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如采金——约翰·罗斯金谈读书 须知，获得知识就如同获得金子这种珍贵的物质一样，也是需要聪明才智的。
有这样一种看法，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是无从解释的。即大地为什么不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把所有蕴藏在地底下的黄金都统统集中到一个山上呢？这样一来，王公贵族，平民布衣，不都可以知道黄金的所在，并能无所顾忌地开采了吗？或者凭借一种热望，或者倚仗一次良机，或者花费无数时光，谁都可以吹尽狂沙始到金，还可用所得的黄金滥造金币。但大自然偏偏要独行独素，她总是把这种珍贵的金属小心翼翼地分藏在地底下的细缝罅隙之中，使谁都无法知道。你可凭一时的热情猛挖一阵，但将两手空空。而只有当你历尽艰辛开采不息的时候，兴许有可能挖到芝麻大的一点。
这与获取知识的情形多么相似。当你捧着一本好书的时候，你应扪心自问：“我该不该像澳大利亚矿工那样工作呢？我们尖镐利铲都带好了么？我们的准备工作都无懈可击吗……”请你永远保持这种英勇无畏的矿工精神吧，尽管这意味着艰难困苦，但功夫不负苦心人。你梦寐以求的黄金就是作者在书中表达的那种深刻的思想和他那渊博的知识。他书中的词语就是含金的矿石，你只有将它们打碎并加以熔炼，才有可能化石为金。你的尖镐利铲则代表着严谨、勤奋和钻研。而你的熔炉就是你那善于思索的大脑。如果以为没有这些工具，没有这些热情，就可以叩开出类拔萃的作者那扇智慧大门的话，那纯粹只是一种痴心妄想罢了。而只有当你坚持不懈地进行艰苦卓绝的开采和经久不息的冶炼时，你才有可能获得一颗光彩夺目的金珠。
周祖谟的“次第读书法”
周祖谟，北京人，语言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述有《广韵校本》、《方言校笺》、《问学集》）等。他读书做学间遵循着“次第读书法”。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它。如从事语言研究，语言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
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人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周氏读书时，首先把一两部书认真读好。他认为，浮皮潦草地读书是当今通病。束之高阁不念，或者只念两篇三段，是没有什么用的。《诗经》只念《伐檀》《七月》）、《硕鼠》，那离懂《诗经》还差得远呢。为此，他在研究文学时，首先读《诗经》，然后读《楚辞》，读魏晋南北朝的五言诗。这种“次第读书法”，其实质是循序渐进，打牢基础。
李泽厚的读书方法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９５４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李泽厚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而他之所以能在美学领域独树一帜，关键就在于他在读书时特别重视能力的培养。
李泽厚认为，读书学习有两个方面，除了学习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力。知识不过是材料，培养能力比积累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一是判断的能力，例如一本书，一个观点，能够判断它正确与否，有无价值，以定取舍；二是选择的能力，例如一大堆书，选出哪些是自己最需要的，哪些是大致翻翻便可的。这是因为书的价值往往大有不同，有的书尝尝味就可以了，有的要细细咀嚼，有的要快读，有的要慢慢消化，有的大可不必从头到尾去读，有的则甚至要读十几遍。即使看小说，也要有目的、有系统、有限制地看，只看那些值得一看的小说。比如看俄国小说，从普希金到高尔基，读那些名著，读完了，再读一两本《俄国文学史》。这样，将具体材料和历史的线索结合起来，就组织起了自己对俄国文学的认识结构。这也就是说，读书时一定要善于把所学到的知识组织起来，纳入自己的智能结构之中。即便是读某一本书，也同样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即阅读时不必逐字逐句弄懂弄通，而要尽快抓住书里面最主要的东西，获得总体的印象。这样做，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提高单位时间的阅读效果，而且能够切实把握读物的精髓。
李泽厚还认为，要提高能力，知识应该广博一点，知识领域应该宽泛一点。他原先是学哲学的，但文史哲三方面的书他都看。上午读柏拉图，下午读别林斯基，别人认为没有联系，可自己不去管别人，只是根据自己的计划去读。搞哲学研究为什么还要读文史方面的书？他说，搞哲学的缺点是“空”，不联系实际问题，抽象概念比较多，而好处是站得比较高；搞历史的弱点是“狭”，好处是钻得比较深，往往对某一点搞得很深，但对其他方面总以为和自己无关，因而不感兴趣，不大关心；搞中文的缺点是“浅”，缺乏深度，但好处是比较博杂，兴趣广泛。因此只有广泛涉猎，才能兼收众长，并触类旁通，使自己的能力真正得到提高。他还特别强调学习历史是文科的基础，研究某一问题时，最好先读一两本历史书。这是因为历史揭示出一个事物存在的原因，从而帮助我们去分析它的现在和将来。总之，读书学习时不能搞狭隘的功利主义，而要从提高整个知识结构、整个文化素养去考虑。如果自己的知识面太狭窄，那么分析、综合、选择、判断等各种能力都必然会受到影响和限制。
魏源论读书
魏源幼年家道中落，从母读书，“毋绩子读，欣欣忘贫。”曾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摘》，从此留意于经才济世之学。后以内阁中书舍人侯补，自谓：“内阁为典籍之藏，国朝掌政之海，乃留意一代典故之学。”读书主张“习”与“行”相结合，学问未有“学”而不资于“问”者。又认为读书必须有济于实用，能解决现实问题，死守书本不能谓之学。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抄袭者不可与言文，“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则为“庸儒”。批评当时读书人专治经史，不重农桑，实在是无用之“腐儒”。鸦片战争后，忧愤国事，著《圣武记》以馆阁官书及各私家著述资料阐述清朝历代武功，激发世人爱国振武热情。
魏源又依林则徐所辑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参考各家图说、历代史志、纂成《海国图志》，成为清末我国第一部世界地理教科书。主张设立译馆，翻译西书，以了解西方情况，“师夷长技以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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