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红眼一觉在哪里领任务:秦基伟回忆录节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4:37:56
第五章 风雪祁连山
冰天雪地里的游击队
西路军在三道流沟同马家军激战十一天后，眼见待援无望，弹尽粮绝，徐向前总指挥再次组织突围，向祁连山里转移。三月十一日晨，我军从南柳沟突围，至梨园堡集结。十二日，马家军猛攻梨园堡地区。总部，加上我们那一砣，跟三十军一起行动。
到了祁连山口，就听到梨园堡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一会儿就听说，九军政委陈海松壮烈牺牲。这个消息，令全军将士黯然。陈海松是河南光山人，是四方面军著名战将，牺牲时才二十三岁。
陈海松牺牲了，九军也完了，没进祁连山就垮了，只有三十军还剩一点部队，约一千多人。不多时，敌人越过九军的防线，追上我们，于是又在梨园口摆开阵势。我们那个方向，就三十军一个团，也没几个人，顶着打。郑义斋部长要我把总部机关包括供给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这些人员仅有的武器全是手枪，没有步枪。手枪打完，还是老武器，用石头砸。我的老首长，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
梨园口战斗之后，逃出来的人就往祁连山里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没有了建制，没有指挥员，真成了散兵游勇。
我们进山的时候，李先念同志正等在山口上，他身边还有千把人。这时候才知道有个石窝会议。因部队局面无法维持，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脱离部队，回延安汇报。留下李先念、李特、徐向前、李卓然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进了祁连山，就悲惨了。地上两尺多厚的雪，树上几尺长的冰凌。冰天雪地，别说棉衣，单衣还是破的。打仗时拼命，觉不着冷。战斗停下来，就感到冻得要死。手一挨上石头就冻上了，再拿下来得粘掉一层皮。
进山后没走多远，遇到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李卓然和保卫局长曾传六，他们三人找我和红九军政治部民运部长何柱成同志谈话，把当前情况通报了一下，然后交给我们二十七个人，让我们组织游击队，我当队长，何柱成同志任政委。还给了几个伤员，一个是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另有几个团级干部。那二十七个人当中也多半是缠着绷带的。这样一支队伍让我怎么打游击啊？往哪里游，去击谁，全是未知数。张琴秋他们也是没办法，才把伤员交给我们。在祁连山里，根本见不着人影，连野菜也吃不上，也没个地图，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们饿着肚子光着膀子在雪山里转了一个礼拜，转得眼睛发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喇嘛庙，进去东翻西翻，翻出点大米，可稀饭还没煮好，敌人又找上来了，我急忙组织应战，让人保护熊厚发等同志先撤，我和几个轻伤员掩护。一仗下来，刚成立的游击队被打散了。拼死突出包围圈，我身边只剩下三个人。
身陷囹圄
西路军被打散之后，马步芳就在辖区内下了通告，逮住我们一个人，给多少多少钱。山里很少发现住有人家，但山沟里有淘金的，那些人也不知红军是好人还是坏人，但钱是好东西他们知道。冰天雪地里淘金不容易，他们就把红军当金淘，发现了就报告，领赏钱。这样一来，困难就更大了，盼见到人弄点吃的，可一见到人，行踪也就暴露了。
我们四个人又在山上转悠了两天。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我们几个人商议，意见很一致，都同意下山，与其饿死，不如闯闯试试，横是死，竖也是死，万一能闯过去，还可以活着干革命。
记不清是在祁连山的第几天晚上，我们带着武器，摸下了一条山沟。没走多长时间，就看见一处火光，大家顿时振奋起来，顾不上多想，甩腿下了沟底。
沟底是一家游牧民的棉帐篷，样子有点像蒙古包。我们进去时，只有一个男主人出来招呼。因为是少数民族，有很多禁忌，所以我们也不大好进去东看西看，这一家到底有几个人，是些什么人，都拿不准，这就留下了纰漏。
我们钻进去，连讲带比划，向主人说明了借他帐篷暖和一下，又掏出钱，买了一只羊，主人表现得还可以。语言不通，我们也很少交谈，他一边杀羊，我们就在一边烤火。帐篷里暖和得很，不多会羊肉炖出了味道，咕咕咚咚的香味直往鼻子钻，又暖和，又有肉香，就象进了天堂，我们都有些晕乎乎的了。
羊肉煮好后，我们不用教就学会了“手抓羊肉”。四个人围坐在火塘边，你扯一块，我撕一砣，一顿狼吞虎咽，转眼间一头整羊便找不到踪影了。
吃完了羊肉，天已经快亮了。冻饿了这么多天，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天堂”，谁也不想走，都想迷糊一会。我虽然也对这个帐篷难舍难分，但是知道此处绝不是久留之地。我连商量带命令，硬是把他们三个人催起来了。
岂料尽管我们有警觉，但还是迟了。刚刚钻出帐篷，周围的枪就响了，随即传来喊话声：“把枪放在地上，不要乱跑！”
抬头一看，天啊，一圈子都是马家军，帐篷已被包围了，枪全是冲天打的。看来，他们在此等待多时了，压根要抓活的。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想。敌人说不跑，可我哪能听他的。枪膛都是顶上火的，我们擎出来就打，边打边往山上跑。可是跑到山上，后面也是敌人，仍然不紧不慢地喝令我们交枪。在这种情况下，突围是不可能的了。我扫了一眼，另外三名同志也在看我。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抓活的，我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举起驳壳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枪膛里还有最后一颗子弹。
然而，就在我即将搂火之际，一位同志一头撞过来，把我撞了个趔趄，另外两个同志也扑过来，一边一个架住了我的胳膊。大家意见一致：无论如何咱们不能自杀，只要活着，还可以斗争，自杀就什么都完了。
同志们这样一说，我也觉得有道理。首先是活着，然后才能谈得上革命。这次被俘，未必就死。只要不死，总有办法。当时，我的枪已经被他们下了，想死也死不成了。就在瞬间的功夫，敌人已经涌到跟前，几十条枪对着我们。抓我们的时候要搜身，我反抗了一下，被抽了两鞭子。
抓我们的是马元海部的马禄旅。被押解的一路上，我琢磨，我们是夜晚下山的，敌人怎么知道得这么快？后悔进牧民帐篷时没有查清他家人数，一饿一冻，只顾温饱，放松了警惕。估计就是那家主人派人溜出去报了信，拿我们几个换洋钱了。我们被绑着双手，在沙漠和沼泽里走了一天多。
第二天到了一所兵营。
我们这几个人，都很乐观，没有那种打败仗的沮丧和阶下囚的恐惧，饭端上来，管他娘的，稀哩哗啦吃了一肚子。要杀要刮，随他的便。可是，一连等了几天，既不审讯，也没被杀头，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才知道，我们这次被抓，不幸中又有大幸。
马禄旅是马家军进攻西路军的一支重要部队，我们多次打过交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马禄旅在进攻我军时被我九军包围在锁阜堡，困了半个多月，差不多也弹尽粮绝。当时党中央有指示，要求多做马家军的统战工作。经过一再宣传，马禄表示愿意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我军于是网开一面，放了他六百多人一条生路。后来马禄在马家军的大趋势下，虽然又继续同我们作战，但有一条，不杀红军俘虏。如果我们是被其他的“马”抓去，那是定死无疑。马家军同西路军作战，伤亡很大，对红军的仇恨也大。“西安事变”后，我党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要他向马家军施加压力，不杀红军俘虏。马家军虽然表面上同意了，但下面的人照样杀，杀得一堆一堆的。
智斗马家军
不久，我们被层层送到了张掖，又从张掖送到凉州。凉州是西北一个有名的地方，唐朝诗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描写的就是这里的苍凉景象。我们在这里坐了四十多天牢。
审讯的时候问我身份，我回答是红军士兵。审讯人不信，说：“你是南方人，该是老共党。”
我说不是，南方人也有新当兵的，我是跟着别人才跑出来的。
问我为什么当红军，我回答说当兵吃粮，别的不为什么。
审讯的人见我说的没什么破绽也就相信了。可是后来出了个叛徒把我出卖了。他对敌人说“那个团长好凶嗅，过草地时又打人又骂人。
敌人又审讯我，说我不老实。我说：“老实说吧，我当过连长，但真的没当过团长。当连长时负伤了，后来就负责训练新兵。一大堆新兵在一起，嘴上叫新兵团，其实也没个委任状，怎么能算团长呢？”
我说得振振有词，敌人半信半疑，但也不再追问了。
没过多久，又出了个叛徒。他不供我是团长、师长，也不供我是总供给部的处长、梯队长，而供我是徐向前手下的参谋。
这一下可不得了，在马家军的眼里，总指挥部的参谋那是高参。这以后，连看守都喊我“秦参谋”。
虽然当了阶下囚，但当时国共合作呼声正高，加上马禄同红军多少有点默契，所以没怎么折磨我们。有些审讯都是象征性的。对我们的行为也有些睁只眼闭只眼的意思，所以我们吃的苦头并不多。
当然，伙食很糟糕。一天两顿饭。吃什么呢？打下的小麦简单地碾一下，鼓皮子也不筛掉，放点盐巴，煮成稀饭。一人一个大土钵子，每顿饭一钵子，像喂猪。
住了几天牢，环境适应了，我们的革命工作也开始了。
当时住在一个狱里的有徐立清、方强、卜盛光等人，我们利用放风晒太阳的机会，经常凑在一起商议。后来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徐立清牵头。
支部工作的重心就是两条：第一，就是做好牺牲的准备。死，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但要死也得死出个红军姿态。一旦敌人杀我们，要昂首挺胸喊口号，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不能装孬。要让群众看见我们的形象。等将来红军打回来，就会知道，某年某月某日，马家军在这里杀了红军的人，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怎样就义的。第二，如果敌人暂时不杀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带领大家逃跑，逃出之后，能找到部队更好，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队伍扩大了，再去寻找主力。
以后又出了个大叛徒，这个人当过三十军的参谋长。
有一天，马家军把我们全体囚犯集合在大操场排队，让这个叛徒来认，谁是红军指挥员。由于我们支部的几名成员都不是三十军的，与他不认识，因而没被他认出来。这个无耻之徒还发表了一通讲话，内容不外是反对共产党，拥护国民党那一套，要我们“换脑子”。这以后，就经常有军官陪着叛徒到牢房里转悠，吆喝：“脑子换过来没有？”
南方话的“脑子”和“老子”发音差不多，所以我们也不含糊，连讽刺带挖苦，说：“你老子好好的，不用换！”或者说：“妈的个不孝东西，老子一穷，就要换呵！”
监狱虽然是马家军的，但蒋介石的手也插得很深，常派政治教官来给我们上课，大讲什么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只能有一个主义，只能有一个军队，只能有一个领袖，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及委员长如何如何等等。还诬蔑说什么共产主义是外来货，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共产党应该取消，红军应该改编，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等等。对这一套，我们一般是不予理睬。有时我们还有组织地一起喊口号，把他轰下台。
我还记得，有个马家军的军官来给我们上政治课，开始是一问一答，他问我答。他问我共产党跟国民党比，谁有前途，我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上了一堂课。
我说了一通，他听得很服气。他又问我喜欢跟谁打，我说喜欢跟胡宗南打。
他反而愣住了，问为什么。
我说胡宗南是蒋的嫡系，武器好，缴过来管用。我猛给他吹一通，吹得他五体投地，临走时还竖起了大姆指，说我要是在国民党里，可以当将军。狱中生活，有苦有难也有乐。只要意志坚强，信心饱满，则可乐在其中。在凉州坐了四十多天牢，又把我们往兰州押送。兰州驻军不是马家军，而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到了兰州，住在市东一所兵营里，临近黄河，挨着一个飞机场(即现在兰州军区空军所在地)。
那时人就多了，一千多囚犯，早晨出操，白天修马路，看管得很严。
十多天之后，延安派了代表张文彬同志来给我们讲话，讲统一战线，讲国共合作。并说已经跟国民党达成协议，要放我们出去抗日，目前正在办手续，让我们耐心等待。当时，大家的激动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冰天雪地里的游击队
西路军在三道流沟同马家军激战十一天后，眼见待援无望，弹尽粮绝，徐向前总指挥再次组织突围，向祁连山里转移。三月十一日晨，我军从南柳沟突围，至梨园堡集结。十二日，马家军猛攻梨园堡地区。总部，加上我们那一砣，跟三十军一起行动。
到了祁连山口，就听到梨园堡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一会儿就听说，九军政委陈海松壮烈牺牲。这个消息，令全军将士黯然。陈海松是河南光山人，是四方面军著名战将，牺牲时才二十三岁。
陈海松牺牲了，九军也完了，没进祁连山就垮了，只有三十军还剩一点部队，约一千多人。不多时，敌人越过九军的防线，追上我们，于是又在梨园口摆开阵势。我们那个方向，就三十军一个团，也没几个人，顶着打。郑义斋部长要我把总部机关包括供给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这些人员仅有的武器全是手枪，没有步枪。手枪打完，还是老武器，用石头砸。我的老首长，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
梨园口战斗之后，逃出来的人就往祁连山里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没有了建制，没有指挥员，真成了散兵游勇。
我们进山的时候，李先念同志正等在山口上，他身边还有千把人。这时候才知道有个石窝会议。因部队局面无法维持，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脱离部队，回延安汇报。留下李先念、李特、徐向前、李卓然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进了祁连山，就悲惨了。地上两尺多厚的雪，树上几尺长的冰凌。冰天雪地，别说棉衣，单衣还是破的。打仗时拼命，觉不着冷。战斗停下来，就感到冻得要死。手一挨上石头就冻上了，再拿下来得粘掉一层皮。
进山后没走多远，遇到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李卓然和保卫局长曾传六，他们三人找我和红九军政治部民运部长何柱成同志谈话，把当前情况通报了一下，然后交给我们二十七个人，让我们组织游击队，我当队长，何柱成同志任政委。还给了几个伤员，一个是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另有几个团级干部。那二十七个人当中也多半是缠着绷带的。这样一支队伍让我怎么打游击啊？往哪里游，去击谁，全是未知数。张琴秋他们也是没办法，才把伤员交给我们。在祁连山里，根本见不着人影，连野菜也吃不上，也没个地图，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们饿着肚子光着膀子在雪山里转了一个礼拜，转得眼睛发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喇嘛庙，进去东翻西翻，翻出点大米，可稀饭还没煮好，敌人又找上来了，我急忙组织应战，让人保护熊厚发等同志先撤，我和几个轻伤员掩护。一仗下来，刚成立的游击队被打散了。拼死突出包围圈，我身边只剩下三个人。
身陷囹圄
西路军被打散之后，马步芳就在辖区内下了通告，逮住我们一个人，给多少多少钱。山里很少发现住有人家，但山沟里有淘金的，那些人也不知红军是好人还是坏人，但钱是好东西他们知道。冰天雪地里淘金不容易，他们就把红军当金淘，发现了就报告，领赏钱。这样一来，困难就更大了，盼见到人弄点吃的，可一见到人，行踪也就暴露了。
我们四个人又在山上转悠了两天。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我们几个人商议，意见很一致，都同意下山，与其饿死，不如闯闯试试，横是死，竖也是死，万一能闯过去，还可以活着干革命。
记不清是在祁连山的第几天晚上，我们带着武器，摸下了一条山沟。没走多长时间，就看见一处火光，大家顿时振奋起来，顾不上多想，甩腿下了沟底。
沟底是一家游牧民的棉帐篷，样子有点像蒙古包。我们进去时，只有一个男主人出来招呼。因为是少数民族，有很多禁忌，所以我们也不大好进去东看西看，这一家到底有几个人，是些什么人，都拿不准，这就留下了纰漏。
我们钻进去，连讲带比划，向主人说明了借他帐篷暖和一下，又掏出钱，买了一只羊，主人表现得还可以。语言不通，我们也很少交谈，他一边杀羊，我们就在一边烤火。帐篷里暖和得很，不多会羊肉炖出了味道，咕咕咚咚的香味直往鼻子钻，又暖和，又有肉香，就象进了天堂，我们都有些晕乎乎的了。
羊肉煮好后，我们不用教就学会了“手抓羊肉”。四个人围坐在火塘边，你扯一块，我撕一砣，一顿狼吞虎咽，转眼间一头整羊便找不到踪影了。
吃完了羊肉，天已经快亮了。冻饿了这么多天，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天堂”，谁也不想走，都想迷糊一会。我虽然也对这个帐篷难舍难分，但是知道此处绝不是久留之地。我连商量带命令，硬是把他们三个人催起来了。
岂料尽管我们有警觉，但还是迟了。刚刚钻出帐篷，周围的枪就响了，随即传来喊话声：“把枪放在地上，不要乱跑！”
抬头一看，天啊，一圈子都是马家军，帐篷已被包围了，枪全是冲天打的。看来，他们在此等待多时了，压根要抓活的。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想。敌人说不跑，可我哪能听他的。枪膛都是顶上火的，我们擎出来就打，边打边往山上跑。可是跑到山上，后面也是敌人，仍然不紧不慢地喝令我们交枪。在这种情况下，突围是不可能的了。我扫了一眼，另外三名同志也在看我。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抓活的，我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举起驳壳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枪膛里还有最后一颗子弹。
然而，就在我即将搂火之际，一位同志一头撞过来，把我撞了个趔趄，另外两个同志也扑过来，一边一个架住了我的胳膊。大家意见一致：无论如何咱们不能自杀，只要活着，还可以斗争，自杀就什么都完了。
同志们这样一说，我也觉得有道理。首先是活着，然后才能谈得上革命。这次被俘，未必就死。只要不死，总有办法。当时，我的枪已经被他们下了，想死也死不成了。就在瞬间的功夫，敌人已经涌到跟前，几十条枪对着我们。抓我们的时候要搜身，我反抗了一下，被抽了两鞭子。
抓我们的是马元海部的马禄旅。被押解的一路上，我琢磨，我们是夜晚下山的，敌人怎么知道得这么快？后悔进牧民帐篷时没有查清他家人数，一饿一冻，只顾温饱，放松了警惕。估计就是那家主人派人溜出去报了信，拿我们几个换洋钱了。我们被绑着双手，在沙漠和沼泽里走了一天多。
第二天到了一所兵营。
我们这几个人，都很乐观，没有那种打败仗的沮丧和阶下囚的恐惧，饭端上来，管他娘的，稀哩哗啦吃了一肚子。要杀要刮，随他的便。可是，一连等了几天，既不审讯，也没被杀头，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才知道，我们这次被抓，不幸中又有大幸。
马禄旅是马家军进攻西路军的一支重要部队，我们多次打过交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马禄旅在进攻我军时被我九军包围在锁阜堡，困了半个多月，差不多也弹尽粮绝。当时党中央有指示，要求多做马家军的统战工作。经过一再宣传，马禄表示愿意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我军于是网开一面，放了他六百多人一条生路。后来马禄在马家军的大趋势下，虽然又继续同我们作战，但有一条，不杀红军俘虏。如果我们是被其他的“马”抓去，那是定死无疑。马家军同西路军作战，伤亡很大，对红军的仇恨也大。“西安事变”后，我党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要他向马家军施加压力，不杀红军俘虏。马家军虽然表面上同意了，但下面的人照样杀，杀得一堆一堆的。
智斗马家军
不久，我们被层层送到了张掖，又从张掖送到凉州。凉州是西北一个有名的地方，唐朝诗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描写的就是这里的苍凉景象。我们在这里坐了四十多天牢。
审讯的时候问我身份，我回答是红军士兵。审讯人不信，说：“你是南方人，该是老共党。”
我说不是，南方人也有新当兵的，我是跟着别人才跑出来的。
问我为什么当红军，我回答说当兵吃粮，别的不为什么。
审讯的人见我说的没什么破绽也就相信了。可是后来出了个叛徒把我出卖了。他对敌人说“那个团长好凶嗅，过草地时又打人又骂人。
敌人又审讯我，说我不老实。我说：“老实说吧，我当过连长，但真的没当过团长。当连长时负伤了，后来就负责训练新兵。一大堆新兵在一起，嘴上叫新兵团，其实也没个委任状，怎么能算团长呢？”
我说得振振有词，敌人半信半疑，但也不再追问了。
没过多久，又出了个叛徒。他不供我是团长、师长，也不供我是总供给部的处长、梯队长，而供我是徐向前手下的参谋。
这一下可不得了，在马家军的眼里，总指挥部的参谋那是高参。这以后，连看守都喊我“秦参谋”。
虽然当了阶下囚，但当时国共合作呼声正高，加上马禄同红军多少有点默契，所以没怎么折磨我们。有些审讯都是象征性的。对我们的行为也有些睁只眼闭只眼的意思，所以我们吃的苦头并不多。
当然，伙食很糟糕。一天两顿饭。吃什么呢？打下的小麦简单地碾一下，鼓皮子也不筛掉，放点盐巴，煮成稀饭。一人一个大土钵子，每顿饭一钵子，像喂猪。
住了几天牢，环境适应了，我们的革命工作也开始了。
当时住在一个狱里的有徐立清、方强、卜盛光等人，我们利用放风晒太阳的机会，经常凑在一起商议。后来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徐立清牵头。
支部工作的重心就是两条：第一，就是做好牺牲的准备。死，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但要死也得死出个红军姿态。一旦敌人杀我们，要昂首挺胸喊口号，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不能装孬。要让群众看见我们的形象。等将来红军打回来，就会知道，某年某月某日，马家军在这里杀了红军的人，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怎样就义的。第二，如果敌人暂时不杀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带领大家逃跑，逃出之后，能找到部队更好，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队伍扩大了，再去寻找主力。
以后又出了个大叛徒，这个人当过三十军的参谋长。
有一天，马家军把我们全体囚犯集合在大操场排队，让这个叛徒来认，谁是红军指挥员。由于我们支部的几名成员都不是三十军的，与他不认识，因而没被他认出来。这个无耻之徒还发表了一通讲话，内容不外是反对共产党，拥护国民党那一套，要我们“换脑子”。这以后，就经常有军官陪着叛徒到牢房里转悠，吆喝：“脑子换过来没有？”
南方话的“脑子”和“老子”发音差不多，所以我们也不含糊，连讽刺带挖苦，说：“你老子好好的，不用换！”或者说：“妈的个不孝东西，老子一穷，就要换呵！”
监狱虽然是马家军的，但蒋介石的手也插得很深，常派政治教官来给我们上课，大讲什么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只能有一个主义，只能有一个军队，只能有一个领袖，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及委员长如何如何等等。还诬蔑说什么共产主义是外来货，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共产党应该取消，红军应该改编，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等等。对这一套，我们一般是不予理睬。有时我们还有组织地一起喊口号，把他轰下台。
我还记得，有个马家军的军官来给我们上政治课，开始是一问一答，他问我答。他问我共产党跟国民党比，谁有前途，我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上了一堂课。
我说了一通，他听得很服气。他又问我喜欢跟谁打，我说喜欢跟胡宗南打。
他反而愣住了，问为什么。
我说胡宗南是蒋的嫡系，武器好，缴过来管用。我猛给他吹一通，吹得他五体投地，临走时还竖起了大姆指，说我要是在国民党里，可以当将军。狱中生活，有苦有难也有乐。只要意志坚强，信心饱满，则可乐在其中。在凉州坐了四十多天牢，又把我们往兰州押送。兰州驻军不是马家军，而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到了兰州，住在市东一所兵营里，临近黄河，挨着一个飞机场(即现在兰州军区空军所在地)。
那时人就多了，一千多囚犯，早晨出操，白天修马路，看管得很严。
十多天之后，延安派了代表张文彬同志来给我们讲话，讲统一战线，讲国共合作。并说已经跟国民党达成协议，要放我们出去抗日，目前正在办手续，让我们耐心等待。当时，大家的激动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