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led 直流灯 好:《洞庭湖经济史话》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16:24:05
第七章 城市·走出聚落市井宽
城市是国民经济的载体，在当今新的城市世纪、城市时代、城市社会的条件下，城市的发展和创新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经济的内容和特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它作为城市公共经济，是微观经济发展的最直接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微观经济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它不过是在空间上扩大了的尚未明文规范的企业集团经济而已。由于城市经济是介于国民经济和企业微观经济之间的中间环节，它的“短缺“其影响也会是双向的，既影响微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影响宏观经济的顺利发展，所以，城市经济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增长极。研究洞庭湖区经济，一个新的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就是研究洞庭湖区城市经济，即洞庭湖区城市的形成、发展和规律，以及与其他各种类型经济的关系，这对于洞庭湖区经济发展和创新是极其重要的。
第一节 “中华第一城”的曙光
考古资料表明，城市源自集镇，而最早的集镇又源自氏族聚落。聚落是人类各种形式的集聚地的总称，也叫人类住区，在地图上常被称为居民点。它不单是房屋建筑的集合体，还包括与居住地直接有关的其他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即包括房屋建筑（住宅、机构、商店、工厂以及文化娱乐、教育卫生等建筑），街道或聚落内部的道路、广场、公园、运动场等人们活动的场地，供居民洗涤饮用的池塘、河沟、井泉、聚落内部的空闲地、蔬菜地、果园、林地等几部分。可见，聚落既是人类居住、生活、休息等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类进行生产劳动的场所。聚落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和农耕业生产出现后，才形成的固定居民点。之后，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一些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农产品逐渐有了剩余，部分人从土地中解脱出来，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者，出现了人类社会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从事加工业的手工业者们，在一些交通便利与利于交换的地点聚集，这样的聚集地也就成为集镇。人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换的商人，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而且由于阶级的出现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人类开始在聚集区周围筑城，出于军事、政治、宗教等目的，兴建了城市，于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就出现了。
中外城市研究专家认为，一个文明发源地能否称得上“城市”，要看它是否具有固定居民点、防御性设施、手工业作坊和商业集市四大要素。世界早期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分布在埃及、印度、中国、秘鲁、中美洲等5个中心地区。尼罗河在公元前4000年，印度河在公元前2800年，欧洲和西非均在2000年左右出现城市。长江、黄河流域均已发现5000年前的一批城市萌芽遗址。考古界原来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城市，座落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丹土村，距今已有4000多年。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的发掘，证明凌家滩既有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濠沟、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都称得上城市的构成要素，是一座距今约5500年的城市。
洞庭湖区挖掘发现的澧县城头山遗址，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距今约6500～7000年，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中华第一城”，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早、最具典型的古城遗址。城头山所处的澧阳平原，位于武陵山脉与洞庭湖之间，已发现原始社会遗址400余处，是显示中国原始社会历史发展脉络遗址最多、内涵最丰富、价值最大、最完整的一个地区。专家们认定，长江中游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主要集中在湖南省武陵山和湖北省武当山一带，是古人类和古文化由中国西南地区向黄河流域、北方地区迁徙和传播的通道。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区、江汉平原和太湖流域，已形成中华文明萌芽的中心地区。城头山城址的发掘，把洞庭湖区远古文化推向一个新的辉煌时代。
城头山遗址，是汤家岗文化的一支在城头山聚族而居，并开始在居住地周围掘起了壕沟，筑起了城墙。从此，他们在此城居住了2000多年，历经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几个历史时期，直至石家河文化中期（距今约4000年前），古城才遭废弃。在古城使用的2000多年中，古城的居民对城垣进行了多次修缮，其中大型的扩建工程就有3次，使得城垣不断增宽、增高，乃至能保存至今（见图7-1）。
城头山城址平面图
资料来源：转载1992年3月15日《中国文物报》
城头山古城呈圆形，城垣外圆直径340米，内圆直径325米，围绕城垣的护城河宽35米，总计占地面积近15万多平方米，其中城内面积8.8万平方米（132亩）。专家们在城内发掘出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路、密集而重叠的氏族墓葬和保存完好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解剖城垣时，在城垣外坡又发现了大溪文化早中期的壕沟，以及壕沟内留存的100多种动物骨骸和植物籽实，还有不少竹纬编织物、船桨、船艄、船板和大批卯榫结构的木构件等。古城围壕长1000多米、宽10米、深3米～4米，比西安市半坡遗址发掘的围壕大得多，足以表明洞庭湖平原早在“城”出现1000多年前，就以形成了雄踞一方的中心大聚落，并说明长江流域古文化发展的高度水平，与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流域毫不逊色。该遗址反映“城”的遗迹主要是：
一、城垣遗址
现存城垣系经大溪文化早、中晚期，屈家岭文化早、中期四次修筑而成。第一次筑城不会晚于6000年前，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城墙；第二次筑城是大溪文化三期或四期，距今约5500年左右；第四次筑城工程最为浩大，土方不会少于10万立方米，不但城墙成为庞然大物，而且开创了我国南方古代城墙之外修造护城河的传统。整个城垣呈圆形，周长1000米，高于城外稻田5米～6米。城垣基脚宽30余米，城垣顶部宽约10余米。城垣外墙紧贴护城河，外墙坡度大约为50°，内墙坡度约为15°。城垣东、西、南、北四方各有一门，东门为东偏南4°，西门为西偏北4°北门为北偏东13°，南门为南偏西13°，城垣遗址整体保存较完整。世界发现最早的西亚古城距今9000年前，但它是石头砌的，只有20来间房子，圈子很小。而城头山是土墙，是木构房子，面积达8万平方米，规模要比西亚古城大得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神奇发现。
二、东城门遗址
东城门残宽约19米，进深约11米，现为一长条形水田，水田中部农耕土之下，有一条长8米、宽12米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卵石路，由城外向城内斜坡而上。卵石路面由5～10厘米直径的河卵石整齐铺垫，比较平整，路下为较多的红烧土块夹杂的灰土堆积。1992年和1996年在东城门北侧约10米处的城垣上，发掘出大溪文化的墓葬10余座，人骨架20余具，发现有大溪文化时期的建筑遗迹和筑城祭祀现象。
三、南城门遗址
南城门现存宽度约20米，进深约15米，为十分规整、表面平坦的稻田。1993年，南城门处发掘出大溪文化早期的壕沟，壕沟外坡发现有用竖立木桩、芦席、横木条和子篾扎紧成篱笆状的相当坚实的护坡设施，并保存十分完整。壕沟中还发现一批有榫卯结构的木构件，从木构件在壕沟中的位置和分布情况看，应是一座进出城垣的木桥遗址。此外，壕沟中还发掘出大溪文化时期的木桨、木艄以及20余种动物骨骸、100余种植物籽实。
四、居住遗址
居住遗址位于城西偏南。1994年发掘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房屋两座。一座建在高80厘米的夯土台基上，前后套间，前为居室，后为厨房，厨房中有一排4个方形灶，并遗留下多件较完整的陶质食器。另一间为中间走廊，两边门道对向走廊的排房，共10多间，每间面积仅4平方米～5平方米，内无火塘灶坑。两栋房屋的墙基、墙体下部、门道、柱洞均保存很好。在大房子的北面有一条属于大溪文化时期的、东西向的大路。大路由红烧土块镶成，宽约2米，两旁有排水沟。该路沿用至屈家岭文化时期。
五、墓葬遗址
墓葬区位于城内西北部。此墓区主要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葬。1994年在4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共清理出近600座墓葬，墓葬层层叠叠，达6～7层之多，分布密集程度前所未见。墓葬随葬物的多少，已反映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有的墓葬随葬仅1～2件陶器，有的墓葬随葬陶器达100余件。
六、道路遗址
道路遗址呈东西走向，连通城址的东、西门，宽2米，长300余米，为红烧土铺成。
七、祭祀遗址
祭祀遗址由完整的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组成，位于东城墙内，属大溪文化早期，距今约6000年左右。祭坛全部用黄色纯净土筑造，略呈椭圆形，南北长径在20米左右，东西短径约在12米左右，估计面积为250平方米（因未完全揭露）。祭坛东缘有数座大溪文化早期的墓葬，并有丰富的随葬品，包括人头骨、牛骨、鹿牙，精美的玉器、磨光陶器等等。祭坛边缘的祭祀坑，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形状和坑壁均十分规整。坑内祭物各式各样，或为满坑倒扣的陶器；或为满坑的大块红烧土；或为满坑的草木灰；或为牛、犀牛的肩胛骨、腿骨；或为釜、碗、碟等炊具、餐具和经过烧灼的大米。而祭坛又紧靠水田，大概古人在这里除了祭拜天地祖先外，还常常祈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八、护城河遗址
城头山古城址的护城河，当初主要由城西南至北门、北门至东门的人工河与绕经东门和南门的澹水河支流（自然河道）所组成。由于北门至东门北边的护城河、南护城河都已干涸，并已辟为水田，加上东边护城河已被淤积成为河流漫滩，现存的护城河遗址即是城西南至北门的一段人工护城河。该段护城河现长460米，宽35米，深约4米，其宽窄规整，河岸甚陡，是当年古人将徐家岗挖断而开凿出来的人工河道，它汇集徐家岗的来水，常年不干。它还通过素称水门的“北门水道”，与北门内东西长37米、南北宽32米，略呈圆形状的大堰相通，具有集供水、护城、航运为一体的功能，成为水乡泽国的建筑典型①。城头山城的考古发掘，曾在社会界、经济界和考古界引起很大震动，有的还质疑我国第一缕“城市”之光为什么出现在城头山？远古时代的澧阳平原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城池？专家通过史料分析认定，澧阳平原8000年的稻作材料和6500年前古稻田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城的出现是聚落形态演变的结果，而聚落的出现和变化是建立在食物生产不断丰富的基础之上的。澧阳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剩余劳动，一方面，促使手工业逐渐成为专门的生产而独立出来，也使一部分人脱离生产从事必要的管理工作。这些管理人员中，有的逐渐引发出控制产品再分配从而聚敛属于个人财产的欲望，这就开始导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解体；另一方面，由于澧阳平原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变量的不平衡，一些因各种原因而得不到稳定食物来源的聚落，产生了对富有聚落财富（首先是粮食）的觊毹，这就迫使像城头山这样的聚落不得不兴建城堡，并逐渐完善防卫设施；又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定居的普遍性和稳定性，人们产生了对土地的高度依赖，在原来维系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之外，又产生了浓厚的地域或领域观念。这些观念和行为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由澧阳平原部落社会经由酋邦社会向早期国家的演变，终于导致古城和古城国的出现。
①摘自澧县政协文史委、澧县文物处资料：《城头山古文化遗址》，1999年内部版。
第二节 船拖车载城镇来
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的《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认为，城市源于交换，交换的功能就是把两个原先独立的经济世界联系和结合到一起，这两个独立的世界就是生产世界与消费世界。随着交换的发展，便有了现代的城市，现代城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功能，才成为经济增长的载体。
一、城镇发展的历史
洞庭湖区考古资料也显示，氏族聚落源于交换。大都河道纵横、水运便利之地，聚落便开始出现。随着水运的逐渐兴旺，人口也慢慢向这些地方集聚，使聚落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内涵不断丰富，便形成了早期的集镇。如商灭夏后，商人政治、军事势力进入洞庭湖区。1987年发掘的岳阳市云溪区陆城镇铜鼓山遗址即是商人设立的防卫据点。发掘中出土了石器石斧、石石奔、陶器大口缸、尊形器、鬲、爵、盆、豆，铜器有箭簇、车饰等。洞庭湖区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物，还有澧阳平原一部分青铜和玉制器物。这些都说明商及以前洞庭湖区物资交换已经开始出现，交换之地已逐渐成为最早的集市或古城，如地处长江岸边的城陵矶，即是彭人建立的城堡。史载武丁43年，商王廪辛灭彭后，彭姓族人中的一支南逃。以后，彭姓又在部落战争中不断辗转迁徙，其中的一些人逃到长江以南，来到城陵山。他们在这里用石块垒成围墙，用以抵御外族的入侵，筑成原始的房屋，开始古朴的生活，从而形成了大彭古城。桑钦《水经》载：“江水又东……经彭城口。”郦道元《水经注》云：“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彭故城。”这当是岳阳境内出现的最早城镇。
春秋时期，洞庭湖区物资交换趋于频繁，集镇有了新的发展。周庄王八年（公元前689年），楚灭罗子国。1957年，经文物工作者调查发掘，罗子国城址位于汨罗城西北约4公里，今屈原行政区蚕桑场内。该城址东西长490米，南北宽400米，高约6米多，周长不过1500米左右，按东西南北辟有四门。城垣用黄土夯筑，北郭保存较好，宽14米，残留部分高4米；城内西南部有一长方形土台，堆集着简瓦、板瓦及绳纹陶片；四周的护城河宽5米～6米；城址东面出土有灰陶鬲、豆及绳纹硬胎陶片。经发掘证实，该城址是是座很小的土城。周匡王二年（前611年）前后，楚灭麋，随后迁其遗民于今岳阳市境，在市区东郊梅子市建有麋城，是为东麋城；鲁定公五年（前505年），楚乞秦师合力败吴军于雍氵筮（今岳阳市区南湖一带），昭王派其孙由于筑麋城。《左传•定公五年》载：“吴师败楚师于雍氵筮，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麋，子期将焚之……而又战，吴师败。……王使由于城麋。”这个麋城在今岳阳楼附近，称为西麋城。
洞庭湖区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古城址，保存最大、最完整的是采菱城址，位于桃源县青林回族维吾尔族乡黄楚村，当地群众称之为“黄楚城”，相传为楚平王所筑，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830米、宽600米。残存夯土城垣10段，总长约1425米。城垣残宽7米～9米，高3米～7米。护城河清晰可辨，河宽20米～30米。城内采集夹砂红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残片，其纹饰有绳纹，器形有罐、钵、豆。另有流水套筒和瓦当。1983年以来，省市文物部门在城址内外发掘战国和西汉墓葬100余座，该城建于战国中期，废于西汉。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始阶段，郡县制度的确立，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商品量的增加，旧集镇的扩大，新集镇的增加，城镇人口的增多，使洞庭湖区集镇体系逐步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格局。汉代，洞庭湖区设有7个完整县制，其县治故城为：索（今鼎城区东北30公里处的韩公渡镇）、临沅（今武陵区）、益阳（今资阳区）、罗县（今汩罗市区4公里原罗子国故城）、下隽（今新墙镇附近）、华容（今华容县城东）、汉昌县（今平江县安定镇金铺观）。7个县治均乃当时县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如发掘的索县城址，始建于东汉，是湖南省目前发掘的最大且保存最好的汉代古城。该城址位于韩公渡镇城址村，又名汉寿城，俗名崆山龙城。分为大小二城，东为大城，西为小城，中间有城垣相隔。大城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500米；小城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300米。残存夯土城垣高3米～4米，宽12米～18米。东西南北均有城门，四角设有嘹望台，残高7米～8米。四周的护城河，宽约30米。城址内遍布汉砖、汉瓦和汉代陶器残片，村民曾挖出有铭文“汉寿”字样的古砖。城外东南方向有较多汉墓，其中有的规模较大。益阳县治原设资水尾闾北岸之白马山，称“白马山城”，后资水漫滩逐渐发育，东汉末年移至马良湖边，俗称“鲁肃城”。下隽县故城在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时，曾是马援征五溪蛮的驻军重地，并筑有巴邸阁城。东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年），析罗县东部地区设置汉昌县，地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平江县境，县治在今安定镇永安村金铺观，前后达400余年。建安十五年（206年），析长沙郡置汉昌郡，吴大将鲁肃为太守，郡、县同城。整个三国时期，今岳阳城区成为孙权、刘备联军驻军基地，巴丘成为当时军事重镇。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洞庭湖区城镇体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封建经济的繁荣，使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多样化，手工业城市、交通性城市大量兴起，小市镇开始发展起来，而且开始出现一些规模较大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集散地，“草市”一名开始出现。洞庭湖区草市多分布在水边，这是平原湖区地理条件决定的。洞庭湖区河湖交错，水运发达，因此，那些津埠渡口，既是舟船停泊之所，又是水运与陆运的枢纽，往往还设置有官家驿站，因而商旅辐辏，为构成草市发展的理想之地。如津市、澧州、常德、益阳等，由于水运的便利，成为附近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并进而发展成为较大的城镇。如益阳县城就建设在沿资水的河堤上，群众称为“猪肠子街”，沿河设有许多码头，反映城镇靠水运而发展的特点。
五代、宋、元时期，是洞庭湖区市镇体系发展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将近500年时期内，尽管整个经济发展不及唐代，但就生产力水平而言仍有较大提高，如在农业方面，犁、秧马、耘具等生产工具的出现和改进，圩田和棉田的大面积建设，稻麦轮作制的施行，以及茶叶、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的推广等都取得了进展；在手工业方面，随着冶铁铸造业的应用，印刷术的发明，又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洞庭湖区的市镇发展也有了新的转折，草市开始向商业集镇和港口商业城镇演化，并导致城镇等级规模结构日趋完善，形成州、县两级城镇网络。此前，城镇发展主要受政治、军事力量推动，至此经济功能明显增强。州、县城镇不再只是政治中心、军事要地，而且成为一定范围的经济中心。它与市镇上下沟通、横向联系加强，根据各自发挥的能量大小，形成了拥有不同辐射范围的多层次的市镇体系。第一层次为上百乃至上千个细小的集市以及相应的小镇墟场。第二层次是县城与镇。在行政上，镇属于县管辖，其政治地位比县城低，从规模上看，镇一般也小于县城。但镇与县城没有从属关系，镇的经济渠道并不只通向县城，而往往还向其它市镇发生横向经济联系。第三层次是湖区的区域性城市，如常德、澧州、岳阳。这些城市工商能量大，有很多的手工业者需要出卖自己的产品，也有很多的商人在此为交换而奔走，还有很多的商业资本在此聚集和流动。它们进行着区域之间、流域之间的大宗物资交流，从而使洞庭湖区与其他区域的城市发生物资、能量流通，又使本区三层市镇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时“两湖”平原的市镇情况是：长沙1镇、益阳1镇、武陵2镇、澧阳2镇、巴陵3镇、江陵3镇、公安2镇、潜江2镇、监利3镇、松滋2镇、石首2镇、长林6镇、汉阳2镇、景陵5镇、孝感2镇。从此可以看到，当时的市镇虽然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但洞庭湖区的市镇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洞庭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①。
①张震龙：《“两湖”平原城镇的兴起》，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明、清时期，是洞庭湖区市镇发展的繁荣时期。据有关史料记载，该时期的市镇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普通商业市镇。这类市镇只是墟集的扩大，即由纯属农民小生产互通有无的墟集，发展到有小商小贩插足其间的墟集，再发展成为有常设座商的墟集。前两类是定期集，早开晚散，开集时，有人参与交换，无集时，只有空街一条。后一类可称日日集。二是集散性商业市镇。这类市集也可称之为开放型商业市镇，大镇和名镇多属于这一类。三是手工业专业市镇。这类市镇的数量在洞庭湖区不多，而且主要是织棉手工业市场。
郡、县志书记载，洞庭湖区在明代共有各类市、镇、铺、驿、司152个，清代已增至220个。从岳阳境内各县集镇的变化，就可见当时除府（州）治和县治外，虽无集镇的正式建制，但市、镇、铺、驿、司的发展却很快，数量已不少（见表7-2）。
明、清时期岳阳境内市镇设置情况
县别 市 镇 铺 驿 司
明代 清代 明代 清代 明代 清代 明代 清代 明代 清代
临湘 7 16 15 17 4 3
平江 27 14 21 1
华容 6 13 20 18 3 1街 5埠
湘阴 16 42 4 15
岳阳 7 13 23 47 1
合计 49 111 4 87 103 8 1 4 5
资料来源：朱培高主编《岳阳小城镇》，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注： 清代市的统计数中包括镇，铺的数中包括驿，湘阴县则全部统计在市的数量中。
市镇人口是市镇发展的综合性标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沿江、沿湖等水陆交通方便、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接纳的人口不断增加，市镇功能也多样化，涌现出许多新兴城市。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市镇人口数量普遍增长。至乾隆年间，津市人口达万户，大堰垱市约有300户，王家厂有100余户，梦溪寺有50余户，而到同治年间，津市仅前街“炊烟万户”，大堰垱增至600户，王家厂增至300余户，梦溪寺则增至100余户。清代《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九《户政•赋役》《巴陵志•田赋论》载：“十分其民，而工商居其四”；“十分其力，而佣工居其五”。至清末，湖南全省已形成除长沙以外的六大商埠：湘潭、衡阳、津市、益阳、常德、洪江，洞庭湖区占其中的50%。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将规模较大的乡市陆续设立集镇建制，属县直辖，集镇数量又有新的增加。1949年8月，洞庭湖区解放时，常德境内的县属建制镇仅有安乡、澧县、石门、桃源、汉寿、临澧、常德7县城关镇和澧县津市镇、桃源县陬市镇，益阳境内建制镇仅有益阳、沅江、南县等3县城关镇，岳阳境内建制镇仅有湘阴、平江、岳阳、临湘、华容等5县城关镇。湖区3万人以上的城镇有常德（54571人）、益阳（51929人）、津市（30000人）等3个，15个县城关镇和津市、陬市2镇，人口约在1万～2万人左右。
全国解放以后，洞庭湖区在错误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城镇建设走的一条不讲规模、不讲效益的投资单元化、经营行政化的路子，致使城镇发展缓慢，与沿海发达地区和周边省份的差距越来越大。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洞庭湖区共有城市7座，建制镇83个，城镇人口110.59万人，城市化率8.49%。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洞庭湖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加快城市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市镇建设上了新的台阶，至2002年底，洞庭湖区共有城市7座，其中25万人以上的中等城市3座，1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4座，建制镇272个（见表7-3）。
2002年洞庭湖区城镇情况
市名 市区非农业人口 (万人) 全镇人口(万人)
合计市数 60 45 40 15或以下 合计镇数 10以上 7—10 3—7 3以下
岳 阳 3 1 2 98 1 3 39 55
常 德 2 1 1 104 2 2 36 64
益 阳 2 1 1 70 3 46 21
合 计 7 1 1 1 4 272 3 8 121 140
资料来源：湖南省民政厅编：《湖南省行政区划简册》，湖南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和各市上报资料。
二、城镇形成的原因
从洞庭湖区市镇的肇始渊源可以看出，几千年历史沧桑，封建王朝兴衰更替，但洞庭湖区市镇发展总的趋势是不断向前的。探求这些城镇的成因，主要是：
（一）由农副产品集散地发展起来的城镇
古代城镇的发展，几乎都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存在着经济的动因。洞庭湖区的种植业是以粮食作物—稻谷为主，兼产棉、麻等经济作物。稻、棉收益在农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稻谷贸易是洞庭湖区城镇特有的经济功能。清代，全国四大米市——汉口、长沙、九江、无锡，其中汉口和长沙离洞庭湖区最近，是其稻米的两大集散地。岳州海关出口产品中，主要也是集纳邻近的巴陵、华容、安乡、南县等地的米谷。县城一级的地方市场，如澧州、武陵、汉寿、桃源、沅江、益阳、湘阴，“俱傍大江，或通江路，多有买卖米谷之所。”这些地方生产的稻谷，通过商贩，运往外埠，因而成为著名的米谷积聚之地。在这些地方市场之下便是遍及各县的集市、小镇，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主要进行米谷贸易的金字塔型交易市场。棉花及棉织品的输出，对洞庭湖区市镇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很深。随着这方面贸易活动的增多，逐渐形成了一些棉花及棉织品的专业集散地和专业生产市场。如津市、南县都是棉花的集散地，常年中转棉花在8万担以上，1939～1941年，曾达到40万担左右，为全国著名的棉花中转站之一。澧州和巴陵县的纺纱织布很盛行，吸引江苏一带的商人在湖区集镇设庄收购布匹，以致岳阳县鹿角、孙坞、童桥等地，皆因吴客的常驻而繁兴。其他如桃源陬溪市、华容注滋口、汉寿广窖市、岳阳筻口市等，皆是棉花、布匹集散市场。除此而外，还有鱼类、桐油、百货等的集散地。早在明代，何景明《津市打鱼歌》就有“津市家家有鱼卖，江边酒楼燕估客。”① 说明它当时就是鱼市之一。清代中期，湖区土布产量多，形成一些棉布市场，除津市、岳阳、常德、益阳等城市外，还有益阳的兰溪、岳阳的鹿角等镇。总之，由于湖区盛产粮食、棉花、鱼类等，因而湖区所有的城镇，基本上既是米市场，又是鱼类和棉花市场。
（二）由军事要地发展起来的城镇
洞庭湖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许多因屯兵驻马而发展起来的市镇。如马援征“蛮”、蜀吴之争、杨幺起义、太平天国、北伐战争等，都曾经直接引起一些聚落或市镇的拓展和繁华。如扼长江、畔洞庭，被称为“三湘门户”的岳阳，公元49年，东汉伏波将军、新息候马援率军4万人，取水道进军沅陵“五陵蛮”，屯军下隽，筑巴丘邸阁（在今岳阳楼一带），自此，巴丘正式建为军事重镇。东汉建安20年（215年），吴王孙权遣鲁肃率万人屯巴丘，以防西蜀关羽。鲁肃在洞庭湖操练水军，在湖边建阅兵楼（即为今岳阳楼），并将巴丘邸阁作为屯粮的仓库，又在巴丘山（今天岳山）一带建巴丘城，以屯军队。说其是城，实际上也是军营。临湘陆城（现岳阳市云溪区）早在三国时，东吴36岁的偏将军右部督陆逊，曾屯兵于此，筑土城为营垒，后裔念其功绩，便地拟人名，故称陆城。该城在民国19年（1930年）临湘县治搬迁至现在的长安之前，一直是临湘县治。岳阳的万石戍、大屯戍、汩罗的磊石寨（岳飞屯兵处）、湘阴的锡口戍、白沙戍、武穆屯、华容的杨幺城、伏波渡，益阳的鲁肃台、马良屯，沅江的塞波咀、子母城等，都是与历代军事有关的城镇。
（三）由水陆交通发展起来的城镇
1．船只“拖”来的城镇。洞庭湖区北枕长江，南纳四水，湖泊密布，河流交织，构成发达的水上航运线路，成为湖南省和长江中游的交通要冲，为傍水建镇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鸦片战争以前，洞庭湖区河湖水道以帆船、竹筏运输为主，“重湖四达，旅舫商舶，咸取道焉。”“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沿江、沿湖设立的港口不少，木制船码头更是遍布于各大小航道。由于水运的兴盛，沿江、沿湖兴起了大大小小的集镇。长江沿线有陆城、城陵矶、广兴洲、洪山头、塔市驿等；沿洞庭湖有鹿角、磊石、六门闸、南嘴、茅草街、琼湖、草尾、塞波嘴、泗湖山、黄茅洲、南大膳、共华、牛鼻滩、汉寿等；湘江沿线有营田、文星、濠河口、湾河口、新泉寺、樟树、铁角嘴、躲风亭；资江沿线有临资口、白马寺、南湖洲、西林港、沙头、桃江、牛潭河、马迹塘、柘溪；沅水沿线有陬市、桃源；澧水沿线有蒿子港、保河堤、津市、石门等；虎渡河沿线有黄山头、安乡；藕池河沿线有梅田湖、北景港、注滋口。汨罗江沿线有新市、浯口、平江；新墙河沿线有新墙、筻口；黄盖湖水系有聂市、源潭；华容河沿线有万庾、潘家渡等。这些傍水而兴的城镇，有的曾在历史上显现过短暂的辉煌，被冠以“小上海”、“小汉口”、“小南京”、“小长沙”之称。有的虽经几千年变迁，但仍是县治治所或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①隆庆《岳州府志•艺文》）。
2．火车“运”来的城镇。近代铁路运输的兴起，把洞庭湖区小城镇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穿越岳阳境内的粤汉铁路，武昌至岳州段于1917年竣工，岳州至长沙段于第二年竣工。沿途建有羊楼司、五里牌、路口铺、云溪、城陵矶、岳州、湖滨、麻塘、荣家湾、黄秀桥、黄沙街、桃林寺、范家园、汨罗、古培塘、白水（越江）、川山坪、高家坊等18个车站。1959年，建成桃林铅锌矿专用铁路线后，又建成渔潭、汀畈车站。1970年开始，国家在洞庭湖区西部又修筑我国第二条纵贯南北的焦（作）柳（州）铁路，沿途先后建成了金罗、新安、石门、谭家河、官亭塔、七松车站；将这两条铁路连接起来、穿越湖区东西的长石铁路，于1998年投入营运，沿线建成了衡龙桥、沧水铺、益阳、汉寿、常德、临澧、石门南等车站。近年，建成并试营运的洛湛铁路湖南段，又穿越常德、益阳境内，沿线又建成不少新的火车站。现代铁路交通的发展，迅速带动了城镇的繁荣。位于枝柳、石长铁路交汇点的石门，过去交通极不方便，人民饱受跋山涉水、肩挑背负之苦。枝柳、长石铁路修筑后，县城急剧扩大，面貌焕然一新。近几年来，石门县委、县政府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县城，投资3亿元完成了城市防洪、城市街道、旧城改造、城市景观四大城建工程。新建的6公里沿江大堤寓防洪、景观于一体；新修的10条总长50公里的高等级城市道路，使城市更雎现代气息；城市绿化和亮化更添异彩。1998年，石门县城被湖南省评为“全省文明县城”。
3．汽车“载”来的城镇。现代公路运输的兴旺，使洞庭湖区的城镇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洞庭湖区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条简易公路。50～80年代，由地区治所至各县县城再到主要乡镇的公路网基本形成，公路沿线城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八十年代中、后期公路建设高潮出现，境内的106、107、207、319等国道和1804、1809、1831、1834、1853等省道，主干线向高等级发展，支线向硬化发展，加上长常、京珠高速公路穿越区境，汽车“载”来了一大批经济活力旺盛的城镇。如107国道沿线的羊楼司、大荆、新市、黄柏、李家土段、弼时；106国道沿线的南江、梅仙、安定；207国道沿线的澧县、张公庙、临澧、四新岗、蔡家岗、灌溪、武潭、马迹塘、仙溪、梅城、清塘铺等；319国道沿线的衡龙桥、沧水铺、军山铺、桃花源等；省道1804线沿线的许市、三封寺、蒿子港、周家店； 1834线沿线的筻口、公田、月田、板江；1853线沿线的嘉义、长寿、龙门；1809线沿线的瓮江、浯口、伍市、六塘、凤南、西林、八字哨、兰溪；1825线沿线的袁家铺、界头铺；1869线沿线的万庾；1870线沿线的贺畈、詹桥；1831线沿线的中鱼口、茅草街、草尾、南嘴等。各地纵横交错的县道、乡道沿线，也形成了不少新的小集市。洞庭湖区交通格局的不断变化，也使城镇发展的生长点不断出现“吐故纳新”。有的曾经引领风骚的江河小镇风光难再，有的铁路沿线小镇发展趋缓，但那些既临水道又临公路，或既临铁路又临公路，或则位于水路、铁路和多条公路交叉点的集镇，则成为了洞庭湖区城镇发展的新亮点，如石门、桃源、澧县、临澧、临湘、湘阴等几个县城及灰山港、马迹塘、茅草街、南嘴、保河堤、桃花源、太子庙、桃林、新市、伍市等，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前景十分看好。
（四）由行政中心发展而来的城镇
行政建制的变化，可使原来的城镇由盛而衰，以致萎缩；也可以催生出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岳阳市的曲折发展历程，生动地说明行政建制对城市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该市位于洞庭湖出入长江之要道，久为军事重镇，不少封建帝王多遣皇亲国戚和心腹大臣镇守。三国大将孙松、周瑜、鲁肃曾镇守巴丘；吴析巴丘为建昌郡后，戊申六年封子虑为建昌候；西晋武帝泰始三年，吴以右丞相万或彡上镇巴丘；丁酉三年封王蕴（孝定武皇后之父）为建昌候；南朝宋丙申三年，奉皇帝休若为巴陵王；南朝齐武帝永明二年，封第十三子伦为巴陵王；明帝建武二年，封文惠太子第三子萧昭秀为巴陵王；废帝永元元年，封竟陵文宣王之子昭胄为巴陵王；和帝中兴二年，梁王衍称皇帝，废齐主为巴陵王；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封齐主为巴陵王；中大通三年，封昭明太子之子萧察为岳阳王；陈宣帝太建十四年，封皇弟叔慎为岳阳王，是年遂封第十八子叔雄为巴山王，至德元年，又封第二十七子叔韶为岳山王；隋炀帝大业十三年，萧铣起兵巴陵，自称梁王；唐代睿宗景云元年，封子隆范为巴陵王；顺宗永贞元年，封子绲为岳王；明代丁丑三十年，封昭王庶子孟火忽为巴陵王；成祖永乐二年，封昭王庶九子孟爟为岳阳王。由于这些皇亲国戚的政治郡带关系，曾使岳阳成为名振朝野的郡府，其“风迹可纪，古所谓维城磐石。”①但至清代（1616～1911年），由于封建行政建制采用布政使司（省）—道—府和直隶厅、直隶州—县四级建制，岳州府之上设岳常澧道，治所在澧州。民国五年（1916年），撤销武陵道，所属岳阳府、常德府、澧州均降为县，划归湘江道管辖。民国29年（1940年），湖南省设10个督察区，又将岳阳县划属第一区。至此，岳阳城区人口仅25727人，已经落后于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长沙、湘潭、衡阳和拥有5万人口以上的常德、益阳、邵阳和拥有3万人口的津市，过往船只到此仅报关而不卸货，钱庄纷纷倒闭关门，商业一落千丈，经济日益凋零，昔日的繁华成了“昨日黄花”（表7-4）。
①陶澍、万年淳：《洞庭湖志》，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35～164、第149页。
1934年湖南重要都市工商业资本与营业情况 单位：万元/个
市 别 工业 手工业 商业
企业数 资本额 营业额 企业数 资本额 营业额 企业数 资本额 营业额
长 沙 122 601.75 1233.89 549 164.92 473.71 14424 ※ ※
衡 阳 5 12.60 18.72 659 26.66 76.47 1508 251.07 1439.91
湘 潭 1 40.00 7.00 354 49.51 121.75 220 50.27 484.82
常 德 1 20.00 9.84 46 7.27 31.13 877 247.35 902.56
邵 阳 3 1.56 9.87 604 50.86 200.33 911 208.82 1113.31
岳 阳 4 5.61 0.34 199 10.61 38.61 205 25.07 247.16
资料来源：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91页。
从表7-4可以看出，1934年，岳阳城关镇工商企业数仅408个，资本额41.29万元，年营业额296.11万元，无法与长沙相比，与衡阳、湘潭、常德和邵阳4市比较，差距也很大。岳阳工商业的资本总额和营业额，只占衡阳的14.22%和19.37%，只占湘潭的33.85%和48.26%，只占常德的15.03%和31.38%，只占邵阳的15.80%、22.37%。究其原因：一是岳阳是军事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经常受到战争的干扰和破坏，工商业者谈虎色变，不愿来此冒险建厂；二是岳阳当时的码头不宜停靠大船，长沙开埠之后，船舶直趋省城，不再以此为中转站；三是粤汉铁路修通之后，岳阳是中途停靠站，亦不具有原来的重要地位。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和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从民国初期到1964年8月以前，岳阳的行政建制就只是一个县的城关镇，既然没有历史上的级别和权力，自然会丧失昔日的郡府雄风，许多发展机遇和条件皆失之交臂，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低谷。
1964年6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专列路经岳阳时，惊叹自己家乡—湘潭地区太大，不利于自古就是战略要地的岳阳的发展，提议湘潭专署“适当划小”。同年7月，国务院即批准将湘潭地区分为湘潭、岳阳两个专区，岳阳专区辖岳阳、平江、临湘、湘阴县和从益阳析出的华容县。岳阳专区成立以后，各级党政领导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抢抓机遇，发挥区位交通、自然地理、物产资源以及人文景观的优势，以工业化为主体，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为依托，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92年被国家确定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以后，岳阳市克服建区后所经受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出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复兴。至200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493.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104.61亿元、第二产业209.35亿元、第三产业179.6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95.7亿元，实际利用外资40.54亿元，财政收入30.02亿元，其中地方固定收入20.58亿元，全市农民人平纯收入2930元，城镇化率达到36.6%，综合经济实力已连续8年位居全省第二位。与新中国成立前比较，社会总产值增长了174.2倍；比建区时的1965年则增长67.28倍（表7-5）。
岳阳市社会总产值发展变化情况
（按80年不变价计算） 单位：万元
年 份 社会总产值 农 业 工 业 建、交、邮、商等
总值 增速% 总产值 增速% 总值 增速% 总值 增速%
1949 28333 设为1 26375 设为1 1338 设为1 620 设为1
1965 73368 2.59 51662 1.96 12562 9.39 9144 14.75
1980 336097 11.86 97529 3.70 193224 144.41 45344 73.14
2003 4936000 174.21 1046100 39.66 1801300 1346.26 1796400 2897.42
资料来源：根据岳阳市有关统计资料综合编制。
由于受行政建制的影响而制约城镇发展，津市的情况更为突出。津市居澧水尾闾，洞庭西缘；北枕澧阳千畴沃野，南挟武陵万顷秀山，素为湘北名埠，九澧门户。到明正德九年（1514年），“津市”始见经传，意谓“傍津设市”。是年，文学家何景明旅津，赋诗《津市打渔歌》，“津市家家有鱼卖”，“江边酒楼燕估客”，诗中飘逸渔村风韵，又窥水乡小镇端倪，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开始兼蓄并存。未久，津市成为澧州七镇之一。
明嘉靖年间，疏浚虎渡河，荆江南浸，泄于市区东侧六冢口（今小渡口），西水与北水顶托日剧，泥沙沉淀亦甚，市区三洲逐渐扩延，虎渡河遂成为津市通往湖北沙市、宜昌诸地的捷径孔道。至此，东西南北舟楫畅通，形成湘北水运的枢纽，入境商旅及移民随之增多。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文学家袁中道著《澧游记》，称津市“已是千户之聚”，时有布匹、南货、山货土产、饮食服务等商业店铺250家。明代中叶，土地兼并日烈，不堪忍受赋税与徭役之苦而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纷纷流落津市，随之带来的各种技术和技艺，使其生产水平日益提高，手工业发展之快、门类之多、产品之优，令人刮目相看。
从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后期，漫漫300余年，市区或曰村，或曰镇，或曰里，未派官员管理，始终处于自治状态，形成比较松散的社会环境，又因水运称便，易于集散，因此，凡有诸如战争之类的社会大动荡，遁此避难者蜂拥而至，到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已至“市长数里，约万余户”，因“人杂事繁”，“移嘉山巡检司驻此”，津市建治伊始。到清朝中叶，市区日趋繁荣，“舳舻蚁集，商贾云臻，连阁千里，炊烟万户”，已成为“商人营业辐辏之区”，及至清朝末年，鄂西南和湘西山货、滨湖水产频频在此集散，导致城市发育倾斜于流通领域，津市遂成为湘鄂边境和九澧流域的中心商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境内常住人口1500户，暂住人口1410户，拥有各类店铺723家。
民国初年，津市人口逾2万人，“九省杂处”，构成与众迥异的独特天地。其间问世的商会，其头面人物多系商界腰缠万贯的大户，且与政界、军界显要联袂，不仅是维护商界利益的集团，也是左右津市局势的显赫势力。此时的津市商界不但在湘鄂边境地区和九澧一带独占鳌头，并在全省颇富声誉，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国24年（1935年）《湖南实验杂志》载述，当时津市境内经营棉花的商家数十户，集散的棉花有25万担，营业额3000万元（法币），占全省销量43万担的55.7%，省会长沙棉花和棉纱价格皆由“津帮”商人定夺。津市亦为全省最大的桐油市场之一，全省年产桐油55万担，津市每年要集散10万担～13万担。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沙市相继沦陷，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域布雷御敌，津市尚且偏安一隅，由是成为沦陷区移民歇身之地，人口即达10万余众，街巷人沸，郊野暴满，各路人马遂挂条竖旗，开店设坊，商务远比益阳市和湖北沙市鼎盛。据民国31年（1942年）统计，埠内有药铺36家、茶馆300余家、旅社和酒店76家、饭铺53家、熟食业25家、剧场5所，小商贩1000多户，商家3300户，为民国24年（1935年）的3.5倍。日本投降后，外地商家纷纷返回故里，而苛捐杂税日增愈甚，民国35年（1946年）税额比先年猛增14倍。同时，驻津国民党部队明摊暗抢，不堪忍受的商家携妻挈子迁徙异地，于是商务清淡，市面萧条，一度畸形繁荣的市场，如过眼烟云，飘然逝去。至民国36年（1947年），仅有商户500余家，为战时的1/7。
1949年11月26日，根据中央政务院关于人口不足5万人不设市的规定，常德行署决定改津市市为县辖市；1950年1月17日，湖南省临时人民政府决定津市市直接由澧县人民政府设区管理；时隔7个月，即同年7月12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又改津市市为地辖市，由常德行署领导；1952年9月10日，常德专署根据政务院新颁《关于调整紧缩编制的决定》，将津市市撤销，归并澧县管辖，由澧县人民政府在津市设县属区政府，随后，又改津市市人民政府为津市镇人民政府；事隔一年后，湖南省人民政府于1953年9月2日，又传中央电示，“津市镇为澧水流域的重要商镇，为便于该地区经济发展，经核定改为省辖市，授权常德地区行政专员公署领导。”有鉴如此，津澧又分治，澧县津市镇又改称为津市市，成为湖南省九个省辖市之一，是津市历史上首次实行“省辖代管”体制。1958年7月18日，常德地委又发出《关于澧县与津市合并的通知》，规定市委和市人委机关均保持原状，财经独立。至10月7日，又改为“彻底合并”，财经、计划归县统一，市属各个机构，同时受市委、市人委和县级同一机构双重领导；1961年7月24日，又将津市市改隶常德地区行政专员公署领导，津市第四次从澧县析出成为县级市；时隔不到二年，1963年5月29日，省人民委员会又转发国务院文件，撤销津市市，将津市行政区域划归澧县，从7月1日起，津市市改为津市镇，但干部管理、有关会议和工作安排，仍作县一级对待；1979年12月29日，国务院以国发290号文件批复，同意恢复津市市，并由常德地区领导，成为地辖市；1985年，津市郊区扩大；1988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再次成为省辖市（县级），实行计划单列，由常德市代管。从1949～1988年的40年间，津市市的行政体制频繁变易10多次，或省辖，或地辖，或县辖，使津市长期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给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
1．丧失了历史性的经济中心地位。在洞庭湖区历史上，津市一直是澧州的水运枢纽、流通商埠和经济中心，并一度成为政治中心。清末民初，先后有10家外国商行在津市设立代办机构，外贸事业随之兴起，各种土特产品集散量猛增，使津市不但在湘鄂边界、九澧流域独占鳌头，并在全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次次降低津市市的体制级次，一次次划小它的行政管辖范围，致使整体功能不全，城市得不到相应发展。仅就商业而言，1950年，津市商业经营遍及澧水流域及湘鄂边9县1市，各专业公司在各县设立经营机构80多个，供销业务覆盖人口逾400万人。到1957年以后，购销机构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设置，邻近各县纷纷建立同级别的专业公司，加之农副产品和工业品实行统购统销，津市驻外地商业机构或交或撤，与周边县市的流通渠道被割断，供应范围缩小，供应人口减至150万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大大降低。
2．丧失了培育成为现代中心城市的历史机遇。津市商业和经济的繁荣程度，在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时，远不比益阳低，抗日战争时期甚至比湖北沙市和益阳市都要高。但新中国成立后，津市行政体制频繁变动，社会经济虽有一定发展，工农业总产值翻了5番多，但在与周边城市的“博奕”中，其经济地位大大下降。1952年，津市在全省26个城市中，工业总产值居第6位，但到2001年，湖南省城市总数只有29个，津市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省城市的排位已下降到第27位。津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工业产值，1957年分别为益阳市（县级）的89.47%和83.33%，但到1993年益阳市改为地级益阳市的资阳区之前，其工农业总产值和工业产值，仅占益阳市的41.37%和34.06%（见表7-6）。
津市与益阳市经济发展对照单位：万人、亿元
年 份 益 阳 市 （县级） 津 市 市
总人口 工农业总值 其中工业 总人口 工农业总值 其中工业
1949 5.19 0.04 五O年 0.03 4.15 0.01
1952 6.27 0.12 0.11 4.20 0.09 0.07
1957 8.33 0.19 0.18 4.57 0.17 0.15
1962 12.50 0.37 0.33 8.35 0.27 0.21
1965 10.75 0.48 0.46 6.40 0.28 0.25
1975 12.44 1.91 1.88 7.02 1.01 0.92
1980 15.19 3.36 3.32 7.84 1.73 1.68
1985 36.50 6.45 5.79 21.97 3.62 3.00
1990 41.11 13.25 11.59 23.75 4.46 3.72
1993 43.74 22.72 20.55 24.17 9.40 7.00
资料来源：根据《益阳市志》第55、165、213页、《津市志》第67、100页和岳阳市统计局资料综合。
3．丧失了自主发展的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设发展的投资主体是各级财政，政府自用财力越多，越有利于增强城市功能，加速城市发展。津市由于行政设置级别低，财政上交任务重，严重削弱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1954～1990年，湖南省财政收入总额为824.83亿元，支出总额为769.66亿元，支出占收入的93.31%；而同期津市财政收入总额为5.55亿元，财政支出总额为2.28亿元，支出仅占收入总额的41.1%，比全省少52.21%。也就是说，津市财政收入中有3.27亿元没有用于津市自身的建设，相当于津市现有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如果将这笔钱全部投入津市城市建设，津市城区至少可以扩大1倍。津市财政上交负担为什么如此沉重？主要是津市行政级别低，未能列入省、地财政转移支付和投资建设的重点。特别是1959～1961年和1963～1979年期间，津市作为澧县的一个镇，既难能享受到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津市的财政支持，也难能争取到省、地的直接投资建设。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改为财政包干体制时，由于津市人口规模小，没有较大的农村腹地，按人头核定财政包干基数，必然会造成收入留存少的不利局面。仅1976年至1980年，津市财政上交达11843万元，年均上交2368.5万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87.48%，为全省各县市之冠。由于财政上交任务重，自留部分少，各种建设欠账多，导致城市综合势力弱，昔日的“九澧重镇”已是风光不再①。
从津市发展的历史回顾和与益阳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我们这样一个较长时期缺乏市场规则和法制的国家，一个地方行政级别设置的高低和行政职能发挥运用的程度，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行政设置级别高，对上接触高层多，争取发展条件多；对外影响大，活动空间大；对下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都远比低层次、低级别的行政单位强。正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津市的行政级别不如益阳、沙市高，且长期不稳定，发展速度既比不上本身从15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最佳时期，也比原来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相差无几的益阳、沙市发展缓慢。试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果决策者高瞻远瞩，在澧水流域设置地级澧州市（或澧阳市、津澧市），并从政策、项目和资金上给予重点支持，澧州完全可以重振古澧雄风，延续数百年历史辉煌，成为洞庭湖区又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①常德市委党史办：《常德五十年回顾》，第415～421页，内部资料。
第三节 环湖崛起城镇群
洞庭湖区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中，凭借其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逐渐兴起了一个环湖城镇群。它们的发展格局，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群芳争艳”型。这是指洞庭湖区东、南、西部三个地级城市竞相发展的独立趋势。由于洞庭湖区的行政建置，历史上多是东、南、西三部分割，政治上不存在一个具有“中央性”的单位统管，地域上也就不存在一个特大型城市作为核心。由东、南、西三足鼎立的岳阳、益阳和常德3市所形成的城市区，中间相隔“八百里洞庭”，历史上交通联系极不方便，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中的母市与卫星城镇的关系。同时，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和“诸候经济”的影响，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又往往不分“伯仲”，缺乏彼此之间的适当差异。因此，城市与集镇的发展，导致了由3个规模、性质和功能相近的城市群的形成。换言之，洞庭湖区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一种由三个明星城市和众多小城市、县城、集镇相互竞争发展的局面，称为“群芳争艳”型的城市发展。二是“众星拱月”型。这是指洞庭湖区东、南、西部三个地级城市与辖区内的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综合趋势。洞庭湖区东、南、西部境内各有一个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中心城市。在它的郊区有不少中小城镇，它们在职能上与中心城市保持联系，并在职能上有适当分工；在地域上则环绕中心城市分布，因此，被称为中心城市的卫星城镇。虽然这些卫星城镇有的相对独立，但更多的是依附于母市，与母市之间联系极为紧密，互相融合，相得益彰。
洞庭湖区的城镇群，不论是“群芳争艳”，还是“众星拱月”，它们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城市地域、人口和经济的变化，彼此之间既有许多共同点，又有不同的特色。
一、常德城镇群
常德在春秋前期属楚，平王六年（前523年），楚国在今桃源县茅草街附近的沅水之滨修筑采菱城，又称黄楚城，是为常德城池之始。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秦将白起伐楚。白起占据常德市后，留其将张若驻守，所筑城垣名张若城。城西有司马错城，与张若城相距100米，同与张若城“以扼五溪咽喉”。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年），梁松为镇压“五溪蛮”（今湘西少数民族），加修张若城，移武陵郡治于此。三国时，吴将潘璇取武陵郡，以“郡城大，难固”为由，始筑障城。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宣抚使韩宣以“常德城守不固”，筑城于德山，因处沅江之南，故名南城（今常德望城坡），为常德之屏障。景定四年（1263年），吕文德加修城垣，疏通护城河，始建6门（东为永安、东南为临沅、西南为神鼎，西为清平，西北为常武，北为拱辰）。城南临沅江，东西北三面环以濠池，又东、北两门置月城。拱辰、常武两门外置石桥及三斗门。元延祐六年（1319年），常德路监哈口册于临沅门至官码头中心处建石柜，长35米，宽25米，高6.63米。至顺三年（1332年），“时当兵燹之后建置率多残缺”，常德路监纳磷不花筑土城未就，由军帅蒋大不花续成。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总制胡汝维修旧城。明洪武六年（1373年），常德卫指挥孙德再辟张若城旧基，垒以砖石，复以串楼，城高2.5丈（8.3米），周长1733丈，串楼158间，雉堞3248垛，作6门；东为朝阳、西为清平、小酉，南为上南、下南，北为拱辰。永乐十三年（1415年），李忠重修城垣，并在其上加修望楼。正德二年（1507年），段铺修筑江岸城墉。正德十一年，陈鼎重建西门城楼。次年大水，城废。嘉靖十三年（1534年），通判聂璜重建清平城楼。崇祯四年（1631年）古历七月十七日，常德发生地震，“城屋崩坏，墙垣尽倒”。同年，指挥周东修砌府学前城垣，复于城下垒石为堤，高8尺，亘延如城。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奏请在上述石柜处城垣上建垛5个，3年竣工。5垛并立，中峰突兀，两翼相对，形如笔架，后称笔架城。清代，顺治十四年至康熙九年（1657～1670年），临沅、神鼎、北门、下南门得以重建。乾隆以后，常德城垣屡废屡复。至民国初，基本上保持明、清时期的规模。民国8年（1919年），湘西镇守使冯玉祥修茸城区西南城墙。民国25年，常澧警备司令刘运乾、常德县长蔡其障维修老道司至下南门一段城墙，长60丈，宽1.5丈。1939～1943年，日本侵略军频繁空袭常德，城亘、城楼遭毁，以后再未修复。
新中国成立后，常德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51年修路扩街，拆除大西门城墙。1954年修南石昏，拆除东门城墙。60～70年代，多次组织对古城进行维修。1984～1986年，为御洪护城，昭彰古迹，对位于城区上南门与大西门之间的笔架城，砌石填基3万立方米。至1987年，城区西起大西门码头，东至东门口沿江一段犹存古城垣长2050米，高4.3米，宽5米～6米，均为岩石青砖结构。至2003年，常德古“城池”不复存在，代之常德“城池”概念的常德市城区，建成区面积为55.9平方公里。
常德城区道路，明代前由于建置变迁繁复，未形成完整的格局。明朝嘉靖时，道路系统始具雏形。城东有宣化坊（今人民东路），西有庆丰坊（今人民西路），南有珠履坊（今沅安路），北有绣衣坊（今武陵大道）。全城主轴线为东西走向的大街和城中心的十字街。清同治年间（1862～1874），常德城区有道路70条，其主街宽5米～8米，小巷宽2米～3米，街面多用青石板铺砌。民国时期，街巷总长3.3万余米，总面积16.1万平方米。一般街道多系砖渣路面，间有片石路面。新中国成立以后，常德市街区道路逐步扩展，至2003年，拥有大小街道145条，道路总长25万余米，道路总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城区人均道路面积达8.3平方米，居全省之首。
城区供、排水，新中国成立之初沿袭肩挑手提式取用河水或井水饮用。1958年，在德山始建水厂，1960年10月，大西门水厂竣工投产。至2000年，城区已建成水厂4座，日供水能力40万吨，管线长340公里，有固定资产13550万元，最高年售水量7000余万吨，最高年利税800多万元，城区管网覆盖率及供水普及率均达100%。下水道改造建设任务成绩显著，中心城区形成江北城区、江南城区、德山开发区3个独立的排水系统，其中江北城区排水管渠120公里，排水干管（渠）主要沿洞庭大道、滨湖路、柳叶湖、青年东路铺设，护城河成为老城区合流污水的主要排放渠。城区共有排水机埠16座。江北城区投资1.27亿元，日处理15万吨的污水处理工程于1999年投入运行。
城区交通，清末从外地引进“洋车”（即人力车），作为城内主要交通工具。1968年，开始公共汽车营运，至2003年，人汽公司拥有固定资产4355万元，车辆360多台，营运线路32多条，总长2988多公里，已形成发达、便捷的公交网络。
城区园林绿化，清末、民国时期，树木景观多遭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常德园林绿化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7年，市委、市政府提出把常德市建设成为“园林城市”的宏伟目标，重点是披绿沅江两岸、装点穿紫桥河、美化柳叶湖畔、搞好街头小景点、小游园、单位小院、居民小区的绿化建设。至2003年，城市公共绿地面积达到483.3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38.3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9平方米。
城区环境卫生管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常德市不断加大对基本设施的经费投入，不断加强组织领导、职工队伍和规章制度建设，使城区环境卫生管理不断加强，城区水厕率，粪便、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100%。2000年，被省政府授予“湖南省园林城市”称号，国家爱卫会授予“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称号，2002年，经国家爱卫会验收通过，成为湖南省第一个“国家卫生城市”。
在常德城区之外，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布列着一批卫星城镇，其中规模较大而又最具发展潜质的有：
（一）津市市区
津市古为澧州一隅洪荒之地。明朝以前，西纳九澧之水，东连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淼，泱泱泽国，谓“渔丝湖”。因为江湖顶托，千古沉沙堆积成洲，日久，“就其湖尾结茅为屋者十八家”，“皆以渔为业”，俗称“三洲村”。因为“上迎澧水，下居澹水渡口，故亦称澹津”。至清同治称：“津市，在州东二十里，前滨大河，后枕湖。街长七里，直街三条，中为正街，后为后街，前为河街。”津市的街道布局，既体现了长江中游市镇多滨河湖的水乡特色，又呈现出市镇聚落以街道为框架的建筑风格。在正街、后街、河街中，河街最靠近大河，位于市场交通及商品出入的咽喉地带，以故最为繁盛。1949年解放以后，津市为常德地区专员公署领导的县级市，开始结束作为澧县县属镇的数百年历史。至本年底，津市建成区1.4平方公里，房屋建筑面积32.74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1.39万平方米。至2003年，城市建成区面积12.6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提升到50%；房屋建筑总面积54.6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42.71万平方米；自来水日供水量13.07万吨，供水管线总长102公里；城市绿化面积125.8万平方米；城区人口13.3万，以城区为主的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8.07亿元，实现财政收入0.93亿元。
市辖2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新洲镇、白衣镇、保河堤镇①。
（二）澧县县城（澧阳镇）
古澧州，素为九澧重镇，历史悠久，地位显要。据史志记载，自南北朝至明朝，封建帝王的皇子皇孙、皇亲国戚被皇帝藩封在澧州为王或任澧州主官者共有19人，其中南北朝有南宋文帝刘义隆第四子刘铄等4人，唐朝高祖李渊的子孙4人，明朝太祖朱元璋的子孙11人。据明弘治元年《岳州府志》载：“隋筑七城，即松州城也。元末徙治于新城。国朝（指明朝）洪武初复迁于此。……周围一千丈计九里三十四步，高一丈七尺。”全国解放以后，澧阳镇作为澧县城关镇，发展很快。至2003年，县城建成区面积已达16平方公里，主要街道29条，总长60公里；房屋建筑面积19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自来水日供水能力达5万吨；绿化面积207万平方米；城区人口已达14.2万人，以城区为主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55.79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84亿元。
县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大堰垱镇、小渡口镇、金罗镇、梦溪镇、张公庙镇。
（三）安乡县城（城关镇）
据《湖南省志•城治要地考》载：“安南县治即原南义阳郡治”，“在今治西南”，南义阳郡为东晋隆安元年（397年）侨置，早于安乡建县164年。唐贞观元年（627年）移于今治。清朝乾隆时，城区有街道8条，多依自然地形设市建街，城区主轴线为东西走向。至宣统元年（1909年）有居民5927人。民国时期，县城建设规模小，标准低，主街有15条，总长度3.23公里，房屋总面积7.66万平方米。新中国成立以后，城镇建设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发生了“不识归途”，“难觅旧迹”的变化。至2003年，城区有主要街道38条，总长56公里；自来水厂日供水量3万吨，主干供水管道总长45公里；房屋建筑总面积75.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68.3万平方米；城区绿化面积128万平方米；城区人口7.3万人，以城区为主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33.03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17亿元。
县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黄山头镇、下渔口镇。
①城镇数据均摘自省民政厅《湖南省行政区划简册》，湖南地图出版社2003年。下同。
（四）临澧县城（城关镇）
县城位于道水北岸，古为军事要地，府州军旅、邮递通衢。明代为永定卫征屯署所在地。清代设安福县后，雍正九年至十二年（1731～1734年），筑县城于裴家河。城内有街道2条，铺户108户，城外有街道4条，213户。清同治时，增加两条街，铺户425户。民国32年（1943年），遭受日军入侵，纵火烧毁房屋320余栋，大河街等四条街全部被毁。新中国成立后，城区建设发展缓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区建设开始出现新的局面。至2003年，城区建成区面积已达8.17平方公里，共有35条街道，总长32公里；拥有房屋建筑面积52.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自来水供水能力2万吨，管线长26公里；绿化面积110万平方米；拥有机械、化工、建材、酿酒、印刷、包装、食品等工业企业291。城区人口7.2万人，含城区在内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30.91亿元，财政收入1.31亿元。
县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合口镇、新安镇。
（五）桃源县城（漳江镇）
桃源县城位于县境东部、沅水西岸。从北宋乾德一年（963年），从武陵县中析置桃源县起即为县治。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创建学宫，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建东门石桥、通道石桥沟通城外。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筑土城以御匪盗，后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改建为砖墙。明末清初，战乱不断，县城建筑损毁严重，直至清乾隆、嘉庆年间才逐步恢复旧貌。抗日战争时期，城内房屋多半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塌和纵火焚毁。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区建设飞速发展。至2003年，县城建成区面积23.11平方公里，主要街道37条，总长66.9公里；城区房屋建筑面积180多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160万多平方米；自来水日供水3万吨；绿化面积220万平方米；城区人口已达12.5万人，含城区在内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57.33亿元，财政收入2.39亿元。
县辖农村集镇中，陬市镇最负盛名。该镇位于县城东北20公里的沅水北岸，北距常德13公里。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形成集市，名“邹溪铺”。清代成为“一邑巨镇”，称“陬溪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川、贵州二省和湘西木商竹邦来到陬溪，把持沅水一带码头，经营木竹运销业务，使陬溪发展成为湖南省最大的木材集散市场，此后近80年，木材交易长盛不衰，市场赖以繁荣。民国21年（1932年），全镇有商户632家，从商人员1208人。民国32年（1943年）冬，该镇被日本侵略军焚毁殆尽，居民避走一空。日军投降后，该镇凭借其水陆交通要冲和木材集散中心的优越条件，商业得以恢复，镇区迅速发展。民国38年（1949年），建成区面积0.4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600人，远近商贾和农民潮涌而至者，日逾万人。全国解放后，从1953年起，随着常德至桃源、常德至慈利公路建成通车，地处两条公路交汇处的陬市遂成为水陆交通枢纽，镇区沿公路迅速扩展。1961年，在陬市建成湖南省沅水木材水运局，镇区面积有较大发展。70年代，一批常德市属和县属工业企业相继在陬市兴建，使这一带形成工业区。1978年，枝柳铁路通车后，沅水水运骤然衰落，陬市的发展遇到许多新的困难。但其党政领导班子充分利用公路运输优势，提供多种方便条件，恢复和发展传统工商业，吸引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古镇重新恢复繁荣景象。至2003年，建成区面积达3.85平方公里，主街14条，总长14.7公里，道路面积14万平方米, 绿化面积20公顷，日供水能力1.3万吨，供水管道45公里，全镇人口6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85万人，2003年实现工业总产值7亿元，先后被列为建设部和全省小城镇建设试点镇、湖南省百强镇。
此外，全县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还有漆河镇、热市镇、桃花源镇、架桥镇。
（六）石门县城（楚江镇）
石门县城位于湘西北澧水北岸，享有“湘西北门户”之称。古为荆楚之地，秦隶黔中郡慈姑县，汉属武陵郡澧阳县﹙西北部曾置渠阳县﹚，南北朝时天门郡治由今大庸县境下迁石门，陈武帝永安二年﹙558年﹚，后梁肖察﹙即皇帝位于江陵之后﹚罢天门郡，更置石门郡，建石门县，划归澧州管辖。此后，虽隶属有变，而县名未易。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罢石门郡建石门县。城区经1935年7月特大洪水破坏和1943年5月日本侵略军轰炸焚烧，几乎夷为平地。至1949年，城区有长约1.37公里的弯曲石板街道和8条卵石小巷，人口2300人，房屋建筑面积1.52万平方米。新中国成立以后，石门城镇建设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到2003年，县城建成区面积达12.6平方公里，主要街道6条，总长80公里；房屋建筑面积21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38万平方米；日供水能力达2万吨，绿化面积550万平方米，城区人口12万人，含城区在内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38.61亿元，财政收入1.53亿元。
县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易家渡镇、蒙泉镇、夹山镇、皂市镇、维新镇、磨市镇、太平镇、壶瓶山镇。
（七）汉寿县城（城关镇）
西汉时，集镇为索县治所。东汉阳嘉三年（134年），改索县为汉寿县。三国吴改汉寿为吴寿，赤乌十一年（248年），拆吴寿县置龙阳县。民国元年（1912年）更名汉寿县。解放以后，一直是汉寿县城，城市建设发展很快。至2003年，建成区已达7.8平方公里，主要街道13条，总长26.6公里；房屋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日供水能力达1.3万吨；绿化面积106万平方米；城区人口已达8.6万，以城区为主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为35.45亿元，财政收入1.52亿元。
县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西湖镇、酉港镇、罐头嘴镇、洲口镇。
鼎城区管辖的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武陵镇、牛鼻滩镇、石门桥镇、中河口镇、石公桥镇、周家店镇、韩公渡镇、蒿子港镇。
西洞庭管理区设祝丰镇，总人口1.76万人。
西湖管理区设西湖镇，总人口1万人。
二、益阳城镇群
据号称“新世纪以来最大考古发现”的里耶秦简证实，益阳是一座2000多年的古城。至三国，东吴鲁肃为拒关羽，筑土城于益阳（后被称为鲁肃城或鲁肃堤，位于今益阳市学门口后东侧），是全区最早的城池。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城区资水南岸营棚山至铁铺岭一带，发现一古代房屋遗址。同时，又在附近的陆贾山发掘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群，从各类文物分析，遗址很可能是益阳古城，其墓葬为居民的坟地。其年代起自战国，比鲁肃筑城的时间要早六七百年。唐代，县治东移，城区屋宇街道亦向东南扩建。这期间，由于朝廷重贾倡商，位于城西数公里的岐头市，逐渐成为竹木集散地，集市渐沿资江北岸向西延伸。城区与岐头市之间，建有少数寺、庙及零售店铺。宋代重儒兴学，西门外临河处修建规模宏大的学宫，其后商店客栈渐兴。元末，城内建筑多遭兵燹。“明洪武初，以宝庆卫设于益阳”，并再筑土城，深挖濠堑，修建岗楼。是时，江西等地移民迁徙益阳者众，加快了街道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宋祠等建筑，数量多，质量也好。弘治年间城池大修，城区亦东拓至资水北桥（今东门口），西拓至常泰门（今西门口）。嘉靖三十年（1551年），城池再拓，城区西延至贺家桥，南扩至资江北岸，城墙皆用青砖砌护。至明末清初，城区已与歧头市连在一片，沿河7.5公里长街雏成。至清末，城区虽经数次小修，但规模与布局基本未变。整个建成区分城内与城外两大部分，城内建有庙宇、会馆、教堂、祠堂135座，多精雕彩绘，飞檐翘角，并缀以琉璃筒瓦，一派古城景色。
民国时期，益阳城墙被陆续拆毁。城区街道建设屡修屡建，有所扩大和完善，但抗日战争时期，遭日军轰炸，城市设施损失惨重。据1949年统计，城市建成区仅2.4平方公里，街巷总长10.11公里，房屋建筑总面积77万平方米。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步伐加快。1950年10月，益阳县城关镇（原龙麟镇）成为益阳专署驻地，不久升格为益阳市，为全省最早建立的7个县级市之一。1962年，恢复益阳专署后，市区开始向南岸发展，桃花仑逐渐成为地区党政机关驻地，一大批工商企业及文化事业单位亦在该区陆续建成。1974年，建成资江大桥，市区南北连成一体。此后，市区建设速度加快，市政设施逐步完善，目前建成区面积达41平方公里，共有主干道35条；市区日供水能力达40万吨，自来水管线总长233.5公里；园林绿化面积1250公顷，城区有公共汽车315辆，营运里程184公里，年客运总数近3277万人次。
近几年来，益阳市坚持“留山水风光，建生态新城”的新理念，将城市建设战略重点由扩张城市规模转移到提高城市品位；从拉开城市骨架转移到铸造精品工程；从偏重功能效益转移到注重环境质量，适时推出了“蓝天碧水绿地”工程，围绕建设最好人居环境的目标，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城市绿化、美化、亮化、净化、序化和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山水生态城市和园林绿化城市的工作，致力于营造“市民文明，环境卫生，街道宽阔，空气清新，墙洁灯明，绿树成荫”的优美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协调发展。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紧紧围绕建设好三个组团开展工作：一是资阳组团。主要是抓好旧城改造，将五一西路改建成商业步行街，新建和改造五一东路、长春路、资阳路。建设河北沿江防洪工程、河北城区排水系统工程和进一步建设好马良住宅小区。二是赫山组团。主要是结合城市防洪工程搞好资江风光带建设，完成秀峰湖水系改造，新建污水处理厂、燃气工程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完成秀峰公园配套工程和会龙山公园扩建工程，抓好全丰住宅小区建设，建成资江三桥及桥南广场。三是朝阳开发区组团。主要是根据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立足于利用山、水自然风光，突出中心城区功能，建成山、水、城有机融合的现代化新城区的指导思想，建成五纵五横道路网络。东西向完成迎宾路、鹿角园路、梓山路、海棠路、玉兰路建设；南北向新建和完善玄宫路、金山路、康富南路、龙洲路、团圆路，并加强绿化、广场建设，计划新建占地240亩的怡园广场、占地80亩的梓山湖广场和占地64亩的姚家湾广场。新建市委、市政府办公园区，新建和完善柘溪电站生活区、益阳铁路生活区，将康富南路建成金融、文化、教育、体育一条街，将火车站区域建成交通、货物集散地。与此同时，建设好益阳新闻大楼、益阳图书城、朝阳国际实验学校，建设好梓山苑住宅小区。特别是新建成的益阳市体育中心和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已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益阳体育中心东西长700米，南北宽360米，加上周围新建道路的用地，总面积近500亩。其主体建筑为“一场三馆”：即拥有20450个座位、造型奔放、气势磅礴的体育场；可容纳3546人的形态美观、功能齐备的体育馆；可容纳1130名观众、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的游泳馆；拥有２０片羽毛球训练场的羽毛球综合训练馆，总建筑面积为4.8万平方米，建设总投资1.6亿元。整个奥林匹克公园绿草如茵，繁花似锦，楼台亭榭，曲径通幽，似镶嵌在绿水青山之间的一幅画屏，凸显出益阳作为生态旅游城、运动休闲地的无穷魅力。与奥林匹克公园相邻的梓山湖公园，面积5.3平方公里，其中水面1.6平方公里，辖区内有山、有水、有林、有田，其成片的竹林，名贵的楠木、古樟、红枫、银杏遍布山丘，植被繁茂，水秀山青，湖波潋滟，景色宜人，享有“湖南西湖”之美誉。位于梓山湖畔的高尔夫球场，总占地面积2400亩，包括练习场和36洞、108杆国际标准球场，第一期投资2.89亿元，规划总投资10亿元。球场依山就势，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始植被。独出心裁的球场设计和将要修建的社交休闲等配套设施，包括园林式度假酒店、商务中心、中西餐厅和多功能宴会厅、高尔夫专卖店、运动休闲中心（网球场、健身房），以及拟建的高档别墅、企业会所、９洞灯光球场等，将为山水生态新城打造新的亮点。
益阳城镇群中的小城市、县城和主要农村集镇，大体情况是：
（一）沅江市区
沅江市区所在地史称“琼湖镇”，位于资江支流甘溪港入洞庭湖汇合处，东、南、北三面临水，誉为“东方威尼斯”。中国五大淡水湖泊，唯沅江市在湖中建城，更为奇特的是市区还有上琼湖、下琼湖、胜利湖、蓼叶湖、石矶湖等湖，成为五湖水城奇观。五湖之畔栽种南桔历史悠久，屈原曾因之吟成《桔颂》，因而沅江市区又有“水乡桔城”之称。该城在隋开皇年间辟为沅江县治。始因地势低洼，水患频仍，居民甚少，此后数百年未有大的发展。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始筑土城，高2米，周长2500米，其后虽经多次修筑，但因洪水频年冲刷，终归倒塌损毁。至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县城仅建木房或茅舍近百栋。嘉庆后，商店、庙宇及码头逐渐增加，至清末，全镇有街巷10余条，木房300余栋。1949年，建成区占地约0.36平方公里，街、巷16条，宽1米～14米，每逢夏秋涨水，沿河街道常遭水淹。新中国成立以后，因受狭窄地域限制和水患影响，城镇发展缓慢。1956年修筑鸡公嘴至考棚防洪大堤，镇区逐渐向汛期较为安全的大堤内侧及庆云山一带发展，以后又修建湖心路，镇区跨越琼湖向西发展。至2003年，市区面积达18平方公里，建成区10.6平方公里；自来水管线长43公里，日供水3万吨；绿化面积298万平方米。城区人口12.24万人，以城区为主的全市国内生产总值40.33亿元，财政收入1.6亿元。
市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泗湖山镇、黄茅洲镇、草尾镇、南大膳镇、共华镇。
（二）桃江县城（桃花江镇）
位于资江与桃花江汇合处，东距益阳市区29公里。据出土文物考证，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就有先民繁衍生息。唐代永泰元年（765年），始设望浮驿，又因桃花江而得名桃花江市。其后人口集居，屋宇码头增多。至清代，发展成为资水下游商品集散重地。民国初期，镇区建有5街一巷，与资江平行的主街为永兴街、西溪街和河街，总长1000余米。1950年益阳县人民政府从益阳迁此办公，遂为县治之始。1951年,桃江县从益阳县析出后，该镇一直为县政府驻地。1954年,建木桥（1976年改成钢筋水泥桥）于镇内桃花江上，沟通桃江至益阳、安化的公路。60年代，沿河加固堤防，城区基本解除水患。1970年,修沿河大堤，弄溪河改道，用花岗石建筑的跃龙塔，矗立资江河畔的天问山腰，为县城著名风景之一。至2003年，城区面积达18平方公里，建成区13.7平方公里；自来水管线34公里，日供水14万吨；绿化面积56.9万平方米。城区人口12万人，含城区在内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约26.34亿元，财政收入1.35亿元。
县辖农村集镇中，灰山港镇是全县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镇，也是洞庭湖区农村第一镇。该镇滨临资江支流志溪河畔，位于桃江、益阳、宁乡3县交界处，矿藏资源极为丰富。据初步预计，有铁矿石1300万吨，烟煤650万吨，柴煤1300万吨，碳矿石500万吨，石灰石2亿吨，还有白泥、瓷土等10多种矿藏。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灰山港一带即多处搭棚设厂，以土法烧制石灰。至解放前夕，共有灰矿12家。1951年11月，两家灰厂合并成为地方国营桃江灰业公司。50年代中期，桃江石灰厂扩大生产能力，新建13座焙烧窑，改季节性生产为常年性生产，石灰产量逐年上升。1958年，该镇成为益阳地区“大炼钢铁”的基地之一，10余万人聚此采煤、炼铁、烧石灰，一座座煤矿、石灰厂、炼铁厂及耐火材料厂相继建成，益阳至灰山港窄轨铁路和公路，亦相继建成通车，镇区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大跃进”后，该地留下一批工矿企业，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工业小镇，其中水泥生产是第一大工业支柱。早在1957年，桃江石灰矿最先建土立窑，生产低标号水泥。以后，又有地区石灰矿在这里附设水泥厂，1977年建成年产8.8万吨的机械化立窑。近几年，民营水泥企业快速发展，共建成水泥生产企业13家，生产线20条，水泥生产能力达200万吨。至2003年，全镇总面积106平方公里，3.6万亩耕地，7万多人口，其中镇区非农业人口2万多人；镇区街道10条，总长10公里，面积约14万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厂矿企业179家，共生产水泥226万吨，总产值5.6亿元。全镇工农业总产值12亿元，实现税收3300万元。
除灰山港镇外，县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还有：武潭镇、马迹塘镇、大栗港镇、鸬鹚渡镇、三堂街镇、修山镇、石牛江镇、松木塘镇、牛田镇。
（三）安化县城（东坪镇）
宋建炎四年（1130年）安化县治设梅城，历经元、明、清和民国时代，1951年8月搬迁至现在的东坪镇。东坪镇位于柳溪注入资江汇合处，东距益阳市区144公里，历史上是一个商业贸易起步较早的市镇。在数百年间，每逢春茶上市，国内外茶商云集，一片繁荣景象。民国时期，城区有青石路面街道5条，宽2米～2.5米；有小瓦木结构平房5.7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约2.5万平方米。1974年东坪大桥竣工，城区越过大桥向西发展。此后几年，旧房逐渐拆除，兴建砖木和混凝土楼房，排水和供水设施亦陆续配套建成。至2003年，城区总面积1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4.5平方公里；自来水管线长25公里，日供水4万吨；绿化面积12.2万平方米。城区人口8.2万人，含城区在内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26.1亿，财政收入1.34亿元。
县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梅城镇、羊角塘镇、清塘铺镇、大福镇、仙溪镇、乐安镇、长塘镇、小淹镇、江南镇、马路镇、冷市镇。
（四）南县县城（南洲镇）
南县县城位于藕池河畔，西距安乡县城28公里，北距华容县城32公里。明成化年间，此处就辟建街埠（今老正街），初名大兴坊，街长200米、宽3米，麻石铺垫街面。清咸丰以后，南洲不断淤积，藕池河道发育形成，镇区北枕藕池河东支，东濒沱江，水运便利，渐成为物资集散市镇。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成为南洲厅治，两年后建成长300余米的官街。至民国初，镇区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民国32年（1943年），镇区被日军几乎焚尽。全国解放前夕，镇区建筑面积仅52.5万平方米。新中国成立之初，拆除危房茅棚，建单层住宅，辟建街巷12条。60～70年代，镇区逐步向东拓展，1979年，于镇西南辟建南洲路；1985年，辟建与南洲路垂直的南华路。至2003年，镇区总面积12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8.3平方公里；自来水管线长46公里，日供水6万吨；绿化面积170万平方米。城区人口9.6万人，含城区在内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为28.27亿元,财政收入1.12亿元。
县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华阁镇、青树嘴镇、明山头镇、厂窖镇、三仙湖镇。
资阳区管辖的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长春镇、茈湖口镇、迎丰桥镇、沙头镇。
赫山区管辖的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龙光桥镇、岳家桥镇、泉交河镇、沦水铺镇、衡龙桥镇、欧江岔镇、兰溪镇、泥江口镇、谢林港镇、八字哨镇。
大通湖区驻地为河坝镇，全区共有3.52万人。
三、岳阳城镇群
岳阳境内从商朝开始，沿长江、洞庭湖、汨罗江流域出现人口聚集，然后是形成原始部落的市镇雏形。据《鄂君启节•舟节》、《水经注》、《元和郡县志》记载及云溪区陆城铜鼓山考古发掘来看，云溪区陆城铜鼓山曾是商代的大彭故城，其城面积约3万多平方米，有文化厚层2米，为商代早期文化进入楚地“首当其冲”的第一站、商人势力进入江南的“桥头堡”。三国时，吴筑的巴丘城，在今岳阳楼一带。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从下隽县析置巴陵县后，巴丘故城升为巴陵县城，城垣有所增筑，虽范围不大，却十分险固。明朝又将城垣进一步加固扩大，并环城开凿护城河（即汴河），河上设有吊桥，遇警报，可将吊桥升起，人马不得通行。明、清虽将城池屡加修茸，但范围仍不大。据明朝《隆庆岳州府志》记载，城池周长仅七华里，至今民间仍有“西门到西门（即绕城一周），七里欠三分”的说法。民国初年，南北军阀在岳阳混战，城区房屋建筑破坏严重，城墙大部分被毁，仅留下岳阳楼附近一段长110米、高6.8米的青砖城墙。岳阳古城原有城门五座，各门都建有城楼，东、南、北各门及其城楼早已倾废，唯有岳阳门及其城楼保存至今。日本侵略军于1938年11月攻占岳阳之后，在长达7年多的时间里，烧杀掳抢，无恶不作，使城区房屋建筑毁损大半。至1949年，城区人口2.06万人，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有街道36条、小巷48条，总长13公里，房屋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有工业企业10多家，工业总产值达947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岳阳专区成立和地改市、地市合并以后，岳阳城市建设逐步进入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1983年，国务院批准将原属临湘县的云溪、路口5个乡镇及长岭炼油厂、岳阳化工总厂划归市区，成立云溪区；1995年又将原君山、钱粮湖农场及岳阳县广兴洲区划归市区，成立君山区。至此，建成区面积扩展到58平方公里。
进入21世纪以来，岳阳城市建设采取高起点、大手笔、硬措施，相继实施市政重点工程35项，完成投资30亿元，是“九五”期间投资的1.9倍。飞架东西的洞庭湖大桥，是目前国内已通车的最长内河公路桥，总投资8.4亿元。大桥位于洞庭湖入长江的出口处，全长10273.82米，其中桥长5747.82米、引桥长4426米、桥宽20米，双向四车道。主桥桥面高52米(黄海)，设计通航等级Ⅲ级。主桥桥型为不等高三塔、双索面空间索、全飘浮体系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肋板梁式结构的斜拉桥，最大跨径为310米，中塔最高为125.68米。该桥设计先进、新颖、造型美观，各项技求指标先进，且为首次在国内特大型桥梁中采用主塔斜拉桥结构体系，位居亚洲之首，被评为首届“中国十佳桥梁”。在道路建设方面，城区连接京珠高速公路的岳阳大道，长3.3公里，双向10车道，总投资2.4亿元。西接洞庭湖大桥的洞庭大道，全长3.9公里，宽80米，投资近1亿元。2002年竣工的南湖绿化广场和商业步行广场，是岳阳城市建设的两大亮点工程。南湖绿化广场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的，投资2亿多元。商业步行广场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投资1.5亿元。为提高市民生活质量，改变城市饮用日益污染的江湖水的历史，斥资近3亿元从50多公里外的铁山水库引水进城，使市民全部喝上了洁净水。同时，还投资1.8亿元，改造了巴陵大道和金鹗路，启动或完成了枫桥湖路、冷水铺路、南环东路、北港路等工程建设，使城市骨架不断拓展，城区道路面积达到600多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超过13平方米。同时，还完成了巴陵路等22条道路共44万平方米路面改造、琵琶王立交桥周边等6处共85公顷旧城区整治、100处道路交接口整修、23处下水道改造和20条道路亮化，较好地解决了市民行路难、上厕难、乘车难以及部分地方脏乱差的问题。
环卫设施建设方面，完成了总投资5800多万元的花果畈垃圾处理场工程建设，并投入使用。投入近1000万元，新建了高标压缩式垃圾中转站和公厕15座，添置清扫车、垃圾运输车、洒水车等环卫车辆70多台。投资1亿多元的污水处理厂顺利运行，日处理污水10万吨，且处理后的水质达到国家环保一级标准。
绿化亮化方面，新增公共绿地20万平方米，庭院绿地30万平方米，使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达1975公顷，绿化覆盖率37.0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7.51平方米。新增路灯3029盏，电缆48.9公里，使城区路灯总数达1.312万盏，565公里线路灯具完好率、亮灯率均达98%以上。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居住面积、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万人拥有公交车辆等5项主要城建指标，均继续保持全省领先地位，两次被评为全国“十佳”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建设先进城市、湖南省园林城市。2003年，被国家爱卫委授予“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岳阳城镇群的小城市、县城和主要农村集镇，大体情况是：
（一）汨罗市区
汨罗市区位于汨罗江与京广铁路交汇处，南距长沙70多公里，北离岳阳66公里。春秋时，曾为罗子国都邑，其遗址在今市政府机关以北约2公里处。宋代设有归义坊，清代后期设为归义团，民国时期与解放初期，曾有汨罗镇建置，但归属区、乡。1966年，从湘阴县析出建立汨罗县后，汨罗镇成为县政府所在地，更名为城关镇，其时建成区面积1.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万余人。1987年，汨罗撤县建市，城市建设进入快车道，至2003年，建成区面积已达13.5平方公里；城区共有大小街道40条，总长36.5公里，总面积75.7万平方米；有自来水厂2个，日供水能力5万吨；建有城市公园1个，面积88万平方米；市区绿地面积351.8万平方米，公共绿地面积40.6万平方米，人均绿地面积3.38平方米。近几年来，汨罗市进一步加大了城市建设的力度，围绕治理“水、电、路、城”，集全市之智，举全市之力，投入资金10多亿元，进行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投资1亿元，将省道1809线汨新路拓宽改直为宽60米、双向6车道的水泥路，并在全线进行绿化、亮化和美化；投资4000多万元，对建于上世纪40年代的火车站进行了择地重建，并借此契机，投资6000多万元，新建了占地1平方公里的新火车站开发小区；投资8000多万元的团山再生资源市场工程建设，已完成一系列基础设施；投资2亿元建设的沿江大道，经过两年的努力，已完成基础工程建设；投资1.3亿元的城区友谊河改直拓宽工程已竣工。城镇化带动了工业化。2003年，城区范围内共有工业企业288个，其中规模以上工业55个，占全市的46.9%。市区常住人口12万，以城区为主的全市国内生产总值46.81亿元，财政收入3.03亿元。
市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白水镇、古培镇、高家坊镇、弼时镇、黄柏镇、长乐镇。
（二）临湘市区
临湘市区位于湖南省东北部，素有“湘北门户”之称。相传东晋时有长安人氏避乱来此落籍，因称长安。明洪武十年（1381年）设长安驿。后有人开设店铺，称长安铺。民国6年（1917年），粤汉铁路北段通车，设车站于此，遂逐渐发展为集市。民国19年（1930年），随着县治由陆城搬迁至此，机关、学校单位相继迁来，商户亦陆续增多。民国24年（1935年），设长安镇后，城区修建5条街道，居民4800多人。1938年11月，日寇入侵，县城惨遭破坏，到1947年，城区面积约3.5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改名为城关镇。1992年撤县设市，城关镇又改为长安镇。107国道扩修以后，沿线形成长5公里的长五大道，在原有长安大道的基础上，形成两条并列纵贯东西的主街道，将城区南扩3公里，使城区由一字长蛇形变为集辐组团形。京珠高速公路紧临市区南境，城区又进一步南移扩展。至2003年，城市建成区面积12.5平方公里，共有主干道路8条、街巷48条，总长50多公里；有自来水厂3个，日供水能力5万吨；市区内有长安河水上公园和五尖山森林公园；市区绿地面积76.09万平方米，公共绿地面积13.8万平方米，庭园绿地面积15.6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77平方米；城区常住人口11万人，以城区为主的全市国内生产总值31.16亿多元，财政收入1.97亿元。
市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忠防镇、桃林镇。
（三）平江县城（汉昌镇）
县城地处汨水北岸，仙江河、三望冲水于此汇注汨水。唐元和四年（809年），原昌江县治由中县坪迁此，至今已有1195年历史。明弘治十八年（1506年），县城建有四门，门上建楼。隆庆元年（1522年），劝谕士捐资扩城，城墙周长1555丈，高1.5丈，厚7.5尺，置有7门。清同治时建有内街9条、巷12条、外街2处。1942年测量，县城面积为1.74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平江县城发展速度加快，特别是1992年7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县城东郊7.8平方公里划为天岳经济开发区后，先后融资4.2亿元，新修了连接新、老城区和106国道的石碧潭大桥、浏家滩大桥，拓宽了106线开发区段，新修硬化、绿化街道24条、32万平方米，兴建了一批交通、城建基础设施，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新增建筑面积50多万平方米，扩大建成区面积2.6平方公里，城区呈现东扩、南展的发展态势。至2003年，城市建成区面积8.9平方公里，有大小街道87条，总长34.8公里；有自来水厂1个，日供水5万多吨；城区绿地面积56.3万平方米，人均绿化面积7.1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375.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198.75万平方米；常住人口7.92万多人,以城区为主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39.9亿元，财政收入1.98亿元。
县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南江镇、伍市镇、长寿镇、梅仙镇、安定镇、瓮江镇、三市镇、加义镇、龙门镇、浯口镇、虹桥镇、童市镇。
（四）湘阴县城（文星镇）
湘阴县城位于湘江东支东岸，南距省会长沙44公里。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由知县李植自赤竹城迁此。明世祖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城区犹“四隅无城”，以“藩篱蔽之”。次年春修周长3里许的城墙，设7门，内有5街、8巷。至光绪年间，有街道19条、码头6个。城区呈带状，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400米，有各类房屋1234栋，占地0.33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197人。民国时期，有25条街道、17条街巷，东西宽不到半公里，南北长约1公里，面积为0.41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城区建设不断飞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总投资16800万元的湘江大桥，长1172米、宽18.8米，已于2003年年底竣工通车，将湘江两岸连成一片；新修建的长（沙）湘（阴）公路，经过城区3公里，已带动城东地域的开发；结合城市防洪工程修建的湘江沿江风光带，长0.9公里，宽24米，为城区增添不少亮色。至2003年，建成区面积达15.7平方公里，有主要街道21条，总长度26.98公里；房屋建筑面积305.4万平方米；城区绿化覆盖率为15.86%；自来水日供水能力2.5万多吨；城区人口达11.2万，以城区米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50.47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40亿元。
县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南湖洲镇、东塘镇。
（五）岳阳县城（荣家湾镇）
历代岳阳县治均在今岳阳市区。1983年岳阳市升格为省辖市，恢复岳阳县建制后，县治搬迁离市区23公里的荣家湾镇。该镇在清末只有大塘李等4个屋场，总人口不到400人。民国7年（1918年）粤汉铁路通车后，在此修建荣家湾车站，聚居人口逐渐增加。民国25年（1936年），初具小集镇雏形。1983年县城迁来以后，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发展，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纷纷新建，基本形成了以东方路十字街口为中心的5大区域：西北角党政机关行政区，西南角文教卫生科研区，东南角商业贸易经济区，铁路以东沿线仓库储运区，铁路沿线的带状工业区。2003年，建成区面积为10.2平方公里，有大小街道30余条，总长45公里；绿化覆盖率18%；自来水管线长50公里，日供水4万吨。城区人口达10.5万人，以城区为主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45.89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38亿元。
县辖3万人口以上的农村集镇有：筻口镇、黄沙街镇、月田镇、新开镇、鹿角镇、柏祥镇、麻塘镇、新墙镇、张谷英镇。
（六）华容县城（城关镇）
据史志记载，华容县城已有1772年历史。宋范致明著《岳阳风土记》载：“三国吴太帝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分孱陵县地，于今县东二里地置安南县。”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年）年，县城迁河西。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迁今城东紫港口。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因避水患，复迁河西故址。隆庆《岳州府志•职方志》载：“华容，古云梦地，春秋楚子（灵王）筑台其间，曰章华，时置容城，许迁之。县之得名，宜合章华、容城言之也。”由于县城处于垸区，屡遭水患。宋以前为土城，周长700余丈。宋至和年间（1054～1056年）筑5门。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砌石护城。明万历三年（1575年）大修县城，城“高三仞，厚三之一，广千丈有奇，为门五”。清乾隆三十年（1766年），知县龙煜岷组织帑银34700两修城，城垣长784丈，高1丈零5寸，厚8尺5寸，堞高4尺5寸。民国时期，县城只有4条各不到半里路长的十字架麻石街。1959年建木质华容大桥，河东、河西开始联接；1983年进行改造，桥东街道逐步拓展，与城西形成一片。1998年修第二桥，城区又向北与马鞍山一带联为一体，形成三大片、五大功能区的格局。至2003年，城区建成区面积达10.2平方公里，建成街道50条，总长40多公里；扩建自来水厂，日供水量达3万吨；城区绿化覆盖率达30.7%，人均公共绿地约5.2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45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286万平方米。城区常住人口13万，以城区为主的全县国内生产总值50.1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74亿元。
县辖农村集镇3万人口以上的有：操军镇、万庾镇、北景港镇、注滋口镇、插旗镇、鲇鱼须镇、塔市驿镇、宋家嘴镇、三封寺镇。
云溪区3万人口以上集镇有：云溪镇。
君山区3万人口以上农村集镇有：钱粮湖镇、柳林洲镇、广兴洲镇、许市镇。
屈原管理区所在的营田镇，人口5.1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8亿元，财政收入0.56亿元。
第四节 从发展到经营的跨越
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的全部历史，都可以概括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运动。“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① 列宁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② 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家都承认城市是具有一定人口规模、而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聚区，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整个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基地。经济是城镇兴起的动因，也是城镇发展的源泉所在。城镇作为密集经济的载体，凭借它的一系列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的物质条件和管理条件是企业和部门经济在空间上的集合和重要纽结，是搞活微观经济的主要外部条件。我国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关键就在于缺乏带动经济增长的要素聚集点。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根本也在于城市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城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的城市集中了23％的国民生产总值、34％的工业总产值和外资利用额度。城市还集中了几乎全部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和科技人才，加快了科技产业的步伐。这充分表明城市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龙头。没有城市的发展，没有城市的现代化，也就不会有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80页。
②《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262～263页。
一、忧喜参半的城镇发展
纵观洞庭湖区几千年城市发展的历史，总的是喜中有忧，忧喜参半，主要表现在：
（一）从总体水平看，洞庭湖区城镇化有很大发展，但城镇化率还不高，仍处于一个较低层次
根据《清史稿•地理十五》记载，清末，洞庭湖区各县共有城镇27个。1985年，有134个。2003年，发展到234个，为清末的8.66倍，为1985年的1.75倍（见表7-7）。
表7-7 洞庭湖区城镇变化情况 单位：个
市名 清代城镇数 1985年城镇数 2002年城镇数
岳 阳 10 21 98
益 阳 3 42 70
常 德 12 71 104
合 计 27 134 272
资料来源：《2003湖南省行政区划简册》、《常德市志》、《益阳市志》和《岳阳小城镇》数据综合编制。
另据有关资料统计，湖南省在清朝末年的人口约为2400万人，民国初年2800万人，1950年为3300万人。全省都市人口的总数，民国5年（1916年）为841547人，约占总人口的3.5%；民国20年（1931年）为1514460人，约占总人口的5.34%；洞庭湖区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1949年，洞庭湖区城镇化率为7.12%，1982年为10.35%，2003年则为31.9%（见表7-8）。
表7-8 洞庭湖区城镇化率变化情况 单位:万人、%
市名 1949年 1982年 2003年
总人口 城镇人口 占% 总人口 城镇人口 占% 总人口 城镇人口 占%
常德 318.73 20.18 6.40 533.0 64.06 12.00 600.13 181.24 30.20
益阳 232.02 20.78 8.90 381.9 38.45 10.10 456.50 134.20 29.40
岳阳 226.68 13.96 6.15 428.9 48.52 11.31 527.83 190.00 36.60
合计 777.43 54.92 7.06 1343.8 151.03 11.24 1584.50 505.44 31.90
资料来源：《益阳市志》第141页；常德为《常德市志》第176页；《岳阳市志》第4分册248页。
（二）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看，洞庭湖区工业化水平与全国、全省的差距不断缩小，但工业化总体水平不高，而城镇化又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现代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农业发展总是构成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随着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就会导致商业活动的产生，而最初仅仅作为一种交易的集合的城市也就会随之崛起。所以，现代城市既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经济增长的显示器。城市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经济的发展变化；同时，经济的发展变化，又是城市发展变化的后果。在现代，由于工业本身所特有的“群居”性质，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空间集聚效应，决定了工业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来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任何国家或者说地区发展的主题。工业化诱导城市化，城市化又促进工业化，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城市的现代文明。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洞庭湖区工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至2003年，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476.48亿元，占区内GDP的39.05%，其中城镇工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岳阳市政府办调查，该市沿京广铁路、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和湘江为“轴”线而形成的城镇经济带，只占全市20%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市46%的城镇，70%的城镇人口，75%的GDP和80%的工业产值。调查资料还表明，建制镇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市平均增长速度，而建制镇的镇区又明显高于全镇。1998年较197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税收总额分别增长6.3倍和6.21倍，而建制镇增长10.45倍和7.63倍，其中建制镇镇区增长11.89倍和10.15倍，建制镇分别高出全市4.15倍和1.42倍，镇区又比全镇分别高出1.44倍和2.52倍。该市2000年度对全市6个县（市）和13个省、市重点中心镇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总额进行分析说明，6个县城比上年分别增长12.8%、13.2%，分别高出全市2.3、1.32个百分点；13个重点中心镇分别增长18.29%、24%，分别高出全市7.79、12.12个百分点。
但是，洞庭湖区的城镇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无法相比，与国内先进地区也有很大差距。2002年，江苏省无锡市41个重点镇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642.35亿元，其中有３个镇工业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即江阴周庄镇达126.35亿元，华士镇121.24亿元，澄江镇118.32亿元。这批强镇中工业规模最小的也突破了20亿元；41个镇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195.24亿元，无一例外的实现了投资超亿元，周庄、华士、申港三镇投资超10亿元；41个镇新签外资项目333个，合同利用外资14.48亿元，其中夏港、旺庄、硕放3个镇合同外资超过１亿美元；41个镇共实现财政收入61.46亿元，财政收入超亿元的镇比上年增加６个。福建省福州市对经济强镇有一个划分标准，即农村经济总收入6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800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年收入5500元以上的为超一流经济强镇；农村经济总收入4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400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年收入5000元以上的为一流经济强镇；农村经济总收入2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200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年收入4500元以上的为经济强镇。2003年度该市一流经济强镇为福清市镜洋镇、长乐市金峰镇和闽侯县青口镇；经济强镇有鼓楼区洪山镇等13个镇。如按这一标准衡量，洞庭湖区的所有城镇中，既没有超一流经济强镇，也没有一流经济强镇，就连一般的经济强镇也可能是凤毛鳞角。
由于洞庭湖区的特殊历史条件，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存在工业化落后于全国、全省的问题，也存在本区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见表7-9）。
洞庭湖区与国内外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比较
国、省、区名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 城市化水平
日 本（1965年） 47.9 75.3 68.1
中 国（1996年） 49.0 49.5 29.4
湖 南（2003年） 38.70 33.5
洞庭湖区（2003年） 39.05 31.9
资料来源:李京文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第403页。湖南省统计局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从表7-9中可以看出，1996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只与日本1965年相当；而同期，中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比日本低25.8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滞后38.7个百分点。1965年日本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47.9%时,城市化水平为68.1%，城市化高于工业化20.2个百分点；而在1996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却低于工业化近20个百分点。湖南省2003年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5.2个百分点，洞庭湖区则低4.75个百分点。洞庭湖区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是由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水平对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双重滞后所造成的。
（三）从城镇综合功能上看，洞庭湖区城镇综合功能有一定增强，但现代化水平仍然较低，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洞庭湖区在城镇数量增长、城镇人口比重上升的同时，城镇综合功能有了提高。目前，城镇人口人均房屋使用面积大大增加，园林绿化面积大大增多，自来水、液化气和电话普及率、垃圾清运率大大提高，教育条件大大改善，文化广播和医疗卫生建设也得到了加强。
但是，按照国际现代化城市综合功能的标准来衡量，洞庭湖区的城镇功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城市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包括：城市经济结构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三个方面，有关专家设置三大类、12个指标体系，以它们的权重之和为100，中国经济结构现代化程度为38.6%，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为28%，人的现代化实现程度为46%，都处于世界的低水平。1995年，得分最高的深圳市得78.86分，北京得71分，上海得59.96分，均只达到或接近中等现代化水平，全国城市平均仅37.51分①。洞庭湖区的城镇得分指标，距现代化的目标更为遥远，且不说软指标，如人的道德观念、人际包容能力、社会责任感、进取心和组织纪律性等，就是现代城镇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硬指标，也有不少欠帐。如城镇建有自来水厂的仅占50%，且大多数供水能力不足；污水绝大部分未经处理排放，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城市旧房改造任务大，中低适用住房不够；失、待业人员增多，社会问题比较突出。
①李京文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92页。
二、城市经营的尝试与误区
洞庭湖区的城市经济，既存在发展不快、发育不良的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存在经营不善的问题。经营城市是上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科学命题。世界一些著名的城市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经营城市是将构成城市的空间和功能载体的自然生成资本（如土地）和人力作用资本（如城市基础设施）等，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进行聚集、重组和营运，将城市可以用来经营的部分存量资产和生产要素推向市场，从中获得收益，并将这些收益再投入到城市建设的新领域，走以城市养城市，以城市建设城市的市场化路子。“经营城市”作为一种理念，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经营城市”可等同于“城市经营”，是广义的“城市管理”的一部分。主要是指在既有城市存量的基础上，从经营的角度使城市基础设施发挥更大的功效，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使常规资源得到最佳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营城市理念应该是广义的经营城市理念。广义的“经营城市”，是广义的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主旨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市场化运作，综合运用城市土地资本、地域空间和其他经济要素，盘活城市资源，并通过高效的城市管理，从整体上运作城市经济，实现资源配置在容量、结构和秩序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促进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营城市”是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必然课题，也是政府运营城市的必然选择。
洞庭湖区的城市经营，可以说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并有所运作。如益阳市从1996年开始，将市区内所有的路灯、电杆上的广告实行拍卖收费，每年仅此一项收费就达1000多万元。岳阳市前几年对城市出租车营运权进行拍卖，用所筹集的资金来添置公交车辆和改进基础设施。常德市在新建武陵大道时，实行市场运作，以政府控制的道路两旁土地的升值金作为企业修路的补偿，大大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但从总体上来说，洞庭湖区的城市经营，尚处在初始阶段。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城市经营既缺乏理论的研究，也缺少实践的探求，以致有些方面走入误区：
（一）经营目标不明确，重形象轻实业的现象时有发生
城市经营目标，可分为远期目标和阶段目标。远期目标，就是要把城市建设成有特色、有文化内涵、有竞争力，能保持城市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不断全面进步。远期目标是一个动态目标，是一个充分配置资源的目标，也是一个把世界和国内优秀城市作为参照物的目标。阶段目标就是根据经营城市的不同阶段制定目标，以引导经营城市工作深入开展。目前还有少数城市领导者，对于经营城市认识不足，片面认为城市经营就是变现资产，筹集建设资金，因而表现在一些地方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追求楼高、路宽、树绿、水清等环境的硬件打造，以及追求标志性的建筑。看到同类型、同级别城市有更高的漂亮的建筑，就不顾自身条件与需要，生搬硬套，疾步跟进，一窝蜂现象较为严重。这种做法实际是将城市建筑作为城市营销的核心内容，造成城市形态、产业结构、建设方式的表面化、同质化，如同企业产品同质化导致低层次的价格战，城市品牌建设的同质化导致建筑数量与规模上的盲目攀比。楼，你高我更高；路，你宽我更宽；广场，你大我更大。盲目攀比不仅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也破坏了城市的风格与传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国内外经验证明，一个城市的发展最终依赖于产业的壮大支撑。上海、深圳、青岛、大连等城市之所以在经营城市中成果斐然，也在于经营城市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城市的定位、特色和主导产业开展的。城市如果不从市场经济的观点出发，研究城市在总体环境区域中的位置、作用以及竞争对手、目标受众等方面的情况，不全面考虑城市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忽视相关产业的扶持开拓，忽视培育相应的产业链，以致造成地价太高，对企业收费太多。这样，新来投资的企业就会少，已经投资经营的企业也可能难以为继。这样的城市，那怕建设得再好，也只能是“雾里看花”，中看不中用，这就偏离了城市经营的根本目标。
（二）经营内容不确定，买卖“一刀切”的现象时有发生
经营城市的内容，主要是经营国有资产。可以说，凡是城市所拥有的可以资本化、资产化的资源，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要它有利于筹集城市发展资本，有利于增加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有利于城市可持续性发展，都是经营城市的范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自然资源，如土地、山水、空间等；人力作用资源，如电力、道路、桥梁、市政公用设施等；人文资源，如人力、文化、科技等；延伸性派生资源，如信息、品牌等。在众多资源中，目前重点应把握经营企业、经营土地、经营房产、经营城市公共设施、经营无形资产、经营环境、经营文化、经营人才。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经营城市的核心内容是城市土地资本和地域空间。经营城市就是要重新认识所拥有的城市资本，把长期以来的城市不变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盘活存量资本和搞活增量资本，盘活有形资产（如土地、市政公用设施、地下矿藏等）和无形资产（如政府政策、历史文化、城市风光等）。总之，经营城市资产有着十分开阔的层面，每一层面的精心运营，都有可能带来丰厚的效益。但是，并不是城市所有国有资产都可拿来“经营”，过来有的地方经营城市内容定位不准确，认为纯公益性事业或政府必须负责的领域也可以实行经营，因而出现一股卖土地、卖水库、卖学校、卖医院之风，有的甚至还提出经营城市就是一个“卖”字，一卖了之，卖而后快。其结果，有的地方急功近利，竭泽而渔，造成思想的恐慌和工作的被动。尤其在个别地方，经营城市的全部内涵却成了两个字：卖地。土地经营的确为各地带来了滚滚财源，土地收益已成为许多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无节制的卖地带来大量耕地被占用，大量土地“开”而不“发”，炒地皮之风盛行，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导致公众利益或国家长远利益受到损害。
（三）经营主体不突出，政府职能缺位现象时有发生
经营城市，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由谁来经营。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况，城市政府是城市发展的领导者，城市建设的组织实施者，城市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代表者，城市基础设施和沉淀资产的主要投资者，这就决定了城市政府是经营城市的主导力量，企业（包括中介组织）是经营城市的中坚力量，市民是经营城市的决定力量，但各自活动的领域和在经营城市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政府主导城市经营，政府的职能就是要给最好的产业构架、产业政策、产业保障，调整产业的平衡性，来提高城市的竞争能力。这就要求政府切实做好规划、领导、指挥、实施、协调等工作，使城市资产由产品变成商品，使城市建设由简单的生产过程变成资本营运过程。对城市大桥、隧道、管廊等有明确收费对象、可经营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要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投资者或经营者，实现市场化运作，提高经济效益。对城市管网和某些特殊性设施的养护，也应实行市场化运作，提高效益，降低财政补贴。推向市场营运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其经营方式可以通过实行特许经营、租赁经营、托管经营、授权经营以及转让部分股权等途径进行。对经营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企业，要加快改制步伐，规范企业运作，并根据经营的不同项目和特点，实行企业分立，打破经营垄断。同时，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推向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城市公共设施的综合效益。但过来一些城市的经营，特别是对城市土地的经营，政府没有加大对土地市场的监控力度，没有实行“政府规划、土地储备、计划供应、招标拍卖出让”的运作和交易模式，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而是有关主管部门、中介机构或房地产公司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先期取得土地，然后再转手出让，以获取高额土地级差。正是这些单位和个人的参政、扰政，使应属政府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变成了首长许可、行政划拨，或者凭借关系，低价出让，以致滋生腐败，使国有资产受到严重损失。
（四）经营机制不灵活，工作不协调的现象时有发生
城市经营是多元化经营。过去，人们没有城市经营的观念，城市建设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结果，城市建设欠账太多，财政包袱越背越重。城市经营意味着在市场机制下城市建设更具灵活性，改变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城市建设发展格局，建立在市场中寻找城市建设和发展出路的市政建设体制，投资、融资体制，招投标体制，从而使城市建设形成良性机制。这种机制按其作用，可分为自身经济运行机制和实施操作的行政运作机制。这两个机制间的关系，是经济运行机制决定行政运作机制，并贯穿始终；行政运作机制应体现经济运行机制。经营城市经济运行机制，说到底是市场机制，是市场的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法制机制的综合运用。也就是说，经营城市中原所有资源，不能用行政办法指挥和调配，而应通过公开信息、公开竞争、公开招标和拍卖等市场办法来引导流动和配置。行政运作机制则重点是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利益驱动机制，是为了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经营城市的积极性，通过明确政府与企业、市民的利益分配关系，从制度上、利益上保证形成经营城市的合力。建立工作运行机制，是为了保证经营城市有序推进。要建立一种以资产商品化、活动资本化、手段市场化、服务效益化为基本特征的经营城市运行机制，并根据资产属性，实行分类经营，如国有企业委托市经贸委经营，城市设施委托建委经营，各部门房产实行全市统一的托管经营等。所有这些经营活动，都要运用市场手段，经营收益要在市财政建立专户，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要建立多形式、多渠道的城市建设资金投入机制，大力推进城市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除国家法律、法规明确限定外，允许国内外各类机构和个人，投资建设、经营城市基础设施；要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采取股份合作制、股权融资、境内外发行债券和B0T等形式，扩大招商引资，吸纳社会资金；进一步盘活城市公共无形资产、实行政府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特许经营，其经营所得专项用于公用设施建设；还要形成合理的价格管理和激励机制，按照“平均成本＋合理利润”原则，合理调整和确定城市公用事业的产品基准价，实现公用事业由福利服务型向经营服务型转变。目前，洞庭湖区在这些方面有了一些好的开端，但还缺乏应有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缺乏切实可行的监督和检查，经营机制不灵活，条条框框多，部门之间握不紧拳头，形不成合力，致使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投融资体制、管理体制和人才激励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的甚至还没有破题。
从建设城市到管理城市，再从管理城市到经营城市，是城市经济的一次新跨越，也是用系统的眼光和思维来寻求城市发展之路的一次新尝试。城市经营决策者开始的是一次惊险之旅，理想与现实，进步与妥协，生存与发展的博弈无时不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提高对经营城市的认识，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对经营城市的调控作用，切实搞好土地资产营运，努力激活房地产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市场营运，大力推进市政公用事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多形式、多渠道的城市建设资金投入机制，开创洞庭湖区城市经营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