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和中国文化：谁阅读了“二十四史”？

The 24 Histories and Chinese Culture: Who Read the 24 Histories?

Talk at Beijing University, Friday November 10, 2006

Endymion Wilkinson

“二十四史”和中国文化：谁阅读了“二十四史”？

Endymion Wilkinson

北大历史系胡鸿译

1、引言

在演讲的开始，我要感谢组织者允许我来讲这样一个熟悉的题目。我确信在座的各位都读过前四史，有些人可能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读了好多遍。我将尽我所能在这样一个熟悉的领域里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对二十四史进行学术性的续写、评论、增补，在其第一部——《史记》写成约100年后，即已出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其中的大多数都集中在前二史（《史记》、《汉书》）或者前三史。到了帝国后期，一些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经学转向史学，加强了对史籍的研究，一些人开始系统地为正史写史评，或者为正史做补遗。他们全神贯注在文本的解释和修正，以及它们如何被写作出来和由谁写作这样的问题上。我今天想做的是试着远离生产层面的研究，以求稍稍给予需求层面多一些重视。也就是说，我将从消费者、读者的角度去考察正史，并试着提出和回答一些问题，诸如：哪些正史被阅读了？它们如何被阅读？对正史的评价在几个世纪中如何变化？ 出于好奇心我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从汉朝到清朝，很多最好的历史学大头一直在批评正史太冗长、缺乏整体规划、难以阅读。当然，前四史，尤其是《史记》和《汉书》是例外。此后官修史书继续被制作着，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累赘冗长。这点解释起来也很简单。编写正史的帝国政府受供给驱动，而帝国后期那些正史的批评家们不是高级官员，更不是决策者。在开始之前，我们最好在如下这些对二十四史（至少是《史记》之后的正史）的基本概括上，达成一致的认识：

——它们是政治史，关于皇帝的行为、他的朝廷和高级官员、以及那些身体力行了既定价值观并具有全国影响的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著作中）。

——一个朝代一般只有一部。主要由官员撰写。早期的几部由官员们以私人能力撰写（其中包括七部父子相继写成的）；后来的大部分都由官方任命规模大得多的委员会来完成。作者中只有官员是因为独有他们能接触到作为史书之基础的档案和史稿。有证据表明，汉代和隋代，私人被禁止参与国史和正史的编纂。

——后期许多史书都以前代自撰的国史文稿为蓝本。这些国史则基于对官方档案特权使用。那些并非承袭前代国史以为蓝本的史书，通常是私人所做的对已有史书的重写，最著名者包括前四史中的三部以及《南史》、《北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正史以纪传体的形式编排，分成许多部分，绝大多数由传记或传记性内容组成。所有24部均有本纪和列传；22部有关于帝国政府主要礼仪和行政制度的书志；11部有表；2部有世家或载记。

——史书总被看做统治者有用的政治手册，意在提供一面镜子，告诉人们现在和将来，什么必须避免，什么应该仿效。用梁元帝的话说：“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急。”或者唐高祖一个世纪以后所说：“司典序言， 史官记事， 考论得失， 究尽变通， 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 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旧唐书》卷73）

——为前代修史帮助新王朝提供政治上的合法性，并给出对于一个新王朝为什么和怎么样掌握政权的正确认识。因此一个好的王朝不仅仅通过出版官方意识形态（带官方认可注疏的儒家经典）来建立对现时正确的认识框架，还会通过发行小心编写的官修正史来建立对过去的正确认识框架。

——这些史书也有意被用来纪念著名的人物（在一定一定程度上，包括女人）。在正史中有传，是个人的一项极大荣誉。

——始于五世纪，或更早，部分史书即在官学里用来教育20岁左右的青年。唐代开始，一些史书便是准备殿试策论的指定参考。

有了上述概括，有必要强调的是， 18世纪作为“二十四史”出版的这些史书，并非简单累积起来的：一个朝代一部史书，全都追随《史记》以传记为重点，用纪传混合的统一形式写作。这种今天常见的理解，源自于帝国后期的修史实践。然而通观二十四史，我们会立即发现它们在创作过程、内容、形式和风格上非常多样。比如，可以说这些史书的重点是传记，但页码的统计表明，尽管传记性内容在多部早期史书中占90%或者更大比例，在宋代之后的5部却仅占约60%，由于这5部有更多更长的书志。尽管大多数正史都是一朝之史，仍有不低于四分之一（24部中的6部）是数个朝代的历史。自然，这些史书各自覆盖的时段差别很大（从《史记》的3000年到《南齐书》的23年）。这种覆盖的深度可能是它们中一个更有意义的差异——《辽史》平均2.5页记一年，而《宋史》几乎是它的十倍（23页一年）。一般说，史书由胜朝的史家为前朝所做。对于唐代以后的情况，这句话非常正确。但在唐朝及之前修成的15部中，符合者仅有6部。确实，24部中只有13部是紧接的新朝史家为前朝所修。说每部史书覆盖了中国历史一个独立片断也是不确切的，至少有有4部严重地互相重复。因此在二十四史中有大量的重复和交叉。最后，当然不是每一部都写得很出色。被认为写得好的七部都是父子相继或由个人完成，不是由官方集体修成。一句话，我想说明的是：正史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意味着它们将以不同的方式被阅读和欣赏。此外，人们偏爱古典时代以及强大和正统的朝代。记述这些朝代的正史一定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人对对于史书的不同部分也有不同的评价。例如，我想帝国前期人们更多地阅读和喜爱列传中的故事，而不是本纪，尽管严肃的历史学家强调本纪的重要性。当然大多数人也许更愿意读传，而非书志，但在帝国晚期，至少在清代，传虽仍像早期一样受欢迎，严肃的学者却会忠告学生们不要去读传，应该集中精力在书志上——这些被认为更加有用，不仅为了考试，也适用于实际的事务。

2、汉—唐：正史的流传和接受

《史记》和《汉书》是汉代流传最为艰难的书籍，因为它们写在竹简上，并且远远长过从前的任何著作。当时所知最长的著作是《春秋左传》，《史记》的篇幅是它的三倍，《汉书》是4.5倍。《史记》应该写满了至少10,000根竹简，《汉书》至少13,000根（这些竹简共计达到约350—425捆）。几乎可以肯定，这两部书很可能以单篇形式流传和被阅读。这点让人想起后汉十二岁的吴祐的著名故事。“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恢乃止。（《后汉书》卷64，标点本第2099页）想想在吴祐的时代，《史记》和《汉书》合起来比所有的经书至少长三倍，我们就明白那时搬运这样的巨著在物理上有多困难。

我们不需要是一个材料决定论者，也可以认为像《春秋》、《史记》这样的中国史书，其形式受到了书写媒介的影响。《春秋》的条目很短（最长的一条不过47个字），因为它们写在单片的竹简上。同样地，由于《史记》的各部分甚至各卷写在单独的一捆竹简上，它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我完整的。由于他们的自我完整，不可避免地有相当大的内容重复，同时一件事的不同侧面会出现于不同的篇章。我们很快将看到，这正是造成阅读纪传体正史的主要困难的原因。

不仅有物理上的困难，我们知道《史记》的流传一直受到限制，开始时它被认为包含有潜在危险的信息，后来又被认为异端且失礼（杨海峥：《汉唐史记研究论稿》，齐鲁书社，2003年）。在《史记》写成后100多年里，你若想读到它，只有去访问皇帝的档案库，或者去寻找仅有的一两份私家收藏抄本，两条路都不容易。还有一种办法我已经提过，你可以阅读单独的篇章。

在《史记》始流传200年后，也是它写完250年后，第一部注释（延笃（？—167）所做）出现。详细的注产生又过了100年，这说明到三世纪下半叶，人们已经可以仔细通读整部《史记》了。到这时《史记》和《汉书》应该都有了写在纸上的手抄本。

影响史书接受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是它们很难阅读。根据《后汉书》：“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 同郡马融,伏于阁下”（卷84）。班昭卒时马融才35岁，所以她一定在他很小时教过他。大约50年后，《后汉书》写道：“（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以《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卷26）荀悦奉行了皇帝的旨意，范晔评《汉纪》曰“辞约事详，论辨多美。”或许献帝对《汉书》的评论应视作一个十几岁未成年人的表达（他说这句话时还不满18岁），但无论如何不只汉献帝一人发现纪传体史书难读，也不只有他更喜欢编年体。许多成年且著名的学者有过同样的抱怨，这种抱怨随着正史的增多与日俱增。

“正史”一词首次出现是在一个书名中，曰《正史削繁》，正是上述困难的表征。应付这一问题有多种方法，包括摘录、缩写或用编年体改写。《史记》可以阅读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第一部对它的摘录——《史要》即已出现，由“汉桂阳太守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丛”（《隋书·经籍志·杂史》）。

从早期的图书目录尤其是《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中，我们看到许多其他的摘录和缩写很快为世人所用，例如吴太子太傅张温（193-230年）所做《三史略》（“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葛洪（约280-340年）的《汉书钞》。据说，刘昞著《略记》是因为“昞以三史文繁”。（《魏书》卷52，标点本第1160页）

第二种帮助读懂前四史的方法是提供完备的注疏。到宋代，带三家注的《史记》已经是原文篇幅的三倍多。一直到清代，注疏集中于前四史，一定程度上包括《晋书》和其他主要朝代的史书，这反映了读者的偏好。

《汉书》在皇帝的支持下写作，最终也在皇帝指导下完成，这确保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前景。汉唐之间的确出现了历史写作的繁荣，因为这一时期建立的许多政权都以承继汉朝来寻求正统性，并为自己的统治写下官方记录，也为前朝修正史。私人的历史撰述也前所未有地繁盛。

三世纪以后，史学地位上升，成为独立于经学的一门学问，这可以从宫廷图书目录的重新分类中看出来，这时四分法日益取代了儒家经典的六分法，而史书是四类中独立的一类。

对史学研究的另一个促进，是它被列为南朝官办的“四学”之一。（“四学”或“四馆”是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四学”中的三学恰好与囊括所有文字知识的图书目录四分法中的三类相同，这并非是一个巧合。

3、南朝梁：“正史”一词的起源与意义

大家已经熟知，第一次将官方编撰并审核的纪传体断代史书称作“正史”，是在南朝梁代（502-557年），上述教授史学的专门学校建立30多年以后。这当然不是巧合。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着手弘扬儒学，将它引入梁政府控制下的公共领域。在组织和安排现有典籍时，圣人正典被冠以“正经”或“正言”这样的称号。这些官方编辑和审定的文本无疑要置于官学之中。历史学的教科书是官方编写和审定的史书，称为“正史”。第一部标题中含有“正史”字样的书——阮孝绪著《正史削繁》，出现在这个时期。梁元帝很快利用这新的术语也描述官修史书的价值，“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急。五经之外，宜以正史为先”。（《金楼子》5卷4章，“戒子”条，亦见于《册府元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术语渐渐有了更精确的界定。最初正史可以是纪传体，也可以是编年体。在宋代，正史专指纪传体史书，但可以是一朝（一个皇帝）或数朝之史，也可以是写整个朝代的断代史。宋代以后，它几乎只能指称纪传体官修断代史。“正史”之“正”字也愈益暗示其记载的朝代被看作正统，虽然至少有五个有正史的朝代在唐以后不被这样看（三国的吴、魏；北魏、北齐、北周）。

4、唐：正史的编撰

唐太宗时期，编撰国史（本朝之史）的机构——国史馆成为定制 (629)。也在这一时期，不到30年的时间，特别任命的委员会为三国至唐间那些没有合适史书的朝代，编成了6部新的正史。结果，汉唐之间长期分裂的时期被13部纪传体史书联结在了一起，这也构成一个正朔传承的谱系，让每个主要朝代都能通过不间断的编年线索从唐代上溯到汉代，再通过《史记》通达黄帝。除了一个例外（7世纪《后汉书》逐渐取代了《东观汉记》），所有13部史书直到清末都在正史之列，尽管在18世纪最终定型前，二十四史中剩下的部分引入了许多变化。晚唐文集多提及这13史的组合。例如，杜牧在9世纪中期写道：“年二十, 始读《尚书》、《 毛诗》、 《左传》、《 国语》， 十三代史书。”（杜牧：《注〈孙子〉序》）两部对南北朝七史的缩写（《南史》和《北史》）出现于7世纪。此外，唐朝的史馆还留下了许多国史的文稿和其他资料，这些成为《唐书》和《新唐书》的基础。因此，到唐代结束时，18世纪“二十四史”的近三分之二，已经写成或有了底稿。

5、唐：正史的接受

尽管唐代官修史书的编撰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唐代所修的大部分史书后来几乎没什么人阅读。为什么会这样？有以下一些原因：

①唐初，科举考试中的试策要考察学生的历史知识。这里“历史”主要指汉朝隆兴和衰亡的历史，写在“三史”中（实际上是前四史）。唐朝建立100年后，有人抱怨学生们宁愿全神贯注在文学方面，用诗歌写作来代替依靠历史知识的试策。因此，737年，政府决定将“精通一史”进士科的可选项。780年，有人提议在考试中加入有关更近期历史的问题，没有被采纳。（《通典》卷15《选举》三、卷17《选举》五）822年，政府对鼓励史学研究作出更大的努力，设“三史”为独立一科。此后，三史科一直保留了两个半世纪，直到1075年在王安石变法中被废除。无论如何，史学一直作为进士科考试的一个部分保留到清末（唐代也是如此），但它再也没有成为独立的一科，尽管朱熹和顾炎武倾向于后者。我深入到这些细节，是因为科举考试的课程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读什么。前四史的选本成为一科的指定书目，当然有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前四史，虽然只是一科不算主流的考试。不可避免地，记载着直到唐初的历史剩下9部史书，被人们忽视了。但是为什么这9部史书在唐代几乎没有人读，还有另外三个原因。

②尽管南北朝8部史书中的5部由唐太宗亲自委任编修，人们很快发现他们没有叙述一个连贯一致的故事。上段提到的那个提议的倡导者赵匡，曾坦率地说：“自（刘）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通典》卷17《选举》五。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对于大多人来说，大部分正史始终难读。甚至大学者吴兢也作了齐、陈、周、隋历史的简编，因为他感到已有的这几代的正史“繁杂”。（《旧唐书》卷102）这也是促使李太师（不详，约590-645年）缩写南北朝历史，草拟编年体《南史》、《北史》的主要动因。他的儿子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将它们改回纪传体，这确保了它们有列入正史经典的机会。的确，很快人们就阅读这两部书，而不是南北朝的七部独立史书。宋代藏书家晁公武（约1105-80年）用“删烦补阙”来概括人们对《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不详，约618-76）的公论。此举的结果，他进一步解释说李的著作“过本史远”。（《郡斋读书志》卷2上）

③南北朝七史不为人读的第三个原因是人们不喜欢分裂的时代。南宋太常博士倪思在1184年曾说：“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宋史》卷156），正表明了这一判断。顺便提及，倪思个人最著名的研究“班马异同”（《史记》与《汉书》的同异），正是在汉代，而非分裂的时代。我们可以解释为倪思在表达一个恰当的儒家观念。应试举子们应该学习强盛、统一的朝代的历史，而不是衰弱和分裂的。但实际上，众所周知，分裂时代常常作为军事传奇、小说和戏剧的题材而广受欢迎。

④南北朝的独立史书被忽视的第四个原因，是它们在文学方面没有受到高度评价。在18世纪史学研究的高潮到来之前，几乎没有人为它们作过注疏。

从所有这些我们或可总结，王鸣盛说“唐以前惟三史三国”（《十七史商榷》卷19，上海古籍出版社，927-28页），只是略有夸张。唐代人阅读的史书是十三史减去南北朝七史，也就是前四史加上次要一些的《晋书》和《隋书》，还有《南史》《北史》，一共是八部。顾颉刚有一个很好的概括：“有宋以还，治史者多殚心史汉。”（《二十五史补编·序》，1935年）

这里值得略为停顿一下，问问为什么人们如此专心于前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答案是，这三部书在汉朝灭亡后很快被看作权威可信的著作（3世纪末起它们中又加入《三国志》）。从那以后，在两千年的绝大多数时期，它们一直是被人阅读最多的史书。这有很多原因：首先，它们讲述了古典时代和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帝国兴盛和衰亡的历史，并且用一种其他资料无法匹敌的方式和风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些时代的其他史书陆续丢失，“三史”作为唯一且不可或缺的了解汉代的向导，其地位进一步巩固。而汉代又是为后代政权孜孜效仿的典范。因此，“三史”不仅仅被看成历史课本，更被看成是关于几个世纪重大政治问题的实践教程——如何重建并维持一个庞大、统一且强盛的帝国。第三，《史记》、《汉书》（一定程度上包括《后汉书》、《三国志》），中唐以后不仅被当作史学之典范，也被尊为文学的圭臬，这一看法持续到今天。甚至在唐以后，汉代仍然被当作制度上和文学上的楷模，为后来朝代所尊奉。唐代也受到很大尊敬，但它的历史在《资治通鉴》或《唐鉴》中可以读到，不只有《唐书》，而且唐代最高的文学成就被认为是诗歌，而不是历史。

关于唐代正史阅读，我最后要说的一点是：许多人，包括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发现纪传体史书难以阅读。其结果是用编年体改写正史或者为它们做节录。如同Denis Twitchett敏锐地发现：“官方史学家白天写纪传体，晚上写编年体（例如：吴兢（670-749年）、韦述（？-757年）和柳芳）。（“The T’ang Historian”, in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7, 73.）

6、宋、元：正史的刻印和接受

从宋代开始，雕版刻印的主体是带有实用性质的书籍，像医书，或者有助科考的类书。接下来是文学作品，尤其是个人文集；再其次是儒家经书；最后才是史书。在史书类中，编年体史书又远比正史受欢迎（《史记》、《汉书》是例外）。

到了宋代，南北朝的几部断代正史，还有《隋书》，已经变得非常罕见，损毁严重，甚至部分丢失了。因此，司马光（1019-86年）曾说：“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南北朝七史丢失的原因上面已经说过，它们几乎都被《南史》、《北史》取代了。如司马光所说：“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贻刘道原》，《传家集》卷63）

北宋时期，正史第一次在国子监的监督下雕版印刷。这一事业开始于前三史，接着在正史序列中有条不紊地沿着被阅读的顺序进行下去（因此《南、北史》比南北朝七史早刻了50年）。这是一项耗时83年完成的宏伟事业，一共校订和印刷了19部史书，虽然在宋初这一经典体系一直称为十七史。这次印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许多几乎必然丢失的著作得以保存。（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書院， 1989年； 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凤凰出版社， 2006年）

正史的刻印并不能保证人们阅读它们。如洪迈在正史刻印100年后写道：“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而李氏之书独行，是为《南、北史》。”（《容斋随笔》四笔，卷8，“历代史本末”）南宋有十一史的体系（主要再版的十部加上《旧唐书》），有建阳书坊制作的十史系列，还有南北朝七史（所谓“眉山七史”）。在元代，尽管有一个路级的决定要重刻十七史，仅仅完成了10部（南北朝七史在元代没有重刻）（参见尾崎康，1989年）。总而言之，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正史仅仅刻印了4次，南北朝的七史只刻印了2次。我们不清楚每次的印量有多大，很可能不超过100到200份。其后果是它们仍然罕见且昂贵。我们或可得出这一结论：正史（“三史”是例外）在宋代没有被广泛阅读。

有多种迹象可以旁证这一结论。首先，一直到宋末元初，都没有十七史的一个连贯一致的目录（第一个目录出现于王应麟（1223-96）的《小学绀珠》）。另一个元代的材料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目录：《三国志》被当作三本单独的史书，《南、北史》则没有被提到（史伯璿：《管窥外篇》卷下，1367年）另一个迹象是《南、北史》虽在唐宋为人阅读，却常常不出现于宋代图书目录的正史类。它们要么归入“杂史”（《崇文总目》，1041年；《郡斋读书志》，1151年），要么列入“别史”（《直斋书录解题》，1249年；《宋史·艺文志》）。只有《遂初堂书目》（1149年）将它们列入“正史”。到明初它们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目录的“正史”部分（《文渊阁书目》，1420年）。这说明一个十七史明确系统的观念，此时或许没有像明清学者所见的那样稳固。的确，洪迈在笔记里仅仅是引用，像宋代的书目一样，并没有说出他的时代十七史到底包含哪些史书。

7、宋、元：《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

然而远远比上述迹象重要的是，宋人读史的类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他们钟爱编年体史书。这一事实大家都很清楚，我只总结一下要点。你们可以对比参看徐蜀的文章《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史的普及》，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20-29页。

北宋时，对于正史冗长、重复、混乱的抱怨变得强烈起来，因为那时历史学家面对一个艰难的任务：为唐亡宋兴之间的分裂时期，做一个连贯一致的叙事。他们还希望这部叙事有一个清晰的道德主题。结果，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试验新的历史撰述方法。当然，旧的做法，仍在继续：

1) 传统的做法是：很快由一个指定的特别委员会着手编修《五代史》，利用从五代继承来的材料。这一做法失败了，因为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完成之后，终宋之世，这部史书被摒弃在正史之外。

2) 欧阳修主动重写了委员会的著作，用了一半的篇幅，加之一个更清晰的立场，这一举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获得高度评价，在南宋甚至被善意地与《史记》相比较。的确，他的《五代史记》（后来被称为《新五代史》）很快成为前四史之后最广为阅读的正史之一。这首先是因为其一贯之的风格和清晰的要点，但它是帝国后1000年里，写得最短的正史这一事实，也起了作用。

3) 第三种做法是重新引入编年体。这一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做得非常出色，以至于影响了此后直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写作。它也使得阅读正史的人比从前更少了。

关于做这样一部从403BC到宋代的连续叙事的动机，司马光多次做过解释，但每一次总是先指出正史的缺点——“烦冗”或者说它“文繁事广”。他也指出依据分裂时代的史书，为事件排出一个编年的顺序，是多么困难。1066年，他被恩准开始这项工作的上奏，是对这一观点最著名的陈述：“（臣）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208)。

后来在给他的最重要助手的信里，他写道：“士不知古，而亦以诸史卷帙繁重”（《贻刘道原》，《传家集》卷63）。刘恕（道原）自己也批评过正史，说“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序》）。

甚至从刘知几（661-721年）开始，对纪传体的批评几乎普遍提到它的一个明显缺陷，即，“同为一事，分在数篇”（《史通·古今正史》）。这不仅让人难以构建一个完整的图景，也造成了许多重复。对于记载分裂时代的史书，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有关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的信息，可能分散在许多部分或者在两部或更多部史书里。编年体也几乎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所以，宋代出现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将《资治通鉴》重编成纪事本末体。另一个办法是引入正史间的对照，但这在18世纪才第一次付诸实践（由《明史》的编者们完成）。

除了指责正史难读、重复、冗长、一事分在数篇外，另一个主要的批评是：从《汉书》起，大多数正史都是断代史，它们丧失了历史奔流不息的意境。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持者是尖刻的宋代大学者郑樵（1104-62年），他写下一个对班固的人身攻击，用上了不太体面的字眼：“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通志· 总序》）

郑樵对断代史丧失了历史连续性的批评，一遍遍被人们重复着，最著名的是制度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年），他写道：“《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文献通考自序》，1319年）

最后一个批评（由刘知几在谈论“国史”时首先提出）是：史书的编修牵涉进太多的官员。如他所说：“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或者，我们可以说：“厨子太多，煮坏了肉汤。”刘知几对“馆修史书”的批评，形成于他在国史馆工作的二十年中。一千年以后，万斯同（1638-1702年）也认为馆修史书劣于私人撰写的史书，但是，毫无悬念的是，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当修史的邀请出现，他发现拒绝为官修正史工作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他表示抗议的方式是拒绝史馆的正史任命，而是在修史工程相继两任主持人家里工作了13年。

8、宋—清：《纲鉴》的缩写

有人机敏地说过，从宋到明，孔子之后中国最顶级的历史学家是朱熹，而不是司马迁。诚然。

司马光无法在正史中得出清晰的历史图景，于是有了《资治通鉴》的写作。但是两百万字的《资治通鉴》本身也不容易读。很快，为了让它更易被接受，各种各样的节略、摘要、续写和扩写开始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这也不是一部短篇著作。所以，很快它又被缩写，并且缩写不断地在更新。从宋代到20世纪，《纲鉴》（《通鉴》和《纲目》）以及它的众多修订版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历史教科书，而不是正史（除了前四史）。17世纪晚期一个叫沈佳的学者说得很好：“向有十七史，今又增五史矣。设复如宋人制科出题兼十七史，不亦难乎？记诵繁多，足为心累，亦目力鲜及。吾人史学，大抵《通鉴纲目》与《文献通考》两书足矣。”（沈佳《明儒言行录·原序》）

18世纪以后，《御批通鉴辑览》（1768年）也很受欢迎。这部书20世纪初仍在流传，毛泽东的中学老师曾把此书赠送给他。毛泽东后来成为《资治通鉴》的热心读者（据说他通读了17遍）。顺便说，像帝国后期和民国早期的历史爱好者一样，毛泽东首先读的是《资治通鉴》而不是二十四史。因此，在1953年，他要求吴晗和范文澜一起整理《通鉴》标点版，1956年正式出版。直到1958年，毛泽东才想到指示吴晗开始正史标点的工作（但仅仅是前四史，是历史学家们建议将标点工程扩大到二十四史，还加上《清史稿》）。

规模缩小一些，但极受欢迎的，是那些为学生写的，常常用来考场作弊的史书。它们一般是正史和《纲鉴》的摘录。托名吕祖谦（1137-81年），实际编成于南宋末年的《十七史详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书一次又一次在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重写、修订和出版。它实际上是十史（《史记》到《五代史》，去掉了南北朝七史）的摘要，不是十七史。另有一部曾先之1297年所做《十八史略》，是一部编年的中国史概要，起于上古终于宋末，打算给乡试举子使用（主要根据十七史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刘时举《续宋编年通鉴》）。16世纪，这部书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在那里受到高度尊重，比于《史记》和《资治通鉴》。其声望经过明治维新一直持续到20世纪。明末顾锡嚋编写（进士，1619年），数年后由陈宏谋增补的《纲鉴正史约》， 两个半世纪以后，仍然有老老少少在读。例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知道，在1880年代出使英国、法国、俄国期间，他仍保持着晚上经常读这本书的习惯。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年）也讲述过他怎样在1891年从这本明代教科书开始历史学习。

有人为学校里的孩子制作这些正史节略的摘要本，如《十七史蒙求》（王令（1032-59年），麻沙本，1169年），或《明心宝鉴》——第一部翻译为欧洲文字的中文书（16世纪被翻为西班牙语）。这些节本的节本再次被浓缩在日用类书和启蒙读本里，比如《三字经》，它就设法将中国历史浓缩成了若干组押韵的句子。

9、宋—元：来自学校课程的证据

阅读简化版的十史（记载上古到五代的历史）的人，不是只有学者。从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我们看到，学生也要集中学习简化版的史书（像唐代一样）。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约1195年）中给国子监的学生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学习计划，其中有一个关于历史学习的详细阅读书目。他将史书分为四组，在12年的学习中，（要用四年）每年学习一组史书：（1）《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书》；（2）《三国志》、《晋书》、《南、北史》；（3）新旧《唐书》，《五代史》；（4）《资治通鉴》。换句话说，他把“三史”和《左传》、《国语》一起放在了第一年，并提议将整个第四年献给《资治通鉴》。总体来看，他只选了17部正史中的9部作为课程（并加入了另外两部，《旧唐书》、《旧五代史》，它们不在十七史之列）。这一提议虽没有付诸实施，它仍然对后几个世纪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以元代教师程端礼（1271-1345年）所传达的形式。不过对于正史，程没有朱熹那样的雄心。在他的课程里，他建议20-23岁的学生，已通十三经（不包括《尔雅》）者，应该开始阅读《资治通鉴》（参考《通鉴纲目》、《世纪》、《汉书》、《唐书》和《范氏唐鉴》）。换句话说，在他的时代，阅读《通鉴》实际上已经几乎取代了阅读正史。大家知道，程氏的极端细致的课程表——《读书分年日程》的复本，在国子监的命令下散布于全国各地，并为许多家塾和书院所接受。

10、科举考试对正史阅读的影响

科举考试，从隋代始行到1904-5年废止，其主要焦点是儒家经学的知识。曾经一度文学才能，尤其是诗歌写作，挑战了经学的地位；但从1370年到1756年，为了利于对经典的道学解释，诗歌被抛弃了。当然，经书中至少包括了一部主要的历史课本——《春秋》和三传。但它的语言很难懂，而传文又较长，考生们更喜欢容易一些也简短一些的经书，像《易》或《诗》。从宋到清，时务策一直是殿试的标志，但它们不是考生和考官们关注的重心。大体上，考生们被考察《春秋》、《左氏》，或者《史记》和《汉书》，而不是十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更不是二十四史。（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大多数学生，如果他们读过正史，一定是读了上述科举中要考察的这些（前四史，尤其《史记》和《汉书》）。那时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一样。他们想要一条获取功名的捷径。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在史书中辛勤耕耘，而是简单地背诵从前成功的考生的文章或者另一些考试用的小册子（摘录、缩写，以及各种各样为你通过考试特殊制作的文本）。从唐代到清代，高级官员、学者，有时甚至皇帝本人，都在控诉这种做法。第一条控诉的记录早在681年，据主考官报告，大多数参加明经科考试的学生没有读过真正的经书，只是照抄过去考试中的答案，而进士科的考生只是在背诵从前的策论。15世纪中期，《明实录》里的一句话是这种控诉的典型：“生徒…怠，惟记诵程文以备科贡。”（《明英宗实录》卷17）。大学者、诗人、治水专家谢肇淛对此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箴言：“古人之读书明义理也，中古之读书资学问也，今人之读书，不过以取科第也。”（《五杂俎》，卷13.1，260页）。顾炎武也作过一个更加广为引用的评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 ”（《日知录》卷16，“十八房”条）

11、明—清：正史的刻印

既然已经有了对正史如此严重的批评，既然编年体的《通鉴》和《纲目》受到高度尊重，令人惊讶的是，宋代以后的政府继续在制作正史。而且其规模还在扩大，一部《宋史》的篇幅约为《史记》的20倍（不含三家注）。

顾炎武在谈16世纪早期什么书在社会上流传时，仅仅提到了《资治通鉴》，没提任何一部正史：“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亭林文集》卷2《钞书自序》）。

明代，1528-32年，21部正史由“南监”印行（重刻了8块书版，其他完全继承自元代）。1547-97年，南监重印了它们，1593-1618年，北监翻刻了二十一史。接下来的300年里，二十一史重印了好多次，尽可能地使用旧的书版。每次的印量并不大（从一百到几百不等），但是积累下来可供阅读的正史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除了“三史”。

从皇宫中或其附近藏书的编目或排架目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哪些史书需求量最大。15世纪的《文渊阁书目》显示，《资治通鉴》（15份）和《纲目》（11份）的副本数超过任何一部正史。毫不奇怪，被阅读最多的正史（从副本数来看）是《史记》（10份）、欧阳修的《五代史》（10份）、《汉书》（8份）、《后汉书》（8份）、《南史》（8份）、《三国志》（7份）、《北史》（7份）。明代晚期的书目《内板经书纪略》也很说明问题。在列出的200种书籍中，没有一部正史，但是除了一般的经书、许多初级语言启蒙书和制度概论（政书）外，还有相当数量受欢迎的历史著作，诸如《纲目》（40本）、《统鉴直解》（25本）和《历代统鉴纂要》（60本）。大体相同的景象，也出现于陶湘和他的现代编辑所收集的一批清宫书目里。（参见刘若愚（约1584-1642年）：《明宫史》卷3，收入《二十四史订补》卷15，824-25页；《书目丛刊1》，陶湘编，窦水勇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53-62页；）

十七史作为一个系列首次刻印于17世纪中期，由毛氏汲古阁完成。为什么毛晋（1598-1659年）在这么晚还刻十七史？毕竟，我在上面已经提到，100年以前，南监已经印刷了二十一史。毛晋自己给出了答案。在他所刻书书目的跋（写于他去世前不久）中，他说曾三次梦见有楹柱分悬两牌，各有‘十三经’、‘十七史’字样。1628年毛晋元旦拜母，母亲把这些梦释为“不过教子读尽经史耳”。因此他决定校勘这些古籍，并每年刻一部经书和一部史书。13年以后，1640年，十三经完成，又过了4年，17史刻毕。这意味着它们完成于1644年（顺治元年）。由于战乱，这些书版不得不藏起来，而且它们中20%-30%被损坏。毛晋说，十七史比十三经花费高出好多倍。我们可以推测，高昂的成本不容许他继续刻完21部正史。毕竟，《宋史》、《辽史》、《金史》和《元史》的篇幅又超过了前17史的一半。而且我们知道另一个原因是他发现为这四部史书再寻找校勘者很困难。尽管毛晋没有说，后来的学者也没有这样评论，或许我们可以断定：刻书的成本加上动荡的时局，是毛晋只刻十七史而不是二十一史的部分原因。无论如何，《十七史》一共22,000页，相当于毛晋所刻600种书籍的22%。《十三经》和《五经》加上它们的注疏相当于他刻书总量的17%。(毛晋：《 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收入毛晋：《 汲古阁书跋》，1656年，《 书目丛刊 1》, 陶湘编, 窦水勇校点, 辽宁敎育出版社, 2000年, 22页)。

汲古阁本十七史之后，最有影响的版本是武英殿刊刻的“二十二史”，二十一史再加上《明史》（1739年完成）。后来加入《旧唐书》（1774年）和修复过的《旧五代史》（1784年），成为“二十四史”。后两部的加入，主要出于学术的而非政治的目的。

12、清：史书的价格

尽管史书在17世纪及以后变得更容易利用，它们仍然很昂贵，尤其对于清贫的年轻学者，如章学诚。1763年，25岁的章氏来到北京的国子监，发现自己买不起全套二十一史，因为它们太贵了。他唯一的办法是在接下来的三年多里，一部一部地买不同版本的史书。诚然，章学诚那时太贫困了，他的同时代人也是好友汪辉祖（1731-1807年）也一样，汪氏在晚年辛勤编写了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的索引。他直到1771年才买得起他的第一部正史，那时他已经四十岁。一个多世纪以后情况仍然没什么改观，尽管石印技术已经引进到上海和其他大城市。一个外国观察者曾形象地描述：“正史不仅部头大得像图书馆，价格也高得夸张。在某一个地区（或县）有一件人尽皆知的事情，那里有一套这种史书，属于一个有钱人家，想借这套书比借他们家祖坟地还难。”（Arthur H.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Revell, 1894, page 99）史密斯写的是山东的一个县，他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20年。毫无疑问，由于中国北方纸张的稀缺，像《二十四史》这样的书，甚至《康熙字典》（史密斯也提到它很罕见）都比中国南方稀有得多。然而，1909年，在成都，一套《二十四史》在一个商业出版社手中卖到了30 角，成为整个书市上最贵的东西。（《成都通览，1909》）到了1926年（依然如故），中国最大胆创新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来自苏州，他在自传里写到20世纪20年代，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买不起《二十四史》是多么沮丧。

13、清：正史的接受

从明晚期开始，史学逐渐替代经学成为学者研究的框架。一小批学者将元代及之前的史书看作了政治和制度经验的智慧宝库，也当成考订、校勘的对象。顾炎武（1613-82年）一定仔细通读了二十一史（《日知录》卷26），但他没有描述他的读法。可是我们知道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1610-95年）的读法：“十九、二十岁时读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盖两年而毕。”（《补历代史表原序》）。1666-67年，他的儿子黄百家（生于1643年），追随父亲的足迹，与他年青的朋友万斯同（1638-1702年）一起读完了正史。大约同时代的人中，今天可知读完了正史绝大部分的，还有杭世骏（1696-1773年）、牛连震（1706-1758年）和卢文弨（1717-1796年）。所有这三位都留下了关于史书不同读法的学术笔记，作为他们辛勤读书的一个成果。正史的校勘和文本修正在下一代学者那里前进了一大步，其中最突出的三位学者，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各自对绝大部分正史做了批判性的研究。三人中惟有赵翼通读了24史。钱大昕停在了《元史》，王鸣盛评点了直到宋代的19部正史。其他清朝后期的历史学家试图追随这三位浙西先生,但都没能达到同样的水平，比如洪颐煊（1765-1837年）。

有规则地全文点读正史的进一步证据，来自现存的古刻本。例如我们知道17世纪《晋书》在日本广泛为人阅读。京都大学文学院保存的《晋书》善本（来自第一版南监本二十一史）上带有日期的阅读笔记，延续了五年以上（1625-30年）。既然《晋书》是二十四史总篇幅的4%，以这个速度读完全套需要125年。当然，一切取决于多少时间花在读史上以及读得有多仔细。内阁文库本《二十二史》显示，主人仅用12年时间即已通读，还始终坚持了标点和做笔记，尤其在那些影响朝代兴盛或衰亡的因素上，更对前四史给以特殊的关注。（尾崎康，1989年，590页）与之相比，一批清初的学者声称仅用两年读完二十二史，不过是夜以继日地读。

清代史学家的反应是对后期的正史给予尖锐的批评。例如，顾祖禹（1631-92年）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的《凡例》中写道：“前代之史易读，近代之史难读……十七史以后，宋元二史最为芜缪。”

章学诚（1738-1801年）和邵晋涵（1743-96年）对后期正史的批评广为人知。这一对好朋友同意“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章学诚：《答客文》，上，1790年）邵认为《宋史》是冗长复杂得毫无理由的无法容忍的典型，因此下决心自己修一部《宋史》。章学诚当然也对比过后期正史和前四史，他认为前四史的每一部都是由这样的个人撰写，他们“能够发现史料的真正意义并能以恰当的剪裁和编排表达出来。”（David S. Nivis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ages 217-8）

但是，很难把乾嘉学者看做清代人如何有选择地读正史的典型。早期正史的选本不仅被当作历史，也被当作文学作品阅读。如17世纪的学者冯班（1614-71年）所说：“今人读《史记》，只是读太史公文集耳，不会读史。”（《钝吟杂录》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江藩（1761-1831年）称钱大昕常道：“尝谓自惠（栋）、戴（震）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3，广州，1818年）

学校的课程也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验证，看看在清代，史书是如何教给学生阅读的。

14、清：来自学校课程的证据

清代人的阅读习惯，像宋元一样，在多种材料中有所反映，包括详细的学校课程表（寺田隆信, “士人の史的教養について──あるいは「資治通鑑」の流布について,”歴史 (東北大学) 82: 1-17, 1994）。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个课程表由清初儒学家陆世仪（1611-72年）提出，与他做的许多事情一样，他是为制作中国历史指南制定计划的第一人。这是一个他从未完成的计划。在他的学校课程安排上，陆世仪紧密地追随了程端礼，但将日程表延长到了35岁。结果是，他包含了一个长得多的书单，包括二十一史，本朝的实录、制度和律例，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不过，如果你看到他在同一章后面部分所做的解释会发现，这一要求被相当大地修正了，很明显他强调了《纲目》，而不是正史：“读史当以朱子《纲目》为主，参之以《资治通鉴》以观其得失，益之《纪事本末》以求其淹，贯广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记览。然约礼之功一，《纲目》足矣；《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犹不可不读；《二十一史》虽不读可也，备查足矣。《二十一史》列传，甚冗乱，其诸志却不可不读，盖一代之礼乐刑政存焉，未可忽也。”（《思辨录辑要》4）

另一个很不同的人——鄂尔泰（1680-1745年），他在十八世纪早期长期是云南的地方长官，也是一位北京的高级官员，他曾在一篇碑文中表达对云南新建的书院所提读书计划的看法：“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至于史，则先《史记》，次《前汉书》，次《后汉书》，此三史者，亦阙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鄂尔泰：《征滇士入书院教》，《云南通志》，1736， 卷29, 艺文 10）

一个世纪后，1842年10月22日，曾国藩（1811-72年）在京城给他四个小弟弟写了一封信，其中他谈到要采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并叙述了他最近在读什么。很有代表性，他读的是《后汉书》：“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致诸弟》，《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京寓）

我们不知道曾氏的弟弟们多大程度上遵循了兄长的做法，但我们知道他的长子，没有这样做。上文已经提到，他在晚上读的，和许多人一样，是流行的编年体中国史的节略本，而不是正史。

19世纪学生如何学习历史的更详细的迹象，反映在张之洞（1837-1909年）给尊经书院的学生们的一系列指示中。张氏于1870年在成都创建尊经书院，那里一共有100名学生，都是从四川30,000名生员中选拔而来。有些是秀才，有些是贡生，许多人后来走上灿烂的人生路。张氏建议他们读前四史，特别是前两部。另外，还要读七到八种基本的史评著作和参考书，即：刘知几：《史通》；万斯同：《历代世表》；沈炳震（1679-1738年）：《廿一史四谱》（纪元谱、封爵谱、宰职谱、谥法谱）；李兆洛：《纪元编》及《历代地理近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张还推荐阅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以及它们在明、清的续编，还有《三通》，受到强烈推荐的《文献通考》，应从其简编本《文献通考详解》读起。接下来，张建议专攻某一个历史时期，并且引证了许多范例，比如清前期的马骕，他专写作有关上古的问题，因而以“马三代”著名于世。

张氏继续说读史书志是精华部分。他说道只读传是没有意义的（无疑这仍是一个盛行的做法）。他最后强调了史书中年表的重要性，掌握事实后再做道德评判的重要性，并强调必须避免明代学者的坏习惯，他们把精力集中于史书的文法文笔上。

因而，像17世纪的陆世仪和18世纪的鄂尔泰一样，张之洞也在提议有选择地阅读正史，集中精力于前二或前四史，以及之后正史的精选部分。（张之洞：《輶轩语》，序言系于1875年）

到了明清，正史的经典系统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宋代，记载着直到960年的中国历史的17部正史其篇幅已经是十三经的37倍（以字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正史加入，这种失衡只能越来越严重。仅《宋史》一部就是十三经长的19倍。到了19世纪，全套《二十四史》至少是《十三经注疏》长度的10倍。

15、结论

整套的正史在某一个时期很少被全部阅读，直到17、18世纪少数学者开始这样做。取而代之的是，每个时期全套中一些有选择的部分总是有人阅读，或者完整地读，或者读缩写本。

3世纪以来，《史记》和《汉书》被人读得很多，这一惯例一直持续到现在（4世纪《三国志》加入其中）。用文学作品的风格提供独一无二的史料，这点上没有任何一部后来的史书能与它们相比。反之，后期的正史趋向于被用作编写更易阅读的其他形式历史著作的权威资料。史书也被当作供请教的参考资料，查证一个人物或事件是否被记载和怎样被记载。“正史不载”、“正史不书”、“不见于正史”或者“正史备书”、“正史备载之”这样的说法在明清笔记里很常见。

全套的正史从来少有人读，是因为前四史之后，大多数史书篇幅都太长，文笔都欠佳，而且他们包含的信息过于分散。此外，到了宋代，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已经太长，长到无法包容于老正史的陈旧形式之中，所以新型的史书发展起来——学术性的编年体（《资治通鉴》），道学式的编年体（《资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体，年谱、贯通多朝的制度史（“三通”）,地方志，一统志，等等。宋代以后，这些成为被阅读的资料，因为比之正史中能找到的，它们提供了更新、更专、并且更全面的知识。

17-18世纪，历史学的地位上升，从前应用于经书的考据学方法，此时也被应用于正史。

20世纪早期，经学完全衰落了，但是史学的胜利并非是正史的胜利，也不是考史之学的胜利。考史之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以一种衰弱无力的形式延续着，却受到来自新史学日益强烈的冲击。新史学的提倡者排斥正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并转向人民的历史，以及建立在新公布或发现的材料基础上的历史，这些材料有明清档案、敦煌文书、甲骨和一般的考古资料。

近些年，专业历史学家们已经在持续不断地开发从前的二十四史，因为它们中含有丰富的资料。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二十四史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就像十七史在明代和清代早期），像一个巨大的无人问津的地下宝藏。顾颉刚在1935年用一种反语的口气概括了这种情结：“‘吾华有五千年之历史！’此国人尝作之自豪语也。问以史何在，必将曰：‘二十四史不充栋乎？’”（《二十五史补编·序》，1935年）。七十多年之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了同样的话，不过没有反语的意味：“‘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反映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辛亥革命的中国历史进程，构成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 4000 年连贯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人民日报》，2006年04月06日，11版）

我已经试着说明了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和另外的一两部）很少被人们阅读。或者，换句话说，被阅读的史书主要是私人撰写的，而非集体官修的。修史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的和仪式性的——新政权希望掌控将来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也想控制人们对过去的阅读，尤其是本政权如何上台的问题上。通过垄断档案和其他一些为他们的行为写作权威记录所必需的材料，历代王朝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因而后期的正史难以阅读，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读的话，一点也不奇怪——它们由一群禄虫组成的委员会写成，他们的作品受到供给的驱策，而不以需求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