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卧起做视频:铁血除奸4

(续)
　　
　　 不久，钮美波﹑张劲庐还有沈耕梅利用荡女的形象，诱捕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马元发等三人，使地下抗战机构遭破坏。
　　
　　 马元放1939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地下抗日机构。他不知道，原来南通县长张北生改任嘉定地下县长后，就秘密勾结了76号的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出卖了他们。张北生第一次密告上海市党部主任吴绍澍、江苏省党部主任马元放等苏沪地下头目在法租界白来尼蒙马浪路(Rue Brenier de Montmorand 即如今卢家湾马当路)新民邨9号开会。76号第一次企图逮捕吴绍澍、马元放时扑了空。
　　 不久张北生又得消息：马元放和江苏省党部委员石顺渊，崔步武，掌牧民等秘密聚在上海福州路西藏路口的大中华饭店。由于这是公共租界地面，日本宪兵和76号要化装便衣秘密潜入才能抓人。为确保抓捕前能预先控制目标，他们必须先派人潜入。从张北生口中知道，马元放等四人都贪恋女色，每次聚会上海，都会从'响导社’召小姐搞三陪。这“向导社”是钟点小姐出租机构。是一种有如当今大都市'天上人间’那种可出租小姐的销魂场所。这正中76号的胃口。于是定极预先派出美艳的女特务冒充妓女，缠住马元放的四人，然后在不被租界巡捕房知道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绑架到76号来。
　　
　　 第二天，在马元放在大中华饭店附近闲逛，正巧有一身著高开衩旗袍，身材异常惹火的妖艳少妇耸动着屁股从旁擦肩而过。
　　 马元放惊为天人，竞鬼使神差地跟着这个妖艳女人屁股后面，直到坐落在福州路的一家“向导社”的门口。便装的76号特务们经张北生暗中指点，认识女人身后的党部马主任。
　　
　　 这向导社美艳的少妇就是“七十六”号的女特务钮美波。原来,李士群核对张北生情报属实，就指使钮美波在饭店附近的一个“向导社”上了班。这钮美波本是福州路长三堂子出身，对拉客钓鱼之类的勾当可谓轻车熟路。于是，她故意在大中华饭店附近游荡，撒饵钓鱼，施播风骚，果然一举钓住了马元放的胃口。见此状， “七十六”另外两名女特务张劲庐、孙国英也化妆成“向导社”的妓女，随时候命。
　　
　　 76号抓捕行动由马啸天为行动总负责人。马啸天本就是原江苏党部下的一名中统头目，与被捕对象个个熟悉。第三处处长张劲庐化装成妓女配合马啸天。而张北生按指示先回大中华，撺掇马元放等兜好麻将搭子，入局赌钱，而后由张打电话给马啸天，假称是打给向导社叫小姐的。
　　
　　 心头被钮美波诱得痒痒的马元放回到住所后，与一行同僚闲谈。而张北生正按李士群的授意，向'省领导’建议第二天大家小聚聚，欢快一下。打打麻将，并招几个向导来，大家玩一个痛快后再回苏北。这正中马元放下怀，于是同意。
　　
　　 化装成妓女的张劲庐、孙国英等女特务，也打扮得花枝招展，与钮美波应征前去当三陪小姐。马元放等这批人忘乎所以，打完了牌犹余兴未尽，带了这些特务小姐，到馆子里去大吃大喝一阵后再带回到旅馆准备受用。
　　
　　 不想坐犹未定，原来此时日本宪兵队已与巡捕房交涉妥当，与76号第二处所派的侦察特务，会同捕房人员守候在邻室，等马元放等同进房里，便也一起闯了进去，不容分说便把马元放等人，连同张北生与三陪小姐全带到了四马路中央巡捕房（现上海市公安局所在地）。
　　
　　 起初，马元放等人连同张北生在内，当场一致否认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职务，捕房以姓名不符，拒绝日本人引渡。于是由日本宪兵打电话给76号，派马啸天去指认。
　　
　　 马啸天一到捕房，张北生首先承认。马元放、掌牧民、石顺渊以及周孝伯等都只好跟着一一承认。因为马和他们都是熟人，无法再行抵赖了。只有崔步武与马不相识，还想凭这一点坚持下去，但已起不了作用。可是为了手续关系，当晚不及引渡，由捕房把各人分别关押，张北生及三个假向导，则由马啸天带回76号。
　　
　　 第二天，日本宪兵把马元放等分别引渡了出来，在四川北路日本上海宪兵队本部又关了一夜，才解到76号。
　　
　　 马元放等的职务与活动，都用不着多问的，不久由76号分别作了处理。马元放由李士群带同他去见周佛海，他表示不愿投伪，自甘坐牢。于是马元放被监禁在76号的南京区宁海路的看守所里，直到1943年，始允其回重庆。
　　
　　 要是这马主任有毅力自觉冲淡钮美波的诱惑，或许可省去三年的汪伪牢狱之灾，也就不会招来旁人的闲话。
　　
　　 但，人无完人啊。这马元放虽因小节不拘而被捕。但终究能在生死关头保住大节，自甘坐牢而不投伪。这点，后人原谅了他。
　　
　　 这批76号的女人们，千万不要放松对她们的警惕。
　　 不过，与这批女人打交道的还有另一位女子。她与那批人不一样。她是奉地下党的派遣而打进76号的。那人叫胡寿楣，是胡绣枫的姐姐。
　　
　　 胡绣枫夫妻有恩于李士群叶吉卿夫妇，胡寿楣利用这点以找工作为名打入76号，探测情报，了解李士群的动态，甚至试图策反李士群。因为胡寿楣的工作，促成了李与地下工作领导人的会面，让李士群和胡钧鹤暗中为新四军做了一些事。在李世群兼当伪江苏省长之际，有过上海地下领导经他们护送而安全过境等事。胡寿楣对76号的工作一直坚持到1942年底，期间一直是和李士群单线联系。胡寿楣还打入日本大使馆与皇军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还因此到东京参加文化交流会议。
　　
　　 由于，胡寿楣和叶吉卿夫妇及太太集团来来往往﹑应酬不断，还传说她定期接收叶吉卿供给的钱财，许多原先的朋友都远远避开了她。还由于她进一步当倭军为背景的期刊编辑，并到倭国参加会议。全社会议论纷纷，被骂为汉奸。
　　 对于她，这些非曲直，只有历史才能给予公断。
　　
　　　
　　五 吴赓恕被出卖
　　
　　
　　 刘戈青不幸被捕，王天木死心为虎作伥，刘戈青的刺汪计划再次落空。
　　
　　 不过，刺杀汪精卫的计划还在不断地进行。就在刘戈青被捕之际，一起计划又开始了。只是很可惜，那一系列的刺杀汪精卫的计划最终都是失败的。
　　
　　 计划的执行人是吴赓恕和戴星炳。他们先后被派到上海。吴赓恕也是军统高级成员,1935年和1936年间，曾接替陈恭澍担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抗战爆发后曾出任“军统”河南站长、“军统”广州站长及衡阳办事处主任等高级职位。
　　
　　 前面说过，戴星炳为刺汪的事早已来过一次上海。
　　 1939年9月，因为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发生。中国与英法在对待德意日法西斯的立场已趋一致。军统方面再次派少将特派员戴星炳到上海来，协调军统上海区与英法两租界巡捕房的关系。同时也配合吴赓恕的行动。他们取道香港往上海。在香港，吴赓恕电邀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到港商洽，请许天民在上海作掩护并协助工作。许天民是广东番禺人，他虽不是军统特务，但却是吴赓恕父亲的朋友。许天民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处经商多年，和上海伪市长傅筱庵有私交。
　　
　　 于是,戴星炳又一次来到上海。
　　 戴星炳这次执行任务却是秘密而来的。由于汪精卫戒备森严，戴星炳、吴赓恕两人无法下手。于是吴赓恕﹑戴星炳找许天民商量。
　　
　　 但事情还没有头绪，许天民和戴星炳先后被日伪特务逮捕。
　　 关于戴星炳被逮捕，有多种说法。
　　 一位名叫魏桂龙的军统特工，曾在后来写过一篇回忆。他称：
　　 当年我奉命到上海准备参加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可没多久就听到了戴星炳被捕、计划失败的消息。而出卖戴星炳的，正是戴星炳的姘头。戴星炳取得汪精卫的信任后，军统付给他一大笔酬金，并许诺无论刺杀成功与否，如果戴星炳遇难，军统将付给他的亲属优厚的抚恤金。这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却被戴星炳上海的姘头知道了。因为戴星炳准备将所有的薪酬和死亡的抚恤金全部由老家的妻子儿子领取，只给他的姘头50两黄金，引起了这个女人的不满。于是，她向汪伪告密，得到了500两黄金的赏金。
　　
　　 这显然不可信：
　　 单拿军统付给他一大笔酬金是黄金这点，就不可能。特务活动经费总是最适合流通的纸币，而不可是兑换起来十分麻烦的黄金。再说50两黄金已是极大的数字。至于76号能给出500两黄金的赏金更是胡扯。日本人每月盗窃上海海关关银30万元给76号开消，无论如何也拿不出500两黄金当赏金。76号给国民党最高一级特工的见面礼（安家费）是500元。发过最高奖金是1000元，而且只发过二次。是分别奖给汪曼云和熊剑东老婆的。熊剑东老婆抓了中统上海区长要交换回老公，结果换不到，76号有愧于她，才加倍发奖金安慰。叶吉卿掌管76号钱柜里的可流动资金也决不会达到500两黄金。至于戴星炳这种老奸巨滑的特务头子决不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露水夫妻而自找麻烦的。
　　
　　 说戴星炳的被捕与伪上海市市长的傅筱庵有关，这点是可信的。
　　 汪精卫逃上海后，前次戴星炳曾成功打入汪伪的活动圈，但汪精卫的最后一道防线总无法绕过。这次,戴星炳注意到要物色汪伪内部人物，以便进行策反,寻找更接近汪精卫的途径。于是，时任伪上海市长的傅筱庵就进入了军统戴星炳和吴赓恕的视线。
　　
　　 傅筱庵原是盛宣怀的'家臣’。因而他当上招商局的总办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后来傅筱庵因支持孙传芳对抗北伐军，被蒋介石下令通缉。1931年后,为了抗日，蒋取消了一批通缉令，傅筱庵得以回到上海。由于他是有'前科’的，蒋政府并不信任他。虽说傅筱庵是银行的行长还是许多企业的老板，但是仕途不通，他对政府不满意。于是813后，日本人拉拢他，他就留下不走了。
　　
　　 1938年10月，傅筱庵当上了第二任 “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傀儡市长。但是傅筱庵很快发现自己做了亏本生意。伪市政府不但财政上入不敷出，需要他自掏腰包维持局面。加上除奸的枪声在上海响个不停，他日夜担惊受怕，提防爱国志士把他杀掉。
　　
　　 于是在私下里，傅筱庵后悔了。经常在朋友面前唉声叹气、大发牢骚，说自己悔不该投靠了日本人，如今骑虎难下。
　　
　　 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经理许天民，是傅筱庵家的常客，与傅筱庵也谈得来。傅筱庵的牢骚话也在他面前发过。前面说过，许天民是吴赓恕父亲的朋友，应吴赓恕的请求，许天民答应帮助吴赓恕戴星炳等军统特工在上海的活动。
　　
　　 许天民把傅筱庵的背地里的牢骚告诉了吴赓恕与戴星炳。在军统看来，如果能够策反汪伪政府内部的高层人物，刺杀汪精卫就有更大的把握。傅筱庵这个人唯利是图，又满腹怨言，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有一天，许天民在与傅筱庵的会面中，就试探地提出：
　　 既然你对投靠日伪心生悔恨，那又为什么不尽早弃暗投明呢？
　　
　　 言语背后透出重庆方面对傅筱庵的谅解和厚望。许天民通过彼此交往，慢慢透出军统希望与傅筱庵合作的意图。
　　
　　 军统的计划是，希望傅筱庵利用伪市长的身份，以设宴招待为名，把赴日本访问回国的汪精卫请来赴宴，让军统特工在宴席前后伺机下手。
　　 傅筱庵满口答应。据说还发出豪言壮语，发誓帮军统顺利完成严惩国贼的任务。
　　 　　
　　 傅筱庵满口答应。据说还发出豪言壮语，发誓帮军统顺利完成严惩国贼的任务。
　　
　　 但是，事后傅筱庵犹豫了。他权衡再三，认为日本人在中国势不可挡。与其信老蒋，更现实的还是服从汪精卫。
　　
　　 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接到傅筱庵发来的密报，立即驱车亲自到傅公馆与傅筱庵见面。他叮嘱傅筱庵切不可打草惊蛇，而是继续与军统接触，以掌握具体的刺杀计划和所有参与行动的军统人员名单。傅筱庵招待李士群及同去的黄敬斋喝酒。他出卖了军统，但还照样发他的牢骚。边喝酒边唠叨：给日本人干没有什么好下场。日本人是利用他，并不真正地信任他。
　　
　　 可是，傅筱庵却边后悔边干恶事。汉奸当到死前的最后一秒钟。
　　 76号根据傅筱庵提供的线索，发现了行踪。于是许天民被逮捕。吴赓恕知道后，即和戴星炳分别匿居法租界不同两个地点，并电告戴笠。敌伪特务76号到处搜查吴赓恕、戴星炳。
　　 接着76号得到一个确切消息,马上派特务林之江根据消息，逮捕了戴星炳。
　　
　　 戴星炳被关在76号高洋房三楼的优待室里。房间既称作优待室，招待当然与一般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人不同，每日供应大鱼大肉，甚至还有水果、点心。这是因为76号的特务头子丁默邨与李士群一贯的行为规范：
　　 对军统上层以优待为主。不轻易虐待动刑。同时对戴星炳寄有一种希望。他们想通过戴星炳的关系，与军统特务暗中勾通合作，将来留后路。
　　
　　 此时，戴星炳已是阶下囚，只要于己有利，当然同意。只是表示要联系戴笠，求他同意才行。
　　 丁默邨、李士群同意戴星炳给戴笠发电报请示。很快得到了复信。戴笠的回信一到，丁默邨、李士群开头颇有些喜出望外。丁默邨甚至迫不及待地要去汪精卫面前邀功。李士群把这封信给戴星炳看过后，当场又把信收了回去。因为他发觉信里有异常，戴笠的答复太爽快，同时里面有几个字的笔迹，写得似乎与其他的不同，因此起了疑窦，觉得有细加研究的必要。
　　
　　 回信的全部文字如下：
　　 电悉。请示校长同意后，同意所请，渝沪可互相谅解。目前时局更加艰难，战事日益紧张。敌我双方，互有消长。唯日人灭我之心不死，后患无穷，望好自为之，与汪共处。前所计划之事，一切作罢。以后可保持电讯联系……
　　
　　 从表面上看，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同意与76号讲和，并告诉戴星炳放弃刺汪计划，与汪好好“共处”。可是，李士群却从信中看出了别的意思。
　　
　　 经过反复研究，才发现这几个粗笔迹的字，虽非写在一起，而是夹杂在全篇的文字里，可是把所有粗笔迹的字，连贯起来，则与全篇语意恰恰相反。这封信内隐藏的内容，竟是指示戴星炳伪装合作、伺机暗杀！将信中所有粗笔迹的字连贯起来，就是一个命令：
　　
　　 加紧消灭汪。
　　
　　 于是，特务们对戴星炳作了进一步搜查，又在戴星炳的衣服夹层里，搜出了暗藏的秘密文件。特务们当即要他交出军统上海区的组织人事。戴星炳却推说，因本人到沪不久，还未联系上即已被捕，所以无法交出。
　　
　　 丁、李视之为抗拒。恼羞成怒的丁默邨、李士群，当即将此案签请周佛海报汪精卫。汪对特务本就极为痛恨，特别是这种要自己命的军统特工，马上批复立予枪决。
　　 于年底，戴星炳被绳索捆绑，押到麦根路中山北路小丛林里枪毙。这麦根路中山北路小丛林以后都是76号杀害抗日分子的地方，具体位置正就是苏州河畔的上海铁路东站（现新客站）。
　　
　　 这信被李士群看破是有原因的。因为李士群在苏联东方大学由苏联培养的。国民党特务那些密写之类的'花样镜’，还不是顾顺章批发的？顾顺章也是苏俄东方大学培养的。故这类密写方式，瞒不过李士群。
　　
　　 戴星炳成了第一个被汪伪特务处死的少将级的军统大特务。因戴星炳被杀，激怒的戴笠电令此时主持军统上海局的陈恭澍，拿傅筱庵尝命。当然，此事颇费周折。
　　
　　 戴星炳死了，吴赓恕继续寻机刺汪精卫。但吴赓恕马上又被出卖了。
　　

　　
　　 吴赓恕继续寻机刺汪精卫。但吴赓恕马上又被出卖了。
　　
　　 1939年11月，上海愚园路1136弄汪精卫的伪'官邸’前来了两个不速之客。那时,汪精卫虽有皇军的全力警卫,并且保卫他的76号特务们也已羽毛丰满，但他还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状态中。这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是在南京“维新政府”内政部警务司当一名小科员的陈承伦，另一个是在“维新政府”警官学校当教官的钟剑魂.。他们原本是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学员的身份谋到南京伪“维新政府”职务的。
　　 他们这次来到愚园路1136弄，自然是不敢去行刺汪主席的。那怕自己在背后也不知是多少次骂过汪精卫是贼，但他们内心还是崇拜那些作蠈的，特别是崇拜那贼首汪主席。两人此次来见汪精卫，也不完全是因为在“维新政府”里做个小汉奸，嫌官太小，而来跑官的。他们是有紧急的事要向汪精卫当面讲。
　　就是说，他们此来的目的是检举揭发一个罪恶的军统分子，就是这个特务分子要他们参预刺杀汪主席。他们决不敢这样做，他们也没必要为那蠢事而送掉自己的小命。为摆脱军统分子，他们想到汪主席，亲自向汪主席坦白自己，决心与军统特务划清界线，保住自己的小命。
　　
　　 汪主席的官邸，肯定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可来走动走动的。否则，王鲁翘不会刹羽而归，刘戈青不至于困在76号内。为此，陈承伦和钟剑魂当然连连碰壁。
　　
　　 但工夫不负有心人。
　　 门卫终于查清这两位’农讲所’的高才生'良民大大的是’。也算陈、钟两人事先想得周到，生怕时隔太久，这位汪校长想不起这他们这两位'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高足,于是把当时的同学录﹑团体照片，一起带了去，以示自己是响当当的﹑货真价实﹑绝对正宗的农讲所’高才生。门卫查清身份后，传递给汪主席。汪精卫抽空也看了佐证材料，于是破格召见。汪主席精卫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这也是汪主席叛变投倭以来，首次有良民拜见。这也给汪主席制造了'亲民’的光辉形象。
　　
　　 因为汪主席在'大革命时期’就是这个'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号长官。他与陈承伦和钟剑魂确实有师生关系。当然，陈承伦和钟剑魂的老师不止一位。
　　
　　 原来，吴赓恕也是那两人在广东农民讲习所的同学，只是后来做了军统特务。吴赓恕知道陈承伦与钟剑魂两个人已在“维新政府”公开做汉奸，便把他们邀到上海，胁迫他们参与谋杀汪精卫以自赎，否则将对他们不利。
　　
　　 按陈承伦与钟剑魂所言，吴赓恕在广东农民讲习所读书的时候，便以凶横著称，同学们都很怕他。虽时隔多年，当年吴赓恕的余威犹在，何况吴赓恕已是军统特务，而他们两人又是公开的小汉奸。这两人暗自思忖，如不接受吴的要求，则于己不利；接受吧，又没有这股勇气去干，进退维谷，实感两难。这有点象此前王天木和陈明楚与刘戈青之间的状况。
　　
　　 于是，两人商量之后，觉得最好的办法，莫如向汪精卫去告密，让汪精卫去对付吴赓恕。这样，自己便可置身事外。况且汪精卫马上就要组成伪政府，自己有告密之功，说不定还可以因此升官发财。
　　
　　 于是两个削尖了的脑袋，凑到了汪精卫主席的跟前。
　　 见到了汪精卫，他们便一五一十地把受到吴赓恕威胁的经过讲了出来。
　　
　　 因钟剑魂在南京警官学校要上课，不能久离，汇报完毕，汪精卫让他先回南京。留下陈承伦，并让他去看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副秘书长陈春圃。陈春圃接受了汪精卫的指示，又介绍陈承伦去看76号的特务头子丁默邨。
　　
　　
　
　　
　　 于是，两人商量之后，觉得最好的办法，莫如向汪精卫去告密，让汪精卫去对付吴赓恕。这样，自己便可置身事外。况且汪精卫马上就要组成伪政府，自己有告密之功，说不定还可以因此升官发财。
　　
　　 陈承伦见到了丁默邨，便将吴赓恕的一切和盘托出：
　　 吴赓恕强令他与钟剑魂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关系，去投靠汪精卫，骗取信任。不仅要求他们做到能接近汪，甚至要求他们做到在汪精卫家里可以穿房入户。这样他们到时就有机会替吴赓恕靠安放定时炸弹或乘机下毒，搞死汪精卫。
　　
　　 丁默邨便打听吴赓恕的落脚点。
　　 陈承伦不知道吴赓恕的住处，但有一个可以间接接通吴赓恕的一个电话号码。随即陈承伦把电话号码抄给了丁默邨。丁默邨想出主意。
　　
　　 丁默邨于是指示陈承伦：
　　 第一步是去向汪精卫讨一封亲笔信来，信中内容是约陈去做汪精卫的秘书。
　　 其次是拿这封信去给吴赓恕看。
　　 然后再看吴赓恕如何把这件事发展下去。
　　
　　 陈承伦便把与丁默邨商量的经过，向陈春圃做了回报。陈春圃随即将陈承伦与丁默邨会见的情况，报告了汪精卫。
　　 汪精卫批准了丁默邨、陈春圃的意见，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陈承伦。
　　
　　 陈承伦拿到这封信后，依照丁默邨的安排，隔了两天，才打电话给吴赓恕。吴当即就约陈马上到一家旅馆去见面。
　　 陈承伦径到约定地点与吴赓恕相会。
　　
　　 陈承伦见到吴赓恕，就编造见汪精卫的经过。并说钟剑魂因学校有课，已先回南京。
　　 陈承伦把汪精卫的信給吴赓恕。吴赓恕也是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汪精卫的学生，自然能确认那是汪精卫的笔迹，看完信十分满意。称赞陈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
　　
　　 陈于是表示，自己要回南京，把事交割完毕，再来上海当汪精卫的秘书。
　　吴赓恕立即同意，并吩咐早去早回。
　　 陈承伦到了南京没几天，吴赓恕就去信相催。
　　 陈承伦到上海后，先去看丁默邨，然后再打电话给吴赓恕。
　　 吴赓恕这次已把陈承伦当作同党了。不再约到旅馆见面，而给出他的地址。陈承伦通知了丁默邨。
　　
　　 果然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遇到了吴赓恕。见面没谈多久，便被日本宪兵与冒充巡捕的76号特务抓住了。
　　 这次抓捕吴赓恕，丁默邨是动过一番脑筋。
　　
　　 丁默邨是个中统老特务，又是一贯在上海进行活动的。因此他对两个租界里的情况，知道得特别清楚。他知道，国民党特务每月都有津贴发給英法两租界巡捕房里面的几个重要的中西捕头。这种津贴费在抗战以后，还是继续给，不过作用不同。战前是为了让巡捕房共同对付共产党；战后，则是为了在日本侵略军要会同捕房逮捕他们时，使那些人作内线，提前通风报信，以便及时脱逃。
　　
　　 现在这个吴赓恕，就是要谋杀汪精卫的主犯。又经汪精卫亲自交办，万一给巡捕房临时通风报信，让吴赓恕溜掉，那就无法交代。
　　
　　 76号有个名叫耿绩之的，是留法海归。抗战前是上海市政府的外事秘书，专门同法租界打交道的。法租界巡捕房的法勃而、乔办士等大捕头，都是耿绩之的法国同学。
　　
　　 于是，丁默邨事先让耿绩之向法租界通报，然后由76号派了第四处的潘达等人，随同日本宪兵，会同法捕房人员，去捉吴赓恕与陈承伦。不过丁默邨故意给了一个错地址，让他们瞎忙一阵。
　　
　　 这是76号与日本宪兵玩弄的花招，故意把地址弄错。因为，假使吴赓恕事前与捕房有联络，但因为地址不符，捕房也不会去放笼。
　　
　　 法巡捕在扑一个空后，就回去。刚等巡捕房人员离开，潘达与日本宪兵立刻回头，闯到吴赓恕约陈见面的地方，一起把他们抓住了，并立刻架进76号。
　　
　　 事后法捕房知道了，曾向耿绩之表示不满，认为不应该不会同捕房一起去。丁默邨却回答说，并非没会同巡捕房，只因弄错了地址，临时发觉，恐怕再会同前去时间来不及，所以只好越权了。好在事先已'会同’合捕过，就与不'会同’行事有别。现人已被76号抓住了，即使再表示不满，也已无济于事了。
　　
　　 吴赓恕与陈承伦一起被捕，用汽车押送76号。在汽车里陈承伦不敢正视吴赓恕一眼，一颗心也几乎像要从嘴里跳出来。
　　
　　 到了76号，陈承伦立刻被放。陈承伦随即向陈春圃交差，但是在精神上还是万分紧张，举止失措。
　　
　　 陈春圃问他：
　　 人已给抓住了，何必还吓得这样?
　　 陈承伦带着颤动的声调：
　　 你没知道这家伙的凶横哩，只要他活着，我也从此不能安心了。
　　 于是慌慌张张，当晚逃回南京去。
　　 吴赓恕经76号严刑拷讯后，知道陈承伦已出卖了他，无法再事隐瞒，徒使自己多吃苦头，于是便也一一承认刺杀汪精卫的事。
　　
　　 吴赓恕明知必死，在狱中曾秘密托人带给戴笠一封信，信中痛切的申述了行动失败未能报命的歉疚情怀，表达了视死如归的决心。
　　
　　 丁默邨便将吴的口供及经过汇报了汪精卫。汪批了“枪决”两字。
　　 杀人魔头林之江持枪执行。林之江每杀一人，就多得500元钱“喜金”。
　　
　　 吴赓恕就是奉命到上海组织刺杀汪精卫，被捕后不屈而死的。是军统的硬汉之一。大汉奸傅筱庵由于出卖吴赓恕和戴星炳，使军统不但刺汪计划失败，还损失了两名少将特务，于是把傅筱庵列为必须给以严厉制裁的目标。
　　
　　 自汪精卫落入日本人防卫网，消灭他的难度太大了。
　　
　　
　
　　
　　
　　六 万里浪拐骗萧少将
　　
　　 1939年自王天木﹑赵理君闹别纽开始到王天木落水76号，军统上海区被搞得乌烟瘴气。赵理君代理区长不但不能完成任务，反而被敌伪整得机构全部瘫痪，他自己也被搞得无法在上海立足。戴笠只得将赵理君调往重庆军统局任本部行动处上校科长。
　　
　　 顺便几句话把赵理君这个人提前交代了吧，省得读者继续为他费神。
　　 1941年冬天，赵理君被任命为华北战地督导团副主任、少将衔，驻地在河南洛阳。不久，因贪赃枉法，他被批捕。1942年冬，他在洛阳被执行枪决。
　　 赵理君这个人，除戴笠对他有点好感外，别的人都认为他是块坏料。关于赵理君的两句话就说到此为止。
　　
　　 1939年8月初。戴笠派陈恭澍和毕高奎來到上海接替赵理君。8月12日陈恭澍正式被戴笠任命为军统上海区长。原本，陈恭澍是奉命來劝王天木回头的，但形势的变化，这已不可能。上海机构遭受租界巡捕房的大搜查。各机关只能一一迁移地址。陈恭澍及时对人事组织进行调整，逐步恢复了军统上海区职能。
　　
　　 整顿后，军统上海区对日伪发起攻击。就在李士群紧锣密鼓地组织队伍，对付军统的地下组织之时，军统却给了李士群当头一棒，暗杀了季云卿。
　　 1939年9月17日下午，李士群的清帮老头子季云卿在住宅附近的威海卫路上被军统特务詹森枪杀。
　　
　　 季云卿，江苏无锡人，是“通”字辈的上海青帮头目。因为李士群是季的徒弟，季又推荐了吴世宝等人参加了李士群的特工总部。由此可见，季云卿与76号的关系非同一般。
　　
　　 季云卿虽然和76号关系密切，但是他只是暗地里的顾问，对外仍然只是以上海青帮头目身份出现，加上季云卿对特工暗杀等事情完全外行，又自恃青帮大亨身份，日常出行并未如其他汉奸那样使用防弹汽车，只是由洋车拉着代步。
　　
　　 与季云卿被杀事件有关联的卢文英是上海著名的女流氓。她在流氓十姐妹里排行第七，人称卢老七。她的干爹也正就是这个季云卿。卢老七是当时著名的“花会大王”。所谓“花会”，是赌博的一种，方法是赌徒写上36个古人名中的一个押宝，由庄家从柜中开出一个古人画卷，押中者可得30倍本金。“花会”这种赌博方式早在清朝就曾盛行于广东﹑浙江一带，后来流入上海。在1924年－1930年间盛行，均被流氓帮会把持。因这种赌博活动遭官府取缔，所以活动极为秘密，需要大量的流氓来做下手来做推销，拉人参赌，并设局骗人。还由于参赌的人员一半以上是中下层妇女，所以女流氓卢老七得以大显身手。上海开花会的头目张咸生双目失明之后，卢老七就协助张开花会。卢老七发了点财之后，又开起了妓院。
　　
　　 军统特工詹森，真名叫尹志扬，外号哈特。上海沦陷之后，詹森奉命调到上海，任务是收集情报，刺杀汉奸。詹森到了上海之后，成日在上海一些声色场所鬼混，想从这些地方找到一些线索。詹森与卢老七认识之后，成了卢的相好。由此得以出入季云卿的家。詹森了解到季云卿和76号李士群等人的关系之后，觉得能够刺杀季云卿，肯定能完成军统交给的任务。
　　
　　 1939年9月17日下午，詹森等在季云卿威海卫路的住宅附近。就在在季云卿出现在宅门口，詹森趁着人多，挨近季云卿，用号称“掌心雷”小型手枪，顶着季云卿背部开枪，随即混入人群逃走。季云卿被送到医院急救，不久不治身亡。
　　
　　 第二天，季云卿的老婆金宝师娘要求李士群立刻破案。李士群从作案手法上推测出大致是军统的职业杀手所为。但是他很担心这是军统特务要引蛇出洞趁机杀他士群本人，于是只在电话里安慰金宝师娘，不敢去殡仪馆吊唁。
　　
　　 但是李士群又不能不认真查办。因为季云卿既是他的老头子，也可算是他的救命恩人。李士群的同门师兄弟们、上海的青帮头面人物们，都在看着李士群如何处理此事。再说，季云卿的毙命完全是因为和76号关系紧密所致。若不破案，他李士群的脸面和76号的威严，都要受到严重影响。
　　
　　 经过严密布控，李士群还是出现在了殡仪馆，而且带来了辅仁医院的医生来验尸。他们发现子弹是从后背射入，打中了心脏，留在了胸腔内。他们把子弹取了出来，小心辨认，看出是掌心雷的子弹。但这案如何才能破得？
　　
　　 案子破不了，开枪人抓不到，报仇的话就兑现不了。但场面上的事情还不得不做，李士群告诉金宝师娘：
　　
　　 76号为季云卿已经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丁默邨和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并于9月20日在76号举行大殓仪式。
　　 当日，76号挂出了“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的横幅，不光是季云卿，还追悼其他二十多名因为做了卖国求荣而被国民党特工暗杀的汉奸。周佛海主持了追悼会。李士群在会上表示要为老头子报仇雪恨。追悼会结束，金宝师娘又领着一帮披麻戴孝的死者家属，在周佛海面前哭诉一通，直到周佛海答应尽快破案，才离去。
　　
　　 只有子弹头一个物证，要破案谈何容易。一拖就过去了两个月。
　　 詹森杀了季云卿之后，自认为行事缜密，并未暴露，于是继续放心大胆与卢老七姘居。有一天，卢老七发现了詹森的掌心雷，爱不释手。詹森见情妇喜欢，便将枪给了卢老七。没几天，卢老七的“过房爷”张德钦到卢老七处闲聊。张德卿是个律师，曾假冒是青帮“大”字辈，还曾经在“黄道会”做过头目，很显然是个极端的汉奸亲日分子。张德卿后来出任汪伪浙江财政厅厅长。卢老七向他炫耀到手的掌心雷。张德钦接过把玩，发现其中少了一颗子弹，当即不动声色，出门去76号密报。
　　
　　 从完成任务后对武器的处理上，看得出詹森与刘戈青的差距。詹森把杀人的物证留在自己身上，甚至还拿来向情妇炫耀，而刘戈青是本人迅速转移它处，及时将武器全部丢弃于掩蔽处。
　　
　　 李士群立刻派人逮捕了詹森，一顿酷刑之下，詹森全盘交代。
　　 卢老七没想到自己无心之失，害了情郎的性命，心里痛悔不已，哭哭啼啼向金宝师娘求情。金宝师娘觉得卢老七奇怪，再怎么说，季云卿也是卢老七的干爹，哪能不为干爹报仇呢。她哪里知道，这个卢老七已经对詹森一往情深，心中自许为詹森的妻子，自然要为丈夫求情。
　　
　　 李士群立志报仇，加上金宝师娘不断催促，虽然詹森已经招供，也一改收降军统人员的惯例，在1939年年底，将詹森带到中山北路的76号刑场，由林之江执行枪。
　　
　　 令人沮丧的是，这詹森本名尹志扬。他的父亲叫尹定一。尹定一是汉奸。汉奸的父亲却有一个抗日烈士的儿子，抗日的儿子却死在汉奸父亲的同伙的手中。
　　
　　
　　 儿子死后，汉奸尹定一到上海与丁默邨李士群勾搭。当天，冷不隆咚，一个身穿重孝的大块头女人，一上门就仆通跪下，口称“公公”， 号啕大哭。
　　 不知所措的尹定一许久才弄清，飞来的这个有情有义的'儿媳妇’原来就是上海滩大名赫赫的女流氓卢老七。
　　 尹定一在抗战胜利后，才公开烈士儿子的身份，以减轻自己该受的惩罚。
　　
　　
　　 1939年10月18日，法租界工董局警务处在日方的要求下正式将谭宝义和平福昌两人引渡给日本宪兵队。
　　
　　 在这之前，上海军统一再活动，要营救谭宝义和平福昌两人，要求巡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寿拒绝向日本引渡谭宝义和平福昌。并告诫他不要屈从日本人的压力。
　　
　　 在法租界工董局警务处关押了四个月没有交代任何内容的谭、平二人，落入日本宪兵队之手。在日军的酷刑之下，6天之后，两人吐露了情节。日本人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刺杀汪精卫的计划，对此，他们承认那只是处于设想阶段，连汪精卫的住址都不知道，并未有具体的实施计划。谭、平二人倒承认参与刺杀陈箓。并叙述了全部经过。
　　
　　 通过媒体广泛报道谭、平二人的供词，大汗奸陈箓被杀的神秘案件从此真相大白。
　　 由于谭、平二人落入日本宪兵队之手，10月18日，陈恭澍当即下令，枪杀了法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寿。
　　
　　 程海寿长期按月接受军统方面的经济补贴，本应按军团统指示办事，结果他是一再助纣为虐。在7月14日王魯翘被法租界捕房逮捕后，15日这天他就带着日本宪兵搜查军统上海区十四个办公地点。上海区多次警告不听，这次，他公然把未掌握任何对谭宝义和平福昌两人不利证据的情况下，把两人交给日本宪兵队。于是军统特工执行了对他的严厉制裁。
　　
　　 76号在日本侵略军的支持下，对军统上海区毫不手软地进行了报复。仅是他们的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万里浪就连连攻击得手。
　　 在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中，万里浪是个狠角色。他是76号特工总部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与林之江﹑吴世宝一样，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牛头马面式的魔鬼。但有人说，他是为掌握汪伪集团的动向，奉戴笠之命打入汪伪集团特务组织的军统'卧底’，这种说法，使人将信将疑。在那个年代里，在那种环境下，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但又是什么话都不能轻信。
　　
　　 据说，万里浪在1939年夏初一次行动中被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抓获的。如何被捕，是否故意'露个破绽’才被捕，这些不得而知。因为比万里浪更老辣的特务头子周正龙和王天木都先后在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状态下被捕的。任何特务杀手，总是在刀锋上过日子，随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万里浪被七十六号逮捕的事，没有必要加上一个'露个破绽’的修饰。
　　 李士群、丁默邨、吴时宝对能抓获军统上海工作站的万里浪当然高兴，联名上报请功，并极力劝说万里浪归顺。万里浪将计就计，向76号提供了在上海的部分军统人员名单，故被76号重用。
　　 按这个说法，军统上海区14个窝点在同一天遭搜查，可能就与万里浪有关。虽说窝点暴露了，但因全部军统人员事先转移，搜查结果没造成人员损失。这有可能是'故意’让万里浪把这作为献给76号的重礼，而又不至于造成直接损失。
　　 但是，后来的表现却呈现出：
　　 万里浪在76号里是'假戏真做’了。
　　 '假戏真做’的结果是真的坏事干得太多了，万里浪最终无法洗刷自己的罪行。战后他虽回归军统，但还是被当作汉奸卖国贼送上军事法庭，审决枪毙。
　　
　　 没有人能帮他说上话。他罪有应得，无愧于'汉奸卖国贼’的称号。'奉命当卧底’不是任何汉奸可免罪的护身符。
　　
　　 万里浪在1928年3月，考取国民党军统局设在浙江金华县的青年特种技术训练班。在训练班里，万里浪系统学习了汔车驾驶、枪械、侦缉、暗杀等特工技术，3年后以优秀的成绩顺利毕业，受到军统局局长戴笠的赏识，万里浪即加入国民党军统组织。长期在军统局上海工作站从事收集日本人的情报与组织伏击日本特务。这就是说万里浪原本是个好青年。
　　
　　
　　
　　
　　 万里浪很快就在1939年10月，上演了一场真戏。戏的另一角色是军统少将高参萧家驹。这个出身于保定军校军统少将到海郊区布置游击工作。万里浪得到萧已来上海的消息，便向丁默邨报告。丁认为既然万里浪与萧家驹同是军统的熟人，便要万利用这关系把萧骗进76号来，使之投降。于是向万里浪面授机宜。
　　
　　 万里浪拐弯辗转，探得了萧的地址，托人婉转致意。推说要约萧出来说明自己投靠76号的苦衷，俾求上峰能对他谅解，似想要凭此重回军统。
　　 萧得信，产生了要利用万的弱点，把他拉回的念头。因为那样做，可显示自己的能耐，于是相约在静安寺路皇后咖啡馆见面。前文指出过，这静安寺路就是如今南京西路。
　　 万里浪与萧家驹终于在约定的日子里，在皇后咖啡馆里见面了。
　　 彼此原属上下级的同事和老友，又是久别重逢，加上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见了面装做分外地亲热。但皇后咖啡馆没有小房间，仅有的两排背靠背的皮垫座位，就象火车的硬座车厢。萧、万两人虽也独占了一个台子，但各人背后都与别人背靠背，说话声彼此干扰。加上这两人的特殊职业性，谈话多有不便。
　　
　　 万里浪于是向萧提议，到自己家里去坐坐。萧也正想知道万住在哪里，以便今后可以常去找他，做做工作。再说过去感情不错，亦不疑有他，随即坐了万的汽车，疾驶而去，一下子就开进了76号。
　　
　　 当汽车开进76号时，萧一看苗头不对，便有点发慌：
　　 里浪，你这算什么？
　　 万说：
　　 老哥放心，我决没有恶意，到处海一样？随便谈谈吧。
　　 这使萧家驹感到十分不自在，但也只好随之下车。萧家驹被带到高洋房的会客室。万里浪先向萧表示歉意接着说：
　　 咱们哥俩，还能唱对台戏不成? 所以我请你来，一起在总部工作吧。
　　 萧以人已经给他骗进了76号，不参加也得参加。便也顺水推舟：
　　 你何必呢?即便在外面，凭咱们的交情，你要我来，还不是只要你老弟一句话?
　　
　　 萧家驹﹑万里浪的这两句话，使当时的尴尬气氛一扫而空。万里浪马上引见了丁默邨与李士群，办入伙手续。当天丁、李就让万送了一笔钱给萧家驹，算是人钱两讫。又一个堂堂国军军统少将落入贼窝。
　　
　　 汪伪肃清委员会成立后，萧家驹担任了这个委员会所属的“和平救国军”的参谋长，还兼了伪“警官训练班”亦即特务训练班的教官。伪“警官训练班”对外称“聚川学院”。
　　
　　 用同样的手法，万里浪还把企图让他反正的军统驻上海特派员罗梦芗倒拉下水，落进贼窝。
　　
　　 同在1939年10月，时任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的陈明楚，出卖了军统另一位少将特派员王钟麒。李士群派林之江去法租界自来火街一个小旅馆里，绑架了王钟麒。为了抓另一个军统特务李济时，第二天李士群在吴世宝办公室，亲自提审王钟麒，要他供出李济时住所。王钟麒先是百般推托。李于是叫吴世宝剥去王的上衣，仅留一件汗衫，然后由吴世宝等人轮流用特地加厚的牛皮带，狠命地抽打，打得惨叫声阵阵。连住在76号外华邨的居民，都听得心惊肉跳。汉奸汪曼云、蔡洪田、黄香谷等原来上海市党部成员，闻声跑到墙外隔窗看热闹。
　　
　　 王钟麒被打得血水淋漓，实在受不住酷刑，交代了他与李济时的联系。但是事情还没有了结。李士群问他，你去看李济时在什么地方?王说在李济时家里的亭子间，李接着问：在楼上还是楼下?王说是楼下。李接着叫人再打，如此往复地问了四次，也连打了四次，打得王钟麒死去活来。但是，王想不出一再挨打的道理，直到第五次李又叫再打时，王才高声抗议说：
　　 李先生，你打得我不服帖，我对你说了真话，为什么还要打我?
　　 李说：
　　 我就是打你不说实话。
　　 接着李又照样问了一遍，王钟麒又照说一次，李叫人再打时，王急忙跪下求饶，并请求李士群指出他不老实的地方，以便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些。
　　 李说：
　　 凡属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厢房后间，在楼下的叫灶披间，楼上的才叫亭子间，你现在每次都说亭子间，在楼下，显然你供得不老实，不打你打谁?
　　 王钟麒才恍然大悟，乃说：
　　 我去看他的地方，确在楼下，可是我不知道楼下的不能叫亭子间，只能叫灶披间，这么说，我没搞清楚。事情虽是说明了，可是王因上下一字之错，却多挨了一二百记皮鞭。而李的打王，有些人觉得可能是李士群要在一班喽啰面前卖弄自己审讯精细而已。然而却苦了王钟麒的皮肉。
　　
　　 根据王钟麒的供词，马啸天的确在王所指供的楼下亭子间里，捉到了军统派在上海专员李济时，李被抓到了76号，不待用刑，便都一一招认，与王钟麒一起，投了76号。
　　
　　 看着军统特务一个个落水，李士群满怀信心，要凭自己的软实力让刘戈青心甘情悦地归顺。
　　
　　　
　　 七 平安夜马河图杀贼
　　
　　
　　
　　
　　 刘戈青的被捕的消息令戴笠震怒不已。
　　 几乎与刘戈青同时到上海的吴安之决心要除掉陈明楚和何天风等人，以报复。此时,陈恭澍在上海刚刚站稳脚跟。戴笠不愿让其过分暴露而影响军统上海机构的重建，便把刘戈青、吴安之针对王天木的任务直接归自己负责。
　　
　　 吴安之与王天木及其部属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都是原军统华北区的成员，彼此私交甚笃。原本刘戈青、吴安之是要做工作让王天木回心转意的，但不论是刘戈青还是吴安之，劝说王天木没有什么达到效果。但吴安之对王天木的副官们的策反工作有很大进展。这主要是因为吴安之与他们本来就有良好的同事关系，加之这些副官本来就不原意投敌，所以他们已经答应反正。为了不至于空手而归，他们准备相机行事，届时挟持王天木归队。王天木﹑陈明楚准备暗害刘戈青那次，吴安之已经从马河图处获悉情报，并安排好，由马河图等人暗中对刘戈青加以保护。
　　
　　 刘戈青的被捕后，马河图又将刘戈青被诱捕情形又告知了吴安之。吴安之认为陈明楚等人已经无可救药，于是指示马河图等人制裁叛徒之后再反正。
　　
　　 12月24号平安夜，公共租界内依然热闹。
　　 这天晚上，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礼堂灯火通明，热闹异常。汪伪所谓的上海五中委：汪曼云、蔡洪田、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在此举办平安夜大餐，迎接从广东来的汇合的大汉奸陈公博，并乘机大吃大喝一通。反水投靠了76号的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冯国桢等人也参加。
　　 此时王天木、何天风是汪伪'肃清委员会’的'和平救国军’正﹑副总指挥，还是伪中执委特务委员会委员。而陈公博初期因与汪精卫﹑周佛海在处理对蒋关系略有分歧，所以在公开投日前，观望了一些时间。但最终他们还是实现了'汉奸一家亲’。
　　
　　 席间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等人边喝酒边谈论，觉得此时外面整个租界地面因平安夜而非常热闹，在76号喝这酒一点也不过瘾。于是，他们商量提议去别的地方继续玩乐。比如，外出到几个著名的夜总会去跳舞取乐。于是，何天风与王天木悄悄招呼汪曼云：
　　 走，我们去玩个痛快!
　　 不行，不行，我今晚是主人，不能客人没走，我就和你们先溜啊!
　　 汪曼云不住地摆手。
　　 何天风与王王天木认为汪曼云胆子小，便说：
　　 你放心好了，我们扛十支枪去，怕什么?
　　 汪回答：
　　 我不是怕，就是这里拖住了脚。
　　 何天风：
　　 那这样，我们先到百乐门等你吧!不见不散，等你来了，我们再'换场子’。
　　 '换场子’是沪语，意思是“换地方”。
　　 事情算是这样约定了。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提到何天凤。
　　 何天凤也是老牌军统特务，黄埔军校第二期的。何天凤的黄埔军校二期身份是同为军统特务的文强披露的。八一三事变后，奉蒋介石之命，杜月笙和戴笠建立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海别动总队’的对日游击队，一万名队员都来自帮会。总队司令是刘志陆，参谋长为杨仲华。总队之下，分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就是何天风。后来上海别动总队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时，何天风任过总指挥。后又改任副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土匪出身的丁锡三部众。但因受新来的总指挥杨伟与参谋长徐志道的上下倾轧，失欢于戴笠，于1939年11月带了丁锡三手下部众，投降汪伪，任76号的第三厅长兼汪伪肃清委员会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总指挥就是王天木）。在76号何天凤与王天木、陈明楚等，因过去都系军统特务，相处较密。与汪伪社会部副部长汪曼云也比来往较多。因为这'汪伪肃清委员会’由周佛海和丁默邨为正﹑副主任，实际事务归丁默邨主管，而丁默邨又是社会部部长，所以这些人在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往往被看作是丁默邨的班底。
　　
　　
　
　　
　　
　　 等到席散，汪曼云回到华邨家里去换衣服。
　　 老婆问：
　　 换衣服，想到哪里去?
　　 汪如实以告。
　　 老婆便说：
　　 这几天外面打来打去，打得个闹猛得不得了，你就在家里蹲蹲吧!别去轧闹猛。
　　 汪无奈，便去向何、王当面婉辞了。
　　 这'闹猛’沪语意思等于'热闹’，'轧闹猛’就是指'凑热闹’。
　　 这晚一起出去玩的，除王天木、何天风外，还有陈明楚与冯国桢。都带上保镖，分乘几辆汽车，招摇过市而去。这冯国桢是南汇人，原也是忠义救国军的，是随何天风、丁锡三一起投汪伪的。
　　
　　 这晚，汪因为给老婆拦住了，且也有些醉意，就很早入睡了。
　　 第二天还没亮透，汪曼云一觉醒来，听到门外的叩门声，一看原来是同住在华邨的76号特务冯一先。
　　 冯一先一见到汪曼云，便供手：
　　 恭喜恭喜!
　　 汪曼云惊讶：
　　 什么喜?
　　 昨天晚上你没和他们一起去，得免大难，真是运气，不该道喜吗?
　　 汪曼云想，王天木他们一定是出了岔子了。可就不知是出了什么事。
　　 冯不待汪再问，便接着说：
　　 “何天风他们昨夜先到百乐门，后来又翻到了兆丰总会，先在外面舞池里跳了几场，直到凌晨3定，已是夜深人静意兴阑珊，但那批人意犹未尽，便一起踱到后面赌台的优待室，准备抽几筒鸦片烟接接力，养养神，再回舞厅跳到天亮。
　　
　　 当四个人离开舞厅时，冯国桢走在最前面，何天风和陈明楚居中，王天木殿后，他们的保镖也都簇拥随出。何天风与陈明楚还没有走离舞厅多远，王天木的保镖马河图即向何天风、陈明楚连连开枪，何、陈应声倒地。冯国桢看到那两人中枪，自己也就急忙卧倒装死。
　　 “这时何天风的保镖也掏枪回击。据传这人枪法很准，因此马河图不敢再开枪，在一阵乱哄哄的宣闹声中逃出了兆丰总会。跳上原来的汽车迅速逃逸。
　　
　　 “至于王天木，因走在最后，听到枪声，立即缩步，逃回舞厅，躲在沙发背后。直到日本宪兵闻讯赶到，才把他找出来。这时76号的人也赶到了，于是将王天木、冯国桢以及留下的那些保镖一起带到了76号，现在里面正闹得紧哩!”
　　夫妇听了冯一先的一席话，都出了一身冷汗。
　　
　　
　　 　　老开纳路风情(当年的兆丰夜总会就在附近吧?)


　　 夫妇听了冯一先的一席话，都出了一身冷汗。
　　
　　 历史上静安寺的老百乐门舞厅，是经常出现在电影电视镜头中的场所，我们不必多介绍。而这兆丰总会，当时十分有名。但后来不见了,有人顾名思义而将它想错了地址，一听到兆丰总会，有人就想到兆丰公园，也就是如今的中山公园，把兆丰总会想成兆丰公园的部分。但其实并不一回事。兆丰总会在开纳路上，也就是如今武定西路上，虽说离兆丰公园不是太远，但彼此不相邻。取名兆丰总会，不是因为是否'面对’兆丰公园缘故，而只是因为'兆丰’两字与丰收发财的徵兆有关。兆丰总会老板就是臭名昭著的经济汉奸潘三省。
　　
　　 潘三省先勾结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经济局佐佐木康五郎少佐和汪伪76号的沪西警察局长潘达（这潘达，也正是76号的一个处长），取得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上开赌场的特许。1939年夏，又买下开纳路上一幢大花园洋房，在他的露水太太王吉的襄助下，办起了这个臭名昭著的“兆丰总会”。王吉是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善于经营这种集烟赌娼舞于一身的销金窟。它起着联络各方“汉奸诸侯”感情的作用。所以王天木﹑何天凤等汉奸常来活动。总会开张不满两年，潘三省就捞进了大把银两，凭这笔钱买下了巨泼来斯路201号洋房，作为他与王吉的私宅。潘三省能买下这巨泼来斯路201号洋房，纯因他是乘机发国难财。因日本占领上海，大批老上海名人逃离，许多豪宅别墅低价抛销，诸如潘三省﹑吴世宝﹑李士群﹑岑德广之类汉奸及亲日分子纷纷得手。潘三省后来勾结上周佛海，当上了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
　　
　　 巨泼来斯路就是如今的安福路。唐绍仪故居门前的武康路向南第一条交叉的路就是巨泼来斯路。巨泼来斯路201号后来是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官邸。
　　
　　 在讲这起平安夜马河图刺杀汉奸案的前4天，76号大头目丁默邨和中统美女郑苹如就在巨泼来斯路201号的潘三省家喝酒。酒后，他们的车子就是从这潘公馆开出，在静安寺路的西皮利亚皮草行前遭到伏击。由于故事是分两路进行的，我们把中统女谍郑苹如在西皮利亚皮草行诱杀丁默邨的事，留到下一章再讲。
　　
　　 四天前才从刺客枪下逃出命来的丁默邨，这时也给汪曼云来了电话。他要汪曼云起身后，邀同顾继武、蔡洪田、凌宪文、黄香谷马上到76号里面去。
　　
　　 汪曼云等人到高洋房会客室对面的大菜间时，里面已坐满了人，丁默邨、李士群、茅子明、马啸天、林之江、冯国桢、杨杰、裘君牧、吴世宝、王天木等已经先在。
　　
　　 这时，丁默邨可能已经感到，李士群要乘机把王天木打倒，藉以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丁默邨要汪曼云进来和他一起支持王天木，勿使王天木陷于绝境。在许多人中间，发言最激烈的，首推林之江，林几度拔枪要杀王天木，说是替何天风、陈明楚“报仇”。都被人劝住了。话也是，当时开枪杀何天风、陈明楚的人，确是王天木的副官，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王天木虽一再说他副官开的枪，自己并不知道，甚至连自己也是被杀的目标。但在这场合下，谁也不敢对王表示信任或支持。再说，就是王天木鼓众人外出'白相’，差点把汪曼云也搭上。这王天木带头鼓动众人外出'白相’,这事本身就很可疑啊，要是这些人不外出到控制不了的地方，刺杀就无法得逞，所以鼓动外出本身会不会正就是'刺杀阴谋'的一部分呢？
　　
　　 这里，林之江的'义愤’值得议论。如果林之江是军统卧底的话，他此时可以'义愤’地一枪夺命，乘机搞掉王天木。因为此时的戴笠﹑陈恭澍估计也正有此意。
　　
　　 而如果林之江不是军统卧底，那他只是因先前在军统时受过王天木的气。
　　
　　 在76号内部的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一度，林之江被看作是站在丁默邨一边的。因为那时，丁默邨是76号前台老板。但后来，晴气庆胤明显地偏袒李士群，76号内部事务是李士群﹑叶吉卿夫妻说了算。他夫妻俩的话也更受晴气庆胤重视，而丁默邨的种种'改革方案’都被后台老板日本人搁置。林之江要表明自己是站在李士群立场上的。再说,进76号以来，李士群就没少在钞票上关照林之江,76号钱柜的钥匙从来就掌握在老板娘叶吉卿之手。林之江好财这点，是众所周知的。林之江下水落入76号，吃进的第一发'糖衣炮弹’，估计正是李士群提供的。
　　
　　 一段时间以来，丁默邨被中统女谍郑苹如迷得死去活来，肆无忌惮把'美女蛇’带进76号。为此，76号内李士群的班底无不乘机在背后说上几句,林之江也听在耳中。4天前，丁默邨在西皮里亚皮货店出洋相，差点死在女谍郑苹如手下。就是昨天，林之江奉李士群之命，扣押了郑苹如。很明显，丁默邨此时正处于颓势，而扳掉丁默邨由李士群主持76号，并不危及林之江的地位。李士群也依然需要林之江站在自己一边。当然，李士群也不是不知道林之江是反复小人。其实，在这汉奸成堆的76号魔窟中，又会有几个人具备正常人格的？
　　
　　
　　
　　 4天前，丁默邨在西皮里亚皮货店出洋相，差点死在女谍郑苹如手下。就是昨天，林之江奉李士群之命，扣押了郑苹如。很明显，丁默邨此时正处于颓势，而扳掉丁默邨由李士群主持76号，并不危及林之江的地位。
　　
　　 不想也正是天助人愿，丁默邨正因西皮里亚皮货店的洋相而抬不起头之际，这何天凤﹑陈明楚又被军统特务杀了。前面说过王天木和何天凤是汪伪肃清委员会的'和平救国军’正﹑副总指挥，正是丁默邨的台柱。眼下王天木又陷入不可自拔的疑案中，乘机拔掉王天木，就使丁默邨失去最后的支柱，这是李士群﹑叶吉卿的如意算盘。所以当议论纷纷之际，林之江就想乘乱一枪撩倒王天木，以划清自己与丁默邨的界线。虽举枪被阻，自己不是还有手铐吗？
　　
　　 看着一群人议论不息，无法得出结论，林之江倒有主意了。此时他决定先斩后奏，先把王天木拷起来，看有谁提出异议？
　　
　　 忽地，林之江从裤袋里掏出了一副手铐，猛向前一把铐住王天木。众人惊谔之下，鸦雀无声。无声就是同意。林之江将王关押在顶楼优待室，这还算是十分照顾的。
　　
　　 76号内的丁默邨﹑李士群互相利用而又互相争斗的局面十分微妙。
　　
　　 初创时期，李士群夫妻的确是费尽心机，拉汉奸集团为日本服务，花了大气力。李士群主动请来丁默邨，并让出第一把交椅，是情愿的。那时李士群想的只是抓山头内部的实权。但后来丁默邨利用76号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拉上周佛海，利用周佛海有山头的野心，互相利用，彼此勾结，很快，他两都得到好处。李士群处处都只是丁默邨的副手，心里又十分不甘，但李士群在76号内部的班底还有一定实力。日本看到了李士群与丁默邨之间的折衷微妙关系。要让走狗听话，有效的手段就是让走狗互相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影佐﹑犬养﹑晴气及以下的宪兵队分队长小队长时而偏向李士群。汪精卫也不满周佛海抓权，不愿意周佛海想独霸76号，从而汪精卫也拉拢李士群。这几方面因素就使李士群不知不觉之间，恢复了对丁默邨的优势。
　　
　　 不知为何，丁默邨形象在日本人眼中感觉不好。汪伪特工的后台老板晴气把丁默邨说成：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觉得他阴险冷酷的人。
　　
　　 日本特务驻沪最高机构'梅机关’的犬养健也形容丁默邨则是他接触过的人中容貌最难看的一个：
　　 此人身量五尺上下（也就是说丁默邨只有一米六五左右），也许是发育不全吧，不光是身量低矮，脸和手脚也都抽缩着。加之丁默邨患有肺病，多年未愈，时常低声咳嗽。而且，他脸色总是苍白，眼睛就像由于睡眠不足引起浮肿似的。他的体力好像受不了穿西服时的拘紧，他平时总是穿着舒服的中国式服装，爱低着头，自然少言寡语。我也一直没有看到过他的笑脸。
　　
　　 由于日本人及汪精卫的偏心，加上接连发生的丁默邨蜚闻及何天凤被杀，使李士群居于大为有利的地位上。如今再把'和平军总指挥王天木’扳掉，丁默邨的桩基又少了一批。
　　
　　 王天木被押后，李士群便出面宣布将这件案子交给马啸天处理。
　　 这下丁默邨哑口无言了。他知道自己在76号内的地位正一步步地被削弱。
　　 马啸天在审理时，发觉王天木的小老婆似也有嫌疑，于是也抓进了76号。那年代也一样，某个'贪官’露面，只要把他的姘头或小老婆的裙子和内裤用竹竿高高地挑起来给众人看，吸住大家的眼球，就一定把贪官的威风打下去九成。估计这对王天木也不例外。
　　
　　 王天木家里也经过一番搜索，并且还在上海的中国银行查到王天木小老婆的保险箱。在里面，抄出了一根金链条和金鸡心，揭开鸡心里面，嵌有王天木的一张照片，足见王的小老婆对王是一往情深的。于是又把王的照片挖出来，不意在王的照片下面，还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却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合拍的，女的固然是王天木的爱妾，而男的却是王的副官马河图。正就就是枪击何天风、陈明楚后逃逸的那个军统特务。
　　
　　 当王天木、冯国桢以及跟他们一起去的其它保镖，由76号派人把他们从兆丰总会带回时，何天风与陈明楚的两具尸首，也同时带回放在后门外的空地上。经过更衣打拌，洗清血渍，一重重收拾后，送到了康脑脱路（按：康定路）的'世界殡仪馆’里。
　　
　　 大敛的那一天，何、陈尸体并排在灵堂前。因为死人中的是左轮的开花铅弹，虽经化装，但中弹的脸部，呈青紫色。灵堂前穿孝服的倒也不少，连何的手下土匪'司令’丁锡三，李燮宇也都在内，其余大概都是何天风的徒子徒孙。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在怀里插上一支快慢机，好像进了强盗窝一样。这种杀气腾腾的景象是上海自有殡仪馆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汪曼云算是代表汪伪国民党去吊唁的，这时何天风的老婆与丁锡三、李燮宇等一伙人，都七嘴八舌要汪向丁默邨转言，要把王天木解来，向死者磕几个头，以消消何、陈家属与大家的冤气。
　　
　　 汪曼云觉得没法劝止大家，于是把何天风青帮的徒弟丁锡三、李燮宇两个拉到边角处，暗暗地对他俩说：
　　 别人都是感情冲动，我们应该理解.天风死后，你们两位就是全军的首长，怎能不顾大局，和他们一般见识?即或能做到让王天木到灵前来磕几个头，但有谁敢保证不会有人动手拔枪，到那时你们二位即要拦也无法拦的了。再说这件事，王天木究竟是否事先知情还没搞清。何、陈二人已为军统算计，别再中它的反间计，借我们之手来杀王天木。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能起哄的。也只有你们两位才能把这件事消弥于无形。纵然他们感情十分冲动，你们两位的命令，他们必然会服从的。
　　
　　 这两个人给汪曼云几顶高帽子一戴，果然把这事压了下去。
　　
　　 王天木被拘，何天风和陈明楚被杀，原来跟随何天风投敌的丁锡三当了伪'和平军’的总指挥。原系军统人员投敌分子谭文治取代了陈明楚的位子。谭文治是丁默邨的湖南老乡，1939年底刚投奔76号，原先任76号第一处副处长。自从谭自投靠76号后，谭文治所熟悉的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或为谭出卖抓进了76号，或为谭收买，做了76号的爪牙。
　　
　　 为除掉谭文治，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同样也收买了谭的副官作为内线，并派遣人员，寻找谭的踪迹，并侦得谭文治投敌后，家住大西路地丰路口附近（也就是如今延安路与乌鲁木齐北路交叉处）。
　　 阴历1939年冬天的一个中午，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的赵圣、陈默带着几个军统分子，突然来到谭家。谭的副官，不经通报，便直接把他们带进楼。一部分刺客把谭家佣人关进一间空房，在外面监视。在楼上与老婆一起吃中饭的谭文治忽然见到陌生人涌来，正放下饭碗问个究竟。来人即拔出无声手枪，开枪击毙谭文治。谭妻见状，忙拉住枪手不放，并大省哭喊。另一特务便抽出匕首，向谭妻刺去。谭妻中刀倒地而亡。
　　
　　
　　
　　 阴历1939年冬天的一个中午，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的赵圣、陈默带着几个军统分子，突然来到谭家。
　　
　　 76号特务为了报復，竟在牢中把军统上海区特务周锡良、徐寿新、余延智三人拉出枪毙。
　　
　　 就在76号枪毙军统特务周锡良、徐寿新、余延智三人的枪响后一天，仙乐斯舞厅大门口一声枪响，特工总部76号的第四处副处长钱人龙被仙乐斯舞厅大班枪杀。
　　
　　 钱人龙一脸大麻子，人们都习惯呼他钱麻子，反而把真名失传了。他父亲是法商电车公司的司机。他姑母，是法租界'白相人’，众人喊她“卢家湾小娘娘”，可见她在卢家湾一带是个名角。“卢家湾小娘娘”本是开茶馆的'茶壶嫂’，后来嫁给总巡捕房的法籍捕头RAUSSE。凭借丈夫的势力，“卢家湾小娘娘”飞扬跋扈一方。
　　
　　 顺便提一下：这'白相人’是指旧上海滩一种不务正业，整日无所事事的'闲人’。上海话'白相’是指'玩’，'白相人’是指以'玩’为职业的人。
　　
　　 钱人龙因姑母的关系，进了法国人办的中法学堂。毕业后，便通过他姑丈RAUSSE，进了法巡捕房充当翻译。他虽已披上了一张老虎皮，还觉得在'白相人地界’兜不转，于是又拜杜月笙做先生。他利用这些势力为靠山，在法租界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不久他又升当强盗班的督察长。这样一来，钱人龙更肆无忌惮了。但终于因为欺诈太凶，连他的法国姑丈也无法再为他庇护，结果被撤了职。
　　
　　 这时，钱人龙就找上76号，勾搭上了关系，充任76号第四处副处长。
　　 76号第四处的工作对象，原本是英法两租界。处长潘达，以及潘手下的戴昌龄、宋源、孙绍北等，原都是英租界的特别巡捕。钱人龙来了，正好补上法租界的空白，于是便让钱人龙专门负责法租界捕房方面的联络，藉以刺探在法租界内的抗日人士的活动，及中统、军统特务的情报，以便76号阴谋对付。所以，法租界内所发生的几件特务凶杀案子，都与钱有关。
　　
　　 钱人龙游手好闲成习惯。手里有的是平日里敲诈勒索来的钱，所以在上海租界里，各种白相场所，都有他的踪迹。每晚不是歌场，便是舞厅。1939年冬这一晚，钱人龙与他的第四处处长潘达一起从静安寺路仙乐斯舞厅玩够了出来时，就被人开枪打死了。
　　
　　 原来开枪的就是这个舞厅的大班盛昌富。盛和他的老婆陈清，都是军统人员。盛利用舞女大班的公开职务，经常在注意常来的几个汉奸舞客，并在暗中做了准备，把枪支预先携入舞厅，藏于隐蔽之处。这天，他看到钱人龙与潘达舞兴阑珊，踉跄出去，便持枪蹑踪其后。一见到他俩走到舞场门外的台阶时，盛便举枪射击，钱即应声倒毙。
　　
　　 当枪声响时，在台阶前守候各自主人的汽车司机，闻声把视线集中到枪声响处，看到开枪的是这舞厅的大班盛昌富。这些司机都认识他。因此司机们不约而同地喊着：
　　 小盛!小盛!
　　 此时，盛昌富离开仙乐斯大门已有一段距离，开枪后既然已被人发觉，生怕脱不了身，便不及再开第二枪去打潘达。盛昌富与潘达各自仓皇逃命。盛昌富怀枪逃出了仙乐斯后不敢回到家，夫妻俩连夜外逃，第二天逃到敌后的皖南屯溪，再转回重庆。
　　
　　 钱人龙被击毙后，尸体当晚由捕房送斐伦路（Fearon Road ，如今九龙路）验尸所，经验尸后，由家属领回草草入殓。
　　
　　 这几天，上海是枪声连连，到场杀声一片。
　　
　　 几天后，就是1940年，王天木被押往南京监狱。
　　 这次王天木没有死,表面是说,因为王天木落在后面,听到枪响就躲起来,从而逃得一命。但更可能是副官马河图等人不忍下手而有意放过他。岂止是马河图，就是幕后策划的吴安之也是如此，他原本是布置马河图等人要挟持王天木反正的。
　　
　　 王天木被关一年多之后，又因出卖KMT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而被汪伪释放，重新到华北地区当伪特头目。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派吴安之、白世维去北平、天津进行“接收”。
　　 这吴安之、白世维悄然助王天木外逃。结果王天木逃脱了军统的处罚。
　　 白世维与吴安之、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一样，原来都是王天木的属下，白世维就是当年按王天木指点，一枪毙杀军阀张敬尧的那位枪手。
　　 由此可见，平安夜这天王天木之所以没有吃子弹，决非他机智或运气好，也不仅是马河图枪下留情，而是吴安之故意放水。军统的特务们搞阳奉阴违那套，看来也是家常便饭。
　　
(续)
　　
　　八 刘戈青逃出虎口
　　
　　 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李士群将刘戈青转到了南京宁海路25号敌伪特务监狱，想关他一段时间，以观后效。
　　
　　 李士群认为军统之所以杀何天风和陈明楚二人，全因刘戈青的同伙为报仇而采取的报复行动。死一个陈明楚他不心疼，如果刘戈青被救出去，那就前功尽弃了。于是，他想把刘戈青送到日本去，还可以造舆论说是刘戈青已经投靠了日本人，让戴笠死心。如果刘戈青真的到日本参观受训后，说不定真能投到自己手下呢。他正准备去看守所说服刘戈青赴日，突然传来刘戈青在狱中险些被打死的消息。
　　
　　 南京看守所的敌伪特务不知道李士群对刘戈青另眼相看，将刘作为普通犯人对待，对他也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
　　
　　 一天中午放风时，刘戈青随着其他犯人往外走. 因为人多门窄，走得很慢，正巧看守所所长急着出去，就狠狠地推了一把前面的刘戈青，并骂骂咧咧地催促:
　　 快走，怎么慢得像死猪似的。
　　
　　 刘戈青看着他也不顺眼，瞪着肥胖的看守所所长:
　　 咱俩到底谁像死猪?前面走不快，我怎么能走快?
　　
　　 这句话正戳到看守所所长的痛处，他大怒:
　　 嘿!你小子还敢顶嘴?来人，把他带到办公室去。
　　 两名看守把刘戈青带进办公室，刚刚进门，看守所所长就抡胳膊、挽袖子走了过来:
　　 你这个重庆政府的走狗!老子让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刘戈青当然清楚他要干什么，等他一走近，还未来得及出手，就照准所长的面门猛地一拳打去，还破口大骂:
　　 打你这个日本走狗，汉奸王八蛋!
　　 看守所所长万万没料到，一个死囚犯竟然敢对自己动手，自己猝不及防，被打得鼻血直流，门牙飞落，噘咧着往后退了好几步还停不住，身子重重地摔倒在地。这所长大人岂吞得下这股恶气，忍痛爬起来，咆哮如雷地跺着脚。其他的看守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把刘戈青打得遍体鳞伤。
　　 李士群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驱车赶到看守所，对看守所所长大发雷霆，责骂他不懂得配合他做感化工作，险些坏了他的计划。命令马上将刘戈青送进优待监房，请医生为其治疗。
　　
　　 等刘戈青伤势稍有好转，李士群便到病房探视:
　　 刘先生，听到你被打的消息，我很气愤，已经教训过他们，替你出了口气。不过，总待在这种地方，难免会有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我远在上海，也鞭长莫及啊。不如这样，我送你去日本看看，散散心，这对你会有好处的，你意下如何?
　　
　　 关在看守所里绝无逃走的可能，若借机答应去日本，说不定倒有机会。于是，刘戈青假装懊悔:
　　 李先生对我好，我当然知道。这地方也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我一天也不愿意待了。我愿意听从李先生的安排，去日本看看。
　　
　　 不过，刘戈青提出要求是立即释放陆谛。
　　 听到刘戈青的允诺，李士群很高兴，同意释放陆谛，同时亲自交代看守所所长，要好生对待刘先生，不可有丝毫怠慢。他还给了刘戈青一笔钱，让刘戈青缺啥买啥，别委屈自己。自己则迅速返回上海，为刘戈青办理去日本的手续。
　　

刘戈青当然清楚他要干什么，等他一走近，还未来得及出手，就照准所长的面门猛地一拳打去，还破口大骂:
打你这个日本走狗，汉奸王八蛋!

刘戈青要去日本“镀金”的消息在看守所中不胫而走。整个看守所上至所长、下至伙夫都知道了，还清楚刘戈青是李士群赏识的人。要是他从日本“镀金”回来，说不定会成为李士群的红人。看守所的那些人都一反过去凶神恶煞的样子，拍马溜须还惟恐不及，谁还敢得罪他呢？

看守所把刘戈青的监禁点从牢房转到了福利社，还常常邀他一起外出洗澡、下馆子、上舞厅。每次外出，刘戈青都主动掏钱付账，看守们更是乐得沾光。
后来看守们放松了戒备，索性将刘戈青邀出去后，就各玩各的，最后约定一个地方会合，对他毫无防范之心。

尽管如此，刘戈青还是觉得逃走的胜算不大。他觉得，万一半路上有巡警、宪兵盘查，会有麻烦的，想要顺当地逃离，就得弄一张'良民证’。

但怎么才能弄到'良民证’呢?
一天，刘戈青和看守们去逛街。等看守们都进了舞厅，刘戈青就借口说要去理发，独自一人离开了。看到两个伪警迎面而来，刘戈青故意似躲非躲，装出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伪巡警觉得他形迹可疑，就拦住盘查:
喂!站住，你的良民证呢?
刘戈青低声嗫嚅道:
我……我没有良民证。
没有良民证?你是干什么的?
　　 巡警追问。
　　 我……
　　 快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在监狱……
　　 监狱?逃犯?你是逃犯!
　　 巡警一下将他抓了起来。刘戈青故意不反抗，也不申辩，任由巡警将他押回警察局。经审讯，警察局给看守所打电话.看守所所长说明刘戈青的来头后，他马上被巡警恭恭敬敬地送回看守所。
　　
　　 那次以后，再有看守带他出去，他总是说不敢去，怕再遇上麻烦。后来，看守们竟然主动给他弄了张良民证，只叮嘱了一句:
　　 这张'良民证’只在城里有效，出了城就不管用了。
　　
　　 刘戈青有了这张'良民证’，从此就开始盘算如何逃离。但她不清楚下关火车站是个什么情形。正好有一天，一位科长的太太从上海过来，刘戈青参加宴会，还顺道到下关火车站去欢送。于是他摸清了，出城到下关，并无障碍。同时还将火车时刻表和关卡检查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1940年6月20日，他觉得逃走的机会已经成熟，利用和看守们一起外出洗澡的机会，借口买东西，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看守们洗完澡在约定的地点没等到人，才开始追查，此时他已经到了上海。到上海，刘戈青未敢耽搁，第二天坐船去香港，再飞往重庆。
　　
　　 戴笠见刘戈青脱险，非常高兴，就在曾家岩公馆请他吃饭，亲自听取刘戈青的汇报。汇报完毕，刘戈青表示要给李士群写封信。戴笠同意了。刘戈青当面给李士群去信一封。
　　
　　 刘戈青给李士群信内容如下：
　　 士群先生大鉴：
　　 天涯知遇，至感平生。此次匆匆南下，未克趋辕叩辞，至今引以为憾。此举无他，盖大丈夫言必有信，行必有果，是乃南归请罪，静候上级处分。先生爱我，伺国事安宁后，自当图报于他日，盖此并候俪安！
　　 亡友明楚兄遗族，当设法照料，免介。
　　
　　 刘戈青后来被派到缅甸﹑印度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进，刘戈青又被派到新加坡等地。陆谛在被释放后，辗转到重庆，被吸收入军统，到息烽训练班训练之后，被派到新嘉坡协助刘戈青工作。1958年，厦门市还住着一位名叫刘建寅的老先生.老刘是统战对象，台盟厦门支部领导成员。是否仅仅是与刘戈青的父亲正巧同名同姓，还有相同的从台湾回厦门的经历？不得而知。
　　
　　　 队友谭宝义和平福昌两人自1939年11月8日，再次被法租界工董局警务处送交日本宪兵队关押。就在刘戈青安全脱险的9天之前，两人被日本宪兵队枪杀。　
　　
　　
　　 第七章 中统的女特工们
　　
　　 一 中统苏沪区特务纷纷落水
　　
　　
　　 1940年1月15日,大汉奸俞叶封被击毙。
　　 俞叶封原籍浙江杭州，他在上海帮派的地位仅次于杜﹑黄﹑张三大亨。813抗战后，俞叶封跟随张啸林投靠日本，为日军搜购军需物资，是一个犯有资敌罪的经济汉奸，军统于是决定将其刺杀。1938年6月24日，军统策划了对他的第一次暗杀，但没能成功。特工们不放弃努力,在继续跟踪追击中发现俞叶封爱听戏。针对他的这一爱好，特工们策划了对他新的的暗杀计划。1940年1月15日晚上8时，在公共租界牛庄路的更新舞台花楼，一个化装成观众的军统特工人员从腋下伸出手枪,开枪将俞叶封击伤。俞被送至仁济医院后不治身亡。
　　
　　 紧跟着，76号特务马上实施报复。
　　 1940年2月，沪西中山路边的荒地上，一阵枪响，76号特务林之江又开枪杀了一个人。不过，这次死的是个女人，而且还是个美女。死者叫郑萍如，年仅22岁。
　　
　　 都说郑萍如是中统特务。可是郑苹如死后本应得到中统方面的高度回应，本应得到赞誉，但结果得到的却是一片沉默。
　　
　　 一个为消灭76号魔鬼而英勇献身的女性，就这样默默的死去。
　　 这事，引发人们对中统的疑问。
　　 我们回头追述一下上海和江苏的中统机构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被日伪汉奸破坏的情况。
　　
　　 曾经作为党国最大的谍报机构，中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实不足令人恭维。难怪老蒋越来越重视戴笠而渐渐疏远了徐恩曾。
　　
　　 两个特务机构的差异，取决于它们面临抗日战争的暴发而采取的对策的差异。军统是利用国人抗战的激情，趁机大量吸收年轻人，到处办训练班，灌输仁智礼信义一套，让这批年轻人以为为党国牺牲就是爱国的思想。虽然其中不乏狡诈的野心家，但他们之中的确有一批敢冒险敢牺牲的有为青年，他们是一支生力军。
　　
　　 而中统却死死抱着一个臃肿的特务机构。这批特务老辣阴险，但他们组织焕散，机构松懈。彼此勾心斗角，毫无爱国激情。许多人贪生怕死，甚至率先走上卖国求荣的道路。只有几个年轻的成员才替他们挽回一些面子。
　　
　　 在1939年，76号的首要分子李士群﹑丁默邨﹑唐惠民﹑茅子明、马啸天﹑杨杰﹑苏成德﹑翦建午和最早与李士群勾结的汪曼云﹑章正范等等无一不是C.C.派的特务。也就是说，他们正就是来自中统。他们本就是中统内部离心离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是'主动汉奸’。这里讲的'主动汉奸’是指那些不受任何外来威吓的情况下主动进行危害国家民族的犯罪勾当。相对于'主动汉奸’的'被动汉奸’是指意志不坚定者，受不住折磨而屈服当了汉奸的。当然，当汉奸同样是可恶的，但'主动汉奸’尤其可恨。
　　
　　 我们前面指出过，李士群在1938年秋冬，就把原中统分子唐惠民﹑茅子明、马啸天﹑杨杰﹑翦建午﹑章正范及丁默邨拉进了大西路67号的间谍窝，形成76的最初班底。由于此时上海市党部因窃居委员高位的汉奸份子汪曼云﹑蔡洪田﹑黄香谷的叛变而瘫痪，中统上海和江苏的机构遭严重破坏。
　　
　　 1939年夏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行动总队队长及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苏成德又带着手下的三员大将童国忠、潘元恺、刘炳元叛变投敌，进了汉奸特务组织76号，一起做了汉奸。前面讲过，苏成德与李士群都是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志，他与丁默邨﹑李士群﹑叶吉卿一样都是中共叛徒，他们彼此狼狈为奸就不希奇了。再说，苏成德可算是李士群的救命恩人，他们自然是'一家亲’。
　　
　　 苏成德向李士群交出了中统局苏沪区的重要线索。李士群以马啸天与苏成德过去是旧同事，于是招来马啸天，在76号的高洋房会客室共同商议，决定由马啸天配合苏成德，逮捕了苏成德的前任，中统苏沪区副区长胡均鹤。胡均鹤，这位原来的团中央书记再次叛变当了汉奸，后来一直是李士群的主要帮手。
　　
　　 就这样，胡均鹤﹑苏成德﹑马啸天联手，根据各自熟悉的关系，开展攻势，破坏了上海和江苏的中统机构。
　　
　　 1939年9月，中统苏沪区特务姚筠伯、石林森、王阆仙、闵春华等在76号的攻势下，先后投降。
　　 闵春华的投降，又使一批中统局苏沪区的中层骨干被捕落水。
　　 中统局苏沪区总务科科长陈鋆寄住在法租界自来大街一爿叫仁记的小客栈里。这消息就是闵春华提供的。得到这消息，马啸天接到了逮捕陈鋆的任务。
　　
　　 以下就是根据马啸天的回述，勾理出当时抓陈鋆进76号的过程：
　　 马啸天与陈鋆是老相识，而且同为洪帮弟兄。出发诱捕陈鋆时，马啸天带了陈中芳、耿剑青、邬培尧三个人，按地址找到了化名为苏鉴吾的陈鋆。
　　
　　 马啸天便叫余人等在外面守候，自己单身去看陈鋆。
　　 当马啸天敲开房门时，陈鋆的老婆正在房里烧饭。她见是来了熟人，便招呼坐下谈话。她以为马啸天还是中统同僚，全然不知他已是汉奸。
　　
　　
　　
　　 当马啸天敲开房门时，陈鋆的老婆正在房里烧饭。她见是来了熟人，便招呼坐下谈话。她以为马啸天还是中统同僚，全然不知他已是汉奸。
　　 马啸天说是要约陈鋆到外面说话，陈夫妇又殷勤邀马吃了饭再去。
　　 马啸天说：
　　 外面去吃不是一样吗?
　　 于是陈鋆随马啸天出小客栈，坐上了等在门外的汽车。而同来的陈中芳等三人则坐上另一辆汽车，跟在后面，一下子就开进了76号。
　　 车子一停，陈鋆一看苗头不对，便问：
　　 马大哥，这是怎么一回事?
　　 马说：
　　 说说谈谈嘛，没事的，一切我负责任。
　　 于是陈鋆便一声不响，跟着马进了高洋房的会客室。
　　 马啸天说：
　　 老弟，大家都来了，咱们老弟兄，我不能看你单个儿在外面啊!
　　 这分明是绑架，却还说成是一番好意。
　　
　　 此时陈鋆啼笑皆非。但也意识到，既到了这里，非落水不可了，于是随答了
　　"好!好!好!"三个字。似是满肚子的委曲，却又无可奈何。
　　 马啸天不管他的含义怎样，便抢口道：
　　 老弟这样很爽快，那我就请李先生来和你见面。
　　 也不管陈鋆是否同意，就把李士群邀进了会客室，与陈见面。
　　 于是 “圆满”解决。
　　 在这个环境与气氛下，陈鋆表示愿意参加76号组织。这样,丁默邨也来见了面。接着就在大菜间里，由马啸天招待着胡乱吃了一顿中饭，时间已经下午一点多了。
　　
　　 饭后，李士群送了500块钱给陈鋆，并说为了陈的安全，必须马上搬出客栈。
　　 仍由马啸天陪着陈鋆在湖北路大新街梁溪旅馆化名陈吾开了一个房间，把家眷安置进去。最后安置到极司菲尔路38号的大洋房里。这区区500元，就是投身76号的卖身钱。
　　
　　 闵春华投降76号的事，中统局苏沪区的总交通庄鹤也一点不知道。
　　 庄鹤真名陈一帆，是杭州人，当中统局苏沪区的总交通前，就是中统上海区的交通。
　　 对于特务机构来说，这'交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是处于地下工作状态。而总交通的重要性则更不用说了。于是76号就叫闵春华去做庄的工作。闵春华隐瞒已叛变的事实，依然按原中统的联络方式，约庄鹤在下午5时到六马路格致中学对面等候。约定让庄鹤头戴呢帽，手持报纸为标志。说是这样一来，便会有人来和他联系的。
　　 这约定地点六马路什么地方呢？一般上海人会知道旧上海的大马路指南京东路，而四马路指福州路。但其余各条就弄不清了。其实，这几条编号马路就是南京路以南与之平行的街道。其中六妈路就是如今黄浦区的北海路。其余的二马路﹑三马路和五马路分别指九江路﹑汉口路和广东路。
　　
　　 庄鹤见是老搭子闵春华来联络的，不疑有虞，便依约前往。
　　 76号派出周元龙、耿剑青两个人，由闵春华带领，到达上述地点。这时正是下午五时，天已昏暗，路灯也亮了，远远望见庄鹤已守候在那里。闵春华在暗中向周、耿指点交代后，便自退去。由周元龙、耿剑青二人上去答话，把庄骗上停在附近的汽车里，直开到了极司菲尔路38号钱家巷，那地址自然是76号的近邻。新近投降76号的陈鋆，就被安置在此。
　　 汽车开进38号时，苏成德已等候在那里。庄鹤蓦地看到苏成德，不由得为之一怔。老上司苏成德投76号当汉奸的事，庄鹤是知道的。现在突然出现在跟前，知道自己上了大当。
　　 好在两人原系熟人，彼此并不陌生，一时惊慌过后，马上便镇定下来。等到苏成德招呼坐下来谈话时，庄鹤已恢复平静。苏成德与他谈话还没有结束，早已等在陈鋆房里的李士群、马啸天以及陈鋆也都走过来，庄鹤一看不仅都是熟人，而且都是他的“上司”。似乎倒反而有些他乡遇故知之感。
　　
　　 等苏成德把话讲停，也不等马啸天等开口，庄鹤便说：
　　 既然几位老上司已经先来了，我还有什么说的？你们咋说，我就咋办好了。
　　大家听了便异口同声地说：
　　 老庄爽快!老庄爽快!
　　 这重复两遍的同一句话,不知是对庄鹤的称赞呢，还是自我解嘲?
　　
　　 众奸听了便异口同声地说：
　　 老庄爽快!老庄爽快!
　　
　　 这里讲的仅是中统分子被出卖而遭逮捕最后落水的两起例子而已。
　　 有关日伪利用汉奸作内线，大肆逮捕抗日人士的情况，当时层出不穷，屡见报端。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１日的《申报》就有一则引述《大美晚报》的实况报道。
　　
　　 《申报》该日的报道如下：
　　 （标题）
　　 福来饭店内，日人架走五华人，五人中有姜豪、苏亮如等，显系亲日分子出卖其友，警务处得讯派员往查时已经不及
　　 （内容）
　　 英文《大美晚报》云：据今日透露，昨日午后未几，有持械日人约十名，由两华人导之，分乘悬有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至广西路一五九号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架走华人五名，大约被架往虹口日军总司令部。闻诸可靠方面，此五华人中有（一）上海新生活运动指导员姜豪；（二）浦东游击队总参谋苏亮如；（三）宝山县长陈家谟，系江苏省府委任，暗图消灭仅在该小城内办事之日方宝山县长及在主要公路上巡逻之日军；（四）前江湾商团团长吴垂莹，其他两华人之名，未能确知。
　　 惟一般人均疑其中之一为亲日者流，以其四友人出卖与日当局。日方设计逮捕，并未通知公共租界警务处，迨日人将五华人分两次架走后，警务处始得实系持械绑架之消息。被绑架中之四人，于十二时前不久，赴该饭店，入隔日电话预定之四号房间，众信此四人中之一，即系亲日分子，诱其友人入榖，彼等方进咖喱鸡饭店时，即有日人约十名，分乘悬有蛋形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驶抵该地，西崽欲导彼等入空餐室时，诸日人不发一语，径登楼上，隔门帘向各室窥视。西崽以为彼等探望友人，故不起疑窦，数分钟后，即有两华人与彼等交谈，并导入第四号房间，闻日人入室时，均执手枪，然后将室中诸人加以手铐而出，但西仔〔崽〕犹未知彼等乃被架走，盖手铐为长袖所遮，而日人亦已藏枪袋中也。被架华人，未加反抗，随戴黑眼镜之华人一名而行，拥入汽车，运行驶走。但有二日人，仍返四号房间，约二十分钟后，即午后一时三十分许，另一华人，入该饭店，不知二十分钟前发生之事，而投入罗网，遂亦被捕，两日人当饭店雇员之前，将该华人曳出。迨立即报告警务处，但警卫人员到达过迟，该第五华人大约亦被架往虹口矣。
　　
　　 登在三十年代末报纸上的这段夹生'白话文’，显得有点生涩，如今读起来还是相当吃力。
　　 不过，当时原汁原味的实况报道，远比如今充斥电视屏幕的秘密恐怖镜头更逼真。
　　 注意，报道中提到的宝山县长陈家谟是江苏抗日政府委任的。按其中的叙述，陈家谟是计划消灭伪宝山县长和路上招摇过市的日军，不意先遭毒手。文中的'西崽’，系指饭店中的西式装束的服务员。
　　 自苏成德将中统苏沪区全部组织人员交給76号后，苏成德与马啸天、石林森等一道，将胡均鹤、陈鋆、童国忠、庄鹤、姜志豪、邓达谧、宋建中、刘慧（女）、黄有成、方新吾、费克光等四十余中统特务全部捕获，仅只有是中统苏沪区长徐兆麟和财务蔡均平二人逃脱。这上海和江苏的中统机构就是这样被76号蚕食瓦解，中统苏沪区全面瘫痪。区长徐兆麟只身逃到重庆后，就被中统局关押起来。
　　
　　 如果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处理失街亭的角度来看问题，徐兆麟受的处分或许还算是轻的了。当年马謖仅因丢了街亭那样一个渺无人烟的区区山口，就被砍了脑袋。而徐兆麟丢失的是上海和江苏的基地！坐五年牢，并不冤他。
　　 当然，徐兆麟1945年出狱后，能不屈不饶为牺牲的'同志’讨公道。这点，历史也不忘对他作了记录。
　　
　　
　　
　　
　　 二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重建
　　
　　
　　
　　 中统苏沪区全面瘫痪之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在瓦解中。
　　 吴开先是国民党中委及组织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党部书记。8.13后，吴开先离开上海到了重庆，而由吴开先提名的市党部主任委员童行白和到上海指导党务的中央委员郑亦同经不起76号的恐吓，先后开溜了。于是，1939年5月汪精卫到上海后，市党部委员员汪曼云、蔡洪田、凌宪文、黄香谷等人踢开市党部，既勾结汪精卫﹑周佛海，又与丁默邨﹑李士群狼狈为奸。
　　
　　 这汪曼云，我们前面已说过，他上串下跳，最早串通了李士群和丁默邨，也是他最早勾结了周佛海，并两头填表参加汪伪和特务机构。
　　 蔡洪田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原是主持上海市党部的党务工作。1939年已暗投汪精卫。
　　 黄香谷原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科主任。1939年夏，他也暗中投靠汪精卫。
　　 黄香谷父亲黄濬（又作黄浚）原本就是汪精卫亲信。1932年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黄濬任行政院秘书。1937年抗战爆发后因向日本特务机关出卖了多起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重要情报，造成战争局面的严重危机。黄浚和他的另一个儿子黄晟以通敌罪被处决。破获汉奸分子黄浚间谍案的过程，我们留到后面介绍消灭日本女谍'帝国之花’那一节再作详细讨论。
　　
　　 凌宪文原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社會部副部長，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他也是主动勾结汪集团而叛变。
　　 顾继武是潘公展的助手，老牌特务，与76号的头子丁默邨早有勾结。
　　
　　 在这些人的带头破坏下，上海市党部全面瘫痪，许多人进了汪伪集团或76号。
　　 汪曼云、蔡洪田、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五人不久后都当上了汪党中央委员。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及中统苏沪区分崩离析，各党部委员及中通骨干纷纷投入汉奸队伍。不投靠的也多数被出卖而招逮捕遇害。接着军统上海区遭破坏。
　　
　　 这种情况下，上海的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及中统苏沪区的腐败无能，同时也向蒋介石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
　　
　　 蒋介石为了摆脱这种压力，同时也不甘心上海的地盘被汪精卫抢去，便找来陈立夫，责成他务必重建国民党在上海的机构。陈立夫当场请准，授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以国民党“中央代表”名义，秘密潜赴上海，收拾残局。吴开先此时还兼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职务。由于他先前是上海的党部主任委员，上海市党部如此不堪一击，他当然责任重大。
　　
　　 此时，上海虽说沦陷，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还掌握在英美法等国手中，形成了'孤岛’。英美法还依然承认蒋介石政府，而蒋介石抗战政府在'孤岛’还有巨大经济和金融利益，也控制着'孤岛’的民心和舆论。吴开先就是要到这个'孤岛’落户。
　　
　　 吴开先随身携带蒋介石致虞洽卿等５人的问候函件及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上海银行界领袖李馥荪、秦润卿等的私函十余封，单枪匹马，悄然出发。
　　 吴开先去上海只能走控制在英法手里的通道：
　　 即从重庆经昆明、河内，抵香港，再从香港到上海。
　　 吴开先一到香港，便专程拜访杜月笙。
　　 此时，杜月笙坐镇香港。他通过香港与上海间专设的电台，时刻掌握上海的情况。因此他对上海了如指掌。
　　 同时，这杜大官人在香港世面也一步步做大。原先杜公馆设在九龙，而香港的经济信息中心却在港岛上，因而来往港岛要过海，十分不便。杜月笙便在香港告罗士打饭店租下了 705 号房间，由秘书翁左青、胡叙五常驻。他则每天午后，来这里晤客会友。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等人就是其座上常客。因为来往客人多，705 号房间不够用，告罗士打饭店八楼咖啡座实际上变成了他的大会客厅。在这里，杜月笙通过各种关系，又编织起了一张无形的网。这张网成为国民党政府与上海等沦陷区联系的重要渠道之一。
　　　 杜月笙杜大官人在此接待了老朋友吴开先。他爽气地包下吴开先的行程：
　　 你所携带的文件和密码，统统交给我，由我指派妥人代你秘密运进上海。另外，我再写信给黄老板和金廷荪，你到上海后，请他们两位出面，把你所需要探望的人，全部请到金廷荪的公馆，一顿饭吃下来，事体也谈成功了。
　　
　　 杜月笙话中提到的黄老板自然是指黄金荣。而金廷荪就是著名的“金牙齿阿三”，他是黄金大戏院老板，上海闻人。金廷荪产业涉及医院、纺织、金融、五金等。
　　 杜月笙又代吴开先安排好了去上海的路线，避过日本军警盘查和日伪特务的跟踪。当吴开先乘坐的英国客轮驰抵黄浦江时，一艘汽艇趁着浓黑夜色的掩护，悄悄靠了上来。原来杜公馆管家万墨林早已接到杜月笙的通知，带着若干保镖来接吴开先了。通过万墨林汽艇的驳接，可以避免在码头上下船时遭遇日本便衣宪兵和76号特务的突然绑架。
　　
　　 万墨林将吴开先接到预先给他安排好的住处。并给他提供了自备汽车。
　　
　　
　　
　　 吴开先在上海呆了一段世间后，工作没有进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原来在上海的一批重要骨干，逃走的逃走，投敌的投敌，更有被抓被杀的，其余也大多数当了缩头乌龟，整个组织基本垮台了。而其他系统的人员，如军统特务和帮会势力又不买吴开先的账。为此，吴开先只好回重庆请示。
　　
　　 回重庆同样要走英法控制的通道：上海—香港—河内---重庆。
　　 途中，吴开先再次拜会杜月笙，倾诉上述苦恼。
　　 杜月笙正想参照1937年813的情形，想让重庆方面同意，再次把上海的各种势力统一于自己名下。因此乘机建议：
　　 上海孤岛很重要，它是日本人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不拿在手里，就要被日本人吞掉。开先兄独来独往，责任重大，很难保证安全。我认为上海应该有个由蒋委员长直接领导的组织，这样一来，上层有力，上海有底，就能开花结果。
　　 杜月笙还说:
　　 中央各部院经常派人去上海，但各有各的任务，各做各的事，见面可能都不认识。这种做法，用人多、用钱多、 用气力多，却收不到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的效果。开兄回重庆，可以建议中央，设一个总的机构，全盘负责上海的工作。人员不妨大家都派，有了事情大家一道做。
　　
　　 这位从社会底层磨练出来的大亨，看问题的目光果然比政客党棍们远大。
　　
　　 吴开先明白杜月笙的心思，也清楚要去上海活动离不开这位大亨。于是一回重庆，吴开先把杜月笙的意见面禀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决定成立“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工作要点是劝导金融工商界、技术工人、学生、青年到后方来，增加抗战力量，告诫留沪者勿与敌伪合作，并应在经济上对后方大力支持等等。
　　
　　 为凑合“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的班子，陈立夫、吴开先分别出面征求了吴铁城及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等人的意见，提出了成员的初步名单。名单包括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时任国民党财政部次长的俞鸿钧，军统局头子戴笠，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经常充当蒋介石军事代表的蒋伯诚，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朱家骅系统的三青团骨干吴绍澍，以及吴开先、杜月笙。这名单，基本参照了1937年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委员所代表的身份。
　　
　　 对这一初步名单，吴开先不满意，担心俞鸿钧被指定为主任委员，将给他带来诸多不便。因此，主张沦陷区地下组织与公开组织性质不同，人数宜少不宜多；而俞鸿钧、王晓籁又不能离开重庆，以不参加为宜。所以到最后决定时，去掉了俞鸿钧、王晓籁两人，剩下五人: 杜月笙、戴笠、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五人中，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重庆，吴绍澍则在上海秘密筹组三青团，吴开先来往于重庆上海之间。蒋伯诚原在重庆，有一娇妾留在上海，便乘吴开先告假回渝之际，请命去沪。因此，吴开先在重庆期间，蒋伯诚便动身去沪。与吴开先轮转交替。
　　
　　　　“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其余四个委员，与杜月笙都有些特殊关系。戴笠是杜月笙的拜把兄弟，蒋伯诚是杜月笙的玩场知已， 吴绍澍是杜月笙的“学生”。吴开先考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上海工商界的影响比不上杜月笙。他的个人信用，也远不及杜月笙，就是在国民党内各派 系间他也不如杜月笙兜得转。同时，他明了杜月笙是个领袖欲很强的人，不甘居人之下。因此，力主五人中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这一意见得到戴笠支持，陈立夫也表同意，最后经蒋介石批准，决定派杜月笙担任这个由国民党、 三青团、中统，军统、帮会势力凑合而成的“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为此，吴开先专程去香港，向杜月笙传达了蒋介石的口信：
　　 上海的阵地是不能丢失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多偏劳了。
　　 杜月笙听到又要他担任主任委员的决定后，曾问蒋伯诚：
　　 主任委员是什么级的官？
　　 蒋伯诚说得很有意思：
　　 要论级么， 是见官高一级，因为主任委员是委员的头子。要问有多大么，比上海市长还大， 因为市长管不了当地的党和团。要讲阔么，比行政院各部部长还阔，因为部长最怕的是特工，而你则在特工首脑之上。
　　
　　 杜月笙听后哈哈大笑。
　　　　从这以后，杜月笙才向吴开先介绍了他安插在上海的主要人物。
　　 一个是徐采丞，此人是杜月笙对外联系的负责人。所谓对外联系，主要是与日本方面联系。我们一开头就提到徐采丞劝告唐绍仪离开上海，离开日伪包围的事。
　　
　　 徐采丞原来是跟随《申报》老板史量才的。史量才被刺身亡，他便周旋于杜月笙与钱新之之间。他开办的民生纱厂，一度濒于倒闭，后求助于杜月笙，结果非但没有倒闭，反而赚了不少钱。因此，他对杜月笙感恩戴德，甘心为其所用。上海沦陷后，上海地方协会主要人物大多离开上海，徐采丞以会员身份接任总干事职务，留在上海，并设法和日本“兴亚院”拉上了关系。“兴亚院”是日本新设的机构，任务是“加强管理中国事务”，下设政治、经济、联络等部， 分支机构遍布当时的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等沦陷区。所有的汉奸组织，都要接受“兴亚院”和日本军部的双层监督。就是说，是日本在华最上一层的特务机构。日本认为徐采丞有杜月笙为背景，是与国民党政府联系的重要桥梁，对他兴趣颇大。所以徐采丞不但没有人生安全之虞，反而经“兴亚院”介绍，他还结识了日本海军、陆军、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如川本等。正由于这些关系，徐采丞才能安然留在上海，并成为杜月笙对外联系的负责人。
　　
　
　　
　　 杜月笙对内联系的负责人是万墨林。他是杜的表弟、总管家。所谓对内联系是指与军统特务、各游杂部队驻沪人员、杜门弟子及租界巡捕警探等的联系。
　　　　向吴开先介绍了这两人及两人所掌握的关系后，杜月笙还派人去上海关照徐采丞、万墨林两人以后要对吴开先的工作采取合作态度。并通知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张季先为吴开先的工作提供便利。张季先曾是杜公馆的清客，与法国驻沪总领事交情甚好。
　　
　　　　经过这番安排，吴开先和当时逗留在香港的蒋伯诚一起到了上海。他们向在沪的吴绍澍、徐采丞、万墨林等传达了“上海统一委员会”的组织经过， 并指定万墨林任总交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冯有真、中统驻沪代表陆鸿勋、吴开先的表兄龚仰之为专员。从此以后，这个机构算是正式开张。
　　
　　 说起来这吴开先也曾是中共党员，而且还与陈云是同乡并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吴开先女婿即近代史学家唐德刚。
　　
　　 为解决'统一委员会’ 实际负责人吴开先指挥不了军统上海区的问题，重庆方面同时派军统陈恭澍以及毕高奎等赴上海，恢复遭破坏的上海军统组织。这事我们前面已讲了。
　　
　　 吴开先回到上海后，提名原主管三青团的吴绍澍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从此总算稍微稳住了局面。同时反复工作，把在边沿动摇的原市党部委员、调查统计室主任张小通留在抗日阵营内。同时以张小通﹑张瑞京﹑陈宝骅﹑嵇希琮等为班底，重新建立中统上海特区机构。
　　
　　 张瑞京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期，他有军事经验，这时是中统局驻上海特派员。
　　
　　 陈宝骅是浙江吴兴人，陈立夫的堂兄弟，此时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任委员，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长、中央党部驻沪调查专员。
　　 嵇希琮也是浙江吴兴人，是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弟。这年是上海法政大学大二学生，是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外勤。
　　 讲到了吴绍澍，这三青团大头目吴绍澍在抗战胜利后成了大名人。他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坚持抗战有多少的劳苦功高，而是胜利后在上海当'接收大员’时得到的'五子登科’的雅号。
　　 早在1938年，吴绍澍就被提名为上海区党部的主任委员。开始时，他人对此尚无异议。但是，吴绍澍还未上任就提出，上海市党部的委员应通过主任委员向中央介绍，想垄断人事大权。并表示不要张小通参加市党部。这就激起市党部其他委员如汪曼云、蔡洪田等人的不满。张小通对吴绍澍的不满更不在话下。
　　 当时，汪、蔡等人就向吴开先表示，如果由吴绍澍来当主任委员，他们就不干了。
　　 吴开先怕把自己的老巢砸锅，只得把改组的事暂时搁置起来。以后提童行白为党部主任委员，并派中委郑亦同到上海指导党务。
　　 但到随后，郑、童都经不起76号的恐吓，先后溜走了。汪曼云、蔡洪田等人当汉奸了，吴绍澍自然而然又成了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张小通与吴绍澍本是同乡啊，为何闹得如此别扭？
　　
　　 原来，两个人的矛盾，早在抗战前就发生了。那时蒋介石正预备召开 “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于是许多人想参选 “国民会议”代表，一旦当上'民意代表’，腰杆子就会更硬。吴绍澍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总干事，在国民党内，从地位来看，他是个不上不下的人。他想更有发言权，就要到他的本乡松江去竞选代表。一旦当了民意代表，那说起话来，腰杆子就硬了。但吴绍澍离开松江为时已久，没有根基了，因此便想到他的松江同乡张小通，请他帮忙。
　　张小通在表面上不好拒绝，但暗地里却在为别人奔走。这事被吴绍澍听到，就对张大为不满。所以，那时吴绍澍排斥张小通，是怀着报复动机的。
　　
　　 这次好不容易，吴开先稳住了局面。
　　 但重建的上海市党部马上面临危机，伪特76号又开始挖墙脚，主要成员落入敌手惨遭不幸。
　　
　　
　　
　　 这次好不容易，吴开先稳住了局面。
　　 但重建的上海市党部马上面临危机，伪特76号又开始挖墙脚，主要成员落入敌手惨遭不幸。
　　 我们刚说到张小通与吴绍澍之间的纠葛，76号正马上就瞄上这两人，要对他们动手了。
　　
　　 76号认为，张小通是上海市党部专搞特务的人，非把他拉进76号不可。由于黄香谷当汉奸前与张小通还算说得来，所以，在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丁默邨﹑李士群等利用黄香谷这关系诱出张小通，由苏成德带人在慕尔鸣路（茂名北路）把张小通绑架。
　　
　　 当晚，苏成德、马啸天就在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办公室里审讯张小通，要张供出这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任委员吴绍澍的住址。
　　
　　 张小通说自己真的不知道，讲不出来。苏成德与马啸天认为张是故意隐瞒，就要逼口供，还要张小通自己将身上的狐皮袍子脱掉，准备招待他一顿皮鞭'生活’。
　　
　　 听说张小通被弄进76号，原上海市党部的蔡洪田与汪曼云，立即往见丁默邨与李士群，并拿了丁默邨的批条赶到审讯室来看张小通。
　　 苏成德和马啸天与张小通也算是中统的同事，知道蔡洪田、汪曼云与张小通的关系，看到蔡、汪如此关心张小通，而自己却翻脸无情，相形之下，感到太不是味道。接过了丁默邨的条子后，他俩便顺水推舟：
　　 你们聊聊吧。
　　 于是退了出去，随手拉上了门。
　　 在这刻不容缓之际，张小通居然得以免遭一顿刑罚，这成76号唯一的例外。
　　 苏成德、马啸天走出房门后，张小通见故人蔡洪田与汪曼云的到来，有说不出的高兴。即向他两诉苦衷：
　　 方才他们向我要绍澍的地址，你们也知道绍澍和我，虽非冤家对头，但也是面和心不和的，在现在的环境下，他怎会把住的地址告诉我呢?我回说不晓得，他们又不相信，这叫我还有什么办法?所以叫我剥下衣服，预备开我的鞭，要不是你们赶进来，我就要吃着'生活’了。
　　 上海本地话中，这'吃生活’就是要指挨打吃苦头的意思。
　　 此时，上海形势险恶，吴绍澍自己的住处不轻易让人知道，也是事实。苏成德与马啸天拷问吴绍澍的住址，张小通答不上来，可能就是实情。
　　 汪曼云与蔡洪田是了解这段历史恩怨的。经他这么一说，也觉得无话可讲，只好安慰一通，要他不用着急，既来之，则安之，事情我们总会慢慢地代你疏通的。于是汪曼云、蔡洪田便退了出来，重又回见丁默邨与李士群，把吴绍澍与张小通的关系经过，解释了一遍。
　　
　　 当时，李士群正在打牌，听完他们的讲话，便说：
　　 两位老兄怎么说，就这么办吧!
　　 李还传话，允许张小通亲自打电话给他妻子，叫她放心，明天送些衣服到76号。
　　 汪曼云、蔡洪田满以为张小通的问题，不久便可解决。
　　 谁知过了三天，李士群亲自写了张条子，交给吴世宝，上面写明：
　　 张小通非经本人亲自“批准”，任何人不得接见。
　　 两张条子，一张是丁默邨的条子，张小通免受了一顿拷打。第二张是李士群的条子，这张条子让张小通上西天。其实第二张是受了第一张条子的启发，才成了张小通的夺命条。
　　 三天前李士群不是讲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变了腔？
　　 张小通死后大家才知道，问题的关键，倒不在张小通本人，而在丁默邨。因为那时，汪伪内部凡来自上海的党棍子，都与丁默邨比较接近。张小通虽尚未投伪，但他不仅是党棍，而且也是个老牌的中统特务。正由于他兼具这两重资格，招致了杀身之祸。
　　
　　 因为李士群认为：
　　 如果张小通事后通过汪、蔡的关系而投降76号，那他此后势必是跟着丁默邨跑。
　　 这时的丁默邨虽说是76号的台面经理，但丁手下除唐惠民外，真正是特务出身的人，还没有第二个。假使来了这个张小通，对丁来说，无异为虎添翼，而李士群今后对付丁默邨又要多费劲了。为了省去今后夺权的麻烦，只能先让张小通去死。
　　
　　 可是，张小通虽然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中统头领，但他当时并不与76号 有什么深仇大恨。李士群要公开把张小通弄死，也还难找借口。
　　 于是，李士群只得动脑筋将其秘密弄死。
　　 张小通后来的确是死了。但他什么时候被杀害，是怎样被杀害的？一直不为外人知道。我们不想把所有的迷底都摆到最后一天才揭开，因为到那时，一定忙不过来。不妨提前说了吧。
　　
　　 到1941年李士群当了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汪曼云为副秘书长。汪曼云与李士群本人及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苏成德之间关系更加密切了以后，汪才从苏成德口中知道其中一些详情。
　　 据苏成德讲，李士群下禁令后，张小通便被苏成德带往南京。苏成德下砒霜让张小通中毒。由于砒霜量少，张中毒后剧痛却死不了，就在地上乱滚，拼命挣扎，最后，被用绳子勒死。尸体被剁成若干块，放进瓮内，再倾入硝酸，连骨带肉被化成了一坛浓浆，在被埋到南京的中央路大树根76号。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苏成德以汉奸罪被军统逮捕，监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苏成德惊恐万状。
　　 此时张小通的家属正向法院紧追凶手。张小通和苏成德的原中统上司徐兆麟也收集到对苏成德不利的证据。
　　 徐兆麟和苏成德在上海沦陷后分别是中统苏沪区区长和副区长。自苏成德叛投76号后，整个苏沪区组织被破坏，徐兆麟仅以身免。但因责任重大而进了重庆的监狱。抗战胜利后，有人出面为他求情，同时也时过景迁，徐兆麟被释放。徐兆麟知道张小通之死与苏成德有关，于是决定对此案进行追查，搜集证据。
　　 苏成德手下两员“大将”童国忠和郭梦龄，他们原也是中统人员随苏成德一起投敌的。徐兆麟认为这两人必定是张小通案的主要帮凶。于是他先赶到南京，把这两人抓住，要他们戴罪立功，把张小通的死与苏成德的关系说清楚。 这两人怕吃受严处，于是争取'坦白从宽’。
　　
　　 徐兆麟到此还不放心，生怕童、郭到了上海提篮桥见了苏成德后会串通改口。所以，他通过法官与检察官，在童、郭解到提篮桥前，不按照常例先由监狱收押，而是由检察处先行开庭，制成口供笔记后，再行送监。这样，即使童国忠和郭梦龄要翻供，也就不用愁了。
　　
　　 最后，苏成德因杀害张小通一案被判死刑，于1947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枪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三 谋杀马啸天失败
　　
　　 特工总部76号成立以来，马啸天频繁出动，绑架逮捕了许多中统分子。
　　 上海中统机构一个接一个地被端，马啸天起的破坏作用最大。马啸天原是中统派在财政部任税务警察，也曾是李士群在南京当中统情报员时的顶头上司。受李士群拉拢进入特工总部76号后，马啸天成了李士群的重要助手。
　　
　　 1939年11月的一个傍晚，中统上海特区决定对马啸天实施报复。他们派出行动组，一批武装的行动人员冒险埋伏在与特工总部76号近在咫尺的极司菲尔路与梅邨弄堂口附近(就在盛宣怀四子盛恩颐的公寓对面)，准备伏杀马啸天。注意这新组的中统上海特区与中统苏沪区的不同之处：
　　 中统上海特区是整顿恢复后的机构名称。
　　 中统行动组看到马啸天的汽车从主家的梅邨开出，透过车窗，看到后排坐着一人，于是要开枪射杀。由于76号的这些司机，是经常参与恐怖活动的，面对复杂情况往往能见惯不惊，沉着应对。对于应付袭击这类事，他们时有警惕。在听到枪响之际，司机踩足油门往前疾驰，开进了76号。
　　
　　 由于伏击点离76号不过百十米路程，住在76号内的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得讯，马上派武装特务出来还击，于是就在梅邨附近，双方发生枪战。
　　
　　 为76提供安全保卫的日本宪兵分队就驻在临近的开纳路口（Kinnear Road，即如今武定西路），也马上来增援。公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也接警派人赶到。结果在枪战中，一名中统特工和一个过路老婆婆被打死，另外两个行人受伤。其他的中统特工，在双方互射时分别向就近的里弄躲避逃逸，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次伏击失败了。
　　 当时，马啸天根本就没在车上。
　　
　　 原本，马啸天一贯是按时回家的。偏偏这一天，吴世宝约他吃晚饭。马啸天就提早回家换衣服，让空车先回76号，回头再来接。同时马啸天保镖不知在76号忘记了什么东西，要去拿一拿，于是就坐在司机后面，昂然而去。预伏在弄口的中统行动组成员，以为在汽车里的就是马啸天，便对之开枪。结果不但没射到人，反而因枪响，把76号的警卫队﹑日本宪兵队及巡捕房都调动过来，发生意外枪战。与此同时，丁默邨派出了76号内部的日本宪兵专用的保险汽车，把躲在梅邨家里的马啸天接进了76号。中统进华邨补杀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马啸天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
　　
　　 中统的这次伏击，投入了不少力量，可是却准备得非常粗糙。事前没有周密研究的情况下，却在贼窝附近冒然行事。倘若想伏击敌方的汽车，本该要人为地制造交通故障，不让它正常行驶。比如用人力车突然挡道，或制造别的事故。最原始的手法是撒碎玻璃片，扔铁蒺篱，即使不造成敌方爆胎，也会迫使司机因绕道或减速而增加伏击成功率。这些中统特务却一点也没考虑到。
　　
　　 中统这次伏击失败本身不说，还出了内奸，把中统伏在76号的女卧底刘慧給暴露了。
　　 76号追查伏击马啸天事件的起因，还追查中统是如何掌握到马啸天的活动规律。于是起用了留在中统内部的卧底。从卧底得到情报说是刘慧把马啸天的住址梅邨、车辆特征和行动规律密报回中统。于是刘慧遭76号逮捕审讯,最后被送南京坐牢。
　　 刘慧是什么人？她如何进入76号呢？我们从邓达谧被捕谈起。
　　 刘慧是中统局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的老婆，任原中统局苏沪区出纳。邓达谧因陈鋆出卖而被捕。你看，那个苏成德出卖了闵春华，闵春华出卖了陈鋆，陈鋆出卖了邓达谧，邓达谧连累了刘慧。76号就这样从上往下，顺藤摸瓜，一抓就是一串的中统特工。
　　
　　 76号根据陈鋆所提供的线索，派陈中芳、耿剑青、邬培尧、蒋晓光四个特务，到福煦路（即如今的延安中路）潜进邓达谧的家里，用绑架的方式，把他绑上了汽车。
　　
　　 邓达谧被押上车就大声呼救，希望租界巡捕听到呼救能来解救他。陈中芳等四人怕出事，就堵住邓达谧的嘴，硬是连拉带拖地弄进了76号。
　　
　　 邓达谧一进76号，人家问什么，他都一声不吭。在这个魔窟里装死能混过去吗？
　　
　　 吴世宝见他不答，大为恼火，便决定给他来点花头，从头上、嘴上给浇一桶冷水，把灌得面孔煞白，两眼发光，嘴里呛出血来。继又把他邓达谧绑在老虎凳上，把小腿下放着的木棍往上一抬，从脚跟下塞进几块砖头。邓达谧咬紧牙关，脸上比黄豆还要大的汗珠直淌下来，终于一声尖叫，昏了过去。
　　
　　 吴世宝把砖头抽了出来。也不管他是死是活，叫人硬把他搀扶起来，拖着他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来回奔。再把他重新搀进房间，邓达谧一看到老虎凳，怕了：
　　
　　 我说，我说。
　　 终于交代了线索，投降了76号。
　　 邓达谧投降了，把老婆刘慧也拉下水。
　　 刘慧心里不甘。虽明里进了76号，暗中仍与中统上海特区联系。主动提供了76号内部情况。为配合伏击马啸天，她注意收集了马啸天的活动规律。
　　 可是，刘慧马上就被中统内部奸细出卖了。
　　 后来的审问中，丁默邨﹑李世群没从刘慧口里问出个所以然来，便把她押送到南京监狱。
　　 刘慧没有更多的内容好说了。中统并没有因刘慧被出卖而认真调查惩处内奸，中统也没有因刘慧下狱而给予更多的正面评价。
　　 但对应于以上提到过的诸多原中统分子来说，刘慧还算是中统中教育得较成功的一个。不论怎么说，她是不忘把斗争矛头指向汉奸特务的。她老公受不起76号的酷刑，把老婆也出卖了。可这刘慧，即使身份暴露，也不乱出口供，不出卖自己人。这点，她比诸多男特务们强多了。
　　 看来看去，中统中的众多男特务缺乏刘慧那样的信念与勇气。而且中统的正面教育，对女特务反而更有效些。
　　
　　
　　
　中统的行动队就在门外不远的路面伏击马啸天

原盛家四少爷私邸

  　　 四 王阆仙之死
　　
　　 1939年9月，随着中统苏沪区的崩溃，姚筠伯、石林森投降了76号。原中统总务科会计王阆仙也跟着当了汉奸。
　　
　　 王阆仙是浙江吴兴人，是中统总头目徐恩曾的乡邻，而且还粘亲带故的，被徐恩曾看成心腹。靠徐恩曾关系，王阆仙任中统总务科会计。
　　 上海南京沦陷后， 1939年在上海成立中统局苏沪区，王阆仙调进上海，掌握苏沪区的会计出纳。
　　 不想，这年9月，王阆仙却随中统特务姚筠伯、石林森一起投降了76号。中统特务叛逃十分普遍，但王阆仙的叛逃，却使徐恩曾焦急万分。于是徐恩曾电令中统沪苏区余部，要把王阆仙从速干掉。但，王阆仙被控制在76号内部，除掉他又谈何容易？
　　 中统苏沪区于是动脑筋，派人出面把石林森收买回来，作为内线。让他跟踪王阆仙。
　　 王阆仙投76号后，李士群安排王阆仙去南京区任会计主任。石林森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到愚园路口赫德路（按：常德路）某里王阆仙的家里，问王何时动身?
　　 王阆仙没有怀疑。
　　 他认为石林森是多年的同事，又是一起投靠汪伪76号的，就爽快地把行期和火车班次都说了。石林森于是将这情况密告给中统局苏沪区。中统根据这个线索，在王阆仙动身的清晨，派遣特务潜伏在他的弄堂口。当王阆仙搭黄包车刚出弄堂口时，中统特务便冲将上去，对准王阆仙连发数枪，王当即中弹倒毙在车上。
　　
　　 不等静安寺巡捕房的捕快们赶来，凶手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事后，李士群从中统内线得到情报，知道王阆仙之死，全因石林森出卖。于是下令扣留石林森，关到忆定盘路35号杨杰的第三行动大队里。中统又是内部出问题了。显然，76号在中统的卧底爆料石林森，又出卖刘慧。足见其反应快捷，消息灵通。这上海中统的机构不解决这问题，以后事情还要更多。
　　 石林森被关在杨杰的第三行动大队部，但由于杨杰、马啸天与石林森都是拜把子弟兄，对石林森防范松懈。不到两三天，石林森便找到机会，拆掉了关押处周边篱笆的几根竹子，开了个'墙洞’逃了出去。李士群闻讯大怒，立即派人四出寻找，务必要将石林森抓回。还下令，万一遇到意外抓不回来，就干脆把他干掉。
　　 姚筠伯一听苗头不对，不仅替石林森担忧，也觉得自己处境尴尬。就找马啸天商量，表示愿意去找石林森回来。并说如能找到，就要拜托马啸天在李士群跟前多说好话，让石林森戴罪立功。马啸天答应了下来。
　　
　　 原本李士群与石林森过去曾一起被安排在南京潜伏，还结拜为生死兄弟。石林森来投，他本想把他拉作心腹。不想石林森却身在曹营心在汉，出卖了王阆仙。李士群为此感到咽不下这口气。同时，李士群为了镇住山头里面的各色人物守规矩，就想拿石林森大做文章，声色俱厉地来一次纪律整肃，也顺带树立起自己的威风。现在既有人愿意把石找回来，李乐得卖个人情。而且想，只要石林森能真心向自己，仍可借此事恩威并施，引为心腹。而且还卖个人情给姚筠伯和马啸天。再说马啸天自从投奔76号以来，还算使第一次讨情，更就没有必要拒绝他。而那个王阆仙与自己，过去本没有什么深交，况且人也都已死了，即便将石林森抵命，王阆仙也不能复活。最终李士群顺水推舟，点了头。
　　马啸天便转告了姚筠伯。
　　
　　 果然不出一星期，姚筠伯竟陪同石林森来到76号，先在高洋房的会客室里，与马啸天见了面。于是马啸天谆谆相告一番，要石林森今后要忠忠实实地做工作，毋连累了保人。石林森一一接受。于是马啸天上楼去见李士群，并求李履行诺言。李先点了点头，便一起下楼。李士群一见到石林森，忽然脸色剧变，拔枪扬言要杀石林森。马啸天与姚筠伯见了，也以为李士群临时变卦。石林森毕竟是个老特务，似乎早料到李士群要来上这么一手，一见李拔枪，便迅速地躲到姚筠伯的身后。马啸天与姚筠伯乘机拦劝，将李士群的枪取了下来，劝他息怒坐下。
　　 李士群随将石林森狠狠地责骂了一顿。还是马、姚二人，向李好说歹说解劝一通，并由马啸天当场亲笔立下担保书，签名盖章后当场交给了李士群。
　　 此后不久，李士群将石林森派在马啸天的第二处当副处长。要马啸天对他“督促工作”。
　　
　　 自此，苏成德当了76号特工总部第四厅厅长。马啸天后来转任日伪政治保卫部政治警察署署长。胡均鹤任76号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兼76号的外围组织“海社”的书记长。他们都成为丁默邨、李士群的主要助手。
　　
　　 而这时，刚调整建立的中统上海特区也因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的落水而岌岌可危。果然不久，中统上海特区区长张瑞京也落水了。
　　
　　
　　而这时，刚调整建立的中统上海特区也因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的落水而岌岌可危。果然不久，中统上海特区区长张瑞京也落水了。
　　
　　
　　 五 营救熊剑东
　　
　　
　　 要讲中统局特派员兼上海特区区长张瑞京是如何落入76号的罗网。要从他手下的一个女特务说起。那女特务就是后来小有名气的唐逸君。据军统在汪伪核心区的卧底唐生明先生说，在日本宪兵队特课冈村的宴会上让李士群送命那牛肉饼就是出自唐逸君之手。这事是否确实的，我们暂时不讨论。我们想说的是，张瑞京落水怎么会与唐逸君有关。
　　
　　 唐逸君是张瑞京手下的女特务，但还有一个身份，她是熊剑东的老婆。
　　那熊剑东又是谁呢？
　　
　　 我们从《苏州地方志》的乡镇村志查到常熟市的《徐市镇志》/第十编 抗日纪事中有关新四军烈士陈震寰建立新四军新六梯团的记载。原文如次：
　　 1937年底，陈震寰在徐市一带拉起一支抗日保家乡的游击队。部队初建时，徐市皇甫恒泰、叶永茂等工商界老板，都出巨款资助。南港桥吴宗馨变卖粮田15亩携资投身抗日。此时，国民党松沪特遣支队司令熊剑东，以抗日名义收编地方部队。为了抗日，陈震寰部受编为熊剑东所属第六梯团，陈震寰任团长，吴善述任副团长，下设4个大队，兵力近千人。六梯团是当时常熟境内人数最多，装备最精良的一支抗日游击队。
　　
　　 1938年7月，周文在从上海到六梯团，被陈震寰委任为政治主任。11月初，六梯团在先生桥（赵市沿江）一带被日伪军打散，后由共产党员周文在收集失散的部队，以原三大队为主组成新六梯团，仍由陈震寰任团长，成为继民抗部队之后中共常熟县委直接领导的又一支人民抗日武装。
　　
　　 这里提到国民党松沪特遣支队司令熊剑东就是唐逸君的老公。熊剑东是留学日本军校出身，精通日语。他的官名是“忠义救国军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司令”。熊剑东下面有个名叫胡肇汉的，就活动在常熟阳澄湖一带，或许他就是《沙家浜》里的胡司令胡传葵的原型人物。
　　
　　 熊剑东后来改称'常熟、嘉定、太仓、昆山、青浦、松江六县游击司令’，在上海周边到苏南一带抗击日军。
　　
　　 1938年夏，熊剑东部在江苏常熟荡口曾夜袭日军营地，击毙日军30余人。
　　 熊剑东部所属第六梯团（该团属新四军）曾拦截过一个名叫姚民哀的汉奸。姚民哀本还算是'老革命’，是'南社’成员。据《常熟掌故·人物轶事》中记载，1937年日军入侵，姚在常熟沦陷后不久投敌变节，任伪绥靖队徐凤藻部秘书。1938年9、10月间，姚携伪绥靖队公文去上海，在常熟境内支塘、白茆间，被游击司令熊剑东所属第六梯团第二大队杨义山部截获，解至司令部军法处。几天后，在常熟东张乡法灯庵广场，熊剑东主持了白茆军校阵亡学员的追悼会。会上，姚民哀被当场处决，以慰问烈士。
　　
　　 国民党元老叶楚伧在南社时期就认识姚民哀。听到姚民哀被处决的消息，还特地为姚民哀当汉奸而死而感慨一番：
　　 早识聪明味，难知天地心。
　　
　　 同年11月中旬，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十二梯团王士兰部设下鸿门宴，捕获日伪太仓县知事黄颂声，并送淞沪别动队熊剑东处枪毙。
　　
　　 1939年，针对76号对中统军统的一系列进攻，国民党特务也决定制裁丁默邨和李士群。中统上海特区方面决定用特务接近丁默邨和李士群，相机实行制裁。
　　 正在这时候，熊剑东渗透到上海市内搞“地下活动”。不慎被日本上海宪兵队逮捕。熊剑东这次 “地下活动”不知是否就是谋划让老特务曹子白、曹炳生父子进76号施行反间计的事。因为熊剑东被捕后，一直被日本上海宪兵队关押到1941年底。熊剑东被捕后不论是坐牢还是出狱后当伪军司令，都不可能有继续派遣国民党特务曹子白、曹炳生的机会和资格了，所以让老牌特务曹子白、曹炳生轮流进76号去挑拨离间丁默邨﹑李士群，应该是熊剑东未被捕之前的安排的。曹子白、曹炳生之事，与丁默邨﹑李士群内部互相倾轧有关，留到本章第八节《76号的年夜饭》再叙述。
　　
　　 中统方面获熊剑东被捕的消息后，决定组织营救。熊剑东本是康泽系的老特务，可能此时他与中统上海特区发生关系更多，而不是与军统联系更多，所以决定组织营救他的首先是中统而非军统。当然熊剑东老婆唐逸君在中统，也是一个因素。
　　
　　 　　
　　
　　
　　 中统方面获熊剑东被捕的消息后，决定组织营救。
　　
　　 中统派出了年青漂亮的女特工郑苹如和熊剑东老婆唐逸君一起去找76号的头子丁默邨，想通过丁默邨去营救熊剑东。
　　
　　 由于郑苹如母亲是日本人，自己精通日语，又是驻上海日本海军广播局的播音员。有时，她身边还有日本宪兵队的朋友陪她行走。郑苹如这种身份不容易招致日伪的怀疑。同时，郑苹如在民光中学上过学，而丁默邨曾担任过民光中学的校董。接这个由头，郑苹如和丁默邨攀上了师生关系。
　　
　　 据说，丁默邨听了郑苹如和唐逸君的诉求后。表示过：
　　 我尽力而为吧。我真是没法拒绝你这个大美人的请求哟！
　　 熊剑东是老牌特务，不肯轻易就范，没有爽快地投降日伪去当汉奸。熊剑东这个游击司令，既有军事经验也有地域根基，加上是留日的士官生，有拉下水当汉奸的条件。据说周佛海就看上熊剑东的这点，为了软化熊剑东将来为自己所用，一直让日本宪兵队将关熊剑东着，不放不杀。
　　
　　 其实，当时担任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官的冈村，就是熊剑东在日本军校的同学，有这层关系罩着，日本宪兵队特高课不但没给熊剑东吃多少苦头，反而时时有所关照。一年后，熊剑东屈服当伪司令后，也凭借这层关系，与冈村勾得很紧。最后，凭熊剑东与冈村的特殊关系，四人同席，冈村让李士群吃下了致命的牛肉饼。这是自然是后话。
　　
　　 对熊剑东实施的“营救”二字，恐怕有多种理解。
　　 一是完璧归赵，什么地方抓去就送回什么地方，当然不一定要求日本宪兵队赔礼道歉；
　　 二是等价交换，你还我一个游击司令，我还你一个俘虏的日军军官；
　　 三是用钱贿赂，就象军统向法租界巡捕房买被捕的周伟龙﹑刘方雄﹑王方南一样；
　　 四是日本宪兵队同意留活命不杀，但要长期监禁；
　　 五是向对方投降，投降后当汉奸为敌方卖命，当汉奸。
　　
　　 中统希望的当然是第一条和第三条。但对方为什么要按第一条做呢？第三条也不行，多数租界巡捕房对抗日的中国人是眼开眼闭的，捞点钱放人他们自然愿意，但日本宪兵队决不是巡捕房。若第二条，到哪儿去找被俘虏的日本军官？
　　
　　 至于第四﹑第五两条，那本就是日本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问题，与营救就不营救无多大关系。
　　 所以，找丁默邨营救熊剑东，没有任何意义。不论熊剑东被继续关押还是出来当汉奸，丁默邨可以说，我营救成功了：熊剑东不是没被皇军杀头吗？
　　
　　 中统上海特区的特务们当然不是一点头脑都没有，看不出这层关系。所以，不久，中统上海特区的张瑞京﹑陈宝骅等人还是想利用郑苹如与丁默邨的关系深入来往，找机会除掉丁默邨，打击76号的嚣张气焰。至于如何救熊剑东，只得等待机会。
　　
　　 刺杀丁默邨的计划由陈宝骅指挥，具体执行人为嵇希宗、刘彬、郑苹如等。第一次刺丁计划经商议，准备由郑苹如出面邀请丁默邨到吕班路万冝坊的自己家，然后在郑家动手。那时把重庆路称为吕班路。
　　
　　 12月10日傍晚，丁默邨应邀前往郑家。但车到郑家的万宜坊弄堂口，丁默邨却不知是出于警惕，还是真的临时有事，没有下车便离去了。此次行动计划落空。估计这弄堂只有这么一个出口，丁默邨担心车辆进去后，遇事想调头逃出来不容易，就借口不进去。
　　
　　 第一次刺丁计划落空。但没发现失败原因牵涉到泄露机密的问题。所以再定下一次行动计划：地点选在静安寺路与戈登路交叉口的第一西皮利亚皮货店，由郑苹如提出让丁默邨买圣诞礼物——皮大衣为借口，将丁诱至该店。制裁行动执行者由嵇希宗负责安排。具体时间由郑苹如根据与丁默邨的约定再通知。
　　但事情忽然发生了变化。原来是熊剑东老婆唐逸君急了。唐逸君要救熊剑东。她的目的很简单，只要熊剑东活着出来与她团聚就行，管他是汉奸还是其他什么。既然与郑苹如去76号找过丁默邨没结果，自己为何就不能再进76号直接找李士群？
　　 于是，就在继续谋划刺杀丁默邨时，这女人独自进了76号找到李士群。李士群何等人？中统女特务唐逸君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能白白放她走吗？既然，周佛海无法使熊剑东服软，如今这个唐逸君送上门，拿住唐逸君，还怕你熊剑东能硬到几时？
　　
　　 还别忙，这里还有油水可捞。
　　 为何不能利用这女人再捞一票？
　　
　　
　
　　 中统女特务唐逸君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能白白放她走吗？
　　
　　 李士群拍胸脯保证，只要唐逸君能配合把顶头上司张理京弄到76号来，就算唐逸君立大功了。那时一定保证完璧归赵，劝皇军把完完整整的熊剑东交还。
　　李士群还向唐逸君保证说，张理京以往有恩于自己，决不会委屈他。
　　
　　 于是，唐逸君答应了李士群，她保证能把张瑞京弄到76号。看来，她信心十足，就好象这张瑞京是栓在她裤腰带上似的。事实也证明，这位熊司令的夫人的确不是等闲之辈。看随后发生的情况就清楚。此时，唐逸君一定是权衡再三，才下决心的。在唐逸君心目中，老公当然是第一位，为了救出老公，可以牺牲别的。如今既然李士群表态善待张理京，唐逸君就没有什么好顾虑了，就算是委屈了张瑞京，心中也不至于太过意不去。
　　
　　 不过这李士群还要心细，让一个女子去绑架一个大男人，还得考虑周全些。 他与唐逸君进行了一番周密的策划，提出一个出稳妥的方案。李士群叫76号的化验室主任姚任年配了一剂称为哥罗芳（即乙醚）麻醉药给唐逸君，并派两个便衣特务丁金海、刘振才跟着她去，以便协助。
　　
　　 1939年12月12日，就是万宜坊刺丁失败的两天后。这天发生了许多事件。其中，就有两件与76号特务的阴谋有关。
　　 其一件事是我们已作介绍的茅丽瑛遇刺案。汪伪特务林之江受丁默邨指派，开枪暗杀了抗日女志士茅丽瑛。
　　 其二件事是变节女特务唐逸君使用麻醉药绑架了中统上海特区负责人张瑞京。
　　
　　 这天，唐逸君约张瑞京到锦江饭店会面。没多久，张瑞京就被唐逸君用哥罗芳醉翻了。随即，76号特务丁金海、刘振才应约上去帮助，架着张瑞京进了唐逸君的亚皮尔小汽车，象是送病人上医院似的，唐逸君亲自驾车将张瑞京弄进76号。
　　
　　 因药性配得太浓，张理京一时醒不过来。他们将张瑞京安放在吴世宝办公室东隔壁的一间房间里。李士群知道马啸天是张理京的军校校友，又曾同是中统的同事，就几次让马啸天去看他醒了没有。等到张瑞京醒来，马啸天就派人在房里陪着他。只因唐逸君太狠，用药量过度，张瑞京纵然醒了，也依然精神疲惫不堪，恢复不过来。
　　
　　 清醒过来张瑞京发觉不对了，自己已被关押着。但此时他已无可奈何。他眯着眼继续装一阵胡塗，内心好生奥恼：
　　
　　 怎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栽倒在一个女人手里？
　　 他也更为下一步而烦躁，反复地琢磨着：
　　 今后何以自处？
　　
　　 第三天，马啸天再去看时，张瑞京便自动表示：
　　 愿意参加76号。
　　
　　 张瑞京之所以自动参加，他是经过一番盘算的。
　　
　　 一是，他感到自己既然落到了这种地步，不下水就得吃眼前亏。结果是吃了亏还得下水，否则不是坐牢就是送命。他认为自己的生命价值此时已经发生变化，与其受苦或送命，还不如自动贬值当汉奸。送命的选择是万万不可取的，因为那与活命哲学是相悖的，他犯不着；
　　
　　 二是，他自己是个粤籍人士，现在的汉奸大头子汪精卫，同是广东人。广东人本土观念极重，汪精卫也不例外。阿汪这次来上海，跟他来的广东老乡不多。现在自己投了76号，今后少不得有机会接近汪先生。就凭自己是广东人的先天条件，就比别人更易于进一步靠拢。于是决定漂亮到底，不待有人来说服，自己采取了主动。
　　
　　 同时他向李士群道出中统内定刺杀丁默邨的计划。
　　 孰料，由中统来刺丁默邨，这正中李士群夫妇的下怀，除掉丁默村正是夫妻俩求之不得的事好事啊。李士群此时正因和丁默邨在76号内部争权夺利而忙得不可开交。有如此好事可利用，还不是天遂人愿？要是中统刺杀丁默邨成功，李士群自然乐享其成。不但可以除去一个对手，还可以通过暗中观战，再顺手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将中统的人一网打尽。倘若丁默邨侥幸不死，李士群也可以借这件事情加点佐料，说风凉话，搞臭丁默邨。
　　
　　 于是与叶吉卿一起进行了缜密的商量。为避免此事被泄漏，他们把张瑞京送到特工总部南京区苏成德处关押起来。虽说是关押，实质是监护封口。临走叶吉卿还塞给张瑞京500元，说是添置衣物行李，其实，此乃76号的'号规钱’，也就是汉奸的卖身费。叶吉卿还派人监控郑苹如，监听郑苹如与丁默邨通话。前面提过，76号优待室两名女特工也兼接线员，这些女人都掌控在叶吉卿手里。
　　
　　 而熊剑东的老婆唐逸君，拿到手的是叶吉卿发的千元奖金，而不是完璧归赵收回老公。放不放熊剑东，还得皇军的话才算数。千元奖金这在当时的76号还是极罕见的大金额。不过，这算是安慰还是奖励？熊剑东此时还关押在日本宪兵队，需要唐逸君参与劝降。只要将来熊剑东能归降皇军，对唐逸君来说，当然算是'完璧归赵’。相反，把熊剑东送归抗日方面，那唐逸君就又与老公天隔一方了。反正进了贼窝，想离开也不行。就算放唐逸君回中统，她能保住活命吗？她只能安心留下当汉奸。
　　
　　 大约继续关押一年多，1941年，宪兵队放了熊剑东，条件是替皇军统领伪军，为皇军服务。不管熊剑东后来又如何重新 '归正’重庆，算是军统的地下人员，但，熊剑东当过伪军司令是铁打的事实。伪军司令能不算汉奸？
　　
　　 张瑞京在南京随后果然被汪精卫陈璧君视为心腹。又因是军事出身，汪精卫把张瑞京管的特务行动大队，改编为伪陆军独立第七旅，张瑞京成了伪少将旅长。后来张瑞京升任伪中将参议。多数汉奸是当得越荣耀，后果也越惨。但张瑞京例外，1946年后，他不但没受惩处，仅因最后时刻有功于'老大’一人，反而担任战后南京市的敌产管理处长，那是大肥缺。
　　
　　
　　
　　 六 女特工郑苹如（一）
　　
　　 被中统上海特区物色来诱杀丁默邨的郑苹如，如今是个家户晓的名人。怕就怕，我们在这里花再多的笔墨去叙述她，总归是徒劳的。就象有许多人徒劳地想用《三国志》的记载去纠正《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一样，越说，就有越多的人相信《三国演义》而疏远《三国志》。谁让人家那个时代的张爱玲是名作家？谁让如今把张爱玲《色戒》搬上银幕的李安又是名导演呢？
　　
　　 再进入本章之前，我已在《昆明迷雾》那一节提过郑苹如与今井武夫、早水亲重、近卫忠麿交往中，两次听到'阿汪’异动的消息。这近卫忠麿是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是日本驻上海一家特务机构的头目。
　　
　　 我们还在《平安夜马河图杀贼》节也讲到4天前，丁默邨在第一西皮利亚皮货店出洋相，差点死在女谍郑苹如手下。
　　 本节，就只是想把这些零碎的情节连贯起来。而不想改变读者原先对郑苹如的印象。
　　
　　 郑苹如的籍贯该算是浙江人。如果凭母亲木村花子的血统，她还算是半个日本人。他父亲郑钺是留学日本的，攻读法律，就在这时，娶了日本的姑娘。可能郑钺比较正直，而这日本的姑娘比较正派，他们的婚姻十分成功。
　　
　　 上世纪初，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与日本女孩产生感情十分普遍，生了孩子的也不少，但能真正结合成家庭的极少。因为，那年代，日本人生活条件比中国还不如，许多日本女孩就是靠充当中国留学生的女佣来谋生。或许，按传说，木村花子出身于一个武士家庭，但那只是传说，即使祖上曾是武士，但显然已是破落了，当时应该也是贫穷人家。中国也一样，目前中国城乡的任何一个人，探其家谱，祖上都是名门大族，大富大贵出身。历朝历代曾经的穷人，或是早死或是没结婚成家而早早断了风水。但不管怎么说，反正郑钺与木村花子的婚姻是成功的。按日本规矩，木村花子出嫁后，取夫家的姓，所以改名郑华君。
　　
　　 郑钺是1916年结束学业，1917年回国的。回国第二年即1918年，郑苹如出生。此时，郑苹如一家人并不在上海。
　　
　　
　　 到了1931年，郑钺出任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检察官，全家才迁居上海。一九三五年初郑钺一家搬进吕班路万宜坊八十八号。他任职的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是1927年由法租界会审公廨改制而来的。因为1927年1月1日，经过上海人民几十年奋斗，终于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由上海商会会长赵晋卿出面，代表中国人出面收回了“上海会审公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会审公廨分别改成上海第一﹑二特区地方法院。郑钺就职的就是位于法租界的那个法院。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为方便处理上海'孤岛’的法律事务，添设一个高等法院上海分庭，形成上海的"三审制"。租界民、刑案件就近解决，而不需到武汉终审。
　　
　　 这里的吕班路万宜坊即现在重庆南路二零五弄，弄堂口挂有'韬奋故居’的横匾。韬奋是中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弄堂内还有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胡敦复故居。胡敦复是中国数学学会创始人和首任会长，大同大学创办者和校长，也是清华大学首任教务长。竺可祯﹑胡适﹑梅眙琦﹑胡刚复﹑胡明复等大学者都通过他选拔培养后出国留学。当时居住万宜坊的居民文化素质较高。
　　
　　 郑苹如性格开朗活泼，模样出众，颇有些明星样。1937年7月，她成为沪上最著名的画报《良友》的封面女郎。受父亲影响，郑苹如此时选择法学专业，在上海法政大学求学。
　　
　　 813淞沪抗战期间，中统上海区的陈宝骅，社交场合遇郑苹如，就发展她为中统服务。想利用她进入日本人当中，收集情报。郑苹如由稽希宗联系，稽希宗是法政大学校友。由于稽希宗是陈立夫的表弟，所以早已经是有一定地位的中统特工。
　　 郑苹如是国府方面检察官的女儿，政治上可靠，本人有爱国热情，日语流利，又兼具日本人的身份，打入日本人的活动圈子方便。这是中统选择她的原因。
　　 果然郑苹如不负众望。郑苹如利用日本各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关系，周旋于日本人中间，结识了许多日本要人，获取了一些重要情报。如1937年年底，郑苹如就获得了关于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消息。
　　
　　
　　
　　

她就是郑苹如吗? <良友画报>1937年7月第130期

 　　
　　
　　 1937年年底，郑苹如就获得了关于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消息。
　　
　　 1938年，郑苹如经母亲介绍，进入日本海军在上海的广播局做播音员。1938年10月，日军参谋本部的俄罗斯科派遣小野寺信中佐到上海设立的特务机关，即小野寺机关。出于对苏联的战备，除了收集情报之外，还负责尝试与蒋介石政权直接谋和。郑苹如在这一时期还为小野寺机关做翻译。
　　
　　 这个时期，对于中日战争，日本国内各种势力，有着不同的看法。简单来说，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扩大派以强硬的陆军少壮派为主，主张一直和中国作战，直到完全征服中国。不扩大派的组成则复杂得多，有一部分是日本陆军上层将校，认为中日战争继续扩大，则会使日本会完全陷入战争泥潭不可自拔，轻则影响对苏联的战备，重则导致毁灭性结果。因此日本应该迅速与中国谋和。也有一部分是军队以外的人，如外务省的官员、内阁的一些人等，他们一直主张用外交谈判方式结束中日战争，还有极少数是反战人士，主张停止战争。不扩大派在力求通过中国议和确保日本在中国已得到的利益。在要侵略中国这一点上，他们还是一致的。只是对他们的侵略能力的认识有分歧。
　　
　　 郑苹如在这段时间结识一批在上海活跃的日本特工人员。除了小野寺信中佐外，还有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日军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陆军特务部的花野吉平等人。郑苹如并通过早水亲重，结识近卫文麿的弟弟近卫忠麿，这今井武夫就是多次与汪代表梅思平高崇武密谈的日本特务。
　　
　　 所以在1938年8月和12月初，郑苹如能从日方得知汪精卫将有异动的消息。
　　 1939年，郑苹如结识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文隆担过首相的秘书，也就是父亲近卫文麿的秘书，随后到中国，在'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担任一名学生主管。实际上是他父亲想通过儿子在中国寻找亲日分子，以图既占得在中国实际利益，又能从中国战争泥沼中解脱。但是，就在近卫文隆到上海之际，近卫文麿政府垮台，平沼接替近卫出任首相。因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猖獗，近卫文麿招到非议。
　　
　　 这个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就是如今的日本爱知大学前身。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父亲近衛篤麿于1903年在上海创办一所大学，当时与日本国内几所著名帝国大学齐名。它与交通大学隔着虹桥路对望，校园总面积很小。当年是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才得到的一小块建校地皮。起初该校全部由日本本土学生在读，设道上海来的目的，是培养用于侵略的'中国通’。近卫文麿出任日本首相的期间，他本人还兼这个'东亚同文书院’校长。而校务由他的心腹小竹教授主管。
　　
　　 8.13战后，日本侵略军用枪炮刺刀对交大校园实施占领。随后交大一部分进孤岛法租界，另一部分撤到重庆。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仗着校长就是倭国首相的优势，乘机把东亚同文书院的牌子挂在交大校门上，并占领全部交大校园，直到1945年东亚同文书院才被交大驱逐。东亚同文书院被赶回东洋后，改挂'爱知大学’招牌。上海虹桥路对面地皮上原东亚同文书院物业也被交大作为敌产没收，后来撤除改建为交大教工宿舍。日本东亚同文书院赤裸裸利用战争，驱逐所在国的大学，鸠占鹊巢，把自己的校牌挂到他国家大学校园上，实施霸占，是整个世界近代史唯一的孤例。这既是对斯文的嘲弄，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挑战。
　　
　　 所以，我们要清醒：日本人的这所大学是专门培养侵略中国的骨干，学生不论是打着右的还是左的旗号，100%是危害中国的特务。
　　
　　 近卫文隆于1939年2月中旬到上海，到东亚同文书院担任学生主管。这正是东亚同文书院实施对交大校园校产霸占时候。
　　
　　
　　
　　
　　

交通大学一角。二战时校园被日本'东亚同文书院’霸占



日本人建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

 　　
　　 郑苹如怀着一种干大事的冲动，谋求与近卫文隆交往。
　　 紧接着近卫文隆来到上海，郑苹如马上通过日本的人际关系到东亚同文书院与了近卫文隆会面。第一次见面，近卫文隆婉拒了郑苹如要求进一步交往的要求。
　　 原因是近卫文隆事前曾得其长辈同文书院的小竹教授告诫：不要和不认识的中国人见面。
　　
　　 不过，不久后，郑苹如还是第二次拜访了近卫文隆。
　　 这一次，郑苹如先打通了小竹教授的关节：
　　 因为自己的母亲是日本人，所以自己很喜欢日本，想更好地学习日语，和正派的日本人交往。
　　 她恳请小竹教授允许自己和近卫文隆交往。会见时，小竹教授的夫人也在场，夫人也认为郑苹如是一个可爱的女子，不是什么恶人，所以小竹教授同意近卫文隆和郑苹如交往。
　　
　　 记载称：当近卫文隆带着郑苹如出现在同文书院运动场时，在场的倭国师生和家属们以为是日本贵公子和一个中国美女的恋爱。
　　
　　 这句话是不妥的。不妥之处是同文书院根本就从来不曾有过运动场。所谓的'东亚同文书院的运动场’其实就是被霸占的中国'国立交通大学运动场’。写这话的人当时就以为中国也是日本的。
　　
　　 日本特务盯上了她们。当近卫文隆和郑苹如一次在舞场跳舞后，郑苹如发现自己的提包被仔细翻检过而且仔细地恢复了原样。其实，她们之间交往，已经引起了宪兵队林秀澄的监视。军部特务们并非为了保卫下台首相公子的安全，而是关注和监视近卫文隆的活动。当时近卫文隆是希望通过郑苹如或其它人，要与中国当局进行'联络’的。
　　
　　 而郑苹如，也在从事逆向活动，这也许是她的中统上级给她制定的一个策略，即“以反战面目出现，接近反战人士，破坏日军的战争”。
　　
　　 据说，郑苹如曾经介绍中统上海区的陈宝骅和早水亲重会谈。
　　 还说，郑苹如另安排了一名男子和'小野机关’的小野寺信进行会谈。她宣称此人就是“戴笠”。此事被日军宪兵队的特高课林秀澄得知，他认为和小野寺信会谈的不可能是戴笠，于是由特工总部的李士群找来戴笠的照片，让小野寺信进行辨认，他告诉小野寺信，你被郑苹如利用了。
　　
　　 监视近卫文隆和郑苹如这些事情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随着战局的发展，'战争扩大派’在日本国内更加得势。而其中以影佐祯昭为首，由陆军、民间人士和外务省官员组成的一个集团，正在策划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权，林秀澄所领导的宪兵，也属于这一派，因此对打击小野寺信、近卫文隆等'反扩战派’是不遗余力的。郑苹如的一系列活动，既和近卫文隆和小野寺信等人密切相关，同时还有间谍的嫌疑，自然在他们的严密监控范围之类。
　　
　　 而日军宪兵队的特高课对付郑苹如的手段，可说是将计就计。郑苹如出于策略的需要，自然也会和宪兵队的官兵打打交道，甚至还会提供一些经过过滤的重庆方面和郊区游击队的情报。特高课林秀澄则派出了他的下属藤野弯丈去接近并监控郑苹如。郑苹如不知是被蒙蔽，还是愿意也结交日本宪兵队的朋友？反正，藤野与郑苹如也成了好友，还一起去看过新上映的好莱坞电影。有宪兵队的朋友，郑苹如觉得行动更自由。郑苹如最后一次去76号，就是找来日本宪兵队的朋友当'护驾’。当然我们在这里提 '最后一次’的事，太早了一些。
　　
　　 1939年5月，影佐昭祯带着汪精卫从河内经南海﹑东海到达上海。此时他踌躇满志，授意日本驻上海外交官岩井英一以大使名义给外务省发去电报，编造了不少近卫文隆危害日本的事情，结论是“近卫文隆留在上海，有百害而无一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岩井英一正就是上海同文书院毕业生。也就是说，岩井本是近卫家门下的学生如今却坚决地与近卫家族作对头。
　　
　　
　
　　
　　
　　(续主帖)
　　
　　
　　 军部特务们并非为了保卫下台首相公子的安全，而是关注和监视近卫文隆的活动。
　　
　　
　　 是啊，下台首相的儿子，过气了。影佐昭祯代表大倭国在中国开创汪精卫伪政权的时代开始了。没必要让近卫文隆碍手碍脚地呆在上海。当然，此时的影佐昭祯一时没料到近卫文麿到1940年会再度上台执政。
　　
　　 影佐昭祯策反汪精卫成功，及近卫文麿的下台，对华'战争扩大派’成为日本国内主流，影佐昭祯派建立傀儡政权的工作的顺利推进，影佐昭祯一派也加快加重了对'反战争扩大派’的打击。
　　
　　 我们该看清，大倭国的'战争扩大派’与'反战争扩大派’之间的内讧，是它们在如何灭亡中国问题上的争吵，他们出发点是一样的。甚至征服时界的目的也一样。而不要把之想象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那样的'正义’与'反动’之争，或'左派’与'右派’之争，'朋友’与'敌人’之争。近卫文麿与东条英机一样是国际大战犯。东条英机自杀，近卫文麿同样在麦克阿瑟的压力下，以自杀了结其罪恶一生。敌人的'敌人’，同样是我们的凶恶敌人。不要拿到什么就往辩证法身上去套。千万别以为一个好的敌人会帮助我们去消灭另一个坏的敌人。
　　
　　 日本宪兵队私下逮捕了'反战争扩大派’的军部特务花野吉平。1939年5月，日本宪兵队以向敌人间谍郑苹如泄露重要机密为由，逮捕了近卫文隆，此事甚至在天皇御前会议加以讨论。
　　
　　 日本宪兵队据说要趁近卫文隆和郑苹如在一起之时，要密谋逮捕两人。但有人故意在紧要关头让郑苹如得到消息走脱。
　　
　　 让郑苹如得到消息走脱，显然是日本宪兵队其它人并不想逮捕郑苹如。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林秀澄在郑苹如身边安排了藤野弯丈，既然他能向郑苹如透露消息，当然会成为郑苹如的'知心朋友’。有这'知心朋友’就不用担心对郑苹如会失控。
　　
　　 5月下旬，近卫文隆应召回国，回国之后一度被软禁于自家。但那时日本的政局，是30天河东，30天河西，不久，近卫文麿又上台当首相。近卫文隆仍然不放弃外交解决问题的想法，还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但是，他被军部塞到伪'满洲国’去当炮兵。不曾想这一去，贵公子有去无回了。
　　
　　 有一个说法提到：
　　 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见到郑苹如后，坠入情网。于是，郑苹如想通过绑架近卫文隆，迫使日本首相停战，这个想法显然有点幼稚。当郑苹如将近卫文隆骗出，打算付诸行动时，她的上级命令中止了这行动……
　　
　　 根据我们前面的叙述，郑苹如绑架近卫文隆之说该是子虚乌有的传闻。因为，这与的所列的事实发生矛盾。
　　 近卫文隆原本在美国留学。1938年底到1939年2月前，他当首相府秘书（父亲的秘书），以熟悉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便于将来到中国活动。近卫文隆在日本而非中国上海，直到1939年2月他才与郑苹如有第一次见面。因此不存在1938年底近卫文隆在上海被绑架的事。而且就在1939年2月第一次见面时，近卫文隆就婉拒了.....
　　
　　 至于1939年，中国人也不曾'试图绑架’近卫文隆。近卫文隆到上海出任'东亚同文书院’的一个小职务。东亚同文书院是近卫家族办的，近卫文隆到'东亚同文书院’任职本身，只能说近卫文隆到上海，表面是来接办家族的事业。那时，他就只能是'原日本首相的儿子’。原日本首相的儿子与现日本首相儿子，显然是大不一样。这种事，一般能看报的中国人都知道，更不用说是广交日本朋友的郑苹如。况且，郑苹如还是驻上海日本海军电台的播音员。驻上海日本海军电台不仅仅是海军的，而是日本在中国设立的重要广播宣传机构之一。郑苹如自然不会把过气的首相儿子当真的。既然，老爸都被政敌赶下台了，绑架他儿子，那还会改变日本侵华政策？如果郑苹如连这点消息都犯糊涂，哪还配当中统的情报员？
　　
　　 至于所谓'近卫文隆’失踪48小时，那是1939年5月的事，而且是被日本宪兵队秘密拘捕，而不是中国人绑架日本人。那纯是日本人自己秘密绑架了原近卫首相的儿子，而同在那48小时内，郑苹如逃回家里。如此而已。
　　
　　 '郑苹如绑架近卫文隆’的故事最早见于被释放到香港的原汉奸犯金雄白写的故事。据说金雄白原来也住在万宜坊。在香港，他迫于生活之计而写作，写出的东西，有的可信，但不是都是真实，其中不乏为了增加戏剧性的情节而编造。绑架近卫文隆，就可能是编造的戏剧性情节之一。不能简单地当作史实。
　　
　　 这么说，不知是否还有更多的可批评之处？
　　 近卫文隆这个人，还有后续信息：
　　 1945年，近卫文隆在中国东北被苏联军队俘虏，辗转羁押在西伯利亚各地。后来经多方努力，仍未能赎回自由身，最终于1956年在押病故。近卫文隆的太太正子，想法把近卫文隆的遗骨带回日本安葬。
　　
　　 二战一结束，近卫文麿作为战犯服毒自杀，近卫文隆又'失踪’于西伯利亚。于是，近卫文麿无合适接班人。近卫家族就把近卫文隆的外甥细川护辉过继在正子的名下作养子，成为近卫文隆的继承人。细川护辉因此改名为近卫忠辉。细川护辉就是细川护熙的亲弟弟。2009年11月22日近卫忠辉正式就任国际红十字会主席。而此前，细川护熙为日本首相。这些只表明，战后日本的原战犯家族依然声名显赫。
　　
　　 当然，如今是时过景迁了，我们没有必要抓住他们祖上的过错，而另眼相看。
　　
　　
　　
　　
　　 七 女特工郑苹如（二）
　　
　　 由于郑苹如一直没出事，中统对郑苹如的使用加码了。自近卫文隆的'失踪’后 ，郑苹如潜伏了个把月后再次出现。她把目标锁定为特工总部的头目丁默邨。因为丁默邨这个76号的头子对上海平民，尤其是抗日志士的危害太大了。中统要郑苹如与丁默邨发展关系的进一步目的是伺机杀掉丁默邨。
　　
　　 但丁默邨毕竟是老牌特务。他贪生怕死，来往小心谨慎。他住在76号这种警卫如林的地方，还虚设着床铺，自己躲进四周装着钢板的卫生间过夜，其狡诈阴暗可见一斑。他出门更是坐着防弹保险汽车，在陌生的地方从不久留。铲除丁默邨，找他的破绽的确不容易。但丁默邨是色鬼，而郑苹如是美女，能否利用这层关系，让丁默邨因郑苹如而放松警惕？俗语说，色胆包天，只要是色鬼，准会上钩，总有忘乎所以的那一次。于是，郑苹如与丁默邨频繁来往。
　　
　　 丁默邨的确是色中饿鬼，他半生不死地害着肺痨病，却还继续借力'伟哥’那种东东和女人鬼混。哦，那时没'伟哥’，估计只有土里土气的'伟弟’。而郑苹如凭借自身的优势，的确把丁默邨玩得神魂颠倒。
　　
　　 丁默邨为了方便与郑苹如体贴，就常把郑苹如带进76号，后来干脆任命郑苹如为自己的秘书。当然，这打翻了叶吉卿给丁默邨配置的女秘书沈耕梅的醋瓶。沈耕梅是佘爱珍外甥女，佘爱珍介绍来的日文翻译，当然是叶吉卿的耳目。这下，沈耕梅更加死心贴地听从叶吉卿的支遣。把丁﹑郑之间的任何接触，都尽数让叶吉卿知道。
　　
　　 郑苹如这次复出与丁默邨缠绵，也被日本宪兵队注意。她和丁默邨之间50余次的约会，宪兵队每次都作了详细的记录。日本宪兵队也摸清郑苹如的身份。但日本人不清楚郑苹如这次的目的是想刺杀丁默邨，也不知道郑苹如身后协同行动的同伙。
　　
　　 但是，郑苹如的中统上司对她的危险处境毫无察觉，还继续利用郑苹如来实施制裁丁默邨的计划。只是一直找不到下手机会。
　　
　　 把丁默邨拉出来品尝子弹，并非易事。
　　 我们前节已讲过，12月10日的第一次谋杀行动失败了。中统们又制定了由嵇希宗负责的第二次谋杀方案。不想，刚制定好，张理京就落入76号。
　　
　　 此时，张理京虽被捕，但没有造成中统人员及机构破坏。所以中统方面以为张理京不曾泄密，故嵇希宗的计划继续不变。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电话约郑苹如去巨泼来斯路201号潘三省家中吃饭。 我们事先提过，巨泼来斯路就是如今徐汇区的安福路。而郑苹如把消息通知了嵇希宗。嵇希宗于是按原定的方案，带中统杀手埋伏在西比利亚皮货店外。等郑苹如饭后临时以买皮衣为名，把丁默邨哄下车进店。
　　 此时已是冬天，时髦女人有的已穿起貂皮大衣。在潘三省家吃完饭后，丁默邨因当晚与周佛海和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有约要去虹口，就离开潘三省家用车送郑苹如回家。一上车,郑苹如突然要求丁默邨陪她去静安寺路与戈登路（今南京西路与江宁路）的西皮利亚皮货店买皮大衣，算是送她的圣诞礼物。丁默邨认为郑苹如是临时起意，加上停留下来挑货的时间也不会过长，应该没有危险，于是答应了。车到静安寺路1135号西皮利亚皮货店门口，丁默邨和郑苹如在店门口一下车，就要司机将汽车保持发动待命。丁默邨陪郑苹如进店，刚进店，丁默邨就发现门口站着两个抱臂站立的男子。他还发现不远出停下了汽车，有人随着下车。丁默邨立刻警觉起来。此时郑苹如正在挑大衣，丁默邨突然拿出一叠钞票扔在柜台上：
　　 你挑吧，我有事先走。
　　 丁默邨立即从另一道门冲出去，奔向座车。
　　
　　 在街上等候的中统特工嵇希宗等人没想到丁默邨会突然变主意。眼看着丁默邨就要冲进防弹车内了，特务们才想起要开枪。可惜为时已晚，匆忙射出的子弹无法穿透防弹车。虽车身弹痕累累，却不能伤及丁默邨。丁默邨座车屁股冒一股烟，跑远了。
　　 　　丁默邨和郑苹如在潘三省家用过午饭后,从巨泼来斯路201号出发...

巨泼来斯路201号,即安福路201号,后为吴国桢市长官邸


　　 据称，就在中统特工在皮货店附近埋伏时，叶吉卿派出的特务亦在旁伺机“助阵”。不远处的那輌车，就是叶吉卿从它处弄来的枪手。他们本准备混水摸鱼，先看着中统把丁默邨收拾掉。然后伺机抓中统人员。
　　
　　 已经提过，李士群﹑叶吉卿从张瑞京那里已知道中统特工的计划，只是发生的时间不知道。但叶吉卿手下监听了丁默邨与郑苹如的电话。于是，丁默邨出车接郑苹如，及饭后要买礼物的事，都一清二楚。叶吉卿派出的 “助阵” 特务，之所以也没有得手，主要也是因为丁默邨突然变卜。加上只是“助阵”而非主动攻击，所以丁默邨侥幸不死。但嵇希宗显然也遭叶吉卿的特务跟踪而暴露了。
　　 这天晚上，正好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少将在虹口宴请76号上层特工们。李士群、苏成德、王天木、马啸天、林之江、万里浪、吴世宝等约20人都已挤成一堂。唯独丁默邨等迟迟不见。正当众人以为他不来时，传来停车声，众目睽睽之下，丧魂落魄的丁默邨最后一个进来。他承认遭受重庆方面特工的伏击。
　　
　　　连续几场伏击的失败，可看出，上海中统区特工的枪术和伏击参加者的特工素质实在不敢恭维。如此败招，当然暴露了郑苹如的特工身份和她的行刺目标。暗杀计划本该暂停执行。但是郑苹如不甘心就此收场，又心存侥幸，决定深入虎穴，孤身杀敌，完成刺杀计划。
　　
　　 隔一天，郑苹如先是打电话问候丁默村，说前天枪声把自己吓坏了，当时不知是发生了什么。她甜言蜜语地向丁默村问候平安。丁默村电话中语气平稳，谈笑一如平日，对郑苹如的安慰表示感谢，两人还相约共度圣诞夜。
　　
　　 郑苹如见不到丁默村有异常表示，就说既然丁老师因从事“和平运动”而遭重庆政府的暗算，而自己却一时兴起想买皮衣才给了暗杀者以可乘之机。至今心底自己很不安。今后不敢继续让丁默邨出来与自己相会。至于圣诞夜，还是由自己上门看丁老师才更妥当。
　　
　　 郑苹如还试探着说自己的钱已不够用。
　　 丁默邨及时让人给她送来几百元钱。
　　　　这让郑苹如觉得丁默村还迷恋着她，没有对她产生怀疑。由此产生进一步冒险的念头。但此时她已不便再以秘书身份进入汪伪特工总部，约丁默村外出的故伎也不宜重演。郑苹如反复思量，决计在圣诞节这一天两人约会时暗中身藏一支勃朗宁手枪前往汪伪特工总部，准备伺机下手。同时为了安全起见，她找来熟识的日本宪兵分队长陪同，以避开门卫的盘查和猜疑。她以为有沪西宪兵队的这个“小太上皇”同行，76号即使怀疑也不便于抓她。
　　
　
　　
　　 郑苹如反复思量，决计在圣诞节这一天两人约会时暗中身藏一支勃朗宁手枪前往汪伪特工总部，准备伺机下手。同时为了安全起见，她找来熟识的日本宪兵沪西分队长陪同，以避开门卫的盘查和猜疑。她以为有沪西宪兵队的这个“小太上皇”同行，76号即使怀疑也不便于抓她。
　　
　　
　　 不料，丁默村和郑苹如的电话已被沈耕梅监听。李士群叶吉卿在第一时间就得知郑苹如要来看丁默村。于是李士群先安排人将郑苹如等来人带到会客室，并火速派人向驻76号的日本宪兵涩谷说明情况。涩谷打电话与日本上海宪兵本部联系后，走进会客室，叫出沪西宪兵分队长，向他说明郑苹如谋刺丁默邨的情况。李士群命令特工总部第一委员会主任马啸天、第一行动大队长林之江秘密软禁郑苹如。马、林商量后，将郑苹如带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7号特工总部第一行动大队队本部、亦即林之江的家里软禁起来。此时，丁默邨还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郑苹如在林之江家，人不能外出，但还能与外界通讯联络。她曾与家中通电话，说自己一切都好；实则告知家人，自己已被76号关押。
　　
　　 76号女特务佘爱珍与她的外甥女沈耕梅负责审问郑苹如。
　　 郑苹如在刚开始接受审讯时则一口咬定自己是“情杀”，拒不承认自己是“重庆方面的人”，声称丁默村与她相好后，又别有所恋，她心有不甘，就用钱请人开枪恐吓他。
　　 她称：
　　 这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因为丁默邨和我好之后，又别有所恋，要把我抛弃。我深恨自己认错了人，受他的欺骗，被他糟蹋了，心实不甘，所以我用钱请人来打他，使他知道天下女子不尽是可欺的。可是我与丁默邨毕竟有过关系，在生死关头，我心又软了一下，没有跟他一起出店门，使我请来的人一时不能肯定这人是否丁默邨，怕打错了人，让他冲过马路，逃脱了一条命。至于跟中统上海站的关系，郑苹如矢口否认。
　　
　　 李士群为了不让丁默邨过问郑苹如的事，就把郑苹如固定由林之江看守。拘留的地点，既是林之江队部所在地，也是林之江的家。
　　
　　 郑苹如知道情况有点不妙，故烟视媚行，想劝诱林之江与她一起逃离上海。 但此时林之江已罪孽深重，离开76号，随时会遭遇原军统同仁及汪伪特务的双重追杀，故不敢妄动。虽然不为所动，但也不敢与苹如对视。
　　
　　 郑苹如被林之江拘留着，除开不能自由行动外，日常生活还受优待的。
　　　　汪精卫老婆陈璧君曾前往探监，晓以生命无常之理劝郑苹如投靠日伪政权，然郑苹如不为所动。后来他们又以郑苹如为人质，要挟其父郑钺，逼他出任伪职，但郑钺以病婉拒。
　　
　　 叶吉卿没有放过这起有'价值’的事件，她不忘记发动她的'太太集团’们去看一场美女秀。这群汪伪高级特工的妻子纷纷跑到特务行动总队部“瞧瞧”郑苹如的模样。看到之后，'太太们’一致要求杀掉这个勾引她们丈夫的“妖精”。周佛海之妻杨淑慧﹑丁默邨老婆赵慧敏和吴世宝之妻佘爱珍当然不例外，主张杀郑苹如最强烈的当然是丁默邨老婆赵慧敏。
　　
　　 汪伪政府的头面人物对重庆当局的暗杀手段非常恐惧和恼恨，一致主张非杀郑苹如不可。虽然丁默村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想置郑苹如之死地，但他行事不慎遇刺失风在前，被政治对手抓到了把柄，已经颜面尽失，想救也说不出口。
　　
　　 1940年1月16日，关押中的郑苹如给家中写了最后一封信。1月18日，李士群去青岛之前，写了张纸条给马啸天，下令枪毙郑苹如。马啸天将李的手令转给林之江，叫林执行。
　　
　　 1940年2月，林之江押着郑苹如到沪西中山路外的荒郊旷地上执行。在解押郑苹如上车时，林之江哄骗她是解赴南京见丁默邨，不久即可开释。所以要郑苹如化装整洁，穿最好的衣服，带上自己最心爱的物品。等到押车抵达中山路一片荒地要她下车时，她才知道这里就将是她的生命终结之处。
　　
　　 不知日本特务犬养健是否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回忆录里有郑苹如最后时刻的记述，非常简短：
　　
　　 在跪着的苹如背后，照相机的快门咔嚓地闪了一下。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苹如用上海话简单地回答道：
　　 没格。
　　 枪声响起，苹如倒在了坑旁。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又响了一次。
　　 林之江和他的卫兵是执行人。但事后没人敢承认是自己开的枪。包括那杀人如麻的林之江。
　　 郑苹如连中3枪，为国殉身，年仅22岁。
　　 郑振铎先生后来曾称颂她：
　　 比死在战场上还要壮烈！
　　 当时上海新闻界不知情，各报刊都以为郑苹如是为情所困而欲杀丁默村的，事件纯属“情杀”。于是，就把这“情杀”当作是一起76号的丑闻与以揭露。
　　一段时间内，在上海滩，这起桃色恐怖事件众说纷纭。而事实上，正是李士群的亲信故意将丁默村贪色遇刺一事透露出去，大报小报纷纷刊载，成为沪上轰动一时的新闻。
　　
　　 郑苹如形象被严重误解。
　　 中统方面默不作声，显得十分低调，或许仅是因为不能面对失败？
　　 有个说法：郑苹如被捕后，嵇希宗也被拘捕。在郑苹如被枪杀前夕，中统特工嵇希宗也正'出现在’76号中。中统特工嵇希宗如何'被进入’76号，而随后又如何很快将其释放，而回到中统特工队伍来，这始终是个谜。反正，中统没人出面为郑苹如正名。后来嵇希宗 '潜伏’在伪上海市警察局，陈宝骅'潜伏’在伪上海市社会局。这伪上海市警察局和伪上海市社会局，最上层的伪长官就是丁默邨。
　　
　　 陈宝骅和嵇希宗都是陈立夫的亲戚，陈立夫是丁默邨的老上司，他正就是丁默邨需要进行政治投资的保险公司。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起见，丁默邨需要陈立夫在未来保护自己。陈宝骅和嵇希宗正是丁默邨可利用的关系，向嵇希宗提供照顾和关怀是丁默邨为自己买的政治保险。丁默邨最后当伪浙江主席时，改接受军统指示，军统把电台设到丁默邨的'官邸’。抗战胜利后，军事法庭审判丁默邨汉奸罪时，不是军统为他开脱，而是中统的嵇希宗上庭作证，希望对丁降低量刑处理。
　　 中统冷落郑苹如，或许正就是出于陈宝骅和嵇希宗的态度。
　　
　
　　
　　八 76号的年夜饭
　　
　　
　　 从处理郑苹如的事件，看出李士群招来丁默邨之间的深刻矛盾。原先，李士群招来丁默邨，并把丁默邨推为'前台经理’一事，本是在'只要图利，不必图名’的指导思想下的策略行为。因为一开头汪精卫还没来上海， 李士群感到，带头与日本人勾结风险太大，自己就差点变成军统分子于松乔枪击的目标。出头露面的事让丁默邨做，自己在后头点钞票，是最理想的分工。但不想，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到来，情况就变了。在汪精卫﹑周佛海心目中，'前台经理’ 丁默邨是第一把手，而他李士群仅是丁默邨的副手而已。作为副手，李士群就在权利地位上比丁默邨差远了。汪党六大后，丁默邨处处压着李士群一级，除了是76号的头把交椅外，还是社会部长，再协助周佛海主持'肃清委员会’，管上了汪伪的'和平救国军’，把李士群设法俘虏来的王天木和何天凤也收罗到他的手下去了。丁默邨不仅在76号吆三呵四地调配人员，有时甚至也对李士群夫妻指手画脚，盛气凌人。
　　
　　 李士群于心不甘，为与丁默邨争夺控制76号的实权，明争暗斗地搞了起来。李士群利用汪精卫与周佛海的矛盾，把自己移向汪精卫一边。汪精卫一到上海，李就托陈春圃转给汪一封万言长书，自我介绍丁默邨是个“摆子”，他是才老板。丁默邨只是他用的当手而已。同时，为了讨好汪精卫起见，一切都做在丁默邨的前头，以示愿为先驱。还加紧与日本主子套近乎。这方面，果然有进展。李士群逐渐地取得这两方面的好感。同时李士群也加紧了对丁默邨形象方面的打击，散布对丁默邨不利的舆论。更重要的是李士群抓紧76号内部的整理，打击对方，培养并巩固实力，把实权渐渐地转移到自己手中来。决不让丁派形成势力。当发现自己本来的助手唐惠民偏向丁默邨，李士群就不失时期地弄个借口把他关禁起来。
　　
　　 李士群发觉,凡上海党部系统投76号的特务，往往都偏向丁默邨，于是李士群就采取肉体消灭的办法，从源头上掐断亲丁分子的来源。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特务头子张小通被76号逮捕，仅仅是担心如果张小通投降的话，也会是丁默邨一派的，李士群就残酷地弄死张小通，并毁尸灭迹，手段令人发指。
　　
　　 老牌特务曹子白、曹炳生父子不时从租界到76号活动，唆使丁默邨对抗李士群。这事被李士群侦知，李士群就要下杀心。
　　 曹子白、曹炳生父子终于死在丁默邨和李士群之手。
　　
　　 这里，我们把曹子白、曹炳生父子的事介绍一下。
　　 熊剑东被捕之前是'淞沪特遣支队司令’。顾名思义，他可以把上海也视作他的势力范围。但76号又在日本庇护之下，武力上没有弄掉它的可能，于是他指使老特务曹子白、曹炳生父子去挑拨离间丁默邨﹑李士群之间关系，想通过制造内讧，伺机把76号搞垮。不想，事情没着手，1939年春熊剑东进城的消息泄漏，被日本宪兵队逮个正着。
　　
　　 这曹子白、曹炳生父子与熊剑东一样是康泽系的老特务。父子两人均是青帮出身，又都是法租界巡捕房包探。熊剑东被捕后，曹子白、曹炳生不改初衷。 1939年9月间，父子俩通过汪伪社会部的王和松、孙鸣岐的关系，搭上了汪伪社会部长丁默邨。于是他们便在丁、李之间从事挑拨，目的是使他们鹬蚌相争，以谋取鱼翁得之利。
　　
　　 熊剑东当初之所以挑选曹氏父子从事这份差使，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因为派别人，生怕他们两者之间有了矛盾，反而易于败事。曹氏是父子，易于呼应。事情也的确是这样。
　　
　　 曹氏父子就以'包打听’的身份，不时来找丁默邨，在丁的面前说李士群在对他暗中搞鬼：
　　 李士群在日本人那里，是如何贬低丁默邨并非留俄出身，当特务也是半路出家，实力不足以领导76号。而76号所有来自原军统、中统特务莫不心向他李士群等等。
　　
　　 李士群本就在丁默邨身边留有耳目，发觉曹氏父子接近丁默邨，心里早已不满了。及至听到言论，就大怒。便当面质问丁默邨：
　　 有无此事?
　　 并说这是故意挑拨，是一种政治阴谋，后面必有主使，非彻底严办不可。
　　
　　 丁默邨听李士群这么一讲，也觉得曹子白、曹炳生的话，也的确不是出于善意。假使自己对这事不予彻究，反会引起李士群的误会，对自己、对76号都会有麻烦。因而同意彻查严办。再说，此时已是何天凤被杀﹑王天木被拘﹑郑苹如的案子又搞得丁默邨颜面尽失。丁默邨也不能不按下性子，接受李士群的意见。
　　
　　
　　 丁默邨听李士群这么一讲，也觉得曹子白、曹炳生的话，也的确不是出于善意。
　　
　　 可是曹氏父子不属于76号的人。他们来76号，是分别来的。也就是说，不是曹子白来，便是他儿子曹炳生来，从未两人同来。好象也在意防不测。'
　　
　　 要是父子仅仅抓住一个，则不论是父还是子，另一个势必起来报复。而且曹氏父子都以凶、狠、毒、辣与阴险著称，他们身边也有一些'狠’的打手兄弟。就是丁默邨这号76号的头子，也难免对他俩有些心悸。因此，要抓，就得一网打尽，免贻后患。
　　
　　 到了1939年底，丁默邨就利用除夕的机会，要手下的孙鸣岐出面邀请曹子白、曹炳生到华邨吃年夜饭。孙鸣岐与汪曼云等76号众多头目都住在华邨。曹子白、曹炳生父子这下麻痹了。以为孙鸣岐是老朋友，请吃年夜饭这是风俗习惯，不疑是'鸿门宴’。还因为华邨究竟是居民区而非76号，因此也放松了警惕。父子二人就就一起来了。
　　
　　 孙鸣岐借汪曼云家里的客厅摆了酒席，随约汪曼云、蔡洪田、顾继武、黄香谷、凌宪文、王和松、蔡佩作陪，连同曹子白父子和孙鸣岐，恰巧十个人，团团坐了一桌。这汪曼云、蔡洪田、顾继武、黄香谷、凌宪文五位汪党中央委员，原来也是曹氏父子的朋友。曹子白父子见这些人本就都是熟人，于是更放心了。
　　
　　 酒喝了一半，丁默邨打电话给孙鸣岐，查问是否曹氏父子同来?得到肯定后，丁默邨就发邀请：
　　 饭后就请汪曼云陪曹子白父子到里面来谈谈。
　　 这'里面’是指76号。丁默邨之所以要汪曼云陪同进去，是因为汪曼云是有权随时自由出入二门的人，不用出示特别“派司” 的。
　　
　　 曹氏父子听到电话，又从好意的角度去想。以为丁默邨是偶然知道他们来，而临时约见。或许还以为时值岁底，丁默邨可能会按规矩，对'包打听’父子在物质上有所表示。所以都表示 '很好’ '很好’，乐得相见。
　　
　　 这对'包打听’父子也可能以为，此时76号大小特务也正在大型年夜饭的酒桌上醉成烂泥，没心思来动他两的歪脑筋。这对父子真可称是'狡诈一世，糊涂一时’。悲剧就因瞬间的犯浑而降临。
　　
　　 散席后，汪曼云陪同曹子白父子到了76号高洋房的会客室。然后，汪曼云叫人通知丁默邨，便径自回华邨不来了。曹子白父子父子此时情知已上当，但为时已晚，父子同入虎口，断无生还之理。
　　
　　 据说，丁默邨根本没有到场见他们，而是下令把曹子白、曹炳生父子扣进看守所。
　　
　　 曹子白父子被押后，丁默邨和李士群同样是感到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虽说此前不久，他们刚从一场不愉快的鸿门宴上先后退场，但此时又凑在一起商议。
　　
　　 李士群主张立即枪毙。因为此时熊剑东已被大倭宪兵队特高科关押，没人能为曹子白父子之死而组织力量报复76号。而一旦铲除了曹子白、曹炳生父子，丁默邨就不可能有可借助的租界上的外力了。
　　
　　 曹子白、曹炳生父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了李士群计划下必然的牺牲品。至于曹氏父子的挑拨情形的被发觉，是必然的。只要丁默邨还在76号，就一定被李士群的手下监听，而丁默邨偏偏不敢轻易离开76号活动。特别是遇到曹子白、曹炳生父子这种可怕的老特务，更担心在外面会遭不测。而曹氏父子又偏要虎口拔牙，轮流进76号。
　　
　　 而曹氏父子也一直以为只要父子俩不同时进76号，就会没事。他们也一直是这样坚持的。却不料就发生了一次意外，他们同进76号。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可怕的'万一’还是来到了。
　　
　　 丁默邨虽对曹子白父子稍有好感，但此时，也觉得自己既然与李士群同是汉奸，那就得同曹氏父子划清界限。他与李士群之间是在'同命运’前提下的权力之争，而与曹子白父子是 '不同命运’的勾结利用。因此他觉得要对李士群实行“绥靖政策”，而要牺牲曹子白父子。
　　
　　 既然对曹子白父子下手，那就得下狠心，必须一次性将父子一网打尽，否则难于安心。既然利用孙鸣岐把曹氏父子一起诓了来了，那就要用绝手段：
　　立即一起干掉，决不拖延。
　　
　　 当晚曹子白父子行将被杀的消息透露到孙鸣岐与汪曼云耳中。这两人本与两曹有交情，固然不明丁默邨﹑李士群各自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却不愿想到曹氏父子被弄死。于是，一同去找丁默邨：'
　　
　　 曹氏父子纵有不是，但对你丁默邨是忠心耿耿的，你老丁就不应杀他们。
　　这时的丁默邨不知是故意对孙、汪两个耍手腕呢，还是真的后悔了，便叫汪曼云马上去找林之江，要他停止执行。
　　
　　 但汪曼云一时怎么也没法找到林之江。
　　 原来这林之江忠于刽子手的职责，大年除夕纵使不喝酒，也不疏忽执行杀人的光荣任务。
　　
　　 过后，林之江回来了。汪曼云即问林之江有关曹氏父子事。林不开口作答，伸出右手无名指与中指装做捏枪的样子，先向左面一甩，又向右面一甩，嘴里连叫了两声，“啪，啪”，表示已在他手下一起干掉了。
　　
　　 这样，曹子白父子，便在丁、李的暗斗下，没活到当年除夕夜24点。
　　 不过，丁默邨杀曹子白父子这一招却是战略高招：1941年，熊剑东也投降当'汉奸’了。由于熊剑东和丁默邨同在周佛海手下，熊剑东就拿曹子白父子的事，与李士群斗个没完，帮丁默邨拿李士群出气。
　　
　　 其实此前没多少时间，这丁默邨正经历过一个针对他的'鸿门宴’。或说是他正经历了水泊梁山泊寨主王伦为晁盖举办的送客宴。丁默邨正就演了王伦的角色。虽说宴会上没有上演到火并王伦那一幕，但丁默邨被踢了屁股。
　　
　　 其实此前没多少时间，这丁默邨正经历过一个针对他的'鸿门宴’。或说是他正经历了水泊梁山泊寨主王伦为晁盖举办的送客宴。丁默邨正就演了王伦的角色。虽说宴会上没有上演到火并王伦那一幕，但丁默邨被踢了屁股。
　　
　　 那年，76号内外办了大小两场年夜饭，小场面的就是曹子白父子的送终饭。而大场面的年夜饭是76号大小头目都到场（除陪曹家父子那八人），并由丁默邨﹑李士群主持的。
　　
　　 虽说丁默邨在76内连遭滑铁庐，但在汪精卫﹑周佛海格局中，他表面上还是在上升。这引起李士群的不满，引发76号内部的纷争。76号开张以来的第一场年夜饭，难吃极了。年夜饭成了驱逐丁默邨的'送客’饭。年夜饭后，丁默邨实际被踢出76号了。
　　
　　 据说，76号那餐年夜饭开场很热闹。可李士群心里却非常郁闷。
　　 这只因为李士群是76号的副职，他的身份无法与正职丁默邨好比。因此，在“还都”南京之前，汪精卫为了要把伪警特工化，便以丁默邨为伪社会部长兼伪警政部长，李士群也只好像任伪特工总部副主任一样，去做伪警政部的次长。
　　
　　 丁﹑李之间因地位相争，此时便呈白热化的态势。但由于实力的差距太大，丁默邨看看对方，掂掂自己，不得不软了下来，表示消极了。不仅把兼任的警政部长推回给了周佛海，甚至连社会部都不想干了，宁愿到一个无事可为的边疆委员会去。把警政部长让给了周佛海,这事本身是为了破灭李士群的欲望。后来经周佛海调解，丁默邨才回任社会部。这李士群为着抢不到伪警政部长的位子而气愤，这影响了他手下干将打手的情绪，特别是吴世宝。他们要借此“给点力”，弄点颜色出来，给人看看。具体的表现，就是要把丁默邨一脚踢出76号。
　　
　　 利害场上，自古来就是宴无好宴，酒无好酒。鸿门宴杀气腾腾，梁山泊林冲火并王伦，也是在宴会席上的刀光血影。不过这些都是有计划的。
　　
　　 李士群及手下的一鼓郁闷之气在除夕年夜饭上爆发了，76号的这场年夜饭，虽是即兴发挥，但起到“火并王伦”的作用。不过用不着钢刀见红，而只需口舌杀人。结果把丁默邨的威风打掉，逼他识相走路。
　　
　　 76号特务机关横征暴敛杀人绑架，有的是钱。除平日分给大小头目开销外，广有节余，这些都由大小老板娘叶吉卿和吴世宝老婆掌管。1939年除夕，是76号成立后第一个大年夜，强盗们自然要来个大秤分金﹑大碗吃肉的年夜饭。
　　
　　 此时，驻76号里有特工总部﹑社会部和肃清委员会等三个机构，虽门户各立，毕竟头头之间，都是熟人，而且三个机构在名义上，都算是由丁默邨领导的。特工总部虽说是那天的主人，其实客主之间，也分不出什么轻重来，反正大家都一起吃喝。
　　
　　 年夜饭在76号的大礼堂举行。在入席之初，大家以“还都”在即，人人好歹都捞个或大或小的汉奸官当当，大有弹冠相庆之意。这个冠不弹犹可，一弹，就弹动了李士群的神经。
　　
　　 李士群认为自己的一念之差，肉骨头给丁默邨啃去了。社会部长﹑警务部长，双双落到丁默邨头上，李士群只是一个偏房侧室的警务部 “次长”。因此嘴里虽然说不出，态度上掩饰不住。也许李士群生怕酒桌上酒后失言，难免有失风度，便满面不愉快，拂袖而退。
　　
　　 这个无言的暗喻，在座的人，嘴巴不响，眼睛却没瞎。心里都在想，今天的年夜饭会有一场好戏要上演。
　　

　　
　　
　　 这个无言的暗喻，在座的人，嘴巴不响，眼睛却没瞎。心里都在想，今天的年夜饭会有一场好戏要上演。
　　
　　 李士群一走，警卫大队长吴世宝就举杯开腔了：
　　 大家多用点，但勿要吃到别人头上去，也勿要吃得忘记种田人啊!
　　 吴世宝的话虽没指明谁是吃饭忘记种田人。
　　 可是关在76号的大门内的各人，这几天来，里面风风雨雨，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指的就是丁默邨。
　　
　　 老奸巨滑的丁默邨难道会听不懂?
　　 但，奸就奸在装不懂!
　　 吴世宝平日是个向丁默邨立正敬礼，点头哈腰的角色。值得自己把他的话当回事吗？丁默邨觉得，以自己的身份今天接了吴世宝口反而抬高了吴世宝的身价。
　　
　　 看来事情还要发展，吴世宝不过是发个音头而已。丁默邨想到自己唯一的办法是：置若罔闻，无介于怀，也想着避开了时，让吴世宝独脚戏唱不下去。
　　 丁默邨在76号里虽说是特工总部的主任，社会部的部长，和主持肃清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委员，是三个单位的一个总头头。其实他在特工总部已是一只无脚蟹。除他之外，已没有一个心腹，甚至也没有稍作声援的喉舌。
　　
　　 至于社会部，虽没有公开决裂，也已是同床异梦。尤其社会部这些分子都只会动嘴动笔，在这里喊喊杀杀的，哪有那份胆量?
　　 最后剩了个肃清委员会，这个组织，自王天木被押，何天风被杀，已陷于瘫痪，只等断气。哪里还会有项伯或樊哙这种能上鸿门宴救命的人。所以，丁这时在76号虽仍拥有三个头衔，实际上是孤家寡人一个。丁也许有自知之明，因而悄然引退。
　　
　　 于是他干咳了几声，悄然离开76号的大礼堂。或许，离开酒席的丁默邨正在向孙鸣岐与汪曼云打电话，要把曹子白父子骗进76号。
　　
　　 不想这丁默邨虽下了场，横里却冒出一个宝货茅子明。前面说丁默邨在76号无心腹时，忘记了把他算上一号。
　　
　　 茅子明拿不动手枪却捏惯了大烟枪。他的出场，却使得原想下场的吴世宝，重新转身回上台来，把这场戏又接唱下去。原本吴世宝气跑丁默邨后，一阵牢骚话无人应嘴，便想坐下喝自个的酒。
　　
　　 茅子明在丁默邨走出大厅后，就循着吴世宝的语气接过去发话：
　　 吃饭要看各人本事，肚子大，可以多吃点，也就是说，有兼人之量，肚子小的，别说自己想吃吃不下，即使别人送给他面前，他也只好把它看看，这应怪自己肚子不争气。
　　
　　 吴世宝听了这几句话，就以为是针对自己，也是针对李士群的。不待茅子明继续谈下去，便跳了起来，嘴上骂骂咧咧：
　　 在嗄（外）头跑跑过，朋友总要光棍、落槛，侬肚皮哆（大），也勿能吃到别人头上去啊!我格句闲话算讲错了吗?侬本事哆，要多吃点，应该吃到外头去，这才落槛，这才是光棍。侬以为侬本事哆，有牌头，魁！侬魁的是支烟枪，还勿如你们穷爷腰里格支手枪哩!
　　
　　 说着，把腰里的'可而脱’掏了出来，向台面上砰然一砸，人也站了起来。全场气氛突然紧张到了顶点。佘爱珍看到了，马上赶过去先把吴世宝的那支'可而脱’按住，厉声责备：
　　
　　 侬发痴啊?发啥神经!
　　 这时一批人才敢于过来围住吴世宝，说好说歹。
　　 就在这当儿，茅子明也溜出了76号。
　　 没必要解释吴世宝带南通海门口音的上海话究竟表达什么意思，听不懂就当它是驴叫。粗人粗口，听点口气就可以了。
　　
　　 这出火并王伦，纵然不是丁、李两个主角亲自上演到底，也没搞到血溅“忠义堂”的地步，但经此一闹，第二天起，丁默邨从此没再过问76号的一件公文，也没再过问一件事。在华邨的社会部的人，如总汪曼云、顾继武等，为了丁、李之间的这场火并，生怕'一旦变起，殃及池鱼’，所以住在那里'办公’，无异如坐针毡。至于茅子明那晚溜出76号后，又灰溜溜重折回76号，可能有好事者从中沟通疏解。
　　
　　 丁默邨好歹在76号捱到次年3月30日'还都南京’的那一天。从此丁默邨正式被一交踢出76号。
　　
　　
　　
　　
　　 第八章 高陶事件
　　
　　 一 卖国条约的揭露
　　
　　
　　 就在76号内部狗咬狗之争白热化之际，一场更大的分裂危机降落到汪伪集团的核心层。一度充当'和平运动’开路先锋的高宗武﹑陶希圣要与汪精卫集团决裂，他们反戈一击，披露汪伪与日本国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他们回归了抗日阵营。这无疑是对兴冲冲要演出'返都南京’丑剧的汪伪集团当头一棒。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头版，刊出全部日汪密约。
　　 头版黑体巨大字标题是: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
　　 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
　　 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全文刊等了汪日泡制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条款全部内容，还刊登了陶希圣写的《致大公报记者函》，揭露了汪日谈判和签订密约的经过。
　　
　　 重庆及大后方各大报纸于次日同步刊载头条新闻及评论。香港《玛勒西报》、《德臣西报》、《士茂西报》都竞相以显著标题处理这件大新闻，《士茂西报》形容它为“中国报学史上最轰动事件之一”，上海除亲日报纸外，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英文《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及法、德、俄文报纸，纷纷作了头条报道。一时轰动中外。
　　
　　　　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同一天也发表社论，严正声明：
　　 我们向全世界人士宣布， 汪精卫汉奸及其他投降分子，自其发表《艳电》之日起，即已成为中国抗战和中华民族的叛徒和罪人，这些民族叛徒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我们坚决不承认汪逆以及其他投降分子与日寇所订的任何条约，我们誓死反对任何卖国条约和任何方式的向敌投降。
　　
　　 日伪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内容庞杂而细要，连附件在内，大大小小条件多达五十项，内容包括领土、政治、经济、防卫、文化、交通、资源、警务、财政、人事等各个方面。在领土方面，纲要满足大倭国并吞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由领海到内河，无不占有，无不控制的欲望；在经济上，实现日本人独占或合并中国资源和企业的目标；在政治上强调日、中、'满’相互善邻而结合，共同防共反共；在组织上，实现伪政权重要的部门、机关都要由日本人任顾问。
　　
　　 这份密约，赤裸裸表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野心，是汪精卫汉奸集团与东洋倭国联手灭亡中国的条约。因此，“密约”一公布，便举世震惊。它剥下汪精卫“和运使者”的画皮，汪精卫媚敌求荣、无耻投降的卖国贼的真面目昭然若揭。
　　
　　 蒋介石先生抓住机会，在1月24日，发表两篇文告。一篇是《告全国军民书》，另一篇是《告友邦人士书》。
　　 在《告全国军民书》中，他指出：
　　 这几个文件全国同胞批阅之后，对敌阀与汪逆的阴谋诡计，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日支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就是'永远驻防’，所谓'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霸’。这个敌伪协定，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我敢相信稍有血气稍有灵性的黄帝子孙中华国民，读了这一文件，一定发指眦裂。
　　
　　 在《告友邦人士书》中，蒋介石称：
　　 日本企图控制中国独霸太平洋的野心，以及中国之抗战与保卫世界和平及友邦安全之深远关系，他沉痛地呼吁友邦速予制裁日本，迫其停止侵略，而不应再旁观中立。
　　
　　 他还说：
　　 中国深知日本军人野心狂肆，故对于日本侵略，不惜一切牺牲，发动抗战，以惩罚此扰乱世界和平之祸首。……中国自开始即深信，中国之抗战直接保卫中国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生存，间接的在保护太平洋上各友邦之利益与其未来之安全。今日本野心已显露，至此各友邦之不宜再以旁观或中立之名词予野心者以放任，固彰彰明甚矣。
　　
　　 国人针对汉奸无耻的卖国行径，愤怒指出：
　　 汪贼群奸竟在同胞的血尸之上，敌人的刺刀之下，扮演傀儡丑剧，真是丧尽天良！
　　
　　 “密约”的公布，使日本人和汪精卫狼狈不堪。他们陷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西方国家也看清日本的真实野心，及中国一但亡国给他们造成的危险。开始考虑向中国抗日战争提供援助。
　　
　　 英、美、 法等国当局也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蒋介石讲话的的半个月后，2月13日及3月7日，美国政府先后两次决定贷给国民党政府四千万美元。
　　
　　 高﹑陶二人本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所倚靠的核心人物。高崇武﹑陶希圣和梅思平，原来就是汪精卫﹑周佛海的“和平运动”的先锋队，是实现日伪勾结的关键人物。如今高崇武﹑陶希圣的反叛，无疑给了汪精卫﹑周佛海的“和平运动”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事使蒋介石先生十分称心：
　　 汪精卫卑鄙的卖国阴谋是'原来对方的人’ 自己揭露的。没有什么能比让对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更有说服力。
　　
　　 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来说，披露《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是一起这重大历史事件。这对于蒋介石先生与汪精卫主席私人间的是非之争，高陶事件也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辩白。
　　
　　 《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是以照片影印件的形式，由'日支新关系’谈判参与者高崇武﹑陶希圣两人亲手交给香港的杜月笙。香港《大公报》的负责人张季鸾和胡政之，首先要来在报上发表，成了首家新闻。
　　
　　 高崇武﹑陶希圣两人从而得到妥善的安置，陶希圣后来继续从政受重用。而密件的拍摄者高崇武因此得到蒋介石发給的十万美元赏金，随后到美国隐居。
　　 30年代，十万美元是笔不小的财富。
　　
　　 杜月笙没有为这事在香港公开露面张扬，但谁都知道他是这重大历史事件的幕后人物。从此，他不仅是横行上海滩的大亨，而是成了无人可比的'爱国大亨’。
　　 这就是所谓的“高陶事件”。
　　 对于杜月笙幕后操纵高陶事件的事，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气极败坏：　　
　　 我跟他有什么过不去？他竟这么样来对付我！
　　　　
　　 对于高崇武﹑陶希圣毅然与汉奸集团决裂，周佛海表达了他的刻骨仇恨：
　　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
　　
　　 当下，汪精卫下令李士群专程到广州指挥，派遣凶手到香港去企图谋杀当事人。
　　
　
　　 这事，高崇武﹑陶希圣做得究竟对不对？
　　 我们不想代替那个时代的人发表意见，但我们可以听听那时人们的意见。
　　 一位13岁女孩和她的奶奶及姑妈在事件前就谈了看法。一般来说，那个年代女孩不存在被'洗了脑子’的问题。还有这位女孩的奶奶和两位姑妈，即使那个年代也时髦'洗脑子’，那这些乡下老太太和大妈的脑子也是不容易被洗掉的。看看她们是怎麽说的，怎麽做的。
　　
　　 举的13岁女孩是温州人，她叫梅爱文，是梅思平的女儿。自然，另外三位不同年龄的女士，也是梅思平的至亲。
　　
　　 参与汪集团活动的先锋队除了高崇武﹑陶希圣外，更有梅思平。梅思平是另一个《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会谈的主导者。前面说过，梅思平还另有其它'鲜亮’的身份。
　　
　　 1939年12月15日，就在日伪炮制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签字前半个月，《浙瓯日报》于显著位置刊载梅思平13岁的女儿梅爱文写的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这篇文章将近800字:
　　
　　 亲爱的全国各界同胞：
　　 现在我怀着满腔的仇忿恨，含着愤怒的热泪，向全国各界亲爱的同胞们申诉：我的爸爸梅思平，做了敌人的傀儡，做了汪精卫的走狗，做了中华民族最大的罪人了，我是多么的羞耻，多么的惭愧啊！我的爸爸竟会做了为千万人所唾骂的汉奸，做了神圣抗战的叛徒！
　　
　　 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对于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最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我要消灭我的爸爸。这样，才能平抑我的愤怒，才能洗刷去我的耻辱。
　　
　　 我的爸爸梅思平，他现在做了汪精卫的走狗，做了伪中央组织部的部长，他出卖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做了卖国求荣的勾当。我是誓死也要反对他的，而且也是我们全中国民族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要反对他的。
　　
　　 汪精卫背叛了抗日革命，而走上了卖国汉奸的灭亡道路；我的爸爸梅逆思平做了汪逆的走狗。但我是永不能踏着我爸爸臭污的道路而走进这个坟墓的；正相反，我却更爱我的祖国，更爱我们的同胞，也更爱我们为自由而死为民族生存而牺牲的千万战士。所以，对于这些出卖民族的奸徒——汪精卫及其走狗梅思平和平投降、动摇投机的亲日派汉奸、汪派，应该要以最大的力量来肃清他们，消灭他们！巩固我们的抗战阵营。
　　
　　 在纪念首都会沦陷二周年的今天，我们的抗战已进入了相持阶段了，也正是需要我们集中全力来准备反攻的时候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严整抗战阵营，扫除并消灭一切面目不清的潜伏在我们周围的汪派汉奸、亲日派汉奸及和平投降分子......我们要提高警惕性，不要受到汉奸汪派的阴谋的欺骗！我们坚持抗战到底，粉碎一切和平投降的阴谋企图！我们要坚持团结，反对一切敌寇汉奸挑拨离间的分裂活动！我们要在国民政府，要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坚持进步！向日寇作最后的决斗，获得我们民族解放的胜利！
　　
　　 我不愿戴上汉奸的女儿的臭污帽子，我要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来打倒我这个做汉奸的父亲梅逆思平。我更希望一些做了汉奸的儿女的人，能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活动，并且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
　　 梅爱文 一九三九.十二
　　
　　 接着，《浙瓯日报》又连续3天刊出《启事》，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梅思平的两个异母妹妹梅鹤邻、梅鹤春宣布与梅思平脱离一切关系。
　　
　　 她们称梅思平是:
　　 附逆作贼，害国辱祖。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汪精卫集团的看法。可以作为我们这时代人的参考。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以下问题上：
　　 高陶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二 '要么只有杜月笙’
　　
　　
　　 为讲清高陶事件发生的过程，先讲交代一下几个相关人物。他们是高宗武﹑陶希圣﹑杜月笙﹑万墨林﹑徐采丞﹑黄群和徐寄庼。事件的流程是这样的：
　　 高宗武和陶希圣是《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谈判的当事人。高宗武以向中央交出密件为条件，要求不受处分，重新回归。于是找黄群，黄群找徐寄庼，徐寄庼找徐采丞，徐采丞向杜月笙汇报，杜月笙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点头，杜月笙命令管家万墨林制定计划并予以执行，于是高陶事件顺利完成。
　　
　　 黄群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浙江人。1911年参与杭州光复，1912年是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也参与反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但他不是国民党员而是与梁启超同党。他主张爱国抗日，反对汪精卫投降。黄群不但是高宗武的浙江老乡，而且是高宗武父亲高玉衡的老朋友。
　　
　　 徐寄庼是黄群的执友，也是浙江人。长期从事金融银行事业。当过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副总裁兼代总裁，出任过上海市商会理事长等。徐寄庼是<上海银行史>一书的作者。解放前夕他还接替杜月笙出任上海市议长。他为人光明磊落，胸襟坦荡。抗日战争初期，他担任上海市商会理事长时，积极团结工商界人士，坚持在抗日爱国队伍中。徐寄庼与杜月笙﹑徐采丞是朋友。
　　
　　 杜月笙是上海三大亨中起支配性作用的人物。行为复杂却又十分有个性。抗日战争中，他始终站在爱国的立场，对日伪进行打击。因坚持抗日，813战后，他退居香港。
　　
　　 杜月笙留守上海的哼哈二大将是万墨林和徐采丞。两人一个主内另一个主外。
　　 主管内务的万墨林也配合军统戴笠组织上海的抗日除奸活动。
　　 主外的徐采丞代表杜月笙从事外交业务。他利用日本军政两方派系林立，又都喜欢跟中国大亨们勾勾搭搭的心埋，纵横捭阖，与东洋人周旋。
　　　　
　　 高陶事件的主角是高宗武，陶希圣。他俩追随汪精卫、周佛海叛国投敌过程，前文有过诸多叙述。但当汉奸的滋味并不象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好受。
　　 一方面，全国大众骂声不绝，从肉体消灭汉奸的枪声不停，他们未免为之心惊肉跳。
　　 另方面，日本人颐指气使，汉奸在他们跟前不过是狗而已，这使他们难以忍受。
　　 还有，在汪伪酝酿组织伪政府过程中，由于内部的倾轧，他们在权位的分配上，他俩被冷落。
　　
　　 加上他们在参加日汪密约谈判过程中，对汪精卫、周佛海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亡国要求也有所不满。上述种种原因，促使高宗武、陶希圣两人极度苦恼，而产生另找出路的想法。
　　
　　　 前文说过，1939年年5月底，汉奸们刚落脚上海，汪精卫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周佛海、高宗武等人从上海去日本'朝圣’，与倭酋平沼的内阁谈判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的问题。
　　
　　 可在谈判中，日本人逐步加码，不断提出以灭亡中国和吞并中国为宗旨的谈判条件。参与谈判的高宗武、陶希圣两人终于体会到汉奸亡国奴难忍的煎熬。他们另想出路的念头渐趋强烈。
　　
　　 高宗武到日本看到日方谈判条件后感到，如果就此谈判签约，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在他们手里。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隐居日本的黄群，向他讨教。
　　
　　 黄群答应帮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
　　
　　
　　　 黄群答应...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
　　 但是，黄群因为自己原本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与国民党间彼此不无偏见，他在国民党内缺乏有效的关系。居住在日本长崎的黄群和高宗武相约，待高宗武离日回沪时，黄群也随之而来到上海。
　　
　　 黄群当即去找到了同乡好友徐寄庼，一起密谈。谈话的末了,他提出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问题：既要使高宗武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既往不咎，允许立功赎买罪。
　　
　　 徐寄庼听后沉吟一阵，忽然一拍脑袋：
　　 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要么只有杜月笙。　　
　　 黄溯初面露微难之色：
　　 很可惜，我并不认识他。但是久闻此人既仗义又讲信用，做事一言九鼎，的确有口皆碑。倘若能让他直到这事并答应插手，这自然就放心了。只可惜，如今杜先生不在上海，而去了香港。这事关重大，除了向杜月笙面谈外，不能通过信函电报，如何是好。
　　
　　 徐寄庼告诉黄溯初，这无妨，他可以帮助找徐采丞去。只要徐采丞知道，杜月笙就能拿主意.
　　 于是，徐寄庼立刻写下张条子：
　　 高决反正，速向渝洽。
　　 亲自出马送交给徐采丞。
　　
　　 此时正是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底，徐采丞此时恰刚乘沪港客轮从香港回上海。见到纸条，马上与徐寄庼﹑黄群会面。
　　
　　 徐采丞情知此事关系重大，立即建议黄群留沪等消息，自己马上购票，乘原客轮回香港，向杜月笙报告。
　　
　　　　杜月笙照例下午过维多利亚海湾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这天，他正和秘书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忽听门响，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他一脸惊奇：　　
　　 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紧急大事，要你定夺……
　　 徐采丞不及坐定，接着说，
　　 故此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何事此等紧急？
　　 杜月笙急忙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那就是徐寄庼写来的。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八个字：　　
　　 高决反正，速向渝洽。
　　　　
　　 高，指谁？
　　 杜月笙沉吟了一下，
　　 莫非否高宗武？　　
　　 是的。 　　
　　 消息是谁给的？　　
　　 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庼写给你的。 　　
　　 黄溯初，是哪位？ 　　
　　 黄群啊，这人你听说过的……他是日本老留学生了，就是后来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还当过北洋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跟东洋人关系很深，还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都得到黄溯初的帮助。
　　　　
　　 采丞兄，你怎认得这位黄先生的？　　
　　 不，是徐寄庼介绍的，黄先生是徐寄庼的同乡友好。　　
　　 杜月笙大惑不解：　　
　　 这么说，此等好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地说开了。
　　 原来，此次他一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庼便登门拜访，给了这张字条， 他解释说：
　　 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驻港从事情报。他一向主张“和平救国”的，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政坛非常活跃。因此等缘故，高宗武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格佞阿啦晓得噢。（按：这人我知道噢）
　　 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说。
　　 原来杜且笙与高宗武有过交往。一年前，高宗武来往于香港、上海间，在日本和汪精卫﹑周佛海之间进行秘密勾通。这事被香港《华侨日报》察知，曾登出消息予以揭露。高宗武扬言要告《华侨日报》。杜月笙出面“调解”，色厉内荏的高宗武立刻就坡下驴， 表示：
　　 看杜先生面子，打消原意。
　　 杜月笙因此称赞高宗武：
　　 这位朋友 很落槛。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
　　 徐采丞欣然地说，又把高宗武托黄群，黄群找徐寄庼，徐寄庼推荐找杜老板的过程讲了出来。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心里马上想到一个问题：　　
　　 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这才是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更是价值所在。
　　　　
　　 徐采丞断然地说：　　
　　 那当然没有问题。　　
　　 于是，杜月笙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立起身：　　
　　 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当面向蒋委员长报告。
　　
　
　　 三 杜月笙两见委员长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５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进谒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应该如何处理？
　　　
　　 蒋先生当面给予指示：
　　 从速返港，秘密进行。　　
　　 杜月笙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珊瑚坝机场回香港去。他正为自己有幸独自办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兴奋。
　　
　　 但凡事都别高兴太早。高兴太早了有苦头吃。
　　 此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军用飞机都被日本击落了。而后来著名的'飞虎队’此时还没有诞生，西方国家对华不存在任何军援。中国没有制空权，天空的飞的军机都是日军的。你看，杜月笙搭乘的这班中国航空公司的客机，马上经历了一场风险。
　　
　　 客机飞到半途，就碰到日本军机射击追逐。好在那时军机只有机枪而没有智能导弹。
　　
　　 但民航机与军机之间，有如山羊与狼的关系，民航机只有挨撕咬的份。
　　 好在，民航机的机长技术超一流，他为了保全飞机和旅客的生命，凭经验与熟练的技术与日本军机过招。那时的飞机均是罗旋桨驱动的，速度都是几百公里。军机也没有更多的速度优势。但军机使用机关枪射击，如果民航机简单地向前飞而军机后面开枪追击，则民航机必毁。经验老到的民机驾驶员采用不断盘旋转向和不断爬高的方式，使得两机始终不在同一水平面，更不在同一飞行方向上。敌机也不断盘旋爬高，但机关炮口沿切线方向瞄准，弹迹始终在轨道线的圈外，敌机开的是空天炮。
　　
　　 民机就这样拼命盘旋攀高逃脱敌机的机关炮射击。
　　 民航飞机前面逃，后面敌机则紧随不舍，苦了乘客。这时的民航飞机既没有空气调节，又不备氧气吸孔，更缺乏舒适安全的其它设备。飞机上的乘客，个个身子猛烈的摇来晃去，时上时下，只觉得在翻江倒海，转得他头昏眼花，心颤胃翻，几乎昏厥。患气管炎的杜月笙更是呼吸艰难，几度窒息，撑到后来实在受不了，他便眼睛一闭，索性等死。
　　　　
　　 幸好，倭军机追逐到了８０００公尺以上的高度，看着民航飞机驾驶员翻腾揉升，技术高超，再追下去，也是徒劳无功。更可能，敌机的燃油消耗过大，所余不多，再追下去，也就无法回去了，于是便一个转弯，飞开去了。敌机放弃了追击，这一飞机人才算是拣回了性命。感谢机长的同时，大家也筋疲力尽。杜月笙吃不消了，一路上躺着飞机软座捱到香港。
　　　　
　　 杜公馆的家人、亲友用担架抬回了杜月笙。打针吃药，紧急救治后。杜大官人才缓过气来了，脸色苍白的他，挥手退开众家人：　　
　　 你们都出去，请采丞留下来。　　
　　 杜月笙欠身说：　　
　　 请你立即回上海，代我办到两件事体。第一，请黄溯初先生火速来香港，跟我当面接洽。第二，转告万墨林他们，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地先送到香港来。
　　　　
　　 第二天徐采丞动身回上海。不上十天，黄溯初首先飘然南来。杜月笙大病方愈，亲自去迎接。为了安全保密，他又请黄溯初在杜公馆下榻。
　　　　
　　 黄溯初和杜月笙促膝密谈。由于高宗武的每一笔账都在黄溯初的肚皮里，他把的种种经过，包括高宗武三度赴日的人与事、中日密约的要点，逐条逐项向杜月笙细说。
　　
　　 杜月笙听着听着，感到一下拿不住要点，坦率地说：
　　 这实在太多了，一下子难以记得住。　　
　　 于是，黄溯初笑了：
　　 我给您扼要地写个概要。
　　 于是亲笔给杜月笙写了一份报告要略。除高宗武外，他还提到陶希圣也有异心。杜月笙欢欢喜喜地双手接过，他眉飞色舞地说：　　
　　 我明天再搭飞机去找委员长！
　　　　
　　 蒋介石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完毕，蒋介石便写了一封给高宗武的亲笔信，称高为“浙中健者”，要杜月笙设法转交，并设法营救高﹑陶脱险。
　　
　　 杜月笙得了蒋介石的御笔函件，心知大事已成。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免得贻误时机。
　　
　　 第二天杜月笙又飞回香港，即密令万墨林做好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的准备。他频频叮嘱道：
　　 你回去告诉万墨林和恒社弟兄，想尽办法，速速救高、陶两人脱险！
　　 然后把委员长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话中提及的恒社就是杜月笙帮派的基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