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自首立功司法解释:瞿秋白;唯激烈革命能消灭垄断

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瞿秋白
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
1911年，清朝皇帝被推翻，当民国五色旗飘扬在丽日晴空之下时，人们曾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很快，严酷的社会现实让人们发现，原来对“中华民国”的憧憬，又是镜花水月、梦幻泡影。少年瞿秋白极度的失望，在他看来，“革命”后的家乡常州，同过去相比，不过是一批新贵上台，其昏聩腐朽、贪婪无耻、横暴野蛮，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次，他与羊牧之谈《水浒》英雄好汉时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朱贵式的酒保。”
1912年10月10日，正当常州居民和各机关学校张灯结彩，庆祝“双十节”国庆时候，瞿秋白却制了一个白灯笼，用毛笔在上面写了两个大字“国丧”，然后高挂在宗祠侧门上。妹妹轶群看到邻家都挂着红灯或彩灯，独有自家门上悬了一盏写有“丧”字的白灯，觉得不吉利，暗暗地取下。瞿秋白知道了，仍旧把它挂起，表示他对“国庆”的鄙视、对军阀统治的反抗。
这时瞿秋白的思想，几年后他在《饿乡纪程》中说得很明白：二十年来思想激变，1911年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
瞿秋白的少年时代是在阴郁和贫困中度过的：家道中落、父亲破产、母亲自杀……1916年清明时节，他由无锡回常州宗祠看母亲的灵枢。小时的朋友来看他，他悲伤地吟诵了一首《哭母》诗，然后说：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
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1917年春，瞿秋白随同堂兄纯白北上北京。他原本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又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要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在俄文专修馆，他接触到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
也是在这一年，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瞿秋白对于十月革命以及这次革命的巨大影响，有明确的认识。他自称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革命服务的：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1919年5月4日，性格内向的瞿秋白参与了五四运动，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3日参加上街演讲活动，反动当局逮捕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百七十八人，关押于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的拘留所。6月8日迫于各界压力释放全部学生。8月23号，瞿秋白和各地学生代表集聚新华门抗议“马良祸鲁”被警察厅逮捕，8月30号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释放了全部请愿代表。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里程中是一个新起点：他开始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爱国反帝斗争。两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并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变革，中国需要步入新时代。
他说：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五四运动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出现了学术文化领域的群星灿烂、万木向荣的空前盛况。当时，形形色色的社团、学会、报刊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学说竞相登台，交锋论战。在极短暂的时间内，从政治、经济、思想，到哲学、文学、教育；从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到改造中国和世界问题的大辩论，争鸣范围之广泛，讨论内容之丰富，斗争之尖锐，影响之深远，都是中外思想史上所罕见的。
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思潮大量涌入中国思想界。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主主义到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从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到日本的武者小路笃实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流派都涌上了中国政治思想舞台。
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胧的。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参与编辑的《新社会》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创刊，《发刊词》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一一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这显然是对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新社会》的编者们，当时似乎还不了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而把它当作和社会主义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概念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混淆，既说明了当时知识界的思想混乱，也反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新面貌。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远难忘的日子，他在安德莱厅见到了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又一次见到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演讲。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中国班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肖劲光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1922年12月21日，受陈独秀邀请，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工作。

杨之华，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谈判”。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农民受了千百余年精神上物质上的剥削，头脑里只有水浒式的官逼民反，而没有结合城市劳工为正当的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唤起他们的觉悟，并解决其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瞿秋白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激烈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
瞿秋白深怀忧国之情，却痛感于救国无力。他怀着极其焦虑和同情的心理，思索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从上海烟厂每日做工十六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日夜辛劳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友，到江浙湖北卖妻卖子的农民，他都想到了。他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可怜！农业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呢？”
这时的瞿秋白还未找到解除工农劳苦大众惨痛境遇的方法和道路，他因此更感到“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了。
中国的思想潮流，到了1920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广泛地传播起来，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团体开始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初步洗礼之后的瞿秋白，在对于社会改造的认识上，有了新的进展。
这年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与破产。瞿秋白读后，立即写了《读 <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指出美国许多罢工的发生，说明了“阶级间调和不下的现象”。他把马克思派称为“历史派”，说在美国国内被大肆搜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历史派的运动”。马克思派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
1920年4月以后，《新社会》第十七、十八、十九号，连续出版了三期《劳动专号》，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研究了中国的劳动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在这三期上，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法国都德作，译文)、《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改变资本为公有才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
瞿秋白曾经深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影响，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思想的谬误：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进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精神财富。
这次旅行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瞿秋白应北京《晨报》聘请，准备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去。革命后的苏俄，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浩劫之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当时赴俄留学的肖劲光回忆：苏俄战争的创伤历历在目。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
然而在瞿秋白心中，革命后的俄国是“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的所在，那里有使人们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等待是不行的，“须得自己动手”，“拨开重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这种强烈的“内的要求”驱策着瞿秋白到俄国去。有些朋友想劝瞿秋白放弃赴俄的打算。瞿秋白却说：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苏维埃俄国暂且不管，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说完便毅然赴俄了。
瞿秋白在俄写了很多文章，其中叫作《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中国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你们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正在实现着社会主义原则，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克服着无数困难，你们忍受着百般困苦而始终不丧失信心。中国无产阶级极为钦佩你们，衷心地祝愿你们获得成功和胜利。我们尤为赞赏的是，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性质，而且具有国际性质。……我们希望，由于你们的努力，世界上将会出现人道和正义；由于你们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将会觉醒起来。
瞿秋白根据手头上有限的资料，颇有胆识地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和前景：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条件非常可怕，但他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认识，没有组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经过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学说，工人阶级才能找到批判的武器，使自己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战斗队伍。而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将在这个伟大斗争中得到改造，进而无产阶级化。
瞿秋白把他与俞颂华、李宗武的赴俄，看作是实现这一神圣使命的重要一环。他满腔热诚，信心坚定，告诉俄国人说：我们充分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为此目的，我们来到了俄国。……我和俞颂华、李宗武同志分别代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我们来到俄国是为了向中国正确报导俄国的情况。我们切盼能认认真真地完成我们肩负的任务。我们希望，我们的到来将会带来良好的结果，而我们的这次旅行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
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
据瞿秋白《记忆中的日期》回忆，他于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为预备党员；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属于俄共(布)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出由陈独秀、刘仁静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瞿秋白做为中共代表团的译员，也参加了大会。会议强调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还制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即《一月决议》，其中的基本思想是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大会结束后，陈独秀鉴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请瞿秋白回国工作。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告别了生活和工作了两年的莫斯科，登程返国。
回国三天后，他在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他以前不曾也不可能提出的救国之方法：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世界人类的文化，被这一班“列强”弄得濒于死亡且不必说起，中国平民若还有点血气，无论如何总得保持我们汗血换来的吃饭权。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一一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切记切记!
据不完全统计，瞿秋白回国后，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方面的文章有二百多篇，一百多万字，可以说，这是他的理论著述最丰富、最辉煌的时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的基础上，他精辟的、富有远见的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
后来回顾这一卓有成效的开创性的工作时，他说：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他对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党的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早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时就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回国以后，他明确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但是，“农民受了千百余年精神上物质上的剥削，头脑里只有水浒式的‘官逼民反’，而没有结合城市劳工为正当的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唤起他们的觉悟，并解决其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
这一预言式的论断，在二十多年后的1949年，成为事实。

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他们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在翻译苏联文学上合作和通信讨论。1932年夏秋之交，两人见面，之后鲁迅一直借重、扶助和掩护瞿秋白，在写作和左联工作上亲密无间。从1932年开始，只要中共机关被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首先想到鲁迅，鲁迅和许广平，也总是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妻。这个时候瞿秋白的人头值2万大元，他多次对党内同志说鲁迅，“我是在危难中去他家，他那种亲切与同志式的慰勉，临危不惧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也写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作了中肯的评价。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其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多余的话》中有着真诚的表达。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是被王明团伙把持的中共所抛弃的人。共产党既然不要这个人了，国民党又何必杀他呢﹖但1935年的蒋介石，下令杀了瞿秋白，自有其不得不杀的理由。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六大常委之一。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在这一事件上，瞿秋白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数日后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袖。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二十多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
1935年6月18日，经历多次党内斗争，备受摧残，身心俱伤的瞿秋白牺牲，临终留下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文章以《诗经·黍离篇》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开头，借东周大夫出行到旧都镐京，目睹宗庙宫室毁坏、尽为禾稼的典故，表达自己的感伤之情。毛泽东在1939年5月的一个月夜，与萧三散步时谈起瞿秋白的牺牲时，不胜惋惜地说：“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