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村居张舜民情感:市场经济不是“抓坏蛋游戏” //市场经济呼唤“经济道德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10 20:22:52
市场经济不是“抓坏蛋游戏”
2010年05月31日 08:31:50 来源：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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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上涨（资料图）
最近绿豆价格狂涨，有人说长期推崇绿豆的张悟本该对此负责；
最近大蒜价格狂涨，有人说一些囤积大蒜的资金该对此负责；
最近有些地方菜价也有所上涨，有人说有资金介入了菜价的炒作之中；
最近房价一直在次高位徘徊震荡，有人说大量投机资金“潜伏”于楼市之中，意图获利，一些开发商也在囤地捂盘，该对此负责；
最近有些企业的工人希望加薪，有人说这该由媒体负责，因为媒体在传播消息的过程中，引发了模仿效应……
这种逻辑关系，很让人欣赏，简单明了，还找出了责任人，可以骂责任人出气。
这种逻辑关系是什么逻辑关系呢？就是小时候玩的抓坏人的逻辑关系，有问题必有坏人，抓住坏人，问题得到解决，皆大欢喜。这种逻辑没错，但世界如此复杂，这种逻辑又如此简单，能靠这种抓坏人的简单逻辑，化解大千世界的万种情况吗？
万千问题，如果都能归咎于是坏人捣的鬼，那解决问题就简单了。针对那一小撮坏人，大家团结起来，不吃绿豆、不吃蒜，“豆”他们玩，“蒜”他们狠，让这些炒家自己囤着玩去；让媒体天天集中火力报道贪官落马、罪犯落网，让这些犯罪分子产生模仿效应，纷纷自首……这样解决会有效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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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为蔬菜涨价推高通胀而惊慌
“大蒜”涨价到底谁说了算？
市场经济呼唤“经济道德人”
2010年05月31日 14:34:27 来源： 北京日报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早在两百多年前，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亚当·斯密先后写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68年）这一在伦理学和经济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皇皇巨著，在前一本书当中，斯密抽象化出了“道德人”概念，在后一本书当中，他抽象化出了“经济人”概念。应该说，斯密对于人本身的抽象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水平，但是，这并不妨碍斯密的人性悬设对科学研究带来的推进和启发。按照“道德人”和“经济人”的假设，斯密确实取得了道德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巨大突破，其影响远播世界各地并绵延至今。
如何理解斯密的“道德人”和“经济人”之间的关系
究竟该如何理解斯密的“道德人”和“经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不可通约还是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关联？
其实，粗略地看，“经济人”自利，“道德人”利他，经济与伦理、自利与利他表现为截然二分，是一种异质的对抗性关系，这是造成后来学界聚讼纷纭的悬案，即所谓数百年难解之谜的“斯密难题”。但仔细琢磨斯密的文本，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在于，斯密一则认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每一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另一则又认为，道德人能够关爱人，节制自私欲，发扬仁爱。他说，“安全是谨慎这个美德的首要和主要的对象。把自己的健康、财产、地位或名誉孤注一掷地押出去，是人们不乐意做的事情。”可见，斯密确实提出道德人与经济人这两种人的假设，但并未很好地解决这一后来所谓“斯密难题”，他晚年确实着意修正自己截然二分的思维范式。尽管斯密有着过人的眼光和聪慧之处，试图解决道德人与经济人之间的对峙与裂痕，但确实自发的成分更多，很难（或不可能）将这一理论层面充分展开、阐述到位。如果我们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阈来审视这一问题，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正如马克思认为，由于时代的局限，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因之，在他那个时代，他是无从提出经济道德人概念的，但我们是不能让他对这种时代局限负责的。
实际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主流思维方式并不主张道德人与经济人、义与利之间的截然两分。比如早在先秦儒家传统中就有丰富的“利以义取”、“义中求利”的思想。比如，孔子提倡“见利思义”，“以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孟子把不义而取利与亡国相提并论，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荀子更是强调“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可见儒家先贤对利以义取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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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5月31日 08:31:50 来源：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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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问题，如果都能归咎于是坏人捣的鬼，那解决问题就简单了。针对那一小撮坏人，大家团结起来，不吃绿豆、不吃蒜，“豆”他们玩，“蒜”他们狠，让这些炒家自己囤着玩去；让媒体天天集中火力报道贪官落马、罪犯落网，让这些犯罪分子产生模仿效应，纷纷自首……这样解决会有效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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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5月31日 14:34:27 来源： 北京日报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早在两百多年前，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亚当·斯密先后写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68年）这一在伦理学和经济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皇皇巨著，在前一本书当中，斯密抽象化出了“道德人”概念，在后一本书当中，他抽象化出了“经济人”概念。应该说，斯密对于人本身的抽象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水平，但是，这并不妨碍斯密的人性悬设对科学研究带来的推进和启发。按照“道德人”和“经济人”的假设，斯密确实取得了道德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巨大突破，其影响远播世界各地并绵延至今。
如何理解斯密的“道德人”和“经济人”之间的关系
究竟该如何理解斯密的“道德人”和“经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不可通约还是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关联？
其实，粗略地看，“经济人”自利，“道德人”利他，经济与伦理、自利与利他表现为截然二分，是一种异质的对抗性关系，这是造成后来学界聚讼纷纭的悬案，即所谓数百年难解之谜的“斯密难题”。但仔细琢磨斯密的文本，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在于，斯密一则认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每一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另一则又认为，道德人能够关爱人，节制自私欲，发扬仁爱。他说，“安全是谨慎这个美德的首要和主要的对象。把自己的健康、财产、地位或名誉孤注一掷地押出去，是人们不乐意做的事情。”可见，斯密确实提出道德人与经济人这两种人的假设，但并未很好地解决这一后来所谓“斯密难题”，他晚年确实着意修正自己截然二分的思维范式。尽管斯密有着过人的眼光和聪慧之处，试图解决道德人与经济人之间的对峙与裂痕，但确实自发的成分更多，很难（或不可能）将这一理论层面充分展开、阐述到位。如果我们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阈来审视这一问题，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正如马克思认为，由于时代的局限，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因之，在他那个时代，他是无从提出经济道德人概念的，但我们是不能让他对这种时代局限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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