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城新时代洗浴5楼:24堂财富课:陈志武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下)

24堂财富课:陈志武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下)

第33节：全球化下的创业机会(3)

　　陈笛：“在学校，我们老师讨论到全球化跨国贸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外贸，特别是把衣服制作、商品制造都外包到中国、印度后，使美国相应的行业失去许多工作机会，比如，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制衣店、成衣店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全球化对美国不一定有好处。”
　　“从表面看，好像美国的制造业的确在失去许多就业机会。比如，我们以前住过四年的俄亥俄州，那里曾经是美国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基地之一，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都有一些制造厂。可是，在过去十几年，这些制造厂相继关门，都往中国的东北、浙江、江苏迁移。结果，俄亥俄州许多工人失业了，直到今年总统选举，还是哪个候选人反对全球化国际贸易，哪个候选人在俄亥俄州就能赢，因为这涉及到许多俄亥俄州人的饭碗问题。原来那些制造业的老板，现在基本都转变成了机械制造品的国际贸易商。”
　　陈笛：“其实，我觉得这种跨国贸易安排对美国社会非常有好处。对俄亥俄州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失去了工作，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更多的美国人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汽车和配件。比如，像刘向的个性化衬衣只要55美元到80美元，而有的不是量身定做的成衣还要120美元一件，所以，有了刘向的公司以后，更多美国人不是可以付更少的钱，就能买到更合身、式样更有个性的衬衣了吗？这些节省下来的钱不是可以让美国人用同样的收入买到更多的东西吗？所以，国际贸易好不好，要看对美国社会总体的影响如何，不能只根据对部分群体的影响下结论。”
　　“当然，问题还不只在美国。在中国方面，也有很多人抱怨、反对全球化。好像参与全球贸易的各国，都在说自己从国际贸易中吃亏了，世界上的事有时真好玩。中国方面的抱怨是，卖出去的东西太便宜了。比如说，一件衬衣在美国可以卖55美元，而中国的制衣厂才拿15美元，所以他们觉得，这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剥削。特别是，有人计算了一下，要8亿件衬衣的利润才能够买一架波音飞机。”

　　第34节：全球化下的创业机会(4)

　　陈笛：“这种指责站不住脚。如果说美国方面抱怨这种贸易，是因为美国丢掉了工作机会，那么，中国不就是得到了这些就业机会吗？其实，我觉得，不能以这些衬衣在美国能卖多少钱，来看中国制衣厂得到的收入是多还是少，而是应该以在中国当地同样的衣服能卖多少钱为标准，也就是以中国本地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为参照标准。因为如果没有跨国贸易，中国的制衣厂甚至无法得到美国的价格。”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以前，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觉得商人创造价值。很多人总认为，只有生产东西的活动才创造价值。那么，如果国际贸易商只是把东西从中国运到美国，这中间没有多生产出任何衣服或者机械品，也能够赚钱，那不是在不劳而获、在剥削吗？他们创造价值吗？”
　　陈笛：“我认为他们也在创造价值，甚至是很高的价值。比如，刘向的公司，实际上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也直接让中国工人和工厂的收入更高些。在美国这边，美国人付出更低的价格，就可买到同样或者更好、更合身的衬衣，这实际上给美国家庭带来更高的真实收入。所以，中美两方的老百姓都受益，这就是刘向所创造的价值。结果是，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刘向的公司三方面都赢。”

　　第35节：杰克在中国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1)

　　13．杰克在中国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
　　3月25日，回到家，我跟陈笛说：“今天，在耶鲁管理学院，有一位叫杰克（Jack Perkowski）的先生来演讲，题目是《管理巨龙：我是怎样在中国创建亿万美元公司的？》。杰克是我的老朋友，他一句中文也不会，但是，自1993年至今，一直生活在中国，住在北京。这些年，他致力于创建‘亚新科工业公司’，公司去年销售收入5亿美元，他自己的财富也早超过几亿美元了，真了不起！”
　　陈笛：“他不懂中文，怎么能在中国工作、生活呢？”
　　“杰克的家境再普通不过了。他爷爷于1900年从波兰移民到美国的匹兹堡，做煤矿工人，父亲原来在匹兹堡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当工人，母亲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做普通接线员，父母都没上过大学。杰克在匹兹堡上的中学很一般。他喜欢橄榄球，在中学橄榄球队打得很出色。所以，他1965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大学录取，并拿到耶鲁的橄榄球奖学金。他能进入耶鲁读书，对于他们家来说，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杰克从耶鲁毕业后，去了华尔街的一家叫‘Morgan Guarantee’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摩根大通银行，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71年他又去哈佛商学院读MBA，学习工商管理。”
　　陈笛：“他读完耶鲁后，为什么还要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呢？”
　　“在耶鲁读的是大学本科，你知道，耶鲁本科教育是注重全方位的基础教育，也就是所谓的通识教育，而不是教学生具体的谋生技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耶鲁毕业生，工作一两年后，再去哈佛读MBA，把耶鲁、哈佛的光都沾上。”
　　陈笛：“那么，杰克读完MBA后，去了哪里？”
　　“还是回到华尔街，去了一家叫‘Paine Webber’的证券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现在已被并到瑞士银行了，当时是一个很出色的华尔街公司。他在那家公司的投资银行部工作，简单说，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需要资金的企业融到资金。
　　“到1990年，杰克41岁，已经有了19年华尔街投资银行经历。这个时候的杰克已经赚了很多钱，身价早已超过数百万美元，他的财富已经是他父母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吃住行，过任何正常人的生活，对杰克来说，已经不是问题。到这个时候，也就是人到中年了，杰克开始想：我下半辈子要做什么？显然不只是要赚钱。他想，上半辈子的工作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积累经验，但下半辈子必须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
　　“1990年10月，杰克跟他的朋友比尔一起，启程去香港，开始他的第一次亚洲行。他们去干什么呢？去之前，他们订出一份很简单的商业计划：既然亚洲占世界人口40%，发展潜力当然最大，所以，发财机会也自然在那里。另外，他们想，美国和欧洲的平均年龄接近40岁，而亚洲的平均年龄30岁不到；不是说，一般的社会都是老年人存钱、年轻人花钱吗？如果真是这样，年轻人比例很高的亚洲社会不就有很多的消费需求，那不就有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吗？——虽然后来他们发现真实的亚洲社会不喜欢消费，而更喜欢存钱，不过他们当时真的是这么想。事后看，当时的他们是多么天真。带着这些想法和满腔热情，他们去了香港。
　　“到香港之后，他们发现人们都在谈论中国大陆的机会是如何如何好，这一点让他们又很吃惊，因为他们在美国时很少听人谈到中国大陆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在1990年，情况的确不一样。

　　第36节：杰克在中国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2)

　　“他们起初没打算去中国大陆，但是，在香港听到这么多人谈到中国大陆的商业机会是多么多么好之后，他们忍不住坐着火车到香港跟深圳交界的地方，站在香港那边的山上，向中国大陆境内遥望了一个小时，那次遥望的确增加了他们的好奇，也让他们更想去中国大陆试试。”
　　陈笛：“看来，杰克的中国经历很有戏剧性，我原以为人的生活历程更多是经过仔细思考、计划的。或许，这种没有计划的生活更有意思？”
　　“1990年底，杰克回到纽约，接下来的一年又去过香港几次。最后，他感到，如果要在香港发展，就必须身在其中；假如人在美国，很难感受到并抓住机会。就这样，1992年，杰克打起家当，搬到香港。这一年他也平生第一次到了中国大陆，因为听到这么多人谈论中国的机会后，他实在坐不住了。一开始，他家在香港，但有时飞去大陆。这十几年里，他到过中国五十几个城市。
　　“杰克知道，自己的强项是投资银行，有许多投资者网络和资金来源，而中国的发展又需要很多资本，这两者合在一起必定是极好的组合，只是他不知道哪些行业、哪些项目最有前景。
　　“当然，杰克可以组建一个投资基金，把钱分投到许多行业的众多项目上，这样可以分散风险。可是，杰克觉得这样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认为，如果分散到太多行业，那么，不管在单个行业里的投资有多少，他照样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去分析、跟踪那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要做很多的研究投入。关注的行业多了，弄不好，到最后他可能对任何行业都不了解。于是，他决定集中在一个行业投，通过在那个行业投资许多公司，最终让自己成为那个行业的龙头控股公司。”
　　陈笛：“问题是，如果集中一个行业，万一对那个行业判断错误，或者那个行业出现问题，他的基金不就难以做下去了吗？这种单一行业的投资商业模式，风险也很大。”
　　“所以，行业的选择非常关键。1992年年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杰克应邀参加《欧洲货币》在上海组织的一次会议，那也是杰克第二次前往中国大陆。那时他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去进行重点投资的中国行业，在那次会议上，德国大众汽车一位高管的报告让他很兴奋。那位德国经理说，他们非常看好中国的轿车市场，认为中国正在增长的中产阶层会带来巨大的汽车需求，德国大众的未来收入增长应该主要来自中国的国内市场。等到这位经理讲完，进入互动环节，一位听众问，‘大众汽车在中国扩大生产和销售的最大挑战是什么？’那位德国经理回答说，‘最大的问题是保证高质量汽车零部件的供应’。这下好了，杰克的商业灵感就有了，‘我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甚至要成为全球最大的零部件商！’

　　第37节：杰克在中国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3)

　　“就这样，1993 年初，杰克选定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其集中投资的领域。1993 年前 9 个月，他和团队走访了 40 座城市里的 100 多家工厂。亚新科集团于 1994 年 2 月正式成立，首期从境外融资1.5亿美元。在1994至1997年间，共建立 11 家合资公司，其中对几家核心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控股收购也在这一时期完成。
　　“到今天，共有17家零部件生产基地，分布在中国的湖南、安徽、四川、湖北、江苏、广东、山西、北京和黑龙江，也有了55个销售网点，包括一些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网点。他们的发展战略是，先在中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发展中国境内的市场，然后将销售网扩大到全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行动者。”
　　陈笛：“他们为什么把生产基地分散到这么多省份，这不是会增加管理成本吗？”
　　“是有这个问题。但好处是，由于销售市场遍及全国，甚至也到国外，不同地方生产，不是也能就地销售、减少运输成本吗？再者，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铁路网络很发达，异地运输不是问题，运输成本也下降了很多，这些已把中国各省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缩短。正因为这些交通运输技术及手机等通信技术的进步，不仅各省、甚至各国的工厂和销售办公室都能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公司，而且全球化也早已从一个概念变成了非常可行的现实。这些新现实，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机会，以及更加出奇的人生体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妈妈要你学好中文了吧？”

　　第38节：尹明善先生主宰命运的故事(1)

　　（14）尹明善先生主宰命运的故事
　　“陈笛，这次我们去重庆，见到尹明善先生，参观了他的力帆摩托、力帆汽车车间，非常有意思。尹先生今年71岁，创业使他成为亿万富翁。”
　　陈笛：“他是怎么创业的呢？”
　　“1992年，他54岁时才开始创业进入摩托车制造业。他的公司创立不到17年，如今年销售额超过了100亿。他那么晚创业，也能这么成功，本身意义就很大，起码说明创业不只是年轻人的事。
　　“尹先生做过工厂英语资料译员、重庆广播电视大学英语教师、重庆出版社编辑。1985年底，他创办重庆长江书刊公司，是重庆最早的书商，也小有成就。1991年，尹先生听一位摩托车厂的朋友说，他们工厂每月从河南买几百台发动机，价格高但质量一般，而本地的大厂又不愿把发动机卖给小摩托车厂。1992年，看到商机的尹先生跟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共凑了20万元，在重庆郊区农村租了个不到40平米的房间做车间，成立‘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力帆集团前身，开始制造摩托车配件。做了一年配件后，尹先生发现利润很薄，只够持平。有一次去重庆大摩托车企业——建设集团的维修部，他发现，如果把摩托车发动机配件买来，成本是1400元，组装了再卖出去，能卖到1998元，有近600元毛利，远比造配件赚钱，这是连建设集团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陈笛：“从配件到整机，利润差别为什么会这么大？难道成本结构不同？”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关键在于整机是摩托车消费者看到的，整机有品牌效应在里面，而那些配件埋没在整机之中，用户可能根本不知道、也不一定在乎配件是谁制造的，配件制造商成了‘无名英雄’，他们很难加进品牌溢价，也就没有什么利润了。换个角度讲，因为配件品牌不重要，谁做都行，而整机是消费者看到的，品牌很重要，是信不信得过的关键，所以，利润就会高。在整个制造链上，谁离终端消费者越近，谁的利润越高。”
　　陈笛：“既然这样，为什么那些化工厂、配件厂自己不去开发品牌，也赚品牌的钱呢？”
　　“这是一个困扰许多中国公司的问题。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在中国，保护商标、品牌或者其他无形资产的法治架构没到位。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意识里，人们历来不认为品牌有多重要，不认为无形资产值什么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没有人愿意在品牌、无形资产上进行投资。二是，即使在美国，也有化工厂选择只为那些化妆品公司外包效劳，它们将自身定位在外包业务上，专门为多家化妆品公司提供外包制造服务，从规模上制胜。最后，就是品牌的建立和维护，需要花钱做广告，做形象设计等等，这些需要很多资金支持。在中国，主要的社会资金存在国有银行里，而国有银行又主要为国企服务，那些民营企业、个人创业的企业很难得到足够的资金。”

　　第39节：尹明善先生主宰命运的故事(2)

　　陈笛：“那么，尹先生又是怎么走出来的，他怎么克服品牌的挑战？”
　　“1993年，他开始组装、销售发动机，一年内就尝到500万利润的甜头，当时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认识到整机和配件的这种定价差别之后，一方面，尹先生继续投资研发新的发动机，这让他成为国内发动机主要制造商之一；另一方面，他开始制造摩托车整车，因为毕竟发动机只是摩托车的部件之一，整车的利润才最高！到1998年，力帆摩托已经在全国销售，并开始尝试出口。
　　“对力帆品牌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是2000年8月，尹先生以5580万元买下寰岛足球俱乐部，将其改名为重庆力帆。尹先生说，‘力帆在买足球俱乐部之前，辛辛苦苦地干了八年，全国最多有2000万人知道，而且还主要是摩托车消费者。现在知道力帆的人至少有3亿，因为中国有3亿球迷。’
　　“尹先生的足球俱乐部还有另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他们引进了越南的头号球星黎玄德。2001年10月，黎玄德代表力帆俱乐部进了一个球，越南各报纸全面欢呼，产生极大的品牌效应！越南曾经是日本摩托车的天下，但力帆摩托不久就取得了越南市场的龙头地位。”

　　第40节：“无股权不富”

　　15．“无股权不富”
　　“以前，中国有句俗话说，‘无商不富’。这话说的有道理，只是传统的‘商’，最多只能带来小富。比如，搞异地贸易，从价格低的地方买货，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就像刘向，在中国制作衣服，然后到美国卖，一件能赚10到20美元的毛利，10万件衣服，才能赚100万到200万美元毛利。
　　“但中间成本很高，卖10万件衣服也不容易，去掉成本后，不会剩下多少利润。传统的餐饮业也如此。换句话说，卖东西、卖服务的传统商人，比一般工薪阶层赚的钱多，但只能成小富，成不了亿万富翁。”
　　陈笛：“那按你的意思，怎样才能成亿万富翁呢？”
　　“现在，中国的俗话‘无商不富’，应该改成‘无股权不富’，至少是无股权难以‘大富’。差别在哪里呢？传统商业的特点，都是卖产品、卖服务，赚当前的钱，得一天天去赚、去累积。但人的生命有限，每天的买卖赚得再多，一辈子也就这么多天，而且还有生病、节假日等等。
　　“但是，有了股权交易市场后，比如股票市场，财富增长的空间就彻底改变了。在正常情况下，股权价格是未来无穷多年利润预期的总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成功了，职业化的管理也到位，这个公司就具有经营下去的前景，拥有这个公司的股权，等于拥有了这种未来无限多年收入流的权利。
　　“当你卖掉这种股权时，等于在卖出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流，这就是为什么靠股权赚钱，远比靠传统商业赚钱来得快，财富规模来得大。你想，那些靠自己一天天累积利润，靠长寿来最大化个人财富的人，怎么能跟那些通过股权交易，将未来无限多年利润今天就变现的人比呢？后者获得的利润，不受自然人的寿命限制。”
　　陈笛：“你是说，这就是为什么盖茨、李彦宏、施正荣二十几、三十几岁能成为亿万富翁的原因？”
　　“是的。不过，自己创办职业化管理的公司，培植公司无限多年生存下去的能力，从而使股权具有极高价值，并不是实现‘股权致富’的唯一方式，办投资基金公司、做股票投资者也能做到这一点。
　　“比如，你在1926年用1万美元购买美国政府公债，然后将每年的利息加本金，再重新投入新的政府公债，到今年，就增长到79万美元，这数字不小了吧？可是如果从1926年开始，把这些钱年复一年地投到成长型小公司股票中，那1万美元今天就能增值到1.5亿美元了，你今天也就成了亿万富翁了！这个例子是根据真实数据得到的。你看，是投资高增长型股权，还是稳扎稳打地买国债或者存银行，最后的致富结果有天壤之别！
　　“所以，只要你专门挑选有增长前景的公司，不管它有没有有形资产，投资股票或者办股票投资基金，都可以让你享受到‘股权致富’的好处。相比之下，如果你投那些高红利收入型的公司股权，更像银行存款，只能慢步走，不是致富型，而是保值型的。高增长型公司才是股权致富的意义所在。”

　　第41节：你舅舅的餐馆如何升级商业模式？(1)

　　17．你舅舅的餐馆如何升级商业模式？
　　2008年8月8日晚，我们一家四口有幸参加了奥运会开幕式，期间天气非常热，下午5点前没吃饭就开始进场，但由于安全检查漫长，7点多才进入鸟巢。找到座位，我们又要在8点开幕前吃点东西，喝些饮料，为观看四个多小时的运动员入场式演出做好准备。于是，我们来到鸟巢二层的小卖部。
　　在那里一等就是45分钟，汗流浃背，看到前面的人半天都不动，服务一个顾客要花那么久的时间，大家怨声载道。直到7点55分才轮到我们点餐。
　　“陈笛，为什么他们服务得这么慢呢？如果让你来设计鸟巢的这些小卖部，你会怎样加快流程？”
　　陈笛：“今晚有16万左右的人，9万多观众，他们应该安排很多人在各小卖部工作，这样，才能加快服务。”
　　“可是，实际上，服务员已经很多。每组服务处有一个人专门收费、一个人专门拿饮料、一个人负责吃的、一个人负责爆米花，分工已经很细了。分工细化到这种程度，按理说流程速度已经达到最快。当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对世界制造业的贡献巨大，是他最先采用生产流水线技术，让站在流水线旁的每个工人专做一项业务，使‘各显其能’的原则发挥到极致，大大加快了总生产的速度。流水线技术，到今天差不多被应用到所有规模化生产、服务的领域，鸟巢小卖部的这种安排也是如此。”
　　陈笛：“那为什么他们还这么慢呢？”
　　“这就要看其他的设计了。比如，你看那点心单上有十几种选择，包括三明治、热狗、饼干、土豆片、面包、热饭等等，饮料单上也有十几种选择，包括可口可乐、雪碧、矿泉水、百威啤酒、青岛啤酒等等，还有几类酸奶。
　　“这么多的选择对消费者当然好，可以适应他们各自的个性化偏好，但问题是，这样一来，服务速度就下降很多，因为如果你把这些吃的、喝的等各种可能的组合放在一起，又要考虑到有的人买一种吃的，有的人买三四种吃的，这就有了几百种吃的、喝的、酸奶组合。”

　　第42节：你舅舅的餐馆如何升级商业模式？(2)

　　陈笛：“为了给顾客提供更多选择，这样做不是很好吗？”
　　“但是，当服务对象有十几万，而且时间这么急、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必须学会变通。大家来鸟巢是为了看开幕式，不是为了吃喝的品味，买吃的、喝的，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的需要。
　　“所以，他们应该事先设计好几种套餐，就像麦当劳一样，把几种吃的、喝的、酸奶组合都先放入袋子中。在这种规模化服务面前，只能靠减少选择空间来加快速度、实现规模化要求。
　　“这也是商业模式选择的问题。比如，你舅舅开了三家餐馆，从前年到现在，他每年都在往菜单上加新菜品种，现在的菜单上已经有六七十种选择。
　　“我跟你舅舅说，如果菜单这么长，他就永远不可能把餐馆做成规模化的公司，也就不可能靠公司股权价值的上升赚钱，而只能靠日复一日卖餐饮、收利润赚些小钱。
　　“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菜谱很长、很细，你就是以特色花样来定义商业模式，这就跟厨师的水平和能力连得很紧了，你就得找真正的好厨师。
　　“这样困难就来了：如果你要扩大到100家分店，怎么能找到100位好厨师？即使能找到，你又怎么保证他们做的菜是一样的呢？你要两三位厨师把菜做成味和色都一样，那也许能做到；或者，如果你的菜谱上只有两三样菜，要求100位厨师把这两三样菜做成一样的，那也能做到。但是，要100位厨师把六七十种菜都做成一样的，以此来保证公司产品质量的一致性，那就很难很难了。
　　“在餐馆分店扩张的同时，如果没办法保证各分店的菜基本都一致，那么，最后会毁掉公司的品牌。这就是为什么特色性、多选择是餐饮业规模化发展的敌人。实际上，即使能够让100位厨师通过训练确保做菜风格的一致性，在操作过程中要生产六七十种菜并保证质量，也很难管理，流程会太复杂！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成长前景方面，俏江南这些多选择性的餐饮企业远不如麦当劳、星巴克和永和大王。这就是你舅舅要改变商业模式的原因。
　　“他决定以10种左右最受欢迎的套餐为主，开连锁分店，而且是在一个城市中，集中在一个地方配料并将每种套餐做成九成熟，然后分送到各分店去销售。这样，厨师就集中在一起，保证产品质量一致。
　　“实际上，由于现在变成了快餐的模式，你舅舅的餐馆不再以菜的味道取胜，而是在保证基本特色的前提下，提供快速、方便的饮食服务。这样一来，开100家分店和开10家分店，差别不大，到处都可以送，不要请太多厨师，特别是不需要请出名的好厨师，方方面面的成本都能降低。并可以大大简化质量管理，简化做菜流程管理，使规模化扩张的空间达到最大。把餐馆做成公司，就变得可能了。”

　　第43节：家族企业如何接班？(1)

　　20．家族企业如何接班？
　　“陈笛，如果斑马公司将来成功，假如由我们从易博森先生手里把股权也接过来，等我退休，你会愿意接手掌管公司吗？”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一旦斑马公司成为我们家的企业，我是否愿意在将来接班？”
　　“是的。如果你要接的话，你将来就要学投资基金管理，也要学会如何管理企业。不过，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现在看，做基金管理是一种收入很高的职业，你帮客户理财投资，不仅赚基本的管理费，而且帮客户赚钱时，你还能参与分成，跟客户二八开。”
　　陈笛：“那是说，拿客户的钱去投资，每赚10块钱，我得2块、客户得8块？”
　　“对。特别是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富有，大家的钱会越来越多，这些钱往哪里投呢？总得找人帮他们做投资管理吧？所以，将来投资理财行业肯定前景极好，今天的基金管理公司日后增长机会一定非常多。”
　　陈笛：“不过，我还是想创业干点儿别的。可不可以这样，你晚些年退休，等我将来结婚生子，让我的儿子长大后接手你的公司？”
　　“那要等到猴年马月？”
　　陈笛：“你看，我现在14岁。假如我28岁生小孩，等他到30岁，那总共还有44年。也就是说，等你到90岁再退休！”

　　第44节：家族企业如何接班？(2)

　　“你说的倒好，妈妈可不会同意我那么晚才退休！那怎么办呢？关于家族企业的接班，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以前我们谈到，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父亲创业成功了，儿子接过来，十有八九会失败；即使儿子不失败，孙子辈也难保不会失败。所以，财富到了第三代就基本走向没落，这就是‘富不过三代’的诅咒。”
　　陈笛：“或许你可以先退休，但是在我儿子长大接手之前，我们继续拥有公司的股权，只是雇用一个能力强的人来管理公司的日常业务，由他们经营一些年，作为过渡期。这就像你上次讲的，说要吸收第三方机构投资者、基金公司成为斑马公司的股东，让他们能够监督斑马公司的运作，并在公司出现困难时出面帮助。所以，雇用外面的人来管理我们家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问题是，你雇用外面的职业经理人来帮你管理企业，怎么能保证他们能为你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呢？就像你以前看到Dunkin’ Donuts的员工做事无所谓一样，你付六个面包的钱，她给你十个面包！
　　“而如果是雇人来帮你管理整个公司的方方面面，你就更是把公司的资产以及未来都交给了别人，这样，你能放心吗？
　　“所以，在创业成功后，如何为家族企业找到既有能力、又信得过的接班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自己的后代或者亲戚接班，是可以解决好信任的问题，由于血缘关系是天生、没有选择的，子女就是子女，他们不会背叛你，会尽最大能力帮你把企业发扬光大下去。
　　“但是，问题也出在能力上。因为，虽然由子女接班解决了信任问题，可是，你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子女能力是最好、甚至是次好的呢？
　　“相比之下，如果在血缘关系之外去挑选职业经理人做你的代理人，选择的范围很大，完全可以根据能力挑选。因此这样做，在能力上不是问题，但在信任方面挑战极大，你很难保证他们总把你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问题’，或说‘委托代理问题’，你作为股东是委托方，聘用的职业管理者为代理人。”

　　第45节：家族企业如何接班？(3)

　　陈笛：“那么，综合而言，哪种安排更好呢？”
　　“答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诚信与法治环境。相对于家庭、家族而言的外部法治越不可靠、血缘关系外的诚信越差，代理人问题就越严重，由子女接班就更好，尽管这意味着企业未来活下去的概率总体不会太高。
　　“相反的，一个社会中，外部法治与诚信环境越好，通过契约安排规范代理人的行为就越可行，委托代理问题就越轻，那么，找血缘关系外的职业经理人接手管理公司就会越好。
　　“实际上，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在中国以及其他传统社会中，由于处理代理人问题的制度不发达，人们普遍把自家企业只交由后代接管。而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虽然许多创业成功者还是选择由子女接管企业，但更多人选择让企业股票上市，接着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
　　“在中国‘子承父业’和美国‘通过上市由陌生职业经理人接管企业’这两种模式之间，不同国家也推出过其他折中办法。
　　“比如，在日本，如果创始人认为他儿子无能力接管企业，或者儿子不愿意接管，那么，他会在公司年轻人中物色一个能力最强的小伙子，先把一个女儿嫁给他，婚满一年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正式收养为自己的儿子，让其改姓成为创始人的‘养子’。以后，就由这个‘女婿养子’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并正式掌管企业。
　　“像日本松下集团自1918年创办后，第二任董事长松下正治是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女婿养子’，在后者于1973年退休时继位；三井集团成立于1673年，该家族企业一直是近代日本经济的支柱，历代掌门人中有几位是三井家族的‘女婿养子’，这无疑强化了三井集团的生命力，使其发扬光大三个多世纪至今。另一个例子是丰田汽车，创始人是丰田佐吉，19世纪末他在东京以机械纺织业起家，1936年才正式进入汽车制造业，他有亲生儿子，但是，丰田佐吉年长之后，选择将整个家业交由丰田利三郎掌控，丰田利三郎原名叫‘小山利三郎’，是丰田佐吉的‘女婿养子’。
　　“日本这种模式有三大好处。其一，继续利用‘家’的传统力量，围绕血缘进行延伸、扩大，毕竟‘女婿’加‘养子’要优于单纯的‘女婿’、‘养子’关系，因此，信任的基础被强化，由这样的‘女婿养子’接掌家族企业，背叛的概率会小，其可能产生的问题会低于把公司委托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去管。其次，把接班人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大，不只是在儿子中挑一个，而且可以在企业年轻人中更广泛地去物色，这当然更能保证接班人的能力。按三井家族一位掌门人的话说，‘我宁可要女儿而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选择我的儿子！’这句话概括了日本家族企业通过‘女婿养子’找继承人模式的精髓。第三，正因为可以到血缘之外找‘女婿养子’做接班人，也给现任掌门人的儿子带来竞争压力，让亲生儿子不至于因为家业必然是他们的而变得懒惰，逼着他们去奋发向上！这种压力下，即使家族企业最终由儿子接管，‘富不过三代’的概率也会低一些。”

　　第46节：用婚姻拓展商业(1)

　　21．用婚姻拓展商业
　　“上次，我们说，日本家族企业有时让‘女婿养子’接班，而且，这种企业的平均业绩最好。只是那样让做女儿的牺牲太多，好像女儿就成了实现家族企业传承的工具，父亲看上有出息的小伙子，管她喜不喜欢，必须为了家业而嫁给他。”
　　陈笛：“那真是贬低婚姻的价值，把爱情从婚姻中剥离得太多，使婚姻、家庭变得那么功利，似乎过于冷冰冰的。”
　　“但是，‘爱情’、‘浪漫’这些词只是到近代才更多跟‘婚姻’联系上，在西方社会如此，在中国以及其他传统社会，则更晚些。‘爱情’、‘浪漫’是到1920年左右才进入中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婚姻’跟这些现代词关系不大。温饱没解决的社会里，‘爱情’可能过于奢侈。以前，婚姻基本以利益为目的，是为了生存，被工具化。
　　“传统中国，婚姻主要是基本生存的需要，就是为了吃得饱些、穿得暖些。你的湖南奶奶，1932年作为童养媳嫁到爷爷家，那时她才9岁，本以为通过嫁人能脱离娘家的贫困，没想到嫁到爷爷家反而更贫困。你能想象，奶奶一辈子的生活有多浪漫了吧？她辛苦了那么多年！

　　第47节：用婚姻拓展商业(2)

　　“婚姻作为经济交易的手段，不只是在传统中国，过去全世界都如此。在个人层面，婚姻是‘养子防老’、经济互助目的的基础，也是农业生产单位的起点，对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婚姻也是很重要的促进增长的工具。日本企业主除为找接班人而去物色‘女婿养子’之外，婚姻经常是让企业做大、做强的手段。丰田汽车集团的成功过程中，丰田家族通过婚姻跟两位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鸠山一郎）和七家大财团攀上亲，包括三井家族、普利司通公司的石桥家族。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之间，通过掌门家族之间的联姻，形成了纠缠不清的家族网，这种广义家族网络就是生意网。最大的韩国家族企业——三星集团，是1938年由李秉哲创办，之后，他办起了韩国第一家糖厂、第一家毛纺织厂、世界规模最大的肥料厂。李秉哲通过让女儿嫁给另一韩国企业——LG半导体公司总裁，也就是LG集团总裁的弟弟，把韩国两大财团绑在一起。他们的子女、兄弟姐妹再通过联姻把其他财团、政客家族也带进网络。”
　　陈笛：“这样做能达到什么目的？”
　　“做企业，有两方面涉及到信任问题，一是公司股东请的管理人员、找的接班人是否信得过，也就是我们讲的代理人问题、接班问题；另一个就是在外面跟其他公司、个人做交易时是否信得过，你跟别的公司签约做生意，今天交了钱，对方明天是否卷款而逃？即使他们明天交货，所交的货是否质量可靠？有了亲戚关系，你多少能把他们锁定，使他们不会乱来；还有就是你需要融资借款时，他们能否信任你、把钱借给你？你的信任圈子有多大，将决定你的商业机会、发展机会有多大。联姻能扩大、强化你的信任圈。”
　　陈笛：“做买卖交易时，签好法律合同，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法治可靠、契约能得到法院的保障，如果外部金融市场也很发达，到银行凭你的项目前景就能借到资金，那么，这种靠婚姻拓展起来的生意网的确必要性不大，就像在美国，已经没有几个父母会用子女婚姻去扩大商业网络。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好像从来没有我认识的人这样做过，这说明法治发展、市场发展真能解放个人，给每个子女更多的个人自由，更多追求个人幸福的空间，而不是成为父母的交易工具。像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白人朋友，几年前娶了一位香港妻子，她家是香港最富的十大家族之一。他告诉我，其妻子的家规非常详细，规定子女后代只能‘门当户对’地娶媳妇、嫁人。按照那些家规，他当时的女朋友在整个香港能谈的对象不到十位，其他男生都不符合条件。还好，这位朋友是美国白人，不在家规管束的范围，有他的耶鲁大学学位，他们也就接受了。你看看，做富人家的子女，更没有自由吧？”
　　陈笛：“是不是越传统、法治越不可靠、诚信越差的社会里，以商业而联姻的情况就越多？”
　　“是的。比如泰国就是这样。整个泰国社会都清楚，通过联姻建立的商业网络对公司未来增长更有利。像泰国，法治差，人治为主，政治联姻对公司最好。商业联姻，对家族企业的其他股东也更好。这就是人们说的，亚洲社会很讲关系，没有关系就办不成事。那么，如何建立最牢靠的关系呢？‘血浓于水’，当然亲生子女的关系最近、最可靠。而除了血缘外，婚姻是其次最靠得住建立长久关系、长久信任的方式。按照这一思路，正因为传统社会里，婚姻的基础是利益交换，不是爱情，那么，传统社会里，离婚率就很低。为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格局，你不能以夫妻缺乏感情而离婚。离婚会打破太多的利益格局。”

　　第48节：中美家庭模式比较(1)

　　23．中美家庭模式比较
　　谈到商业模式，我们一般都将其跟企业公司连在一起，好像除了这些营利性人造组织之外，就不曾有过类似的东西。“公司”在西方出现于16世纪。在中国，“公司”是1860年代、洋务运动之初引进的，之前，商业组织基本是家庭、血缘体系的延伸，所以，“家”和“企业”总是连在一起。
　　再退一步看，实际上，“家”也是一种利益结盟体，而且是“公司”出现之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利益结盟形式，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感情需要，只是跟“公司”的自愿选择结盟相比，“家”结盟是天生的、非自愿选择的结果，只有“婚姻”这条延伸“家”的途径是可以选择的。“家”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实现人际资源共享、风险交换的组织，“家”利益最大化即是其终极目的。所以，许多关于“公司”的逻辑和理论，也可以用来理解“家”相对于社会的边界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家庭模式？又是什么因素主导家庭边界的变迁？
　　不同家庭模式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文化、社会结构以及其他结果。一天早晨，在开车送陈晓、陈笛上学的路上，我跟她们谈起“家庭代际模式”的话题。我问她们，中美社会的两种家庭模式，哪种更好。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第49节：中美家庭模式比较(2)

　　中国儒家的家庭理想中，父母生儿育女，是“养子防老”，是为了给可能出现的病残、意外损失保险，所以，养育儿女是一种投资；儿女长大后，必须无条件地“孝敬”、回报长辈，要在经济和精神上回报老人。而且，其所以“多子多福”，是因为这样能降低投资风险、增加回报的概率。“四世同堂”则是实现这种代际交易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三纲五常”则是保证这种交易能执行、减少违约风险的具体价值秩序，其他关于“光宗耀祖”、祭祖、家庙、祠庙等等文化和形象建筑，都是为了强化这些代际、家内交易契约的可执行性，让大家更愿意留在该交易体系中。通过这些价值体系和文化素质，儒家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必须履行的义务。所以，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以“孝敬回报”（payback）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强调的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而子女成年后不一定对长辈有明确的回报义务。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一旦他们生了小孩，就有义务把小孩照顾好、养大成人，有义务供他们上学、受教育。父母对后代的责任到小孩成年时结束，今天一般以小孩大学毕业为界，从此以后，后代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再指望父母了，而父母对他们也不再有任何义务了。
　　之后，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常来看望自己，但是，他们不会以道义强迫子女这样做；子女则可以选择常去看望父母，也可给予经济支持，实际上，许多美国子女也的确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父母很在乎跟子女的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以这种方式让子女从小就“恋家”、念父母。在财产继承权方面，父母可以通过遗嘱选择给谁多、给谁少，以这种方式引导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以及关注度等等。
　　所以，美国社会主张的是一种以“利益下传”（pass-down）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义务。正由于此，美国社会没有“三纲五常”这种压抑个人权利、抑制个人自由的文化体系，父母也用不着逼着子女时时刻刻都得听自己的话，喜欢父母是自愿的、是可以选择的。
　　一种模式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一种强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两种模式，哪种更好呢？陈晓说很难讲。陈笛说她更喜欢美国的家庭模式，这似乎不奇怪，因为这对她最有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都朝着美国这种模式逼近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家庭模式的逻辑，由于小孩在出生前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父母则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养育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如果在知道这种养育责任的前提下还是选择要生，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把责任主要压在父母的身上，是公正的，对父母、对后代都合理。虽然美国模式下子女没有照顾、爱护年老或病残父母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老人都没人管，因为这种模式下父母往往在子女年龄很小时就尽量与他们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通过经常性的度假、聚餐维持家庭感情，这样，长大后的子女还是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更何况政府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养老院，为每个人提供了最低养老保障。
　　相比之下，在儒家的家庭模式下，虽然子女在出生之前没有任何选择，但他们从小就受到“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约束，必须方方面面遵守这种秩序的规范，成为儒家家庭和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没有自我、没有个人身份，但却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孝敬”长辈、听从长辈的义务，而且，不管你年纪有多大了，这种听从长辈的义务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对被动地来到人世间的子女，这种束缚不公正，因为他们必须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