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存包怎么收费:《旅欧周刊》

法国华侨协会

旅居法国华侨的互助合作机构。1919年8月31日成立于巴黎。宗旨是：组织华侨公共机关；采取协会分工协作的制度；合作消费；举办或支助各种公益事业。新购房屋一所，价值约5万余法郎，内设办公室、讲演室、图书馆、俱乐部、商品陈列所、公用电话、车具，并提供廉价的印刷、照相、宿舍、船位等。所办理的事项包括：联络在法侨民团体和中法人士， 改善侨民境遇，普及华工教育，安置华人职业，介绍华人赴法，促进中法学术和实业交流等。设干事会和评议会。经费靠各团体及个人捐。*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旅法华工总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旅欧周刊》社、《旅欧杂志》社、《华工杂志》社、《华工旬报》社等机关，均设在该协会内。待业学生亦多暂住其中。会址位于巴黎西北郊哥伦布村（39，rue de la Pointe,La Garene Colombes (Seine)）。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1916年冬⑴，蔡元培来到北大。蔡是清末的一位翰林，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做教育总长，国民党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国。蔡到校不久，宣布他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等等，这在当时发生过一些进步作用。他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来以后，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是《新青年》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1917年初，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也聘请了鲁迅、钱玄同、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以及以后的李四光、顾任光等这些当时所谓“新人”来校任教。还扩建藏书楼为图书馆，聘请了章士钊做图书馆主任。章不久即辞职，推副主任李大钊代替。李大钊是日本留学生，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办反袁的《甲寅杂志》(即“老虎报”)，李大钊和陈独秀都经常在《甲寅》上面写文章。陈独秀以后又在上海办《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鲁迅当时经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大概在1917年秋，胡适由美国回来，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诸人之稿。他们虽然都是在《新青年》里面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可是从政治见解上彼此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陈独秀尽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其实质依然没有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虽然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它一定限度的进步意义，尤其白话作文方面。可是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如果离开了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方向，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做基础，那就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革命意义。这种现象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也只有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在1918年10月所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面，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卓越的文章之后，才引起本质上的变化，才真正开辟出一条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的康庄大道。不过，当时社会上介绍这一方面的材料还不够多，报纸上报道的也不翔实，反动派常把“布尔什维克”译成“过激派”。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11月)，协约国胜利了，德国失败了，中国因为参加了协约国，有些人竟然把自己也看成是什么“胜利国”，一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高唱入云。受美英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大肆宣扬美国的“民主”，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被宣扬成“民主的象征”。留美归国的杜威的学生蒋梦麟曾把它翻译出来。北大学生傅斯年为讨好胡适，自夸说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胡适与李大钊在政治立场、观点上就有很多冲突，如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同时他自己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边，参与学生运动；胡适则站得远远的，并主张20年不谈政治。过去曾有过“胡适领导五四运动”的荒谬说法。必须指出，当五四运动发动时，胡适因母丧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根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更谈不到什么“领导五四运动”。可是五四运动的怒潮，却真是把胡适吓倒了。当胡适由家里回到北京的时候，北大和其他各校学生还正在罢课，胡适曾出面劝说学生复课，结果被学生严正地拒绝了。胡适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动师生有愿去者签名，追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马叙伦、刘文典对此大不以为然，刘还把傅、罗签名的事告诉了陈独秀。陈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胡适的如意妙算没有成功。这时胡适还想方设法用蔡元培、陈独秀的名气来抬高自己。他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一个是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一时传为笑谈。在胡适影响之下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徐彦之、毛子水等，办了一个《新潮》杂志，后来参加的还有汪敬熙等。《新潮》杂志在出版时自吹自擂，刊登广告自称是“北京大学之新潮”。由于胡适的关系，北京大学每月出大洋400元作为《新潮》的津贴费用。这个刊物主张白话作文，偏重于文字改革运动，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反侵略、反卖国的运动却起了不少的反作用。

第二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跃。蔡元培校长到校后，聘请了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煜瀛)来北大教生物学，聘请了吴稚晖(敬恒)当学监。李石曾只来了很短的时间，吴稚晖来到学校尚未正式就职，无政府主义思想就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李、吴这帮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旅欧周刊》，褚民谊做编辑(以后当汉奸)，经常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有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的著作。蔡元培本人当时也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就助长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学生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水平低，又有社会上这些“名流”来鼓吹提倡，所以北大在最初一个时期，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生还不少。记得其中最活跃的有(黄)凌霜、(区)声白、(赵)太侔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那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看不起学生爱国运动，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我们组织的学生爱国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改为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21日的示威请愿运动，北大学生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的人是不参加的。

第三是“国故”派的人物。学生中有张暄、伍一比、罗常培等。教员方面原有拖着一条大辫子的辜鸿铭，年轻的英文教员、“探艳团”团长徐佩铣，当时的文科学长夏锡祺等。蔡元培来校后就把他们排除出去了。当然，蔡之排除顽固守旧派，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彻底的，他也把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申叔)聘来当文科教员，条件是不谈政治。他还把清朝遗老、投什刹海“殉节”而死的梁巨川之子、投考北大未录取、年仅二十二三岁的梁漱溟，找来教印度哲学。以黄侃(季刚)、刘师培等人为首的“卫道派”，反对白话文，于1919年1月刊行了《国故月刊》。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成立了很多社团。像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图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等。同学集股办的消费公社，在马神庙路北，后来“未名社”还用过那个房子。还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间，每星期日来给我们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这个会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毛泽东也参加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对它特别重视。当时国内著名的书画家陈师曾(衡恪)、音乐家萧友梅、刘天华都网罗在这些学会之中。21岁的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后来并资送他往法国学画。还有些活动，今天的青年听来是要好笑的，如静坐会，每个人带一个蒲垫，去听蒋维乔(竹庄)的讲演。一时学校的空气甚为活跃。

此外，蔡元培还发起了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入会的称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为丙种会员。它以消极的“不参加”的办法来抗议旧社会，尤其是针对北大学生的恶习，表现了蔡元培的“道德救国”和知识分子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幻想。

这是五四运动以前，在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北京大学形形色色的各派政治思想的一个概况。

近代生物学家周太玄 来源：成都历代名人 2004-11-04 16:11:58 -------------------------------------------------------------------------------- 周太玄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六八年(1895——1968)原名周焯，号朗宣，易名周无，号太玄，以“太玄”称号行世，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县)人．一生热爱祖国，致力于细胞学、腔肠动物研究和教学工作，成绩卓著，荣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先生知识广博，治学严谨，勤于著述和翻译，亦工诗，是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诗人．
周太玄在峨眉小学毕业后，于清代宣统元年(1909)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与郭沫若、王光祈、李劼人等人同学．会琴、棋，书、画，才艺不凡．周太玄于清宣统三年(1911)中学毕业．这段时间正值辛亥革命，周太玄自发读进步书刊，如《国粹学报》；自愿参加学生自愿军，后因清室退位，生军北伐未能成行。国元年(1912)周太玄奔赴上海，考人中国公学政治经济专门部，四年后大学毕业先任上海《民信报》翻译，后任北京《京华日报》，《中华新报》编辑、“讯社”讯员，此间对社会的观察了解日渐加深，萌发了改革社会的愿望，并结识北京大学教师李大钊．民国七年(1918)六月三十日由北京大学教师李大钊、“华日报”辑王光祈、周太玄等七人在北京发起筹建“少年中国学会”，其分工是王光祈任书记，李大钊任编辑，周太玄任文牍，经一年筹备于民国六年(1917)。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该会旨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从此积极开展工作，促使学会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后来还吸收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等一批人物加入学会； 民国八年(1919)春，周太玄在巴黎和会开幕之际，搭乘邮轮赶赴法国，为了及时向国内发布和会消息，在华法教育会吴玉章、李石曾的支持下他和李璜很快办起“巴黎通讯社”，时北洋政府拟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承认日本侵夺我山东的权益，“巴黎通讯社”首先抢在外国记者之前将此消息发回国内各报，刊登出来．中国作为参战的协约国是“战胜国”，反而受到损，失和侮辱。因此引起各界人士对北洋政府卖国政策的强烈反对，不久爆发“五四”运动，致使北洋政府代表被迫拒绝签字。巴黎通讯社以后改为周太玄和李劼人、何鲁之等人合办。
民国十年(1912)三月二十七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巴黎成立了分会，周太玄被当选为巴黎分会书记．以后为会刊撰写了大量诗文，不久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发展到东京、南洋、纽约等地，皆由巴黎分会负责联系．周太玄还经吴玉章介绍进入华法教育会学习法文．同年年底周太玄创办并主编了《旅欧周刊》，刊载了勤工俭学、华工状况与社会改革诸内容民国九年(1920)又与李立三、赵世炎共办《华工旬刊》，以披露华工生活为主．就在这一年周太玄与赴法女友王耀群一起到达法国蒙彼利埃城，先生进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博物学，女友学习药物学。不久两人婚配，继续过勤工俭学的生活．周太玄于民国十三年(1924)毕业并获教育硕士学位．不久又人巴黎大学研究院深造，先生的夫人则于民国十七年(1928)毕业回到巴黎。这段期间周太玄曾在法国几家刊物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尤为突出的是对高尔基体染色问题，采用中国“松滋侯”墨解决细胞器，确证它的存在。周太玄先生本人因对水母酌研究成绩显著，于民国十九年(1930)荣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据悉，1949年苏联《下等动物胚胎学》一书中仍沿用周太玄先生之绘图与文字．
民国十九年(1930)十一月，周太玄先生应四川成都大学张澜校长之聘回国执教于成都大学和成都师范大学。次年三所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先生受聘出任该校物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系主任。其夫人王耀群受聘执教于华西大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先生的母亲和夫人相继逝世。次年周太玄再度旅欧，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归国，还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次年出任西康经济研究 所所长，并与民主人士叶圣陶一起创办“新世纪学会”。民国三十一年(1942)出任四川大学教授，当选为教授会主席．民国三十五年(1946)，中共毛译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宴请民主人士，先生应邀出席，受到极大鼓舞．同年被聘为上海《大公报》顾问，以后担任香港《大公报》顾问，并主持该报社评工作，为团结民主进步人士共同迎接祖国解放做出不懈努力。建国后周太玄先生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至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次年9月调任重庆大学校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调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兼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并中央委员会委员。1955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其主要成就是用二年时间亲率调查组沿鸭绿江口至北海市普查水母分布情况，为研究腔肠动物搜集到大量资料，还参加国际合作调查，与学生一道编写发表《烟台水螅水母类的研究》一文，为我国此项科研和综合性自然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晚年偶有诗词之作，情感炽热，韵味酣朴。如《采桑子》：“人生易老心难了，仅有此生，不废此生，忧似碌碌枉作人。人生自是十年事，大海一针，不只一针，共同缝成锦绣文。”
周太玄先生一身主持编辑出版书籍多种，主要有《世界科学译丛》、《中国动物图谱》、《动物志》、《建国十年科学成就丛书》，贡献尤大。其主要著作有《生物史之研究》（法国版）、《动物心理学》、以及诗歌集《过印渡洋》、诗论《诗的将来》。主要译著有《古动物学》、《达尔文以后生物学上诸大问题》、《人的研究》、《人的科学》、《物种》等十一部．此外还撰写了大量论文和政论文章。
1968年7月23日周太玄先生于北京病逝，终年73岁。其骨灰于1978年底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   欧洲华文报刊世纪谈   李清白的BLOG2007-04-09　18:27:22 

 
    欧洲华文报刊走过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又将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这世纪之交是值得很好研讨的。   一海外华文报刊作为维系华人的信息和感情纽带，其生存发展有赖于华侨华人社会的生存发展，既受制于所在国的影响，又同母亲国命运与共，息息相关。伴随着中国与欧洲的交流，中国人很早就开始旅居欧洲。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欧洲列强宰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欧洲列强大规模掠夺中国人口，都是运往其海外殖民地充当“苦力”，在欧洲本土的中国人到19世纪末仍然很少，且全力谋生糊口，不可能创办华文报刊。据说曾有一份，已无从考证。德国柏林大学东方语文学者曾出版过一份华文报纸，名叫《日国》，取“日耳曼国”之意，还不算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华文报刊。进入20世纪后，到欧洲经商、做工、求学的中国人开始逐渐增多。早最的华文报刊，当是1907年6月22日在法国由巴黎新世纪书报局编印的《新世纪》周刊。它是由张人杰出资，李石曾、吴敬恒主编的。同时，在德国办有《新世纪杂刊》一起发行。从此开始到现在，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先后共有145种以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都是同中国的历史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的。 华工与工人     欧洲华文报刊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仍旧被欧洲列强奴役宰割，国内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爱国的热血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纷纷到先进的欧洲留学，勤工俭学。在一战期间，英法俄等国从中国“招募”了四五十万华工，为它们的战争修路开矿山、修枪炮运弹药、挖战壕筑工事、埋尸体填炮坑，战后又从事大规模重建的苦役，大批华工死亡伤残。广大华侨华工为欧战和欧洲重建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却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成“多余的人”遣送回国。于是，许多进步的爱国知识青年，纷纷办起各种华文报刊唤起同胞的觉醒。据不完全统计，到20年代末，欧洲至少有18种以上，相对集中在法国（9种）、俄国（6种）、德国（3种）。其中，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的《华工杂志》（1916年）和《工余》（1922年），周太玄主编的《旅欧周刊》（1919年），都是当时比较前卫的刊物。特别是由共产党人赵世炎、周恩来在1922年8月创办的《少年》、1924年改为由周恩来主编、邓小平、李富春编印的《赤光》，由赵世炎、李立三等组织的旅法华工组合书记部创办的《华工周报》，旅法华工总会与中共旅欧支部主编的《工人旬报》（1922年10月）；在德国由朱德、周恩来主编的《政治周报》（1924年）、朱德主编的《明星》（1925年），都是很有影响的革命报刊，时代主题鲜明，成为传播革命真理的重要媒体。由于所在国的驱逐，大批革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陆续回国投身大革命洪流，这些报刊也就相继停办，华文报刊进入低潮。     欧洲华文报刊的第二个高潮，便是中国掀起抗日救国运动、抗击日本侵略的30年代至40年代中叶，仅在德、法、英、俄、荷就达30多种。最早和最多的是在德国，1934年“抗日同盟会”创办了《抗日战线》，由留德中国学生会、留德抗日救国会和留德工商联合会共同组成的旅德华侨抗战后援会宣传组编辑出版了《抗战报》，还有旅德华侨抗日联合会下属各团体先后出版的抗日刊物多达14种。联合会主办的《抗联会刊》（1936年）、随后与《抗战报》合并创办的《抗战情报》（1937年7月），成为旅德华侨团结抗日的一面旗帜。直到德国法西斯上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批报刊编写人员回国参加抗战，才陆续停刊。在法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5年5月创办了《救国报》，年底改名为《救国时报》，由吴玉章主编兼发行，后由吴克坚接任，发行量猛增到2万份。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会刊《联合战线》和《祖国抗日情报》深受广大侨胞欢迎，直到德寇占领巴黎前夕，才于1940年6月停刊。英国爱国侨胞陈天声创办的《抗日阵线》（后改名《民主战线》），比利时爱国侨胞创办的《抗战消息》，荷兰爱国留学生王以康在“七七事变”一周后创办的《抗战要讯》等等，都是宣传和动员广大侨胞支援祖国抗战救国的时代号角，为祖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冷战”时代，华文报刊受到种种限制，几乎全都停办。直到70年代，才陆续出现几种，如德国、比利时台湾民乡联合会办的会刊《乡讯》（1971年8月）、西德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欧洲通讯》（1972年2月）、由西德华侨协会创办的《西德侨报》（1973年7月）、法国旅法华侨俱乐部主办的会刊《简讯》（1976年）、荷兰旅荷华侨总会主办的会刊《华侨通讯》（1977年8月），以及香港《星岛日报》登陆英国开办的《星岛日报》欧洲版（1976年秋）等，终于打破了20多年的沉寂，为欧洲侨社和华文报刊带来了可喜的生机。     欧洲华文报刊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八九十年代。这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中国同欧洲的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从中国的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到欧洲的新移民、留学人员大量增加，70年代从印支移居欧洲的大批华侨华人也都稳定下来并有较快发展。而“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流，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欧洲各国都需要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扩大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的广泛交流与合作。现在欧洲的华侨华人和留学人员及其家属已有100多万，而且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增强，社会地位有了较大提升，文化结构和知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已成为增进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友好交流、扩大合作的重要桥梁。欧洲华文报刊应运而生，肩负着时代重任，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同过去时代相比较，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数量多。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过去70年总共不过55种。而八九十年代就有86种以上。目前办得比较好的也不下30种。    二是分布广。过去的华文报刊主要集中在西欧三四个国家，现在遍及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荷兰、瑞典、比利时、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前苏联时代没有，现在俄罗斯也有了；过去许多东欧国家从来没有过，现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都有华文报刊了。    三是发展快。70年代才几种，80年代就达32种，而到90年代，又猛增到54种以上。虽然这个时期里，也有不少报刊因经费等原因而停办，如法国1981年创办的《龙报》近年已停刊了，但总是新办的多，匈牙利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匈牙利过去华侨华人很少，从来没有过华文报纸。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中匈经贸发展迅猛，旅匈华侨华人也随之猛增，目前约有万人左右。第一张华文报纸，是旅匈华人事务所在1991年8月创办的《旅欧导报》月刊，虽然只出了3期就停刊了，但随后又有《欧洲导报》（1994年5月）、《欧洲之声》（1994年8月）、《中欧商报》（1994年10月）、《市场》报（1996年8月）、《中华时报》（1997年12月）、《企业家》报（1998年2月）、《联合商报》（1999年2月）等13种华文报刊相继创刊，每年都有新报纸问世。     四是水准高。过去没有大型日报，现在拥有4家大型华文日报。继《星岛日报》欧洲版之后，香港《文汇报》也在英国开办了《文汇报》欧洲版（1981年），台湾《联合报》在法国开办了《欧洲日报》（1982年12月）。旅欧华侨华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大型华文日报，是1983年元旦在法国巴黎创办发行的《欧洲时报》，每天对开12版，现在增至26版，全部电脑化排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版面设计到印刷质量不断改进提高，达到目前世界中文报纸的水平。不少报纸还开办有所在国语的专版，比利时的《比华侨报》开有1版比语、1版英语，是目前语种最多的华文报纸。从总体看，门类齐全，多种多样。刊物有大16开本，60多页或100多页，印刷相当精美；报纸有对开版和4开版，从8版、10多版到20多版，套红和彩版都有；既有月刊，双周刊，也有日报和周报；既有综合新闻类，也有专门经贸类，还有文化、体育、文艺类、学术和史志类。各有特色、各有档次，形成欧洲华文报刊多姿多彩的特色，而这都是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五是科技含量大。随着进入电脑时代，绝大多数报刊都已不用传统的手写文稿和铅字排版，而是采用电脑录入、编辑和排版。《欧洲时报》采用当今世界先进的中国北大方正排版技术系统，实现了远距离传输版面。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子华文报纷纷上网面世。欧洲第一家华文电子刊物，是荷兰中国留荷同学在1994年12月20日开办上网的《郁金香》月刊。继之而起，荷比卢华人写作协会开办了《荷露》，德国柏林留学生服务中心开办了《华德通讯》，英国利兹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开办了《利兹通讯》、苏格兰格拉斯哥中国留学生开办了《格拉斯哥学联通讯》、瑞典律勒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开办了《北极光》、瑞典    隆德华人学生学者联谊会开办了《隆德华人》、奥地利管齐、徐高峰和俞力工开办了《奥中资讯网》，都是双文版。电子技术的广泛采用，使华文报刊越来越先进，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这在过去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二欧洲华文报刊与东南亚不同，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2，600多万，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85%以上，世界上百万以上的国家有8个，东南亚就占7个，而且历史悠久、簇居集中、经济实力雄厚，所以华文报刊多、规模大、实力强；欧洲华文报刊也不同于美国，美国华侨华人200多万，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世界上10万至50万的城市17个，美国就有5个，而且经济和科技发达，总体文化素质较高，所以美国的华文报刊之多水平之高居世界各国之首。欧洲的华侨华人和留学人员目前总共100多万，分散在30多个国家中，最多的法国和英国也不过二十五六万，意大利和荷兰有七八万，多数在一两万左右，少则几十几百；而且，大多数是7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发展虽快，但基础较差，实力不强。所以，欧洲华文报刊也都是分散在10多个不同的国家，个别国家和城市集中有好几家，发展很不平衡，普遍是历史不长、规模不大、实力不强、信息交流不便、广告发行有限，很难发展壮大。因此，增进联谊、加强交流、促进合作、共谋发展，便成为大家共同的呼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时报》作为欧洲华侨华人最大的报纸，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促进了欧洲华文报刊研讨会的召开和欧洲华文报刊协会的成立。    首届欧洲华文报刊研讨会是1997年10月7日在巴黎粤海中国城举行的，由《欧洲时报》主办。参加这次大会的有荷兰《华侨通讯》创办人胡志光和编辑刘俊平、匈牙利《欧洲之声》总编周永平、匈牙利《欧洲导报》社长纪洞天、西班牙《西华之声》总编王维城、西班牙《华侨新闻周刊》总编洪仁、奥地利《多瑙时报》社长兼总编常恺、奥地利《奥中资讯网》总编兼《奥华快讯》主笔俞力工、英国《天下华人》杂志社长兼总编吴真谛、瑞典《北欧华人》总编殷骏清、德国《欧华报》负责人孙小平、法国《欧洲时报》总统梁源法和副社长张晓贝、《欧中经贸》杂志社长王海曦、《欧华侨志》报总编叶星球、《法华报》社长黄育顺、《东西报》编辑BERTRAND GARE等16家华文报刊负责人。中国驻法大使馆参赞武整运代表蔡方柏大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副部长孙兴盛代表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文教宣传司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致词，向大会表示祝贺和支持。中国新闻社社长郭瑞及海外中心主任蔺安稳、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报刊处副处长别林叶，香港亚文报刊服务公司总经理苏春霖和总编房奕强、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杨起等应邀出席并表示祝贺，进行交流。通过两天的研讨，大家相互交流了各自报刊的历史与现状、经验与体会，增进了相互了解，促进了友好合作。大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决议，以参加本次会议8国16家华文报刊作为发起会员，成立了“欧洲华文报刊协会”。协会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国人民与欧洲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交流与合作，推动欧洲华侨华人社团之间团结合作与发展、提倡融入当地、更好地为欧洲华侨华人服务为宗旨，为会员提供服务、反映会员要求、维护会员利益。这是一个非赢利、非政治性的同业联谊团体；由各成员单位轮流担任主席，每年轮流在各成员所在国举行一次研讨会。协会委托《欧洲时报》在法国注册登记，并在“欧时”设立协会秘书处，负责同各成员单位联络。这次大会是欧洲华文报刊史上第一次团结盛会，成立了第一个同业协会，标志着欧洲华文报刊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欧洲华文报刊协会第二届研讨会于1998的8月6日至7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盖莱特饭店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法国《欧洲时报》、《欧华侨志》、荷兰《华侨通讯》、《联合通讯》、英国《天下华人》杂志、奥地利《多瑙时报》等7国17家华文报刊负责人。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副部长孙兴盛、报刊处副处长别林叶、中国驻匈大使新闻官员吴万良应邀出席表示祝贺与支持。新华社驻匈牙利首席记者候凤菁，以及中国《深圳商报》、《深圳侨报》和深圳《华风》杂志负责人也应邀出席。奥地利《奥中资讯网》、俄罗斯《中俄信息报》、意大利《欧华时报》等多家报刊寄来资料书面交流。大会由匈牙利华人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企业家》报社长兼总编周永平主持，《欧洲时报》总编梁源法报告了“欧洲华文报刊协会”在法国注册登记的情况和一年来协会工作情况。大会一致认为，欧洲华文报刊协会的成立和开展工作，为欧洲华文报刊的发展和更好的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协会会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会议提出以协会名义，加强同“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同欧盟组织的联系，争取他们的大力支持；通过了建立更健全的各兄弟报刊之间相互交流信息与相互代理广告和发行机制的议案。鉴于一些华语电视广播机构希望参加协会加强交流与合作，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华侨华人传播媒体，会议决定将“欧洲华文报刊协会”更名为“欧洲华人媒体协会”，并对协会章程作相应的部分修改。会议期间，大家得知印尼5月排华、强暴华人妇女的残暴罪行，表示极大义愤，通过了发表强烈抗议和谴责印尼野蛮暴行、声援受难印尼华侨华人的公开信。大会对最近中国长江嫩江全流域发生特大洪灾表示深切关注，并通过了慰问灾区和灾民的决议。孙兴盛在致词中代表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对大会表示感谢，并热诚邀请协会组织新闻采访团，到国内采访和考察，为大家深入了解国内、进行采访报道提供方便。会后，协会新闻采访团于9月中旬成行，从天府之国沿长江三峡到洞庭鱼米之乡，采访考察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长江三峡宏伟工程、两湖军民抗洪救灾和重建家园的情况，并出席了国庆侨宴，增进了大家对国内情况的了解。     参加这两次大会的华文报刊，是当前活跃在欧洲华侨华人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报刊。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这是一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队伍。历史最长、唯一坚持至今20多年的是荷兰《华侨通讯》，过去一直是每月一期4开4版的小型会刊，现在发展成每周4开16版、内容丰富、视野开阔的综合性报纸，变得更为年轻。大多数报刊，是近些年来才陆续新办的。从事报刊工作的人员，从创办人、社长、总编到责任编辑们，都是相当年轻的文化人。资格最老的是荷兰《华侨通讯》创办人——20多年来一个倾心尽力支持办报的欧洲著名侨领胡志光先生，今年才58岁。对办报颇有雄心壮志的奥地利《欧华》报创办人兼发行人、著名侨领胡元绍、资深的《欧洲时报》社长杨咏橘和总编梁源法、《欧洲之声》社长、匈牙利华人联合会会长张曼新、《法华报》社长黄育顺博士等，也都不过50左右。而像《企业家》周永平、《天下华人》吴真谛、《欧洲侨志》叶星球、《欧华》报王敢、《西华之声》王维城、《北欧华人》殷骏清、《奥中资讯网》俞力工、《多瑙时报》常恺、《华侨通讯》刘俊平等一大批青年骨干，都是国内大学毕业的新移民，还有许多是留学学生学者。他们虽非新闻专业出身，却热爱新闻报刊事业。会刊都是侨领们出钱办，同仁刊物都是自己挣钱办，许多人都是身兼数项工作，边学习边工作边挣钱边办报，既当老板，又当作者和编辑，还要做广告和发行。甚至没有工资，只有辛辛苦苦奉献。正是有了这样一支年轻的生力军，欧洲华文报刊才得以蓬勃发展。 三      欧洲华文报刊历经沧桑，形成今天多姿多彩的风格、清新的格调，生长在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土壤中。它们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新的形势和高科技发展的严峻挑战，预示着未来发展道路，绝不是平坦的香舍里榭大街。同仁们都在思考，探寻生存发展的对策。我在两次研讨会的致词和发言中谈了一些看法和希望，大家热烈的发言和深入的交谈，对我深有启发。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点，要进一步提高对华文报刊社会地位、作用和现代价值的认识，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华侨华人在欧洲各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就是在各国移民总数中，也是很小的一部分，华人及华文报刊在各国主流社会中影响不大。这固然有语言文化差异的障碍，也同华文报刊和整个华侨华人社会经济实力不大、社会地位不高、参政意识不强、舆论宣传不够等方面有着重要关系。我们一贯主张华侨华人和华文报刊，要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争取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提升社会地位。所见各地华文报刊，都把为侨服务、推动侨社团结合作、促进融入当地共谋发展作为宗旨，为之奋斗。    一方面，华文报刊首先是自己定好位、扎好根。无论是社团会刊还是同仁刊物，都要放开视野，面向大众，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为广大侨胞服务，贴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为他们着想，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提供资讯，为他们排忧解难，将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奉献给他们，使报刊成为广大侨胞的良伴益友。经验证明，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华文报刊的命运前途同广大侨胞和社团紧紧连结在一起，才有报刊生存发展的深厚根基和广阔天地。所以两次研讨会上，大家都提出协会应该同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和各国社团加强联系，团结协作，是非常必要的。    另一方面，广大侨胞、社团侨领和企业家们，尽管自己事业繁忙，也越来越重视和支持同胞们办的报刊。历来，人们都把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当成是维系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在当今时代更是如此。华文报刊是华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社团主办的报刊，更是侨团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华文报刊办得如何，已成为显示当地侨社侨团文明进步、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应该把欧洲华文报刊协会的成立，看成是侨社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纳为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大家庭中的成员，站在整个社团发展战略和时代高度，倍加重视和大力支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有些地方，社团侨领特别热心，积极帮助报刊以不断提高质量和水平为基础，以充分发挥信息资讯服务的优势为纽带，紧紧依靠当地社团、企业家和广大侨胞，投资入股或设立专门基金，建立多种形式的联合实体，采取多种渠道建立比较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同心协力地提高报刊质量和改善经营管理，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广告及发行网络，扩大市场占有。这既增强了报刊社的经济实力，扩大了发展，提高了竞争力，又为社团和企业带来广泛而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欧洲华文报刊的未来发展，也会以它的特色走上共同发展的道路。    同时，华文报刊要同社团积极合作，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争取主流社会的重视和支持。欧洲各国要扩大同中国的交流合作，更多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会越来越需要通过本国华侨华人和华文报刊媒体的渠道。华文报刊正好抓住这个机遇，发挥自己的优势，一是在本报刊上开辟所在国语言的版面和提供资讯；二是同主流社会媒体加强交流与合作，扩大宣传影响；三是充分利用一些国家以及欧盟关注和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将华文报刊作为多元文化事业给予重视和支持。比利时旅比南顺同乡会去年新创办的《比华侨报》每期12版，其中设有1版比文、1版英文，既有利于新移民和二三代学习的需要，也有利于主流社会的阅读和了解，更有利于扩大自己在主流社会的影响，引起主流社会的重视。该报成功地向比国政府申请免费承印，并成功地向当地市政府申请到赞助邮费每年5万比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点，只有把自己的华文报刊办好，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有较强的实力和影响力，创出名牌大报刊，才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也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欧洲华文报刊虽多，有的国家集中了好多种，但各自环境、条件和基础却不一样，质量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编辑制作相当简陋，力量还很单薄，尤其是缺少名牌大报刊。从大家反映的问题来看，主要是国小分散，力量有限；基础薄弱，经费有限；交流不便，合作有限；专业人手紧缺，编写制作有限。所以，大家迫切希望多加强交流与合作。    一方面，是加强各报刊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虽然客观环境和条件有限，但在通讯和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交流非常方便。重要的是改变“门户之见”的旧观念和封闭式的运作，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与合作，互通互用各会员报刊文章，相互代理广告和发行。以丰富自己的版面内容，加强可读性和知名度。    另一方面，是加强同国内新闻报刊的交流与合作。现在，中国许多新闻报刊都上了国际互联网络，选稿用稿非常方便。中国新闻社是专门面向海外华文报刊供稿的，而且有海外中心，可以按照各自的需要和要求，编好有关中国各方面的内容的版面，传供给大家。香港亚文报刊服务公司以港澳台和东南亚消息见长，也可以按照大家的需要和需求提供支持。中国同仁的这种支持，不仅快捷方便，而且有利于节省人力和经费，减轻经济负担；即可以大大丰富报刊内容，增加权威性和可读性，又可以提高报刊档次、质量和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得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现在，《欧洲时报》、《华侨通讯》和《欧华》报等，均与中国新闻社海外中心建立了这种供稿、供版的交流合作关系，取得了明显效益。这也是今后华文报刊发展的一种合作趋势。    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弱小的报刊很难生存发展。实行优势联合，集中力量创名优大报刊，这也是时代的需要。在仅万余名华人华侨的匈牙利、几千人的布达佩斯，华文报刊竟有10多家，许多报纸编辑人员少，广告难做，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他们曾想联合几家周报，把出报日期合理排开，使读者每天都有新出版的报纸可看。但这仍然是各办各的，不能真正形成联合优势。于是，在匈牙利华人联合总会及《欧洲之声》、《企业家》报推动下，《欧华时报》、《多瑙河通讯报》、《布达佩斯晚报》等5家华文周报率先联合，共同创办了《联合商报》，成立了《联合商报》董事会，由《欧洲之声》报任董事会主席，《企业家》报任执行董事，《欧华时报》、《多瑙河通讯报》和《布达佩斯晚报》任董事。董事会是一个自由联合体，其成员有退出的自由，同样也欢迎新成员参加。《联合商报》以《企业家》报为基础，综合董事会成员报的特点，以经济、科教、文化领域为主体，兼顾生活与娱乐，是一份综合性新闻周报。该报于1999年2月12日开始发行，每周4开16版，有2版为彩页，内容丰富，印刷也相当精美，质量有较大提高，随之广告和发行都有较大增长，成为匈牙利最大的一份报纸。多家报纸成立联合体，集中优势力量，共同办好一份报纸，这在欧洲华文报刊史上还是一家。《联合商报》的成功尝试，是欧洲华文报刊团结合作、联合发展的良好开端。    第三点，坚持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树立大众公信形象，这既是职业道德又是报刊的生命之本。    无论是对华侨华人生活、社团、企业和个人的宣传报道，对所在国的宣传报道，还是对中国的宣传报道，也不论是报道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全面真实的原则，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树立良好的大众公信形象。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宣传报道和评论，人们由于人生经历、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又远离中国难以及时了解真实情况，在复杂的环境中有不同看法是难免的。但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祖国和平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应该旗帜鲜明地把握好原则立场。因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子孙，这是我们共同的根本利益。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突出，是因为西方某些传播媒体，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参与和影响下，常常以“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等为借口，用片面言词散布谣传、制造是非、歪曲事实，不公正地报道中国，混淆视听，迷惑世人，煽动对中国政府的不满、鼓动社会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和平发展。这就容易使得长期生活海外，又不了解国内真实情况的同胞，真假难辨，疑窦丛生，不仅造成生活影响与精神压力，而且影响事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海外华文报刊如果能够主持正义、维护公道，把握好舆论导向，及时客观报道，提供全面准确信息，既是为广大侨胞解疑释惑，促进华侨华人社会的团结安定、事业发达；也是维护中国社会团结稳定、国家繁荣发展。这同时也就树立了华文报刊自身的公信形象。    第四点，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变革创新，积极迎应新世纪的挑战。    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日新月异，既为华文报刊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机遇，也必将带来深刻影响和巨大变化。特别是电子传播媒体、电子报刊的迅速发展，已形成对传统华文报刊的严峻挑战。因此，一方面要充分看到电子传媒的优势、电子报刊的许多优点，又要分析它们的弱点，看到它们不可能完全取代印刷报刊，从而树立华文报刊继续发展的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华文报刊的传统运作确有很多地方不能适应高科技时代的发展。唯一的出路，只有不断变革图新，而不能把电子媒体和传统媒体、电子报刊和印刷报刊完全对立起来。它们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完全可以把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取精用弘。现在国内报刊和海外大多数华文报刊，都大量采用了先进的电子技术，提高了传统报刊的高科技含量。许多报刊既出版传统的印刷版，又上国际互联网出电子版，两方面优势互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而且在质量和水平方面都上了一个新台阶，面貌焕然一新。事实上，只要紧跟时代步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锐意进取，争取创新，就一定能再创造出欧洲华文报刊乃至世界华文报刊的新辉煌。（作者/孙兴盛）
 
 与蔡和森的首次意见不合 
连载:李立三之谜   作者：李思慎,刘之昆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版 
 
 　　1920年，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秋后总数已达1600多人，另外还有在法华工10多万人。这时，战后的法国发生经济危机，这么多的留法学生和华工在法国寻找工作十分困难。面对此种形势，1920年12月31日，李立三、王良输、吴明、杨洵、赵世炎、罗汉等22位相好的朋友，经过几番讨论，联名给“法兰西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全体执事先生”写出了一封长信。 
 
　　这封信一开头就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声浪，哄传了一年多，实际的经过以及现状，到底怎样，向来没有系统的记载，就有，也只是些片断的新闻。”“时机逼迫我们到了现在，令我们不得不想披肝沥胆，坦然一吐。”“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对于现状太含糊，也不要因恐怖而生悲观。”他们列举了勤工俭学生的种种困难处境，“到法国同学已经千五、六百人了，除四百上下现在做工，其余在学校补习法文或是住巴黎等候工作。”他们还提出了解救的办法，建议：“①工业学校交涉开特别预备班；②工厂交涉特别学习部；③限制国内未来(法国)的同学。” 　　在大批学生寻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中国驻法大使馆对学生的生活毫不过问。而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于1921年1月12日和16日两次发出通告，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至二月底止，以后概不发给维持费。这一“宣布”从经济上断绝对勤工俭学生的接济，使学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广大勤工俭学生顿时面临着能否坚持以及如何坚持下去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学生中复分两派，一主张继续要求政府津贴，一主张要求华法教育会再担任找工……现两派日寄传单于各处，互相攻诘。”　　在蒙达尼的中国学生大多主张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费，理由便是工作的困难。于是，蔡和森、向警予等发起了求学运动，想通过组织学生示威运动来强迫中国官僚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蔡和森认为，当时勤工俭学生的实际困难，说明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勤工所得不能达到俭学的目的” 。他认为，勤工俭学也是没有必要的，做工只是替资本家增加几个金钱奴隶，达不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他们中有的还公开宣告了勤工俭学的“死刑”，并于1921年1月发表了《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讲了上述观点，号召勤工俭学生掀起一个“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运动，用群众运动的办法，迫使北京政府每月给每个勤工俭学生发放400法郎津贴，使到法的学生能继续学习下去。　　这时，在三侠孟工厂做工的李立三，却不同意蔡和森的意见。他认为应该争取继续勤工俭学，到工厂做工同样能学习。因为要革命，首先要组织工人。到工厂做工可以学会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可为将来革命培养干部。　　根据这些看法，李立三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署名佐夫，寄给了《旅欧周报》，但他们不敢登。因为，当时大部分同学是拥护蔡和森的主张的。李立三便又写信催促报社，并且表示：如果不登，则请把稿子寄回来。几天以后，李立三的这篇文章终于发表在《旅欧周刊》第67号上了。　　李立三公开发表的文章对蔡和森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蒙达尼(的)同学宣告勤工俭学“死刑”的意见，“触目惊心”、“最可骇怪”。勤工俭学的目的应为“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二者携手“杀一个七进七出，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以促进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携手为主要目的的勤工俭学活动，应该坚持下去。李立三认为，找工困难只是暂时现象，只要“勤工俭学者自家猛省”，丢掉“精神上虚荣主义之蒙蔽”，克服“惰于劳动的恶习”，勤工俭学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而那种向军阀政府要求津贴，达到读书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聊的”。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此时的李立三，已完全抛弃了过去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曾经相信过的工读主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出发，认为中国工业不发达，缺乏参加工厂劳动和工人相结合的机会，又受封建主义严重束缚，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条件。因此，在法国坚持勤工俭学，可以很方便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作为革命的第一步，先同在法华工相结合，促成工人的觉悟，把工人组织起来准备中国革命的干部。　　文章发表后，徐特立看到后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连载于《旅欧周刊》第68、69号，表示赞成李立三的主张。几天后李立三又收到赵世炎写来的信，也表示同意他的主张，并说要见他。当时，李立三和鲁其昌、黄齐生、徐特立等人住在三侠孟，赵世炎、罗汉等人住在三得建。没过几天赵世炎便如约来见李立三。见面后，他们谈得极为投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完全一样。　　李立三的主张还得到刘伯坚、刘伯庄、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人的支持，纷纷站到坚持勤工俭学这方面来。这样，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就自然地分裂成以蔡和森与以李立三为首的对立两派。　　这两派的主要代表如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分歧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是两个主义和两条路线的分歧。但是他们的分歧导致了组织上的分离，所以，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这一派没有参加史称“二二八”事件的示威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