。

    很可惜，美国人，准确地说是美国陆军，过早地中止了这次革命。在一片反对声中，曾在弗兰克斯将军麾下任团长、后担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联合兵种司令的雷尔德，对其老上司的创意诘难最甚。此时的霍尔德中将己不是战场上那个冲劲十足的霍尔德上校， 这一回他扮演的是陆军中保守传统的代言人。 他的看法是，“那种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有一套自己的原则的想法，在作战部队中并不受欢迎，很多指挥官都反对把非战争行动与本义上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在霍尔德的身后，“陆军中已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把非战争行动区分出来单独对待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他们认为，如果把“非战争军事行动”写入基本条令，将会冲淡军队的尚武特征，还可能导致军队行动的混乱。事情走到这一步，弗兰克斯将军的革命归于流产就不可避免了。在后一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哈佐格将军授意下，霍尔德将军和98年版《作战纲要》的修订小组，以“一组单一的原则涵盖陆军所有类型的军事行动”为基调，终于对新纲要做出了重大修正。他们的做法是不再区分非战争行动与一般军事行动，只是将作战行动划分为：进攻、防御、稳定、支援四种类型，把原本已归到非战争行动里的救援、维和等任务，重又装回作战行动的老套，以使其能纳入统一的作战原则之下，而对“全维作战”的概念则干脆放弃[28]。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正本清源、删繁就简的举动。而实际上，这是一次美国版的买椟还珠。因为修订后的新纲要，在消除尚未成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所带来的理论混乱的同时，也顺手遗弃了他们不经意间采摘的颇有价值的思想果实。看来在跳进一步退两步的舞蹈时，所有的民族都无师自通。

    不过，指出美国陆军的短视，并不等于说“全维作战”理论已无可指摘。刚好相反，这一理论从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两方面都存有显而易见的缺陷。诚然，“全维作战”已比此前任何军事理论对作战领域与方式的认识都宽泛了许多，但就其本质来看，依旧没有脱逸出“军事”的范畴，比如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非军事战争行动”这一比军事性战争行动含义更广泛、起码可以与其并驾齐驱的作战领域和方式，就被排除在了美国军人的视野之外——可恰恰正是这一大片领域才是未来军人们和政治家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因而也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维”。更何况“全维”一词在美国陆军那里，还没理清究竟是指几何学上的空间维度，还是与战争相关的各种要素，亦或是二者兼指。就是说，它还处在语焉不详、混沌不清的状态。而如果理不清全维是指什么，各维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当然便无法充分展开这一原本极富潜力的概念。 事实上，没有人能在360度立体空间加时间再加其它非物理要素的全维度上展开一场战争，任何具体的战争总会有所侧重，总是在有限的维度中展开，又总是在有限的维度中结束。唯一不同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军事行动将不再是战争的全部，而只是全维中的一维，甚至加上弗兰克斯将军提出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也还其不上是全维。只有再加上除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非军事战争行动”，才可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全维作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想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的所有美军军事理论研究中，都不曾出现过[29]。尽管“非战争军事行动”、“全维作战”这些充满创见的概念，已经相当逼近从军事技术革命开始的军事思想革命，可以说，它已经来到了崎岖山路的最后一块悬岩之下，距离大彻大悟的峰巅还有一步之遥。但就在这里，美国人停了下来，一向在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两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美国兔子，开始在这里发出沉重的喘息。无论海湾战后沙利文或弗兰克斯们在多少篇军事论文中发出“兔子跑吧”的呼唤，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乌龟都甩在它的后面。

    现在，或许该是伦奈·亨利中校[30]这些对别国的军事革命能力提出质疑的美国人扪心自问的时候了：

    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