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lan桥接wan:西方關於中國的五大失敗預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1:59:34
西方關於中國的五大失敗預言(總論)
新中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1年，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奇跡：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讓如此眾多的人口，迅速改變貧窮落后，走上了一條繁榮昌盛的道路！當我們行走在自己的路上，聽到的除了驚嘆、贊揚之聲，還有指責謾罵，以及形形色色的“恐怖預言”。然而，歷史畢竟不會因謾罵、“預言”而改變。
在人們的印象中，西方對中國的評價似乎總是負面的，然而，最初並非這樣。法國啟蒙運動時期，中國人被看做是一群品德高尚、溫文爾雅、生活在充滿藝術氣息的國度裡的人。
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幅《黃禍圖》，“黃禍論”由此而起，並在西方流傳開來。也有歷史學家認為，西方所謂的“黃禍論”可以追溯到漢朝，匈奴被漢朝軍隊打敗一路西逃，鐵蹄所至攻城略地，讓歐洲國家畏懼不已。再加上13世紀蒙古人的西征，更加深了西方人對黃種人的恐懼感。
工業革命之后，西方開始走向強盛，對外進行殖民擴張。當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時，征服者的優越感油然而生，中國人和中國的形象遭到進一步污蔑和貶低。
誰躲在“面紗”后？
如果說在全球化之前，中國與西方的交流比較少因而產生各種誤解，還勉強說得過去。然而，在信息高速、自由傳播的時代，如果還有類似“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香港死亡論”等論調，就應該懷疑其背后是出於怎樣的動機了。
在大多數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國似乎一直是個比較封閉的國家，與世界交往的時候總躲在一層“面紗”后面。改革開放31年來，中國自由、開放程度愈加提高，但是一些西方人士似乎沒能跟上這種變化，他們甚至缺乏了解中國的願望。部分西方媒體尤其喜歡用攻擊和污蔑中國的手法吸引眼球、迎合部分人的口味。
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曾指出，中西方交流中很多問題出在西方對中國認知的差距和信息的缺失上，很多西方媒體和公眾對中國的認識至少滯后了20年。一些西方民眾對中國的了解非常貧乏，就算有一知半解，可能也只是來自電影，有人甚至認為現在中國仍是男人留辮子、女人裹小腳、人的身體可以站在竹葉上。
不可否認，也有很多西方人士試圖認識中國的真實現狀，一些學者開始以嚴謹的態度進行科學的研究。晚清時期美國駐華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曾經指出，批評指責中國人比正確全面地了解他們要簡單容易得多，不能用西方建立的一套標准模式去判斷和要求他人。
有人認為，中國應該更加主動，向西方積極傳達自己的聲音，展示真實的中國形象。很多人認為中國在展示自身形象的時候應該改變表達的方式，學會使用西方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表達方式。其實這隻看到了問題的表面，問題的實質在於西方媒體掌握著話語權。在西方話語體系下，不符合西方核心利益的聲音自然會被過濾掉。這裡面除了文化和意識形態等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利益考量。
雙重標准背后的利益最大化
在有關中國的負面論調背后，隱藏的是部分西方人對中國發展的擔憂，害怕中國崛起后像西方那樣走對外擴張的路線。當中國愈來愈強大時，西方漸漸感受到壓力與不適。
為什麼中國的和平發展會讓西方感到不適？有觀點認為，中國人到國外之后與當地人搶工作，中國企業搶了國外市場。這是一種經不住推敲的論斷，是站在以西方為中心的角度看問題。如果反過來說西方人到中國搶了中國人的飯碗，西方企業搶佔了中國的市場，那可能會被視為民族主義、保護主義、保守主義等。這種矛盾態度背后隱藏的是雙重判斷標准。
中國一直在以大國的心態和氣度看待東西方交流中的問題，反倒是部分西方人習慣用雙重標准行事，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試想二人對弈，若一方既當裁判又當棋手，用手中的裁判權來給自己制造優勢，比賽結果自然毫無懸念。就拿對待恐怖主義來說，經歷過“9·11”恐怖襲擊的美國人對恐怖分子恨之入骨，然而美國政府卻宣布曾關押在關塔那摩監獄的“東突”恐怖主義嫌犯無罪。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是“非敵戰斗人員”，就算上了聯合國反恐名單，隻要不危害美國利益就不會被視為恐怖分子。
法國學者魏柳南（Lionel Vairon）曾說過，中國既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也不是一個和西方體制一樣的國家，這正是中國的崛起讓部分西方人不安的原因之一。因此，當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影響力越來越大時，西方一些人難免會用雙重標准來遏制中國的發展。
中國發展不以別人意志為轉移
在部分西方人士使盡“捧殺”和“棒殺”的手段之后，中國依然在自己開創的道路上高速前行。各種預言相繼落空——曾經預言中國經濟會在北京奧運會之前崩潰，但在全球經濟危機之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反而是某些西方國家經濟瀕臨崩潰﹔曾經預言香港回歸后會走向死亡，但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社會更加繁榮穩定……
當然，我們需要正視中國當前存在的問題。
在經濟高速發展之下，中國產生了很多新的問題與矛盾，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加大、貧富分化加劇等問題阻礙著中國前進的步伐。這需要我們用發展的眼光和積極的心態來對待和處理。
俗話說“旁觀者清”，對待西方的一些批評，我們也不能置若罔聞，要吸取和採納合理的意見。以人為鑒，可明得失，這面“西洋鏡”可以照照。但是，也要認識到西方人的局限性，很多人從來沒有到過中國，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此外，一些西方人過多地將視線放在消極的方面，從悲觀的角度進行夸大和渲染，忽視了中國政府和人民作出的努力。
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困境之下，對於中國人來說，要理性看待問題，更要為解決問題貢獻智慧和汗水。悲觀或驕傲的情緒都不利於中國的發展，更不利於我們走出當前經濟危機的陰霾。對於西方人來說，更需要客觀、理智地看待中國的發展。我們不企求西方人站在中國的立場看待中國，但希望他們至少要學會以平等、理解的態度看待中國。這是不同文明之間實現對話和交流最起碼的要求，不是嗎？
在中國和西方當前錯綜復雜的關系中，中國人民要更清醒地認識到：所謂全球化，並不意味著民族、國家之間利益沖突的消失，更不意味著民族、國家的消亡。世界上總有那麼一些人，習慣於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企盼著按照西方的意志改造中國。然而，中國畢竟不是一個習慣於按照別人的節奏跳舞的國家。正因為如此，西方關於中國的種種“恐怖預言”會不時出現，有時甚至會甚囂塵上。幸運的是，以往的歷史証明，這些預言的結局隻有兩個字——“破產”。原因很簡單，中國已經找到了一條屬於自己的成功道路。冷嘲熱諷、謾罵指責以及一廂情願的“恐怖預言”，都不廢江河萬古流，無損於這條道路的偉大。歷史不會因預言而改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善於思考的人開始反思。《紐約時報》曾用過這樣一個標題“As China Goes，So Goes…”，有譯者將其譯為“一榮俱榮”。
失敗預言之一 “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與中國發展並存
西方開始炒作“中國威脅論”時，正值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俄羅斯對外政策調整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嚴重挫折之際，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不但沒有垮掉，反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保持了令全球震驚的經濟增長勢頭，綜合國力空前壯大。美國、西歐和日本等西方國家在爭霸對手蘇聯消失后，開始把目光集中到中國身上，把中國看成未來最大、最危險的“假想敵”，認為日益崛起的中國將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格局，對整個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脅，於是提出要像冷戰時期對付蘇聯那樣對中國實行政治、軍事和外交上的遏制。
為何鼓吹“中國威脅”
1990年日本防務大學學者村井友秀發表《論中國這個潛在的敵人》一文，自此，“中國威脅論”開始蔓延。1992年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芒羅發表《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發表《文明的沖突？》一文，上述論述成為20世紀90年代初期有關“中國威脅”的代表性言論。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危機”在美國國內引發了對華政策大辯論，“中國威脅”的言論在海外一度迅速擴散。《時代》周刊記者伯恩斯坦和芒羅於1997年2月出版的《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是當時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1998年至1999年間，美國前中央情報局中國問題專家特裡普利特和前共和黨國會對外政策顧問愛德華·廷珀萊克合寫的《鼠年》（1998年）和《紅龍躍起》（1999年），明確聲稱“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無論是言之鑿鑿地指責中國人“搶走美國人飯碗”，還是危言聳聽地聲稱中國在“收購美國”，甚至直言不諱地明言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其實質都是認為中國實力增長太快，會對美國等西方傳統大國造成威脅。
上述“中國威脅論”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國際政治領域活動的政治人物及學者，他們從本國的利益出發，主要是從軍事、政治和經濟等角度談論中國對他們的國家利益構成的“威脅”，絲毫不隱藏利己的動機。“中國威脅論”的興起和泛濫，既有對東西方之間文化隔閡的憂慮，也有出於意識形態差異的猜忌，但是更為關鍵的卻是從政治現實主義出發對中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表達不滿。
“中國威脅論”花樣不斷翻新
有關“中國威脅”的輿論發端於美、日等國家，但其在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卻有一定市場。比如，作為中國近鄰的東南亞地區，由於歷史和自然原因，加之該地區一些國家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頗多齟齬，因而在西方媒體的炒作下，“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在這一地區不斷擴散，並直接影響到有關國家的對外政策。
盡管“中國威脅論”有其市場，卻並未成為國際涉華輿論的主流。近年來，國際上對於中國的報道和研究正不斷深入、全面，客觀看待中國和平崛起的聲音在不斷增多，中國“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和負責任的大國行為，也使周邊國家逐步認識到中國的發展是機遇而非威脅。但與此同時，“中國威脅論”花樣也在不斷地翻新，不斷地變換著面孔。自2004年以來，伴隨著有關“中國崛起”問題的討論，有關“中國威脅”的國際輿論出現了新的發展。按照這種輿論，中國無疑在迅速地走向強大，也許一個強大的中國將是建設性和負責任的，將保持“和平崛起”，但不能過早斷言強大的中國到底會不會背離和平道路而威脅別國。以上這些關於中國未來的不預設答案的“開放性”輿論比先前已大為增多。
失敗預言之二：“中國崩潰論”
“中國崩潰論”徹底崩潰
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產生了一系列問題與矛盾，例如能源、環境、嚴重的生態問題，財富分配失衡和“三農”問題等。這些累積起來的問題與矛盾，給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增長埋下了風險的種子。在這種背景下，一些西方人士將這些問題夸大，並且預言中國無法走出困境，隻能走向崩潰。
從“虛假繁榮”到“崩潰”
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全球經濟陷入“增長性衰退”的沖擊下，亞洲其他國家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經濟增長緩慢或陷入負增長的困境。一些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高投入、低產出的經濟增長模式，以及依靠大量廉價勞動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此外，中國經濟增長還面臨國企改革困難、環境污染、金融體制僵化等很多結構性障礙。因此，中國經濟也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2000年，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經濟學家兼歷史學家托馬斯·羅斯基發表了兩篇純學術性文章，題目分別是《中國的GDP統計發生了什麼？》和《中國的GDP統計：該被警告？》。在文章中，羅斯基從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的萎縮，從物流的下降和主要工業產品的緩慢增長，從服裝等商品的消耗到農業的遲滯等因素，幾乎全方位地質疑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並責問中國為什麼在統計方面造假。
羅斯基的文章發表一年以后，幾乎是在美籍華人章家敦律師出版《中國即將崩潰》的同時，西方主流媒體開始鋪天蓋地發表質疑中國統計數據的文章。2002年1月，美國《中國經濟》季刊的主編斯塔德維爾在其《中國夢》一書中把中國經濟比喻為“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2002年4月1日，美國《時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為什麼造假賬？》的文章，認為中國作為經濟大國是浪得虛名，是建立在虛假數字基礎上的。在一些人的歪曲和渲染下，中國經濟被指為“虛假繁榮”，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被過分夸大，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中國沒有辦法和能力解決這些問題，隻能一步步走向崩潰，“中國崩潰論”由此誕生。
“中國崩潰隻存在你的書中”
2001年8月，章家敦的英文專著《中國即將崩潰》出版，在美國引起很大轟動。這本書登上了當時《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美國國會也邀請他參加聽証會。
章家敦在書中宣稱，中國過去50年在經濟、社會及政治方面累積的弊病太多太深，目前的經濟繁榮是虛假的，在加入世貿組織受到強烈沖擊下，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會迅速走向崩潰。他斷言：“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隻能維持5年……中國的經濟正在衰退，並開始崩潰，時間會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而不是之后！”
章家敦先后在香港、上海工作生活過近20年，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情況有一定的了解。他曾在《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報紙上發表過一些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也為美國國會及各種智庫做過有關中國經濟的簡報。由於其華裔的身份和在中國工作生活多年的經歷，他的言論被部分西方人士青睞和信服。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后，即使是在經濟危機仍在持續的當前，中國經濟非但沒有崩潰，反而持續穩定較快發展，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已經被現實擊碎。
當年，摩根士丹利亞洲榮譽董事長華沃茲對章家敦說過的那句話早已下了結論：“你的‘中國崩潰論’，隻在你的書中存在，不存在於中國的現實中。”即便如此，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環境下，我們仍然要警惕別人在此時炒作“中國崩潰論”。
失敗預言之三：“中國糧食危機論”
“中國糧食危機論” 中國人不能養活自己？
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糧食總量仍舊短缺，溫飽問題不能完全解決，部分糧食仍需要國際援助。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經濟和城市化迎來了又一個快速發展時期。美國專家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預言，隨著人口的增加和耕地面積的減少，中國將面臨巨大的糧食缺口，中國的糧荒將沖擊世界。
“中國糧荒沖擊世界”？
1994年9月，美國《世界觀察》雜志刊載了一篇題為《誰來養活中國？》的學術文章。該文作者系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該文認為，快速發展的中國在其持續的工業化進程中，伴隨著人口增加和消費結構的改善，未來的糧食需求將大幅度增加，但由於發展中出現的“耕地減少”、“水資源匱乏”和“環境的破壞”等問題，未來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會下降，中國面臨的問題將是巨大的糧食缺口。為此，中國將越來越依賴糧食進口，並因此沖擊世界糧食供應和價格。即使中國有足夠的外匯儲備，國際市場也不可能向13億中國人提供如此巨量的糧食供應。作者預言中國的糧荒將沖擊世界。
布朗的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響，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性報刊和新聞機構都做了突出的轉載或報道，中國政府和學術界也迅速作出反應。隨后，布朗又在幾個重要的國際會議上發表講話，宣揚他的觀點，並不斷補充新的証據。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專著《誰來養活中國？》。
布朗的“中國糧食危機論”有著深刻的西方思想淵源，但缺乏科學的精神，充其量隻有炒作的價值。他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巧妙地隱藏起自己的真實動機，轉而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談論中國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所有的人的“威脅”，並認為這種“威脅”要比軍事上的“威脅”更為可怕，而且要求各國領導人把這種“威脅”放在第一位來考慮。
實際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僅是“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還是“一個養活不了自己的中國將如何危害世界”的問題。可以說，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代表了“中國威脅論”研究領域中的一種“新思維”，那就是把中國塑造成全人類和大自然的共同敵人，讓全人類聯合起來共同“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從這個方面來說，《誰來養活中國？》實際上提出了一種新的“中國威脅論”，即“中國糧食威脅論”和“中國環境威脅論”，對於豐富“中國威脅論”的內涵的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它能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的根本原因。
中國可以養活自己
事實上，布朗關於中國出現“糧食危機”的預言並沒有發生。不論布朗的動機和目的何在，中國用事實擊碎了這一質疑。當前全球性“糧食危機”下中國糧食供應充足是一個鐵証。
在6月20日第9個“世界難民日”當天，聯合國糧農組織發表報告說，由於受全球經濟下滑、糧價居高不下和天災人禍等因素影響，今年世界性的“飢餓”問題將更加嚴重，達到有史以來最多的10.2億人口，相當於全球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創下了新的歷史紀錄。也就是說，全球每6人中就有1人處於飢餓狀態或瀕臨飢餓狀態。
相比之下，在全球性“糧食危機”引發人們對世界糧食安全普遍擔憂之時，中國卻相對平靜。2004年至2008年，中國糧食產量連續5年增產，因此當前中國糧食儲備充裕，主要農產品供應充足，糧價基本平穩。近年來，世界主要農產品增長份額20％以上來自中國。如今到我們的市場上去看看，各類農產品不但花樣繁多、供應充足、價格平穩，而且還興起了“綠色食品”、“健康飲食”的概念。“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中國成功地解決了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糧食安全作出的巨大貢獻。
如今，中國主要農產品供給實現了從長期短缺到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用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佔世界22％的人口，全國糧食自給率已經高達95%，從長期來看，中國完全有能力立足國內生產實現糧食基本自給。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養活自己的同時，還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積極向國際糧農組織和一些出現糧食緊急狀況的國家提供捐贈和糧食援助，認真履行在世界糧食安全方面的國際義務。中國已經從糧食受援國成為一個重要的糧食援助國，並為促進世界糧食安全和農業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失敗預言之四：“香港死亡論”壽終正寢
“香港死亡論”壽終正寢
■回歸后的香港，依然繁榮昌盛
香港回歸，在很多西方人看來是一次失敗。在中西方力量的碰撞中，世界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力量，但是一些西方人卻不肯承認中國的成功，這體現在他們對香港命運的看法上。對香港回歸后的命運有疑慮的不只是西方人。香港回歸祖國，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將面臨大幅度的調整，當時有部分香港人對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心存疑慮，有的甚至移居海外。一些西方輿論抓住這一點作出極端預言，認為香港回歸之后，迎來的將是死亡的命運。
幻想：“香港之死”
1995年6月，美國《財富》雜志國際版刊出一期封面報道《香港之死》。在這篇報道中，該刊亞洲區女記者露易絲·克拉爾斷言：香港回歸后，必將喪失它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國際商貿中心的地位﹔北京會控制香港特區政府的各個部門﹔英語會被普通話所代替﹔外商會受到不公平待遇﹔人民幣會取代美元與港幣挂鉤﹔解放軍士兵會布滿大街。
露易絲·克拉爾預言，香港將失去它作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商界會撤離香港，腐敗會滋生並擴散，“香港未來的赤裸裸的真相可以用兩個字概括：完蛋”。
這篇報道一出全球嘩然，作為世界財經界的主流媒體，這種言論造成的負面影響非常大。一些外商受其誤導，相繼撤出了香港市場。部分香港人受其誤導，紛紛移民，背井離鄉。很多國家和地區受其誤導，以異樣的眼光打量香港，使香港回歸祖國並實行“港人治港”后的開局變得非常艱難。
2002年上半年，《財富》又以《誰要香港？》作為封面標題，對主權移交近5年來的香港現狀表示憂慮，稱中國經濟向全球開放后，香港作為外資進軍內地的大門作用會喪失，加上香港內部經濟問題重重，因此香港的地位將會被上海取代。這引起香港特區政府的強烈抗議和有力的反駁。
道歉：“我們錯了！”
在歷史証明了香港不可能死亡之后，《財富》開始道歉認錯。2007年7月，香港回歸10周年之際，《財富》編輯沙裡丹·普拉索撰寫了《哎喲，香港根本死不了》。文章寫道：“1995年，《財富》雜志曾預言香港主權移交回中國后，它將會衰落。但是在2007年，這座城市比以前更繁榮——好吧，好吧，我們錯了……自1997年7月1日的移交過去了10年，香港遠沒有死，並且幾乎不會死。”
同一年，《時代》發表封面文章《晴天，有雲》，以整整25頁的篇幅探討回歸10年后香港的變化，對“香港死亡”的言論進行重新審視，承認其姐妹雜志《財富》當年報道錯誤，認為香港比從前更有活力。
今年香港回歸已12載，在這段時間內，香港遭遇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非典”的襲擊，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幫助下，挺過了一次次的沖擊。現在全球面臨嚴峻的經濟危機之時，香港經濟也不可避免地出現衰退，這又是一次考驗，此時，我們要提防“香港死亡論”死灰復燃。
失敗預言之五：“共產主義終結論”
“共產主義終結論”
歷史尚未終結
自《共產黨宣言》問世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相繼建立，更展現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光明前景和旺盛生命力。但時至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一系列震驚世界的事件發生，使共產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此間，西方在加緊對社會主義陣營進行“和平演變”的同時，不斷制造輿論，聲稱“共產主義行將終結”。由於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先進代表中國也處在“早晚要來”的政治風波之中，這就使得社會主義向何處去成為當時歷史背景下的重大課題。於是“共產主義終結論”愈加盛行。
共產主義“最后的危機”？
1988年，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鬆出版《1999：不戰而勝》一書，系統地提出美國應該制定一個在鐵幕裡面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戰略”，即在軍事遏制的基礎上，發揮美國的經濟優勢，以經濟援助和技術轉讓等條件，誘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開展“意識形態競爭”，打“攻心戰”，擴散“自由和民主價值觀”，打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變革之門”。
該書出版后不久，東歐局勢發生了激烈的動蕩，急轉直下的政局變化，令全世界為之瞠目。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東歐的波蘭、匈牙利、民主德國、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6國，政權易手，執政40多年的共產黨、工人黨或下台成為在野黨，或改變了性質。此時的中國也正處於政治風波之中，於是，“共產主義行將終結”的預言更加盛行。
1989年，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當代著名的戰略思想家布熱津斯基立足於當時的東歐劇變，出版代表著作《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該書認為共產主義作為一種運動支配了20世紀多數時間后已經走向衰落，進入“最后危機”，斷言共產主義因違背歷史規律而將在21世紀“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消亡”。
歷史不會終結
《大失敗》出版兩年后的1991年，由於在自身實踐上出現重大失誤，蘇聯最終解體，蘇共被迫下台並宣布自行解散，這更加使西方諸國對於“共產主義終結論”確信不疑。
緊隨其后，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於1992年3月在大選失敗后下台﹔南斯拉夫在經歷近一年之久的內戰后，於1992年4月最終分裂為5個獨立的共和國。劇變后的東歐各國，背離社會主義方向，共產黨喪失了執政地位。
東歐劇變后不久，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該文認為東歐劇變和資本主義取得冷戰勝利的根源在於西式民主制度優於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其他非西方國家的各種民主制度，斷言西式民主制度將成為普世制度，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將作為政府的最終形式得到普遍推廣。
但中國經驗駁斥了上述預言。中國共產黨不但繼續保持了執政地位，還維護了中國社會政治穩定，並在進行總結、調整和改革過程中積極探索，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時至今日，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依然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共產主義終結論”在中國的實踐中宣告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