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90 40原百度云:高贵的紫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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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6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高贵的紫袍

喻 军


  当下诗歌的尴尬处境,从根本而言很难迁怪于误读和弃读,因为审美标准几近模糊。如果自身有碍观瞻,套用佛陀对弟子所说:“我本不向汝有所说,汝本不向我有所说”,那么,诗也就成了孤自玩赏,还容不得一丝吹皱和触碰的“镜花水月”,或如一个孤独的精灵在塔尖上舞蹈。口语化倾向连带着稀松的诗体鼓荡起一股散漫之风。艾略特说:“对于一个想写好诗的人没有一种诗体是自由的”。还不单是诗体的问题,那一份虔敬和供奉、优美和精湛、歌唱和情怀也似乎与我们久违了。

  自我玩赏化和口语化,一个更接近于自恋化抒写,沉湎于技术的圆熟、语言的奇遇;一个则是对诗歌精神的冲淡、花园的颓萎和诗性的随流。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看得懂”与“看不懂”似乎从来就是评判识别的标准之一,这个问题无法绕开。其本身并不是一个学术命题,因其涉及到主客体双方、尤其是对作品的解读欣赏能力。马拉美在《谈文学运动》的答问中说:“不管晦涩的产生是由于读者的修养不足,抑或是由于诗人的修养不足,不过回避这个问题,便是欺骗”;同时他也强调:“在诗歌中应该永远存在着难解之谜,文学的目的在于召唤事物”。如果把写得让人“看不懂”作为创作习惯,而不是出于“召唤”和艺术表现的需要,仿佛这才够“现代”,这才不落伍,则把诗创作当成了高空语言杂技。看似高难,实际上是掩饰苍白。

  当年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一句名言在画坛引起了绵延至今的震荡:“中西方绘画要拉大距离”,对于诗歌样式而言则完全行不通,除非你是旧体诗写作。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在幽暗之中所目击的一团西方的现代主义光焰,又仿佛远远地对追随者扬起遮蔽的烟尘。我们满以为触摸到了那个隐藏的按钮,抵临了诗意的核心,有了一件崭新的语言外套,其里子和质地呢?却很少被真正顾及。现代主义诗歌不仅是写法上、诗意上的多维立体展现,而且是其精神内涵和诗性哲学的延伸。这里面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对接、对接是否到位的问题,否则便有牵强和盲从之嫌。同时,那张挂在我们身后的东方的明月,以及守候在群山里的盘根的茂树、深深的宅院,却也无形中被自我切断了输血的管线。

  并且,纵观西方诗界的各个时期,像当今中国诗坛几代诗人之间壁垒分明的窘境和排他性实属罕见!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上一茬歌手很快就听到了下一茬歌手磨刀霍霍的收割声。诗也就成了花样百出的妖女,置身于泛滥的口语、平庸的发声和精细的颤音之下。很多诗人驻足在自我高地上下不来。

  那高翔的翅膀、大地的沉钟、无言的雪峰却并无显露的痕迹。

  记得有人说过,一代诗人甚至几代诗人的努力都是一首大诗的序曲、一个大诗人诞生的前奏。是的!写法可以不同,诗才判若有别,积淀如此差异,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书写模式和美学观念难以合流,但王阳明所说的“和乐”和“洒落”境界却远在我们之上。和而不同,才有星空的朗照,思想的汇聚。

  当代汉语诗界亟需这样通透的智慧和包容的气度。

  大可不必对诗歌悲观,它也不需要一张躲避火浴和洗礼的温床。它以清澈和嘹亮为嗓子;以守望和冷凝为品性;以放达一切艺术的核心命题为标尺。由于它的光亮和神圣、明净和优美,必陷入自身所吸附的阴影,那么诗人在任何时代都像是忍痛歌唱的生灵、远离家园的游子。惟其如此,诗才能存在;才有它的漫漫回乡路。追问永在诗人的心中,却无碍诗的永生。诚如梭罗所说:“当士兵中了枪弹,破军服也像高贵的紫袍”。诗人只是诗的代言人、执笔者,那被记载的声音只属于极个别,好似静夜中滴淌我们心灵的天籁。

  (本文系喻军诗集《重返澄明之境》的自序节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