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养面包虫:陈丹青:谈《今生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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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谈《今生今世》时间:2010-09-28 16:13 作者:陈丹青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64次   “见了他,她变的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内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30年代的上海女作家张爱玲把这段话题在了一张照片的背后,送给了时任汪伪政府宣传次长的胡兰成。不久之后他们结婚了,婚书上写着:“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今天陈丹青为我们所带来的书就是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
  陈:一本就是大家知道张爱玲的一个丈夫叫胡兰成,五十年代流亡日本后写的一本长篇散文体回忆录叫《今生今世》。似乎现在大陆都已经知道他了,第一,他是张爱玲的丈夫,第二他是个汉奸,这是没的说的,所以他的政治身份就已经灭了他了,目前,像《今生今世》这样一本书在大陆还没有出版,在台湾十多年前出了,在日本50年代就出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汉奸的书来读。
  问:做批判用。
  陈: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流亡的历史人物来读。
  问:我想《今生今世》可能没有在祖国大陆出版,但是他其中专门写张爱玲的那个篇章,叫做《民国女子》,是反覆在一些张爱玲的传记或者张爱玲的评书类的书籍被反覆收录。
  陈:我现在谈它,因为我也注意了这几年的出版物,比如过去一些不可能出版的东西,像陈寅恪的全集,辜鸿铭的全集,钱穆的全集,包括陈公博回忆录,周佛海回忆录,都出了他们的图像,他们的文字,有关他们的一些评述,那更不用说蒋介石为首,以及张学良等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政治人物、历史人物,而且曾经非常有争议,有非议,有历史定论的人,过去不可以谈论的人现在都可以上书架,而且谈论的范围越来越宽,禁区越来越少。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咱们这个出版界,咱们这个言论界,好像从49年后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对历史开始推开,能够比较客观的来看它,我一直提到我们第一步需要的是恢复历史记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说一说《今生今世》,但是又难下嘴,第一这是很厚的一本书,有30多万字,上下两册。
  问:你是在哪里读到?
  陈:我在美国读到,那是十多年前,几个东西,就是历史的质感,一个是下笔的角度。我就想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下笔的角度,跟五四那代人比,他等于像今天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他当时还是个小青年,他到北大旁听的时候,周作人他们已经名满天下了,他只有旁听的穷学生,他同三十年代的人比,他又是一个极边缘的人,他要施展他的抱负,照钟阿城(作家)的说法,他是一个兵家,一个要掌权的人,一个要从政的人,有政治野心,有政治抱负,也没有他的位置了,他到延安去,他也想过。
  问:他还想过要去延安啊?
  陈: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说他吸引我的是历史的质感,民国时期所有大的事件和问题,我们在很多其它的历史着作中都会看到,他在他这变成一个非常私人的经验,非常感性的经验,我在《多余的素材》里面还引了一段他写解放军的,他对解放军非常非常的好感,他称他们是民间骑兵,有阳气,多处提到对共产党,对解放军的向往,写的很真实。他当时是个小青年,是个晚辈,但是他成熟的很早,他的政治见解,他的文学见解,所以正好在他壮年的时候,二十八九岁,三十出头的时候,他遇上了抗日战争,这时候他就到汪伪政去了.
  问:他在30年代时候汪伪政府的一个宣传司长。
  陈:但就任时候很短,就有一两年的样子。
  问:但他已经号称汪伪政府的文胆了。
  陈:汪伪本身就是一个很短命的政府,他在里头从政的时间更短,他在里头的角色很微妙,他也不是理论家,但这还不是我要说的,我觉的充满细节,历史的质感,举了例子,写抗战,当然我们会说从一个汉奸的笔下,他会写出怎样的抗战?写的是细节,什么啊?就是流亡的时候,就躲在浙西南的乡下,这躲一夜,那躲一夜,躲的无聊,就跟房主老太太聊天,问占领期间日本兵怎么样?有个细节很有意思,有时日本兵进了村干了事就走了,可恶是那个汉奸,跟在后头那个翻译,一次,日本兵借那个老太太家住,临走后就把半块肥皂留下来,这不要说战争时代,五六十年代,我们小时候这半块肥皂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队伍已经出村了,可恨的是,那个翻译已经走出半里路,又绕了回来,又把那半块肥皂拿走,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他又提到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大概有一次游击队杀了一个日本兵,日本兵就包围了这个村子,黄昏的时候突袭,向全村搜查,乡亲们都四散逃走,老太太就往后村走,走走就看到后面一个日本兵拿着电筒追上来,怎么走都逃不脱,最后没路走,他就踩到那个稻田里去了,老太太走到稻田就举步很艰难啊,她就突然回过身对着那个小日本兵,比她小很多,她说:“你干什么呀?”这种细节是在我们的电影里、绘画里、文学里很不容易找到的东西,但是它非常的真实,我就想到《战争与和平》里彼艾尔被拿破仑占领莫斯科的军队给抓住了,审判他,他跟那个审判官一来一去的说话,后来两个人的眼睛就对视了,对视的时候已经不是敌我双方,已经不是俘虏和长官。
  问:就是两个人。
  陈:忽然两个人在对视,素面相对那种,在那一剎那。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那个样了,但通常文学家碰不到那个领域。
  问:在我们过去的那种电影,那种文学作品当中,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宏大的叙事,就是个人眼光少一些,非常私人性质的东西少些。
  陈:这也是昆德拉(着名小说家)在《小说艺术》里头写到的东西,小说有它自己的东西,我们认识历史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历史着作,另一个就是小说,只能发现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
  问:就像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陈:对,但问题是胡兰成这个不是小说,他充满细节,所以它更可信,小说是虚构的,当然也有虚构的真实,但这个真实的胡兰成那他是直接面对,你在文字中处处能够遇到的,哪怕他在写非常政治的东西,非常内幕的东西,他写的还是细节。在汪伪时期,在抗战的中期,他写了一篇东西,因为他是一家报纸的总编,他分析华东的形势,分析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他说日本一定会失败,结果让一家日本空军的少佐看见了,他们交朋友,认识,能不能拿过去看看?拿去就拿去,这个人连夜翻译成日文,而且立刻拿到日本发表了,日本方面也想知道中国汪伪政府里对整个局势怎么看?结果这事很难办。胡兰成知道自己撞祸了,果然不久汪精卫就下令把他逮捕了,他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他知道可能这次命就没了。他说他一关进去,坐下来,有十五分钟左右手就止不住的抖,一边抖一边还生闷气,怎么自己这个样子,可是还是抖,过了好久才停下来,自己克制住了,点了烟,过了一会饭送过来,很具体,一碗饭、一碗萝卜汤,他说他自己居然也慢慢吃下去了。我们看过太多人被捕的经验,别人来写,自己来写,我不记得这样的描述。
  问:说起来,胡兰成他绝不是一般的汉奸,他特狡猾,他居然能够在汪伪政府,在那么复杂的局势下全身而退,而且抗战胜利后捉汉奸,国共两党一起追剿他,而他居然给逃了,据说他是汪伪政府唯一漏网的汉奸文人。
  陈:通缉令上是唯一漏网的,最后他从上海跑到香港,最后他又从香港坐船到日本,他也写的很感性,他说他坐上船了以后,经过台湾以后,听到两岸的广播,开出台湾海峡,他又听到日本的广播。尤其是写到历史的,但他在写历史时不像在写历史,他写的就是今天的事情,身边的事情,背后都是历史,历史在那是活生生的一个状态。
  问:他在书里有没有对他自己汉奸的身份进行忏悔。
  陈:海外有人解读整个《今生今世》就是一本《忏悔录》。我想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第一读的其实不是胡兰成,如果今天类似周作人这样的,陈公博这样的人,陈公博,周佛海都是共产党一大的出席者,是建党的元老,可是他们后来成为不齿于民族的汉奸,这么一个不归路,那这就是我们要读历史的原因。看过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可能会有很多感想,但有一个感想就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一个有抱负的人,而且他在文化上绝对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可是在那样一个大时代里,同他一样的那么多青年,走了不同的道路,变成不同的人,留在历史上不同的名声,最后不同的脸谱。这也是让胡兰成有意思的地方,他在一个永远的困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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