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pro换硬盘:幸福广东,广东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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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广东,广东幸福?

2011-12-13 10:55:23

作者: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摩根(Alastair Morgan)

人到中年,我开始更多的思考关于人类幸福的衡量标准这个问题。但愿为时未晚。

直到最近我发觉幸福指数的统计方式是多么的荒谬。对于我来说,幸福指数就好比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中超级电脑“深思”(Deep Thought)的计算。为了得出“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终极答案”,“深思”花了750万年,最后计算验证出一个数字“42”。很不幸的是没有人可以验证这个终极答案。在我看来,在一堆无尽的模糊的主观数据基础上得出的幸福指数,只能够代表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而这个数字不能应用于任何实际的效用。

当我认识到更大的缺陷不在于指数本身而是在我意识的力量,我开始改变主意了。孩童时代,我和别的孩子一样,纠结于一个问题:宇宙范围到底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这仍然更难理解)。青年时期,我又几乎被宏观经济学吓到了。当时在我看来,我难以理解一个或少数几个人如何能控制(至少我当时这样认为)无限的变量来影响国家的经济。现在我终于理解,即便我们有可能,同时也确实会犯下大错,我们还也是能够影响全国甚至全球的经济的。现在我也相信,政策制定者不仅有同样的能力去影响国民的幸福——无论向好或向坏,无论有意或无意,而且,影响的效果也是可以衡量的。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两个说法都只对了一半。带来幸福的因素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他们就好比我们人类的指纹,独一无二,但同时遵循少数几种相似的图案。幸福有很多相似性和共同点可以用作评定和量化的标准,不幸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各有各的不幸,但是不幸的原因和表现也是有很多共同点的,所以,在公共政策中,衡量不幸并且应对不幸能成为一个看似合理的目标。

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对人类幸福的追求的弊端也不仅仅是数据统计的问题。从普遍意义来说,人类的幸福是不会带来重要成果的。从生物角度看,我们会因追求人类幸福而低估外界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环境。问题并不是在于,我们不在乎对环境的破坏,恰恰是在于我们足够关注或者说反应得足够快。我们还不够聪明,所以不能欣然接受应有的不幸。相反,我们像被温水慢煮的安静的青蛙一样:乐于当下。然而,对于那些人民的政府里的负责人们来说,人民的幸福感确实适当的衡量标准。用一组客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数据来衡量幸福感,也总比简单地测量GDP增长要显得全面而充分。

幸福指数本身就像托尔斯泰伯爵的的幸福家庭理论:既相似又不同。相似在于它结合了主观和客观的标准,人们既对他们的心情给以评定,又对他们的生活环境给以评定。得出的数据被咀嚼后再用来证明后者之于前者的影响,揭示一般来说让人们幸福或不幸的因素。指数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问题的组成以及一系列被评判的条件。有些结果在意料之中。例如,人们感觉就业时比失业时幸福,健康时比生病时幸福。同时平均幸福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即便如此,我依然有点不太理解,政治领袖们又会如何运用这些调查结果呢?英国国家统计局11月底的数据显示,英国民众的生活平均满意度为7.4分(满分10分),这对卡梅伦有帮助么?他还是会每天奔忙于各国内国际重大事件,还是要面临着公共财政改革的需求。华南理工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课题组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广东的平均幸福指数是69.38,而不是59或79,那么汪洋又会怎样呢?或许因为珠三角和欠发达地区的幸福指数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他更加确信要以调节差距为重要决策目标,即便如此,也许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

事态如是,试问广东真的幸福吗?你可以说人类的意识里每一秒有一亿三百万不同的回答。你也可以简单回答是的,大部分是幸福的,多多少少是幸福的,一贯通常是幸福的。我亦如此。