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清朝年羹尧:中医泰斗邓铁涛：正确认识中医 等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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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泰斗邓铁涛：正确认识中医
作者：邓铁涛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 1165 更新时间：
正确认识中医 邓铁涛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价值，对世人来说，对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
20多年前在一次中医学术会议上，有位西学中专家说：“抗生素发明之后，中医治疗肺炎便落后了；速尿发明之后，中医治疗水肿便落后了”。前几年有青年中医写文章认为：“中医药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往哪变呢，朝西医方向变。去年又有资深的中医专家写调查文章，认为中医的临床优势病种越来越少了。如此之类的文章还不少，多立足于批判中医理论之错误或不足，或对某些理论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这都反映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信心不足，一种信任危机在滋长蔓延，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潮。
许多人看待中医，首先认定中医药学是古老的东西，古老的科学必然落后，认为中医虽能治好病，但没有实验做依据，与现代科学脱节，就不能算是科学。而西医的发展与其他科学同步，因而是先进的。难怪有资深的中医学者说“如今西医学已能洞察细微，无所不至，在治疗上则可换心换肝，无所不能”。在中西比较中就把中医药学放在“三等公民”的地位上了！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西医呢？我认为必须用科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去深入考虑中医的问题。
一、唯物史观看中医
1949年以前半个世纪，中医受尽了轻视、歧视、排斥的待遇，未被消灭已属万幸。解放后，王斌思想影响深远，中医药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其间虽经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王斌等公开批评并撤职，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正确贯彻中医政策，并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和几所中医学院，但中医事业的发展仍无大进展。直到1986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之后，中医药的发展，才有组织上的保证。中医药事业真正得到发展，是在1986年之后。一百年来的中医，50年是被压迫期，30多年为不冷不热期，真正大踏步前进的历史只有15年耳！与20世纪一百年来全世界西医的命运相比，真是天地之别!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医开始走向世界，先是针灸热，然后是中医热。欧美等医学发达国家逐步承认中医师的专业地位，针刺治疗早已纳入医疗保险系统、伦敦英国人排队看中医，德国人预约住中医院已不是奇闻。美国医师有3000人学习并掌握中医的针刺术。（反观我国西医懂针灸者有几人?）
20世纪是科学成就惊人的年代，世界西医学的发展可谓风正一帆悬；而中医学的遭遇则逆风逆水，水下有险滩无数！如果中医药学没有超时代的科学积淀，能在20世纪末与西医学同时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吗?难道这样的历史对比还不值得炎黄子孙欢呼雀跃吗?奉劝对中医信心不足的同志，千万不可只能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二、唯物辩证看中医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中医历经几千年，推而不倒。靠什么?靠治病有效果。如果中医治病无效，早就被人民所抛弃了。但贬低中医的人又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又说中医的经验不能重复……等等。我认为那些没有中医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人，只知照方开药，的确是难以重复宝贵经验的。中医师的高明与否，与其理论基础、临证经验、文化素养成正比，试翻阅历代名医著作及现代名中医的事迹足以为证。说中医只是经验医学是毫无根据的。
2.微观是科学，宏观也是科学
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到分子、基因……越来越细。中医学的理论与之相反，是宏观医学，把人(病人)放在天地之间去观察去研究。西医能治好病人，中医也能治好病人，按照真理的标准来看，并结合上述观点，中西医不能互相排斥，正好是互相补充，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会创造出更深的理论，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于2002年5月8日在“世纪大讲堂”作了《美与物理》的报告。其中说到：“最近这十年、二十年来，发展了一个新的在微观物理学跟宏观物理学之间的一个物理学，叫做介观物理，是不是也可以翻译为介观物理学。这个介观所研究的是在宏观物理学（那就是像日常大小的东西，或者更大的东西）跟微观物理学（原子物理学）之间的领域。所以比如说是10的负6次方埃或者是10的负7次方埃这种物理学，这个学问现在正在澎湃的发展，倒不是因为那么多的人要想去研究量子力学的解释，而是因为这个领域与工业有密切的关系。……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之后，因为工业发展的推动，所发展出来的介观物理学可以使得量子力学的解释发生新的革命性的发展，这是可能的”。 上述引文杨先生讲的是量子力学的问题，似乎扯不到医学上去。但如果从哲学的高度来看，道理是相通的。人是生长在天地这个大自然环境之中的，人怎能离开大自然而生存，疾病怎能离开大自然的影响。从生物发展到人，是大自然千百万年的塑造，考古学可以给你详细的答案，考古学也离不开宏观的研究。它也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才能发展的。
试以重症肌无力之治疗为例：西医的微观研究相当深入，还能造出动物模型，发明了“新斯的明”，疗效迅速，强的松更是治此病的王牌药物，但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胸腺摘除说是有特效，其实多数病例仍然复发。我们从宏观认识，重症肌无力是脾胃虚损、五脏相关的顽疾，采用升发脾阳大补脾胃为主，兼治五脏。此病属虚损之症，故无症状之后仍须服药二年则可以根治。但当病人呼吸危象出现，不能饮食时，我们采用注射新斯的明治标，使之能口服中药与进食，几天之后多能度过危关。这就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例子。
许多中医特别是年青的中医不明此理，一接触西医的微观科学，反观中医的阴阳五行，便怀疑中医的科学性，便不好好地去读中医书！
3.继承与创新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比起发达国家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如人家。所以目前国家号召科学技术人员必须努力创新，以追赶世界，强调与世界接轨。但中医学与其他科学不同，论中医学，最高的水平当然在中国，论接轨是外国向我们接轨。
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田森教授说，中医药学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我认为中医药不像其他四大发明那样已被外国学到手并已超出我们很远了，中医药学在11世纪曾经影响阿拉伯医学，我国人痘接种曾启发牛痘接种，免疫学的实践源于中医。但中医药真正走出国门，给世界医学以深刻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举凡中医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在外国专家眼中，都是新鲜事物，是创新。举例如“针四缝”治疗急腹症——蛔虫团梗阻，既简单又速效，又省钱。在外国医家看来却多么神奇！把这一疗法放到世界医学中去，就是现代化的成果。什么叫现代化?就医学而言，不应只追求形式，不应以时间定位，应该用最少的支出，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病人住院从头到脚，做各种仪器检查，出院交费几十万，这就是现代化吗?继承与创新是一对矛盾，两者不能偏废，但具体情况不同，矛盾双方会有所侧重，不能一成不变地去看待问题，处理问题。以中医药学而言，继承与创新都重要，但如今显然继承不足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央对中医工作的指示首先指出——“中医不能丢”。因为中医几千年得来的宝贝丢失得太多了。努力发掘宝库，加以整理就是创新，但可惜的是，我们当前的医、教、研，都努力引进西医的东西以图说明中医之理论，或以西医的理论改造中医的精华，以为是在创新。这种错误的倾向，影响中医的发展已数十年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已故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曾指出，我们培养的高级中医是中西医两个中专的水平，他早就给中医教育敲警钟了!为了更有成效的创新，全国中医，特别是中青年中医，都先来个大温课，重读四大经典与历代名家学说，以提高临床和理论水平，在这个基础上，中医学与21世纪的最新科技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才能闯出新天地，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贡献。高楼必须建在厚实的基础上，中医药学之大发展呼吁打基础。然而“重西轻中”已成时尚，故必须大力扭转。否则创新也无用，也可以视而不见。
上世纪六十年代，天津市传染病院院长学了中医之后，某地发现白喉开始流行，急需白喉血清，向他求助。他估计该地要接种血清的量，集中半个中国的存货都不够用。他便运用所学，继承中医治白喉之法，用养阴清肺汤，并拆方减成只用四味药，制成水剂，发往该地，把白喉的流行制止了。每一病例治疗成本才1．5元，且能免除今后再用血清时有血清反应之弊。这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好例子。但这样的优秀成果，没有人继续再加以研究发扬，多可惜啊!为什么被冷置呢?我看因为不是外国人发明的，国内的某些专家会给你以阻力而不是动力。“重西轻中”这一顽疾若得不到根治，中医的创造发明与推广——难矣！
中医药当前的继承与创新，主要矛盾在“继承”，中医工作应在这方面下大力气。
三、神圣的使命，当中医的脊梁
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凡西医能解决的，中医便应靠边站，在西医学最新成就面前手足无措，忘记了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用多少病人的性命和多少先贤的智慧换来的。我们岐黄子孙能够盲目地把中华文化的瑰宝从我们手上丢失么?如果这样一个伟大宝库丢掉了，不仅对不起祖宗与子孙，也对不起世界人民。中医药学不仅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不存在中外与宗派之争。
抗生素发明之后，肺炎便不需要中医了吗?老年肺炎、虚寒证的肺炎，用上中医药就会得救了。我常遇此等证，用桂枝汤或小青龙汤之类，帮抗生素一把。我曾在西医院会诊一例水肿病人，已肿至啤酒桶一样，不能卧，乃特制大木椅坐着，医院已用了不少速尿，就是不能消肿，请我会诊，我采用真武汤加味，约半月，患者前后判若两人，带着空木椅出院了。我的学生杨伊凡
目前世界医学正在害怕将来无药可治抗药性的凶险细菌病，中医应该站出来，为世界医学家分忧，研究消炎抗菌的治法与方药，不应袖手旁观。
中医药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但我们不努力行吗?目前世界上最欠缺的是高水平的中医，欠缺能在临床上有真功夫的千千万万个铁杆中医。中医药的发展要有一大批中医的脊梁之才！
附文:走自己的路——邓铁涛教授访谈录
原载于《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002年第5卷第2期
刘力红、唐农、赵琳整理
2002年元月20日，邓铁涛教授(以下简称邓老)在百忙中接受了我们的拜访，与我们进行了将近4小时的谈话，邓老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不但对我们，对广西中医学院，对整个中医亦将有深远的意义。以下是谈话录音的整理，整理文字已经邓老亲自审阅。此次拜访邓老，系由校友莫飞智博士接引，莫博士专程由香港抵穗，安排一切，在此亦表谢忱!
刘力红：邓老您好！我们知道您一直很关注我们学院所办的传统中医班(以下简称传统班)，这个班是从1999年开办的，这在全国还是先例。这样一个先例由广西走出来，可以想象是很不容易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我们现任院长王乃平教授的极力倡导与支持。王院长是留日的现代药理博士，也就是说他不是搞中医的，可恰恰是因为这点，他能站出来看问题。现在很多搞中医的人往往已经麻木了，如果借用苏轼的一句诗，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王院长似乎能够“旁观者清”。在当时即将跨人新世纪之际，在中医现代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提出开办传统班，并最终得以实施。如果不是洞见了中医现代教育的一些深层问题，这个举措是难以想象的。
传统班是在第二学年开始进入轨道，经过一年的普通班学习．同学们对于中医有了一个初步的感受，在这个时候来进行双向选择。98级我们选了20人，99级选了15人，2000级选了20人。所以，98级传统班实际是在1999年下半学年才开始运作的。传统班的很大一个区别可以从课程设置上看出来，也就是西医课程少一些，总共只开设五门主干课程，而中医课程，尤其是经典课却有不小幅度的增加。比如普通班的经典已全部改为选修课，而传统班的经典全部是必修课。另外，在课时上也有区别，以我教的《伤寒论》为例，普通班只有70学时，而传统班是100个学时。
在去年，传统班还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师带徒。98级传统班共有20个学生，就把这20个人分到我们的一、二附院，然后由附院选出20个师傅来一带一。带徒的时间设定为半年。也就是从第三年半开始，至第四年。这半年的时间学生(徒弟)完全交给师傅，跟师傅门诊，跟师傅查房，甚至可以跟师傅外出学习、开会。第四学年以后，也就是第五年则完全跟普通班一样，进入正常的大实习，这个阶段没有什么区别。从形式上来看，传统班的情况大致是这些。 邓老：这个设计还不错。的确，中医的教育要走出自己的路，不能按西医的那一套。我认为你们这一步走得好，把中医这个师带徒的传统和现代的教育结合，中医的确要带一带才行，所以这很好。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有类似的地方，由我来帮助省中医院，帮助他们扭转办院的方向。原来的省中医院在病房都是以西医为主，学术都往西医的方面走。后来我就建议他们要走自己的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先去跟他们的心脏中心合作，这个中心的主力是从美国请来的，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心外科手术，是由一位美国的华人博士回来主持的，他可以在心脏不停搏的情况下直接做手术。在那里，我与一位中医主任一道协助他们，尤其是在围手术期给予他们以帮助。有的心脏病并不是说开了刀就解决问题，如有些心脏病人心功能不行，不能开刀。对这些病人，我们就让他吃中药，让他心功能好起来，可以接受开刀。有些病人开刀以后有合并症，而西医没办法解决，用中医方药帮助解决问题。这样一来，就初步在这样一个西医最尖端的中心对中医有所认识了。有这个初步认识后，我再继续给他们做工作，我说将来可以逐步逐步不做手术。因为做了手术后，冠脉将来还会狭窄。如果我用中医的方法让它不再狭窄了，那么，中医就可以取代西医的手术。
在上述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对科内的中医很需要带一带，而我一个人又不能全院都带得过来。过去我做过冠心病方面的研究，所以想从心脏中心开始。我建议他们，由我出面去请全国的名中医来师带徒，去年(上半年)就正式请了10个(连我一起)。一师带两个徒，一共就是20个。后来慢慢到了去年10月，我就跟他们请了一共15位师傅。带的徒弟都是病房里面的骨干，有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也有主治医生，一共30人。
我们二附院有一个七年制的中西医结合班，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又由30个“徒弟”来带这个中西医结合班。一个人带两个，那就是60个，60个就差不多两个班。这样，由老的带中的，由中的带青的，这样就既进行医改，又进行教改了。把中医师带徒的模式带进去，学生拜师之后，定期地去找老师，老师为他们授业解惑。这样一来，对学生的影响就大得多，另外还可以早接触临床。
现在这个试验正在进行中，从现在的情况看，(广东)省中医院西化的倾向停止了，大家都趋向于往中医的方面钻研、发展。现在由这批培养的中年骨干自己组织了一个岐黄学术研究会，专门定期讨论中医问题。把自己的心得提供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一来，这个医院的中医气氛就初步形成了。所以，我感觉你们这个班的做法是一个好的开端。中医的确要带，光读教科书不行。很多老中医讲是讲不出一套，可是你跟他就能悟出道理。他(莫飞智，博土后，广西中医学院校友，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中医)自从跟我以后就有感觉，跟师是容易受益的。的确是心传口授．有时候心传，不用讲你就领会了。另外，也不一定大套大套的道理跟你讲，经常在去医院的途中谈谈话，又会有所启发。主要启发对中医的追求，对中医的深入的了解。有时候的谈话不知不觉就达到了这个目的。我对莫医生的影响，我看很多都在车上，他在接我去的路上我们谈话，他就有所收获。
中医在20世纪已经走了很多的弯路，最初是政府的作为对中医不利，中医处于从属地位。自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之后，这个从属转到中医本身对中医自己不相信，没有信心。为什么没信心呢？因为他没有掌握真本事，没有学到真本事。感觉自己对病人没有把握。所以就只有追求西医的东西，搞内科的，就打开《实用内科学》去对吧，他也能找到一点路。而对中医，他心中没底。但，他如果跟到一些老师，看过老师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个信心就会生起来。树立信心之后，他自己再读书，再临证，就上路了。他不一定都要带。带入门很重要，入门就是相信中医，知道中医能够解决问题。
像我们有一个脑挫伤的病人，他们就按西医的那一套打杜冷丁，打杜冷丁几个小时内能够止痛，过后又不行了。那你一天能打多少杜冷丁呢？打多了不是成毒瘾吗？后来上海的颜德馨——颜老来会诊，一付药解决了，二付药全好啦。这对他们就有教育意义了。通过这样一些简单的例子，他们就会对中医有认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培养中医的信心，这一点很重要。要培养中医的信心，首先你的学术水平要提高，过去这个水平所以下降，就是把四大经典作为选修课，这是个最大的错误！以为用一千七百年前的《伤寒》、《金匮》来做课本，这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但是，他们不知道美国的西点军校还要读《孙子兵法》。
中国的文化跟外国的不一样，你不知道读了四大经典之后，中医的辨证思维才能树立起来。中医跟西医不一样，像心脏的病名中医都没有，所以一来就不相信中医。像失音这个病，我们没有讲它是脑血管的病，可是治疗后能使他讲话，后来脑CT一做，说它是脑中风，其实中医就是治疗脑中风，可他们认为是我们误诊了。其实病人在好，能讲话了。所以，有些人拿西医的病名来做标尺，你都没诊断出这个病，你怎么会治这个病呢？现在的人就很容易这样来理解。他不知道去罗马是有好多条道可走的，可以从法国去，可以从德国去，也可以从土耳其去，是吗？我们中医有我们自己的路，现在我们忽视了自己的路，而去搬别人的路，所以，水平就会下降。只要我们的辨证论治，中医的系统理论你能够熟练掌握了，任何新的疾病谱，只要我们用我们这一套去进行研究，慢慢就会摸索出对付的方法，而且把它根治。
我的一个“七五”攻关的研究课题，是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中医没有这个病名，而且也没有西医那么系统地对它这个病的病理、生理的清楚认识，他们的确很清楚。按照它这个路子很清楚，可它就是不能根治，反复发作。激素的用量越来越大，最后等激素的副作用都出来，就很麻烦了。像呼吸危象、股骨头坏死这些合并症就更麻烦。那我们按照中医的理论，脾主肌肉，这是一个虚损证，虚损证就很容易复发，所以，没有症状还要吃两年的中药，这就根治了。我是按照我们的思路，按照我们的学术体系来去对它进行研究。我们是宏观的研究，他们是微观的研究，他微观的研究还没有到底层，所以，他就没办法根治。但，我们能根治。我手上根治的病人不少，特别是一些女的还可以结婚生小孩，生小孩后稍微有些反复，再吃药就又解决了。而西医是比较难的，所以，现在西医对这个病是越来越没有信心。大量的激素一冲击，呼吸危象就来了，就要气管切开。胸腺肥大就把它摘除掉，我是很反对的。我认为胸腺是受累者，而不是罪魁祸首，罪魁祸首是虚，西药怎么补虚呀？只有用激素，激素是透支疗法，透支就会伤肾，肾主骨，所以有股骨头坏死。
用我们中医的理论看这个过程是很清楚的，可是西医自己解释不了，只是说它有副作用。他是瘦马不能走路而用鞭笞的方法，鞭笞就走几步，鞭笞就走几步，最后把马打死了。最后病人不是死了吗。而我们是用培补的方法，让它慢慢长起来，所以，我们的疗效慢。你用新斯的明，吃了几十分钟、1小时就见效了，过了4小时效果就慢慢下去了；用新斯的明注射，5分钟就起疗效，但是再过几分钟又下去了。但是新斯的明我们也可以拿过来用，比如呼吸危象出现了，我们可以拿它来治标，让病人能够吞我们的药，只要药下去就能起作用。如果完全靠新斯的明，5天以后就慢慢没效了，而用我的药以后， 5天以后我慢慢不用它了。区别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不是排斥西医的那一套，也可以借来参考。但是，要以我为主。既然我们做是这样来做，那么，教育也应该是这样教育，以我为主！你希望中西医结合，这个要求对不对呢？可以说是对的。将来世界的医学是结合的。但是，你自己没有一定的水平，你拿什么去结合呢？不就三天二天就结合完了吗。所以，对方提高了，我也要提高，最后才能走到一块。
现在看来，西方的理论是往中医的理论靠，首先是医学的模式它是往中医这边靠。以前就是一个生物模式嘛，现在已经重视到心理和社会的因素，成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而有些中医他不懂得自己的东西，他反而拿这套来教育自己，这不就错了吗。我们中医的模式是以人为主的模式，人与天地相因，这就是我们的模式，我们看病讲究时间、地点、人，人是最主要的。西方的细菌学说的确很高明，但它的发病理论完不完整呢？不完整！因为它忽视人这个最主要的因素，它只注意细菌这个致病因子，一门心思只放在那里，没有放在人身上。我们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理论就要比它高明。所以，我们中医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而我们不去注意它，一看到西方的东西，就退避三舍，已经输啦，这就错了。
其实，吴鞠通的病原说是最全面的，一个是他提出疠气，这个就是致病物质；一个是天时、节气，就是运气学说，吴鞠通是承认运气的，运气就是大自然的变化；还有一个是“藏精”，“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所以，人是最根本的。两夫妻，其中一个得了肝炎，而另一个完全可能没有。所以，致病物质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我能不能抵挡你，能不能消灭你。而西医只是注意到一方。所以，中医这个病原学才比较全面，既注意到大自然，注意到致病的因素，又注意到个人的正气，这才全面。别以为西医研究得很细，就已经很完整了，这是错的。所以，在21世纪我们应该把中医这些精华的东西拿出来，怎样通过科技的手段让他发扬光大，这就是你们这一辈的责任，我们这一辈已经到黄昏了。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偏偏又是我们没有培养好的，就是临床的高水平的中医。中医为什么推不倒？就因为它能治好病，这个是你没办法的，不承认不行。你说它不科学，你说它经验医学，你说它什么都好，它能够治好病。拿邓小平的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强调实践，那当然就是真理了。过去治好病，也说你不科学，因为你没说清楚。其实，我们心里说得很清楚，只是你没学过中医，我怎么跟你说呢？我怎么跟你说阴阳五行，五藏六腑。所以，中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信心。怎么样才能提高信心呢？首先要有疗效，要掌握中医理论和经验，用中医的方法来医好疾病。 刘力红：刚刚听了邓老您的这一番教海，我们有很深的感受，同时也勾起了我们的一些困惑，以及感到一些很困难的地方。比如说，中医学院的这个传统班，王院长曾经多次委托过我做这个班的总导师。可是每一次我都推脱了，为什么要推脱呢?就是感觉到您刚才谈到的问题。你要想培养出很传统的、很地道的中医，那么，你必须先有很传统、很地道的老师，打一个比方，你要想生出一个传统的蛋，那你必须先有传统的鸡。没有这只母鸡，蛋是生不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咸到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个鸡我们很难找。真正按照邓老说的，对中医有很坚定的信念，理论的水平比较高，又能在临床上解决问题，至少有这样的人，你才能让学生树起信心。但是，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感到不容易找，因此，一旦传统班进入到比较实质的阶段，比如师带徒的阶段，这个问题就更加突显出来，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们这个传统班在刚进入到师带徒不久，就碰到问题了，学生想搞传统，如果老师不传统，那这个传统就没法透过去。在前几年的教学里，我们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几乎是用尽了浑身的解数，才使这个班的学生对传统中医建立了一些信心，可是一旦碰到不对劲的老师，也就是没法达到邓老您刚说的那几个条件，那我们前期的这些教育就很可能会付诸东流。所以，现在我们感到很焦心的问题，就是能够造就传统人才的这样一批师资很缺乏。
邓老：现在你们那儿看门诊是用中药多还是用西药多? 刘力红：这个问题由他(唐农教授)来谈，他是一附院的院长，他有发言权。
唐农：我们这个医院是广西中医学院的第一附属医院，也是广西省中医院，现在门诊看病开中药的，大概占30％一40％，如果说把开一些中成药，以及和中医有关的一些制剂加进来，也就是占50％。现在碰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除了少数的中医辨证以外，不少医生就是看哪样药提成高就开哪样药，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邓老：为钞票开方。
唐农：我到全国各地开会，遇到一些院长时，也问他们这个问题，看来这个问题还是很普遍的。从行政的角度，这种现象是不允许的，应该杜绝，但是，这些药品的经销商无孔不入，让你没办法。
对于邓老以上讲的，我与刘博士也有同感，中医的最大问题就是师资队伍不行，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个传承，这个师没有解决好。经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对中医还是有一些信心的，有一些理性上的认识，认为中医是不错的，可是经过一年的实习，这个信心就全部被推翻了。
邓老：对！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我在省中医院就是首先抓骨干，骨干变了，其它才能变。我很早就说过，中医的教育失败就是临床教育失败，临床教育为什么失败？就是重西轻中。为什么过去重西轻中？这个也是历史的原因。过去在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很多老中医还在，但那个时候，可供中医教育的医院病床很少，能放几个人？后来西学中的先毕业了，因为他们只学两年，由这批西学中的先到医院，这就形成了以西为主、以中为辅的模式，而且一直流传下来。都以为中医你还有针灸、按摩，还有三宝，以及其它的很多方法。以为没有西医就不行。所以，现在很麻烦的就是在这里。必须要在临床上先改变，临床上怎么改变呢？
最近，我跟一附院(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的院长谈了我的看法，要提倡中医温课，就是温习四大经典，你不温课就不行。你看看中医解放初期的历史，中医在解放前已经奄奄一息了，很多中医都不让自己的子女学中医，因为看不到前途。整个形势都是歧视、排斥中医的。解放以后，50年代，经过王斌事件以后，回过头来又要学中医。当时在江苏南京有一个中医进修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是由吕炳奎发起的，其办法就是组织学员温课，因为当时的进修学校没几个教师。你来了以后，就自己去温课，比如我们几个人搞《伤寒》，他们几个搞《温病》，另一批人可以搞《内经》，搞《杂病》。都是全国各地来的，集中以后，自己温习，自己编、自己讲，这样一来，书出来了，人才也培养了一批，像董建华就是从这个班出来的。程莘农、王绵之……这一批北京名医都是从这个温课班里面出来的。当然，温课之前他们有家传，但是，无可否认的通过温课他们都有所提高，所以，必须要温课。 今年我正在做医院(一附院)的工作，希望搞另外一个模式，我在省中医院搞的这个模式不容易学，因为你到哪去找那么多名老中医，而且又要他愿意来跟你带徒？所以，那样一个模式只能做成一个典型，用这个典型说明中医是有用的，只要朝着中医的方向前进，就会出成果。但是，这个典型很难推广。所以，经过一年多的思考，我认为一附院应该走另外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温课的模式。让中年的骨干都来温课，温课也就是你去讲吧，去作报告吧，但，都要用中医的这一套。病历讨论不反对你讲一点西医，但你也要拿出你中医的理论，中医的治法来。骨干就要朝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希望能通过三年五年的努力，使现在的局面有所改变。 我们一附院的情况，是学院的很多教师、很多老中医都在这里看病，所以，曾经带出过一批人，另外，我们广东过去有几个中医学院，这样的教育曾经带出了一批人才。所以，我们广东的中医比较多，群众的基础也比较好。为什么说你们中医院这么多病人呢？是不是广东人特别喜欢吃中药？如果你没有疗效，谁愿意吃你那个苦药？又麻烦，又要煎。因此，首先你要有疗效。所以，我们的门诊多数是开中药方。这就告诉我们，一定的温课，温四大经典，要补这个课。他们南京也就是这样做起来的。到了第二期，是岳美中办研究班，仍然是提倡读经温课。文革后期，岳美中在北京西苑医院开了个研究生班，面向全国院校招生，这样又培养了一批人才。所以，温课就能培养人才。当然，他那里主要还是请老中医去讲课，向全国请老中医，这就带出了一批人才。 其实，我们的宝库还是在那里，问题是你要不要去取宝，要不要去正确对待。要做到这上步，首先就要扭转大家的思想。扭转思想是比较难的，但，也是不难。不难在哪里呢？如果你的中医学院、你的中医院，老是朝西医这个方向走，那你老是做三等公民，二等公民都算不上。西医会把你看在眼里吗？病人会对你首选吗？人家到你中医院总是希望西医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帮他解决了，既然你都已经屈膝了，西医解决不了的你也解决不了，而你解决不了的，西医能够解决，那你的生命力还能有多久呢？这些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来讨论，我们的前途在哪里，这样走下去行不行？先要做这个工作。想要扭转达这个局面，是不是中医就没有办法？对一些难治之病是我没有办法还是中医没有办法？你的水平就代表中医吗？你一个人就代表中医？能这么大胆吗？所以，先要扭转骨干的思想，骨干要开班。你们那里也要先骨干，开骨干班。这个班的成员要经过严格挑选，要个别谈话，看你有没有这个志气，没有这个志气就不要你。这个班的人数不一定先很多，先试点，你们有两个附院，先在一个附院试点。 要好好挑选，要找他们个别谈话，谈谈我们的前途在哪里，再这样下去行不行。我曾经提出过几句怪话，是我发明的，一句就是自我从属。自己愿意从属于西医，像我们有些老师不叫学生学中医，而是一股劲地强调要学西医，中医老师这样要求，那这个自我从属是够水准的了，真是从属得不错。另外一句是泡沫中医。中医有研究院、有医院、有大学，有硕士、有博士、有博土后，这些都有了，看起来很漂亮，但其实是空的。空在哪里昵？空在中医的这一块没有，这就是泡沫。因为你叫中医嘛，而其实里面的中医是空的，这还不是泡沫中医吗？第三句是回归中医。回归中医以振兴中医。你不回归中医，怎么振兴中医？中医让你丢得越来越多，所以要回归。还有一句就是中医60岁成才。学完中医20多岁，出来搞西医，钻研西医十来年，已经四十多岁了，搞了这些年西医后，看到西医有些也不行，再钻研几年中医，用用中医，尝到一些甜头，又回过头来转向中医，搞个十年八年，头发白了，六十啦，该退休啦，所以说六十成才！
现在中医的情况是乏人乏术，这样一个说法，中医学院第一、二、三届毕业的人听了很反感，把我当什么啦？乏人又乏术。其实，乏人乏术包括了我们老的在内，你看世界上的医学发展那么快，而我们中医由于各种原因发展很慢，你能满意吗？你能说我很有术吗？因此，现在的情况还是乏人乏术，愈来愈差。人好像还有，他的招牌是中医，可实在是泡沫。所以，这一定要抓骨干才行。
你们这个班是办对了，可以用下面来触上面。你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来做文章，本来这个是劣势，因为你要办这个班，这就把劣势和短处充分地暴露出来了。要办传统班，你必须有在传统方面很过硬的老师，等这个班一开，到了节骨眼上，你才发现找不到这样过硬的老师。所以，这个班不办你还很难意识到现在中医师资问题的严重性，你还以为是马马虎虎，可以将就。可是这个班一办，你就清楚了，你才知道火烧眉毛，不能再等。所以，办这个班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把劣势变为优势，因为把问题提出了，就有解决的希望。坏事会变好事！
中医的“科学性”岂是证明出来的？
作者：世保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 633 更新时间：
中医的“科学性”岂是证明出来的？ 作者：王世保
除了中国文化中的中医，人类文化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学科的研究者象中医学者那样一直在无聊至极地去证明自己的理论具有所谓的“科学性”的，这种毫无意义的证明行动除了反映中国中医学界普遍地缺乏文化自信心以外，也突出了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当前的话语权地位！ ————王世保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人请来了“赛先生”和“德先生”，两位“先生”在中国这块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大地上犹如破竹之势取得了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地位，而中国固有文化在其强有力的冲击下迅速走向衰落，日趋边缘化。中国固有文化的式微导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在中国的泛滥，作为西方文化中心论意识形态之一的唯科学主义更是把科学抬到了真理的地位，要求审视所有东方的认识自然事物的认知体系。中医作为不同于西方自然科学的东方认知体系在丧失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固有文化氛围之后，也被抛进这种接受科学审视的行列。在强势的科学面前，中医的生存成为了第一位的大事，中医学界为了在西方文化环境里取得自己能够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便从自身去寻求那救命的“科学性”，于是证明中医理论是科学便成了中医发展的基础。
然而，中国固有文化在近代并没有衍生出象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那样的认知体系，中医学界能从这个与近代自然科学具有本质性差异的中医认知体系中挖掘出西方自然科学所具有的科学性，证明自己是科学，进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医与科学之间的纠缠吗？
一、阐释中医的科学性成为了证明中医的有效性
道理很简单，要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就需要先明白什么是科学性，科学性有哪些，只有有了一个标准我们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那么什么是科学性？科学性有哪些？
既然中医还不知道是不是科学，那么科学的特征就只能从唯一被公认为科学的自然科学中抽绎出来，那么自然科学具有哪些比较显著的科学特征呢？
首先，自然科学与中国固有文化相比，是一种理性主义文化，它是通过一种理性的逻辑思维，在一个抽象的数学空间里建立起来的。
其次，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破坏性的建构实验，它往往要把具体的研究对象从对象周围所处的环境中剥离出来，按着设定的条件考察其物理和化学等多方面的性质。 对于以上两个重要的特征，我们从中医那里都不可能抽绎出来。中医采取的是一种东方式的直觉类比思维，研究方法也是整体性的类比直描。因此，我们不可能从这个途径去证明中医具有所谓的“科学性”。那么现在众多的人士在阐释所谓的中医“科学性”又是什么呢？
我们也时常听到一些中医人士津津乐道：“看，中医是有效的，为何中医就不是科学的？”言外之意，中医是有效的，所以中医就是科学的。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微深入一下，就不难发现那些宣称已经或者正在证明中医具有“科学性”的人士的研究思路却不是在证明中医与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具有相同的认知特征，而是从一个侧面去用现代自然科学和西医去验证中医的有效性。于是这个“证明中医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最终又转换为“有效性与科学性之间是否可以等价的问题”。
那么科学性等于有效性吗？我们知道疗效来源于对疾病的正确认识，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疾病呢？
不同的文化会对疾病有着不同的认识。科学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而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必然采取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理论形态。现代西医学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还原思维，它的研究方法是割裂的实验建构，它的基本理论框架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这种理性的认知体系在认识自然事物时，往往把自然物割裂成更小的有形单元，诸如细胞、基因、分子等，通过建构的实验研究这些微观的对象来认识人体。
我们知道生命是一个整体，而且它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它的肌体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都受到外界的广泛的影响。要想正确地认识人体，必须采用整体性的研究方式，这就是唯有整体性才能带来全面性，唯有全面性才能带来正确性。西医的这种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的认知体系割裂了人体的整体性，把人体还原成一系列异质的微小单元，必然带来那些失真的破坏性认识。
因此，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并不能正确地认识人体，既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人体，那么西医的疗效也必然要大打折扣。现实临床也是如此，西医除了在机械性的手术治疗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外，对于诸多的内科杂症束手无策，即使有效，也是依靠破坏性的治疗取得一时的疗效，而治标不治本。
既然科学性并不能等价于有效性，那么阐明中医的有效性完全不能说明中医就是科学的。既然有效的中医根本不具有从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抽绎出来的科学性，那么它该如何取得自己的合法性的生存地位呢？
二、批判唯科学主义是摆脱中医与科学纠缠的唯一途径 我们知道医学是用来治病的，无论是科学的医学，还是非科学的医学，它们存在的基础是疗效。一个医学体系有没有存在的合法性是由临床疗效来判断的，而不是看其是否有科学性。既然中医作为不同于西医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认知体系，在临床上具有科学所不具有的疗效优势，那么它为何还要去证明自己的科学性呢？为何还要从科学那里去取得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呢？
这种极其不合理的要求恰是那些信奉科学主义的人士从其信奉的狭隘的意识形态来看待中医的。但是，我们并不能满足这个不合理要求，因为从中医理论里并不能抽绎出那些能证明其合法身份的所谓的“科学性”，那么怎么办？ 中医学界便提出了科学化中医的发展战略思路，但是这个思路的付诸实施带来的却是中医的西化和异化性消亡。因此，为了生存，中医必须保存自己文化特征的独立性，而不能接受强制性的不合理地改造。
既然要求中医必须在科学那里取得自己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源于科学主义的强势地位，那么为了中医的生存，就应该批判这种狭隘的西方文化中心论，通过大力批判其认识自然事物缺陷和狭隘性，张扬中医理论认识自然事物的优势，把自己提升到与西医和现代自然科学并列同等的认知地位，继而从西医和现代自然科学那里拓宽自己存在的空间。 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恰是需要我们去掉愚蠢的文化自卑心里，不再盲目地崇拜科学。尤其是中医学界的人士，更应该树立中医文化主体的意识，清晰地认知自己的理论优势，熟悉并批判科学的劣势，继而为中医的存在维度进行伸张。如果我们仍然信仰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理论形态看作唯一正当的医学接受的标准，那么我们不可能从中医是否科学的自设的陷阱里跳离出来。 因此，只有我们彻底摆脱唯科学主义的信仰，把中医和科学放在并列的平等的两种认知体系上，我们才能不再去在意中医是不是科学，因为中医本身就与科学并列的认知体系；我们才能不去做那些从科学那里取得自己合法性的研究，因为中医的有效性才是其合法存在的最坚实基础。
但从目前的形式来看，不仅中医之外信奉唯科学主义的大有人在，即使是在中医队伍里，也是比比皆是。唯科学主义的泛滥还会继续，那么中医是不是科学的愚蠢争论还会继续下去。无知的信仰只有依靠智慧的批判才能去消除，而不是依靠“指鹿为马”的自欺欺人之举。你可以强制一个人接受中医是“科学的”，但是你不能强制中医接受它根本不具有的“科学性”。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科学”更名行为并不能为中医的学科属性划上句号，因为中医这个学科本身是不会接受行政命令的。因此，那些信奉科学主义的中医学界的决策者本希望通过这种“指鹿为马”的愚蠢行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医科学与否的争论，却反而通过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把这个争论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只要唯科学主义一日不从中国大地上清除，中医科学与否的争论就一日不会休止！
巩献田： 浅谈钱学森的中医观
——钱老关于中医部分论述之刍议
早在１９１３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１９５４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一、中医是我们的珍宝
1、中国的传统医学是我们的珍宝，孕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
中医是我们的珍宝，中医理论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中医的观点是系统观。
2、中医是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
中医是自然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属于前科学，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二、中医是整体论
1、中医是整体论，其长处是整体观、系统论和多层次观
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观点来看问题。中医理论的长处是整体观、系统观，多层次观，这是它的正确、优点和成就，这与西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不同。
2、中医是一种唯象的理论，还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中医是一种唯象的理论。必须把它转化为现代科学，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去。
三、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辨证论治
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辨证论治，严格区别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症”，证是人体的功能态。
“中医的理论是辨证论治。这个‘证’不是西医病症的‘症’，在概念上完全不一样的，西医是研究病灶，是什么原因投药也是针对病灶。中医辨证论治的‘证’，用系统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功能状态。辨证是指辨别病人的功能状态，然后开药，用药物使病人从不正常的病态调整到正常的功能状态，也就是健康的功能状态。本来，人体天然就有抵抗细菌的功能，中医用药不是直接去作用于病灶，而是把功能状态调整到正常的功能状态，病态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1]
四、气功是理解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的钥匙
气功是中医中药理论的泉源；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三个东西，而本质又是一个东西；气功是核心，是理解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的钥匙。为发掘人的潜力，对于气功的研究，意义是深远的。
人这个巨系统，又是个开放的系统，人和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这个巨系统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宇宙是一个超巨系统，人又受这个超巨系统的制约。这样看，研究人这个巨系统就非常复杂了。其中和气功研究有关的，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科学是唯物主义的，但有点过头，转到机械唯物论上去了，不承认大脑的反作用。事实上，大脑是可以反作用于它以下的层次的，包括各个器官和器官的组成部分。就是说，精神是物质（大脑）的运动，精神又可以反作用于物质（人体器官），这样一个观点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利用人体内固有的东西，把它调顺了，产生人体的系统的一种功能状态，这种状态是健康的，是能够抵抗疾病的。也就是说，结合系统科学的观点，炼功（炼内丹）无非是让身体进入一种特别健康的功能态。
与中药密切相关的是祖国传统医疗卫生的又一珍宝——气功。气功对保护人民健康和治疗疾病有公认的效果。但气功本身又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正如吕炳奎同志所指出的，气功与中医理论相通。练气功的人对气血、经络、脏腑等中医学说通过运气练功的实践，得到感受而容易理解，因此气功又是研究中医理论的钥匙。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的医药名家，很可能就是有成就的气功师；这些同志并认为气功是中医中药理论的泉源。我们要研究中医理论，实现中医现代化，就必须同时科学地研究气功。[2]
五、不断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的使命——人体功能“特异”与“非特异”是相对而言的
世界上只有未被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只有尚未被理解的现象，但是没有不可理解的现象。不因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就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人体功能“特异”与“非特异”是相对而言的，人体的 “特异”功能会向非“特异”转化的。特异功能之所以“特异”，不过是说我们现在还不理解，还不能用现代科学技术去解释，所以不认识。不理解、不认识当然都是暂时的。气功为核心的中医理论、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是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一把钥匙。
1、不断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的使命
“特异功能的‘特异’”是应该加引号的。之所以‘特异’是因为我们现在不认识它，而一旦认识了它的本质之后，就不再是特异的了。……我们已经知道，许多特异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解释它们，所以加上‘特异’两个字来形容它。于是，它们也就还不能纳入现代科学的体系中去。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特异功能的‘特异’，也会逐渐被甩掉。”[3]
2、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具体观点和思路
钱老指出，有些儿童具有耳朵识字这种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们首先尊重客观事实，不因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就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断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的使命。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必将深化人对自身的认识，促进生命科学的发展。[4]
这样认识高级气功师和人体特异功能青少年的功能，就把体内运气的那个巨系统又加以扩大，延伸到人体之外，到体外物体，体外物体还要回授信息。这里有两点要搞清楚：第一，这个扩大了的高度复杂巨系统，其控制中心还是发功人的大脑，还是意识和思维在起主导作用，所以从根本性质上讲，同体内运气的系统没有不同。第二，也有一个新因素，即出现了“外气”这个信息载体，而且它要和体外物体起相互作用而回授信息。载体是什么物质？钱老讲，现在还说不清。
他认为，这些都说明人体发出的信息载体“气”与非生物、生物的相互作用，产生回授信息，以至发生剧烈“共振”，这都是现代科学技术所认为可能的，正在研究，而初步结果已证明存在这种现象。因此高级气功师练出来的人体特异功能和特异功能青少年自发的人体特异功能，可以放在现有科学的知识结构中来研究，就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了。
我们把人体这个高度复杂的巨系统扩大到人体以外，包括非生物和生物，真是超级巨系统，其中的每个局部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不能分割，分割了就不能解释实践的感受。我国古代有句话，“万物以息相吹”，用在这里十分恰当。而使我们高兴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又正是现代科学的概念。这话要分两个方面来讲。
钱老说：我以前就认为以气功为核心的中医理论、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是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一把钥匙，但因为设想不具体，也就不能制订研究计划。从前面所讲的来看，我们现在对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构思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而且我们又进一步把它同现代科学技术的系统学、物理学联系起来，同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联系起来。它的整体观又与科学的新成就，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和宇宙学的人天观不谋而合。这使得我对这个粗略认识有信心，认为可以作为人体科学基础的出发点。[5]
物质和精神、大脑和意识，现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世界科学上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假使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那是不应该的。而研究这个问题，就和特异功能有密切关系。它涉及到更长远的开发人的固有潜力的问题，人怎样能动地来锻炼自己的大脑，使自己的智慧有更高的发展？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们确实有独到的优越之处，一方面，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极其丰富的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对古典遗产的整理包括气功、中医理论，可以作为我们探讨人体特异功能的基础科学，应该加强研究。
这涉及到人体科学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我叫这个过渡的桥梁为“人天观”，涉及精神和物质、意识和大脑的问题。“人天观”的研究有三个层次，最大的层次是宇观的层次，就是外国人搞得“人择原理”等等，讲人的所以出现和宇宙的整个安排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个微观的层次，就是量子力学已经证明：世界上没有东西是不相关的，独立性不存在。这些都是现代科学研究结果。我国遗产中最丰富的是宏观，也就是中间这一级，讲“万物以息相吹”——万物相关。[6]
他说：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三者是一个统一的科研体系。概括起来说，就是研究人体这样一个“巨系统”及其外界环境的互相影响。三者比较而言，中医是比较成熟的，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中医“辨证施治”的“证”，并不是西医的“症”，中医的“证”实际上是人体的“功能态”。功能态偏离正常就要生病。中医是用药物把人体调整到正常功能态，气功是用意念改变功能态，特异功能的人在内发功时亦是处于一种异常的功能态。三者之中，最难攻的是特异功能问题，但特异功能与气功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有的人通过练功也能达到特异功能态。因此解决特异功能的关键是气功。而气功的许多理论又依赖于中医，所以三者是统一的，我们抓特异功能研究，在总体上要有这样一种认识。[7]
人体科学这个领域的非常复杂的，充满了斗争。认为离开了现在的科学，那就是错的。从前我们在这个方面讲得比较多，这可说是“左”的干扰。不光是有“左”的干扰，而且还有右的干扰，这就是把人体科学、气功和特异功能夸大成宗教。我们要科学地研究人体科学，就面临“左”的干扰，右的干扰，两方面都要看到。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人体科学，那就既要反对“左”的，也要反对右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根本的问题还是以物质为基础的问题，但是物质跟精神是一个辩证关系，人是物质的，但人是有精神、有意识，精神、意识可反作用于人，又作用于物质。所以人的认识，人的思维都是由他的实践所决定的。气功师、特异功能人，他们是人，不是神。我们要解除对他们的神秘感，我看这一点很重要。……这些例子都说明，他们是人不是神，他们的思想认识就是实践所决定的。他们的思想也是他们的实践、生活、经历所决定的。
在林书煌等学者所写的《特异致动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开始写道：“生物体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多种类型的相互作用存在着能量与信息的交流，包括人体与生物系统、化学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其中某些作用的方式与机制暂时不明，称之为特异现象。”
在谈到特异现象与人的大脑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时，该文写道：“钱学森教授多次提出：人体科学因为涉及到人体本身，所以必然要涉及到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大脑和意识的辩证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困难而又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钱学森多次指出的‘人天观’和‘系统论’的思想，在这里将起重要的指导作用。就是说，在研究产生特异现象的原因和条件时，不能只是孤立地考察人体这个巨系统的状态，还应该同时考察人体与周围环境（包括场与实物、生物与非生物）所构成的超巨系统的状态。这一观点，在人体科学研究中是值得注意的。”
在谈到能量的来源和形式问题的时，写道：“与特异现象相连系的过程必定是一个物质过程，追寻其能量的来源和形式是最基础的研究工作。据我们所知，国内外的研究者在三个层次上（即宇观的、宏观的与微观的）探索这个问题但至今尚无一人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初步想法是：能量显然源之于人体。因而将实验研究重点放在人体辐射的测量上。特别是下述两点应该引起注意：（1）特异能场结构的复杂性……和（2）特异场的相对独立性。……”
在谈到人体科学中的测量问题时，写道：钱学森审阅后指出：“您的观点我同意，要害在于人体特异功能在宏观层次上有意识地影响周围的东西。这和量子物理不一样，那是微观层次的；要区别清楚。然微观、宏观是联系着的，但搞清楚其中关系有待于我所说的 ‘量子认识论’并建议我们注意研究屏蔽问题。”
该文作者最后写道：“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经过几年的徘徊、矛盾与思考，我们日益深刻地体会到，在人体科学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人天观’、‘整体观’、‘系统论’的思想为指导，将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与东方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将气功、传统医学与特异功能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之进一步纳入科学的轨道，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8]
六、中医现代化必将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招来第二次文艺复兴
1986年1月他说：“人类才起源到今天已有一百万年，发展到目前，我们能够主动地、能动地你提高我们自身的潜力，使人的本事可以大大提高一步，这当然是不得了的事，这将是一次科学革命，是一次技术革命，是一次改造人类的革命。”[9]
结语和商榷
参考文献：
1、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C]，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2、钱学森等著：《论人体科学》[C]，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3、涂元季主编李明顾吉环副主编：《钱学森书信》[C]第3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4、钱学森著:《论系统工程》[C]（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5、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C]（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6、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C]，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中心编，1994年
7、中国系统过程学会、上海交通大学编《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研究》[C]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8、朱润龙朱怡怡编：《创建人体科学（一）》[C]，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9、苗东升著：《系统科学精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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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96页
[2]钱学森《论系统工程》第138页
[3] 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55页
[4] 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132页
[5] 钱学森等著《论人体科学》第21——25页；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29、30、31页
[6]钱学森等著《论人体科学》第207、208、209、210、211页
[7] 钱学森等著《论人体科学》第144页
[8]钱学森等著《论人体科学》，第251、253、255、256页
[9] 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153页
[10] 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第254页
评论人：【路近人】 评论时间：
马克思主义和许多意识形态一样，都有一个最大的失败之处：认定真理是独木桥，且自己是真理的唯一道路。
如果真理的图像并非如此，而是一座高峰，哲学、宗教、科学、艺术……这些门类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不同的方向在攀登呢？
世界理解了这一天的时候，就是共产主义时代。
没理解这一点的世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走进共产主义，连社会主义都不可能。
巩献田、钱学森等老一辈学者的成就是不可置疑的，但若想真正突破目前，必须得彻底理解宗教，且首先要放弃一个公式： 神 == 荒谬
比如说，关于上帝造人说，我这样来解释，你们看看有何感受：人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小型宇宙，确实是大宇宙创造了这个小宇宙，而所谓神其实就是宇宙。
而我们这种小宇宙，其唯一本能就是逐渐变成大宇宙，这个过程就叫做进化。
宗教那些傻气的文字，不能按字面去理解，那些经书虽然糟粕众多，但根本点并没错，它们都是真理的道路，并且是符合其民族性，或者干脆说符合其基因的道路。
最大的关键是：经书讲的并非现实的物质运动，而是生命活动！
宗教本就是基因的一个拷贝。
由于这个原理，宗教的基本方向虽然正确，但这个拷贝是古人的基因，他们也照样需要进化。
而真理的道路不仅无穷多，而且必须越来越丰富才是进步，任何一种单调都是损害进步。
我常说，如果某人发现世上有一群上亿人的疯子，那绝非因为他们真的疯，而是此人的理解力到头了。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人高于物，是反进化，是非生命，而马列主义的单一真理观使得宗教投奔了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那就是世界第一次共产主义运动为何会失败，因为马恩列都没有理解这一点，而相信只有自己的真理才是唯一正确的。
这其实就是宗教式专制，宗教和共产主义的毛病是一样的，他们必须，也必然联手，且不联手两者都无法继续前进。
评论人：【吴云龙】 评论时间：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削足适履.这个人宁 相信他手里的那把"尺子",而不相信他的脚,买的鞋子适应不了脚,他认为是脚的问题,而不是鞋子的问题,他宁愿 削去脚的一部分去适应鞋子.
在欧洲的两千年岁月里,基督教统治着欧洲,"上帝创世说",统治了西方人的思想,这种思想比"削足适履"的思想还要严重--臆想!
看一看今天的中国人的思想,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把"尺子",对各学科进行"衡量",真所谓是一把"万能钥匙"!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比古代的那个"削足适履"的人更愚蠢!
马克思早就将黑格尔的哲学,如同欧洲的学者们将"上帝创世说",一起抛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各学科的科学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澎渤发展!
而我们却掉进了欧洲历史的垃圾桶中去寻找所谓的"真理"!"真理"又是生在哪棵树上? 第二个"上帝创世说"在我们的思想里诞生却是事实!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奴隶制度"!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明白!一意的要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这样的一课!
结果怎么样?殖民主义者们拿着钱来投资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千疮百孔,这是建设?还是引狼入室?资本家们瓜分了国营企业,产业工人失业无事无生存依靠?科学技术的基础没了,资本家为我们建设家园吗?高房价,高医价,高学价,相反,低工资,低收入,无业可就,造成中国百姓的无力购买,于是,产能过剩就大量出口,中国在卖血!人民富余吗?你们大 肆的出口?经济危机 又造成什么都涨价,而官僚主义们却奢侈无度,财政开支节节攀升!人民拿什么养活你们?这就是补资本主义一课的结果,这不是我臆造的吧?这是在中国各地我们随处可见的吧!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的一定时期的经济繁荣,也就是经济危机的到来!马克思用一件件事实教育我们,而我们却一头扎进"马克思主义"里痴迷不悟的痴心妄想的寻找"真理"!这可谓现代版的:削足适履的寓言故事!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我们受殖民主义的鬼话和资本的掠夺的欺骗,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生存思想被蚕食掉!中国危以!每每读毛泽东的著作,每每热泪盈眶,这样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却抵毁他,中国就只有让蒋介石之流这样的流氓们蹂躏吗?
浅谈中医如何可以生存并发展 作者：轩辕门生 2004.2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538 更新时间：
浅谈中医如何可以生存并发展
新世纪是中医复兴的转折点，能否认清历史，抓住发展的关键问题，对于中医重树信仰，把握机会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下面就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伴随着文化渗透而强大的西医学
勿庸置疑，西医学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医学，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以其军事力量为开路先锋，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宗教、政治、文艺地传入，到经济地强行侵入，再到现在以教育、餐饮娱乐、跨国公司等表现为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地输入，使国人历经了恐惧、自卑、反感、羡慕，及至习以为常的感情历程。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文化在当时错失了与西方文化公平交流的机会，反让民族虚无主义和西方标准论在中国大地上滋生，并逐渐培养出了对西方文化及其产品的自觉认同。从此，我们对西方文化地推介远远大于对本国文化地关注，且并不深究其生成土壤与适用性，对于西方的科学，政治更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学术界由此背离了国情与文化传统，全面向西方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拥抱。西医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中国并得到快速发展的。从而，在政治上，西医是现代医学，是国家医疗事业的主要支柱和对外交流的基本平台;相反中医则缺少具体的法律保护，在医疗事务中处于陪衬。在经济上，西医有丰厚的利润空间及国家财政支持，保证其运行与拓展；而中医却不得不以西药和理化检查作为维持生存的手段。在心理上，患者就医的冲动多是西医院，其在消费投入上也不易产生隔拒心理；而中医则被人认为是辅助及保健治疗，不具有医疗选择的心理优势－即患者不愿在中医治疗上有首选、长期和稳定的经济投入。在学术上，西医掌握了评判的标准，是医疗活动的基本准则和宣传对象，还在大众中保有术语地位、心理认同；而中医语境和叙述方式却在逐渐消亡，甚至在中医界，也以使用西医方法为保险之举。加之西医学利用同质学科的技术成果及产业链的科研、经济力量，在技术上不断出新；在诊疗上也精于标准，便于操作和推广；而其药物成本低，销量大，乃至以人们对其医疗观的接受，其医疗仪器和观念本身都可以成为卖点。众多的医院，大量的从业人员，丰厚的收入保持了其在社会中的形象，并且从业人员更自觉而顽强地维护其地位与利益，排斥异己，这越发加固了西医的势力。总之，西医的强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学术本身所造就，从根本上看，更应该是一种由百余年的西化渗透形成的“广告效应”（暗示），进而完成了其心理优势（习惯）。这些都是中医难以相比的。
二，在医疗实际的变化下必将弱化的西医学
总的来说，我国卫生资源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明显，分配失衡，在国家现有经济能力下难以在医疗保健中落实西医的一套耗资颇巨的方法，而使多数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保障，形成医疗现实与人们对医疗需求的矛盾。以经济发达的美国为例，2000年其卫生总支出达1.3万亿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卫生总支出的43％），但仍有15％的人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如果我国同样以西医为主要医疗手段，那我们要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一年将支付6万亿美元（是我国2002年GDP的4倍），也同样还有15％的人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①还不用说在突发重大医疗事件中的经济负担（如非典中中西医疗费的比较）。就个人来说，个人收入间存在较大差异，且有相当数量的弱势群体、流动人口，加上患者对药品副作用的逐渐重视及一至两代人体质的西方化－肥胖、慢性病和癌症年轻化等的增多，免疫紊乱，包括许多病治疗的终生化，使得患者对医疗心存恐惧或担忧，从而将在对西医的心理依赖上打开缺口。
就西医的学理来说，在人类与自然空间更为密切地接触和在自然环境日益被扰乱的情形下，各物种及自然环境本身，都在明处或暗处产生着适应性或对抗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人类来说是那么的繁杂而变化多端，对于致力于找致病源的医学来说，疾病将更加基于环境与人体的互变，使这种寻找更加困难。在原有的理论工具地指导下，对疾病的解释将产生更多的假说，在学术对疾病的根本性认识和治疗上将更加的迷茫。故而，只能在指标的变更和治疗技术的改良上下功夫，如同打苍蝇，仅致力于改良苍蝇拍，哪怕是用“精确制导”来打，也不如打扫卫生、清除垃圾来得方便彻底，反倒因技术含量增高而加重经济成本。当然，西医仍会不断发展，在各方面还能有更深入的认识，但由于其长时间居于统治地位，导致了其思维的惯性和傲慢，根本上难于自我反思其学理内涵的局限性，难于吸收新的思想方法，医疗观不能有更新变化，在致病的多面性，疾病内因的主导性，治疗的非对抗、非替代、非确定性方面不能有规律的、可操作的有效的成果。不能随客观而机动，陷入“精确的主观”的泥沼。治疗中难以从内环境地调控上达到不适宜疾病产生或发展的目的，从而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疗，而只不过是对症状和指标一过性地抑制和机能的替代。西医在人类对健康的需求上还能支撑多久？
所以，国家的政策必然会发生倾斜。虽然公共医疗事务中仍少不了西医，但国家将重新考虑其战略地位，逐步向中医开放医疗空间。其疗效的局限也使它在舆论中的形象受到影响。从而将为中医创造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三，中医学生存和发展的内在优势
近代中医史就是一部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中医在几十年的歧视压迫下未曾消亡，本身可见其生命力的顽强。况且处在此地位的中医，一直保持着反思与进取的精神，较之西医学更具有创造的动力。
中医学理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追求的是人本身的精神和体能的完善与拓展，强调“以人为本”的诊断治疗论。并不着意对纷繁多变的外因的捕捉，而只以人的相对固定的反应做中介去把握内外环境的联系，更在此基础上抓住了人和疾病生存的时空状态，并为控制这种状态提供了较完善的方法，使适宜或不适宜生存，达到内外环境的有序与协调，也就不但保证了健康，不妨碍人体机能地发挥、进化，也引导了疾病，使其侵袭和进展的机会减倒最少。当然，中医还没有彻底成熟，在理论上存在着自古即留下来的混乱、误解，并因各朝代选用的理论工具不同而产生了许多矛盾的理论或治法，这也为当代的中医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与任务。而另一方面是众所周知的，中医在诊疗上具有投资小，流动性强，受仪器和环境限制小，费用低廉等优点，注定了可以在广阔的医疗市场上进退自如，产生出符合现代社会医疗实际的主动医疗模式，既可满足不同层次人的医疗需求，又可大大减少国家的福利负担。而只要中医的心理优势能确立，那她体现出的医疗保健观更会形成一种生活情趣，在养治合一的指导下，从气候，气象、地理等多方面防患于未然，把健康体现在生活中，为医学发展到预防医学打下坚实基础。
四，中医存在的危机和对策
中医有宪法之护，自以为有点地位，殊不知西医对中医的歧视是整体性且一贯的，虽然在言论上须应付政策，实则视中医为博物馆中的陈迹，日常医疗活动中更普遍有抑中之举。因为中西之争明面上是学术之争，但在学术的面纱下，实际是生存与利益之争，地位与市场之争，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争，根本不存在一厢情愿的友谊（不平等永远不可能产生友谊）。②而中医人员，在生存受到威胁时大可运用西医药，故而还有“选择”的余地，并没有到山穷水尽（不似老一辈中医会为生存而群起相争）；政策、宣传又不力，所以中医内部向心力不够，人心涣散。在集体组织上、整体心理上、群众联系上缺乏凝聚力，心理上先矮人一头，继而学术上自卑，从而经济上也疲软无力，在政治和群众中影响日小，反过来又加重心理及学术上的劣势。所以：
第一，从外部来说，国家法律对中医的保护缺乏具体规定及可操作性，责任主体不明确；对中医医疗过程，医疗方法和药物制备等的规定更根本限制了医疗自主性，而对越来越不理性的医患纠纷，何人敢去运用与发展中医学？而且，在较大的医疗事务中，中医也很难直接参予，不到万不得已，不容染指。事后中医之功效还未必会得到一致承认和正面宣传，甚至医德医风都少有提及。而内部呢，从业中医并没有因为坚守中医而得到什么精神或物质上的好处，似乎搞中医就注定要被业内人士看不起或受穷，压力很大。但另一方面，中医也没因投靠西医而带来坏处，还可免遭物议，增加收入，搞成做中医不如做西医好，这怎么可能让更多的人自觉拥护并贯彻中医呢？所以，能否有法律的支持，经济的保障，能否切实为中医的生存谋想，将成为中医自立与团结的基础，也是摆在各决策者面前的首要问题。
第二，有了前面所提的保障，才能来谈思想的提高和信仰的保护。实际来看，一般的中医医生对中医历史较为模糊，有的甚至贬低，往往只看重技术而忽视理论修养，不注意培养医学观，缺乏民族的文化修养及责任感，也就丧失了中西医比较的基本能力，自然不易认识和理解中医的精深和可贵，很易受西医的影响而产生自卑，自弃的念头，更加不会以为保护自己的医学信仰有什么必要。要解决这个问题，一靠教育（强制学习）。这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能力和学习水平的治本之举。二靠宣传（潜移默化）。对业内人士的宣传和对患者的宣传同样重要，而且有时对正常人的宣传比对患者的宣传更有效。总之，宣传的目的是用一切生活化、商业化手段去联系中医界内外的人士，以求得心理上的印迹，使人人知其长，用其长，获益其长，才能自主地维护中医的形象，地位与信仰。③
第三，当然，要施行这些措施，必须得借助政策与组织的力量。首先，在一些制度上就应明确职业中医必须承担哪些和中医有关的职责和要求；在考核和评价人才上要如何突出中医的内涵，杜绝学历、职称与执业能力的倒置。又如：在国家保障对中医院补贴的基础上，规定中医药使用率必须达100％，治愈率必须达85％以上（逐年调整）；甚至可以考虑对一些副作用明显，效果不确定，作用较为一过性，较昂贵的西药和对中医诊疗关系不大的检查都明确限制中医使用，从而做到减少盲目依赖西医的可能性，减少选择性，刺激中医从自身去寻找办法，提高解决医疗问题的能力。其次，要加强对干部的要求，不能迷信西医。如对中医没有相应的素养和感情，又怎能采纳和实施对中医有益的学术与建议？再次，根据各地区中医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从几个较强地区入手，带动周边地区，并为其培养人才以利学术进步，还有必要在中医院或中西医结合医院配置或明令其聘请至少1－2个有影响力的名中医，使现实中也有权威可立，有事实可观，有老师可教，还可避免专家扎堆，浪费资源。并加大督导力度，让领导和名医多下基层，以规范工作，提高水平。
第四，有了这些措施，中医学术成果才真正可能被重视，研究，推广。从而，科研的主动性将得到提高，创新性得到加强，在中医学术体系重现丰满之时，一种海纳百川的气象自然生成，对于西医学和其它前沿科学的拿来才更有目的性，更有价值；其研究结果才更有现实性、实用性；学术才会脚踏实地，按自身规律去发展。
总之，中医的未来是挑战规则、重塑规则的未来，这不是破坏医学事业的团结，而是从保护民族文化，保障全民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保护几十万中医生存和医学交融发展的大局出发的必然选择，是对医学界旧意识形态和旧体制的改良。虽然这必将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但随着民族的复兴和对科学的追求，中医必然成为发展突破口，引领中华挺立时代潮头。 （2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